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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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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6
Publisher:
天地出版社
Language:
chinese
ISBN 13:
9787545517491
ISBN:
B01CCBVRB0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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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渡经济:历史、理论与现实

Year:
2009
Language:
chines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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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to a posto (2013)

Year:
2016
Language:
italian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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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文学史


作者:钱穆 讲述 叶龙 记录整理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1-01


ISBN:9787545517491


本书由新华文轩北京华夏盛轩图书有限公司策划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序一

序二

自序

第一篇 绪论

第二篇 中国文学的起源

第三篇 诗经

第四篇 尚书

第五篇 春秋

第六篇 论语

第七篇 中国古代散文

第八篇 楚辞(上)

第九篇 楚辞(下)

第十篇 赋

第十一篇 汉赋

第十二篇 汉代乐府

第十三篇 汉代散文——《史记》

第十四篇 汉代奏议、诏令

第十五篇 汉代五言诗(上)——《苏李河梁赠答诗》

第十六篇 汉代五言诗(下)——《古诗十九首》

第十七篇 建安文学

第十八篇 文章的体类

第十九篇 昭明文选

第二十篇 唐诗(上)——初唐时期

第二十一篇 唐诗(中)——盛唐时期

第二十二篇 唐诗(下)——中晚唐时期

第二十三编 唐代古文(上)

第二十四篇 唐代古文(下)

第二十五篇 宋代古文

第二十六篇 宋词

第二十七篇 元曲

第二十八篇 小说戏曲的演变

第二十九篇 明清古文

第三十篇 明清章回小说

第三十一篇 结论

跋

附记

出版说明





序一


骆玉明

在老一辈学术名家中,钱穆先生以学问淹博、著述宏富著称。不过,他对古代文学这一块说得不多。《钱宾四先生全集》凡五十四册,谈中国古今文学的文章都收在第四十五册《中国文学论丛》中,占全集的比例甚小。这些文章论题相当分散,一般篇幅也不大,只有《中国文学史概观》一篇,略为完整而系统。因此,如今有叶龙先生将钱穆先生1955至1956年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录整理成书,公之于众,实是一件可以庆幸的事情。钱先生是大学者,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学术的一个以前我们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来说,更能够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

从前老先生上课大多自由无羁。我曾听说蒋天枢先生讲第一段文学史唐以前(注:编者按:内文红色楷体部分的解释,均为原文作者所加。以下同。),学期终了,《楚辞》还没有讲完。钱穆先生的文学史分成三十一篇,从文学起源讲到明清章回小说,结构是相当完整的了。不过讲课还是跟著述不一样,各篇之间,简单的可以是寥寥数语,详尽的可以是细细考论,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而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啊漏记啊也总是难免。要是拿专著的标准来度量,会觉得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

但笔录也自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若是作文章,就算写出来也会被删掉。譬如钱先生说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这话简单好懂容易记,却又是特别中肯。盖孔子最要讲的是一个“诚”,连说话太利索他都觉得可疑。“百货公司,货真价实”不好用作学术评价,但学生若是有悟性,从中可以体会出许多东西。而现在我们作为文本来读,会心处,仍可听到声音的亲切。

要说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我们知道它是起于西洋;而最早的中国文学史,也不是中国人写的。但绝不能够说,中国人的文学史意识是由外人灌输的。事实上,中国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至少在南朝,如《诗品》讨论五言诗的源流,《文心雕龙》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都有很强烈的文学史意识;至若沈约写《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写《南齐书·文学传论》,也同样关注了这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出色的见解。中国文学有自己的道路,中国古贤对文学的价值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我看来,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既认识到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特质,同时又深刻地关注中国传统上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意识。在众多重大问题上,钱先生都避免用西方传统的尺度来衡量和阐释中国文学现象,而尽可能从文化机制的不同来比较中西文学的差异,使人们对中国文学的特点有更清楚的认识。也许,我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与钱先生有所不同,但他提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却是有普遍意义的——这还不仅仅由文学而言。

钱先生是一个朴实而清晰的人,他做学问往往能够简单直截地抓住要害,不需要做多少细琐的考论。譬如关于中国古代神话,中日一些学者发表过各种各样的见解。有的说因为中国古人生活环境艰苦,不善于幻想,所以神话不发达;有的说因为中国神话融入了历史传说,所以神话色彩被冲淡了,等等。但这样说其实都忽略了原生态的神话和文学化的神话不是同样的东西。前些年我写《简明中国文学史》,提出要注意两者的区别,认为中国古代神话没有发展为文学,而这是受更大文化条件制约的结果。我自己觉得在这里颇有心得。但这次看钱先生的文学史,发现他早已说得很清楚了:

至于神话、故事则是任何地方都有的产物。中国古代已有,但早前未有形成文学而已。在西方则由神话、故事而有文学。中国之所以当时没有形成; 文学,是由于文化背景之有所不同所致,吾人不能用批评,只宜从历史、文化中去找答案,才能说明中西为何有异。

我们都知道钱先生是一位尊重儒家思想传统的学者。儒家对文学价值的看法,是重视它的社会功用,要求文学有益于政治和世道人心,而钱先生是认同这一原则的。所以,在文学成就的评价上,他认为杜甫高于李白,陶渊明高于谢灵运,诸如此类。站在儒者的文学立场上,这样看很自然,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与此同时,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钱先生对文学情趣的重视和敏感。他说: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地,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这些议论使人感到,钱穆先生对文学的理解,有其非常重视美感的一面。他特别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就是因为它轻快自如,毫不做作这和鲁迅一致。而且在钱先生看来,正是由于曹操文学的这一特点,他在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钱先生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

钱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赋比兴,有不同寻常的理解,这和他重视文学情趣的态度也是有关的。他引宋人李仲蒙解释赋比兴之说,归结其意,谓:“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或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然后发挥道:

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在思想史中却是无法找到这理论的。我们任意举两句诗,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当我人沉浸在此种情调中时,不能说是写实文学,因为它不限时、地、人;也不能说其浪漫;且狗吠鸡鸣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观,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与合一,是赋,对人生感觉到有生意有兴象之味,犹如得到生命一般。

赋比兴都是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个说法以前是没有的。但确实,我们在读这些文字时会感到一种欣喜,我们会感到自己对诗歌有了更亲切的理解。

从历史与社会来说文学,从文化环境说文学,从中西比较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眼界开阔、立论宏大的一面;从自由洒脱、轻盈空灵的个性表现说文学,从心物一体、生命与大自然相融的快乐说文学,这是钱穆先生《中国文学史》偏爱性灵、推崇趣味的一面。两者不可偏废。

至于钱先生讲课一开始就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这倒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感慨和惊奇的。以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作品数量之庞大、文学现象之复杂,文学史写作几乎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至于“理想”的文学史,只能是不断追求的目标吧。

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序二


陈志诚

继《中国经济史》之后,学长叶龙教授有意将他珍藏多年、修读钱宾四师“中国文学史”课时的笔记整理,然后付梓出版。现在经已整理完成,书名就叫《中国文学史》,并嘱我为这本书写个序。我一方面感到万分的兴奋和荣幸;另一方面,我又深感惭愧,我哪有资格为这本书写序?恐怕叶师兄之属意于我,一来因为我们是同门师兄弟,无论是在新亚书院抑或新亚研究所,他都是我的前辈。二来,恐怕也是最主要的,我们都先后修读过钱师的“中国文学史”,彼此应该有些相同的话题和体会。叶师兄盛意拳拳,我就只好勉力而为,答应过来。但谈的都是个人的感受和印象,而且拉杂说来,称不上是篇像样的书序。

叶师兄和我虽然先后都修读钱师“中国文学史”的课,不过,效果却并不一样。首先,他修读的时间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而我修读则在六十年代初。其次,他修读的是整年的完整课程,而我修读的只是半年的课,下半年即由另一位老师替代了。那是因为作为新亚书院的院长,钱师在五十年代中之时,仍可专注于院内的校务和教务,但到了六十年代初,他已因书院要并入中文大学作为三所成员学院之一而非常忙碌,无法多兼教学工作,所以“中国文学史”课只教了半年便没有继续下去。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叶师兄是江浙人,他听钱师课的能力比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香港学生强,吸收上比较容易。再加上他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态度都相当好,所以,他的听课笔记详细而精确,可以充分反映钱师的讲课内容,堪称是课堂的实录。

众所周知,钱宾四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誉满中外,著作等身。他又非常热爱自己的家国和中华文化,“九一八”事变之后,因应教育部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必修科以振起国魂之规定,他在大学讲授该课,所编写的讲义即成为日后部定大学用书的《国史大纲》。是书不但足以唤醒国魂,亦加深国人对国史的认识,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而钱师也奠定了他史学权威的地位。除《国史大纲》外,他的著述包括《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庄老通辨》《庄子纂笺》《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文化学大义》《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论语新解》《中国历史研究法》《史记地名考》《中国文化精神》《阳明学述要》《中国文化丛谈》《朱子新学案》《中国文学讲演集》等,洋洋大观,非常丰富。

细看钱师的著述内容,都是以史学、经学、文化、思想、考据、理学等范围的学术性论文为主,属于文学的,就只有《中国文学讲演集》而已。《中国文学讲演集》原是钱师有关中国文学的讲演记录,计共十六篇,1963年由香港人生杂志社出版。篇幅虽不太多,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所提的论点也很深入,颇多独到的见解。此书1983年增加了十四篇,共三十篇,改名《中国文学论丛》,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除了这些偏重作品欣赏与研究的文章外,钱师也有些情文并茂、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如《朱怀天先生纪念集》《湖上闲思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灵魂与心》《双溪独语》《晚学盲言》等抒发个人思想与感情之作。显然,我们的史学权威、国学大师,一直都没有忽略对文学的兴趣,至于“中国文学史”,更是他在教坛上经常要讲授的课。

钱师个子不高,但步履稳重,双目炯炯有神,使人望之而生莫名之畏。加上他在讲课时声音嘹亮,抑扬有致,徐疾有度,在讲坛上往来踱步之间,散发出一股非常独特的神采。所以,在上他的“中国文学史”课之时,同学们都全神贯注,静心听讲。他的每一课就像每一个专题一样,非常吸引人。

我们新亚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个月都有个月会举行,全校学生都会参加,除了简单的校务报告外,还会邀请嘉宾或校内老师作主题演讲,演讲辞都由学生作记录,然后刊登在定期出版的《新亚生活》刊物上。钱师是主要讲者之一,这些讲辞,其后都汇集成书,取名《新亚遗铎》。此外,钱师也往往受邀到校外机构作专题演讲,不论是校内校外,大都有一位同学获指派替他作记录。而在这些同学之中,我们广东籍的学生往往只是偶一为之而已。就记忆所及,替钱师作记录最多的,叶师兄应该是其中极少数者之一。他一直追随着钱师,也一直好好地珍藏着他所记录的钱师笔记,应该说,他是钱师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早前他在报刊所发表的《钱师论经济》《中国经济史》以及《商务报》的《钱穆讲学粹语录》等,都是他积存多年下来的成果。而对钱师学术的传扬,他可说贡献良多,居功至伟。

如今,钱师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就要出版了,这真是莫大的喜讯。尤其像我这么样的后辈,只修读过半年的课而已。现在虽已是垂暮之年,但依然有机会看到钱师完整的《中国文学史》面世,圆了多年未完之梦,又怎能不喜出望外呢?而于叶师兄一再推广钱师学术、惠益后人的初衷,又怎可以只是向他再三致谢而已呢?是为序。

陈志诚教授,

新亚书院及研究所毕业、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留学日本。曾任香港城市大学语文主任、新亚研究所所长,退休后仍任教研究所及港大中文学院。





自序


叶龙

记得在2012年冬某日,在夏仁山学长的介绍下,有幸与新亚老校友黄浩潮、叶永生诸兄一同茶聚,谈起我有一份业师钱穆宾四先生的“讲学粹语”稿和二十多封钱师亲笔函件,还有曾在香港《信报》连载的钱师讲课的“中国经济史”笔记,和我本人撰述也曾在《信报》连载的约有三十万字的“历代人物经济故事”。上述多位学兄异口同声地,都认为值得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因为有新亚历史系的陆国燊校友在商务主政;同时,兼管商务业务的陈万雄董事长也是校友。不久,与陆兄再次茶聚后,便带同文稿邀我同车回商务见负责出版中文书籍的总编毛永波先生。

到了商务总部,国燊兄把所有上述稿件全部交给永波先生审阅并由他作出决定。由于永波先生是资深出版家,对港澳台和内地的中文出版状况了如指掌,由他即时决定先出版钱师讲的“中国经济史”,然后再出“钱穆讲学粹语录”。于是,2013年1月在香港出版了前者,后者于同年6月1日出版时,《中国经济史》在香港已第二次印刷,反应相当好。至于内地的简体字版,也于2014年1月在北京后浪出版公司发行,颇受各界人士的欢迎,本人也收到该出版公司多套赠书,到了三月份已印刷达五次之多。可能因为发行网广,几个月前,有友人在新界大埔,也已看到有书店在售卖简体字本的《中国经济史》了。

钱师的课堂经济史稿之所以颇受欢迎,除了钱师讲学有其独特与精彩的见解以外,还因为加上了国内经济界名人林毅夫先生的作序品题。据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家丁望先生早前在香港《信报》撰文报道:北京刘亚洲将军对钱师加以赞扬,说钱师在经济史和他的其他史著中阐述分析,中国古代执政者之所以不能战胜常来骚扰的匈奴与羌人等民族,是由于我国北方与西北有大平原,游牧民族善用骑兵,能征惯战,而汉族人民以农耕为主,不谙骑兵作战,以致常吃败仗。直到汉武帝亦懂得养马习骑,才征服匈奴、氐、羌等民族。当然,现在我国已是五十多个民族大团结,早已没有游牧与农耕之别。

钱师讲的《中国经济史》造成了各方的轰动,连月来,有北京的、成都的以及广州和深圳各地的报刊记者来访问我,有的还来港多次,并在上述各地报章大篇幅加以报道。在下在此衷心表示感谢,大家都是在同一个目标下,为要把中华学术文化加以发扬光大,为要把钱师所拥有的满腹经纶,让没有能在新亚书院听过课的同胞都能得到分享。钱师一生从不重视衣食住等各方面的物质享受,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他只希望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能多读一点中国的典籍,能多学习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让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何等的伟大,他就于愿足矣。

说实在的,钱师无论讲哪一门课程,都有他精彩独到的见解。他在新亚开的课,据我记忆所及,有中国通史,还有中国的秦汉史、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文学史,以及社会经济史、《论语》、孟子和庄子等,至于在新亚研究所,钱师还开了韩愈文与《诗经》,那是必修的。同时,战前他在北大等校,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及其研究所诸校,及抗战胜利后在江南大学,以及在台北文化大学硕士、博士班等校授课,据我所知,他尚开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近日我重读钱师讲的“中国文学史”,觉得他对历史地理也滚瓜烂熟,他还指出,太史公因不熟悉历史地理,把古人的著作写对的当作写错来看。钱师是应该可以开“中国历史地理”的。其实,钱师没有把握绝不会开那么多课目。钱师常说,一个人并非大学毕业就算是完成了,也不是读了一个硕士甚至一个博士学位就成功了。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做学问是终生的事业。钱师就是希望我们要向他学习,他用一生的精力,把中国的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必定有其独特的见解。

近期友人常劝我,尤其是唐端正及夏仁山诸学长多次敦促我把钱师讲过的课堂笔记整理出来,好让大家都可以阅读。由于当年其他同学听了钱师的课,虽然也有做笔记的,但不够详细。主要是因为钱师的家乡口音,有部分听不明,或者做笔记不够快速,我则是用自创草书,笔录较快,且能完全听懂其无锡国语。首先使我想到的便是钱师1955年至1956年讲的“中国文学史”。为什么呢?我虽首读哲学教育系,读新亚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是《孟荀教育思想比较》,但研究所毕业后,我留校担任助理研究员,钱师指导我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多年,直至1963年钱师辞职前一年。我又在新亚加入中文大学后重读了一个主修中国历史的荣誉文学士,后来经钱师向罗忼烈师多次口头及书信推荐关说,终于能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都是主修中国古典文学。更凑巧的是,当我获得博士学位不久,香港佛教僧伽会的会长宝灯法师邀请我担任能仁学院(注:叶龙按:此校在台北教育部门立案。按语共分三种:“钱按”为钱先生当时所解释;叶龙按语均作“叶龙按”;编者所加注释均作“编者按”。以下同。)院长并兼哲学及中国文史两研究所所长。但当时台北教育部门规定,副教授可担任代院长,正教授才可任院长。我虽在新亚教过大一国文七年,但只是一个兼任讲师,后来在1972年至1974年担任岭南书院中文系专任讲师兼助理训导长时,仍未得到副教授资格,于是港大的两个高级学位正好派上了用场,我先是用港大博士论文,经台北教育部门审查获通过得副教授资格。因副教授只能做代院长,又由于我的大专服务年资已足够,于是我再将尚未公开发表的硕士论文《王安石诗研究》送台北教育部门申请升等,当然并不说明这是港大的硕士论文,否则只能申请担任大专的讲师职位。更奇妙的是,经严格审查通过获升正教授,使我担任了名正言顺的院长。这里得感谢罗忼烈师对我攻读硕士的悉心指导,并妥善安排我攻读港大博士学位,终于顺利完成,使我难忘师恩。

在能仁书院担任院长及兼任所长时期,我同时在大专部及文史与哲学两所都兼了课,这也不能说是滥竽充数,因为我读获的五个学位包含了文、史、哲三方面。先是在新亚及研究所读主修中国哲学的学士和硕士,继又读获中文大学的荣誉文学士,主修的是中国历史,后又获得香港大学的硕士和博士,都是主修中国文学。

由于上述因缘,我先整理钱师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会轻松些。当我读到这本笔记本第一篇“绪论”的最后两行字时,内心感到十分高兴,钱师以肯定的语气说道:

“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

这两句话,我当时如实记录下来,没有增添、减少,用字修辞甚至造句,丝毫没有改动。使我惊异的,是钱师开讲的第一天,他竟说出:过去还没有出现过一本理想的文学史。因钱师一向说话谨慎谦虚,说出这句重话岂不是会得罪好多曾经撰述并出版过《中国文学史》的学者或教授?无论如何,过去写过中国文学史的作者除非他心胸宽宏大量,不然,他们内心一定会感到不舒服的。但是,钱师当时如此批评,实在少见。我和一群同学多次在课余时围着听钱师教诲:“你们读了我的《国史大纲》,还可去多看些别人写的‘中国通史’,便可作出比较,看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接着的一句是,“你们自己去选择吧!”这一类的话。但使我很高兴的,便是由钱师来讲“中国文学史”这门课,必定有它独特之处,亦即是钱师所讲,必定有他创新的见解,让我们可把过去曾看过的其他“中国文学史”作出一些弥补和修正。他的意思是为了将来要完成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乃是要靠大家一同来寻求,一同来创造,以达到成功之路。记得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有一次参加新亚研究所的师生月会报告,钱师也在场,他曾说:“世界上没有一本著作是十全十美的。”钱师讲的“中国文学史”主要是将前人讲得好的对的继承保存下来,将前人讲得不对的加以辨证修正,力求完美。所以钱师在“中国文学史”有关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便是有益后辈。

举例说,钱师是非常钦佩朱夫子熹的,不然,钱师也不会在晚年用他十年八载的精力来撰成《朱子新学案》。连他的知己好友罗忼烈教授谈到钱师的一生代表作也说,自从晚年完成《朱子新学案》后,他早先被誉为权威著作的如《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以及《国史大纲》等名著,都得让位了。钱师在讲《中国文学史》的《诗经》时,对朱子也有赞语,他说:“朱子解释《诗经》有创新之意。”意即朱子有与前人不同的解释,但钱师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朱子解释《诗经》有时也有错失。因为朱子只用直指其名直叙其事的赋来解释《诗经》,而钱师认为解释《诗经》可有两种方式,他为取信于听众,举出中国文学史上三个不同时代和作者的文学作品来证明,使人无懈可击。这就是钱师所持有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做学问态度。

钱师指出,太史公司马迁讲到《离骚》时,他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了,还把原文对的反而改成错的。钱师指出,我国古代的山名水名都有特别的意义,譬如“霍山”,在我国的安徽与山西均有“霍山”。小山为大山所围叫“霍”,所以都有“霍山”,故“霍山”只是一普通名词,并非专有名词。又如“洞庭”这个湖名,同样并不只限于湖南省才有,即凡是有“此水通彼水”现象者,都可以称为“洞庭”。湖南的“洞庭湖”通湘水、资水、沅水、澧水,但太湖亦有洞庭湖之称,因为太湖是通黄浦江、吴淞江等多条水,所以太湖也可称“洞庭湖”。钱师说,太史公把《楚辞·渔父》篇所说的“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中”一句,认为有误,特改为“宁赴常流”,其实原文“湘流”并不错,倒是改为“常流”却是错了。司马迁以为“湘水”在湖南,怎么人在鄂湖北却会在湖南的湘水自杀呢!钱师指出,此篇是屈原居汉北时所作,所说之“湘流”实是指“汉水”,而并非“湘水”。这就是钱师的博学而广识处。讲文学史亦得要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兼顾,不但要讲其历史演变、创作目的和字句修辞,而且还要了解历史地理,懂得校勘学,所以,读书做学问真不容易,少一瓣就会出错。

一部中国文学史,等于钱师平常所讲的,即包括原始诗歌和故事、小说。钱师每逢遇着时代大转变,而大家对某一类重要创作在意见上有重大分歧时,他必定会作出明确的决断,并提出有力论证,使人心服。钱师做学问的一贯主张是:历史应还其本来面目,不能曲解,不可贻误后人。不过有一点可以补充一下,钱师自己说在新亚时曾讲过两年文学史,但因为校务冗忙,没有把学生课堂笔记本加以整理改定。我听钱师这门课是在1955年秋至1956年夏,钱师查阅过我们的笔记,两次是由助教查看,给了我高分。一次是钱师自己查阅,只用红笔写了“五月四日”。如果当时钱师欲改定笔记本,很可能会取用我的笔记本,因为只有我全懂他的无锡国语,可惜他当时忙不过来。我又在1958年至1959年这段时期听钱师讲宋元明清时代的文学史,那正是我攻读研究所时期,有空就去听,约有十多次,也记下了些笔记。我很高兴还把钱师亲自拟的两次文学史考试题目都抄下来了,一次是1956年6月期终考试题目,一次是同年毕业考试试题。今附于后。如果我们能够根据钱师全年所讲的温习后圆满作答,那是钱师希望的,当然我们能多看参考书最好,那我们对中国文学史也可以明白得一个大概了。但钱师说过,做学问或研究文学史都是一辈子的事,希望吾人来共同寻求与创造。

同时,本记录稿难免有疏失之处,文责应当由笔录者来负。尚祈各方贤达不吝指正。在此还要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骆玉明教授及香港新亚研究所前所长陈志诚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了序文,实在十分可贵。

今将钱师亲拟两次试题抄录如下:

1956年6月《中国文学史》期终考试试题:

(1)曹丕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如何?

(2)两汉文学风格不同,此与社会有何关系?

(3)《昭明文选》之取材标准如何?其在文学史上有何意义?

(4)试略述唐以后历代散文之发展及其代表人物。

(5)中国小说至唐始盛,其原因安在?

(6)试述词与曲产生之原因。

1956年6月《中国文学史》毕业考试试题:

(1)试述汉以前散文文体之变迁。

(2)《楚辞》之产生与《诗经》有何关系?

(3)两汉文学风格不同,此与社会有何关系?(与期考第2题完全相同)

(4)何以谓建安时代为中国有文学自觉之始?

(5)试述《昭明文选》与《古文辞类纂》两书在文学史上之意义与价值。

(6)唐诗分为几个时期?各时期之代表人物为谁?

(7)试述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之价值。

(8)词之产生原因安在?其题材与对象与诗有何不同?

叶龙于香港青衣岛二○一四年四月八日十二月二十八日订正





第一篇 绪论


所谓史者,即流变之意,有如水流一般。吾人如将各时代之文学当作整体的一贯的水流来看,中间就可看出许多变化,例如由唐诗演变下来即成为宋诗和宋词是也。

以植物言,植物是有生命的。水似无生命,但水有本源,故由唐诗之变宋词,如贯通来看,两者实二而一,故通常说诗变成词,这便是渊源,即是同一流,要明此说,就得分别了解诗、词及其中间之变化过程。

吾人如要讲文学之变化,须先明白文学的本质;文学史是讲文学的流变,即须由史的观点转回来讲文学的观点。

唐诗之所以变成宋诗(词),有其外在和内在之原因。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因此,我们又得自文学观点转入史学观点了。故讲文学应先明白历史,并非就文学讲文学,文学只是抽出来的,并非单独孤立的。

再进一步说,我们不但要说明文学之流变,而且还要能加以批评。

至于文学的价值,不仅在其内部看,还要从其外部看。例如两汉文学之成为建安文学 (注:叶龙按:此处之“建安文学”钱师是指曹操、曹丕及曹植三父子。),必有其原因,不能用政治来讲,当时之政治亦由两汉之统一变为分裂,但是不能用政治史来说明文学史;建安文学如何兴起,则可先讲建安时代。

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从东汉时代到三国时代,其人情、风俗及社会形态都不同了,故思想、观念、信仰及追求之目的亦都不同了,故文学亦变了。例如曹操身为统帅,却轻裘缓带,与前人不同;此皆因生活情调、风俗观点都改变了。又如唐人爱用五彩,宋人则喜用素色简色;唐代用彩画,宋则用淡墨,风格自各有不同。

文学是文化史中的一项,而非政治中的要目。文化史则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及风俗等各项。

又如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古文运动,单讲政治背景便不够,所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那么我人应先读《昭明文选》,然后再来读韩文,如此才能容易了解,这就是先要加以比较。我们学习文学史,亦需要加以比较。我们如想读西洋文学史,也可以与中国文学史来比较,一比之下,才可知道中国文学史有其独特的面貌。

直至今日(注:叶龙按:钱师此处所说“直至今日”,是指他开讲这门课程的1955年9月初的一天。),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





第二篇 中国文学的起源


文学的起源是诗歌,亦即韵文先于散文,西方亦然。东汉郑玄说:“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三皇之世”,轩辕以来,“载籍亦蔑云焉”。

照郑玄所说,诗应起源于唐尧虞舜之时。兹将相传为尧时之《击壤歌》及舜时之《卿云歌》,录记于下:

(一)击壤歌(此歌出自《帝王世纪》(注:钱按:帝王世纪,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晋·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二)卿云歌此歌出自《尚书大传》

卿云烂兮,糺(注:钱按:糺字同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注:钱按:旦复旦,隐寓辉代之旨。《尚书大传》:舜将禅禹,于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倡之,八伯咸稽首而和,帝乃载歌。)兮。

上两诗录自《古诗源》,但这两首诗歌,也已无法考订。其他所谓伏羲、神农时之作品,更不可靠,要讲文学,只能自《诗经》三百首讲起。





第三篇 诗经


古人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里对诗和歌等已下了一个定义。《诗经》大概自西周起,其创作之年代约在西历纪元前1185年至585年之间,历时六百年之久(注:编者按:20世纪90年代表达完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在公元前1046年。如此则为四百七十年。),可说是三千年前之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的发展是慢迟缓笃的。

《诗经》的话很美,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是三千年前的话,也说明古人已懂得美化用字,不用“三年”而用“三秋”,用“秋”来代替“年”字,这诗今日读来仍很朴,很美,只要把“秋”字稍作解释,连小学生也都能了解。

又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注:钱按:“今我来思”一句,沪语便是:“今日我来哉!”即粤语“今日我来啦!”即“哉”与“啦”是同一意义的虚字和声符。“今我来思”亦可译作“现在我来哉”,但原句并未指明年月日,故怎么译都可。又如浙江绍兴语“入”,亦与沪语之“哉”完全相同。),雨雪霏霏。”这首诗是讲古人打仗,但与西方荷马史诗之风格意境完全不同。“思”是虚字,是一个声符,即沪语“哉”之意。

至于这里的“雨”字,可作名词或动词用,但“依依”两字,今日实在无法译成较妥当的白话。“杨柳”代表惜别之意有三千多年。树枝摇动有亲近之意,可以说,西方并没有如此传统的文化。中国三千年之古典文化,其简明乃有如此者。

诗有六义,即全部《诗经》共有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朱子说:“风、雅、颂为声乐部分之名,赋、比、兴则所以制作风、雅、颂之体也。”即是说,风、雅、颂是诗之体类分别,是文学的体格,赋比兴是作诗之方法,文学的技巧。

朱子又说:“风大抵是民庶之作,雅是朝廷之诗,颂是庙宇之诗。”即是说,“风”是社会的,“雅”是政治的,“颂”是宗教的。

诗是采诗之官采来的,故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如此所采来的诗就是国风。又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

“古者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故当时之诗,一言以蔽之,是由政府所汇集,故有政治意味。

现将《诗经》之六义简释于下:

风:有十五国风,是民间地方性的,有关风土、风俗之记载,《诗经》以这部分较易读。

雅:分小雅、大雅两种,用中国的西方口音来念。因周代当时所统治之中央政府在西方。当时之陕西音成为流行之官话,是政府性的,全国性的。“雅”比“风”难读,“大雅”尤其难读。

颂:颂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有周颂、鲁颂和商颂,共三颂。

赋:“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此为朱子所解释。

比:朱子说,“引物为比者,比也”。

兴:朱子说,“托物兴词,如《关雎》《兔罝》之类是也”。

“赋”是直指其名,直叙其事的意思,今举赋的例子如下:

(一)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维叶萋萋,黄鸟于飞,

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是蔓生植物,排生于谷中。萋萋,盛貌。灌木是丛生短树。覃,音潭。喈,音几(jī)。

(二)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采,摘也,采采,即采了又采。卷耳,是植物名。寘,置也。周是大,周行(háng)是大道。

“比”是引物为比的意思,今举“比”的例子如下:

螽斯羽,诜诜兮。

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音终。螽斯是蝗虫之一类。羽,指翅膀。诜诜,和集貌,诜,音辛,多也。振振,兴盛貌。

“兴”是托物兴词的意思。今举“兴”的例子如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鸠是鸽子。鸽惯常是一对对的相处在一起,故托鸽兴起淑女君子,并非君子在河上见到洲中之鸽就想到女孩。

所谓兴者,发起也,动作也。

“大雅”与“三颂”(注:钱按:三颂即周颂、鲁颂与商颂。),都是纯赋体;“小雅”与“国风”,则比与兴较多。朱子以前所注《诗经》有毛公诗,毛公指出,在《诗》三百中,其中116首为兴,但未说赋与比。

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说赋比兴云: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

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

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或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记的是物,却是言情,所谓托情、起情、言情,就是融情入景,故《诗》三百者,实即写物抒情之小品。中国人的抒情方法是叙物、索物和触物,不但《诗经》,即屈原之《楚辞》及汉时邹阳之辞,比物连类,也都是用这比兴的方法。

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在思想史中却是无法找到这理论的。我们任意举两句诗,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当吾人沉浸在此种情调中时,不能说是写实文学,因为它不限时、地、人;也不能说其浪漫;且狗吠鸡鸣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观,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与合一,是赋,对人生感觉到有生意有兴象之味,犹如得到生命一般。

陆放翁到晚年时,仍不断写诗,他永居乡村,写的诗如他的日记,吾人读时,如入妙境。

又如《诗经》中有一首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诗并非专说时令与自然,乃将自己心情与大自然融化合一,虽是赋,但其实含有比与兴的意义在内。此即将人生与自然打成一片。从其内部说,这是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性灵;从其外部说,这是诗的境界。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两句亦然,这并非唯物论,因有心情境界,但亦非唯心,亦非浪漫与写实,且非抒情,却含有情。吾人如欲了解此种诗境,必须先懂赋比兴,是到了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与西方文学不同。西方之神性,乃依靠外在命运之安排,故闹成悲剧,如《铸情》(注:编者按:林纾将《罗密欧与朱丽叶》译为《铸情》。)。马克思要达到掌握自己命运,要打倒敌体,绝不能和平共存,故不会有天人、心物合一,亦不会有如“好鸟枝头亦朋友”那样的诗。

中国的文学,如以戏剧来说,是无有悲剧,即使《红楼梦》亦只是解脱而已,多数是走向团圆之路,所以无史诗,无神话,无悲剧。

吾人如读中国的一切文学作品,一定要先懂得赋、比、兴的道理,并且最好是先读《诗经》。孔子喜欢《诗经》,而且尤爱“二南”指《周南》和《召南》。所以他常鼓励学生要多读《诗经》,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事父,可以事君,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是有开放启发启示之意,凡见任何物均可以开启心胸;“观”指人生观、宇宙观;“群”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使能适应社会。因《诗经》是天人合一的,读了《诗经》,即使怨也会怨得得当;事奉长辈很难,但读了《诗经》便会懂得如何事君事父;并且还可以多些认识自然界的鸟兽草木等各种生物,才可与大自然合一。

不过,吾人学《诗经》时也会有难处,我们不能光是就文字表面去看,而应先用内心领悟体会方可得其真意,这里且引用孔子与其学生对话两节如下:

(一)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照上述对话看来,《诗经》是有性灵的,读时不能拘泥于句子。所以读《诗》难。

(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注:钱按:“倩”指“酒窝”;“盼”指黑白分明;“素”指搽了白色之粉。)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这里孔子说的“起予者商也”,意思是“兴起我的是商子夏啦!”意即要有了本质,才加上文采,礼要有本,一切打扮在后,先有本后才有末。

读《诗经》是有方法的,先要养成自己的性灵,今举《大

学》为例。如下: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意即鸟知道停止的处所,而我们却不知停身于何处,心更不知了。此处的做法是取出其中两句断章取义。此为作文方法之一,是可用的。

孟子也曾告诉我们如何读《诗经》,他曾讲过一段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说:“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此处所说的“文”是指一个字,所说的“辞”是指一句。意思说,读《诗经》时不可一字一句地照字面直讲。所谓“诗言志”,其实是抒情,即欣赏中国文学时,其方法是要心领神会,并必须迎合作者之情意,《诗经》亦然。

今日国人对《诗经》的看法有两种:一为直接就字面来看;一为就其作品意义来看。当然以后者为正确,今且举例以明之。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

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

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此诗单就字面看,是说有一女孩因失恋而感痛苦,但其实是一种用比兴的写作方法,另有其作意在。故读诗之前,必须先看其序,先须知道其写诗的原因。古人注释《诗经》有韩诗、齐诗、鲁诗及毛诗等四家。毛诗云:“刺忽也。”(注:编者按:“刺忽也”,出自《诗经·狡童》小序。)可参看《左传》,说是讽忽公子。朱夫子却反对此说,认为此诗是谣诗,朱子对《诗经》之解释有革新之意。如照字面来解释,吾人亦可读朱著,但我们又必须明白,有的作品并不能照字面来直解。今举例如下:

(一)唐张籍《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以上这首诗并非如字面所说是描写谈爱情,其实是“却聘”。他在幕府工作,却有第二处聘请他。这是诗人吐属。因此“彼狡童兮”亦并不一定指女子失恋,朱子所解释可能有错。又从此诗可见,做人道理是要温柔敦厚,此种人才是可以群、可以怨。

(二)唐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也并非实有新婚,只是考进士前请先辈阅其佳作,冀得好印象以博得取录也。

(三)温飞卿《菩萨蛮》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憀独倚门。

这首词上段说景,下段说人,“絮”为杨柳花,花落即指晚春。此喻美人迟暮,是最高的比与兴。此词从字面来看,是说一位三十多岁的妇人,心情痛苦无聊,却仍有春光,寓有意境,又有雅兴,使人深受感触。其实此词是温飞卿自己悲士不遇感无聊耳。读前人诗词,一定要懂得比兴。

上面数例说明,我们读古人诗词时,不能照字面直解,其实各有其委婉曲折之深意。所以魏源在他的《诗古微》中说:“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焉。”所谓“奇文共欣赏”,欣赏的心情等于第二次的创造。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此诗对每一位欣赏者均可作出不同的创造,故永远是活的文学。





第四篇 尚书


我国文学史与西洋文学史有极大不同之点。我国重散文,次为韵文。在中国,散文可能更先成为一文学体系。西洋的散文以小说为大宗,中国的散文则以历史为大宗,因中国向来以史当作文学看。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普通说,《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为我国古代两大史书,它们在文学上均有很高的地位。

中国古代散文的特征既然是史,史是客观的,记言记事,因而以历史当文学,故小说与戏曲就不发达了。

我国古代除韵文的《诗经》为主以外,尚有散文体的《尚书》,两者是并重的。

《尚书》有今古文之别,古文《尚书》晚出,是伪的;今文《尚书》由古代传下,是真的。如果按照近代的疑古派运动的说法,则今文亦是伪的。其实,今日已可决定今文为真。今文《尚书》中之《尧典》《禹贡》均为极早之作品。我(注:叶龙按:指钱师本人。以下同。)认为《尧典》为战国时作品。

《尚书》中最可信的作品是商代的《盘庚》。商代有一国王自黄河以南搬迁到黄河以北之河南省彰德府安阳县(注:编者按:1192年,金改相州为彰德府,沿袭宋制,属河北西路。清初,彰德府领今河南省安阳、汤阴及河北涉县、磁县等地。1913年,废彰德府,安阳县隶属于河南省豫北道。1949年设安阳市,1952年,安阳市划在河南省。),即今日称为殷墟的出甲骨文之处。自盘庚始至商纣止,殷商立都达二百余年。当时盘庚迁都遭百姓反对,故特写此文——《盘庚》上、中、下三篇以晓谕人民,实为最真实之演说词,但为最难读之作品。

至于《尚书》中正式像样可讲的,要从西周起,因为虞书《尧典》、夏书《禹贡》、殷书《盘庚》,均有可疑之处。正式之我国文化起源可说自西周起,因《诗经》与《尚书》均出自西周。

从西周开始,《尚书》中之作品有:

《牧誓》,说明武王伐纣,牧野誓师。

《武成》,说明周武王如何灭商纣。

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一策即一竹片,约有三数十字之多,因该文其中有“血流漂杵”一句,实对战胜之描述夸张过甚。但由此可证明《武成》在孟子时已有。

《洪范》,说明商为周武王灭后,商之箕子不屈流韩,后又为武王召回。箕子所说“番话”即曰“洪范”,但有可疑之处。

《金縢》,说明武王病时,周公祷告愿代武王死,史官将此祷文及记载装入金縢中保存之。

《大诰》,文王封周公兄管叔,管叔与商后人武庚作乱,周公东征。大诰即是用兵宣言,以此诏告天下。

《康诰》,周武王时封康叔于魏时之告诫语,封于商之彰德府。

《酒诰》,商人嗜酒,武王告康叔戒之。

《梓材》,此文亦系武王告康叔。

《召诰》,说明建都陕西镐不方便,故再建都洛阳,派召公去洛。召公有言,请周公告周武王。

《洛诰》,洛邑建成后,商人降周者,周公作宣言,记造新都事。

《多士》,说明建造洛邑后,周公告商后人。

《无逸》,周公告各侄儿勿偷懒。

《君奭》,周公与奭公谈话。

《多方》,周公东征胜利后告各国。

《立政》,周公告周成王。

《顾命》,周成王之遗嘱。

上述诸文件,均为研究周代之重要史料,我们如不能全读,亦应读其一二篇,此即尝鼎一脔之意。

综言之,我国古代韵文易读,而散文古拙难读。故《诗经》易读,而《尚书》难读。此处要说明者,是《诗经》是经过沙虑作用而与政治结了不解之缘的,此为与西方文学不同之点。





第五篇 春秋


《春秋》这本书较《诗经》《尚书》迟出,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春秋》是记事的,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极为简要,它似乎不像是文学作品,其实不然。此书乃句斟字酌的,有其文学意味,亦有其法律性。孔子《春秋》亦可说是我国修辞学之开始,如果我们读《春秋公羊传》(注:编者按:即《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典籍。)与《春秋穀梁传》(注:编者按:即《穀梁传》,亦称《穀梁春秋》,是对春秋的注解。),便可知句斟辞酌的道理。例如:

孔子《春秋·鲁僖公十六年》云:“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此为孔子当时记载鲁国气象之大变化情形,虽仅十二个字,但用字造句却大有考究。

“陨石”即是落星石,“退飞”是指鸟受大风之阻力,其翅膀不能自主地返退而向后飞。且用“宋”与“宋都”又大有分别,“陨石于宋”,是指落在宋国境内,而并非宋都。

又:《公羊传》与《穀梁传》之讲“五石”与“六鹢”,两书各有其道理,何以不说“陨五石于宋,六鹢……”,此处不把石之数量放于前面,乃是因为可能他处尚有陨石,如说“陨五石”,即无法示意尚有他处之陨石也。又:如写作“鹢退飞过宋都六”亦不通。清儒顾炎武亭林说:“此临文之不得不尔。”意即照修辞学上之法律观点来写,才算正确。顾亭林又解释道:“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鹢六’而夫子改之‘六鹢’也。”顾氏不信公羊、穀梁所说,认为文理所当然,并非孔子所改也!

“陨石于宋五”一句,无主词。

“六鹢退飞过宋都”一句,“飞”为动词,“退”为被动词,故“六鹢”实为假主词。

又如《春秋》首句:“元年春王正月。”在《公羊传》与《穀梁传》中均有详细解释,按照公羊、穀梁的说法,孔子修《春秋》是有道理的,故云:“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因经孔子修正后的《春秋》是恰到好处,改一字即反而不妥。如《严先生祠堂记》中有“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之句,后来有人将“德”改为“风”,成为“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此即所谓一字师,这种就是有斤量之字眼。《文心雕龙》说:“《春秋》辨理,一字见义。”因此,汉代时人有所谓春秋判狱,作为法律判案之用。因《春秋》是法律文字,用字造句是有分寸的,所以是不可删改的。

《春秋》的笔法是法律性的、客观性的,有了文学的自觉性,此种自觉性是周公写时所没有的。

“春秋三传”,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与《左氏春秋》或称《左传》。《左传》是编年体,是历史记载,不论笔法如何,却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文学作品,其中之内容包括描写战争的、外交的和贵族私生活以及大家庭生活的等。

我国文学史上,韵文与散文之演变各有不同之现象,即韵文是渐往艰深的路上走,如《诗经》易读,到屈原的《离骚》《九歌》则较难读,再进而到《两都赋》《两京赋》则更难读;至于散文,则其演变之趋势是渐往平易的路上走,《尚书》难读,到《左传》则较为平易浅近了。





第六篇 论语


所谓子,即是指先秦诸子,或称诸子百家,即是指思想家或称哲学家,诸子百家所作的散文水准均极高。诸子中之首位即孔子,其《论语》为其弟子所笔记,文学价值极高,更遑论其思想,今例举如下: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疏”,粗也。“饭”,此处作动词用。“浮云”是指身外之物的富贵,是赏赉之物而已。孔子这段话充满着诗情画意。此段文字的前三句均是在描写一“穷”字,实含有画意;最后两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实含有诗意,这是诗人的胸襟,这叫吐属。

我们写文章,不可用土语俗语,不然会失去意境。如“浮云”两字,不论何处人均可会意,实有其意境,人人可明白,故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无韵的散文诗。

再举一例: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此句人人可懂,正如在吾人眼前活现此景。此话实非真讲松柏,其实是“比”,是一种比喻,吾人可比喻作“在患难中可见出朋友的交情”,并且可以此类推,举一而反三,可比喻任何事物也。

同时,我们又可以知道:孔子并非是严肃地板着面孔只讲道义,亦非讲哲学,而是针对人生、生活,所以,孔子亦劝人读《诗经》。此处一句寥寥十字,却传流了两千五百年,这不是教训,亦并非理论,而是一首诗,一幅画,因而后人作诗画用此题材者极多。所谓“岁寒三友”,亦由此句推衍而出。一句话可以点醒你,我们要用文学的眼光来欣赏,才可得其情趣意境也。

又再举一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此处“逝”字形容水之流动,其描写手法真实而平淡,这是“兴”,只是两句话,形容时间一去不回,人生亦如此。这是何等大的感慨、何等深的意境,使吾人对宇宙人生掀起无限大的感想。

以上是用文学的眼光来说《论语》,如果我们把《论语》中所讲的,逐条逐条来学习,则作文必会有大进步。

《论语》以后有《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老子》与《吕氏春秋》诸书。谈到先秦诸子,主要的便是这八部书。

《孟子》文章,近似陶渊明;阮籍的文章指阮籍的诗,则近似《庄子》。这是中国文学的两大派,孟、庄的文,陶、阮的诗,各有其风格。

金圣叹曾说,中国六大天才奇书即是《左传》《庄子》《离骚》《史记》《西厢记》和《水浒传》。金氏将《左传》《庄子》与《西厢记》《水浒传》相提并论,我们读上述诸书,最好去读有金圣叹眉批的,方可懂得文学的描写。(注:叶龙按:钱师曾谈起过,他认为《论语》《孟子》《老子》以及《庄子》,可称为“新四书”,乃人人必读之四大要籍。与传统所说“论、孟、学、庸”之“四书”有异。)

我们如以文学史的眼光来说,中国开始的散文性格是历史性的,一为记言,一为记事。《论语》中有记事的,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亦有记言的,如两人的问答体,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何谓也?”;亦有孔子单独说的。故就文章的体裁来说,《论语》仍是根据记事记言的传统演变下来,但与《尚书》《春秋》不同:前者是孔子的私人言行,而后者是对国家大事而言。这是历史的大进步,亦即由国家大事的记载进步到个人生活的记载,故成了子书,成了史家。

孔子是一位平民学者,但《论语》仍是由《尚书》《春秋》的传统一路下来,不过推进了一步。





第七篇 中国古代散文


谈到我国古代的散文,可以分作两个时期,第一期可以称之为“史”的散文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尚书》及《春秋》的《左传》。《尚书》是记言的,它记下国家领导人所发布的文告,事实上就是历史的文件。《左传》是记事的,它记下历史的事实经过,也是历史的文件。

至于我国古代散文的第二期,可以称之为“子”的散文时期,它是思想性的,也可以说是哲学性的。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推《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墨子》及《老子》等书。

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注:编者按: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因为《春秋》这部书是政治性的,是由史官记录下来的官书,所以是历史的散文;但“子”是私家的,属于社会的,属于平民的。

关于《诗经》中的风、雅、颂,首先是从十五国风开始,它可以说是平民的诗;至于平民的散文,则是从孔子开始。从其文体来说:“子者,史之流变也。”《论语》这部书就是记载孔子的言行。换言之,《论语》是记载私人的言行,记载平民的言行;而《尚书》和《左氏春秋》,虽亦是记载言行之书,却是具有政治性的,所以是“史”。但“子”亦可以说是由史演变而来。

从《论语》开始,我们又可将古代散文分成三个阶段,如下——

第一阶段:像《论语》这部书,可说是散的,是零星的,即是由许多章凑合在一起而编成一篇,但并无连贯的意义。

如《论语》第一篇名叫《学而篇》,因其篇首的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故篇名是并无意义的。第二篇称为《为政篇》,因该篇首句是“为政以德”。因此,文中各条都可随便放置,可见当时之人并非要以文章传世,只是零星记载而已。

《孟子》这本书也是如此。如将“孟子见梁惠王”等凑合在一起而成一章,章名便称《梁惠王》;同例,以下有《万章》《公孙丑》《滕文公》等各章,亦无有意义的章名。只是《论语》的较短些,而《孟子》的较长些。这并不表示孔子的话说得少,只是当时记载简单了些。简的则较为难读,至《孟子》的文章,则已有进步了,读起来也较易些。

第二阶段:如《庄子》一书,已进一步成为假设的对话寓言体了。孔子和孟子都有学生记录他们的言行,庄子则没有,故庄子自己写作。且假设如二人对话般的问答寓言体,其中,河伯与海若讲话,实在等于“孟子见梁惠王”,故文体仍相同。从文学史看,《庄子》一书仍不能超出《论语》《孟子》的同一体裁,但《庄子》一书的进步是其内七篇之篇名都成为有意义的了,如《逍遥游》《养生主》《应帝王》和《人间世》等诸篇,所以与《论语》《孟子》已有所不同了。

而且《庄子》之每一篇均可分章。如《养生主》一篇,其中第一章叫作《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以下尚有第二章、第三章等,且不能将甲篇中之一章任意插入乙篇之中,各章均有其整体性,然而可以分章来读。不过《庄子》中亦有如用《论语》《孟子》之篇名方法的,如《秋水》篇,便是取其首句“秋水时至”之意。同时,《庄子》之由数章合成一篇,此法与《孟子》相似,但每篇中含有主要的几章。

第三阶段:至于《荀子》这本书,已再进一步发挥其个人整套有体系之思想与意见了。《荀子》中的《天论》《礼论》《正名》《正论》及《解蔽》等篇,都是整体的一篇,并不像《论语》《孟子》和《庄子》那样用零星的讲法了。

《孟子》书中讲到的性善论,是零星地散见于其全书各篇中;《荀子》书中叙述性恶论则是有一人发议论,有其整体性。这种文体比较像样而成了体统,故比较《庄子》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到了《荀子》的学生韩非,他的《韩非子》一书写有《五蠹》《六反》等篇,也已是整体的论文了。

与荀子同时的公孙龙子,在其书《公孙龙子》中,有《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及《名实论》等篇,也是一篇文论一题目,都是整体性的。(注:叶龙按:《公孙龙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四篇,但宋时仅存六篇,除上述五篇为公孙龙亲撰外,另一篇《迹府》疑为后人所集录。)

至于《墨子》一书,经考证出于《论语》之后,而在《孟子》之前。其书有《兼爱》上、中、下三篇,《非攻》上、中、下三篇。所谓“是故子墨子言曰”,没有所谓“章”,是一篇文章讲一个理论。从文章体裁来看,此书应是晚出,可能出书于《荀子》左右之时。总之,《兼爱》《非攻》等篇是晚出的,但《墨子》中亦有早期的文章,如《鲁问》这篇文章,亦是用问答体的方式,与《论语》《孟子》相似。至于《墨子》一书中之大文章(注:叶龙按:当时某日课余,曾向钱师叩问,如读《墨子》,当读何家注解为佳。钱师答以:孙诒让之《墨子间诂》、王闿运之《校注墨子》以及曹耀湘之《墨子笺》均值得参考。曹耀湘谓《墨子》一书有三大要旨,曰兼爱,曰勤,曰俭,乃是墨学精神所在。继而问钱师道:“老师讲课时所谓‘《墨子》书中之大文章’是否指上述诸文?”师亦点首同意。谨附志于此,以便青年有志者参阅。),这是服膺墨子学派的人所谨守的。

唐代韩愈曾说:欲辨古书之真伪,当然应先详读该书。(注:编者按:韩愈《答李翊书》写道:“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读书要能辨别出该书系哪一时代的文章或诗,更要能察验出是清代人之诗却含有唐人之诗之风格,能如此,便是达到最高境界矣!

再谈《老子》一书,自其外表看来,好像是把零零碎碎的字句拼凑在一起,例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其字句犹如《论语》一般,但《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其词句是经过凝练的格言,有如西方尼采的作品,而且不是用问答体,境界提高了。故可说明《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当是在《论语》之后,《论语》是将各条凑合成为一篇,互不相干,而《老子》却是凝练的、有次序的,故可断定《老子》出书后于《论语》,是后期的作品。

到了秦代,吕不韦作《吕氏春秋》(注:编者按:《吕氏春秋》,吕不韦集门客所撰。),全书有十二纪、八览及六论,共二十六篇。全书共二十余万言。先说十二纪,每纪各有孟、仲、季三篇。如《春纪》为《孟春纪第一》《仲春纪第二》《季春纪第三》;依此类推,《夏纪》亦有孟、仲、季三篇;秋、冬各纪亦各有三篇。每纪下各分五组,如《孟春纪》下分《孟春》《本生》《重己》《贵公》及《去私》五组。以下十一纪亦各有分成五组之文。每一纪之下的五组文章,都是讨论同一科目或种类的有关内容。如《仲夏纪》的五组文章,首组《仲夏》是谈到以各种乐器祭祀君王、卿、士,以祈求五谷丰登;第二组的《大乐》谈到先王制定音乐是基于何种原理,说明音乐可反映天地间的和谐等;第三组的《侈乐》说明用不同的材料造出来的乐器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并说明古代圣王之所以重视音乐,目的在使人民快乐;第四组的《适音》(注:钱按:一作《和乐》。),说明快乐的心才能听到快乐的声音,而且特别说明这种快乐和心情都应有适中的原则。如人的本性喜好长寿、平安、尊荣和安逸,反对短命、危险、屈辱和辛劳,如果满足了所喜好的,消除了所厌恶的,心情就适中了。进而谈到音乐的适中,就指出乐器的大小轻重和声音的清与浊,都必须适中。

至于《仲夏纪》第五组的《古乐》,谈到古代圣王制造乐歌及乐曲的目的与过程;也谈及有的圣王还把先前所用的乐器加以改良,如舜帝时的乐官把十五弦的瑟,增加至二十三根弦;还谈及圣王征伐暴君胜利后命乐官制作新乐章以示庆祝等。

以上春、夏、秋、冬共十二纪,每一纪各有五组文章,所讲述的次序均不得先后调换。又如八览的每一览,各有八组;六论的每一论各有六组:都是各类叙述安排有序而不能调乱的。

所以说,以上诸子各家的古代散文,自孔子一直到吕不韦,时间已前后经历了两百多年,每一本子书的文件,都随着时代而有所演进。其中《庄子》和《吕氏春秋》简称《吕览》在文体上是较为精进的,但这并不是说《论语》这部书的思想不及其他诸子,这点是各位务必明白的。





第八篇 楚辞(上)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但尚未出一位知名的文学家,这是由于《诗经》是一部总集,是一部集体的创作,这批集体创作者的具体姓名已经无法知道了。

所谓文学的正统代表是“集”,除“总集”之外,尚有属于个别人士创作的“别集”。但由于有的“别集”是无主名的作品,有的“别集”则是不知名的作家创作的,直到《楚辞》产生。因此,屈原就成了中国第一位文学家了。

《楚辞》虽然也是一本总集,但其中以屈原的作品为最多,根据后代人的统计,认为屈原共撰写了二十五篇,但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仍有待考证。不管屈原在《楚辞》一书中占了多少篇,总之,已肯定可以称为一部屈原的“别集”了。

说起《楚辞》,其最著名的一篇当推其首篇《离骚》。在《楚辞》中,有一部分作品乃是屈原一派的学生或其朋友所作。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最早发源地是在今之河南、山东、陕西及山西一带,即是在黄河流域一带。但楚国是在汉水流域,屈原既是楚国人,故《楚辞》的产生地可说是非中原的,而是南方的;非黄河流域的,亦并非长江流域,而是汉水流域的。

《楚辞》是承接着《诗经》演变下来的。吾人如要明白《楚辞》,必先知道其源流。这里再来谈谈《诗经》,它全书分为四部分,就是风、大雅、小雅和颂,这四部分中比较属于纯文学的要推十五国风,因为国风的民间社会意味较浓。国风的最先是“二南”《周南》和《召南》,这“二南”是孔子所最为爱好的诗。“周南”与“召南”属于今河南之南阳与汉水以北的襄阳一带(注:钱按:(今豫、鄂、陕交界处的武关。)由武关出即可至襄阳一带,再由函谷关出即可至洛阳。),此一地带气候暖和,民间爱好户外生活,山与山之间夹带着河流平原。这“二南”便是在淮水之北桐柏山之西处。桐柏山的北面即陈国(注:编者按:陈国在桐柏山之北,见新版《辞海》并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当时此处有韶乐,陈国公子曾将此著名的韶乐带到齐国。陈公子后来得齐国,名为田齐。因此,齐国也懂得了韶乐,孔子曾自鲁国到齐国,所以也听到了韶乐。

《论语》中记载道:“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亦由此可见,孔子爱好音乐,他尤爱南方之韶乐,并劝学生要读《诗经》,尤其是他特别喜爱的“二南”。

《楚辞》是楚国人的作品,楚国并非在长江流域的荆州,乃是在襄阳,其地承接古代之“二南”,以下会再有说明。

至于《楚辞》中的“兮”字,实是楚人之语音,即是“啊”之意。例如,《论语》中有“凤兮凤兮” 之句,此歌便是孔子到楚国时闻楚人所唱者,所以在《论语》中已记载有楚歌。后来楚国的项羽皖人。由汉水流域搬迁到长江流域,他曾作《垓下歌》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此歌与早前北方地区的歌不同,已大有进步。古人唱诗,到最后一句时必押韵,即所谓一声三叹。如江苏之宣卷一般。

与项羽同时争天下的汉高祖刘邦亦曾作歌道:“大风起兮云飞扬(注:钱按:此句是兴。),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注:钱按:此句是赋。),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某日汉高祖命其所爱的戚夫人为其舞,对她说:“汝为我楚舞,我为汝楚歌。”由此可见楚人都是能歌善舞的。这楚舞当然与北方的舞不同。

陈国的舞是祭神时用的,跳舞需要能降神的巫师来主持,巫师跳舞时唱起恋爱歌曲,唱到陶醉时便忘其所以,也便变成了所谓神,故这种歌舞可以说是具有三重人格的,与北方的也有所不同。

陕西人唱歌,所谓“朱弦疏越,一唱三叹”,它是带有严肃性的,这由于是祭神时所用。南方人唱则变化多,是重复的,并且十分热闹。

《楚辞》中的《九歌》乃当时巫师祭神所用,当时屈原根据这一原则而作成《九歌》。因此,《楚辞》并非一人独讲,乃是一种对讲,也由此而使屈原借以寄托其爱国思想。





第九篇 楚辞(下)


讲起文学,可以分别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时代性的,是纵的;另一方面是地域性的,是横的。

文学是人类从心灵中发出来的表现。它是受着地域的限制的,地域方面最重要者包括气候和山川、风俗等。真实的文学来自广大的群众,须采自当时某一地域的民间,文学的创造尚需加上技巧。《楚辞》是地域性的,也是文学性的,是南方文学。

文学的地域性来自民间,如《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其中“颂”的部分占很少;“雅”代表着来自陕西的声音,其声乌乌然,自有其地域性;“国风”有十五,其声更多了。关于这方面,可参看《汉书·地理志》,这书根据不同地域而说明其风土人情。

孔子最喜爱“国风”之“二南”。当时的诗可唱,所以文学与音乐有关,孔子尤爱南方的韶乐,有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齐国之有韶乐,乃来自陈国。陈在河南淮水流域一带,为舜之后裔,“二南”即南阳今河南与襄阳今湖北之汉水流域。根据古代地理状况,陈与“二南”是属于同一条交通线上的。当年楚怀王败于秦被掳,楚人逃到安徽寿县一带,此时之楚人经过大迁徙,已变为安徽、江苏人矣。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尚有东楚与南楚,逃到湘江流域的是南楚,但人数很少。今日吾人在长沙、寿县一带,均可发现楚墓。故有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文字是死的,地域是活的,两者必须配合起来讲。所以,如欲懂十五国风,必须先懂得其地域环境状况。例如,南方气候好,可以常过户外生活,并有各种舞蹈,因是多神论的,却并无固定的系统;北方的舞蹈却是有大系统的,敬神而统一的,较严肃而刻板。南方重水,有水神;北方重山岳,拜山神。南方如屈原投水而死,故祭水神时必须用祭物投入水中;北方祭山神则用火烧,使烟上升。孔子之伟大,在于他亦能欣赏南方。陈风与“二南”是轻灵的,北方的则笃实。

《楚辞》随着十五国风中的“二南”、陈风而产生,故其发源之背景是汉水流域与淮水流域,其风土人情自与北方有所不同。

汉代以后的人说,屈原流放到湘江流域,因而以为《九歌》是在湘江流域的背景之下而创造的。此说实违背事实真相,《九歌》的素材并非取材自湘江之洞庭湖。其实屈原《楚辞》之文学创作背景是源自“二南”即襄阳与南阳,即是在湖北而非湖南,因屈原时代所说的洞庭湖与湘江都在鄂湖北,只是因地名的迁徙而造成了误会(注:编者按:《庄子·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唐成玄英注:“洞庭之野,天地之间。”历史上有时把地跨长江中游南北的云梦泽跟洞庭湖混而为一。)。

我国任何水名、山名或地名,其命名均有其原因,并非偶然。例如北方的水声浊,故名称有“洛”“河”等音,如名叫洛水、黄河等;南方则水声清,故称“江”,如长江等。然则何以称为“洞庭”呢?因为院子前面的叫作“庭”,是空的;洞者,通也,如称“山洞”“洞箫”等。因此,水相通者叫“洞庭”,所以,凡此水通彼水的均叫“洞庭”。据说太湖也叫洞庭湖,“洞庭”是个通称,是普通名词。我们如去查地理,便可知长江以北亦有洞庭,这正如安徽与山西均有“霍山”,两地的山名相同。《尔雅》解释道:“大山宫小山,霍。”意即小山为大山所围叫作“霍”,其理相同。

何谓“湘”?湘者,即相也。正如“襄”,即“相”也,读音相同,两字都是“帮助”之意。王莽时改“相阳”为“襄阳”。《尚书》云:“浩浩怀山襄陵。”此处“襄”字有“凌驾于上”之意,意即水上了陆地,上了山。汉水即是如此,张之洞及以前的大官都曾筑堤来防汉水即襄水。“汉”者,天水之意,天河名叫汉,故汉水即天水,亦即是襄水。

《楚辞·渔父》篇云:“宁赴湘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太史公司马迁认为此句有语病,人在鄂而何以会在湘水自杀,故改为“宁赴常流”。这里又牵涉到校勘学。参看《渔父》篇,襄水又叫作沧浪之水(注:钱按:见《楚辞·渔父》。),可见此文系屈原居汉北时所作。此处所说之“湘流”实指“汉水”也。

又如《九歌》云: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此句如形容岳阳楼之洞庭即不配衬,因境界不同;屈原是祭二水神(注:钱按:二水神即二女神,亦即舜之二妃,即汉水之神,《诗经》亦说及。)。屈原作此诗之背景是在湖北。

“橘逾淮为枳”,我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橘是“江陵千树橘”。地名亦可搬家,如英国的地名今日在美国亦有,我国亦然。“洞庭”亦可搬家,并且水与水可相通,故湖北亦有洞庭湖。

中国的字和命名都是有意义的。如“华山”之“华”,意即说明此山如花一般有五瓣;“岐山”之意思是“二山相并”;“衡山”是说明横亘一排;“昆仑”之意是重叠之山。

以上所说是文学史上的考据问题。总而言之,屈原所说之湘江与“洞庭”都不是在湖南的,实在是指汉水流域。





第十篇 赋


“赋”就是直叙其事,但有的赋中亦可能仍含有比与兴。赋是古诗之流,普通称汉赋,因赋在汉代特盛,实际上先秦战国时代已有赋。

屈原没有作赋,其后才有。如果论起作赋的大家,一为荀况,一为宋玉(注:钱按:宋玉为屈原弟子。)。荀子有五赋传下,即《礼》《知》《云》《蚕》和《箴针》五篇。荀子每写一赋,先不说明什么,只是大篇解释,最后才用一语道破。此种文体即是隐语谜,也就是描写得十分详细而面面俱到,使读者容易猜得出。故所谓赋者,也就是铺陈之意。

荀子以前,如淳于髡(注:钱按:淳于髡是一位滑稽家。),他已使用隐语了,或比他更早亦已有了隐语。

有关宋玉,据《汉书·艺文志》云,宋玉曾作赋十六篇,今流传者已不及此数。楚有宋玉、景差(注:钱按:景差亦是屈原弟子。)之徒,皆喜好辞而以赋见称。辞就是藻,辞藻可用来美化文章,如说“刀口快”一语,用辞藻将之美化,便可写为“刀锋利”。

作赋非用辞不可,辞亦一定即是赋。宋玉所作之赋,传下来的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九辩》及《风赋》等,均是宋玉与楚襄王的问答之作,其文体是二人对话。庄子的对话是“寓言”,“赋”与庄子的“寓言”有很大关系;屈原之文章虽不叫赋,但已具备赋的规模了。据说是屈原所作的《橘颂》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一文。此文乃仔细描写橘之优点,但并非猜谜。先是说出橘,是用比兴以喻他物,亦可称为《橘赋》,后来又演变成咏物诗。

又如屈原的《招魂》,文中说“魂兮归来”,这是铺陈,亦可说是赋;尚有如《卜居》及《渔父》等篇,亦均可说是赋。

赋可以说是一种隐语,亦可说是一种寓言,寓言要用故事,使其内容戏剧化、神怪化。

赋是韵文与散文的综合体,它在叙事时用散文,形容时则用韵文,好比和尚宣卷,有说有唱;亦好像唱京戏,有道白,有唱腔。但像《水浒传》,全书则是散文多而韵文少,所以称为“小说”,或称“章回小说”。但如果是韵文多而散文少的话,便叫“戏剧”了。

《文心雕龙》云:“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注:钱按:这两句意即,赋是自《诗经》与《楚辞》变来。)。”观物兴情,体物写志,故所谓赋者,讲的是外物,实是比兴其内部的情志也,也就是赋、比、兴三者都包括在一起了。

赋是寄托的,有其主客,是双方讲话,它自《庄子》的寓言体变来;《荀子》之赋是猜谜体,亦是对讲式的。

今综合言之,赋之来源如下:

(一)由《庄子》之《说剑》《渔父》《盗跖》变来。

(二)由纵横家之文变来。盖纵横家善讽谏,喜好铺陈,故《战国策》亦是赋之来源。

(三)由滑稽家之隐语变来,如淳于髡般,好长夜之饮。

(四)自《楚辞》变来。

(五)自《诗经》变来。

吾人如不学习以上诸类作品,即不会作赋。意即,如欲作赋,则首先须熟习上述五种作品。

赋起源于战国时代,可分为荀子与宋玉两大派,但《汉书·艺文志》却把赋分成四大派,即是:

(一)主客赋:其总集有十二家,为多人所作。

(二)屈原赋:由屈原之《楚辞》变出宋玉、唐勒的赋,《艺文志》说有二十家。

(三)荀卿赋:有《蚕》《云》等赋,是写实的,用隐语体。

(四)陆贾赋:陆贾为汉高祖时人,陆赋已失传,传承陆赋的朱建、严助、朱买臣等人,是纵横家般善于讽谏的赋。

《汉书·艺文志》说明,以上四派,共有七十八家赋。





第十一篇 汉赋


谈起汉赋,最重要的作家厥为齐山东的邹阳和楚的枚乘两人。楚即淮阴,初在湖北,后来楚搬到江苏、安徽,故项羽下相人亦称楚人。也就是说,战国末年之楚已在江苏、安徽一带,而并非在鄂湖北,更非湖南了。长江下游地区叫楚,汉高祖亦楚人。汉高祖得国后封建,封在江苏、安徽的叫吴王濞。

吴王濞在安徽铜山开矿,可铸铜钱;沿海可煮盐。因此,汉初全国最富有的是吴王濞。当时大家尚未忘记历史上的封建,鲁(注:钱按:西汉所说的鲁常包括战国时的齐。)的邹阳是游士(注:钱按:山东人多纵横家,爱夸大。),亦去吴王濞处。当时始作《战国策》的可能是蒯通,他亦是鲁国人,与淮阴韩信很近,曾经去游说韩信。

鲁人富有神仙思想,蒯通之友安期生亦富有神仙思想,又如徐福曾出海外求仙,及至近代之山东人蒲柳仙撰写《聊斋志异》,爱讲齐东野人之语,意即“齐谐者,志怪者也”。楚人亦讲神仙思想,如屈原、宋玉等都是。

中国的神话文学,一在楚鄂,一在鲁。山东出一邹衍,讲大九洲,说中国只是九洲之一,讲神仙思想,爱好夸大,讲到比黄帝更早的祖先,亦讲到礼义。他是阴阳家,绰号“谈天衍”,这种学问便是赋,亦可说是从《庄子》变来。由于作赋必须夸大铺张,所以最后必加入神话。

汉初的文学可以说是由齐、楚两地的作品会合而成,如邹阳为齐人,枚乘为楚人,都到吴王濞处即楚国。濞被杀后,游士奔散,邹阳去梁国归德(注:编者按:归德,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附近,当时梁孝王之富仅次于吴,他爱造园林,在归德附近建造离宫别苑数百里。此地区曾出庄子、张良等人物。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召宾客数千人,其宾客均善文,传下《淮南子》一书,内讲老庄,但都是辞赋。刘安手下能读《楚辞》者众多,朱买臣亦能读。读中国文学要能唱,如《楚辞》、唐诗等,都是要唱的,故文学家多数会带有浪漫与落拓的习性。

汉初文学之产生并非在商业城市,如四川有司马相如(注:钱按:四川多雾,故川人浪漫而爱冥想。),他去梁而遇枚乘、邹阳等人,因此司马相如亦能作赋。梁孝王薨,相如回四川,时汉武帝在宫中谈到司马相如之赋,大为欣赏,便派大臣去请相如到长安,因此相如再为天子写了很多赋,如《子虚赋》《上林赋》等赋,其中说到子虚、乌有及亡是公三先生,这是寓言,三者各代表楚、齐与中央。

汉武帝除重用董仲舒,除罢黜百家以表扬儒家外,还召集各地的文学家,如朱买臣、严助及枚乘等人,为他所用。枚乘文思敏捷,倚马可待,曾创作一千余篇(注:编者按:枚乘赋作,今辑有《梁王菟园赋》《柳赋》,另存题《笙赋》《临灞池远诀赋》;《七发》也是典型的赋体作品。),但是全失传了。相如要历时数月才能写成一篇,至今仍有留传。

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如司马相如作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与屈原的赋成为相对的两大派,这正如唐代杜甫入世的诗圣与李白出世的诗仙一样。文学可分为超世的与入世的两派,但以入世的和人生实用的为佳。

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

较司马相如略早者为贾谊,他在政治上、哲学界以及文学界都很好,作有《鸟(注:钱按:鸟即鸮,俗称猫头鹰。)赋》。此文是庄子体,假设“鸟”与贾谊谈话,可见当时的赋亦接受庄子文体。

汉宣帝中兴,提倡文学,当时只能在九江找到能唱《楚辞》的被公(注:钱按:被公当时已年愈九旬,要喝稀粥润喉才能唱出声调。)。

今日吾人宜有新文艺作家出现,创作出美好的词句并配以曲调,那才算是举世闻名的国粹。

中国韵文的演进是由诗而辞,而赋,而曲,进而到现在的京剧。汉赋写得最好的当推司马相如和贾谊两位。故有人说:“如孔门要用赋,那么相如入室,贾谊登堂矣!”不过孔门却并不重视帮闲的、御用的文学。

汉代扬雄子云,四川人,善于模仿。桓谭《新论》云:“扬子云工于赋,王君大习兵器,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曰:‘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

自此文可知扬赋是从模仿得来的,但亦须天才。扬雄之时,赋已极盛而欲变,但东汉时仍有赋。扬雄后欲学效儒者,著《法言》(注:钱按:此书学效《论语》。),又著《太玄》(注:钱按:此书学效《易经》。),扬见当时政治实况大变,故下帘寂寂草玄,桓谭对他说:“你这本书我读不懂。”扬回答道:“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直到宋代,司马光特别喜爱《太玄》这本书,他也来仿作一本,后人亦说读不懂。

与司马光同一时代的欧阳修曾经说:《易十传》(注:编者按:《易十传》即《易传》,有十篇,故此处说《易十传》。)这本书非孔子作,是拟古之作,有人不信,欧阳修也说:“将来再有欧阳修,必会欣赏。”所惜者知音稀少,可能千年始得一人,亦可能如庄子所说“旦暮遇之”。所以,创造也好,欣赏也好,都非易事。俗语说:“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矣。”

扬雄晚年时,学孔子作《法言》,曾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又批评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扬雄说此话时已反对赋,看不起赋矣!





第十二篇 汉代乐府


乐府是衙门名,古代有采诗之官,去民间采访民歌,在这个衙门的机构内整理出来的便叫“乐府”,犹如周代的国风一般。

刘邦为楚人沛县在楚地,曾作《大风歌》云:“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注:钱按:此歌“大风起兮云飞扬”一句是兴,即景起兴,有曲线美。次句“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是比。)

吾人如果想撰写新文学作品,大可以从旧文学中去找寻材料。历史上说,汉高祖在皇宫内养了一百二十个歌人唱歌。到汉武帝时,起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此盖由于其妹李夫人为汉武帝所宠爱。此时正式成立乐府,用来采集太行山地区的秦楚之讴。

郭茂倩编了一本《乐府诗集》,将当时的乐府分成十二类,此书包括古今乐府。吾人如欲学习新诗民歌,可参考此诗集。其书所分十二类如下:

(一)郊庙歌辞:此类歌辞包括祭祀之颂,郊祭天,庙祭祖等。

(二)燕射歌辞:此类歌辞在运动会宴会用。

(三)鼓吹歌辞:此类歌辞是军乐,有用铙角者。

(四)横吹歌辞:此类歌辞用横箫、笛、笳等吹奏。(注:钱按:(三)(四)两类歌辞是马上军歌,是胡乐。)

(五)相和歌辞。

(六)清商歌辞:即调和歌辞,意即与相和歌辞有相似之意。(注:钱按:(五)(六)两类歌辞均为民间歌辞。相和歌辞要用笙、笛、琴、琵琶及节鼓等乐器。)

(七)舞曲歌辞:舞曲歌辞是在郊庙、燕射时要有舞蹈并同时唱歌,歌舞即乐,亦即礼。可惜中国已失传,此为儒家最高人生艺术,吾人亟应提倡的。

(八)琴曲歌辞:此琴曲歌辞为中国特别的乐,其曲声变化多,可惜今已失传。

(九)杂曲歌辞:凡不能归入其他歌辞类别中的,均拨入此类中,故名杂曲歌辞。

(十)近代曲辞。

(十一)杂歌谣辞。

(十二)新乐府辞。

凡不能入乐之歌辞,便都归入“杂歌谣辞”与“新乐府辞”两类。

今且举“杂曲歌辞”中之例子。如:

(一)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

(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种中国文学作品,直透入生活中,讲人生的共性,并无个性,是抽象的,与西洋文学之具体描写不同。

吾人亦可用这首乐府,将之变成五言诗(注:钱按:“欲归”等句可视为五言诗,加“兮”字后为《楚辞》体。)。如在“欲归”“欲渡”“心思”“肠中”等词之下各加一“兮”字,如下:

欲归兮家无人,

欲渡兮河无船。

心思兮不能言,

肠中兮车轮转。

如此即变成楚辞矣!此处“欲归”等句可视为五言诗,加“兮”字后为楚辞体。

又如“相和歌辞”,今举挽歌之例。贵族用挽歌如下: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这首“相和歌辞”的贵族挽歌,乃是讲人之生死问题,诗中含有比、赋、兴,先讲别的,再讲人生,此为中国文学之特色。

今再抄引平民用挽歌如下: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以上两首挽歌,并无实质内容,只是纯讲感情,其歌辞都很优美。

从上述等诗歌可以演变出未来的五言诗或七言诗。也可以说,中国的韵文是由《诗经》解放而演变成《楚辞》,再而演变成“乐府(注:钱按:“乐府”可以用三字、四字、五字及七字句。)”。稍后再演变成整齐的“诗”。

以上所举乐府歌辞,讲到“悼死”“思乡”两问题,此为中国文学之大题目,是空灵而非具体的。

讲思乡,又如后来的《清明》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其所用“路上”两字,用得极好,实际上是描写“想家”,却写得空灵而非具体。

至于“乐府”的变化多端,则要到建安时期的曹操才能显现出来。





第十三篇 汉代散文——《史记》


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凡一百三十篇,计共五十二万余言。《史记》虽然是记载真实历史的史书,所谓“文章同史”,所以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俗语说:“千古文章两司马。”或说:“文章西汉两司马。”也有人说:“唐诗晋字汉文章。”如有人问汉代的最佳散文作品是哪部?则非司马迁的《史记》莫属。

吾人从《史记》这部书已可解决有关西方文学的难题。西方人一直认为道德意识是不能加进文学中去的。如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等大文豪,无不有如此想法。自从《史记》面世以后,其书有道德思想融入作品中,却并不损害其文学价值,即如我国的屈原、杜甫等大家,亦是把道德思想融入于其文学作品中。在文学中可以将道德与人生合一,讲公的人生,有其最高的人生境界,《史记》讲的是整个时代的大生活。

西方又有一问题,就是:“历史需要文学吗?”这亦可从《史记》得到充分的答案。可以说,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前面已经谈到“文章同史”,且《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都是活的、生动的。并且从文学作品来说,“描写人物”难于“创造人物”,《史记》是极为形象生动地来描写人物,施耐庵的《水浒传》则是创造人物,所以肯定地说:《史记》的价值高于《水浒传》。

我国自古以来的散文,从《论语》以来,一直没有变,不如韵文那么多变。我国古代著名文学著作,如《庄子》是散文,后来演变为《离骚》,仍是文学的;又如《孟子》,是质朴的白描,是最佳的记言体文学作品。

太史公司马迁,陕西韩城县人,父为史官,名谈。司马迁少年时在韩城耕牧,后随父到长安,听董仲舒讲孔子《春秋》,曾住过昆明、浙江等地。太史公遵父命之嘱要继写史书,后因李陵事忤帝意,下狱,并判死刑。按法可以五十斤黄金赎罪,却无人愿资助。故为求免死,他只得自请宫刑做太监,武帝准之。后在宫中任中书令。太史公认为此乃奇耻大辱,但为的是要完成父亲遗命,故太史公在《史记》中所写之酷吏、货殖、游侠及封禅诸作,都是为了发抒自己之感慨,但全是如实的信史,富有情感,且把自己也加入进去,却公正而不偏私。

谈到《史记》中的“列传”,从上古到作者所处的时代,其所描写的各式各样人物之个性、思想与事态,都是惟妙惟肖的。《水浒传》之佳,其人物都是创造的,不过均属同一类型;至于《红楼梦》中的人物,亦是创造的,虽个性各有不同,但都是女性;而《史记》却是描写人物,且是多方面的,太史公把自己的感情也放了进去,却并不偏私。太史公有史才,有史识,兼有文学的情趣和史学的理智,他虽然喜爱项羽多过刘邦,但也阐述了刘邦的成功之长处和项羽的失败之短处。他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人生,批判时却只用寥寥数语,亦即是说:太史公描写人物分析得极为详尽,批判却极之简明。

又如太史公作《孔子世家》,而不是作“列传”,因为孔道之传比爵位更长,又特别为孔子作《仲尼弟子列传》,其他如墨子、孟子、荀子等,太史公都没有为其弟子作列传,以表示对孔子的特别崇敬。这就是太史公具有卓越的史学眼光。他又替传讲孔学的写了一篇《孟子荀卿列传》;并且还将感兴趣的人物亦加入描写之列,如《刺客列传》等;他亦将“搜孤救孤”的传说加入《赵世家》中。“搜孤救孤”即“杵臼程婴”的故事,虽非真实,但太史公好奇而舍不得割爱,亦无伤大雅。

太史公写《项羽本纪》,认为项羽可做皇帝;他写《陈涉世家》,说陈涉是首先揭竿起兵以抗秦的发难者。世上无十全十美的著作,或许有些瑕疵,但正是表现其缺憾美,《史记》正是如此。天下没有不偏的事,亦绝无既不左又不右的事。撰写历史要具备史才、史学与史识,且太史公还具有史德,并不以感情意气用事,故其撰写《史记》能达到真善美的境界,他在《孔子世家》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太史公写到项羽时说:“乃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他认为项羽这样的说法并不对。

《史记》共分五部分,凡一百三十篇,计有“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表”十篇及“书”八篇。吾人如只熟读“列传”,已经可以得益。

他的写作方法是将一人分述于各人之传记中,如写汉高祖刘邦之事迹,不集中在一篇中写,虽使人读来感到枯燥些,但却是公平的、客观的,并不重英雄观念。这也是科学态度,与西方的崇拜个人英雄主义不同。此种写法,读来虽使人颇不感兴趣,不过却是严谨而公平的写法。

凡写历史,必须严格遵守两个条件,即是:

(一)不可以只着重于单一的领袖和以单一的团体为单位,须顾及其全面性。

(二)要着重于事件进展的过程,不能单看其结论。

此为太史公著史所能做到的,后人亦多能依循此种写法。《史记》中以列传的描写最为精彩。我们可留意其同一史实,作出如何不同之描写。如写二人合传,亦是太史公的杰作,例如两人在其间有分有合的廉颇与蔺相如合传;又如善始凶终的《张耳陈馀列传》。尚有一篇列传附记多人者,如《卫将军骠骑列传》后附入征匈奴的大将;甚至有相隔数百年的合传,如《屈原贾生列传》,虽然屈原与贾谊遭遇十分相似,且富有爱国思想的激情,但主要是,贾谊之赋乃师事屈原者;又如《刺客列传》中写入一大批人,把春秋战国时的刺客一并列入;再如《滑稽列传》亦由多人合成写一篇;《货殖列传》则是讲从春秋时期直到汉代的商业情况。所以说,太史公的《史记》是一部极严格的史学,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他是能用文学眼光来看史学,又拿文学情调来描写人生。

事业成功并非单靠一个人。有的人却因失败而遭后人同情、敬仰,而传芳后世。如一成功,即大家都有功劳,而非个人了,就不会有英雄了。

我们读历史除要注意写的以外,须懂得不写进去的。不然,便不懂得如何取舍;要懂得何者不写,才懂得何者不应写。在《史记》中没有写进去的太多了。如历代丞相,有十分之六七,并不列入;但有的卜者与滑稽家亦有列入的。这就是公平客观。

太史公的《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无一假话,《史记》将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亦将文学与人生加以融合。

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

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

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但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





第十四篇 汉代奏议、诏令


奏议是政治上应用的散文,人民有意见时写文章上书给政府。

诏令是政府写给民间,只简单讲说几句。

奏议是人民对某件事可详尽申述对或不对,是人民反映给政府的意见。皇帝在诏令中虽可用命令式的语句,但书写的语句中亦可加入情感,使人民悦服,不必用道理、以教训口气来压服人民。

贾谊能写出最高级的政治文章,他的《陈政事疏》《过秦论》及《论积贮疏》等文,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

明代归有光赞扬贾谊的《陈政事疏》,何止是西汉第一,简直是“千古书疏之冠”。姚鼐也赞贾谊之文“条理通贯,其辞甚伟”。连鲁迅也说他的文章“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黄东发(注:编者按:黄东发,南宋学者黄震(1213-1280)。宗朱子学,曾任史馆检阅。)评说道:“贾谊天资甚高,议论甚高。惜不闻孔子之学。”但贾生在其文中常提及应“与民休息”,应“亲民如子”,主张鼓励农民生产,倡导轻田租等等。他在《陈政事疏》中建议要降服嚣张的匈奴,还主张削弱诸藩,无不是为国爱民的好政策。他的《论积贮疏》对后世影响更大。他慷慨陈述道: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矣。岁恶不入,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贾生的这种笔势纵横的政治文章,言简意赅,笔力雄伟而凝练,处处表露出其关怀国家、体恤人民之爱心,如果不是周勃、灌婴这班大臣因妒忌而在文帝面前进谗陷害,再加上长沙王的早逝,致使他于青壮之年抑郁而亡,本来他将有一番大作为的。

晁错也是一位善于写奏议文章的人,如他的《言兵事疏》《论贵粟疏》《论守边备塞疏》及《论募民徙塞下疏》等文,都是他的著名篇章。方苞称赞他的文章与《管子》类近,说他杂用管子之语,如出一人之说。

晁错的《论贵粟疏》向文帝提出了重农抑商政策,同时又主张“入粟受爵”。此文中云:

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因此,文景两朝都采用晁错建议,国家遂日益富庶,到武帝时,以至造成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的现象。

又如晁错的《守边备塞疏》及《论募民徙塞下疏》等文,并不主张“派远方之卒守塞而一岁一更”,乃是选常居者前往定居,而有家室田作,让守边塞者可安心长期居留屯戍。此所以后世常用屯田屯兵之法以守边疆,可能受晁错之影响不小。可惜晁错在景帝御史大夫任内,建议削诸侯封地,造成吴楚七国之乱,景帝不得已用爰盎(注:编者按:《史记》写作袁盎,《汉书》写作爰盎。)言将其处决。不然会有更多作品留传后世也。

此外,像董仲舒,亦为写奏议文章的高手。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作《举贤良对策》三篇,讨论天人相与、阴阳灾异诸问题,其著作有《春秋繁露》《董仲舒文》。

至诏令文,贾谊亦是写此种文章之能臣。等到曹操出,能把诏令写得长,且是用故事体的写法,这使老百姓在阅读时大为增加兴趣。

如,曹操于建安年间赤壁之战时,重挫于孙权、刘备的联军,于是下《求贤令》道: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本来一国的领导,于危急之秋求才若渴,其诏令一类的文章,必定出于庄重严肃的口气,曹氏笔调却任意挥洒,且带有俏皮而浪漫的情趣。如文中提及一位道德败坏分子,魏无知介绍那位曾与嫂子私通又接受过贿赂的陈平给汉高祖刘邦,使刘邦颇为迟疑,魏无知对高祖说,现在正是需才孔急之时,与德行有差错无关,我推荐的是他的才能,刘邦才重用陈平。

在堂堂正正的诏令文中,任谁也不会把这样的负面故事写进去,但曹操却毫无顾忌,无所不谈。这就是他的浪漫豪爽个性使然。

而且曹操写诏令文,挥洒自如,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其作《求贤令》不足二百字,而写《让县自明本志令》却长达一千三百字,为要抒发激越悲壮的真率情怀。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操之所以能写出好文章,就是因为他平日读书多。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文中,就提到了孔子《论语》中赞“齐文、晋文之尊周”,周公《金縢》之书,乐毅闻图燕而垂泪,介之推归隐绵山,申包胥哭秦庭而事成不肯受赏,以及蒙恬之尽忠守义等典故。故吾人读曹文而感兴趣盎然,全由于曹操之勤读典籍、烂熟史事所致,绝非胸无点墨写来空洞乏味可比也。

至曹操写奏议文,如为增封荀彧,作《请增封荀彧表》,全文据实直言,绝无浮华虚语,故《文心雕龙》亦赞其“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乃值得一读之作。

诏令之外,尚有一种名叫“书札”的文体,也是应用文的一种,但汉代时人写“书札”的不多。太史公的《报任少卿书》(注:编者按:此文收入《文选》第四十一卷。)写得极好,亦值得一读。今择要摘录《报任少卿书》部分如下,以供欣赏: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未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

……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

仆与李陵……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半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所以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关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体大精思而成为我国最伟大的散文杰作,前已有述。此信乃其友任少卿劝其推贤进士,致使太史公满腹怨愤,畅所发泄,坦言是为了广主上的言路,且李陵确实不失为一位国士,可能在万不得已下临时投降敌方,但从他为人看,将来绝对有可能得其当而报汉。可惜事与愿违,世态炎凉,既已惨受腐刑,夫复何言,而主上事后又重用他任中书令,更使他含垢受辱,悲愤欲死,不得已遂继承父志完成《史记》,以泄其郁怒之气。太史公在此整封书札中,只是与挚友畅谈其个人遭遇与抒述其愤懑不平之胸怀。我小时候,十岁左右吧,老师教这封信札时,都是要我们背诵的。





第十五篇 汉代五言诗(上)——《苏李河梁赠答诗》


中国文学史分散文与韵文两种,散文变化少,韵文则变化甚多。

在离骚体的语句中要用“兮”字,到了汉代,骚体文字已很少,赋的寿命则较长,直到唐、宋仍有赋体,不过像欧阳修的《秋声赋》一类的文章已不是正式的赋了。总之,《诗经》《离骚》和“赋”三个阶段,韵文已有如此大的变化,自汉代起又有了五言诗,一直传到今天。

诸凡文学作品,自有其各种体和渊源流变,不明此即无法了解文学。即是说,如要明白文学史,就需要考据了。

关于五言诗的开始,一说起自西汉,一说起自东汉。根据《文选》中所选载的五言诗,南朝梁昭明太子已讲述很多。

人们常说,最早的五言诗当自《苏李河梁赠答诗》开始,此可见《汉书·李广苏建传》苏建为苏武之父,李广为李陵祖父。《汉书》这篇列传写得非常好,可与《史记》媲美。

在《苏李河梁赠答诗》之前,依照《文选》所说,尚有《古诗十九首》,有古人评此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自昭明太子纂《文选》以后,有徐陵纂《玉台新咏》(注:钱按:《玉台新咏》中含有散文。),其中谈到:在《古诗十九首》中,其中有八九首系枚乘(注:钱按:枚乘是汉武帝早年时人。)所作。

刘勰《文心雕龙》说:李陵之诗可能不是李陵本人所作,苏武之诗则更为可疑。(注:钱按:见《文心雕龙》之《明诗》篇:“初汉四言,韦孟首唱……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近人梁任公启超则主张《古诗十九首》与《苏李河梁赠答诗》都是东汉末年所出,我亦赞成此说。但近代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苏李河梁赠答诗》与《古诗十九首》,均为西汉时所作。此说甚谬。因中国文学史中自西汉武帝起到东汉曹操为止这一时期,何以无五言诗,却要到东汉末年才有;如果西汉时就有五言诗,而西汉以下一段时期却是真空期,那是十分不合理的。

梁任公主张五言诗到东汉末年才有,他说:

(一)如果西汉时就有五言诗,何以西汉至东汉一段时间内不再有?

(二)像“赠答诗”这种体裁,要到东汉末年才有。

(三)像《苏李河梁赠答诗》与《古诗十九首》般的人生观,也要在东汉末年时才有。

我亦认为,从上述两组诗的内容来看,已可证明并非西汉时作品,却无法证明不是东汉时之作品。

《苏李河梁赠答诗》共有三首,今抄录于下并略作解释:

(一)

良时不再至,临别在须臾。

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

仰望浮云驰,奄忽互相逾。(注:叶龙按:句末有俩红圈者均系钱师所加。以下同。)

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

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此诗第一首头四句是“赋”,其中第三、第四两句,其语气只是像普通人,且其背景不像是两人在北方。至于第五句至第八句,则是比、兴,喻人生聚散无常。其中“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两句,用词优美,但用于苏李却并不合理。故这诗虽作得好,但不似苏李所作。

(二)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

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

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

独有盈觞酒(注:钱按:独有盈觞酒,此句指酒满杯。),与子结绸缪。

以上“苏李河梁赠答”第二首诗,虽然诗亦作得很好,但看不出苏李的背景。我认为“三载为千秋”一句,于苏李也不衬合。因苏武在匈奴十九年,李亦甚久,但有人解说此是指两人见面机会而言,绝不会是三年不过见数次而已。至于“临河濯长缨”一句,并不像是沙漠背景,且李已在匈奴穿朝服,不会如此打扮,故不切实际也。

(三)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徘徊蹊路侧,悢悢不得辞。

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此第三首苏李赠答诗写得苍茫富美感,但绝非在沙漠上。河梁是指桥,北方之桥并不是形的,春天时河水浅,并不会浸没头部,平常一般人都会在水中行走,到了冬天水深了,水也冷了,则用石架在水中来行走。但匈奴所处之地,并无此中河梁背景也。

以上三首河梁赠答诗都作得很好,但如果说是苏李赠答,则不很像。我认为在《汉书》中有的《苏李赠答诗》,那才真的是李陵所作,今抄于下:

《汉书·苏李赠答诗》

行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颓……

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此诗极真,明显可见是李陵带兵出去,前往沙漠地区与匈奴作战,第三、第四句是说打败了。此诗是根据李陵《答苏武书》(注:编者按:此文收入《文选》第四十一卷。)一文所作。李书中说: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

……与子别后,益复无聊。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负陵心,区区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然犹斩将搴旗……斩其枭帅。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意谓此时,功难堪矣。匈奴既败,举国兴师……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痛……死伤积野……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兵尽矢穷,人无尺铁……

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

……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勉事圣君……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

这首诗虽写得不及《大风歌》般那么有大气魄,但描写当时情调景色,贴切之至。

今再录苏武《答李陵诗》言兄弟相别诗如下:

(一)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

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

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

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与秦。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

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

我有一罇酒,欲以赠远人。

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李陵写给苏武的诗尚可,苏武答李陵之诗则不对劲。此可能先有假设李陵之诗,然后再加上苏武答李陵之诗,即李诗先有,而苏诗后有。此诗是居者送行者,这可从送酒看出来。最后两句是送行者希望行者留在此地,多留一会儿,绝不是因李送苏,而苏答李之诗,故“愿子留斟酌”一句,是明显地不对,因为是对方的语气了。

第二首是居者送行者之诗,是属于朋友关系。此诗道:

(二)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

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

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

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

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

丝竹厉清声,慷慨有余哀。

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

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

俯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

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此诗说今日要分别了。“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两句写得流于朴率。全诗讲鸟与马尚且不舍得分别,何况是人。因为是居者送行者,所以有“请为游子吟”之句,故绝非行者答居者。

第三首是行者此处指丈夫对居者此处指妻子诗,曰:

(三)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欢娱在今夕,嬿婉及良时。

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

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

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

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此诗之首四句,写夫妇分别语,作得甚好。第五句起的四句,说明时候已到,要辞别了。至“行役在战场”起四句,说出去当兵,将来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末四句则是丈夫对妻子离别之言,辞藻凄恻缠绵,优美动人。

第四首是居者送行者之诗,道:

(四)

烛烛晨明月,馥馥秋兰芳;

芬馨良夜发,随风闻我堂。

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

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

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

良友远离别,各在天一方。

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

嘉会难再遇,欢乐殊未央;

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

此诗首句“烛烛”是形容光亮,即这句是说天快亮了。次句说明兰花在晚间,其芳香更为浓郁。这里说良夜与早晨并不冲突,因为是说夜里天将亮时。至于“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两句,可想见二人是在流浪,一人回故乡,另一人则仍留在异地。到“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两句,则知作此诗之地点并非在北方。因北方之寒冬已是下雪而非落霜,显然是在中国。以下“江汉”“浮云”两句,均是表示离别之意。最后说到“欢乐殊未央”,是诉说回忆,欢乐的往事还未及一半,意即回忆欢乐未尽,实是形容内心更感痛苦。

从以上《汉书》所载四首诗看,前三首是苏武致李陵诗,但说来并不对劲,至于第四首,则更不似苏武赠答李陵诗了。所以,我认为这几首苏李赠答诗并不可靠。





第十六篇 汉代五言诗(下)——《古诗十九首》


现在谈到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今抄录其中一节如下: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注:叶龙按:此句“忽复易”三字钱师给红圈特多。)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此诗首句的“皎”字,是指夜间之光,

“促织”指纺织娘,在东墙之下鸣叫。以动物来唤醒人,有使天地万物都成为一家的观念,即所谓“万物与我为一”。“玉衡”是指北斗星,在天上转动,时间指着孟冬的十月,至于“众星何历历”一句,只是用作押韵、凑够句子,实在是多余的。

“时节忽复易”一句,尾三字说明时间在匆促地向前转移着,显示出时间是我们的生命。此三字特别生动感人,特加红圈。至于尾第二句的“秋蝉鸣”,与前面的“促织鸣”有所不同。“促织鸣”是指短时间的、一时的鸣叫,秋蝉却是一直在鸣叫着。末句,“玄鸟”即燕子,是在问“燕子飞往何处去了”。

以上八句是讲人生宇宙,从草木虫鸟说到万物都在变。这一段诗是讲人生的无可奈何与生命短暂,有极大的感慨。

此诗不讲理论而只讲事实,只讲天地间的自然现象。这一番写景不是死的,也不是静的,而是活的、动的。

诗中所言的“孟冬”和“秋”是相冲突的,据说:秦以前的“十月”为岁首,九月底为大除夕,十一月即二月……到了汉太初年间,改为今日所用之阴历,即是:



此诗中所说“玉衡指孟冬”,正是七月,正当促织与秋蝉鸣叫的时节,因此有人说:此诗如说是创作于汉武帝以前,这说法便不对。因武帝太初前是改月,并非改时,故“孟冬”应该是十月,因此“孟冬”实是“孟秋”之误,因为这只是改月,吾人可找出不改时的证据,但没有改时的证据。清代一学者已证明是改月而不改时。此诗明明是写八九月之时,而用“孟冬”二字,王引之(注:编者按:王引之,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之子。)驳斥说,“孟冬”是错了,应该是“孟秋”。

文学有其共相与别相,诗是文学,《古诗十九首》当然亦是。“共相”是共同性的,“别相”是个别性的。西方的戏剧有其特定的时空,是逼真的,悲剧是其最高境界。此特定之时空,可一而不可再;但最真实的却常是不可靠而有幻想性的。中国的戏剧则是脱离时空的,正与西方的相反,它是群性的、空灵的,中国的文学亦然。中国的道德与人生是在文学的共相中常在的,且有长远的价值;西方的则是暂时的、无价值的。

最好的诗是超脱时代与个性的:如孟浩然《春晓》的“春眠不觉晓”这句诗,任何人均可体会到此诗中之情景;又如贾岛《寻隐者不遇》中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此诗因是空灵而群性的,故适合于任何一座山及任何时间。《古诗十九首》亦是如此,它是空灵的、共相的,而见不到其个别性,所以考据起来就不容易。

兹再举《古诗十九首》中另一例: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悲鸣;

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

此诗首说“凛凛”,是指气候冷,“岁云暮”并非“将暮”,亦非“已暮”,而是“正在暮”,是“夕”而非“夜”。“游子”与“无衣”是源自《诗经》中的典故。

中国的诗可用典故,胡适之说的“八不主义”不尽对,此处用“云暮”亦是用的典故,如用新造的字眼就会感到生硬,今日提倡新文学者爱用新造字眼,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写作方法背道而驰。《小戴礼记·月令》篇云:“孟秋之月凉风至。”如果说“惠风和畅”,那是指夏天四月初夏的风。按照秦代与汉太初后历法,在四季月份安排上有所不同。





依照秦代历法,岁暮即系七、八、九月,此说是改月不改时,“岁暮”是秋,新年是冬,此说便与上一首的“明月皎夜光”相矛盾了。有人按照此说,证明此诗为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前的作品。

此诗既说“游子寒无衣”,则绝非孟秋之月,孟秋之月之风是凉风,但此说的是“厉风”(注:钱按:厉风是西北风。)。此诗明明说是凉风已厉的季节,所以我认为此诗已非太初改历前的诗。

最近看到内地出版一书有《古诗十九首》注解,其中说:“严冬岁暮而有蝼蛄悲鸣,孟秋之月凉风至《礼记·月令》篇,凉风是秋天的风,而新诗叙岁暮始云凉风已厉,游子无衣,那么,所谓岁暮,当系夏历(注:编者按:夏历,即汉历,也就是阴历。)八、九月之时。”

但这注解有矛盾。夏历八、九月是秋老虎,不会游子愁无衣,如非严冬,绝不用“凛凛”与“悲鸣”,此注用“严”字,实在不对。

今再举一例,《古诗十九首》云: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此诗所说“回风”是指长风(注:编者按:长风,远风。宋玉《高唐赋》:“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墓。”),“萋”字有人作“凄”。又,第二句本可作“秋草绿已萋”,但为了诗要押韵,故改成“萋已绿”。此处首句体察景物,极为深刻。又有人说此诗是汉武帝前所作,因“岁暮”是说冬天快要来了,并非已经是岁暮。

有人说九月是岁尾,十月是岁首。此诗如说秋天即岁暮,即改月而不改时。这首诗的最难解释之处是秋草何以会绿,按理说秋天的草只会黄,前人说“萋已”,即“凄以”,但“绿”字仍无法解释。说到这里,我就要提醒大家,读书要心细而不狭,心大而不粗。“秋草萋已绿”一句可与上一首的“凉风率已厉”一句同样讲法。即八九月间的草根枯黄了,但草根仍在,春风吹又生。王荆公诗:“春风又绿江南岸”,南北朝时有文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舞”,说“萋已绿”者,即已在回春,草已萋萋然地绿了,说实在的,说秋草已在绿。某日,唐韩愈去郊外,见地面已有青草,便知年底就会有荠菜等蔬菜了。“回风”即指长风,秋天的风在天边远处飘着,冬天的风则是在地上;回风,已非凉风,实隐藏着冬天快来之意。

中国的文学作品配合着时令与节气。蔡孑民先生主张以美学代替宗教。

又如陶诗的“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读来虽觉平常,但可使内心感到生机洋溢,其味无穷。又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说明人在山中,是晚上的秋天,正下着雨,使人体味出画不如诗的佳美情调,所以中国的画家之地位是在诗人之下也。

又如讲情调,鸡代表朝气与觉醒,如《诗经》所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又如祖逖中夜“闻鸡起舞”。又有“炊烟四起”“胡笳互动”等句,都是很有意境与情调的,值得欣赏与玩味。

又例,《古诗十九首》中有云: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此诗是骂中央政府的腐败,亦是在东汉末年期间。第五、六两句说出大街小巷满是王侯的豪华大宅。“两宫”是指汉代皇帝与皇太后之居所。此诗是讲当时的中央政府在洛阳而非长安,所以此诗再无法说是西汉之诗,无疑是东汉时之诗。

《古诗十九首》中又一例曰: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注:钱按:即,到也。)长暮。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古时的人多用合葬,葬地多在东门,因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此处即说“上东门”。洛阳城之东有三门,一为“上东门”,北望可见北邙山,东汉和魏晋时均用来葬人,故此诗是东汉作品无疑。《昭明文选》将《古诗十九首》放在《苏李河梁赠答诗》之前,但苏李诗已证无一首是西汉时所作。

今日有人作调和性的说法,认为这十九首诗有东汉与西汉的各若干首。但在汉太初前,有枚乘即善五言诗,何以自此时直到东汉三百年间无继起者,因而造成真空,那是断断不会的。所以说,《古诗十九首》出于东汉是可靠的。

此诗讲的是人生大问题——死生与恋爱,离别包括上两义,即已把握到人生共相,此诗充满桓灵时代的情调,只是消极、悲观和近佛,故可证明是东汉末年之作。

除了《古诗十九首》以外,有人说,西汉尚有五言诗,项羽唱《垓下歌》时,有人假托虞姬回唱一首诗,此诗作得并不好,诗云:“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这诗是伪托,词句很差。

汉初的陆贾,在《楚汉春秋》中有一首五言诗,大约就是上面那首,人说即使是假,但毕竟为西汉时所作。但此书亦靠不住,故仍不能证明西汉有五言诗。

今再举一首,曰: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此诗是用五言诗开头,但其中夹杂了八言一句,所以不能说是正式的五言诗。《左传》中说:“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注:编者按:《左传·成公二年》记,楚国战胜陈国,楚庄王欲纳陈国的郑女夏姬,申公巫臣劝止。楚国的权臣子反欲纳,巫臣以夏姬丧国劝阻,并且说,天下美女很多,何必如此。后来巫臣却娶了夏姬。)此处则是从相反方面来作诗,即用“绝世而独立”,是改变过来的,“独立”是超众太远而不凡。后人把“宁不知”三字删去,仍是有喜欢之意。

也有说此是西汉皇宫的五言诗,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其妹为汉武帝所宠爱。但李在宫内任职,决不会写此讽骂汉武帝与妹妹之诗,故证明为后人所假托,则仍非西汉时期作品。文章有时是不能照正面看的。

今再举例《怨歌行》云:

新裂齐纨素,

**鲜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注:钱按:合欢扇即团扇。),

*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

*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

*凉风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

恩情中道绝。

“秋扇之怨”典故即由此诗而来。

此诗之句前有“*”记号者实为多余之句,尤其是“**”一句更多枝节,因此处讲扇而不讲纨。有女文学家班婕妤,即班固之祖辈,汉武帝时进宫,后成帝宠爱赵飞燕,班婕妤失宠,因以作此诗。山东出产之绢名叫纨素。此诗是比兴,只讲扇,到秋天凉时就不用了。此诗之优点是语气和婉,哀而不伤,但不及《古诗十九首》。梁任公说此诗的好处在于用比兴;我则认为并不甚好,其比兴虽委婉,却平俗而有枝节,冗句多而无意义。但此诗在其他书中注明是属古词,可见不属五言诗。《文心雕龙·明诗》亦疑其并非班之作品,故此诗亦可能是东汉时人所作。又举例曰: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读了诗后要能与天地及人生配合,苏东坡作诗就把广州的天地写了进去。今日中国文化之危机就是把传统的时节都除去了,其实我们以后应加以保持,中洋并重,不应专重洋节日。

这首诗的主人为河汉女,首句是织女内心在思念远方的他,只是相隔太远。

此诗是比兴,有所寄托,引外在景物以抒发自己之情,是共相。

今再举一例,诗曰: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此诗首句“驾言”是语助词,“迈”,远行也。“东风”指春天。至“立身苦不早”一句,道出今日已为别人世界,何不早前好好干一番。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千年万岁后,荣名安所之。

再举一诗,曰: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此诗是说有一远行人,先感到高兴,忽而思潮到来,顿起思归之心。东汉时期可以说是个人的觉醒时期;也可以说,东汉时期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以上诸诗都是讲个人的人生观。

谈起我国古代,纯文学作品很少,三代夏、商、周时期没有。《诗经》三百篇,雅、颂为宗庙朝廷讽语,只有“风”采自民间,但“风”采得后必加以润饰,故十五国风内容均不相同。此种诗用以采风问俗,是讽喻,是作为政治用途,故古代的民间文学也是经过沙滤了的。

又如《尚书》《春秋》和《史记》等,都是历史记载。至于《离骚》,看来似纯文学,却是为了政治失意而作,故亦具有政治性,且屈原是贵族出身,是个政治家。

到司马相如作赋,如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及枚乘《七发》诸赋,均非讲人生,不过可说是皇宫俳优,只是帮闲文学而已。

到了《古诗十九首》,仍是诗言志,但此时总算已由政治性而转变为社会性的日常生活了,但并不求人了解,也没有希望“立言立德”的意思。不过,我们可以说,《古诗十九首》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也就是说,东汉末年已到达了文学成熟期,即从此开始有了纯文学,也有了纯文学家。

自建安时期起,就有曹丕等人出现,彼等欲以文章传后世以“立言”,可说是中国文学开始觉醒的时代。文章可以传之后代而不朽。曹丕的文章只讲日常人生,但留传而不朽。

现将中国与西方文学作一概括性的比较。中国文学是带有教训性的,是上层的、政治的、内向型的,且不必一定求人了解,是阳春白雪,别人不懂欣赏亦不在乎;而不是主张低级的下里巴人,抱着“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态度。

中国文学是传下去的,是等待后人去发掘欣赏的。数千年前的文章,今日仍可诵读。

至于西方文学,则是下倾的、向外开展扩张的,且是都会性的、外向型的,如由希腊、罗马两城市文化而形成今日欧洲的文化,但政治是分散而不统一的。只有西方中古时期的耶稣教略似中国,均同用一语文——拉丁文,欧洲人同一信仰的教堂亦趋统一,但缺点是没有统一的政府。西方文学史是娱乐性的,如荷马的诗歌可在众人面前唱,但须求人了解,否则便失败;且主张推广销路,重视空间,但时间一久,便会埋没。

以上谈到《古诗十九首》,它并非一时一人之作,当时那些逐臣弃妇或游子浪妇,这一群作者,并不为求名求利,只是为了抒发他们的离恨乡愁,语不惊险,辞无奇辟,却表现出他们各自的深厚情感。我试从诗句所提及的,无论历法的不同、服装的迥异、京都的易地、丧葬的风俗、气候的冷暖、季节的不同以及时势混乱时的不同人生观分析,处处均可表达出,此一批《古诗十九首》当是东汉末年之作,而非西汉时的作品。





第十七篇 建安文学


讲中国文学史也如同讲中国历史一样,应该加以分期。我把魏晋以前的时期分为四个时代:

(一)诗书时代周公

(二)子史时代《论语》《春秋》

(三)骚赋时代屈原

(四)建安文学时代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以上前三个时代,前已讲述。此次讲建安文学时代。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由初平四年而改为建安年号,时为西元196年,当时曹操带献帝迁都至许昌。

建安时代的文学为中国的新文学,此时期之政治固属黑暗,但此时期的文学却是划时代的,极足称道。因先前之时代,中国文学中如《诗经》、诸子与《离骚》等,其文学之表达均无独立观念与自觉性,直到建安时代曹操父子开始,才建立起建安新文学。

其实,所谓建安新文学,亦可说是继承稍早之前的五言诗之风格而来。由于汉末士大夫饱经党锢之祸,藏隐在门第,而没有门第可躲藏的寒士,则心情大变,无心关怀政治,遂创出如《古诗十九首》一类的作品:专注于人生悲欢离合、社会日常琐事;谈富贵功名者少,论儿女私情者多。此等少数读书人开创了一条新的平民文学之路,与雅颂骚赋迥然不同。而曹操及曹丕父子虽在政治上已跃升为领袖,其作品则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实乃继承《古诗十九首》,在其文学作品中表露出人生独立观念。可谓旧瓶装新酒,体裁虽与前相同,内容却变化多端。如曹操《短歌行》(注:编者按:收入《文选》第二十七卷之《魏武帝乐府二首》。)其一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的很多诗歌,都是对现实人生所感受的及时之作,时效性高,作者对当时人生的生活感受作出深情倾吐,情理融和,感人至深。又如曹操的《薤露行》道: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此章描写董卓作乱,火烧洛邑,迁都长安,而洛阳一片残毁,造成人民重灾难现象。曹操之所以要平定董卓、袁术、袁绍及刘表诸野心家之乱,并非为个人私欲而想夺取国家之政权,实乃自其父祖三代以来皆获汉王室重任,有以图报之故。他之本心,只望晚年在谯县之东僻处建一书斋,于夏秋两季读书,春冬两季则外出打猎,在草泽山野与农夫樵民为伍,与世隔绝以度余年。

由于曹操当时已是汉献帝时之丞相并已晋封为魏王的地位,他的文章却仍然似一位普通下民身份倾吐心声,这便是他人所不及之处。因此曹操之《让县自明本志令》,用以普告天下及其僚属,说明本人绝无谋朝篡位之野心,至于不愿放弃兵权,实为了怕遭人陷害,兼且江湖未静,但慷慨让出所封食邑四县中之三县,以表诚意。曹操以率直坦诚之心表达其奉公为国之愿望,其毫无拘束、绝无私隐地直抒胸臆,使人信服,也使他造成前所未有的挥洒自如的文章特有风格。(叶龙附志,见篇尾。)

曹操的两子丕与植,他们的诗文也都承袭父风,但对文章的某些见解容有不同。如曹丕的名篇《典论·论文》,主要是评述建安七子的文学作品及曹丕本人讨论文章的个人见解。这篇文章是建安末年约西元218年左右,曹丕为太子时所写,是其《典论》中所残剩的一篇。所谓《论文》,曹丕认为是他《典论》中重要的作品。他在当时加上另外数文用来赠予当时称臣的孙权和劝孙权向自己称臣的张昭。

汉代有石经,至今尚有残存者。曹丕亦刻《典论》于六大石碑上,可见曹丕有学者头脑,亦尊重学术,兼且自己能写。后来由于政治上不为人所看重了,因此《典论》也失传了,今在《全三国文》卷八有严可均的辑本,在《昭明文选》中收录其《论文》(注:编者按:《论文》一篇收在《昭明文选》第五十二卷。)一篇。

曹丕的《论文》表达了文学家的曙光,为中国文学史上之呼声。自有其价值。但此文与其弟曹植所言,适为鲜明之对比。曹子建植与杨修德祖信(注:编者按:《曹子建与杨德祖书》,见《文选》第四十卷。)中说:“辞赋小道,固不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曹植此番论说,从文学立场来看,不如曹丕所言甚远。曹丕才是真正文学家,能看出文学之价值。杨德祖反对曹植之意见,其答曹植之信(注:编者按:《杨德祖答临淄侯笺》,见《文选》第四十卷。)道:“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注:钱按:意指《太玄》。),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注:编者按:仲山,仲山甫,周宣王时重臣尹吉甫之字。撰《诗经·大雅·烝民》赞美宣王。周旦,周公姬旦。)之俦,为皆有愆耶!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

“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

此番意见说得极好,但文章辞藻之美则不及曹丕。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建安时代是文学觉醒之时代,当以曹丕为代表。丕在《典论·论文》中谈及文章之技巧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今日吾人论文章可分:说理文,即是指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子》《庄子》《老子》《韩非子》诸书;另一种是记事文,即是指的《左传》与《史记》《汉书》等;再有是抒情文,指的如《诗经》及《离骚》等三种。但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主张的,两千年来当以曹丕为第一人。到了清代,桐城派人姚鼐提出文章之气有阳刚、阴柔之分,此说法亦自曹丕承袭而来。论气有清浊,不可勉强而得。文章亦大体似音乐之曲度与节奏。文章之技法易讲,但气是活的,是神气,是活的魂,故即使全懂文法和文体,亦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来,因文章之好坏,其关键在气。

韩愈说,文章要讲究声调,亦即仍以气为主。姚鼐说文章

要朗诵,要唱,即自其声了解其气,此即所谓神韵。中国一切艺术均以气为主,此乃与西方谈文学不同之点所在。我们可以根据“文以气为主”一句去读曹丕在一千八百年前所写之文章,就能得其气。人生不应该生活得太严肃,应能够欣赏文学之活泼化。

至于文章的体,则较气易讲,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者之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

这里说到奏议要雅,那是指共同性的;而书论要理,是要求清楚而有条理;至于刻铭与诔文,是照它说它,要实实在在;诗赋则要有美感:即是说,文章开始时相同,后来则体各有异了。至于能文者也,只是偏于某一体,如太史公精于写史论而不精于诗,像近人胡适并不能作诗,他的诗只是别裁而非正宗。他主张“八不主义”也只是一种议论,“八不”并非正面讲法。韩愈可说兼能诗文,但他亦有偏。苏东坡亦是能诗能文之人,但他亦有不如韩愈的,且不长于叙事诗及碑志文,都是能精于一体的为多。畅销书并非价值极高,只是一体而已。故报纸的白话文,也只是备一体而已。

印度泰戈尔要来中国,请徐志摩写一诗以表欢迎,但徐写的诗体,并不适宜用作欢迎,因体裁各有不同。当时徐志摩所写的题目是《泰山日出》。这诗写得确是很丽,但文体不适合,应该用“铭诔尚实”才对。这是由于新文学家对传统的旧文学不太了解之故。曹丕在《论文》说到文之天才性,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注:编者按:傅毅,东汉文学家,字武仲,撰有《洛都赋》《舞赋》《琴赋》《扇赋》《神雀赋》《反都赋》和《七激》等。)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胡适说:“只手独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因此我对此人觉得有趣,且万分同情。这并非说“理”,也并不“雅实”,只是“丽”,而且是“俗丽”。一般青年人上了他的当,其实不应该学这一套。胡适不讲道理,只说“孔教吃人”的口号,而并不说出理,这只是文学修饰,就如用“阿Q”之名,只是使人产生兴趣,只能使青年人冲动,似轻松而又严谨。五四运动之大影响,并非有一套理论,却是有一套新文学帮助,来吸引感动人。这是粗的俗的通俗文学,有力量,但这种文体并不能用来讨论严肃的文化思想。

现在生物已进化到人类,但其他动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话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体,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

书札也有一体,写信最好的当是曹丕、曹植兄弟时期的同一辈人,可谓古今绝唱。例如太史公《报任少卿书》中讲其一生,写得极好。人一生也难得能写那么几封信。曹丕的书信写的是亲切有味的日常人生琐事。西方人描写人生是别人的、社会的;中国人描写的人生则是将自己投入进去,材料均来自自己本身。说不定将来创出一种东西调和的文体,让我们可以接受新的作品。

到曹氏父子出,写书信体的多了;后来王羲之出,注重字的艺术,写十三行,不再重视信的内容,看重的是字,称作“帖”。如此后蔡襄的《蒙惠帖》、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即是把极平常的人生放进最高的文学及书法艺术中去。

建安时代的曹氏丕、植兄弟,他们的作品本来是不相伯仲的,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但刘勰说了句公平话。他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此处以“位尊减才,势窘益价”简单八个字,说明了两兄弟,因哥哥做了皇帝,减了才,弟弟不得意,别人同情他而地位提高了。

王船山擅于批评他人之诗,他在《姜斋诗话》中道:“曹子建植之于子桓丕,有仙凡之别。而人称子建,不知子桓,俗论大抵如此。”此处指曹丕是仙,曹植是凡。可见吾人读书,不可只听一个人的话,否则见解有限也。

文学贵能自觉独立,其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技巧,此即始于建安文学,特别是曹丕发表《典论·论文》以后。魏后有两晋,再下去是宋、齐、梁、陈,此时期之政治虽黑暗,文学却极昌盛,此时期之宗教、艺术、音乐均达到极伟大之成就。

当时对文学提出最著名理论的是陆机士衡,著有《陆平原集》。他的《文赋》一文,是专讲文学之写作技巧,不过,忽略了文学的道德价值。陆机特别强调一个人在创作前不可贸然下笔,应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累自己的学历,丰富经验,然后才开始写作。如此的作品,才是充实而饱含光辉的。写作时应加以适当剪裁,将“物”“意”和“文”加以融会贯通,然后才能达到“诗缘情而绮靡”的抒情意境。他把先秦时期那种道德功利观念弃之于后,并将文学体裁由句读文加以扩充而分为十二类。将有韵文分为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及词曲六类,将无韵文分为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及小说六种。

陆机在《文赋》中所谈论到的,包罗命意、遣词、体式、声律、文术、文病、文德及文用各项。时人赞他“天才绮练,当时独绝,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认为旷古以来,未有能及此篇之精确者。

且陆机本人,天才秀逸,辞藻优美,葛洪赞他道:“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其受人推崇如此。

接着就有钟嵘的《诗品》。钟嵘,南朝梁颍川人,曾任晋安王记室,著有《诗品》三卷。《诗品》意即“诗学的品评”,是中国最早的诗学评论专书,它把从两汉一直到梁为止的一百二十多位五言诗作家划分为上、中、下三品,并对每一位诗人加以评述。钟嵘认为曹操的作品只是下品,将陆云评为中品,实在有点偏见;而将陆机评为上品,主要是他(钟嵘)承袭了陆机《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之创作精神。

钟嵘《诗品序》云:

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专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钟嵘认为,五言诗以其味厚为各类诗中之要。他又主张写诗使用比、兴或赋均不可过滥,当酌量用之:多用比、兴则容易践 过多而不利;多用赋体则文词易于浮散。故宜适当均衡运用之,始能突显五言诗的滋味。其实从滋味来论诗歌的艺术,也非钟嵘独创,古人中如《吕氏春秋》有钟子期、俞伯牙以高山流水结知音的故事,便是用琴艺来讲滋味。又如王褒的《洞箫赋》中云:“良醰醰而有味。”那是用箫声来论滋味。最早的要推《礼记·乐记》中所说的“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所以,古人用滋味来论艺文,其来有自。

钟嵘《诗品序》中又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人生于世,所面对之日常生活遭遇与相处、一年四季之百态,摄入吾人心灵而感动,发而为文,再加上华茂的辞采,将是一首成就很高的五言诗矣。相传钟嵘早年曾拜访沈约,沈约在梁武帝时官至尚书令,他博通群籍,著述宏富,钟嵘希望他为之揄扬而遭拒,遂在沈约卒后置其诗作于《诗品》中列为中品,人谓此为钟嵘为报复其宿怨,其实此亦人情之常,不无可能。

现在谈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赞扬此书“体大而虑周”。传说《文心雕龙》此名为沈约所改,全书曾为沈约订正润饰。是否可信,姑存此说。

全书分为十卷,卷一至卷五是讨论文章的体裁。如下:

卷一:原道 征圣 宗经 正纬 辨骚

卷二:明诗 乐府 诠赋 颂赞 祝盟

卷三:铭箴 诔碑 哀吊 杂文 谐

卷四:史传 诸子 论说 诏策 檄移

卷五:封禅 章表 奏启 议对 书记

以上五卷主要是说明“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文之极矣”。

至于卷六至卷十,则论述修辞的原理与分法。如下:

卷六:神思 体性 风骨 通变 定势

卷七:情釆 熔裁 声律 章句 丽辞

卷八:比兴 夸饰 事类 练字 隐秀

卷九:指瑕 养气 附会 总术 时序

卷十:物色 才略 知音 程器 序志

此五卷是“剖精析采,笼圈条贯:漓《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

大致说,上五卷是比较分析;下五卷是演绎归纳,可称允当。例如他在《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便是主张要适当地运用辞藻文采,但又得把个人所经历的人生苦甜如实详尽地表达出来,亦即是文字的声律丽辞固然重要,但内文的情志事义也须充分加以阐述表达,亦即是为文的技巧方法与实质内容须并重而不可偏废。所以刘勰在《情采》中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此节说明了文章的辞采将其实质内容衬托出来,使文与质相得益彰,因此而得以流传于后世,自古圣贤文词,莫不如是。

六朝时期,尤其是到了梁,可以说是文学艺术最昌盛的时期,梁武帝子萧统昭明太子纂《文选》,这是一本诗文总集,世称《昭明文选》。如照年代分,我国古代文学史依照次序分是《诗经》、史、子、骚、赋及五言诗和《昭明文选》。《文选》的内容除无《诗经》外,选入的包括周、秦、汉、晋、宋、齐、梁七代之诗文作品,共有一百三十位作家,全书分三十八文体,包括《离骚》与《楚辞》在内。吾人如欲研究古代文学,除研读《诗经》外,再加上《昭明文选》就足够了。

《文选》既成了七代的诗文总集,就有所谓“选体诗”和“选体文”,故有了“选体派”之称,已成为文学的一派了。如要懂古代文学,则非研读《昭明文选》不可。

昭明太子《文选序》曰:

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此处首句“姬公”,即指周公。首段说明周公、孔子之经文,因不能任意剪裁删节,有伤原来面貌,故只好不选入,并非不尊崇周公、孔子。至于不选入老、庄、管、孟之文,由于诸子重立意而非重文,故亦不予加入。记言亦不加入;至于记事,分属历史而非文学,亦不揽入。《文选》选文之标准,其实并非昭明太子一人之见解,而是代表当时整个时代的见解。这是文学开始觉醒与独立的时代。

中国最高的文章没有内容,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是空的。唐代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考秀才,秀才即是杰出之才。有“《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熟,秀才足”之说,可见唐代重视《昭明文选》。唐代由杜工部、韩昌黎一辈大文豪开启新的文学运动,后人欲找出韩愈、杜甫之诗文,出处都在这本《昭明文选》中。

综合言之,谈到建安文学,主要的除曹操三父子之外,不能不谈到建安七子。曹丕的《典论·论文》中,首先谈到这七人就是: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

但事实上,孔融并无列入“建安七子”之中,因为其师法蔡伯喈,《文心雕龙·诔碑》中云:“孔融所创,有慕伯喈。”所以,他非建安一派,只是曹丕喜好其文。他不幸在建安十三年为曹操所诛。其实孔融性格宽厚,喜好奖掖后辈,他任职太中大夫时,闲暇时间多,每天招待宾客,经常坐满一屋子,所以孔融常说:“座上客恒满,壶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生前与蔡邕非常友好,蔡死后,孔融仍很想念他,因此每当酒会时,便请来一位相貌很像蔡邕的勇士来作陪。人家问起,他便回答道:虽然故人已逝,但他的样貌依然还在呀!

孔融自幼就很聪明,且能言善辩而富有急智。他小时候闯入李膺家做客,与李膺辩难,使李无法招架。李说:你孔融小小年纪,已经口才便给,你长大了一定大有出息。可惜我命不长久,看不到你的成就了。孔融说:大人离死还早着呢。李急问道:此话当真?孔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今大人所言都是不中听之言,怎会如此快死去呢?李膺正尴尬之际,大夫陈韪助腔道:此孩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反唇相讥道:看来你小时候一定是很聪明的了。弄得陈韪也自讨没趣哩。

陈琳先为袁绍使典文章,绍败归曹,当时曹操责备他道:你从前为袁绍写文稿,诉说我罪状那是无话可说,但竟连我的父祖都被你痛骂,是何道理?陈琳谢罪,太祖因爱其才而没有处罚他。

王粲于献帝初平四年时避地荆州,至建安十三年才归顺曹操。粲在荆州十五年之久,并不得志,当时作品虽多,留传的仅《登楼赋》及诗若干首而已。其《登楼赋》中有云: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注:钱按:十二年曰纪。)以迄今。

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

……

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

……

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王粲作此文,乃是借登楼以发泄怀才不遇之苦闷心情。至今已成传诵之名篇。

王粲记忆力特强,能背诵碑文,一字不差;棋乱后能摆正,亦一子不差;善作文,举笔即成,不须改定。粲于建安二十二年卒,时年四十岁,人云早发者不寿。

顺便说起一个故事,王粲生前爱听驴子叫,他死后,曹丕带领百官参加他的丧礼,便对众人说:王粲喜欢听驴叫,大家都用驴叫来送别他吧!于是曹丕带头,一众人都以驴叫送别。

阮瑀字元瑜,与陈琳同为魏太祖记室,军国书檄之文多为二人手笔。此即曹丕《典论·论文》所称之“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丕在《与吴质书》中亦有提及“孔璋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但不及瑀。

应玚德琏,他与刘桢俱以文才为曹操与丕所礼遇。曹丕在《与吴质书》所提及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就是指的徐幹、陈琳、应玚与刘桢,他们四人都已逝去。建安时期的文人,多是英年早逝,不知是否诗酒应酬过频,以致伤肝病亡。这养生问题,实在是我们读书人应该注意之事。

至于刘桢公幹,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可能刘桢多病,因而常用来作卧病的典故。刘筠作诗曰:“节物变衰吟更苦,可堪漳浦卧刘桢。”某次,曹丕请客,其夫人出来拜客,其他宾客都伏地不敢看,独有刘桢站着直看甄夫人。曹操大怒,革职后罚他做苦工,去尚方署磨石块,某日曹操去巡视,戏问刘桢:“石头如何?”刘桢跪答道:“此石磨之不添光润,雕之不增美观,乃由于秉性坚贞自然形成之故也。此石看来纹理多弯曲,却不合规矩哩!”曹操听后哈哈大笑,当天免了他的罪,官复原职。

大致来说,建安时期的文学,除了曹氏三父子魏武“雅爱诗章”,文帝丕“妙善辞赋”,陈思王植“下笔琳琅”,此后“俊才云蒸”,当以“建安七子”时期五言诗为大盛。人谓建安文学中好手有二,厥为曹植子建与王粲仲宣;余谓曹操魏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是以亦不可小看魏武之诗作也。

叶龙附志:

余近重读钱师《师友杂忆》,知钱师宾四二十八岁时由小学执教,十年后转入厦门集美学校任教。钱师教的是高中部及师范部的三年级两班国文,他自述第一堂选教的便是曹操的《述志令》,当时学生听后极为钦佩,而当时的校长在课室外窃听,也大为满意,次日即设宴,大摆宴席,请钱师上座以示推尊。但此文并未选入《昭明文选》,陈寿的《三国志》亦无抄录,幸有裴松之注录,遂引起钱师注意,首加选讲。钱师认为这是他研治中国文学史之创见,认为建安时期乃古今文体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继承汉末之五言诗,且散文体亦有大变异,曹氏父子三人为建安时期文学带头人,故有其大贡献。而曹操在文学上之成就与特殊地位,实为钱师近代最早之发现者。





第十八篇 文章的体类


谈到文章的体类,应从三方面讲起。

(一)文学的内容。

(二)文学的对象。

(三)文学的工具与技巧。

谈及文体便不出以上这三条路。

文学的内容是作者所要求表达的。此是指的言,是作者要讲的话。

文学的对象是作者所要求表达的对方,这是指人,就是作者要讲给谁听。

文学的工具与技巧是作者所要求表达的运使,这是指文,就是作者要如何去讲。

《论语》说:“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论语》又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即我们对“中人以上”的人可以同他谈高深的理论,对“中人以下”的人,则不可以同他谈高深的理论。

《论语》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是说,讲话要直白,这是通常的情况,但有时候讲话则应“曲”些“文”些为妙,如直讲则听来就没有意味了。可以一层意思分两层来讲。我国古代的文学由《诗经》到史,到诸子,到《离骚》,到《楚辞》,再到五言诗……这是文体在变,这是文学史上的大问题。

谈到文学的内容,它可以包括说理、记事与抒情各类。“说理”指孔、孟、老、庄、墨等诸子;“记事”指《史记》《汉书》等史著;“抒情”指《诗经》《楚辞》及五言诗等作品。

就文学作品的说理言,第一,要真实。说理的要表达真理,写历史要撰写信史,抒情的要真情流露。

第二,要自然。其实文学作品除了说理、记事和抒情以外,尚须加上“言志”。因为《诗经》三百首是言志的,与抒情有所不同。如《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照字面看,这是抒情,但这是元帅所作,而非小兵所作,其意是元帅体恤士卒,使士卒高兴。所以是含有政治作用的。

又如《诗经·周南》的《关雎》诗中所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首诗表面上看起来,是讲有一位青年男生爱上一位身材苗条、容貌美丽的姑娘,这男孩时刻想念着她,即使在梦中也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还是想着她,希望成为一对好配偶。这表面上是抒情,实际上也是在言志,是讲文王之德化,亦是讽刺康王之晏朝。其实《诗经》三百首,都是有政治作用的上层文学。

《诗经》的国风,这风是指十五国的风,都是当地的乡土民风。由采诗之官去采,可能《关雎》一诗在周南被采去后,经过整理发表,用作另一番道理。因周康王不早起,其后命其早起办事,说如不早起便是我为后之罪,便非淑女也,劝说他不要为了迷恋爱情而耽误了政事。这就是讽喻,也即是言志。

可以说,中国有真正的文学当自建安时期开始。至宋元时代才有西洋文学之体裁风格。在先秦诸子时代,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等各家,各家思想不同,故其文章亦不同。儒家的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是教育家,都是最会讲话的人。

孔子如钟,“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孔子回答人的方法亦是如此,孟子、荀子亦都如此。即所谓“夫子时然后言”,“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但他所讲的寓言,其实亦相当有道理。

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有的人不配与他讲。你们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但孔子的态度是“知我者其天乎!”。

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是宗教家。庄子形容墨子之言是“强聒而不舍”,就是硬要对你说。

孔、孟、老、庄的意境高,至于纵横家、小说家和法家等,就低了。

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

说理的文章要面对广大的人群,如墨子之喜为大众讲话。孟子则不然,他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至于西方的,如荷马和苏格拉底,他们是面对群众的、社会的。与中国的《诗经》之针对政治圈子,诸子的针对学术圈,均非为社会大众不同,所以中西文学是有所不同的。

再讲到记事方面,是指历史著作,可分官史和私史。《春秋》是一本官史,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太史公的《史记》,是私史。他修史的宗旨是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它并不是放在国史馆中,而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待将来给后人看的。

中国人重视写史的自由。立言是三不朽之一,写史就可立言,为的是要在历史上留名,却并不重视天堂、灵魂这一套说法。

曹丕曾出来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所以周文王演《易》,周公作《周礼》,其名流芳百世。

曹丕认为建安众文友,他们的体貌与万物同归尘土,乃人生之大痛,惟有徐幹著有《中论》一书,足以留名后世,成一家之言也。

至于抒情的文学,《离骚》可以说是中国有纯粹文学的开始。太史公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地;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博闻强记,明于治乱,虽然谋国以忠,事君以诚,却被上官大夫那班小人所谗害,致被怀王所疏远。屈原遂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以抒发他的愤懑不平之气,以冀怀王感悟。惜襄王时复用谗,屈原被谪放江南,终自沉汨罗江而亡。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的,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屈原的《离骚》色而不淫,诽而不乱,可谓兼而有之。他怨得纯真而自然,而超越了他的现实人生,但不会出乱子,所以是好文章。当我们的人生遇到悲欢离合的情况时,就当看作是行云流水一般。

文学是有情感的,是生命,也可以说是间接的生命,如太史公的《史记》和《孟子》以及《庄子》等作品,其作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中。

文学又是时代的,如《孔雀东南飞》这首一千七百多字的长诗,描写东汉时焦仲卿夫妇同殉的事迹。焦妻刘氏自誓不嫁,为焦母所逼,投水而死,焦仲卿亦随之自缢而亡。这只是小生命,但与时代无关。大生命是有时代性的,它不但有内在的生命力,而且有外在的生命力。

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老子所谓“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孔子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总之,文学的境界是面对有人,但面对无人是最自然的境界。《离骚》是有怨,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

所谓文学,并非将生命、感情放进去就成为文学,而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有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的。如屈原的弟子、楚国大夫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其赋曰: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于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以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试为寡人说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鸧鹒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怳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寐春风兮发鲜荣,洁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因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故足称也。”

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

人谓宋玉为屈原弟子,或称为后学,但此作亦具有爱国思想,确是模仿前人之作,亦有其生命,但并无大生命与时代感,故文学之创造不易,模仿亦不是易事,但仍是要模仿,只是与创造不同。

到汉代,则有司马相如、扬雄辈出。

司马相如的文章,其修辞、造句、谋篇及布局均臻上乘,且有时代性,代表了汉武帝的大一统,如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均写得极佳,描写出整个时代性,也略有自然与生命的气味。

今摘录《子虚赋》一节如下:

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奼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畋,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子虚曰:“可。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畋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兔辚鹿,射麇脚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泽者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

“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耳者,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昌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其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猿獲猱,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贶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畋,乃欲勠力致获,以娱左右,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若乃俶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崒,充牣其中,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卨不能计。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

可知司马相如作赋,极尽其铺张夸大的能事,例如上文《子虚赋》中描写云梦山,自“云梦者,方九百里”开始,直至“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其中引用了各种珍禽怪兽、奇花异草,东南西北四方的山如何、水如何,其铺辞丽靡,实过于藻饰,但迎合于此一时代的风格。

今再摘录司马相如《上林赋》数节于下: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野。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狭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悠远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灏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东注太湖,衍溢陂池。

……

“于是乎周览泛观,缜纷轧芴,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麒麟角端,橐驼,蛩蛩,驴骡。

……

“于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载云罕,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芔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亡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人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

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

以上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与《上林赋》,都是名篇,其辞藻、结构均属优秀之作。

再说扬雄,也是汉赋鼎盛时期的名家。他们当时描写的都是汉武帝以来的强大国势,物产的丰饶,宫苑的富丽堂皇以及皇室贵族的田猎、歌舞盛况。扬雄的《羽猎赋》说:

孝成帝时羽猎,雄从。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胡……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甲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之。其辞曰:

或称羲、农,岂或帝王之弥文哉?论者云否,各亦并时而得宜,奚必同条而共贯?则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仪?是以创业垂统者俱不见其爽,遐迩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颂曰:丽哉神圣,处于玄宫。富既与地乎侔訾,贵正与天乎比崇。齐桓曾不足使扶毂,楚严未足以为骖乘……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之为朋。

于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万物权舆于内,徂落于外,帝将惟田于灵之囿,开北垠,受不周之制,以奉终始颛顼、玄冥之统。

……

于兹乎鸿生巨儒,俄轩冕,杂衣裳,修唐典,匡《雅》《颂》,揖让于前。昭光振耀,响忽如神。仁声惠于北狄,武谊动于南邻。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长,移珍来享,抗手称臣。前入围口,后陈卢山。群公常伯阳朱、墨翟之徒,喟然并称曰:“崇哉乎德,虽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兹!夫古之觐东岳,禅梁基,舍此世也,其谁与哉?”……

扬雄又有《长杨赋》,也是写的畋猎。

司马相如在梁孝王时代曾加入梁园文学团队,作《子虚赋》,梁孝王逝世,梁园文社随之解散,司马相如亦返回乡居。至汉武帝即位,偶读其《子虚赋》,喜好之,遂召相如回朝。他对武帝说,《子虚赋》只是叙诸侯之事,并无精意可言,今请为主上作畋猎之赋,遂作《上林赋》,武帝大喜,并封相如为郎。《子虚赋》与《上林赋》两赋之完成,相距十载。但两赋内容贯通相连,世人谓二文实二而一。《子虚赋》写楚臣出使于齐,齐王盛情款待,一同出猎。此文描写齐王畋猎之盛,并同时讲述楚王游猎云梦盛况,文中借乌有先生之口批评子虚不重君王以德义治天下,而大谈游猎盛况,斥为不当。至于《上林赋》,乃承接《子虚赋》,以亡是公口气批评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漠视民生而奢侈游猎之不妥。两文波澜壮阔、气势宏伟,为汉赋典范之作。

至于扬雄的《羽猎赋》和《长杨赋》,亦是西汉末年时期之名作。他早年喜好辞赋,崇奉司马相如,晚年则视辞赋为小道,壮夫不为也。至于《羽猎赋》和《长杨赋》两赋,则深受司马相如之影响,是为成帝爱好游猎而作。但不论如何,这些作品都突显出当时的时代性。

郭沫若说,他根据商代的甲骨文,断定商代为游牧时代,但他只是取些片面的材料。畋猎只是当时贵族生活中的最高奢侈与最高娱乐。

可以说,汉赋是传承宋玉而来,而并非传承自屈原,自此而走上纯文学的道路,因诸子的孔、孟、老、庄之书和《史记》等均非纯文学,汉赋则是歌唱时代的文学。到东汉时,人生观与文学思潮都起了重大的变化,则魏晋后的新文学,又是一番新的风貌了。

如上所说,文章的体类有言志、说理、记事和抒情四种。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随时代而产生悲观心理,他们不想要留名,亦不是走向政治或学术园地,所谈不外乎男女的悲欢离合与生老死别,自然地流露其悲观的情绪,故代表了一个时代,对其生命从根本处看,是消极的,对人生一无价值。

东汉末年时,人心所感觉的预兆,是政治要荒颓了,而此一时期的文学却亲切而流露出真情。即使是曹操,虽当时已是政界领导,但其作品仍不失为普通平民之私己谈吐。如其《短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所表现的十足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与《诗经》《离骚》及汉赋明显有所不同。操子丕、植继承父风,从此树立了文学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

当时曹操已受汉帝之封为魏王,封地并赐九锡,照老例,他所写的《述志令》应该庄严端重,曹操却写得轻松而有亲切感,正如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一般。按照当时外交辞令,应合乎当时政治文体,是要下令的,但他只是“述志”,只谈些从年轻时期起的生活琐事,不成其为令,讲述自己赤裸裸的一生,以朋友的口吻闲话家常,却成了一种风格与前不同的新文学。

至于赋这方面,到了三国时期,有王粲出来,初在荆州,后从曹操,有《登楼赋》,以流亡分子的身份写成,只寥寥数百字。当时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死,魏文帝曹丕写《寡妇赋》。(注:编者按:《寡妇赋》小序曰:“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

此种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到了曹氏父子,可说如到了冬天,一泓清水似的,谈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却生出了价值。

文学的创作难,模仿则容易发生毛病,但讲文学亦得有模仿。建安文学是有其清新的面貌,但后来模仿它的,却变坏了、杂了,因此又得有文学的翻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但并非全是白话文的变化。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该看重曹氏父子所领头的建安文学的。

后来的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作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曹操在军中,意态安闲,如不欲战。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





第十九篇 昭明文选


《文选》为梁萧统所编纂。萧统为梁武帝萧衍长子,于和帝中兴元年即西元501年生于襄阳,次年萧衍即位称梁武帝,同年立统为皇太子。统资质聪慧、文思敏捷,九岁能讲《孝经》,事母至孝,他年轻时,其父皇命其处理政事,仁名远播。惜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一岁,谥为“昭明”,故名是书为《昭明文选》。

在齐、梁时期,编纂诗文总集的风气很盛。编选的学者文人多不胜数,如晋杜预有《善文》,稍后李充有《翰林论》,西晋挚虞有《文章流别集》,宋刘义庆有《集林》以及沈约有《集钞》等等。这些选集由于时代较久远,所选文类及篇数不及《昭明文选》之丰富齐全,且昭明太子在财力物力人力各方面占了极大的优势。

昭明太子出身于皇族,自幼酷爱文学,藏书数万卷,又礼遇天下学者文士,并且,在东宫担任官职的,如任职通事舍人的刘勰,都是他所器重的,可谓人才济济,群贤毕集。有如此多的学者文士担任他的顾问或直接参与实际的编选,在先前的众多选集或因文体分类不足,或因选文欠丰亦欠精准,逐渐先后淘汰之后,《昭明文选》于是成为当时诗文总集的独存孤本。前面已讲及,如欲研究古代诗文,则取《诗经》与《昭明文选》两种已经足够了。

关于《昭明文选》的体例,在其《文选序》中已有详细说明,全序可分八大段,今试分段析述如下。《文选序》首段道: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

以上《文选序》之首段是说,在上古原始时期,人们住在洞穴中或在树上筑巢而居,他们茹毛饮血,文化尚未昌明,要到伏羲画八卦,造书契,才有文字以代替结绳记事。《易经》上说:观察天文可知四时季节的变化,观察人文以向百姓施行教化。这说明文章的深远时代意义由此开始。接着,《文选序》的次段说:

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注:编者按:椎轮,无辐条的车轮。大辂,天子乘用的车。《礼记·乐记》:“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这段是说:像椎轮这种粗陋的工具,原来是制造大辂的先导,大辂的质地精细,但没有椎轮的质朴。厚厚的冰块是由积水凝结而成,但当初的积水不会如冰块那么冰冷。这是由于天下的事物在不断地发展和改变,它改变了原来的样貌,增加了新添的效益,天下的事事物物都是如此。文章亦如此地随着时代变化,这是难以详细了解的。

《序》的第三段说: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这一段谈到《诗经》有风、雅、颂、赋、比、兴六种体裁,但现在的文体已有变化。赋本来只是《诗》之一义,现在的文章则统称为赋了。先有荀子、宋玉开导于前,再有贾谊与司马相如承袭在后,从此赋的发展十分繁富。如托借凭虚公子和亡是公来描写宫殿;又有《长杨》《羽猎》诸赋劝诫君王游猎的。至于单记一事、咏一物,或对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的描写文章则不可胜数了。此外,如屈原这样态行高洁的人,楚王竟不纳谏,遂使他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临终前憔悴行吟泽畔,致有《离骚》之作产生。

《序》的第四段说: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

这一段讲的是:《诗经》本来是述志的,心有所感便发之于文。如《关雎》《麟趾》等诗,志在宣扬圣王教化之道;《桑间》《濮上》之诗,则是亡国之音。当时风、雅的作品大为盛行,但自汉代中叶开始,诗歌的发展已与往昔不同。韦孟在邹作闲居之诗;李陵则写了“携手上河梁”的诗。自此,自四言、五言之诗发展到三言、六言、七言以至多达九言之诗,都分头发展兴旺起来。颂是用来歌功颂德的,尹吉甫作“穆若”以赞美周宣王,吴季札对颂乐大加赞赏,这一切,都是用来颂扬人之美德。

《序》的第五段说:

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象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此第五段是讲到各种文体之创用原由,“箴”是为了补救缺失,“戒”是为了纠正错误,“论”则是要精细地去分析事物之理,“铭”是叙事要求清通圆畅,“诔”是为寿终者作的美文,“赞”是为图像作赞扬文章。此外,如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以及书札、誓词、檄文、祭文以及答客和指事一类的作品,还有三言八字、篇辞引序、碑文行状这些不同体裁、种类繁多的文章,都相继丛生,就像各种金石丝竹制成的乐器,各自发出悦耳之声,亦似各种花纹各异的服饰,使人都能欣赏悦目。文学家亦能借着其所创作的各种不同文体,表达其辞藻意境之美。

《序》的第六段说:

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这第六段的意思是:我在担任监国、抚军之余,便可利用这许多闲暇时间遍读群著,即使费时久长亦不知倦。计自周、汉至今,已更换了七个朝代,历时一千余年。多少文人才子名满闹城僻乡,多少诗文名篇充满于卷帙中,当然非把那些芜杂的文稿抛弃不可,只能留下精彩的,不然,哪里有许多工夫去遍读呢!

《序》的第七段说: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

此段意思是:像周公、孔子的经典,如日月照耀于天地之间,似鬼神般奥妙,所论都是人生伦常道德的规范,岂可任意删剪裁削?至于老、庄、管、孟之书都以理论为主,不重文采,故亦删去不选。

《序》最后的第八段道: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注:编者按:坟籍,泛指古代典籍。坟,概指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张衡《东京赋》:“昔常恨三坟五典既泯”,薛综注:“三坟,三皇之书也,五典,五帝之书也。”),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此末段说明:像贤人所言,忠臣直谏,谋士言辞,辩士舌锋,滔滔不绝地义法兼顾,如喷泉一般涌出来。似田巴(注:编者按:田巴,战国时齐国辩士。)在狙丘的论辩、在稷下的议论,又像鲁仲连说辞退秦军,郦食其招降各国,张良反对再复封六国而发《八难》,陈平六出奇计,为时人赞美而流芳后世,子、史典籍争相刊载,由于文辞繁富,不及备载,亦不同于文学,故亦不选入。至于记事体和编年体的历史著作,与文学创作有别的也除外,但有些属于赞论、序述,似属优美的辞藻,则一并杂入其中。最后说明选文的体例编排和先后次序。大体上说,全序说明了全书的选录和如何分类编排,但以文采和辞藻为主。

有关《昭明文选》的篇章分类,可能是自古以来分类最细最多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只是分了二十类,但《文选》竟分了三十八体之多,分列述于下:

(一)赋体:下分十五类

1.京都

2.郊祀

3.耕藉

4.畋猎

5.纪行

6.游览

7.宫殿

8.江海

9.物色

10.鸟兽

11.志

12.哀伤

13.论文

14.音乐

15.情

(二)诗体:分二十四类

1.补亡

2.述德

3.劝励

4.献诗

5.公䜩

6.祖饯

7.咏史

8.百一

9.游仙

10.招隐

11.反招隐

12.游览

13.咏怀

14.哀伤

15.赠答

16.行旅

17.军戎

18.郊庙

19.心吊

20.乐府

21.挽歌

22.杂歌

23.杂诗

24.杂拟

(三)骚包括《楚辞》

(四)七

(五)诏

(六)册

(七)令

(八)教

(九)文

(十)表

(十一)上书

(十二)启

(十三)弹事

(十四)牍

(十五)奏记

(十六)书

(十七)檄

(十八)对问

(十九)设论

(二十)辞

(廿一)序

(廿二)颂

(廿三)赞

(廿四)符命

(廿五)史论

(廿六)史述赞

(廿七)论

(廿八)连珠

(廿九)箴

(卅)铭

(卅一)诔

(卅二)哀

(卅三)碑文

(卅四)墓志

(卅五)行状

(卅六)吊文

(卅七)祭文

(卅八)笺

以上《文选》之三十八文体中,有若干条须在此稍作解释者,析述于下:

(一)赋体

◆赋体1“京都”,即指帝都。如班固之《两都赋》张衡之《二京赋》即《东京赋》《西京赋》及左思之《三都赋》等。

◆赋体2“郊祀”,指君王祭天。

◆赋体3“耕藉”,指君王之礼节,如亲自下田。

◆赋体4“畋猎”,指君王之娱乐。

上述之2、3、4三类有司马相如所撰《子虚赋》《上林赋》,扬雄所撰《羽猎赋》及《长杨赋》等。

◆赋体6“游览”,有王粲《登楼赋》等,有了新体裁后,已不讲帝王,而讲私人。

◆赋体7“宫殿”,指描写外观的。西汉时鲁灵光殿,到魏晋时仍存在。东汉时王逸有子(王延寿),逸当时想为此殿作赋,逸子亲自去曲阜,考察该殿,以便父做写赋资料。后来逸子自己写了一篇,他已写,别人便不再写了。(注:编者按:据《后汉书·王逸传》记载,东汉蔡邕也想以鲁灵光殿为题材写赋,但见到王延寿写的《鲁灵光殿赋》,也就不再写了。)

◆赋体9“物色”,指描写风、月、雪、秋等。

◆赋体10“鸟兽”,有描写鹦鹉、白马的。

◆赋体11“志”,如张衡之《归田赋》、潘安之《闲居赋》及陶渊明之《归去来兮辞》等。此类文与“哀伤”无甚分别,乃来自生活中之感受。如张衡之《归田赋》云:“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是指作者游京都不遇,身怀良才不为君王所用,有不如归家之感。因不遇而不得志,遂兴起归家之念,此种并非谈修齐治平之道,而是写日常生活之遭遇。如陶渊明之《归去来兮辞》,即是“归田赋”,为过去先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