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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惊心动魄的人类文明史(套装共1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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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7
Language:
chinese
ISBN:
B071CT5XVL
File:
AZW3 , 81.38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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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中国的修养

一本最危险的书——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如何应对愤怒的公众

人类酷刑史

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

长长的阴影

旺多姆的丽兹:巴黎奢华世界的欲望、背叛与死亡

人类砍头小史

黑暗时代的她们

玛戈王后与波旁王朝的崛起

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

荒野寒山(寒山传记)

死亡哲学十二讲

托马斯·杰斐逊与海盗:美国海权的崛起

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一口气读懂中国史

死亡文化

腐败:人性与文化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的修养

书号:978-7-5141-2538-2

作者:曹胜高 著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本书由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策划出版并全球制作发行简体中文电子版





目录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引言

第一章 励志 第一节 自立

第二节 自勉

第三节 自新

第四节 自信



第二章 正心 第一节 明心

第二节 全性

第三节 慎欲

第四节 养气



第三章 修身 第一节 养生

第二节 谨慎

第三节 省思

第四节 浑厚



第四章 怀德 第一节 大度

第二节 隐忍

第三节 善友

第四节 格局



第五章 读书 第一节 为何阅读

第二节 如何阅读

第三节 读书原则

第四节 如何思考



第六章 治学 第一节 持恒

第二节 养学

第三节 深思

第四节 明理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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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楼宇烈

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的选择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

一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生命不仅仅是肉体,还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对肉体是起支配作用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经济是基础,但经济要怎样才能健康发展?这需要它的文化起作用。近代100多年来,西方国家凭借他们强大的物质文明来侵犯东方国家,整个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后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但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方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国家先后都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在政治上求得解放以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谋求自主和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在经济上也纷纷发展起来,得到了自主,80年代后开始振兴。随着经济的振兴,这些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之前,这些亚洲国家因为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缺乏信心,都有一种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倾向。可是当政治和经济恢复以后,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就开始有一种自觉。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政治与这些东方国家原有的文化传统有许多的不同。怎么调整、处理这些不同,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这些国家都想向西方学习,甚至想甩掉自己的传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总是和现代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辩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今天,西方文化的“熏陶”十分强烈,但我们传统的许多东西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父债子还”这个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而且根深蒂固。如果不认同,他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因为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在我们接受了这么多的西方文化后,整个社会氛围中大家还认同这一点?这源于一个基本的认同,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认识。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中,生命是一个个体,无论是他的肉体还是灵魂都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每个个体都跟上帝发生关系。虽然他也是父母生的,但那是上帝赋予他父母的一种责任,他和父母是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儿子跟父母都是兄弟姐妹,上帝给他养育下一代的责任,他有义务要把孩子养大成人。每个个体生命没有一个绝对的责任,而是大家共同对上帝负责,上帝为大家,人人为上帝,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贡献给上帝才有意义。所以,生时增加上帝的荣誉,死后灵魂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一辈子都做有损于上帝荣誉的事,死后灵魂就要下地狱。因此,西方文化中个人的价值是被突出强调的,个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命。

另一种生命观以印度文化为代表。印度文化也强调人的生命是个体的,但是可以有多次,也就是有轮回的。这种轮回都是由神决定的,像婆罗门教讲是由梵天决定的。后来,佛教兴起后就批判婆罗门教由梵天决定人的命运的思想,强调个体生命轮回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行为,即佛教术语中的“业”,包括身、口、意三业。身,就是身体,也可以说是行动;口,就是嘴巴,代表言论;意,就是思想。所以一个生命的生成以及这个生命的轮回都是由身、口、意三业决定的。如果他的“业”没有消掉的话,他的生命就永远轮回。这样; 的生命观也是个体自身的,和其他人无关的,只不过是他自己的“业”没有消掉,所以借助他的父母生下来,而跟他的父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两种生命观中,生命都是个体,和其他个体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其他个体的问题要由其他个体自己解决,跟“我”这个个体没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每个个体只是族类生命锁链中间的一环。中国人讲生命的延续,但不是个体生命的延续,而是族类生命的延续。他死了,他的生命由子女延续。所以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因为“无后”就不能延续生命了。中国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断子绝孙”,断子绝孙后他的生命就彻底结束了。因此在中国,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而且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父母遗留给他的,他的生命就是父母的遗留。在这种生命观念中,“父债子还”就顺理成章了。

有很多传统观念是深入我们血液中的,永远去掉不了。所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实这两者是事实上的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会落实到文化上,而不仅仅是落实在经济上。所以文化的继承发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文化一个民族的特性就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常讲爱国主义,要爱国,就要认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历史又落实在文化上,因为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认同历史也就是认同这个文化传统。龚自珍研究春秋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这个国家的历史: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感情呢?从这个方面讲,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事关我们国家、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且从文化方面来讲,它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近几年我一直在讲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在现代世界,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从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也是这样。中华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知道先秦有诸子百家,这个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开始相互交流、影响。通过这样的交流,到了汉初一些学派开始壮大了,也有一些开始衰落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介绍了当时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学派的思想,百家变成了六家。这六家经过汉代的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后又有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形成了儒、道两大家。这两家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靠什么?就是靠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主体性。一种思想不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它本身就不可能有发展。后来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了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外来的文化加入,对于当时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儒、道两家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通过这样的相互交流,佛教已经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渗透到了中国民间的一些习俗中。一种思想只有落实到生活习俗中去,它的生命力才是强大的,否则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和认识。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为中国原有的精神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强大的,中国弱就弱在物质文化方面,所以要赶上西方只要在物质文明上积极学习和发展就可以了,这就是洋务运动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但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建立起了当时非常强大的北洋水师,可是在一场甲午战争中就被打败了。于是我们开始考虑体制、机制的问题,考虑制度文明的问题。儒家的文明不行,就要批判,就要改,所以要进行制度改革。西方提供了我们两种榜样,一种就是像英国、荷兰那样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把国王架空,实权放到议会当中,这就是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可是戊戌变法也没有成功。在随后的第二个阶段中,孙中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但辛亥革命既成功又不成功,因为虽然把皇帝拉下了马,但是旧军阀势力又非常强大。于是人们开始思考精神文明层面的因素。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改造精神文明,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这些实际上还是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对于一般世俗生活中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冲击多少。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铲除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很多生活习俗消失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在基本的家庭生活中也把我们的传统割断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基本的家庭伦常观念不是很清楚,有的根本不认同。

二

孔子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们要建立法制社会,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这还“直在其中”?这不符合法律。所以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合情合理合法,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合理合法可以接受,但合情不能接受,认为法律是没有情的。法是不是就不容情呢?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韩国,想了解一下儒家文化在当下韩国社会中还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在他们的法律中对包庇罪怎么处理有这样的规定:如果隐匿者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根据他的罪状,要判10年;但如果同样的情节发生在和他有血缘的直系亲属之间就可以减刑。这在我们看来有点儿荒唐。但我仔细看他们伤害罪里还有一条,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没有亲族的血缘关系的,根据他伤害的轻重判5年;但如果是直系亲属之间的关系,就得判10年。把这两条放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到法律的意图:重视亲情。我们都知道韩国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极深,所以我看到这两条后马上就想到孔子这句话。

我们人间之情大致归纳起来也就是三类:一是亲情,二是友情,三是爱情。这三类“情”中最不稳固的就是爱情。亲情、友情应该是永恒的,爱情却是变化的。两个人有爱情,到一定程度后结合了,这个爱情已经转变成亲情了,亲情就不能像爱情那么随便了:我们好就在一起,不好就分手。他要考虑相互之间的责任,这就是亲情的要求,就不能够还停留在爱情上了。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礼是婚礼。礼,始于冠、本于婚,但现在的婚礼可以说没有什么规矩,大家吃吃喝喝,吵吵闹闹,顺便恶搞一下就完了,没有留下什么深刻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规范一下婚礼,要让两个人通过婚礼受到一种教育,认识到责任发生变化了,双方都要为对方负责;婚前如果讲孝道的话,他只要对自己的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了,结婚以后还要为对方的父母尽孝道。如果有了子女,以后他还要对子女负责任。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婚礼上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呢?就是要感恩,让他有这种感恩的心。

我们现在的人在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以自我为中心,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生存、我的成长、我的成就是离不开他人的。没有天地我们能活得了吗?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来源,所以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荀子讲礼有三本,第一就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原,所以我们要感谢天地。荀子讲“先祖者,类之本也”,中国人的生命观念是族类观念,生命是由父母、祖父母给予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拜天地、拜父母?报恩,勿忘本也。人最基本的品质里面就应该有报恩的思想。荀子还说,“君师者,治之本也”。过去的君也指圣人,意即圣人和老师是他懂得做人道理的根本。“治”的意思是治人治己,治人必先治己,正人必先正己。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我们不忘本。

年轻人说要实现自我价值,我举双手赞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实现自我价值,但怎么实现呢?被别人认同才有价值,要取得别人的认同,他必须对别人作出贡献。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儒家告诉了我们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秘诀,可是我们却说是否定自我价值的罪魁祸首。因为儒家告诉我们要投入到群体中去,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为群体去做,这不是最好的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方法、途径和秘诀吗?可是有人讲中国人一点儿自我都没有,怎么没有自我呢?前半生为父母服务,后半生为子女服务,就是没有为自己。我们说现在看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为子女、为父母服务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命就是这样延续的。他现在对父母的尊重、尊敬实际上就是为了将来他的子女对他尊重和尊敬。所以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延续,报应也是这样一代一代去延续。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讲孝,好像给父母吃饱穿暖就是孝,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礼记》里面讲孝有三本,“大孝尊亲”,就是使他的父母受到社会的尊重;其次是“勿辱”,不要让他父母受到社会的侮辱;最后是“其下能养”,能养成了其下。

有人问:中国文化这么好,那么中国文化里面糟粕多不多?当然有。比如中国文化里面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愚忠愚孝。其实儒家也不提倡这个。《孟子》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人问孟子,成汤杀了夏桀,武王杀了纣王是不是以下犯上,犯上作乱?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谁都讨厌他,谁都抛弃他,他成了孤家寡人,这怎么能说是以下犯上呢?所以《周易》里面才有一句话叫“汤武革命,革故鼎新”。《荀子》里面讲得更清楚了,“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就是回到家里能孝,出到外面能尊重长辈,这只是“小行”。那么什么是人之“大行”呢?“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也就是孝和忠都是有原则的,不是提倡愚忠愚孝,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荀子·子道》。

可以看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文化选择的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有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不好的现象,有人就说是我们传统文化造成的,这是推卸责任。今天的事情要我们自己担当起来,对传统文化运用得好坏也是我们今人的问题,而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

三

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古代非常强调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艺。按照《礼记》里面的讲法,中国古代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入小学后学习的第一个内容是洒扫应对,即打扫卫生,接待客人。第二个内容是进退有节,怎么进、怎么退,都是仪式上的东西。有一句话叫“徐行后长”,是说当有长辈与他同行的时候,一定要让长辈走在前面,而他要慢慢地跟在后面。第三个内容是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主要是仪轨的东西。除礼乐外,射、御就是射箭、驾车,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书法;数就是指的术数,就是天文、地理之类的东西。从六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可以说是礼乐的表演,这些东西都是修身养性的。在北京奥运会上,韩国在射箭比赛方面失利了,没有得到冠军,他们很懊恼,认为应该得到。因为他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射箭。为什么射箭受到那样的重视呢?

按照《礼记》来讲,射也是非常重要的礼仪,有乡射礼。乡礼就是社区活动的礼,其体现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尊老爱幼。如果在乡礼上有90岁的老人,那么80岁的老人要等90岁的老人坐下以后才能坐。射礼里面体现什么精神呢?必须身正,要身正必须先心正,只有身正、心正才能射中。如果他没有射中不能埋怨,说这个靶设得不对,这个时候他必须反省我心正了没有、身正了没有。射礼是让我们通过射培养自己心正、身正,反省自己的品德。这些礼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项目,而是通过这些礼培养自己的行为。

15岁进大学后要学什么?要学穷理、正心、修身,学这些做人的大道理。所以就整个中国传统教育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围绕着怎样做人来进行的,即中国传统教育的宗旨和目的就是教人怎么做人,也就是为人之道。我们讲教育乃立国、强国之本,何者又为教育之本呢?为人之道就是教育之本。我们现在的教育停留在知识的传授、技能的传授,这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或者说失去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讲为学之方是教育之要。所谓为学之方就是教给他怎么样发现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这比他教一些现成的知识重要得多、根本得多。

现在学科分得很细,以至于各科之间完全是隔绝的,这就不可能让我们的思想相互联系,融会贯通。就中国传统来讲,如果教了他这个只会干这个,不会干那个,那我就再也不教了。《论语》里面有一句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必须有强烈的追求知识的要求,如果他没有这种要求我不会去启发他;如果他有了这个要求,我可以去点拨他。所以启发教育不是我灌给他,而是他有了要求以后才去教。接着下边还有一句话,“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举一不能反三,他的知识就是一个死的知识。举一能反三才是活知识,才能够融会贯通,能够由此及彼。知识都是融会贯通的。中国古代有这样的话:不为良相就为良医。做良相与做良医的道理是相同的。作为一个良相就是要调和各种矛盾,使社会达到和谐。所以中国人比喻宰相是大厨师,他能够调和鼎鼐,把各种味道的东西放在一起做出一锅美味的汤来,这就是和。宰相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就是高级厨师。而良医也是调和他的脾胃,调和他的五脏六腑以达到平衡,通痹解塞,道理是一样的。《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治未乱不治已乱。”这句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也是治病的原则。荀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君子治治不治乱。”有了乱难道不管吗?不是,君子治乱是“去乱而被之以治”,就是恢复礼仪,建立好礼仪秩序。所以不是就乱治乱,治乱只是治标,必须要抓本,就是把社会的礼仪制度建设好。

中国的学问也都是相通的,如果举一不能反三的话就是孺子不可教。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出大师呢?因为我们都不能举一反三,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融会贯通。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都是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但是大道却永远是简易的。我们如果能够融会贯通,把握住三教的根本精神,就可以无所不通了。大道简易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个想法,因为天地之道就是简易,我们从《易经》就可以读到这个道理。《易经》的“易”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不易,一个是变易,一个是简易。不易是个基础,所谓不易就是要定位,天地定位,刚柔定位,也就是有相对的东西。有了相对的东西才会产生变易,而变易是最核心的东西,因为事物的发展经常会走到自己穷尽的地方,如果走到穷尽的地方而不能自己变通的话,它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可以调整、变通,就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才有《周易》里面的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也可以说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规律,不变就要死亡了。变了以后就可以通,找到新的道路了,通了就可以久。而简易是天地之大德,尊重事物本来的面貌是最简易的。

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也就是要把握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而不要被它的复杂、博大精深“吓唬”住了。他深入进去就不复杂了,他要能把握它的根本精神就可以左右逢源了。所以,我希望年轻人能够在传承和发扬我们传统文化方面积极地努力。





引言

国学是研究中华传统学术精神及其载体的学问,是对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思想体系、文化观念与学术方法的总结。

作为思想体系,国学承载于诸多典籍之中,如《周易》、《老子》、《论语》、《黄帝内经》、《坛经》等,我们通过阅读这些典籍,耳濡目染,渐入佳境,进而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

作为学术方法,国学是研究文献典籍、理解思想体系、修习文化教养的基本手段,作为一般的读者,稍有了解即可。

作为文化观念,国学是贯穿在文献典籍之中的精神气质、文化追求和审美情趣。相对于思想体系和学术方法,它更多留存在民间,作为文化传统绵延不绝,有的甚至深入到我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中。

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承认不承认,我们自幼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活在深厚而广博的文化传统之中,中国文化的基因已经浸入到我们的骨髓里,使得我们无法割裂来自文化母体上的观念、教养、认知,即便我们在生活上、科技上可以西化,但我们还常常感受到不自觉中有一种传统的、习惯的力量在左右着我们。

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原因。

文化的独特性,是划分民族或族群重要的依据之一,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我们有着黑头发、黄皮肤,而是基于我们有着5000年的文明血脉,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有着绵延不绝的文化积累。

我们被称为龙的传人,我们的居所被称为华夏神州,我们的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那么作为中国人,我们现在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野蛮还是文明?物质还是精神?科技还是人文?历史还是未来?

中国人内敛而平和,我们选择了文明而不是扩张;中国人文质彬彬,我们敬重“富而好礼”,也推崇安贫乐道;中国人渴望日新月异,更强调进步要以人为本;中国人尊重传统,更在意革故鼎新。

我们了解国学的目的,不是为了钻故纸堆,而是为了寻找到滋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养分,总结出活在我们灵魂深处的那些思想和观念。大而言之,让中国在科技进步中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以致无所适从;中而言之,让社会在经济发展中不要失去价值认同,以致一盘散沙;小而言之,让我们不会因为现代文明而失去文化基因,以致自我迷茫。

那就需要我们了解什么是中国人,除了科学素养和技术能力之外,一个优秀的中国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的培养和塑造为核心内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典籍都把人如何发展、如何完善、如何提高以及如何超越作为立意,意在培养可以担当家国责任的君子,通过修养自己、完善自己、锤炼自己,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通过培养良好的德行,不断提高个人的修养和能力,最后使全社会的人,都能达到一种完善至美的境地。这是儒学的旨趣,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旨归。

汤用彤先生曾经说:“大凡欲了解中国一派之学说,必先知其立身行己之旨趣。”诸子学说的不同在于对世界看法不同,因而培养的方法也不一样。“立身行己”是讲“知行合一”,即要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提高自己的修养。在学校读书阶段,我们常常过分地强调知识的获得,而忽略了行为的修养。有的人从大学本科一直到研究生毕业,知识在不断增加,但人文修养却极为欠缺,导致参加工作以后变得有知识而无文化、有思想却无修养。精英缺失修养,社会便会整体迷茫;官员不讲人文,政府就缺乏温情。

不仅是学生,现在很多官员平时做事好像专业知识充足,修养却非常低,常常因为修养不够而毁掉自己的前途,很多腐败现象就是由于人的修为不高而导致的。我们讲国学,最重要的即是人的修养问题。

《大学》里讲了一个人该如何修养: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国”在当时是指诸侯国,大者数千里,小者数十里。儒家认为,要想真正地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需要治理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想治理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必须先管好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一个人不能给老婆孩子以及家人做榜样,又怎么能够去做更大的事业呢?而要管好家人,首要把自己的修养做好。

如何修身呢?要先“正心”,即端正自己的内心,心正则身正,心邪则行秽。而正心必须先“诚意”,“诚”就是真诚,既对别人真诚,也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就是不撒谎不吹牛;对自己真诚,就是不自欺欺人,不好高骛远。我们很多人到诚意这一环节就开始出问题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性的美丑由此分判。能认识到诚意对于心性的重要,一在于有学识,二在于有见识,这就是致知。致知的基础是人情洞明、物理通达,即“格物”。

这八个条目,是儒家学说中培养人的基本途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循序渐进,由小及大,由近及远,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一个睿智干练的社会精英,在知识技能的锤炼之外,心性的修养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这就是国学培养人的模式,既熏陶了一个人的心性,也成就了一个人的一生;培育了一个人梦想,就启动了一个人的发展;锤炼了一个人的习惯,便塑造了一个人的未来。

这本书,正是按照古代对士大夫的培养,来审视古代中国精英的培养之路,一方面,我们是在学国学,用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去滋养自己;另一方面,对照古代名人贤士的心得来反思,思考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养成君子之风,修养成一位卓尔不群、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





第一章 励志

很多人从小就被父母、亲戚或朋友问到过“你的理想是什么”、“长大之后想做什么”之类的问题。回想一下自己的回答,现在是否还坚持着当时的理想?如果现在再问他有什么志向,他能说出来吗?说出来的志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能不能真正地实现这个志向呢?

一个人要想做事业、要想有发展,首先就要励志。孔子曾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孔子像

军队可以没有统帅,但一个普通人却不能没有志向。如果没有志向,心志就不能坚定起来;没有志向,就没有目标、没有追求、没有想法,就无法明确努力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墨子也说过:“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明确的志向,即使有智慧,也不能充分地挖掘出来;如果不能完全遵守自己的诺言,做事情也不可能达到所求的结果。



孔子授业图,明人画

自古成大事者,从小就有不平之志。《庄子·逍遥游》里讲过一个故事:小麻雀的理想就是先饱食,然后在草丛间、树梢上飞翔,而大鹏则要向上高飞几万里。因此,小麻雀如何能知道鸿鹄的志趣呢?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起初只是一个佣耕的农民,耕作间息时他说“苟富贵,无相忘”,别的人就说:你不过是个农夫,哪来的富贵!陈胜长叹一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当时,还有跟陈胜一样胸怀大志的人,如刘邦、项羽。秦始皇南巡时,刘邦看到巡幸的仪仗,便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项羽看了以后也说了一句话:“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这两个人性格不同,话语也不同,但无论是志向还是野心,至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梦想,这梦想便是努力工作的动力。

“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北宋·苏轼《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断来章批答》)一个人的志向如果不轻易改变,他就能成就大的功业,其关键不在于幸运或聪明,而在于他能否坚持志向。“不移之志”,第一个含义是要坚持梦想。也许梦想非常遥远,只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就能够实现。我们常说,过程把握住了,结果自然就有。第二个含义是不要轻易地改变,常立志不如立长志,现实生活里我们可能都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能持之以恒的却是极少数。我们不缺少有梦想的人,但为何成功者少之又少?就在于不能坚持,不能持久。没有行动的梦想,只能是空想;没有坚持的梦想,只能是幻想。

陈继儒《小窗幽记》中也说:

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是贱而无能。

人穷困不值得羞耻,可耻的是穷困还没有志向;贫贱不值得他人厌恶,可厌恶的是出身贫贱、还不习一技之长而变得无能。我们习惯说“人穷志短”,那是在阶级社会和门阀社会,穷人机会少。现在应该是“志短人穷”,只要有志向,总会找到合适的机会,走出困境,改变自己的人生。

那么,如何立志呢?





第一节 自立

自立,就是不能有寄托或依附于他人的想法,要完全凭着自己的能力做事,立足点要放在自己身心的提高上。现在的社会也许需要依靠综合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来把事情做好,但民间有句话叫“打铁还得自身硬”,真正做大事业还是要靠自己。韩非子也说:“恃人不如自恃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指望别人不如依靠自己。

苏轼曾经评议晁错: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

说的是自古能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全在于有超群的才干,更在于志向的不可改易。只有坚信理想是能实现的,坚信社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我们才能在整个社会、工作、学习中站在主流位置上。唐代的王勃是个少年才子,很小的时候就说:“自能成羽翼,何必仰云梯。”(《观内怀仙》)他认为自己的本领一定能靠自己学好,不需要仰仗别人。所以,立志首先就是要立足于自我,立足于自我的发展和完善。

这里讲的“志”就是做大事,让自己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同步,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融合起来,事业成功可以带来安逸生活,但做事业的目的不能仅仅为个人享乐。那样很难取得成功,即便侥幸成功,也不能持久。陆九渊教育他的弟子说,“志小不可以语大事”,就是说人做事若一己之私太重,不能与之语大事,更不能与之共谋事。自古豪杰之所以卓异于他人,就在于他们有远大而坚定的志向。万般皆苦,尤其是想成就些事业,总会有困苦、有艰难、有衰败、有磨难相随,大多数人逢此际遇,常常放弃了最初的志向,退回到出发点,而在走投无路时坚持下来,志不衰,气不衰,越挫越奋勉,才能走出困顿而成就功业。这就是苏轼所谓的“坚忍不拔之志”。

立志是不是简单设立一个规划呢?人的自立究竟该立什么呢?

一、立身要正

自立先立身,要想实现梦想,首先要使自己的行为端正。

范开在评价辛弃疾词作的时候,不仅称赞他的词写得非常好,而且还称道其人“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稼轩词序》)。说他的词气势宏大,主要是为人的格局高大,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作词如此,真正做学问也应该如此。学问是天下之公器,做学问就更要立志做天下的学问。能立此志,就要把该读之书读完,该了解之事都了解,不忘关心现实社会。不能立此志,书便可读可不读,时事便可关心可不关心。整天只为小福小利去做学问,把读书、做学问都当成一个职业,即使劳累也不会有成就。

立身要正,就是“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明·李贽《焚书·续焚书》)。“骨”是什么?骨气。一个人要想能自立,成为豪杰、英雄之类的成功人士,首先要有一种独立的风骨,不去依附别人,有饱满、充实的内心,有坚强的性格。明白外在的帮衬只是条件,内在的气质才是一切的依据,世上没有救世主,万事只能靠自己。建安七子中的徐幹说:“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中论》)有远大抱负的君子,不担心自己慢慢衰老,最担心志向逐渐衰落。由此,我们就明白了曹操《龟虽寿》里所言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绝非一时的感慨,而是一个坚持梦想并为之奋斗一生的豪杰,他所保持的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的可贵操守和独立人格。



曹操像

古人常有“望镜自惭”的习惯。这个镜子,就是审视自我的凭据,是第三只观察自己的眼睛。只有立身持正的君子,其志向才能保证能安他、利他、乐他,于己于人皆有益。若有立身不正的想法,失去了德操的约束,只能算是野心,不仅不值得鼓励,而且还应该及早打消这个念头。

曾国藩曾讲:“做人之道,以刚介为自立之基,以敬恕为养心之要。”(《曾文正公学案·修养》)作为立身的德操,“刚”即刚强、刚健,能刚强就能不改初衷,能刚健就能坚持操守。“介”即耿直,立身正,进道勇。“刚介”为自立根本,想自立就要刚强、果敢。曾国藩所说的“养心”:一要“敬”,对长辈,对德行好的人,对良师益友,要怀着虔敬的心与之交往共事;二要“恕”,对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不如自己的人或卑琐的人都要宽恕,心胸要非常开阔。

那么,如何立身呢?这就需要:

心术以光明笃实为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为第一,言语以简重真切为第一。(《格言联璧·持躬》)

立身,从内心来讲,要心性开朗,充满阳光,而且非常地诚实、正直;容貌上,要堂堂正正,沉着稳重;言语上,要能简明扼要,语重心长,对人不闪烁其词,做到真诚肯切。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如下几点审视自己:

一是心术要正。要让自己的内心非常乐观、非常光明,不要有阴暗心理,不要去探听他人的私事。心术正,当有人讲他人坏话的时候,要么不听,要么不信。我们要知道,来说是非者,必定是非人。从品行上讲,闲言碎语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一个人对你讲别人的坏话,他就有可能跟别人讲你的坏话,此种人不可多交,更不可深交。从心态上讲,总听这些闲言碎语,人的心理就会越来越阴暗,心胸会越来越狭窄。假如一个人听到别人的缺点、坏处就高兴,这并非他多么高明,仅仅是心境杂芜而已。

二是容貌庄重。俗话说“相由心生”,当一个人内心充满阳光时,他的容颜就会满含笑意。同样,内心充满惆怅,脸上便有遮不住的忧郁。君子内省不疚,自然心胸坦荡,容貌便显出光明正大之气。曾国藩所讲的“正大”,即行为要正,格局要大,有堂堂正正的廊庑之气。“老成”指做事沉稳,既能负重,也能负责,还能负担,处事不惊,行己有方。苏轼用“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留侯论》)来形容老成之态。即一件事情很突然降临到他头上的时候,不会很震惊;有人误解他、歪曲他了,也不至于恼怒万方,如屈原般悲悲戚戚。正大老成既是对人心性的概括,也是对人处事方式的描述。对年轻人而言,不仅需要勉励学习,更需要磨炼锻造方能达成。

三是言语简重真切。“简”就是简明扼要,“重”就是语重心长。简单明了的语言,必待纯静如水、温润如玉的内心。心有杂念,则闪烁其词;心有邪念,则半吞半吐。与其修饰语言,不如洗净心肠,心口合一,言为心声,自然简而不晦,重而有情。言语要真切,也需心性笃实。即便有时真心话不太好听,别人也能理解;如果不是真心话,即使说得再动听,最终也感动不了别人。传统文化中很反对巧言令色的人,孔子曾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老子也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意思就是说,若一个人面容表情丰富,言辞圆滑世故,只能欺骗陌生人,却不能打动熟悉者。久而久之,这类人不仅没有了朋友,而且连与亲戚家人的关系都维持不了。因为从心性修养来看,这类人生存靠的是技巧、而不是德行,不是光明笃实的君子,自然没有同道知己,其心性不定,立身不正,何以立德?

心术光明笃实,容貌正大老成,言语简重真切,是从自己行为、容颜上讲如何立身。从修养上来讲,一个有志向的年轻人应该如何立身呢?要做到:

气象高旷,心思缜密,趣味冲淡,操守严明。(《格言联璧·持躬》)

气象高旷,是人要不断修养自我,日新月异地进步,最终做到胸次高迈,视野旷远。气象是一个人的气质,是一个人全部精神状态的外化。林庚先生曾说: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抬起头,能时刻抬起头的人,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的。表面上听,说的是走路的姿势,实际上说的恰是人的精神气质。韦应物《天长寺上方别子西有道》说:“高旷出尘表,逍遥涤心神。”高旷是一个人不要被尘俗的东西蒙蔽了眼睛,也不要被眼前的得失扰乱了胸怀,而是要意识到自己潇洒出尘的梦想,是需要有不同流俗、不甘平庸的志向推动方才能够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庚[1]先生的话,一是说人要举止端正,心正则体端,端体则正心,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言谈举止,从容得体。二是要有高拔的情志,不要被尘俗中的油滑、流风遮蔽了高尚的追求,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周围的俗人和俗事同化。



林庚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心思缜密,要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不断洞悉人情物理,从无解处求解,从入手处思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将每一个细节考虑周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有“缜密”一品,以“语不欲犯,思不欲痴”为特征,即言辞细密、思虑详切。这说的是文学,从个人修为来讲,需要能够用心。一生用心,可以成功;一时、一地用心,可以成就;甚至对一个人用心,也会赢得信任。很多人粗枝大叶,不是因为智力不够,而是因为不挂在心上,不太当回事。要想取得成功,简单的应付显然不行,凡事都要用心操持、精心设计。有时遇到一事无成的人时,若要问他:到目前为止,他认真、用心做过什么事?很可能一无是处。而那些做出一些成就的人,哪怕仅仅是考上名牌大学的人,至少有一点是必须有的,那就是一定用心思学习过,而且也把书本当回事,把老师的告诫当回事。从这个角度讲,很多成功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是完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那就是有近乎苛刻的标准,有反复思虑、不断修正的过程。

趣味冲淡,是要人能够淡定下来。一是在生活上,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住处不必高楼大厦,但要明窗净几。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杭州市在西湖边给他一块地,他拿了2000万元建了一套别墅,但只住了一个晚上,就捐给杭州市了。他说自己一个平头老百姓,住这么大的房子不合适。这既是睿智,也是冲淡。由此比较那些炫富、耀富的暴发户,他们披金戴银,奢侈挥霍,真是不知道“三世而斩”的古训。

二是在心性上,浓艳之处要能淡得下。缺乏自我修养的人,往往需要外在的包装才能自立;缺少自知自明的人,常常需要前呼后拥才有自信。因而常看到权力起贪欲,一旦饱暖思淫欲,没有冲淡的趣味,富了衰得更快,贵了毁得更早。趣味冲淡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有市侩气、庸俗气、无聊气。花红柳绿能淡定,酒色财气不为所动。

操守严明,是要想成大事业、走向成功必须要有的原则底线。有些官员越做越差,有些商人越做越衰,不是机遇问题,也不是能力问题,是因为没有了自己的底线。制度从来是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随着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透明,一个人时刻在被大家检验着。欧阳修[2]《朋党论》中说:



欧阳修书法作品

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德不孤,必有邻,志同道合者做事,虽艰辛而越走越光明。沆瀣一气者做事,看似捷径,实则久临深渊,一时侥幸,随时灾祸。一旦没有底线,堕落的速度是惊人的,他再也不知道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更何况,以利相交者,必以利相疏。与其留祸患于将来,何不亡羊补牢?多交益友,以道义相砥砺。

做事要想成功,则要看得破得失,能撇得开闲杂之事。要想做成事业,每年都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目标,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到有舍有得,不要在意一时的得失。大学生读书也是如此,学生在校期间没有计划,修读课程是为修学分,修学分是为了毕业;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从来不想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自己读书为了什么?在读书时期,最要的是心无旁骛,把闲杂事情放下。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为何有的人很难实现,固然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但从主观上来讲,很多人是自己放弃了目标。既然不知不觉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梦想便只能成为梦,无从坚持便无从实现。

所以,我们先试着让自己的志向和自己的兴趣合而为一,因为做感兴趣的事情容易坚持,那就通过读感兴趣的书、做感兴趣的事来培养自己的兴趣,不感兴趣的则可以应付,感兴趣的就一定要坚持,要是连兴趣都坚持不了,那就不要抱怨自己总是落魄失意。

二、立德要高

《左传·襄公十四年》里讲: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在中国古代,“德行”被看得非常之高,因而在人的理想中,立志不仅仅是要立身,更要从德行上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韩非子说:“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韩非子·喻老》)立志太难,因为立志的目的不在于胜过别人,而在于超越自己。而超越自己,一是在知识能力上超越,二是在心智、修为上超越。

儒家也讲慎独、讲自省,《中庸》说:



四书书影:《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慎独就是能够在独处时,反省、约束自己。一个人的境界究竟如何,不是取决于在人前的高谈阔论、文质彬彬,而是取决于在隐私的场合、在独处时所思、所想、所做、所为。在儒家看来,要立德,首先要省思;而省思,首先要真诚。

什么是真诚?首先是不欺骗自己。

现实生活里,我们常常是自我宽慰,自己找出理由来欺骗自己。看见今天下雨了,有的就找到了不去上课、不去工作的借口,看似获得了别人的谅解或者理解,实际是在欺骗自己,为懒惰、怯懦找到了借口。做学问写文章,几个注释不想核对,页码不想查,就编造一个来应付,看似欺骗编辑,实际也是欺骗自己,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应付了事、敷衍塞责的习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轻易放弃、不加注意,习惯了也就自然了,不知道人生是由无数细节组成的,而这些细节恰恰决定未来的成败。

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要想立身,还要懂得放弃自我、尊重自我。放弃自我与尊重自我矛盾吗?其实不矛盾的。放弃是把原先的小我、旧我放弃掉,每一天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要跟昨天的自己告别,这正是对自己的尊重。做了错事,要告诉自己“没事的,这是过去的我,从明天起,我就是个全新的自己”。做了对事,也要告诉自己“别在意,那是昨天的成就,明天我又要面临坎坷”。古希腊有一个传说,国王让臣下送他一句话,然后刻在戒指上每天警策自己。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记住,这一切都已过去。”成功的时候,这一切都过去了,我要从头开始;失败的时候,这一切也都过去了,还可以重新再来。

立德,就是要认真地善待自己,把“道德”作为立身的根本,作为立志的基础,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志向,不要轻易被外在的诱惑扰乱心志。王阳明曾说:

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与黄诚甫》)

功名和富贵都不应该时时放在心上,何况其他?

面对不义之财,要想一想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面对不义之事,也要用道德标准来衡量。能成就大事业的人,都贵在坚持。工作的坚持容易,德行的坚持则是动心忍性的考验,需要付出时间、努力和艰辛,甚至有时会付出生命。殷周之际的伯夷和叔齐,之所以成为天下敬仰的道德典范,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操守,既不对殷朝愚忠,也不投奔侍奉周武王,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正是靠心中永恒的坚持。

唯有立德,方能担负责任。而能担负起家国责任的,则是大德。德行为仁,责任为义。只有心存大爱,才能大义凛然,才能勇于负责。真正的豪杰、志士和能成大事业的人,都是责任担得起、恩怨放得下、成败想得到、事业做得成、得失看得破、闲杂撇得开的人。该做之事一定做好,做错了就勇于承担责任。有的人能够成为领导、领袖,动荡的时候能一呼百应,在于他有责任意识,敢于负责,做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多数人碌碌无为,就是因为他们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更遑论能对历史负责了。

一个人最大的优点是要有责任感。不管是家国的责任,还是自己的责任,都要担得起。一个人最强的优点是要放得下,懂得放下恩怨,对别人有恩要忘掉,别人对自己有怨也要忘掉,内心不要计较这些事情。如果他帮助别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他报恩,那么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不是在想着帮他,更不是在想着为他。这样,心里放不下恩怨,就很容易产生不平衡,生出怨恨。平时的言语中,因为有人说话让你难堪,他便对其不理不睬,千方百计找机会报复。这样的行事,会让人的格局越来越小,做人越来越小器,最后朋友也会变得越来越少。想要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敢于承担责任,懂得放下恩怨。

敢于负责,勇于自省,坦诚不足,改过自新,是立德的主要途径。凡是总给自己找借口的人,常常推诿的人,多是缺乏责任感,不敢正视现实,不愿承担义务,跟人谈起来好像是完美无缺,实际一生不知道自己毁在什么地方,耽误在什么地方,倒霉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只要作人,就会有对错;只要做事,就会有成败。因而我们做人做事,一定要仔细考虑,但又不能贪求所有。现在的人欲望太多,什么是欲望?需要的少,想要的多。结果是追求越多,失望就越多,越追求反而越痛苦,什么都想得到,最后很多东西都得不到。人生一世,哪能事事只得不舍呢?立志时,要把成败想清楚,做事才能有舍有得,生活才能有轻有重。

比如说,在大学读书时,要明白是先把脑袋满起来,还是先把口袋满起来?

现在很多新闻宣传某某人大二、大一就挣了多少钱,可不可以?可以,新闻就是为了求新。但若仔细想想:大学生都去打工争钱,而做了老板后却要回来参加天价的学习班,重新回炉。与其这样颠倒,莫不如在大学时先把脑袋满起来,全力学习,保持简单的生活,先把自己的知识、修养提高;参加工作后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我曾经见过有的大学生在校期间,不停地在外面打工,整天做小买卖或做家教。出于勤工俭学,这固然可以理解,但若以此为乐事,就有些过分了。读书时,一定要把学习放到第一位,只有先把脑袋装满,将来才可能把口袋满起来。如果毕业的时候没有一技之长,不能独当一面,他这个大学时光就浪费掉了,也是对自己青春的亵渎。

读书为了什么?从简单的生活逻辑来说,就是为了改变现有的环境,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无论是先天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通过掌握知识、培育德行来提高自己的修为,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有的人觉得读书没有意思,甚至说自己读完本科、读完研究生以后,跟以前没有明显变化,找的工作甚至不如以前。为什么会如此?只能说明他在学校时没有认真读书,没有认真修养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个子长了、年龄大了、文凭高了、德行修为一点都没有进步,跟老师、同学没有学到任何优点,反倒故步自封,江河日下。

三、立言要慎

对于大学生、研究生,尤其是要做学问的人来讲,立言一定要谨慎。《周易·系辞上》说: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

君子自己不出所居,但他的美言高论能被很多人传颂,千里之外的人都响应他,在于言皆由衷、言之成理。我们知道现今的文章传播范围很广,博客、微博、网页甚至期刊,随时都在更新,这就要我们发言一定要很谨慎。

尤其是刚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人,一定要先给自己定一个原则,即不能抄袭。别人说过的话就不能去抄,引用就要加上注解来说明是别人说的,养成学术规范。韩非子曾经说过:山上的野兔到处跑,因为它没有主人,大家都去追,这样是可以的。对于知识、观念、言论来说,就像奔跑的野兔,每个人都可以去表达,但不能把别人表达的拿过来说成是自己的,否则这和窃取也就没有区别了。

现在环境变了,写文章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曾经听导师讲,老一代学者一般不让学生轻易地写文章、发表文章,因为火候不到,写出来的东西缺少深思熟虑,轻易发表,发现立论不实会后悔的。我有时看10年前的作品和论文,就觉得有些汗颜。但现在的体制不同了,鸡还没养成就要求下蛋,甚至不惜杀鸡取卵,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一入校,有的学校要求学生发文章,急功近利,仿佛学问是可以逼出来的,创新是可以设计出来的,成果是可以考核出来的。流风如此,我们更要谨慎说话,既不能免于流俗,但心里要有一个尺度,不要被某些浮躁、虚空的学风扰乱了心志,坏了做学问的规矩。

立言有两种,一是知识之言,即道问学。刘勰《文心雕龙·章句》里说: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

是把自己的思想、理解的道理表达出来,成为专业化的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或者阐释文本。

而另一种则是立德之言,即尊德性。范晔在《后汉书》中评价丁鸿说:



《二十四史》书影

君子立言,非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独善其身,将以训天下之方动者。

高明的人写文章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不是为了表达自以为是的道理,而是为了教育、启发天下的人。因此我们要意识到:写文章是在和天下人对话,这些话是会在天下传播的。那就要想想有没有真知灼见,有没有值得去听的对象,无病呻吟的东西就不要说,没有格局的牢骚不要发,既然去写、去说,就要竭尽全力去做好。

立言不是娱乐,不是随便写写心里话,写什么都无伤大雅、无关紧要。从古至今,中国人把写文章看得很重要,称之为“道德文章”: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

前一个“言”说的是有德之人,受人尊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者,不一定德行优良。我们先讲立德,再说立言,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以德为水,以言为舟,德行高则言自善,道义明而文章著。

真正的立言,取决于人的自立。陆九渊教育他的学生说: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

为什么不能学人言语?按照韩愈的说法,是“一犬吠日,百犬吠声”,一只狗看见日食开始狂吠,一群狗就会跟着它叫,但它们却不知道为什么。对写文章也是如此,不明白的事一定要自己思考,不要老是跟在别人后面,那样永远打不出自己的天地。齐白石也说学画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我的还可以,但只追求完全形似于我的人,那是走到死路上了。这就是说立言要有原创性、要有创新性,一味模仿别人,最终会毁了自己。

《围炉夜话》中说:

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士君子立言,贵平正,尤贵精详。

真正坦坦荡荡的大丈夫,要能坚持操守,只论事情本身的大是大非,即使遭点灾祸也毫无怨言;真正立身正直的士君子,写文章就要写公允平实之言,立言精确详备,使人信服,而不能哗众取宠。做学问、写文章要守正出新,最忌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看似令人耳目一新,实则经不起推敲。今天说《红楼梦》不是曹雪芹写的,明天又考证出来李清照是一个爱赌、嗜酒、好色的女人,后天又出现一个博人眼球的观点:李白原来是个混混。好像这样研究,一下子就出名了。但矫枉不可过正,做文章要凭证据,不要老去揭秘、去窥探别人的隐私,而是要中正平和,有堂堂之阵、赳赳之气。

四、立功要远

立功就是建功立业,这一点现在好像看起来很遥远,但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抱负。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是要成功。

我曾问过研究生:什么是成功?大家异口同声说:有钱。

这是俗人眼中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出一般人无法企及的成就。一个官员的成功是当地政通人和,一个学者的成功是著书立说,一个科学家的成功是发现真理,一个商人的成功则是富甲天下。如果都把收入的多少视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那这个社会就会拜金主义横行,不是某个人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导向需要调整了。看看宋代张载怎么说立功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就是志向和责任感。宋朝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宋儒人格”,就因为他们有这样独到的见识,有深沉的家国责任感。年轻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到,但到一定年龄阶段,就必须具备这样的见识,理解这样的人格。要知道:在一个国家,在一个民族,在一个地区,总有心怀天下、心忧天下的人,他们不仅忧,而且还前赴后继,为了这个世界更好而默默奉献。如果没有遇到,是我们的不幸,说明接触的人还不是足够优秀。如果遇到了,而我们如果做不到,那就要尊敬他们,毕竟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能够为了别人利益而付出的人。

中国人自幼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从小就知道胸怀天下的道理。班超有投笔从戎之豪迈,杨炯也写过“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的豪言壮语,都立志做国家的栋梁。一个人要想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天下人的敬仰,只有做出了卓越贡献,自吹自擂没有用处,关起门来封王封侯,更是贻笑大方。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3]就这样总结说:“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一个人生于世上,碌碌百年,若对天下人没有一点益处,去世以后又得不到后人的纪念怀想,这是一种“自弃”的表现。道理很明白,志向也都有,关键是我们常常被外在的诱惑迷了心窍,误导了方向,最终说得天花乱坠,做起事来一塌糊涂。

立功要立什么样的功?就是有益于家国,有益于时代,有益于百姓。程颐在《二程遗书》里说: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宋两浙刻本

君子之志,所虑者岂止一身,直虑及天下千万世。小人之虑,一朝之虑,不遑其身。

君子所担心的、所忧虑的,不是自己一身一时之事,而是考虑天下人、千万世之事。小人思考什么呢?“一朝之虑”而已。小人只是由着性子来决定事情的做与不做,今天高兴了就对人承诺许愿,明天不高兴了便破口大骂。我们这里讲的“小人”,不是作道德上的划分,而说的是格局小的人。格局大的人具有家国关怀,有朋友、众人信赖,以大局为重。格局小的人就恰恰相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

能立功者,必然要包容;立大功者,就要能包容天下。朱熹说:“大丈夫当容人,勿为人所容”,(《朱子语类》)随着事业的成长,随着个人的发展,要学会包容他人,引导他人,原谅他人;为人所容就只是跟着别人做,被他人引导,总被他人原谅。

要立功,做事的时候就要眼光远大,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一点利益。即使很多企业家,像香港的李嘉诚、台湾的王永庆,在做生意之初也不是把钱看做第一位的。王永庆最开始只是一家小米店的学徒,后来借钱开了一家自己的小米店。天下开米店的人很多,为什么他能成功?因为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从不把事情当成挣钱的终点,而是当成发展的起点,越做道路就会越宽阔,独木桥便可以走成通天大道。别人在米中羼杂加糠,王永庆从来不做,碾出来是最精致的米,而且送米随叫随到,一斤米也好,两斤米也好,再小的生意他都要送去。这样很快就树立起来了信誉和品牌,有了信誉就有了客户,有了品牌就有了口碑,事业由此起步,很容易良性循环。

因此,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把自己当成一个品牌来树立,要让接触过他的人或知道他的人,都认可他这个品牌,都信任他的言行。久而久之,就自然超出常人一大截,做事要往远处看,往大处看,才能立功,这就是立功要远的意思。

前一段时间看电视台的节目,有一个嘉宾发言,说现在就业困难,好多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大家应该去自己创业。这是一厢情愿,为什么呢?一个人不能说服自己跟着别人干,怎么能说服别人跟着自己干呢?他去一家公司或者企业应聘,都不能成功说服单位接受自己,而要让他自己去做公司或者企业,能说服别人给他投资?说服别人跟他一起工作?

这些找不到工作的学生,是因为他们在毕业时,才知道自己离社会有多远。希望有心做些事业的同学,千万不要等毕业时才发现,自己不仅对社会无知,而且根本不能适应这个社会,无论是知识、还是能力、还是修养,都差了一大截。很多同学初高中一直在父母呵护中,大学也在象牙塔中,对社会的理解完全来自于电视剧、来自自己的假想,那毕业之后必然会到处碰壁。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在读书期间,不仅要读书本、学知识,更要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和朋友、老师打交道,学会处理各种矛盾,隐忍周围人事中的某些不愉快。要知道“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所有的书都是服务于现实的,古人写书不是为了让后人死记硬背书中的文字,而是要活用其理。孔子的弟子要知道后人会闭门读一辈子的《论语》,却不去修身,恐怕也就不会编写这本书了。从这个角度讲学生阶段要多去参加社会活动,参加集体活动,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与事打交道,学会与不同性情的人协作共事。

有时看到学生兼职做家教,很辛苦,也很同情。为什么大一、大二、大三一直做,没有进步呢?一是,可能只算着每天每小时的报酬,可能忘记了总结发展。大一时一次带一个学生,大二时可以一次带三个学生,大三时一次就可以带十几个,毕业应该就可以办学校了,这才是进步。二是,可能做事功利性太强,做家教就是为了挣报酬,而没有把家教的孩子当成亲人去用心地教,效果自然不明显,孩子和家长也难以尊敬他,家教就很可能做不长久。假如把学生当作自己亲人的、朋友的孩子去用心教,他肯定能做个好老师。从这个事情上看,人生的起步其实很容易,就是把细节做好,尽心尽力,自然就能够长久,能够发展。

[1] 林庚(1910—2006),字静希。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由诗人而学者,其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独树一帜,其中楚辞和唐诗研究是为“双璧”。尤其是对唐诗作出了“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经典概括,被学界广为接受。

[2]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因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其一为文学家,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其二为史学家,修有《新唐书》、《新五代史》。

[3] 《资治通鉴》:294卷,是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的编年体史书,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第二节 自勉

常立志不如立长志,志向再高拔,不付诸行动,永远只能是空想。北宋的林逋说:“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立功。”(《省心录》)要想做出一些成就,不在于有多聪明,也不在于有多勤奋,而在于能够坚持,即便步履艰辛,也能点点滴滴、坎坎坷坷,锲而不舍,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自勉。

相信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写过日记,但是坚持下来的人有几个?我当年和很多同学也立志要早上坚持锻炼,刚开始还能做到,慢慢的也就放弃了。这就是志向能立,但不能自勉。所以朱熹说: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清同治刻本

只患立志不坚,只恁听人言语,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己。(《朱子语类》)[1]

不停地立志向,但不能够坚持下来,就等于没有立志向。《周易·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事业就是要不停地向前走,坚信自己走的路是对的。这不是盲目尊大,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选择了的适合自己的路。

每一步都兢兢业业,不怕缓慢,步履稳重往前走,就能成就大事业。中国历史上但凡能成大事业的人,很少有纨绔子弟出身的,大部分都是穷困潦倒的人。孔子、孟子、韩愈、范仲淹、岳飞都是从小丧父,为什么最后他们却能成就大功业呢?因为自勉,他们没有依靠,完全得靠自己努力。有句话叫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羡慕旁人在社会上、或是工作中有父母、亲戚的安排和帮助,更不能埋怨父母、抱怨自己的出身。相反,我们最应该感激的就是父母。想一想从母亲怀胎,养育成长,一直到培养教育到参加工作,要用多少年的时间?父母能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足够了,其他的只能靠自己去努力。

人要不停地向前走,颜子推在《颜氏家训·勉学》[2]中就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首先要有志向,“尚”就是拿志向不断地鼓舞自己,面对困难毫不气馁。这个志向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信仰:“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滕王阁序》)越是困顿的时候就越要坚强,越要磊落,心灵足够坚强、足够博大就不可战胜,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对大学生来讲,“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崇教》)。看到老师或朋友很有学问,只是羡慕不行,而要奋起直追,不断地学习、不倦地学习,使自己的学问越来越广博。而不倦的动力,也是在于自己能坚持、固守内心的志向。这也是讲的立志要坚定、要砥砺的道理。



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清同治刻本

就大学生而言,要想把书读好,第一,要有志,确立一个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志,把书当成自己发展的一个源泉或动力。第二,要有识,即有见识。有的人也许读书很多,但是有时候却让人觉得可怜、可叹,他通常习惯讲费尔巴哈怎么说、马克斯·韦伯怎么说、海德格尔怎么说,如果本科生这么说尚可理解,到了研究生,还总是如此说,就要反思了:自己该怎么说呢?读书人最怕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识。我们读书后,是要把书变成自己知识的一部分,而不要把自己变成书本的一部分,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论语·述而》中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首先要想自己是不是这样做的,要有比照,有自己的见解。所以,读书的目的就是要长见识、学方法。一个人只读书不思考,就是无见识的书虫了。第三,要有恒,就是持之以恒。既然立志走读书、做学问的路,就不能把它当成职业来做,而是要把它当做一辈子的事业来做。当成职业来做,做事就是尽头;当成事业来做,做事总是起点。所以,有志于学绝不会甘居下游,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看见别人做得好,就要想办法跟他学习,一定要达到更高的境界。



孔子杏坛讲学图

有识则知学问无尽。见识越广,才越会发现世界上需要总结的东西太多了,尚没有完成的事太多了。图书馆的藏书如此之多,也绝没有一个人能在看完所有书之后,就能把世界的一切道理都穷尽。学理工的,总有新的课题要研究;做材料的,总有新的东西要合成;研究历史的,总有未解之谜等待发掘;从事文学的,总有表达不尽的意思需要去表述。随时要告诉自己,任何事情都没有止境,任何事情都没有边沿。

我们要有大见识,要有做研究的雄心。不要自我陶醉,也不要不自信。不能像河伯,看到大海的时候,就徒自感叹;更不要像井底之蛙,守着水洼泥巴,就自认为很幸福。只要他有远大志向,有非凡见识,有持久恒心,就没有完不成的事。这三点对读书人和做事业的人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

一、勉志

“勉”就是要坚持。所谓的“勉志”,还有坚守的意思。一个人定了志向,往往会因为外面的环境,或主观的原因而有所懈怠。当外界再有一些引诱的时候,就很容易放弃了自己的志向。所以,立志向只是一个开始,真正能坚持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三国名将陆逊的一句话,说:“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非怀细以害大”(《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立了很远大的志向,却“中道辍足”,半途而废,不能坚持,等于没有立志向;真正立下“图四海”的志向,就不要再斤斤计较一些局部的事情,更不要因为一些末梢枝节的事情,而损害了大志的实现。人在生活中、抑或是发展的过程中,大致分两种类型:

一类人的目标非常强,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这样的人只盯着前面看,有时候反而会失去生活的情趣,会减少对身边事物的关注。另一类人常常会关注到身边的事情,做小事做得非常好,但却没有大的志向,没有明确的目标,这就难以成就什么大事业。我们要想真正把自己的志向发展出来,实现理想,一是要坚持往前走,沿着自己的方向往前头走;二是要志存高远,不被环境或者身边琐事干扰。

坚持,就要“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汉·桓宽《盐铁论·地广》)。“穷”,包含一点贫穷之意,但主要是讲一个人成长或发展的不顺利。人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不顺利,而改变志向,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不要因为自己的贫困而改变理想。“贱”,是被别人看不起或不被别人尊重,在被歧视时,有人往往就想从另一个角度获得满足,比如要挣更多的钱,要做更大的官,从而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志向。很多人在小时候立了志向,但长大以后就改变了,原因有的是被生活所迫,有的是被物质所诱。有的人在读书期间想穿一些好的服饰,或想得到一些奢侈品,但是自己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挣钱,忘了自己入学的志向,忘了应该要治学、做研究、提高发展自己。现实中,很多人就是津津乐道于物质上的东西,然后被物质所利诱,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本可以做得更好,结果一事无成,碌碌无为。

徐幹在《中论》里,专门讨论过治学与勉志的问题,他说:

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

一个人有才华很容易,但是一个人要真正有志向,才能够成就大事业。才华是学问的徒弟,志向则是学问的导师。用现在的话来讲,什么是导师?导师是指引方向、引向正路的人。导师会给他指出一条学术研究的方向,或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引导他、影响他。为学者不担心没有才华,而最担心的是没有志向的引导。治学尚且如此,做人更是如此。徐幹说,天下做学问的人有上亿人,当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现在是事实了。这以亿计算的人,能够做成大学问的、能够做出事业的,却寥寥无几。原因是什么?很多人只是凭依自己的聪明,却没有坚定自己的志向,这就难以成功。要想做事业,就必须时时刻刻坚守自己的志向。从这个角度讲,“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南宋·张孝祥《论治体札子甲申二月九日》)。立志一定要坚定,一生可以只有一个志向,但不要轻易去改变;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不在于今日做明日就速成,成功是持之以恒、质量非常高、而且能最终实现的。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是在困难的时候放弃理想,而困难的时候却往往是自己长进的关键时期。曾国藩在家书中总结自己的生涯,说:

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戡苶然自馁也。

受挫折时,恰恰应该是人沉浸下来去思考、总结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刻,这是最冷静的时候,也是最冷清的时候。一个人只有耐得住这种受挫的痛苦和磨难,才能够把自己的志向真正地磨砺出来,尤其是受侮辱的时候,更能磨砺志向。

想想中国历史上,但凡做大事的人都有一个受辱的经历。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屈于恶少年的胯下、刘邦在鸿门宴上也不曾逞匹夫之勇……曾国藩说在这个时候“务须咬牙励志”,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艰难困苦,没有人一生会一帆风顺。我们看电视剧、人物传记也好,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也好,那些成功的人都是有一个咬牙坚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能让人坚强起来。每一次受辱的时候恰恰是人长进的时候,可以让人长智慧、长耐心、长见识、长胸怀、长气度,然后人才能够坚强起来。这个时候一定不要轻易地放弃,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志向,直到成就自己的事业。

二、勉时

立志而不能坚持,有时是受环境、琐事缠绕,有时则单纯是在时间上难以持久。比如说读书,用心去品读,读完以后能够把书上的内容说清楚,融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这样一年读一本书,并不困难。那么问问自己,二十几年,是不是深入地读了十本、二十本的书呢?有的人读了很多,但又记住了多少?

做这样容易的事情尚且如此,更何况别的呢?

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不能坚持,总是把时间给浪费掉了。有时候计划一本书在一星期内看完、每天看多少章,但一周过去了还是没有看完,没有把时间利用上。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时光稍瞬即逝,青春也不能持久,人的一生最多能有三万多天,这一生中,每一天都很重要,也都在很快地流逝。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想做成一点事业,不枉一生,不枉时代,实际上就是靠时间堆出来的。我们常说,世上的人没有累死的,只有闲死的;没有忙死的,只有懒死的,越懒越闲越无聊,我们一定要把时间掌握住。

魏晋时期有一个大学者叫王肃,学问非常好,几乎可以和之前东汉的大学问家郑玄[3]相媲美。由于他和郑玄处处作对,郑玄解经的时候用古文经,他就用今文经,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做学问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自己。传说他伪造了不少书,后人就觉得他人品不好,把他的学问成就也放得比较低。但是从现在角度来看,除了不遵守学术规范,他能造出这么多的假书,也是了不得的学问家,至少读了很多书。他是怎么读书呢?他说:



东汉·郑玄三礼注:《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

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每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休假回家就懒散,东北这边的人叫“猫冬”,闲而无事嗑瓜子、侃大山。古代的人冬天也只能像东北人一样“猫冬”,因为漫长的冬天没有农事了,天气寒冷也不方便出去,却恰恰适宜于读书。春天容易伤春,夏天容易困倦,秋天容易悲秋,只有冬天是读书的好时候,把冬天利用起来,就能读很多书,所以说“冬者岁之余”。晚上的时间,从7点以后到入睡,这段时间正是我们闲着无事的时候,也正好可以读书。而且读书宜静,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利于读书,所以说“夜者日之余”。每天晚上都读读书,是一个好习惯。一般人都觉得,阴雨天就是睡觉天,因为阴雨天基本上气压低,睡着很舒服。古代阴雨天的情况和我们现在不一样,古代一到阴雨天,道路就很泥泞,人也稀少,出行不便,只好待在家中,而且阴雨天连去官府告状的人都没有,这种时间正好可以读书。我们读很多的唐诗宋词,基本上都是说下雨的时候在哪个地方待着,可见文人墨客们在阴雨天,通常都会待在家里读书。



三国·魏·王肃注《孔子家语》

我们说能够做成点儿事的,都要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精力。而一个真正能成就大业的人,则是一个必须要和时间赛跑的人。事业都是靠时间积蓄出来的,世界上没有绝顶聪明的人,只有勤奋坚持的人。人没有生而知之的,有的人学问好,不是聪明,是他用了更多的心思工夫、花了更多的时间。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告诫读书的孩子们说:

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

要想成就事业,就要知道光阴可贵,懂得掌握时间,当然还要“博览机要”,才能成为功业的保证。博览,就是不停地去读书,有用的书读得越多越好。我们学英语都知道,英语虽有精读和泛读之分,但都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才能学好。如果一个学生对自己的专业真能像学英语那么认真,在同学中间绝对是卓然自立的。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却把时间花在英语上,对专业课采取能应付就应付的态度,这是不对的。

另外一种倾向也要注意,有的同学非专业的书不看,只读本学科之内的书,只做本学科之内的事情。我们读书的目的、做学问的目的,是要服务于现实,服务于生活,服务于自己的修养,因此一定要广泛地阅读。在泛读中找出一些合乎自己兴趣的书来读。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有的人擅长理性思维,有的人擅长感性思维,而兴趣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读书时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擅长干什么,知道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很快地成长。当两者不能兼备的时候,就要找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来做,而不是找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来做。如果只想做感兴趣的事,那是“浪漫主义”,20岁以前可以,20岁以后就一定要变成“现实主义”,要变为成熟的人,做自己该做的事。

古代人写诗、读书,都在说一定要珍惜时间。“莫倚儿童轻岁月,丈人曾共尔同年”(唐·窦巩《赠王氏小儿》)。不要因为自己年幼就无所忧虑、无所顾忌地轻抛岁月,白发苍苍的老丈们都是从这个年龄过去的。魏源是清朝的大学者,他总结为学之道时说:“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有志向的人是一年一年地计算自己的事业;贤明的人是一日一日地计算自己的事业;而圣人惜时,则是在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计算自己的事业。我们反思自己是志士?是贤人?还是圣人?齐白石老人晚年绘画技法突飞猛进,在于他“不教一日闲过”,不轻易地放掉任何一天的时间,日积月累,就会越走越远,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人生的道路就会越来越宽阔。

三、勉行

立志,不仅要抓紧时间,而且还应告诫自己要坚持理想,最重要的是付诸实践。我在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有的同学喜欢躺在床上谈志向;工作以后,也有几次路过学校的静湖,听到有的男生就在女生的面前慷慨陈词:“我当年也是有理想、有志向的人……”

我们不能把志向作为谈资,也不能只是回想年轻时候如何,而是要能够到老的时候,去感激自己年轻时立下志向,因为当年的决心坚持了一生的习惯、志向、操守、兴趣而让自己受益,才使得一生没有悔恨。

勉行,一是要鼓励自己立了志,就要认真去做;二是要勉励自己,行动一定要符合自己的志向。我们前面讲的“立志”,不光是要立志向,同时也要立身。刘备曾告诫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这其实就是儒家讲的“慎独”,人在做事的时候,心里面总是会打小算盘。有时想小学时写作文《一件小事》,很多同学写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还是不交给警察叔叔呢?交就是小善,不交就是小恶。在这一刻心理斗争之时,人其实已经开始了行为的修炼,是自我往何方走、如何走的问题。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考验。这样的问题,就是要求我们注意自己的行为。

上面说到“慎独”,这是儒家用来形容一个人在独处安静的时候,应如何直面自我、如何处理内心冲突的词。《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孔子的话: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对自己要多加反省,要严格;而为人则要厚道,对别人做错的事情要宽容,少责人之失而多赞赏人的优点。善于反省而又宽以待人,这样就能“远怨”,别人对他的不满、抱怨就会越来越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日常生活中遇到行事上、德行上比自己好的人,就要向他学习;而看到行事上、德行上有瑕疵缺陷的人,就要反省自己有没有相同的毛病。

勉行,要学会反思、借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不是说的三个人中总有人的知识比他多,除了知识之外,还包括修身与德行。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传道”讲的是知识,也包含道德;“授业”是教给他安身立命的本领,主要是能力;“解惑”则是要解决他生活中的疑惑和知识上的疑惑。向老师学习,既要学专业知识、学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学习老师的品德和修行。人应该学会在身边人中发现德行上的榜样,而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学业不好,就放弃了对德行的追求,况且周围每一个人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优点。



韩文公祠堂(韩愈祠堂)

比如,听报告或听别人的讲课,不能总是充满批判精神,看人只看缺点,总觉得别人不如自己高明。报告人或授课老师有时候讲错了一句话,自己马上就在下面窃窃私语,甚至下课以后开始大肆宣扬,自以为高明。听同一层次的人作报告,更不愿意去,就是去听了也总觉得那个人不如自己。实际上,我们听别人报告、讲课也好,读别人的书也好,即使他讲了20句空话,只要有一句话有用,就应该记下来。只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接收的有用东西才会越来越多,知识才会越来越丰富。总是发现别人的短处,总是觉得人不如己,这样的话,做人难免骄纵,做学问就会自我感觉学问很多、很大,目空一切,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内涵。

见贤思齐,思齐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德行。我们如果能够把周围人的优点全部吸收了,那前途就未可限量,做事也会极其干练,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见不贤则要反省自身,怎么反省呢?那就要想想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如此,自己有没有这个人或这一类人的轻薄之处。每次自省以后就能提高一点。读书,实际上是在修身;做事,实际上是在做人。

荀子[4]在《劝学》里告诫天下的读书人,说: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荀子像

“冥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厚宽广。说人若没有这种很深厚的志向,就很难一下子洞悉很多东西,无论是书本,还是现实,那就需要自己能够修己树立原则,能够睿智看懂时世。我在读博士时,田余庆先生曾问什么是大学?胡适曾引宋人的话来比喻,说大学是“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头陀”是古代的和尚,“带发头陀寺”说的是大学就像寺庙一样,做学生是要修行的。“无官御史台”,是讲在大学里读书,要有关注现实、关注古往今来成败得失的意识。身体在学校,眼睛却要望向整个社会,关注整个社会。这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也是一种自主的人格。御史在中国古代是管弹劾官员的,他不是官员,但是他要做“御史台”,要有批评精神。他要想批评别人,或者批评那些丑恶、丑陋的现象,就需要对古往今来的很多东西都了解,而且还要树立正直的人格。

惛惛,是说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经历一番头昏脑胀的时候,比如写文章,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这是“为伊消得人憔悴”时;读书,读着读着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就要告诫自己,坚持一下就会过去了,要“衣带渐宽终不悔”。儒家讲人的修养,一个是修养自己的内心,一个是修养自己的德行。这个“德行”是可以从外在来约束的。武侠小说里有很多高手,他们起初都是被人欺辱,生活得却很有骨气,突然有一次被打到悬崖底下了,于是苦练,最后成就了绝世神功。我们读书做事亦是如此,一定要经过“面壁”,要“面壁十年图破壁”。一个人在读书期间,若能坚持一年、坚持两年认真读书的话,就会超过其他人很远。努力了,成功了,再回过头来看看原先读的书、写的文章、说的话、做的事,会真正觉得自己有了进步。“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说的正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诸葛亮曾很郑重地给他外甥写了一封信,告诫他怎么勉行: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平庸,不免于下流矣。(《诫外甥书》)

志存高远,就是为人做事立意要高。写文章的立意要高,做人的立意也要高,应该让众人对他有不凡的评价,认为其做事做人与众不同,或者是不同流俗。而要志存高远,诸葛亮强调了几个方面:

第一,“慕先贤”,要向贤人学习。中国古代的皇宫里面挂着很多前代的高人、圣王、贤臣画像,就是要树立向圣贤学习之意。

第二,“绝情欲”,这一点青年人要特别注意。有的人在中学就开始谈恋爱,年轻人的骨骼都没长成,自己都管不了自己,约束不了自己,还能对另一个人负责吗?年轻人不要轻易地找个男女朋友,而把父母、学习、事业、天下都忘记,读书期间一事无成,把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轻忽了。还有的年轻人没事就在网上下载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这些都非常影响自己的学业,也影响自己的身体。所以,“绝情欲”就是不要整天想这些事情,孔子讲年轻的时候要“戒之在色”,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第三,“弃凝滞”,什么意思呢?就是做人做事不要黏黏糊糊的,要干练利索。我们知道写诗歌、写文章就最怕凝滞,如果诗歌、文章写得黏糊的话,读起来很不流畅,也没什么意思。做事也是如此,不能黏黏糊糊的,一个事情今天完不成,明天也不行,后天还不行,没有一个痛快话。做人“凝滞”,即是没有原则,所有人都觉得他不错,是老好人。孔子就说这种人不好,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好人说他好,坏人说他坏才可以。能成功、成事业的人夸奖他,说明他具有成功的素质;不能成功、无所事事的人整天夸奖他,又说明了什么呢?做人做事都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想法,利利索索。

第四,“忍屈伸”,大丈夫能屈能伸,人该刚的时候要刚,该柔的时候要柔。但是年轻人在发展的时候,不要过分地想到委曲,不要去计较私利,不能整日里算计着一件事做或是不做能有什么好处。有时和他人之间有了意见冲突,也不要放在心上化不开,因为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发展,一个人不可能让天下人都说自己好,也不能强迫自己去讨好天下人或和天下人都处好关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一类人能够相处好,这是能力;但志趣不同,还是远离一些更好。如果一个人有远大目标的话,身边的很多人是朋友,是帮手,而不是过客。

第五,“去细碎”,对琐事上的问题上糊涂一些,不要斤斤计较。

第六,“广咨问”,有问题时,一是要向众人咨询,二是自己也要多思考、多疑问,找出解决的办法来。从读书的角度来看,往往就是最留心的人,方能迅速提高学问。有个同学跟我说:他请老师开个计划阅读的书目,但老师没有开。实际上,跟随一个老师读书,不需要开什么书目,而是要在应留心处学到真本领。比如,老师的文章要拿来看,从而了解老师做学问的路数;其次,老师著作中经常引用的文献资料,也要拿来看一看,最常引用的要统计一下。把自己导师的文章、演讲,把自己认可或者推崇的学者,常引用的文献资料,都找出来看,半年以后学术的路数就清楚了,很容易走上正道,把真正的学问学到家。

俗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知识就在身边,不是说只有读书才能学到知识。人与人之间辩论,对方的任何意见,都要听一听,听听在那些话里面有没有自己不知道的新东西。和人谈论,不能总是抱有逆反心理,不听对方意见,偏要争论;也不能总是唯唯诺诺,认为对方说的总有道理,一定要自己想想。读书最忌讳偏听偏信的态度。对错是非,一定要有分辨、思考的能力。借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剜坏苹果,坏的地方就剜掉,好的地方保留。待人也应如此。日常生活中评价一个人,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评价要客观。批评或者夸赞一个人的时候,要考虑到优缺两个方面,同时还要作为自己的鉴照。

第七,“除嫌吝”,“吝”是吝啬,“嫌”是夸耀。现在讲消费拉动供给、拉动内需,大家一听就明白。实际上做人也是如此,不要吝啬感情,对别人多关爱一些,多夸奖一句,是一种德行。佛教讲这是一种施舍,最终是会有果报的。“嫌”还指做人做事一定要有避嫌的心理。不好的方面,可做可不做的就不要去做;好的方面,可做可不做的一定要去做。俗语说“常在河边走,焉能不湿鞋”。避嫌疑就是立身要内敛,尽量不在河边走。人言可畏,“人心险如山川”,(《庄子·列御寇》)我们相信人心都是好的,但瓜田李下的误解与流言难免会有,因此“除嫌吝”这方面要极注意。

以上各点若都能做到,即使仍有不足,也不会损伤人的美德,也不会影响高尚的趣味。这样的人,不会有走投无路的忧患。“不济”就是渡河而迷津无舟,陷于绝地。但如果一个人若志向不能坚强,缺乏慷慨的志趣,整天忙于尘俗之事,纠缠于一己之狭隘私情,总免不了沦入平庸和次等的层面。日常生活里,人都难免交际应酬,但是不能日日沉迷沉醉,互相聊些不入流的闲言碎语,光阴虚掷,碌碌无为。只是把时间用到这些交际应酬的琐事上,不去想事业的问题,就是“滞于俗”。“束于情”则是束缚于一己私爱,同样没有益处。

真正的豪杰志士,感情是开朗的,心中充满大爱,对周围的人、对天下都充满关爱之心。做大事的人,最不能因一己之情而忘记整个天下,不然就很容易归于平庸。所以,要想让自己志向真的实现,就要明确自己一生的目标是什么,一个时期的目标是什么,还要时刻告诫自己、警醒自己,要踏踏实实,珍惜时间地去实践。

[1] 《朱子语类》是由南宋黎靖德以类编排的,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共140卷。

[2] 《颜氏家训》,作者北朝北齐颜之推。这是颜之推结合了自己的立身治家、生活阅历、人生思考等,为子孙们创作的家训之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体系的、完整的家训著作。

[3] 郑玄(127—200),字康成,高密人。他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尤以“三礼”为精要。

[4]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令,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倡“性恶”论、“礼法”说,韩非子、李斯都是他的弟子。





第三节 自新

自新,就是每日都使自己更进步。《大学》里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若能把每日都作为一个新的开始,每日都更新自己,一日一日终能达到一个全新的自我,拥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日进步一点点,日新月异,最后拥有无量的前程。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每次进步,周围的朋友都会发生改换,做的事业也会更有发展。

社会是金字塔形的结构,最成功的人是在塔尖,每个人都是从底层起步,越是向上走、向高处走,随着自己的进步,所接触的人的素养、他们做事的境界就会越高。儒家学说就要求每个人不断修养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以求最后达到一个止于至善的境地。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如果不断修养自己的德行,成圣成贤是可以企及的。佛教也讲“佛乃众生,众生乃佛”,在众生之中,人的德行、修养、心性达到了一定境界,就可以成佛。圣贤和佛都不是高高耸立的雕像,而全在人自身的心性修为。事不可易成,名不可易得,福不可易享,世上没有轻而易举的事业,也没有什么唾手可得的功名,更没有不期而至的幸福。事业、功名、幸福的取得,都要用自新来约束自己,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实现。



虞舜孝行感天图

一、新身

新身,是自新的起点,意义在于告别旧我,努力改过。什么是“过”?《论语·卫灵公》中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过失不是“过”,有过失不努力改正才是“过”。孩童学习走路,总是不断地摔倒,再不断地起来,最后才能健步如飞。

人在成长过程中难免犯错误,不犯任何错误的人更多是平庸的人。但人要勇于发现和改掉自己的错误。一个人不能没有任何缺点,也不能没有任何优点,世上没有绝对平庸的人,也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我们要清楚自身的优缺之处:是拖拉还是干练?是糊涂还是聪明?是浮躁还是沉稳?是懒散还是勤奋?想明白了,然后根据自己的特点,明确自己的事业,确定一生的基本格局。

所以,要不断地反思适合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喜欢做什么?要把阻碍自己发展的行为、品德、习惯、传统都改掉,保留那些好的方面。人不能成为完人,但要知道扬长避短,不能像《论语·子张》里讲的“小人之过也必文”,去掩饰自己的过失和短处。喜欢文过饰非,蒙蔽观察自己短处的双眼,其实这是格局非常小的人。相反地,正确对待过失,则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君子和小人,一个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成就大事业、大功业的人;一个是斤斤计较,执迷于尘俗的人。中国文化中对待过失的态度向来明白,“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春秋左氏传·宣公二年》)。新身就是要告诫自己,犯了过失没有关系,只要改正了,人生就是新的一页,我们每天都在超越过去,每天都在迎来一个崭新的自己。

儒家如此讲,佛教也如此讲。《坛经》中说:“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改正过失,在佛家看来能生“智慧”。这个“智”和“慧”是佛教言语,所谓的“智”,就是在尘俗之中能应对自如;所谓的“慧”,就是在心灵中能洞悉宇宙。在改正过失中,一方面,增长己“智”,使自己做事更加的聪明、干练;另一方面,也要增长己“慧”,使自己的内心更加纯净,更加的安详平和。

现实中,有时我们会多“智”少“慧”,聪明有余,待人接物上的聪明伶俐,堪比王熙凤,却少见他的“慧识”。王熙凤就是有“智”无“慧”,不懂《周易·丰卦》“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把聪明用到了极致,最后“哭向金陵事更哀”,没落凄惨地收场。所以说,“慧”不可少,在小事上好像很不聪明、不干练,内心里面却非常纯净、开朗。人犯过失之后心里容易忐忑不安,而改正之后就坦荡起来、开朗起来,这就是“智慧”生出了。

“非莫非于饰非,过莫过于文过”(前蜀·贯休《续姚梁公座右铭·并序》)。为人最怕就是文过饰非。殷纣王力大无比,聪明无比,最后为什么亡国?一是过于自信,觉得大家都不如他聪明;二是“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韩非子·难言》)。把提意见的人一个个说得无话可说,把自己的过错阐释得完美无缺。不懂得反思,不懂得修正行为,再伟大的人也会毁于一旦。



①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诺距罗)



②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迦诺迦)



③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阿氏多)

儒家经常讲“勇”,很多时候不是指与人斗狠,不是指战阵的冲杀。更多的是勇敢面对自我,敢于面对自身错误、不足,而勇于去剖析、解决,然后坚守于道。用这种“勇”的精神来直面自己,这是我们讲的新身。

《格言联璧·存养》里有一番话,可以见出自新的艰难:

轻当矫之以重,浮当矫之以实。褊当矫之以宽,执当矫之以圆。傲当矫之以谦,肆当矫之以谨。奢当矫之以俭,忍当矫之以慈。贪当矫之以廉,私当矫之以公。放言当矫之以缄默,好动当矫之以镇静。粗率当矫之以细密,躁急当矫之以和缓。怠惰矫之以精勤,刚暴当矫之以温柔。浅露当矫之以沉潜,尖刻当矫之以浑厚。

有的人轻浮、轻率,做事不能深入沉潜下去,易浅尝辄止,就要学得稳重些、踏实些。我们看楚汉争霸的刘邦、项羽两人。项羽学写字、学击剑,都是心浮气躁、半途而废,虽然他很有勇力,是英雄豪杰,但终不能成大事。刘邦则既不会打仗,也不能言语滔滔,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他的缺点很多,但却总能够改正自己,听取他人的意见,最后终成大业。所以说,人的轻浮、轻薄,一定要用稳重、踏实来矫正。

“褊”、“执”就是固执、偏执,这样的心性要用宽和、圆通来矫正。人往往是蔽于私情私念,比如喜欢一个人,就喜欢得不得了;恨一个人,却又恨不得立刻把他毁掉。这样的心性会产生很多问题。人要宽和、圆通起来。“圆通”也可以称做圆融,就是人要对天地万物、人生、朋友都有包涵的心胸。

“傲”即高傲、简慢;“肆”就是纵己纵私,没有收敛。人不要太高傲放纵,要谦和、谦虚。拿做学问为例子,“谦虚”是要时时刻刻知道自己见识太浅,不要易于知足,不能认为他人皆不行,天下无大家,轻易的就相互“商榷”、怒骂起来。谦虚谨慎而不自傲放纵,才是真君子,才能做出真学问。以“缄默沉静”来代替放言无忌,来矫正躁动难安。人要有沉静的美德,沉静中才能明心性、长德行,就是求其次,也要能动能静,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这些方面不能一一道来,说得都是易犯的毛病,需要分别对症下药,改过自新,而最后归于浑厚,“新身”即是要做浑厚之人。

二、新识

新识,就是要树立、增长自己的见识。这个“识”不单纯是知识,因为天地间知识无穷尽,一生也难以学完,而是见识。见识和知识的差别就是,见识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己的看法、思路、视野等,这在成年之前就能树立起来。人每天都在接受繁多的信息,而能否接受这些信息,一定要有自主的判断,必须增长自己的见识。

要增长见识,做事做人必须要不停地学习,“日闻所未闻,日见所未见”,这是吴兢《贞观政要·尊敬师傅》[1]里面唐太宗说过的一句话。即每天都要很努力,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闻”和“见”。与人接触交往,总要从对方那里学到以前没有见过、听过的新东西,总要思考到以前没有达到过的境界。留心处才能积累真知识,得到真见识。“日异其能,岁增其智”(唐·柳宗元《祭吕敬叔文》)。假如自己的知识每天都能扩充,智慧都能增益,发展进步就会很快,就能不断成长。



唐·吴兢《贞观政要》书影

见识的树立与增长,靠的是读书。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很多典籍,都经过了历史的选择,是千锤百炼的精华。比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几千年来中国人都读它,绝不是靠某个帝王的一道命令,而是这些书确实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顺应了中国人的人生期待。要增长见识,就要多读这些经典著作,正所谓:

读经传则根柢厚,看史鉴则事理通。观云天则眼界宽,去嗜欲则胸怀净。(《格言联璧·学问》)

读经传可以厚根基,《论语》、《孟子》这些书,读过之后方知是真学问,给自己的人生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读一些史书,就可以更洞晓人事、明晰道理。

举个例子,唐朝的时候,宫中要裁宦官,有人就进谏说,宦官不能轻易裁减,否则易出问题。怎么办呢?罚。宦官做了错事就处罚,赶出去,同时宫内不再新增宦官,如此一来,三五年之后至少裁减掉1/3的宦官,也避免了因一次裁减可能出现的作乱问题。这就是历史裁撤的经验。在处理大众闹事的事情上,现在叫群体性事件,古代一个常用的做法就是先罢免直管官员。因为群体性事件,老百姓矛头对的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政府,政府首先要做出和缓的姿态来。还有民族、宗族问题,古代怎么处理呢?不要去过多考虑哪个民族、什么宗教,只要考虑法律的问题即可,犯法就依法治理,法律是整个国家都要遵守的,这些都是历史上很好的治国经验。

为人处世也好,济国安邦也好,都应该好好读一些经传,读一些史鉴,做小事、做大事都能有用。

要在读书之外,增加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就是闲下来的时候,多走一走,观赏高山、沧海、浮云、流水,眼界拓宽,就不再局于一己的私情私利。去嗜欲,这一点特别要注意。因为要毁掉一个人,嗜欲处是突破口,历史上因嗜欲而败身的教训很多。

传说清朝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是一个君子,不贪财不好色,做户部主事的时候,有一个人发现想找他办事很难,因为没有行贿的借口。但这个人最后还是找到了翁同龢[2]的弱点,就是“好名”。读书人都好名。翁同龢喜欢到处题字,这个人就把他的这些题字都收集起来,编成《翁同龢墨宝》,算是翁的书法集子,然后进呈上去,便得到了翁同龢的欢心,事情就办成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把大清建设海军的钱,批出去修建颐和园,因为翁同龢是户部主事,掌握这个权力。后果我们都知道,颐和园的石舫永远不能开动,而大清的北洋水师则永沉大海之中。所以一个人的嗜欲能被别人引诱,就是他的欲望太多了。现在有的官员腐败,绝大多数都是毁在嗜欲贪妄上。



1 2翁同龢书法,朴拙敛约,奇崛自然。



3 4翁同龢手迹

“经一番挫折,长一番见识;容一番横逆,增一番器度”(《格言联璧·持躬》)。见识的树立与增长,器度的培养与开阔,都是在挫折、横逆之后、在人的不懈努力之后形成的。能坚持,多读书,广游历而拓宽眼界,去嗜欲而纯净胸怀,不断增加阅历与见识。

三、新德

这里所说的“德”,不仅是品德,还包括道德,意义非常深广。“品德”是儒家所说的人品和行为,“道德”则是道家的“道”和“德”,它们的境界不太一样。这里讲的“新德”,即有两层含义,一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德行;二是要不断增加自己观察、认识世界的能力,沟通、改造世界的能力。

德教一直都被强调。“世家出于德教,人品成于读书”(《格言联璧·学问》)。不管是个人的品行成长,还是世家大族的稳固,都源于诗书教化,源于道德修养。

古人一直相信,靠德教而能出世家,“世家”就是延续几代、十几代而不衰败的大家族。而现在流传的是“富不过三代”,富裕三代以后就完了,原因是什么呢?在于教育子孙后代的时候,忽视了道德修养的培育。不少家长只教孩子知识,教孩子如何出人头地,可怜天下父母心,有时候就放纵孩子、娇惯孩子。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里所有的资源都给他一个人用,因此他不会设身处地去关心别人,不会谦让,长大了也就会缺乏德行修养。古人有一句常语,叫“棍棒底下出孝子”,教育孩子不能太放纵娇惯,否则孩子只会想办法跟别人争斗,想办法和别人算计。

所以古人讲,要想让孩子真正成长起来,就要教会他谦让、退却、妥协。一个人若是从小就学习如何与外界的人争斗,反过来他就会用在自己的家族里头,会跟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跟老师、跟朋友去争、去斗,这样的家族自然是成不了世家的。

这个道理用在国家上也如此。秦国为什么“忽而兴焉”,又“忽而灭焉”呢?就在于秦政用“因性”驾驭臣民。因性是利用人的自私本性,用人之为人,不用人之为我。在秦国做官也罢,立功业也罢,都是为了自己,秦国与他只是利益的关系。试想,当臣民与国家仅仅是利益关系的时候,国家危难,谁来承担国家的道义呢?正是因利益驱使,秦国兴盛得快,败落得更快。而宋朝恰好与其相反,北宋用人的善良本性,金、辽、西夏、元不停地挑起战争,它苟延残喘,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灭国以后还有那么多的遗民。所以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家族,包括每一个单位培养人,或是自我的修身,都要先讲“德”。

人的品行修养,还是来自读书。读书的目的是在修身,不是读死书学知识,而是要把书中的话,话中的理用到自己的修养身心上。读书不思考、不揣摩,只是背书、抄书,没有任何的用处,读书一定要用来观察自己,用至理来照耀自己。

对于“新德”来说,最重要是“为善”,颜延之在《颜氏家训·省事》就讲:“为善则预,为恶则去。”善良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养。苏轼也说:“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为恶,不自毁而人毁之。”(北宋·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善事不求人知,但求心安,善在于持久累积,才为大家知道,而恶在于一事便可出名。

用唐太宗教育孩子的话来说:

欲使见善思齐,足以扬名不朽;闻恶能改,庶得免乎大过。从善则有誉,改过则无咎。(《贞观政要》)

读书读到这些话,就要好好地揣摩,好好地思索,用这些道理来培养自己向善为善的德行。

首先心里面总是要存善念,总要想着与人为善,帮助别人,而对于行恶则要时时戒之。善事常为,但不要自我夸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众人自然交口称赞;恶事不可为,行恶难以掩饰,他人看的都很清楚,是自己把自己毁掉了。

做事做人,一定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不要总心存侥幸,自作聪明。“无不知,无不改,以几于无可改,非圣而何?”(清·陈确《陈确集·瞽言》)想要培养自己的德行,就要读书明理,识过改过,时时进步,不断攀登道德的高地。

[1] 《贞观政要》以记言为主,基本上记载了在贞观年间,唐太宗与臣下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政论。

[2] 翁同龢,字叔平,号松禅,咸丰年间进士,光绪年间官至户部尚书。戊戌政变后罢官归里,卒后追谥文恭。





第四节 自信

要坚持志向,就要有强烈的自信;要成就事业,自信更是基础。“自信”这个词看起来简单,但它却包含了自爱、自信、自律等诸多含义。

一、自爱

“自爱”是和“自尊”联系在一块的: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这句话出于《孟子·离娄上》。“自侮”就是不自尊,会有什么后果呢?不自尊者,就动摇了立身的根本,招致他人的侮辱;家庭、家族不自尊者,就破坏内部的和谐,或是被自己亲手毁掉,或是被他人离散;国家不自尊者,就毁坏立国的根基,招致别国的攻伐。商汤要伐夏桀,伊尹对商王说:先攻打试一试,看看诸侯的反应。结果商进攻的时候,夏桀就命令九夷等各个部落来共同抵御。商汤只好暂时认错,还像以前那样给夏进献贡物,继续臣服于夏。但是到后来,夏桀暴虐,诸侯叛离的时候,商汤就再次举兵,终于把夏桀灭了。一个国家不自尊自重,不珍惜自己的时候,他国就很容易地攻伐他。人要自爱,就一定要做到自尊自重,不要自取其辱。

自爱,主要表现在对理想和道义的坚持,古代又常常把它和人的淡定、从容联系起来。孔子讲: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一个人的志向在“道”,在正义、正直的事业上,称得上是“士”。坚持理想道义,却以穿破衣烂衫、食粗茶淡饭为耻,这个人对志向的坚持是不能长久的。因为当他不能欣赏自己的时候,对自己的出身、所处的境地充满了厌恶的时候,已经是不自爱了。那么,他对于此时所坚持的理想与道义,也就容易生出怀疑之情,生出厌弃之心。

孟子还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程颐也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秋日偶成》)人不能被荣华富贵所诱惑,不能被贫穷困苦所改变,也不能被豪强权势所屈服。有的人立志做学问,确立了对理想道义的追求,但往往耐不住贫贱困苦的生活,而改变了最初的志向。因为他们不能满足于清苦的学术研究。像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博士很少,有些人却不做学问,跑去经商、去做官,追求富贵功名,是因为穷怕了,被人欺负怕了,喜欢前呼后拥的感觉。现在看来,不论是经商,还是做官,财富也好,升迁也好,都不能由自己来决定的,需要因缘机遇。但做学问,做研究,进步是可以自主的,它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天分和辛苦。



元·赵孟頫《行草陶渊明五言诗页》

能坚持操守,能不慕富贵,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寻找心性中的淡定从容的一面。陶渊明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无论是贫贱还是富贵,都不要改变自己快乐的心境,不要改变自己人生的志向,这才是能自爱的人。《老子》讲: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点出了自爱既包括自尊自重,也包括别人对自己的尊重。自爱的人首先是能知己,就是知道自己、了解自己的心思,然后扬长避短。其次就是有知己,只有自尊自重的人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找到真正的朋友。

自爱,不仅包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也包括要爱惜自己的名声和德行。人生在世,是靠好德行来维持的。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触,随着年龄的增加,好朋友是越来越少。孩童时朋友很多,因为儿童都是一样的纯真;成年时朋友越来越少,是因为成年人的内心隐藏得非常深,不再天真纯净,需要别人去了解自己。只有自尊自重,爱护自己,别人才能敬重,才有知己。人生在世,能有真正“知我者”确实不易,而若能有恳切真诚的“责我者”,则更为珍贵了。现在的社会中,找表扬容易,听批评太难。人都不再真诚地去批评劝说别人,批评别人要冒很大风险,倒不如虚幻缥缈地表扬几句,一团和气。我不知己,人亦不知我,不责我,人就难看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对自己发展是很不利的。

自爱,就是要把自己培养出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中说: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自爱不是对自己刻意的珍惜,到了自负、自恋的地步。自负是自信过度,自恋是自爱过度,清高自赏,目下无人。孟子讲“自爱”,应该做到让志向归自己导引,体内充盈浩然正气,堂堂正正。这个气不是外在的,而是在内心里真诚地存在。

如何自爱呢?传统文化里,往往是从“存诚、慎独、治家、立业”几个层面来给出途径。正所谓:

身不妄动,口不妄言,君子所以存诚。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慎独。不愧父母,不愧兄弟,不愧妻子,君子所以宜家。不负国家,不负人民,不负所学,君子所以用世。(《格言联璧·持躬》)

存诚,是自爱的第一个层面。心里面没有非分之想,没有贪婪之念;做事合于规矩法度、合于道德修养;言语上尽量缄默,不妄言是非。做事要合理,即遇事不宜反应过度,要正常地做出反应,但也不能丝毫没有反应。有人向他言其喜事,他就要与之同喜;而别人有伤感之事,他也要能与之同悲。身不妄动要“合理”,就是在合于规矩法度之外,还要合乎人情世故。这是自爱的第一个层面。

慎独,是自爱的第二个层面。前面说过,“慎独”是儒家用来形容一个人在独处安静的时候,直面自我而应如何处理内心冲突的词。内不欺己,是不要自欺,修身的过程中最怕自欺。佛教讲,人要活在当下。一是不要陶醉在过去,像阿Q一样,只要努力把现在的事情做好;二是不要活在未来,虚幻缥缈的幻象,最是能消磨人的意志。外不欺人,是不要轻易地说谎话、找借口,生活中可以有善意的谎言,但还是越少越好。人如果总用谎言,用借口去文饰的话,心志就难以坚强。人生于世,需要做一些坦诚的事情,才是自尊自重,才是真正的自爱。

宜家,是自爱的第三个层面。要想把家治理得和睦、兴盛,首先就要自身端正,做到“三不愧”:不愧父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父母的培养中长大的,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志向,还有父母的期望、家庭或是家族的期待,这些都不能辜负。不愧兄弟,从现在来讲,是不愧于自己的兄弟姐妹,还可以泛指像兄弟姐妹一样帮助他的人,就是不要辜负所有关心自己的人。不愧妻子,是指自己的小家庭,当然也不能有丝毫的负疚。一个人的一言一行只有在父母、兄弟姐妹和妻子面前都不愧疚,才能讲“宜家”。中国讲“齐家”,最高典范就是“三不愧”。没有可惭愧的事情,没有可后悔的事情。

立业,是自爱的最后一个层面。宜家和立业,实际上都是讲到了自爱的目的。这才是修养自身,自尊自爱的最终着落。如何才能不负所学,使自身的修养最终有大用?这就要把自我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和生民大众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只有得到国家、民众的承认,才有可能拥有财富,拥有名望;做事情和国家、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的话,最终会被淘汰,才学也好,辛劳也罢,都是枉然。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潮流,潮流中有着主流,是发展的主要方向,不管是做事业,还是读书,一定要跟上社会的主流,立志做社会的骨干。不负国家,不负人民,才是真正的不负所学,不负一身的修养功夫,这才是自爱最终的大用处。

二、自信

人一定要有意气,要有青年人般的蓬勃朝气,朝气使然是因为自信。有的人年龄很成熟,却没有成熟所该具备的气质,言语闪烁其词,举止也不沉稳镇定,年岁渐增,气质却不能有所改进。作为一个成年人,在社会中要独当一面,要成为社会中的骨干、精英,必须修养自己,改换气质,自信则是最基础的品质。

做事不自信者,一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有的人和领导、老师聊天,容易紧张,为什么呢?心虚,原因在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很多人做事应付,本来经验不足,做事之前还不能细细思索,不去预想可能出现的情况,久而久之,就再也难以应付复杂的局面,就只能始终居于人后。二是为常常感情用事,没有理性精神,行事凭一时冲动,实际上还是不能自知、自明,不是真正的相信自我。

自信是一种意气,也就是“精气神”,是人立于天地间的根本。马援是东汉名将,曾发豪言: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后汉书·马援列传》)

“马革裹尸”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丈夫要做大事,就要有这样的铮铮傲骨,有这样奋发的意气。王维有诗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行》)至交一见面,把骏马拴在垂柳上,上酒楼尽欢畅饮,这是年轻人的豪爽。李白醉酒的感慨是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行路难》)不是感叹自己怀才不遇,不是自怨自艾,而是对未来充满期待,有大材必将大用的信心。文学史上有大量的怀才不遇之作,实际说来,大多数人其实没有多少政治才华,像李白,诗写得很好,但政治上的能力却不突出。安史之乱,李白投奔了永王李璘,李璘哪里是唐肃宗李亨的对手,自然被打败,李白自己也被流放,所以说李白的政治才华实在不行。但是李白豪情放逸,敢于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敢于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永王东巡歌》)。这就是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而高适、杜牧、还有后来的辛弃疾,则更是意气挥洒,气度逼人了。

年轻人一定要自明、自知、自信,不要轻易感慨怀才不遇,要能辛劳勤奋,培养浩荡正气,做事的时候意气慷慨、天马行空,就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绊倒他了。

自信不是自吹自擂。为人为学,都要做到:



唐·王维《雪溪图》,无款,有宋徽宗赵佶题签“王维雪溪图”。



唐·王维《辋川图》,但此卷为唐人摹本

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

这是顾炎武《日知录》里的话。仔细揣摩,顾炎武说的是两个极端。“自小”,就是自轻自贱、妄自菲薄,实际上是为人的格局太小。以为学来讲,做研究要从一个小的地方起步,学问如山的话,一定要先找到一个小入口,入了领域之后,再往深处做,往大处做。现在的人做学问,一篇小文章起笔就是“中国文化如何”、“论中国如何”,如果没有积累,直接思考这类题目,这就是大而无当。我们一定要把“小”与“大”结合起来,从小处入手,谨小慎微的从一个概念、一个定义、一个原理,甚至从一个字、一个词入手去细细揣摩,以小见大方是真精神。这是顾炎武对学问的探讨,同时也是对为人的启示,也是培养自信的道理。

如何培养自信?有几个办法:

第一,要有预备的精神。打个比方,为什么有的人上课的时候喜欢坐在后面,坐在角落里,而有的人却每次都坐在前面,坐在靠近老师的位置?前一种人一般都不自信,就因为他事先是没有做准备的,害怕被老师提问,害怕和老师探讨,这就是胆怯。在知识上有储备,心里就有底,面对老师的时候才能应对自如,这就是有预备的精神。有预备之外,还要敢于当众发言,在众说纷纭时,他能够站出来把众人的观点汇总,提出最为明白独到的见解。这是一种对自信心的训练,不仅是读书上课,做任何事情都要这样敢于往前走,自信心才能迅速地培养起来。

第二,要敢于坦诚己见。人有的时候不自信,是因为不敢讲真话。有的人从小受父母的影响,父母特别严厉,孩子就善于撒谎,来避免一些惩罚。但是成年之后,为人、做事就不能太怯懦,要敢讲真话,讲实在话。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权威,不能害怕犯错误。说话要多讲真话,再就是多用肯定的语气,要斩钉截铁,正如我们前面讲的,在言语上要“弃疑滞”。为人说话要敢于坦诚己见,敢于提出见解;做事情要敢于当机立断,敢于承担责任。这样就能逐渐把心胸打开,慢慢地树立起自信来。

第三,要注意扬长避短。人的短处、缺点是改不完的,每一个长处的反面就是短处,比如聪明的人思虑过重,谨慎的人则优柔寡断。扬长避短,就是把长处尽量的发扬,不计较短处和缺点,自信心正是建立在长处的发扬上。一个人容貌丑陋,就不要去做那些外表美丽的人的陪衬,而要找到自己另外的长处。他可以做到学富五车,写珠玑文章,天下人都不见他,但天下人都在读他。比如说,韩非子口吃、扬雄口吃、司马相如也是不善言谈,温庭筠和贺铸貌丑,他们的文章流传千古,天下人只见其文,不见其口吃貌丑矣。以思想、见解去对比华而不实,这就是扬长避短。

第四,要经常开怀大笑,也可以说是要敢怒敢喜。小孩子非常天真,伤心时号啕大哭,高兴时喜形于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笑越来越不由衷,难得开怀大笑,更多的是出于礼貌的笑,而悲伤也不再愿意让人看到,只能一个人静悄悄地伤感。笑能打开自己的胸怀,也能感染周围的朋友、同事,该笑的时候一定要开怀大笑。这样也能慢慢地培养起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能敢于负责,善于负责。

三、自律

要实现志向,除了自勉、自爱之外,更重要的是自律。一是因为不能律己者,必律于人,二是只有律己,才能律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自律在激励自己、砥砺志向、成就事业、树立权威等方面都很重要。

要自律,最关键的是要明晰自己的瑕疵与不足。

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曾文正公学案·正心》)

这个“病”不是器官、生理方面的病,而是人的修身之病,是人的不足之处。有的人过于刚强,则失之于粗鲁;有的人过于柔弱,则失之于寡断。这些毛病沉溺过深,成为切身之病,就会在所做的每件事情上、所说的每句话中表现出来,一行动就会发现它已经是自己的累赘。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体察自己的所溺之病,明晰了这一点,用终身之力也要将其克忍住、治理住。

孔子说得很清楚,人都有普遍的毛病,即“色、斗、得”: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好色是人的本性,“食色,性也”。有这个问题,就要尽量让心情宁静下来。就像孟子讲的,食色,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不能有所溺,一定要做到有约束。斗狠,也是一个普遍的人性缺点,血气方刚的壮年人,容易冲动、发脾气,最终常常因为不能忍坏了大事。贪婪,更是人的阴暗心理,就是孟子讲的“寡人好货”,“货”是财货,人都是从开始一点一点地去贪,后来越来越多,最后毁掉自己。人要自律,就首先要在内心里对自己有所了解,把自己的问题想清楚。

《礼记·表记》阐述了人的缺点,告诫我们该怎么自律: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

这里指出了人的一些普遍的毛病,也让我们知道:自律,是从小事一点一滴做起的。

不失足于人,做人一定要有道义在,做事一定要很完满。“失足”,就是被人抓住把柄。古代为官者,最害怕的一个东西,就是“百官行述”。“百官行述”是专门记录官员隐私的。为官为人,一旦被别人掌握把柄,就会很容易丢掉自己的浩然正气。人要自律,一定要时时刻刻警惕,不做那些不合道义的事情。年轻时不谨慎,没想到自己前途无量,有时说话做事不注意、交友不慎,会为未来发展埋下隐患。尤其是因小失大,做下一些“失足”之事,十年、二十年以后追悔莫及,所以,要从小处谨慎、从小时谨慎。

不失色于人,色,指的是容色,是和人交往时要做到彬彬有礼、谦恭卑和,要在对人的态度上自律,不能随意施之粗暴。真正的君子,对生民怀有仁爱之心,对天下万物抱有谦卑之念,总是在一举手一投足之处,显露出自己的修养和敬意。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常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周易·谦卦》),君子温润如玉,就在这个“谦”字上,“自牧”即自律。

不失口于人,说话不夸饰,不欺骗,不轻易许诺,言语要平实,要有缄默沉静的功夫。也即是前面讲过的“口不妄言”。年轻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往往容易口不择言,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或者很不恰当的话,不仅容易伤人,而且也容易伤己。

君子若能在这三方面都严格自律,就能做到貌足畏、色足惮、言足信。立身堂堂正正,坦荡之余又怀有谦恭之貌,言语平实不欺,就能使人敬畏而不能辱,威信树立而不能欺,自然身正而令于人。

自律,是人心性深处的修养,这就需要:

世俗烦恼处,要耐得下。世事纷扰处,要闲得下。胸怀牵缠处,要割得下。境地浓艳处,要淡得下。意气忿怒处,要降得下。(《格言联璧·存养》)

世俗的烦恼,指的是无休无止的人事纷扰、人情烦扰,一定要耐得住、放得下,随时随地保持坦荡、淡定的心境,把心中的一切牵隔、缠绕都割却。人生世间,难免有琐事缠身,有流言烦恼,这时候就要看人的修养,究竟是能看破,还是因之乱了心神。

静心工作、读书的时候,有人来给你讲他的痛苦遭遇,听一听、安慰一下即可,不能听了以后浮想联翩,比他本人还要心肠纠结。人都喜欢闲谈、聊天,但实际只有无用的闲聊越来越少,才是人的成熟的表现。比如读书期间,有的同学们喜欢在宿舍里义愤填膺地议论家事、国事、天下事,甚至晚上秉烛夜谈,多听多想。研究生阶段就不再空议论了,开始议论专业的事;而到博士,一个宿舍两个人基本就不闲谈了,有事说事,无事就各自忙碌。成熟,就是废话越来越少,事情越做越多,事业越做越大。

在烦恼时、在纷乱时、在闲散时,都要能静下心来,忧郁伤感可以,少刻放松也可以,但都不要过分分散自己的精力,要有自我约束的精神。无论是烦恼纷扰处,还是热闹繁盛处,都要有这份自律的功夫。

少年时,尤其要淡得下境地浓艳,浓艳就是在风花雪月之所、姹紫嫣红之处,面对五光十色的诱惑,一定要淡定下来,不要轻易地被引诱。有的英雄在浓艳处丧志亡身,就是不能过这一关。佛家讲难能取得真经、转成正果,正是需要不断经历浓艳繁华的考验。

降得下意气忿怒,也是需要我们警醒的。不要轻易地去忿怒,要约束自己,理性地解决问题,绝不能像《水浒传》中的草莽英雄李逵似的,有难平之气就拿起大板斧一路杀将过去。而要用聪明才智,用智慧和理性解决问题。在意气愤怒上,在斗狠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再有就是,降得下忿怒有利于健康。中医上讲,凡是大病多源于气血不通,起于气淤、血滞。人如果经常收不住性子,或是忿怒,或是憋闷,久而久之,气血淤滞,淤滞则不通,不通则阻塞,最终酿成大病。从利于身心的角度上讲,一定要有自我约束的能力,时时自律。





第二章 正心

儒家学说讲“三纲八目”,八条目中,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在的事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在的修为;修身,则正是内外双修的关节点。勉志,更多的是面向外求,而能不能实现志向,还需要内求,即正心、诚意、修身。

“志向”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想法,中间层面是目标,最高层面是理想。立志外求的是目标、是理想,所有的目标理想终究是内求来生发,良田生嘉禾,朴石出美玉。“正心”正是要通过修养心性,来让自己博大起来、宽容起来、高旷起来,为自己的事业做好基础性的准备。欧阳修说:

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辨左氏》)

把正心作为修身的基础,作为内求的关键。曾国藩也说: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家书·家教》)

都把“正心”作为修身立志的首要之务。欧阳修认为,要成就谦谦君子,靠的是内外双修的努力。曾国藩则更强调了“正心”是自修,是慎独,是让自己的心灵无论在繁华处、还是在孤寂处都能够守正如一。

人的一切行事都是由心来决定的,要想自强自立,要想为人行事中于规矩、合乎道理,就要从“端正己心”做起,正所谓“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唐·王勃《上刘右相书》)。“正心”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正如唐太宗所言:“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贞观政要·政体》)人最难克服的困难在于自己的内心,“正心”就是一个琢磨砥砺的长期过程。如果不能够约束自己的内心,发蒙内心的善良与纯真,心灵很快就会荒芜起来。





第一节 明心

“心”,在中国典籍里经常被提到,儒释道三家的经典里都有,其思想渊源,或者说中国文化的本真,都在强调“心”。儒家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人全部行为的根源。

一、善良

《孟子·公孙丑上》讲: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他认为人的全部道德都来源于“心”,这个“心”实际是人性善的本原。中国文化中讲的“脑”、“心”,不是从器官上讲,是从其功能上来讲。具体来说,中医讲的“心”相当于西医讲的以心脏为中心的循环系统,中医讲的“肺”相当于西医讲的以肺为特征的呼吸系统,只有讲功能,中医才能产生“脉络”这样的医学理念。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都是在讲人的善念、精神、教养、智力等道德功能的根源。“端”即是根本、是开始、是本源。

孟子画像



《孟子》书影,清刻本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孔子看来,人所有的情感和品德都是从“仁”生出来的,人有“仁心”,“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感情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观点,将其总结为“性善”。人因都具有恻隐之心而性本善,什么叫恻隐之心?孟子举例子说,看到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小孩在井边玩耍,所有人心中都会“怵惕之”,这一点就是恻隐之心,就是人本性中的善念。还举例说,梁惠王要拿一头牛来祭祀,看到牛在发抖就把牛放掉了,这也是恻隐之心,也是善念的发挥。所以说,心怀恻隐就是保有仁慈之想、为善之念,“仁者爱人”即是这个道理。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有时候会羞耻、憎恶于自己。羞耻,是因为觉察到自己行事不合乎规范;憎恶,是因为更感觉到这个事情不合乎人类的感情,可能是作奸犯科的事情。“羞恶”实际就是因为自己明白了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产生,而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情感判断,这是“义”的发端。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孔融三岁让梨,是一种辞让,作为成年人遇事更应该懂得礼让三先,这是基本的礼仪,也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素养。凡事都要抢夺,即便有了法制约束,最终也会变成明偷暗抢。而人人具有辞让之心,才会使得这个社会本分、安分。行事要明礼仪,特别是在利益面前更要有辞让的精神,彼此相安,才能彼此无事。羡慕嫉妒恨,不仅伤了自己的心性,也会成为社会秩序紊乱的动因。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判断。人能够对每件事都有基本的判断,这就是智慧的开启。儒家认为“仁、义、礼、智”这些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都是来自人的内心。这个观点被后人继承并多有发挥。如韩婴是秦汉时的儒学家,他也说:

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则独居而乐,德充而形。(《韩诗外传》)

“中心”是古人的说法,其实是心中。他认为人心惟善,并要“日新之”,心中既有善念,就要每天发展、提升自己的善念;若能如此,即使他一个人独处,也能够心怀喜乐,道德充盈广大,而不在于对外物的依附。所以说人要想自立、成德行、成事业,或是求自心的完满充实,都要首先“正心”。

事实上,关于人的发展,中国文化中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观点是来自孟子,即每个人心中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都保有善念。把内心的善念发扬光大,使之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人就能成为坦坦荡荡的君子。这就是思孟学派讲的“求放心”,是从内到外的改化。后来到宋明时期,就形成了心学一派,以宋代的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为代表。另一个观点则是认为人生下来就受后天的污染,必须用教育、礼乐加以约束、规范,人才能有所发展,即认为人性是恶的。荀子就是持这一理论,他认为人一出生便有“食色”的本性,就会生发贪婪的劣根性,这个劣根性不会自行消失,必须用外在的礼仪制度来规范、约束。这一派在宋代形成了程朱理学,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把人的欲望抛弃掉,让人完全按照上天的规矩做人做事。理学认为人要成长、完善,必须自外而内的矫正。不过,我们这里讲的“明心”,是继承着思孟学派的观点,遵循自内而外的途径。

二、光明

人要把内心的善性、德行发挥出来,即是“明心”。程颐[1]讲:



《荀子》书影,清刻本



《二程全集》书影,清刻本

人心贵乎光明洁净。(《薛文清公读书录》)

“明心”之“明”,是要做到内心深处的光明洁净。“光明”即是心里很清明、开朗;“洁净”就是无有秽浊、邪僻。我们有时说一个人内心阴暗或心胸狭窄,实际是在说其不能够“明心”。有的人朋友非常多,也正因为他内心光明、纯净,具有人最好的本质。

现在社会中也许充满了欺诈,用雨果的话讲,这个世界就是傻子和骗子的集合,但是只有每个人内心真诚,社会才能慢慢的变好起来。儒家就是在强调人光明的一面。朱熹说:

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于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答何叔京书》)

他把“明心”当成是人良心的发现。“不昧”即是“明”,是说最初的时候一定要下决心,要“猛省提撕”。“猛省提撕”是宋朝的土语,是说要与原先的旧我脱离,才能使心不昧。“明心”是一项要下工夫的本领,只有立起这项本领,才能“下学而上达”,学到的内在修养才能全都用于外在事功上。若没有这种“明心”,立不了这项本领,终究会作人浑浑噩噩、做事迷迷糊糊,人生若长处在浑噩糊涂中,便没有提高的余地,便没有发展的空间。

明心的重要,在于这是良心的发现,是善心善性的发挥,是做人的根本。胡达源在《茅蓬语录》中说:

心术不正,其为材也必劣;学问不深,其为器也必浅。

没有良心善念,再有才华和学问也只是歪才、怪才和劣才。一个正直诚实、坦坦荡荡的普通人,即使知识欠缺、学问不深,也远比一个行为龌龊、心理阴暗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要大。我们讲“勉志”、讲“正心”,还要讲“修身”、“养德”,讲“为学”,目的就是要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坦坦荡荡、心怀善念的人。

关于“明心”的论述,我最欣赏的一句是:

修德以立本,清心以应务。

“修德”即为正心,“清心”即为宁心,两者仍然在讲“明心”的道理;“立本”“应务”之说,也是从内在修养和外在事功两个层面上着眼。道家也很强调“明心”,《列子·汤问》里面说:

明心为情主,形实无知耳。所以道者贵乎养神也。

之所以要“明心”,是因为“明心”是万物之主、万情之主,这是修身养性的根本。心窍被蒙蔽,任何的外部规定只能成为约束,不能成为动力。没有内在动力去修养,即使表现出来的得体举止,也只是伪装、是演戏。朱熹也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朱子语类》)意思是若内心能够清明纯净,不生妄思妄念,人就不会做出贪鄙污浊的事情。

而要“明心”,正是要避免不良心性的生成,至少要抑制其不能坐大。《关尹子·三极》中讲:

利害心愈明,则亲属不睦;贤愚心愈明,则交友不长;是非心愈明,则修道不成;好恶心愈明,则事理不契。

此处的“明”,应理解为“过度”的意思,不是“明心见性”之“明”。

利害心,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有“智”无“慧”,像王熙凤一样,机关算尽,最后反算进了自己的“卿卿性命”。一个人为人太过精明、太重利益而不重情义,就连本该亲近他的亲戚都会躲着他,必然以孤家寡人收场。

贤愚心,与人交往的时候不能真诚相待、一视同仁,而总是在比较,总以一些外在的、物质的因素来衡量他人,把每个人都放在利益关系中去衡量,或者放在自己的价值尺度中去判断,从而决定是否与之交往。如果总是根据利益关系判断人际关系,不仅自己累,与之交往的人也会不胜其烦,这样很少交到真朋友,即使有了,也很难长久。

是非心,是总盯着是对是错、是好人是坏人的判断。为人处事始终在是非判断上下工夫,不论事情的大小与性质。这样的人过多纠缠于小事、细节,便不能通于大道、达于至理。因为“道”浑然一体,天下万物万事总在其中,是处即是非处,非处亦是是处。现实生活中看待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的角度不同,判断也就不同,永远没有最全面和最高明的审视。如果非对即错,非此即彼,凡事都要论个理,那在日常生活中,烦恼之事会接踵而来。有时我们看到很多人之所以烦恼,不是因为自己遇到了什么麻烦,而是看到一则报道,听到了一则传闻,就忍不住骂,骂同事、骂领导、骂时代、骂世界。这不是真正的是非分明,而是自找是非。

好恶心,是人的私情私爱在作祟,是设定一个小圈圈,爱之就鸡犬升天,恨之就株连九族。人的内心不能公正、平和地看待周围的人事,总是用情绪来决定自己的态度,是非对错取决于喜怒哀乐,就会遮蔽对世界的正确认知,偏离了正确、恰当的轨道,做事也就难免“与理不契”。

总之,我们所说的“正心”,就是要把“心”放在一个非常中和的位置,“利害心”、“贤愚心”、“是非心”、“好恶心”,都是人心的一种过度偏斜,皆可称之为“分别心”。

人心太聪明、太玲珑的时候,对外在人事做种种利害、贤愚、是非、好恶上的分别,内心就不再浑然、不再开阔、不再坚挺,而陷入了破碎、狭隘、脆弱的境地,这样的内心很容易受到损害。虽然我们讲人要聪明、要内心洁净,但一定不要过度,“明心”不是让人斤斤计较、存有过于细密的分别。

没有分别心,在现实生活中很重要。有新闻说现在的“闪婚族”,结婚快,离婚也快,感情婚姻不能维持长久。除了所说的年轻人的好冲动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我觉得“分别心”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只懂得接受,很少懂得给予。每到节日,通常都是父母在给子女打电话,而主动给父母打电话的很少,有时候甚至对父母的电话还感到厌烦。这样的习惯,一旦恋爱或结婚,不自觉的会以自我为中心,对双方的财产、亲戚、老人的界限都分得很清,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常因分别心而产生矛盾。实际上,两个人要组成家庭,在感情上、在法律上,权利和义务都是同等的,双方都要想到那是共同的老人、共同的财产、共同的事业,不要有分别心。

从这个角度讲,“明心”最重要的是不能有分别心,一个部门不要只考虑一个部门的利益,一个地区不要只考虑一个地区的利益,一个人也不要总考虑自己的利益,能够从国家的发展、老百姓的安康、周围人的幸福角度想想该何去何从,稍微理解一下他人,关注一下他人,方便一下他人,帮助一下他人,这个社会就会和谐、安定得多。

三、端正

我们讲“明心”,不能只空谈心性,要了解“明心”的大用,在于辅助事功的追求,方为不负修养、不负所学。魏晋玄学的优点在于思辨,缺点就在于不去做。到了宋明理学才强调知行合一。《格言联璧·学问》里有句这样的话:

经济出自学问,经济方有本源;心性见之事功,心性方为圆满。

前半句是讲经济和学问两者不可分。我们不希望人读书越读越穷困,也不希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中最贫穷的阶层。现在有人抱怨硕士毕业、博士毕业后工作的待遇还是很差,不要总是想自己没有什么?抱怨自己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合适的机会。而是要想想自己有什么?是否有学识、是否有能力、是否有修养?

如果有了这些东西而没有那些东西,那不是你错了,是这个世界错了,是这个时代错了。如果没有,那答案就是:抱怨错了。

没有必要抱怨教育制度,再差的学校也有好学生;不能抱怨国家,正是有了问题才需要我们去解决,才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我们能做的,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即使从本科到博士,也至少要读八九年的书,大多数学生应该是十年,最后到毕业了却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保障,这最大的过错在谁?

世上没有任何一种书是让人去学会如何贫穷,学了知识而不能有所用,就不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天天读《论语》、读《资治通鉴》,结果却弄得自己衣衫褴褛,莫不如不读。因为他学到的是字句,而不是其中的理。

当然,读书必须有经济作保障,比如理工科做研究而没有经费,就做不了实验,也出不了成果。做任何事情,尤其做艺术、做文学这些事情,首先要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否则没办法做学问。但是,我们要明白“经济出自学问”,读书一定是要跟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即使一时困顿艰难,也要好好培养对天下事情、对社会形势的观察,到一定时候就会找到做事业的切入点,把学问和经济都很好的发展起来。

光讲经济而没有学问,是暴发户,现在都被大家看不起;但是光有学问而无经济的人则是穷书生,是酸秀才,也得不到尊重。现在很多企业家去进行再培训、再教育,在于他们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了解到没有学问,经济则难以有更大的发展,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意识到要更加丰富自己的学识。对年轻人来讲,虽然一时经济不足,但要在学问上努力,不能操之过急,要对学问有信心,要明白经济和学问是不可分割,该读书时读书,该挣钱时挣钱,二者相互支撑,方才能够发展。

“心性见之事功,方为圆满”,空谈心性没有意义。“正心”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有外在事功的成就,这才称得上是人生圆满。就学问而言,为学不能只会讲一些行业术语,有的人常常是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讲到了马克斯·韦伯、汤因比,从亚里士多德讲到了康德、费尔巴哈、弗洛伊德。我们学理论、懂理论,但不能空谈理论,从理论到理论,而是把这些理论内化到心灵深处,增加自己看待世界的睿智,让心性与外在世界结合起来,要用这个“正心”做事业才行。所以说,读书时要能做到:

何思何虑,居心当如止水;勿取勿忘,为学当如流水。(《格言联璧·学问》)

以宁静致远为座右铭。心一定要静,如静水一样波澜不惊,但又非一潭死水,在斗室中、在书桌前关注社会、关注天下。但要让学问像流水一样,鲜活的,汹涌澎拜的,气势充足的,能够把天下、生民和社会都囊括其中。我们常用活水来比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明·杨慎《升庵诗话》)。这不仅可以形容他们的散文风格,更可以形容他们把学问与对天下的深切关怀融合在了一起。如此用修心和读书熏习日久,学问与事功自然而然就能结合起来。

上面讲到了何为“心”及“心”之种种,讲到了何为“明心”以及“明心”之大用,不妨概括一下如何养心,那就是要能够:



北宋·苏轼《治平帖》



北宋·欧阳修《灼艾帖》

宽心以容物,虚心以受善,平心以论事,潜心以观理,定心以应变。

要让自己的心胸宽广起来,容天下可容、难容之物;让自己的心灵虚静起来,生发善念、接受善念;让自己的心态平实起来,论事气度冲和、不躁进;让自己的心性沉潜下来,明察人事道理,行事中于规矩;让自己的心情安定下来,遇事不慌乱,对变局能够坦然应对。这话很妙,且应细细涵咏。

《格言联璧·摄生》里也讲:

多静坐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去嗜欲以养心,诵古训以警心,悟至理以明心。

是说平时如何注意修心。每天或者一段时期,都要给自己安排一些安安静静、无须做事的时间,用来静心静坐、养气收心。这些时间不必太长,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神在忙碌中能够静养一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人要能动,也要能静。酒色财气最能迷惑心志、使人糊涂,要少近嗜欲,尤其不能玩物丧志。有些古训不要认为是老生常谈,这些恰恰是贤者智者的经验总结,流传千年,自有睿智存在,有空读读《论语》、《道德经》、《心经》这类经典,包括翻翻《菜根谭》、《格言联璧》、《围炉夜话》、《呻吟语》这类格言集,也能给我们不少人生的启迪。读这些书,就是要多了解其中深刻的道理,来警醒自己、明了人生世间的意义所在。

做到这些,我们就可以在热闹中炼心,时时修炼自己,在内心沉静下来后扩展心胸;在行事时验心,看看做事是不是符合正心的标准,时刻省思,时刻成长。

[1] 程颢(1032—1085)与程颐(1033—1107)并称二程。两人为嫡亲兄弟,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两人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对朱熹的影响颇大。





第二节 全性

讲全性,就要理解中国文化里“性”的意义。“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从类于动物的角度来讲,“性”即人的本性,近于我们现在讲的自然属性。二是从区别于动物的角度、从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度来讲,“性”即是人性,是区别于其他动物肉体之欲的伦理、价值、道德,近于我们现在讲的社会属性。中国学者从先秦时期就开始思考人“性”的问题: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什么?人生活于社会中,其存在的特征是什么?人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

一、辨性

对于“性”,先秦诸子和后代学者曾认真进行的讨论,形成了几种基本的观点:

一是生性。代表人物是告子。告子其人其书均不详,学说全赖《孟子》得以保存下来。据《孟子·告子上》记载,告子与孟子辩论何谓人的本性的问题。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通俗地说,他认为“性”就是人的肉体。用现在的概念来讲,“肉体”即为自然属性、是人性中最初的组成部分,是自然属性中最原始的部分。既然“生之谓性”,“性”由人的肉体而生,所以它是无善、无恶的;而且“性”如水一般,水放到高处的时候会向东、西、南、北流,人“性”的生发也是如此的自然而然。所以告子论“性”,是把“性”当作人自然而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然特质。



明·仇英《南华秋水图》[1]

二是天性,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否认了告子的“性是肉体”的说法。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都是从“道”中派生出来的,人也不例外。“道”有天道、地道、人道,人就是从“人道”中派生的,人“性”也是生于“道”中,一定要道法自然,要合乎自然的规律。实际上,庄子是把老子“道”的学说发展到了人的身上,老子重于讲天道而轻于讲人道,在于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道是损不足而补有余,人道总是残缺的。可以说,老子讲的是宇宙间大道理,是客观存在上至大的层面。而庄子认为这样何其累也,他转向讲人道。

庄子认为人变坏,全因在社会中受到了扭曲:人刚出生时是非常天真、非常善良的,但成长时却总被要求按照礼乐教化行事,被许多的规范规矩所束缚着,这是违背人道的。所以觉得人要想活得潇洒,就应该不受后天的约束,不按照后天的规范做事,不能扭曲自己,也不要被异化、奴化。什么是奴化呢?人生在天地间,都是天地的派生物,不管是高贵还是贫贱,是富足还是贫穷,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所以人都是应该平等的,每一个人从人格上来说是独立的、自尊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总会有一些不同的体系让有的人地位高起来、有的人地位低下去,这样人就会被奴役,过着委屈的、被侮辱的生活,这就是奴化。被奴化的人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而是只能做该做的事,这是人性被异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庄子认为人在现实世界中受到残败,应该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这个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精神的自由、天性的自由。我们常说小孩子天性活泼,就是因为小孩子不受或者很少受后天约束,保持了由自然而来的那份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天性。庄子讨论人性时讲要恢复天性,这是比告子高明的地方。庄子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精神的超越,这与告子认为的客观肉体正好相反相成:告子注重人性何以存在,庄子注重人性如何完善。

三是性恶论,代表人物是荀子。我们习惯说荀子讲“性恶”,孟子讲“性善”,实际上,荀子理论吸取了告子的一些观点,他没有讲人最根本的“性”是恶的,并非如孟子所说“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认为,人心是有善的一面的,但自从人生下来的那一刻起,人性善的一面就开始受到后天的污染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一出生,人的自然属性因为是自然的东西,无所谓善恶,但每一个人都禀赋自然属性而来,在社会中这些自然属性会被引诱、污染,会变得无限扩大、没有约束,从而人性开始贪婪、自私、好利、不循礼法,这就是“性恶”。荀子讲要想改变人的“恶”性、要“化性起伪”,就得依靠后天的教育。《荀子》开篇即是《劝学》,就是要告诉大家去学习,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后天的教育,才能把人内心中已经生出的最阴暗、最贪婪的东西压制下去。

四是性善论,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认为人“性”有一种先验的善性,是随人的天命而来的道德体验。孟子的学说是承继孔子而来的,但是孔子直接谈论“性”的话很少,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主要谈论“仁”的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族群、区别于禽兽动物,就在于人的社会性,这个广泛的社会性被他概括为“仁”。“仁”是全部道德的根源。然而,孔子对何为“仁”并没有做具体地表述,只对弟子解释了哪些行为是仁,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更多的是一种行“仁”之方。“仁”在孔子那里是一个终极的概念,就像老子的“道”一样,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范围。

在孔子之后,有两个人具体地发展了“仁”:一个是墨子,一个是孟子。墨子最初是学儒学的,后来觉得儒家学说有些缺陷,于是自己创立了一个学派叫墨学。墨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兼爱”,这便是一个具体的理解。“兼爱”是什么呢?就是对所有人都要爱,类似于现在西方说的博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都要相亲相爱,这是把孔子的“仁”无限扩大化了。



清·康涛《孟母断机教子图》

而孟子则在孔子的行仁之方以外,开始思考何者为仁?思考“仁”的根源问题。孟子发现在生活中,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点善念,他把这个善念叫“恻隐之心”。所以,孟子讨论何为“仁”、“仁”从何而来的问题,就归结到每个人的善性,即人的“恻隐之心”上来了。每个人都有一点原初的善念,如果能把这一点善念扩展开来,先是对自己的家人,再是对周围的朋友,进而是对天下人的关怀和关心,而这种关怀和关心就叫“仁”。孟子还讲每个人都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又分别是儒家所推崇的“仁、义、礼、智”的起端,广义上的“仁”所包含的这四个规范,都是从人心中生发出来的。孟子讲的“仁、义、礼、智”,实际上是把儒家的道德规范扩大化了,认为这正是人得以为人,人得以成群的基础。在孟子看来,每个人都有先验的、固有的善念,把这个善念表达出来就是“仁”,即我们所讲的人“性”。后世《三字经》里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来自孟子的理论。



墨子讲学图

荀子和孟子的分歧,成为后世谈论“全性”问题的两个方向。到宋明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探讨更为深入,形成了理学与心学的分别。宋明理学在探讨“性”的时候,多继承了荀子的观点。荀子认为人“性”在后天总容易被某些利益关系、厉害关系所污染,所以必须要用外在的礼仪和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让人回到合乎社会规范的道路上去。朱熹就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要用天理来约束人内心的欲望,这种欲望即是荀子讲的“恶”性。只有把这种“恶”压制下去,人才能合于社会规范,才能成就事业。

孟子讲“性善”,就是要用自己的内心关照万物,把内心的一点善念培植壮大,再全部发挥出来。陆九渊、王阳明等人讲的心学,要求人“求放心”,要人把内心打开,让内心的善性融入到天地万物之中,融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激励人做善事。这里也把“心性”的问题与天的问题结合起来,就像孟子讲的: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

心正了,善性自然就能发挥出来;善性能发挥出来,人的生性就走向善良,就能通于神明、通向高明。正心也好,修养心性也好,最终都是为了“事天”,即是要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理解人生。

二、见性

除儒家之外,道家、佛家也都讲到了人“性”的问题。《淮南子》以黄老学说为基础,可以将其理解为道家。《淮南子·览冥训》中说:



明·丁云鹏《三教图》[2]

全性保真,不亏其身;遭急迫难,精通于天。

“性”即本性,“身”即我们前面讲的肉体,“保真”是道家的术语,即是真身不坏。这里包含有两重重要的意义:一是“全性保真,不亏其身”,体现出对“性”与“身”的兼顾,注重讲肉体和精神的合一;二是像儒家一样,把“性”“身”的思考,上接到了通于“天”的更高层面。

“性”与“身”的并重、兼顾,在道教产生之后,形成了“性命双修”的观点。所谓的“性”就是道德修养,“命”就是“身”,是人的肉体。张伯端《悟真篇》中讲:“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认为道家理论存在不足,明确地提出了“性命双修”的口号,他认为人既要断绝各种各样的欲念,同时又要能够修养自己的德行。“性命双修”,就是要让肉体和精神都能够自由,都能够保全、保真,这是道教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始的道教有神仙思想,相信人能够长生不老,而要长生不老,即是要保证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永恒。到唐朝,人的认识得以发展,不再讲神仙学说,因为神仙可期不可学。但是神仙学说关于追求肉体和精神永恒的观念被保留了下来,经过调整,形成了“性命双修”的观点,强调生性、天性要合而为一。

佛家也讲明心见性。佛教有三本入门的读物《心经》、《金刚经》、《坛经》。《心经》主要告诉我们要能体会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真谛,知道世上万事既是缘,也是幻。《金刚经》提醒我们要用智慧去斩断一切烦恼,破除一切妄念、不识,防意如防城,保持内心如金刚一样不坏。《坛经》讲顿悟之法,讲一个人从修炼到顿悟、到开悟,靠的是心灵的明澈,超凡脱俗。

可以说,整个中国哲学史都在思考并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天人问题,一个是心性问题。从心性的角度切入以达到“明心见性”,最后归于更高的层面,在天人问题上做到天人合一。在讲心性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即是要用自己的内心去关照万物,让自己的内心更加清明、善性得以扩大、恶念受到压制,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史、佛教史、道教史最终的答案。

所以我们讲“正心”,就要提到“性”,只有这样才能讨论清楚“心性”,进而去理解更大层面的天人问题,去解决更为完整的人生的修养与事功的问题。



唐·欧阳询《心经》



清·成亲王《心经》

把“心性”的讨论上升到哲学认识的层面,与外在事功相结合,古人用力很勤。沈近思在《读<恽毓鼎澄斋日记>》中讲:

养得性情和平,方可做事。看来古今莫大事业,皆从性情上做来。故圣贤之学只是理会性情。

人有七情六欲、自然有痛苦烦恼,但要摆脱痛苦烦恼,真正的至上境界应该是心情平静、性情平和的。人只有在平和时才能做事,才能沉着应对各种变局。中国有句俗话叫“无事生非”,很多人就是在闲散时生出无端的烦恼,做出不合乎规矩的事情。我们说人要有沉静的功夫,但一定不能有懒散的懈怠,所以人要把自己的性情修养用到那些正常的、健康的、有意义的事情之中。什么样的人境界比较好呢?那就是:

无事应有事,以有事应无事。

以无事应有事,即在面对非常烦琐的情况时,众人都找不到出路,只有他能够找到出路;众人都惊慌失措,只有他还能举重若轻,这样久而久之就能卓然自立。这种举重若轻既是一种中流砥柱般的大将风度,也是能洞达事物根本的一种能力。以有事应无事,即在做事情前,能做到未雨绸缪的思考一些问题;在无事闲散的时候,能心静下来先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事情理顺,尔后指导接下来的行动。

自古以来,能做多大事,能成多少事,固然取决于能力,但根本取决于性情。中国古代的很多学堂、学校里制定一些规则,也是按照这样的观念来对读书人做出要求的。如《程董学则》就说:“修业有余功,游艺以适性。”修习学业一定要全力学习,要做到见功绩;学必有所游,要习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事,把自己的性情用在正道上。只有这样努力奋进,熟习六艺,才能把自己培养成有为的君子。



白鹿洞书院明论堂[3]

如何修养自己的性情?《礼记·乐记》讲:

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匿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正义。

“聪”是耳朵好,“明”是眼睛亮,“聪明”即是耳聪目明。君子耳目之内,不要有“奸声乱色”,不要有惑乱心志的声色犬马之事。为什么说是“内”呢?因为古人认为,这类声色玩乐之事不是绝对不可以有,即使有也不能入于本心,不能乱己之心。“淫乐”就是过度放纵享乐,“匿礼”就逾矩之礼,对于这些想都不要想,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更不要说让那些乌七八糟的想法“接于心术”了。修心,不要去触及懒惰、怠慢、奸邪、隐僻之类的事情,要维持心性修养的清澈。耳目鼻口心这些感知,要能感知于天地万物,要能完全顺应正气。总之,是要保持内心不受后天的污染,不受各种各样邪僻事物的侵袭。

清代刘源渌在《读书日记》总结存心善性时说:

须要耐烦、耐苦、耐惊、耐怕,方得纯熟。

一要“耐烦”。“耐烦”即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要“耐得下世俗烦恼,放得下世事纷扰”。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把心性修养与事业结合起来,就要耐得住烦恼。烦恼一般有二:一个是无事生烦恼,在闲散懈怠、无事可做的时候易生烦恼;另一个是太忙生烦恼,事情千头万绪、理不顺、做不完的时候就生烦恼。所以太忙碌、太空闲对人都没有好处,太闲时内心易空虚,太忙时内心则易疲倦。要处理好闲和忙的关系,就要用“弹钢琴”的方法,做到忙与闲的转化自然,就像弹钢琴一样,一个键按下去,另一个键就抬起来。事情虽千头万绪,但做事总也不乱,总是张弛有度、条理分明。

二要“耐苦”。人来到这个世间,要想成就事业,苦难在所难免。只要有追求就有痛苦,求上进的念头本身就是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痛苦,人一定要耐得住、还要享受这种痛苦。

三要“耐惊”。“惊”即是惊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唐·杜甫《春望》),含有一种因世情而起感伤、遗憾的意思在里面,心总被惊起,则意不能安,不能安就不能定心做事。

四要“耐怕”。即是不畏恐惧,人要立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人做事不能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要有精气神,要有胆略。

三、内圣

内圣外王是中国人讲究的修养目的,内圣出于修养之高,外王本是修养之用。要想成大事,就先要让自己高大起来。这就需要不断熏染耳目,不断长进。

曾国藩注重内圣修养工夫,他曾说:

近来每苦心绪郁闷,毫无生机,因思寻乐,约有三端:勤劳而后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忮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曾国藩日记》)

在心情烦闷、毫无生机的时候,要找一些简单而又能愉悦身心的事情做,比如安安静静地休憩一下、平心静气地淡定下来读读书。很多人出现问题,就是在独处时、私处时出了问题。我们前面也讲,人最可贵的品质在于能沉静下来。看一个人境界的高低,全在看他独处的时候做什么事情,而众人都忙忙碌碌时就看不出来高下。勤劳而后憩息,在努力奋进的间隙,稍稍慢一下、停一下,安安静静地思考一下,这是一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勤劳之后的休憩,是一种认识自己价值之后的休憩,是对自己的奖赏,真能愉悦到心灵深处。尤其是在繁华浓艳处,在急雷迅风时,能够保持淡定,不去生妄念、生忮心,不产生过度的波动,始终保持喜乐的平常心。

曾国藩觉得在勤劳之余、至淡心境之中读读书,也是为乐之方。古代人比喻一部书写得好,说这本书扔到地上就会发出金石声响,读书也是要读出金石之声,才是真正的读透、读懂了书中的道理。就四大名著来说,其中蕴涵着深沉的人生智慧,尤其是蕴藏其间的悲剧意识,最令人掩卷叹息。《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的悲剧,《红楼梦》写的是文化的悲剧,《西游记》写的是性格的悲剧,《水浒传》写的是英雄的悲剧。读通了书中人物之所以成功、之所以失败,便可把经验、教训都在做人处事中加以借鉴。读书不一定只读中国的书,还可以读西方的文学、历史。比如内心静不下来,读一读《瓦尔登湖》,就能知道心该如何去纯净。读一读泰戈尔的《飞鸟集》、《游思集》、《新月集》,就知道如何保持灵性与平和。

若有兴趣,可以读读梁启超的家书,很多是他写给自己孩子的信,信的开头通常是“孩子们”,显得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很平等。他的孩子们多有成就,与良好的家教是分不开的。梁启超[4]是怎么修养性情的呢?他说:



梁启超像

每日静坐一二小时,求其放心。常使清明在躬,气智如神,梦剧不乱,宠辱不惊。他日一切成就,皆基于此。(《饮冰室合集》)“求放心”,是要把内心的善意全部展示出来,这只有在静坐时才能细细体会。要求放心,首先要达到“清明在躬”的境地。“躬”即是自身,自己的身心能感觉到清新爽朗,这不能外求,只能内化。如果能静静地坐在那里想一想,看看春花,赏赏秋月,自然就会神清目明。“气志如神”是另一重境界。在身心清明之际,把自己的心中的善念慢慢发展起来,人有善念,自然开阔浩大。平日里大家都营营扰扰,心神很难体会到这一层次,但是我们都有一种经验,就是在晚上朦胧入睡的时候,反而觉得感官、意识都非常清楚,夜间听雨入耳更清晰、思考问题也容易入神。原因就在于,这时候心神脱离了繁杂事情的牵缠,进入了静的阶段,即是“放心”的阶段。我们有时候做事做不好,就是心里紧张、不放松。这就要试着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达到这种“放心”的境地,做事就很顺利,如有神助。人若做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就能够树立起心性,能够成就大事功,以致“梦剧不乱,荣辱不惊”,内在修养也就慢慢到家了。

梁启超一生不能算长寿,但他搞维新、闹革命、中年流亡,写了1000多万字的文章,还养了一大群出色的孩子,一在于勤奋,二在于心境。我们常听很多人说:最近太忙了,我要是闲了,将如何如何做一个宏伟的计划。这是推脱之词,关键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心境。梁启超在家书里经常写自己下午闲散了,读了什么诗,读了多少卷。有时候说自己昨日喝酒醉了,就跟孩子们说不要学这样子。他都是在很平常的话语、很平常的事情上表现出自己的修养和见识。梁启超说自己的一切成就“皆基于此”,心性修养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不能不使我们好好反省我们何以无成。



梁启超手札

[1] 用拟人手法,将凝望流水的男子和侍立的女子比拟为“南华”和“秋水”,隐喻“秋水时至”,深得《庄子·秋水篇》之哲理。

[2] 孔子、老子、红衣罗汉坐于树下共同探究玄理的情景

[3] 位于江西九江市庐山,是中国首间完备的书院。朱熹曾在此亲自讲学。

[4]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





第三节 慎欲

正心,是对无底欲望、不良情绪的纠偏。人的欲望,很大程度上都起自“食”、“色”。“食”对小孩子来讲是吃饭,对成年人来讲就是要吃得好一些,这只是一个表面,实际上“食”是对满足口腹之欲的要求,是贪欲的起点。很多人在学生时代的生活很清苦,但参加工作、走上社会以后,就开始奢侈,一顿饭消费成千上万元,这正是人对自己欲望的无限扩大。尤其在中国,吃的文化很发达,纯粹的对“食”的需求之外的意义很丰富。很多时候人追求吃,不是出于营养,而是出于身份。人生一世,追求吃得好、穿得好,是人自身的一个本性,但是没有限制、没有约束,就会很容易走上贪欲的道路。

“色”就更好理解了。恋爱、婚姻对一个人来说是正常的需要,但很多时候“色”往往发展成占有,成为人的无尽之“恶”的欲望。现在很多官员为官腐败、走到身败名裂的境地,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两点:一是贪财,这是从“食”上来的贪欲使然;一是好色,贪官一般都会有非正常的男女关系,这是在“色”字上的作恶。

“食色,性也”,人的欲望既然是从这些很平常的地方生出的,那么人就一定要对自己的欲望警惕起来。欲望起自平常,起自细微,是从小事小处慢慢地变大、最终导致亡身的。中国文化对于这一点认识记载得很清楚,《礼记·学记》中说: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

人怀有食、色欲望,一旦处于面对死亡、陷于贫苦的境地里,就会成为人之大恶,百身莫赎。《老子》很早之前也告诫说:

祸莫大于不知足,罪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唐·吴道子《老子碑像》

世人总是欲望过盛,整日里想着篡权夺位,想着贪污腐化,往往从小处不检点开始,既得陇而复望蜀,欲望无限的膨胀,最终导致了遗恨终生的大罪、大祸、大咎的,正是从“不知足、欲得利”的心理开始的。正因为如此,孟子才讲“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要想让自己的心性发展,就要“寡欲”。如果欲望不能压下去,小可以亡身,大可以亡国,如《吕氏春秋·为欲》所言:

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

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大都是好色的,夏桀、殷纣、周幽王,最后都以亡国亡身为结局。所以,一个人要成长、要做事业,就一定要清楚自己内心最根本的欲望是什么,即一定要知道自己人性的缺点。有人好名、有人好利、有人好财、有人好官,人都有自己最根本的欲求,成也在此,败也在此。有正当的欲望,可以为之求索、为之奋斗,成在此;有过度的嗜欲,则贪妄、逾矩,失足于人,败也在此。我们对待欲望要慎之又慎,并将其压制下去,这样才能正心。

一、制欲

制欲,就是让欲望有所控制,这是慎欲的首要。程颐曾教导学生说:“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流于滔天。”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酿成滔天大祸,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不是靠直觉,而是靠理性来判断是非对错,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私欲。《景行录·省心杂言》里有几句讲如何制欲:

外事无大小,中欲无浅深。有断则生,无断则死。大丈夫以断为主。

做事不分小大,都应该诚以处之;遏制欲望也不应论深浅,都要及时为之。做人做事,都要把欲望尽量压制下去,不能使小的欲望变大,直至欲壑难平,欲望太深则境地太险。为大丈夫者,即要成事业的人,都要有这种痛下决断的功夫。断绝欲望则成就事业,不能断绝私欲则不能成就事业。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一个人如果完全按照欲望来发展,他是没有回头路的。为官放纵欲念,就是贪婪腐败;做学问放纵欲念,就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最后学问做得急功近利,难有大成。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明·王阳明《与杨仕德薛尚谦》)每个人心中都有无限的欲望,都有对锦衣玉食的追求,对功名利禄的向往,甚至有时候整日陶醉在自己设置的幻境之中。每一个人都不能免却有梦想,但利人利己的梦想是理想,损人利己的梦想就是欲望,损人而不利己的梦想是邪念。

要摆脱来自名利的虚荣已经很难,更何况那些私欲。李白才华横溢,洒脱旷达,目无下尘,连他都免却不了虚荣心。李白的妻子不懂作诗,他就自己先写了一首诗作“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然后寄给妻子,再让妻子寄还自己,李白拿来品读,想想自己被妻子苦苦相思,便有莫大的心理安慰。对于生活在滚滚红尘之中的人来说,很多时候不是理想支持我们的行动,而是欲念支配我们的行为。反省一下自己做事的动力,就知道我们心性修养的功夫。

我们现在教育孩子,提倡赏识教育是很有必要的。赏识教育的要点在于,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要时刻鼓励孩子去做这样人,并且相信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时日长久,便能在孩子的心中确立起这样的信念,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支配他、指引他,使他走上正确的道路。

同样,在交友、恋爱、婚姻以及管理中,要意识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向善一面,也有向恶一面,要懂得运用赏识、鼓励来帮助他们把心中之“善”发挥出来,鼓励身边的人上进、向善,一起修养,一起成长,这也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理。



清·曾国藩书“止于至善”

断欲念、去欲念说得有点儿学理化,用俗话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制欲,就是不要使性子。尤其现在大都是独生子女出身,从小在家里就被宠爱着、娇惯着,在很多事情上,都习惯了只接受、不给予。如此一来,心性就会很放纵,没有为他人着想的习惯。读书的时候,很多人便把这种对待生活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带到了学校,有的人就处理不好同学关系、朋友关系。而这一点对于婚姻的影响也在逐步凸显,有调查显示,中国现今的离婚率很高,而离婚的主力军却是“80后”的独生子女。为什么?

他们双方都习惯了让他人去为自己考虑。也许两人在结婚前的感情很好,但结婚以后却发现生活琐事太多,需要拿出很大的责任心来对待,琐事最易见心性,双方的缺点都开始暴露出来。若此时两人都不懂得给予和宽容,便容易导致反目成仇。网上有卖一种特制的骰子,上面写上做饭、洗衣、拖地板、看电视、看报纸等,卖给年轻的夫妻们去掷,这是一种游戏,玩玩可以,过日子既不能凭运气,也不能靠掷骰子。

生活不是一场游戏,一定要认真对待。做人做事包括成家立业的时候,都要对对方多体谅、多谅解,不能一切事情都完全按照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好恶来规定。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绝对的主导谁。在家庭中、在单位里,我们都要收住自己的心性,克制自己的欲求,要学会相互的妥协。

那么,如何“制欲”呢?

第一,能耐烦。前面说到“存心善性,须要耐烦、耐苦、耐惊、耐怕,方得纯熟”,“耐烦”是一项重要的功夫,也是一项当务之急。吕近溪《养正遗规》中讲:

先学耐烦,快休使气。性燥心粗,一生不济。

正心的时候要耐烦,遇事要能心平气和,不因纷扰而生气使性;性情暴躁、内心粗糙的人,一生做不了大事情。因为真正能成事业的人,都是有心之人,“处处留心皆学问”,做人也是如此,处处留心皆成就。人要能在纷冗的事务中,常使此心澄空,久而久之,就能耐烦起来。“澄”就是宁静,“空”就是空明。心能沉静下来、安宁下来,就少了许多贪妄的欲念,减了许多狭隘的想法,时间一长,人心就能纯熟起来。所谓“纯熟”,是对天地万物都能想明白,对社会人事都能应对自如,这是近于往古圣贤的境地了。

要“耐烦”,就是内心要平和,保持中正,心思不要来回的游移。不能“耐烦”者,心思不能沉静、游移多变,常常会导致各种问题。“心一模糊,万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万事不入耳目;心一执著,万事不得自然”(《格言联璧·存养》)。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坑蒙拐骗,卖假货骗钱财、说谎话骗信任,这都是在找人心思迷糊的缺点。人的心一模糊,就看不清真假、辨不明是非,做任何事情都会落得不可收拾的下场。

第二,不疏忽。心思疏忽会导致许多事情不受重视。有时候是待人接物上的疏忽,别人很用心地与他交谈,而他却心不在焉,人际关系由此开始破裂;有时候是事业上的疏忽,一个细节不曾注意,一个关键没有把握,都可能导致整个局面的失败。

第三,不过执。过执,是过于固执地想得的或者想抛弃,即佛教里所谓的“痴”。心中太想得到,欲求太强,人就不能安然处事。不管是升学,还是职场应聘,很多人在参加面试的时候都非常紧张,这就是因为对结果太执著。心一执迷,就总会觉得自己准备不够充分,由此生出不自信,生出不自然。如果我们能认清并正视自己欲望的话,就能保持心境的平和,对事对物都能够持一种中正之心,免除那些模糊、疏忽、执著的妄心,在事业上也就无往不利了。

前人的观点中,对于如何“制欲”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我们可以效仿。《小窗幽记·存养》中说:

以理听言,则中有主;以道窒欲,则心自清。

以理听言,即是说听别人的言语,听别人对自己的劝解、告诫,甚至阅读别人写在书中的言辞,都一定要揣摩其中的道理,揣摩其内在的逻辑、思想、见解,而不能停留在言辞表面。这样的话,他心中就会形成自己的主见和思考。

以道窒欲,即能按照道义来控制自己的欲望,心就自然变得清静。何为道义呢?就是对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事情应该如何做,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理性的想法。实际上,人常常不能够按照道义、依照内心理性的想法去做事,而完全照着自己的欲望去行动。这可能是诱于利,也可能是诱于名,如此一来,人心就难以安宁、难以端正。李鸿章对于“制欲静心”,也开出过药方:

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浮气而增定力。

一说“古人书”,很多人就认为它是很破旧的东西。很简单地想一想,现实生活中有哪一句话可以被我们记上一年、十年的?而古人载在书中的言语,从古至今,两三千年有之,四五百年有之,是代代口耳相传的大道理。一个人孕育于父母,发蒙于父母,但是读书之后,就要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成长,不能只是停留于家庭里的基本教养,在中国积淀的传统文化中,自然还有安身立命的大信条。

人要成长,一是从读书中汲取养分,不能遇事只是想到父母的那些基本教导;二是要向老师、朋友多学长处,遇事能借鉴他人的经验,能遵从高人的指点。中国兵书上有一句话叫“不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清·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一隅”即是小事,说不能思考大局的人,对于细节小事也很难谋划妥当。人要常思考天下之事、思考全局之事。做学问、写文章都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打个比方,做经济学的人要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问题,就得想到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形势;研究历史的人,在写一个历史小事件的时候,就应该在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探问这个事件有没有普遍性。所以说,“静思天下事”不只是要志在治国安邦,而且还是在教导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注意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人如能做到此两点,就“可以敛浮气而增定力”。

人在年轻的时候,轻浮躁进之气相对较多,为人做事没有定力。有时自认为什么都懂,什么话都敢说,可以被称之为“百度”、“谷歌”了,但是时间一长,很可能就会说错话,为人言语不能收束,口无遮拦,是很影响自己做事的。

有时做事情躁进,没有定力,就很容易半途而废,常常是起初的时候非常努力,到后来就懈怠、停止了下来。平常做事如此,做学问、做管理也如此,总是在努力的过程中,认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所做的事业没有什么用处,而对其失去了信心。实际上,研究者、管理者自己没有思考清楚,就轻易地把自己四年、五年的努力全部否定了。

有时太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有时候又是过于功利性地考虑研究的价值。任何一个研究、任何一个岗位不能先以有用无用来考虑,有的东西看似无用,恰恰有大用之处。看其无用的时候,人们只看到了它的局部。做学问就是要让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增加一定的高度,这就是做研究的贡献。

现在的全员管理,核心理念就是“让世界因我而精彩”,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一定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为人类发展增加一分力量。一个园丁把草坪修剪整齐、干净了,使他人感到赏心悦目、特别舒畅,这就是园丁的价值;一个平民能让周围的朋友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快乐,使他们的修养得以提高、他们的见识得以增长,这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作用。每一个人都不要妄自菲薄,要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要认识到自己对所从事的事业的贡献,心平气和地、定力十足地按照自己的路走下去。

高濂讲“制欲”要“忍”。他列出规则:

君子立心,未有不成于容忍,而败于不容忍也。容则能恕人,忍则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违,即愤然而发,是无涵养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当容人,不可为人容;当制欲,不可为欲制。(《遵生八笺·清修妙论笺上》)

儒家讲学问,不是只讲知识,更是在讲修身。高濂所讲的“君子立心”,在说修养心性是成君子的要务,自然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君子就是拥有大格局之人,要想立起君子之心,做事的时候就要有容忍的气度,容忍则成功,不能容忍就会失败。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冲动是魔鬼”,不能压制自己的冲动,则会败坏“立心”“制欲”的所有努力。

“容”则能对人涵容宽恕,“忍”则能忍耐各种繁杂、各种变化,要有屡败屡战的坚韧。不能容忍,则是他人对意见稍微地拂却,他就勃然大怒;对他做事稍微地批评,他就愤然发作,这都是缺乏浑厚、坚毅的表现,人的福分也是非常浅薄的。所以说,为大丈夫者、要成就事业者,一定要能够容人、能够制欲。宽容别人,而不能总是要别人来宽容自己的过失;控制欲望,而不是被自己的欲望支配而毫无自主的能力。不能容忍就不能培养起开阔的心胸,就不能住控制自己的欲望,在对人、处事上,都难有发展、有进步。

二、慎独

儒家认为,人的欲望常常不是在人前显示的,而是在独处的时候显现出来的、日积月累的。“独处”即是一个人无事闲散、非常孤寂的时候。人在独处的时候不能做到诚以对己,欲望就会形成,人往往就心生不善的念头、行不善之事,故而《大学》里面讲: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

人在独处的时候易于自欺,这就需要慎独以诚意了。“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诚意,就是一个人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想法,真诚地来面对自己的意念,不自己欺骗自己,不陶醉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中。能够做到这样,即是勇敢地面对自我,儒家则认为这是最大的勇敢。慎独,是“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学》),是一个人全部修养的衡量标尺。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如果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意念,能把这种内心的真诚表达出来,即是“诚于中,形于外”,既有内在的诚实,又有外在的修养,即是文质彬彬的君子。

要做到慎独,依靠的是什么?《中庸》里面讲:



四书书影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就是依靠“道”,即人的道义。人的道义之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放弃,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也好,在独处的时候也好,都要做到不偏离正道,不踏上邪僻之路。

我们可以把作为人的“我”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

“本我”是最可怕的层面,是人的欲望无节制的阶段。如我们讲独处,当下班回家以后坐在阴暗的角落里,开始算计这一天得到了什么好处、明天又该怎样做。这就是在隐秘的场合,“本我”最容易暴露;在最隐秘的时候,“本我”最容易主导。所以我们要在最微小的事情上,都不放纵自己的欲望,这是很难的,故而君子一定要慎之又慎。

“自我”是再上一层,是半理性半感性,要靠理智与理性来约束、指导“本我”,使自己做到正常的状态。

“超我”是最高的层面,遵循的是至善的原则,它才是一个人的最终决定力量。我们讲的“慎独”,就是讲人在“超我”层面上的反省、修养,让自己能够放弃本我,保持自我,达到超我,依从至善的原则,依从于“道”,做到纤尘不染,纯洁明净。

我们讲君子能慎独,最后能够成就事业,就因为要把这种“慎戒隐微”的精神用在做事上。很多时候,细节决定成败,过程决定结果,大事业就是从小事做起的。有的人讲在工作中领导不给机会,就是在他无意的时候、在一些细节之上把自己的信誉丧失掉了。工作上交待给他的事情如果草率应付,一次可以,第二次就不行了,到第三次机会自然就不会再有。我们做事要注意细节,不要把别人的叮嘱、托付轻易地忘掉,不要把向人许下的诺言轻易地忘掉,这就是“慎戒隐微”。

古人将“慎独”作为修身立志、教育子孙的铭言。杨继盛在《杨氏家训》告诫子孙:

或独坐时,或夜深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则思之,以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

在独处时、在深夜中,一个人完全地面对自己,心中念头纷繁,一个念头出现,就要马上自问“这是好念还是恶念?”若是好念,就要想办法把它扩充起来,然后执行它;是恶念,就再不能继续思考它,一定要遏制住。在行一事之前,也要做这样的思量,要看行事是不是合乎天理,这是从慎独时对善念、恶念的分判中来的。

儒家和法家的区别有两个,一是法家看结果,儒家看动机,法家认为为恶的念头可以有,做梦娶谁都是合理的,只要不做出来;儒家则认为不仅不能做,连想都不能想,因为有恶念时,就已经在作恶了。二是法家讲因性,法家用人循名责实,利用别人好色、好货、好名的心理,驾驭别人,不去改变别人,只想如何利用别人。儒家总想讲教化,想把天下一个个坏人都纠正过来。这个“慎独”,就是自己先纠正自己,是省思:

无事便思有闲杂念想否;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气否。得意便思有骄矜辞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怀否。时时检点,到得从多入少、从有入无处,才是学问的真消息。(明·洪应明《菜根谭·修省》)

人在无事的时候,便要想自己是否有闲杂之念。闲念就是无事生非之念,杂念就是不该想之念,投机取巧、自作聪明、诓哄欺瞒、敷衍应付等都是闲杂之念。人在有事的时候,就要想自己是不是粗浅浮躁、没有耐烦?是不是有压制不住的意气?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学问、写文章有这种粗浮意气,就不愿意去查资料,不愿意去翻检原文,做的学问就是应付之学。人生在世,不认真不行,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持应付的态度,这就要抛却闲杂念,抛却粗浮的意气。人在得意、成功之时,一定要反思自己有没有骄矜之色,要警醒自己不能骄傲,不能一时得意就开始放纵。失意的时候做事不顺,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失望气馁,有没有在人前表露怨望之色。事情成功了,他可以高兴,但是不要得意忘形;事情一时失败了,摇头叹气可以,但是不能沉沦崩溃。

人要时时检点自己,反省自己,要把闲杂之念、粗浮意气、得意时的骄矜、失意时的怨望,都从多入少、从有入无地逐渐消除掉。把这些从心中消除了,他就能看清自己,行事也就能达到很高的层次。比如做学问,他就能在学问中找到自己真正的旨趣,进而把握到学问的主旨;我们学习文学、历史、美术等文化知识,不仅仅是用以带来财富,而是为了生存得更好、更有情趣、更有风度。如此,人生才能变得更优雅。很多人读书只讲知识,不讲做人,最后变得有知识而没有文化、有知识而没有修养,这都不能算是学问的“真消息”。

王阳明是大儒,不仅学问好,而且活得洒脱,还能够建功立业。他讲的“慎独”从各个层面上对“心”做出了要求。《悟真录》中说:

心端则体正;心敬则容肃;心平则气舒;心专则视审;心通故时而理;心纯故让而恪;心宏故胜而不张,负而不驰;七者备而君子之德成。

心端,即是内心要端正,不要有邪念,促使行为也端正。心敬,是讲内心要有恭敬之念,外在的容貌也就会显得严肃庄重。心平,是说一个人的心胸很舒展,那么他的言行也就非常舒展,开合自如。心专,内心专一的人看任何事物都能非常的深入,能体察入微。心通,内心通达,做事自然就显得非常有条理。心纯,内心纯净,人就会非常的谦卑、简让,不会与人多做计较,而且还能坚持自己的操守,做到得让而却。心宏,就是内心非常宏大、开朗,成功时不会张扬,失意时也不会松懈。能够达到心端、心敬、心平、心专、心通、心纯、心宏这七种修养心性之道,也就达到了“心学”的要求。

清朝名臣张英也从“心”的角度来谈“慎独”的修养,他说: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溃甚易,一溃则不可复收也。微者,理义之心,如帷之映灯,见之难而晦之易也。(《聪训斋语》)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是儒家学说常用的词,是所谓的“十六字心传”的一部分,“十六字心传”即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讲的是人心都是很危险的,正如《庄子·列御寇》所言的“人心险于山川”,要警惕之;但是道心却非常精到,非常美妙,需要时时开发之。之所以说人心危险,就在于每个人都有私念、欲望,这个欲望要加以控制,防意如防城,不能等到其崩溃而不可收拾。道心所以微,就在于其是义理之心,就像一盏灯,是黑暗的欲望世界里的一点光明,这就需要时时拨亮,使它烛照心性。

曾国藩在总结人如何慎独的时候,说: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