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18本,国内高校规模最大的日本研究机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本院日本研究的名著精品)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18本,国内高校规模最大的日本研究机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本院日本研究的名著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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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由作者有关现代日本外交的研究成果组成,包括辛亥革命与日本、五四运动与日本、九一八事变与日本、华盛顿体制与日本、太平洋战争、战后日本改革等重大问题的论述,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些专题研究上的最高水平。
Year:
2019
Publisher:
江苏人民出版社
Language:
chinese
ISBN:
B082W76RWW
File:
MOBI , 109.35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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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jjal Akan Muncul dari Segitiga Bermuda

Year:
1996
Language:
indonesian
File:
PDF, 18.16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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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日本现代外交史论

日本儒学史论

日本社会史论

日外文化交流史论

日本近现代教育政策研究

战后日本能源安全保障研究

日本经济转型与治理变革论

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

日本近现代农业政策研究

日本经济产业解析:改革、创新与演进

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

日本现代政治史论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

日本东亚政策研究

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

日本的苏联及中东政策研究

日本史通论

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论





版权信息


书名: 日本现代外交史论

作者: 俞辛焞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07-01

ISBN: 978721422600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封面

版权信息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出版说明

第一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 一、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二、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

三、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

四、东方会议真相与“田中奏折”问题

五、试论1936年德日意《防共协定》的实质与作用



第二章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 一、孙中山对日态度再认识

二、孙日关系与矛盾论

三、孙中山的中日盟约问题辨析

四、日本对孙中山政策史论

五、孙中山与日本人士



第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外交 一、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

二、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的关系

三、试探对孙中山“满洲租借”问题的态度

四、护国运动前后黄兴与日本的关系

五、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中日外交



第四章 “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时期的日本外交 一、“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二、“九一八”事变与币原外交

三、“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的外交二重性评析

四、伪满的殖民体制与日本外务省

五、“满洲国问题”与日本的战时外交



第五章 美国对日政策与战后民主改革 一、美国对日政策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与否辨析

三、试论日本的战后改革

四、日本对中东的新政策



后记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出版说明


2019年南开大学建校百年校庆,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当然是值得纪念的。

如何使纪念百年南开的活动具有历史意义?我们很早就开始谋划和筹备。早在2015年春节期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原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向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提起,想以集体展示日本研究院研究成果的形式来纪念南开百年校庆。这一提议得到了保顶同志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研究院各位同事的积极响应。后来经过商讨,编委会一致同意以“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作为南开日本研究者纪念百年校庆丛书的名称,本文库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开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与百年校庆相适应,“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也应该是百年来南开日本研究业绩的展现。为此,编委会确定本文库由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构成。

第一,从南开大学创立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期南开的日本研究成果。刘岳兵教授搜集相关文稿四十余万字,编成了《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这是一本专题性的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集,对于研究和总结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这一时段中国日本研究的状况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二,新中国建立以来,南开大学成立的实体日本研究机构研究者的成果。实体研究机构包括1964年成立的日本史研究室、2000年实体化的日本研究中心和2003年成立的日本研究院。

第三,1988年组建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是以日本史研究室成员为核心,联合校内其他系所相关日本研究者成立的综合研究日本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哲学、语言、文学的学术机构。在百年南开日本研究的历史发展中,日本研究中心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库也包括该中心成员的成果。

今后,如果条件成熟,还可以将日本研究院的客座教授和毕业生的优秀成果也纳入这个文库中,希望将本文库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能够充分且全面反映南开日本研究水平的成果展示平台。

在中国百年来的日本研究中,南开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历史的发展和南开的先贤告示我们:日本研究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日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百年来,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者孜孜以求,探寻日本及中日关系的真相,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是南开大学与辽宁大学两校日本研究者倾注近20年心血合力打造出来的。杨栋梁教授主编的十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及六卷本《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也几乎是倾日本研究院全院之力而得到了学界认可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另外,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从1995年开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展现了中心成员在日; 本研究各具体专题上的业绩,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这些成果都是南开日本研究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相关学术成果的集体展示。我们相信,本文库将成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和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双一流”建设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她将承载南开精神、贯穿南开日本研究学脉,承前启后,为客观地了解日本、促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我们也想以此为实现“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培养全民族的国际视野和情怀,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历史知识和认识水平,尽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编辑委员会

2019年3月19日





第一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


一、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遭到的屈辱和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这个事实,鲜明地揭示了这个伟大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有关这些问题,许多学者已做过深入的论述,有了明确的答案,无须赘述。本节只是根据近几年日本等国公布的外交文书和档案材料,对巴黎和会的内幕,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相互争夺以及中国北洋政府的外交等问题进行一些揭露。这对于进一步了解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不是没有益处的。





1.关于山东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殖民地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大战爆发伊始,日本便侵占德国所霸占的中国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它夺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但这并不等于日本就把山东牢牢地窃取到手。日本要想牢牢地占据山东,就必须在战后的和会中重新同列强争夺并得到它们的最后承认。于是,日本政府于1915年8月成立以币原喜重郎为主席的和会准备调查委员会。1917年1月12日,日本政府又通过了本野外相所提出的《帝国政府在战争中应执行的外交方针》。为了达到最后攫取山东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事前同英国、法国和俄国进行秘密交易,以保证实现它在和会中的目标。

当时,英国在欧洲战场上顾此失彼,力不从心。早在1914年欧战爆发伊始,英国外交大臣和海军大臣借日英同盟条约,曾多次请求日本派军舰赴欧参战。可是,日本拒绝了这一请求。当日本占领山东后,目睹英、法、俄等国瓜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协议成交,感到在战后和会角逐中需要英国的支持,于是1917年1月答应英国的请求,并趁机要英国在战后和会中支持日本攫取山东。1月26日,本野外相召见驻日英国大使,说“帝国政府就帝国政府具有最大利害关系的山东中省及现在占领中的赤道以北德国诸岛向敌国政府提出要求时,期待英国政府的支持。希望英国政府现在予以保证” [1] 。对此,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于2月14日正式复函日本:“对于在和会之际日本提出对德国在山东省的诸权利和德属赤道以北诸岛屿的要求时希望得到[英国]支持的保证,英国政府在此表示欣然应诺之意”;同时,“英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在和会召开时,也以同样精神欢迎英国对赤道以南德属岛屿的要求”。 [2] 对此,日本政府于21日便向英国政府表示:“贵国政府在和会中就德属赤道以南诸岛屿提出要求时,帝国政府也欣然以同样的精神,慨然予以支持。” [3]

接着,日本和法国、俄国及意大利也进行了同样的秘密交易。2月19日,本野外相召见法、俄驻日大使,要求两国政府效法英国,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 [4] 对此,法国政府于3月1日、俄国政府于3月5日分别复函保证支持日本。意大利政府也在3月28日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同年9月,日本政府又派前外相石井东渡赴美,就中国问题和美国国务卿蓝辛进行交易。在双方谈判时,石井一再强调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而蓝辛则强调对中国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经两个月的舌战,双方达成妥协。11月2日以换文的形式发表了“蓝辛—石井协定”。协定规定:“合众国承认日本国于中国有特殊之利益”;“两国政府声明,在中国支持所谓的门户开放和对工商业的机会均等主义”。 [5] 这就是说,日本承认了美国在中国的机会均等的原则。协定虽然没有具体涉及山东问题,但美国以日本承认美国在华的机会均等为交换条件,默认了日本在山东的既得权益。

这样,大战尚未结束、和会尚未召开之时,就瓜分山东问题,日本和欧美列强已达成了肮脏的秘密交易。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外交部会议厅正式开幕。帝国主义列强都野心勃勃地力图按照自己的贪欲来瓜分战后的世界。它们在争夺和勾结中,血淋淋地宰割了约有一千三百万居民和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和战败国的领土。最后,它们竟悍然践踏国际法,瓜分战胜国中国的领土山东。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除在1月27、28日两日的第十、十一次的“十人会议”上进行讨论之外,主要是在4月22、29、30日的三次“四人会议”上决定的。“四人会议”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尔朗多组成。日本全权代表列席会议,而主权国家中国的代表却被拒之于会议大门之外,连会议记录也无权参阅。

在会议上,英国和法国按照战时诺言,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反对将山东归还中国。4月22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会议上公然表示:“关于本问题,英国政府有支持日本的公约”,并提醒在座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记得法国、意大利也订了同样的公约”。 [6] 他私下也对日本全权代表牧野斩钉截铁地表示:“约定终究是约定,英国是遵守约定的。” [7] 在会议上当日本和美国唇枪舌剑争夺山东时,他不是貌似公正居中调解,就是公然偏袒日本。英国的这种态度是日本在和会上胜过美国,攫取山东的重要因素。1月29日,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对日本全权代表松井表示,关于山东问题“政府间已有约定,因此当然照此履行” [8] 。3月4日,克里孟梭和日本首席全权代表西园寺密谈山东问题,克里孟梭再次表示,他作为日本的老朋友,当尽力帮助日本攫取山东。

美国是在“一战”中获万利而无一损的唯一国家,它通过战争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从欠债国变成拥有达一百多亿美元的债权国。美国凭借膨胀的经济势力,到处伸手,妄图实现争霸世界的野心。在中国问题上,美国企图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从而削弱远东的竞争者日本而加强自己的力量。甚而连“蓝辛—石井协定”也不顾,反过来又和日本争夺山东。4月15日举行五国外长会议时,美国国务卿蓝辛提议,德国的一切殖民地应先归属于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然后由它处理,山东也包括在其内。4月21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再次对日本全权代表牧野和珍田重申:“对德国所放弃的领土,按着蓝辛的方案,先把它让渡给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然后由国际联盟商议决定其所属。” [9]

日本当然不甘心吐出山东,甚至以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威胁。4月21日,日本外相内田训令日本全权代表:“若不彻底贯彻我方上述主张,则拒签国际联盟章程。” [10] 这也就意味着拒签和约。在翌日的会议上,日本全权代表的态度异常强硬,宣称“鉴于本国训令,对于不包括满意地解决[山东]问题内容的条约草案,不能签字” [11] ,同时提出了草拟写入和约的两条山东条款。

威尔逊在日本全权代表的讹诈下,立即表示退让,态度变得更加温和。从此他不再提国际联盟对山东的委任统治,而把斗争目标限制于日本在山东的权益不得超过德国的权益上。德国霸占胶济铁路时,未明文规定聘用德国人当铁路警察的教官。但1918年9月24日订立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却规定:“巡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国人。” [12] 警察掌握在日人手里,就是确认日本垄断胶济铁路。因此,威尔逊力图限制日本的警察权,表示对于“承认日本超越德国既得权益的要求” [13] 有困难。弦外之音是可以承认日本攫取山东,但其权益不得超过德国的既得权益。

威尔逊态度的转变,事实上是接受了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的意见。4月22日,三国首脑召见中国全权代表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问道:“拟将胶州问题分两层办法:一、添中日协定凭据;二、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中国于两法中何者为愿?”克里孟梭也同意劳合·乔治的意见,并说“此层固可虑” [14] 。中国全权代表对于有损于中国主权的两项办法均拒绝接受。威尔逊倾向于英、法的意见,指令顾问专家们去研究。顾问专家们于4月29日第二次山东问题会议前就呈报其意见:“与其履行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内有条件交还中国之约文,毋宁将山东移交日本,以酬劳之为有利。”于是在4月29日会议上三国首脑决定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同意把日本提出的山东问题条款写入和约。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必须发表由威尔逊起草的一则声明:“日本的政策是将山东半岛归还中国主权之下,仅保留许以德国的经济特权和一般所实行的条件下设置青岛居留地的权利”“铁路所有者仅为保障运输安全使用特别警察,不得为除此之外的目的而使用”“警察队以中国人组成,中国政府任命铁路公司董事所选的日本教官”。 [15]

日本政府自从占领山东以来,从未表示愿将山东归还给中国。这时日本表面上同意发表此声明,不过是敷衍美国。早在1914年8月,即日本占领山东前夕,加藤外相致小幡驻华代理公使的电文中就曾明确指出:“鉴于各种关系,帝国政府不能做将胶州同意归还给中国之保证。” [16] 这就是说,日本要永远霸占山东。至于警察,名为由中国人组成,实为日人掌管。劳合·乔治也说,胶济铁路的董事,华人无力承管,只能由日人担任。由日人董事选日人教官,其结果“实质上日本掌管铁路警察,而中国的地位也没有毁损” [17] 。由此可见,美国和日本以伪善的外交辞令,牺牲中国,达到了妥协。

美国和日本何以妥协?

日本当时属于第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仰承欧美列强的鼻息,况且和会大权由英、法、美首脑掌管。日本深恐三国首脑最后否决日本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同意发表口是心非的上述声明。 [18]

美国屈从日本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它怕日本退出和会,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当时意大利由于瓜分殖民地的贪欲未得满足,业已退出和会。如果日本再行退出,国际联盟便要夭折,美国通过国际联盟争霸世界的希望也会变成泡影。4月29日晚,威尔逊彻夜未眠。第二天,他对其新闻秘书巴克尔说,“唯一的希望在于把世界集合在一起,让日本加入国际联盟” [19] ,倘若“日本退出会议,不仅会议破裂,而且会毁掉国际联盟” [20] 。美国舆论也承认:“总统过于想成立国际联盟,因此屈服于日本的强硬态度。” [21] 牧野对天皇的奏文中也认为,威尔逊之所以同意日本的要求,原因在于“把此事(指国际联盟——笔者注)放在考虑之中” [22] 。

其次,美国希望和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结成一条共同对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其在山东问题上的又一个重要考虑。这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后爆发了革命和罢工。这使“威尔逊对欧洲局势感到忧虑。弥漫全欧的工人运动可能推翻法国和意大利,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全欧洲的影响更使威尔逊伤脑筋,而威尔逊要盟国在这个威胁面前保持坚强的团结一致” [23] 。为了保证日美共同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也有必要满足日本的要求。

最后,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也从这种妥协中得到了保证。威尔逊迫使日本发表的声明中有“一般实行的条件下设置青岛居留地”的内容,而“一般实行的条件”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在4月29日起草的声明草案中曾写道:日本拥有“在青岛设置不垄断的居留地的特权” [24] 。所谓“不垄断”者,即美国也在胶州湾同日本机会均等之意。

在决定山东问题后,三国首脑和日本以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中国代表签字。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白尔福对中国全权代表说:“政治权交还中国,经济权给予日本,谅中国必可满意” [25] ,要中国代表无条件签字。但中国代表在国内人民的压力下,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山东条款持保留态度。中国代表“最初主张(把保留意见)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又完全被拒” [26] 。6月28日上午,中国代表终于决定不签字,并派代表将拒签的文件送给三国首脑。对此,号称“老虎”总理的克里孟梭怒气冲冲地斥责道,“在首相会议决定不许保留签字的今天,没有考虑的余地” [27] ,不仅拒绝会见中国代表,而且连中国代表交付的文件也不屑一顾。下午,和约签字后,克里孟梭还对西园寺说,“中国人终于没签字,但我却感觉不到何等的痛痒” [28] ,一语道破了把中国作为分赃会议上的牺牲品的嘴脸。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和约,也就是说,“只能巩固、扩大和加重财政资本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压迫” [29] 。中国虽然以战胜国的名义参加了和会,但是和约不仅没有把山东的权益归还中国,反而更加扩大和加重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压。





2.北洋政府对山东问题的态度


中国北洋政府是封建阶级的政府。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政权落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手里。段祺瑞的统治,和袁世凯一脉相传。此时,欧战方酣,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对华影响独盛。日本看中段祺瑞,以重金和武器全力扶植他,以便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段祺瑞完全投靠在日本的怀里,公开拍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对他“武力统一”中国的支持,步袁世凯的后尘,把山东的权益继续奉送给日本。

日本懂得,如果中国参战,它在山东的权益在法律上就要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所以日本一直阻止中国对德宣战。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同意中国参战。北洋政府1917年8月对德正式宣战。宣战书宣布:“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定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30] 据此,1898年3月德国与中国订立的《胶澳租借条约》也随即废止;1915年5月日本基于该条约和袁世凯政府签订的《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及其换文,也自然失其效用。这正如中国代表在山东问题的说帖中所说:“德国人所享之租借权利,按法理言之,即业已回复于领土之主权国。易言之,即德国人业已丧失其租借地等各项权利,故已不复享有所谓关于山东省之权利可以让与他国者(指日本——笔者注)也。” [31]

这是中国收回山东的最有利的法理根据,是日本词穷理亏之所在。日本的全权代表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山东问题上“从国际公法的观点来说,多少有弱点” [32] 。因此在和会中,日本最怕中国和列强提及此事。

可是,北洋政府于对德宣战一年后的1918年9月24日,又与日本订立了济[南]顺[德]、高[密]徐[州]两条铁路借款两千万日元的协定。这一借款是西原借款的组成部分,是日本收买段祺瑞的一步棋。据统计,从1917年以来,日本和段祺瑞政府先后订立了各种名目的借款达五亿日元的协定。段祺瑞为了捞取“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在订立这一铁路借款的同时,又和日本订立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新协定,再次出卖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这是日本为弥补山东问题上的理亏而设置的圈套。这一协定不仅为日本攫取山东提供了口实,而且使中国重新认可了因对德宣战而废止的1915年5月订立的“二十一条”中有关山东的条约及其换文。这就给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地位造成了困难。日本在和会上抓住这一点不放。日本全权代表说,“该宣战在任何情况下,对于1918年9月24日的协定即宣战后缔结的协定之效果,不能产生影响”“中国缔结1918年9月24日协定这一事实本身,就承认了1915年5月25日条约的无可争辩性”。 [33]

而且公然扬言“中国现在根据上述协定已经接受了两千万元的预支金” [34] 。克里孟梭也为虎作伥地说:“这一事实对日本颇为有利。” [35] 威尔逊也挖苦中国代表说:“1918年9月,当时,协约气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36] 这样,1918年的两个协定便成为日本在和会上攫取山东的把柄。

北洋政府尚不止此。在和会进行期间,外交次长曹汝霖竟数次对驻华公使小幡交底说,政府对和会代表的训令中未提及山东问题,只涉及废除治外法权、撤出外国军队、关税自主等问题。 [37] 这就表明北洋政府不打算把山东问题提交和会。据《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记载,中国代表团对山东问题事前确实毫无准备,在2月21日举行的中国代表团第十四次会议上才讨论了山东问题,并起草提交和会的文件。中国代表团在和会期间的七十余次会议中,讨论山东问题仅有八九次。而且,中国首席全权代表陆征祥赴法路经东京时,还登门拜会日本外相内田和牧野。据牧野说:“会见时约定在和会中协力和衷,并在1月25日的预备会议上再次确认其态度不变。” [38] 此事当时在巴黎闹得满城风雨,在中国代表团内部也引起轩然大波。陆征祥身居首席全权代表,经常不出席事关大局的重要会议,却去瑞士“治病”,甚至扬言要辞去外交总长和首席全权代表之职。

在和会上,中国全权代表王正廷和顾维钧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有一个阶段确为山东问题进行了力争。在1月28日的会议上,他们首次舌战日本,据理阐明胶州租借地和胶济铁路以及其他一切权益应直接交还中国之理由。对此,日本政府深感震惊。驻华公使小幡惊讶地说,这“使日本委员狼狈不堪” [39] 。小幡遂于2月2日奉日本政府之命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扬言“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与日本以不快之感” [40] 。外交次长曹汝霖卑躬屈膝地答道:“本部所得电报,亦知28日会议上顾、王两氏与贵国珍田、松井两氏颇有辩论,当呈明大总统。大总统注重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得过于激烈。今日贵使既来提及此事,本国政府应更注意。” [41] 对此,小幡“极为满意”“希望贵国政府以本国政府训令之意,电达贵国代表”。 [42] 小幡这种态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但北洋政府却于2月10日发表声明,隐瞒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真相,说什么“此系不明真相之误传”“中日两国现在谋亲善之实现,更不应有何误解,盼望两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场中,勿再生何等之误会”。 [43] 这就是说,不许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同日本代表争辩山东问题。日本对此颇为满意。小幡公使立即电告内田外相说:“该声明缓和北京各报的反日论锋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44]

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关于山东问题之说帖,理直气壮地摆出中国要求归还山东的七条理由及应该直接归还中国的五条理由,曾一度压下了日本的气焰。日本不得不请国内外的所谓专家来研究说帖,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曹汝霖却跑到日本使馆去,诽谤中国代表,竟说“将青岛问题及山东的德国权利直接收回问题最先提交会议,并未与北府商量,纯属顾、王二人擅自行动”;并向小幡公使转达大总统对日的诚意,助长日人的气焰。 [45] 顾维钧、王正廷等和会代表和北洋政府对山东问题的不同态度,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和北洋政府的卖国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美国和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争夺。中国代表团的主将顾维钧等是亲美派,他们在4月24日向和会提了一个新方案,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先移交五大国,将来由五大国交还中国。 [46] 这实质上迎合了美国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需要,反映了美国的利益。

签署和约的日期日益逼近。中国人民纷纷打电报给中国全权代表,要他们拒签和约。可是北洋政府却背着全国广大民众,于5月21日密电中国代表无条件签字,不得保留。

6月5日,日人西田登临总统徐世昌的大门,劝他无条件签字。徐世昌俯首帖耳,当即表示“我最初的主张即是如此,全然同意” [47] 。6月11、12日,陆宗舆连续两天跑到日本使馆,对小幡公使大献殷勤,密告徐世昌的意图。他说:“大总统决心依然无保留签字,对其决定毫无动摇,并已将其意电训巴黎。” [48] 他又说,假若中国国内各省督军发生异议,大总统也坚持原意,表示“除辞职之外,别无他法” [49] 。小幡对陆的密告十分满意。上述种种表演,一笔勾销了中国代表为力争山东而做的一切努力。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代表团内部逐渐分化。王正廷 [50] 等主张拒签。他在5月28日的代表团会议上表示:“就英、法、美方而言,如果欲分划中国,此次虽签和,也无可挽回。” [51] 顾维钧则开始踌躇,说:“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 [52] 胡惟德等主张签和,说:“签字一层,苟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必为个人毁誉计。” [53] 这一分化,实际上是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与妥协。亲日派主张签和;亲美的顾维钧等人开始力争山东,但随着美、日的妥协,随即改变态度,表示妥协。日本全权代表看出顾维钧的态度有变化,便设宴招待他。顾在席间对日本全权代表伊集院说,通过会谈很好地理解了日本的诚意,对相互间所引起的误会深表遗憾。 [54]

这时,北洋政府一面电令在巴黎的代表签约,一面派陆宗舆去日本使馆告密,告诉日本人说若王正廷等拒签,则叫施肇基签和 [55] ,并嘱小幡公使保守机密。

日本政府得到上述保证后,更加有恃无恐。当28日下午中国代表拒签和约时,早已洞悉中国内情的日本全权代表毫不在意,电告内田外相说,拒签全然是当地中国代表的擅自行动,非该国政府之意。 [56] 徐世昌惊悉拒签消息后,马上和段祺瑞策划对策。他怒气冲冲地说,这次拒签对列国似乎造成中国政府命令之误解,事关政府威信,不可等闲视之,速免和会专使,以便列国周知此次拒签并非政府之意。 [57] 同时,他派徐树铮把此意通知日方。迄于7月初,段祺瑞还准备任命主签派的胡惟德、王广祈为全权代表,补签和约,并希望日本全权代表帮忙。 [58] 但此时和会已结束,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在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南北和会于2月20日在上海召开。段祺瑞一方面派代表参加和会,另一方面利用他参战督办的职权,依靠日本提供的军火和教官,火速建立了参战军三个师和西北边防军四个混成旅,准备推翻南北和会,再走“武力统一”中国的老路。所以,段祺瑞是以奉送山东来换取日本对他的军事援助的。这是段祺瑞和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期间,投靠日本、出卖山东的国内原因。





3.新时代——五四运动


和会外交的失败,置中国于战败国的地位。消息传来,全国群情激奋,学界情绪尤为激昂。5月4日下午,北京13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手持旗帜,上书“争回青岛方罢休”“拒绝和约签字”“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游行队伍冲向赵家楼,火烧卖国贼的巢穴,痛殴章宗祥。这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开端。它以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为导火线,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天安门前的星星之火,迅猛形成燎原之势,席卷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5月7日,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的学生分别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全国二十多个省的几十万学生相继投入了五四革命风暴之中。6月3日,中国工人阶级也投入了斗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与五四运动的爆发,两者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五四运动是1911年辛亥革命失败以来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产物。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中包含着和会外交失败的原因,因此,和会外交的失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猛地点燃新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革命烈火,并且使它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意义。

和会外交的失败打破了部分国人对和会和威尔逊的幻想,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觉悟。当巴黎和会开幕时,中国有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的宣传和“威尔逊十四条”的迷惑下,为巴黎和会的召开庆幸,对英、美等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上海《时事新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欧战结束,和会开始,凡为弱小之国,莫不思借威尔逊之宣言,力求国际之平等,如民族自决,外交公开,国际弭兵等项,尤为着者也。” [59] 陈独秀和他主编的《每周评论》也曾对和会和威尔逊抱有很大的幻想,要求和会通过取消中国和外国订立的丧权辱国条约,承认中国收回山东的权利。他还主张,亚洲各国联合起来,向和会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如这一意见能通过,那“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 [60] 。他甚至把威尔逊捧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 [61] 。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分割弱小民族的丑恶嘴脸以及和会对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这些严酷的事实,彻底打破了某些中国人对和会和威尔逊所抱有的幻想。陈独秀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62] 由此他进一步认识到,和会是分赃会议,“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63] 。李大钊也愤怒地揭露:“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64] 而且质问威尔逊道:“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 [65] 对和会和威尔逊的这种新认识,激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觉悟,点燃了熊熊的“五四”革命烈火。

这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指引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观察帝国主义世界,从巴黎和会失败的教训中得出帝国主义世界是强盗世界的结论。“五四”前,人们认为“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 [66] ,李大钊于和会外交失败不久的5月18日,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缘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 [67] 这强盗集团就是包括欧美列强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人民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就要反对在其幕后支持它的一切帝国主义。李大钊根据对于帝国主义强盗世界的新认识,进一步提出了“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改造强盗世界”的彻底反帝的革命口号,这就使得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飞跃,给五四运动赋予了彻底反帝的革命性质,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

中国和会外交失败,不仅剖示了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本质,而且也把北洋军阀政府在山东问题上出卖民族主权的行径,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封建军阀政府的本性。《每周评论》严词斥责北洋军阀“引狼入室”“有意卖国”,卖国不仅是曹、章、陆三人,而且是整个反动军阀。通过1914年日本侵占山东到1919年中国和会外交失败的全过程,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买办阶级侵略中国的实质,同时也认清:要彻底反帝就必须彻底反封建,要彻底反封建就必须彻底反帝的道理。

不仅如此,李大钊等从帝国主义强盗世界这一认识出发,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封建阶级的所谓“以夷制夷”的本质。袁世凯1914年让日本占领山东时曾辩解说是为了以东洋的黄种人驱逐西方的白人,结果引狼入室,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李大钊指出:“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候。” [68] 在“群‘夷’相争”的时代,“以夷制夷”“是根本的大错”“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 [69] 这是对封建阶级的投降主义的新认识,它提高了人民群众反帝必反封建的觉悟。中国人民从和会外交失败这一莫大的刺激中总结出了新思想、新认识。五四运动就是在这一新认识、新思想的指引下,以历史上不曾有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猛烈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注释

[1]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39页。

[2]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44~660页。

[3]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55页。

[4]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53页。

[5]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813~817页。

[6]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23页。鹿岛守之助著:《日本外交史——巴黎和会》,第12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141页。

[7]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804页。

[8]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116页。

[9]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21页。

[10]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42页。

[11]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26页。

[12]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第464页。

[13]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47页。

[14]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315页。

[15] 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Tokyo,Japan,1868~1945,microfilmed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P50卷,PVM16,第413~414页。

[1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3册,第174页。

[17]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77页。

[18]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806页。

[19] R.S.巴克尔:《伍罗德·威尔逊与世界的和解》,纽约1922年版,第266页。

[20] R.S.巴克尔:《伍罗德·威尔逊与世界的和解》,纽约1922年版,第262页。

[21]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98页。

[22]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807页。

[23] R.S.巴克尔:《威尔逊在巴黎做了什么?》,纽约1920年版,第102~103页。

[24]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48~749页。

[25] 《陆专使参与欧和会经过概要》,见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上海欧美同学会1921会年版,第212页。

[26] 北洋政府编:《巴黎和会关于胶澳问题交涉纪要》,第3部分,北洋政府档案。

[27]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0卷,PVM16,第1709~1710页。

[28]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0卷,PVM16,第1709~1710页。

[29]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63页。

[30]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91页。

[31]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63页。

[32]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805页。

[33]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29卷,12528,第56~57页。

[34]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34页。

[35]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29卷,12528,第71页。

[36]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314页。

[37]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00页。

[38]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799页。

[39]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1卷,PVM16,第1368页。

[40]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46页。

[41]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45页。

[42]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47页。

[43]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49~250页。

[4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167~176页。

[45]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00页。

[46] 张一志编:《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第210~211页。

[47]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42~1644页。

[48]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42~1644页。

[49]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42~1644页。

[50] 王正廷是南方政府的外交次长。

[51] 张一志编:《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山东问题汇刊》,第200页。

[52] 张一志编:《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山东问题汇刊》,第203页。

[53] 张一志编:《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第203页。

[54]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810页。

[55]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27~1628页。

[5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355页。

[57]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752页。

[58]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728页。

[59] 《时事新报》,1919年2月11日。

[60] 《每周评论》,第20号。

[61] 《每周评论》,第20号。

[62] 《每周评论》,第20号。

[63] 《每周评论》,第20号。

[64] 《李大钊选集》,第212页。

[65] 《每周评论》创刊号。

[66] 《李大钊选集》,第213页。

[67] 《李大钊选集》,第214页。

[68] 《李大钊选集》,第213~214页。

[69] 《李大钊选集》,第213~214页。





二、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


吉野作造(1878—1933)是日本的民本主义者,是大正民主运动的主要宣传者。

当前,日本史学界对于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松尾尊允、增岛宏等认为,吉野的民本主义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殖民主义,主张民族自决;而宫木又久、小林幸男等与此相反,认为它起了“拥护帝国主义的作用”和“帝国主义精神支柱的作用” [1] 。

由此可见,对民本主义和吉野作造的研究及其评价,是直接涉及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吉野作造对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态度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五四运动之前;二是五四运动时期;三是五四运动之后。本节拟就吉野作造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及其民本主义思想基础等问题加以探讨。





1.吉野对五四运动的认识


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犹如大浪淘沙,不仅使中国而且使日本的各阶级、阶层显现出对它的态度。

日本统治阶级从其侵略本性出发,极端仇视五四爱国运动,一面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抗议”,要求北洋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取缔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则指使日本特务分子和亲日派对学生运动进行直接破坏。

日本国内则舆论大哗。5月6日,大阪《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攻击和诬蔑五四运动,说什么它“好比妇女犯精神病后,放火烧家,自身投井” [2] ;5月10日,该报又攻击五四运动是“华人自危其国家” [3] 。

6月3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大阪《每日新闻》又叫喊,运动激化后变成第二个俄国革命,要求政府与中国军阀相勾结镇压爱国运动, [4] 甚至主张借此向中国宣战。对此,当时日本内部意见分歧。有的主张袖手旁观,有的则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满腔热情地声援朝鲜的“三一”爱国运动。但对五四运动却无动于衷,仅想通过四国借款团来解决山东问题。 [5]

这便说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山东为己有的帝国主义外交的“胜利”,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民族沙文主义的狂热。

此刻,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吉野作造博士,伸张正义,挥笔撰写《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发出正义心声:“中华民众一般反日,不过是对官僚、军阀以及财阀代表的日本的反感”“邻邦的一般民众恐怕不知道我国有‘侵略的日本’和‘和平的日本’。如果知道了,他们必定立即会隐忍反日的声音的”。 [6] 接着他又在《东方时论》7月号上撰写《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两个日本论。他写道:“在中国排斥日本的事实是排斥侵略的日本。但日本本身绝不是侵略主义国家,官僚军阀的日本具有浓厚的侵略色彩……可是,现在[日本]国民的多数是爱好和平、爱好自由、爱好共存主义的。这就是说,今日的日本有侵略的日本和和平的日本。” [7] 吉野先生的这些论述说明,他通过五四运动而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吉野从这种认识出发,进一步探讨中国人民为什么反对日本的官僚、军阀?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日本和中国的官僚军阀是个什么关系?他认为,两国的官僚、军阀互相狼狈为奸,日本的官僚、军阀在中国政府中扶植中国的官僚、军阀,通过他们图谋自己的利益;而中国官僚、军阀依靠日本官僚、军阀的御用商人主义外交的支持,巩固自己的地盘。 [8] 因此,他再次指出:“他们呐喊的反日是反对操纵和笼络中国官僚、军阀的官僚、军阀的日本,而不是怀疑和他们(指中国人——笔者注)产生共鸣的日本国民的公正性” [9] ,进而承认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官僚军阀的行动。

不仅如此,吉野从这种认识中进一步发现日中两国人民之间是存在共同点的。他说:“在冷静地想一想他们的要求时,认识到他们和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的萌芽。” [10] 这一生命的萌芽是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官僚、军阀的可能性。他指出:“这一侵略性日本,就是我们和平的日本极力要反对的。他们要反对的和我们要反对的完全是一样的。” [11] 此外他还从五四运动中看出两国人民结成友好的萌芽。他说:“我们从藏在邻邦青年暴动影子中的精神中不能不看出,发展日中真正友好的种子。据[我]考虑,同官僚、军阀一起进行着恶战苦斗的我们与他们,以同一个精神进行着同一种工作。” [12] 他殷切地“期待他们和我们两国民众之间出现站在和平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地共同开展改造社会的运动” [13] 。吉野的这种建立友好的种子和改造社会的想法,当时和中国人民的想法有相近之处。“五四”时期的周恩来于1919年8月谈及日本学生,谴责日本军阀的侵略主义时说道,“实在让我们觉得东亚两国国民的前途,尚有一点亲善的希望”“两国国民真正的亲善,万不是口舌、文字所能表达出的,紧要的就是双方国民对内对外,要有一个社会根本改造的实现”。 [14] 吉野认为,解决中国反日问题的途径,是从官僚、军阀统治下解放两国人民。 [15] 这一看法是很高明的。他迫切地希望两国人民“取得成功” [16] 。他指出:两国官僚、军阀的“友好”,实际上是阻碍真正友好的大障碍。 [17] 一个人的正确认识,来源于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正确理解。吉野之所以同情、声援五四运动,是因为他认识到五四运动是中国千疮百孔的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发生的。

他曾写道:“骚扰直接发端于山东问题的巴黎外交的失败。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最近一两年北京学界的飞跃性的确信。由于欧洲战争而引起的思想激变的波涛也波及中国,对青年学生中的启发显著……其结果对社会各方面的事物进行敏锐的批判,进而成为对最毒害中国的官僚政治的剧烈的不满。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很明白,今日的北京官僚政府久久依靠我国阀族的支持而存在,因此邻邦青年把矛头指向我国也是不得已的……如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考虑,就有可以谅解的理由。” [18]

吉野从对五四运动的这种认识出发,批驳所谓五四运动是“某国煽动”的谬论,说“他们的运动全然是自发的,不被任何人煽动”。 [19] 并指出日本报刊的宣传是无事生非。同时他又抨击五四运动是“盲目反日运动” [20] 的错误说法。他认为“他们首先着眼于革除认为是祸根的东西” [21] ,其目的是消灭官僚、军阀;其反日原因是因为日本援助他们的官僚政府;在他看来如果中国青年知道日本有帝国主义日本和和平主义日本,“他们必然高兴地不推辞和后者友好的” [22]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五四“在精神上仍然不外乎是政治性的启蒙运动” [23] 。吉野对五四运动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虽然没有直接用反帝反封的词句,但基本意思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的。

正确认识是正确行动的先导。吉野不仅思想上同情、声援五四运动,而且付诸行动。他为了声援中国的青年运动,为了建立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6月5日在黎明会讲演会上提出邀请北京大学一名教授和两三名青年学生访日的倡议,并勇敢地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写信本身就说明了他对李大钊的理解和相信。这一珍贵的书简如今已失传。《东方杂志》1919年7月号刊载了《日人吉野作造之中国最近风潮观》一文,其中引用了吉野博士致北京大学某君书。中国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的信也引了吉野信的一段。两者基本上相同:“我知贵国虽盛倡排日,所非之日,必为野心的、侵略的、军阀主义的日本,而非亲善的、平和的、民主主义的日本。侵略的日本,不独为贵国青年所排斥,亦我侪所反对者也。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平和人道之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 [24] 这是充满战斗情谊和友好之情的信。此信在中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书中写道:“博士此语,我国人士实不胜其感佩之情。盖此皆我国人士心坎中所欲发者。” [25]

不久,吉野收到李大钊的回信。信中表示,北京学界非常高兴地盼望他访华,如他今年夏天和秋天来华,用数个月时间能把日本国民的真意和民主精神披示给中国人民,这对东亚黎明运动的前途甚有影响。 [26] 通过李大钊的信,吉野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理解,确信了中国人民“持有非常希望和我们(指日本人民——笔者注)联合的本能的热情” [27] ;此外,吉野又接到北京清华学校骆启荣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中日两国真正的善良国民,必须彼此相爱,立于彼此互助主义。如欲享持久的、真正的人类和平的幸福,中日两国人民首先非改良各自的政府不可。 [28] 这一信的内容便和他的两国民众“开展改造社会的共同运动”的思想吻合。吉野通过这些信,“大体知道了北京的风潮” [29] 。

是年夏天,吉野借其弟子冈山守道出差中国路经北京之机,又叫他在北京拜访李大钊,再次转达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并再请北大教授和青年学生东渡访日。当时李大钊对冈山表示,为派北大教授和青年学生东渡访日做积极的努力。 [30]

不久,日本黎明会接到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信:“彼谓持侵略政策者,为日本军阀派政府,日本人民无与也”;“诸君须知我中日两国人民,本无深仇宿恨,徒以两国军阀政府之狼狈要结,遂致互相嫉视,苟一日不解脱此万恶之军阀,则两国人民,永无亲善之望。若欲解脱其军阀政府,则非互助不可。” [31] 接着,北京学生也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吾中日两国国民地位相同,利害一致,吾国民谓欲谋东亚真正之和平,中日两国间真正之亲交,首在促贵国国民之觉醒,共起而反抗侵略主义。” [32] 这些信,以高度的热情,倾注了中国青年学生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和两国人民携手反对官僚军阀的共同心愿。通过这些信,吉野对中国“学生的意向也清楚了”“邻国的多数青年也毕竟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绝不是敌人”。 [33] 他满腔热情地说:“他们和我们友好合作的可能已经不可怀疑了。现在起难道不是建立国民的真正友好,真正的东洋和平之花开放的时候吗?” [34]

通过吉野作造的努力,1919年底和1920年初,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宫崎滔天之子宫崎龙介抵达上海访问,在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的大会上发表讲演,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中国反日斗争的同情和声援。他曾写《日人口中之破坏和平的资本主义外交》一文,猛烈地抨击了日本官僚军阀对中国的侵略。周恩来把声援中国人民的这一文译成中文,刊载在他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5月,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一行6人 [35] 东渡访日,在东京和京都跟日本的教授、学生及工人举行座谈和联欢。吉野也数次会见他们,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打下一定的基础。日本统治阶级对此暴跳如雷,认为这是阻碍两国国交,禁止两国人民和青年学生的交流。由于统治阶级的阻挠,吉野先生来中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吉野先生从这些事实中认识到,“实际上阻碍两国真正友好的、威胁东洋和平的是联系着官僚军阀的丑恶的关系” [36] ,并愤怒抨击日本和中国的官僚军阀的勾结。他从这一事例中切身体会到,正是日中两国的官僚军阀的这种勾结,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猛烈的反日,并从中进一步理解了中国人民反日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吉野作造在抨击两国官僚军阀的同时,主张建立真正友好的途径是“从充分承认侵略性的对华政策的不对开始。这样,我们能够得到中国的谅解” [37] 。他曾数次提到“侵略”二字,但有时模棱两可。 [38] 后来的文章把“侵略”二字提得较突出,把反对侵略主义作为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他于1920年6月在《日中学生协作运动》一文中提出:“协作运动首先要指向的敌人是官僚军阀的侵略主义。” [39] 这就是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官僚军阀的侵略主义。几十年前吉野先生提出的日中友好的宗旨非常正确。

吉野先生提出的中日友好的这一宗旨,当时遭到一些人的非难,说什么中国青年运动的背后有过激派(指共产主义者——笔者注)。吉野横眉冷对,严肃指出这是“非常愚蠢的疑惑” [40] 。有的人爱面子,认为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说日本的坏话是不好的。吉野认为这种“家丑不能外扬”的思想是封建的东西,“我们对自己的坏事要彻底地予以承认。如果他们的非难中有相应的理由,要自动地倾听它并明确自己改正的理由,进而进行对话,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41] ,批判了掩盖自己民族过错的民族主义情绪。

五四运动虽然没有完成彻底反帝反封建这一历史使命,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军阀。吉野作造估计到了五四运动的这一历史意义。他认为,中国人民的斗争“在一种意义上是对日本的一大警告;在一种意义上又是对开辟日中两国的真正友好的一大障碍物发起攻击的呼声” [42] 。“对我国官僚军阀来说不外乎是要求改变对华外交的实物性教育。如果受到这种实物性教育后还不醒悟,我们日本永远失去向中国伸长的机会。” [43]

这种看法虽然未能充分评价五四运动反帝斗争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但还是认识和肯定了中国人民的这一反帝斗争。他认为:中国民众“给[中国]军阀、财阀的政治地位以全民性的一大铁锤” [44] 。





2.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与人道主义


吉野作造对五四运动的同情、声援和建立日中友好关系的殷切希望,绝不是先知先觉的。他是经过曲折的社会实践逐步产生的,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他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曾经写了不少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出谋划策的文章。例如日本政府向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说“和列国竞争,建立在中国的帝国势力和帝国的利权,绝不是无用不及之事” [45] ,“这次要求(指“二十一条”——笔者注)大体上是最少限度的要求,对日的生存来说必不可缺,删除第五项[要求]是甚为遗憾的” [46] 。不仅如此,在《关于决定对华根本外交政策中的日本政客的昏迷》一文中,极力主张日本支持袁世凯,以达到其侵略目的。吉野的这种立场和观点,当然是和在培养日本官僚的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接受的教育分不开的。然而学校教育固然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之形成会起很大作用,但是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又会使人的认识发生变化。

吉野对五四运动的同情、声援和共鸣及建立日中友好的理想,来自两种因素:一是其思想本身的进步和发展,一是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解。1910年,吉野远渡重洋留学西方,受到欧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1913年7月回国。这时正是大正初“打倒阀族,拥护宪法”的护宪运动时期,改良官僚军阀的专制主义的大正民主运动在兴起。此时回国的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论群众的示威运动》一文,标志他开始登上大正民主运动的政治舞台。他嫌恶官僚军阀的“暗室政治”,主张民本主义,并为实现这一目的积极宣传民本主义思想,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大师。这一主义在20世纪初期的日本盛极一时,颇有影响。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官僚军阀对立,具有一定的革新的气息。

其次,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也加深了。他于1906年至1908年,在中国住过3年。但他那时“全然不知道中国的事情”,认为“中国没有人物,因而大为失望而归”。 [47] 这时,孙中山先生已经登上了民主主义的政治舞台。但吉野当时尚未成为民本主义者,对中国革命运动和革命领导人毫无认识,因而不可能产生共鸣。他自己也曾经说,当时“对中国革命等事情完全没有兴趣” [48] 。

可是,从1914年起他开始关心中国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不少中国革命党人亡命日本。这时正好是吉野的民本主义思想形成时期。吉野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了解到,“最近在中国有一个大的蓬勃兴起的伟大精神” [49] 。这是他对中国的新发现。此时,大陆浪人头山满、寺尾亨等请吉野先生编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并向他介绍了戴天仇和殷汝耕。上述两位在介绍中国革命史时,向他推荐了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但直到1916年吉野才看见这本书,并一口气把它读完。这本书用不少篇幅叙述了孙中山和宫崎滔天的战斗友谊。因此,吉野在明治文化研究会重刊该书时写道:“他(宫崎)的自传本身就具有日中交涉史第一章的意义。” [50] 他把《三十三年之梦》爱如至宝。1917年6月,他终于写出《中国革命小史》。他在该书的开头写道:“近代中国运动的根本思想在于改革弊政,图谋新中国的复兴”,并批评了对中国革命的种种错误看法。 [51] 他对这一革命采取的态度是“向中华民族致以很大同情和敬意”,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在直截了当地论述中国民族复兴的努力的同时,说明著者为何向中华民族致敬的理由” [52] ,这几句简明的言语,倾吐了吉野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之同情。此时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了认识,“现在三民主义成为中国青年的国民性的口号” [53] ,赞赏孙中山的远见卓识。

五四运动前夕,即4月30日他在黎明会的第四次讲演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演说。他在演讲中批判专制主义的秘密外交,主张国民外交,要对中国采取共存主义。他还特别地指出:“最近在中国,改革过去政治的国民要求,作为一个新的力量蓬勃兴起。这是非常明显的。” [54] 而且强调要重视这一力量。他说:“把国民不放在眼中的政策不能取得友好之实。” [55] 因此他提出“在日本也好,在中国也好,要反对的是这一官僚思想” [56] 。这便说明,他此时已经洞察到了像火山一样爆发的一股力量和这股力量将要冲击的是什么。

吉野作造是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同情、声援五四运动的?

首先,如前所述,他的思想是民本主义。吉野认为,民主主义是主张“国家主权在民”的思想,平民主义是主张使平民和贵族对立起来的思想。他说,民本主义是和这两种思想不同的,因而起名为民本主义。吉野则主张“民有”。因此,这种思想是日本天皇专制向近代化过渡的一种过渡性思想。这种思想虽然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和“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有相近之处。他认为,宪法应具有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议院制等内容,但在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特权阶级掌权的国家里,虽在世界形势的敦促下公布了宪法,但不实行宪法应有的基本内容,并阻碍以立宪的思想来解释宪法。 [57] 他所说的便是日本。吉野的这种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的。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1889年制定的钦定宪法在天皇制、内阁、议会等政治体制上保存了封建的残余,与资本主义结合成为专制主义。因此,吉野的民本主义反对官僚军阀的专制主义中就包含着反封建的因素。而中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但封建官僚军阀袁世凯、段祺瑞之流篡夺了政权,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如故地被保存下来了。五四运动对内就是反对这一封建专制主义,因此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残余这一点,吉野的民本主义和五四运动就有共同之处。

因此,吉野非常赞赏中国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吉野在《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骚扰事件》和《在北京大学的新思想的蓬勃兴起》文中就介绍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58] 他认为,开明思想是勃兴于民间的,国立大学是与之斗争,进而保护官僚阶级的,但“现在国立大学的学生,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最热烈地、最彻底地成为自由思想的鼓吹者,正说明中国青年在世界形势转变之机善于利用着今日时势”,这便“开辟了全体中国民众,举国上下,朝着开明的目标前进的开端”。 [59] 由此可见,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共鸣和声援,从中看出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和五四运动的内在联系。

其次,吉野先生的另一种思想是人道主义或道义主义。这种思想是和民本主义有关系的。民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它本身包含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但和基督教也有关系。吉野是基督教徒,1917年3月任东京帝大学生基督教青年理事会理事长。吉野先生承认:“我迄今从道义的立场评论内外的各种政治问题。尤其是最近一两年来,从这种立场出发,对中国、西伯利亚等问题加以痛激的批判。” [60] 他还说:“归根到底,我们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从自主共存的根本出发,拟订一切对华政策。” [61] 他对一切劳动问题上的主张是站在人道主义来解决的。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虽然同情、声援五四运动,在建立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方面是有意义的,但它毕竟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意识形态,因此它除历史的局限性之外,还具有阶级的局限性。

民本主义,如前所述,不是改革绝对专制主义的革命理论,而是保存、改良天皇制的改良主义理论;不是主张共和制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而是主张君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 [62] 他的民本主义虽然反对官僚、军阀的专政,但并不反对日本的“军国”化,如果说反对“军国”化,这是因为“军国”化和官僚军阀专制结合在一起。 [63] 吉野的人道主义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表示义愤和抗议,但他不能认识到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因此找不到消灭这些现象的现实途径。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根源在于军事封建的日本帝国主义;五四运动的反帝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和日本对青岛的侵占。但吉野没有公然地谴责日本攫取山东、强加“二十一条”的侵略罪行,没有明确地支持要求日本放弃在中国的殖民权益。1920年他在《关于朝鲜统治政策答丸山君》一文中写道:“希望恢复祖国,不论是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都普遍地承认的道德的立场。可以说,由此看出共同的或最高的原理。” [64] 松尾认为这一“最高的原理”就是吉野的民族自决思想。但尽管如此,吉野的反帝思想依旧是不彻底的。

当时,日本社会中也有彻底反帝的力量。鹫尾正五郎1919年1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战后世界亦依然是国际竞争的舞台》一文中,坚决主张对中国实行民族自决,“青岛问题,按着中国的要求,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 [65] 。这种思想,显然比吉野高明得多。这就说明,吉野的局限性不仅是历史性的,而且是阶级的局限。

至于北京的青年学生痛打章宗祥问题,吉野一再表示“甚为遗憾”,认为“极为狂暴”“不文明”等等。这是因为人道主义不分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是暴力者都要反对。中国人民就靠暴力即武装斗争驱逐了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恢复了民族主权的完整。显然,吉野先生的指责是错误的。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思想逐步传播,工农运动形势高涨。日本的一些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但吉野作造的思想依然停留在民本主义,而且受了2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于是民本主义和马列主义,革命和改良的矛盾日趋激化。因此,五四后吉野对中国革命和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不像五四时期那样明确。对中国的北伐,他希望取得胜利,但又不主张日军撤出山东;对九一八事变,虽然怀疑动武的必要,否定伪满洲国的建立,但又不主张日本放弃在东北的权益。这便说明,五四后吉野的思想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

注释

[1] 由井正臣编:《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有精堂1977年版,第243页。

[2] 吉野作造:《中国、朝鲜论》,平凡社1974年版,第371页。

[3] 《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页。

[4] 吉野作造:《中国、朝鲜论》,第371页。

[5] 井上清、渡部彻:《大正时期的急进的自由主义》,东洋经济新报社1972年版,第165页。

[6] 《勿要漫骂北京学生团的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07页。

[7] 《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6页。

[8] 《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6页。

[9] 《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5页。

[10] 《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8页。

[11] 《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6页。

[12] 《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1页。

[13] 《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9页。

[14]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8月9日。

[15] 《勿要漫骂北京学生团的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07页。

[16] 《勿要漫骂北京学生团的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07页。

[17] 《勿要漫骂北京学生团的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07页。

[18] 《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0~231页。

[19] 《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09页。

[20] 《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09页。

[21] 《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0页。

[22] 《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1页。

[23] 《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2页。

[24] 《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

[25] 《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

[26] 《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4页。

[27] 《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5页。

[28] 《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7页。

[29] 《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7页。

[30] 《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8页。

[31] 《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

[32] 《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4页。

[33] 《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41页。

[34] 《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41页。

[35] 这6人分别是:高一涵教授和学生方豪、徐彦之、康白情、孟寿椿、黄日葵。他们是李大钊影响下的进步的教授和学生。

[36] 《日中学生协作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44页。

[37] 《日中学生协作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45页。

[38] 《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0~248页。

[39] 《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46页。

[40] 《日中学生协作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47页。

[41] 《日中学生协作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47页。

[42] 《中国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8页。

[43] 《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4页。

[44] 《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4页。

[45] 《帝国对中国的实际态度》,见《中国、朝鲜论》,第23页。

[46] 《帝国对中国的实际态度》,见《中国、朝鲜论》,第23页。

[47] 《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199页。

[48] 《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199页。

[49] 《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199页。

[50]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平凡社1979年版,第255页。

[51] 《中国革命小史》,见《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7卷,新纪元社1948年版,第5页。

[52] 《中国革命小史》,见《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7卷,第2页。

[53] 《日华国交论》,同上书第6卷,第101~102页。

[54] 《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198页。

[55] 《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202页。

[56] 《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205页。

[57] 田中愁五郎:《吉野作造》,未来社1958年版,第173页。

[58] 《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0~212页。

[59] 《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1页。

[60] 《对外的良心的发挥》,见《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4卷,第9页。

[61] 《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4页。

[62] 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史》,第2卷,日本评论社1964年版,第355页。

[63] 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史》,第2卷,日本评论社1964年版,第365页。

[64] 由井正臣编:《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第261页。

[65] 井上清、渡部彻:《大正时期的急进的自由主义》,东洋经济新报社1972年版,第167~168页。





三、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


1922年4~5月和1924年9~10月的两次直奉战争都和日本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两次战争中,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分别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采取了什么政策?第一次和第二次又有何区别?奉张和直吴又对日本采取了什么态度?这些都是本节要探讨的问题。





1.第一次直奉战争


辛亥革命后,中国军阀林立,混战不休。利用军阀混战维护和扩大在华殖民权益,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采取的新政策。

1916年袁世凯死后,日本积极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以西原借款之名,向他提供巨额贷款和军械。但段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被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曹锟打败。段的倒台,使日本在中国失去了其侵华的马前卒。于是,日本转过来扶植曾协助打段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张作霖和日本,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早有往来。但张当时不是日本所依靠的一支力量。辛亥革命后,日本军部和大陆浪人主要依靠宗社党人,掀起满蒙独立运动,以便建立满蒙亲贵的傀儡政权。因此,当时日本和张之间常常发生冲突,甚至日本人想把他炸死,可是两次满蒙独立运动均归失败,段也倒台。于是日本不得不依靠张作霖来维护和扩大在满蒙的权益。而张作霖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军阀势力,也需要进一步投靠日本。1920年11月,张派于汉中去日本,表明他对日本的进一步投靠。日本政府对其以贵宾相待。内阁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 [1] 这便道出了张和日本相互依靠的关系。接着,1921年5月16日,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除首相和内阁成员之外,还有朝鲜总督斋藤实、关东厅长官山县、驻华公使小幡。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政府正式决定了对张的政策:“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以便巩固我在满蒙的特殊地位。” [2]

在直皖战争中,张援助吴打段,坐收渔人之利。他不仅插手北京政权,而且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壮大了奉系的军事力量。这便加剧了直系的曹、吴和奉张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尤其是1921年12月梁士诒内阁的成立,更加激化了两者的矛盾。直奉战争迫在眉睫。

张在东北称王主要依靠日本,要打败依靠英美的直吴,一定要争取日本的支持。于是,张在准备对直战争的同时,乞求日本对他的援助。1922年1月8日,张派其日人顾问町野中佐向驻华公使小幡转达他的旨意:“我(张)没有和吴合作之意。当此之际,有两种途径。一、暂时静观形势,等待吴积极行动,消极防卫;二、张全然积极行动。日本政府的意见如何?” [3] 这是张刺探日本对即将爆发的直奉战争的态度。对此,小幡公使表示,进入中原地区要慎重考虑,先要确保北京、奉天间的联络,不要随意采取行动。张对此表示不满。过两天,即10日,张又派于汉中向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少将要求日本供应武器、弹药。于还对贵志说:“如张为了维护现内阁(指梁士诒内阁——笔者注)出动军队时,满洲的治安至少由日军来担任。” [4] 贵志少将对此没有予以可否。于是,14日张又派于汉中到奉天的日本总领事馆,通过赤冢总领事,向日本政府转达要求援助的意见。于汉中说:“直奉之争并非单纯的政权争夺,而是和排日派之争。贵国政府应考虑到这一点,以便决定援助张巡阅使之策。” [5] 于汉中要求日本提供步枪1万支,弹药1000万粒,炮弹10万发,机枪一二百挺,子弹500万粒。15日,张又派其日人顾问本庄繁大佐和町野中佐,向小幡公使提出同样要求。

对张的这种急切要求,日本在华的外务省机构和陆军省机构分别采取了如下态度:

如前所述,小幡公使采取静观态度。但赤冢奉天总领事却支持张的要求,“给张提供武器,以便使之下断然的决心” [6] 。而陆军在华机构的军官,除坂西利八郎中将之外,都主张援助张。他们认为:“英美和直派合作,力图驱逐日本在华势力,使帝国丧失对中国的权威,使我对华尤其是满蒙政策有从根底上被推翻而不可挽回之虞。” [7] 因此,“当此之际,帝国应支持张作霖,压制吴的野心,打破英美以吴为傀儡的阴谋,相信这是为了维护帝国地位不可避免地采取的正当防卫手段” [8] 。可是坂西利八郎中将 [9] 则反对援助张。他认为,如轻率地援张,使张产生误解,促使不测之乱的发生,援助张不是巩固日本在华地位的有力措施。这种情况说明日本尚未决定对即将爆发的直奉战争的态度。

可是,直奉关系急剧恶化。3月22日,张发出向关内调兵遣将的命令,26日起奉军越过山海关向关内进发。这时,张设宴招待赤冢总领事等日本官员。张在宴席上大谈他对日本的效忠和英美对北满的野心,再次请求日本对他援助。他说:“当此之际,我想看看日本政府在中国人中将认定谁为朋友和日本对老朋友的态度。这次行动是足以窥视日本真意的试金石。” [10] 对此,赤冢总领事代表赴宴的日本官员回答道:“因对东三省的特殊关系,日本人都抱有援助张巡阅使的强烈希望。但鉴于国际关系及中国混乱的现状,不能积极地予以援助,只是抱有消极的满腔好意。请见谅。” [11] 这就是说,精神上积极支持,但行动上却采取消极态度。这当然不是赤冢本人的真意,作为外交官他要受外务省的约束。

到4月中旬,直奉战争一触即发。日本不能不表态了,外务省于4月21日起草《帝国政府对直奉战争引起的中国局势的方针》。该方针规定三条:

第一条:“为目前中国局势的安定,召回张作霖的顾问贵志少将、町野大佐、本庄大佐。如召回有困难时,至少他们作为张作霖的顾问,在只限于中国内战的情况下,不要干预张的任何军事行动。” [12]

第二条:“以适当的方法和吴佩孚进行联系,努力使他对我方针不至于误解,以便使他谅解我国的公正不倚的态度。” [13]

第三条:“在北京,按着既定方针尤其是《九国公约》的宗旨,由我方主动采取措施,使英国公使和外交使团在协商的基础上对中国时局采取共同措施。” [14]

当初,这一方案是作为内阁的方针起草的。后经研究修改为外务省的方案,把“召回”张的日人顾问改为使他们“采取慎重的态度”。尽管如此,日本外务省还是没有采取积极援张的态度。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外务省为什么没有积极支持张作霖?这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际上,欧美列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回到亚洲,和日本进行新的争夺。在华盛顿会议上,列强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旗号,订立了《九国公约》,建立共同侵略和控制中国的新体制,迫使日本放弃了利用一战时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在华攫取的殖民权益。因此,这时日本正受欧美列强和《九国公约》的限制,不敢为所欲为地侵略中国。如果日本不顾欧美列强,公然支持张来扩大在华权益,则欧美列强一定会联合起来制裁日本。内田外相在1922年1月19日对奉天总领事赤冢的密电中曾提及援张给日本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如援张,日本则冒很大风险。提供武器之事,不会不在外部泄露……如此事被揭露,日本不仅会招来张的政敌,而且会招来中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非难和反对,影响我国外交立场。英美方面为对抗日本对张的援助,又援助吴佩孚,进而出现日英对峙的形势。有必要甘冒这种风险而援张吗?” [15] 因此,4月21日外务省起草的方针,一开头就写道,“尊重《九国公约》及关于中国的决议精神”,要和列强采取协调行动。

其次,日本和张之间有矛盾,对张不大信任。内田外相1月19日的密电中写道:“张虽然标榜亲日,但看他的实际行动时不能立即信赖他。他的亲日是从他自己的打算中来的,而不是从一定主义的信念中来的。” [16] 内田还认为张在中国的“威望”不高。他说:“张在目前中国政局中的处境,作为军阀的巨头在国民中没有威望,而且张在外国人中的人缘也不是好的。照华盛顿会议来看,他那种立场将日益遇到困难,是否能维持其地位颇有疑问。” [17]

可见,日本确实对张是半信半疑的。所以1921年5月东方会议虽然决定支持张,但支持张“并非对张个人的”支持,而是为了确保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因此“对于和张一样地位者,不论何人,都和他合作,彼此为共享其利而努力” [18] 。这说明,日本援张是留有余地的。

最后,日本不能不考虑到对吴佩孚的政策。如日本积极支持张,必然得罪吴。因此,日本尽量缓和对吴的矛盾,而且对他抱有一定的希望。内田外相致赤冢总领事的密电中说:“吴不一定是排日分子。他是否成为排日分子,是由今后日本的所作所为决定的。鉴于他现在是中国的一方势力,因此尽量避免因援张而可能明显地挑起他反感的行动,是否得策?” [19] 日本当时认为,吴虽然和英美有联系,可是如果把他置之度外,他就日益疏远日本,最后明确地表示排日的态度。所以内田外相训电小幡驻华公使,选择适当人选,和吴接触。小幡不大同意内田的意见,认为这时对吴的接近反而抬高他身价,使他更傲慢。可是,小幡还是遵照内田的训令,选派寺西秀武 [20] 到保定,对吴进行工作。

这说明,日本虽和奉张关系密切,但又力争直吴。日本支持军阀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在华的权益。为此目的,鉴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有时支持这个军阀打那个军阀,有时支持那个军阀打这个军阀;有时脚踏两只船;有时以支持一方为主,另一方为辅。日本和某一军阀虽有相对的稳定关系,但不是固定不变的。

日本外务省的态度虽然如此,但奉天总领事赤冢、公使馆武官东少将、关东军参谋长福原少将、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少将等却主张积极援助张。他们认为,直奉战争不仅是军阀间的内战,而且是依靠吴的英美对依赖张的日本满蒙政策的挑战,把战争的性质提高到英美和日本的争夺上,因此主张应该给张援助武器,击败吴及其背后的英美势力。其次,他们认为,张是可靠的,要充分相信他,冒着风险也要支持他。

在积极主张援助张的人中也有一些分歧。是援助张巩固其在东三省的地盘,还是支持他打入关内,争夺北京政权?赤冢总领事等积极支持张把势力扩展到关内,争夺北京政权,进而称霸全中国。赤冢于1922年1月在园田龟一写的《怪杰张作霖》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切望张作霖以旭日东升之势,君临于全中国,和其他志士一道完成南北统一的艰苦事业,将四百余州的国民引至安稳之境。” [21] 可是陆军省军务局在4月23日起草的《帝国对握有东三省实权的张作霖的态度》一文中则主张让张先巩固其在东北的地盘。该文写道:“帝国让张先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努力培植其实力,不让他在东三省的基础确立前过早地争夺中央政界的地位。在这种宗旨下要援助他。” [22] 当时军部认为,张的势力尚未达到统一全中国的地步。因此先充实东三省的势力,在中国政局的变化和他地位及威望提高之后,再认真地援助他争夺中央政界的地位。

综上所述,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就援张问题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有分歧。但他们维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是共同的、一致的。可见,这种分歧是为共同目的而采取的策略上的分歧。

由于上述分歧,日本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没有直接支持张作霖。结果,张在5月4日长辛店附近的战斗中吃了败仗,5月7日把指挥部从军粮城撤退到滦县,19日完全撤回关外。直军没有追击奉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是:张所支持的梁士诒内阁垮台,张的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及蒙疆经略使之职均被罢免。但日本在满蒙的权益丝毫没有受到损失。

在这种形势下,直奉两系6月17日至18日在英美传教士的调停下,在秦皇岛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三项停战协定:一、直奉两军为中华民国的统一而努力合作;二、奉军撤出二郎庙以南阵地,直军集中于滦州后方;三、直军不得进东三省。这是直奉的暂时妥协。这种妥协酝酿着更大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2.第二次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胜张败,战争有了胜负。但直奉两军阀争权夺利的斗争并没有休止。

张虽然被打败,但没有受到更大的打击。他依然割据东北,保存奉军主力。他以此为资本,于5月下旬宣布东北独立和自治,和北京政权断绝关系。张退到东三省后,整军备战,兴办军工厂,设立航空处,积极准备对直军的新的战争。

对张作霖的整军备战,日本采取何种态度?1922年12月内田外相致赤冢奉天总领事的密电中就对张的政策作了指示。密电写道:“如张作霖维持其势力之下的东三省的治安,专心努力于和平政策,则能巩固和维持其在东三省的势力。一旦张依靠其武力,将野心扩大到中央,试图武力统一或远征,其结果最终必然失败。这在直奉战争(指第一次——笔者注)中已经清楚证实了的……如果张专心治理东三省的治安,这不仅是张本身的利益和幸福,而且也是在满蒙拥有错综复杂利害关系的日本最希望的。因此对张的东三省和平政策,日本以同情之心欢迎,不惜予以尽可能范围的援助。” [23] 这就是说,日本希望张不要打进关内,专心统治东三省。

日本外务省虽然采取这种态度,但军部暗中支持张的整军备战。据中国《申报》的揭露,1922年10月日本将存于海参崴的两万支步枪及炮弹、炸弹、飞机等价值达100万元的军械卖给张。1923年2月,日本又把从意大利购买的13000支步枪、800颗炸弹、12尊大炮转卖给张。8月把价值达368万元的22000件军械运入奉天。同时日本采取助张自办兵工厂的办法,协助张扩建军工厂。在扩建中,聘请日本技术员设计,由大仓洋行承担施工,主要机器均由日本提供。

1924年9月1日,江浙战争爆发。这是直奉战争的前奏,促进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早日爆发。

张为了再次打吴,进一步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9月5日和8日,张分别通过其军事顾问本庄繁和松井七夫,就以下三个问题向币原外相和关东厅长儿玉征询日本政府的态度:

一、直军打到东三省时,日本采取何种态度?是否予以我(张)所希望的援助?想了解日本的具体方针。

二、最近英国人和美国人压反直隶派来完成中国的统一。我希望以亲日派之手统一中国。对英国的行动,日本有何种想法?

三、最近北京政府接近俄国政府,孙中山赤化一半,因此我腹背受直派和工农俄国的压力。对此日本有何种想法? [24]

到14日,张作霖亲自找船津奉天总领事就与日的关系问题进行会谈;15日,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又设宴招待船津总领事和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及四名军事顾问,再次请求日本对张的援助。

直军方面也积极做对日工作。9月16日,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孙润宇拜访芳泽驻华公使,提出两点要求:一、日本新闻媒体不要报道不利于直军的消息;二、日本劝张不要南下。时过3天即19日,吴佩孚亲自找芳泽公使会谈,并指责日本对张的援助。芳泽在吴的面前,接受了孙润宇提出的第一条要求,但对第二条要求,芳泽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予以拒绝。

这时,张把所部25万人编为六个军,向直方进发。吴将所部编为三个军,向奉军进击。直奉两军于9月17日在山海关、九门口附近交火,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同时,本庄军事顾问奉命回国,松井七夫大佐接替为张的军事顾问。两军开战后,松井直接参与作战指挥,并向奉军的各军分别派遣是永中佐、权我少佐、滨本少佐、荒木少尉等日人军事顾问,且聘请日本空军军官协助奉军的空军。 [25]

可是日本外务省于9月22日以亚洲局局长出渊的名义,发表了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声明。声明说,日本“对这次内乱,采取不干涉的方针,严持公正态度” [26] ,但驻华公使芳泽则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次战争是吴实现其侵满野心的战争,其背后有英美的支持,力图驱逐日本在满蒙的势力,因此,要在战火波及满洲之前,表明日本的强硬态度。奉天总领事船津也要求“发相当强硬的警告” [27] 。他在江浙战争爆发后,预见第二次直奉战争,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如战争中张作霖胜利,则尽量促使段祺瑞出山,引导张援助段。如美国为阻止吴的完全失败而出面调停双方时,日本则先采取居中调停,防止直方的完全失败,以留日本牵制张和段的余地。如张在战争中失败而直军进犯辽河以东地区时,则向中外声明日本在满蒙的权益,为维护日本权益行使必要的武力。 [28] 船津的献计是日本在两个军阀混战中既能维护其在满蒙的权益,又能控制和牵制吴、张双方的一举两得的措施。可是币原外相坚持不干涉方针,要芳泽公使和船津总领事采取静观形势的态度。

日本直接插手直奉战争,对直军的作战是不利的。因此,吴的北京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阻止日本干涉战争。国务院总理颜惠庆通过芳泽公使和顾问冈野增次郎给元老西园寺公望、船津奉天总领事、白川义则关东军司令官、安广伴一郎满铁社长等写了六十余封信,希望他们谅解直军的军事行动。10月9日,吴佩孚亲自和天津总领事吉田茂会谈。会谈中吴表示,直军进入满洲后尊重日本在满权益,而且在条约中已有规定的权益中张尚未许可的权益也予以许可。当时吉田茂非常同情吴。 [29]

中国军阀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地盘,有时投靠这个列强,有时投靠那个列强;有时脚踏两只船;有时投靠一方为主,另一方为辅。这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上述事实说明,直吴虽和英美的关系密切,但也和日本有往来,力图利用日本达到其目的。

这时,日本国内舆论对币原的不干涉政策提出种种指责,对币原施加种种压力。国策研究会、贵族院研究会、东亚联盟协会、在野党三派院外团等纷纷开会或发表声明指责不干涉政策,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强硬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0月13日对直奉双方发出唤起注意的劝告。劝告指出,在满蒙居住日本臣民数十万,日本的投资和企业也较多,因此“在此唤起两军对上述明确事实的严肃注意,且如此重要的日本权利和权益,应受到十分尊重和保护。对此表示最重视之意” [30]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日本没有发表过这种声明,这说明日本对直奉战争的态度进了一步。

当时,内阁成员中,也有不少人主张援张。他们主张,直军进犯东三省之前,派兵到奉天和山海关之间,设立缓冲地带,以便阻止直军。一些人则主张,给张以武器和贷款,直接援助张。于是10月23日日本内阁开会研究直奉战争的问题。会上曾反对援张的高桥是清农商大臣也主张援张,但币原外相还是反对。他说:“当此之际,我们采取稳如泰山的态度是最好的政策。” [31] 他提出反对干涉的三条理由:

一、援助一方是明显的干涉,这违反政府的决定和声明,并失去国际的信义。是否遵守国际信义,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言外之意是要遵守华盛顿会议所通过的《九国公约》,和英美等欧美列强进行协调。

二、直军要进入奉天,一定要跨越满铁,和我精锐的部队兵戎相见。但直军没有这种力量。即使吴占领满洲,使他尊重我既得权益也是可能的。

三、冯与吴有矛盾。他说:现在,冯玉祥把兵马驻扎在张家口方面。冯与吴有宿怨。吴在东三省称霸,冯决不会袖手旁观。张与吴在山海关之险生死决战的一刹那,就是冯崛起的机会。如果是那样,吴佩孚后方被切断,不得不撤兵,张作霖也将重整旗鼓。 [32]

这三条理由中,前两条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日本没有直接干涉的原因大致相同。第三条则是新的理由。币原作为日本的外相,把维护日本在满蒙的既得权益作为他的使命。维护权益是日本外交的目的,但采取什么手段,则是根据内外形势而定。也许采取武装侵略、武装干涉或者援助交战中的一方,也许采取不干涉手段。当时币原认为不干涉是维护日本权益的最好办法。他主张不干涉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如冯举兵倒戈,日本即使不干涉也能达到维护其满蒙权益的目的。这种手段既可以不激化与英美的矛盾,又维护了其在满蒙的权益。这对日本是最上策。

那么,事实如何呢?果真如日本所料。

10月23日上午即币原外相在内阁会议上陈述其不干涉的三条理由时,冯玉祥在北京举行了政变。 [33] 冯的倒戈是冯与吴矛盾激化的产物。但日本巧妙地利用这一矛盾,以金钱手段加速了这一矛盾的爆发。

在日本人中,最早插手此事的是寺西秀武。1924年,他在东京获悉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后,用大仓洋行的暗号电报,立即打电报给在天津的段祺瑞,告诉他奉军将向直军开战。尔后他火速跑到奉天。途中,他遇见奉军第六军副军长吴光新,和他一起去见张作霖。他见张作霖时,劝张联合段祺瑞打吴佩孚,并献计拉冯玉祥。尔后,他转赴天津,和段策划拉冯的计划。他们决定,由段写信给张,要所需的钱。寺西在天津安排拉冯计划后,到京见北京警备区副司令孙岳,从他那里得知冯准备倒戈的消息。于是,他又找冯在京代表,并告诉他们“孙岳已和段合作啦,你们也要迅速采取果断行动” [34] 。时过不久,段果然给张写信,要100万元,说如有这笔钱能拉冯、孙岳、胡景翼等人倒戈。张犹豫不决。于是日本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和坂东劝张出钱。他们对张说:“用100万元能战胜[直军],比这更便宜的是没有的。即使徒劳,白扔100万元就是啦。” [35] 张在他们的劝告下同意出钱,但明天才能拿。他们怕张过夜变卦,促张当即拿出。张的这笔款,经三井银行奉天支店长天野悌二之手,交到日本驻天津司令官吉冈显作,由吉冈交给段。 [36] 段又派冯的日人军事顾问松室考良少佐和王乃模、段其澍三人,交给冯玉祥。 [37]

另一方面,任曹锟总统府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少将和土肥原贤二中佐也从中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坂西搞到一则情报:曹锟为了维持总统的宝座,通过秘书长王兰亭和顾维钧,企求美国的援助。如曹的这一计划实现,对日本和奉军大为不利。于是,土肥原把此情报告诉颜惠庆内阁的教育总长黄郛,并说服他打乱这一计划。黄赞成土肥原的意见,当即跑到北苑的冯军驻地高丽营,转达土肥原的意见,并敦促冯火速举兵倒戈。他替冯起草和印刷冯军进城时的布告,并且做组织新内阁的准备工作。

尔后,日驻京公使馆、日军驻天津司令部和北京的日军警备队把冯倒戈的消息,通过跟随吴的日人军事顾问冈野增次郎,于当天下午转告吴。翌日,驻天津司令部又电告吴,撤退时不得使用秦皇岛码头。战争爆发后,日本曾派关东军的一个步兵大队驻扎秦皇岛,六艘驱逐舰游弋在该地区海域。 [38] 这便切断了直军的海上退路。此外,日军的一位少佐率领黑龙江军的骑兵队,直插滦河流域,力图堵住直军的陆上退路。这使得吴感到“……好像是我跟日本人打仗了”。吴突破包围,于10月26日抵津。这时日本反过来又拉吴。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通过冈野向吴传递冯军逼近天津和奉张要吴脑袋的消息,以便把吴诱进日本租界。另一方面,吉田茂劝吴和段合作,企图把直、皖两大系都控制在其手中。但吴没有听吉田的劝告,于11月13日经塘沽、浮海南下。

此外,日本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攫取到额外的“战果”。冯玉祥占据北京后,把溥仪从皇宫赶出,溥仪在醇亲王府逗留数天后,便投奔日本公使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和日军步兵队长竹本把他安置在公使馆一个月。后来把他秘密护送到天津日租界。 [39]

在华日本军人对冯的策动,和陆军本部有直接的关系。当时任陆军大臣的宇垣一成的日记和陆军元帅上原勇作在传记中都谈到这次政变问题。据《元帅上原勇作传》,驻华公使馆武官林少将也直接参与了此事。传记写道:“冯玉祥之所以断然下决心和奉军里应外合,是林少将的奇策妙计打动了冯玉祥,使他改变了态度。” [40] 可见,这是在陆军本部的指令下策划的一次行动。

冯的倒戈虽然不是日军的直接军事行动,但日本军部借冯猛击了直军。因此这事实上是日本军部变相的军事行动,是对中国内战的公然干涉。

至于币原外相是否直接参与此事,尚无确实的材料。可是,币原本人也盼望这一倒戈的早日到来。冯政变的那一天晚上,他正出席全国商业会议所举行的招待会。外务省值班员打电话报告北京政变的消息后,他心想,“该来的就来了” [41] 。他立即把此事告诉加藤首相,并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报告此消息。听到此消息的农商大臣高桥是清紧握币原之手,说:“好!好!由于你的奋斗日本得救了。如果和我们主张的那样秘密援助张作霖,则了不得啦。我们没有脸见列国,进退维谷了。这样,保全了日本的权益。维护了日本的信用。如此高兴的事再也没有了。” [42] 高桥的这一番话,形象地概括了币原外交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作用。

币原喜重郎是加藤高明内阁的外相。加藤内阁是经过第二次护宪运动建立的日本第一届政党内阁。政党内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政党内阁同官僚、军阀内阁相比较,更善于玩弄两手政策。币原自1924年至1932年的政党内阁时期,任四届内阁外相4年零3个月。他主张和英美协调及对华内政的不干涉。他于1924年7月1日在众议院发表外交演说时说:“至于中国问题,这也是我们极为重视的问题……列强尤其是日本,当然希望中国政局有朝一日宣告安定。但遗憾的是未见到显著效果……我们带着同情和希望,观望中国国民的努力,并祝愿其成功。而且对中国求助于我们的友好合作,在我们力所能及的限度内,不惜提供协助。对中国内政问题,我们不应干涉。我们不采取无视中国合理立场的任何行动。与此同时,相信中国也不会采取无视我们合理立场的任何行动。” [43] 币原虽然口口声声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极力主张维护日本在华的权益。“不干涉”不过是维护权益的掩人耳目的一种手段。干涉或不干涉手段虽不同,但维护日本在华权益的目的是共同的。日本外务省在直奉战争中主张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因,已如前所述。这是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所决定的。币原外交不是币原外相个人的外交,而是执行了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

在直奉战争中,外务省高唱不干涉政策,但军部却暗中支持张。从现象来看,外务省和军部之间有政策上的差异。在日本称这种差异为双重外交,或二元外交。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外务省和军部是日本推行侵略政策的两个主要机构,也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两翼。一般情况下,战前主要由外务省出面,力求以外交手段达到其侵略目的。如以外交手段达不到目的时,军部则动用武力。因此,军部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或者其他举动,是外务省的对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军部的行动是带有外交性的行动,用军事手段扫除在推行外交政策上的障碍。障碍扫除后,外交目的达到,军事行动也结束。可见,对于日本来说,外交是不流血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是流血的外交行动。直奉战争时期日本外务省和军部的对华政策正是如此。

注释

[1] 《原敬日记》,第9卷,第136页。

[2]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第524页。

[3]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241~258页。

[4]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307~308页。

[5]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第261~269页。

[6]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第261~269页。

[7]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第530~533页。

[8]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第328~329页。

[9] 坂西利八郎是陆军参谋本部的特派员,任曹锟总统府的军事顾问,在北京设有坂西公寓。

[10]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8卷,MT:161411,第1662~1672页。

[11]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8卷,MT:161411,第1662~1672页。

[12]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9卷,MT:161411,第2083~2093页。

[13]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9卷,MT:161411,第2083~2093页。

[14]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9卷,MT:161411,第2083~2093页。

[15]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408~422页。

[16]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408~422页。

[17]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408~422页。

[18]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第524页。

[19]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408~422页。

[20] 寺西秀武是日本陆军中佐(1914年退役),曾任黎元洪、王占元的军事顾问,来往于奉直之间,与吴关系甚好。

[21] 栗原健编:《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侧面》,第181页。

[22]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IT139卷,MT:161411,第2153~2157页。

[23]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31页。

[24]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67,第160~163,172~174页。

[25] 东亚同文会编:《续对华回忆录》,原书房1974年版,第900页。

[26]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57,第273页。

[27]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57,第294~299页。

[28]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57,第167~171页。

[29] 猪木正道:《评传、吉田茂》,上卷,读卖新闻社1978年版,第259页。

[30]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57,第457页。

[31] 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原书房1975年版,第100~101页。

[32] 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原书房1975年版,第100~101页。

[33] 冯玉祥北京政变的内幕:请参阅鹿钟麟、刘骥、邓哲熙:《冯玉祥北京政变》。

[34] 《续对华回忆录》,下卷,原书房1974年版,第807~808页。

[35] 东亚同文会编:前引书下卷,第900~901页。

[36] 《续对华回忆录》,下卷,第900~901页。

[37] 栗原健编:《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侧面》,第218页。

[38] 江口圭一著:《日本帝国主义史论》,青林书店1979年版,第14~15页。

[39] 东亚同文会编:《续对华回忆录》,下卷,第976~977页。

[40] 元帅上原勇作传记编纂委员会编:《元帅上原勇作》,第279~280页。

[41] 币原喜重郎著:《外交五十年》,原书房1975年版,第102~103页。

[42] 币原喜重郎著:《外交五十年》,原书房1975年版,第102~103页。

[43] 币原和平财团编:《币原喜重郎》,币原和平财团1955年版,第265~266页。





四、东方会议真相与“田中奏折”问题


《田中奏折》一向被中国方面认为是日本侵华“大陆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对中日关系产生过重要影响。日本方面则不但官方一直未予确认,史学界也众说纷纭,对《奏折》本身真伪莫辨。

信其有者均断定《奏折》是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召开的东方会议的产物。该会议由同年4月20日任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义一主持,专事讨论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大转折时期的侵华对策。据说,田中根据会议讨论和决定的内容起草奏章,7月25日通过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上奏。但会议内容从未公布。

笔者最近(1984年——编者注)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中查到有关东方会议的部分记录和《东方会议经过报告》及会议发的一些文件。其中一些是原始文件,但《东方会议经过报告》是会后综合写成的。 [1] 此外,1981年原书房出版的《田中义一传记》下卷中也有东方会议的日程表。其内容和《东方会议经过报告》的日程表大致相同,可以印证。不同之处是《田中义一传记》下卷没有注明材料的出处。其中一些我们在查档中也未见到,是否东方会议的一些档案还有未发现者,仍待考释。

介绍东方会议真相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田中奏折》的真伪,而且对于了解中国及远东1927年以后历史的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





1.东方会议


会议采取委员制,设委员长1人,委员19人,临时委员2人,共22人。此外,干事4人,旁听者数人。委员长是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委员中外务省5人,驻华公使和总领事4人,殖民地官员3人,陆军省3人,海军省3人,大藏省1人;临时委员中外务省1人,陆军省1人。旁听的是陆军、海军、铁道、文部、农林等大臣。会议主要成员是外务、陆军、海军等省次官和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的次长以及有关局的局长和驻华公使及总领事。可见这次会议是次官、次长和局长一级的事务性会议,而不是最高的决策性会议。

开幕前,即6月21日至24日外务省的有关人员在外务省召开了四次预备会。 [2]

东方会议是分为几种形式召开的。一是大会,由田中首相兼外相亲自主持,如他不出席,由森恪外务省次官主持;二是特别会议,由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主持。关于东方会议的日程,《东方会议经过报告》(简称《报告》)和《田中义一传记》(简称《传记》)的记载有所不同,比较如下:



续表



续表



注:①见《会议经过简明表》,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17~322页。②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下卷,原书房1981年版,第645~651页。

会议期间外务省发了10份文件 [3] ;参谋本部发了4份材料 [4] ;关东厅发了2份材料 [5] ;此外,还发了数份参考资料。

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田中外相在开幕词中简要说道:“最近中国的局势极为混乱,因此政府在执行对华政策时要慎重考虑。现中国战局一时得到平稳,所以借此机会征求诸君的坦率意见,以供政府参考。同时想得到诸君对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的充分理解,以便执行统一的彻底的政策。为此召开了这次会议。” [6] 据现有档案材料,会议主要讨论包括满蒙问题在内的对华政策。

东方会议研究讨论的问题,归纳起来大约有五大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是中国的政局。

分析和判断中国形势是决定对华政策的基础,因此,东方会议首先讨论了中国的政局。如日程表所示,上海总领事矢田、汉口总领事高尾、奉天总领事吉田、驻华公使芳泽、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他们的报告和发言,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南京、武汉、北京政权及其相互关系和变化趋势。

(1)对南京政府的分析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这是新军阀反共、反人民的独裁政权。可是矢田则认为,“从广东崛起的新兴势力不管怎样,给中国民众带来变化,和过去封建势力的争夺大不相同”“不论其善与恶,不可忽视这一势力”,因为“中国本土最终被南方势力所占有”。 [7] 他认为,南京政权“在政治、经济及社会体制上和日本大体相同,且具有相当的持久性” [8] ,因此主张“将南京政权承认为交涉的对象,予以他们一种援助” [9] 。至于南京政府的政治倾向,松井部长则认为,“南京派排斥共产主义,采取纯国民主义,逐渐变成稳健” [10] ,“目前蒋介石的这种稳健对我们是有利的” [11] 。所谓稳健是指不反帝,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南京政权的看法,基本上和前外相币原的看法一致,一直贯穿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之中。

(2)对武汉政府的分析

国民政府1926年12月从广州迁都武汉。后期,在汪精卫等人的把持下迅速向右转化,镇压工农革命运动,捕杀共产党员。对武汉政府的这种转变,东方会议是如何看待的?汉口总领事高尾认为:“现在武汉政府坚决取缔[共产党],非常努力改善事态,如共产党员不附从国民党,则采取加以处理的方针。” [12] 上海总领事矢田也认为:“武汉派将来和共产主义分子分手之可能不是没有的。” [13] 但这时汪精卫还没有公开叛变,因此,松井部长认为,武汉政府“容忍共产主义。武汉派表面上虽有稳健政策的倾向,但和第三国际的关系依然没有断” [14] 。

(3)对宁汉政权合流的分析

汪精卫叛变后,以蒋介石、胡汉民为代表的南京派和以汪精卫、唐生智为首的武汉派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开始合流。东方会议上,汉口总领事高尾认为,“南京、武汉政府将来都是和共产党绝缘的以纯国民党为基础的政府”“其内部均有不良分子,如能横扫他们,则有南方稳定派大同团结的充分可能性。” [15] 上海总领事矢田说得更肯定。他说:“南京、武汉两政府的联合有十分的可能性,武汉政府不久会合流于[南京政府]。” [16] 他们对宁汉合流抱有很大希望,准备援助他们。高尾总领事直言不讳地说:“将来南方稳健分子达成大同团结,则承认他们为一个政权,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 [17] 可是松井部长却认为,“南方派的一致是困难的” [18] 。

(4)宁汉政府是否“北伐”?

这是日本极为关切的问题,因为“北伐”直接关系到日本在华北及满蒙的权益和张作霖的命运。高尾总领事认为:“南方派对北伐不会死心,如南方形势允许,就着手进行北伐。” [19] 松井部长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南方由于宁汉对立,在安定南方地盘前不会急于“北伐”,且南北双方有可能进行妥协。 [20] 芳泽公使也同意松井的意见,认为宁汉两派“都处于需要整顿其内部的时期,所以当此之际是否立即出动颇有疑问” [21] 。可是,蒋介石打着“北伐”旗帜,继续北上。7月底8月初在徐州一带被直鲁联军打败后才返回长江以南。

(5)对北京政权和张作霖的分析

日本对张作霖进关把持北京政权不是积极支持的,而且劝他返回东三省巩固其统治。外务省提交东方会议《关于满蒙政治形势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的文件写道:“当前中国形势对张作霖不利”,张作霖“应充实东三省的基础,维持治安,安定人心,以便尽可能防止动乱的波及。这是当务之急”。 [22] 吉田茂奉天总领事也认为,如南军北上,张作霖“早晚失去在京津的地位”,逃回东三省,“东三省目前的政治组织使张一时能维持其地位。然而……对其前途不能乐观” [23] 。芳泽说得更清楚。他说:如南北决战,“胜利的可能,北方三,南方七”“如能保住安国军的现状,就形成南北对峙,一时维持稳定。其间可进行妥协运动。但经济状况能否维持较长时间,颇有疑问” [24] 。至于张作霖问题,吉田则认为:“目前东三省维持其现行制度对我们虽然是方便的,但我们不可能把重点放在张作霖命运的如何上。如张自己有力量支撑自己则可支持他;如张自己没有力量支撑自己时支持他,则有百害无一益。这就是说,张的命运将听凭张自身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 [25] 吉田的意见实际是,如能对日有用则支持他,无用则踢开他,不要过分地依赖张。

第二个大问题是维护和扩大在华经济权益问题。

维护和扩大在华经济权益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中国南北政局动荡的历史时期如何实现这一目的,是东方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

在经济问题中,占据首位的是满蒙经济权益问题。外务省提案《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提出:(一)“鉴于目前东三省财政金融形势,由东三省当局本身确立和整顿财政,这样才能巩固内政的基础”;(二)“借此机会促使解决日中双方在该地的经济发展所需的诸悬案”。 [26] 此提案,附加了三个附件。

附件一是《关于东三省的财政整顿问题》。这时,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张作霖乱印钞票,结果奉票不值钱,通货恶性膨胀,引起东三省财政金融的混乱,金本位的日币和奉票汇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这直接影响了日本对满蒙的经济侵略。因此日本急于整顿东三省的财政金融。要整顿财政,需要一批资金。外务省在此案中提出由大仓组、满铁和东亚劝业公司向张作霖提供整顿财政的一笔贷款。但贷款条件苛刻。大仓组要求延长本溪湖煤矿的开采期限;满铁要求新的筑路权;东亚劝业公司要求商租权及共同经营蒙古农业,开放既成铁路和新修铁路沿线土地及土地出租权。 [27] 作为具体交涉的程序,先由政府和奉张交涉,如张同意,则由奉天总领事和张作霖缔结贷款协定。如外务省的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日本既扫除经济侵略上的障碍,又能扩大对东三省的资本输出。但因动荡的中国政局及张作霖命运的朝不保夕,东方会议最后决定,“东三省财政整顿问题,鉴于张作霖目前的行动,难于迅速实现” [28] 。因此这一计划暂时搁浅。

附件二是《关于满蒙铁路问题》。铁路是日本侵略满蒙的开路先锋,因此铁路成为经济权益中的核心问题。在这一附件中,外务省提出对七条线的筑路权:1.长春—大赉线;2.呼兰—绥化线;3.新邱线;4.白音太拉—开鲁线及其延长线;5.吉林—会宁线(包括图们铁桥);6.齐齐哈尔—昂昂溪线;7.洮南—索伦线。 [29] 东方会议大致同意了这一提案。但对齐齐哈尔—昂昂溪线和洮南—索伦线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陆军认为,洮南—索伦线将来对苏作战很有用,因此应及早修筑。但外务省的一些人认为,苏联对这一铁路会敏感,怕影响刚建立的日苏关系,要求慎重对待。至于齐齐哈尔—昂昂溪线,此线要越过中东铁路,解决横跨问题后再修这一条线。 [30] 东方会议认为,“现在是实现筑路方案的好时机” [31] ,如张作霖同意这七条线,日本则同意他修彭武—白音太拉线。

附件三是《关于吉林、海龙铁路问题》。吉林—海龙线是日本根据1918年9月24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外相后藤新平签署的《满蒙四条铁路协定》攫取的。可是张作霖不答应日本修,且从1926年6月起自己动手修。因此,日本想抢过来修这条铁路,以便和奉天—海龙线相接,成为满铁的支线。

东方会议决定的这一筑路计划是日本攫取满铁以来的最大一次筑路计划,赤裸裸地露出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除以上三个附件外,东方会议就满蒙的经济侵略还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是对土地的商租问题。如铁路是日本侵略满蒙的开路先锋,商租地则是经济侵略的据点。会议认为,日本在满蒙的经济侵略迟缓的原因之一是未解决土地的商租权。因此把商租权当作“发展[在满蒙]日侨经济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32] ,因此,1928年要解决土地商租权。

其次是“满铁中心主义”。满铁是日本在东三省的殖民权益的化身,是综合经营铁路和其他各行业的国家垄断财团。但随着日本经济侵略的扩大,因各财团的竞争,让满铁只经营铁路和矿山,其他行业独立于满铁,由其他财团和企业来经营。至于铁路,除满铁外,其他铁路公司也可参加经营。

最后是“大连港中心主义”。大连港是日本掠夺满蒙的主要海港。但随着掠夺的扩大,需要开放新的港口。因此,要开朝鲜东北部的清津港。

后两个问题,只是讨论,没有作出决定。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通商局提出的《发展对华经济政策》《关于救济长江流域日侨问题》。其主要目的是支持和保障日本大小资本家的对华经济侵略活动,对可能受到中国人民和北伐战争冲击的日本资本家“实行保险”和予以“救济”和“补偿”。 [33]

第三个大问题是山东撤兵和排日、抵制日货问题。

1927年4月前,中国人民主要反对英帝国主义。1927年5月28日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山东,6月1日日军两千人登陆青岛,这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因此,东方会议把山东撤兵和反日、抵制日货联在一起讨论。在中国人民的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的打击下,一些人主张撤回山东的侵略军,但在何时如何撤兵问题上有分歧。第一种意见是,“反日的原因在于山东出兵。反日对我们在华经济发展予以很大影响,因此应迅速撤回山东派遣军,消除反日原因” [34] 。第二种意见认为,除上述原因外,“似乎还有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因此在撤军的同时,提出严重抗议,下令镇压反日运动。 [35] 第三种意见认为,反日和出兵虽有联系,但立即撤兵是不合适的,得到充分的保证后才能撤兵。 [36] 第四种意见主张,使中方认清日本出兵的目的后,“避开反日高潮时期,借适当机会,以适当方法迅速撤回是可以的”。 [37] 第五种意见认为:“反日的原因是南方把我出兵疑为对北方的援助。在南京、武汉两政府抗衡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兵正被他们的政治活动所利用,因此,撤兵有利于消除这一疑虑。” [38] 但一些人反对撤兵,说出兵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侨民,这一目的尚未达到。甚至说“反日运动高涨时,如怕反日而撤兵,却增长中国人的事大主义” [39] 。

在东方会议上就山东撤兵问题虽有分歧,但7月7日会议结束时,日本政府决定登陆青岛的日军进一步进犯济南,并于7月10日又增派2200人。

第四个问题是对华武器输出问题。

在军阀林立的中国,列强向军阀提供大量军械武器。列强为牵制对方的武器输出,曾约定禁止向中国输出武器,但暗中依然输出。如何对待?会上有四种意见:解除禁令;默认;维持现状;严加禁止。结果多数人认为,如解除禁令,拥有大战中过剩武器的列国在武器输出中占主导地位,日本在竞争中被压倒,因此同意维持现状。

第五个问题是各委员向政府提出的四条建议和四条批评。

其中有一条是批评政府对张作霖的援助。他们认为,日本援助张作霖,英国援助段祺瑞,苏联援助南方国民政府,都失败了。这是因为:第一,一国的援助“招来他国的嫉妒和阻碍”;第二,“以个人为目标的援助,没有民众的基础,缺乏持久性”;第三,“在民众力量伟大的今天,武器、金钱等物资的援助已经过时了”,即使提供武器和金钱也不能抵挡群众的力量。 [40] 因此政府应放弃援助政策。





2.《对华政策纲领》


7月7日会议闭幕时,田中外相做了《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 [41] 并把这一训示作为185号和亚机密636号文件,7日和11日电训在北京的堀义贵代理公使。训电写道:“东方会议,在本大臣的主持下,召集本省干部,驻华公使,驻上海、汉口、奉天各总领事以及陆海军、大藏、关东厅、朝鲜总督府的代表,自6月27日以来就中国时局以及对它的对策征取坦率的意见。在此基础上,7日结束会时,本大臣作为对华政策纲领,做了如下的训示。”《对华政策纲领》由简明的前言和八条原则性意见组成。外务省次官森恪对这八条逐条作了解释。 [42]

纲领的前文写道,“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和满蒙的情形自然不同”,因此对本土和满蒙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纲领一至五条,主要说对中国本土的对策,六至八条是对满蒙的政策,为攫夺满蒙埋下伏笔。《对华政策纲领》内容如下:

第一条:“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安定和秩序的回复虽然是当务之急,但其实现应由中国国民自己来实现,这是最好的方法。因此,对中国内乱及政治性争论,不要偏一党一派,专门尊重民意,严格避免对各派分离结合的干涉。”

第二条:“对基于中国稳健分子觉悟的、国民的正当愿望,以满腔同情协助其合理的实现。”所谓稳健分子是谁?森恪解释其含意时说,它是指“在国民党中其主义和主张跟共产党相反,经济上、社会上和我国利害没有大冲突,而且其实行手段也不过分激烈的所谓稳健分子”。这就是国民党的右翼蒋介石集团,公然表示了对南京政权的支持。但支持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侵略。驻华公使芳泽在东方会议上说,“日本不能不利用丰富的中国资源”,如未能得到中国人的充分谅解就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此“对中国国民运动……尽可能以同情的态度对待” [43] 。可见其险恶用心。

第三条:“上述目的是依靠巩固的中央政府的成立才能达到。据目前政治形势看,不易成立这种政府。因此,在各地暂时和稳健的政权外适当地接洽,等待全国逐渐统一的趋势。”

第四条:“因对外关系,出现成立联合政府的趋势时,不论它在何地成立,日本和列强一起欢迎其成立,并表示帮助统一政府发展的意图。”这两条的主要意思是日本支持统一政府的成立。军阀割据对列强侵略中国虽有有利的一面,但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对列强的经济侵略尤其对贸易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希望建立统一的政府。上海总领事矢田在东方会议上说,“日本对华的主要目的在于我们的贸易与投资得到中国方面的公平、公正的保护” [44] ,为此需要建立维持秩序的统一的政府。这一政府是指哪一个政府?森恪在解释中说,这一统一政府不一定在北京成立,在南京成立也可。这显然是指南京政权,由它统一中国。

第五条:“最近,乘中国政局不稳之机,不逞之徒往往蠢动。扰乱治安,有发生不幸国际事件之虞。帝国政府虽然希望中国政府予以取缔,并依靠国民的自觉,对这些不逞之徒进行镇压,维持秩序。但我帝国在中国之权益及日侨之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这里的“不逞分子”是指谁?森恪在解释这一词时公然说,是“共产主义者”。这便露出他们的反共反人民的面目。

第六条:“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所以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在该地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它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对此,作为接壤邻邦之我国,不能不感到特殊的责任。”这是日本要独霸满蒙的自白。

第七条:“对于尊重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并认真采取安定该地政局措施之东三省实力派,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的支持。”这是支持张作霖之意?森恪在解释这一条时说,这“既不意味着支持张作霖,又不意味着排斥张,我们以独自的立场来行动”。可见,东方会议对支持张作霖与否没有作出决定,而是随着形势演变和张作霖的态度如何而定的。

第八条:“万一动乱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受侵害之虞时,不问它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且为把该地保护为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要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森恪在解释这一条时说,“何方”是指中国本土即南京政府、北方的苏联和中国以外的一切外国以及东三省内部;“不问其何等理由,断然采取措施”,这就是警告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不得进入满蒙,不得把它置于其管辖之下。可见,日本支持蒋介石统一和管辖长城内的中国,而满蒙是由日本来控制。

一种政策的产生,总有其客观形势。形势是制定政策的基础,政策要解决形势所提出的问题。东方会议是在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新兴军阀蒋介石取代旧军阀即将统一包括东三省在内的中国的形势下召开的。东方会议所讨论或决定的问题,正是这一形势所提出的新问题。东方会议的内容和客观形势较为吻合。这就是从现有的史料中得出的结论。

至于《田中奏折》中所写侵吞全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等全球性战略问题,据现有史料考释,东方会议没有涉及。但仅就东方会议的内容下全面的结论,为时尚早。6月28日,7月3日(星期日)、5日、6日是否开过会?对此《东方会议经过报告》没有记载。《田中义一传记》下卷的日程表写的是只开过七天会,其中7月2日、4日下午休会,7日上午无记载。无记载的这几天是否真的没有开过会?也有待考释。

注释

[1] 现在外务省档案中见到的《东方会议经过报告》是《松本记录》。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的《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缩微胶卷)中标有“PVM”证号的就是《松本记录》。松本指松本重雄(1889—1947)。他于1907年东亚同文书院毕业,数次任众议院议员。1924年至1926年任总理大臣秘书,1933年12月,任外务省参议官,1937年6月至1939年1月任外务省次官。他在外务省任职期间,利用工作之便,抄写复制了一批外务省档案,并且把它保存在自己家里。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烧毁了一批档案,但松本的手抄档案依然留下来。1947年7月松本死后,其家属把这批档案赠送给日本外交史料馆。





[2] 预备会议的日程如下:6月21日上午9时至12时,经济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者:外务省次官森恪、外务省参议植原悦喜郎、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及山本。地点:外务省第一会议室议题:通商局提出的《发展对华经济政策》。6月22日上午9时至中午,满蒙委员会出席者:森恪、芳泽、植原、木村、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欧美局局长堀田正昭、外务省次官出渊胜次。地点:外务省第一会议室议题:外务省提出的《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6月23日上午9时至中午,经济特别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出席者:森恪、出渊、吉田、植原、汉口总领事高尾亨、木村等。地点:外务省第一会议室议题:《发展对华经济政策》;《关于长江流域日侨的经济及复归对策》。6月24日下午2时至5时,经济特别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出席者:森恪、芳泽、出渊、吉田、植原、高尾、矢田、木村。议题:《关于长江流域日侨的救济及复归对策》。


[3] 一、东方会议出席者名单。二、东方会议日程表(密)。三、支那政治情况概观(1927年6月25日,密)。四、田中总裁1927年4月16日在政友会临时大会和6月12日该会关东大会上的讲话;4月22日田中就职声明。五、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绝密)。六、救济长江流域侨民问题。七、发展对华经济政策(绝密)。八、山东出兵的反响。九、日本在华投资、贷款、贸易额概况表。十、7月7日田中外相《对华政策纲领》训示。

[4] 一、派往中国各军一览表(密)。二、苏联对北满的企图(密)。三、苏军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部署图(密)。四、从北京劳农大使[馆]没收的秘密文书(密)。

[5] 一、南满附属地地方行政统一案(密)。二、民间对华(字迹不清)。

[6]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22~326页。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下卷,第644页。

[7]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27~328页。

[8]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47页。

[9]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47页。

[10]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2页。

[11]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51页。

[12]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0页。

[13]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29~330页。

[14]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2~333页。

[15]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0~331页。

[16]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28~329页。

[17]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49页。

[18]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3~334页。

[19]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0页。

[20]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4页。

[21]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5页。

[22]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177页。

[23]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1~332页。

[24]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7页。

[25]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51~352页。

[26]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177~178页。

[27]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179~184,422~425页。

[28]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2页。

[29]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185~195,430~441页。

[30]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229,361,362页。

[31]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2页。

[32]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78~379页。

[33]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445~446,451、459~464页。

[34]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7页。

[35]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8页。

[36]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72页。

[37]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72页。

[38]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73~374页。

[39]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9~370页。

[40]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9~346页。

[41]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83~390页。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下卷,原书房1981年版,第652~654页。以下有关引文,均见该档案和书。

[42]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第391~405页,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下卷,第654~658页。以下有关引文均见此档案和此书。

[43]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2~344页。

[44]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46~349页。





五、试论1936年德日意《防共协定》的实质与作用


1.


众所周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德伙同俄法,迫使日本吐出战争中攫取的辽东半岛,相互争夺在华权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向德宣战,攫取德在山东的权益,瓜分太平洋上的德属岛屿。并且在凡尔赛会议上制裁过德国。

可是,曾经相互厮杀的两国为什么三十年代结成同盟?日德两国都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进入资本主义较晚。当它们进行对外扩张时,世界几乎被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瓜分完毕,因此只好用武力和它们重新争夺和瓜分世界。对此,日本外交史权威鹿岛守之助直言不讳地说道,“若把世界分为‘持有(殖民地)国’和‘不持有(殖民地)国’,我国和这次缔结协定的德国、意大利则同属后者。要和这些国家相互合作,重新分配殖民地和资源” [1] 。这是它们结成同盟的历史根源。但这一同盟之所以在三十年代结成,是因为帝国主义各国的发展在此时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如果以1929年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量为100,那么到1936年,美国是88.1,英国,115.9,法国是79.3,而日本是151.1,德国是106.3。 [2] 斯大林说:“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间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常常和世界市场上新的力量对比发生冲突,为了在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和新的力量对比之间求得‘平衡’,必须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周期性地重分世界。” [3] 所谓旧划分,就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力量对比瓜分殖民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三十年代初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缩短了重新瓜分世界的这一周期性,新膨胀起来的日本和德国要结成同盟,打破旧体系,按新的力量对比,重新瓜分世界。

在东方,1931年9月日本悍然侵占中国东北,冲破华盛顿会议强加给它的《九国公约》,打响了打破旧体系的第一炮。这便加剧了日本和欧美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1933年,由英美法操纵的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于是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当即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接着,3月27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因此极力寻找新的同盟者,以便加强抗衡欧美列强的力量。日本国际协会太平洋问题调查部在《东亚新秩序和日本外交政策》中承认,“满洲事变的结果,日本遭到各国的反对,不得不退出国际联盟。其结果陷入孤立。可是孤立政策不仅违反日本外交的传统,而且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因此,日本再次要在世界强有力的国家中寻找朋友”,“在欧洲,德国希特勒以打破凡尔赛条约为目的而登台。这样一来,日本和德国都发现它们在思想和政策上处在相近的地位”。 [4] 因此,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时,外务省欧亚局局长东乡茂德在提交广田外相的《退出国际联盟后帝国对欧美的外交方针》中提议,“在日德关系上,利用极右党(指纳粹党——笔者)掌权的机会,努力使它了解我国在远东的立场,同时促进日德学术文化的接触和了解,以便把德国引到我方” [5] 。根据这一方针,1934年6月成立日德协会和旅德日本人协会,11月在京都成立日德文化研究所等学术团体。同时,1934年和1935年,日本多次派海军舰艇访问德国,以示对德的好感。

至于德国,列宁曾经预言,“德国是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它不能忍受凡尔赛条约,德国本身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所以它必然寻找同盟者来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 [6] 。1933年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寻找同盟者。他首先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中看出日本是德国的伙伴。因此,1933年10月18日,即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前一个星期,希特勒作为退出国际联盟的外交准备,指令德驻日大使努力改善和发展日德关系,如日本要求承认“满州国”,则以经济代价为前提,可以承认。由此可见,日德两国从退出国际联盟时开始,逐步走上结成同盟的道路。

当时,裁军和扩军问题突出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争夺。日德为重新瓜分世界,积极扩军备战,而英法美却迫使日德裁减军备,以便削减对方的军事力量。因此日德在扩军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日本于1934年12月29日决然废弃1922年2月签订的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公然进行扩军备战。德国于1935年3月悍然宣布凡尔赛和约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无效。德国的这种行动,显然受日本的影响。当时德国报刊公然宣称,“日本认识到,迄今认为妥当的各国间和两国间的诸条约,如国际联盟、凯洛公约、日内瓦条约等,丝毫不能维护国家权益,因此,今后应站在正确立场上进行行动。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各种形式的自主防卫的必要性,并作好对它的精神准备。我们要武装到象大战时期一样,不,比那时武装得更为强大” [7] 。德国在西方,配合日本,利用英国的“扶德抑法”和绥靖政策,公然建立空军,实行兵役制,把陆军扩充到三十六个师五十万人。同时,和英国订立海军协定,建立海军舰队。到1936年,德国着手实行扩军四年计划;而日本退出伦敦海军裁军会议。这样,日德两国突破了限制它们扩军备战的种种障碍,在重整军备问题上携手起来了。

意大利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也和日德相似。它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在凡尔赛会议上分赃甚少。因此对凡尔赛体系不满,要求重新分割世界。它于1935年10月举兵侵入埃塞俄比亚,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对此,法国纵容讨好,英国患得患失,都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这既壮了墨索里尼的胆,又使希特勒从中看出英法间的矛盾及其软弱态度。于是,希特勒于1936年3月下令德军侵占莱因非军事区,撕毁洛迦诺公约,打破凡尔赛公约对德的一切限制。希特勒3月31日在汉堡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凡尔赛的精神已经被摧毁了”。

1936年7月,西班牙的佛朗哥发动反革命政变。德意支持佛朗哥,公然干涉西班牙内战,以便冲破英法在欧洲的侧翼,造成对英法的战略包围,进而争夺地中海和北非地区。这一联合行动促使德意结成轴心。这年10月,德意签订秘密协定,在协定中德承认意侵占埃塞俄比亚,意支持德兼并奥地利,并划定双方在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的势力范围。这样,德意结成柏林—罗马轴心。

意大利跟德国结成轴心后,希望和日本订立协定。为此,意大利在沈阳开设总领事馆,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随即日本也在埃塞俄比亚设总领事馆,承认意侵占埃塞俄比亚。可是,日本认为和意缔结协定为时尚早,不准备立即订立。因为这时英意在地中海的矛盾与日俱增,怕日意结盟会刺激英国,加剧日英矛盾。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但意积极声援日本,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国会议上替日本辩解,并且停止向中国输出武器。 [8] 不仅如此,墨索里尼还表示,“如有必要,意大利为支援日军,可派军队” [9] 。这对日本是极大的支持。于是,日本于10月20日同意和意签订《防共协定》。

希特勒获悉日意订立协定的消息后,22日指派里宾特洛甫飞抵罗马,和意外长齐亚诺会谈意参加《防共协定》问题。里宾特洛甫对齐亚诺说,“为了戒备和西欧列强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德意有必要缔结军事同盟” [10] 。齐亚诺同意里宾特洛甫的意见,要求参加日德订立的《防共协定》。11月6日意加入该协定,接着12月11日退出国际联盟,又一次冲击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这样,远隔重洋的日本和德意在退出国际联盟、废弃裁军条约、扩大对外侵略的行动中,彼此感到对方是风雨同舟的“伙伴”,最后结成同盟。





2.


缔约三国都是法西斯国家。法西斯的一大特点是猖狂反苏反共。它们在协定中,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军事上规定,缔约国的一方与苏联处在临战或交战状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不得采取在效果上足以减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负担的一切措施” [11] 。这是它们长期反共反苏的继续。日本早在1918年就侵入苏俄的远东地区,妄图消灭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九一八”事变后,陆相荒木贞夫、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等竭力主张攻打苏联,并狂叫1934年前做好侵犯苏联的一切准备。这种意见当时在日本陆军中占主导地位。希特勒也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狂叫,“当我们今天谈到欧洲的领土的时候,我们主要必须想到俄国和它周围的附庸国家。看来,命运本身希望在这里向我们指明道路” [12] 。这些狂言是日德妄图侵入苏联的自供状。

然而,《防共协定》不是针对苏联的临战前的军事同盟协定。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就北进打苏联还是南进打英美的问题争论不休。陆军在《国防国策大纲》中主张,“首先倾注全部力量压服苏联”,“排除北方的威胁后,以实力完成对南洋及中国的国策”。 [13] 这是先北进后南进的主张。海军则在《国策纲要》中主张,“在确保帝国在大陆的地位的同时,向南方发展为根本”,对苏联“我方不采取积极的进攻性政策”。 [14] 这是北守南进论。结果陆海军折中双方意见,拟定了《帝国国防方针》。该方针规定“以美国、俄国为目标,同时防范中国和英国” [15] 。根据这一规定,广田内阁制定《国策基准》,并规定“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于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配备和充实兵力,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 [16] 。这是南北并进论,一方面说明日本的侵略胃口之大,但另一方面又说明它尚未决定究竟先打那一方。可见,日本尚未下先打苏联的决心。

那么,当时日本对苏联的具体政策是什么?不是咄咄逼人的攻势。广田内阁为执行《国策基准》,拟定了《帝国外交方针》。该方针就苏联问题写道,“鉴于目前国内外形势,严戒我方向苏联挑起事端,专用和平手段努力解决过去的悬案”,“如果苏联方面进一步表明希望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借此能够解决日苏间的各种重要悬案(包括整理远东军备,以取得彼此势力的平衡在内),则宁愿明确表示希望这类条约”。 [17] 规定对德谈判原则的《缔结日德政治协定问题》一文更明确地写道,“不要由此过度刺激苏联,日德合作不要诱致对苏战争”,“我国与苏联接壤,在苏联境内多少有权益,两国间存在着各种悬案,如徒然刺激苏方,我方直接蒙受的损失必定不少”。 [18] 因此在协定谈判中,日德相较,德国态度激烈,调门也高,而日本却总怕过分刺激苏联。因此,日本对协定草案数次提出修改意见。对协定的前言,日本则认为刺激性大,希望加以修改,如德方不同意,则日方单独发表声明予以解释。广田首相也在解释协定的作用时说道,“东西两方缔结条约,对苏联施加压力,以便阻止战争的爆发” [19] 。这些事实说明,日本当时是想避免对苏战争。

德国虽然唱高调,但当时却不想发动对苏战争。1922年4月,德国跟苏联订立拉巴洛条约,1926年又订立友好中立条约。这些条约和新订立的《防共协定》在内容和精神上是相互矛盾的,因此理应废除。日本曾要求德国废弃该条约,但里宾特洛甫给武者小路驻德大使的密信中说,两条约“与本协定的精神及由此产生的义务是不相抵触的” [20] 。言外之意是德国不愿和苏打断关系,这当然不是说德国根本不想侵略苏联,但至少在这时不先打苏联。这是因为一战时德国两面出击,结果吃了大亏。因此,里宾特洛甫1938年说,“形式上必须喊以俄国为敌,但事实上全然是针对英国的。与英法对敌的同时,与俄国对敌的错误,当然不能重犯” [21] 。这是德国的声东击西政策的自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日德的对苏政策既然如此,为何非打反共反苏的旗号不可?这与英法美的绥靖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斯大林说,“每当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视线转向苏联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牺牲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个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 [22] 。三十年代,英法美就是这样做的。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英法美采取祸水北引的绥靖政策。1935年德国扩充海军时,英国不仅没有加以制止,而且和它签订海军协定,允许德拥有四十二万吨的舰艇和潜水艇。英国的这种政策虽有“扶德抑法”的目的,但还是纵容德国东进。而德国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打着反共反苏的旗号,耍弄声东击西的把戏。


恰巧此时,共产国际于1935年7至8月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发出了各国人民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这便引起英法美右翼保守集团的恐惧。它们群起而攻击共产国际。11月22日晚上,里宾特洛甫的心腹拉乌马绞尽脑汁起草协定草案时,他看到了美苏就共产国际问题交换的信件。美国在信件中,大肆攻击共产国际。他灵机一动便浮现出订立针对共产国际协定的想法。于是他挥笔起草了防共协定草案,25日,拉乌马通过里宾特洛甫把草案呈上给希特勒。希特勒表示满意,并授权他们以此草案为基础继续同驻德武官大岛浩进行谈判。大岛浩接到这一草案后给参谋本部的电报中说,“德方提出了披上斗篷的新提案” [23] 。这一斗篷便是反对共产国际。《防共协定》之名遂来源于此。

日本也同意缔结这种披上斗篷的协定。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就对德协定有争论。陆军较为积极,谈判也先由陆军秘密搞 [24] ,外务省并不知道。外务省对德协定有两怕,一怕过分刺激苏联,二怕引起英国的不安,因此,想签订形式上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协定。这样,既不指明苏联,又不开罪英国。这种不指明特定国的协定正中了日本外务省的心意。因此外务省后来也积极推进协定的谈判。

但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斗篷掩盖不住日德意结成同盟,跟英法美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实质。英法美立即看出协定锋芒的所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防共协定》给国务卿赫尔的报告中指出,“如果分析这次三国的联合,就立即判断出这些国家不仅是反共的,而且它们的政策及其实际行动的方向和称为民主主义的国家完全相反。这是要打破现状的国家集团力图对抗维持现状国家集团的联合。明确地说,是不持有(殖民地)国家对抗持有(殖民地)国家的联合,反共只不过是联合不持有(殖民地)国家的旗号罢了” [25] 。当时被任命为驻英大使的吉田茂后来也承认,“军部说这一(协定)不过是单纯的反共意识形态问题。这是表面的话,骨子里是和德意联合起来,和英法及美国对抗的” [26] 。这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防共协定》的实质。





3.


日本和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防共协定》是纯属意识形态的协定,是“没有支柱的联合”,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似乎没有起实质性的作用。其实不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局部战争逐步发展为全面的世界战争的。本协定是在发动局部战争时,即日本蚕食华北、准备发动“七七”事变,德国准备侵吞奥地利和捷克时缔结的。“反共”的口号在日德意发动局部战争时起了掩护侵略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 [27] 。日本蚕食华北时,就打着反共的旗号。1936年1月,广田外相在《对华三原则》中声称,“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国赤化分子的跋扈想象之外”,“帝国为了防止赤化,愿意和中国进行种种合作”。 [28] 日本是迎合英法美的反共反苏的绥靖政策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共政策,欺骗舆论,掩盖侵华实质。而且以反共为诱饵,引诱蒋介石和日本订立反共军事同盟,以便进一步侵略中国。为此,1936年9月日本派川越到南京,就为反共而日军驻扎中国问题,和蒋政权的外交部长张群进行过谈判。1936年3月德国侵入莱茵非军事区时也以反共掩盖侵略,希特勒在国会上大肆声称,由于法苏条约的生效,德国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因此我们要进入莱茵。

不仅如此,《防共协定》对日本来说是个发动七七事变的外交准备。签订协定七个月后,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略中国。当时社会主义苏联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因此苏联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严重障碍。有田外相说,苏联和共产国际“是完成我东亚政策的最大障碍” [29] 。但日本不可能动用武力扫除这一障碍,因为日本关东军的兵力远不如苏联远东军。据日本军部的材料,1936年苏联在远东的兵力是:步兵师十四至十六个,飞机一千二百架,总兵力三十四万人。而日本只有三个步兵师,一百八十架飞机,总兵力八万人。其中一部分随即调入关内参加侵华战争。因此,日本外务省于1936年6月便拟定“为了圆满地完成大陆政策,必需和其他列强携手压抑苏联”的方针。 [30] 这一列强就是德国和意大利,当时负责协定谈判的驻德武官大岛浩,和里宾特洛甫谈判时,曾数次谈道:“日俄战争时,德国皇帝在沈阳战役后于芬兰的一个港口和沙皇会晤,向他保证这次战争期间德国不侵入俄国。于是俄国把欧洲兵团输送到东亚,在四平镇集结了非常精锐的部队”,因此日本在四平战役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31] 日本从这一历史教训和现实的力量对比出发,和德意结盟,从西部牵制苏联,从而解除日本攻打中国时的后顾之忧。签订协定后,有田外相在枢密院得意地说道,“用本协定加大对苏联的牵制效果” [32] 。他还说,由于协定的签订,“即使日本的军备不充分,对方不会挑起事端” [33] 。到1938年日本还要和德国订立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条约,妄图以武力牵制苏联。

《防共协定》还牵制英法美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干预。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势必侵害英美法在华的权益,引起它们对日本侵华的强烈干涉。因此,日本想利用德国牵住英美法。德国在欧洲的崛起,使英法美各国倾注主要力量对付眼前的劲敌德国,因此无暇顾及东方。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它们对日本的所谓“谴责”和“抗议”,和“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显著减少。这是德国在西方牵住它们的直接结果。

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协定,“阻止德国站在中国一边”,使它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34] 德国于1936年和蒋政权订立条约,为其军事工业借款一亿马克,截至1936年8月提供两亿两千三百万马克的武器,并派三十余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这对日本侵华是个障碍。于是,日本缔结协定后积极做对德工作。结果1938年春,德国停止对中国的武器供应,撤回军事顾问团。

日本通过《防共协定》的订立,在国际上孤立中国,迫使中国对日本的侵略做出更大的让步。外相有田八郎在枢密院解释协定的意义时说,“由于本协定的缔结,帝国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这对中国决定其态度产生相当的效果。因此,乘这一形势,把日中交涉进行得对我方有利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的” [35] 。订立协定后,日本加速侵华步伐。英国便看出日本打着反共旗号,行侵华之实的目的。签订协定的第二天,英国《泰晤士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协定将促进日本向中国南部的发展” [36] 。果然不出所料,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防共协定》的订立,对德国来说是吞并奥地利和捷克,进而和英法美争夺欧洲的外交准备。德国跟日本结盟后,步日本的后尘,实现其梦寐以求的“生存空间”计划。1937年11月5日,即意大利参加协定的前一天,希特勒召集三军司令官和外交部长参加的秘密会议,抛出发动世界大战的战略计划。他说,德国行动时“应当考虑到下面的重要因素——英、法、俄以及靠近它们的小国”,但“现有的两个可恨的敌人是英国和法国”。“我们的目标首先应当是同时夺取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对西方进行的战争中解除我们侧翼的威胁。” [37] 为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希特勒数次提出在东方利用日本牵制英国、威压苏联的意见。当时任驻英大使的里宾特洛甫于1938年1月2日向希特勒提交一份备忘录,进一步补充了希特勒的战略计划。他提出:德国侵吞奥地利和捷克尤其是侵吞捷克,可能招来法国对捷克的援助,从而导致德法战争。避免这场战争的方法是利用日德意三国同盟,牵制英国卷入这场战争。牵制英国,靠德国一国的力量是显然不足的,必须利用意大利海军和日本海军把英国海军牵住在地中海和东亚,使英国不敢军事上援助法国。 [38] 根据这一战略,德国在和日本进行加强《防共协定》谈判的同时,于1938年3月悍然侵占奥地利,9月占据捷克的苏台德区,翌年3月又吞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但英法对此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德国仅用一年的时间,兵不血刃,连陷两国,夺取中欧的战略要冲,迈出了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决定性一步。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又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一条约是《防共协定》的继续和发展,《防共协定》是订立军事同盟条约的第一步。日本和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协定和条约是显然不同的两个条约,其内部没有有机的联系。其实不然。两者虽有区别,但实质上是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1938年初,日德进一步加强《防共协定》谈判时,日本要缔结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条约,而德国要缔结针对英法的条约。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陆军则同意把英法纳入条约的对象,海军和外务省则反对。由于这种分歧,双方虽然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但谈判毫无进展。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上台,8月双方重新恢复一时中断的谈判,于9月27日缔结了针对美国的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时德意和英法已处于交战状态,三国轴心和美国的矛盾也一触即发。因此,它们不仅不打反共的旗号,而且要改善对苏关系,甚至想把苏联纳入该同盟之内。《防共协定》到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的这一历史过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即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和美英法帝国主义集团及社会主义苏联这三者间的矛盾运动的发展过程。斯大林同志曾精辟地分析和总结了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他说,“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39] 。

本章第一节原载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第二节原载于《中日关系史论丛》1982年第一辑;

第三节原载于《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

第四节原载于《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第五节原载于《史学月刊》1981年第6期。

注释

[1] 鹿岛守之助:《鹿岛守之助外交论文集》,第9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2年版,第224页。

[2] 《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1页。

[3]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9卷,第96页。

[4] 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SP145卷,SP241:40页。

[5] 日本外务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外务省的百年》,原书房1969年版,第385页。

[6]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0页。

[7] 奥特·佐默尔:《纳粹德国与军国日本》,时事通信社1971年版,第68页。

[8] 堀内谦介监修,《日本外交史》第21卷,鹿岛研究所1974年版,第87页。

[9] 鹿岛守之助,前引书第9卷,第211页。

[10] 堀内谦介监修,前引书第29卷,第90~91页。

[11]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第354页。

[12]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3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097页。

[13] 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水笃书房1976年版,第357页。

[14] 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水笃书房1976年版,第354—355页。

[15] 林三郎:《太平洋战争陆战概史》,岩波书店,1951年版,第10页。

[16] 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344、345页。

[17] 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344、345页。

[18]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5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4~25页。

[19] 臼井胜己:《太平洋战争开战的原因》,产经新闻出版局1975年版,第31页。

[20] 三宅正树:《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研究》南窗社1975年版,第39页。

[21] 三宅正树:《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研究》南窗社1975年版,第124页。

[22]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23页。

[23] 奥特·佐默尔,前引书,39~40页。

[24] 1902年日英同盟条约是由海军搞起来的。

[25] 奥特·佐默尔,前引书,第120页。

[26]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1卷,新潮社1958年版,第42页。

[27]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89页。

[28] 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226页。

[29] 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351页。

[30] 库达科夫:《日苏关系史》第2卷,刀江书院1967年版,238页。

[31] 三好贞雄:《最近十年外交》,战争文化研究所1943年版,第284页。

[32] 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352页。

[33] 堀内谦介监修,前引书第21卷,第63页。

[34] 奥特·佐默尔,前引书,第41页。

[35] 堀内谦介监修,前引书第21卷,第36~64页。

[36] 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前引档案,SP150卷,SP277:116页。

[37] 《纽伦堡审判》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605~614页。

[38] 三宅正树,前引书,第117~118页。

[39]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6页。





第二章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


一、孙中山对日态度再认识


第三次广东政府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本节试图就广东政府之成立、致犬养毅书、关余、商团事件等几个问题,探讨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及日本的对孙政策,进而考察1919年前后孙中山的对日态度是否发生根本性转变问题。





1.


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以1919年为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1919年之前,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孙中山期待日本政府及军部的支持和援助,对日本没有进行深刻的批判,而1919年之后,他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抛弃了对日的幻想,并抨击日本的对华政策,其对日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大都要经历从浅到深、由表入里、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也是如此。1919年后,他对日本批判的次数明显增加,程度也日趋深刻。这说明他对日的认识和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转变。 [1]

这里,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判断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本质是否有认识的最基本标准应是他对日本的侵华本质是否有认识。笔者认为,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孙中山对此是有认识的。1894年11月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制定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指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民族危机,并且深刻地揭露了列强将瓜分中国的事实。 [2] 1903年9月,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对福建、浙江一带的侵略。 [3] 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孙中山欲联法抗日。 [4]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孙中山非常警惕日本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1911年2月,他在写给宫崎寅藏的信中指出:“但恐贵国政策已变,既吞高丽,方欲并支那,自不愿留一革命党在国中也。” [5] 同年8月,他在《复咸马里函》中又指出了日本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可能性。 [6]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最为戒备的是日本和俄国出兵干涉。他回国前在欧美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便是想利用欧美列强牵制日本和俄国。 [7] 1912年8、9月,他又多次提到日本以南满铁路为中心侵略南满的事实,并指出,“日占南满,韩、满交通日便,一旦有变,五日间日兵可运到十万,北京内外受困” [8] 。1917年1月,他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日中亲善之根本义》一文,批判日本追随欧美列强扩大在华殖民权益,表示对日本的不满、恐惧和怀疑。 [9] 在同年5月发表的《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孙中山进一步明确指出,“割台湾于日”“胶州已归日占”“日本占南满、东内蒙、山东、福建,均在〈中国全国幅员〉百分之五以上”。 [10] 上述事实说明,孙中山在1919年前对日本的侵华本质有一贯的、较为明确的认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如1913年春孙中山作为国宾访问日本时曾说过,日本“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纵近年来不免有侵略之举动,亦出于万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们最要原谅日本的”云云。 [11] 但这些话是在访日的特定条件下说的,是一种外交辞令。

第二个标准是孙中山对日本对他本人及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否有所认识。我认为,孙中山对此也是有认识的。日本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空间,日本民间的有识之士也曾协助过他所领导的革命,因此孙中山把日本当作革命的基地;但另一方面,1895年广州起义和1900年惠州起义时,孙中山要求日本提供军械,但终遭拒绝。 [12] 1907年3月、1910年6月,他曾两次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1905年11月,日本政府镇压了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1908年12月查封了《民报》。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慨。但他能够自我克制,甚至忍气吞声。然而,1911年12月他从欧美回到上海后,便公开表示了对日本的愤慨之情。在谈到曾两次被日本驱逐时,他说道,“我甚为怨恨日本”“当我主动(与日本)握手时,(日本)却回避不握;而其自身需要时,则来握手了”。 [13] 他还指出,在日本“经常遭到日本政府的苛刻待遇,对此并不是没有不满的” [14] 。

有一些学者笼统地把孙中山是否对日本抱有希望和期待当作判断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本质是否有明确认识的标准。我认为对日抱有希望和期待,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认识或认识不清,盲目地寄希望于日本;二是有清楚认识,从策略上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策略问题,不应混为一谈。即使同一个策略也会有不同的结果。由于各个时期日本对孙中山的政策不同,孙中山的希望和期待有些可以实现,有些不能实现。因此,不能笼统地将孙中山是否对日抱有希望和期待作为判断他是否对日本帝国主义本质有清楚认识的标准。

主张1919年孙中山对日认识和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的学者的根据是,孙中山在这一年指责日本为帝国主义。6月24日,孙中山在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时确实说过,“乃不图武人,逞其帝国主义野心,……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焉” [15] 。孙中山所说的“帝国主义野心”就是指对中国的侵略。然而,孙中山在此之前也使用过“帝国主义”一词。1905年2月,他写道:“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 [16] ,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和吞并他国领土。1919年孙中山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来对日本进行的批判,与其以往对日本的谴责相较,在内容上大体是相同的。这进一步说明1919年前后,孙中山对日本的侵略本性及对中国侵略事实的认识是一致的。

主张1917至1919年孙中山的对日认识和态度根本转变的学者还认为,由于他对日认识和态度的转变,抛弃了对日的幻想,不再期待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和援助,并一再批判日本。的确,1919年后孙中山对日的批判十分尖锐,毫无顾忌。诸如,他揭露和批判“近代日本对于东亚之政策,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信如世人所指;而对于中国,为达日本之目的,恒以扶植守旧的反对的势力,压抑革新运动为事” [17] ;“二十一条”“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在这种协定底下,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日本的陪臣国,恰和日本从前在高丽所用方法一样” [18] ,“拟以施诸高丽人之手段,复施诸吾人,将中国改成日本之殖民地” [19] ;他还谴责“乃日本竟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日本可为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 [20] 。他要求日本废除马关条约。 [21] 1921年11月第二次广东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反对掌管北京政权的张作霖的同时,宣布拟与日本作战。他说,“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这就是为统一中国而斗争和同日本作战” [22] ,言及北伐时,他又说“吾人并不攻伐中国之北方,乃欲与日本战耳!” [23] 这些表明,孙中山的对日认识确实日益深刻,对日本的批判也愈来愈严厉。

那么,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呢?本书并不否认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和苏俄革命的影响下,思想有所发展,对日认识有所提高的事实。但更为重要的是1917年以后日本对北方的军阀政权和南方的孙中山及广东军政府所采取的不同政策。1917年第一次广东军政府成立后,中国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政权。日本对孙中山广东军政府的政策往往与对北京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对北京政府不冷不热时,对孙也忽远忽近。日本欲推翻北京政府的统治者时,则支持孙中山。日本积极支持北京政府对全中国的控制时,则压制孙中山和广东政府。1917年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就是如此。日本拉南北军阀势力搞所谓南北议和时,也竭力排斥孙中山。孙中山对日本支持北京政府的政策非常不满。日本寺内内阁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和原敬内阁排斥孙中山搞南北议和的举动,均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愤慨。这时期孙中山对日的公开批判正是这一愤慨的总爆发。这一点,孙中山于1920年6月致田中义一函中说得较为清楚。在这一信函中,孙中山揭露了日本历届内阁支持袁世凯、张勋、段祺瑞、张作霖的事实,并指出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所持政策,“专以援助反动党排除民主主义者为事”,“近年以来,中国人民对日恶感日深,根本原因,实由于日本之政策与民国国是不相容,故国人咸认日本为民国之敌。若再以乱中国之和平为事,则国人之恶感更深,积怨所发,其祸将不止于排货” [24] 。1916年6月袁死后,如果日本继续支持孙中山反对北京军阀政权,孙中山也不会如此批判日本。因此,这时期孙中山对日的批判,虽有对日认识提高的因素,但更为主要的是日本对北京军阀政权和孙中山及广东政府的政策转变所致。也就是说,在日本的南北政策发生转变时,孙中山一改以往敢怒而不敢言的状况,猛烈抨击日本。然而,这不是对日认识的飞跃,更不是对日态度的根本转变。如果说这是根本性的转变,那么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便无法得到合乎实际的解释了。





2.


1928年2月,孙中山建立了第三次广东政府。这是与北京的吴佩孚、曹锟政权对立的政府。北京政府得到了英美的支持。日本在北京政府中的势力,由于1920年直皖战争中段祺瑞的失败及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从北京的败退,几乎消失殆尽。列强要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首先要控制北京的中央政权。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的对华政策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为挽回颓势,日本改变了对孙中山和第三次广东政府的政策。

在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日本历经四届内阁,即加藤(友三郎)、山本、清浦、加藤(高明)内阁。1924年5月,清浦内阁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这一纲领,可以说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该纲领的第3条写道:

鉴于中国政局的现状,目前不要偏重于中央政府,与地方实权者尽可能广泛地结成良好关系,以图谋我势力的伸张。因此,经常以公平的态度对待地方实权者,对其正当的目的予以好意的援助。至于援助的适度及方法,根据帝国的利害关系,适当地加以调节。 [25]

这里说的地方实权者,首先是指奉系军阀张作霖。为维护在满蒙的权益,该纲领第8条写道:“对现在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根据既定方针,继续予以好意的援助,并维护其地位。” [26] 关于张作霖和满蒙问题在该纲领中占有2/5的篇幅,这说明张作霖和满蒙在日本对华政策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纲领没有直接涉及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但所谓的地方实权者中理应也是包括的。

日本的这一对华政策,是企图从南北夹击北京的吴、曹政权。而且这一政策是与孙中山和段、张的三角联盟相呼应的。为此,日本在北方暗中支持被赶出北京的张作霖,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以夺取北京政权;在南方,放弃寺内、原敬内阁时期压制和排斥孙中山的政策,主动接近孙中山和广东政府要人,表示“好感”。这虽然不是积极的支持,但与前一个时期的政策相比较,是个转变。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集团的外交政策的转变,通常是首先表现在更换外交使节上。广东政府成立不久,即1923年3月,日本外务省召回驻粤总领事藤田荣介,由天羽英二接任。天羽曾作为随员参加过凡尔赛、华盛顿会议,是颇有能量的中年外交官。将他派往广东的目的是进一步了解孙中山,改善日本与孙中山及广东政府的关系。

日本政府把北京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予以承认,没有承认广东政府。按外交惯例,作为日本外务省派遣的外交代表不能与广东政府进行正式的外交接触。但天羽却打破外交惯例,抵达广东的第四天即5月16日,便在廖仲恺的陪同下,前往大本营拜访孙中山。孙中山对他强调了“日本执行独立外交的必要性” [27] 。9月16日,即争取关余斗争中,天羽又一次拜访了孙中山。1935年3月他回忆访孙情景时说,“孙中山常对我主张大亚细亚主义,说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仿效欧美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是不像话的。日本应主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真正的富有成效的日中提携” [28] 。这说明孙中山依然对日本抱有希望,希望日本与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欧美列强。

天羽任职期间,与广东政府要人来往频繁,关系密切。抵穗的第二天,即5月14日,天羽设宴招待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和徐绍祯。16日上午,又一一拜访廖仲恺、警察局长吴铁城、市长孙科;21日再访廖仲恺。 [29] 此后,天羽和广东政府要人多次相互设宴招待。这些都超出了外交礼仪,反映了广东政府与日本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

孙中山一直期望得到日本贷款。在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也是如此。5月22日,廖仲恺访天羽,托他向台湾银行借款20万元,以省长公署作抵押,6个月内用盐税还清。 [30] 此后,廖仲恺数次派代表何品佳,与天羽交涉借款事宜。7月11日,廖仲恺又访天羽,商谈广东政府借款问题。当晚,财政部长叶恭绰等招待天羽,继续商谈此事。 [31] 8月4日、28日,何品佳两次会见天羽,交涉向华南银行借款事宜。 [32] 此外,叶夏声、吴尚鹰、廖朗如等相继到驻粤日本总领事馆,交涉借款问题。这时期,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以广东最大企业之一的广东水泥厂为抵押,与三井财阀进行了3000万元的借款交涉。 [33]

广东政府还通过天羽总领事,与日人竹藤、甲府就造币厂问题进行多次交涉,并于8月17日签署了有关协定。 [34]

广东政府还希望日本帮助开发矿山资源。广东政府聘请日本农商省的技术员,勘探高州矿山。此事由孙中山友人山田纯三郎负责,后藤新平等参与。 [35]

广东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拟派廖仲恺赴日。此事提出较早,6月30日、7月11日廖仲恺访天羽时就提出过派员访日一事。 [36] 此次廖欲赴日的目的尚不清楚,但廖作为省长代表孙中山,希望与日本政府和军部要人会谈的可能性很大。

1923年9月1日,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一带发生大地震,引起大火灾,损失惨重。孙中山获悉此消息后分别致函日本政界、财界、军界要人及旧友,表示慰问。他在致犬养毅函中写道:“比闻贵国地震海啸,遂成巨灾。同种比邻之邦,交游宅居之地,罹兹惨变,怛悼逾恒。文自战地归来,留意迅访,幸挚友良朋,尚庆无恙,悬情之恫,差幸轻减。想展伟略,纾宏规,指顾之顷,顿恢旧观。特修寸戋,遥寄侍右,敬候兴居。并祝平安。” [37] 孙中山又特令胡汉民、杨庶堪致函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大将,并亲自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即后来的昭和天皇):“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我深信日本举国必将本着素有的勇气与刚毅精神对待这一事件。” [38] 此外,广东政府还欲派团赴日慰问。10月5日和13日,廖仲恺会见总领事天羽时再次谈到此事。 [39] 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对日本大地震所表示的态度,虽系对受灾国民的慰问,但也表明了对日本政府的积极态度。

广东政府成立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也派军官赴粤,与广东政府要人频繁接触。日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派遣的佐佐木到一通过山田纯三郎结识了广东政府要人蒋介石、孙科、伍朝枢,并受聘为广东政府军事顾问。 [40] 日本陆军预备役军官井上谦吉任孙中山顾问,曾陪同李烈钧、孙中山两次访日。参谋本部派往上海的冈村宁次中佐也颇受大本营参谋长李烈钧的信任。1924年秋李奉孙中山之命赴日时,有关重要情况都通过冈村宁次转达给孙中山。这些说明,广东政府与日本军部也有往来。

不仅如此,广东政府可能从日本购置了一批武器。据吴佩孚特使透露,孙中山向日本购枪一万支。 [41]

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南北,反日运动连绵不断。1923年春,又掀起了收回旅大的爱国反日运动。这一运动波及广东,香山县青年学生没收日本棉纱,抵制日货。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不但未予以支持,反而诱导学生停止斗争。天羽对此表示满意,于7月12日致电内田外相说“现政府对我方态度比较友好,因此目前只好委托中国当局,我方取默认的方针” [42] 。从中也不难看出广东政府的对日态度。

综上所述,第三次广东政府成立后,日本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政策和态度有所转变,而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对日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和广东政府显然对日本抱有期待,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如果1917至1919年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恐不会发生上述情况的。

孙中山对日的这种期待和希望还表现在1923年11月16日致犬养毅书中。





3.


1923年9月2日,日本成立了山本权兵卫内阁。山本是海军大将,该内阁是藩阀内阁。孙中山通过山田纯三郎获悉他的老友犬养毅入阁任邮电大臣,1916年曾支持孙中山反袁的田中义一陆军大将任陆军大臣,1900年惠州起义时一度表示支持孙中山的后藤新平任内务大臣。10位大臣中有3人曾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支持过孙中山。因此,孙中山对这届内阁寄予新的希望。其中,孙中山最为信赖的是民党领袖犬养毅。孙中山想通过犬养毅影响和说服山本内阁支持他和广东政府的革命事业,支持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因此,他称“先生此次入阁,将大有为,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决东亚百年问题,闻之狂喜” [43] ,他在致犬养毅的长信中,表达了对这位大臣的期待和希望。这虽是一封私人信件,但从内容来说可谓孙中山致山本内阁的照会或声明。他对日本提出了以下希望:

一、希望日本放弃追随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支持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成为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良友。“今次先生入阁,想必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而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喁之望”,“倘日本以扶亚洲为志,而舍去步武欧洲帝国主义之后尘,则亚洲民族无不景仰推崇也”。 [44] 孙中山还指出,日本在维新中崛起于东方时,万万中国人和亚洲各族人“无不视日本为亚洲之救主”,如日本以英待爱尔兰而待高丽则可收拾亚洲全境之人心,“今日亚洲各国皆以日本为依归矣”。 [45]

二、希望日本支持中国革命。他期待“日本政府此时当毅然决然以助支那之革命成功,俾对内可以统一,对外可以独立,一举打破列强之束缚。从此日支亲善可期,而东亚之和平永保”,“今幸而先生入阁,想必能将日本前时之失策与盲从列强之主张一扫而空之,其首要则对于支那之革命事业也”。 [46] 为此,孙中山特别强调了“日本之维新实为支那革命之前因,支那革命实为日本维新之后果,二者本属一贯,以成东亚之复兴,其利害相同密切本有如此,……为日本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计,倘支那无革命发生,日本当提倡而引导之” [47] 。孙中山还借日本与欧洲列强在华的矛盾指出,日本与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相反,“凡对支政策,有利于列强者,必有害于日本”,因此日本不应盲从列强,而应支持中国革命。 [48]

三、希望日本承认苏俄,采取亲苏俄政策。“日本当首先承认露国政府,宜立即行之,切勿与列强一致” [49] 。他举例说明日本与欧美列强不同,并强调承认苏俄的好处,甚至说“亲露者为日本自存之一道也” [50] 。

以上说明,孙中山希望日本支持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期待日本与中国、亚洲各国及苏俄一道反对欧洲列强。孙中山的这一希望和期待,大都不切合实际,日本也不可能接受。因此,这一希望和期待只不过是幻想而已。

可是,孙中山对日本的这一希望和期待,是在对日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致犬养毅书中,孙中山尖锐地批判了日本的对外政策:

一、批判了日本追随欧洲列强的对外政策。孙中山指出,“贵国对支行动,向亦以列强之马首是瞻,致失中国及亚洲各民族之望,甚为失策也” [51] 。他还批评“日本无远大之志、高尚之谋,只知步武欧洲之侵略手段,竟有并吞高丽之举,致失亚洲全境之人心,殊为可惜!” [52]

二、批判了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孙中山愤怒斥责,“日本对于支那之革命,十二年以来,皆出反对行动;反对失败,则假守中立以自文。从未有彻底之觉悟,毅然决然以助支那之革命” [53] 。

三、批判了日本与列强出兵干涉苏俄,迟迟不承认苏俄的行径。孙中山指出,日本“初以误于与列强一致行动而出兵,后已觉悟而曾单独与露国代表开数次之会议矣,乃竟以承认问题犹与各国一致,而致感情不能融洽,逐碍种种之协商不得完满之结果” [54] 。

孙中山对日本的批判与希望和期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他批判的是日本的过去,期待的是日本的将来。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在孙中山的讲演和文章中屡见不鲜。他的三民主义讲演就是如此。孙中山在这一讲演中揭露:“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海陆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日本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如果要动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国。” [55] 但又在这篇讲演中强调中国要强盛,就须学日本。他指出:日本由于具有大和民族精神,“所以乘欧化东渐,在欧风美雨中,利用科学新法发展国家,维新五十年,便成现在亚洲最强盛的国家,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欧美人不敢轻视”,“我们要中国强盛,日本便是一个好模范”,“因为日本能够富强,故亚洲各国便生出无穷的希望”,“故世界上的白种人不但是不敢轻视日本人,并且不敢轻视亚洲人”。 [56]

孙中山对日认识和态度,即孙中山的对日观,充满了矛盾。既要学习日本,又要揭露日本;既期待日本,又批判日本;既肯定日本,又否定日本。这种现象并非孙中山所特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态度基本如此。他们一方面十分仰慕资本主义列强的科学技术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力图把它引进本国;一方面又反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政策,谋求民族独立。这是列强的对内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对外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二重结构所造成的。孙中山的对日认识和态度,也是作为列强之一的日本所具有的这种二重性的反映。

还应指出,1918年6月孙中山渡日归来至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他侧重于批判日本,不提对日的希望,更无赞誉之词。但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则不然,批判和期待始终并存。关于这一点,孙中山于1924年2月接见日本记者松岛宗卫时说得较为清楚,松岛认为,孙中山这种对日既批判又寄予希望的态度“恰如无节操之女郎”,并劝他有所改变。对此,孙中山则强调“此乃促贵国反省之举”,“实为贵国朝野之觉醒”,“吾辈排日只是手段,目的是亲善。为达此目的,乃斗胆出排日之策”。 [57] 可见,孙中山在这个时期批日或者反日并不意味他与日本的决裂,更不意味他对日态度的根本转变。他为的是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为此,他对日本的过去也作了必要的批判。

此外,这个时期孙中山对日本的期待,还与中国南北政局密切相关。列强的侵华政策同出一辙,对此,孙中山的认识是清醒的、一贯的。但对待它们的态度和政策,在各个时期又有区别。如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孙中山欲联美、德反日,因为此时期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敌是执掌北京政府实权的张作霖,而张作霖得到日本的支持。但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则不同,盘踞北京的是曹、吴,他们得到美英的支持。因此,孙中山反过来想联日反英美。曹、吴与英美的结合,又促使日本政府改变了对孙中山的政策。这一原因使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和日本的对孙政策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孙中山对日态度的变化是由于政治风云的变迁和客观形势的要求所致,是利用日本与欧美列强在华的矛盾,以及对国内主要政敌的策略性变化,而不是对日认识和态度的根本性转变。那么,孙中山是否完全相信自己对日的期待和希望一定能实现?结论是否定的。如关于日本能否成为被压迫民族的良友问题,他“将以先生(指犬养毅——笔者)之志能否行于山本之内阁而定之” [58] 。这表明,他寄希望于犬养毅,而对山本内阁则是拭目以待。

孙中山致犬养毅书是在争取关余斗争中写的。书简的内容,反映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和斗争策略。下面,就海关关余和商团事件,进一步探讨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对日关系。





4.


争取关余斗争是孙中山反帝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海关应属中国管辖,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却被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所把持,海关收入用来支付庚子赔款和以关税担保的外债及其利息。其剩余部分即关余,自1917年起交与北京政府。1919年起关余总额的13.7%拨给西南护法政府,但1923年3月却停止交付。第三次广东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便要求将这一部分关余拨给广东政府。

孙中山争取关余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英国。因此,他极力争取日本的支持。7月20日,在正式照会驻京公使团之前,孙中山派广东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访天羽总领事,要求日本予以支持,并请天羽将此意转告内田外相,“诚望日本予以承诺” [59] 。此时,日本与孙中山、广东政府关系大有改善。9月5日,孙中山向驻粤领事团和驻京公使团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后,总领事天羽便致电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和外相山本权兵卫, [60] 希望支持孙中山的要求。他说,自1920年以来未交付款虽有商量之余地,但没有理由拒绝广东政府对现在及将来关余之要求,至于13.7%的分配额,因今日广东政府之辖地大为缩小,当依实情再商议。 [61] 10月6日,在北京的日、英、法、美公使商议孙中山的关余要求时,日本公使芳泽表示支持孙中山, [62] 认为孙的要求言之有理,如拒绝则有收回海关之虞。

可是,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于11月2日断然拒绝孙中山的关余要求。11月19日,广东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就此事质问驻粤英国总领事杰弥逊,并警告:“如拒绝广东政府之要求,非常遗憾,只能诉诸最后之手段。” [63] 这一“最后之手段”即指收回海关。杰弥逊则威胁伍说,“若如此,英国将断然实行经济封锁” [64] 。这样,广东政府与英国的关系急剧恶化。然而,广东政府与日本关系却进一步发展。11月6日,总领事天羽拜访孙中山;同日晚,省长廖仲恺、外交部长伍朝枢、市长孙科、公安局长吴铁城等设宴款待天羽; [65] 16日,孙中山致书犬养毅,希望日本支持他的事业。当时,广东从西贡进口大米,出口生丝,如英国等列强实行经济封锁,广东的对外贸易将遭受严重打击。因此,孙中山欲求日本船只承运这些进出口物资。11月20日,孙中山派他的日人顾问井上谦吉,将此意转告天羽。但天羽表示不赞同。24日,孙中山又派邹鲁向天羽再次提出这一要求,仍遭拒绝。天羽在关余问题上支持了孙中山的要求,但在收回海关问题上反对孙的要求。他要井上将此意转告孙中山。

此时,孙中山积极改组国民党,推进广东政府的革命化。同时,孙中山和广东政府收回广东海关之说广为流传。这便加深了列强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敌意。12月1日,驻京公使团警告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不得对中国海关有任何干涉,如加干涉则将采取必要的强硬手段。” [66] 公使团还提议,各公使电告泊于广州的各国军舰“应与领事团商量,采取必要之措施” [67] 。对此,日本也采取了协调一致的态度。外相伊集院 [68] 电训芳泽:“万一广东政府无视外国之意向,擅行非法之措施(指收回海关——笔者),我方不妨与领事团取一致之态度,并与军舰联络,采取适当之措施,以便阻止此种事态” [69] ,但又指示“避免取主动态度” [70] 。这表明,日本虽然与列强采取统一的行动,但仍为今后同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交往留下余地。

12月3日,驻粤英国总领事杰弥逊将北京公使团12月1日的警告转告伍外长。5日伍外长答复杰弥逊:广东政府“并无干涉税关及迫胁收管海关行政之意”,但关余“应截留为本〈地〉方之用” [71] 。可是,北京公使团依然拒绝了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要求。孙中山和广东政府虽然提出强烈抗议,却没有实力抗击列强。孙中山力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希望与总税务司安格联交涉,并请日本居中促成。12月15日,孙中山通过日人佐藤安之助向天羽表达了此意。 [72] 翌日,孙的日人顾问井上谦吉以孙中山的名义设宴招待天羽,同日晚,伍外长再次宴请天羽,并请日本公使芳泽从中调停、斡旋。17日,天羽致电伊集院外相,认为“有慎重考虑之必要” [73] 。这说明,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依然对日本抱有希望,日本对其要求也有所同情和支持。因此,广州舆论一时对日表示满意。《民国日报》载文称,“东方外交上尚为有力之发言者,则为日本,日本自遇灾变以来,外交方针不无稍改,故此对于关余之收用,亦表示满意于我” [74] 。然而,此时美、英、法、意等正向广州调集军舰。随之日本也调来两艘军舰。泊于广州港的外国军舰增至17艘,陆战队也准备登陆,局势恶化。因此,请日本公使调停的希望变成了泡影。

可是,孙中山和广东政府无力与列强进行武力对抗。恰在此时,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路经香港。孙中山派代表与其接触,请他居中调停。葡公使把孙中山之意转告北京公使团,但公使团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1924年1月4日,美国公使舒尔曼来粤,与伍外长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关余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一、广东政府不收回广东海关;二、所拨关余用于治水和市民的福利事业。6日,舒尔曼拜会孙中山,孙对伍、舒会谈结果无异议。 [75] 舒尔曼回到北京后,便与公使团、总税务司及北京政府商议此事。北京政府在不用于军费之条件下同意将关余的一部分拨给广东政府。总税务司也表示赞同。4月1日北京公使团决定将部分关余拨给广东政府,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争取关余的斗争终获成功。停泊在广州港的外国军舰也从1日起陆续撤走。

关余问题虽然是通过美国的斡旋得到解决的。但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为解决关余问题曾寄希望于日本,且多次要求它予以支持;事实上日本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也有所同情和支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说1919年前后孙中山的对日认识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话,他与日本之间不会产生这种关系。

1924年秋,广东商团勾结英帝国主义,妄图颠覆广东政府。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在平息这次叛乱中,依然对日本抱有希望,争取日本的支持。孙中山获悉商团头子陈廉伯偷运军械、密谋叛乱的消息后,于8月5日与天羽总领事商谈调解两者间对立的问题。 [76] 对此次叛乱,日本采取了与英法不同的态度。天羽总领事作为驻粤领事团的首席领事,当8月28日广东政府的陈友仁通知商团将挑起事端时,他召集驻粤各国领事和各国首席海军军官商议后,只是采取了保护外国侨民的措施,并通告广东政府。但英法领事及海军军官对此不满。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当商团军开始军事行动时,英法两国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将直接采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