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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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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1
Publisher:
新世界出版社
Language:
chinese
ISBN:
B00GXZOR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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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错觉

Year:
2011
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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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错觉:人人都会犯的致命错误 / (英)麦基著;冯松译.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80228-937-6

I.①可… Ⅱ.①麦… ②冯… Ⅲ.①历史事件-西方国家-普及读物

Ⅳ.①K10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7122号



可怕的错觉



作 者:[英]查尔斯·麦基

译 者:冯 松

责任编辑:刘丽刚

责任印制:李一鸣 郑珊珊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市昌平北七家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30千字 印张:22

版 次: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8-937-6

定 价: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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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目录

第一章

为金钱疯狂——密西西比计划始末

第二章

南海泡沫

第三章

狂热的郁金香

第四章

圣物崇拜

第五章

近代预言家秘史

第六章

悍匪的赞歌

第七章

决斗与神裁

第八章

第九章

“女巫”奇冤

第十章

炼金术士

第十一章

占卜术

第十二章

催眠术士





第一章





有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建立起许多公司,

发行新股票牟取暴利;

他们用虚名欺骗国民,

先募集新的信贷,

然后将其贬值,

把虚夸的资产分成股份,

引得众人争来夺去。

——笛福





为金钱疯狂——密西西比计划始末





1719年到1720年,在法国发生了一件被后人称为“密西西比大疯狂”的历史事件,无数的法国民众被卷入这场购买股票的狂潮中。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凭借股票一夜暴富,但随后,更多的人收获的是破产的结局,国家也一度陷入动荡之中。

说起这个事件,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密西西比大疯狂”的始作俑者——约翰·劳。由于约翰·劳倡导的“密西西比计划”的严重后果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因此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他不是骗子就是疯子。但是,后世的历史学家发现,如此对待他是不公平的。众所周知,约翰·劳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与其说他骗人,不如说他是受骗;与其说他是罪犯,不如说他是受害者。他是那个时代的金融专家,他对信用的原理和原则了如指掌;他所建立的系统虽然最终轰然崩溃,但这并不主要是他的过失,而是因为他建立这个系统的基础——法国民众——出了问题。他做梦也没有料到整个国家贪婪的狂潮成就了他的计划,也最终毁灭了他的系统;他也不知道,自信,像怀疑一样无限制地增长;并且,希望,也可以像恐惧一样四处泛滥。他怎么会预见到法国人会像寓言中的那样,在他们发疯般的渴望中,杀掉给他们下了那么多金蛋的鹅呢?



约翰·劳,他一生的命运就像第一个从伊利湖向安大略湖[1]漂流的水手一样。他出发时,河面上波澜不兴,视野开阔。河水载着春风得意的他迅疾愉快地前行,此时来看,没有人能阻挡住他前航的轻舟。可是……天哪!眼前就是大瀑布。当他明白过来时,已经太迟了。刚才还载着他快乐前行的水流如今竟成了把他推向深渊的死神之手。湍急的水流让他试图调头返回的一切努力都成为徒劳,此刻,他再拼命地划水,也根本不足以对抗水流的强大力道,水流逐渐将他推向那势如雷霆的瀑布。最终,他与水流一起飞越嶙峋的岩石,连人带船一道落入谷底,撞个粉碎;这个猛烈的冲击使水面溅起了一些水花,但也只是翻滚了几下,冒出几个泡沫就平静下来,像往常一样,继续向前流去。约翰·劳和法国人就是这样。劳是水手,法国人是河水。

1671年,约翰·劳生于爱丁堡。他的父亲老约翰生于法夫郡的一个古老家庭,其职业是金匠和银行; 家。老约翰做买卖积攒了一大笔财富,他用这笔钱在罗西安西部和中部交界的佛斯福斯买下了劳里斯顿和兰德尔斯顿两处地产,因此,他被称为劳里斯顿的劳——在自己的名字前能拥有一个领地的称号,这不仅是老约翰的一个愿望,也是他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梦想。

约翰·劳是他的大儿子,刚满14岁的时候就被带到会计室中艰苦工作了三年,因为老约翰想让儿子早早理解苏格兰这个地方的银行操作原则,以便日后接替自己的事业。约翰·劳没有让父亲失望,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在算术上显示了超乎同龄人的才能,并对数字充满了热情。17岁时,约翰·劳长得又高又壮,身材健美。虽然他的脸上因出天花而疤痕累累,却非常讨人喜欢,一看就是个充满聪明智慧的青年。这时,他开始变得不务正业,自负虚夸,一味痴迷于奢华的服饰。在女人丛中,约翰·劳是个宠儿,女人们都叫他“漂亮的劳”。而男人们却十分鄙夷他这个纨绔子弟,把他称作“浪荡的约翰”。他的父亲在1688年去世,他也乐得没有烦琐事务缠身以及父亲的约束,带着继承来的劳里斯顿地产的收入,来到伦敦闯荡世界。



他当时非常年轻帅气,性格桀骜不驯,加上又刚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因此,可以想象,他刚到伦敦的时候出手相当大方。很快,他就成了赌场的常客。他把数学天赋用在了赌桌上,靠着对输赢几率精心的计算,他竟然屡屡赢钱,俨然成了赌场里的常胜将军。每个赌徒都对他的好运十分嫉妒,更多的人则是对他崇敬得无以复加,赌徒们每天目不转睛地看他赌钱,看他压在什么位置,大家也纷纷跟着压,以图沾点光。

在讨女人欢心方面,他也同样是个行家里手。伦敦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都亲切地、微笑着看待这位潇洒英俊的苏格兰男子——这个年轻、富裕、聪明又富有魄力的小伙子。可是所有这些成功却为他未来的不幸命运埋下了伏笔。放荡地生活了九年之后,他最终成了一名无可救药的赌棍。他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地下注,而是疯狂地追逐大笔押注带来的刺激,他的赌注越押越大。终于,有一天,他在一场豪赌中失败,输掉了很大一笔钱,他不得不抵押了他的地产才脱了干系。祸不单行,偏偏在这时候,他与一位名叫维莉尔丝的女士的暧昧关系败露了——这招致了该女子的丈夫威尔逊先生的仇恨,后者要求与他进行一场殊死决斗。他接受了挑战,并当场把对手射死。这使他锒铛入狱,并被判处谋杀罪名,应处以死刑。但由于是过失杀人,判决最后被减成罚款。但死者的兄弟不服,提出了上诉。他被押到最高法院受审,可是他后来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逃脱了法网,并逃到了欧洲大陆。

事后,法官们还在《加威特报》上刊登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劳。在通缉文告中,他被描绘成“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26岁。个子高大,肤色黑,瘦削身材。体型适中,大约有六英尺高,大麻坑脸,大鼻子,嗓音响亮”。但这并没有阻碍他的成功逃亡,他到达欧洲大陆后,在那里旅行了三年。这三年来,他一边周游各国,一边详细地钻研各国的货币和金融事务,还身体力行地从事了一些金融生意,比如他在阿姆斯特丹呆了几个月,就做了几笔金融投机买卖,这让他赚到一些钱。他每天早上研究金融和贸易的规律,傍晚则沉溺于赌场之中,赚到的钱也在赌场中被挥霍得所剩无几。

大约在1700年,风头过去以后,他返回爱丁堡。就在这个城市,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的提议和理由》的小册子,不过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

不久以后,他又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立所谓的“土地银行”的主张。他主张,“土地银行”发行的纸币,按一般利率,永远不得大于或等于该国所有土地的价值。谁拥有此种钞票,谁在特定时间内就拥有对该土地的使用权。这个宏伟计划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苏格兰议会的极大兴趣,议员们对这个主张进行了长久的讨论。一个中立党派还提出动议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银行。不过,议会最后通过决议认为,这种通过强迫的方式建立的任何纸币的信用,会使整个国家陷入风险之中。因此否决了这个计划。



劳的计划失败了,同时,他提出的对误杀威尔逊一案的赦免请求也被法院驳回。无奈,他只好再度流亡欧洲大陆,重操赌博旧业。他继续在佛兰德斯[2]、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国游荡了十四年。流亡期间,他所到一国,便研究该国的贸易和资源,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没有纸币,国家的经济也不会繁荣。在这十四年中,他成了赌博专家,凭借精心的计算和对下注时机的把握,从赌场中套取了大量的财富,也因此成为赌场经营者的噩梦。据《世界传记》(Biographie Universelle)记载,他首先被逐出威尼斯,又被热那亚封杀,因为当地的法官都认为他的到来给当地的年轻人带了个坏头。在居留巴黎期间,连警察总长达让松都勒令他卷铺盖走人。但幸好约翰·劳与巴黎的旺多姆公爵、孔蒂王子和奥尔良公爵等诸多社会名流私交不错,尤其是奥尔良公爵,十分赞赏约翰·劳的潇洒从容和翩然风度,他放出话来要做劳的保护者。有了这些名人的力挺,劳也自然能心安理得地在巴黎居住下来了。

劳深知奥尔良公爵与皇帝十分亲近,并且深深地感受到,公爵今后注定将成为法国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劳很注意和公爵保持良好关系,他们经常互访,劳则趁机向公爵灌输他的金融主张。

在这期间,劳曾向法国的审计长德斯马莱提出了一个财政计划。据说当这个计划上报给当时的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时候,皇帝得知计划的提出者——劳不是天主教徒,就拒绝与劳进行任何接触。就这样,劳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劳对自己的财政计划不死心,他来到意大利拜谒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马迪斯,请求他在自己的领地建立土地银行。公爵的婉拒让劳的希望再一次破灭,但是公爵建议他再回到法国国王那里试试看,因为他对法国人的性格很了解,法国人肯定会对这样一个新颖而又动听的计划热烈赞同。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原来否决他的计划的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刚刚去世了,年仅7岁的继承人登上了王位,前文提到的奥尔良公爵摇身一变成了摄政王,总揽朝政——劳的机会来了!

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是他的朋友,对他的理论和假设十分熟悉,劳面前的道路再无障碍。更重要的是,由于前任皇帝路易十四漫长执政期间的奢侈腐化,法国的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劳和他的计划,恰恰也让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看到了希望。

当时,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接手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全国的对外债务高达30亿里弗赫,而每年的税收总共才有14.5亿里弗赫,政府支出花去14.2亿里弗赫。也就是说,每年只有300万里弗赫来支付30亿外债的利息,整个经济秩序一片混乱。经济上的混乱引发了社会的动荡,路易十四刚刚死去,国民的积怨终于爆发了,愤怒的群众走上街头,用石块砸坏他的塑像,撕毁他的肖像,他的名字已成了“自私”和“压迫”的同义词,人们的记忆中只留下了他的倒行逆施、奢侈和残暴。



为了迅速平息国民的怨恨,维护政权的稳定,摄政王专门召集了一个会议来商讨解决方案。会上,圣西蒙公爵建议摄政王召开议会,宣布整个国家的破产,尽管这个方案非常冒险,一旦成功,将有效地把国家从暴乱的危险中挽救出来。而处事圆滑的诺阿耶公爵担心此举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则运用自己全部的影响反对圣西蒙的提议,辩称这个冒险的举动既会降低法国的诚信度,又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摄政王同意了后者的意见,于是,这个孤注一掷的计划被终止了。

摄政王最终采纳了后者的计划,尽管打着维护国家诚信度的旗号,许诺要公正无私,结果出台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一个不诚实的措施:国家下令重铸货币,但货币的重量比原来减少五分之一;那些拿1000个金币或银币到造币厂的人领回了面值相同的货币,可金属的重量只有原来的五分之四。这样一来,通过空手套白狼,国库凭空就获得了7200万里弗赫的收入。可结果却使国家的整个商业运行变得一团糟。政府又轻微地减少了税赋,此举果然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民众愤怒的呼声,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人们忘记了未来会出现巨大的不幸。

计划的另一个方面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裁决委员会,审查那些贷款承包商和赋税承包人的不法行为。这个裁决委员会是由议会的各个议长、各委员会援助和咨询法庭的法官们以及审计委员会的诸位官员组成,其主席是财政大臣,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鼓励民众对税收员的不法行为进行告密揭发,并许诺:告密者可以拿到罚金和没收款项的五分之一作为报酬。另外,谁要能协助找到犯罪者隐匿的款项,那么款项的十分之一将作为赏金。在那个时代,税收员在任何国家的名声都不太好,但在法国尤为严重,因为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税收员广收苛捐杂税,民愤极大。因此,当这些赋税承包巨头以及手下的各级承包人受到法办,全国民众一片欢腾。

委员会一成立,法国顿时出现了告密狂潮。犯罪或有嫌疑的人纷纷锒铛入狱,上到巴士底监狱,下至边远县城的小监狱统统人满为患。委员会还下令:凡是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跑的人都将被处以很重的罚款。这场裁决风暴使得大量贷款承包商和赋税承包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有的人被罚戴枷示众,有的人被罚做苦役,罪行较轻的人则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只有一个名叫赛缪尔·贝尔纳的人被处死了,他是一个偏远省份的银行家和赋税承包人。这个号称当地一霸的家伙非法收入如此之巨——竟提出愿意拿出600万里弗赫,即25万英镑买条生路。不过裁决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贿赂——他被立即处死。



不过,在这场运动中仍然有不少漏网之鱼。一些贷款承包商和赋税承包人比赛缪尔·贝尔纳狡猾得多,他们把财产都藏在隐秘之处,政府即使抄了他们全家也所得无几。无奈,政府做出了妥协——改以罚款的方式代替刑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各个行政部门贪污腐败,大部分罚款反倒被朝臣以及他们的妻子、情人们据为己有,国家并没得到更多实惠。当时有这样一件事:一个承包人依照法令本应被罚款1200万里弗赫。一位在政府中很有影响力的伯爵告诉他如果给自己10万克朗[3]的话,他的罚款就可以免除。“朋友,你来得太晚了,”这位承包人说,“我已和你的妻子讨价还价过了,她只要5万。”

这次反贪风暴持续了几个月,罪行严重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由于告密有利可图,一些正直的商人也受到诬告,被牵涉进来,为洗刷清白,他们不得不公开其经营状况。社会各界怨声载道。一年之后,政府觉得该收手了,于是解散了裁决委员会,同时宣布对那些蒙冤的人实行大赦。

就这样,在这场运动中,政府最终征收到了1.8亿里弗赫的收入,其中的8000万被用来还外债,余下的钱被大臣们贪污了。曼特侬女士撰文回忆说:“那时候摄政王出手很大方,经常给手下巨额赏赐,其实这些钱都是罚没的公款。人民对这种假公济私的行为十分不满,议论纷纷。”人们这时候才明白,税收员其实是小角色,大臣、官员们才是巨贪首恶!这造成了“劫夺一群骗子的财产去中饱另一群恶棍的私囊”的结局,真正两手空空的还是国家和人民。

其实,造成今天的结局,摄政王难辞其咎。尽管他胸有大志,却缺乏做事的干劲。他不愿过问国事,不加细察就签发官方文件,还经常把自己分内的事让别人去办。一句话,他是个空有强国愿望,却不愿意劳心劳力、办点实事的人。所以,劳的“强国速成计划”正对了摄政王脾胃。

劳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提出:当前欧洲诸国中,最不景气的货币就数法国货币了。他说,金属货币已经远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要求,必须有纸币的辅助,英国和荷兰在这方面就是榜样。他建议成立一个银行,这个银行掌管国家的税收,并以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并提议该银行名义上归国王管理,但实际上由议会指定的委员会掌控。

为了扩大影响,劳还把自己撰写的关于金融和贸易的文章译成法文,在法国传播,倾力打造自己“财经学家”的形象。很快,他的名字传遍了法国的每一个角落,同时,摄政王的心腹大臣们也在各种公众场合对他宣传吹捧。这下子,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他,盼望在这位拉斯先生(Monsieur Lass)[4]身上出现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1716年5月5日,劳与他的兄弟得到授权,一起建立一个名为“劳氏公司”(Lawand Comlmny)的银行,它发行的纸币可以用来缴税。该银行的资本为600万里弗赫,每500里弗赫一股,共1.2万股。其中四分之一可以用金属货币购买,其余的可以用国库券的形式购买。

约翰·劳对金融事务三十年的研究经验终于在此时派上了巨大用场。“劳氏公司”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意购买或兑换,并且发行后价值不变。这立即使他的纸币变得比金银还值钱。因为金银经常会受到政府的干预而贬值。比如1000里弗赫的银币,今天还与它们的面值相符,第二天就会缩水六分之一,而劳氏银行发行的纸币的价值始终坚挺。另外,劳还说服摄政王下令,银行家在发行纸币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来支持,否则应该被判死罪。结果,“劳氏公司”发行的纸币在公众中的口碑越来越好,有调查显示,其受欢迎度比金属货币高1%。不久,其效果显现出来了,法国萎缩的商业开始复苏,民众的纳税积极性提高了,抱怨的声音也减弱了,人们逐渐建立起对纸币的信心。一年之中,劳发行的纸币升值了15%,而相比之下,政府发行的来偿还奢侈的路易十四所欠债务的国库券,其价值则下滑了21.5%。相比之下,形势对劳简直太有利了,目前整个国家的注意力都聚焦到了他身上,劳的信誉也如日中天。几乎在同时,劳的银行分行也遍地开花,出现在里昂、罗谢尔、图尔、亚眠和奥尔良这些重要城市。

摄政王也很惊讶于这样优异的业绩。于是劳趁热打铁,对摄政王提议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垄断着与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做贸易的权力。人们都认为这两个地区盛产贵金属,如果垄断这里的贸易,就可以成为唯一的税赋承包人和钱币铸造者。”

摄政王对劳言听计从,新公司很快就获批了。公司资本分为20万股,每股500里弗赫,这些股票可以用国库券按票面价值购买,尽管在市场上,面值500里弗赫的国库券在市场上只能换来160里弗赫。然而,投机的狂潮席卷了整个法兰西,民众仍然一窝蜂地前去购买,哪还管什么值得不值得!

劳氏银行首战告捷,民众也对他许下的任何承诺都坚信不移。再加上摄政王从政策上予以相当力度的支持——每天都赋予这位幸运的策划者以新的特权。逐渐地,劳的银行垄断了烟草的销售,独揽了改铸金币、银币的权力。最后,皇室甚至批注劳氏银行升格为法兰西皇家银行。



在如潮的赞扬声中,劳和摄政王有点忘乎所以,他们忘记了摄政王曾经宣布过的准则,即:如果一个银行家没有必要的资金储备,贸然、大量地发行纸币,他就只有死路一条。法兰西皇家银行甫一成立,摄政王就意气用事,授意它发行了面值10亿里弗赫的纸币——这是他们的计划迈向错误的第一步。在后世看来,这一过失的责任并不在劳,因为,当银行事务在劳的控制之下时,他发行的纸币从来没超过6000万里弗赫。因此,可以肯定,这完全是摄政王一手策划的。

银行信贷是个复杂微妙的系统,摄政王的意气用事会对它产生致命的影响,但当时,劳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另外,劳生活在专制政府的高压之下,即使他能看出摄政王的错误之举,他也无力纠正。就这样,10亿里弗赫的纸币从印刷厂进入流通领域,充斥了整个国家。由于缺乏稳固的基金支持,这些纸币的价值命中注定迟早会一落千丈。但是,眼前的巨大利益映花了他的眼睛,使他预见不到在未来的某一天,他和他的计划将遭受的灭顶之灾,甚至会把法国带进无尽的灾难中。

议会对劳的计划的安全性提出了疑问,法官达格索对大幅度增加纸币发行量,以及国内金银货币的持续贬值提出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劳有摄政王做靠山,最后达格索被摄政王无理撤职,取而代之的是摄政王的心腹达让松,达让松还兼任财政大臣。新上任的财政大臣达让松在金融方面是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他上任后,为了能尽快偿清国债,采取了一个愚蠢的措施——以旧换新。但凡送4000里弗赫硬币和1000里弗赫国库券到造币厂去,就可以换得5000里弗赫的新硬币。造币厂也开足马力,忙于将4000个旧的大硬币改铸成5000个新的小硬币。这么做的结果是使金银货币的价值更加低落,最终会对贸易和信用造成巨大的伤害。而达让松不但浑然不觉,反倒沉浸在沾沾自喜之中。

达让松的失策和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被议会察觉到了,议会认为这都是劳出的馊主意,有些议员甚至深恶痛绝地提议将劳押到法庭受审,如果认定有罪,应就地正法。

议会再三向摄政王请愿。摄政王对他们的请求则置若罔闻。无奈,议会只好走了一步险棋——宣布一道法令:规定人民在支付时只能用旧币,以对抗达让松的政令。摄政王立即召集御前会议,宣告该法令无效。随即议会又发布了一个法令。摄政王再一次运用他的特权废除了法令。议会不屈不挠,于1718年8月12日又通过一个法令,严禁劳氏银行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征税。禁止所有的外国人(劳是英国人)以任何名义介入国家财政管理,违者将给予重罚。

劳一看,矛头是冲着自己来的,就如惊弓之鸟一般逃到皇宫中,向摄政王寻求庇护,请求摄政王动用特权来逼迫议会就范。此时正赶上先王的两个儿子曼因公爵和杜鲁斯伯爵因为立嫡闹纠纷,摄政王被烦扰得心中完全没了主见,就依劳的请求,下令逮捕议会的议长和两名带头持反对意见的议员,将他们关押到远方的监狱,这才最终降伏了议会的抗争。



横在劳面前的绊脚石终于在摄政王的权势下被搬开了。没有了后顾之忧,劳将全部心力都倾注到他那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之中。他不顾议会的反对,持续增加公司的股份。1719年初,密西西比公司甚至获得了在东印度群岛、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卡尔伯特[5]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的独家贸易权。随着业务的快速增长,这个公司改名为印度群岛公司,并新增5万份新股。劳向法国人民展现了一幅异常辉煌的前景——他保证每份500里弗赫的股票每年可以分红200里弗赫。由于这些股票是被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的,而国库券一直在贬值,实际上人们只要花100里弗赫,就能买到面值500里弗赫的股票——每一股的利润竟达到200%。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顿时,5万份新股,引来了30万人申请购买;从早到晚,急切的申请人挤满了劳在甘康普瓦大街的住宅。由于申请人太多,具体能不能买到还不一定,名单需要几周后才能揭晓。在这段时间内,公众的焦急心情达到了疯狂的顶点。为了知道结果,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们每天都要在大街上等几个小时。最后,等待的人数达到数千,并充斥了整条大街,他们甚至就近租了房子打持久战。同时,旧股的价格节节上扬;整个国家陷入了追逐金钱的狂潮,新的申请人源源而至。最后,公司又以每股5000里弗赫的价格发行了30万新股,总金额15亿里弗赫,很快又被法国民众抢购一空。其实,人们的这种狂热劲儿,不要说15亿,就是定价45亿,老百姓也会很开心地购买。

摄政王也很开心,15亿里弗赫巨款入手,他利用这笔钱把法国的国债还清了。

现在的劳正处在事业的巅峰,法国人也在迅速地接近痴迷的顶点。上到豪门显贵,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幻想获得无尽的财富。在贵族之中,除了圣西蒙公爵和马尔沙勒·威拉尔斯之外都在忙于炒买股票。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何种身份地位的人,都想从密西西比债券的涨落中淘到一桶金。最后,劳所在的甘康普瓦大街成了股票经纪人的集散地。由于街道狭窄,再加上人群密集,经常有人被踩死挤伤。

临街房子的主人乐开了花,以前这里的房租是1000里弗赫/年,现在涨到了1.2万到1.6万里弗赫/年!一个鞋匠把补鞋摊租了出去,并且向经纪人和顾客提供纸笔,靠这些他每天就能赚200里弗赫。还有一个驼背站在街头,急于找撰写材料的投机商租他的背当书桌,就这样他也发了财!当然,巴黎的小偷和恶棍也闻风而至,于是暴力和骚乱的发案率大大提高了。因此,政府不得不派出一队士兵在夜晚维持秩序。



劳为了图个清静,搬到了旺多姆广场附近居住,可那些投机商们也接踵而至。宽阔的旺多姆广场很快成了第二个甘康普瓦大街。从早到晚,它就像是个嘈杂的市场。摆货摊的、卖股票的、卖点心饮料的,甚至赌徒们在广场中心支上了赌桌,他们从来往的人流中赚钱。旺多姆广场除了是生意人的约会之地外,还成了时髦的休闲之地,人们在夏天的晚上来这里散步、吃夜宵。广场附近有一个法庭,法官连连抱怨广场太吵闹了,都听不清律师辩护的声音了。解铃还需系铃人,劳联系了加里格南亲王,打算购买亲王的苏瓦松官邸。因为在该官邸后面有一个面积达几英亩的大花园,用来作股票交易场所正合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劳花了天价买下这个官邸,而亲王把大花园保留了。生财有道的亲王命人在花园内搭了大约500个小帐篷和摊位,出租给交易股票的人,按每顶帐篷500里弗赫/月的租金,亲王的月收入仅此一项就达到25万里弗赫,或者说超过1万英镑。

时任陆军元帅的维拉尔斯是一个正直的人,每看到自己的同胞陷入这种愚蠢的投机生意中不能自拔,他就感到非常气愤。有一次,他坐在马车里驶过旺多姆广场,看到人们醉心于买卖股票之中,这位性格暴躁的绅士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命令车夫停住马车,然后他把头伸出车窗,对着人群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停止这种“招人厌恶的贪婪行为”。这个举动不但没有奏效,反倒引来了人们的阵阵嘘声和嘲弄声,甚至有的人开始向他的头上投掷垃圾,这位元帅悻悻地驾车狼狈而逃。此后他再也没在这里露过面。

当时有一件非常富有讽刺意义的事,有两位以清醒、安静和富于思辨思维的学者,分别是拉·莫特先生和提哈松神父。他们经常相互吹捧,赞扬对方在这场狂热行为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随大流。但几天后,这位德高望重的神父就跑去苏瓦松官邸买股票了,当他出来时,正好碰见同样来买股票的拉·莫特。神父说:“哈!那是你吗?”“是我,”拉·莫特回答说,“怎么你在这儿?”这两位学者第二次聚首时,两位学者尽管还在对哲学、科学和宗教高谈阔论,但谁也没有底气对密西西比计划发一句微词了。最后,当这件事终于被提起时,他们一致同意:一个人永远也不应发誓拒绝做某件事,还有,聪明人设法赚钱,去享受豪华与奢侈是可以理解的。

一时之间,劳这位财神突然成为国内最重要的人物,达官显贵都以和他交往为荣。无论是贵族、法官还是主教们都涌进了他的官邸。陆军、海军的将领,地位尊贵和时髦的女士们,以及每个世袭有爵位或身居要职的人也都坐在劳的会客室,希望得到印度公司的股票的优先购买权。而事实上,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申请者才能见到劳一面。所以申请者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策略以接近他。要在平时,那些贵族们即使在受到摄政王接见的时候,让他们等半个小时也会火冒三丈,此时他们为了能一睹劳先生的尊容,不要说半小时,就是等上六个钟头也心甘情愿。仆人们只要优先通报,就能获得客人不菲的小费。平日里高贵惯了的女士们此时也不再矜持,抛媚眼、献笑容,无所不用其极。蹲点蹲了两个星期才得到接见的也大有人在。当劳先生接见宾客时,女人们簇拥着他,她们都要求他记下名字,允许她们购买新发行的股票。有时候,劳实在招架不住,也顾不上维护自己风流潇洒的形象了,就分开人群夺路而走。为了争取与他谈话的机会,一些人想出了种种滑稽可笑的办法。布莎夫人得知劳在某处吃饭,就驱车前往,她一进门就惊呼:“房子失火啦!”吓得在场的食客纷纷夺门而逃。当所有的人往外跑时,布莎夫人却直奔劳而去。不过,劳觉察到其中必定有诈,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跑了,布莎夫人的计策最终未能如愿。



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一位努力几天仍不能如愿的女士,想出了一个奇招——让车夫驾驶马车在城中的街道上乱转。她命令车夫,一旦看到劳先生过来,就让马车撞到灯柱上,把她摔在劳的面前。就这样,这位女士在城中连转了三天,心中一再祈求上帝赐给她被摔下的机会。到了第三天傍晚,她终于看到劳先生出现了。她马上抓住缰绳,对车夫大声叫道:“马上让车翻倒!看在上帝的分上,让马车翻倒!”车夫很听话,驾车径直向柱子撞去,车子翻了,这位女士尖叫着摔了下来。具有绅士风度的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向女士献殷勤的机会,马上跑过来救起了这位狡猾的女士,并把她带到了他的官邸。在那里,女士向劳先生道歉之后坦白了自己的计谋,并提出希望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最后,她如愿以偿了。

还有一次,摄政王在和达让松、杜布瓦神父及其他几个人聊天的时候,提到希望找一位身份高贵的公爵夫人代替他到摩德纳陪伴他的女儿。他说:“可是……上哪儿去找呢?”这时旁边一个人回答说:“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法国所有的公爵夫人,您只需到劳先生家的会客室,她们全在那儿。”

希拉克先生是个名医,他刚买下一些股票就被套牢。这些股票跌了又跌,他非常急于把它们卖掉。可是,还没出手,股票又持续跌了两个星期。这弄得他茶饭不思,满脑子想的全是股票。这时,一个女士突然派人请他为自己看病。他到病人家里为她把脉。半晌,他沉思着说:“天啊!它落了,一直在落!”“噢,希拉克先生!”病人吓得够呛,拉铃叫仆人进来扶住她,“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它一直在落!一直在落!”医生回过神来,惊讶地问:“什么在落?”“我的脉搏!我的脉搏!”那位女士回答。医生说:“请安静,我亲爱的夫人,我说的是股票。事情是这样的:我赔了很多,刚才我在想股票的事儿,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瞬息万变这个词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股票的价格有时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上扬10到20个百分点,许多地位卑贱的人早上醒来时还是个穷光蛋,晚上睡觉时已经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豪了。有一次,一位手握大宗股票的大户生病了,他让自己的仆人代替自己前往劳的官邸花园的股票交易市场,以每股8000里弗赫的报价卖掉250股。可当仆人走到那儿后,发现股票价格正上涨到每股1万里弗赫。他二话没说就卖掉了那250股,每股赚得2000里弗赫,共赚50万里弗赫,合2万英镑。然后他毫不手软地将这笔差价私吞了,回去将剩余的钱给主人一交,当晚就动身逃到了外国。甚至连劳的车夫都迅速发了财,购买了属于自己的马车,然后向劳辞职。劳很尊重他,就请求他在离开前再找一个同样好的车夫来顶替。车夫答应了,当天傍晚就带来两位他以前的同行,告诉劳先生:“您先挑一个,另一个给我当车夫。”发财如此容易,甚至连厨娘和脚夫之流也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虽然他们物质上富裕了,但举止礼仪方面还停留在原来的阶段,于是经常犯滑稽可笑的错误,成为众人的笑柄。



在这次发财狂潮中,社会上流阶层人们表现出的愚蠢和卑鄙则更令人厌恶。有一个叫安德列的人,要地位没地位,要教养没教养,但就凭投机印度公司股票积聚了巨额财富。圣西蒙公爵也评价说:“他已堆起了一座金山。”安德列暴富后,对自己低微的出身耿耿于怀,一心想与贵族联姻。他有一个女儿,才3岁。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以自己的女儿作为筹码,前去与高贵而又贪婪的杜瓦斯侯爵谈判。声称如果他的女儿能嫁入侯门,他将提供许多好处。当时33岁的杜瓦斯侯爵竟然恬不知耻地一口答应了下来,声称:待到这个女孩子长到12岁,他将亲自把她迎娶过来。但条件是:安德列必须一次支付给他10万克朗,并且每年给他2万里弗赫,直到女孩长到12岁为止。安德列还答应在女儿结婚时陪送一份价值几百万里弗赫的嫁妆。这份丑恶的协议被双方一本正经地签了字,还盖了印章。圣西蒙公爵认为这件轻率的事是个绝好的笑料。他说:“人们对此事的谴责声不绝于耳,劳倒台之后,野心勃勃的安德列先生也随之破产,这个计划也成为泡影。”但不得不说明的一点是:那个贵族家庭在协议中止后一直没有归还那10万克朗,可见其虚伪奸诈。

上述讲的这些故事尽管不光彩,却还只是荒唐可笑而已,对社会并没什么危害。但是另外一些谋财害命的事,却令人难以容忍了。由于当时人们为了交易方便,到处携带大量纸币,于是就很容易被歹徒盯上。每天大街上都发生抢劫案,杀人越货的案件屡见不鲜。其中有个案子,案情之大,罪犯的社会地位之高,案件影响之坏,令整个法国都为之震动。

德·霍恩伯爵是德·霍恩亲王的弟弟,他与高贵的艾伦伯格家族、利涅家族和蒙莫朗西家族渊源颇深。这个伯爵是个有名的浪荡公子,一向桀骜不驯。他有两个狐朋狗友,一个叫米勒,另一叫莱斯坦。有一次,他们三人盯上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经纪人,这个经纪人据说经常随身携带大量的现金和股票。德·霍恩与他的两个朋友商议,决定先由伯爵出面,假装购买一定数量的印度群岛公司股票,把那个经纪人诱骗到旺多姆广场附近的一个歌舞酒吧内见面,然后伺机下手抢劫。



那位经纪人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陷阱,如期而至,德·霍恩伯爵也带着两个同伙到了那里。他们坐下来谈了几分钟后,德·霍恩伯爵突然跳起来用短剑在那个经纪人的胸口上连刺三剑,把他刺倒在地。伯爵转过身来,打开受害人的公文包,将其中价值10万克朗的密西西比和印度公司债券洗劫一空。伯爵的同伙米勒又向那个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经纪人连刺了几下,确定已将他杀死,两人就夺路而逃。打斗和呼救声引来了酒馆内的其他顾客,米勒和德·霍恩伯爵当场被擒,被派在楼梯口放风的莱斯坦跳窗逃跑。

由于这起命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又是在酒馆这种公共场所,全巴黎都震惊了。第二天,法庭就开始审理这起刺杀案,由于证据确凿、后果恶劣,他们二人都被判以车裂之刑处死。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德·霍恩家族慌了神,家庭成员纷纷请求摄政王对这个迷途的年轻人法外施恩,还声称是因为他的神经不正常才犯下命案。摄政王决心由法律来对这桩残忍的案子作出公正的惩处,对上门求情者一直避而不见。但是架不住那些颇有势力的求情者一而再,再而三地烦扰,他们最后终于见到了摄政王。他们请求不要公开处决德·霍恩伯爵,否则将使他们整个家族以及亲戚们蒙羞。他们暗示,德·霍恩亲王与显赫的奥尔良家族有姻亲关系,这样算来,德·霍恩伯爵与摄政王也算是有亲戚关系,那么,前者当众死在一个卑贱的刽子手的手里,摄政王本人的面子往哪儿搁?不过,摄政王义正辞严地回绝了他们的要求,他引用了高乃依[6]的一句话来反驳他们:“罪恶已成耻辱,死法只是一种形式。”摄政王还说,尽管罪犯被当众行刑时会给亲属带来巨大的羞辱,但他也甘愿与其他亲戚一道来承受。虽然那些说情人不死心,日复一日地求情,但摄政王就是不松口。最后,他们找圣西蒙公爵帮忙求情。圣西蒙公爵也希望摄政王能答应德·霍恩家族的请求,因为没有必要得罪这样一个人数众多、家资雄厚并且权倾朝野的家族。由于被判处死刑的德·霍恩伯爵的家族财产主要集中在德国,因此,圣西蒙公爵分析说,据德国法律规定,要是用车裂方式处死,犯人的同辈亲属将不得担任任何公职或受雇于任何部门,那就等于把他们家族给连累了。因此,他认为对德·霍恩伯爵的处罚应改为砍头,至少这不会那么令罪犯亲属感到羞耻。

听了圣西蒙公爵的一番劝说,摄政王心软了,正要同意,就在这时,劳出现了,他帮助摄政王坚定了自己以前的决定,即由法律作出公正的处罚。

就这样,德·霍恩的亲属们的如意算盘完全被劳打破了。绝望之下,赫贝克·蒙莫朗西亲王决定用最后一种办法来减轻家族的耻辱。他设法潜入地牢,给德·霍恩伯爵一杯毒药,祈求他服毒自尽,这样就不必走上刑场,也就能使整个家族免受羞辱了。可德·霍恩伯爵根本不听他这一套。蒙莫朗西再次强迫他,他再次拒绝。最后,蒙莫朗西也失去了耐心,转过身去大声叫骂道:“那你就去死吧!你这个贱骨头!你只配死在绞刑架上!”然后愤然离去。



行刑的日子快到了,德·霍恩伯爵自己也向摄政王上奏,请求用砍头的办法来对自己实施死刑,但劳坚持认为摄政王占据的是公理正义,不能向自私的德·霍恩家族做让步。摄政王最终还是听取了劳的意见。于是,宣判六天后,德·霍恩伯爵与米勒在格莱弗广场上被车裂处死。另外一个杀人犯莱斯坦则一直逍遥法外,未能逮捕归案。

巴黎市民对这个严厉而迅速的判决拍手称快。他们对劳在这次事件中所起的公正作用高度赞扬。但是,尽管这起案件的凶手已伏法,巴黎抢劫杀人案的数目却仍然高居不下,那些富裕的经纪人被抢后得不到人们的同情。虽说以前公共道德也缺乏约束力,但以前的邪恶之事主要集中在公开作恶的上层阶级与隐蔽犯罪的下层阶级上,而现在,原来相对比较纯洁的中产阶级暴富之后变得物欲横流起来,赌博之风日盛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有一段时间,由于人们对经济有信心,贸易也变得更加发达,做任何生意都绝不会亏本。这一点在巴黎尤为明显。外地人从四面八方涌进首都,他们来此淘金,也要消费。摄政王的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曾粗略地计算过这一时期巴黎人口增加的数目达30.5万。临时人口的增加带来的结果是住房的紧张,主妇们宁愿睡在阁楼、厨房甚至马厩中,也要腾出卧室来出租给不断增加的房客,就是为了赚取丰厚的房租。各式各样的马车和其他交通工具拥塞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以至于在宽广的主干道上它们也不比步行快多少。全国的织布机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华丽的缎带、丝绸、宽幅细布和天鹅绒。由于纸币发行量太大,这些东西的价格涨到了原来的四倍。食物的价格也步步攀升。面包、鲜肉和蔬菜的价格高得让人望而却步;劳动的报酬也以同样的比例上涨。以前每天赚15苏[7]的工匠现在能拿到60苏。房地产业发达,到处都在建新房子……一种虚幻的繁荣映花了全国人民的眼睛,谁也没有看到,预示风暴很快就要来临的乌云正笼罩在地平线上。

在本轮造富运动中,作为主要策划人的劳,他本人自然也受益良多。法国最尊贵的贵族抢着向他的妻子、女儿大献殷勤,公爵和亲王的后裔们也争先恐后希望与他结成儿女亲家。他在法国各地购买豪华的地产,还与苏利公爵家族谈判要求购买后者在罗奈的领地。由于劳本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宗教信仰,因此这妨碍了他在仕途上进一步高升。摄政王保证,只要劳公开宣布皈依天主教,国家财政总审计官的位子便是他的。劳立刻答应了。随后,汤仙神父在默伦教堂里大群围观者面前为劳施了坚信礼②。施行坚信礼后的第二天,劳就被选举成为圣罗奇教区名誉教会委员,并向教会慷慨捐赠了50万里弗赫。其实这就是真正的劳——只要有人因为真正的苦难而求助于他,他总是有求必应。



这时劳已是全国最有影响的人物,连摄政王奥尔良公爵遇到大事小情都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但劳还保持着从前在生活困顿窘迫时表现出的朴素、和蔼和善解人意的本色。他具有超乎常人的绅士风度,善良、优雅,令人肃然起敬,无论何时也不会冒犯他人。当然,他对待那些在他面前卑躬屈膝、谄媚奉承得令人作呕的贵族们还是有点傲慢,他时常带着取笑的眼光看那些贵族围着他献殷勤。

对登门拜访的同乡,劳的态度则非常热情,招待十分周到。坎贝尔公爵是劳的同乡。有一次,公爵到旺多姆广场看望劳。在劳的会客厅里坐满了想一睹这位伟大财政学家尊容的社会各界名流,他们都希望得到股票优先购买权。当公爵来到书房时,竟发现劳正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对门外的趋炎附势之徒视而不见,他正给住在劳里斯顿的园丁写信,谈种白菜的事。见到伯爵到访,劳热情地起身相迎,随后,伯爵与劳玩了会儿纸牌,劳平易近人和极有教养的风度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时期,有许多贵族赚了钱,重振了破败倾圮的家业。比如波旁公爵、吉尚公爵、拉福尔斯公爵、绍讷公爵和汀丹公爵、埃斯特雷元帅、罗昂亲王、普瓦亲王和莱昂亲王。波旁公爵是路易十四和蒙苔丝邦夫人所生的儿子,原本家道破落,但后来,他参与了密西西比股票的投机买卖,并非常幸运地赚了一大笔钱。现在,他重新在尚蒂伊建起了富丽堂皇的行宫。热衷赛马的他还建起了许多全欧洲都闻名的马厩,为改进法国赛马的品种,他还专门从英格兰进口了150匹最好的赛马。他在皮卡第购买了大片的土地,成了大地主,拥有瓦兹省和索姆省之间几乎全部良田。

正是由于劳推行的政策,才使得波旁公爵这样的破落家族恢复了往日的荣光,难怪势利之徒把劳当做顶礼膜拜的偶像。连当今的皇帝也没有受到过如此多的赞誉。当时,在赞美劳的形象方面,所有的小诗人和三流文学家都毫不吝惜自己华丽的词藻。在他们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中,劳成了法国的救世主、守护神。劳的每句话都闪耀着机敏,每个表情都代表着一种美德,每个行为都充满了智慧。人们对他的崇拜之情无以复加,以至于每当他出门时,都有大群大群的人跟在马车后面。为了能及时为他的马车开道,摄政王不得不派一队骑兵作他永久的护卫队……

据说,那时的巴黎的豪华、奢侈程度史无前例。商人们从外国进口了大批雕像、油画、挂毯,它们一运到市场上立即成了畅销货。像家具、装饰品之类漂亮的玩艺儿,从前是王公贵族专用的玩物,而现在,在普通的商人和中产阶级家里随处都能看到。最璀灿夺目的珠宝被运到了巴黎这个最具购买力的商业中心。其中有一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如一颗青梅大小,通体纯白,毫无瑕疵,重约500多格令[8],吸引了所有法国人的目光,连摄政王也不例外,当他第一次见到那颗钻石时,就对它爱不释手。尽管摄政王一心想拥有,但他还是理智地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这样一件奢侈品对他个人来说也实在是够昂贵的,况且,他作为一个国家的守护者,更没有资格去动用公款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因为法国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钱买下它,这颗异常稀有的宝石将被带到别的国家出售,这种情况真令人遗憾。宫廷中所有的女士们都连连叹息,一连几天内,她们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摄政王为了留住这颗钻石处心积虑地想了许多办法,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圣西蒙公爵说服了劳,让劳运用自己的智慧找一个能付得起钱的办法。最后,劳出了一个主意:在商定的年限内支付给宝石商人200万里弗赫,同时给他5%的利息以及在打磨宝石时切割下的碎块,就这样,劳帮助摄政王买下了那颗名贵的钻石。后来,这颗钻石以摄政王的名字命名,并且被装饰在法国王冠上。



1720年,法国社会仍然不断走向繁荣。但是清醒的议会却一再发出警告:纸币发行量过大,国家经济迟早会崩溃。但人们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摄政王对财政基本原理一窍不通,他认为,既然发行纸币能带来这么大的好作用,那就应该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发行了5亿里弗赫的纸币就能得到如此多的利益,那么,再发行5亿,一定能获得更大的好处。可惜的是,劳当时并没有反对摄政王这个巨大的谬误。印度群岛股票和密西西比股票的价格越高,银行就同步发行越多的钞票。人们贪婪的本性支撑着这个海市蜃楼。这让人们不由得联想起波将金[9]为取悦沙俄女皇而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冰宫殿——巨大的冰块一个叠着一个,顶部打凿成涡卷形的装饰,殿柱采用爱奥尼亚式样,凸显了工匠炉火纯青的技艺,这些冰柱形成了一道高贵典雅的门廊;冰做的穹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太阳的光芒只能使它镀上一层金色,丝毫不能融化它。它金光闪烁,像用水晶和钻石建成的。但一旦从南方吹来温暖的轻风,这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就融化了,根本不可挽回。劳费尽力气建立的纸币系统也是如此。一旦公众的不信任之风不断地吹向它,它就会轰然坍塌,谁也无法使它重振雄风。

在1720年的早期发生的一件事,对劳的体系和计划敲起了警钟。孔蒂亲王找到劳,要求以他自己定的价格购买新上市的印度股票,被劳一口回绝。盛怒的孔蒂亲王为了给劳出难题,就用三辆马车拉着数额惊人的纸币到劳的银行,要求将纸币兑换成硬币。由于纸币的超量发行,早就超过了金属货币的量,而银行里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硬币,经多方筹措,好容易才兑换完毕。事后,劳到摄政王那里告状,说孔蒂亲王的举动如果被别人争相效仿,国家将受到很大的危害。摄政王也清楚这一点,就派人把孔蒂亲王召来,训斥了他一番,并命令他把兑换来的硬币的三分之二重新存回银行。迫于摄政王的压力,孔蒂亲王只得照办。而且,周围的人也都站在劳的一边,遣责孔蒂亲王的吝啬和贪婪,都认为劳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这次事件暴露出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劳和摄政王的警惕,从而紧缩银根,避免类似情况的再度发生。于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以内,此类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个别头脑清醒的股票投机者正确地预见到:股票价格不可能永远攀升。布尔东和拉·理查德就是其中的两位行家,他们悄悄地、每次一小部分地将他们的纸币兑换成硬币,并将硬币偷偷运到国外。他们还用纸币购买了许多便于携带的金银器皿和昂贵珠宝,然后秘密运到英格兰或荷兰。还有一个名叫沃马莱特的投机商,他也预感到危机迫在眉睫,就连忙购买了价值超过100万里弗赫的金币和银币,并将其装到一辆马车上,用干草和牛粪覆盖在上面。然后,他穿上破烂的衣衫,把自己装扮成一名浑身肮脏的农夫,将一车贵重的金银安全运到比利时,又从那里设法运到了阿姆斯特丹。



很多人开始用纸币兑换硬币。时间一长,人们感觉到流通的硬币出现了严重的匮乏。市民们怨声四起。经过调查,原因很快找到了。议会对如何采取补救措施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并去征求劳的意见。在劳的建议下,议会发布了一个命令:把硬币的价值贬为比同面值纸币的价值低5%。命令发布之后,收效甚微;随即又发布了一个命令,将硬币的价值贬值为原来的10%。同时,银行还规定限量兑换硬币——每次最多只能兑换100里弗赫的金币和10里弗赫的银币。除了限量兑付现金的措施勉勉强强保住了银行的信誉,其他的政策都没能重树人们对纸币的信心。

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贵重金属依然源源不断地流向英格兰和荷兰。留在国内的少量硬币也被人们小心翼翼地保存或隐藏起来。最后,国内硬币到了极度匮乏的程度,连正常的贸易都无法维持下去了。见情势紧急,劳不得不走了一招险棋:完全禁止硬币的流通。1720年2月,法令出台:禁止任何人拥有超过500里弗赫的硬币,违者除没收所有硬币外还要被处以数额很大的罚款。它还严禁任何人收购金银首饰、器皿和珍贵的宝石,鼓励人们寻找违犯规定之人,它保证告密者可以得到他发现违法金钱的一半作为报酬。

自法令一出,在法国各地,每天都上演着告密和迫害。仆人出卖主人,市民揭发邻居,最忠厚老实的人由于被人指控拥有一枚金路易而受到传讯。每天都有许多人被逮捕入狱,他们的财产被强行没收,连法庭都忙得不可开交。家庭的隐私权在告密者面前荡然无存,告密者只需说他怀疑某人家里藏有硬币,搜查者马上就找上门去。英国大使斯泰尔爵士说,这时看来,劳皈依天主教是诚心诚意的,因为他通过把大量金子变成纸已表示他完全相信圣餐变体[10],并且已经懂得如何像宗教裁判所那样迫害平民了。



这个法令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它不仅没能恢复纸币的信誉,还进一步将其摧毁得不可挽回,使整个国家走到了发生暴乱的边缘。

硬币一超过500里弗赫就成了非法货币,人们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接受纸币。谁也不知道今天的钞票到第二天还能值多少。人们对摄政王和劳极度憎恨,人们在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咒骂和威胁他们。那些身居要职的官员也未能幸免,他们经常收到恐吓性的传单。《摄政期间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份传单的内容:“先生及夫人,此信的目的是给你们提个醒儿,如果事态再不改观的话,圣巴托罗缪节(St. Bartholomew’s Day)庆祝活动的时候,你们以及仆人们最好不要出门。上帝将保佑你们平安无事!顺便把此信转给你们的邻居。”

为了压制人们的反抗行为,摄政王在城市里散布了许多暗探,监控市民的一举一动,若是发现有集会活动便立即驱散。因此,首都的和平没有受到太大损害。杜可劳斯在他的《摄政时期秘闻》一书中说:“世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变化无常、朝令夕改的政府,也从没有过如此根基不稳的暴政。对亲眼目睹当时恐怖气氛的见证人和现在重温如梦魇般历史的人来讲,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生暴动让劳和摄政王结束生命真是便宜他们了。人们受到剥削却只是抱怨一番。一种忧郁而胆怯的绝望,一种愚蠢的恐怖紧紧抓住了所有人的心,人们的心思如此卑微,以至没有勇气揭竿而起。”

现在密西西比股票的价格一泻千里,因为没人再相信这个地区蕴藏巨大财富的神话了。为重树公众对密西西比计划的信心,政府宣布了强制征兵计划——巴黎所有贫穷的流浪汉都被强制入伍。政府拘留了大约6000多名街头的地痞流氓,为他们配备了衣服和工具,让他们排着队,肩上扛着镐和锹,日复一日地通过巴黎街头,然后分成小队来到各个港口。政府对外宣称:这些工人将前往新奥尔良,在那里的金矿上干活。这个策略果然起了一些作用,密西西比股票状况稍微好转了。许多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认为公司又积极地开辟了新的财源,不久以后,金锭、银锭又会潮水般涌进法国。其实,这些临时组织起来的地痞流氓只不过是政府拿来做做样子的工具,他们有三分之二没有上船,而是被政府遣散到了法国各地。这帮人把工具卖掉,继续游手好闲,不到三个星期,他们中的一半人又现身在巴黎。

在君主立宪制度下,会有更切实的措施重建公众的信心,比如英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骗局,但是它却采取了与法国完全不同的办法来弥补邪恶带来的损害!不幸的是,在法国,弥补损害的人和造成损害的人恰恰是同一个人。摄政王努力想让法国从灾难中解脱出来,可他专横的作风反而使它陷得更深。他规定:一切交易只能用纸币进行。从2月1日到5月底,发行了15亿里弗赫,合6000万英镑的纸币。可是,人们对这种不能兑换成硬币的钞票再也没有信心了。巴黎议会议长朗贝尔特就曾经当面告诉摄政王,说他宁愿要10万里弗赫的金币或银币,也不愿要500万银行发行的钞票。因为当时人们普遍不信任纸币,超大量发行纸币只能使流通中的硬币和纸币数量相差更大,使事情变得更糟。摄政王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想让硬币贬值,但硬币的价值反而节节上升。2月,人们认为应当让皇家银行与印度群岛公司合并,于是议会公布法案同意了。银行依然可以发行纸币,但是不经议会批准银行不能擅自增加发行量。自从银行脱离劳的控制成为国家机构后,其全部利润由摄政王转给印度群岛公司。虽然在短时间内,此举使密西西比股票及印度群岛公司的其他股票的价格有所上升,但是它并没有使国家的信誉建立在任何坚固持久的基础之上。



5月初,所有大臣们出席了一次国务会议,劳和达让松也参加了。在会议上,据他们估算,当时流通中的纸币有26亿里弗赫之多,而全国的硬币加起来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为了平衡两种货币的数量,人们提出了种种建议,最后,通过决议,让纸币贬值50%。5月21日,根据该项决议,印度群岛公司的股票和银行发行的钞票将逐渐贬值,到年底为止,它们将按面值的一半价值在社会上流通。但是议会坚决抵制这项决议,因为它使人们怨声四起,整个国家的状况已到了紧急关头;为了平息人们的怒火,该法令只推行了几天,摄政会议只好将它废除,同时又颁布另一项法令,使纸币恢复了原来的价值。

5月27日,银行停止了兑付硬币业务。但人们对劳和达让松还是不依不饶,最后,他们二人被开除出了内阁。人们将所有责难和非议都加在了劳的头上,以至于他进皇宫时竟被拒之门外。然而,到了晚上,摄政王却又派人邀请劳,让他从一个秘道进入皇宫,对他进行好言安抚,说严肃处置劳都是出于无奈。几天后,摄政王又公开带劳去看歌剧,他们不但坐在同一个包厢里,摄政王还对劳关心备至。但是,人们对劳已经恨之入骨。一次,当他外出返家,刚走到宅邸的门口时,突然从四周冲出一群暴徒,用石块袭击他的马车。好在他的车夫反应敏捷,驾车冲入院子,院中的仆人也赶紧关闭大门。否则他很可能被愤怒的人群撕碎了。第二天,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遭受到了类似的围攻。此事被摄政王听说后,急忙派一支剽悍的瑞士骑兵队,对他进行日夜保护。后来,劳发现自己的住处即使有警卫恐怕也难保平安,于是他索性就来到皇宫,与摄政王住在一起。

为解燃眉之急,摄政王想到了赋闲在家的法官达格索。1718年,达格索因反对劳的计划而被摄政王解职,自从被解职后他一直住在自己在弗来尼斯乡村的住所研究哲学,虽然清苦,却身心愉快,慢慢远离了朝廷那个是非之地。摄政王认为,只有达格索才能帮助自己的政府重建信誉。于是摄政王向达格索衷心道歉,还派一名家臣和劳一起把这位前法官请回巴黎。达格索一回到巴黎,就会同劳及五名议员进行了商议;6月1日,政府发布命令,废除“任何人收存的硬币数目不得超过500里弗赫,否则以犯罪论处”的旧法令。新法令允许每个人拥有数目不限的硬币。为了回笼旧钞票,政府以巴黎市的税赋为担保,以2.5%的比例发行了2500万新钞票,新钞主币每张价值10里弗赫。官员们在市政府大厦前点起火堆,将回笼的钞票公开烧毁。6月10日,银行重新开张,这次它已拥有足够的银币来兑换纸币。



这些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巴黎市民们闻讯都赶到银行,高兴地将他们的小面额钞票换成硬币。换不到银币,就换成铜币。铜币的分量很重,他们背着硕大的包裹,汗流浃背地穿行在大街小巷,包裹中可能只是50里弗赫铜币。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人抱怨说铜币太重。换币的人趋之若鹜,以至于每天都有人被挤死。7月9日这天,聚集在马萨林花园的人群尤其密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卫队关上了大门,不再放任何人进去。人群变得更加拥挤,他们用石块攻击士兵。就在这时,一名士兵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向人群中开了一枪,结果造成民众一死一伤。眼看民众即将失控,暴动顷刻之间就要发生,这时,增援部队赶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土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拦住了人群。吵吵嚷嚷的人群顿时噤若寒蝉,不敢再有所举动,只能用嘘声和叹息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八天后,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这天有十五人在银行的门前被挤死。人们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七八千人抬尸游行,一路浩浩荡荡来到皇宫花园示威。他们要让摄政王知道,他和劳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多么严重的恶果。恰好,劳的车夫正好坐在停在皇宫院子里的马车上,忠诚的他听到人们在咒骂他的主人,就站出来大声替主人辩护。人们由此认为劳一定也坐在马车上,随即一拥而上,把马车砸成了碎片,马车夫也差一点丢了性命。

此时议会正在议事,听到大门外的吵嚷声后,议长走出去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一会儿,议长欣喜若狂地冲了回来,浑身有节奏地颤动,向议员们大叫:“先生们!好消息!快来看!劳的马车被砸成了碎片!”于是,所有议员同时站起来大声欢呼,其中一个人甚至大声叫道:“劳本人呢?他也被撕碎了吗?”议会对劳的憎恶程度可见一斑!

为了平息动乱,摄政王派出代表与游行的人群进行交涉,保证将抬来的尸体厚葬,人群这才散去。

毫无疑问,全国范围内纸币的信誉和印度群岛公司的信誉是密切相关的。于是,内阁提议,如果赋予印度群岛公司一些特权,帮助它渡过难关,那也许能有助于树立纸币的信誉。于是政府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将海上贸易的特权赋予印度群岛公司。可是,谁能料到,这项法令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使全国的商人全部破产。无数人反对这项法令,一些议员上书议会,希望不要通过这项法令,但是此举惹火了摄政王。摄政王以煽动叛乱的罪名把议员们放逐到布鲁瓦兹。经达格索说情,放逐地改为旁杜瓦兹。议员们没有屈服于摄政王的淫威,他们决心与摄政王对抗到底。在荒凉的放逐地,每天都举行典雅、豪华的晚餐宴会,每天晚上都有为女士们举办的音乐会和舞会,这些法官和议员们一改往日的严肃冷峻,在这里玩起了纸牌和其他娱乐活动。他们连续几周过着歌舞升平的奢华生活,目的是为了向摄政王表示:他们根本不把放逐当回事,他们甚至可以把旁杜瓦兹变得比巴黎更加舒适和豪华。



人们还通过音乐和歌谣对劳和摄政王进行讽刺和嘲弄。其中有一首歌谣劝人们把他的钞票放在厕所里当卫生纸。当时最好、最流行的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





劳一来到

我们美丽的城市

摄政王先生就宣布

劳很有帮助

能重振法国。

拉法利咚丹!拉法利咚咚!





他让能让我们发财,

赌一场

以野蛮的方式,

我的伙计!





这个新教徒,为吸收

法国所有人的钱财

就首先博得

我们的信任。

他本来不信教,

拉法利咚丹!拉法利咚咚!

可这个骗子皈依了天主教,

赌一场



以野蛮的方式,

我的伙计!





劳,撒旦之子

使我们都只能当乞丐

他拿走我们所有钱财

一个子儿也不留给我们。

可是仁慈宽厚的摄政王,

拉法利咚丹!拉法利咚咚!

归还给我们被占用的财产,

赌一场,

以野蛮的方式,

我的伙计!





下面这首讽刺诗也出自同一时期:





星期一,我买了股票,

星期二,我赚了几百万,

星期三,我装修房子,

星期四,我购买衣服,

星期五,我去了舞会,

星期六呢,我进了精神病院。





除了歌谣,当时社会上还散布着大量的漫画像。《摄政时期回忆录》中收录了当时的一幅漫画。作者这样描述道:“愚蠢女神驾着一辆彩车,股票女神坐在彩车上。前边拉车的是几匹动物,最前边的长着四条木腿的动物代表密西西比公司,后边还有代表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西塞内加尔公司以及其他不同保险公司的奇怪动物。这些动物长着狐狸尾巴和狡猾的面容。车轮的周围写着几种股票的名字和价值,它们随着轮子的滚动不断上升下降。地上散落着破碎的合法商业的商品、流水账和分类账——这些都是被马车碾碎的。云端坐着一个恶魔,向人群吹起了肥皂泡。马车后边跟着一大群男女老少,他们都追随在财富女神的后面,吵吵嚷嚷,互相推推搡搡,都想得到一部分她大把大把撒在人群中的股票。彩车的正前方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这座建筑有三道门,第一道门上方写着‘精神病院’,第二道门上方写着‘重症医院’,第三道上写着‘贫民窟’。这意味着人们将必须通过这三道门中的一道。”



还有一幅漫画,上面画着劳坐在一口大锅上,大把地向四周播撒纸片。锅下的公众疯狂拾取劳扔出的纸片,同时把自己所有的金银都扔进大锅。

由于公众对劳充满愤恨,劳在摄政王的皇宫中深居简出,害怕受到任何攻击。即使迫不得已要出门,要么乔装改扮,要么带大批武装护卫。有一个名叫布尔赛的绅士坐着马车出门办事,当他通过圣安杜瓦纳大街时,一辆马车挡住了去路。布尔赛的仆人桀骜不驯地叫对方让路,被对方拒绝了。他就一拳打在对方脸上。一群人围在四周看热闹。布尔赛走出马车想调解一下,可那位马车的车夫认为他是敌人的帮手,就放声大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啊!杀人啦!杀人啦!劳和他的仆人想杀死我!救命啊!救命啊!”这下可好,那些恨劳恨得牙根痒痒的人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人们手持武器和石块,准备痛打眼前的这个“劳”。幸好,耶稣会的教堂大门正大开着,布尔赛和他的仆人飞快地逃了进去,他们逃进圣器室,将自己反锁在里面,这才得救。不过他们的马车却未能幸免,被暴徒们砸成了碎片。

前面提到,政府以巴黎市的税赋为担保,发行的那2500万里弗赫新钞,由于其利息只有2.5%,因此受到密西西比股票大户的冷落。许多人宁愿保留劳的公司下跌的股票,希望有一天它的价值会反弹,因此兑换变得困难重重。为加快兑换,政府于8月15日下令,宣布所有面值在1千到1万里弗赫的钞票,除了购买年金[11]保险和银行账单,以及为买公司的股票而进行的分期付款之外将不能流通。

10月份,政府又发布了一个命令。它规定,第二年9月以后所有面值的此类钞票都将被废除,同时剥夺了印度群岛和密西西比公司的造币权、代收赋税权以及其他所有的优势和特权。现在,这个公司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私人公司。这项措施给整个纸币系统一个致命的打击。劳再也不能对法国议会施加任何影响,公司也被剥夺了豁免权,再也无力回天。那些曾经牟取非法利润的人都被搜寻出来,并课以重罚。有人提出,应该列出一个最原始股票持有人的名单,这些人如果仍然保留着股票,就应把其存在公司名下。那些已预订了要购买股票的人应该履约付款,每股500里弗赫的股票现在应付1.35万里弗赫。这谁愿意啊?那些持股人开始收拾细软,准备逃亡国外。政府立即下令封闭所有港口和边界,严查并逮捕那些试图离开法国的人。其中一些人甚至被判了死刑。

在法国已经呆不下去了,绝望的劳决定离开法国,从巴黎隐退到他的乡间宅第。临行之前,他前去拜会给了他莫大支持的摄政王。在劳与摄政王的最后一次会见中,摄政王说:“我承认我犯了不少错误。我犯错误是因为我是一个人,而所有人都会犯错误。但是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我这些错误没有一个是出于邪恶或虚伪的动机,我一生中没有一件事是出于这种动机。”可见,摄政王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他余下的几年生命历程中他时常渴望有机会再次把劳的财政体系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但是他再也没能如愿。



劳回到乡下后,收到来自摄政王的一封措辞非常诚恳的信,信上说劳随时都可以离开法国,并为劳准备好了护照。摄政王同时还送给劳一大笔钱。不过劳婉拒了摄政王的钱,坐着一辆邮递马车,在6名骑兵的护卫下来到布鲁塞尔。他后来又到威尼斯住了几个月。在威尼斯,当地人都认为他是个家财万贯的富豪。但他们都想错了。尽管劳曾经有无数机会可以让自己暴富,但是他的良知告诉他,不能以毁灭一个国家为代价使自己变成富人。因此,他只是将自己的所得购买了法国的地产,没有积聚一件金银器皿或珠宝,也没有像不诚实的投机者那样把钱运往国外。最后,当他充满无限遗憾地告别法国的时候,除了一颗价值约五六千英镑的钻石外,其所有投资都留在了法国,没有带走一分一毫。当他离开法国的土地时,他几乎一贫如洗。仅这个事实就可以洗刷掉经常不公正地加在他头上的欺诈的罪名。

他出走的消息一传开,政府没收了他所有的地产以及珍藏的书籍。另外,他妻子、女儿的20万里弗赫(8000英镑)的年金也被剥夺了。当年在劳的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政府曾发布特别命令宣布这份年金是永远也不会被剥夺的,但现在,一切都没了。即使这样,人们仍然不肯放过劳,他们和议会都认为应该把劳绞死。那些没有牵连进这场商业动荡的少数人听说劳这个大骗子离开法国后十分高兴,但是所有那些财产被卷入的人(他们无疑是最大多数)则非常懊恼,他们认为作为始作俑者的劳,应该利用自己的知识,找到一种挽救国家财政经济的措施。

在一次财政委员会和摄政理事会联合召开的会议上,公布了一份文件,据这份文件显示,当前社会上流通的纸币数量有27亿里弗赫。委员们纷纷要求摄政王解释,为什么货币发行日期与授权发行货币的命令的日期之间不一致?摄政王本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但他也想把劳拉进来做垫背,于是,他就辩称说,是劳自作主张,在不同时间发行了12亿里弗赫的纸币,当他(摄政王)发现时,事情已不可挽回了,他也只好把议会授权加大发行量的法令的日期改得靠前了一些。这样苍白无力的辩解让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低落,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正是摄政王的贪得无厌和急躁冒险促使劳逾越了安全投机的界限。有资料显示,至1721年1月1日为止,法国国家债务已超过31亿里弗赫,合1.24亿英镑,利息为319.6万英镑。于是,政府下令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国债持有人的债券。对于那些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购买行为真实有效的人,他们的债券被强令销毁;那些真正用自己的财产购买债券的人则受到更加严厉和挑剔的审查。经过一番调查,他们发现了许多挪用公款和敲诈勒索的事件。他们还建议政府将这些债券的利息减到5600万里弗赫,由此,政府发布了一项相应的法令,并得到了王国议会的注册。



后来,政府又以军火审判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法庭,这个法庭专门负责审理政府财政部门的营私舞弊行为。一个名叫法洛奈的部门长官、克莱芒神父以及他们雇佣的两名职员都因涉嫌投机而被逮捕入狱,他们犯罪的金额达到100万里弗赫。结果,长官和神父被判处砍头,那两名职员则被判绞刑。但后来,他们都被减刑为在巴士底监狱终身监禁。无数的其他欺诈案也被曝光,当事人被罚款和监禁。由于达让松在密西西比股票的狂热行为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此他像劳和摄政王一样受到了人们的痛恨。他不得不辞职,他的位置让给了达格索,但他保留了掌玺的职位,并保留随时出席会议的权利。经过这场打击之后,达让松一蹶不振。他本来就一直患病,这下子病情更加恶化,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去世了。在他的葬礼那天,他的送葬队伍在经过圣尼古拉教堂——他们家族的墓地时,仍然受到了对他恨之入骨的暴乱的人群的围攻。他的两个儿子被迫拼命驾车跑到一条偏僻的小路上来躲避暴力。

至于劳,一度还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新得到摄政王的起用,以便在更坚实的基础上重建法国的信誉。1723年冬天,摄政王和帕莱莉公爵夫人谈话时猝死,这个消息使劳完全绝望了。他再度沉湎在赌场之中,那块巨额财富的唯一幸存物——钻石被他一次又一次地典当掉,但后来又靠赌博一次接一次地赎了回来。由于在罗马受到债主的逼迫,他又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那里,他得到一个好消息:英国已于1719年赦免了他谋杀威尔逊先生的案子,准许他回祖国定居。于是,他搭乘舰队司令的船返回英国。他的回归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柯宁斯比伯爵说,“像劳这样抛弃自己国家和宗教信仰的人根本不值得受到这样的优待”,并表示劳在英国出现可能会给英国的经济带来危机。因此他主张把劳拒之门外,但是其他上议院议员并没有同感,因此柯宁斯比伯爵的主张没有被采纳,劳如愿返回了自己的祖国。

劳在英国生活了四年后,又前往威尼斯,最后于1729年在那里去世,去世时他的处境非常悲惨。

他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





这里长眠的是

一个有名的苏格兰人,

他的算计无人匹敌,

只用简单的代数规则,



就把法国变成了穷光蛋。





他的兄弟威廉·劳因为与他一道经营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最后被指控合谋营私舞弊罪,而被关押在巴士底狱,但后来由于证据不足,关押了15个月后获释,并成为一个至今仍在法国以劳里斯顿侯爵为称号而闻名的家族的缔造者。

在“南海泡沫”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一段描写,叙述了与此同时期,在非常相似的情况下影响了英国人民的疯狂。但是,多亏了君主立宪政府的能力和理智,使发生在英国的灾难造成的后果远远小于我们在本文中看到的法国的弥天大祸。





第二章





终于,腐败像汹涌的洪水,

泛滥肆虐,将一切吞噬;

贪婪徐徐而来,就像来自低处的雾霭,

蔓延扩散,遮天蔽日。

政治家和爱国者纷纷沉湎于股市,

贵妇人与男仆役一同分红得利;

法官当上了掮客,

主教掠食着庶民。

大公爵施展了笼络的手段,

就为了赚取半个便士。

不列颠帝国陷入金钱的魔力下,

无比污秽

……

——蒲柏





南海泡沫





1711年的英国政坛可谓多事之秋,英国卷入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并在战争中受挫,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终于导致安妮女王解散了辉格党[12]内阁。而且政府还由于战争背上了累计达1000万英镑的债务,使得政府的信誉大受影响。为了缓解这个问题,著名的牛津伯爵哈利临危受命,创建了一家商业公司,发行了总值近1000万英镑的股票,年息6%,用以分担政府的债务。



政府对哈利伯爵的救市行为非常赞许,作为回报,政府给该公司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公司经营的酒、醋、印度货、缫丝、烟草、鲸鳍和其他一些商品可以永久退税,并拥有在南海的贸易垄断权。“南海公司”因此得名。由于哈利伯爵用自己的股份承担了大部分信用,因此,一些奉承他的人称这个计划为“牛津伯爵的惊世之作”。

当时,欧洲的探险家们在南美洲的秘鲁和墨西哥发现了巨大的金银矿。南海公司之所以成立,就是奔着这些蕴藏在南美东部海岸的无尽财富而去的。人们普遍认为,只要英格兰的开采队进驻那里,数不清的金砖银锭马上就会滚滚而来。同时,又传来一个利好消息:由于英国苦于在南美并无港口,而此时西班牙有可能要对英国开放其智利和秘鲁海岸的四个港口。这下英国人的信心更足了,南海公司的股票顿时变得十分抢手。

但是,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压根儿就没打算让英国利用西班牙在美洲的港口进行自由贸易。几经谈判,最后的结果令英国人大失所望,西班牙不允许南海公司使用自己的港口运输货物,仅被允许从事奴隶运送的交易,而且每年只准运一船,利润还要和西班牙政府分成。因此在近10年的时间里,南海公司可谓业绩平平。而且,到了1718年,随着英国和西班牙断交,南海公司在南美拓展业务的可能性更是荡然无存了。但由于哈利伯爵对国内隐瞒谈判结果,拼命鼓吹南海公司的光明前景,南海公司的股价反倒暴涨!

1717年,国王在议会会议上提议,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减少国债。5月20日,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分别向议会提交了建议书。南海公司要求,以认购或其他方式,将其资本存量从1000万英镑增加到1200万英镑,并且表示接受5%的利息。英格兰银行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经过议会的讨论后,最终通过了南海法案、银行法案和通用基金法案。在第一个法案中,议会接受了南海公司的提案,拟由它发行安妮女王九年和安妮女王十年的国债,本息共计200万英镑。第二个法案中,先前政府向英格兰银行借款177.5027万英镑15便士,银行同意政府以200万英镑的国库券来支付,并且接受更低的利率。同时还接受了支付利率为5%的10万英镑的年金。议会还进一步规定,他们必须准备好在同一项目上利息为5%、总额不超过250万英镑的预付金,以备不时之需。通用基金法案主要列举了各种赤字,它们将由上述来源进行弥补。



这样,南海公司尽管在南美洲的贸易颗粒无收,但由于在公众面前的曝光度很高,它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兴盛不衰的金融公司,其股票价格一直居高不下,非常火爆。公司董事们也想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影响。当时,在法国,约翰·劳的密西西比计划让无数法国人如痴如醉,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也决心在英格兰玩一场同样的游戏。虽然有人预感到,这项计划的最终结局很可能归于失败,但他们认为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一定能无休止地把计划执行下去。就好像把信贷当做一根绳子,把它绷到极限的状态,但又不会扯断。

于是,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向议会提交了他们的著名计划——国债支付计划,和法国一样,一场疯狂游戏的大幕就此拉开,整个国家陷于狂热之中再也不能自拔。

1720年1月22日,英国下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南海公司关于偿还债务的建议。南海公司承揽的国债总值为近3100万英镑。由于金额重大,南海公司提出:在1727年仲夏以前维持5%的安全利率,此后降为4%。由于对议会有利,委员会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项建议。

但是,在下议院里也有很多英格兰银行的代言人,他们希望银行也能从中分一杯羹。因此,他们指出:历史上,英格兰银行曾帮助国家渡过了很多次难关,而现在,像南海公司这样的小字辈都能通过这场公共交易获利,要是没有英格兰银行什么事儿,那也实在说不过去。因此,银行通过关系,设法让下议院把南海公司的建议搁置了5天。利用这5天时间,英格兰银行也拟定了一份对自己有利的计划。南海公司担心英格兰银行后发先制,又对原计划作了一些修改,比如把原定七年的国债偿还期修改为四年——这样更容易被议会通过。英格兰银行闻讯后,也重新考虑了自己的建议,又提交了一份新的计划。

就这样,你来我往,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都提出了两个建议。下院开始辩论了。罗伯特·沃普乐力挺英格兰银行,而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则是南海公司的主要支持者。2月2日,辩论有了结果,南海公司胜出,它的第二个建议被下院全盘接受了。

就在议会讨论提案的过程中,南海公司的股价就在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攀升了,甚至创造过一夜之间由130英镑上升到300英镑的奇迹。这回法令一出,南海公司股票交易所在地——厄雷交易街则更是陷入极度亢奋之中。议院内的反对派只剩下沃普乐一个人了,他慷慨激昂地警告英国人民:“股票投机生意是最危险的行为,因为它诱导人们陷入财富从天而降的幻想,沉迷股票投资的人不愿靠劳动挣钱。如果人人都去靠股票获利,那就没有人愿意在技术研究方面付出了,英国的工商业天才最终会被扼杀。这项计划实质上是一场阴谋,它人为地提高股票的价值,激起和保持大众的疯狂,最终,那些不切实际的分红神话是永远也不会兑现的。”沃普乐预言道:“如果这项计划成功了,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他们将控制立法,独裁统治整个国家;而如果它失败了(他坚信这个计划一定会失败),全国积聚起来的愤怒足以毁掉整个国家。当那一天来时,如梦初醒的人们一定会深深陷入懊悔之中。”但是,为金钱而疯狂的人们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了,人们把沃普乐的慷慨陈辞当做耳边风,有人把他看做是一个失败的预言家,甚至有人说他长着一[13]张“乌鸦嘴”,只会发出不祥之音。但是,沃普乐的好朋友却把他比做卡珊德拉。最后,连议员们也认为沃普乐的话是危言耸听,只要他发言揭露南海公司的阴谋,议员们就都纷纷离开了座席。



下议院用两个月的时间通过了这项议案。在这段时间里,为了提高股票价格,南海公司的董事及其同党使用了各种手段,连大名鼎鼎的议会会长、约翰·布伦特爵士都帮忙造势。他们到处散布谣言,有的说,英国和西班牙签订了条约,西班牙允许英国与其所有的殖民地开展自由贸易;有的说,波斯拉各斯的丰富矿产品将被开采并运到英国,届时英国的银子就像铁一样源源不断;还有的说,墨西哥人愿意拿他们的全部金子换取英国的棉花和羊毛,到南美做生意的公司和个人都发了大财,因此,要是现在投资南海公司100英镑,今后将得到几百镑的红利……南海公司就凭借这些手腕和谣言,把股价拉升到了400英镑。此后历经一系列波动,当最后下院以172票对55票的多数通过这项议案时,股价基本上稳定在330英镑。

议会上院也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通过了这项议案:4月4日公示第一遍,5日公示第二遍,到了4月7日公示第三遍后,议案终于获得了通过。

其实,议会上院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投了赞同票,有几位议员对这项计划进行了激烈抨击。诺思议员和格雷议员说,这项议案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注定使极少数人暴富,使大多数人一贫如洗;沃顿公爵也出来反对,但由于他的观点只不过是对沃普乐在下院中观点的重复,因此没人在乎他的话;库珀伯爵也是反对者,他说:“这项议案好比那只毁灭特洛伊城的木马,在众人期待和喜悦中被引进来,却暗藏杀机,最终把人们带入灭亡的结局。”议案的支持者桑德兰德伯爵竭尽全力地回击这些反对者们。最终,该议案得到了17张反对票,83张赞成票,在一天之内就被通过,后来又获得了国王的批准,成为国家法律。

一时间,整个国家都陷入了股票投机的狂潮之中。蜂拥的人群充斥在厄雷交易街,康恩希尔街被马车堵得水泄不通。每个前来这里的人目的都是一个——购买股票,“人人都想做骗子,连傻瓜也不例外”。



那时候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





一群乌合之众披星戴月来到这里,

摩肩接踵,连袜带都纠结在一起,

人们买进卖出,

吵吵嚷嚷引来众人围观。





就连最高贵的夫人们也不能免俗,

天天坐着马车来来往往,

她们不惜当掉珠宝,

只为在交易街投机冒险。





为了趁热打铁,南海公司又实施了若干方案,人为地拉升股票的价格。股票一车车地运来,又被迅速卖掉,最后连股票申请表都供不应求了。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议案得到国王批准后,南海股票却应声下跌了。4月7日,股票成交价310英镑,第二天跌到290英镑。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已经通过股票攫取了不菲的利益,财富还没捞足,怎么可能听任股价就此回落呢?他们立即派人乔装成消息灵通人士,四处散布消息,说在南美大地上蕴藏着巨大财富。其中一个谣言被传得神乎其神:西班牙政府出于扩大南海贸易和增加安全性的考虑,要用秘鲁海岸的一些地方交换直布罗陀和玛汉港。此外,南海公司的货船可以无限制地使用西班牙在南美的港口,还不用向西班牙交纳哪怕一分钱的租金。天下竟有这等好事!简直是一幅“金砖银锭眼前飞舞”的美好景象。在谣言的作用下,股市迅速反弹了。

4月12日,即上院通过议案之后的第五天,董事会按照3∶1的比例发行了100万认购单,每100股300英镑。刚一发售,立即被抢购一空,首批认购款总值就超过了原始股金200万英镑。这些认购单在发售时按价格的五分之一收取预付金,即每100英镑一次收取20镑预付金。几日之内,股票就涨到340镑,认购单的价格也随之涨了一倍。为了让交易量再上一个台阶,4月21日,董事会又宣布,仲夏的时候,凡是购买了股票的人得到的红利为10%,而且所有认购的股票单都能享受同等优惠。此举令那些大炒家们彻底深陷其中。接着,董事会又以每100股400英镑的价格发行了第二个100万股。结果每个阶层的人们都着了魔似地纷纷抢购,在几个小时内,股票再度销售一空了。

一时间,无数的股份公司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它们都想在这个投机狂潮中捞上一笔。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泡沫”,那么看看这些皮包公司就知道了。这些公司真的如昙花一般,有的只成立两个星期都不到,便销声匿迹了。还有一些人,巧立名目推出种种吸引人的新方案、新工程,蛊惑人们入股投资。在这场利润追逐战中,连最高等的贵族也甘愿放下身段,像不知疲倦的股票经纪人一样,奋不顾身地投身到这次投机狂潮中。连堂堂威尔士王子都加盟了一家公司,据说还赚了4万英镑。贵族们还非常热衷于策划工程方案,比如布雷基瓦特公爵为改建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教堂而策划了一套方案,钱多斯公爵也策划了一套。大大小小的工程方案足有100多项,一个比一个具有欺骗性。《政治的国家》一书这样评价道:他们“炮制种种甜蜜诱人的计划,吸引贪婪愚蠢的人上钩,到头来真相大白,他们只不过是一伙言谈粗鄙的骗子”。据计算,在这些不受法律保护的交易中,涉及的资金高达150万英镑。无数受骗上当者变得一贫如洗,许多流氓一夜暴富。



有些方案出发点是好的,在实施的时候,要是公众能理性对待,从中获利也未可知。但不幸的是,这些林林总总的方案的唯一目的就是抬高股价,这对投资者来说可就糟透了。方案发起人往往在价格刚一上涨就立刻抛出,到第二天,这项方案杳无音信了。麦特兰德的《伦敦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项工程宣称要建立一家“用锯屑制造木板”的公司,这种明眼人看来相当荒诞的想法,当时竟然让许多人激动不已。像这样“锯屑造木板”的方案有数十个,它们既不高明又不合理,但在销声匿迹之前,常常能毁掉成千上万的人。例如,有个项目是要制造一种永动机——价值100万英镑的股金;还有一个项目号称“鼓励英格兰的牧马业,以及改良牧师住房条件和教堂的用地”,牧马和教堂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才知道,原来策划这个项目的人是一帮酷爱猎狐的神职人员。但最荒谬可笑、最能代表人们那种疯狂逐利本性的是这样一个骗子项目——其标题是:“一家经营和承揽巨大买卖的公司,但是具体经营项目保密”,就是这样一个破绽甚多的项目,居然也骗了几十位投资者!原来,这个项目的策划人在募股书上宣称:这个项目需要50万英镑资本,分为5000股,每股100英镑,定金2英镑。认购者第一天只要支付2英镑的定金,剩余98英镑可以在一个月后交齐。第二天上午9点,当他设在康恩希尔街的办公室开门时,交定金的人蜂拥着挤了进来,到下午3点关门时,他发现至少卖出了1000股,以定金2英镑来计算,他在5个小时里就收到2000英镑。当天晚上,他就远走高飞了。当天亮以后,人们才发现,他的办公室已经人去屋空了。

斯威夫特在一首诗里把厄雷交易街比喻成南海的海湾,他写道:

数以千计的买股人在这里游荡,

像无数舢板在海面上你推我搡,

他们摇着漏水的小船,



为了钓金子和死神玩捉迷藏。

时而下沉入深深水底,

时而高飞于九天云霄,

他们摇摆踉跄,

没有前途,就像醉鬼一样。

还有那些吊挂在迷惑之壁上的人,

眼睁睁等待着小船沉没,

然后一拥而上,啃噬沉船,

要把死尸的衣物全部剥完。

另一个非常成功的骗局是所谓的“环球许可证”。其实,这些“许可证”只不过是一些类似于扑克牌的卡片,上面盖有“环球饭店”的图章,并印有“帆布许可证”的字样,外面用腊密封。据说,持有此证者可以在将来某个时间认购一家新建的帆布厂的股票。结果,这些许可证在厄雷交易街上轻而易举地卖到60基尼[14]的价格。

当时的人们,不分高低贵贱,男女老幼,都深陷这些骗局之中。男人们在酒馆和咖啡馆不是为了休闲,而是会见经纪人;女人们进服饰店和杂货店也不为买东西,而是打探股票消息。要说他们完全相信那些项目,倒也不见得,但他们希望通过经纪人的操作浑水摸鱼捞上一笔,那是一定的。这个时候,交易街上拥挤不堪,股票价格瞬息万变。假如你在街东头买进一只股票,走到西边卖掉,就可能获得10%的差价。在这样的群体疯狂中,还有少部分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议会内外开始出现了理智的声音,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开始预见到灾难的迫近。沃普乐先生依旧在向人们示警。最终,政府也开始关注此事了。6月11日,在议会休会时,国王发布了一项公告,宣布一切不合法的股票发行计划都将会被起诉;禁止任何经纪人参与股票买卖,违者将处以500英镑的罚金。但那些无赖的投机商们根本不把这项公告放在眼里,依然干着骗人的勾当。7月12日,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在枢密院联合发布了一道命令,拒绝审批所有的专利和特许申请书,勒令所有泡沫公司立即解散。这份命令中还列举了所有这些非法项目的名单:





时间:1720年7月12日



地点:白厅会议室

出席者:高等法院全体法官

鉴于目前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巧立名目的股份公司,他们设置了种种虚假的工程项目,蒙蔽公众、借机敛财。还有一些公司,他们宣称其专利和特许申请书正在审批中,借此来欺骗民众,诱使民众投资,给老百姓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防止这类事件的继续发生,高等法院在综合研究这些申请的前提下,并结合贸易委员会、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报告,经过多方认真商讨,最后,在枢密院的建议下决定取消十几项申请,其中包括:

1.几个人申请获得以大不列颠渔场的名义专营捕鱼贸易的许可。

2.一些商人的具名申请书,请求以合作方式经营格陵兰岛等地的捕鲸业。

3.几位商人、绅士和居民提出申请,以合作的方式购买和建造货轮,用来出租或运输。

4.萨缪尔·安垂姆等人申请种植大麻和亚麻的特许权。

5.几名商人、船长、帆匠和帆布商的申请书,请求组建股份公司,合作经营此项业务。

6.木材商爱德华·琼斯等人提交的申请书,请求组建股份公司从德国进口木材。

7.几位伦敦商人的申请书,请求获得经营盐业的特许权。

8.伦敦鼻烟制造商约瑟夫·格兰多的申请书,他为自己发明的制造和保存弗吉尼亚烤烟的方法申请专利,并要求应用于所有领地。

……





除了上述申请书被驳回,高等法院还公布了86个泡沫公司的名单,宣布它们为非法并予以取缔,下面是部分公司名单:





1.为进口瑞典铁而成立的公司。

2.向城镇供应饮用水的公司。

3.从事毛发贸易的公司。

4.为帮助和鼓励勤勉而建立贷款办公室的公司,股金200万。

5.永动机制造公司,股金100万。

6.为改善花园组建的公司。

7.专营花边饰带、棉麻线、棉麻布、细麻布等货物的公司,股金200万。

8.开发啤酒新产品的公司,股金400万。



9.为麦芽提供烘干服务的公司。

10.家政保险公司,专门为那些仆人给主人造成损失提供保险的公司,股金300万。

11.从铅中提炼银的公司。

12.进口烟草,再转向瑞典和北欧出口的公司,股金400万。

……

政府取缔泡沫公司的举动得到许多有良知者的称赞,人们纷纷以漫画、诗歌和短文等方式讽刺和抨击这些泡沫公司。一位颇具创意的扑克牌设计师设计了一种南海扑克,每一张牌都印着一幅泡沫公司的漫画,并在下面配有诗句。例如,梅花8上印着一家最恶名昭彰的泡沫公司——“帕考尔机械公司”。画面上,这家公司正在发射圆形和方形的加农炮弹和子弹,并称它从事的事业是战争艺术的一场革命,牌上的诗句是这样写的: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

它能把国内的傻瓜笨蛋统统击倒。

我的朋友,

它虽然可怕却不必担心,

除非你买了它的股票。

红桃9讽刺的是经营英格兰黄铜的公司的漫画,上面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一个轻率的笨蛋想在股市中套现,

打算靠黄铜生意赚取大把金钱,

最后他成为交易街上公认的蠢驴,

因为他拿贵重金属换到掺假的黄铜。





方块8上画的是阿卡地亚殖民地公司,打油诗是这样说的:





有个富翁昏庸无度,

还想赚取北美的财富。

让他也去骗子公司入上一股,

蠢驴的称号非他莫属。





这52张扑克牌以幽默诙谐的风格揭露了52个当时最臭名昭著的欺诈计划,嘲讽那些因贪婪而上钩的人。这副扑克牌涉及到的工程项目,其资本总额高达3亿英镑。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让无数人倾家荡产的南海大骗局。



在5月份整整一个月里,南海公司的股价节节攀升,28日开盘价高达550镑,四天之后,又从550镑猛增至890镑。甚至有三分之二的政府公务员都购买了该公司发行的国债,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此时,人们认为股价应该达到最高点了,于是许多人开始抛售套现。甚至那些正要陪同国王去汉诺威的贵族和官员也无心公务,而是跑来卖出股票。6月3日那天,厄雷街上出现了股票抛售狂潮,股价从890镑直接跌到640英镑。董事们见事不妙,急忙下令让他们的代理人大笔买进。这一举措果然有效,人们的信心回升了,到快收盘时,股价又回到750英镑的位置。直到7月22日公司结账,期间股价一直很平稳,再无大的波动。

为操纵股市价格,这些董事们无所不用其极。到8月,股价最终飚升到1000英镑,此时价格终于升到尽头,开始出现回落的迹象,泡沫破裂端倪也显现了。

许多政府公务员率先向董事们开炮,他们指责说:在每张认购单上都列出股份清单的做法并不公平。同时,大家也听到一些传闻,据说连南海公司的董事长约翰·布伦特一伙人都要把股票脱手了。这下子,人们的信心大受打击,连带着股价也低迷不振。到9月2日开盘时,只有700英镑。

股市现在已经滑落到崩溃的边缘,为了救市,9月8日,南海公司在泰勒商贸大厅召开董事全体会议。当天上午9点,董事们和他们的关系户们进入了会场,会议由公司副主管约翰·费洛斯爵士主持。会上,他宣读了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几项提案,然后对可补偿基金、不可补偿基金和预付金的账务处理方法作了解释。接下来,克拉各斯先生发言,他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渡过眼下的危机。这种发言场合自然也少不了亨格福特先生——他当初在议会曾不遗余力地支持南海公司,并因为知道很多公司的内部消息而在股市上获利。他鼓吹说,在商海闯荡多年,他目睹过许多公司的兴衰成败,然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取得南海公司这样好的业绩,全英国也找不出第二家公司。亨格福特还大言不惭地说:他们做到了连官员、教会和法官都做不到的事;为化解党派纷争,平息社会动荡作出了贡献;南海公司通过股市给投资人带来财富回报,乡绅眼看着他们的土地成倍地增值;同时公司也在为教堂做好事,不计其数的神职人员从他们的工程中受益。一句话,整个国家能有今天的繁荣富强离不开南海公司。尽管亨格福特的颠倒是非的发言引起一阵嘘声,但大厅里的董事们、他们的亲信以及所有从中渔利的人都对他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波特兰公爵也以类似的口吻作了发言,作为这次大投机中的赢家,他还假惺惺地对那些投资破产的人们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和慰问。这让人们不由得想起《琼·米勒的笑话》一书中的那个肥胖市议员——他总是在饱餐一顿之后,捧着自己的大肚子,问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人在挨饿。



会上通过了几项议案,但收效甚微。股价从640英镑跌到540英镑,最终居然到了400英镑。9月13日,在一封M.P.布罗德里克先生写给密德莱顿上议员的信中说:“为什么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甘愿冒巨大的损失的危险呢?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吃准了这其中有利可图。他们将银根扩张到极限,使货币不堪重负,就在泡沫眼看要破灭之际,那些主要策划者却脚底抹油溜了,而那些被贪欲控制理智的人却倾家荡产,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境地——处于这种境地的人们,他们的暴怒、惊恐和绝望用任何词汇来形容都是苍白无力的,我根本想不出能有什么方法避免这巨大打击。”10天后,股市依然下跌,他又写道:“公司就好像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董事们也无法作出决断。从一些外地人的口中,我了解到,‘南海人’这个称呼在外地是如此声名狼藉。大批金首饰商人已经潜逃了,而且逃走的人在逐日增加,恐怕在这场经济危机中能幸存下来的人不到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讲的:1000万的存款不足以支持200万现金流通。可现在我们的存款和流通资金比例早已超标了,这样下去,国家的金融秩序不崩溃才怪呢!”

9月12日,塞格雷特利·克拉各斯先生恳请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坐下来开个会。会后,就冒出一个传闻说:英格兰银行已经同意发行南海公司的债券总计600万英镑,这个消息好像一针强心针,股价顿时上扬到670英镑。但到了下午,这个消息被证实是空穴来风,股价马上又回落到580英镑,第二天又落至570英镑,然后逐渐滑落到400英镑。

事态的严重性也让内阁感到了恐慌,董事会成员更是人人自危,担心受到愤怒人们的报复,他们连门都不敢出。国王此刻身在汉诺威,国会派人传信请求他即刻回宫主持大局。先前倍受冷遇,正赋闲在家的沃普乐先生如今也被请了回来,人们希望他运用自己在英格兰银行董事会中的人脉,去说服银行经营南海公司的债券。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此时的英格兰银行却不愿意接南海公司这个烫手山芋,它担心引火烧身。但国民都一致呼吁银行出来解危扶困,银行这才勉强答应,于是大众的惊恐情绪也稍稍缓和一些。

第二天,即9月20日,南海公司在泰勒商贸大厅召开董事会议。会上,董事会同意英格兰银行或其他任何人发行公司债券,或者接受银行认为合适的任何建议。其中一位发言人鲍得内先生说:“人民陷入了极度的惊慌失措之中,像无头苍蝇般跑来跑去,脑子里充满了恐惧。”





你的头顶是无尽的黑夜,

身边簇拥着无数狂暴的鬼魅,



地狱也没这般恐怖!





两天后,英格兰银行也召开董事会议。银行董事长宣布:同意经营南海公司的债券,不过他也留了个“退路”——债券的总值、项目和发行持续时间这些关键细节视发售决定。

于是,英格兰银行首日发行了300万的债券,其条件是15%的定金、3%的佣金和5%的利息。当天一大早,人们就带着大笔现金蜂拥而来,银行方面以为当天就可完成认购工作。但到中午的时候,情形开始不对劲了,原来人们都是只看不买,南海公司的股票迅速下跌。南海公司的股票彻底丧失信誉了,一些金铺和银行家也因为先前把顾客的存款投在南海股份上,现在资金链断裂,运营不下去,都纷纷关门大吉了。剑刃公司作为南海公司的主承兑商,它都支撑不下去了。挤兑存款的风潮还波及到银行,上午,银行还在收进认购款,到了下午,又不得不把款项支付给前来挤兑的顾客。第二天(9月29日)是休息日,银行这才喘口气。在这场挤兑风暴中,他们挺了过来,可南海公司却再也翻不过身来——南海股票跌到了150英镑,几经波动后,又逐渐跌到135英镑。

渐渐地,银行发现:恢复公众的信心,顶住毁灭的狂潮,实在是费力不讨好,弄不好还会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这个时候,前面提到的“退路”起作用了——由于银行和南海公司签署的只不过是一项草案,在一些重要细节问题上,尚未作出规定。因此,银行此时即便终止协议,也不会受到惩罚。于是,银行果断地将南海公司抛弃了。

《议会史》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在8个月的时间内,人们亲眼所见,一个巨大建筑物是如何攀升到不可思议的高度,它高得令整个欧洲都不得不仰视,但它的地基是欺骗、虚伪、幻觉和荒谬。因此,它的构建者的伎俩一旦被戳穿,它就轰然坍塌了。”

在那段危机四伏的日子里,全体国民的道德底线都在降低。事后,议会专门成立专案组,把那些违法者一个个揪出来,把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卑鄙罪行公之于众。个人涉赌要受到严惩,国家和民族赌博呢?也必遭惩罚。一个著名的作家[15]曾经说过:“对历史小说的作者而言,写这段历史纯粹吃力不讨好,因为这段历史很难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它展示出来的不过是大量支离破碎的交易细节,没有温情脉脉,毫无光彩可言。”恰恰相反,如果斯摩莱特有点幽默感的话,他就会发现:要是把南海泡沫作为素材写成历史小说,一定会非常有看点——人们明明被变相洗劫,却乐此不疲;全体人民都丧失理性,狂乱地追逐一个金光闪闪的幻像,一直跑入泥潭,这难道不是血的教训吗?数以百计的家庭倾家荡产;昨天的富翁沦为今天的乞丐;昨天还大权在握,今天成为庶民;每一个角落里都发出痛悔不迭的自责和咬牙切齿的诅咒。但是,现在太多的历史书写的是战争、阴谋的故事,而像“南海泡沫”这种对人类道义和福祉深深影响的事件却很少涉及,真是可惜啊。



在这泡沫不断膨胀的阶段,英格兰处处呈现反常景象——人们渴望找到致富的捷径,再也不满足于从事虽然获利慢但风险小的行业了。想想看,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赢一场赌博就可以比那些饱学之士富裕百倍,后者的心理怎能平衡?只要有钱,粪土都可以变成珠宝!结果,这些曾经得志的小人,在经济崩溃的时候,受到了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其中有个家伙,春风得意的时候,狂妄地说要用金子喂马,到股票下跌后,他破产了,只能靠粗茶淡饭度日。他们曾经的傲慢的目光,曾经的狂妄,最后都成为抽向自己的耳光。

国内的事态非常紧急,国王也火速从汉诺威回到英格兰。这期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集会。人们纷纷请愿,要求立法机关严惩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正是他们的欺骗性行为,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却没有人想过,国家和国民本身也应受到惩罚,国家没有起到监督作用,国民的轻信与贪婪使他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些事情。人民只觉得,是南海公司这帮强盗们毁灭了国家,他们十恶不赦,死有余辜!

一些有地位的人也对南海公司的董事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莫乐斯沃思勋爵的态度最为激进:“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是目前这场国难的罪魁祸首。这要是在古罗马时代,他们的下场是被装进麻袋,扎紧袋口,扔进台伯河里活活淹死!”沃普乐先生则相对比较谦和,他说,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恢复国家信用。“好比伦敦城发生了火灾,当务之急是先灭火,然后再详查纵火犯。如今,国家信用受到歹人刺杀,伤口正在流血,应当迅速止血救人才是,惩办刺客是第二位的。”

最后,国王发表讲话,表示议会将抚慰国民的失望情绪,还要惩办元凶。议会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要求董事会成员向议会呈交一份全面的账目。议会通过一项提案,大意是,大众恐慌的根源是股票投机者的狡诈伎俩,因此,一方面必须重建国家信用,另外还要制定法律防止类似事情再度发生。沃普乐先生也表示说:“我已经制定了一项恢复国家信用的计划,但该计划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首先确定,那些与南海公司签定的公共债权债务认购单、货币认购单以及其他合同是否还算数?”议会最后以259票对117票的多数达成一致,所有这些合同在当前状态下仍然有效,除非南海公司的所有权变更,或者是经过法律程序宣布无效。第二天,沃普乐先生把一个恢复国家信用的计划拿了出来,计划规定: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平摊1800万南海股票。议会觉得该计划很有道理,并命令两大公司照办,对此没有多少人表示反对。其实,这两家大公司都很不情愿,他们都激烈地反对,但在议会的强硬命令下,两家公司最终只能同意发行南海公司的股票。



同时,议会还通过一项法案:在一年内,限制南海公司董事会成员、主管、副主管、会计、出纳和职员出国,以免他们转移财产。所有具有影响力的议员都支持了这项提案。当时有传言说,塞格雷特立·克拉各斯议员也参与南海事务,如今他却丝毫不觉得愧疚。施贲先生想刺激一下他,就对着塞格雷特立·克拉各斯说:“议会如今团结一致地为公众利益而行动实在是一件好事,同时,也不能忽略南海公司董事们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但是,某些人,身居高位却不顾名声,他们的罪行并不比南海的董事们轻。”话音刚落,克拉各斯就慌了神,连忙解释说,如果议会认为他也涉嫌南海事件,他愿意接受各位的质询。克拉各斯说完,大厅里便一片哗然。年过六旬的上议员莫乐斯沃站起身来指出克拉各斯的态度明显是在向全体议会挑衅。莫乐斯沃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相信,议会内外有大批的年轻人和他站在一起,与克拉各斯斗争到底。会议秩序再次乱作一团,议员们纷纷站起来,都想发表自己的看法,混乱的场面持续了几分钟。最后,议员们纷纷要求克拉各斯一定要对刚才的言论作出解释。克拉各斯服软了,他说只是想向大家作个解释,并没有向各位挑衅的意思。混乱的场面这才平静下来。会议结束后,任命了一个13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该委员会享有人事调遣和发布文件记录的权力。

这期间,民众的愤怒之情也达到了顶峰,南海公司董事们简直和恶魔画了等号。各地发生请愿活动,请愿者纷纷要求严惩这些损公肥私的恶棍。那些温和派人士也被牵连进来,被认为是南海公司的同谋,收到各种匿名信或公开信,遭到恶毒的侮辱和谩骂。由于人们不断施压,连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和克拉各斯都被议会审查了。1721年1月21日,所有涉嫌南海阴谋的经纪人都被勒令向议会呈交账目,报告有哪些财政部官员从他们手里买了股票,以及他们自1719年米迦勒节以来的信托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大量的股票被艾斯拉比买走。

5名南海的董事,包括爱德华·吉朋[16]在内,都被关进了监狱。议会决议:在南海案件查处过程中,凡是不对实际支付能力进行评估,就接受股票交易和发放贷款的,以及为政府官员或议员的利益而购买股票的,都属非常严重的腐败行为。几天之后,议会又通过了另一个提案,大意是,一些公司董事和职员以秘密方式向公司出售自己的股份,这种行为定性为诈骗和破坏信托罪,势必对国家信用造成极其有害的影响。于是,艾斯拉比被迫辞职,并被逐出议会,甚至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南海公司有位会计叫奈特,参与过公司董事们的阴谋。后来畏罪潜逃到加来[17]。秘密委员会向议会通报了这个情况。议会一致决定,向国王呈交两个报告,一个是请求国王签署命令,悬赏缉捕奈特;另一个是请求国王立即命令关闭港口,切断南海公司职员逃跑的途径。国王同意了议会的请求。



委员会认为,为了防止奈特事件再次发生,有必要先下手为强,抢先控制南海公司一些董事和主要职员,并没收他们的文件。与南海公司有关联的议员罗伯特·查普林爵士、议员塞奥多·简森爵士、议员索布里奇先生和议员F.叶勒斯先生,以及南海公司各位董事被分别传唤,交代各自的腐败行径。最后,议会提出公诉,控告他们犯有恶劣的破坏信托罪——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极大地损害了国家信誉。决定将他们逐出议会,羁押候审。同时,英国也向各国发出公文,请求协助缉捕奈特,并引渡回英国。

人们普遍认为,南海公司的董事中,约翰·布伦特爵士是这场阴谋的罪魁祸首。此人自称是一个信教者,实际上却并不信英国国教。他经常高谈阔论,抨击奢侈腐败、议会的偏见和党性的困境,极力反对贵族的贪婪。他原来是一个掮客,后来居然成了南海公司的一名董事,而且还是其中的活跃分子,并策划了许多骗人的罪恶计划。现在,布伦特被监禁起来,受到长时间的质询。在质询过程中,他拒不交待,死硬到底——这种态度本身就说明他心里有鬼。议员们强令他回答,为使南海公司的议案通过,究竟有没有把股票卖给向任何官员或任何两院议员?他再次拒绝回答。他说,他尊重议会,但议会强迫自己认罪却门儿也没有!质询没有什么结果。随后,议会中,内阁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在争吵中,沃顿公爵指责斯坦霍普公爵,后者情绪非常激动,突然晕倒在地,被送回家中。大夫给他拔火罐,第二天上午又放了血,他这才被抢救过来,脱离了生命危险。到了傍晚,他突然昏迷,很快便病故了。这位国会议员的猝死让全国人民出了一口气。国王却深感悲痛,他难过地把自己反锁到密室里长达几个小时,任凭谁来劝慰也不开门。

前文提到的会计奈特终于在列日附近的蒂里蒙特[18]被捉住了。捉拿奈特的是侨居布鲁塞尔的英国人里斯的一位秘书,奈特被捕后软禁在安特卫普城堡里。英国多次向奥地利法院要求引渡奈特,却没有成功。在英国当局继续进行交涉的过程中,奈特再度逃之夭夭。

2月16日,秘密委员会向议会提交了第一份报告。报告提到,调查工作正面临种种困难,进展比较缓慢。那些被调查者百般抵赖,在他们提交的账目中,有些项目是伪造的,有些被人为修改过,甚至有些页码被故意撕掉了。他们还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帐目已经被销毁了,有些则被转移或藏匿起来了。比如,在南海议案通过之前,公司账户上有一笔金额为125.9325万英镑的账目,账目上记载是出售股票的款项,并余款54.75万英镑。按账面记载,这笔股票在不同的时间分批售出,价格从150%到325%不等。秘密委员会感到此举很反常,因为在那个时间段,公司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股票,最多不超过3万英镑。委员会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原来这笔股票是公司伪装成购买者买入的,这些伪装的购买者既没向公司付钱,也没交纳定金或保证金。公司之所以自己买自己的股票,是考虑到万一股市下跌,议案未被通过,可以避免损失。相反,如果股价上升(如同实际情况那样,他们的阴谋得逞),那么就可以从事先设立的价差中获利。



这次造假,是由约翰·布伦特、吉朋和奈特三人运作的,他们为了促进议会通过议案,还专门向一些政府官员行贿。比如,行贿桑德兰伯爵5万英镑,肯德尔女公爵1万英镑,普拉顿伯爵夫人3万英镑,她的两个侄子3万英镑,查理斯·斯坦霍普(财政部的一位秘书)1万英镑,剑刃公司5万英镑。另外还发现,斯坦霍普通过特纳尔·卡斯沃尔公司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了价值25万英镑的股票,但是,他在账本登记的名字是一个假名。财政大臣艾斯拉比更加无耻,他有一个与南海公司同名的账户,户头上有79.4451万英镑。除此之外,他还建议公司把第二批认购单做成150万而不是100万,没有任何担保。第三次认购单的交易方式则更加恶名远扬:以艾斯拉比名义付的定金是7万英镑,老克拉各斯先生65.9万英镑,桑德兰伯爵16万英镑,斯坦霍普议员4.7万英镑,这份报告内还提到了6位不太知名的人士。不过委员会也无奈地宣布,重要知情人奈特未归案,调查工作已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这份报告被提交给议会讨论,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后,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提案,决定对董事会成员,以及所有牵涉其中的议员、政府官员予以严惩。议会宣布,他们要为自己腐化可耻的行为付出代价——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赔偿受害公众的损失。议会还要求提交一份救济不幸的受害者的议案。

查里斯·斯坦霍普是第一个走上审判台的人。他极力为自己狡辩脱罪说:“我对整个事情都不清楚,是由奈特代理为我买进所有股票。至于特纳尔·卡斯沃尔公司以股票的方式行贿,那我对此更是一无所知了。既然这些都不是出于我的本意,怎么能由我来抵罪呢?”事实上,斯坦霍普将公司的25万英镑据为已有,罪行很明显,然而,有人想庇护他,就在议员中游说投无罪票,最后他被宣判无罪。斯坦霍普的无罪判决结果出来后,全国各地的民众非常不满。伦敦发生了示威性质的集会。接下来要受审的是艾斯拉比,如果他也像斯坦霍普一样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那社会的暴乱将一触即发。艾斯拉比受审那天,群众自发来到议会周围,等待判决结果。辩论持续了整整一天,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艾斯拉比说话,因为他实在太罪大恶极了。最后,辩论达成一致,欲壑难填、利欲熏心的艾斯拉比,作为南海阴谋的主要策划者,破坏国家信誉和经济秩序,被开除出议会,关押在伦敦塔监狱。一年内,或者在下一期议会结束之前,他都不得出国;他名下的财产被罚没,用来救济那些因为他的营私舞弊行为而受害的人们。



判决结果一公布,真是大快人心!尽管当时已经午夜12点,但好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一些人甚至点燃了房子以示庆贺。天亮以后,艾斯拉比被押送去伦敦塔监狱,人们聚集在他的必经之路上,一边咒骂,一边向他投掷垃圾。人们还点起篝火,围着火堆跳舞,释放喜悦之情,比过节还热闹百倍。可见,如果艾斯拉比这次没被重判,那公众的态度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是庆祝而是暴乱了。

接下来,议会还开除了特纳尔·卡斯沃尔公司的乔治·卡斯沃尔爵士,并把他收押在伦敦塔监狱,罚款25万英镑。随后,秘密委员会开始审议桑德兰伯爵的案件,因为有证据表明他曾强行勒索约翰·布伦特爵士。不过,由于他平素德高望重,议会想为他洗清罪名。最后,议会以233票对172票的多数宣布他无罪。但是,全国人民却都相信他有罪,伦敦再次发生示威集会,发泄对议会的不满,好在没有造成骚乱。

老克拉各斯倒是挺幸运,他在受审的前一天突然死了。人们都认为,他是服毒自杀的。因为他有一个深爱的儿子,为了儿子他把良知抛在脑后,疯狂敛财。结果,他的儿子在五个星期之前身染梅毒而死。儿子死去,加之罪行败露,最终导致老克拉各斯绝望而死。他死后留下的150万英镑遗产被没收,用于赔偿不幸的受害者。

董事会成员一个个地接受审理,议会没收了他们的大笔财产,总额高达201.4万英镑。为了让他们生存,议会没有赶尽杀绝,而是给他们每人都留下一定的财产。约翰·布伦特爵土曾拥有财产高达18.3万英镑,最后只给他留下5000英镑;约翰·费洛斯爵士原来的财产是24.3万英镑,最后留下1万镑;塞奥多尔·简森爵士可以从24.3万英镑中保留5万英镑;爱德华·吉朋原来的10.6万英镑允许保留1万英镑;约翰·兰伯特爵士原来的7.2万英镑,保留5000英镑。其他罪行较轻的罪犯,则受到了较为宽大的处理。

著名的历史学家吉朋是当时被严惩的爱德华·吉朋爵士的孙子,他在《生活与写作:回忆录》一书中,为自己祖父受到的制裁而鸣不平:“1716年,我祖父被选为南海公司的一名董事,在他接受这个倒霉的职务之前,他已经拥有了6万英镑的个人财产。但是,1720年,他因为南海事件受到清算,把他30年来所有合法、非法获得的积蓄全都搭进去了。至于后人如何评价我祖父在南海事件中的功过,我不便指摘。但公认的是,尽管那些董事们罪孽深重,但当时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能够指控他们。因此,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逆时刑法’——惩处犯法者犯法时刻并不存在的罪行。在这个宗旨的指引下,立法机关限制了董事们的人身自由,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给他们每个人的品行都打上了可耻的烙印。他们被迫发誓,把财产充公,而且一丝一毫都不能转移或分割。宪法规定:每个在押犯都享有向辩护律师申诉的权利。但这些董事们连申诉权都被剥夺了,谁都不理会他们的申辩。起初曾有规定,给每位董事留下八分之一的财产,好让他谋生度日。但有人觉得,这点救济金也不能让董事们拿得踏踏实实,因此又召开一轮轮会议对应该给他们留多少钱而进行探讨,这些董事们的命运和名誉如同砧板上的鱼肉,被一次次地拿出来接受议会的摆布和羞辱。



“比如,一份语焉不详的报告中说,某位董事曾经参与过某项目,而一些人在这个项目上损失了钱,于是这位董事就被断定有罪。另一个人则只不过在发财之后狂妄地说了一句,他要用金子喂马,就因为这句话他被镇压了;还有一位在当时声名显赫的财政部人士,他也是因为说话得罪了人,而被定了罪。所有的南海董事下场都很惨,他们没有申辩机会,财物就被充公了。其实,我的祖父虽然参与了南海事件,做了一些罪恶的事,但他最后遭到制裁,也与一些权势人物公报私仇有关。我的祖父吉朋是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之一,而且最后对他的判决也很重。他向议会宣誓之后上交的财产总值为10.6543万英镑5便士6芬尼。最后只留给他1万英镑作为生活费。然而,议会并没有剥夺我爷爷吉朋的知识和技能,他凭借自己的奋斗,在16年后,又为自己赚得了一份新的家业,而且是诚实合法的收入。”

董事会成员伏法之后,立法机关接下来着手恢复国家信誉。

人们发现,沃普乐先生的计划存在一些漏洞。1720年末,南海公司总股本计算出来了,总值为3780万英镑。其中,分派给全部所有者的只有2450万英镑,剩下的1330万英镑则被公司占有,而且,这就是他们从这次经济灾难中攫取的利润。他们从中拿出800万英镑用于支付一般所有者和认购者的分红,红利是每股33英镑6便士8芬尼。这令人们都很欣慰。南海公司还有更进一步的规定,凡是向该公司转让和抵押财产,或者以该公司股票做抵押借款,只要偿还借款总额的10%,就可以不受到查询。在股价异常上涨时,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借出1100万英镑,等股价跌落到正常水平以后,他们只能收回110万英镑。

但是,彻底恢复国家信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司已变得像伊卡鲁斯[19]一样,用粘在身上的翅膀飞翔,可他飞得距离太阳太近,以至于粘接翅膀的蜂蜡被融化,掉进大海。他这才明白,离开了坚实的大地,他将只有死路一条。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飞那么高了。

从那以后,在贸易极度繁荣的时候,类似的投机骗局也曾经发生过几次。在一个商业国度里,人们都想走捷径致富,最后把整个社会拖进泥潭而难以自拔。在1825年、1836年、1845年,南海泡沫的阴魂又再度袭来,人们的贪心又使骗子得逞,不过万幸的是,在君主立宪制度的帮助下,人们每次都逢凶化吉,及时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第三章





喔,

狂热的公民们,

你们理应受此报应!

——卢梭





狂热的郁金香





郁金香,百合科郁金香属植物的总称,又名洋荷花、草麝香,是百合科郁金香属多年生草本球根花卉。这种美丽的植物原产于中东,由于其花似穆斯林头巾,波斯语称之为dulband,被土耳其语借了过来,作tulbend,意即“穆斯林头巾”。16世纪中叶传入欧洲。

康拉德·杰斯奈尔当时曾预言,郁金香的到来必将引发世人瞩目。不料一语成谶,郁金香到欧洲后竟然引发了一场疯狂的骚乱。

康拉德·杰斯奈尔说,1559年,他首次看到郁金香花是在当时著名的收藏家和博物学家康赛勒·赫尔瓦特律师的花园里。这个郁金香球茎来自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而那时,郁金香在君士坦丁堡早就风靡已久了。

在这之后的10到11年,尤其在荷兰和德国,郁金香成了富人们梦寐以求的宠物。为得到正宗的郁金香球茎,阿姆斯特丹的富翁们甚至不惜花高价派人直接到君士坦丁堡求购。1600年,从维也纳引入英国第一株郁金香,到了1634年,郁金香在英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以至于富人们如果在花园里不种点郁金香,都不好意思请朋友来家里参观。



当时像蓬皮尤斯·德·安吉利斯、莱顿的利普西尤斯这样的大学者,都热衷于收藏郁金香。对郁金香的收集欲也很快波及到中产阶级阶层——无论大商人,还是小店主,甚至经济状况平平的人也开始争相攀比,谁家的品种更好更多,谁肯下大价钱买花。当时有一个商人叫哈勒姆,他居然花掉一半家产就为买一株花。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转手牟利,而只是为了收藏,并以此在朋友们面前炫耀。

人们可能会说,想必这种花一定有什么神奇独特之处,否则精明的荷兰人怎么会如此青睐它呢?但事实上,郁金香既没有玫瑰般美丽芳香,也没有牡丹花期长久——它甚至比不上豌豆花。那它的独到之处究竟在哪里呢?

英国诗人和散文作家考雷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赞美郁金香:





郁金香,我的郁金香,

你给人们带来无上荣光,

即使整个世界都褪去颜色,

你的美丽和光辉却永远毫发无伤!

甚至更加美丽芬芳。





你经常以紫色和金色的面貌示人,

你的颜色如此传神。

你令人赏心悦目,

让天下百花相形见绌!





这首诗虽然有点像大白话,但人们能感到诗人从字里行间传达出来的意境。贝克曼也在他的《发明的历史》一书中,极其精确地描绘了郁金香,他说:“野生的郁金香,颜色单一,阔叶长茎。但它一经培植之后,它的花瓣变小,颜色变淡,错落有致,叶子嫩绿。这时的郁金香就成了一种园艺精品,愈显得美丽娇贵!这时纵有再高超的栽培技艺,也不大可能移植,否则就可能无法存活。试问天下哪种植物能像郁金香这样呢?”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郁金香花实际上非常难伺候。对初学者来说,更是稍有不慎就会把花养死。但是,人们的心态就是这样,越是娇嫩,越觉得它无比珍贵。



1634年,荷兰人疯狂地迷上了种植郁金香,以至于作为国家发展命脉的基础工业都停滞不前了。当时,甚至社会上最卑贱的人也琢磨着怎么在郁金香身上发财,其价格也水涨船高。到1635年,40只郁金香开价10万弗洛林的高价,却依然供不应求。到后来,郁金香交易精确到了比格林(grain)还轻的计量单位——波里兹[20](perits)。一种品种叫“里夫肯上将”重400波里兹,价值4400弗洛林;“范·德·埃克上将”重446波里兹,值1260弗洛林;“切尔德”重106波里兹,值1615弗洛林;“总督”重400波里兹,值3000弗洛林;不过,最珍贵的莫过于“奥古斯特”,200波里兹,最少也值5500弗洛林。“奥古斯特”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品种,就连品相最最一般的竟然也能卖上2000弗洛林。1636年初,全荷兰只有两棵“奥古斯特”,一棵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商人手中,另一棵在哈勒姆。人们为了得到它们,纷纷愿意花大价钱购买。后来,哈勒姆的那一棵被人用12英亩的地产换走;阿姆斯特丹的那棵则被人出了4600弗洛林、一辆新马车、两匹马和全套的马具换走。当时有一位名叫蒙丁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记载了一种名叫“总督”的郁金香,就这么一个不过拳头大小的球茎,竟然价值2500弗洛林。2500弗洛林什么概念?当时,四头肥牛值480弗洛林,八头肥猪值240弗洛林,8000磅小麦值448弗洛林……换句话说,这小小的一棵“总督”能换80多头大肥猪!

有许多常年在国外的荷兰人,他们回国以后,因为不了解郁金香的昂贵身价,结果闹出了不少笑话,甚至有的人还身陷囹圄。《布莱思威尔游记》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富商,想方设法弄到了几株珍贵品种的郁金香,如获至宝地收藏在家里。一天,他收到从列文特发来的珍贵郁金香。送货人是一个水手,富翁高兴之余想酬谢这个水手,就慷慨地赏给他一条红鲱鱼做早餐。可这位水手似乎对洋葱情有独钟。一眼就看到富商的桌子上也有一颗“洋葱”,顿时觉得这颗“洋葱”放在用华丽丝绸和天鹅绒铺垫的桌子上实在是不协调。于是他就顺手牵羊拿走了“洋葱”,正好可以和红鲱鱼一起吃。然后,他就离开富翁家,回码头了。

当然,这颗“洋葱”其实是郁金香,而且是一棵价值高达3000弗洛林,合280英镑的萨姆波·奥古斯特郁金香啊!富翁发现宝贝不见了,简直急疯了,立即命人四下寻找,最后他们想起了水手,于是众人发足狂奔,冲到码头。等大家到了那里才发现,水手正坐在一捆绳子上,津津有味地嚼着最后一口“洋葱”。这个傻瓜根本就没想到自己闯下弥天大祸——这顿早餐的价格足够全船的人吃一年了,用那倒霉富商的话说:“这顿大餐的价钱,都够宴请奥兰王子和整个总督委员会了。”把贵重物品添加到食物里,古已有之。安东尼曾为埃及女王克里奥巴特拉把珍珠溶入酒中;理查德·怀庭顿爵士曾为了款待亨利五世做过同样的事;当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托马斯·格莱沙姆爵士曾在她酒中溶进钻石,据说对健康有益;但这个荷兰水手吃的这顿豪华早餐和上面这些王侯将相相比一点都不逊色,甚至还超过了他们,因为那些古人在食物里添加珠宝既没营养,也不能让他们的食物赏心悦目,但水手的“洋葱”就鲱鱼却是口感极佳。只不过他付出的代价是被富商指控为抢劫,蹲了几个月的牢。



另一个更加荒唐可笑的故事发生在一名英国旅行家身上,他是个植物学爱好者。有一次,他去一个荷兰富翁家做客。主人出去了,他在房间里四处转,偶然发现主人收藏的郁金香球茎。旅行家很好奇,因为他从没见过这种植物,于是他用小刀,一层一层地剥开这个球茎的皮。最后还把球茎切成两半,仔细观察它的剖面。就在这时,主人突然向他扑了过来,拎起他的领子,愤怒地质问:“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这位旅行家回答:“我在剥一颗奇怪的洋葱呀!”“你这个笨蛋!”荷兰人破口大骂,“这可是范·德·埃克上将!”“谢谢。”旅行家一边说着,一边拿出笔记本把这个名词记了下来。他又问:“这种植物在你们国家很普遍吗?”“见你的鬼去吧,”主人咬牙切齿地揪住他的衣领,“让市政官告诉你吧。”不由分说,这位荷兰人就把他拉到了大街上,一群看热闹的人也跟了上来。当旅行家被带到市政官那里时,他才明白,被他解剖的这个植物球茎竟然值4000弗洛林。无论他怎样解释,他还是被关进了监狱,直到交足了赔偿金才获释。

到1636年,人们对珍品郁金香的追求达到了空前程度。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哈勒姆、雷顿、阿尔克马、霍恩等地的证券交易所,甚至开始了郁金香股票交易专柜。投机商人开始炒卖郁金香股票了,他们人为地操纵郁金香股票的价格涨落,低价吃进,高价卖出,从中获取巨大利润。

金灿灿的郁金香就好像金色的诱饵,悬在人们的眼前,诱使人们欢欣雀跃地涌进郁金香市场。贪心的人们好像密密麻麻的苍蝇,扑向蜜罐。每个人都盼望着郁金香热的狂潮永远不会终结。郁金香也把世界各地的富翁引来了,他们不惜血本购买下天价郁金香。荷兰北部海岸成为郁金香交易集中地,欧洲的富豪们云集这里,把财富留下,把贫穷驱走。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无论农夫还是工人,甚至仆佣、烟囱清洁工、老洗衣妇都做起了郁金香买卖。

人们从银行取出存款,甚至典当房产、家具,就为了换来现金去投资郁金香,连新盖的房子都被贱卖。外国人也痴迷于投资郁金香,世界各地的金钱滚滚流进荷兰。这直接造成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房子和土地、马和马车,以及各种奢侈品的价格都翻了好几番。在郁金香交易鼎盛时期,荷兰简直就成了财神接待处。



随着郁金香的交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有相关的法律来约束和指导交易者。政府有关部门参与进来,设立提供专门的公证服务,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在一些小地方,你要是问“公证处怎么走”,人们不一定知道,可你要是问“去哪里做郁金香公正”,每个人都会告诉你正确的方位。一些小城镇没有交易所,酒馆就成了郁金香商人谈生意的地方。有时候二三百人聚集在这里,场面蔚为壮观。有情趣的酒馆老板还在桌子上和过道里摆满了一盆盆盛开的郁金香,更为交易氛围平添了不少色彩。

然而,有些人开始醒过味儿来了,他们感觉这种狂热必定会有结束的那天。因为人人都在倒卖,连富翁们买来也不是为了收藏,而是加价卖出。没有真正的买家,人人都想在倒手中获利,那最后接手的人肯定要血本无归。当越来越多的人这样想时,郁金香价格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从此一蹶不振。

人们的信心受到打击,交易商们更是坐不住了。商人甲原先同意以每棵4000弗洛林的价格从商人乙手里买10棵萨姆波·奥古斯特,并签订了合同。6周后,花价已经降到三四百弗洛林一棵。商人乙已经准备好了花,可商人甲宁可违约也拒不接受这些花。这样的违约行为在荷兰多得是。即使商人愿意按四分之一的进价亏本出售,也没人买账。少数幸运儿先前在投机过程中赚到大钱后,悄悄地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或者投资在其他行当上。但更多的人通过郁金香交易发家,又因为郁金香交易破产。昨天还是富翁,今天变成乞丐,连世袭贵族都未能幸免,一贫如洗。举国各地哀鸿遍野。

为了抑制花价下跌,几个大城市的郁金香商人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商量研究对策。大家希望政府也参与进来,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挽救郁金香经济。政府一口回绝了商人们的请求,只是建议他们制定一些内部计划,自行解决。

商人们为此连开了好几天会,在会上,他们只是相互推诿或发牢骚,甚至还发生激烈争吵,但解决问题的良方却迟迟拿不出来。最后,阿姆斯特丹经纪人联合会出面斡旋,终于达成了一个协定:在郁金香交易最疯狂的时期,即1636年11月以前签订的合同全部被废除,而此后签订的合同,如果买方想违约,必须赔偿卖方10%的违约金。这个决定看似公平,但也未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卖方当然不会满意,因为买方想要违约实在太轻而易举了。过去价值6000弗洛林的郁金香,现在只值500弗洛林,买方如果违约只需要交纳50弗洛林违约金,根本谈不上损失。于是,全国各地买方违约的事件频频发生,卖方就把他们告上法庭,而法庭又不接受这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案件……最后,此事被交给海牙议会解决,人们相信,以海牙议会的智慧定能拿出解决方案挽回公共信誉!

但人们望穿秋水也没等到海牙议会的方案。议员们一周接一周地开会商讨,一直商讨了三个多月,才宣布,他们对此事将不发表任何看法。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个建议,所有的卖方应该以原定价格把郁金香卖给买方,如果买方拒绝购买,就应把郁金香公开拍卖,所产生差价由合同上的最初买主负责。其实,这正是原来代表们提出的且被证明无效的方案。因为当时的荷兰,还有能强迫买方付款的法庭。在阿姆斯特丹的法院也表示不参与此类案件,因为他们把这种案件定性为赌博性质的案件,认为这种债务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政府不愿这个浑水,事情也就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些炒卖郁金香获利的人也就维持了他们的利益,而郁金香砸在手里的不幸的家伙,则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然而,经过这场风波,荷兰的商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创伤直到好多年以后才平复。

英国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荷兰的“郁金香事件”。1636年,伦敦的交易所公开买卖郁金香,批发商竭尽所能把进口自阿姆斯特丹的花哄抬到最高价。在巴黎,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这些事件让郁金香备受人们的青睐。当然,要说最偏爱郁金香的,那还得说是荷兰人,就好像英国富翁嗜好收集上等赛马和古画,荷兰阔商则喜欢收藏名贵郁金香。

你能相信吗?如今在英国,一棵郁金香比一棵橡树还值钱。有一种非常罕见的黑郁金香,它的花瓣色泽像黑天鹅,它的价钱相当于12英亩未收割的谷物的价钱。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版修订本的权威作家说:17世纪末的苏格兰,一棵郁金香的最高价格是10基尼。从那时到1769年,郁金香的价值似乎才逐渐下跌。当时,英国最珍贵的品种是唐·哥沃杜和瓦伦丁尼亚,前者值2基尼,后者值2.5基尼——这似乎就是最低价了。1800年,一个球茎的正常价格是15基尼。1835年,一种名叫范妮·康伯小姐品种的球茎在伦敦拍卖价格是75英镑。更令人惊讶的是,居住在国王路上的一个叫切尔西的园丁,他家花园里的郁金香标价为每棵200基尼。





第四章





一件先人留下的遗物,

布满锈迹但依然坚固,

鳞片破烂却哗哗作响,

当年的铠甲诉说战场疯狂。





还有一些遗物貌似普通,

救济用的黄油,

破损的水桶,

但它们的历史却不见得短,

甚至能追溯到大洪水时代之前!

——彭斯





圣物崇拜





遗物是逝去的人留下来的物品,只要人们心里还有情感,人们对遗物的珍爱之情就永远不会褪色。这种情感来自内心深处,是最淳朴、最善良的,甚至能使人热血沸腾。即使天下最冷酷无情的人,在遗物面前,也会为之动容。谁不把亡妻生前垂在眉宇间的那绺青丝当做永远的回忆呢?谁不把逝去的爱子心爱的玩具视为宝贝呢?这些遗物寄托了对逝者的哀思,它们是家中的圣物,对生者来说,它们具有无比神圣的价值。



从人类的情感角度看,他们不希望亲人朋友离开自己去另一个世界,因此遗物正好寄托了人们对那个世界的逝者的无限哀思。一个活着的人,如果他在一本日记上看到已故亲友写的只言片语,那该是多么欣喜啊!

每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纪念物,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的遗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圣物——由于对伟大和美德的热爱而被神圣化的物品。很多著名的思想家,他们写字的手已经冰凉,但他们的思想、观点,甚至他们的名字却流芳百世。比如一本有莎士比亚亲笔签名的《蒙田文集》;还有一把椅子,现收藏在安特卫普,鲁本斯曾坐在上面完成了他不朽的作品《卸下圣体》[21];在佛罗伦萨博物馆里有一架望远镜,伽利略就是通过它发现了许多宇宙的秘密。那些传奇人物的用品,比如威廉·泰尔[22]的弓箭,华莱士或汉普顿的剑,或者是某些威严的宗教人物用过的《圣经》,看到这些东西,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人们对圣物的崇拜,源于人们对神圣之爱的追求,圣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具有无上的美德。然而,无数后人背离了这一原则,他们对圣物盲目崇拜和迷信,他们把圣徒的下颌骨、使徒的脚趾甲、国王擤过鼻涕的手帕,甚至是吊死过犯人的绞索都当成了宝贝,爱不释手,在后人看来,这种人与傻瓜何异?他们不管遗物是谁的,是名人还是俗人的,是善人还是恶人的,只要是古代的,就统统拿来拜一拜。在他们眼中,英雄和奸雄,哲学家和欺诈者,统治者和杀人狂,宰相和盗匪,都是值得顶礼膜拜的。为了寻找这些人的遗物,他们从赤道走到两极,足迹踏遍整个地球。

现代圣物崇拜主义,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是在十字军东征前不久。当时,最早的那批到圣地朝拜的朝圣者,他们倾其所有,买回上千件的圣物带回欧洲。至于这些圣物是真是假,那就难说了。当时人们最青睐的是所谓“真正的十字架”上的木头了,它的光泽就像寡妇的头油一样,闪闪发亮且充满诱惑。相传,最早发现“真正的十字架”的人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23]。后来,狄奥多西皇帝从这个十字架上取下一大块木头,赠送给了米兰大主教圣·埃布鲁斯。大主教对这块木头视若珍宝,在上面镶嵌了许多名贵宝石,供奉在米兰最大的教堂里。后来,匈奴人入侵,掠走了这件宝物。野蛮的匈奴人敲下木头上的宝石,把木头一把火烧了。可是到了11世纪和12世纪,欧洲各大教堂都宣称自己拥有来自“真正的十字架”上的木头。这些木头要是被聚集到一起,建立一座教堂都绰绰有余了!据说罪犯要是能看一眼这种木头,他们的罪行就会得到神的宽恕。要是能拥有一块这样的木头,即使冒生命危险也愿意。人们还认为这种木头有避邪的作用,还可以治愈各种疑难杂症。每年都有大量善男信女到供奉有这些木头的教堂去朝圣,教堂也因此增加了不少收入。



除了“真正的十字架”,还有一种赫赫有名的圣物,那就是“基督之泪”。这些有成百上千年历史的液体究竟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谁也不在乎,只要说这是耶稣基督眼中流出来的就足够了。只要你肯花钱,圣母玛利亚的眼泪和圣彼得的眼泪也能买到。它们被小心翼翼地封存在首饰盒里,虔诚的信徒通常把它悬挂在自己的胸前。

和“基督之泪”类似,所谓“耶稣和殉道者之血”、“圣母玛利亚的乳汁”,乃至她的头发和趾甲,也都被冠以圣物的名头而广受追捧,而且个个价格不菲。在11世纪和12世纪,每年都有数千朝圣者前往巴勒斯坦,到那边买回伪造的圣物,带回国内出售——这就是他们的谋生之道。这些脚趾甲哪里是什么圣母玛利亚的啊,其实是从一些招摇撞骗的牧师的污秽的臭脚上剪下来的。在它们被剪下来6个月后,就拿到市场上出售,说它是圣母玛利亚的,那就是圣母玛利亚的;说它是圣彼得的,那就是圣彼得的。一块脚趾甲能卖一颗钻石的钱。这些脚趾甲中,圣彼得的趾甲似乎长得最快,因为在克莱芒议会时代,在欧洲,有好多脚趾甲藏品宣称是来自他,可要是把脚指甲聚集起来,装一大麻袋都绰绰有余了。它们中的一些直到现在还在亚琛大教堂里展出,许多德国信徒还千里迢迢赶来,就为瞻仰一下。

在巴黎皇家港,种植着一棵荆棘,人们悉心照料它。据说这可不是普通的荆棘,它是围绕过耶稣基督的神圣头颅的那片荆棘中的一棵[24]。至于它怎么会生长在这里?谁把它移植过来的?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只要知道它是一棵“神圣荆棘”就可以了。相传,彼埃尔小姐患有眼疾多年,后来她吻了这棵荆棘一下,眼疾居然痊愈了!

无独有偶,到过罗马的旅游者一定听说过“圣梯”这个东西。据说,当年圣海伦娜从耶路撒冷朝拜回来,带回两件宝物,一个是前文提到的“真正的十字架”,另一个就是这架“圣梯”,是在比拉多的故居找到的。当年耶稣被带到罗马总督府受审时,就用这架梯子上下楼梯,因此就成了“圣梯”。罗马的信徒们认为这是无比神圣之物,把它悬挂起来供人瞻仰,而且决不允许用脚踏这架梯子,只有在虔诚地吻过它之后,才能用膝盖跪在上面以求沾点“神迹”。



欧洲至今还有很多地方保留着这些宗教圣物。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或比利时的罗马天主教教堂里,谁家不弄几件圣物做镇教之宝呢?就连最破烂的乡村教堂,也敢说自己藏有无数罗马历史上圣人的腿骨。但说实在的,这可能吗?比如,亚琛教堂宣称它那里珍藏的圣人腿骨曾经治好过查理曼大帝的腿疾;豪勒的教堂说圣母玛利亚的腿骨在它那里;西班牙教会说,这样的腿骨它那里有七八块,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圣物。据说,布鲁塞尔曾经保存着圣高杜勒的牙齿,一次,一个教徒牙疼非常严重,后来看了一眼圣人的牙齿,他的牙就神奇地不疼了。在欧洲,一些圣骨被埋在地下,据说,当水从埋骨之地上面流过,立刻就会变成有神奇效力的甘甜的泉水。谁喝了它,疾病立刻就能治愈。

人们对圣物的热望无以复加,有些人弄不到圣人的遗物,就想方设法弄一些大恶人的遗物,他们认为这些遗物同样具有神奇的功效。理查德一世执政时期,当时伦敦的平民领袖威廉·郎伯德在史密斯弗尔德被绞死时,人们疯狂地搜集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哪怕是他的一绺头发,或者是衣服的一块碎片,人们认为他的头发可以避邪,他衣服上的布可以治病。甚至连他绞刑架下的泥土都成了好东西,周围城邦的妇女们纷纷涌到伦敦的刑场上,只为取走一捧泥土。

马萨尼罗的遗物也一度很有名。他是那不勒斯的一个渔夫,纠合了一群叛乱武装曾一度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权,但他的暴虐本性很快就露了出来。最后,他被暴动的国民打死,并被弃尸街头。他的尸体被放在泥塘中好久也无人收殓,后来又被人丢进河里。第二天,不知为什么,群众突然对他的情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人们下河打捞他的尸骸,还给它穿上礼服,举行了隆重的下葬仪式,近两万人参加了葬礼。后来,他穿过的衣服就成了所谓的“圣物”,每一小片都被众人小心地珍藏着。他房子的门板也被人拆下,砍成碎片,人们用这些木片刻成肖像,或是做成圣物匣;他住处简陋的家具比华丽的皇宫里的装饰品更受人欢迎;他曾经踏过的土地被认为是圣地,地上的泥土也被人收集在小瓶里,作为护身符出售,价格竟相当于等量的黄金。

布瑞威尔夫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投毒者,据说有7个人被她毒杀,她的罪行令人感到无限鄙夷和厌恶。后来,她被判处在格瑞威广场烧死,并挫骨扬灰。然而,就在她伏法的当天,她雍容的气度和美丽的气质把所有人都震惊了。人们都开始同情她的悲惨下场,埋怨法官不该对她判这么重的刑罚。随即,人们开始崇拜起她来。在她死后,人们搜集她的骨灰,甚至连火刑的余烬也被瓜分了,据说这些东西是巫术的克星。



在英国,小偷、杀人犯以及其他著名犯人的遗物,是人们争相收藏的目标。绞死他们的绞索每英尺能卖1基尼。像绞死过多德博士、犯伪造罪的佛特劳埃先生,以及杀害维尔先生的凶手修泰勒的绳索,后来都被行刑者拿去出售,卖了很高的价钱。1828年,考德谋杀了玛利亚·马顿,人们纷纷从威尔士、苏格兰,甚至爱尔兰赶来,参观凶手用来藏尸的小房子。参观一番后,人们不免要带点纪念品回去,于是,房门被拆成木片,屋顶的瓦片被揭下来带走,死者生前的衣物——能带走的都被带走了。后来,她的一绺头发竟能卖到2基尼,而买到的人还暗自窃喜这钱花得值!

1837年,格林那斯杀害了汉纳·布朗,坎伯威尔巷就是案发地点。人们得知此事后,如潮水般蜂拥而至,想要从这个残酷的杀人狂的住所里搜寻一些纪念品。为了避免生出乱子,政府不得不派出警察维持秩序,否则的话,恐怕房子里什么都不剩了。

以前,还有这样一个迷信传说,如果一个罪犯被绞死,那么他的手就具有神奇的力量,谁患有邪恶疾病,用这只死人手摸一下,他就会痊愈。纽盖特监狱的刽子手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盗卖死人手而大发其财。可那些愚昧的人们呢,也觉得花10基尼买这么个东西很划算,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健康长寿。

1838年春天,当著名的“疯狂汤姆”——考特尼将要被行刑时,与他有关的东西立即成为那些圣物爱好者们搜集的目标。狱医剪下他的胡子和头发交给他的信徒,信徒们如获至宝。那些坎特伯雷的富翁们也认为能拥有他的一绺头发是无限的荣耀。他被枪毙时,背后靠的那棵树的树皮也被疯狂的人们剥走;带有他亲笔签名的信更加值钱,金币少了根本买不到;而他生前钟爱的马,也成为一匹名马。人们不惜从150英里以外的地方赶来,他们来到布格顿,就为看看他被处死的现场,或抚摸一下这位“马耳他的疯狂骑士”的马的马背。人们甚至还预谋把他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把他的骨头拿回去收藏,要不是当局严格看守,“疯狂汤姆”早就被人拆碎了。

中国人也有圣物情结,廉洁的官员曾穿过的靴子就是老百姓崇拜的对象。当一个政绩斐然、忠厚耿直的地方官卸任时,百姓们都会恋恋不舍地欢送他——人们在城门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将他的旧靴子脱下,陈列在公堂之上。然后,取来一双新靴子给他穿上,几分钟后又脱下来再换其他的靴子。人们认为,只要清官穿过的靴子,哪怕几分钟,都可以被拿来供奉。



在现代欧洲人眼中,莎士比亚和拿破仑曾经用过的木制品是非常贵重的遗物。莎士比亚的桑木鼻烟壶存世量非常稀少,当前古玩市场上有许多所谓的“莎士比亚亲手种植的桑树制成的木制品”——十有八九都是冒牌的。至于所谓“拿破仑在滑铁卢写作公文时用过的柳木桌”,也是如此,因为真品早就毁于战火。和拿破仑有关的赝品满天飞,一根普通的木棍被说成是拿破仑用过的,还有一些人则用所谓“拿破仑接触过的木料”制成别针、鼻烟壶,以及做工精美的糖果盒,被拿破仑的崇拜者们视为珍品。

欧洲人今天还十分偏爱所谓“来自战场的圣物”。滑铁卢战役中留下的弹壳,阵亡士兵军服上的扣子,都属于“战场圣物”,许多人认为,这些弹壳和扣子见证了那次伟大战役。如果你去滑铁卢战场旅游,附近的热情的村民会向你兜售这种战场子弹,并告诉你这是在滑铁卢战役遗址上开矿时挖出来的,是真正的战场圣物,其实,这很可能是他们在自己家的后院仿制出来的。

在圣赫勒那岛,拿破仑墓前种植着几株柳树,到此的旅游者无不折下一根树枝带回故乡移栽。如今,这几株柳树的子孙长遍欧洲各地,而且都长成了大树。在伦敦附近,至今还生长着好几棵这样的柳树。崇拜拿破仑的人们已经分不清哪株才是最正宗的,但他们认为,只要能从这些树上得到一根枝条,也很令人兴奋了。

和其他事情一样,圣物崇拜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只有真正伟人的遗物,或者著名事件的纪念物,才能永远保持着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吸引力。英国诗人考雷,“坐在用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25]环球航行乘坐的船的残骸制成的椅子上”,写下了如下诗句,毫不掩饰自己心中对圣物的敬仰之情:





我现在喜欢宁静的生活,

如同椅子,放在角落,

但我内心深处,

渴望踏上旅程,

去看看传说中的费顿[26],

那战车倾覆之轮。





第五章





近代预言家秘史





人们对世界末日所产生的全国性的恐慌,曾不止一次发生过。其中最著名的是发生在大约10世纪中期,一股恐慌的言论传遍法、德、英等国,该言论称:《新约·启示录》中提到的1000年为世界末日的预言将要实现,届时,基督将出现在空中赏善罚恶,这也就是所谓的“末日审判”。尽管教会并不支持这样的传言,然而这个恐怖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迅速在民众中传播。

传说认为,“末日审判”发生在耶路撒冷。999年,无数朝圣者变卖了家产,前往东方,期待基督降临。因为世界即将毁灭,平日的道德教化失去了约束力,绝望的人们甚至故意破坏建筑物,连教堂也未能幸免。武士、市民和苦工拖家带口,高唱圣歌前往东方,他们恐惧地注视着天空,害怕基督的圣容突然在天空中出现。

公元1000年,又有许多人加入到朝圣者的队伍。人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许多自然现象也被当成天谴的预兆。哪怕是天上响了一声惊雷,他们都相信那是上帝在发威,要惩罚众生;天空中但凡划过一颗流星,耶路撒冷的教民们就惊恐地跑到大街上对天祷告。疯狂的牧师们也跑出来添乱,每出现一次流星,他们就布道一番,开口“末日审判”,闭口“基督降临”。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彗星出现在天空预示世界灭亡。不过,现在人们知道,彗星不会毁灭世界,但彗星如果撞击地球可能会毁灭一个地区,甚至一块大陆。1832年,德国天文学家预告一颗彗星正向地球飞来,许多人惊恐之下停止了工作和一切活动,不过幸好,这样的灾难没有发生。



在大瘟疫流行期间,“世界末日到来”的谣言特别容易传播。1345年到1350年间,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夺去2500万人的生命,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世界末日。许多号称预言家的人出现在德、法、意等国的大城市,他们预言十年后,大天使将现身,召集人们接受主的审判。

1736年,著名预言家威斯顿预言说:地球将在10月13日这天毁灭,毁灭将从伦敦开始。闻讯,伦敦市民们纷纷逃往艾灵顿、汉姆斯戴德以及一些空旷的田野,为的是看看伦敦是怎样毁灭的。斯威夫特在一篇题为《谣传末日审判那天伦敦见闻》的文章中,对这些愚昧的人们进行了讽刺。

1761年,伦敦先后发生了两次地震。第一次地震发生在2月8日,几户人家的烟囱受损;第二次发生在3月8日,震中位于伦敦北部。于是,一个谣传出现了:必定会有第三次地震把全伦敦毁灭。同时,在消防队中一名叫拜尔的士兵突然精神错乱了,他跑上大街,说第三次地震将发生在4月5日这天。许多人认为更可能是在4月1日,于是纷纷搬家避祸,人们逃离伦敦,去了郊区和农村。艾灵顿、海歌特、汉姆斯戴德、哈罗和布莱克海斯充斥着伦敦难民,他们花高价向当地人租房暂住。伦敦的穷苦人支付不起房钱,只能提前两三天动身,在野外搭起帐篷,等待毁灭地震的到来。那些原本不相信的人也加入到逃亡的队伍中。大家认为河流不会受地震影响,许多人登船避难,他们在甲板上度过了4月4日这天的夜晚。然而,到了地震应该出现的时刻,圣保罗却纹丝未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依然坚如磐石,人们才知道上当了。市民返回伦敦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疯子拜尔抓起来,关进疯人院。

1806年,世界末日的恐慌传言袭击了利兹及其郊区。一天,利兹附近农村有只老母鸡下了个奇怪的蛋,上面竟然有“基督将至”四个字。众人一致认为,这是末日审判即将到来的预兆。一时间人人自危,平日里的奸恶之人也瞬间成了善男信女,他们向上帝祈祷,忏悔罪恶,发誓改邪归正。几个绅士不信邪,就去观察那只母鸡和鸡蛋,最后发现,原来是有人搞恶作剧,事先在鸡蛋上写上字,然后塞回母鸡屁股里,造成下蛋的假象。真相大白后,刚才还在忏悔的人都哈哈大笑,世界再度恢复平静。

在1630年,黑死病再度侵袭意大利米兰,在这一时期,占星家和骗子们也粉墨登场,蛊惑民众。罗帕蒙特在《地中海国家的瘟疫》一书中介绍了当时的情况:“早在1628年,瘟疫流行前就曾被人成功预言过。当时地球上空出现了一颗巨大彗星,占星家发表不同观点,一些人认为战争即将发生;另一些人认为饥荒将要出现,但更多占星家从彗星苍白的颜色断定,它是瘟疫的象征。果不其然,1630年瘟疫发生,这些占星家也一战成名。”

人们抵御瘟疫的最强力量并不是药物,而是内心对生存的渴望。然而,有一些几百年前的古老预言却能摧毁人们对生存的渴望,让人自动缴械投降——这恰恰是预言最危险的地方。



1630年4月,米兰正饱受黑死病的困扰。一天清晨,人们惊讶地发现米兰城主要大街的所有的门上都有着一种奇怪的污点,好像是用海绵蘸着病人烂疮的浓液印上去的似的。全城人敲响警钟,企图找出罪犯,可一无所获。这时,有人想起一句古老的预言诗,说:“1630年,所有米兰人将被魔鬼毒死。”由于当时的人们对黑死病的发病机理一无所知,最后认定,这一定是魔鬼派人来下毒。恐慌感顿时席卷全城,人们之间互不信任,都担心对方是魔鬼派来下毒的使者。人们不敢喝井水,田里的蔬菜和水果烂到地上也无人采摘——人们认为上面都被魔鬼下了毒。甚至后来觉得墙壁、人行道、门把手都有毒。愤怒的人们卯着劲儿要抓住魔鬼使者。一些人也借此公报私仇,诬告仇家是投毒者,于是很多人成了枉死鬼。有位80多岁的老人,这天他去圣安东尼奥教堂做祷告,他刚要坐下,发现座位有点灰尘,就用袍袖擦拭。突然有人高叫:“他在座位上涂抹毒药!”教堂里的妇女们抓住他,拉着他的头发把他拖倒在地,就这样把他拖到法官面前。可怜的老人哪受得了这个,拖到半路就丧命了。

还有一位药剂师兼理发师,名叫莫拉,也成了冤死鬼。他被邻居揭发是魔鬼的同谋,于是愤怒的人们包围了他家,在他家搜出了许多药品——其实这些都是治病用的,但人们一致认为那就是毒药。在严刑拷打之下,莫拉违心地承认自己就是魔鬼的密使,意图毒死全城的人。他还详细描绘了自己如何在门上涂抹毒药膏,如何在饮用水中下毒,还被迫咬出了几个同伙——当然他们也都是无辜的。最后,这些人都被判处绞刑,他们的家也被夷为平地。

尽管公众捉住了许多“魔鬼的密使”,但这根本没有阻止黑死病的继续传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处死这些“密使”的时候,兴奋的群众都去观看,密集的人群更加造成疾病的交叉感染,使得许多原本健康的人回家后都纷纷染病不起。

疾病愈加肆虐,人们的情绪愈加疯狂。在这种状况下,再荒谬的谣传都有人信。一个人胡编了个故事,甚至连他自己都坚信这是真的。然后他就跑到米兰市场讲给市民听。他说:他在米兰目击到魔鬼,正准备毒药膏并分发给他的密使。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他在一个大教堂的门口看到一辆由6匹白马拉着的马车停在那里。马车后的随从身着黑袍,骑着黑马。在马车上坐着一个奇怪的人,身形高大、气度不凡,他长长的黑发随风飘动,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当他的目光与陌生人相对时,他打了一个冷战,陌生人的皮肤黝黑,身体似乎被一股能量包围,总之,陌生人明显不是来自人世间。这时,陌生人冲他招手,让他上车坐在自己身边。他想逃走可腿完全没有力量,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坐在车上了。马车绝尘而去,最后停在了米兰一条繁华街道上的一个门前。街上有很多行人,然而人们好像根本看不见这些车马。陌生人和他的随从进入了一家商店,商店里面居然是一个巨大的宫殿的废墟,许多妖魔鬼怪在商讨如何用瘟疫杀更多人,黑暗之中,他看到有许多骷髅在嬉闹。宫殿的后身是一块荒芜之地,地中央有一块乌黑的石头,流出潺潺的剧毒泉水,这些泉水流进米兰的饮用水中,污染一切。陌生人领着他看完这些景象,然后带他到一间充满黄金珠宝的金库。陌生人说:“如果你愿意尊奉我的旨意,将毒药膏涂抹到米兰所有的门和房子上,这些财宝就是你的!”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个陌生人就是魔鬼。他马上在心里向上帝祷告,请求上帝赐予他神圣的力量抵御魔鬼。那魔鬼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眼睛冒火般地瞪着他。这时,一声巨雷响起,他失去了知觉,当他醒来的时候,看到周围的景象都消失了,只有他还站在教堂入口处。他反复向人们讲述着他的见闻,最后,人们都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开始四处搜索那座所谓的宫殿,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更没有什么骷髅和毒泉了。许多因患病而变得神经不正常的人也纷纷出来指证,魔鬼是存在的,还言之凿凿地说见过同样的马车云云。在巨大的压力下,有许多人精神崩溃了,他们开始说胡话,主动承认自己是魔鬼的同谋,说自己参与了罪恶的投毒行为,结果这些人都被抓起来当做魔鬼一党处死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665年的伦敦。由于瘟疫流行,医生和智者的话没人听信,对庸医和骗子的谎言倒是笃信不疑。笛福说:“致命的瘟疫让人们尤其相信不可知的预言、空洞的想法、怪梦和神异传说。人们被古代预言吓破了胆。只要彗星出现在天空,人们就说这是饥荒、瘟疫、火灾的天兆;当瘟疫到来时,那些预言家就断言这次伦敦要完蛋了。”

1524年,伦敦还发生过一件妄信预言的荒唐事。当时,整个伦敦各个阶层都特别笃信算命和占星。1523年6月上旬,有位占星家预言次年2月1日泰晤士河将会发洪水,届时城邦崩坏,民居遭毁,无数人死于非命。开始,人们将信将疑,可架不住占星家一遍又一遍地宣传,以及不少盲信者的跟风,最后,谎言成了公认的真理。

为了逃避洪水,很多市民逃难到肯特和伊塞克斯,且人数与日俱增。到1524年1月,逃难风潮达到顶峰。平民百姓步行去郊区的村庄避难,富裕人家则乘坐马车逃亡——至少有2万人离开了伦敦。偌大的伦敦城,十室九空,简直成了一座死城!只剩下一座座空房子等着洪水施虐。许多富户搬到海歌特、汉姆斯戴德、布莱克海斯等地势较高的地方安营扎寨,圣·巴塞洛缪修道院的院长甚至在哈罗山上建造了一座造价昂贵的城堡,还储存了供两个月之用的食物和饮水。1月24日,距离洪灾来临只有一个星期了,他和他的亲信们移居到城堡。由于担心城堡也不安全,他还准备了许多船只和水手,要是洪水把城堡淹没,他还可以乘船逃生。很多市民向他请求进入城堡避难,但院长拒绝了大多数人,只允许他的朋友和带有大量食物的人进去。



2月1日终于到来。清晨,人们都站在高处观看泰晤士河究竟怎样吞噬伦敦城。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河水会以怎样的速度上涨,以及现在的位置是否安全。然而,泰晤士河像往常一样,有规律地涨落,根本没什么洪水!一间房屋都没有被冲走。受到愚弄的市民全呆住了,他们一脸的茫然,那些占星学家也同样傻了眼。疲惫的市民们回到了家,经过一番折腾都睡觉了,可占星家们一夜没合眼,他们在彻夜开会,因为如果第二天不拿出一个为什么“泰晤士河没发洪水”的合理解释,愤怒的市民恐怕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幸运的是,他们想出了个脱罪的计策。第二天,他们宣称由于计算上的微小失误,使他们将这次洪水的日期预告整整提前了一个世纪——大洪水冲击不是发生在1524年而是在1624年。群众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怒火平息了,占星家们的面子也保住了,只是圣·巴塞洛缪修道院院长破财了,他建城堡的钱白花了。

在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份文献,是伦敦一场大火的目击者的陈述。当时,伦敦城区发生了火灾,该目击者陪同约克郡公爵前去调查火情,组织灭火。但他发现市民们对于正在燃烧的大火无动于衷,他奇怪地问是怎么回事,群众回答说,斯波敦女士曾经预言说,伦敦必将在一次火灾中化为灰烬,换句话说,这是上天注定的,扑救也无济于事。当时还有一个预言者是凯伦·迪各伯先生的儿子,他也说:“预言注定应验,人力不能阻止,伦敦城终究要遭此一劫,这是早被写在了《伦敦的命运》这样一部历史著作中的。”正是由于市民迷信预言家,本来可以控制的火势没有得到控制,本来可以施加的援手也没有去实现。最后,该目击者说:“当市民都抛弃了自己的城市,那还能指望谁去拯救他们的家园呢?”

斯波敦女士现在仍然被英国许多乡村地区的人奉为神明。在农村她的威望很高,她的预言在英国各阶层间广为流传,尤其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居民中间。相传,她生于亨利七世时期的纳雷斯堡。从小她就把灵魂出卖给了魔王,从而得到了预测未来的能力。虽然她是个公认的女巫,但她没有像同时代的女巫那样被烧死,而是得以善终,逝世于约克郡的克利夫顿。当地人还树碑立传纪念她,其墓志铭是这样写的:





这里长眠的是从不说谎的斯波敦,

她的魔法时时灵验,

她的预言代代相传,

她的英名人人传诵。





在她的传记中这样评价她:“她预测了所有的事,没有漏过每一天。她从不妄加论断,所有的预言都建立在严肃的思考上面。人们慕名而来,年青的、年老的、富有的、贫穷的,尤其是少女们,带着疑惑来到她这里,带着答案满意而归。”传记还提到了她应验的许多预言,比如她曾经成功预测亨利八世对修道院的查禁;亨利八世与安妮·玻伦结婚;在斯米斯弗尔德对异教徒施以火刑,以及苏格兰人玛丽皇后走上断头台等种种史实。她还预测了詹姆斯一世的即位,并且补充说:“灾难将从寒冷的北方肇始……”后来,她还针对此事说过另一句预言,根据她的信徒的解释,这个预言目前还没发生,但本世纪有望实现:





汹涌的洪水注入沸腾的血海,

阵阵哀嚎和痛哭响彻四方,

海浪的轰鸣盖过天空的怒雷,

三对雄狮浴血厮杀。





荣誉属于国王,

欢乐带给人民。

民不聊生的年代行将结束,

和平的曙光照耀人间。

家家户户殷实富足,

放下刀剑从事农耕。





但是,她最有名的一句预言是她临终所说的:“伦敦和海歌特之间的旷野,建满了座座房屋,当两地被房屋联结的那天到来,强大的君主就会垮台。”——随着英国人口的增加和现代房地产业的发展,想必她的这个预言很快就会实现了。

然而尽管斯波敦女士声名远播,但她在英国预言家的排名中却屈居第二。第一名是莫林!作为灵力超群的莫林,他要是排第二,谁敢称第一?





莫林的预测能力独步天下!

他的身影无处不在。

他的预言存在了一千多年,

直到预言一一实现。





在斯宾塞的诗里,莫林这位著名的预言家被勾画得熠熠生辉:





魔法宗师,无人匹敌。

号令苍穹,斗转星移。

呼风唤雨,沧海桑田。

谈笑之间,昼夜变换。

一骑当千,敌人胆寒。

上天入地,魔鬼回避。

人非凡人,宇宙异灵。

上面这首诗就是当时民众对莫林的印象。一般来说,莫林被认为是与沃蒂根同时代的人。至于历史上到底确有其人,还是传说中的人物,至今尚无定论。不过,这样的奇人应该是存在的,大科学家培根所拥有的知识不是也远远超过了他那个年代的一般人吗?所以,莫林拥有这么多智慧,尽管听上去匪夷所思,但还算靠谱。

莫林在英国的影响非常广泛。英国出版了一部编年史,详细介绍了莫林的预言,并作了解释和推断。这部编年史出版于查理一世统治时期,作者是托玛斯·海伍德。在这部书中,有几则预言是假的,看起来好像是海伍德伪造的。因为,一般的预言诗都是十分晦涩难懂,让人莫衷一是,可这些假预言诗写得跟大白话似的,小孩子都能看懂,这不是把读者当白痴么?

比如有一则关于理查一世,说:





狮心[27]率兵讨伐撒拉逊,

得胜回朝满载战利品。

玫瑰和百合②成立同盟,

分赃不均终离析分崩。

狮心在国外大获全胜,

国内却突然后院起火。

狮子最后被关进牢笼,

历经劫难才赎回自由。





托玛斯·海伍德伪造的另一首关于理查三世的诗是这样说的:





有个驼背怪,天生就长牙,



艺术的笑柄,世界嘲笑他。

出生反常先伸脚,

仿佛子宫容不下。

地位生来就卑微,

踏着鲜血往上爬。

终于熬到出头日

高座王位黄袍加,

外貌再丑有人夸。

安居宝座尚未稳,

众叛亲离惨被杀[28]。





在海伍德撰写的编年史中,还提到莫林的不少神奇预言。不管怎么说,这些预言主要记叙的是海伍德时代发生的事件,而对于海伍德死后的事件,则很少有提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许多所谓“莫林神奇预言”其实就是海伍德本人编造的,因此,这些预言也往往就截止于海伍德时代。

海伍德除了善于编造预言外,还善于对莫林那些真真假假的预言自圆其说。莫林的一条预言是这么说的:





当大麻成熟并准备收获的时候,

英格兰人要当心自己的脑袋。





海伍德解释说:“在单词HEMPE(大麻)中有5个字母,他们分别暗示亨利八世之后的5个继位者——H:亨利国王;E:亨利国王的儿子爱德华;M:玛丽,爱德华的继位者;P:西班牙菲利浦王子,通过与玛丽结婚,共同拥有英国王位;最后那个E指伊丽莎白女王。意思是说,这五人都去世后,英国将出现大混乱。”

但后来混乱并没有发生,海伍德就狡辩说:“虽然大混乱没发生,但小的死亡事件还是有的,说明预言还是灵验了。”这简直是废话,因为每天都会有人生病或因其他原因死去,这还用得着预言吗?

《英国编年史》一书也记载了一个欺世盗名的预言家,名字叫彼得。彼得·卫科弗尔德生于约克郡,早年做过教士,后来当过商人,游手好闲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宣称自己得到基督的点化,拥有了预知能力。彼得预言说:约翰国王将在下一个耶稣升天日之前,即1211年的那一天下台。至于国王是被罢黜,还是退位,还是死于非命,彼得说天机不可泄露。但可以透露的是:继任者不是他的子孙。



国王听到他的话,倒不和他计较,只是骂了一句便一笑置之。太子也是好脾气,他下令禁止彼得出国,让他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要再胡说八道,也并未为难他。那些尊敬国王的大臣们却咽不下这口气,悄悄将他以诽谤罪逮捕关押。

彼得的话本来没什么人相信,可他这一被关押,人们反倒觉得他必有可信之处,否则国家抓他做什么呢?于是,流言四起,蜚语横行。街头巷尾,大家聚在一起总是交流国王何时下台,人们窃窃私语:“彼得说……”“他是这样预言的……”“过程是这样的……”还有许多国王的仇家们也幸灾乐祸地看热闹。

耶稣升天日那天终于来了,国王约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一整天都很正常,什么也没发生。等着看热闹的人都很失望,他的政敌更加失落,就说:“他本来也不是国王了,因为人民都是教皇的子民,他约翰算老几?”(当时罗马教廷宣布要开除国王约翰的教籍,约翰也非常憋气。)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彼得的预言甚至飘洋过海,传到了法国国王的耳朵里。对英国领土早有觊觎之心的法国国王甚至动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心思。英国国王约翰听说这些,这还得了?立即决定将彼得及其同伙绞死,以免后患。

海伍德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预言术。因此,他对彼得赞誉有加。要是他也生在彼得那个年代,说不定也被当做彼得的同党绞死了。他说,彼得有先知的智慧,有诗人的豪情,他多次成功预言约翰国王时代的事。至于彼得预言约翰国王即将下台,海伍德替彼得辩解说:当时罗马教廷在欧洲很有权威,连英王约翰都要向教皇俯首称臣,年年纳贡。因此,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本来就是罗马教皇,而不是约翰国王——彼得的预言没有错。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莫林——这个声名显赫、法力无边的预言家吧。他的名字在整个欧洲大陆如雷贯耳。

1498年,在巴黎出版的《生活、预言和奇迹》记载了莫林的生平。书中说:撒旦是莫林的父亲。他在出生的那一刻就会说话,告诉他的母亲,借助撒旦的庇佑,他们母子俩一定会平安地生活在一起。当地的法官听说了这件奇事,就把母子俩召来。法官问幼小的莫林:“你的父亲是谁?”莫林响亮地回答:“我的父亲是撒旦,我继承了他的力量,这世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情在我面前都一目了然。”法官听了这话,都不由得暗自喝彩,下令不要让任何人打扰这对令人尊敬的母子。传说中记载,巨石堆就是莫林的神力造就的。据说,为纪念被撒克逊人杀死的300名大不列颠英雄[29],莫林控制巨大的石头飞上半空,从爱尔兰飞到萨利斯伯利平原,将它们排列成现在的样子。



在卡玛森附近的阿伯歌威利,那里还有莫林修行时居住的洞穴,据说莫林在那里吟唱咒语。斯宾塞在他的著作《仙后》中对此有过精妙绝伦的描述:





睿智聪颖的先知莫林,

栖息在地下的幽静之所,

深不可测,远离尘世

他的身影无处可觅。

只能听见他与精灵交谈的私语。





如果你也有幸来此,

不妨壮胆看看这惊人的景色。

那是石缝中的一个小小洞穴,

黑黑的洞口令人感到恐怖。

千万不要再踏进一步,

里面有凶残的恶魔,

随时就能要了贸然闯入者的性命。





居高临下,侧耳倾听

洞里传来铁链的响声。

烧红的大锅发出轰鸣,

似乎煎熬着无数魂灵。

它们翻来滚去,上下折腾。

哀痛的呻吟让人胆战心惊。

深渊下传来敲击声,叮当声。

连绵不绝,闻者无不显现恐惧之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异发生?

原来是莫林就要临终。

他想为自己建造黄铜的陵墓,



并将这项工程交付给精灵。

以期完成这鬼斧神工。





他对湖水女王朝思暮想,

恰逢对方邀他前往,

临行前给精灵下令,

继续劳作不得稍有懈怠。





不料莫林此去再也未归,

那虚伪女人布下致命陷阱,

莫林从此客死他乡。

然而这些鬼魂和精灵,

迫于莫林法力和命令,

无所遁形。

只得日夜辛勤劳作,

直到铜墙竖立高耸。[30]





与斯波敦女士同时代,还有一位预言家——罗伯特·尼克松。他出生于维尔罗伊尔不远的一个贫苦家庭,从小就好吃懒做,不愿劳作。他还经常说一些奇谈怪论,村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从此让他扬名立万的事。罗伯特·尼克松正在田地里耕地,突然他停了下来,仰望上天,半晌,脸上浮现出一种怪异的神情并大叫道:“哎,蒂克!哎,亨利!哦,蒂克你干得太糟了!哦,对!亨利!天下是你的!”村人都很纳闷,以为他又犯病了。结果第二天,消息传来,就在尼克松前一天说这番话的当口,远在千里之外的理查德三世在博斯沃思与亨利七世交战,前者战败被杀,后者成为英国新国王!

亨利七世听说一个叫尼克松的年轻人竟然能预言自己当政,也大感惊奇,就打算召见他,于是国王派了一位信使,前往罗伯特·尼克松的家乡。信使还在路上,尼克松就通过匪夷所思的方式知道了这一消息。他就发疯一般大呼小叫,绝望地说国王要召他觐见了,如果自己去的话,结局将是饿死。周围的人也没把他的话当回事,谁会想到这样一个疯疯癫癫的穷小子会得到国王的召见呢?而且,就算是被国王召见,还能被饿死?皇宫还能是贫民窟啊?

第三天,信使果然到了,宣读了国王的旨意,将他带到了皇宫。他的家乡人这才对他的预言能力叹服。



尼克松到皇宫后,亨利国王为了测试他是不是真的有预知能力,就故意把一颗名贵的钻石藏起来,然后假装苦恼的样子,请尼克松帮忙寻找。尼克松沉吟了半晌,说了一句古老谚语:“解铃还需系铃人。”国王听毕,大吃一惊,从此对尼克松的预言能力深信不疑,还命手下的人将他说的每句话都记录下来。

在皇宫里,尼克松经常对国王说:“如果不让我离开皇宫,我最终的结局是被饿死!”亨利国王不舍得他走,就下令:满足尼克松的一切饮食要求,要吃什么给什么。一段时间后,尼克松健壮得像个贵族管家,胖得像个总督。有一天,国王要外出打猎。尼克松堵着门下跪哀求一定要带着自己去,否则自己就会被饿死。国王哈哈大笑,我的皇宫要什么有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于是就指派一名官员专门在此期间负责尼克松的饮食起居。国王走后,宫中的仆人嘲笑尼克松不过会耍耍嘴皮子,怎么配受到这样的款待呢?尼克松就向那位官员发了脾气,那位官员为了不让他受仆人的闲气,就把他反锁在国王的密室里,每天按时给他送四顿饭。这时,国王突然派信使要求这位官员立即前往温彻斯特处理要务,这位官员见事情紧急,上马就奔赴温彻斯特,把锁在密室的尼克松忘到了九霄云外。三天后,这位官员回来后才想起这件事,急忙打开密室,结果预言家尼克松倒在地板上——已被饿死多时了。他对自己的结局的预言真的灵验了。

在尼克松的预言中,已经应验的如下,时间发生在觊觎王位者时期:





一个伟人出现在英格兰,

然而一个国王的儿子,

从他手中夺走胜利。





贵族的血被乌鸦痛饮,

北方为反对南方而造反。





北方的雄鸡落荒而逃,

骄傲的它被拔光了所有羽毛,

他一直咒骂老天的不公,

为何在一个倒霉的时代将自己出生。





尼克松的信徒认为这段预言中涉及的内容是非常明显的。第一段指的是查尔斯·爱德华王子被坎伯兰公爵[31]在卡洛登战役中打败;第二段指的是德温特伍特公爵、巴尔摩里努公爵和洛瓦特公爵被处决;第三段指的是觊觎王位[32]的查尔斯·爱德华自不列颠海岸的撤退。



在尼克松的预言中,有一些是尚未实现的:





在七、八、九中,

英国人将看到奇迹出现;

在九与十三中

所有的不幸都会到来。





一场可怕的战争即将爆发,

我们的财力和人力耗费极大。

在镰刀和美酒之间,

所有英格兰人一定要振作起来。





外国入侵者进攻英格兰,他们的钢盔挂着冰雪,袍袖里装满祸患、饥荒和屠杀。





南特威齐城镇将被洪水冲走。





对前两段目前还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至于第三段,斯波敦女士认为“钢盔上挂着冰雪”指的应该是俄国人。至于最后一段,城镇遭到洪水袭击倒是很常见的事,不过究竟何时发生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两年后,也许两百年后……

除上述这些预言家外,英国还有编年史作者利里、医生玻尔·罗宾、帕特里奇以及弗朗西斯·摩尔。法国和比利时有马修·朗斯伯格等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预言家。但与莫林、斯波敦女士和尼克松这些预言巨星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后面这几位,比如莫林,经常针对重大事件进行预言,并且频繁地发表预言,其难度可想而知。

这些预言巨星过世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很有分量的预言家了。尽管1708年,帕特里奇也成功预言过一次,但是他的成就仍不能和前面几位巨星比肩。可以说,预言家的辉煌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六章





杰克:我们上哪儿才能找到一些为我们所用的哲人?

他们冲锋陷阵,不惧死神。

瓦特:一定要强壮、忠诚而又可靠!

罗宾汉:他们面对困难决不后退,不屈不挠!

耐德:我们这里谁不愿为朋友而赴汤蹈火,两肋插刀?

哈里:我们这里谁会为一己私利出卖自己的兄弟?

马特:那帮当官的敢保证他自己能像咱们这样吗?

——《乞丐的歌剧》中“大盗们的对话”





悍匪的赞歌





也许是因为饱尝贫困的滋味,民众对那些机智勇猛、劫富济贫的侠盗充满了敬仰之情;也许是人类天性喜欢冒险,对那些过着刀头舔血日子的悍匪生活充满向往。不管怎么说,著名的侠盗,在各个国家的人民心中,他们具有迷人的魅力,他们都是最值得崇敬的英雄。

几乎欧洲每个国家都有引以为豪的侠盗,人们用诗歌传颂着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的功勋被人们用最优美的诗歌记载了下来,就像莎士比亚在《鲁克丽丝受辱记》里描述的那样:





他们的事迹被编入歌谣,

一代一代

让儿童们传唱不休。





一些学者专门对人们的这种“崇盗心理”进行研究,博学的布兰克神父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于18世纪初在英国生活多年,对英国和法国人的心理很有研究。他说,在英国人眼中,那些绿林好汉的义举和保家卫国的军人们的壮举,同样值得赞扬。这些侠盗们迷人的风度、机智的谈吐、过人的胆识以及对老百姓的慷慨传奇在人们中间广泛流传,在某种程度上,绿林好汉就是英雄的代名词。布兰克神父补充说,老百姓们的情绪很容易被那些临刑的犯人调动起来,他们会把欢呼和掌声献给那些视死如归、笑对铡刀的死刑犯。著名的强盗马克佛森,古老的歌谣如此描述他:





他去了,

在喧嚣与不羁之中,

走向绞架。

那步伐,

充满活泼和轻盈,

好像舞蹈。





在全英国乃至全世界,最富盛名的侠盗莫过于罗宾汉了,人们给他戴上了耀眼的光环——劫富济贫、赏善罚恶。他成为小说和诗歌争相刻画的对象。他和他的朋友们出没的舍伍德森林,成了他的崇拜者心中的圣地,人们到那里缅怀这位背挎长弓、身着绿衫的草莽英雄。七百多年以来,他的传奇故事妇孺皆知,甚至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他爱护穷人、尊重妇女,使他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侠盗。如果他的身份不是盗匪,而是一个普通人,那么相信他绝不会受到这么高的赞誉。

在罗宾汉之后的英国盗贼中,有谁没有听说过克劳德·杜瓦尔、迪克·特平、乔纳森·怀尔德和杰克·谢泼德这些人的鼎鼎大名呢?正是他们这些草莽英雄和城市游侠独有的骑士精神,给在18世纪的英国人带来了恐惧和欢乐。特平这个名字,英格兰但凡10岁以上的男孩子都听说过。他一昼夜时间从伦敦驰马飞奔到约克的事迹,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某天凌晨,他在伦敦附近的肯特地区抢劫了一些物资,为了成功制造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明,作案后,他立即骑上他的爱马,用15个小时跑了190英里,在半夜的时候到达约克。关于他的段子还有很多,比如他为了获知钱藏在哪里,用火烤一个老太太;还有,当他抢劫绅士时,还会给他们留一点点路费,并让他们发誓永远不会举报他,这些被抢的可爱的绅士真的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布兰克神父记载过一个故事:特平拦住一个看起来衣着很光鲜的人,像往常那样喊道:“要钱还是要命?”但搜遍这人全身上下,只找到五六个基尼。他放了这个人,并很客气地说:“以后出门别一点钱也不带,如果下次再被我遇见你还这样囊中空空的话,我可要揍你了!”

另一个关于特平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剑桥附近,他抢劫了一名绅士。绅士的怀表、鼻烟盒以及所有的钱被他洗劫一空,最后,他给绅士留下两先令,他要求该绅士以名誉担保不会去警察局报案。绅士发誓之后,他们客客气气地相互道别。绅士信守诺言,真的没有去报案。后来又一天,他们在纽马克特不期而遇了。特平提议一起到赛马场玩赌马,绅士欣然接受。结果特平输了,他愿赌服输,立即支付了赌注。同时,特平也被这位绅士信守诺言的行为打动,他告诉这个绅士说,过去我们之间发生的一些小插曲,让我们无法坐在一起举杯畅饮,真是很遗憾啊!

大盗杰克·谢泼德也是英国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没有罗宾汉劫富济贫的高尚精神,也没有特平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但是在被捕后,在戴着镣铐的情况下居然能成功逃出新哥特监狱——就凭这一点,使他也跻身英国名盗之列。后来他再次落网并被处决,当时他年仅22岁。人们对他的死非常惋惜,他的冒险经历成为此后数月内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他的肖像画在画廊出售,理查德·桑希尔爵士还专门以他为题画了一幅油画。1724年11月28日出版的《英国周刊》上还刊登了对桑希尔爵士的赞美诗:





是您,桑希尔,

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名字,

用画笔涂上光彩的色泽;





由于您,桑希尔,

死神只带走了谢泼德的肉体,

却把他的神韵留在人世间!





艾普莱斯描绘了亚历山大,

奥里留斯勾勒了恺撒;

利里的作品让克伦威尔流芳百世,

而您,桑希尔,让谢泼德与我们同在。





杰克·谢泼德的传奇还被人们写成剧本,在戏剧舞台上演绎。瑟蒙德就曾经导演了一出名为《滑稽的杰克·谢泼德》的哑剧,此剧在伦敦剧院区的特鲁利街剧院一经上演就大获成功。所有的场景均按照实际景色布置,包括他在克莱尔集市经常出没的酒吧,以及他成功越狱的新哥特监狱。

《新哥特监狱年鉴》的编辑维莱特先生介绍了杰克·谢泼德是如何越狱的。他说:“许多罪犯只会使用蛮力作案,而极少利用智慧达到目的,杰克·谢泼德是一个例外。他被投入新哥特监狱的死囚牢的时候,没有放弃最后一丝希望。他先从床板上拔出来一根铁钉,用它拨开了脚镣,再用手拧下一根铁栅,用它砸破了牢房的坚固大门,一直溜到监狱的场院里。然后他通过烟囱,爬上了监狱的铅皮屋顶,再把毯子用钉子钉在屋顶上,顺着毯子缒出高高的围墙。就这样,他逃脱了死神的魔爪。多么勇敢的男人啊!”

接下来,维莱特先生把杰克·谢泼德的越狱行为予以引申。他说:“同胞们,你们都应该向谢泼德学习,当然不是学他盗窃,而是学他越狱过程中所体现的不屈不挠、自我拯救的精神。”他补充说:“我们也应该学习他,拯救我们自身的灵魂——用忏悔作‘铁钉’,撬开心灵之锁,打开欲望之枷;拔除阻碍在你成就大业前的‘栅栏’;穿过叹息和绝望的‘大门’,攀上希望的‘烟囱’,跳到思考的‘屋顶’,用教堂的长钉钉住信任之‘毯’……这样一来,你就会逃越罪恶之狱,逃脱魔鬼这个老刽子手的掌心!”

乔纳森·怀尔德却是一个反面教材,他身上不但没有一点侠盗的品质,反倒把卑鄙的本性暴露无遗。他贪生怕死,出卖同伴,最后他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人们纷纷用砖头瓦块投掷他,并高声唾骂他。与怀尔德相比,人们给予临刑前的特平和杰克·谢泼德以英雄般的待遇。他们穿着华丽的服装,甚至在衣服的扣眼中还插着鲜花,而且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他们勇敢地走向绞刑架。人们已经料到特平的遗体将被送到医生那里解剖,因此,当死刑一结束,围观的群众就一拥而上,从刑场上抢走了遗体。人们簇拥着,把遗体抬到镇边的一个墓地,埋进一个深深的墓穴。还在墓穴中填入了生石灰,为的是让遗体快速腐烂。这就是人们对待这位用一昼夜时间从伦敦飞马赶往约克的英雄的方式——因为他们宁可让英雄的尸体完整地自然腐烂,也不要让那些粗鲁的外科医生把他弄得七零八落。



克劳德·杜瓦尔也死得非常风光。他是个有绅士风度的盗贼。巴特勒曾经专门写了一首诗歌缅怀他:





与野蛮的阿拉伯人不同,

他的劫掠方式温文尔雅;

和那些蟊贼宵小不一样,

他获取战利品如此谦和;

在想象力匮乏的英国人面前,

以超凡脱俗的步伐走上绞架。





事实上,他是一个绅士和君子,对妇女的尊敬和殷勤也是众所周知。因此,当他最后被捕入狱后,人们尤其是妇女的伤心难过之情也尤为深重。巴特勒说:





阴森潮湿的地牢中,

不乏全国各地女士们带来的温馨。

他坦然接受——这是应得的贡品。





最勇敢的骑士,

从不顾及其他女士们的伤悲。

取得骄人的功绩,只为心中唯一的少女。





一身武艺超群,一颗侠胆雄心,

只为拯救世界于火热,

救万民于水深。

甚至奉献生命与终身。





要说法国最富盛名的强盗,首推艾默林格特·泰特诺。他活跃在查理六世统治时期,部众一度高达四五百人之多,甚至在利穆赞和奥维根建立了军事据点。尽管他没有固定收入,但在那个地区有许多封建贵族的领地,还有四通八达的道路,都是他们的财富源泉。最后,在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说:“我愿捐出1500法郎修缮圣乔治教堂,馈赠2500法郎给一位始终深爱我的姑娘。余下的都留给我的同伴,愿他们亲如兄弟,共享我的遗产。如果他们为钱争执,亦非我所愿。那你们就趁早拿把利斧,砍开我的钱箱,尽情抢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谈到这段轶闻时,奥维根的居民们仍然掩饰不住对这位大盗的钦佩之情。



后来,法国涌现的许多盗贼名声就很差了,简直个个都是恶棍。卡吐什,他的名字成了暴徒的代名词。他根本无法和史上的那些侠盗前辈相提并论。他被处死于1727年11月。虽然他很邪恶,但毕竟也是一代枭雄,因此人们对他还是很同情,他的故事也被改编成戏剧,且演出反响不错。

法国在侠盗方面能与英国的特平和杰克·谢泼德相匹敌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维多克。维多克的真实生平早已不可考,但是他是许多传奇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法国人提起他的种种光辉事迹也很自豪,并且经常向欧洲其他国家的人炫耀:“嘿!你们国家有维多克这样睿智、多才而又有教养的草莽英雄吗?”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绿林英雄。德国的斯堪德汉斯,匈牙利的斯库布瑞,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出了不少名声响当当的强盗劫匪。

斯堪德汉斯是德国莱茵河上的水匪,对于生活在莱茵河两岸的人民来说,他非常受人尊敬。你到那里的渔村,随便一个上点年纪的渔民都能给你讲出不少关于他的有趣故事。比如他如何戏弄为富不仁的犹太商人,或者和蛮不讲理的法官作对,以及对穷人慷慨的施舍,与敌人毫不畏惧地战斗。总之,他已经和壮美的莱茵河融为一体,每个河畔居民都像爱戴这条生命之河一样爱戴他。

在德国,提到毛斯·纳德尔,人们也纷纷竖起大拇指。他是一支重要匪帮的首领,在1824年前后活跃在莱茵河、瑞士、法国阿尔萨斯地区以及洛林等地。像杰克·谢泼德一样,他也曾从不来梅市监狱第三层楼的牢房中逃脱。虽然身带铁镣,但从看守的眼皮底下跑了,逃出监狱围墙跳进威瑟河。当他游到河心时,追兵开枪向他射击,他尽管小腿中弹却还是凭借惊人的耐力游到了对岸——人们对他这一壮举赞叹不已。1826年,他再次落网,被判处死刑。他那魁梧的身材,英俊的外形为他博得了许多同情分,尤其是妇女们,被他的俊朗相貌、浪漫的天性和传奇的经历所吸引,可惜人人都很遗憾不能挽救他的生命。

意大利也是盛产虔诚而仁爱的盗匪的国度。一次,一个强盗被警察抓住,他为自己辩护说:“我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善事,这个地区三个女修道院所付出爱心的总和都没我多!”——这个强盗说的是实情。

查理·麦克法伦先生在评价意大利的强盗时说:天主教主张忏悔和赦罪,反倒纵容了强盗胡作非为。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对盗匪横行起到更大推动作用的,是那些强盗故事的作者、以及强盗题材的编剧们。他们为了提高票房,迎合老百姓的口味,撰写出许多窃贼和强盗的剧目。这些剧中的盗匪的穿着、谈吐、举手投足,都对公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吸引人们效法。

盖兹公爵回忆1647年和1648年那不勒斯革命时期:当时舞台上最流行的剧目题材就是盗匪题材。那不勒斯强盗的行为、服装和生活方式被刻画得美轮美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人们穿衣打扮的潮流。这引起政府的恐慌,担心这会诱使良民犯罪,于是禁止此类剧目上演。但为时已晚,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尤其是受戏剧等文学作品的影响,当时的盗匪之灾已经非常严重了,要是收编这些强盗,甚至能组成一支军团,颠覆国家政权。盖兹公爵说:“这群强盗有3500人,年轻力壮,他们留着长长的黑色卷发,身着黑色西班牙皮衣或者金色衣服,裤脚上镶金丝或者深红色的花边。腰带上挂着两只手枪,以及一把短剑。腰带上还系着一只口袋。他们常用的武器是火铳和霰弹枪。他们的鞋子和帽子都非常考究,好像节日盛装。”



在英国,《乞丐的歌剧》的热映,体现了侠盗在民众中广受欢迎的程度。有剧评称:“该剧受欢迎的程度是空前的,它在伦敦连续上演了63天,场场爆满,而且在下一季又成为票房的冠军。它演遍了英国所有的大城市,在某地演出三四十场那简直太平常了,在巴斯和布里斯托等地分别演出50场。在国外的市场也取得不俗的成绩,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都成功地上演24天,甚至意大利歌剧院在十年内一直将此剧作为保留剧目。剧中的插曲和剧中的场景都成为当时的时尚,女主人公波莉的扮演者更是凭借此剧跻身一线红星之列,关于她的海报、传记和其他文学作品销路大增。赫林,即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对这一戏剧提出了批评,因为它将拦路强盗当做英雄来歌颂,剧中强盗的结局往往是逃脱了法律制裁。这种导向性就等于是纵容作恶,该剧上演后,强盗数目明显增加了。”不过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约翰逊博士指出:来戏院看戏的人往往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很难成为盗匪。另外,人们也不会觉得戏剧里的盗匪被轻判就代表着现实中实施抢劫也会从轻发落。显然,约翰逊博士并不了解实情,因为,强盗和小偷也是剧院里的常客,戏剧对年轻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另外,据伦敦最高司法机关出具的数据表明,该戏剧与犯罪率的上升确实存在很高的相关性。

当时尚未出名的席勒曾经写过一出名为《强盗》的剧目,该剧讲述了一位品德高尚并具有超凡本领的小偷。著名的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