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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国际主义(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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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5
Publisher:
中信出版社
Language:
chinese
ISBN 13:
9787508665948
ISBN:
B071SM2SYB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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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龙头凤尾

Year:
2016
Language:
chines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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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令妃传(套装全3册)

Year:
2012
Language:
chinese
File:
AZW3 , 1.2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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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国际主义(珍藏版)



[美]保罗·克鲁格曼 著

张兆杰 张曦 钟凯峰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言

第一篇 零和世界! 第一章 竞争力:危险的偏执

第二章 证明我的观点

第三章 贸易、工作和工资(与罗伯特·劳伦斯合写)

第四章 第三世界的增长损害了第一世界的繁荣吗!

第五章 国际贸易冲突的幻象



第二篇 好的和坏的经济理论 第六章 美国竞争力的神话和现实

第七章 经济外交往来——评劳拉·泰森的《鹿死谁手?》

第八章 大学生应该懂得哪些贸易知识!



第三篇 新兴世界 第九章 挑战传统认识

第十章 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令人不安的真相

第十一章 亚洲奇迹的神话



第四篇 技术和社会 第十二章 技术的报复

第十三章 世界经济的本地化



版权页





序言


12月的某一天,当我在小石城听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演讲的时候,我顿悟了。

我的顿悟和演讲者所希望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斯卡利当时是苹果计算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谈论数字化未来时旁征博引的演讲而闻名,这些演讲不仅使他获得了“技术幻想主义者”的称号,而且使他有望成为新当选总统克林顿最受欢迎的商界领导人。因此,在克林顿的领导班子即将上任前,他们在小石城举行了一次经济峰会。会上,首先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致开幕词,然后由斯卡利介绍全球经济的新情况。他将世界描述成这样一种情形:同企业一样,各个国家也在激烈地争夺全球市场。他的演讲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甚至连克林顿也颔首赞同。

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自认为对国际贸易有所研究。我觉得斯卡利的话有点不知所云[1]。然而,最让人担忧的是,并非只有斯卡利存在这种误解。虽然在那次会议上一些了解情况、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也做了演讲,但大部分演讲,尤其是最能迎合听众和政府的演讲,不是他们做的。也就是说,小石城的说教是拙劣地模仿国际经济学,它虽然听起来引人入胜,而且似乎精辟,却远远脱离了事实。

事情显得有点奇怪。这里仿佛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宣称会议聚集了世界闻名的人类心理学权威,站在讲台上做重要发言的是约翰·布雷萧(John Bradshow),他正在告诉我如何与我的内心世界沟通。

当我思索这种现象时才发现,伪经济学在小石城流行绝非偶然。假设你是一个聪明的美国人,没有学过经济学,想了解时事,亦即你是那类收看《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McNeil-Lehrer Newshour),阅读《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或《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人,你想专门研究国际上发生的经济事件。你会读哪些书呢?本书第五章列出了最近出版的7本书,第一本是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影响深远的《世纪之争》(Head to Head)。这些书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对世界的看法大致与斯卡利一样,把国际贸易看成国家间“非赢即输”(瑟罗语)的竞争;第二,书中很少或没有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贸易最基本的内容(例如,瑟罗的书在索引中根本没有“比较优势”这个词条)。

换言之,在公共演讲中,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国际经济苦思冥想、孜孜以求、历尽千辛万苦——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贸易平衡论”——才学到的所有知识竟被斥之门外,代之以圆滑的、华而不实的说法。它们迎合了那些不做艰苦、细致的思考,又想表现得深思熟虑的人。这种华而不实的说法在公开的讨论中逐渐占了上风,一个不读教科书而想了解世界贸易的人,可能从来不会意识到还有比这更好的观点。

在讨论世界贸易时,严肃的讨论被我所说的“流行的国际主义”所取代是谁的错呢?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人类的本能所致:懒得动脑筋,即使那些明智、深刻的人也在所难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家的影响总体来说在下降:一代人之前,这个职业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人们推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随着宏观经济学分崩离析成争吵不休的许多流派,经济学家的声誉受到了极大损害。另外,我们不应该忽视编辑的作用,他们通常唯流行国际主义者马首是瞻,而对那些能看懂国民账户、知道贸易收支也是储蓄和投资之差的人的深奥思想不屑一顾。事实上,很多著名的编辑自己就是流行国际主义者,例如《大西洋月刊》的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和《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的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他们有意以自己的刊物为讲台,进行讨伐知识分子的活动。

对于流行国际主义的兴起,国际经济学家应承担主要责任,他们没有尽最大努力与广大公众沟通。对于那些想了解世界经济的聪明的美国人,你会告诉他们读哪些书呢?虽然有几本不错的教材,但趣味性不强。也有些一流的经济学家,如哥伦比亚的贾格迪什·巴; 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写专栏文章,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发表文章,在电视上露面。然而,专栏文章或者短文——且不说在电视上露面3分钟——并不适于阐述国际经济深奥的思想,因为国际经济中的任何一件事,都至少以两种方式影响其他事物。不管怎么说,在小石城过完主显节后,我终于明白,大多数撰写普及读物的经济学家都高估了公众的理解力。例如,他们设想读者肯定理解:第三世界国家在吸引大量资本流入的同时还拥有大量贸易盈余,在会计上是不可能的,因而未能与那些容易被貌似权威的人说服并且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人保持联系。(据可靠消息,一位著名的流行国际主义者在谈及自己的职业时称:“幸好经济学家不会写作。”)

因此,当我离开小石城时,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就连国际贸易最简单、最基本的真理也已被逐出公开讨论。在此后几星期美国经济学会举行的会议上,我提到了这个新的认识,那次演讲收入了本书第八章。可惜我选错了听众,事实上,一名记者甚至将那次演讲获得的好评视为经济学家愚蠢和心胸狭窄的表现。在接受《纽约书评》的邀请,评论劳拉·丹德烈亚·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的《鹿死谁手?》一书时,我又一次试图表示我的担忧。在该评论中,除了溢美之词,我也提出要警惕把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复杂的修订,与无知地摒弃任何系统的分析混为一谈的危险。然而,编辑拒绝发表这篇评论,告诉我:“你是在批评某位非常著名的人士。”(本书第七章是那篇未发表的评论,未予改动。)

后来我才意识到,只有采用一种新的写作形式,才能有效地反驳流行国际主义。我必须为非经济学家写一些清晰、有力甚至妙趣横生的文章,否则就无人肯读。这些文章不能有一点点经济学专业术语,因为它的读者是那些可能认为自己对经济学非常了解而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人。这些文章要完全自成体系,我必须从最基本的知识出发进行论证,不奢望读者掌握任何基础知识,也不迎合我这一行的权威。最后,文章的观点必须正确,不能在学术上哗众取宠,因为这些文章的宗旨是让世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分析。

假如我能写出这些文章,又该在哪里发表呢?1993年下半年,机会终于来了。《外交》杂志的执行编辑邀请我对当时争论激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写篇文章(见本书第十章)。我建议写两篇:一篇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另一篇关于竞争力。大约与此同时,《科学美国人》[2]请我就国际贸易写篇文章。不久,《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也向我约稿。从那以后,好事接踵而至。可见,针对大众的严肃的国际经济学读物还是有读者的。

本书收集了我在小石城顿悟后两年内写的一些文章,还有一些是以前写的,它们都有助于读者理解后来写的文章。

第一组文章代表了我对流行国际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一种写作风格的尝试。第一章是为了引起震动,并激怒流行国际主义者。我成功地达到了目的,但也受到了激烈的反攻。尤其是,一些有名的流行国际主义者对我的批判恼羞成怒,他们的反应恰恰证明了我指责他们所犯的错误击中了要害:对数据粗心大意,基本计算有误。第二章是我对这些批评的反应。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写得较为严肃: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ence)和我在《科学美国人》上以一种低调、实事求是的方式讨论了美国的贸易;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我竭尽全力向商界领导人讲解初级经济学。第五章是我在小石城峰会两年后在美国经济学会举行的会议上的发言,我试图阐述为什么坏思想(和人)最后变成了好事。

当然,在我作为高尚的经济学的捍卫者,反对践踏知识的人的时候,似乎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作为经济研究人员,我的声誉主要来自我在发展所谓的“新贸易理论”方面的作用,该理论恰恰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流行的传统理论范式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挑战。打个比方,我的处境非常像进化论者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他的学术声誉源自他提出了“间断平衡”理论,该理论认为,进化过程是偶然爆发的,而不是以恒定的速度进行的。从进化论领域的标准看,古尔德是一名极端主义者;但当他开始写大众普及读物时,他发现自己不得不担当起捍卫进化论的基本真理、反对神创论者的角色。

在本书的第二篇,我竭力说明如何才能既倒掉知识的洗澡水,又同时保留婴儿。这些文章比第一篇的文章略难一些,部分原因是这些文章写得较早,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为了让读者明白我的观点,需要改变写作风格。不过,我还是将这部分内容囊括进来,哪怕仅仅是为了让读者看看我以前的风格。第六章是为《科学》杂志写的文章,当时我仍然认为流行国际主义者可能对严肃的思想感兴趣。第七章是我对劳拉·泰森的书所写的负面评论,写这篇文章时,我幻想《纽约书评》的编辑会敬重我的知识传统。第八章是小石城峰会后不久我在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的演讲。

正当我对流行国际主义发起攻击的时候,该教条关注的目标发生了显著的转移。1992年,流行国际主义者顽固地认为各工业强国之间存在竞争。而在以后的几年里,争论逐渐集中于讨论低工资国家增长所产生的影响。第九章是1993年3月我在墨西哥城所做的演讲,我认为那次演讲表明,我在贸易政治以及关于对普遍看好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担忧是杞人忧天方面具有先见之明。第十章最初发表于《外交》杂志,我试图冷静、实事求是地解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产生哪些影响。第十一章试图拓宽讨论范围,引导人们重新思考有关亚洲经济增长的一些轻率的假设。

由于我所写的大部分国际贸易文章的目的是揭穿一个谬误,即我们的经济命运系于某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有必要说明我对实际情况的看法。简言之,我的回答是:真正重要的是技术变革,而非全球竞争。本书第四篇的文章代表了两种观点,其目的也是迫使人们克服惰性、深入思考。

最后,我要感谢约翰·斯卡利,他使我努力尝试用一种新方法与读者交流经济学思想,大胆地探索经济学家以前很少涉足的领域。我不知道在过去几年中有多少人被我说服了,但我至少已经告诉世人:流行国际主义并非全部。另外,我想我也同时证明了经济学家也会写作。

[1] 史蒂文·列维(Steven Levy)在关于Macintosh计算机的《疯狂的伟大》一书中也暗示,计算机界的许多人士赞同这种技术前景,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 《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中文版为《环球科学》。——译者注





第一篇 零和世界!



第一章 竞争力:危险的偏执[1]



错误的假说


1993年6月,欧共体各成员国领导人在哥本哈根聚会。会上,雅克·德洛尔(Jaques Delors)就欧洲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发表了一个特殊的演讲。研究欧洲形势的经济学家非常想知道,作为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会说些什么。对于欧洲的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欧洲人精心设计的福利国家征收重税、管制经济,使得雇主不愿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失业救济却相对比较慷慨,使工人不愿接受低薪工作,而美国正是靠这些低薪工作才保持了较低的失业率。尽管德国的重新统一给欧洲造成了重创,但欧洲仍尽力维持欧洲货币体系,由此造成的金融困难进一步恶化了这个结构性问题。

尽管这种判断很有说服力,却会在政治上引起骚乱。因此,人人翘首以待,想看看德洛尔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他敢告诉欧洲的领导人,他们追求经济公平的努力无意中产生了失业这个副产品吗?他会承认只有以衰退为代价才能维持欧洲货币体系,并直面这种做法对欧洲货币联盟造成的后果吗?

你猜德洛尔说了些什么?他没有讨论福利国家或欧洲货币体系的问题,而是解释说,欧洲失业率上升的根本原因是,与美日相比,欧洲缺乏竞争力,因此,解决的途径就是大规模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开发高技术。

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逃避,但并不奇怪。毕竟,关于竞争力的华而不实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每个国家也“像一个大公司一样,在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克林顿语)已在全世界一些舆论领袖的演讲中司空见惯。那些自以为对这个问题已经深思熟虑的人想当然地认为,从根本上讲,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都是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问题;美日之间犹如可口可乐公司与百事可乐公司一样,也是竞争对手。他们没有发觉,任何人都可以严正质疑这一看法。每隔几个月就有一本新的畅销书警告美国人:在21世纪的“比赛”中失利,会带来严重的后果。[2]许多鼓吹竞争力的团体、“地理经济学家”和管理贸易理论家,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华盛顿涌现,其中许多人分析美国问题的套路与德洛尔分析欧洲问题如出一辙。他们现在却成了克林顿政府的高官,负责制定美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因此,德洛尔使用的是一种不仅方便,而且是他自己和大西洋两岸的广大听众都感到舒服的语言。

不幸的是,根据他的分析来解决困扰欧洲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美国类似的分析也是错误的。一国的经济财富主要取决于它能否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取胜,这种看法不过是个假说,并不一定正确。从实际情况看,这个假说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论如何在经济方面也不是相互竞争的;或者说,它们所有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不能归因于在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中的失败。最发达的国家越来越偏执于国际竞争力,但不应该把这种偏执看作有根据的担心,而应该把它视为尽管不利的证据多如牛毛,人们却依然相信的一种观点。而且,人们显然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例如一些人非常明显地倾向于只肯马马虎虎、漏洞百出地做一点计算,然后就借竞争力的教条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本文主要阐述了三点内容。首先,本文证明,从实际情况看,对竞争力的担心几乎是毫无根据的。其次,解释了为什么将经济问题看作一个国际竞争的问题竟对许多人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最后,阐述了偏执于竞争力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会干扰国内政策的制定,并威胁到国际经济体系。当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从竞争力的角度思考问题,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在一系列问题上制定错误的经济政策,包括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也包括医疗保健和贸易。





愚蠢的竞争


大多数人使用“竞争力”一词时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在他们看来,将国家比作公司,毫无疑问是合理的;从理论上讲,美国是否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与通用汽车公司是否在北美小型货车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是一样的。

然而,事实上,定义国家的竞争力比定义公司的竞争力困难得多。一个公司的底线就是破产:如果一个公司无法支付工人的工资、向供货商支付采购的费用以及债权人的本息,那么它就面临着破产。所以,当我们说一个公司没有竞争力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它的市场地位是不可持续的;或者说,如果不改善绩效,那么它就难以存续,而国家却不会破产。国家可能对其经济绩效感到满意或不满意,但没有一个确定的底线。因此,国家竞争力的概念令人难以捉摸。

你也许天真地以为一个国家的底线就是该国的贸易平衡,可以用一国的净出口能力测度其竞争力的大小。然而,不论是根据理论,还是在实际生活中,贸易盈余都可能是国力衰弱的迹象,贸易逆差才是国力强盛的表现。比如,20世纪80年代,国际投资者不愿再向墨西哥贷款,为了偿还外债的利息,墨西哥被迫积累了巨额贸易盈余。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者恢复了对墨西哥的信心,重新开始注入大量资金,使墨西哥又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你能说墨西哥在债务危机时代非常富有竞争力吗!或者说1990年以后发生的情况表明墨西哥丧失了竞争力吗?

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真正关心这个问题的作者试图将竞争力定义为:竞争力不仅是指优良的贸易绩效,还包含其他方面的内容。其中最流行的竞争力的定义,类似于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在《鹿死谁手?》中阐述的定义:竞争力“是我们生产经得起国际竞争检验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同时我国公民享有不断提高、可持续的生活水平”。这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然而,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考虑一下你的想法是否符合事实,就会发现,这个定义远不如初看起来那么正确。

设想对一个很少进行国际贸易的经济实体(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来说,这个定义的含义是什么。这样的国家只要校正汇率,就可以维持贸易平衡。但是,由于贸易在经济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汇率的变化对人们生活水平的影响无足轻重。因此,在一个很少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度中,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按照泰森的定义,“竞争力”的强弱几乎完全由国内因素,主要是国内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决定,而不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生产率的增长。换句话说,对很少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家而言,“竞争力”是表示“生产率”的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与国际竞争无关。

但是,当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时(所有的经济强国都如此),这个定义肯定会发生变化吗?肯定会发生变化!例如,一个国家发现尽管它的生产率在不断提高,但只有使本国货币不断贬值,使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越来越便宜,才能实现出口。结果,由于生活水平取决于购买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购买力,所以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了。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国内经济增长可能被贸易条件的恶化所抵消。[3]因此,“竞争力”也许真的与国际竞争有关。

然而,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断,而是有数据为证。实际上,是贸易条件的恶化拖了美国生活水平的后腿,还是尽管贸易占收入的比重远大于以前,但美国的真实收入增长率一直恰好等于国内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要回答上述问题,只要查一下国民收入账户的资料就行了,美国商务部定期在《当前经济调查》(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上公布这些资料。在美国,测度经济增长的标准当然是真实GNP(国民生产总值),这种方法是用美国生产的产品、服务的价值除以适当的价格指数,从而估算出真实国民产出。同时,美国商务部还公布“可支配GNP”。除了不是用出口价格指数来除以出口产品,而是采用美国进口价格指数外,它与真实GNP相似。也就是说,以美国人可以用出口收入买到多少产品来衡量出口。因此,“可支配GNP”测量的是美国经济可以“支配”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即一国的购买力,而不是产出的数量。[4]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只是当购买力的增长显著地慢于产出的增长时,“竞争力”才与“生产率”有差别。

下面是一组数据。1959~1973年,美国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几乎无人关心国际竞争。单位工人每小时的真实GNP每年增长1.85%,每小时可支配GNP增长稍快,为1.87%。1973~1990年,美国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改善,每小时可支配GNP增长率降为0.65%,然而,几乎所有(91%)的下降都可以用国内生产率增长的下降来解释:每小时真实GNP只增长了0.73%。

对欧共体和日本进行类似的计算,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每次计算都发现,生活水平的增长率与国内生产率(不是相对于竞争者的生产率,而只是国内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相差无几。尽管现在世界贸易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一国的生活水平仍然主要由国内因素,而非某种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来决定。

在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怎么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部分原因是世界并非如你所想象的那样相互依存:国家与公司风马牛不相及。即使在今天,美国的出口额也仅占美国经济增加值(等于GNP)的10%。也就是说,美国近90%的部分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比较而言,即便是最大的公司,也很少将产品主要卖给自己的工人;通用汽车公司的“出口”(即出售给不在该公司工作的人)几乎占了销售额的100%,是公司增加值的2.5倍以上。

另外,国家不会像公司那样相互竞争。可口可乐公司与百事可乐公司是死对头:百事可乐公司的员工几乎不买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也几乎不买百事可乐。因此,如果百事可乐公司获得了成功,就意味着可口可乐公司遭受了损失。然而,主要工业国家间虽然出售的产品也互相竞争,但彼此又是对方主要的出口市场和有用的进口产品的供应者。如果欧洲经济兴旺,美国不一定会遭受损失;事实上,欧洲经济的成功为美国产品开拓了更大的市场,向美国人出售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反而可能有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

因此,国际贸易不是“零和”博弈。日本生产率提高的主要结果是提高了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从理论上说,美国和欧洲工人工资上升的可能性至少和下降的可能性一样大;从实际情况看,则几乎没有影响。

虽然可以进一步探讨下去,但结论很清楚:虽然理论上有可能产生竞争的问题,但从实际情况看,世界主要国家之间无论如何在经济上也不是相互竞争的。当然,总是有争权夺利的斗争:经济增长快的国家政治地位趋于上升。因此,在各国之间进行比较是有益的。然而,声称日本的增长降低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声称日本的增长降低了美国的生活水平是完全不同的,而后者正是有关竞争力的一种华而不实的说法。

当然,有人会说,名词的含义是人为规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用“竞争力”一词来指代生产率,而与国际竞争毫无关系。但鼓吹竞争力的作者很少会承认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莱斯特·瑟罗在其畅销书《世纪之争》中描述的大国间进行“非赢即输”的竞争世界中。他们怎么会有这种认识呢?





粗心的计算


在许多鼓吹竞争力的文章中,一个显著而又令人吃惊的特征,是一些非常聪明的作者总是犯一种错误,可以最恰当地被称为“粗心的计算”。他们提出一些听起来似乎是关于可测量的经济变量的可以定量证明的论断,但事实上又很少给出这些经济变量的数据,因此人们也就不会觉察实际数据与他们的论断相悖了。有的作者原想提供一些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却没有发现这些数据恰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们经常发现一些鼓吹竞争力的书和文章,在粗心的读者看来,其中充满了令人折服的证据,但在任何一个熟悉数据的人看来,他们在处理数据时采用了一种奇怪的,甚至神秘而又笨拙的方式,这让人感到震惊。下面是三个“粗心的计算”的例子,每个例子本身都很有趣。

第一,贸易逆差与丧失好工作。莱斯特·瑟罗在日本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解释了降低日本对美国贸易盈余的重要性。他指出,在里根和老布什任职期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6%,原因在于制造业的贸易逆差迫使工人从高收入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低收入的服务业。

这种看法并不罕见,但瑟罗的独特之处在于具体给出了丧失的工作和工资数值。他宣称,因为贸易逆差,美国丧失了100万个制造业工作,制造业支付的工资比服务业高30%。

这两个数据都令人怀疑:100万个工作的数目太高了;制造业与服务业30%的工资差距,主要是每周工作时间长短不同,而不是小时工资率差异造成的。但是,即便瑟罗的数据正确,就一定能得出他的结论吗?

关键是美国的总就业人数超过1亿。假设有100万工人被迫从制造业转移到了服务业,工资因此减少30%,由于这些工人人数不到美国劳动力的1%,所以美国平均工资率下降也不到30%的1%,即不足0.3%。这个数字太小,只有6%的1/20,不足以解释实际工资为什么下降了6%。或者从另一方面看,贸易逆差导致了非工业化,非工业化又导致美国年工资下降,在瑟罗看来,它是致使美国陷入经济困境的核心问题。然而,用他自己的数据计算,年工资的下降幅度大致仅相当于美国每周在医疗保健上的开支。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像瑟罗这样聪明的学者,写文章的目的是用严格的数据证明国际竞争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为什么没有意识到自己提出的证据清楚无误地表明他所发现的造成伤害的渠道却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第二,高附加值部门。艾拉·马加齐纳(Ira Magaziner)和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现在都是克林顿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因在1982年合写了一本《关注美国产业》而名声大噪。该书主张美国实行产业政策。在前言中,作者提出了应当实行这种政策的似乎很具体的量化标准:“只有当满足以下条件时,我们的生活水平才会提高,即(1)越来越多的资本和劳动流向单位工人附加值高的产业;(2)我们比竞争对手更具有产业优势。”

经济学家根据信念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怀疑:如果扶持正确的产业不过是将资源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业而已,为什么私人市场没有这样做?[5]但是,有人可能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不过是经济学家一贯对市场的盲目信任而已;马加齐纳和赖克不是用大量现实世界的证据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吗?

不错,《关注美国产业》确实包含大量事实,但实际上并没有证明前言中提出的标准。他们选择扶持的产业很清楚地表明,两位作者认为高附加值大致等同于高技术,但在书中没有一处对不同产业单位工人附加值进行任何具体的对比。

这样的数据不难得到。事实上,美国每个公立图书馆都藏有《美国统计摘要》,其中收录历年美国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情况。你要做的只是在图书馆花上几分钟时间,用计算器算出美国各行业的单位工人附加值,然后加以排序。

表1.1摘自1991年《美国统计摘要》第740~744页。从表中可以看出,实际上美国单位工人附加值高的行业是那些资本/劳动比非常高的行业,如烟草业和石油冶炼业(这很容易理解:资本密集型行业投资大,这些投资必须获得正常回报率,因此这些行业索要的价格一定比劳动密集型行业索要的价格在劳动成本之上的加价幅度更大,这意味着它们的单位工人附加值较高)。在大型行业中,传统的重工业部门,如钢铁和汽车业,单位工人附加值较高;而一些高技术部门,如航空和电子业,则只有平均水平。


表1.1 单位工人附加值 (1988年,千美元)





正统经济学家不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资本高度密集的部门,即每增加1美元资本只能获得很少额外附加值的部门,单位工人附加值高。换句话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是,让我们先不要考虑表1.1所示的经济运行方式,看看马加齐纳和赖克犯了多么荒唐的错误。毫无疑问,他们并不是因为偏爱高技术而呼吁美国采取产业政策,将资本和劳动转移到钢铁、汽车等行业的。那么,他们怎能不看看究竟哪些行业是高附加值行业,就在整本书中大谈特谈我们应该扶持高附加值行业呢?

第三,劳动成本。在哥本哈根峰会上,英国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发表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展示了一张图,以证明欧洲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速度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他据此推断,欧洲工人要价过高,结果将自己挤出了世界市场。

但几周后,《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就指出,梅杰在计算中犯了一个错误:劳动成本没有经汇率调整。当然,在国际竞争中,对美国企业而言,重要的是海外竞争对手用美元而非马克或日元计算成本。因此,在进行劳动成本的国际比较时,正如英格兰银行定期公布的报告那样,总是转换成同一种货币。然而,梅杰提供的数据却没有进行这种标准的调整。对他的演讲来说,不调整是一件好事。正如布里坦指出的那样,经过汇率调整后,欧洲相对劳动成本没有上升。

要是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个错误比起瑟罗或马加齐纳和赖克的错误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财政部为他提供了精确的统计资料,约翰·梅杰怎么会在分析中忘了对数据进行这种再标准不过的调整呢?

这种奇怪的计算错误的例子数不胜数,犯这些错误的人无疑都是很聪明的人,他们也有充足的数据可以避免犯这种错误。原因究竟何在?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这些作者或演讲者对竞争力的假设深信不疑,即便使用数据,也不过是为了让先入之见更加可信,而不是为了检验先入之见是否正确。但是,为什么人们如此热衷于将经济问题归结为国际竞争呢?





竞争的震撼


竞争的比喻,即国家像公司一样在世界市场上互相竞争的设想,其诱人之处主要在于它看似易于理解。如果你告诉一群商人,国家像一个扩大的公司,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基本理解了。如果你向他们讲解比较优势之类的经济学概念,他们就会觉得生疏、难以理解。如果许多人喜欢不必动脑筋却又能得出貌似深沉的结论的学说,这没什么可奇怪的。鼓吹竞争力的华而不实的说法流传如此之广,有以下三个深层原因。

第一,描绘一幅竞争的景象容易震撼人心,而震撼人心的东西往往销路不错。莱斯特·瑟罗的畅销书《世纪之争》的副标题是“即将来临的日、欧、美经济战”,护封上印着“本世纪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已经拉开帷幕——美国或已注定在这场战争中败北”。试想,如果书的副标题描述的是实情,“一个经济大国能否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获胜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与其他国家的表现无关”,他的书还能卖到现在销量的十分之一吗?

第二,把美国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在国际竞争中的失败,可以使这些困难看起来容易解决些。美国一般工人的生产率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绝大部分是政府政策无能为力的。因此,如果你接受现实,即一国的“竞争”问题其实是纯粹的国内生产率问题,你就不会对迅速摆脱经济困境感到乐观。如果你相信问题真的出于在国际竞争中的失败,即进口产品把美国工人挤出了高工资工作岗位,或者外国企业受到补贴,竞争力增强将美国赶出了高附加值部门,那么,你可能认为解决经济问题就简单得多了,只要补贴高技术行业,同时以强硬的态度对待日本即可。

第三,许多国家的首脑发现,竞争的比喻作为一种政策手段是非常有用的。关于竞争力的华而不实的说法,被证明是一种既能使站不住脚的选择变得合情合理,又能在不知所措时避免做出选择的好方法。德洛尔在哥本哈根峰会上的发言就表明,竞争的比喻是一只有用的替罪羊。德洛尔必须在欧共体峰会上发言,然而,谈及欧洲失业的根本原因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通过转而讨论一个毫无关系但听起来十分有理的竞争力问题,他就有时间做出更好的回答(在12月的欧洲经济白皮书中,德洛尔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更好的回答,但白皮书的标题中仍然有“竞争力”一词)。

相比之下,比尔·克林顿于1993年2月为实施新经济计划所做的演讲得到了广泛认可,他的演讲表明,借华而不实的竞争力推行强硬政策是很有用的。克林顿主张采取缩减开支和增税等一系列痛苦的方法减少联邦赤字。这是什么原因呢?令人失望的是,减少赤字的真正原因并不令人意外:赤字占用了原本可以用来投资于生产的资金,虽然影响较小,却一直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克林顿能激发民众的爱国心,呼吁民众立即行动起来,努力使经济在全球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并暗示如果美国不这样做,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许多人明知竞争力基本上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但由于相信可以利用它为政策服务,所以也对有关竞争力的华而不实的说法听之任之。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强大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担心被用来为修建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扩大数学和科学教育辩护。对外国竞争无名的担心难道不能也变成好事,用它来为减少预算赤字、重建基础设施等辩护吗?

几年前这也许是个合理的希望,而现在对竞争力的偏执已经到了严重扭曲经济政策的地步。





偏执于竞争力的危险


从竞争力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言谈,有三个真实的危险。第一,它会使政府为了提高本国的竞争力而乱花钱;第二,它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甚至引发贸易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会导致政府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制定错误的公共政策。

20世纪50年代,由于恐苏,美国花钱办了一些好事,例如修建高速公路、开展科学教育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钱花在了令人怀疑的项目上,例如修建防空设施等。越来越偏执于竞争力的最明显的(起码不是最令人担忧的)危险,是它也会造成资源错配。例如,最近政府的研究资助指南中就强调支持那些能提高美国国际竞争力的研究项目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那些对制造业企业有所帮助的发明,不利于对服务业企业有所帮助的发明,因为制造业企业一般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而服务业企业一般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然而,目前美国大部分就业和增加值来自服务业,服务业(而非制造业)生产率低下是造成美国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最重要的因素。

更严重的危险是偏执于竞争力会引发贸易争端,甚至引发世界贸易战。大部分鼓吹竞争力教条的人并非以前的保护主义者。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在全球贸易竞争中获胜,而不希望退出竞争。但是,如果他们竭尽全力仍无获胜的希望,或者缺乏获胜的信心,他们会怎么办呢?从竞争的角度分析,他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关闭国门,防止外国人夺走高工资的工作和高附加值的部门。至少,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想象的竞争,会为那些希望采取对立的保护政策的人提供借口。

这种情况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出现。在美国,我们可以发现,劳拉·泰森在自己的书中提出的复杂的干预论,已被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Mickey Kantor)的简单论断迅速取代:日本的双边贸易盈余使美国丧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克林顿总统也鼓吹贸易,他强调创造高工资的工作,而不提专业化的收益,这使他的政府在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反对者辩论时处于劣势。那些反对者认为,来自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会损害美国制造业的基础。

然而,偏执于竞争力最大的危险或许在于这会对经济讨论和决策产生微妙的间接影响。一旦政府高级官员笃信某个经济教条,那么,任何决策都不可避免地会烙上这个教条的印迹,甚至包括那些与该教条毫无关系的问题。因此,如果一个经济教条可以被证明根本就是错误的,此时仍顽固地坚持讨论是否应该围绕该教条行事,肯定会混淆主次,降低很多问题上政策讨论的质量,包括那些与贸易政策毫无关系的问题。

比方说,医疗保健改革无疑是克林顿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可以肯定的是,它对改善美国的生活水平很重要,与贸易政策毫无关系(除非美国想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战)。医疗保健与国外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你可能认为,即使因对竞争力杞人忧天而导致政策遭到扭曲,也不会波及医疗保健。

但是,政府任命艾拉·马加齐纳制订医疗保健计划,此人就是那个在主张政府扶持高附加值产业时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马加齐纳。马加齐纳以前的著作和对经济政策的建议,几乎全部集中在国际竞争上。他对国际竞争的看法,从他1990年出版的《沉默的战争》一书的标题中可见一斑。当然,对他的任命包含了许多因素,例如,他与总统和第一夫人长期以来私交甚密。马加齐纳曾供职于波士顿咨询小组,他在那里学到了公司战略的概念,因此一直主张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公司战略的概念之上。在一个笃信竞争力观念的政府里,他被认为是经济政策专家,因此,他的任命与此并非毫无关系。

我们或许注意到了医疗保健改革的历程非同一般。尽管改革任务繁重,却几乎没有一个公认的医疗保健方面的专家参与制订改革计划,尤其是(并不仅限于)医疗保健方面的经济学家,如布鲁金斯协会的亨利·阿龙(Henry Aaron)这样光明磊落、无可挑剔的人。这也可能包含了许多因素,但是,对于像马加齐纳这样笃信竞争力信条的人,以前肯定认为职业经济学家都是铁石心肠的人,因而在任何问题上都不愿同他们商量,没有经济学家参与制订改革计划与此绝非毫无关系。

打一个难听但并非毫无根据的比方:正如笃信神创论的政府不可能在与进化论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制定出好的科学政策一样,沉迷于竞争力信条的国家也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经济政策。





皇帝的新装


如果正如本书所说的那样,偏执于竞争力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随声附和呢?原因是希望和担忧同在。

从希望的角度说,许多明理的人设想能利用竞争力这一华而不实的说法为合意的经济政策服务。假设你相信美国需要提高储蓄率,改进教育体系,以便提高生产率,即使你知道提高生产率带来的收益与国际竞争无关,但如果你认为将这种政策说成能提高竞争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听众,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想法很诱人,我有时也难以抗拒这种诱惑。

从担忧的角度说,只有非常勇敢或者非常鲁莽的经济学家才敢宣称,世界上的许多甚至大多数舆论领袖深信不疑的教条是完全错误的。当其中许多男人和女人认为借助于竞争力的说法可以使他们显得对经济学无所不知的时候,对反对者的抨击就尤其猛烈。这篇文章或许会对人们产生某种影响,但不会结交许多朋友。

不幸的是,那些原指望利用竞争力这个华而不实的说法为好的经济政策服务的经济学家的信誉,却被一些不好的思想利用了。当皇帝所想的新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时,肯定会有人指出来。

因此,让我们说出真相吧: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是个毫无意义的词。偏执于竞争力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1] 本文经《外交》杂志(1994年3月/4月号,第28~44页)许可重新发表。版权归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所有(© 1994 b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2] 下面是一些例子:Laura D'Andrea Tyson, 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2; Lester C. 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Morrow, 1992; Ira C. Magaziner and Robert B. Reich, Minding America's Business: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Ira C. Magaziner and Mark Patinkin, The Silent War: Inside the Global Business Battles Shaping America's Future, New York:Vintage Books, 1990; Edward N. Luttwak, 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How to Stop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ecoming a Third World Country and How to Win the Geo-economic Struggle for Industrial Supre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Kevin P. Phillips, Staying on Top: The Business Case for a National Industrial Strate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Clyde V. Prestowitz, Jr., Trading Places: How We Allowed Japan to Take the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1988;William S. Dietrich,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The Political Roots of American Economic Declin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Jeffrey E. Garten, A Cold Peace: America, Japan, Germany,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New York: Times Books,1992;Wayne Sandholtz et al., The Highest Stake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he Next Security System, Berkeley Roundtable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BR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举个例子可能有助于理解。例如一国用其20%的收入购买进口产品,进口产品价格不用本国货币表示,而用外国货币表示。如果该国货币被迫贬值,即用外币表示的本币价值下降,幅度为10%,则在该国的支出篮子中,20%的消费品的价格将上升10%,总价格指数将上升2%。即使国内产出不变,该国的实际收入也因此降低2%。如果迫于竞争压力,该国货币必须不断贬值,实际收入的增长就会持续滞后于实际产出的增长。但要注意的是,滞后的程度不仅取决于贬值的幅度,还取决于购买进口产品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美元对日元贬值10%,不会使美国实际收入下降10%。事实上,由于美国的收入只有2%用于购买日本生产的产品,因此,美国的实际收入只会下降0.2%。



[4] 在注释2的例子中,贬值对实际GNP没有影响,但可支配GNP会下降2%。实际上人们发现,可支配GNP的增长几乎与实际GNP一样快,这说明在实际生活中,注释2设想的情形并不重要。



[5]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增加值”有准确、标准的定义:一个企业的增加值等于它所销售的商品的美元价值减去它从其他企业购买的投入品的美元价值。这样定义很容易测量。然而,一些使用该术语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定义,错将“高增加值”当成“合意”的同义词。





第二章 证明我的观点[1]


我在《外交》杂志3月/4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然使许多人感到不舒服。一些批评我的人认为我误解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说,尽管他们坚持使用“竞争力”一词,但他们从来不认为主要工业国家正在进行经济争夺战。另一些人则认为我将经济学的主旨理解错了:国家是在进行竞争的战斗。还有些人在回答中同时持这两种观点。





移动的目标


莱斯特·瑟罗坚决否认他曾宣称国际竞争是美国经济的中心问题。他还特别引用了他于1985年出版的《零和解决方法》一书中的内容,以表明自己关心的主要是国内要素。瑟罗最近出版了《世纪之争》一书,在该书煽动性的正标题之后,副标题是“即将来临的日、欧、美经济战”。书的内衬上写道:“本世纪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已经拉开帷幕。”该书反复声称,主要经济大国正在进行争夺世界市场的“非赢即输”的竞争,这场竞争已经代替了东西方的军事竞争。瑟罗现在却说国际战略性竞争不足该问题的7%。读完了《世纪之争》,读者也这样认为吗?

同样,斯蒂芬·科恩(Steven Cohen)也否认他或任何其他人曾经说过我所说的竞争力的支持者赞同的话,劝我虚心采纳不同意见。但在1987年,他与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出版了一本书——《制造业的现状》,该书似乎在说两件(错误的)事:制造业份额在美国就业中长期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外国竞争造成的,这种份额下降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

科恩与瑟罗首先否认,继而又承认国际竞争终究是很重要的。此外,还有小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他至少毫无顾忌地认为,贸易和贸易政策是美国经济的中心问题。难道科恩认为我不应该与普雷斯托维茨或詹姆斯·法洛斯争论吗(后者在他新近出版的《看着太阳》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混乱的数学:第二部分


在我的文章中,“粗心的计算”(指在有关竞争力的文章或书中,在报告或使用数据时所犯的奇怪的错误)激怒了不少人。瑟罗和普雷斯托维茨在反驳我时,精心寻找了大量数据,做了大量计算。然而,有些数据仍让人感到困惑。

例如,瑟罗指出,进口占美国GNP的14%,而出口仅占10%,因此,减少进口使进出口相等,美国的制造商就可以多销售2500亿美元。可是,根据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月度统计出版物《经济指标》,1993年美国进口仅为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1.4%,出口为10.4%。经常项目赤字(这是一个较广义的指标,包括一些附加的借方项目)也只有1090亿美元。如果美国削减进口2500亿美元,远不止像瑟罗宣称的那样只使贸易达到平衡,还会有14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盈余,也就是说,超过了美国谈判者要求日本的最多占GDP 2%的目标。

我认为,通常被人们称为“高价值”部门的高技术产业的实际单位工人附加值比传统“高产量”的重工业部门低得多,但普雷斯托维茨对我的观点嗤之以鼻。他认为,我关注电子这种包罗万象的行业过于笼统;我应该看看最高端的高技术行业,如半导体行业,在这个行业,单位工人附加值为23.4万美元。普雷斯托维茨应该将他的研究成果递交给商务部,那里的工作人员显然算错了。据《制造业年度调查》公布,1989年,标准产业分类(SIC)中,3674号(半导体和相关设备)单位工人附加值为96487美元,与2096号(薯片及相关快餐业)单位工人附加值76709美元相近,但远远低于3711号(机动车和汽车车体)的187569美元。[2]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所谓的国际竞争的专家竟然不知道美国贸易逆差大概有多大,不会查阅标准工业统计资料。有趣的是,瑟罗、普雷斯托维茨和其他支持竞争力观点的人所犯的错误不是随机的,他们总是犯同一类错误。也就是说,这些支持者总是错误地认为,国际竞争看起来比实际的更重要。

除了这些低级的倒也还算明显的曲解事实的错误外,他们还误解了许多概念。例如,普雷斯托维茨认为,整个经济的工资率是由参与国际竞争的行业的工资率决定的,因而这些行业的生产率比非贸易的服务部门重要得多。比如,美国制造业工人的生产率比第三世界国家制造业工人的生产率高得多,所以美国的理发师虽然没有类似的生产率优势,但也可以获得高工资。可是,普雷斯托维茨没有看到,相反的一面也成立:服务业的生产率也影响了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由于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相对较高,而理发部门没有这么高,所以,让收入高的理发师理发比在第三世界理发要贵得多;因此,如果理发师的生产率更高,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用他们可以购买的商品或服务——包括理发——表示的工资)也会更高。仔细想一想,我们就能发现,实际工资取决于经济的总生产率,没有理由认为制造业或进行国际贸易的部门的生产率值得特别关注,或者应该给予这些行业比其他部门更多的扶持。

科恩指责我只关注进出口价格,没有进一步考虑竞争的压力对利润和工资的冲击,因而低估了竞争压力的影响。他犯的其实是相同的错误。他没有意识到,不反映在进出口价格中的工资、利润的变化,不会改变整个美国的实际收入,只能在美国国内重新分配利润:某些人的收入增加了,另一些人的收入却减少了。这就是国际价格竞争对美国实际收入的影响可以用出口与进口价格之比的变化来衡量的道理所在。但也仅此而已。正如我在文章中阐述的那样,这个比率的变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

再来看看瑟罗是如何分析减少进口给美国带来的好处的(暂不考虑他的数据是不准确的)。他宣称,美国可以在进口竞争部门创造5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并假设这500万个工作机会都是就业的净增加。可惜,这个假设脱离了实际。当他作出这个回答的时候,美联储正打算提高利率,以控制经济复苏。美联储担心经济复苏会失控,即导致过度就业,从而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有人认为美联储紧缩得太快,但关键是,就业的增长既不是由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产品的能力决定的,也不是由美国与进口品竞争的能力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美联储关于有多少就业才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的判断。因此,即使美国实行进口配额,在进口竞争部门增加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美联储对此的反应也只会是提高利率以防止经济过热。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增加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工作机会,会被其他地方工作机会的减少所抵消。





考虑综合效果


在以上所举的每个例子中,批评家们似乎都忘记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考虑综合效果。要想增加进口竞争产业的就业,只能通过减少失业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由此达到的失业率(在瑟罗的例子中,失业率大约为3%)是否可行;或者以经济中其他部门就业的丧失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总就业并未增加。如果制造业的高工资提高了理发师的工资,而理发师的生产率没有提高,那就肯定有其他人遭受了损失。因为美国理发昂贵,外国人不会来美国理发,所以,理发师工资的提高只能是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在不同的美国工人之间的重新分配,总收益并没有增加。与永动机的发明者一样,批评我的人迫不及待地宣称国际竞争异常重要,却忽视了任何经济都必须遵守的守恒定律。

不过,科恩、瑟罗和普雷斯托维茨之所以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栽跟头,是因为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观点,即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尤其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证明他们偏执于竞争力是有道理的。

普雷斯托维茨的中心论点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表明,积极的干预贸易政策是合理的。不知道为什么,他竟认为是我在一篇讨论飞机制造业竞争的论文中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其实真正的提出者是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 Spencer),但他们从来没提到过飞机。他还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我,由于信念方面的原因,不愿考虑这种理论的含义。

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早期,职业经济学家确实意识到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个含义,即有可能通过战略性政策促进某些行业的出口。面对如此激动人心而且可能非常重要但未经证实的思想,经济学家纷纷展开深入的研究,寻找缺陷,用数据进行检验。毕竟,许多东西在原理上可能是正确的。例如,在一定的理论假设下,减税肯定会刺激经济,最终提高政府收入。如果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当然再好不过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同样,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情形:由于瑟罗所论述的那些市场缺陷,实行一种机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飞速提高美国的实际收入。如果美国能发明这样一种政策,当然令人欣慰,但真有这种可能性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分析实际情况。

在过去10年间,大量国际研究项目探究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前景[3],最终得出两个泛泛的结论:第一,很难断定哪些行业应该得到战略性扶持,以及适当的扶持形式和扶持程度。第二,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成功的,带来的回报也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肯定远远小于瑟罗所声称的“7%的溶液”,该数字大致相当于整个国际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

研究结果一直向挑战敞开大门,尤其是在经济学这样并不十分精确的领域。如果普雷斯托维茨想找出过去10年中对战略性贸易进行的许多艰苦实证研究中的错误,他可以这么做。然而他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明显地暴露出,虽然他喜欢用战略性贸易理论支持自己的政策观点,可是他并没有读过任何经济学文献。

不过,有一点我同意普雷斯托维茨的看法。人们应该读一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作品,读过之后,他们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华而不实、混淆黑白的作家(根据他的理论推断,如果荷兰、丹麦不与德国进行政治联合,经济注定永远无法前进)会突然受到法洛斯、普雷斯托维茨等人的推崇。对李斯特的推崇,与右翼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将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Say)奉为圣徒,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萨伊认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从来不会因为总需求下降而引发衰退。[4]当然,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动机是借捏造的学说来掩盖他们过于简单的思想。

普雷斯托维茨和瑟罗提出了虽然内容一致但有瑕疵的理由,以证明他们对国际竞争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科恩则不同,他提出了一个更困难的目标。具体地说,他要我们接受“竞争力”,作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实体。看似可以表明这个实体重要性的数据被称为“指标”,而不管它究竟是何含义;不能表明这个实体重要性的数据则被斥为不可信而被丢在一边。在他的文章和其他作品中,他一直用一种华而不实的说法,将国际贸易描绘成一场游戏,有输家,也有赢家;如果有人就某一点提出怀疑,他又否认他曾经说过。我不理解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如何能成为有用的政策向导。

我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道,一种将国际贸易视为竞争性战斗的教条已被人们广泛接受,虽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仍有人对此深信不疑。这篇文章惹恼了许多人。尤其是我在文中宣称,由于深信竞争性战斗,使一些非常聪明的作家在处理概念和数据时再三犯一些令人吃惊的错误。总之,这篇文章是我表明自己观点的最好回答。

[1] 本文经《外交》杂志(1994年7月/8月号,第198~203页)许可重新发表。版权归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所有(© 1994 b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2] 我不明白为什么瑟罗会将美国的贸易逆差说成实际数据的4倍。不过,我调查了普雷斯托维茨的数据。他的数据不是关于单位工人附加值,而是装运量(通常比附加值高)除以生产工人的数量(仅占总就业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中)。



[3] 最初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文章是:James Brander and Barbara Spencer,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ebruary 1985, pp.83-100。同时可参考Paul Krugman, ed.,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Robert Feenstra, ed., Empirical Method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Robert Baldwin, ed., Trade Policy Issue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Paul Krugman and Alasdair Smith, eds., 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4] 法洛斯在《大西洋月刊》(1993年12月,第60~87页)上发表了一篇文章:“How the World Works”,他在文中正式授予李斯特领袖地位。读者可以比较一下Jude Wanniski在他写的影响深远的关于供给学派的小册子 The Way the World Works(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中对萨伊的评价。





第三章 贸易、工作和工资[1](与罗伯特·劳伦斯合写)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3年间,美国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两倍多。自那以后,工资仅增长了6%,而且,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工资上升;1973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蓝领工人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

为什么工资停滞不前?商界和政界的领导人普遍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美国无法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有效地参与竞争造成的。这种传统认识认为,来自外国的竞争已经侵蚀了美国制造业的根基,掠夺了强大的制造业所提供的高薪工作。他们认为,说得更广泛些,由于许多美国公司不能在世界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美国的实际收入也下降了。越来越多的进口产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非熟练劳动力丰裕,所以外国竞争带来的最沉重的负担很明显地落在受教育程度低的美国工人身上。

许多人发现,这种说法非常有说服力,它将美国不可否认的经济困境与全球竞争这个明显的事实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用克林顿总统的话说,美国“像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大公司”,而正如许多大公司一样,面对新的挑战,它犹豫了。

尽管这种说法可能很有说服力,却是不正确的。越来越多的证据与国际竞争是美国经济问题的核心的流行观点相矛盾。事实上,国际因素在导致美国经济困难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但国际贸易绝非造成制造业萎缩的主要原因。实际收入的增长减缓,原因几乎全在国内。甚至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信念相反,最近的分析表明,即使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国际贸易也不是主要原因。

自195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制造业增加值占产出的比重也一直在下降(销售所得减去原材料、公司从其他企业购买的其他投入的成本,即为“增加值”)。195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29.6%,工人占总就业的34.2%;到1970年,比重分别是25.0%和27.3%;到1990年,比重分别只有18.4%和17.4%。

1970年以前,对这种趋势感到担忧的人大多将其归咎于自动化,即制造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从那时起,将非工业化越来越多地归咎于进口品已经司空见惯了;确实,1970~1990年,在制造业对GDP的贡献中,进口从11.4%增加到38.2%。

然而,进口增加和工业萎缩这两个事实本身并不能表明国际竞争应该负什么责任。在这20年间,制造品出口也飞速上升,从占增加值的12.6%增长到31.0%。面对国外竞争,很多制造业企业或许解雇了工人,但由于出口市场扩大,一些制造业企业又增雇了工人。

要评价越来越发达的国际贸易对制造业规模的总影响,就要估计出口和进口同时增长所带来的净影响。出口1美元的产品给国内制造商增加了1美元的销售;大致上,进口1美元的产品则替代了1美元的国内销售。因此,贸易对国内制造品销售的净影响,可以简单地通过制造业的贸易收支(即美国出口和进口的制造品总量之差)来衡量(实际上,进口1美元的产品也许并不能完全替代1美元的国内销售,因为额外的支出可能用于购买服务或其他非制造品。贸易收支是贸易对制造业净影响的上限)。

毫无疑问,制造品持续的贸易逆差导致了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问题是这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1970年,制造品贸易顺差占GDP的0.2%。从那以后,就一直是逆差,1986年最高,占GDP的3.1%。到1990年,制造业的贸易逆差又下降了,只占GDP的1.3%。在那20年里,美国制造业贸易占GDP比重的下降幅度仅为1.5%,还不到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幅度(6.6%)的1/4。

另外,原始的贸易逆差高估了它对制造业的实际影响。贸易数据指的是销售额,而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却是用该部门的增加值(从销售额中减去从其他部门购买的价值)定义的。当进口品取代了1美元的国内制造品销售时,那1美元中相当大的部分用于从服务部门购买投入品,这部分不能算是制造业对GDP的贡献。

要估计贸易收支对制造业的真实影响,必须扣除“渗漏”到服务部门的部分。我们根据从商务部得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计算出这部分是40%。换句话说,每1美元贸易逆差使得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只减少60美分。经过这样的调整,我们的结论更加有力:1970~1990年,如果制造品的贸易达到平衡,虽然制造业的萎缩趋势不像实际的那么剧烈,但大部分非工业化仍会发生。1970~1990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5.0%下降到18.4%;如果贸易是平衡的,该比重会从24.9%下降到19.2%,相当于原来的86%。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制造业就业占美国总就业的比重下降得更快(如图3.1a所示)。然而,即使美国进口的制造品更少,用贸易收支调整后,我们发现大部分下降仍会发生(如图3.1b所示)。




图3.1a 制造业占美国GDP和就业的比重




图3.1b 制造业占美国GDP的比重


制造业对经济的相对重要性已经下降,国际贸易只能解释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为什么制造业的比重会下降呢?直接原因是国内支出构成中制造品的比重下降。1970年,美国居民收入的46%花在制造、种植或采掘的产品上,54%花在服务和建筑上。到了1991年,上述比重分别是40.7%和59.3%,即人们开始将更多的钱消费在医疗保健、旅游、娱乐、法律服务和快餐等方面。发生这种转变之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美国居民在产品上的支出较20年前减少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产品变得相对便宜了。1970~1990年,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下降了22.9%。在这段时期,购买的产品与服务的实物比例基本没有变化。产品变得更便宜,主要是因为制造业的生产率比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得更快。这种增长使得日用品价格更低。

自1960年以来,尽管美国国内购买的产品总量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用于购买制造品的支出比率却大幅下降(如图3.2a所示)。另外,产品相对于服务变得更便宜了,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制造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服务行业生产率的增长。




图3.2a 美国用于购买产品的总支出所占的比率(当年价格和不变价格)




图3.2b 单位小时的产出(用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后,1979=100)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传统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却显得非常落后。决策者通常把工业就业比重的下降归因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缺乏竞争力。事实上,制造业的萎缩主要是生产率高速增长的结果——至少相对于服务业是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普遍担心自动化会导致产业工人失业,目前人们担心国外竞争会使工人失去制造业的工作。相比之下,前者更正确些。

来自国外的竞争对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只有很小的影响,因此,美国工人的工资停滞不前,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归咎于由国外竞争导致的制造业就业减少。我们的数据说明了这个部分究竟有多小。例如,1990年,制造业的贸易逆差为730亿美元,该逆差大约使制造业的增加值下降了420亿美元(另外310亿美元代表“渗漏”,即制造商购买的其他部门的产品和服务)。假设每个制造业工人平均创造大约6万美元的增加值,那么,420亿美元的增加值就意味着美国工人大约可以获得70万个工作机会。那一年,平均每个制造业工人比非制造业工人多赚5000美元。假设制造业就业的减少被非制造业就业的增加所弥补(因为美国长期失业率并没有任何上升的趋势,所以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么,由于国际竞争导致制造业丧失“好工作”所带来的工资损失为35亿美元。1990年,美国的国民收入为5.5万亿美元;因此,由国外竞争导致的非工业化所损失的工资还不到当年国民收入的0.07%。

许多观察家不仅担心制造业部门萎缩会对工资造成损失,还担心由于不能在世界市场上有效地参与竞争,美国的实际收入会大幅降低。但他们通常没有区别生产率低增长的不利后果和生产率增长滞后于其他国家的不利影响,生产率低增长即使对根本不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也是很糟糕的。

为什么这个区别很重要呢?假设有这样一种情况: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生产率(单位工人每小时的产出)都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比如每年增长3%,并假设其他条件都相同,那么,所有国家的工人实际收入也会每年上涨3%。同样,如果生产率每年增长1%,收入也会每年增长1%(不管各国的绝对生产率水平如何,生产率增长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总是成立的,只有增长率才是重要的)。

与生产率的低增长相比,与对国际竞争力的担心对应的是这样一种情形:美国的生产率每年增长1%,而其他国家仍保持3%的增长率。如果美国的实际收入也每年增长1%,滞后于其他国家,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美国有什么竞争问题。如果其他国家和美国一样糟糕,美国收入的增长率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其他国家发展得比美国快,可能会伤害美国的自尊,但不会影响美国的生活水平。只有当收入增长的下降幅度比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幅度更大时,谈论竞争问题才有意义。

外国的竞争可能通过一个人所共知的机制降低本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效应。在出口市场上,外国的竞争可能迫使美国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国家产品的价格下降。这种下降通常是通过美元贬值表现的,从而抬高了进口品的价格。最后的结果是美国的实际收入下降,因为美国的出口产品更便宜,进口产品更昂贵了。

在过去20年间,美国的贸易条件确实恶化了。1970~1990年,美国的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的下降幅度超过了20%;换句话说,1990年美国必须多出口20%,才能进口与1970年同样多的产品。由于1990年美国进口总值占GDP的11.3%,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国民收入下降了大约2%。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实际收入大约增长了6%。我们的计算表明,即使贸易条件不恶化,增长也只能达到8%。虽然外国竞争对美国有影响,但它根本不能解释美国收入的停滞。

计算贸易条件对实际收入影响的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是使用可支配GNP。真实GNP是评价经济绩效的一种传统标准,它测量的是所有价格保持不变时的经济产出。可支配GNP是一种类似的方法,出口价值通过进口价格指数加以折算。它衡量的不是美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而是美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如果进口品价格比出口品价格上升得更快(例如,如果美元急剧贬值,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可支配GNP的增长就会滞后于真实GNP的增长。

1959~1973年,美国的工资水平平稳上升,单位工人每小时可支配GNP的增长(1.87%/年)略快于每小时真实GNP的增长(1.85%/年)。而1973~1990年,实际工资停滞,可支配GNP的增长(0.65%)落后于产出的增长(0.73%),不过两者差异都不大。可支配GNP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单位工人真实GNP增长缓慢,这几乎完全是由国内生产率增长的下降造成的。

如果外国竞争既不是美国制造业衰落的罪魁祸首,也不是工资增长停滞的根本原因,它是不是至少使许多非熟练工人的境况恶化?经济学家通常十分赞同这样的观点:全球市场日趋一体化,使得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

他们的观点来源于国际贸易理论中人们熟知的一个概念:要素价格均等化。其含义是:一个熟练劳动力丰裕的富国(因此技术回报率较低)与一个熟练劳动力稀缺、非熟练劳动力丰裕的穷国进行贸易时,两国的工资水平趋同。富国熟练工人的工资上升,穷国熟练工人的工资下降;富国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下降,穷国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上升。

由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出口增长迅速,要素价格均等化似乎是造成美国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工资差异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然而奇怪的是,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我们已经发现,与制造业萎缩、实际收入增长减缓一样,工资差距扩大主要是由国内因素造成的。

以上结论是我们仔细研究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内在逻辑[这个结论由沃尔夫冈·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和保罗·萨缪尔森(Polo Samuelson)在1941年的经典论文中首次给出]后得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说明,如果一个富国同一个穷国进行贸易,富国会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因为熟练工人比较丰裕),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这种贸易的结果,富国的生产会转向技术密集型部门,放弃劳动密集型部门。这种转移增加了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减少了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如果工资可以随不同种类劳动需求的变化而自由升降(美国大部分部门就是这种情况),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上涨,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就会下降。在穷国,情况正好相反。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工资差异的上升会使富国的企业减少雇佣熟练工人,增加雇佣非熟练工人。这个决定又反过来抑制了对熟练工人需求的上升。在达到平衡后,工资差异的上升恰好抵消了产业构成的变化对劳动力总需求的影响,两种劳动的总就业保持不变。

根据斯托尔珀和萨缪尔森的分析,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对上升后,导致所有产业增加雇佣非熟练工人,减少雇佣熟练工人。实际上,这种变化是经济将生产转向技术密集型部门同时保持工人构成不变的唯一方法。

在实际生活中,上述分析有两层非常清楚的含义:第一,如果越来越发达的国际贸易是导致工资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美国大部分行业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比应该下降。第二,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的增长应该比雇佣较多非熟练工人的行业快得多。

美国最近的经济状况与上述推断恰好相反。1979~1989年,白领工人的真实报酬上升,而蓝领工人的真实报酬下降。另外,几乎所有行业白领工人的比率都上升,而且技术密集型行业只比劳动密集型行业增长稍快(虽然经济学家用了许多不同的方法估计一个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但估计蓝领工人的比率要使用一些非常不同的方法,而且很容易估计)。

因此,这些证据表明,要素价格均等化并不是造成工资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对熟练工人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每个行业内部需求的变化造成的,而不是由贸易导致美国产业构成变化造成的。没有人能确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整个经济中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下降。技术变革,尤其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无论如何,全球化不是主要原因。

似乎很难调和以下事实:国际竞争对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下降几乎没有责任;美国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的制造品剧增。然而,事实上没有必要这样做。虽然有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汹涌势头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美国的大部分进口仍来自其他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工人的技术和工资水平与美国相似。1990年,美国贸易伙伴的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用双边贸易总额加权)相当于美国的88%。从低收入国家,即工人收入不足美国一半的国家的进口(不包括石油),仅占美国GDP的2.8%。

美国传统的贸易伙伴的工资和技术水平的上升,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所带来的日益激烈的低工资竞争有所缓和。事实上,1990年从低工资国家的进口占美国GDP的比重与1960年相当,约为2.2%,因为30年前的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也属于低工资国家。1960年,从日本的进口也给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带来了竞争压力。今天日本已成为高工资国家,它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主要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例如半导体行业。

我们已经仔细分析了外国竞争带来的“浩劫”,结果发现纯属子虚乌有。进口不应对1973年以来美国收入水平的停滞负责,也不应对非工业化负责,更不应对低工资工人身陷困境负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天下大吉。

一些对美国的竞争力敲响警钟的人似乎认为,对美国来讲,只可能有两种情况:要么存在竞争问题,要么经济绩效还不错。我们承认,美国经济确实表现很差,但我们发现,对于美国低下的绩效,国际竞争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

美国的困难主要来自国内,即使世界市场不像现在这样一体化,美国同样会陷入目前的困境。GNP中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是由于人们现在购买的产品相对减少;制造业就业的下降是由于公司用机器替代工人,更高效地使用在岗工人;工资停滞是因为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放慢;非熟练工人的境况越来越糟是因为高技术经济越来越不需要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只起了次要作用。

证明我们结论的数据既不精妙,也不难加以解释。国际贸易对制造业部门的兴衰没有什么影响,证明这个观点的证据多如牛毛。但那些自认为学识渊博的民选领袖中流行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瞧不起这个国家优秀的经济讨论。

扭转这些认识十分重要。改善美国经济绩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认为美国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国际竞争力的问题,从这个错误的认识出发,是不可能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

[1] 本文经《科学美国人》杂志(1994年4月号,第22~27页)许可重新发表。版权归《科学美国人》所有(© 1994 by Scientific American, Inc.)。





第四章 第三世界的增长损害了第一世界的繁荣吗![1]


前一段时间,美国一些极有影响力的商业作家发出警告:美国繁荣的最大威胁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这一点只要看一下莱斯特·瑟罗1992年出版的畅销书的书名《世纪之争:即将来临的日、欧、美经济战》就会明白。然而,大约一年前,我们原来确认的经济对手却看起来不是那么不可战胜了:日本和德国经济陷入了难以扭转的衰退中,由于货币高估,致使出口受挫;在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它们引以为豪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也破绽百出。相比之下,美国经济虽然没有出现一片繁荣的大好景象,却看起来很健康。

但是,正当许多经济学家和公司经理对大肆宣扬的美日战争失去兴趣的时候,却发现一场新的战争又隐隐出现,即发达经济体与第三世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战争。在过去的20年中,发达国家令人失望的绩效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腾飞最先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亚洲小国,现在已遍及整个东亚,不仅延伸到原先就比较富裕的东南亚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等,还延伸到两个人口众多的穷国,如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智利、墨西哥北部也有类似的快速发展的迹象;连印度也出现了一些像班加罗尔(班加鲁鲁)软件中心这样快速发展的中心。

你可能猜想,所有人都会欣然接受全球风景线的这种变化,承认数以百万计的人,包括许多原先极度贫困的人迅速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一种进步,也是空前绝后的商机。然而,西方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人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并不满意,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威胁。

这些新的担忧可以从年初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发表的一封信中看出。克劳斯·施瓦布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主持著名的达沃斯会议。施瓦布受命为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准备一份名为“重新认识人类的基本假设”的文件,他邀请了许多人为他准备材料。为了说明自己的想法,施瓦布举出了一个新的定义作为样本。他写道:世界通常被划分为高生产率、高工资的富国和低生产率、低工资的穷国。但是,现在却有些国家生产率高、工资低。施瓦布认为,那样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越来越多,正在导致“生产性资产的大规模重新配置”,从而使得发达国家不可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换句话说,来自第三世界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已经成为对第一世界经济体的一种威胁,或许是最危险的威胁。

施瓦布的观点并非独一无二。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中,没有谁能比欧洲委员会的主席雅克·德洛尔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了。在众人翘首以盼的关于欧洲经济困境的白皮书《增长、竞争力和就业》(1993年12月出版)中,欧洲委员会列出了导致欧洲失业率长期以来不断上升的四个原因。根据该报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就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上,以我们无法与之匹敌的成本与我们竞争”的国家的崛起——这是欧洲人对来自第三世界的低工资竞争的说法。

美国持有这样观点的人不及欧洲多。尽管克林顿政府一向喜欢用“竞争”一词来定义经济问题,但主要是向发达国家如日本开火;1994年的《总统经济报告》指出:至少就目前来看,从第三世界的进口并没有给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压力。然而,一些经济学家,例如《商业周刊》的罗伯特·库特纳,以及经济政策研究所这样的思想智囊,仍不停地警告低工资进口品会对美国的生活水平造成威胁。《CEO/国际策略》杂志在1993年12月/1994年1月号上专门讨论了“重新认识全球经济”这个主题,发表了不是一篇,而是三篇关于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竞争的威胁的文章。对我认识的一些非经济学家进行的非正式的调查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包括那些自以为对经济事务了如指掌的人,认为来自第三世界的竞争是导致美国目前经济困难的主要因素,而且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事实是,担心来自第三世界的竞争会产生不良经济影响,几乎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虽然从理论上讲,低工资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高工资国家的人均收入,但实际效果可以忽略。从理论上讲,我们有理由担心来自第三世界的竞争可能对西方的收入分配(而不是收入水平)产生影响,然而,至少在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练的人犯这种错误呢?为了理解所谓来自第三世界的威胁,我们有必要先简要讨论一下世界经济。





考虑世界经济


来自第三世界的竞争危及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这种观点似乎一目了然。假设有人学会了某件以前只有我才会做的事,他也许没有我精通,但即使工资比我低,他也愿意工作,而我只能接受较低的生活水平或者失业,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从本质上讲,这就是那些担心随着第三世界的发展,西方的工资水平肯定会下降的人所持有的观点。

但是,这个故事完全是错误的。当世界生产率上升时(当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率接近第一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世界平均生活水平肯定会提高。毕竟,多生产出来的产品肯定被某个国家消费掉了。这样说本身就是一种推断:第三世界更高的生产率将反映为第三世界更高的工资,而不是降低第一世界的收入。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是,我们注意到,在一个国家内,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外国竞争者降价虽然会降低我的工资,但只要我有收入,他们这样做也就提高了我的购买力。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负面效应肯定会占上风。

世界经济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充满了反馈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一个只有单向效应的简单链条。在这个全球经济系统中,工资、价格、贸易和投资流都是结果,不是外生给定的。当潜在的参数发生变化的时候,不管这些参数是关税和税收之类的政府政策,还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之类更神秘的因素,这个系统会受到什么影响?如果只根据我们的阅历直觉地判断,虽然看似正确,但是其实可能大错特错了。

任何一个研究过复杂系统——不管是全球气候、洛杉矶的交通模式,还是制造过程中的物流——的人都知道,为了研究系统是如何运作的,需要构建一个模型。通常的程序是先构建一个非常简化的模型,然后使它越来越符合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实际的系统就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本文中,我将遵循这个程序来考察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工资和就业的影响。首先,我将描绘一幅过分简化、不切实际的世界经济的图景。其次,逐渐加入现实的复杂情况。在每一阶段,我还会引入一些数据。最后,我希望能说明,第三世界正给第一世界制造麻烦。这种看似深思熟虑的观点在概念上令人怀疑,从数据上看则是完全错误的。





模型1:一种产出,一种投入的世界


设想一个不像全球经济那样复杂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使用一种投入——劳动,生产一种万用产品——让我们称为芯片。所有国家都生产芯片,但某些国家生产芯片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另外一些国家。在设想这样一个世界时,我们忽略了全球经济中两个关键的事实:全球生产成千上万种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使用许多投入,包括物质资本和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

在这样一个简化的世界里,工资和生活水平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在没有资本,也没有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差别的情况下,工人会得到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用芯片表示的年实际工资,将等于每个工人一年中生产的芯片的数量,亦即他的生产率。由于芯片既是唯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唯一供消费的产品,所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就只包含芯片。每个国家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表示的实际工资水平也等于该国的劳动生产率。

相对工资呢?由于存在套利的可能,即把产品出售给出价最高的地方的可能,会使各个国家的芯片价格都趋于相等。因此,对一个每年生产10000个芯片的工人而言,他的实际工资就相当于每年生产1000个芯片的工人工资的10倍,即使这些工人不在同一个国家。也就是说,任何两个国家工资水平之比都等于两国工人的生产率之比。

如果原先生产率较低,因而工资也较低的国家的生产率得到大幅提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些新兴经济体用芯片表示的工资水平会上升——故事到此结束,不会给其他原先工资水平较高的国家的实际工资带来任何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在每个国家,实际工资水平都等于用芯片表示的国内生产率,无论其他地方发生什么变化,这肯定都是正确的。

这个模型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模型很可笑地作了过度简化。但这种简化可能在哪些方面误导我们呢?这个模型的一个明显问题,是没有考虑国际贸易:如果所有人都生产芯片,就没有理由进口或出口了。而莱斯特·瑟罗这样的竞争力理论家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瑟罗在《世纪之争》一书中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发达国家生产同样的产品,过去局部温和的竞争就变成了非赢即输的竞争。可是,如果发达国家都生产同样的产品,它们为什么又彼此向对方出售如此多的产品呢?

国与国之间存在着贸易,虽然这个事实表明我们这个简化的模型不可能是正确的,它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究竟有多大!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一些文件反复强调第三世界的贸易(如德洛尔在白皮书中所说的那样),事实上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量很小。1990年,发达工业国家用于从新兴工业国家进口制造品的支出只占它们GDP之和的1.2%。虽然一个发达国家不与低工资国家进行贸易的模型显然不完全准确,但它至少有98%是准确的。

该模型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资本就无法进行国际投资。我们将在模型中引入资本时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经济中,国民收入的70%以上归劳动所有,只有不到30%归资本所有,该比例在过去20年中一直很稳定。虽然劳动不是生产中唯一的投入,但如果说平均实际工资水平几乎与单位工人的产出同比率变化,既对美国来说是好事,对美国工人来说也是好事;反之亦然,这种说法基本是正确的。

最后一个可能使一些读者感到困惑的推论是:工资自动随生产率的上升而上升。真的是这样吗?是的。纵观经济史,可以发现,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生产率长期增长而实际工资却没有以基本相同的幅度上升。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生产率的一半,欧洲工资也不到美国工资的一半;今天以美元计算,欧洲和美国的平均收入差不多。在过去30年间,日本的生产率逐步提高,日本的工资也与日俱增,从相当于美国工资水平的10%上升到110%。韩国的工资也快速上升。事实上,许多韩国经济学家担心工资可能上升过快。现在,韩国的劳动力似乎很昂贵,无法与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后来者在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上竞争。在汽车之类的行业中,由于劳动力过于昂贵,无法弥补较低的生产率和较差的产品质量。

一些观点认为,老规则已经过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新进入者即使生产率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却仍在支付较低的工资。从实际情况看,这些观点毫无根据。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推翻这个命题,指出某些行业的相对工资与相对生产率不匹配。例如,孟加拉国衬衫制造工人的生产率几乎只有美国衬衫制造工人的一半,但工资水平远远不及美国的一半。可是,当我们讨论多产品模型时就会发现,这正是标准的经济学理论预测会出现的情况。

虽然一种投入、一种产出的模型看起来有点愚蠢,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两个关键的事实。第一,第三世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意味着世界产出的增加;世界产出的增加必然表现为某些人收入的增加。事实正是如此:它表现为第三世界工人的工资得到了提高。第二,不管我们最终发现第三世界提高生产率会对第一世界经济体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影响不一定是有害的。而这个最简单的模型表明,第三世界提高生产率对第一世界经济体根本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模型2:多种产品,一种投入


当然,在真实的世界中,国家在范围有限的产品上实行专业化生产;国际贸易既是专业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尤其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在制造品上的贸易主要是精密的高技术产品(例如飞机、微处理器)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的交换。在一个国家生产不同产品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生产率的提高,可能有助于也可能有害于其他国家。

这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从“二战”结束到朝鲜战争,许多国家遇到了一系列国际收支困难,许多人认识到了全球“美元短缺”。当时,许多欧洲人认为,他们的真正问题是美国生产率非常高,他们的经济根本无法与美国经济竞争。但是,美国经济真的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吗?更简单地说,一个国家生产率的增长会提高还是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实际收入?许多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外国生产率的增长对本国福利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取决于该生产率增长的偏向性,也就是说,取决于发生该增长的部门。[2]

阿瑟·刘易斯爵士曾因在经济发展领域的杰出成就而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用一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说明,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率对发达国家实际工资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在刘易斯的模型中,世界被划分为两个地区,分别称为北方和南方。全世界生产的不是一种产品,而是三种产品:高技术产品、中等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不过,与我们的第一个模型一样,劳动仍是生产过程中唯一的投入品。北方的劳动在生产这三种产品时都比南方的劳动生产率更高,但这种生产率优势在高技术产品上较大,在中等技术产品上居中,在低技术产品上较小。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工资和生产的模式会是怎样的呢?一种可能的结果是:高技术产品只在北方生产,低技术产品只在南方生产,两个地区都至少生产一些中等技术产品。如果世界对高技术产品的需求很大,北方就会只生产高技术产品;如果对低技术产品的需求很大,南方也可能实行专业化生产。但两个地区都生产中等技术产品的空间很大。

竞争将使北方与南方的工资水平之比等于两个地区的工人直接竞争的部门(中等技术部门)的生产率之比。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北方工人的生产率较高,但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平也较高,所以他们在低技术产品上没有竞争力。相反,南方的低工资水平也不足以弥补它在高技术产品生产中的低生产率。

让我们用数字作个说明。假设北方生产高技术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是南方的10倍,生产中等技术产品是南方的5倍,生产低技术产品只有南方的2倍。如果两个国家都生产中等技术产品,那么,北方的工资肯定是南方的5倍。给定这个工资比,尽管北方的劳动生产率更高,但南方生产低技术产品的劳动成本仅为北方生产低技术产品的劳动成本的2/5。比较而言,南方生产高技术产品的劳动成本是北方的2倍。

注意,在这个例子中,虽然在低技术行业南方工人的生产率是北方工人的一半,但他们的工资只有北方工人的1/5。许多人,包括一些自诩为国际贸易专家的人,认为这种差距表明,传统的经济模型在这里并不适用。事实上,这正是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所预测的结果:如果低工资国家出口行业的单位劳动成本高于高工资国家,它们就无法出口。

现在假设南方的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会有什么影响呢?这要看是哪个部门的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如果生产率的提高发生在低技术部门,该部门不与北方的劳动竞争,则北方与南方的工资之比不会变化。南方的劳动可以更便宜地生产低技术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会提高北方的实际工资。但如果南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生在两个地区竞争的中等技术部门,则南方的相对工资会上升。由于生产低技术产品的生产率没有提高,低技术产品的价格会上升,北方的实际工资会下降。

如果南方的生产率在低、中等技术部门以同样的速度增长,情况会怎样呢?相对工资水平会上升,但会被生产率的提高抵消。用北方劳动衡量的低技术产品的价格不会发生变化,北方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不会变化。换句话说,在这个多产品模型中,南方生产率的全面提高对北方生活水平的影响与单产品模型中的情况一样:根本没有影响。

在我们最简单的模型中,我们发现,第三世界的增长对第一世界的影响可以忽略;一旦我们将模型变得更符合现实,影响又变得难以预测。然而,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第三世界的增长损害第一世界的方式,与施瓦布在信中或德洛尔在白皮书中的描述大相径庭。第三世界的增长损害了第一世界,并不是因为它的工资低,而是因为它的工资上升导致了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的价格上涨。也就是说,韩国提高生产汽车的效率可能威胁到美国,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失去了汽车市场,而是因为韩国较高的工资意味着美国消费者购买韩国的睡衣和玩具要支付更多的钱。

第二,这种潜在的不利影响应该在一个易于测量的经济统计指标——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中反映出来。比方说,如果由于外国竞争更加激烈,美国公司被迫在国际市场上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售产品,或者因为对原材料的竞争更加激烈,或者美元贬值,它们被迫花更多的钱进口商品,那么,美国的实际收入就会下降。由于进口和出口占GNP的10%,所以,美国的贸易条件每下降10%,就会使美国的实际收入下降1%。第三世界的增长是否对发达经济体造成伤害,取决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是否下降。但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1982~1992年,主要由于石油价格下降,发达市场经济体的贸易条件事实上提高了12%。

总之,虽然多产品模型比我们开始时介绍的简单的单产品模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得到的结论是相同的:第三世界生产率的增长提高了第三世界工人的工资,故事也到此结束。





模型3:资本和国际投资


让我们更接近现实,在模型中再加入一种投入品。如果我们现在设想这样一个世界:生产需要资本和劳动,情况有什么变化呢?从全球角度看,劳动和资本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国际流动性程度不同。虽然1920年以前,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是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动力,但从那以后,所有发达国家都对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移民树起了高高的法律壁垒。只有非常有限的高技术人员从南方流到北方,即众所周知的“人才外流”;当然也有规模较大的非法移民,但大多数劳动力不在国际流动。

相比而言,国际投资非常显著,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达国家的许多银行把大笔资金借给了第三世界国家。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这种资本流动停止了。但90年代以后,随着新兴市场经济的繁荣,资本又开始大规模流动。

对第三世界的许多担心,似乎集中在资本流动,而不是在贸易。施瓦布担心可能出现“生产性资产的大规模重新配置”,指的可能就是在第三世界的投资。经济政策研究所曾做过一个著名的估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使美国丧失50万个工作岗位,这个估计建立在一个完全虚构的观点上:美国投资会分散。甚至1994年3月在底特律举行的就业峰会上,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也将西方经济的失业问题归因于资本流动。事实上,他好像在说,第一世界的资本现在只在第三世界创造就业。这些担心有必要吗?

简单的回答是:理论上是有道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按照教科书上标准的理论,国际资本从北方流向南方,可能降低北方的工资。然而,从1990年以后,实际资本流动很少,不会带来许多人臆想中的灾难性影响。

要理解国际投资是如何给发达国家的劳动造成困难的,必须首先明白,劳动生产率部分地取决于劳动中使用多少资本。从经验看,国内产出中劳动的比重是很稳定的,但如果可供劳动支配的资本较少,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水平就会下降。

假设在第一世界的投资者看来,第三世界国家比第一世界国家更有吸引力,这可能是因为政治条件的变化使在第三世界投资更安全,或者因为技术转移提高了第三世界工人的潜在生产率(假定他们有充足的资本)。这会损害第一世界的工人吗?当然会。流到第三世界的资本是未在国内投资的资本,所以北方向南方投资,就意味着北方的生产率和工资会下降。北方的投资者在第三世界投资,可能比在国内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但工人并没有获利。

然而,在我们匆忙做出第三世界的发展是以第一世界的损失为代价的结论之前,我们不能只考虑从理论上讲是否会造成经济损失,还应该考虑实际损失有多大。

有多少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北方对南方几乎没有净投资。事实上,支付利息和偿还债务的数量一直超过新的投资。真正的资本流动发生在1990年以后。1993年是迄今为止向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最多的一年,所有发达国家向全部新兴工业国家的投资总额达到1000亿美元。

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很大,但与第一世界的经济总量相比并不大。1993年,北美、西欧、日本的GNP总和超过18万亿美元,总投资超过3.5万亿美元,总资本存量大约为60万亿美元。即使在资本流动创纪录的1993年,第一世界的投资也仅有3%不在国内,资本存量的增长下降了不到0.2%。从1990年以来,在整个新兴市场经济的投资浪潮中,发达国家的资本存量只下降了0.5%左右。

这对发达国家的工资造成了多大的压力呢?由于资本只是其中的一种投入,所以资本存量减少1%,生产率下降不到1%;标准的估计是,这个数字约为0.3%。因此,简单的计算表明,90年代以来(记住:80年代事实上没有资本流动),流到第三世界的资本使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下降了大约0.15%。这根本不像施瓦布、德洛尔或经济政策研究所设想的那样是“灾难性的”。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资本只要不是被用来在发达国家投资,就会降低第一世界的工资。可是,在第三世界投资,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兴起的。同时,大量储蓄被注入了一个纯属国内的无底洞: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预算赤字。1980年以来,仅美国的联邦国债就达3万亿美元以上,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总额的10倍。资本流向第三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因为它流向了国外,但其数量比起国内的预算赤字显得微不足道。

关于这个问题,有些读者可能会反对,认为这两个数字不具有可比性:联邦预算赤字吸收的储蓄只不过是消失了;而储蓄投资到国外却被用于修建工厂、生产产品,与本国的产品竞争,所以海外投资比预算赤字的危害更大。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第三世界的投资会提高它们的生产率,我们从前面的两个模型中已经看到;而提高第三世界的生产率本身不会降低第一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许多决策者和学术权威人士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传统认识: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世界里,资本的这种流动性可以改变一切。然而,资本并不是那么容易流动的,我们目前看到的资本流动几乎没有改变什么,至少对发达国家是如此。





模型4:收入分配


从上文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世界的增长对第一世界几乎没有不利影响。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三世界的增长对发达国家中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

作为最后一个模型,让我再加入一个更复杂的情况。假设有两种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并假设南方的非熟练工人与熟练工人之比比北方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测,北方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之比比南方低。因此,可以想象,北方会出口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因为其生产中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比较高,而南方出口非技术密集型的产品。

这样的贸易对北方的工资有什么影响呢?当两个国家交换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时,它们间接地交换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北方出口到南方的产品比它从南方进口的产品“体现”了更多的熟练劳动,就如同北方的一些熟练劳动力移民到了南方。同样,北方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像是一种非熟练劳动力移民的间接形式。事实上,北方与南方进行贸易,使北方的熟练劳动力更稀缺,提高了他们的工资,而使非熟练劳动力更丰裕,降低了他们的工资。

因此,虽然与第三世界的贸易量增大对第一世界的工资总水平几乎没有影响,但从理论上说,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使熟练工人的工资更高。同样,也会存在“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北方非熟练工人的工资降到与南方相同的水平。

美国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其他发达国家虽然没有美国那么剧烈,但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这使人们对上面的结论感到担忧。即使第三世界的出口没有损害第一世界的平均工资水平,难道它们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的剧烈下降和欧洲失业率的日益上升也没有责任吗?

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大量证据证明,要素价格均等化不是造成美国工资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尽管与我们在前面几个模型中提供的证据相比,这些证据显得更间接,不那么可靠。[3]事实上,与第三世界的贸易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与低工资国家的贸易只占美国GDP的1%略多,所以,体现在贸易中的劳动力净流动比起整个劳动力显得很小。

更仔细的研究可能发现,南北贸易对工资分配的影响更大,或者未来南北贸易的增长会产生比我们目前发现的更大的影响。然而,关于这个问题,已有的证据并不认为与第三世界的贸易是造成美国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

另外,即使南北贸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它与平均工资令人失望的表现仍然无关。1973年以前,美国的年均收入增长率超过2%;从那以后,只有0.3%。虽然年均收入增长率下降是美国经济表现不佳的核心所在,但它与第三世界的出口无关。





真正的威胁


来自第三世界的竞争是令发达国家头疼的主要问题,这种看法在理论上令人怀疑,统计数据则彻底否定了它。为什么这很重要?它不就是一场学术争论吗?一种回答是:那些认为与第三世界竞争很危险的人肯定认为它很重要;欧洲委员会不会只为了凑字数而在白皮书中加上他们对来自低工资国家竞争的看法。如果决策者和知识分子认为强调低工资国家的竞争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很重要,那么,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指出他们的错误至少同样重要。

思想很重要。根据最近的报刊报道,美国和法国已经同意,在下一轮《关贸总协定》谈判日程中加入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国际标准的要求。美国政府官员毫无疑问会宣称他们关心第三世界工人的利益。然而,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出警告:这种标准只不过是为了不让它们利用自己唯一的劳动力丰裕的竞争优势,不让它们进入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看法是正确的,这其实是披着关心人类福祉外衣的保护主义。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伪装的保护主义最终会被一种更野蛮、更公开的贸易壁垒所替代。例如,罗伯特·库特纳一直认为,所有的世界贸易都应该遵照与《多边纤维协定》(该协定规定了纺织品和服装的市场份额)类似的规则进行。事实上,他想让所有的世界市场都卡特尔化。虽然这样的建议还没有被纳入严肃的政策讨论,但“三人成虎”,当一些受人们尊敬的人也认为第三世界应对第一世界的问题负责的观点可信时,就为干预国际贸易的铁腕政策铺平了道路。

我们并不是在谈论狭隘的经济问题。如果西方误以为通过树立进口壁垒就可以维持西方的生活水平,其结果可能是破坏今天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以及几亿人甚至几十亿人过上舒适生活的希望。实际上,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世界经济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第三世界成功本身,而是我们对这种成功的担心。

[1] 本文经《哈佛商业评论》(1994年7月/8月号,第113~121页)许可重新发表。



[2] 重要的读物包括J. R. Hicks关于长期美元问题的文章,“An Inaugural Lecture,”Oxford Economic Papers (New Series), June, 1953; 以及H. G. Johnson, “Economic Expans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May, 1955。



[3] Lawrence F. Katz, “Understanding Recent Changes in the Wages Structure,” NBER Reporter, Winter 1992-1993; and Robert Lawrence and Matthew Slaughter,“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merican Wages in the 1980s: Giant Sucking Sound or Small Hiccup?”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1993.





第五章 国际贸易冲突的幻象[1]


1993年夏,《外交》杂志的执行主编——一位我非常尊重、非常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表了一次评论。如果是在几个月之前,这次评论一定会使我十分吃惊。那时,我正打算写一篇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文章,即后来的《竞争力:危险的偏执》(发表于1994年3月的《外交》杂志上)。这位主编当时问我:“传统的认识认为,‘冷战’时期的军事竞争现在已被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所取代,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为什么他的话会让我如此吃惊呢?对于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而言,把国际贸易竞争与军备竞赛相提并论听起来非常奇怪。事实上,对贸易冲突和“战略性贸易政策”这一复杂概念的讨论很多,但是,对这一问题进行量化的所有努力都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贸易冲突所涉及的得失非常有限,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千分之几,与你死我活的军备竞赛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把国际贸易比作“冷战”这一想法怎么会被认为是一种“传统认识”呢?在本文中,我想提出由这一问题引出的三点看法。

首先,这位主编并没有弄错当下的基本情况:在决策者、商业领袖和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当中,即在那些重要人物当中,贸易类似于战争的确是一种传统认识。与其说经济学家失去了对这些讨论的控制,不如说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观点根本就没有出现在这些讨论之中。

其次,也许有人会想,经济学通常认为国际贸易是有益的,这一观点之所以受到排斥,是因为人们怀疑标准经济模型的现实性。其实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认识到那些自认为并被别人以为是内行的人根本就不懂得基本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概念,你就不会理解他们关于国际“竞争力”的讨论。

最后,由于那些重要人物对国际贸易问题的讨论是极端无知的,而且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内行,就更显得无知,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经济冲突的危险并非来自真正的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而是纯属子虚乌有。这种与现实大相径庭的经济冲突的幻象才是真正的威胁。





一份读物清单


也许,说明关于国际经济讨论现状的最好办法,是分析一下美国知识分子的境况,即那些收看《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阅读《大西洋月刊》《新共和》和《纽约书评》之类的刊物,但并非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也不打算成为经济学家的人的境况,因为他们想了解世界经济。当然,我们所要做的最自然的事,就是列出一些受到好评的书,这些书的作者常常赫赫有名,并且经常在电视上露面。这张书单应该包括什么呢?

下面就是我列出的一份读物清单:

(1)《世纪之争:即将来临的日、欧、美经济战》(Head to Head),作者:莱斯特·瑟罗。此书风行一时,得到了自克林顿总统以下许多重要人物的关注和赞同。

(2)《国家运行论》(The Work of Nations),作者:罗伯特·赖克。尽管不如第一本书那么畅销,但这本书也得到了许多赞誉。赖克不仅是劳工部长,而且是总统的重要顾问。

(3)《冷和平:美国、日本、德国与霸权之争》(A Cold Peace),作者:杰弗里·加滕(Jeffey Gorten)。虽然不是一本畅销书,但得到了许多实权人物的赞扬。由于此书的缘故,加滕被提名担任国际商会副秘书长这一重要职务。

(4)《贸易场》(Trading Places),作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普雷斯托维茨是前贸易官员,现任经济战略协会主席,该协会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智囊。这本关于日本如何智取美国的书受到了广泛关注,他的话被许多著名的专栏作家所引用;他本人则是电视和国会听证会上的熟客。

(5)《危机四伏的美国梦》(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作者: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勒特韦克因其关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著作而出名,但这本新书谈的是“地理经济学”。该书直言不讳地将国际贸易比作战略性竞争,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6)《沉默的战争》(The Silent War),作者:艾拉·马加齐纳和马克·帕廷金(Mark Patinkin)。本书不是一本畅销书,但自由派领导人对它评价很高。此书巩固了马加齐纳作为政策大师的声誉,并使他成为克林顿医疗计划的设计师。

(7)《1994年世界竞争力报告》(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Report 1994)。世界经济论坛(它主持著名的达沃斯会议)发表的年度竞争力报告,无一例外都会吸引新闻界的注意,最新的报告对西方国家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做出了灰暗的评价。

以上是一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清单,这些书的作者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那么,他们的书有什么共同点呢?

共同点之一是,他们都把世界经济看作进行艰苦斗争的地方:争夺市场、资本,不参与这个游戏的国家和世界领导人都会陷入麻烦。在描述这场竞争时,这些书有所不同。例如,赖克将竞争主要看作吸引非常容易流动的资本的斗争,瑟罗似乎更看重战略性行业。在政策重点方面他们也有差别:赖克强调教育和训练,瑟罗强调产业政策,普雷斯托维茨则赞成更加强硬的贸易政策。但是,争斗,即“非赢即输”的竞争,这个主题却是一致的。的确,在这些书中,战争的比喻随处可见,在瑟罗、加滕和马加齐纳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中,就有含有战争意味的词;在勒特韦克的文章中,这种语气也十分明显。

共同点之二是,他们完全缺乏专业经济学家所教授的那种国际贸易理论。我不是说这些书的作者对经济学家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而是说他们在写作时好像觉得这些理论根本不存在。

认识到经济学理论完全被忽略这一点十分重要。关键并不在于他们对最新的研究缺乏了解,而在于经济学家们所熟知的自李嘉图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书中根本没有出现。事实上,只有勒特韦克在书中提到了李嘉图或比较优势这一概念(这些词在其他书中也出现过,但将“比较优势”当成了“竞争优势”的同义词),他在两句话中提到了李嘉图,随即就认为比较优势这个概念无关紧要。讨论国际贸易的整个框架,有些是作者自己发明的,更多的是来自商业和军事战略。

换句话说,在公众对国际贸易的讨论中,大学里的经济学分析好像根本不存在。

当然,读者肯定会认为这听起来太过分了。是不是我们太关注少数几个作家了!经济学家不是对那些重要人物有很大影响吗?

好,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这份书单中的作者究竟有多显赫吧!有3位作者现在是或者曾经是克林顿政府中的高级官员;而瑟罗据称是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当然肯定是最畅销的经济学家。至于世界经济论坛,如果它是由一些不知名的人组成的,那才怪呢!

那么,有没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书或作者,与上述这些作者不一样,对标准经济学分析有兴趣呢?据我所知,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没有任何一本畅销的经济学书,甚至包括反对国际贸易理论的书,哪怕稍微提及传统的国际贸易分析的书。

也许我们不应将学术观点称为“传统的”。如果“传统认识”指的是大多数重要人物持有的观点,是人们从报纸上读到以后彼此告诉对方的观点,或者是由于许多人在重复它,因而报纸才把它刊登出来的观点,那么,国际贸易是一场有输有赢的竞争,是一场美国必须获胜的竞争,这种观点就是传统的认识。大学教科书里持相反的观点,它们很难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谁是正确的?


对于许多所思所写都与经济学有关的人来说,我刚刚描述的情况看来是完全恰当的。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话说,这些人把经济学视为“一种失败的职业”,并且认为漠视经济学教授的意见是一种再正确不过的态度。敏锐的观察者就应当用全新的眼光审视世界经济,而不应受到从失败的理论中得出的先入之见的羁绊。如果这些作者忽略了经济理论,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清醒。

在本文后面部分,我将回到为什么经济学家会受到如此轻视这一问题上来。但是现在,我想集中讨论一个问题:人们从上述清单所列的书中发现的那种国际经济分析,是否真的因为不受任何学术影响而显得更好!

当然,我不可能对这些书中的每一个观点都进行详细的讨论。我将主要讨论其中几本书(赖克、勒特韦克的书和《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共同出现的一个主题: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对西方国家构成了威胁。

《世界竞争力报告》清楚地描述了这一威胁:“今天,所谓的工业国家雇佣了3.5亿人,每小时平均工资为18美元。但是,在过去10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口大国加入了世界经济之中,例如中国、苏联、印度、墨西哥等。据估计,总共约有12亿劳动力可供雇佣,平均小时成本为2美元,在许多地方,甚至不足1美元……”

“(这一现象)表明,如果工业国家不能维持显著的生产率优势,这些国家的工人就会遭受巨大的压力。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许多工业都会被吸引到低劳动成本的国家中去。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框架下,公司可以在任何国家开设工厂,商品、服务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一个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利用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

“作为这种可畏的世界市场专业化的结果,许多国家甚至面临能否生存下去的挑战……制造业转移出西方国家似乎不可逆转……因此,工业国家创造财富的问题变得日益尖锐。”

上文提供了一种清楚的、令人不可不信的看法:低工资国家现在已经能够从西方国家吸引资本和技术,因此,这些国家的生产率将逐步接近西方的水平,但支付的工资却低得多。结果似乎非常明显:低工资国家会获得巨大的贸易盈余,而以前的高工资国家则会出现大规模失业,或者工资急剧下降。

听起来顺理成章,是吗?然而,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根据一个基本的会计事实,这也许是国际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等式:

储蓄-投资=出口-进口

这个等式不是一种假设的理论,而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会计恒等式,在描述任何国家的经济情况时,任何一致的描述都必须遵守这一总量约束。《世界竞争力报告》中的描述显然违反了这一等式。

重新考虑一下上面的描述。它声称资本会从西方国家流向低工资国家;也就是说,由于外资也会用于投资,那些国家的投资将会超过国内储蓄。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等式的左端是负的:投资超过储蓄。同时,它又声称,低工资国家的出口会远远高于进口,使发达国家“非工业化”。这样,等式的右端是……正的!

每当我试图向那些认为低工资国家的竞争构成威胁的人解释这一问题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问我的观点是什么。答案很明确,那就是在资本和技术流入低工资国家之后,它们的工资水平会随着生产率的上升而上升,结果它们不会对发达国家有巨额贸易盈余,相反,作为资本流入的对应物,它们会产生赤字。对这种说法的通常反应是不相信,这像是经济学家典型的论断:市场总是对的。于是,我问那个怀疑者他怎么看!他回答说,他相信低工资国家会有巨额贸易盈余。“难道你认为低工资国家会向高工资国家大量输出资本吗?”然后,我们又说了一些这正是为什么人们不喜欢经济学家之类的话,谈话就变得不愉快了。

在上述争论中还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人们经常看到,当跨国公司在低工资国家开设工厂时,通常能接近第一世界的生产率,但只支付第三世界的工资。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这恰恰是应该发生的情形:工资水平应该反映一国的平均生产率,而不是某一特定厂家的生产率;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少数几个现代厂家,它们不会使该国的平均生产率大幅上升,因而不能指望它们支付高工资(当然,在总体生产率很低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在少数几种产品的生产中接近美国的生产率,它就会出口这些产品,这被称为“比较优势”)。然而,不论怎样解释,上述结果与标准模型的预言是完全一致的,它似乎总被看作是对经济学家对贸易平衡的乐观态度的彻底否定。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首先,我们知道了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些非常简单的东西,它们是无可争辩的,就像是会计恒等式,或者一些非常基本的原理,例如工资应当反映一国的平均生产率而非某一工厂的生产率等,而不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很容易将它们弄错(与内在逻辑一致的经济学解释相比,那些混淆了基本原理的解释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以致人们在事实面前依旧对它深信不疑,甚至对事实感到恼火)。换句话说,经济学家似乎的确知道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其次,我们知道,我在上面的书目中列出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的轻视,并不是基于一种更好或者更深入的理解,相反,他们的看法非常肤浅,自相矛盾。其实,我只讨论了低工资竞争一种论点,这种论点也只是在一些书中比较明显。而我在书目中列出的那些作者,不论是在这些书中,还是在他们的其他著作中,都犯了许多令人吃惊的错误:对许多概念有误解,混淆事实、乱七八糟的统计数据,因为巧言善辩而让人觉得高深莫测的论点,以及对竞争一知半解(如果你认为我在夸大其词,请看一下我们在1994年7月/8月号的《外交》杂志上的交手)。

也许看起来我是在宣称,关于国际贸易的传统认识被一些无知之辈掌握着,这些人自以为也想让每一位重要人物相信,他们具有深邃的洞察力,而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世界经济的基本原理和事实;相比之下,受到轻视的理论经济学家至少还能提供一些智慧和常识。这就是我的看法。由此便产生了两个问题: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这有什么关系?





剖析经济学为什么受到排斥!


就我所知,对政策念念不忘的知识分子,对经济学的态度非常独特。尽管许多人对法律事务或防务政策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通常承认,理智地讨论这些事务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因此,评论法律事务的人应该拥有某种法学学位;评论防务政策的人应该是职业军人,或者从事过军事研究;如此等等。

然而,一旦涉及经济学,尤其是国际贸易,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专业知识并非必要。律师、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个话题,而且似乎非常自信地认为,经济学教授谈论的东西都是天真的和错误的,其实他们并不了解这些东西。

让我引用另一位著名作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教授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是《大国的兴衰》和《为21世纪做准备》的作者。从所受的教育看,肯尼迪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是,他最近开始对国际经济学做了一些著述和讲话。下面是他在《新观察季刊》上说的一段话:“就算现代化进程是不可阻止的,但是,当某种物品的生产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地区,如19世纪的西欧或20世纪末的东亚,而在全球都能生产时……当具有不同工资标准的50个国家都能生产大豆,70个国家都能生产钢铁时,现代化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呢?亚当·斯密(Adam Smith)支持自由贸易和专业化,即他认为当英格兰的气候更适于生产纺织品,葡萄牙的气候更适于生产酒时,英格兰和葡萄牙都生产酒和纺织品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但他的观点不适用于这个多样、产品相互竞争的现实世界——尽管它是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石。除非不断地降低劳动成本,否则你无法比别人更便宜、更高效地生产任何产品,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这篇文章的许多读者是一些对国际经济学有兴趣的人,但不一定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们自认为相当了解这个学科。对于这些读者而言,重要的问题是:你是否发现肯尼迪教授上面的话十分荒谬?

如果没有发现,那就太遗憾了。首先,肯尼迪教授混淆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hardo)和亚当·斯密,这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但是,假如某人对精神分析——比起国际贸易理论来,这个领域更不是建立在证据和逻辑的基础之上的——提出了一个自以为深刻的批评,可是他在一开始就让人感到他不清楚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的区别;或者,一个批评进化论的人竟然不知道达尔文与孟德尔之间的区别。面对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想呢?

其次,更重要的是,肯尼迪觉得他是在讨论比较优势的思想: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石。可是他居然并不理解这个思想。肯尼迪担心,一个国家可能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没有其他国家高效,这是一个典型的将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混为一谈的错误(在那本最畅销的本科生教科书中,第20页上讨论了这个错误)。这就像有人说每个人都有意杀死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从而误解了弗洛伊德一样。

上面引用的这段话不仅令人深思,而且它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国际经济学不需要专门知识,不管什么学术理论,毫无疑问都是愚蠢的——也是极为司空见惯的。事实上,我所列书目中的一位作者曾经自以为是地告诉我:如果你想被人们认为是一位经济评论家的话,学术训练就是一种负担。

但是,为什么这种态度会如此普遍?现在,为了捍卫经济学的尊严,我不得不尴尬地扮演一名业余社会学家的角色。在这里,我提出五种可能的解释:

(1)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涉及许多现实问题,所以许多人想声称自己是专家。这种情况在国际经济学中尤甚。在国际经济学中,“全球”一词所代表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浪漫、诱人,因而吸引了更多的人到这个领域来冒险。结果,许多人虽然对这个学科一知半解,仍然对国际经济学指手画脚。

(2)无知常以数量取胜。由于有许多律师、政治专家随意对经济学指手画脚,其他也想这样做的人就不会因为缺乏正式的资格或专业知识而犹豫不决。

(3)非经济学家写的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常常看起来比真实情况更有说服力。这不仅仅是个专业术语问题,不论如何解释,严肃的经济学分析往往本来就更难说清楚。你一开始就理解为什么低工资国家不能在贸易盈余的同时还吸引资本流入吗?你现在明白了吗?

(4)有许多满口胡言的经济学家,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假设你是一位军事专家,同时自认为又是一名经济专家,你写了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文章,甚至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一名理论经济学家却告诉你,你所有的精巧的论证都是在本科生教科书中讨论过的众所周知的错误,你的基本观点自相矛盾,因为你不了解国民账户。这时,也许你会想到应该回去阅读一下基础教科书;但是更可能的是,你会开始诋毁经济学家,说他们傲慢自大,一无所知。

(5)满口胡言的经济学家,即那些由于和他们的听众持有同样的错误观念而与这些听众相处融洽的人,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关于经济学家一无所知的印象。这就鼓励更多的非经济学家自称为专家,加入到争论中来,从而加剧了上述循环。

总而言之,这里存在一个错误的观点驱逐正确的观点的循环过程。从国际贸易的公共讨论来看,这个过程几近完整:不仅复杂的理论,就连比较优势和S-I=X-M这种基本概念和等式,都被逐出了讨论。

这意味着,如果你想知道主要国家之间是否有发生经济冲突的可能,你需要理解,这些国家的政策并不是建立在对本国利益正确的认识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把贸易看作冲突的观念之上的,而这种观念与逻辑和事实都是相悖的。





这有什么关系?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了实施最新一轮《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谈判回合达成的协议的立法,并且承诺美国将加入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一年之前,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尽管克林顿政府在与日本的谈判中吵吵嚷嚷,但是至少到1994年年底没有爆发贸易战,而且不久的将来似乎也不会爆发。因此,虽然克林顿政府的一些高官在国际经济学问题上显得很无知,但政府的实际表现仍然令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感到非常满意。那么,充斥在知识界讨论中的冲突的幻象究竟造成了什么危害呢?

我特别要给出的一个回答是:可以称为“间接的危害”。这些书的作者因为对国际经济发表了一些被读者认为是睿智和深刻的看法而名声大噪。受他们的影响,有人向他们请教,他们被政府委以重任,肩负重要的责任。但是,他们的观点不仅不是睿智和深刻的,而且是不可原谅的、错误的。任何一位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只要愿意花上一个小时在大学图书馆的参考书区查查资料,就会发现这些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难道不应该担心这些人提出的建议和作出的决策吗?

但是,有一种担心与国际贸易有更直接的关系。虽然我前面提到的大多数作家没有公开宣称实行贸易保护,但很难明白为什么会如此。如果仔细看一下《世界竞争力报告》中的经济观点,就会发现,它们明显倾向于阻止高工资国家和低工资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虽然《世界竞争力报告》的作者们拒绝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在书的最后,这种观点还是表现出来了。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书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在正式的场合,公开的贸易保护主义仍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无论这些作者在书中表达的是什么观点,在全书结束的时候他们总是要给出一些令人尊敬的建议,例如进行培训或者实行某种有限度的产业政策。

然而,很难想象,在支持自由贸易的真知灼见完全被排除在公众讨论之外的情况下,自由贸易作为决策者的一种官方信念,能否长久存在下去。还有一本书没有被列入前面的书目中,它是法国的一本畅销书,它的经济观点实际上与《世界竞争力报告》的观点如出一辙。只不过,《世界竞争力报告》尚且担心公开宣扬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受到欢迎,它却毫不在意。

这本名为“陷阱”的书,是詹姆斯·戈德史密斯(James Goldsmith)所著。这是一本可怕的书,它的经济观点正是典型的“贫民劳动论”错误(教科书第21页),而且完全无视基本事实。不过,它有一个优点,即有勇气完全坦白。戈德史密斯先生在从逻辑上推导他的结论时,使用了国际冲突这种华而不实的说法。他还公开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戈德史密斯认为,应该只允许工资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而这正是法国受过教育的公众翘首以盼的。只是不知道这本书的英译本销路如何。

我认为,在公众讨论中,如果将国际贸易描绘成斗争这种华而不实的说法仍然大行其道的话,那么,在政策辩论中,戈德史密斯之流就会最终占上风。他在从逻辑上推导他的结论时使用了这种说法,也就是说,贸易将被当作战争,目前比较开放的世界市场体系会四分五裂,因为除了少数几位经济学教授之外,没有人相信自由贸易这个信念。

那将是一种耻辱,因为尽管经济学教授有时也犯错误,但他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许多政策精英臆想并广为流传的国家间的冲突,只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还会破坏互惠的贸易。

[1] 本文经 Peace Economics,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Winter 1995)(第9~18页)许可重新发表。





第二篇 好的和坏的经济理论



第六章 美国竞争力的神话和现实[1]


在一代人以前,国际贸易基本上被美国公众忽略了。而今天,对国际竞争力的关心在各种政策讨论中随处可见,不论这些讨论的主题是教育、预算赤字,还是污染控制。一些不受欢迎的措施也借口能使经济更具有竞争力为自己开脱,而一些受欢迎的倡议却遭到反对,因为据说它们会危及美国的竞争地位。

公众关心美国竞争地位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国际贸易对美国经济越来越重要,今天,进口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一代人以前的3倍。同时,美国在世界上显赫的经济地位也有所削弱:美国的国民收入一度相当于世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总和,而今天已不足这些国家总和的30%;美国曾在几乎所有的高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现在已在很多领域受到了挑战;美国的生产率曾绝对领先于其他工业国家,现在至少制造业已基本上与其他工业国家差不多,某些部门美国则明显落后了。

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关心竞争力,但是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对“竞争力”这个概念的含义作过系统的讨论。或许可以这样说,使用这一概念的多数人把国家看作类似于企业,国际贸易类似于企业之间的竞争。对企业来讲,竞争力当然有明确的含义: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即不能提供与对手同样好的产品,或者不能保持足够低的成本的企业,会丧失市场份额并最终破产。而实际上,国家与企业根本不是一回事。国家间的贸易与企业间的竞争根本不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将“竞争力”一词运用于国家只会引起误解,而且毫无意义。

但是,许多人担心美国的竞争力,这种担心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感到在国际竞争中,美国的确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虽然把国家等同于企业的看法不对,但不能应付国际竞争有时会损害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的观点则是正确的。

在本文中,我将澄清与国际竞争力有关的问题。首先,我将试图打消一些关于竞争力的“神话”,即由于将国家误比作企业而产生的一些流行想法。其次,我将揭示关于竞争力的“现实”——正确认识的出发点。





竞争力的神话


竞争力问题通常是以宗教启示的方式提出来的:如果美国不能有效地对付国际竞争,它将面临某种经济灾难。这种极端看法源自误将国家比作企业。我们可以按照下面的方式来思考,这样很容易明白这种比喻为什么是错的。

首先设想全世界的劳动生产率都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既包括美国,也包括其他国家),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的生活水平、实际工资等都会以大约每年1%的速度增长。

现在假设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仍保持1%的年增长率,但其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比如每年4%。这对美国居民的福利有什么影响呢?

在很多人看来,美国肯定会有严重的麻烦。毕竟,如果一个公司的生产率低于竞争对手,它就会丧失市场份额,被迫裁减工人,并最终破产。国家难道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吗?

回答是“不会”。国际竞争不会使一个国家破产。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均衡力,它们通常可以确保在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技术、产品质量都比其他国家低时,仍然可以在世界市场上出售一些产品,在长时期内基本上保持贸易平衡。通过国际贸易,生产率明显低于其贸易伙伴的国家通常也会获得改善,而不会恶化。

对国际贸易中反作用力的经典分析,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在大卫·休谟[2]的时代,贵金属仍是主要的交换媒介,他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因为某些原因而缺乏竞争力,导致它的进口多于出口,该国就会不断流失金银货币。然而,这种货币供应的减少,将会导致该国价格水平和工资下降。最终,赤字国家的产品和劳动会变得非常便宜,产品会重新吸引消费者,贸易逆差也会被纠正。

在今天的世界中,上述调整过程更为复杂,也没有那么自动。由于各国货币不再由黄金支持,赤字国家的调整通常是让本币贬值,而不是让工资和价格下降。同时,国际资本流动也会导致贸易失衡: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的国家会出现贸易逆差(这是一个纯粹的会计恒等式),而输出资本的国家将有贸易盈余。但从长期看,不论生产率和技术状况如何,主要工业国家都表现出强大的进出口平衡的趋势。表6.1给出了在一些时间段中,3个主要工业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一个包括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广义的概念)占国民收入百分比的情况。在长时期中平均的贸易失衡是相当小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很大的失衡,许多经济学家将其归因于美国史无前例的预算赤字和其他一些特殊原因。1991年初,约有一半的失衡得到纠正(主要是由于日元和马克与美元的比价急剧上升),尤其是在美国,许多行业出口开始复苏。


表6.1 长期收支失衡[3]的自我调整

(1991年数据为估计数)





假定某个国家的生产率落后于其他国家,休谟首先注意到的那些均衡力仍会使该国发现自己有些产品和服务可供出口。但它会出口些什么呢?大卫·李嘉图[4]1817年指出的答案是,一个生产率在所有或几乎所有产业落后于其贸易伙伴的国家,将出口生产率劣势最小的那些产品。用标准的国际经济学术语来说:即使一个国家在所有产品上都没有“绝对优势”,它也总能找到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最能体现比较优势原理的一个实际例子,是“二战”后初期英国和美国的情况[5]。当时英国的生产率远远落后于美国,主要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美国,平均低一半以上。然而,英国经济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性很强,因此,它被迫积累了与出口收入差不多的美元。如果研究一下英国的出口模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比较优势在起作用。图6.1是根据22种行业的资料绘制的,它表明相对生产率和相对出口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美国的生产率在所有这些行业都较高,但只有在美国生产率为英国生产率2.5倍以上的行业中,美国的出口才较多。也就是说,尽管英国没有任何绝对优势,但在生产率为美国水平40%以上的产品上,它拥有比较优势。




图6.1美国和英国的生产率与出口的关系(1950~1951年)[6]


当然,英国能够在生产率落后于美国的产业中出口更多,是因为英国工人比美国工人的工资低;1949年英镑从1英镑兑4.8美元贬为2.8美元后,工资差距更大了。对上述现象以及美国的出口在1985~1988年美元贬值后立即复苏等现象的通常看法是,通过降低相对工资应付国际竞争,一定会降低一国的生活水平。但是,李嘉图于1817年谈论比较优势时指出,即使一国必须降低工资以参与竞争,两国进行贸易一般会同时提高两国的生活水平。

我们可以用一个假设的例子说明这一点,这个例子与李嘉图给出的例子类似。设想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英国两国进行贸易,只有羊毛和飞机两种产品。再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投入。美国的劳动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比英国更有效率,但生产飞机的优势更大。表6.2给出了假设的生产率的数字。


表6.2 生产率落后情况下的贸易所得





显然,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够相互出售产品的话,美国的工资率至少应该是英国的1.5倍,否则在美国生产两种产品都会比较便宜,但不应高于6倍以上。实际的工资水平将取决于需求状况和两个国家经济的相对规模。现在我们简单地假设相对工资率是3。在这一工资水平上,在英国生产羊毛比较便宜,因此出口羊毛;而在美国生产飞机比较便宜。如果价格与劳动成本成比例,生产1单位羊毛需要0.5单位英国劳动,生产1单位飞机需要1/6单位较昂贵的美国劳动,1单位羊毛交换1单位飞机。

现在我们问:“与没有贸易的情况相比,在只有美国1/3的工资水平上进行贸易,英国究竟是受益了还是受损了?”回答是英国受益了。如果没有贸易,英国将花费1单位劳动来生产1单位飞机。通过与美国贸易,英国用1单位羊毛交换1单位飞机,只花费了0.5单位的劳动。也就是说,与美国的贸易机会提高了英国劳动力的购买力。[7]

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例子,但它说出了关键。一个生产率低于贸易伙伴的国家,只有凭借更低的工资,而不能靠更高的生产率进行竞争。但这并不会导致灾难,事实上,通常还会从国际贸易中获利。关键是,国际贸易不像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那样,是一个国家所得必然使另一个国家所失的零和游戏,它是正和游戏。这正是“竞争力”这个词用于国际贸易时可能很危险,会引人误入歧途的道理所在。

尽管理解上述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我们同样应该了解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没有说明什么。再回到上面我让大家思考的例子中去。我们并没有证明不管美国生产率是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还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也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一点显然不成立。我们甚至没有证明,如果美国的生产率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以4%的速度增长,美国比生产率以1%的速度增长时处境更好。事实上,美国可能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更差。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尤其是其他国家的增长是偏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有害),还是偏向美国进口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有利)。[8]我们所证明的只不过是,低生产率对于一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不会比一个不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带来更多的麻烦。英国在1950年就有生产率方面的问题(这一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但是,这个问题对英国生活水平的不利影响,并没有因为英国参与国际贸易、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而更严重,事实上,参与国际贸易还减轻了这个问题的不利影响。

还应该注意,截至目前,这里的讨论省略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在真实世界关于国际贸易的政治学中非常重要,即收入分配。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常常会对一国内部的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即使一种变化总的来讲是有益的,它也会使有些人获益,有些人受损(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如果外国人愿意便宜地卖给我们高质量的产品,这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那些与进口产品竞争的国内厂商而言则是一件坏事。这个例子反映了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学家有时兴致勃勃地谈论自由贸易的好处,却忽略了有时非常巨大的调整成本;另一方面,对自由贸易的反对,代表的主要是某种特殊利益的要求,增强“竞争力”的呼吁通常被用来掩盖狭隘的私利。





竞争力的现实


前面的讨论似乎表明,不论竞争力意味着什么,它都不值得关注。即使是生产率低的国家,也在一些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那些多少有些自发的力量,总会确保一个国家在它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上有竞争力。但是,我们不要太着急,不要忽略了下面的观点:现实中存在一些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关心竞争力。因为在前面的讨论中,我隐含了一个假设:贸易模式完全由一国的比较优势而非其他因素决定。在一些情况下,这个假设显然是不现实的。

大部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是国与国之间在资源、气候和社会等方面持续的差异。巴西之所以成为咖啡出口国,是因为它的土壤和气候;沙特阿拉伯出口石油,是因为它的地质条件;加拿大出口小麦,则是因为它的土地比劳动力更丰富;如此等等。然而,发达工业国家在制造品,尤其是在尖端产品方面的贸易模式却很难解释。[9]在许多情况下,通过一个正反馈过程,产业似乎能创造自己的比较优势。

图6.2显示了创造比较优势的过程。假设一个国家由于某种原因,某一特定产业很强大,那么,这种情况可以用标准术语来说的所谓“外部经济”,从而加强该产业的力量。外部经济有两种主要形式。所谓技术性外部经济,指的是知识在厂商之间的扩散,即厂商之间可以相互学习,一国一个强大的产业能够形成全国范围内的知识基础,从而加强该产业的优势。金融外部经济取决于市场规模:一个强大的本国产业为专业化的劳动和供应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灵活的劳动大军和高效的生产者基础又能加强产业的力量。




图6.2 自我加强的比较优势


如果外部经济很强大,国际分工模式就非常不容易确定。在产业成长的初期,或者在现存的比较优势模式不能再适应技术或市场变化的转型时期,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偶然的历史事件或者政府的支持,在某一产业获得领先地位。这种地位一旦确立,它就能自我加强,并且一直存续下去。

在美国,外部经济的重要性在地区分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一些有名的产业群,例如硅谷和128号公路,以及一些不太出名的产业群,例如佐治亚州道尔顿附近的毛毯制造业、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保险业等都清楚地表明,成功(而不是潜在的资源)本身有一种自我加强的效应。国际上这种例子也很多,例如瑞士的钟表业、意大利的陶瓷业和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等。

尽管外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绝不仅限于高技术行业,但它可能在高技术行业的国际贸易中比在其他行业的国际贸易中发挥了更具决定性的作用。究竟国际贸易的基础有没有从传统的比较优势转向后天创造的比较优势,这一点还存在争论。但有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即尽管外部经济是一个很古老的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马歇尔[13],但是国际贸易分析的最新进展越来越强调历史、偶然事件和政府政策在决定贸易模式时的作用。[14]

比较优势是后天创造而非外生给定的,这个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第一部分中描述的基本上是善意的国际竞争的景象是正确的。它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一国可能丧失或无法建立某些产业,而从长期看,它也许可以在这些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这又给政府干预提供了一种可能。

上述推论的一个传统版本是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保护论。这种理论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在知识基础、供应商和专业技能都非常重要的行业,面对已经具备这些条件的强大的竞争者,如果没有政府干预,这些新的进入者只能生产那些外部经济不重要的产品,而且永远只能得到低工资。如果对目标产业进行扶持,从理论上讲,它们就能避免落入这个陷阱。

上述推论的新版本是关于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的。让我们举一个夸张的例子,请记住:这个例子夸大了现实。假设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贸易,日本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系统的扶持。这种扶持可以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对国内市场明显或暗中的保护,这使美国公司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保证了日本公司的销售。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日本将会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建立起竞争优势。这对美国并不一定是灾难性的:比较优势原则仍然适用,美国仍然有一些产品可供出口。但是,美国将越来越被迫依赖于低工资而非高生产率进行竞争。

上述情况与现实是相符的,并且触及了问题的关键。日本并没有对众多的产业给予补贴,而且名义上它的市场对制成品进口是相当开放的。但实际上,如表6.3所示,日本的高技术产品市场仍然是相当封闭的,只对日本企业开放,而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这些市场都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了。


表6.3 日本在本国高技术产品市场上的份额[15]





这才是真正的竞争力问题,即国际竞争将美国赶出它可能或应该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可能性。我们虽然发现这是一种正确的观点,但我们要郑重警告:不要过分滥用这个观点。

首先,尽管在一些产业中,政府补贴和不平等的市场进入,在决定国际竞争结果方面肯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不太可能是导致美国经济绩效差的主要因素。美国经济中绝大部分产品并不参与国际贸易:1990年,进口和出口分别只占GNP的13%和12.3%。另外,如表6.4所示,自198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显著复苏,而这些部门恰恰是国际竞争最激烈的部门。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相比,美国经济表现仍然较差,这主要与较低的国民储蓄率、研发支出较少和低质量的基础教育有关。没有创造出优势,最多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表6.4 主要工业国家的比较[10][11][12]





其次,一国追求竞争优势不应是无限制的,因为单方面追求竞争优势会使所有国家受损。例如,伦敦作为欧洲的金融中心,毫无疑问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如果金融中心是在法兰克福,英国就会丧失这种利益。如果民族主义的政策造成了一种四分五裂的金融体系,金融中心散布在法兰克福、巴黎、米兰和伦敦,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肯定会受到损失。也就是说,对英国而言,金融中心最好是在英国,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但是在某个地方形成一个金融中心(或硅谷,或128号公路),以实现这种聚集的外部经济所带来的优势,却是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的。

最后,竞争力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一样,很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以爱国为名谋求私利。上文提到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实践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它来为保护非常无效率的产业的政策辩护,并为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精英们谋求经济利益。[16]从理论上说,对美国竞争力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滥用它同样是危险的。因此,尽管不应将更加民族主义的贸易政策完全束之高阁,但对这样的提议一定要十分小心。





结论


尽管有充分理由为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担心,但这些理由并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人们常常担心如果一国经济落后于其贸易伙伴的话,将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例如无可弥补的贸易逆差、大规模失业,甚至经济崩溃等。这种担忧是杞人忧天。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生产率落后的国家同样能够保持国际贸易平衡,因为决定贸易的是比较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保持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非常重要,但这是因为它们自身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样可以维持国际竞争力。

真实的竞争力问题是十分复杂和微妙的。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比较优势源自自我加强的外部经济,而不是源自一国潜在的资源条件。这时国际竞争可能使一个国家被排除在它本来可以建立比较优势的产业之外,或者使它不能保持应有的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提供一个令人尊敬的论据,为政府创造或者保持优势的政策辩护。

一个论据从它的思想上看令人尊敬,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对竞争力的担忧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中可能或已经被误用或滥用。竞争力是一个比人们所理解的更微妙、更有问题的问题。

[1] 本文经《科学》杂志(1991年11月8日,第811~815页)许可重新发表。版权归美国科学促进会所有(© 1991 by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2] D. Hume, Writings on Economics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1955).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 199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orld Economic Outlook(Washington D.C, October 1990)。



[4] D. Ricardo,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Irwin, Homewood, IL, 1963).



[5] 在今天的美日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相对生产率与出口的关系。但是,将“二战”后初期美国与英国的情况加以比较,仍是一个特别发人深省的例子,因为尽管在所有行业美国的生产率都超过了英国,但英国的出口却几乎与美国一样多。



[6] B. Balass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5, 231(1963).



[7] 一方面,高生产率、高工资的国家也能从贸易中获益。经常有人指出,由于低工资国家使用“廉价劳动力”,工业国家受到了来自低工资国家竞争的伤害。但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与同低工资国家进行贸易比完全不进行贸易更糟一样是错误的。



[8] 关于外国增长对本国福利的影响的分析,可参看H. Johnson,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3, 95 (1955)。任何负面影响都是通过贸易条件的恶化产生的。如果不考虑石油和农产品的话,美国的贸易条件有轻微下降的趋势,但这个趋势非常小,几乎对美国的福利没有多大的负面影响[R. Lawrenc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1990, 343(1990)]。



[9] 工业国家之间的制成品贸易多数是“产业内”贸易,即生产中资本—劳动比和熟练—非熟练工人比似乎非常类似的产品的交换。因此,很难用工业国家之间在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来解释它们的比较优势模式,它们在资源禀赋方面非常接近[H. Grubel and P. Lloyd, Intra-Industry Trade(Wiley, New York, 1975); E. Helpman,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 62(1987)]。



[1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 199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orld Economic Outlook(Washington D.C, October 1990)。



[11] 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1989(Washington D.C, 1990).



[12]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andbook of Labor Statistics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90).



[13]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acmillan, London, 1920).



[14] 在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新国际经济学”在学术界被广泛接受,这种理论强调国际贸易模式的偶然性,现在已成为一个很大的领域。这方面的文献可以参看E. Helpman and P. Krug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MIT Press, Cambridge, MA, 1985); P. Krugman,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990)。学术性不太浓的文献包括M. 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Basic Books, New York, 1990)]和B. Arthur[Scientific American 262, 92 (1990)],他们对外部经济的重要性作了论述。我从Arthur那里借用了正反馈这个有用的比喻。



[15] 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1989(Washington D.C, 1990).



[16] 印度提供了一个以发展经济为名而实行灾难性经济政策的非常好(或者说非常坏)的例子。参看The Economist(3-9,May 1991)对印度经济的讨论。





第七章 经济外交往来——评劳拉·泰森的《鹿死谁手?》


劳拉·泰森当选为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后写的那本关于高科技产业中国际贸易政策的书《鹿死谁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本书的确值得关注: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写得简明易懂,书中处处都是有用的信息,而且在下结论时相当谨慎。甚至早在它的作者踏上仕途之前,它就已经是那些对贸易政策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而且形成了对自由贸易的传统依据进行尖锐批判的又一个高潮。

不过,这本书的新读者中,究竟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书中提出的问题,这令人怀疑。首先,它虽然写得很好,可是即使对专业人员来说也太难了。《鹿死谁手?》一书的核心所在,是一系列案例研究,每个案例都讲述了某一个高技术产业的很多东西,应有尽有;而在每个案例里又都导出了一系列非常有保留、模棱两可的结论。正如我在后面将要解释的那样,这种密集的论证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猜测,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下来。

更重要的是,除非把《鹿死谁手?》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读,否则不可能真正地理解这本书。孤立地来读,它仿佛是一场争论的中间部分。除非你知道在它之前发生过什么,在它之后又将发生些什么,否则你根本无法理解。





一


在该书的开头,泰森对自由贸易的传统依据做了一番评论。在这样做的时候,她预先假设她的读者们都懂得这个依据。但实际上极少有人懂,即使那些自认为很有见地的人,也不一定真正理解。他们倾向于把为自由贸易辩护看成一种观念上的偏见,而不是一种真知灼见(如果不是不可挑战的话)。如果不懂得泰森想要改变的那个传统的理性力量,你就不可能理解她的观点。

如果要把经济学家对于什么是贸易的判断总结成一个口号,那就是:国家和公司不是一回事。从本质上看,一个公司与它的对手争夺有限的潜在利润;它在业务上至少在某些方面应能做得和对手一样好,否则它就会失败。与此相反,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破产,况且,国际贸易在更大程度上是互惠的交换,而不是竞争与敌对。

要理解为什么在本质上一个国家不是和其他国家竞争的,让我们设想一个简单的世界也许很有帮助。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两个国家——干脆把它们叫作美国和墨西哥好了——而且,拥有同样技能的工人是唯一的生产资源(有些读者会看出,这个例子是大卫·李嘉图在170年前给出的那个例子的变体)。为了让这个例子更具有说服力,让我们进一步假设,美国在每种工作中的劳动生产率都比墨西哥高,不过,生产率的差别在不同的行业里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美国工人在高技术产品制造业中的生产率是墨西哥工人的10倍,而在制衣业中,生产率只比墨西哥工人高50%。

如果这些国家之间开始进行贸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答案显然取决于两国工资水平之比。如果墨西哥的工资太高,那么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会由生产率更高的美国工人更便宜地生产出来。如果墨西哥的工资足够低,则大多数产品在墨西哥生产比较便宜。但是,相对工资水平不会从天而降,它们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且,它们会趋向于固定在某个中间位置,在这个水平上,每个国家都能相对便宜地生产某些产品。用国际贸易理论家那些很有用的专业术语来说,美国在每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是两个国家都会拥有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两个国家都会抱怨贸易的最终模式。墨西哥人会哀叹他们只能靠低工资进行竞争;美国人则担心他们的生活水平会因为不得不与便宜的墨西哥劳动力竞争而下降。但事实上,在我们的例子里,贸易使得两国的实际收入都上升了。每个国家进口的产品都只是那些另一个国家的相对生产率高于本国相对工资率的产品,这意味着,以进口国劳动计算的进口产品的成本,低于这些产品在国内生产的成本。也就是说,与无贸易相比,每个国家都专业化于生产有限的产品并进口其他产品,结果境况都改善了。而且,无论两国的相对工资水平如何,情况都是这样。

再看看这个例子,考虑另一个问题:哪个国家更有竞争力?答案是,这个问题本身的含义就很模糊。美国在某些行业中有竞争优势,墨西哥则在其余行业中有竞争优势;但是不能认为哪个国家整体缺乏竞争力。实际上,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那些应该为“新贸易理论”(它是泰森那本书的基础)负责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把“竞争力”这个词用于整个国家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是不是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能从贸易中获益呢?也不是。它只是认为每一个国家都会获益,但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贸易对国内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影响。把我们这个例子的条件放宽,假设有两种劳动力: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并且在美国熟练劳动力的相对供给更多。那么,是否可能贸易虽然提高了美国整体的实际收入,却使非熟练工人受到了损失呢?确实有这种可能。50多年以前,在一篇经典的传统贸易理论文章中,保罗·萨缪尔森和沃尔夫冈·斯托尔珀指出:除非国内的受损者得到国内受益者的补偿,否则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关税将会降低实际工资。

然而,考虑国内收入分配与所谓的国家竞争力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而且,经济学家历来就对自由贸易损害国家利益的说法抱着嘲讽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种说法和那种打着国家的旗号来隐藏特殊利益集团的企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


在过去15年里,对传统国际贸易观点的一种尖锐批判,渐渐在经济学家中站住了脚。“新贸易理论”并没有抛弃传统贸易理论的真知灼见,但它确实认为,应对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据加一些限制条件;而正是这些限制条件构成了《鹿死谁手?》的理论基础。

“新贸易理论”宣称,许多国际贸易不是国家固有的优势的结果,而是“收益递增”的结果,即在一个公司水平上,或者在一个国家产业水平上的大规模生产的优势。比如在商用飞机的生产上,即使所有的工业国家都有同样的生产率,它们也不能都进入这个行业:无论在研发中,还是在生产中,规模经济都非常之大,不允许有多于一个或两个可盈利的厂商。新贸易理论家承认,粗看起来,贸易反映了国家的资源和特性,比如加拿大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咖啡出口国,但是他们认为,细看起来,不少贸易反映了被自我加强的优势锁定的历史和偶然事件。收益递增的逻辑要求大型商用飞机的世界生产集中在某个地方,而西雅图碰巧成为轮盘赌的轮子停下来时所指的那个地方。

这听起来很简单,可为什么它要求有一个新的理论呢?这是因为,振振有词地谈论经济学与对经济学有真正的了解是不同的:对后者,你需要新鲜的、论证严谨的模型。而且,模型化收益递增的市场,难免要比模型化收益递减的市场(比如小麦市场或者煤炭市场之类)困难得多。如果不引入一个重要的产业组织因素,你就无法研究“新贸易理论”。一般来讲,产业组织是个复杂的理论,它试图解释大公司之间的战略互动。直到1980年,理论家们才令人信服地把产业组织与国际贸易融合在一起。

不过,这种融合一旦成功,就很快被接受了。“新贸易理论”现在是主流经济分析的一个部分,以至于美国经济学会的期刊文章分类系统里,现在有一个门类叫作“包含收益递增和非完全竞争的贸易模型”,与“传统的贸易模型”处在同一级别中。这就是说,“新贸易理论”已经成了正统理论的一个部分。

但是,大家已经接受了的只不过是“新贸易理论”的理论部分,即关于贸易模式的部分,它的政策含义还存在很多争论,而这正是劳拉·泰森要讨论的问题。

显然,“新贸易理论”带来了一种可能性:政府的行动可以在事实上创造出比较优势。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的国防采购对于美国在飞机制造方面获得优势起了很大作用,这种优势延续至今;如果没有来自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靠着补贴发起的挑战的话,也许会长期延续下去。从理论上说,聪明的政府干预不仅能改变比较优势的模式,还能牺牲别的国家来提高本国的实际收入。这种掠夺性政策的理论,最早是由加拿大的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兰德和芭芭拉·斯潘塞在80年代早期提出的,并且很快就以“战略性贸易政策”而闻名遐迩。

在对贸易感兴趣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中,有关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华而不实的说法(而不是深刻的理论)已经非常流行。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说,尽管大多数研究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家承认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他们也都非常怀疑它在实践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我曾经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做了一次分类,把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新贸易理论家们,归纳为“小心翼翼不主张采取行动者”:他们愿意研究战略性政策,却不提倡真的去实行这种政策,至少在目前不要实行。泰森却沿用我的分类方法,把她自己归类为“小心翼翼主张采取行动者”,即她想要提倡在美国制定战略性贸易政策、反对已经觉察到的别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方面采取一定的行动。

在这种小心谨慎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答案是:制定一项有用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来就是个大难题,即使只评估过去政策的结果也很困难。这个困难正是《鹿死谁手?》读起来这么艰难的主要原因。

关键在于,尽管所有的完全市场都是相似的,可是不完全市场又各有各的不完全的方式。对不同的行业,例如飞机、半导体和远程通信等,你不可能提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干预的提议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对于公司会怎样随着假想的政策变化而改变它们的策略,这些策略性行动怎样影响收益、工资、研发等,对于这一切变化怎样在整个经济中扩散开来,你都必须进行详细的预测。如果想要做到这一切,你必然需要一个行业的技术、历史和政策环境等方面的许多详细资料。而且,即使能做到这一点,你也不得不承认,你可能在需要做出定量判断时完全不知所措。

由于存在这些困难,造就了《鹿死谁手?》的两个特点:在每个案例中都堆积了大量细节,而下结论的语调又出人意料地模棱两可。泰森在得出战略性贸易政策成功的结论时异常小心。比如,在飞机的案例研究(据说这是该书的中心部分)中,我们看到了以下不知所云的说法:“因为没有一个更正式的研究模型,所以不能断定这种补贴的总福利效应是正的。但是应该也没有什么理由说它们是负的。”在另一个案例研究中,提到关于美国和日本的半导体贸易协定时,她又用了同样的说法:“传统的观念认为半导体贸易协定(SCTA)是个严重的失误。但是这里给出的证据表明,一个更谨慎的结论可能更确切一些。”

我很同情她的小心翼翼。对于飞机这样的行业,任何一个想要真正对政策的作用进行量化的人都知道,一旦你开始触及那些困难的问题,你就会发现你是多么快地打消了以为自己真正理解这个行业的念头。然而,在所有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潜在收益进行的量化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起作用,但从整个经济看,得到的好处几乎可以肯定是非常小的。

让我通过一个计算加以说明。泰森引用了一些研究来说明,从欧洲的角度看,空中客车已经是一项很成功的事业,但这些研究主要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飞机行业里的工人和其他行业中差不多同样的工人相比,工资更高一些,因为对于空中客车的发起人来说,如果没有所谓的工资收入,它就要亏本。高技术制造业的工人比其他行业的工人每年多拿4000多美元的工资,这是事实。如果你认为这就是真正的额外收入,而不是工人之间隐含的质量差别所带来的收入,那就是每一个流向高技术产业的工人都为GNP贡献了4000美元。

现在美国的高技术产业有300万工人。设想一个雄心勃勃的让泰森的建议望尘莫及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把100万工人从其他行业中抽出来,移到这个部门中去。这样,每年就能让国家收入增加40亿美元。听上去好像是个很大的数目,其实它只不过是美国6万亿美元的GNP的1/1500而已。现实中,任何一个战略性贸易政策都肯定不会比这个假设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更大、更成功。

当然,更高的研发水平能带来更多的间接利益。你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证,但你还是很难找出什么可信的论据来证明,我们想象得出的最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能让一个国家的年收入增加10亿美元或者20亿美元。这就使得战略性贸易政策成了一个与为牧场主和矿主使用联邦的土地而定价的政策类似的难题。

一个政策问题没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被忽略。正如埃弗里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所说,这里10亿美元,那里10亿美元,很快你就得讨论现实的钱的问题了。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支持有前途的科技发展。至于那些我们确信正在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家,让我们同它们坚决进行讨价还价吧!但是,我们也要保持正确的观点,不要总把自己想象成正在为谋求全球霸主地位而参加某种无法避免的战争。

不幸的是,很多人相信我们正处在这样一场战争中。《鹿死谁手?》这本书的巨大危险,就在于它会迎合这种错误的观念。





三


在总统选举辩论中,罗斯·佩罗(Ross Perot)谈到与墨西哥进行自由贸易之后就业向南转移的所谓“巨大的吮吸声”时,设定了讨论贸易政策的某种新标准。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如今在美国贸易政策的讨论中,对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很多自认为深思熟虑并且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的看法,几乎与佩罗的观点一样拙劣。

在过去的大约10年间,在许多有关一般经济问题的公众讨论中,一个完全错误的关于国际贸易的思想体系占了主导地位。这个思想体系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名字,所以让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竞争的国际主义”,或者为了简便起见,叫作CI。

CI说法的精华部分不是来自别处,正是来自比尔·克林顿本人。他在硅谷的一次集会上说:“现在的美国就像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大公司。”也就是说,CI理论家们把我们的经济问题看作是实质上与外国对手竞争的问题,把我们的经济困难归咎于缺乏国际竞争力。确切地说,传统的贸易理论家和新贸易理论家所说的都是一派胡言。

在这种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是看看泰森在书里没有提到什么。她没有提到美国的工业基础因为国际竞争而遭到了重创;没有提到失去制造业的大好就业机会对美国生活水平的停滞负有主要责任;没有提到国外低工资工人的竞争对许多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降低负有责任;也没有提到美国如果想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竞争力,就需要重新获得它的生产率优势。

这些省略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有影响力的人都相信这些说法,并且认为劳拉·泰森和他们有同样的信念。然而,在《鹿死谁手?》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些观点的东西,这是很有道理的。作为一个负责的经济学家,泰森知道这些观点全都不是事实。

比如,考虑一下非工业化的问题。毫无疑问,美国的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原来那么大了,1991年时只占17%的就业,在1968年时占27%。在1992年12月的经济高峰时,刚刚当选的新总统比尔·克林顿,无疑受到了他身边CI理论家们的影响(或者我们也许应该干脆就认为,总统本人就是个竞争国际主义者),绞尽脑汁想使美国的制造业变得更有竞争力,并重新获得那些失去的就业。然而事实是,国际竞争与那次经济下滑的趋势几乎毫无关系:就算美国减少了制造业的贸易逆差,恢复到像上一代人之前那样大体平衡的贸易水平,制造业就业的份额也只能上升到大约17.5%。

CI在政治和媒体中的影响,给想对政策施加良好影响的经济学家们出了一个进退维谷的难题;特别是,如果他们碰巧是自由主义者,就更加困难了。当他们看到拙劣的谬误被当成深思熟虑的远见卓识时,他们是不是应该发泄一下自己作为学者的愤怒呢?1983年,竞争国际主义者如罗伯特·赖克和莱斯特·瑟罗的产业政策观念,在当时被称为“阿塔利民主主义者”中十分流行,一位名叫劳伦斯·萨默斯的杰出的年轻自由派经济学家无法抑制自己的蔑视之情,把这种观念斥为“麻醉经济学”和“按摩经济学”。那时他是诚实的。但是,他的嘲讽未能减缓那些他认为很愚蠢的观念的扩散。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萨默斯会成为比尔·克林顿的首席经济顾问,但他最终没有得到这项职务。

劳拉·泰森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子。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她就充当了“新贸易理论”和“竞争国际主义”之间的大使角色。在许多书籍和文章中(《鹿死谁手?》达到了顶点),她实际上是在这两个世界中穿梭。她与伯克利国际经济学圆桌会议(一个态度相对温和的CI思想智囊)长期保持联系,这使她有了一个论坛,可以尽力说服这个学派的至少一部分人,把他们干涉的主张建立在更深奥的理论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无知地抛弃全部经济学的基础上。同时,她还保持着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并且运用这种立场劝说她的同事们倾听并教化竞争国际主义者们,而不要轻视他们。

实际上,可以把《鹿死谁手?》看成一本外交和学术文献。它是一本扎实的主流现代国际经济学著作。在该书中,干预的倾向被限制在学识渊博的学者们彬彬有礼的讨论之内,但是它的语气和风格都是为了迎合竞争国际主义者而设计的。有人猜测,泰森希望她的书能把这两部分结合起来。

我希望她走运,但是我怀疑她能否成功。《鹿死谁手?》不是她在这方面的第一次尝试,事实上,她致力于理论的外交往来至少已经有10年了。可是,从主要竞争国际主义者的著作来看,在劝说他们留意她如此喜欢的新贸易理论方面,她根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991年,罗伯特·赖克写了一本畅销书:《国家运行论》;1992年,瑟罗又扔了一枚“重磅炸弹”:《世纪之争》。这两本书中没有一本提到收益递增,也根本没有提到比较优势。

因此,有人担心《鹿死谁手?》最终会产生什么影响:它会不会使美国转向一种复杂的贸易战略?或者,它会不会以给一种拙劣而好斗的政策——由那些不仅没有超越对国际贸易的传统认识,而且对国际贸易的常识一无所知的人提出的政策——提供理论装饰而告终呢?





第八章 大学生应该懂得哪些贸易知识![1]


在学过经济学入门课的大学生中,很少有人还会接着在这个领域里继续研究生的学习。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不会再上更高级的经济学课程了,所以,他们学到的经济学知识也就到此为止了。今天,在对他们的基本培训中,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重要。

现在国际贸易对美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一点足以使我的这个主张合情合理。但是还有另一个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一般公众认识到,国际贸易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我们生活的年代,美国人对国际竞争力忧心忡忡,莱斯特·瑟罗所著的《世纪之争》成了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所著的《旭日》则高居小说排行榜的榜首。新闻媒体和商业文学作品中到处在讨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

问题在于,关于国际经济学,一个学生可能读到或者听说的,绝大多数是无稽之谈。我在本文中想要阐述的是,关于贸易,最重要的是教会我们的大学生怎样识别那些无稽之谈。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让我们的大学生的头脑具有抵抗那些错误观念的免疫力。现在,在据称是关于国际贸易的有见地的讨论中,那些错误观念占了上风。





流行国际主义的华而不实的说法


我想引用关于国际经济学的一个典型陈述作为起点(请暂时不要理会那些数字)。它是这样说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模式,因为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2]为了维持生活水平不下降,美国现在必须学会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市场中竞争。[3]这就是高生产率和优越的产品质量已经变得至关重要的原因。[4]我们需要把美国经济转移到高价值的部门[5],这些部门能给未来创造就业。[6]我们能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变得具有竞争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在政府和商界之间缔造一种新的伙伴关系。”[7]

好了,我承认,这不是一段真正的引文。我把它们凑在一起,作为一种流行的关于国际贸易的错误观念的摘要。但是,它听上去确实很像我们随时能读到或听到的那种东西,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它都十分接近艾拉·马加齐纳和罗伯特·赖克依然很有影响力的宣言,或者苹果计算机公司总裁约翰·斯卡利在1992年12月新当选总统克林顿的经济会议上所做的讲演。讲这种话的人都相信,他们自己是精明的、深思熟虑的,而且富有远见卓识。他们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在重复一套引人误入歧途的陈词滥调,我把它称为“流行的国际主义”。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流行的国际主义”会受到大众的欢迎。实际上,它把美国刻画成一个公司,它曾经拥有很多垄断力量,因而尽管经营不善,仍能非常轻松地获利。但是现在,它却面临着新的竞争者的激烈竞争。眼下很多公司都处于这种境地(尽管新的竞争者不一定来自外国),所以这个形象化的比喻听起来很真实。

不幸的是,这是个严重误导的比喻,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一个公司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国际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般均衡的问题,商人粗浅的见识根本就不能为它提供什么信息。

那么,大学生需要懂得哪些贸易知识呢?他们需要知道“流行国际主义”是无稽之谈,他们更需要知道它为什么是无稽之谈。





常见的错误观念


我在虚构的引文中插入数字,以标记6种时下流行的错误观念。在一门经济学的入门课程中,这些错误观念能够也应该被清除掉。





1.“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模式……”


流行国际主义者宣称,既然现在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一切就和原来不同了。关于国际经济学,入门课程能教给学生的最重要的认识,就是基本的东西并没有改变:贸易只不过是另一种经济活动,同其他任何活动一样遵循同样的原则。

詹姆斯·英格拉姆(James Ingram,1983)在国际贸易教科书里写了一个很可爱的寓言故事。他设想一个企业家开始了一项新的业务:用一种秘密技术,把美国的小麦、木材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转变成廉价、优质的消费品。这个企业家受到人们的拥戴,被称为产业英雄;尽管他的一些国内竞争者受到了损失,但每个人都认为,这种偶然的混乱只不过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代价。然而,后来一次调查发现,他所做的实际上就是把小麦和木材运到亚洲,然后用所得的收入购买制造品。于是他遭到人们的谴责,被称为“破坏美国就业的骗子”。当然,关键就在于国际贸易也是一种与其他任何经济活动一样的活动,把它看成一种将出口品转变成进口品的生产过程是很有帮助的。

顺便指出一点,美国实际上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部分。如果大学生们对此能比流行国际主义者们有更现实的直觉认识,这也是件好事。事实上,美国的进口和出口依然只有产出的1/8左右,美国增加值中至少有2/3来自非贸易品和服务。而且,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反驳那种所谓我们眼下的处境完全史无前例的愚蠢说法:美国不仅现在达不到,或许永远也达不到英国从维多利亚女皇统治时代以来达到的贸易开放程度。





2.“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实用主义者中最流行、最持久的错误观点是,就像同行公司之间相互竞争一样,国家之间也相互竞争。早在1817年,李嘉图的认识就已经比这个高明多了。经济学入门课程应该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国际贸易不是竞争,而是互惠的交换。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告诉学生,贸易的目的是进口而不是出口;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就是获得了进口它想得到的东西的能力。出口本身不是目的,出口是一个国家必须承受的负担,因为进口品的供应商都是些俗不可耐的商人,他们看重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关于“流行的国际主义”的肆虐,令人苦恼的是存在着一种格雷欣法则,即坏观念驱逐好观念。莱斯特·瑟罗是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懂得比较优势。可是,他最近的书之所以畅销,主要是因为他在书中充满激情地提出了一些观念,无意中(但愿他是无意的)迎合了“流行的国际主义”的陈词滥调:“适当的竞争是双赢的。每个人都有他(她)自己的长处;没有人会破产。针锋相对的竞争却是你死我活的。”(瑟罗,1992年,第30页)我们应该努力教导大学生,让他们一听到这种说法就本能地加以反对。





3.“生产率”


学生应该懂得,生产率高是有利的,但这不是因为它有助于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竞争,而是因为它能使国家生产得更多,从而能够消费得更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里这是正确的;在一个开放的经济里这也是正确的,而流行国际主义者却不这样认为。

我发现,让学生按照下面说的去思考很有帮助:首先,设想在一个世界里,所有国家的生产率每年增长1%,美国的生活水平将有何变化?学生们立即就会认识到,美国的生活水平每年也会增长1%。但是,现在假设美国的生产率继续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而其他国家却达到了每年3%的生产率增长,美国的生活水平又将有何变化呢?

正确的答案是:除了可能经由贸易条件产生一些细微的影响外,美国的生活水平还是以1%的速度增长。实践证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对美国生活水平的变化实际上并没有影响。但是,极少有学生能想到这个结论。这并不奇怪,因为事实上,他们在课外读到或者听到的所有东西,都把国际贸易描绘成竞技运动。

下面是一则趣闻:1992年我作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发表了一篇文章,着重阐述了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负责该专栏的编辑助理坚持说,我应该“解释”我们需要有很高的生产率,“以便在全球经济中竞争”,除非我加上这个短语,他才愿意刊登这篇文章。他说这很必要,可以让读者明白为什么生产率很重要。我们应当努力培养出一代不仅不需要这种解释,而且知道为什么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学生。





4.“高价值部门”


流行国际主义者认为,国际竞争是争夺“高价值部门”的斗争。“只有当我国的劳动和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向单位工人附加值更大的行业,并且我们在这些行业保持优于国际竞争者的地位,我国的实际收入才能上升。”(马加齐纳和赖克,1982:4)

我想,我们应该能够让学生明白为什么这是个愚蠢的观念。比如,考虑一个简单的两种产品的李嘉图模型,其中一个国家在两个行业的生产率都比另一个国家高[我想到的是克鲁格曼和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Maurice Obstfeld)在1991年出版的教科书中用到的一个模型]。当然,生产率较高的那个国家工资率也会较高,所以这个国家无论专业化于哪个部门都是“高价值”的,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工人的附加值将会较高。这是否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高是因为选择了合适的部门,或者说,穷国只要模仿这个国家的专业化模式就能变得富有呢?当然不是。





5.“就业”


无论赞同还是反对自由贸易的人,都同意就业是中心问题。老布什宣称,他的注定不会有好结果的日本之行的目标,正是“就业,就业,就业”;而在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辩论中,双方也都想从创造就业方面证明自己有理。还有许多赞同自由贸易的人士认为,保护主义之所以不好,就是因为它引发了萧条。

我们应该向学生强调,就业水平是个宏观经济问题,在短期内依赖于总需求,在长期内则依赖于自然失业率;关税之类的微观经济政策对它几乎没有什么净影响。讨论贸易政策时,应该从它对效率的影响出发,而不应该从增加或减少了多少就业的假想数字出发。





6.“一种新的伙伴关系”


许多流行国际主义者的出发点是,既然美国公司是在和外国公司竞争,而不是相互之间竞争,美国政府就应该从它以前宣称的对立立场转向支持我们的公司与外国对手竞争的立场。罗伯特·赖克(1991)这样一位非常聪明的流行国际主义者,虽然意识到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和美国工人的利益不是一回事(这一点还需要有人指出吗?你可能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但在流行国际主义者中,这却被看作一个深刻的、值得讨论的见解),却依然接受了美国政府应该帮助我们的产业参与竞争这个基本前提。

我们应该教给学生的是,目前主要的竞争是美国各产业之间的竞争,是哪个部门获得稀缺的资本、技能以及劳动力的竞争。虽然政府支持某个行业也许能帮助这个行业与外国竞争,但同时也把资源从其他国内行业中夺走了。也就是说,虽然国际贸易越来越重要,但不会改变政府不可能以不牺牲别的国内行业为代价来扶持某个国内行业这个事实。

现在也有一些理由(如外部经济等)可以说明,为什么扶持某些行业是正当的。但是,这在一个封闭的经济里也是正确的。学生们需要了解,虽然世界贸易增加了,但并没有为我国政府应该成为国内行业积极主动的朋友这个论点提供更多的支持。





我们应该教些什么


到现在为止,我在讨论中的抨击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对大多数经济学学生来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武装他们,让他们在经济问题的流行讨论中做出明智的反应。很多这样的讨论是关于国际贸易的,所以国际贸易应该是课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他们清楚,公众讨论的水平是极端肤浅的。实际上,水平之低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些不断重复着愚蠢的陈词滥调的人总把自己想象得很有见地。这意味着我们的课程需要尽可能地把基本原理讲明白。提供曲线和罗伯津斯基效应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大多数学生需要准备好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电视上的“专家”、畅销书作家和日薪3万美元的顾问们不懂得预算约束,更不用说比较优势了。

过去的15年是国际经济学创新的黄金时期。可是,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些新知识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是迫切需要的。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教给学生的最重要的知识还是休谟和李嘉图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教会他们,贸易逆差是自我校正的,贸易利益也不依赖于一个国家相对于其对手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如果我们能教导大学生听到某人谈论“竞争力”的时候就躲开,我们就已经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本文经《美国经济评论》(1993年5月号,第23~26页)许可重新发表。



[2] Crichton, Michael, Rising Sun, New York: Knopf, 1992.



[3] Ingram, Jam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Wiley, 1983.



[4] Krugman, Paul and Obstfeld, Mauric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Theory and Policy,New York:Harper Collins, 1991.



[5] Magaziner, Ira and Reich, Robert, Minding America's Busin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2.



[6] Reich, Robert, 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Knopf, 1991.



[7] Thurow, Lester, Head to Head, New York:William Morrow, 1992.





第三篇 新兴世界



第九章 挑战传统认识[1]


在开始我的演讲前,让我先向这次会议的举办者和组织者表示谢意,他们给了我这个机会向你们发表演说。请允许我学点儿日本人的做法:我想在开始前先道个歉。本来要我讲的是经济展望,展望一下全球经济,着重展望墨西哥的经济。我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尽我所能来涵盖这个很大的题目。不过我首先要承认,自己不是墨西哥经济专家。所以,我想讲一讲世界大环境中的墨西哥,讲讲墨西哥的经验是怎样与我们在整个世界中看到的那种更开放的模式相适应的。如果这意味着我会在墨西哥发展的具体问题上讲得太少,那我向你们道歉;不过我可以肯定,在今天早晨晚些时候的答疑阶段,我们能够把一些含糊的地方说清楚。

放弃那个目标之后,让我们展望一下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之后再具体讲一下北美,最后特别讲讲墨西哥。但是,让我们为展望经济形势做好准备:因为我们必须首先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质疑传统认识


我想,这里的很多人听说过已故经济学家卡洛斯·迪亚兹-阿莱让德罗(Carlos Diez-Alejandro)。迪亚兹教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他还是这个行业里非常少见的智者。如果你想对世界经济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么,他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真正的经济学知识与在任何时候都很流行的传统认识有所区别。

迪亚兹发现,经常有这样一些观念,那些关心国际经济政策的重要人物都对它深信不疑,这些观念与经济学研究真正告诉我们的事实相去甚远。事实上,所有重要人物都相信的东西,有时偏偏和最好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比如说,发达国家的首脑,以及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们一致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摆脱当前的全球性衰退,西方七国的国际政策协商是极其重要的。虽然所有对宏观经济政策协商的收益进行定量评估的人,都没有找到什么证据表明这样的协商的确带来了显著的收益,可是那些人仍然深信不疑。

那么,如果关于经济政策的传统认识不是根据最好的证据得来的,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它一方面受到经济分析的影响(我并不认为经济研究完全被忽略了),另一方面又受到最近的经济经历的影响。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重要人物互相讨论又听信传言的结果。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当然不是信手拈来的):在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云集的会议上,例如西方七国集团的部长会议,或者三边委员会在达沃斯或在杰克逊霍尔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发言者通常这样说:“贬值不是一个有效的经济对策;任何竞争力的暂时增强很快就会由于通货膨胀而荡然无存,这样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说这种话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只是凭他们对最近几次贬值失败的认识,但是他们之所以有信心这么说,却通常是因为很多其他重要人物也这么说,而不是因为有什么可靠的证据。我的意思是说,尽管传统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真凭实据上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纯粹是为了赶时髦。

当前,在思考国际经济事件时处于支配地位的传统认识有个名字:国际经济学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把它称作“华盛顿共识”(不是因为它来自美国政府,而主要是因为它来自位于华盛顿的国际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泛美发展银行等。与别的任何地方相比,世界经济事务中的重要人物都更喜欢在华盛顿集会)。

我马上就开始讲华盛顿共识。不过,我希望大家记住一点:这已不是这种传统认识第一次支配国际经济学讨论了,也不是第二次,连第三次都不是。实际上,从20世纪早期开始,我至少就可以数出四个有关经济政策的“传统认识”。

第一个是自由主义时代的传统认识。如果你回到20世纪20年代,你会发现,无论是在工业国家还是在现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那些担任要职的人都相信一个很简单的原则:自由市场和坚挺货币。他们相信,如果实行这些政策,经济就不会让人操心了。

到了40年代,传统认识几乎全都反过来了。苏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资本主义却在30年代明显失败了,再加上经济理论中一种新的主张政府干预的理论越来越盛行,导致了一种新的传统认识的确立。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接受了这个新的原则,它提倡实行积极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且管制货币。也就是说,制订经济增长计划才是对国家负责,在发展中国家,这通常意味着通过进口替代政策实行工业化;由于实行这些政策通常会陷入国际收支失衡,因而进口替代又必须用外汇管制来保证。

到了70年代,对政府行为尤其是对进口替代政策的希望普遍破灭了,于是又形成了另一种传统认识。它提倡自由市场的微观经济政策(抛弃进口替代)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对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取消管制,让市场自由竞争,但要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稳定经济。7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最典型的建议,是“自由化加贬值”,即用自由化取代当时令人讨厌的进口替代,贬值则可以避免国际收支危机或衰退,使自由化得以进行下去。

然而,80年代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历又导致了人们对这种政策组合的积极方面彻底失望。自由市场看上去比以前更好,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功地通过出口导向实现了工业化,共产主义意外地解体了。但由于许多国家出现了通货膨胀,积极的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受到了普遍怀疑。于是,到80年代末,一种新的传统认识形成了,它提倡自由市场和坚挺货币。

在90年代,这个新的(或者说旧的)传统认识几乎完全主导了重要人物之间的讨论(我所谓的重要人物,是指财政部长,或者是非常喜欢与他们谈话的人)。但是,正如所有的传统认识那样,它更多地建立在重要人物相互印证目前教条的循环过程上,而不是建立在真正可靠的证据上。

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展望当前的经济形势,因为在我看来,如果大家没有认识到,几乎从来没有遭到人们怀疑的传统认识在最近几年里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那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世界或者墨西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