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系列(套装共11册)在巨人的肩头眺望经济学的雄伟殿堂,经济学领域必备必读之书!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系列(套装共11册)在巨人的肩头眺望经济学的雄伟殿堂,经济学领域必备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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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20
Language:
chinese
ISBN:
B08H52G584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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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cious. Senza pietà

Year:
2019
Language:
italian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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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发现

Year:
2020
Language:
chinese
File:
MOBI , 8.14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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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系列(套装共11册)在巨人的肩头眺望经济学的雄伟殿堂,经济学领域必备必读之书!

(美)保罗·克鲁格曼 (美)哈里·马科维茨 (比)马蒂亚斯·德沃特里庞 (法)让·梯若尔 (美)肯尼斯·布莱 (美)乔治J.施蒂格勒 (美)维克里 (美)福斯塔特 (美)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美)罗伯特.福格尔 (美)詹姆斯 M.布坎南 (英)阿瑟·刘易斯 等著

套装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客服热线:+ 86-10-68995265

客服信箱:service@bbbvip.com

官方网址:www.hzmedia.com.cn

新浪微博 @华章数媒

微信公众号 华章电子书(微信号:hzebook)





目录

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新世纪经济迷航

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

政治算术:西蒙·库兹涅茨与经济学的实证传统

风险-收益分析:理性投资的理论与实践(第1卷)

风险-收益分析:理性投资的理论与实践(第2卷)

银行审慎监管

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

宏观经济思想七学派

经济增长黄金律

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经济增长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

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新世纪经济迷航

The Great Unraveling: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

(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著

张碧琼 等译

ISBN:978-7-111-64120-9

套装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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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丛书序一

丛书序二

译者序

致谢

序言

导言 变革的势力

第一篇 美国的泡沫问题 第1章 非理性繁荣 非理性投资者的7种陋习

冰川纪来临

庞氏骗局

道琼斯,哦,道琼斯

金钱的算术

创造和破坏

比萨饼法则

道琼斯的损害



第2章 国外风起云涌 亚洲出了什么问题

德国为何失去竞争力

难道我们不像日本?

我们只能盲目蛮干



第3章 格林斯潘风格 美联储权限

11次降息后

聚首华尔街

与熊市共存

“达不溜”双底?

当心产出缺口

艾伦推诿责任

股票与炸弹

如此洞察力

如此应对“双底”

我的经济观



第4章 任用亲信模式 美国任用亲信的资本主义模式

还有多少个安然?

改革的阻力

贪婪是祸根

造假已成风

众怒为哪般

成功的秘诀

内部人游戏

压抑的愤怒

生意照常做





第二篇 布什的模糊数学 第5章 无数的诱饵 糟糕!他故伎重演

我们没有责任

越来越模糊

艾伦的台词

切香肠伎俩

金钱的陷阱

万能的减税

罪恶继承日

着火的裤子



第6章 转变的伎俩 布什三连胜

沉默不是金

州财政危机

布什的算术

“蓝色”美国人

百慕大避税

希特勒之春

受雇的大师



第7章 荒谬的社保计划 “猪入蟒腹”之态

医疗保障计划

退休金寓言

新账与旧债

2016年以后

委员会罪孽

谁保障医疗

恐怖的算术





第三篇 战胜者和战利品 第8章 事态凌乱不堪 美国的两党游戏

浪子也可承父业

幸亏我们收入低!



第9章 私人部门的利益 为公共事业付费

公共部门的利益

兑现55美分承诺

敛财的种种游戏

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10章 利用“9·11” 偏袒富人的减税

官商同流合污

政治利益优先说

混淆事实的说辞

伪装的平民主义

麻木的鹦鹉社会

皮特用人原则

得胜者和战利品



第11章 右翼的阴谋 丑闻的温床

愤怒的公众

暴徒的讲坛

为人民谋利?

媒体的责任?

数字的强盗新贵

重大分歧背后

影响的途径





第四篇 市场失灵的时代 第12章 加州能源危机 加州用电危机

市场失灵背后

电价的市场操纵

真正的狼来了

加州天空明亮

安然会计丑闻

安然丑闻背后

阳光下的抢劫

当权者的欺骗



第13章 烟雾和镜子 不确定的事实

燃烧的是石油

欧佩克的疼痛

人工环境政策

2000英亩的环保

大气污染时代

着火的“健康森林”



第14章 外国的危机 中国香港的深刻教训

与阿根廷一同哭泣

迷失的拉丁美洲

不振的欧洲





第五篇 更广阔的视野 第1; 5章 美国的全球计划 WTO的敌人:伪造论据

救世主及其利益

工人之间的冲突

削减外援综合征

如此吝啬同情心

美国蔑视国际法

白人的殖民情结



第16章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供给、需求及英国食品

哎呀,加拿大人竟然获得诺贝尔奖

谁想到瑞典模式奏效了?

两个经济学顾问“拉瑞”

怀念詹姆斯·托宾





出版说明





丛书序一


厉以宁 北京大学教授

机械工业出版社经过长期的策划和细致的组织工作,推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该丛书预计出版经济学获奖者的专著数十种,精选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代表性成果和最新成果,计划在三四年内面世。我以为这是国内经济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要知道,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学领域内名家辈出,学术方面的争论一直不断,许多观点令经济学研究者耳目一新。这既是一个怀疑和思想混乱的时期,也是一个不同的经济学说激烈交锋的时期,还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断探索和在理论上寻找新的答案的时期。人们习惯的经济生活和政府用惯的经济政策及其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学家普遍感到有必要探寻新路,提出新的解释,指明新的出路。经济学成为各种人文学科中最富有挑战性的领域。难怪不少刚刚步入这个领域的经济学界新人,或者感到困惑,或者感到迷茫,感到不知所措。怎样才能在经济学这样莫测高深的海洋中摆对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应当从何处入门,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机械工业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等于提供了一个台阶,也就是说,这等于告诉初学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各位经济学家是怎样针对经济学中的难题提出自己的学说和政策建议的,他们是如何思考、如何立论、如何探寻新路的。这就能够给后来学习经济学的年轻人以启发。路总是有人探寻的,同一时期探寻新路的人很多,为什么他们有机会进入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呢?经济学重在思考、重在探索,这就是给后学者最大的鼓励、最重要的启示。

正如其他人文科学一样,经济学研究也必须深入实际,立足于实际。每一个新的经济观点的提出,每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形成,以及每一种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倡导,都与实际有关。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脱离实际而在经济学方面有重大进展,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致用之学。这可能是经济学最大的特点。就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所选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为例,有哪一本不是来自经济的实践,不是为了对经济现象、经济演变和经济走向有进一步的说明而进行的分析、论证、推理?道理是很清楚的,脱离了经济的实际,这些分析、论证、推理全都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即经济学的验证经验是滞后的,甚至可以说,古往今来凡是经济学中一些有创见的论述,既在验证方向上是滞后的,而在同时代涌现的众多看法中又是超前的。验证的滞后性,表明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研究思路也许要经过一段或短或长的时间间隔才能被变化后的形势和经济的走向所证实。观点或者论述的超前性,同样会被经济的实践所认可。有些论断虽然至今还没有被完全证实,但只要耐心等待,经济演变的趋势必然迟早会证明这些经济学中的假设都会一一被人们接受和承认。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历和学术界对他们著作评价的变化,难道不正如此吗?

经济学同其他学科(不仅是人文学科,而且也包括自然学科)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跑。后人是有幸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代又一代前人已经在学科探索的道路上做了不少努力。后人总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即使前人在前进过程中有过疏漏,有过判断的失误,那也不等于后人不能由此学习到有用的知识或得出有益的启示。

我相信,机械工业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会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注经济学的进展,促进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的深化,并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丛书序二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是经济学家人才辈出的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其成立300周年的时候设立,并于1969年首次颁奖。这一奖项被视为经济学的最高奖。截至2014年,共有75名经济学家获奖。

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以诺贝尔奖论英雄。有些经济学家英年早逝,未能等到获奖的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授予一个领域的代表人物的,但有些领域热门,有些领域冷门,博弈论是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领域,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有很多高手,可惜不能都登上领奖台。有时候,诺贝尔奖的授奖决定会引起争议,比如1974年同时授给左派的缪尔达尔和右派的哈耶克,比如2013年同时授予观点相左的法玛和席勒。尽管同是得奖,得奖者的水平以及学术重要性仍存在较大的方差。但是,总体来看,可以说,这75位经济学家代表了20世纪经济学取得的重大进展。

经济学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经济学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分析框架,从基本的假设出发,采用严密的逻辑,推导出清晰的结论。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会发现和同行的学术交流变得非常方便、高效,大家很快就能够知道观点的分歧在哪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分工细密、门类齐全的体系。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是经济学的旗舰,后面跟着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主力,以及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新兴或交叉学科;经济学提供了一套规范而标准化的训练,不管是在波士顿还是上海,是在巴黎还是莫斯科,甚至是在伊朗,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使用的大体上是同样的教材,做的是同样的习题。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经济学训练拾级而上,由易入难,由博转精;经济学还值得骄傲的是,它吸收了最优秀的人才,一流大学的经济系往往国际化程度最高,学生的素质也最高;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有重大的影响,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里有经济学家,大众媒体上经常见到活跃的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经常会到经济学的殿堂里接受培训,然后回到自己的阵地传播经济学的火种。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遇到了很多“瓶颈”,创新的动力明显不足。经济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整齐划一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有很多人指责经济学滥用数学,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击中要害。经济学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数学,即极值方法。消费者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他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效用的最大化。企业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资源的约束下寻找利润的最大化。政府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经济学的进步,无非是将极值方法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单个个体的最大化发展到同时考虑多个个体的最大化(博弈论),从确定条件下的极值发展到不确定下的极值,等等。其他学科,比如物理学、生物学也大量地使用数学工具,但它们所用的数学工具多种多样,变化极快,唯独经济学使用的数学方法仍然停留在原地。

经济学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经济学家原本也是各执一词,争吵激烈,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要“和平共处”。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统一”了,思想上也要“统一”,经济学界对异端思想表现得格外敏感,如果你跟主流的思想不一致,很可能会被边缘化,被发配到海角天涯,根本无法在经济学的“部落”里生存。这种力求“统一思想”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经济学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

经济学常常被批评为社会科学中的“帝国主义者”,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常会渗透到其他学科,更主要的是因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交流并非双向而平等的,别的学科向经济学学习的多,而经济学向其他学科学习的少。经济学变得日益封闭和自满,讨论的问题“玄学”色彩越来越浓厚,往往是其他学科,甚至经济学的其他领域的学者都不知道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交流就更加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的挑战。20世纪中叶经济学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战后重建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引起了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如今,我们正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阶段,经济增长前景不明,金融风险四处蛰伏,收入分配日益恶化,这些复杂的问题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济学或将进入一个反思、变革的新阶段,有可能迎来一次新的“范式革命”,年轻一代学者将在锐意创新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创新来自继承,也来自批判。机械工业出版社推出“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出版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的各类著作,其中既有精妙深奥的基础理论,又有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还有一些是经济学家们对自己成长道路的回忆。有一些作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有一些是过去大家了解不多,甚至已经淡忘的。这将是国内最为齐全的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系列丛书,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的经济学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头,眺望21世纪经济学的雄伟殿堂。





译者序


张碧琼 中央财经大学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专栏作家。他关于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91年,他获得了美国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专门授予40岁以下做出最杰出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同时,他在许多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在《纽约时报》上有自己的专栏。与许多经济学家不同,他不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政策品头论足,甚至对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政策问题也勇于批评。“保罗·克鲁格曼的声音是孤独的,他讲述着事实,揭穿华盛顿当局既无同情心又无实效的施政”(保罗·萨缪尔森);而在风格上,“克鲁格曼充满活力,见多识广”(小阿瑟·施莱辛格),他的文章清楚易懂、措辞诙谐,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克鲁格曼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亚洲经济蓬勃发展之际,发表了论文《亚洲奇迹的神话》,认为“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当时,这番评论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但不久之后,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就爆发了。克鲁格曼成功地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奠定了他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其二是他与奥伯斯法尔德所著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这本当今世界流行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曾被译为日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西班牙语、波兰语等在世界各国发行,其第4版和第5版已被译为中文,数次印刷,在中国有广大的读者群。

200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经济活动的地域特征和金融危机方面所做的贡献。克鲁格曼的夺标,仍然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学派的胜利,也延续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偏爱美国经济学家的“传统”。

本书主要由克鲁格曼3年中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组成,它刚一问世,就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书。作者通过一系列精彩犀利的短文,揭秘美国迷途因果,预言了美国的新危机。可以说,本书是成就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重要元素。

为了准确演绎作者原创,并与读者分享这份惊喜,作为译者,我不能不读懂这本新书,也不得不仔细认知作者的境界和睿智,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1.揭秘美国迷途因果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克鲁格曼对美国当时经济问题的评论和对布什政府政策失误的批评,囊括了从安然事件、布什减税政策到伊拉克战争、加州能源危机、经济全球化等各方面的内容。虽然克鲁格曼在书中称,最初《纽约时报》请他撰写专栏时,只是希望他写一些有关新经济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影响等方面的文章,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政治”。克鲁格曼有党派倾向和态度鲜明的个性,他大谈布什政府的政策缺陷,指责格林斯潘既越权干涉又推诿责任的做派。正是这样一本敢言的书,受到了广大美国读者的欢迎,连续数周被《纽约时报》列入畅销书排行榜。

2.通俗的经济学读本

克鲁格曼在书中说:“我的文章中有一部分被我称之为‘希腊字母式’的经济文章,是为专业性杂志撰写的深奥难懂的论文。但同时,我也为更为广泛的读者群撰写全球化经济方面的文章”。本书收录的专栏文章正是为普通读者奉献的通俗经济学读本。克鲁格曼以其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为基础,以丰富的信息、直言的勇气和犀利的笔调为广大普通读者勾画了一幅他眼中真实的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政策全景。即使没有学过经济学的读者也可以顺畅地读懂这本书,可以在克鲁格曼深入浅出的文字中,了解什么是庞氏骗局、“达不溜”双底、全球化的意义等。虽然本书不是“希腊字母式”的经济学著作,但我相信每一位经济学者都会认同这其实也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经济学读本,同时也会认同最浅出之作往往是最好的这一观点。

3.前瞻性的经济分析

早在20世纪末,克鲁格曼就因其成功地预言了亚洲经济的崩溃而名声大噪,而本书中他的许多预言也业已变为现实。如在2001年美国加州出现了电力危机,引发了各方对能源问题的关注。而克鲁格曼却认为危机只是假象,是“垄断势力和市场操纵的威胁”的作用,一年后,安然的丑闻被揭发了出来。

当时还在蔓延的华尔街风暴的起因,我们也能在本书相应短文中找到前瞻性分析。例如在“‘猪入蟒腹’之态”“退休金寓言”中,他分析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会出现严重问题,认为它“正无情地、缓慢地走向它的劫数”“使这个社会保障制度破产”;还有在“美国蔑视国际法”中,对美国不遵守贸易协定的霸道作风所带来的严重恶果的分析等,许多预言都正在或将要显现出来。这些分析不仅对于美国,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都具有警示作用。

4.敢言的经济学家

出于对布什政府的气愤,也出于一名经济学家的职业道德感,克鲁格曼一针见血地戳穿布什政府政策的各种谎言和失误。这在大多数媒体人云亦云的现今社会尤为可贵。

他指责布什政府的财政预算不过是骗人的数字游戏;其诸多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他背后的大集团谋求利益,但又以为中底层人士谋福利为借口;总是以反恐怖主义为名,利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而穷兵黩武……

许多读者佩服克鲁格曼的无畏精神,爱读他清新、泼辣的文字。有人说,读其文就如在沙漠中见到绿洲;有人说他是不可或缺的专栏作家,是充满谎言的政界里的真实声音;有人欣慰地说“感谢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人”;有人甚至称誉他为“当代左拉”。

5.幽默的经济语言

他的畅销教科书《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中的文字就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本书则更多了一分幽默。

在《安然丑闻背后》这篇文章中克鲁格曼开篇就给我们讲了个笑话,“一个农场主听到他的鸡舍里有可疑的嘈杂声,他便大声喊道:‘是谁在那儿?’那个贼回答说:‘这儿除了鸡以外没有任何人。’农场主感觉没事,就回去睡觉了”。当我们继续往后看到“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曾问过能源公司它们是否在操纵着市场,可它们的回答是:‘谁,你是在说我们吗?’这样就不了了之了”。我想每一个读者看到此处都会忍俊不禁。

本书中类似这样的幽默表达随处可见,这为揭秘严肃的经济政策问题增添了一抹亮色。

当然,克鲁格曼将美国现存的所有问题大都归咎于布什政府,被一些评论家称为“一边倒的经济学家”,这多少也体现出克鲁格曼较为强烈的党派性偏好。然而,由于本书的众多优点,它仍不失为一本不可多得的近距离、深层次了解美国政治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画卷式读本。无论是经济学人士,还是普通大众阅读此书都会受益匪浅。

此外,曹贤璐、和睦、杨雪莉、崔鹏、胡晖等同志参加了本书的翻译工作,我对他们出色的表现表示感谢。





致谢


创作一个专栏,尤其是在困难时期,最好不要一个人单独完成,非常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许多帮助。

首先,感谢《纽约时报》所有至关重要的人士。豪威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和阿瑟·苏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给了我这份工作,并说服我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他们是正确的(谢天谢地,《纽约时报》信仰评论自由的原则,并且愿意支持读者。)盖尔·柯林斯(Gail Collins)关注我的工作,并且一直给我很好的建议。

当然,比老板们更重要的是和你一起工作的人。这些专栏文章中的绝大多数是由史蒂夫·皮克林(Steve Pickering)来进行文字编辑的,他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传奇,最近已经拿到高额退休金退休了。如果你从未从事过这种工作,你可能很难意识到文字编辑工作到底有多么重要。特别是,事情有时会是这种情况:“只剩一行了,我还能删什么?”如果对这个专栏做出巨大贡献的史蒂夫或琳达·科恩(Linda Cohn)或苏·科比(Sue Kirby)对我说“我不是十分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时,你要明白,他们是在婉转地告诉我,需要做大幅度的修订了。

同时,我也要对诺顿(Norton)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表示万分感谢:德雷克·麦克菲力(Drake McFeely),他长年指导作者的工作;鲍勃·威尔(Bob Weil),他充满激情地推动着这一项目的完成;安·阿德尔曼(Ann Adelman)是另一位十分重要的文字编辑。还有埃文·拉佐维茨(Eve Lazovitz),她一直默默地为我做好后勤工作,使得所有工作都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最重要的是,我的妻子罗宾·威尔斯(Robin Wells),她给予我的不只是支持;她阅读了每一篇专栏文章的草稿,她是我写作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本书既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她的。





序言


隐喻可能会是耍花招的表现手法,但是曼哈顿的“债务钟”的隐喻却不是花招。

1989年,一位热心公益的商人安装了这座钟,希望以此警示政治家要对其渎职行为感到羞愧。用醒目的数字记录不断攀升的国债,而国债之所以不断攀升是因为每年联邦政府的花销远远大于它的收入,因此必须以借款来应付收支差额。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政府税收伴随股市开始上升,庞大的预算赤字第一次收缩了,继而变成了创纪录的盈余。于是在2000年9月,钟的主人将债务钟关停了。

然而,到2002年7月,国家再一次面临赤字的境况时,他又将它启动了。

联邦政府声称它们在与赤字进行的长期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但结果却是赤字很快又回来了。事实上,与之相比,赤字对近代美国历史曾经产生过更大的影响。而且,随着预算的好转,美国的许多其他指标也好转了。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是一个衰落的国家,不论是在经济、社会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那个时期最畅销图书的书名是《哪里出了错》(What went wrong)。而好像在这十年的后期,美国自己奋发图强了,经济开始复苏,工作岗位变得充足,上百万人变得富有,预算赤字被创纪录的盈余取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犯罪高峰期也到了尽头,大城市突然变得比几十年前更为安全了,这真令人惊讶,未来看起来是出乎意料的光明。

然后,这样美好的年景不再有了。2003年,美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可能还有政治体系和社会的问题——好像又一次浮出水面。整个国家笼罩在焦虑的气氛中,有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公众认为整个国家正在向错误的方向行进。

这本书的内容,首先是关于美国向错误方向行进的纪事,其次是解释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民众那充满活力的乐观主义什么时候为再度的低落情绪所替代。同时,也试图解释美国怎么可能衰退得如此之快,以及为什么领导层会制定如此糟糕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领导层的故事——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领导方式上,领导层都很糟糕。这实际上是特别针对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的指控。海伦·汤姆斯(Helen Thomas)是一位资深白宫通讯员,他认为布什是“整个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我对此并不敢肯定——因为历史上还有很多糟糕的总统。但是,那些前任总统在领导国家时,因领导不力或渎职所造成的损失,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整个世界都远远少于现在。

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由我在2000年1月至2003年1月间为《纽约时报》的专栏所写的文章组成。我希望读者会发现本书的结构要比系列短文部分更为严谨,也就是说本书将专栏文章编辑构成一个连贯的故事。我简短地介绍下我是如何开始创作这些专栏文章的。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背景。





消沉的年代


20世纪90年代,所有事情看起来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例如工作岗位增加了,股票价格上涨了,预算赤字转变为盈余了,甚至连犯罪率都下降了——早些年消沉的情绪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退了。直到2000年,已经很少有人记得1992年流行于整个国家的恐慌了。然而,恐慌却成为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情景。

如果你是那些认为国家的强大是以军事上的成功来度量的人们中的一员(而现在正是那样的人在管理着国家),那么1992年公众的消沉情绪可能看起来令人疑惑。在军事上,美国处在世界霸主地位。许多人担心海湾战争将会变成另一个越南战争,然而最终它却成为美国军事力量的一次展示。美国已经而且现在一直是世界的一个超级大国,而且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

然而海湾战争这种壮观场面的展示不会为我们付账。当今时代人们习惯于将美国的萧条和日本看似不懈的经济增长进行比较——有人称,“冷战已经结束,日本赢了”。无论你是否赞同美国是日本不正当竞争(事实并非如此)的牺牲品的说法,都到美国该醒悟的时候了。

虽然日本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堪——它很快就经历了经济衰退,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引以为戒的故事——美国的经济灾难也够得上不堪了。当然,1992年统计学家曾宣称1990~1991年的衰退已经结束,但是1991~1992年,仍旧是“失业型复苏”的一年,即GDP增长但失业人员也同时持续增加的时期。对于普通的美国公民来说,这就是一种持续的衰退。对于想设法保住自己工作岗位的工人来说,情况已经很糟糕:近20年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一直连续停滞或下降。传统工业,如汽车、钢铁行业,这些普通工人可以挣到不错收入的行业,似乎也一直在衰退,贫困率在上升而不是下跌,20%以上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自1964年以来的最高比率。

流行文化是深层意识觉醒的一个反映。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大片《毁损》(Falling Apart)再现了被解雇的工人盛怒的爆发,《大峡谷》(Grand Canyon)是犯罪威胁的写照,《旭日东升》(Rising Sun)则是美国衰退和日本崛起的纪实。

关于新技术的美好前景又如何呢?在20世纪90年代,美好的前景似乎破灭了。可以肯定的是,新技术将我们包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结果就是美好的。越来越多的工人配备了电脑,每一个办公室都有了传真机、移动电话,同时,电子邮件也已经开始普及,但是好像这些都不能使失业状况得到改善,或者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后来成为一位知名的美国成功人士,私下里告诉我,他认为高科技的美好前景纯属“胡说八道”。

首先,不管是在私人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美国人民对他们领导人的幻想都破灭了。在每个机场的书店里被作为特色推荐的是一排排封面上印有武士形象的书,这些书宣称可以传授读者日本管理的秘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日本人似乎知道如何经营现代企业,而在于美国企业的管理者好像不知道怎样经营企业。所有最时兴的小设备好像都来自日本,不仅“美国制造”不再是质量的保证,而且许多消费者开始不信任美国货。令人失望的是,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尽管失误、无能,却获得了过多的报酬,而乔治·W.布什总统此时却带着汽车企业的执行官们去日本要求经济上的让步,这一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国家关系的灾难。

这个社会对我们政治家的尊重已经越来越少,1992年选举中最令人关注的事情并非老布什落选了,而是罗斯·佩罗(H.Ross Perot),一个少数派候选人,获得了19%的选票。在一个第三党派从来没有兴盛过的国家,这一选票代表了民众对传统政党领导人的不信任。

简单地说,这并非最好的年代——并且许多观察家预测情况将会更糟,在未来8年中,美国将会经历一场令人惊讶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美好的年景


通常,人们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情况确实是在好转。你可能会说悲观主义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一种习惯。直至1995年冬到1996年冬,虽然看不到持续下降的失业率,但是各种报纸却充斥着关于警告失业和企业减产的标题。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运动中,支持竞选者鲍勃·杜尔(Bob Dole)的经济学家攻击克林顿政府,称其经济复苏是萧条的、低于平均水平的经济复苏。少数党派的经济学家知道得更多,但他们仍保持着谨慎态度,因为他们见识了太多错误的预言。最终,情况变得很明朗,令人难以否认:美国经济的确正在恢复。同时,看起来整个社会也正在恢复。

关于经济复苏幻想破灭的一些陈述,试图否认克林顿时期的一切施政得当的措施所创造的奇迹。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末狂躁的乐观确实超过了事实,但国家的实际成就也是惊人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工作机会增多了——比几十年以来都要充足得多。在1992年至2000年之间,美国公司的在册名单增加了3200万工人,这使得失业率下降到了30年来的最低值。全民就业意味着人们有了工作机会,许多曾陷入贫困的家庭可以摆脱困境,从1960年以来,贫困率首次大幅下降。还有其他成果,如社会指标得到改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末,纽约市出现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经出现过的社会安全的状况。

如果工作机会的增多让人印象深刻,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每个工人生产的数量增加则更令人印象深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非常缓慢:每年只有1%的增长——那是美国经济最大的失败。而劳动生产率低正是普通美国家庭生活水平停滞甚至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没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不可能产生持续的工资增长。但在20世纪90年代,劳动生产率腾飞了;10年间,它的增长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而且工资也终止了它们长时期的停滞状态。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被提高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信息技术时代已经到来,所有的计算机和网络最终显示出了它们的力量。然而,也可以理解为,企业领导者也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由于日本出现经济不稳定,美国商业重获了自信,美国商人变成了领导者。那是一个首席执行官被看作超级明星的时代,那些超级明星把超额的工资带回家,成为理所当然的事。美国看起来形成了一种巨大刺激产生巨大成果的机制。

然后就是股票市场。1992年年底,道琼斯指数为3500点,而到了2000年,它已经激增并超过了10000点。然而股票市场的许多投资者仍感觉自己是失败者。他们错过了真正的大收益,比如科技股让许多人瞬间变成了百万富翁。从1929年以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快速致富似乎那么唾手可得。同时,官方的声音还向我们保证,还会有更多增长,道琼斯指数很快就能达到36000点。

仍然有对股票市场持怀疑态度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最初对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奇迹也有过一些怀疑,而到2000年,我相信了。但我仍然认为股票价格与其实际价格不符)。我们这些人依照外国经济学家的观点,对股票市场的危险性再次显现后会发生什么感到十分担心。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美国经济与10年前日本的“泡沫经济”间存在着一些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而在日本股票市场崩溃之后,日本那原本看似不可能停止的经济增长陷入了极度的混乱状态,而且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然而,即使泡沫破裂,20世纪90年代也确实使我们有理由乐观。日本的问题是因为不当的领导而加剧,而人们预期美国的经济领导能力是强有力的。

在克林顿政府早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在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的支配地位尚未完全确立之前,我本人就是一个十分严厉地对新总统的经济智囊团提出批评的人。但是10年过去之后,鲁宾主义经济获得了成功。首先,比尔·克林顿敢于提高税收以帮助缩小预算赤字——这是一项需要巨大勇气的行动。而他的继任者,乔治·W.布什,却因为增税政策而遭受辱骂(虽然罗纳德·里根已经撤销了他自己削减税收的一部分政策);保守党人预测克林顿的增税政策将使经济遭到削弱,不过,他成功了——作为奖励,他得到了经济繁荣和预算盈余。

此外,华盛顿方面证明了政府在处理危机方面的灵活性和有效性。1995年墨西哥比索遭受冲击时,当局又一次顶住了严厉的批评,勇敢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帮助我们的邻邦解困。然后,一场更为巨大的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了。1998年秋,这场危机波及了美国,因为俄罗斯拖欠它的债务,使长期资金管理公司——一个管理巨额套期保值资金的公司垮掉了。金融市场迅速瘫痪:在实际意义上,借贷流动都已经停止了。

我在参加一个会议时,美联储的官员向与会者介绍情况;当被问及我们能做什么时,他回答:“祈祷!”鲁宾和艾伦·格林斯潘设法成功地发出了一个冷静的信号——还记得人们真正崇拜财政部部长时的情形吗?然后市场复苏了。在1999年早期,《时代周刊》以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以及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作为封面,称他们为“拯救世界的委员会”,这虽然有些老套了,但确实也恰如其分。

然后,在新千年的开始,上苍保佑美国,赐给我们成熟而有经验的经济方面的领导人,让他们在压力下仍会做出理性决策。他们将坚持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他们将为防止重演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的失业型复苏而采取快速有效的措施,不会让经济陷入日本式的衰退。甚至我们这些认为自己是悲观主义的人,都基本上是乐观的;我们只是认为股票行情看涨的投资者应该保持警醒,但未来将会是一个使所有人都满意的结局。





哪里出了错


喜欢讽刺挖苦的周刊《洋葱》(The Onion)称自己是“美国最好的新闻资源”——而在最近几年,那已经不是事实了。2001年1月18日,该周刊的新闻故事版报道了总统选举中乔治·W.布什的一次演讲,他声称:“长期困扰我们的和平和繁荣的噩梦结束了”。然后,这样的噩梦却发生了。

我们美好的年景出现了什么问题?对许多人来说,感受最深的转折点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人民对安全的梦想破灭的时刻。但对我来说,这一转折来得比那更慢也更广。

我并不是说轻视恐怖主义。任何关注过中东事件的人都知道美国是恐怖主义的目标。你可能还记得最初每个人都预测1995年俄克拉何马市的爆炸与某教教徒有关。恐怖主义专家一再警告我们几年内将有一天会发生针对美国国土的大规模袭击——然而“9·11”的超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对我们还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沉重打击。我们知道,确实有人想要伤害我们;他们最终得手一次并不足为奇。

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就在我们美国本土,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政府领导的企业表现都是失败的。

有些人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存在着商业过剩,虽然他们的观点曾经很难受到重视。但这过剩的范围和严重性要比任何人意识到的都要巨大得多。我们知道太多关于在所谓牛市上,存在着大规模公开鼓励的或隐蔽的公司不正当行为的事实。谁能想象得到,那些被商业院校称赞并作为大型现代化企业典范的著名公司,却在某种意义上采取了“庞氏骗局”的欺骗方式(事实上,确实已经有人这么提醒过,但他们被当作怪人不予理睬)。

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政治体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不成熟。曾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负责任的领导是如此失职。在2000年选举中,乔治·W.布什提出了一项税收计划和一项社会保障计划,很明显这是建立在伪造的数据基础之上的浮夸计划。而媒体更多关注人权政策,避免去解释这些计划的详细情况。同时,艾伦·格林斯潘看来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民主党在位时,他是简朴和财政风纪的坚定倡导者;白宫易主后,他变成了一个为不负责任的减税政策进行辩护和促成其实现的人,甚至在面临攀升的预算赤字时也是如此。

此外,这个新政权既没有长期的责任感,也没有其前任的短期的灵活性。最初,布什的经济计划包括逐步按计划实行大幅度的长期减税。到2002年,很明显这一计划的实施存在缺陷。就像他的父亲那样,布什领导了一次“失业型的复苏”——经济增长但新的工作机会的增加却很慢,所以大多数人发现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这种经济状况非常需要短期的繁荣,而非长期的减税。而且,预算赤字的惊人恶化也意味着长期减税不能再继续。然而布什的助手仍坚称他们于1999年经济泡沫鼎盛时期制订的计划正是解决当前经济困难问题的正确途径。在2003年年初,当他们最终好像意识到了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时,他们制订了新的“刺激”计划。这一计划在实践上不过是原计划的克隆:除了长期减税,这种利益也主要由富人获得,几乎没有什么能刺激现在的经济。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除了保守的经济意识形态在发生作用外,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美国政策的改变是更大的事情,也是这本书导言部分的核心主题。





为什么是我


我从2000年1月开始为《纽约时报》撰稿。当时,无论是我还是报社都不知道我会写出什么来。

我以前和现在都是一个贸易方面的经济学教授,我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我的文章中有一部分被我称之为“希腊字母式”的经济文章,是为专业性杂志撰写的深奥难懂的论文。但同时,我也为更为广泛的读者群撰写全球化经济方面的文章。到1998年为止,我有两个固定的专栏,一个在《财富》杂志,另一个是在线杂志《批评》(Slate),这两个专栏的一部分文章也被收录在本书中。

1999年夏,《纽约时报》与我联系,邀请我为该报的社论版撰写专稿。当时豪威尔·雷恩斯是该报的版面编辑,他感觉到那时美国是一个公事公办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因此《纽约时报》需要扩大它在社论版的评论,主要关注不同于传统的国外事件和国内政策模式的新问题。他们期望我能写出关于新经济难以预测的变化、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反映其他国家糟糕政策的文章,他们并不要求我在国内政策上花费太多时间,因为每一个人都假设美国的政策将会保持合理性并对国家负责任。

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尝试,涉及的领域有经济和商业。正如你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本书中的专栏文章中有一部分是直接的经济分析,而没有政治因素。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政治。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在讨论令当局十分不舒服的那些事情的真相。

为什么是我呢?

在这些日子里,我发现自己经常被指控为一个习惯性的自由主义者。但仅仅在几年之前,真正的习惯性的自由主义者一点也不喜欢我——一份杂志甚至发表了一篇隐讳的故事来抨击我赞成资本主义的观点;我还保留着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寄给我的那封十分气愤的信,因为我批评了他对全球化的抨击。如果我已经不再经常写文章攻击右翼,那是因为右翼现在当权——而且管理能力很差。这并不仅仅表现为政策很差,而且表现为不负责任,此外,我们的领导人还对他们究竟在忙什么撒谎。

我比许多专家更早地指出布什当局令人不能忍受的不诚实。为什么我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事情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我从未被诱惑进入政客的各种报告模式的圈套中。在这样的报告中,政客们给出了相应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但却不顾事实的真相。我自己做计算,或者在需要的时候请一些真正的经济学家教我有关我所写题目的知识,然而,很快我们就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处理的问题是世界级的谎言,而且它发生在美国。对此,我并非全然孤立。在过去几年中,我注意到了一件事:商业记者,看到伪造的数字时他们知道那是伪造的,经常会指控领导人无耻的谎言,甚至不理会政治专家正在赞美那些领导的所谓刚正的品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商业记者的文章关注问题的面比较窄,很少会涉及政治评论。由于我有更广泛的资料,在社论版对页上还有一席之地,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我愿意从不同角度去看问题,反映所见所闻。评论家们主要由居住在华盛顿并参加同一个晚餐聚会的人组成,这本身就产生了一种集体的看法。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故事的主线来将记者的观念定型。“9·11”之前,这个故事的主线是乔治·W.布什不善言辞,但十分诚实;“9·11”之后,新的故事主线是他是一个英雄,意志坚定、道德高尚,是“拯救世界的得克萨斯州游骑兵”(是的,一位著名的学者的确这么写过)。而那些压倒性的、可以说明这些描述与事实一点也不相符的证据却轻易地被忽视了。

然而,我并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来自新泽西州中部,一直过着一个大学教授的生活,所以我从未陷入被定型的假设中;而且,我不会被一般的手段吓住。大多数记者所买卖的股票都得到了高层泄露的内部消息,来自与权威人士的近距离单独采访,这使他们可能会为来自特殊途径的建议所诱惑;也可能被挤走,被毁坏前程的警告吓住。但是,我总是根据公开的数字和分析来做出回应;我不需要与高层保持体面的关系,所以我也不需要像许多记者那样屈从于他们。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过去3年中,我用大部分时间勾画了一幅世界的全景,这幅全景与大多数其他主流专家的观点十分不同(网络评论家履行了文书的责任,但他们不用每周两次受到上百万人的猛烈抨击)。这本书中的一篇专栏文章的题目是《官商同流合污》,在一个大多数专家都在赞美我们领导人的勇敢见地、技能和高尚道德的时代里,我看到混乱、无效和不诚实,这不是一个流行的观点,特别是在“9·11”之后的头几个月里。我是对的吗?请阅读这本书并做出你自己的判断。





本书的结构


我试图使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按年月顺序排列的专栏文章的集合。当然,这其中也有按年月顺序排列的因素:因为每一篇文章都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完成的,当一个新的现象明显地展现出来后,我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就有了发展。我把这些专栏文章依照其主题进行了分类,每一个主题都放在一“章”中,集中分析一个特定的问题。我也加入了一个关于政治背景的导言,并且在每一个独立主题部分的开端又加了一个附言,使这些文章具有更为广阔的视角。

这些专栏从美国股市泡沫的涨落开始,包含了所有与之相关的内容。正如这篇文章所说的,我总是一个对股市持怀疑态度的人,虽然正如你将要看到的,我并不十分坚定。我对外国经济问题的关注是我分析美国问题的基本依据,一旦泡沫破裂,美国将会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我又一次在最初时没有预料到这一问题。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没有预料到美国的公司体系会如此彻底地腐化堕落。

然后,本书转到了有关财政预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这是一个关于债务预言的故事。一开始,据我看来,乔治·W.布什的计划不是计算出来的,显然,他和他的同僚在所有重要的数字上都撒了谎,而他们的计划将把原有的预算盈余挥霍掉。事情就像我担心的那样发生了,但比我预想的还要更快,也更为严重。当我写到这儿时,当局才勉强承认他们继承的2300亿美元盈余已经变成了3000亿美元赤字——而且你应该知道,这还被低估了。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过失呢?在第三篇,我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试图了解美国政治出了什么问题。现在,对我来说,好像许多理智的人,不管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都一样,仍然没有明白——正如我在这些文章中解释的那样,真实的政治世界要比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所想象的更为严峻和可怕。

在过去几年中,我不仅动摇了对我们政治体系的信念;同时那也是对自由市场的一个反省,即事情经常是这样的:即便是一个很好的事物,有时也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差错。第四篇描述了过去几年市场体系出现的一些失败,包括加州的能源危机、阿根廷的大灾难等。

当然,这对整个世界或者经济世界要比对美国的盛衰具有更大的影响。本书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得出了结论——一个对全球经济的概览以及我们理解它所需要使用的工具。

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这不是一本令人愉快的书,它的内容涉及失望的经济状况、糟糕的领导以及当权者的谎言。但请不要绝望,美国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可修复的问题。但修复工作的第一步,是要明白这一系统哪里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导言 变革的势力


在刚刚过去的三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情——股市下跌、经济丑闻、能源危机,还有环境恶化、预算赤字以及经济衰退、恐怖主义和问题重重的联盟。现在,最终发生了战争。我主要从经济的角度,对所有这些事情进行描述。但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解释的那样,因为越来越多地谈论经济的原因,我开始涉及政治方面。在美国本土,最近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与一个政治事态的演变有关——这个事态就是激进的政治运动占据统治地位。

当然,我是在谈论美国激进的右派正有效地控制了白宫、国会、大多数大法官以及很大一部分媒体的运作。在其控制下,所有事情都改变了:关于政治和政策的所有旧规则都不再适用了。在本导言中,我将对它的发展以及它所造成的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介绍。





政坛的巨变


大多数人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巨变有多么可怕。在2000年大选中,很多人认为没什么攸关前途的事情发生;在布什当局执政的头两年,许多专家也坚持相信激进的保守党派扭曲政坛只是暂时的情况,布什在巩固了自己的基本地位之后,将会转向核心工作。而且,公众仍对我们领导人到底有多激进毫不知情。一个惊人的例子是:2001年秋关于共和党提出的反对可追溯公司减税提案的焦点团体测试[1],在测试中焦点团体的成员们竟然十分刻板地不相信该团体组织者对此提案政策的描述(这一提案在第10章《偏袒富人的减税》中有描述)。

因为序言中所述的原因,我比其他人都更早地认识到了事态的激进化程度。作为一位专业的经济学家,我赞成将官方的声明与现实情况分开来看;作为一个媒体圈之外的人,我并不是华盛顿文化的一分子,而在该文化中,指出当权的政治家采取的隐蔽行为与他们所声称的目标没什么联系,将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太合适的做法。但看看那场灾难的废墟,我意识到连我都不明白事情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让我来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早在2001年,许多自由党人都认为不必对布什在财政上的不负责任感到大惊小怪。他们说减税不是个好主意,但这并不重要。但到2003年,进一步大幅减税的提议盛况空前,不仅在面对创纪录的赤字时有人提出,而且在战争期间仍在盛行。法院多数党领导人汤姆·狄莱(Tom DeLay)称,“在面对战争时,没有什么比减税更重要了”。

另一个例子是:那些称共和党人利用“9·11”事件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人,被斥责是在破坏国家的团结。而共和党人自己却这么做了——实际上,在2002年的选举活动中,共和党的支持者们宣称民主党参议员汤姆·达斯勒(Tom Daschle)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有联系。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大多数人对事实的认知如此缓慢?就在把本书放在案头时,我发现了另一本书,它居然能十分恰切地描述现在的情形。这不是一本新书,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撰写的,内容是有关20世纪的外交策略。





变革的势力


让我们追溯到1957年,那时亨利·基辛格是一位才华横溢、抨击传统观念的年轻哈佛学者,后来他成了一位愤世嫉俗的政治掌权者,再后来成了一位资本主义领袖,他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的重建》(A World Restored)。大家可能不会认为一本关于梅特涅(Metternich)和卡斯尔雷(Castlereagh)的外交能力的书与21世纪的美国政治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本书的前3页就让我脊背发凉,因为它们看起来都与现在发生的事情有那么紧密的联系。

就在这前几页,基辛格描述了目前为止还算稳定的外交体系面临一种变革势力时将会发生的问题——这种力量不接受现有体制的合法性。虽然他很清楚地暗示,将外交的失败与20世纪30年代极权主义者的统治进行充分比较后,找出了二者的相关性,但由于这本书是关于滑铁卢战争之后欧洲的重建问题,他心目中的变革势力是指法国的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和拿破仑(Napoleon)(注意:指出相似性并不意味着表明其内心确信二者是相同的)。对我来说,这好像十分清晰:我们应该把美国的右翼——它现在正实际操纵着当局、国会、大多数大法官以及很大一部分媒体——看作基辛格所指的变革势力。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当权者不接受我们现行政治体系合法性的运动。

我夸大事实了吗?实际上,有十分充足的证据表明,现在管理国家运行的各团体的要员相信,某些成立已久的政治和社会机构原则上都不应该继续存在,并且他们也不接受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

设想一下,以我们都理解的政府福利为例——包括新经济计划,如社会保障及失业保险;大型社会保障计划,如医疗保障方案。如果你读了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文件,正是该机构影响了布什当局的经济思想体系,你将会发现一份十分激进的施政方案:传统基金会不仅想废除新经济计划和大型社会保障计划,它还认为正是这些计划的存在违背了其基本原则。

我们来讨论一下对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国际组织基础上建立起其外交政策,并且试图清楚地表明它不是一种旧式的帝国主义力量,即在它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就会使用武力。但是如果你关注那些煽动了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党智囊团的外交政策观点的话,你就会明白他们轻视所有那些说法。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五角大楼的主要顾问团的主席发出了“由国际组织实施的国际法通过的安全政策的自由主张”,声称他们绝不会在使用武力这一问题上有丝毫犹豫。一位与当局关系密切的著名的思想家,美国企业研究院的迈克尔·莱丁(Michael Ledeen)声称,“我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我们热爱战争”。有关伊拉克战争只是一系列壮烈战争的一个序幕的想法,一开始看起来像是左派分子的幻想,但许多与当局有密切关系的人都表明他们仅仅把这场战争看作一个开端。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告诉以色列的官员说,在伊拉克之后,美国将“修理”叙利亚、伊朗和朝鲜。

而这些都还并非故事的全部。教会和政府的分离是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汤姆·狄莱,议会多数党的领导人,告诉选民他正在努力促进“双边世界视野”,比尔·克林顿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激发了他对克林顿的把柄穷追不舍(狄莱也谴责学校向学生讲授进化论,甚至把科罗拉多州科伦拜中学的校园枪击事件也归咎于教学工作)。

甚至现在存在着这样一些疑问:管理这个国家的人到底是否接受合法性来自民主进程这一观点。《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保尔·吉戈特(Paul Gigot)盛赞“资产阶级暴乱”,即暴力的抗议者在迈阿密罢工,使得投票得以重新统计(那些暴徒,后来被证实,并非愤怒的公民,而是受雇于政府的特务),同时,据他的密友唐·埃文斯(Don Evans),现在的商务部长说,乔治·W.布什相信他是受上帝的召唤来领导这个国家的。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2000年大选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引起胜利者一方丝毫的谨慎和谦卑。考虑一下,安托尼·斯科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的如下反应,当他被一个学生问及在做出大选结果是布什获胜的最高法院的决定时,他有什么感觉,是否感到极度痛苦呢?对结果感到担心吗?“不,感觉很棒。”他回答说。

你设想一下我刚刚认真描述的景象,你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当权的人实在是不喜欢美国现在的样子。如果你把他们表面上宣称的施政方案组合起来,你会发现其目标似乎是这样的:建立一个国家,它基本上没有任何国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主要依赖于武力来加强它在国外的力量,在这个国家里,学校不讲授进化论,而讲授宗教,在这个国家选举很可能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

然而,现在采取强硬路线的右翼分子当权派,自称他们正是在试图实现那样一个激进的目标,因而经常被指控太“过”于断然地采取行动。当然,常识告诉我们应该对浮夸的言论持怀疑的态度:右派们的目标比这个景象所描绘的更为具体,或者他们就是我所描述的那样?

让我们再回到基辛格的著作。他描述了现状维持派面对变革势力的挑战时的麻木反应,这对解释近两年来美国的政治和媒体的当权派对布什当局的激进主义行为的反应同样适用:

现状维持派被一段看起来好像会永久持续下去的稳定所麻痹,认为变革势力想要打垮现有体系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他们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策略对待变革势力:好像变革势力的变革声明仅仅是一项口头策略;好像变革势力只不过是为了达成目的才夸大问题来提出条件,其实它真的接受现有体系的合法性;好像变革势力只不过是由某种不满情绪所激起的,完全可以用稍微的让步来摆平。那些及时对局势的危险性提出警告的人被认为是危言耸听,而那些提议见风使舵的人被认为是知权衡和合情理……但是,变革势力的实质是拥有坚持其信念的勇气,即死心塌地、真正热情地推行它的原则以达到其最终目标。

正像我说的那样,这段话让我脊背发凉,它如此贴切地解释了——由于现状维持派的麻木,政府已经在推行其激进的政策了,一点也没有遭到社会的质疑或有效的抵抗。为了对此做更详尽的解释,让我举两个例子:2001年的减税政策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减税与战争


从表面上看,战争和经济政策没有什么共同点,并且在通常时期,它们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然而布什对减税政策的推销及其对伊拉克战争的推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第5章和第6章讲述了2001年减税政策的故事,让我先来做一个提前的介绍。布什作为候选人最初在1999年开始介绍他的减税建议,以使其右翼的可靠性更加稳固,并同时抵抗来自共和党的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的挑战。任何一个对当代政治历史熟悉的人都知道福布斯代表着共和党,他们总是想为富人减更多的税,而不在乎经济环境如何。毕竟,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都努力使大规模减税的提议得以通过,无论是在好的年景还是差的年景,无论是面临赤字还是盈余。一个准确的评价应该是布什已经得到了总统地位,并且他的目标十分激进——正如它们看起来的那样。像《纽约时报》的丹·奥尔特曼(Dan Altman)指出的那样,如果你把当局的税收建议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它将有效地达成一个激进右派的长期目标:所有资本收入税的终结,使我们转变到这样一个体系,即只有工资需要缴税——如果你愿意,在这一体系中挣来的钱是要缴税的,不是挣来的钱则不用纳税。

在税收问题上,关键是右派多多少少表明了他们的意愿——正如基辛格说的那样——“击垮现有的体制”,在这一事态中,就是指我们所知道的美国的税收体制。然而美国的政治和媒体当权派却不相信布什真的是想要达到那样一个目标。不考虑布什政策背后的支持者是激进主义者这一证据,甚至温和主义者也使自己确信布什的目的是有限的,他可以对有限的胜利而感到满足。进一步地,他们不想承认布什激进的目标,温和主义者表面上接受了他的当局为其不变的政策寻找的总是在变化的理论依据。起初,对公众以及许多民主党议员来说,减税的目的是扭转过多的盈余。2001年的投票使税收很快就前进到了那一步。然后,当盈余消失后,减税的目的是提供短期经济刺激。再后来,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他们并非为了实现那一目标,减税的目的又变成了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直到现在,许多本意良好的政治家和记者都很难面对现实。

那战争又怎么样呢?

关注了外交政策讨论的人都知道右派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们决心与中东进行一场战争,而另一个方面就是减税。追溯到1992年,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时任国防部副部长(2003年是常务副部长)试图推行现在人们广为了解的“布什主义”的官方防卫系统,包括他写的被称为介入伊拉克的文件,以及对其他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合法性文件。迪克·切尼(Dick Cheney)时任国防部部长,一开始赞同该观点,在面对公众的反对时,他退缩了,但他和很多其他在当局关键职位上的重要人物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直还在继续煽动一场伊拉克战争,并努力将先发制人作为一项普遍适用的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或应该很清楚了,入侵伊拉克的目的,正如减税一样,并非是真正对当时事件的一个反应(在这一事例中是“9·11”事件);它不过是早就存在的更为激进的施政方案的一部分。在减税那一事例中,政治和媒体的当权者不相信右派真的是在追求他们所宣称的目标。相反,大多数人深信布什当局所提供的不断变化的所谓理论依据。与伊拉克的战争最初被证明是正当的,原因是提出了萨达姆·侯赛因和“基地”组织之间有联系。但当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确有这种联系时,除了当局在继续尽其最大努力说服公众之外,事件演变成了萨达姆制订了核计划(当局故意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概念曲解成包括化学武器,以混淆这一问题——但在搜索范围内并没有发现有毒气体,也没有真正对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把公众吓住的只是蘑菇云的景象)。将这一计划考虑在内,许多温和主义者确信:与伊拉克的战争是个好主意,同时国会也为布什推进战争开了绿灯。

最终,相信伊拉克制订了核计划的说法遭到了质疑。两项证据之一的伊拉克购买铝管被证实是一个错误的解释:那些管道并不适合他们所宣称的用途——铀的加料器。另一关键证据,据称可以证明伊拉克从尼泊尔购买铀的文件,被证实是伪造品。但那时,布什还在向美国推广这样的理念:美国通过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会使该地区形成民主的潮流——一个理想的目标,又一次得到了许多本意良好的温和主义者的支持。只有一次,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攻击了这场战争,大众相信他受到了政府部门高层的约束。他宣称伊拉克战争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在此将冷战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将会是一场包括叙利亚、伊朗以及伊拉克的冲突。

有这样一个模式,事实上,在能源政策、环境政策、保健政策、教育政策等政策方面也都是极其相似的。在每个事例中,布什当局制定政策的官员都曾有持激进观点的历史,这也意味着当局本身有激进的目标。然而在每一个例子中,当局都通过另外的伪装来使温和主义者再次确信——通过为它的政策提供理论解释,使之看起来并非都那么激进,而且,在每个例子里,温和主义者都采取了姑息的策略,试图部分地迎合当局,他们对政策的激进主义和不信守承诺的迹象都轻描淡写,不予关注。年轻的基辛格是对的,习惯于安定的人在面对一股变革势力时,不能使自己相信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在对付它时是无力的。

我应该承认我并不十分肯定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体系,面临如此激进的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富人们干得很好,但是为什么他们对那些看起来那么遥远的事情如此仇恨呢?比方说收入的再分配。公司繁荣发展了,那为什么废除恰当的环境法规的要求如此强烈呢?教会的所有控制都是有效的,那为什么还会有对教会和政府分离的攻击呢?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从未这么大过,那为什么这破坏了我们的联盟并且增加了军事的投资呢?越来越清晰的是,右派想做上述所有事情,为什么我们这些不同意该目标的人不做出反应呢?





新闻的规则


在这样的时代,首先要搞清发生了什么。作为一个业余记者,我把这称为新闻报道的规则——也就是如何来讲故事。这对任何想从新闻中获得有意义的信息的人来说,都同样适用。

1.不要设想那些政策建议如其措辞所陈述的目标那样有意义

当你面对一股变革势力时,认识到它想要做什么和它将会为推进其目标创造任何借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不要假定它所陈述的代表其行动的声明有什么意义。就像我在第7章中解释的那样,布什计划使社会保障私有化并非是使停滞不前或无效的金融体制变得更强大的方法——这对其所宣称的目标没有任何作用,实际上只会加剧该体制的问题。在2003年初,布什当局提出的关于减税的建议被说成是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计划来对外宣传。然而当美国联邦预算办公室——其新任领导几个月以前是为当局工作的——试图评估这一提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结果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它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相反,大多数独立的分析家预测,一场与伊拉克的战争将会增加而不是降低恐怖主义袭击的危险性。

记者们发现处理各持己见的公众的争论十分困难;由于记者自身的倾向和所经受的训练不同,他们总是试图对一个问题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使是想象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正在他提议中撒谎,要发现这一点都是十分困难的。我听说,当我在我的专栏里开玩笑地说,如果布什说这个世界是萧条的,那么报纸上的分析头条应该是“重塑地球:不同的观点”(Shape of Earth:Views Differ)时,有些记者十分气愤——每一个气愤的记者都认为我这是在嘲笑他。

公正地说,当一个人评价日常的政治活动时,假定当局在制定或对或错的政策建议时原本出于好意,是有意义的。但当一个人评价的是一场变革运动,一场不接受现行体制合法性的运动时,做这样的假定就毫无意义了。革命运动不会考虑游戏规则,也不会对他们的目标感到内疚。《华尔街日报》的大卫·韦塞尔(David Wessel)采访了白宫的一名助手,该助手称其记录的每一件事都与记录相反。当韦塞尔对此表示反对时,该助手回答:“我为什么要撒谎呢?因为那就是我应该做的,对媒体撒谎不会刺痛任何一个人的良心”。

2.要做一些功课来发现真正的目标

对于2003年布什提出的减税提议,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公认的经济理论可以证明它对创造短期就业机会有任何帮助,而据称该提议将会逐步降低资本收入的税收,但实际上在它实行的第1年却没有省出多少钱来。然而当局官员却仍在吹嘘他们的计划是一个创造就业的策略。他们从哪儿得出了错误的答案呢?不,并非真的是那样,不管官员们说什么,经济增长都不是他们的目标。

而且,要勾画出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也并不难,正如我上面指出的那样,激进的保守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取消所有对资本的税收——而那是当局的提议有效执行后将会出现的结果。因此,理解政策的方法就是看一看设计者在向公众推销他们的计划之前,想要的是什么。

要想挖掘事实的真相,有一条普遍的原则,那就是做一些功课以找出这些人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指的并非是那种深藏的动机;通常情况下,真正的目标就在公众的视野范围之内。你只需找出那些推动该政策的人在向广大公众推销这些政策之前说了些什么就可以知道了。当你知道现在管理林业政策的官员之前曾是木材工业的说客,你就可以推测“健康森林”的提出,并非为了有效防止森林火灾,而是在该政策下,允许木材公司砍伐更多的树;当你知道议会多数派领导人曾说他办公的目标是推进“双边世界视野”,你就可以推测“基于忠诚”创制权的动机并不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实施社会服务;当你知道伊拉克战争的设计者,在10年里一直想要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你就可以推测这场战争与对“9·11”事件做出回应没有任何关系。

对记者来说,这又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他们不想让自己听起来像疯狂的阴谋理论家。但找出右翼的真实目标其实一点也不疯狂;相反,假设这其中一点也没有阴谋倒是不实际的,尽管他们在公开场合的有关说词是那么令人信服。

3.不要设想那些常用的政策规则是有效的

华盛顿方面长期以来都有出丑闻的惯例。某官员的某些尴尬的故事被人揭露了,然后媒体开始渲染这个故事;很快这个官员悄悄地辞职,然后一切如常。

所以,当布什当局的官员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人们期望发生同样的故事,但这次却并未发生。史蒂芬·吉列(Stephen Griles)一个煤矿工业的说客,被任命为内政部常务副部长,之前他曾涉嫌一起能源开采纠纷——但他仍然在那个职位。托马斯·怀特(Thomas White)前任安然总经理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他因被揭发在安然虚构无形利润而离开了安然——但他仍然在做参谋长。理查德·珀尔,国防政策建议委员会主席,被揭发参与商业交易,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利益冲突原则的强烈质疑——但他只是被降职了,从主席降到了成员,他仍然在任。当然,总统和副总统也都不客气地拒绝了对他们商业生涯中所存在的问题的质疑。

为什么常用的规则失效了?因为那股变革势力不认可现行体制的合法性,他们认为没有义务按规矩办事。是否有线索表明当局全体人员都有丑闻呢?不管怎样,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以及《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不会对这个故事追根究底——相反,如果他们把这当回事儿的话,会扰乱其报刊的销路。没有任何关于国内安全问题处理的抱怨吗?一个突然出现的恐怖主义警告把这个故事给压了下去。“但他们不该那么做!”有理智的人们反对说,并且一个正常的社会制度也不会那么做。但我们这儿涉及的并非一个正常的社会制度,我们面对的是一股变革势力。

4.对这股变革势力进行抨击,观察它就批评做出的反应

不接受现行体制合法性的变革势力也不承认他人有批评其行为的权利。任何指出其问题的人都会遭到毫无保留的反击及报复。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例,2003年4月,约翰·克里(John Kerry),下一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人中的领先者,告诉一位观众说,“我们现在需要的不只是对萨达姆·侯赛因以及伊拉克的社会制度的变革,我们需要的是在美国进行一场社会制度的变革”。以政治上的花言巧语的正常标准来衡量——包括在战争时期——这都并不过分。举例来说,在1944年的大选中——也就是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潮时期,上百万美国军人正在前线进行激战,而托马斯E.杜威(Thomas E.Dewey)为了竞选,称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是一位“劳累的老人”。据我所知,没有人认为那是叛逆的。毕竟,如果你不批评现任者的话,你不可能进行自由的选举——自由不正是我们努力争取的吗?

容忍批评的传统,甚至是在战争时期,都继续存在着。再举个例子,汤姆·狄莱,在1999年的选举运动中就科索沃问题对比尔·克林顿总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克林顿造成了公民的牺牲并呼吁停止这场战争。有些人竖起了眉毛,但狄莱的政治生涯并未因此遭到损害。

然而现在,一股变革势力控制了白宫,规则改变了。“克里议员在美国正处于一场战争的时候建议更换美国的主要领导人,他严重地触犯了原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如是说。许多共和党政治家也附和,质疑克里的爱国心(这种情况在克里是一位授勋的越战退伍军人这一问题上也同样发生了)。

克里的经历不过是最近一系列质疑或批评当局的人被丑化成魔鬼的众多事件之一,他们的道德品质遭到质疑,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的职业生涯也被毁了。就像我提到的那样,共和党宣传说,民主党议会领导人汤姆·达斯勒与萨达姆·侯赛因有联系。

这就是人们对预期会发生的事情的判断。布什当局因其对不同意见毫无包容能力而臭名昭著,甚至连基本上是站在他一边的人都这么认为。《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共和党(也称元老派,G.O.P)的法律制定者和说客称布什当局对朋友和联盟使用的策略无比残忍和具有报复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反映布什家族的价值观;但这也是你可以对变革势力给予的预期。这里有基辛格的更多相关阐述:“变革势力最突出的特征并不是它感觉受到了威胁……而是没有什么可以使它消除疑虑,只有完全绝对的安全——反对者保持中立——它才认为是足够的保证”。

5.不要认为变革势力的目标存在一个限度

当2001年减税政策被推介出来时,许多温和主义者低估了它的影响力,称之为20世纪90年代增税政策的一个适度倒退;尽管他们不支持该方案,但他们认为让布什达到目的不是个多么坏的主意。当调整减税的预算计划被证明过分的乐观时,温和主义者要求当局重新考虑它的计划,并相信他们会听取意见而且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而当局却用推行更大规模的减税来进行了回应。在第一轮,对减税政策投了支持票的议员们,费了很长时间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对基本上相同的政策却投了反对票。

直到现在人们才开始渐渐了解这个值得重视的观点,即当局的真实目的一直以来都是减少资本收入的税收。如果不能限制税收系统的正常实行的话,那就大幅度地削减——而最初温和主义者的姑息消除了这个目标最主要的障碍。而且,我并不十分理解,对资本零税收和对工资低税收是否满足了当局的野心。是不是还需要对税收进行一次针对所有人的民意测验?

很相似的问题,很多温和主义者支持伊拉克战争——认为这只是美国对待危险的、残忍的独裁者的一个特例。但越来越清楚的是:当局内部人士的观点是,伊拉克战争仅仅是“布什主义”的开端,按该计划,美国的力量将会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进行扩张。已经在第一步上作了让步,温和主义者发现他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支持推翻其他独裁者,美利坚霸权统治下的和平就要来了。

右派分子肯定有一个真正努力想要实现的目标。它可能将使我们的税收体系变成穷人要比富人支付其收入的比例更大,但不会让富人实际支付的税收比穷人少——或者这也会实现?战争可能会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和伊朗,但美国不会用武力威胁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或者这也会实现?我不知道右派的施政方案将会在哪儿止步,但我知道绝不要假设它能对有限的让步感到满足。站在布什当局一边一直信奉温和主义的专家,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总是错的。基辛格再次说中了:“变革势力的实质是拥有坚持其信念的勇气,即心甘情愿地、真正热情地推行它的原则以达到其最终目标”。

我猜想许多读者,如果没有仔细考虑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的描述。就像基辛格说的那样,“对危险提出警告的人被认为是危言耸听的,提议见风使舵的人被认为是知权衡和合情理的”。但到目前为止,危言耸听者总是被证明是对的,我们能做什么呢?





认清事实真相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了情况有多么严重,也许加拿大广播公司(CBC)《60分钟》的安迪·鲁尼(Andy Rooney)说得最好:“唯一真正的好消息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统治时期什么时候会结束”。

什么能让这真正的好消息更快点儿来呢?

如果你希望实现这一转变,你必须相信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是真正支持右派的施政方案——整个国家的民众要比它的管理者更慷慨、更宽容,他们不是军国主义派。并且我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不是因为右派分子以国旗作为伪装达成了其目标,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会十分强烈地反对自己国家正在前进的方向。

我对巨变有一种看法——也许只是一个希望,那就是:在这场运动中,美国人民注意到了发生了什么,意识到了他们良好的初衷和爱国心被滥用了,从而停止支持破坏我们国家中最美好事物的势力。这一时刻究竟会什么时候到来、如何到来,我不知道。但有件事是清楚的: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努力去发现并报道正在发生的事实真相,它就会到来。

[1] 焦点团体测试是依照特定标准选出一群人,测试其对某项政策的反应,从而推测符合该标准的所有人群对同一政策的评价。——译者注





第一篇 美国的泡沫问题


让你触目惊心的情形是:商业的重力加速定理不起作用时,聪明的年轻人放弃了上大学,却立即成了千万富翁。你从未听说过的公司突然间价值200亿美元,它们用其过分溢价的股票去控制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公司。任何人只要拥有了股票特别是科技股,那可就发财了。这些人丝毫感觉不到失败甚至是羞耻。我的同事,《时代周刊》的专栏记者毛瑞·多德(Maureen Dowd)的儿子问:“爸爸,股票市场是牛市时,你会做什么?”

一些人会告诉你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的过度发展为当前经济的混乱埋下了祸根——现在我们不得不为那个年代的泡沫经济付出代价。尽管这种观点有一点点真实性,但它与整个故事相比还是相差甚远。正如我们在书后面所看到的,经济和政治中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以及高度有组织的右翼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些长期因素都导致了目前的经济不景气。一些特别事件,如“9·11”事件,这种有意制造的危机也起了很大作用。这么多麻烦事的出现影响了白宫人员的声誉。然而,你可能还是不太清楚为什么今天我们不用回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过热现象。因此,本书的这部分就来解释不合理的经济过热现象以及它所导致的结果。

当道琼斯指数上扬超过10000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扬超过5000点时,几乎没有人举旗警示,这真是很奇怪。有充分的数据反映出股价已经严重偏离了安全线:像市盈率这些标准的股票定价方法,都可以测出股价严重偏离了警戒线。在股票市场大幅上扬的时候,也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我便是其中的一个。然而一些有名望的聪明人却为股价上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合理的解释。第1章是在我成为《纽约时报》的专栏记者以前写的,我尝试着推翻那些所谓合理的解释说法,并解释那些平日里的聪明人为什么那时候思维混乱了。

那些怀疑股价的人们并不是真的担心当市场重返现实时,投资者会损失一大笔钱,而是担心随之而来对经济的损害。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20世纪20年代股市的泡沫化之后,随之而来的是1929年的金融危机,接下来便是经济大萧条。幸运的是,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无须再处理严重的金融危机,而最近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却做了许多努力——关于这方面我知道很多例子。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我可以算作是一个救护车后的追赶者:我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印尼到日本这些陷入困境的国家的经济情况。结果我知道了,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泡沫破灭前我们的经济情况是正常的,牛市过后对金融市场信心的丧失还是会导致经济危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因为美国经济对上述症状是免疫的,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第2章将讨论国外的经济危机以及这些危机给我们的启示。

美国该如何应对经济泡沫破灭的年代?即使是悲观主义者们大体上也认为我们的经济领导人、权威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能在股价回落时有效地避免不良的经济后果的产生。但是作为经济学家,从国际角度来看,我十分清楚日本的历史——日本作为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同时也制造了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金融泡沫。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把结果想得太乐观。当日本的股票市场下跌时,随之而来的是延续至今的长期经济萧条。换句话说,即使一个领导强势、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误。结果就是,美国也经历了日本模式的经济衰退这一过程。第3章记载了美国经济如何滑向衰退以及试探性地逐渐恢复增长的过程(通常把经济增长同时失业人员也持续增加这一现象称之为“失业型复苏”,但是我总认为“增长型衰退”能更好地表达这个意思)。这一章也提到我对美国经济政策不抱幻想的感觉日益强烈,因为格林斯潘努力的效果不大,而布什政府又很不情愿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考虑。

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的原因更令人困惑了,它变得很复杂不仅仅是因为股价的暂时高涨。在一个股价上涨不被人注意的年代,就像在一个寒冷的、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可以看出美国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在新世纪的转折点已经开始腐烂。在以下这件事上我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先见之明:当市场处于牛市时,有些人寄信给我说一些大公司在做假账,但是遗憾的是,我没把这当回事。然而,当时最有名的安然公司被称赞为现代公司的榜样时,它却破产了,我才看出以下暗示:如果这么有名的公司都采用“庞氏骗局”的欺骗方式的话,其他公司就更不可能守法经营。事实上,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泡沫经济都是由于公司不法行为所引起的。

第4章评价了商业欺诈的动机和技巧。它也告诉我们许多人并不想听的故事——我们现任国家领导人卷入这场丑闻的程度。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乔治·W.布什和迪克·切尼就是通过这些骗人的伎俩暴富的,虽然他们所获得的财富比起像安然和其他卷入丑闻的公司的管理者所获得的财富来说算不了什么。以下是故事的另一部分:当我们真的需要另一个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时候,我们却被那些卷入丑闻的人领导着。本书的后半部分是更多的有关这些问题的阐述。





第1章 非理性繁荣


非理性投资者的7种陋习 [1]




我同其他人一样欣赏有关金融市场的理论。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刚刚获得了诺贝尔奖,该理论被认为可以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定价起到辅助作用,对此,我并不怀疑。然而,除非你5个月以来一直待在寺庙里,否则,你肯定已经注意到了最近市场的异常表现。直到1997年7月,东南亚的经济“奇迹”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投资者欢欣鼓舞地将数十亿的资金投到当地股市中。然而,到了10月份,依然还是这些投资者,却全力地把资金抽逃出来。毕竟,谁都可以看出东南亚的经济管理有多么腐化堕落、无法挽救。而9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中国香港举行会议时,每个成员都对中国香港采取的经济政策表示了赞赏,正是这些政策使香港在国际大环境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免遭其不良影响,并保持着繁荣发展的态势。但1个月后,不仅中国香港的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巴西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一并被带入了低谷。

市场的问题到底应归咎于什么呢?我最近参加了一个货币投资经理的会议,有机会聆听了来自市场的声音,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市场的声音。他们合计能控制上千亿美元资金,因此,当他们发言时,我仔细聆听,主要是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来。他们肯定很聪明,因为如果他们不聪明,他们怎么会这么富有。下述即为我所了解到的:正是借助于以下7种陋习,形成了主导世界的完全无效的市场。

1.只关注短期利益

在该会议上,有一部分人试图探讨有关长期问题,即关于美国企业未来5年可能达到什么样的收益增长问题。但这类问题很快因为学术性太强而被搁置到了一旁。但请注意: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即使是一个短线投资者,也应该关注长期的情况。本年度的股票价格取决于本年度的盈利情况以及人们对明年价格的预期。而明年的价格又将取决于明年的盈利情况以及明年人们对后年价格的预期……那么,考虑今天的价格时,就应该把对未来利润的预期考虑在内。实际投资者应该知晓这一原则。

2.贪婪成性

很多人一直在谈论他们在大调整之前如何预期一个最终价格以及他们如何计划把市场价格在高位再支撑一段时间的体会。这些做法也许是对的,但如果你真的相信股价是被高估了,你又怎么自信能够正确判断价格不可避免地下跌的时间?企图得到那些不可能的额外收益的人可能会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

3.轻信愚言

一些货币投资经理声称亚洲市场已经超卖,投资者应该在市场开始转变后再买进,就如另一些人宣称美国市场被高估了,可他们总是要等到市场开始走弱时再卖出。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如果对你而言,市场的转变非常明显,那对其他人而言不也是很明显的吗?不言而喻的是,他们似乎都相信这一策略是安全的。因为他们认为总会有其他人极为愚钝,要等到真的太晚时才能注意到转变的开始。

4.羊群效应

你曾经可能认为投资团体有兴趣听取他人的不同观点,比方说有人认为美国濒于严重的通胀,或者日本已经为一个高速的经济复苏做好了准备,又或者欧洲货币联盟将会失败,而这些观点对传统的观点形成强有力的挑战。但事实并非如此:少数胆怯的持有不同观点者常常会被大多数人奚落。显然,投资团体希望强化传统观点而不是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

5.过分教条

当我听到投资团体谴责日本公司不具竞争力、管理不善和无力关注决定性因素时,我十分震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所有日本公司都是这样的。能够仅以80日元对1美元进行出口的人必须至少有点“变魔术”的本事。数年以来,大量资深作家的书籍和文章不正是把日本的管理方法作为研究的经典对象吗?事实上,它们从未真的那么出色,但它们的水平也肯定比现在的口碑要好。

6.追随潮流

我参加该会议本希望听到一些关于“新经济范式”的讨论,这一范式断言科技和全球化意味着所有旧的规则都已经被否定了;此前6年来没有通胀的增长将会无限期的持续下去;我们正处在一个为期20年的高速发展时期的开端等等。当然,这样的教条基本上没有意义,但不管怎么说,我可以很快地确定这种范示究竟是什么,就像《魔法奇兵》中所说的,“那是5分钟之前的事了”。所有的规则都被再一次修改了。虽然在此之前,我们处在技术性恢复的轨道上,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可怕的全球通货紧缩的新时代的边缘,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因此,这又是一个新的新经济。

7.运作他人资金

就像我说的,如果与会的那些人非常聪明的话,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呢?我猜想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是雇员,而不是资金所有者;他们仅仅是在试图为自己赚钱,或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有长远的计划。从长远的角度看,除非生命终结,你不可能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另外,一个人运作他人的资金时要把握独立超脱的界限是十分困难的。当其他所有人都犯了错误时,你犯错误并不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你可能会损失一份奖金,但不太可能丢掉你的工作。然而,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是正确的,只有你犯错,那就会……因此,每一个人都关注同一短期数字,试图追随潮流,相信那些无聊的现行经济理论。

聆听这些人对钱的高谈阔论,我感到非常紧张。毕竟,这些人有能力将资金汇集到一个国家的市场上,然后,也可以突然地将资金抽回,创造一个以十分惊人的速度发展的潮涨潮落的兴衰周期。我认为他们不会对美国这么做,我相信格林斯潘,但对这一点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

[1] 《财富》1997年12月29日。





冰川纪来临[1]


我越是看到美国股市高涨如牛,越感到我们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心理危机。我并不是说这种心理危机大得如同“猛犸”,而仅仅是借喻这种已经绝迹的大象来对我们面临的心理危机做一个解释。

如果你了解心理学的趋势,你就会知道弗洛伊德已经过时了,达尔文正时兴。进化论的精神分析法的基本命题是我们的大脑的奇妙设计有助于适应环境,但遗憾的是这种设计所针对的并不是我们几个世纪前开始创造的被称之为文明开化的环境,而是人类发展并在其中生活并持续了200万年的环境。

现在,我们都是迷失在现代大城市中的远古群居狩猎者。因此,理论家说,我们很多的坏习惯正是根源于此。我们在没有冰淇淋的时代渴望糖果业发展;我们在没有小报时热心于传播小道消息;我们在没有席琳·迪翁(Celine Dion)时对传统音乐充满热情。我们有狩猎大象的风范而不拘泥于蝇头小利的投资本能。

试想我们回到进化论所称的过去祖先们所适应的环境。假定有两个原始部落,假设为穴居熊氏和穴居牛氏,它们是邻居。虽然它们住得很近,但是它们却世代相传的依照两种不同的策略进行捕猎。穴居熊一向将逮兔子作为一种生活安全战略,而且一头熊每天可逮一只兔子,逮更多的可能性小,但是兔子仅仅是兔子,那么小。相反,穴居牛要冒很大风险去狩猎大象,也不知道何时或能否逮到一头大象,但一旦有收获,却是兔子无法媲美的,因为大象就是大象,那么大。

现在假定一两年后有了分晓。穴居牛做得很好,它每周捕获一头大象。一段时间后,穴居熊本能地嫉妒了,并且仿效牛的战略来分享牛的财富。当然,这是一种在远古环境中很适宜的自然本能。各种影响狩猎猛犸的因素有:有利于草料生长的天气、将大量牲畜带到猛犸生活区域的迁徙方式等,看起来这些因素会一直存在。因此,仿效以前所采取过的有效策略是一个好主意。

如果我们将这种远古部落移植到现代金融领域,至少根据金融理论,这些本能原则的运用并不恰当。有效市场理论假定,所有关于公司的可获得消息都已经反映在现行价格中,未来价格的运动自然是不可预测的并且服从随机游走规则。然而,现实中,人们已经从资本市场中获得丰厚的收益的事实使你没有理由再相信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根据有效市场理论,理性投资者应该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如果你的邻居去年在股票市场获利丰厚而你只是持币观望,这不应该是你现在可以投入股市的理由。但是,假定由于某种原因使股票市场价格一浪比一浪高涨,你的MBA知识会教你:“哇,这一市盈率看起来毫无道理”,但你的史前遗传的编码指令却高叫着:“我要大象肉”,并且这种本能是难以抗拒的。

而且,有时候,这种本能有自我强化之势。如果仿效牛的战略的人越来越多,则意味着每个狩猎者的“大象”收益会越来越少,而在现代金融社会中只要交易在持续,牛的增加却会形成更大的资本收益。尽管有投资收益不佳的传闻,但因为大量新的买单者的涌入,中介会告知你过去几个月市场一直在攀升,结果让更多的人后悔错失了良机,然后奋不顾身地进入市场。但迟早有一天,新入市的人会减少甚至消失,到那时该怎么办?

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人们所希望发生的事情。老练的投资者会有长远的打算,能够利用市场的潮涨潮落循环而套利。可能,当然只是可能,市场依旧。因为智者或有远见的人士已经理解新经济能够产生更多的收益,并且共同基金的兴起消除了投资者过时的风险溢价的要求。但我的看法是,那些具有长期战略眼光的人士由于微薄的收益正在被逼到崩溃的边沿。你现在能够获得的一种可能解释是,现在价格的合理性的判断不是严肃的经济学理论,而只是合理化的说辞。

这些整体的情形让我后怕,可能是我没有理解这个社会,或者说是我头脑太愚钝以至无法理解这个新时代。但如果你来问我,我会说冰川纪正出现在地平线上。

[1] 《财富》1998年5月25日。





庞氏骗局[1]


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不是第一个对鲍德勒尔(Bowdler)博士和波依克特(Boycott)船长所从事的行业感兴趣的人,但他已经加入这个行业。他们的名字将作为滥用的代名词而被记入史册,而庞齐的名字则在欺诈事件中被记录:他巧妙地用新投资人的金钱补充旧投资人的资金亏空,创造了一个经久不衰的成功经商的虚幻神话。

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的著作《非理性繁荣》给我们解释了庞氏骗局。该骗局的第一步是编造一个诱人的、复杂的利益机会,而这一机会又是难以检验的。该骗局的业务涉及国际邮政回执票据,或其他在多数的情况下获利丰厚的业务,例如阿尔巴利亚造假者甚至对投资人声称他们正在经营营利性洗钱业务。

确切地说,所有其他步骤就是制订时间表并进行宣传。首先,一个初始投资机构被拉进这一计划,而且这一机构通常规模较大以吸引公众关注,但又不十分庞大;然后一个更大的机构进入,其资金则足以被用于抵补第一个机构的资金缺口,然后又获得第三个机构进入,以致更多。如果这一资金链条不断裂,先期进入的投资者赚大钱的故事就会到处传播,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或机构加入。这种持续进入的资金链条最后会消除投资者的疑心,但其不良的后果是明显的。在美国,投资人熟悉这种欺诈的手法,但为什么不在他们开始运作之前让其停止呢?你可能以为,希勒对庞氏骗局的分析主要源于一种对历史事件的好奇心。但希勒博士对历史事件本身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利用对这种骗局的分析引出一些更严重的情况。

假设,有一套新技术,这套技术是真实的,这使事情的发展更有传奇作用。假定一些公司的运作要依赖这些技术的应用,它们也完全是诚实的公司,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获利微薄,我们也相信它们最终将会获得巨大的经营收益。当然如果要赚钱,甚至仅仅维持账面上的平衡,它们也必须继续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支付设备、应付款等。仅仅由于技术革新这一真实的原因,该公司的股票价格持续上涨,使先期投资者获得巨大的资本收益。这就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盟,推动公司股票价格进一步上涨。

如果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较长,甚至数年,那些怀疑者将开始感到后悔,于是他们不再理性,而那些股票持有者的理性则更是进入冬眠,他们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虽然看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诚实的,但一旦进入庞氏骗局后,没有一个“庞齐”不是欺诈者。

看到“非理性繁荣”这一书名,你就能猜想其中的玄机。近年来股票市场价格飙升,巧合地成为庞氏骗局成功的一个佐证,但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问题最终总会爆发。可以说,该书实际上主要关注广义市场范畴的机构(大多数成员是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员),但读起来好像是演绎技术类股票的传奇。这就是一本我希望更多人研读的书,但我怀疑,是否每一个读者都能悟解其中的道理。

你看,股票持有者现在开始担心公司的信用问题。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很多人不仅怀疑技术类公司的前景,而且怀疑技术本身的重要性(我有负罪感),那些说明生产增加、收益增加的新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正是公司情况有多么糟糕。

从逻辑上讲,虽然你承认技术革新的真实价值,但如果你断言每一个技术公司的价值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谁会相信你?现实的情况是,理性的投资者(至少他们有些理性)正在遵循利惠公司战略:让别人加入淘金的狂潮,我们供应淘金者所需要的物资。可能的结果是,出售网络基础设备的公司货真价实,而网络公司的价值是虚幻的。

此外,如果你观察一下,在最初纳斯达克指数疯狂地增长到几千点时,那些未能获利的人,试图为其损失的时间所做出的补偿的话,你会感到十分惊异。从现在起80年后,如果不十分清楚这些术语从何而来,你知道什么是“比佐斯法”(bezosified)模式或“高通”(qualcommed)模式吗?[2]

[1] 2000年3月12日。

[2] Bezosify和Qualcomme是美国两个公司的名称,前者为一般公司,后者为科技网络公司。克鲁格曼用这两个公司为基础构词,代表两种不同的企业运作模式。——译者注





道琼斯,哦,道琼斯[1]


罗伯特·希勒在金融市场不合理现象方面发表了很多见解,比当时其他的经济学家对此方面的贡献大多了,他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描述了1年前,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超过10000点时,美林公司制作的一个广告,在广告中它们声称“即使那些像我们一样长期以来遵纪守法的公司都不得不在一旁待着说道‘啊’”,随后的股票市场图表旁标注了标题——人类的成就。

然而在那个年代,蓝筹股的投资者们被利率的持续变动吓倒了,与其说经历更多惊吓,倒不如说经历更多痛苦。周五道琼斯指数再次飞涨到10000点以上,这时却预示着另一条道路。不久之后我们会不会看到另一张题为“人类的失败”的图表呢?

好的,好的,当时艾伦·格林斯潘尽力了,但却没能抑制住过热的经济行为,道琼斯指数仍比1996年12月高出50%多。而其他股票指数并未像道琼斯指数那样看起来那么令人后悔不迭:标准普尔指数比它1年前的水平稍高,而纳斯达克却因为科技股比重高而成为非官方“新经济”的领头羊,不断创造新的纪录。

但是时下正是财富消化时期:尽管所有的争论都是关于格林斯潘先生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但市场所展示的问题是谁将拥有未来?

道指走势的名气甚至使我们忘了这是个问题。在史蒂夫·博都(Steve Bodow)所著的让人忍俊不禁的书《1997排名》中“道特卿”(Dow te ching)一文写道:“道琼斯并不存在,但所有东西都存在其中,好,只有30只股票存在于其中,但它看起来像是更大的交易”。当我们谈到总体股价时,用宽泛的道指代替是一种习惯,我也是这样做的,还有更多的人将其扩大化,好像道琼斯中的股票代表了所有美国公司的未来收益。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假如你买了道指,你只是拥有了指数中那个现有公司股票的未来收益。

那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差别:在道指上做多头,你必须相信不仅美国的资本主义会繁荣,而且今天的大公司也会同比例地分享这种繁荣,不是今后几年,而是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我的意思则更为长远也是这样。举个极端的例子,1999年的畅销书《道指36000点》(James Glassman and Kevin Hassett)中的计算所显示的今天道指公司利润的增长将会达到所有公司利润的水平;作者认为公平价值的一半来自2070年以后的项目收益(事实上,即使你买的股票不够36只,差不多是20只,但这对结果仍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你会相信70年后道琼斯指数中的公司——不是届时的道指公司,而是现在的道指公司——其利润在所有公司利润中占的比例会跟今天的一样吗?投资者哄抬纳斯达克的股价,更不用说那些投资首次发行股票的人。他们相信whatsit.com网站很可能会成为明天的“微软”,同样,今天的通用电气甚至微软,也可能成为明天的“西尔斯”和“锐步”。作为一个稳健的道指的多方,你必须相信新经济必将属于这些老公司;为了给科技股股价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必须相信未来属于这些暴发户;你要相信两种信念都正确。

然而,两种信念可能都是错的。希勒先生认为,整个市场,不仅仅是道琼斯,都会因为投机泡沫而膨胀起来。我有同感,但并不完全相信。正如我家附近的奶油比萨饼店里的电视节目现在变成了CNBC而不是ESPN,泡沫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特征都很明显。我不知道现在纳斯达克的价值是否是正确的,但我不认为它没有价值。

在任何情况下,道琼斯指数的下跌并不能成为整体经济下滑的佐证。只要就业率高,通胀率低,我认为蓝筹股能跌的时候就让它们跌去吧!

[1] 2000年2月27日。





金钱的算术[1]


经济学家常常并不是最好的投资者,因为他们想得太多。正如那个著名的例子,一位虚构的教授,拒绝捡起掉在地上的100美元,因为他假设:如果有钱掉在地上的话,肯定已经被别人捡走了。

无论如何,小心谨慎在商业界可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或者说是一笔起反作用的财富。一般人在面对大规模、无风险的收益时,就如面对躺在街道上的100美元,就当是别人由于某种原因掉了,他们会努力拾起它。但是一个聪明人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假设那样的机会会落到自己身上,他当然也不会把那样的假设作为家庭预算计划或者储存社会保障金计划的基础。

在历史上,股票是一种非常好的投资选择,这是一个事实。对于这一事实,最广为人知的证明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他在其专著《股市长线法宝》[2](Stocks for the Long Run)中指出,在整个20世纪,无论谁打算长期购买和持有某项投资品,买股票几乎总是比债券好。因此,在风险和收益间不需要做权衡:在此时期内,买股票就一定是一项比债券更好的投资。结果却是,人行道上躺着一张100美元(实际上是数十亿美元),因为某种原因,没有人把它捡起来。

许多人可能会误解该说法的意思。它并不是说有什么自然的法则保证股票总会是一项完善的投资;它只是说在历史上,股票的价格被低估了。因此只要能正确理解风险有多小,就可以不必支付那么多钱来获得公司收益的请求权。

然而快到21世纪时,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市盈率,即1美元公司收益的价格——上升了。在西格尔教授所研究的时期内,在平均水平上,价格不到收益的15倍,股票投资者平均能获得7%的实际回报。而现在,市盈率平均有30倍那么多。这是非理性的繁荣,还是投资者最终听取了西格尔教授的劝诫?不管怎么样,那100美元现在已经被人捡起来了。如果股票投资者现在获得其收益所有权,要支付他们以前所需支付金额的两倍,又如果利润在将来会像它在以前一样增长,那么投资者们现在只能预期赚到历史回报率的一半而已。

并且,许多为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提出计划的人,这当中当然有乔治·W.布什的幕僚,坚持股票就是答案,而且他们相信以下假设是有保证的,即股票将会一直产生7%的收益。如果你试图说明购买一份美国企业股比以前贵多了,他们只会重复说,历史上股票是一项完善的投资技术。也就是说,昨天100美元在那儿,因此,它现在肯定还在那儿,对吧?

顶级的经济学家居然那么容易受如此幼稚谬论的影响,是因为其主观的想法胜过了分析,还是这是一个屈从于政治需要的诡计呢?近期布什先生的一些言论证明了美国旧式的诡计仍在发挥着作用。

在5月15日的讲话中,他请他的听众“考虑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使一个工人只选择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即随通货膨胀调整的美国政府债券,他仍会获得两倍于社会保障金回报率的回报”。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如果你意识到社会保障体系将它所有的资金投向何处(猜是什么)——美国政府债券时,这会让你更加震惊。但对此的解释,即使政府官员不明白,布什先生的幕僚也会十分明白,就是现在的工人不仅在为他们自己以后的退休支付金钱,还在支撑着当前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如果你认为那只是一个小问题,那么当允许工人把他们支付的保障金投资到其他方面时,目前的责任该如何承担,就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了。让我来帮你确认一下:如果让我来设计一种可以拯救社会保障系统的没有痛苦的计划,当然没有任何困难,但条件是,你要允许我假设该系统的大部分保障责任会魔法般地消失。

或许“魔法”并不是一个十分恰当的词,那“巫术”怎么样?

[1] 2000年5月28日。

[2]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创造和破坏[1]


注意你手中的骑士股票!上周,股市分析师詹姆斯J.克莱默(James J.Cramer)亲自宣布,因为他已经对科技股市场失望了。他曾经因为对这一市场感到无比乐观而出名。更具体一些,他的失望主要来自科技股“四骑士”:戴尔、微软、英特尔和思科。

而就在同一周,《商业周刊》网络版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了“新经济的四骑士”——其中也有思科,但其他三个则分别是甲骨文公司(Oracle)、EMC公司和Sun公司。大多数人也许不清楚这些公司在做什么(连我自己也有一点儿弄不明白),有意思的是克莱默先生所列举的都是与个人电脑有关的公司,而那篇文章里列举的则是全部关于计算机网络的。这解释了为什么不仅克莱默先生失去了信心,广大的投资者也普遍感到了失望。这种失望情绪让纳斯达克从它的夏季最高点跌落了20%以上。就把这当作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报复吧。

近些年来,熊彼特,这位战争期间移居哈佛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新经济的代表。这一地位一部分要归功于他早期的研究;年轻时的熊彼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写作,他认为持续的技术变革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他是首位认识到这一点的著名经济学家。但他现在的名声则主要源于他在其事业后期所引入的一个观点,当在谈到技术时他称其为一种“创造性破坏”力量。

有人可能会怀疑商界人士推崇这个措辞只是出于不当的理由——因为这可以让他们所做的事听起来比实际更加有吸引力,或者是因为这似乎给市场经常制造的困难和不公正找到了理由(并非巧合的是,熊彼特常受到如《福布斯》等右翼出版物的青睐)。但即使是被滥用了,这一措辞也仍然十分绝妙:新技术的确既创造又破坏。具体来说,每一项新技术都破坏或者至少是减少了传统技术和传统市场地位的价值。

但投资者们和他们的分析师们真正了解那意味着什么吗?仅仅在几个月以前他们显然还不明白。他们确实为正在进行的所有新技术带来的创造感到欢欣鼓舞,而彻底忘记了其破坏性的部分。或者他们可能认为破坏只会发生在传统经济的公司。

科技公司有时会有很高的市盈率,这是因为投资者们从微软和英特尔那里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技术市场是一个倾向于“胜者通赢”的市场,一个公司在某项新技术上获得先期优势,便很有可能将这一优势转化成一项长期保持并从中获利的垄断权。所以投资者们愿意为这些公司支付高价,以期望它们能成为下一个“微软”。

但并不是每个科技公司都能成为另一个“微软”,而且毋庸置疑,没有人想占领一个无利可图的市场。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科技股开始滑坡了。而那些已经赚到大钱的市场赢家们——在主要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并从中真正获利的公司——身价已持续上升到了其盈利额的数倍。

现在所发生的是,一些传统的新经济公司那令人失望的盈利额提醒了投资者们,创造性的破坏不仅仅局限于那些“恐龙”们[2]。一个在某项令人振奋的新技术(如光学纤维或无线网络)上略有优势的小公司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英特尔”,而英特尔自己则可能成为下一个“IBM”。但如果一个公司只在某项技术上有优势,它就有可能会由于更新的技术占据中心地位而变得更加没有价值。

那该如何解释当前的科技股滑坡呢?这点可以从两个相反的方面来解释。一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市场反应过度了,投资者们被传统的新经济公司令人失望的业绩挡住了视线,而无视正发生在新经济公司里的那些骄人的成就。二是投资者们意识到科技公司也终会衰落,就应该对他们愿意为这些公司所支付的资金予以限制,即使是那些前景光明的公司也不例外。技术进步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步伐可以让大公司猛然崛起,同样的,也可能意味着这些公司只是昙花一现。

[1] 2000年10月8日。

[2] 喻庞大而传统的公司。——译者注





比萨饼法则[1]


由于憧憬和畏惧、贪婪和妒忌作祟,长久以来,对股市做一个理性的探讨是很困难的。如今政治又参与进来,进行这样的讨论就更加不容易了。股票高回报率的承诺在今天看来都与20年前的拉弗曲线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换一种说法就是,它帮助政治家们,特别是那些想实行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政治家们,为“不劳而获”披上了漂亮的外衣。

但仍然有人讨论股市价格的前景,而且各方都有着不同的观点。

去年,股市看涨人士主宰了股市的舆论,但最近我们一直听到很多来自有经验的股市看跌人士的声音,像《非理性繁荣》的作者罗伯特·希勒或《华尔街价值投资》(Valuing Wall Street)的合著作者安德鲁·史密瑟斯(Andrew Smithers)和史蒂芬·赖特(Stephen Wright)。他们的观点很简单:根据历史标准,当前的股票价值超出了常规。当前,平均每个公司的市盈率是其历史平均水平的两倍多;“q”值,即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基础资产价值之比,也是一样的情形。而在以前,市盈率或“q”值过高经常预示着将会发生资本流失。因此,这一观点当然不容忽视。

然而未来将会和过去一样吗?有经验的股市看涨者,比如1993年颇有影响的畅销书《股票长线法宝》的作者杰里米·西格尔指出,投资股票在历史上曾是一项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的确,那时候投资股票是如此的精明,以致人们愿意支付比实际价值更高的价格。所以根据历史标准看起来很高的估价也许不能代表非理性繁荣的魔力上升,而只能说明非理性悲观主义的下降。这个观点也理应受到重视。

不过,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如此复杂的牛市所存在的局限性。股票的长期回报率倾向于和盈利收益率——人们经常谈论的市盈率的倒数——相等。因此,即使你认为股票的风险还不是特别高,这只能说明股价已经足够高了,以致盈利收益率——进而股票的长期回报率——不会高出无风险资产(如债券)的回报率。而现实已经是这样了(实际上有一些偏差)。所以,老练的股市看涨者的观点既不能说明股票价格仍然被大大低估了,也无法证明现今股票的高价格将使投资者获利,就像几十年前投资者们在价值被低估的股票上获得了高回报率一样。

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在于,如果你不了解它,你就可能会把精明的股市看涨者同那些第三派的“疯狂的股市看涨者”相混淆。后者通常坚持以上观点中的某一个或全部。

这是“疯狂的股市看涨者”自己所积极倡导的一种混淆。比如,1999年出版的《道指36000点》的作者们就宣称他们的观点是基于西格尔教授的著作,而且感觉起来这种说法似乎没有问题。但这就像在说,菠萝-棉花糖-香肠配方的比萨主要是基于生面团一样。的确,生面团是制作比萨的非常关键的成分;但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以及不确定的成分。

有经验的股市看涨者和股市看跌者的说法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但对于“疯狂的股市看涨者”的观点,就没有参考的必要了。

但这都是一些带攻击性的言论,且这种攻击是不平等的。我自己一直被强烈的指责为前后矛盾,因为我既批判了疯狂的股市看涨者,又说了西格尔教授很多好话。换句话说吧,“去年你还曾对菠萝-棉花糖-香肠配方的比萨嗤之以鼻,而现在你却说你十分喜欢吃比萨。哈!你已经改变了你的立场!”

那么现在让我来为股票价格制订一个比萨法则。我喜欢吃比萨,而你也应该喜欢——就是说,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这个观点,即股票市场根据历史标准似乎被高估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正如你确实喜欢吃比萨,你也没必要把某些人想让你吃的香肠一块儿吞下去。

[1] 2000年7月9日。





道琼斯的损害[1]


1999年末——大概就是乔治·W.布什第一次宣布他的减税计划的时候——我正在一个啤酒比萨店里用午餐,在那儿的吧台上方有一台电视机,可以供顾客们看ESPN体育频道。但当时并没调到这个台,而是正在播CNBC财经报道。我径自想着:“今天股市将以糟糕的表现结束”。事实上,的确如我所料。

道琼斯指数在1999年历史性的第一次跨越万点大关。尽管在接下来的2000年年初,股指又从这一标志性水平稍稍跌落,但这实在不算什么——投资者们都舍弃了令人厌烦的道琼斯而转投纳斯达克股,这不过是非理性繁荣的一种逆向的副作用而已。另一方面,在上周,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普遍的市场不景气使道琼斯指数跌破了10000点。股市泡沫时代现在已经彻底结束了,但它留下了多么大的一片混乱!

直到现在,股市泡沫还常常直接影响到经济状况。一谈到股市繁荣的年代,人们就会联想到“新经济”带来的欣喜、商业投资十分活跃和巨额资金注入了信息技术产业。当然,现在许多公司都意识到它们投资得太多了。这种资本过剩有可能使商业投资持续低迷。

这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想法。但股市泡沫对经济产生的直接影响还只是冰山一角。它还对我们国家的政治产生了可怕的影响。

毕竟,乔治·W.布什刚好在泡沫出现以前提出减税计划并不是偶然的。股市热和减税热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双向的。

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末,右翼媒体曾经是股市的积极推动者。特别是《华尔街日报》,它的评论文章极其热衷于写一些关于股票评估的怪论,但这些看法还是积极乐观的。还记得《道指36000点》吗?有人指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模糊数学之上,并奉劝人们不能指望投资股票永远都有高回报,这明显是危险的左翼分子在作怪。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另一方面:股市泡沫提供了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可以让实际上不负责任的政策建议暂时看起来似乎可行。

最近预算盈余的消失多少是由牛市造成的呢?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94~2000年间,税率并没有提高,但作为GDP一部分的税收收入却增加了,这主要来源于对资本利得征收的附加税。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一种错觉,即政府感觉到人们手中都持有大量的现金以及大幅减税还足以维持预算。当这种错觉占据主导地位时,乔治·W.布什的税收计划便出台了。

而今,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现实。但不幸的是,尽管刚浮出水面的现实来得如此及时,阻止了一场社会保障方面的灾难,因为乔治·W.布什签署的其他政策建议也是基于对泡沫经济的错觉,它还是未能制止一场灾难性的税收减让。

当然,你可能会想,为什么乔治·W.布什没有仔细考虑一下呢?为什么他会认为,他在1999年末那种兴旺的牛市时期实行的税收计划,在2001年的后泡沫经济时代也同样适用呢?而他的官员们也一定很清楚税收收入正如沉石般在下降,另一方面,他们却一再向温顺的国会保证一切都很正常。

但至少我们从这届政府的做法里认识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它从不根据变化的实际情况来改变它的计划;它所做的只是改变一点推销其计划的说辞。所以税收减让仅仅是被重新贴上了“反衰退措施”的标签而已,实际上它很难胜任这项工作。在这件事上,政府也仍未放弃继续对社会保障实行私有化的努力。既然它已经无法再用股市这一精美的外壳来吸引公众,就改用虚构的危机来吓唬他们。

无论如何,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股市泡沫引致了糟糕的政治决策和商业决策,并且我们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为此付出代价。

[1] 2001年9月2日。





第2章 国外风起云涌


亚洲出了什么问题





对于亚洲金融危机,我应该感到有一点兴奋,甚至是高兴。你瞧,金融危机是我研究的专题之一。在20年前,我写的第一篇重要的经济论文的题目就是“国际收支平衡危机模型”(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这让我看起来有点儿像一个飓风追逐者正巧赶上了一场恐怖的龙卷风。其实我和其他人一样,对那些只能住在废车场的贫困者们感到惋惜,但我也感到些许激动,因为我们有机会见证这一令人震惊的场面。我还可以为我这种复杂的感觉做出解释:当经济某一方面出问题时,你可以从中学到的关于全球经济如何运行的知识,比经济一切正常时学的要多得多。并且,可能我们在这场危机里汲取的教训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或者至少是更好地应对下一场危机。

那我们究竟在亚洲的这场危机里学到了什么呢?对货币的投机性冲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早在20年前就发出警告说,东南亚国家可能蕴含着经济风险,但是这场危机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所有人都感到了震惊。这场灾难告诫我们,在我们过去的经济体系里,还存在着没有被预料到的金融风险。

到现在,我们对亚洲发生的事情已经十分清楚了。目前为止,就把它当成是由两幕场景组成的一场演出,第一幕是有关轻率的行为,泡沫的故事,第二幕是有关它的后果。但没有人知道,我们离结局还有多远。这场演出是已经谢幕了呢,还是接下来会有一场悲剧的终幕?

第一幕是泡沫的故事。我们现在看来,危机始于糟糕的银行系统。在所有目前身陷危机的国家里,银行基本上没有公有和私有的界限,如果有的话,也是十分模糊的。部长的侄子或者总统的儿子可以开一家银行,并从国内民众和国外贷款者那里筹集资金,每个贷款人都相信他们的钱是安全的,因为这些机构背后都有官方的支持。政府对银行存款提供担保是全球通行的做法,但是通常,这些担保都会有一些附带条件:银行所有者必须达到资金上的一些要求(即银行对自有资金要承担风险),银行要严格限定业务,进行谨慎的投资,等等。而在亚洲国家里,很多人似乎都被授予了特权而不用承担责任,从而纵容了他们在竞争中玩着“正面我赢,反面其他人输”的把戏,而贷款又为极具投机性的房地产投资和野心勃勃的公司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持。

外国投资者们在投资决策上的轻率,使泡沫进一步膨胀了。这些投资者们往往急于把钱投到遥远的国家里,而他们除了知道这些国家正在迅速发展以外,对其他一无所知。有一段时间,泡沫也曾经自我维持着,盲目贷出的贷款创造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繁荣景象,这让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及它们的客户看起来比实际状况要好。

亚洲迅速进入了下一步——泡沫的破灭。这一天迟早会来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很明显。在这个并非完美的世界里,亚洲市场对资产价值的盲目乐观是不现实的,亚洲的集团公司在对所有国家的所有市场进行渗透的尝试上,与他们的西方同行相比也好不了多少。但是由于投机性泡沫经不起悲观情绪的冲击,经济崩溃更快地到来了:一旦数量可观的投资者们开始怀疑泡沫会破灭时,它就真破灭了。

这样,亚洲进入了螺旋式下降。焦急的投资者们开始从银行撤资,导致资产价格猛跌。一旦资产价格开始下降,政府是否还会支持那些剩余的存贷款就更加值得怀疑,投资者们就逃跑得更快了。外国投资者都蜂拥着寻找出路,迫使货币贬值,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危机。因为银行和公司会发现,他们用泰铢和卢比表示的资产开始贬值,而以美元表示的负债却不幸地坚挺着。

事实上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性循环呢?管它是什么呢!反正一旦条件具备了,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引发一场山崩。也许原因是半导体市场的滑坡以及美元对日元汇率的上升,但是即使不是,也会有其他的因素来触发危机。

当然,亚洲金融的内部崩溃也使得经济实际上发生了衰退。一部分原因是资产价值的崩溃让人们觉得自己更加贫困,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另一部分原因是股市价格不振和高利率使得投资低迷。但是也有令人不安的供给方面的影响。尽管运转不灵的银行是这场危机的源头,但是有效的银行系统仍然是经济引擎的极其重要的润滑剂。由于一些亚洲国家中银行系统事实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这样,引擎也显示出了停止运转的迹象,甚至那些本应获利丰厚的公司,如出口商们,都由于缺乏贷款支持而受到了制约。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可怕的却又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场危机会变得更糟吗?如果有第三幕,那就是经济和政治间的相互作用:经济危机将导致政治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又会使得资本外逃,从而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所有的一切将会失控。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印度尼西亚稍微显示出了一点儿这种恶性循环的征兆,而且即使在那里,多数敏锐的观察家们也认为真正发生严重动荡的风险被夸大了。

我希望他们是对的。对于一个经济飓风追逐者,亚洲的危机可以算是一场真正的风暴。但是许多民众的生计,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生命,正处于风暴中,对真正关心他们的人来说,只能企盼着风暴能尽快过去。





德国为何失去竞争力[1]


在不久前,一份虚构的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文件开始通过电子邮件散布开来,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文件声称一旦共同的欧洲货币建立起来以后,下一步显然就该轮到采用共同的语言了。从实际情况考虑,这种语言应该是稍加改进后的英语。于是建议,应该用字母“k”来代替使用频率颇高的“c”,以消除可能发生混淆(konflict)的一个来源;为了进一步避免混淆,作者们应当把动词放在句尾;到最后,这份备忘录的英语已经被改造成了德语。

这一戏谑源于这样一种假想,那就是德国将主宰新欧洲。德国不仅仅是欧盟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历史上也曾有过最强大的经济。的确,从20世纪80年代起,德国开始对它的邻国们实行有效的货币统治,荷兰、比利时甚至法国中央银行家们的工作只需要追随邦德斯银行[2]就行了。然而不知为什么,一眨眼的工夫,德国就已经风光不再了,不仅如此,它还成为整个欧洲发展过程中最薄弱的国家。

从什么时候起,德国变成了欧洲的经济病夫?对于那些还能记起五六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的年长者来说,他们肯定知道,那时候,“德国的”后面是响当当的词语“经济奇迹”。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依国际水平来看,德国仍然表现得十分出色。但是最近,几乎所有关于德国的消息都是负面的。

某些人把问题归咎于施罗德政府的失误。但是在施罗德当选以前,德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就已经放缓下来,他所做的只是让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其他人则认为,这一问题始于柏林墙倒塌后德国的重新统一。很显然,重新统一收到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它似乎将德国变成了意大利,只不过少了“dolce vita”餐厅[3]而已。正如意大利被分成了繁荣肥沃的北部和落后的南部一样,德国现在被分成了富饶的西部和依赖性颇强的东部,在这两种情况中,向落后地区提供的帮助,不仅紧缩了预算,还束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并且使得接受帮助的地区形成了一种高度依赖的经济模式。

还有另一部分人认为这一问题出现得更早。早在20年前,德国经济学家赫伯特·吉尔施(Herbert Giersch)就发明了“欧洲硬化症”(euro sclerosis)一词,用来描述负担过重和过于宽松的福利状况会如何破坏效率和就业创造,他还特别分析了德国的具体情况。

但是,对德国经济和其他富有活力的英语国家的经济之间进行比较,似乎成了一个简单的左还是右的问题:是要自由市场,还是要政府的强烈干预?尽管这种看法有可取之处,但是如果你肯花点儿时间和德国的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们谈谈,你就会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比美国人更加保守——就是说,他们反对激进政府的情绪更加强烈。他们或许不在乎杂货店不管什么时候都开着门营业,但他们十分在乎拥有坚挺的货币和良好的财政预算,并且厌恶政府要降低利率的政策,或认为实行货币贬值以对抗失业的想法太可怕。

好了,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当今比较成功的经济(如美国)和陷入困难中的经济(如德国)之间的真正区别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这不是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之争,而是康德的“定言命令说”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之争。德国人真正想要的是一套清晰的原则,这些原则能明确说明真理的性质、道德的基础、商店什么时候开门以及每德国马克的购买力是多少。而与之相反,美国人则比较达观和松散,他们只要事情多多少少能运转就凑合过去了。如果有人想在深夜11点的时候去买东西,没什么问题;如果1美元有时候能兑80日元,而有时候又能兑150日元,也没有问题。

现今,美国的这种方式也并非总是更有效的。甚至在今天,底特律不能也不会生产出比德国水平更高的豪华轿车;美国国铁(Amtrak)不能也不会做出德国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精确管理;美国在出口方面仍然十分差劲,而某些德国产品则质量上乘。德国承接的工程技巧精湛,这使德国尽管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劳动成本,仍然是一个出口大国。并且它在抵御七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方面,做得比美国要好。

然而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好像变得更加推崇灵活性而不是原则性。由于技术和市场都可以充分流动,因此,并不是每件值得做的事情都值得花精力把它做好。在一个更有可能发生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的环境里,妄想货币坚挺可能会导致永久的经济衰退。

就这样,德国陷入了困境,连同整个使欧洲更加统一的规划一起,陷入了困境。德国被看作新欧洲的经济引擎,那么,如果它成了一个累赘,整列火车就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开去,不是这样吗?

[1] 《财富》1999年7月19日。

[2] 德意志联邦银行,Bundesbank。——译者注

[3] “快乐之源”,意大利著名的餐厅。——译者注





难道我们不像日本?[1]


当露西[2]告诉查理·布朗[3],这次她真的准备允许他踢那个球的时候,你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当荒野狼[4]坚持说这次他一定要抓住那只小走鹃[5]的时候,你知道结果会怎样。而当日本官员告诉你,这次他们的国家确实正处于自我复苏的过程中……

最新的一组经济指标十分肯定地证实,日本经济再一次陷入了泥潭。企业信心低落下来,消费者支出日益减少,失业率攀升,紧缩在加剧。而股市的日经指数也从今年早些时候的20000多点跌落到了14000点左右。

对于日本来说,这只是旧事重演罢了。然而美国连续几年处于经济最不景气的状态,恐慌的分析家和利己的政客们宣称天就快塌下来了,在这种背景下,可能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两国的情况是如此的不同。

你瞧,一般的原理是衰退对于庞大的、现代化的经济体来说并非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而日本是一个例外。这并不是说导致衰退的力量得到了控制——尽管每一次长期的通货膨胀都会愚蠢地宣告商业周期的结束,而是说关键在于衰退的趋势常常能够用低廉的、无须处方的疗法就能有效地予以治愈:将利率降低两个百分点,提供充足的流动性,马上就会见效。

或者更加确切一点,会在半年或者可能一年内见效。经验告诉我们,美联储通过降低利率,常常都能说服消费者和企业扩大支出,但在降低利率和支出增长之间有一段较长的时滞,这就是我们仍然在衰退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的原因所在了。美联储总是躲在市场曲线后面,无法认识到经济在日益弱化,而当它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场经济滑坡已经无法避免了。这就是1990年发生的事情,并且现在也可能正在发生。

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美联储在运用利率这一方面走得太远了,尽管在1999年末和2000年初的时候,为了抵御经济过热,降低利率是十分明智的,但在今年5月份,将利率又提高了0.5个百分点,则有点过头了。当然,我这样说只是事后聪明,当时看起来那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不久的将来,美联储可以而且很可能将会反向调整利率,但是这一调整对支出的积极影响将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同时,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放缓,并可能收缩1/2,这是衰退本身的含义,但这应该只是暂时的经济后退,这就是我们和日本的区别。

在日本,天真的快要塌下来了,因为利率已经近乎零了(之所以还没有到零,是由于日本银行在8月份所做出的将利率回升的愚蠢决定,但我在此不想赘述了),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说明,日本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失效的,很久以前就应该进行一些根本的改革了。与之不同的是,美国的经济衰退经常会出现但并不严重,它并未说明美国的经济政策有任何基本的缺陷,除了降低利率以外没有必要采取其他的措施。

那么我们还怕什么呢?无法彻底消除的噩梦是,我们最后可能发现,我们比自己想象的和日本的情况更加接近——我们只是经历了自己那个版本的臭名远扬的“泡沫经济”,并且我们将会发现,这一次降低利率将不会再奏效了。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还并不是这样。

让我烦恼的并不是我们即将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经历的衰退,而是我们的政客们应对衰退可能采取的措施。他们会以没有大碍的、能简单治愈的经济失调为由,造成整个国家昂贵又危险的误诊吗?当然,我所针对的是税收减让——这一措施不仅对抵御短期的经济衰退没有效果,它甚至会在长期中影响我们财政体系的健康发展。

我们没有必要惧怕一场经济衰退,如果它发生了,美联储也能轻松应对。我们确实应该畏惧的是畏惧本身,极有可能发生的是,衰退的威胁将会使我们感到惧怕,以至于做出将来会让我们后悔的事情来。

[1] 2000年12月27日。

[2] Lucy,漫画《史努比》中的人物,经常捉弄人的小女孩儿。——译者注

[3] Charlie Brown,史努比的主人,经常出错、优柔寡断的男孩儿。——译者注

[4] Wile E.Coyote,卡通人物,十分倒霉的小走鹃的追逐者。——译者注

[5] 卡通人物,跑得飞快、嘟嘟叫的小走鹃。——译者注





我们只能盲目蛮干[1]


在某种程度上,我希望能有更多负面的东西来评价前些日子里那些和我交谈的日本企业总经理和官员们。因为要是那些总经理们非常不了解现代商业的现实,要是那些官员们都十分顽固和愚蠢,那就可以简单地认为,日本的经济病症是有着深层次缺陷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产物——而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在美国的。

然而,从整体看来,和我交谈的人们看起来都信息灵通且十分理性。事实上,我想说的是日本人现在比他们经济繁荣的时候更加清醒和理智。15年前,你根本难以举办一次理性的讨论会,甚至连私有部门的经济学家们都不愿去批评政府的政策,不管这一政策是多么荒谬。而现在,则有可能进行一次真正的对话了。

但我仍然感觉到日本的形势不妙。

如果良好的意图和热情足以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话,经济复苏也就指日可待了。日本内阁总理小泉纯一郎的上台是因为一份空前受到日本民众欢迎的改革报告,他根据这一文件实施了“结构改革”。尽管他明确声明,实施这项改革可能会使日本在收获成效前要经历好几年的痛楚,他的民众支持率仍然居高不下。

但是,如果你问一问“结构改革”这一引人注目的措辞究竟意味着什么,你就会慢慢地产生怀疑了。

到目前为止,这一措辞看起来有两方面的含义:迫使银行冲销坏账和逐步减少以前年复一年用来拉动就业的大型公共事业工程。不管哪一方面都是有正当理由的:迟早有一天,日本的银行必须在账务方面做到诚实,而日本的公共事业工程会变成低效率和普遍腐败的来源。

但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日本经济现在所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低效率,而是需求不足。就是说,最紧要的问题不是日本现有资源的配置没有效率,而是它根本无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而小泉的改革极有可能使当前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如果银行取消那些永远无法偿还债款的公司的赎取权,如果政府停止修建那些国家并不需要的大坝和公路,直接的后果将是失业率上升。在一个繁荣的经济体中,由于公司倒闭或公共事业被取消而被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将很快在别处找到有前途的工作,而在一个长期萧条的经济体中,这些工人们将会失业,并且由于失业的工人们只能购买少量的商品,经济会变得更加萧条。

那么经济复苏的希望在哪里呢?我把这个问题交给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Heizo Takenaka),一位受欢迎的教授和学者。作为小泉政府经济计划的策划者,他因为主张一种为美国所熟知而日本尚未耳闻的综合改革而出名。他并没有试图让事情模糊化,他承认,他的计划是从“供给方面”着手的,就是说,试图使日本的经济更加有效率,而当前经济所面临的紧急问题是“需求方面”的,人们支出的太少了。不过他辩解说,改革最终亦会有利于改善需求方面。他断言,一旦人们意识到经济从长远上将会得到改善,他们就会打开钱夹。他还说,更深层次的结构改革主要是放松管制和实施私有化,这将开拓新的商业机会,从而刺激投资。

嗯,也许吧。但是这个计划看起来有点儿像盲目蛮干:采取根本的改革措施是因为它们可能奏效,而不是因为有坚实的理由认为它们一定会奏效。

如果掌管货币政策实施的日本银行方面能以大胆的行动来支持这项改革,改革成功的概率将大大提高。然而日本银行官员的看法似乎与小泉相左,他们不愿意采取那些可能有效的措施,因为担心那并不会起作用。

那么小泉会成功吗?我希望是这样,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对它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小泉政府隐含的口号是“改革,或是失败”,但十分危险的是,实际结果很可能将是“改革,然后失败”。

[1] 2001年7月8日。





第3章 格林斯潘风格


美联储权限





表面看来,似乎一切都井然有序,然而,实际上,乔治·W.布什的首席经济顾问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星期三,在《金融时报》对劳伦斯·林赛(Lawrence Lindsey)的采访中,这位前美联储的官员声称,他十分重视和艾伦·格林斯潘保持良好关系,并且表示,格林斯潘先生支持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可是,仅过了一天,林赛先生突然对昨天的言论矢口否认,反而声称,实际上他从未与美联储主席讨论过这项(减税)计划,并且进一步表示,我们不应该让格林斯潘来签署这样或那样的税收计划,就连备选方案也不应该由他来签署。

也许林赛先生的发言过于草率,也许是因为高盛或者其他机构的分析人员警告说布什的减税计划将抬高利率,从而使林赛先生变得有点不知所措。人们希望,共和党从此能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来实施计划,例如,政府对社会安全保障计划进行解释,以此作为实施新计划的开端,而不应该仅仅因为格林斯潘赞成某计划,就向人们保证该计划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比林赛的失言更愚蠢的事情。要我说的话就是,这些天来我们听到太多格林斯潘先生的意见了。

毕竟,格林斯潘处在一个必须谨言慎行的位置上,因为他掌握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在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下,这种情况是极为特殊的。无论是国会还是总统都不能对格林斯潘发号施令,他只听他自己的。

这种特殊情形是有原因的。货币政策对政治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比如赶在大选之前给经济打上一针强心剂。为了使政治家们远离这些诱惑,很多国家,比如英国和日本,在经历了不断的探索和学习之后,也纷纷设立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然而在这之前,他们的中央银行常常受命于财政部门。

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能像美联储一样完全独立。格林斯潘是幸运的,在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美国的经济全面好转,而且这种好运气能使得经济在保持低通胀率的情形下高速增长。不仅如此,在1987年和1998年,金融机构濒于崩溃之际,是他力挽狂澜,稳定了市场。因此,他在很多问题上频频发表看法和评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如果美联储不受政治权力控制,出于自身的考虑,它必然表现出小心谨慎的非政治性。问题就在这儿:我敢打赌,在格林斯潘或是其继任者领导的时期内,美联储肯定会犯一个大错误。如果人们能认识到美联储只是一个机构,而机构必然有其局限性,那么这样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美联储主席被看作一位政客,并在与他自己毫不相关的领域里干涉别人政策的制定,那么我们将很难回答“谁选了他?”之类的质问。

所以当我看到格林斯潘在那些超出职权范围的问题上发表激扬文字的时候,就有些不安。比如,他为什么拿出证据来赞成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呢?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碰巧与他的看法一致,但是贸易政策与货币政策没什么关系,他不应该插手。

就连他对林赛的失言所表现出的态度也不恰当。格林斯潘的发言人说:“他(格林斯潘)倾向于保持较高的或者是不断增长的财政盈余,但是,如果用政治手段无法维持盈余的增长,那他更愿意将盈余用来弥补税收减免后的缺口,而不是花费在解决实际困难上”。我认为前半句话还是对的,因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密不可分的,美联储主席建议紧缩财政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当涉及决定盈余是被用在减免税收上还是增加福利上,或者说是用在削减财产税上,还是用来向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障的时候,那应该是选民关心的事情,而不是那些非选民的货币主义政治论者应该关心的事情。

假如格林斯潘先生成为一名普通的市民,他就可以而且应该在这些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作为美联储的主席,他不得不十分小心:他必须避免任何越俎代庖的行为。





11次降息后[1]


就在一个月前,贝克研究中心(James A.Baker III Institute)授予艾伦·格林斯潘安然奖(Enron Prize)[2]。这一消息虽然令人有些尴尬,但却是千真万确的。我并不是说这里面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只是这一事件再次表明,一家破产的公司把我们这位拥有绝对权力的精英拖入了深深的漩涡之中。

而且,格林斯潘还面临着破产的危机。迄今为止美联储已经降息11次了,却仍然毫无成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其中一个原因是,货币的“传导机制”出了问题。传导机制就像是把美联储实施的措施与实际经济情况联系起来的纽带。而拆掉了其传动装置的人,正是格林斯潘自己。

实际上,美联储控制经济的直接权力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人们总是说,美联储掌控着各种利息率,但实际上它所能左右的仅仅是一种利息率,即隔夜联邦基金市场的利率,而且,这一利率对经济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

但是,联邦基金利率的下降通常会间接影响一些关系重大的金融变量。比如,它会导致股票价格上升,美元贬值,最重要的是降低长期利率。高盛的经济学家们把这些变量合并成一个“金融状况指数”,他们证明,这一指数在预测未来经济上比较准确。

根据以往的经验,美联储从1月份以来一直大幅降息,你可以预见到,这将会使高盛的指数下降5个百分点,足以带来2002年经济的大幅上升。然而实际上,这一指数仅仅下降了大约0.5个百分点。换句话说,美联储几乎未对美元走势起到任何刺激作用。这是为什么?

一部分原因在于这种乐观主义反而坏了事。尽管债券交易商始终相信,格林斯潘就是一位魔术师,他会像变魔术一般,很快就带来另一次戏剧性的经济繁荣,并且会通过提高利息率来冷却过热的经济。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信念使得长期利率居高不下,反而阻碍了近期的经济繁荣。

接下来就是联邦预算。对于联邦政府巨额财政盈余的预测,就在几个月前我们还十分惊讶,当时布什政府还强调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大幅减税计划、增加支出以及偿还联邦债务。然而星期二,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就悄悄地请求国会提高联邦政府的举债限额——而之前他还宣称,这一计划的实施,最早也要到2008年。

联邦政府的预算突然转为赤字,这对长期利率会有影响吗?当然会。几个月前,人们还期望联邦政府能够清偿债务,大幅减少债券供给,事实上,现在反倒要开始举债了。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债券价格下跌,这与提高长期利率的影响是一样的。因此,联邦财政的迅速恶化有格林斯潘的原因(减税通过影响利息率而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其在消费者支出上的积极影响吗?是的,任何合理的数学计算都能得出这一结论)。

这时,格林斯潘才发现,自己在改变经济状况方面的能力,远远低于其他人的预期。这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过错,他花了许多心血而形成的这种政策的神秘性,现在反而成了障碍。我们不要忘记,早在1月份,他就坚定地支持大幅减税政策,极力主张国会避免他当时就已预见到的巨大风险:财政盈余的数额过大,联邦债务也偿还得过快。

此时,在经济发生突然转变的情形下,如果格林斯潘能够出面来说些什么以减弱这种相反的预期的话,那将会很有效果。如果他能够承认,自己在1月份向国会提出的建议,虽然是间接提出的,但依然不妥当,那就更好了,这将使财政政策更容易发挥作用。但是,格林斯潘更愿意在有利于布什政府的情况下来干预财政政策,而现在,当关于财政盈余的预测变成了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时,他却显得异常安静。

也许,格林斯潘获得安然奖,的确是名副其实。

[1] 2001年12月14日。

[2] 此奖为贝克研究中心颁发给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人的。——译者注





聚首华尔街[1]


周五,美国商务部宣布2002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5.8%,道琼斯指数却立刻下滑到10000点以下,这是自“9·11”事件以来最低的一次,而且股市昨天再度暴跌收盘。

怎么回事?也许是市场受到了惊吓,因为有消息说政府要攻打伊拉克,虽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消息的泄露是精心策划的,是一场烟雾,却没有人有十足的把握。或许我们不应该去理会道琼斯指数,有句老话说,股票市场预测的9次经济危机,其实只发生了5次,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观察经济增长率,它的确很让人失望。5.8%的增长率怎么会让人失望呢?请允许我举一个教科书上的案例。

假设一家生产小器具的公司(案例中的公司通常都是生产小器具的),一般情况下,每个月能售出100件产品。公司试图维持一个月的销售存货,也就是100件器具。出于某些原因,销售量下降了,降至每月90件,而公司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发现这一情况。

到这个月底,公司生产了100件产品,但只售出了90件,于是存货变成了110件,但公司希望库存降为90件。为了尽快减少超额的库存,公司打算将下个月的产量减少至70件,之后再回升到90件。但是,除非销售额能再次增加至原来水平,否则产量绝不会恢复到起初的水平。

与小器具的生产企业一样,整个经济也是如此。当需求下降时,存货增加,企业为了消化多余的部分,其产量就会大幅下降。最后,当多余的部分被消化掉时,就会出现“存货反弹”,但是,这样的反弹并不一定预示着经济的真正复苏。要想复苏经济,必须要增加对终端客户的销售额才行。

5.8%的经济增长率中,一半以上都是存货反弹所致,最终的销售额实际只增长了2.6%,低于上个季度,而且,甚至连这样的增长率恐怕都难以维持。住房建设激增,有部分原因是天气异常暖和,但已经有迹象表明,房地产市场正在不断降温。同时,企业投资因为产品过剩和利润微薄而低迷不振,实际上还有所下降。简而言之,没有任何数据资料表明,经济繁荣即将到来。

这原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它确实让人吃了一惊,因为绝大多数的经济预测者都已成了拉拉队长。就像艾伦·埃布尔森(Alan Abelson)在《巴伦周刊》(Barron’s)上所说的:“依据在新年伊始时公认的标准,我们现在的处境……并非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从经济上而言,巨大的风暴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强劲的复苏”。

我不知道这些公认的标准是怎么得来的。华尔街的经济学家们向我们保证,企业投资马上会增长,而公司的领导们,这些真正做出投资决策的人,无一例外地比这些经济学家们悲观得多。他们都知道些什么呢?

但是,企业经济学家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迎合看涨者们的观点。

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奇迹持怀疑态度的人不仅受到嘲笑,而且还遭到排斥。摩根士丹利的斯蒂芬S.罗奇(Stephen S.Roach)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着:“来自荒野”。在纳斯达克5000点的时候,他就是个孤独的怀疑论者,现在,他更是少数几个有勇气公然反抗主流学派言论的企业经济学家之一。

当然,预言经济繁荣的预言家们有可能说中。但是,我要说的是,经济复苏也同样可能是虚无缥缈的。目前,关于接下来的几个季度的情况,最有可能发生的是“失业型复苏”,即GDP虽然增长,但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毕竟,经济增长率只有在3.5%以上才能阻止失业率的上升,而且,经济增长率低于这一水平的可能性至少有一半。

有趣的是,恰恰就是这些冷静的头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预料到了缓慢的失业增长,比方说那些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那么,这种超乐观的观点是如何在华尔街流行起来,而且还或多或少变成一种强制性命令的呢?企业界还散落着泡沫破灭之后的零星碎石,狂热的乐观态度又是如何迅速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的呢?这似乎印证了那句话:说大话永远流行。

[1] 2002年4月30日。





与熊市共存[1]


还记得《道指36000点》这本书吗?它的作者们似乎在书名上多写了一个数字。我们希望那个多写的数字是3,而不是0。

现在,牛市的确已经结束了。事实上,标准普尔500指数比已经滥用了的道琼斯指数要好得多,如果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一指数已经低于1996年末的水平。当时,格林斯潘还发表了著名的“非理性繁荣”演说。

那么,值得我们信赖的政府官员们,像格林斯潘、布什,还有那些不知道名字的财政部大臣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要做的就是别再对经济的基本强势大加赞扬,妄图以此捧高市场。一个原因是,这反而有孤注一掷之嫌。另外一个原因是,较企业收益而言,股票价格仍然被高估了。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基本面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好。对公司治理的质疑态度没有消除,反而不断升温,州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都面临着让人近乎绝望的财政危机,而且,甚至就在股市突然暴跌之前,资料数据还表明经济不会出现繁荣,而是会陷入“失业型复苏”,即经济增长得过慢而且不足以降低一点点失业率。

的确,支持格林斯潘最近的演说的报告预测说,今年的失业率不会大幅下降,明年的下降幅度也不大。面对正在下跌的股市,我们不得不担心,这样的预期是否也显得过于乐观。

既然经济前景极为不确定,难道格林斯潘不该认真考虑再次降息?确实,现在的利息率已经够低了,但是,如果说我们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当我们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时(这依然是不大可能的情形,但比较前几个月而言,可能性已经大多了),把降息政策留下来备用以“节省弹药”,但是,实际上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控制通货紧缩的有利时机是在人们形成通货紧缩的预期之前。

的确,美联储也在担心再次降息会对市场造成恐慌。但是,现在市场已经恐慌了,再恐慌一点也无所谓了。

政府其他部门又如何呢?企业改革势在必行,如果投资者得不到公平的待遇,他们就会把钱放在家里。但是,我们不能指望改革能促使经济迅速好转。信任一旦丧失,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政府还能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抛开政治,客观地看待当前的情形。一方面,正是由于牛市的结束,联邦预算严重恶化,甚至超出了最悲观的人的预期。我们确实能预见到,长达10年之久的预算赤字,终将给社会安全保险和医疗保险带来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复苏依然势头不明,已经没有时间让政府紧缩财政了。如果要做些什么的话,联邦政府应该立即给经济注入比现在更多的资金。

很明显,这个看似两难的问题的答案就是,马上放松管制,当经济完全复苏的时候再开始紧缩。举个例子,布什政府可以迅速援助一下那些穷困的州政府,以避免其草率地削减必要项目上的开支。同时,为了缓和对长期财政状况的担忧,布什政府可以暂停实施已经写入法律的减税政策,那时,人们只能想象财政盈余的美好景象了。

当政府实施了这些负责任的步骤之后,华盛顿就会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

换个角度来看,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自1999年秋以来就一直没有什么重大变化,当时采取这样的政策,是为了抵挡史蒂夫·福布斯的挑战。之后,布什实施减税政策,并最终写入宪法的时候,《道指36000点》这本书已经爬上了最畅销书排行榜。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政府的政策却丝毫没有改变。

我们的经济确实存在问题,但是绝非灾难性的。倒是那些有责任解决问题的人竟然如此顽固不化,这才让我胆战心惊。

[1] 2002年7月23日。





“达不溜”[1]双底?[2]


如果把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拍成电影的话,其情节似乎是:一群下层社会的普通美国人——美国消费者,被一群横冲直撞的游牧部落者包围,游牧部落就是指经济衰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竟然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但是,他们不可能永远守住。企业投资的复苏,好比援军,能够及时到来吗?

这种电影剧本总会进一步加剧紧张的气氛。被包围的阵地抵挡住了一波又一波的进攻,而援军却迟迟未到。现实中也是如此。当网络泡沫破灭的时候,消费者在消费——尽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消费者还是在消费。他们充分利用了低利息率,拿自己的房子作为抵押来贷款,贷来的钱又拿到商场里去购物。

可是,对于企业投资复苏的预期却始终没有变成事实。许多企业并不急于再一次进行疯狂的采购,而那些原本打算进行投资的企业也因为股票价格的下跌、债券波动幅度的扩大以及公司丑闻的披露而停止了原计划的投资。

援军能在最后时刻及时赶到吗?不一定。也许这部电影终究是《遥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

几个月前,大多数的企业经济学家都对“双底”这一说法嘲讽不已。“双底”就是指再次下滑的走势。然而,仍然有一些打破常规的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斯蒂芬S.罗奇。就像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的那样,“双底论”很有意义,而且现在看来似乎更加可信。

关键的问题在于,2001年的经济衰退并不是典型的战后衰退,它是美联储为了打击通货膨胀而提高利息所造成的,当美联储重新调低利率的时候,住房和消费支出就会出现反弹,从而导致衰退的结束。而现在的这次衰退,是一次战前衰退,是非理性的经济繁荣之后的结果。为了阻止这场衰退,美联储需要的不仅仅是反弹,也需要依靠住房支出的激增来弥补低迷的企业投资。就像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保罗·麦卡利(Paul McCulley)说的那样,艾伦·格林斯潘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住房泡沫来取代纳斯达克泡沫。

根据格林斯潘近期乐观的言论来判断,他依然相信自己能够阻止衰退。但是最近这位美联储主席的水晶球有些模糊不清了。还记得他是如何急切地催促国会通过减税来规避超额预算盈余的风险吗?审慎地观察最近的经济数据,其实一切并没有那么激动人心。

表面上,经济增长率从一季度的5%骤降至二季度的1%,如此大幅的下降已经令人十分沮丧了,而实际上,情况还要更糟糕。即便是在第一季度,投资与消费支出也显得增长乏力,大部分的增长都是由企业停止削减存货带动的。第二季度,库存更是主导了一切,最终的需求实际上还是下降了。最近,我们发出预警的风向标也指错了方向,该风向标是根据官方统计数据的变动做出的,比如说购物中心的人流量。

尽管利空消息频频,但大多数评论家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比如格林斯潘。你是否也放心呢?

别忘了,作为拉拉队长的经济预测家们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昨天,罗奇先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市场观测网站(cbsmarketwatch.com)上撰文说“我必须承认,我提出的‘双底论’竟然使公众怨恨,这确实让我大吃一惊”。我们绝不要忘记,华尔街从根本上代表的还是卖方,也就是股票发行方的利益。

我们还要记住,政府官员们也在冒险地强调这种乐观的态度。政府部门需要经济复苏,因为,随着赤字的激增,唯一能证明减税政策合理的办法就是假装减税恰好就是经济所需要的。格林斯潘也需要一个理由,来搪塞关于他造成了股市泡沫的质疑。

抛开满怀希望的想法不说,我就是无法理解他们凭什么这么乐观。具体而言,是谁在打算大肆消费?此刻,讲述一个经济复苏停滞的故事,比描述势头强劲的复苏,容易得多。虽然我比别人更喜欢电影以喜剧收场,但是,除非故事的主线有道理,否则这场电影就显得不真实了。

[1] 有人将“乔治W.布什”大名中的“W”挑出来,以其谐音称总统为“达不溜”。——译者注

[2] 2002年8月2日。





当心产出缺口[1]


泡沫的破灭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多大程度的衰退?这是个捉弄人的问题。日本的经济没有衰退。在过去的10年里,日本经济只有2年处于负增长,而且平均来看,每年的增长率为1%。

然而日本经济确确实实处于萧条之中。由于经济增长过于缓慢,使经济的理论产出值与实际产出值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产出缺口”转化成了失业率的增加和通货紧缩的恶化,低增长率也会像实际产出下降一样成为一个大问题。

相似的分析运用于美国,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美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即在充分就业情形下的产出,近年来每年增长3.5%,这多亏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但是几周前发布的修正数据表明,8个季度以来,有7个季度中实际的增长已经低于潜在水平。

传统的观点认为,去年的衰退短暂且对经济打击不大,而且很快就开始复苏了。然而,产出缺口却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2年前,我们陷入了经济恐慌,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关于“双底”的争论都是在转移注意力,真正的问题是GDP什么时候才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增长,从而缩小产出缺口。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快速的增长已经开始。

关于我们恐惧的原因,其实没什么神秘的。泡沫年代留给我们太大的产量,太多的债务以及一大堆企业丑闻。我们无法期望经济简单、迅速地恢复。

有些读者已经猜到我要说什么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股市的泡沫和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泡沫一样巨大。我们持续了2年的恐惧,会像日本那样,一直延续5年或是10年吗?

一个整齐一致的声音正在呼喊:“我们不是日本!”有一半概率我会支持这一论调,这取决于我早餐吃什么了。(米饭还是腌菜?)然而,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令人不安的想法。

大约4年前,我第一次开始专门研究日本问题。我在头脑中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以说明美国不会重蹈日本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的覆辙,理由如下:

1.美联储有足够的空间来降低利率,这足以应付任何不测。

2.美国长期预算头寸依旧富裕,即使降息不足以解决问题,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通过财政刺激来应付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即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

3.美国有优秀的公司管理机制,不必担心对企业部门丧失信心的亚洲模式问题。

4.美国也许存在股市泡沫,但没有房地产泡沫。

现在,我不得不从我的清单中剔除掉前3项理由,并且开始担心第4项理由。

越来越多的人都用泡沫这个词来形容房地产市场。最近,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的迪安·贝克(Dean Baker)对房地产泡沫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住宅价格的涨幅远远高于租金的涨幅。这表明,现在人们买房是出于投机,而不是居住的需要。而且我们听到关于高房价的解释,就像我们听到关于纳斯达克5000点指数的解释一样,越来越合乎经济原则了。

如果美国的确存在房地产泡沫,当泡沫破灭时,我们将会与日本同病相怜。

美联储近来对日本经验的分析表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所犯的致命错误,“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们没有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通货紧缩式的衰退,毕竟大部分的预测者都预见到了,而是他们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预防,如放宽货币政策,即没有对经济下滑的风险实施充分的保险”。用美联储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认为通货紧缩可能发生,那就立刻把钱投入市场,不要担心过了头”。

然而美联储星期二还没有降息,为什么呢?

去年,有些经济学家私下里把美联储主席称为“格林斯潘桑”,随着对复苏的乐观成为公认的看法,这个笑话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不过,也许这还是个不错的昵称呢。

[1] 2002年8月16日。





艾伦推诿责任[1]


格林斯潘先生拒绝对这个巨大的市场泡沫负任何责任,尽管这个泡沫在他的注视之下不断膨胀。他表示,自己的政策没有错,因为他已经把能做的做到了最好。

上周,在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召开的会议上,格林斯潘先生做了主题演讲,为他推诿负责的说法举出了两个理由。首先,他声称,即便是在市场强劲走高的1999年,情形也并非绝对明朗,很难说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在既成事实之前,很难确切地辨别经济泡沫。也就是说,只有在泡沫破灭时,我们才能确定泡沫的存在”。其次,他指出,无论怎样,美联储也无能为力。“有没有某种政策至少能够抑制泡沫的规模,从而避免灾难性的泡沫破灭呢?……答案似乎是没有”。

和我一样认为这篇演讲闪烁其词、令人不安的大有人在。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政策的制定者们总是只能根据有限的信息采取行动:“向中央银行提供的证据要点不会绝对的确定”。文章还提醒读者,尽管在现在的泡沫经济年代里,格林斯潘先生也许对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怀疑并且有些力不从心,但许多人依旧将他视为一位拉拉队长。“美联储主席……对经济持续看涨的态度也许是他对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的繁荣做出的卓越贡献”。

然而,有证据表明,实际上格林斯潘并非无能为力。1996年9月,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召开的会议上,他告诉同僚:“我认为,此刻在股票市场上存在着泡沫问题”。他同时还给出了解决方案:“我们的确有可能……提高保证金额度。我担保,如果你想消除泡沫,无论是什么样的泡沫,这种方法都会有效”。

但他还从来没有提高过保证金额度,即要求投资者在买股票时缴纳更多的现金作为保证。的确,除了对泡沫式的经济繁荣发表演说,并随即小幅调高了联邦基金利率之外,格林斯潘什么也没做。现在,他声称自己无能为力了,可是,既然从未试过,他又如何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了呢?有人怀疑,他不肯采取对策的真正的原因是,在1997年初时,格林斯潘发现自己试图抑制日益明显的经济泡沫的努力,令投资者反应强烈,于是他再也没有勇气做第二次尝试。

更糟的是,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发表更多愉快的演说来憧憬新经济。很显然,他确定,投资者会把这些演说理解成为他收回了先前所发出的警告,同时把这些演说当成一种信号,暗示股票价格不断上涨属于正常情况。

而且,最关键的是格林斯潘的这种自卫性策略并不是有关过去的情况,而是对未来的种种暗示。

你看见了,格林斯潘是美国唯一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财政政策已经没有被提上议程了,部分原因就在于格林斯潘糟糕的建议使得长期赤字更加恶化。可笑的是,他无法确定纳斯达克指数突破5000点大关是否存在经济泡沫,但他却坚信10年财政盈余的预测非常可靠,足以确定巨额的税收削减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怎样,审慎的财政政策已经被布什政府的投机主义坚决摒弃,每一个刺激短期经济的建议都变成打算持久削减公司以及富人们的税。所以,如果经济复苏还是缺乏动力的话,那就只能让美联储亲自出马了。

然而格林斯潘的评论更加重了过去几个月以来我的担忧:美联储的官员们回应持续的经济萎靡的方式不是采取行动,而是寻找托词。

我们都清楚地见证了日本的过程。首先,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的官员们否认他们有义务来阻止经济停滞,宣称自己只是被授权保证价格的稳定。之后,当通货膨胀被通货紧缩所取代时,连保证价格稳定也不再是他们的事了。换句话说,与其冒着失败的风险去尝试解决日本的诸多问题,还不如重新定义自己的使命,使自己连试都不必去试。

我从未想过美联储会走日本这条老路,但是,听了格林斯潘不能这样、不该那样的解释,我开始怀疑了。

[1] 2002年9月3日。





股票与炸弹[1]


“面对这样的股票市场,军人会如何抉择?”

这是上个月的《纽约客》杂志上讽刺画刊的标题。然而,这些日子以来的现实远远超出了讽刺的意味。回顾一下在6月份的《华盛顿时报》上,CNBC的专家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发表的专栏文章,题目为《用武力找回市场》。他在文中论述了政府向伊拉克出兵是为了拉升道琼斯指数的观点。

真是个令人惊讶的想法!然而,约翰·保德哈莱茨(John Podhoretz)在7月份的《纽约邮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更让人大吃一惊。他的题目是《请看,10月的惊喜》,接下来是他的劝言“加油,总统先生,做大英雄”。

通常而言,当政策的支持者们宣称,政策将解决的问题与其制定政策时的初衷并不相关时,这就是个糟糕的征兆。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合理性解释总是在不停地变化:开始是为了缩减财政盈余,接着就变成了刺激需求的需要,再到后来就被解释成为刺激供给的政策了。这一系列的变化警示着我们:给政策的实施不断寻找合理的借口已经成了一个难题。

无独有偶,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理由也在不断改变:一开始是认定萨达姆就是“9·11”袭击和炭疽热事件的幕后黑手,后来转而宣称萨达姆正在发展核武器,再到后来索性归因于他是一个邪恶的人。

战争实际上对经济有利,这种说法似乎是在继续寻找借口。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时候,战争的确对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功地帮助美国摆脱了经济大萧条。现在的美国经济,尽管并未陷入萧条状况,但仍然可以从战争中获益。最新的证据表明,美国经济的复苏显得十分缓慢而坎坷,以至于看上去更像是正处于持续的经济衰退中。在这样的情形下,战争是我们的选择吗?

答案是否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远不足以证明这场发生在波斯湾的新战争会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这场海湾战争更有可能会抑制经济,而不是对我们已经艰难前行的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

军费的支出没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和清理一个有毒的废弃场所一样,它们都不会对经济产生任何刺激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实现了罗斯福新政未能实现的目标,原因很简单:战争消除了政策障碍。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既没有决心也没有立法权去颁布一项这么大的法案来刺激经济,但是,战争却让政府拿出了巨额资金,用以恢复充分就业。这是自1929年以来的头一次,而且这样巨额的资金在这之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可是战争不仅使之变成了可能,而且还使之成了必然的要求。

与之恰恰相反的是,这一次,国会倒是热衷于积极投资国内项目。如果行政部门打算为经济注入资金的话,他们要做的就是力排众议、坚持目标,比如为久旱的农民提供水援助,为消防员提供新的连接阀门。换句话说,如果经济需要联邦支出的刺激,那么,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不需要采取战争这种形式。

而且,不管怎样,战争会在多大程度上刺激经济还不清楚。有人认为战争必须要有军需品和大量的存货,因此并不会造成工厂订单的激增。倒是有大量的开支要花费在维持和平上,不是吗?而且这将要持续许多年。

同时,经济还潜在着走下坡路的趋势,我们可以把这种趋势归结到一个词上:石油。

目前,伊拉克供给的石油只占世界石油供给的很小一部分,因而战争对其石油产出的破坏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而且,无论是1973年的阿以战争(Arab-Israeli war),还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Iranian revolution),都没有对石油产量造成什么直接影响。

取而代之的,是战争造成的间接政治影响导致了石油价格的攀升。就在这段时间里,阿拉伯领导人也警告说,美军入侵伊拉克意味着将打开“地狱之门”。这对石油市场而言并不是个好消息。

我们应该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每一次石油危机,都会导致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随着经济的衰退,石油价格又会回落至适度的水平,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海湾战争之前。原油价格的上涨会破坏我们脆弱经济的复苏,甚至造成更快速的衰退吗?答案是肯定的。

一旦政府确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目的,那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进攻伊拉克了。但是,企图把战争对经济的潜在影响缩减至最小的想法是非常愚蠢也是非常危险的,更别提那些宣称战争有利于经济的言论了。

[1] 2002年9月13日。





如此洞察力[1]


我们应该采取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的方式实现复苏。

那么,我可能是错的。经济日益不景气,失业人数也在增加。但是,会不会像商业周期评论家所声称的那样随后几个月会出现更新一轮的萧条以至于情况将会变得更糟,这仍然不能够确定。并且另一方面,行政部门看起来决定要在11月5日前的某个时候采取特殊行动。

但是目前看起来经济运行好像正在下滑,并且人们好像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简而言之,目前这种情况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无论你把目前这种情况称作慢性复苏还是萧条,这真的无关紧要。大多数人并不关心GDP增长是否有略微的上升还是下降到零,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是否能够找到工作,他们是否能够养活自己。并且就业形势日益使人担忧,5.7%的失业率听起来并不算坏,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早已放弃了寻找工作。总失业率也并没有反映出迅速增加的真正处于绝境中的人口数量,因为他们已经失业了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并且近来的就业形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作为评定未来失业最重要的一项经济指标,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已经比过去几个月增加了许多。

这充其量是一次复苏,而对工人来说可能是继续的衰退。预算和政策决策中心指出,就长期性失业来讲,目前的衰退已经可以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恶性衰退相比了。

因此,这真的好像又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们目前的困难和乔治·H.W.布什任职时的不景气之间有着一种经济上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比大多数人所能意识到的还要强。就像2001年一样,1990年经济处于衰退阶段,部分原因是前期产品的过剩——尽管那些离奇的、引起公愤的丑闻,包括垃圾债券和房地产投机,在安然和泰科(Tyco)时期看起来显得很平常。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像今天一样,伴随衰退而来的就是“失业型复苏”,在这种情况下GDP增长了,可就业并没有提高。像现在一样,当时人们所担心的是美联储降低利率或许并不能扭转经济形势——虽然我们仍不能用日本作为例子来说明即使在零利率下也不能使经济复苏这一“流动性陷阱”问题,但是它在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

但是,在我看来,现在和10年前最显著的相似性表现在政治上。对于中庸的乔治·H.W.布什和极度保守的乔治·W.布什之间的差异性,现在和过去没什么两样,我们有一个行政部门,里面的主要官员基本上对经济政策不感兴趣,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也令人感到不安。

你或许会觉得上面的说法听起来很奇怪:在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出现以前难道削减税收不是乔治·W.布什的主要功绩吗?但是削减税收并不能被视为一项经济政策;它是被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抵制来自史蒂夫·福布斯的挑战从而确保保守党的根基。只是后来行政部门幸运地发现削减税收也可以作为抵制衰退、发扬家庭价值观、排除共同困难的一种方法。

因为削减税收政策并不是用来抵制衰退的,在实施过程中也确实不能抵制衰退,所以它的作用看起来比不上其他的政策手段。当财政部秘书长保罗·奥尼尔在韦科峰会上被问及出台了什么新的政策观点时,他的回答是:你准备好了吗?那就是永久性减税。

那么,当经济复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担心行政部门缺乏洞察事态的能力呢?答案是肯定的。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过剩现象使80年代出现的过剩现象相形见绌,经济危机也相应地扩大了。可以推想,当事态看起来日益合情合理之时,逐渐恶化的就业形势最终会逐步削弱美国消费者长久以来所保持的乐观主义心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采取一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这些行动应该由经济变动来决定,而不应该按照卡尔·罗夫(Karl Rove)所认为的由民意调查中起作用的因素来决定。那么,我们究竟可以获得多少机会呢?

[1] 2002年9月20日。





如此应对“双底”[1]


日本经济繁荣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担忧它今后的发展。

美国人非常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因为在那个时期日本的制造商征服了整个世界。还记得当时机场的书店里摆满了大部头管理类书籍的情景吗?而且这些书的封面人物是日本封建时代的武士。后来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了,大多数美国人断定:当一个国家缺乏足够好的商业渠道和政治领导阶层时,它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除此之外并不能从日本的经历中借鉴到什么。当然,我们的国家不存在那样的问题。

事实真的如此吗?杰克·韦尔奇的雄心壮志看上去像日本商业武士一样在起初时被高估了,并且我们的政治领导阶层也确实没有去鼓舞人们的信心。实际上,近来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沮丧的想法:如果日本的政策已经变得很糟糕,那么相比之下美国的政策变得更糟糕也是有可能的。

日本对后泡沫经济的治理,很难说成效显著。但是,几年来我一直担心的是其他国家将怎样处理同样的问题。确实如此,正如美国试图治理自身的后泡沫经济一样,很容易看出它所做出的经济决定是多么的糟糕。

艾伦·格林斯潘和他的同事们与他们的日本同行相比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端,这是事实。他们知道日本银行降低利率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并且清楚等意识到国家的问题有多严重时已经太晚了,甚至零利率也不足以刺激经济复苏,因此美联储经常提早降低利率。2001年美联储通过11次降息刺激了房屋的购买和抵押贷款融资的迅速增长,这种措施使经济避免经历更严重的衰退。

但是,我们也逐渐意识到仅仅降低利率似乎是不够的。我无须告诉你股市的情况,但经济指标已有力地表明了经济或许会陷入负增长,即呈“W形状”的衰退,债券市场也清楚地预测到美联储将不得不再一次降低利率。如果美联储像日本银行一样把利率完全降低到零,并且这仍不能够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其实,日本的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抵制持续的经济衰退是十分有效的,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人们会嘲笑日本在公共事业上的巨大花费——尤其是那些没有用处的桥梁和高速公路等等。毫无疑问,巨额的资金被浪费掉了。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的这些支出其实已把钱注入到了经济当中,对那些不景气起到了抵制的作用。

那么,美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实际上,目前我们采取的是一种相反的政策,即经济下滑时减少国内开支,一些措施在联邦政府的要求下正在实施。布什政府尽可能多地削减公共开支,其做法是从军人福利、国家安全和医疗保险这些方面,这儿减掉10亿,那儿减掉10亿。更重要的是,经济衰退给各州和当地政府的税收收入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无论是花在有用的方面还是没有用的方面的开支,它们都大力削减,而对于这种情形联邦政府没有给予积极的帮助。

事实上,格老[2]或许无法靠一己之力来拯救我们,而我们至今也尚未正视过这一点。但是,2001年秋关于刺激经济的争论表明我们的政治领导阶层对于经济问题没能制订出一个合理的应对措施。经济学家觉得危险的地方,布什政府和他的国会盟友则看到了机会——就是要加大力削减有限公司和美国富人的税收,这种措施迎合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但和经济问题几乎没什么相干。还记得要给雪佛龙德士古公司(ChevronTexaco)和安然公司削减可追溯性税收的建议吧?

最后,和那时相比,刺激经济的需求显得并不是很紧迫了。但是,如果像现在看上去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话,包括复苏的下滑,那么没理由认为我们将会做得更好。

当然,如果我们的领导者决定对经济置之不理,政府仅仅只想着用侵扰他国的手段来将人们的视线从失业率上升和股票价格下跌上移开,那将是极其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们没必要担忧那些,不是吗?

[1] 2002年10月1日。

[2] 原文为Uncle Alan。——译者注





我的经济观[1]


尽管其他的消息被淹没在战争的喧嚣里,但是经济的前沿正预示着一些不祥的征兆。这并不是很明显,但几个月以来的数字表现得比预期的还要糟糕。这次,我们完全把政治放到一边,来分析一下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并且应该做些什么。

关键一点是这种衰退不是你父亲时代的衰退,而是你祖父时代的衰退。也就是说,这种衰退不是标准的战后衰退,而是美联储为抵制通货膨胀而采取措施造成的,当美联储放松控制的时候情况正好相反。这种衰退其实是由传统的超额投资锐减造成的,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而仅仅通过降低利率是很难控制这种锐减态势的。

毫无疑问,美联储迅速降低利率的做法在去年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避免经济更进一步地下滑。但是认真审视一下货币政策就可以看出,美联储做得并不够,而且也存在做得不够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惯用的货币政策,尽管美联储基准利率已经处于最低水平,但是真正的美联储基准利率——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一般和投资决策有关——实际上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衰退时基准利率的底线是相似的,因为通货膨胀率是相当低的。

艾伦·格林斯潘和美联储下调了基准利率,尽管下调速度比上一次衰退时的下调速度要快,但是到目前为止幅度还是很小;上一次下调了6.75点,这一次仅仅下调了4.75点。即便美联储基准利率下调到零,和上一次的情况比起来也只是一个更小幅度的利率削减。如果你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生产过剩规模比80年代的生产过剩规模更大,并且经济需要更大的刺激才能脱离困境的话,那么美联储可能做得还是很不够,即便利率下调到零,想刺激经济恢复可能也会很难。

上述情形或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过剩的生产能力带来的威胁,尤其是在电信方面,只能通过渐进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在2004年或许更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将会处于一种缓慢的发展状态。美联储应该更进一步降低利率,或许这样仍然不够,但是却很有帮助。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呢?

答案是我们对财政政策的刺激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计划,现在说来就是要鼓励支出、消除隔阂,直到贸易投资恢复为止。这个计划的一些内容是显而易见的,杰夫·麦德瑞克(Jeff Madrick)在昨天的《时代周刊》中进行了描述。首先,要扩大失业救济金发放,在这方面,这次做的比上一次衰退时做的要拘谨得多。这将担负两个的责任,帮助一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同时把钱放到有可能花钱的人手中。其次,对那些目前面临财政困难的各州应该给予帮助。这也将担负两个责任,加大公共服务方面的开支,从这一点上来讲,最有可能突破的目标就是对穷人医疗保险的开支,同时要刺激需求的增长。

我同意麦德瑞克先生所说的,明年这些方面的开支应该达到1000亿美元,如果这些方面的开支没有达到足够大的数额,那为什么不对那些支付所得税的人采取其他折让的措施呢?

我们怎样才能做出合理的开支计划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是知道的,那就是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内取消减税政策。经济现在需要的是刺激,从现在开始5年内没有必要削减富人的税收。

这个计划不是什么复杂的科学研究,它只是把通俗易懂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运用到了我们实际情况当中。

我十分清楚在政治上这些政策是不值得讨论的,但我认为我们有权问为什么。

[1] 2002年10月4日。





第4章 任用亲信模式


美国任用亲信的资本主义模式





4年前,当亚洲遭受金融危机的时候,许多观察者把问题归咎于“任用亲信的资本主义模式”。亚洲的那些富商们非常乐意如实地告诉投资者他们的资产、负债和利润情况,他们笼罩着政治的光环。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认真关注他们的生意,而这些生意瞬间就崩溃了。

听起来很耳熟吧?

表面上看来,安然公司出人意料的政治风暴真是让人迷惑不解。毕竟,布什政府没有把安然公司从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是,为什么长久以来布什政府要竭力掩饰和安然公司之间的关系呢?为什么乔治·W.布什要荒谬地声称在他初次竞选州长时,安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肯尼斯·莱(Kenneth Lay)曾反对过他,并且两个人是在那次竞选后才开始认识的呢?为什么新闻界闭口不谈,好像其中隐藏着一个很大的、丑陋的内幕似的?

因为布什政府害怕,新闻界怀疑,一旦安然事件彻底曝光,那将会揭开美国任用亲信的资本主义模式的面纱。

任用亲信的模式在美国是很平常的;代表Chiquita bananas公司利益的克林顿政府把我们带到了贸易战的边缘。有责任感的布什政府似乎对沸沸扬扬的利益冲突都漠不关心——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新任主席马克·拉西科特(Marc Racicot)的计划,作为说客的他要起草一个7位数报酬的议案(现在他说他将不再是说客,但是他仍将获得那样的报酬)。

关于安然公司和布什政府真实关系的问题牵涉到能源商破产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时莱先生依据其申述,告诉联邦能源治理委员会的领导,如果想保住工作的话,就应该和安然公司通力合作。而且,安然公司当时帮迪克·切尼制订了一项能源计划,这个计划看上去的确是安然公司所写。但切尼先生拒绝透露有关自己团队内商讨的任何信息,他在试图隐藏什么呢?

当安然公司破产时,其他能源公司仍然保持着和美国政府的密切联系。就在有关安然公司最新消息曝光的前几天,美国政府还表示打算放松发电站污染标准;在上周的晚些时候,布什政府做出决定,要继续实施一项有争议的计划,即在内华达州储存放射性废弃物。对于那些和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公司来说,每一项决定都会给它们带来一大笔财富。在有关决定何处储存核废弃物的事件中,美国CBS市场观察网站(CBSMarketWatch.com)认为,有一群主要从事能源交易的政治募捐者正在大发横财。

注意一下引用题材的来源。在最近几个月,当政治记者忙于摇旗呐喊的时候,商业记者却带头告诉我们正在发生的真实的事情。他们对于所看到的事情感到恶心。CBS市场观察网站的执行编辑并没有抱怨政治评论者,他只是警告,“一小部分商业领导者运用同布什政府的密切联系获得了能改善他们利益的权力”。

商业杂志《红鲱鱼》(Red Herring)刊登了美国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一直秘而不宣的最大内幕。凯雷集团是一个投资公司,它的故事听起来就像令人作呕的电视剧故事一样。

凯雷集团专门买进那些破产公司的防务合同,在集团获得新的政府生意后,集团的财富会不可思议的上升,这时集团就会卖出合同。前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是这个公司的一名员工。截至2001年10月,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本·拉登家族是这个公司的投资商之一。

乔治·H.W.布什在凯雷集团的作用是看不见的;而布什政府显然不是这样。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最近给凯雷集团的老板,也就是他大学时候的摔跤伙伴弗兰克·卡卢奇(Frank Carlucci)一份非常好的礼物:拉姆斯菲尔德先生决定继续实施一项广受争议的“十字军火炮系统”决议,这项决议原本连五角大楼都想取消。结果凯雷集团又得到了一次转变的机会。

说来可悲,这些现实没有一个是明显不合法的——它们只不过丑恶到家。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政府在安然公司破产期间竭力要把安然公司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尽量缩小到这一家公司上来谈的原因。要记住事情原本比这要丰富得多。





还有多少个安然?[1]


这是个可怕的问题:会有多少家像安然这样的公司呢?

即便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安然这么一家公司采用了欺骗手段。实际上其他公司也参与了“虚假账目清算”,这是隐藏在虚假外表下的那些大公司怎么可能不存在庞氏骗局呢?

我不可能告诉你哪家公司的圣像实际上是由混凝纸做成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国家将来不会再出现2个、3个,甚至更多像安然这样的公司的话,那么我会感到非常吃惊。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和任何犯罪行为一样,庞氏骗局同样需要手段、动机和机会。

这三个条件近来都已经很成熟了。

手段:现在我们知道一个中等盈利甚至亏损的公司怎样轻而易举地掩饰自身的问题,并且给人一种具有盈利能力的外表。就像支付员工工资的诡计一样简单,公司不是把工资直接发放给工人,而是用股票期权形式支付的。大家知道工资是费用而股票期权不是费用。这种诡计对于公司报告的利润有很大的影响。据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史密斯分析,1998年思科公司报告利润是13.5亿美元,如果把它所发行的股票期权的市场价值视作一种费用的话,那么它应该亏损49亿美元。股票期权只是一种华丽的包装技术,这种技术通过人为加工后可以使公司报告的利润看起来让人着实满意。

动机:增加收益的目的就是要提升股票价格。但是为什么公司要采用欺骗手段呢?

有一种回答是,较高的股票价格有助于公司成长,可以很容易融资、兼并其他公司、吸收更多的雇员,等等。毫无疑问,大多数管理人员提升股票价格是出于使公司成长的真实意图。但是我们也经常会看到高层执行官们聚敛财富的时候,他们所经营的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了[有个比安然公司更糟的例子:很明显,环球电讯(Global Crossing)的创立者在公司破产时从公司卷走了7.5亿美元]。因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考虑一下管理人员的个人动机。不要问提升股票价格能给你的公司带来什么,而要问它能给管理层个人带来什么。

绝非偶然,较高的股票价格能为虚假账目清算提供便利,公司可以用这种方法创造虚假利润,从而进一步提升股票价格。这就是庞氏骗局!但是机会怎么样呢?20世纪90年代后期,三方面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为前所未见的金融诡计叩开了大门。

第一个因素就是“新经济”的出现。毫无疑问,新技术创造了新的机会并且整顿了工业秩序。但是新技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作假同时兴旺起来。你怎么才能知道一个公司是真正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新经济的机会,还是在准备伪造这种机会呢?

第二个因素是股票市场泡沫。正如罗伯特·希勒在他的著作《非理性繁荣》中所指出的,一个上升的市场就像是一个自然的庞氏骗局一样,后续的投资者的连续投资都会为其前期的投资者带来收益,这使得每件事看起来都还不错,直到人们身无分文被套牢一空。现在看起来很明显,但他并没有指出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也容易出现蓄谋已久的庞氏骗局。当公众相信了这种伎俩的时候,那些诈骗者就可以大行其事了。

最后一个因素是有一个宽松的法律环境。以前,采用欺骗手段的那些公司和审计员会面临被诉讼的威胁。但是在1995年,国会无视比尔·克林顿的否决,执意通过了私人安全诉讼改革议案,这使诉讼变得更难了。账目清算公司连同它们审计的公司和出售它们股票的投资银行,的确不必再担忧什么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公司的动机,而且还要看到执行官们个人的动机。我们知道安然公司的管理人员给他们的投资银行家——不是公司的投资银行而是他们个人的银行家——一个机会,即向过去隐藏他们债务和吮吸他们钱财的皮包公司进行投资。想不想打赌,类似的交易难道不会发生在其他一些公司身上?

我希望安然事件是唯一的。但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会感到非常惊讶。

[1] 2002年2月1日。





改革的阻力[1]


“美国资本市场要想成型,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改变已被广为接受的账目清算原则”。这是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1998年做演讲时所提到的。萨默斯先生督促经济处于困境中的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期间要仿效美国式的“透明度和揭发力度”。

现在美国自身出现了公司账目清算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安然公司事件。因此我们会不会遵循我们给亚洲国家所提的建议呢?我们会不会把投资商所需的实情告诉他们,以便他们做出更好的决定呢?可能不会。这是个坏消息,因为安然事件的例子,尽管很极端,但绝不是唯一的一个。

总体上,对于美国公司来讲1997年是个分水岭。根据政府的统计,1992~1997年所有公司的利润都在迅速增长,但是随后就止步不前了;2000年第三季度的税后利润并没有前3年同期水平那么高。但是标准普尔500指数所显示的营业收益,即公司报告给投资者的利润,比前3年高出46%。

虽然技术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