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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售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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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2
Publisher:
中信出版社
Language:
chinese
ISBN 13:
9787508619224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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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售繁荣

Year:
2012
Language:
chines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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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Escape: Wolf Girl 2

Year:
2019
Language:
english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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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售繁荣





[美]保罗·克鲁格曼 著

刘波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兜售繁荣 /(美)克鲁格曼著;刘波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3

书名原文: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ISBN 978–7–5086–1922–4

I. 兜… II. ① 克… ② 刘…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3279号

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by Paul R. Krugman

Copyright © 1994 by Paul R. Krug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兜售繁荣

DOUSHOU FANRONG

著 者:[美]保罗·克鲁格曼

译 者:刘 波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86–1922–4/F·1900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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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之思想,无论对错,均有超出常人所想之影响力。其实统治世界者,或许仅仅是这些思想而已。自认为绝不受学理影响之务实者,往往不过为某已故经济学家之奴仆。秉政之狂人,自以为于冥冥之中得天授命,实则其妄想之远源,不过为数年前学界中某信笔胡言之徒……无论好坏,世上危险之物,始终为思想,而非既得利益。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目录


自序

前言

第一篇 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第一章 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

第二章 税收、管制与经济增长

第三章 供应学派



第二篇保守派的政绩 第四章 经济增长问题

第五章 收入分配

第六章 预算赤字

第七章 国外的保守派



第三篇 经济学界风潮左转 第八章 凯恩斯主义历久弥新

第九章 QWERTY键盘经济学

第十章 战略贸易论的崛起

第十一章 生产率高低与国际竞争力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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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位印度籍经济学家曾在研究生经济学课堂上讲解他的转世轮回理论。他说:“如果你是善良高尚的经济学家,你下辈子就会成为物理学家。如果你是邪恶奸猾的经济学家,你下辈子就会成为社会学家。”

一位社会学家也许会说,这段话表明了经济学家的思维误区: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一门人文学科,而经济学家却希望它能拥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高度精确性。当然,毫无疑问的是,经济学刊物中充斥着数学计算,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用数学的外衣来包装平庸的思想。但优秀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这段话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层意思:经济学是很难的,它比物理学要难,不过幸运的是,它并不像社会学那么难。

经济学为什么这么难呢?复杂性是原因之一。我们不能把经济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来研究。物理学很能解释那些简单的、有一定规律的系统,如围绕太阳运行的恒星、在氢原子的轨道之间跳跃的电子等。但在面对一些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时,物理学的解释力就要差多了。例如,虽然我们花了大笔资金来研发卫星和巨型计算机,但天气预报还是经常出错。如果你请那些研究气候变化规律的人进行一些推测,如推测全球变暖的前景,他们会给出各种各样的答案,还会展开激烈的辩论,就像当你向经济预测师询问某项经济政策的影响时,他们也会给出五花八门的答案一样。

经济学之所以难的第二个原因,恰好就应了上述那位社会学家的批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而人的行为不是简单、机械的。举个例子,经济学家对恶性通货膨胀有很深的认识,恶性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每个月上涨50%以上,是一种极度的货币失衡现象。事实上我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学家对恶性通货膨胀的认识程度,大致相当于气象学家在能够利用巨型计算机设计飓风模型之前,对飓风的认识程度。在那个时候,气象学家虽然难以作出精确的预测,但他们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飓风的原理和基本的等级。但是,今天的飓风与一千年前的飓风并无不同,而恶性通货膨胀却是全新的; 现象,因为只是在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之后,恶性通货膨胀才得以发生;而且每次恶性通货膨胀都会具备一些新的特征,其原因之一是,各国政府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但不一定是正确的教训)。

不过,尽管有这些困难,今天的经济学理论还是比较完备的,至少要比其他社会科学完备,这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最简单的行为(不过也许是最没有道德寓意的行为)。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总是杂乱无章的,但市场交换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服从于一定的逻辑规律。每次出售都对应一次购买,这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道理,却蕴涵着一整套会计原理,其中的一些直到今天还能让许多人大感惊奇(例如,吸引一定外资流入的国家必然会有一定的贸易逆差)。又如,人们很少错过明显的获利机会,这也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道理,但我们可以从中引申出一些惊人的结论,例如股价的“随机漫步”理论。

因为与其他社会交往相比,产品与服务交易是一种较为简单、人性色彩较淡的行为,所以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经济学理论更容易构建和验证。如果经济学是一门像天文学那样纯粹的学问,它应当会成为一门默默发展的学科,在过去的200年里,稳步地积累知识。

但经济学不是天文学,因为经济学结论对政府政策有直接的影响,而政府政策几乎会影响所有人。鉴于经济学是如此重要,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就会有许多人极为关注经济学,从而仔细地研究经济学。不幸的是,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不完美,所以人们只不过想用经济学来印证自己的愿望,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兴趣。

当然,学术政治化并不是经济学独有的现象,甚至不限于社会科学。例如,神创论者不愿相信进化论,在达尔文去世10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仍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还有不少人不愿相信艾滋病是由HIV病毒造成的,其人数之多令人担忧。不过,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成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抗生素的确能拯救病人,原子弹确实会爆炸,而且这些学科的研究工具都很精确,所以在这些领域,严肃的理论和伪科学之间通常有清楚的界线。

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条界线可就远不是那么清晰了。原因之一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不能进行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受控实验”,因为社会科学的证据必定是历史证据,而历史是很复杂的,历史经验通常都是可以作多种解读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由于我们人类总是有些刚愎自用,所以我们总是会在研究之前预设结论。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虽然说在历史上,经济学知识得到了持续的积累,但一些迎合公众偏见甚至毫无道理的学说,仍会不断地获得市场。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的年代,那种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而设计经济理论的做法,更会甚嚣尘上。像这样的理论,通常都不会有多少道理,却可以迎合那些没有耐心进行严密思考的人。

从1973年开始的美国人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的年代,就是一个这样的年代。在之前的一本书里,我曾将其称为“期望减退的年代”。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在这个年代里,经济理论与政治相互影响的故事。这个年代出现了几场重大的经济学争论。笼统地讲,在这个年代的第一个十年里,保守派对政府干预主义发起了一轮强有力的挑战,在那之后,政府干预主义以一种更为成熟的形式复兴。这也是一个“政策企业家”叱咤风云的年代。“政策企业家”是指那些一味迎合政治家喜好的经济学家。在此期间,一小群所谓的“供应学派”学者,宣扬着一种连保守派经济学家都视为无稽之谈的学说,竟然主宰了美国的经济政策,构成了这个光怪陆离的年代的一道奇景。在这个年代里,还出现了一群“战略贸易论者”,他们在自由派中的角色相当于“供应学派”在保守派中的角色,而他们现在[1]依然占据着政坛。

我在动笔写作本书的时候,是想写一本基本上为自由派申言的论著。在那个时候,保守派依然占据着白宫,而我是个自由派,也就是说,我支持向富人征税,并用税收来帮助穷人与不幸者。在那个时候,我对一些人的做法感到气愤,他们用拙劣的经济学理论和虚假的经济成绩来为一种“劫贫济富”的经济政策辩护,那种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毫无益处。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修改了本书的结构。原因之一是,民主党人赢得了1992年大选,在这个时候,我再来写一本纯粹批判保守主义经济学的书,似乎有点过时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努力思考近几十年美国的经济学争论的过程中,我日益发现,严肃的经济学思想与庸俗的经济学偏方之间的区别,真正的教授与“政策企业家”之间的区别,至少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区别同等重要。

虽然本书的目的是传达一定的观点,但它也是由一系列故事组成的,有些故事是关于经济学的,有些是关于经济学家的,我希望这是一些有趣的故事。我不明白公共电视台为什么总是请一些让人昏昏欲睡的人来点评经济,不过请读者忘掉那种人,经济学也可以是激动人心的。比如说,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单个公司与家庭的理性行为可能会产生累积效应,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的悲剧,这一理论在我看来,就有一种令人恐惧的美感;又比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几位不入流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媒体朋友竟然能在美国发动一场供应学派革命,这段奇怪的历史虽然令人懊恼,却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希望,阅读本书至少能让一些读者相信,与那些“政策企业家”提出的轻率的口号相比,严肃的经济学家的思想不仅更能引导我们发现真相,而且会更有趣味。

[1] 这里的“现在”指作者写作之时,该书英文版于1994年出版。下文同。——编者注





前言


魔力无常,时有时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经济就像汤姆·沃尔夫所说的,是一种“魔力经济”。当时的一些魔力效果是可以用数字来表示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1972年左右,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美国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人均消费等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翻了一番。但是,当时笼罩全国的极其强烈的富裕感和经济乐观情绪,是不能用单纯的数字来表达的。当时的美国人的确在为许多事情担忧,如社会动荡、核战争危险、环境问题等,但他们想当然地认定,经济将继续发展,会带来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但在1973年,魔力消逝了。

当然,它并不是突然消失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敏锐的观察家便发现,有迹象显示,战后的大发展年代要走向终结了。今天,“事后诸葛亮”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生产率这个推动生活水平提高的动力之源,早在1965年便停滞不前了。但当时的公众过了很久才发现,美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觉得美国经济不振似乎不过是由一些偶发的不幸事件导致的,例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能源危机,以及1974~1975年的“滞胀”局面(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的结合)。直到1978年或1979年,公众才开始真正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深切的不安。不过,在那之后,乐观情绪也不时爆发,令疑虑消散,比如1984年罗纳德·里根宣布“美国清晨”的到来,就让美国人欢喜连天。

但是,年复一年,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连不断。1991年美国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只比1973年高5%,而且这还不过是用工作时间的延长换来的,大部分工人的实际收入低于1973年。在此期间,无论以什么指标来衡量,贫困率都上升了,儿童贫困率则已接近警戒线。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富人的收入锦上添花,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场严重衰退中,就连富人也感到不寒而栗。

但最终,民众心理在此期间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单纯的数字所不能反映的。虽然在此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令人失望,但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的人均财富仍大大高于20世纪60年代,甚至高于1973年。不过,由于大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期望,所以财富的增长并未改善人们的情绪。在20世纪60年代,迈克尔·哈林顿觉得他有必要写一本《另一个美国》,以提醒占人口多数的富人,美国仍有不少穷人。在今天,谁还需要这样的提醒?1972年美国销量最好的非虚构类著作是查尔斯·雷奇的《绿化美国》。该书的主题是,既然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美国文化便可以推陈出新,大放异彩。而在1992年,排在非虚构类和虚构类著作第一位的则分别是莱斯特·瑟罗的《世纪之争》与迈克尔·克莱顿《旭日追凶》,这两本书均与美国的经济困难有关。而比尔·克林顿的顾问没花什么心思便想好了该年选战的主题词——“笨蛋,问题在经济”。这句著名的标语悬挂于他在各地的竞选总部里。

魔力经济为何消失无踪?讨论这个问题的书籍已有成百上千,本书并不是其中之一,但我将在本书的一章中用部分篇幅介绍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在其他地方我也会不时谈到这个问题。但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给出了许多解释,但大多数解释,包括那些最流行的解释,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大错特错的。也许有一些不甚流行的解释反而是对的,但如果我们不愿自欺欺人的话,就必须承认,没有人能知道这些解释到底哪个是对的。

问题是,这个回答有点令人失望,尤其是那些政治家,他们要面对变得日益悲观和愤怒的选民,对这种不明确的回答就更不满意了。对他们而言,经济魔力为何消逝、又应如何恢复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学术课题。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他们必须找到一个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但至少能让足够多的选民相信,他们有能力挽救经济。

那么,魔术失灵的时候怎么办?很简单,另找一批魔术师呗。

本书要讲的就是这番寻找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本书要讲的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政治家如何寻找持特定理论的经济学家,进而将其理论包装起来,用于政治目的;而经济学家又如何一边提出特定的理论,一边努力将这些理论转化为政治力量。

细究起来,这个故事十分复杂,因为它涉及的理论有的很隐晦,有的不正确,有的既隐晦又不正确。对于隐晦的理论,我们需要花点时间弄明白;对于不正确的理论,我们也需要花点时间弄明白它们错在哪里。虽然理论方面的探讨会比较复杂,但本书有两个简单的主题。

一个主题是大家熟知的现象:意识形态潮流会周期性地左右摆动。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极为保守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其他领域的保守派理论)突然之间获得了强大的影响力,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证明了保守主义的兴起。但从学术的角度看,1980年其实是保守主义的最高潮。此后,虽然共和党在1984年和1988年的两次选举中轻松地保住了执政地位,但在此期间,帮助共和党上台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其实在逐渐衰落,1992年老布什的竞选失败也证明了保守主义的衰落。

不过,本书还有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但同样重要的主题:世上有两种“经济学家”,可以分别称为教授和“政策企业家”,不幸的是,政治家几乎总是更喜欢后一种“经济学家”。





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当代社会流传着一个神话:政治家只不过是利益集团的奴仆。大众常常以为,政治家就像大白菜一样被华盛顿的游说者买来买去。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等观察家则认为,美国的政治过程只不过是忠实地代表了一部分选民的利益,即收入最高的20%的选民,只有他们是真正左右局势的人。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政治家的行为只是反映了某些强大的选民群体的利益,因而基本不会受到学理的影响。

但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一些问题上,美国是有一些利益集团,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有能力去争取。他们不关心相关的经济逻辑:在联邦土地上伐木的木材公司和享受进口配额保护的蔗糖种植农,对产权理论和贸易理论不感兴趣。但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重大的问题上,选民并不清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于是,政治家就会想办法为选民界定他们的利益,而这反过来又对政治家自己有利。

历史上最成功的为公众界定利益的人,当属罗纳德·里根。他的竞选主题很明确:美国的中产阶级受到了过多的管制,税负过重,在“大政府”的重轭之下气喘吁吁。他描绘了一些很有煽动力的画面来说明这个主题:有的穷人靠福利收入买了凯迪拉克车,成为“福利女王”;成群的官僚挤在巨大的办公室里,每个官僚专门照顾一个印第安人。但这些画面都是虚构的,谁也没见过开凯迪拉克车的“福利女王”,也没见过哪个印第安人得到专人照顾。而且,里根描绘的总画面也是很不符合实际的:美国人的税负并不高,而是发达国家里最低的,而且政府把大部分税收花在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大众福利项目上,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事实上,里根以一个颇能让人相信的神话为基础,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这个神话非常不符合事实。

罗纳德·里根的例子说明,要取得真正的政治成功,就不能只是迎合民众当前认识到的利益,而是要想办法改变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从而利用他们的怨气,引导他们支持一些政治家所能主导的政策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成功地创造了一幅虚假的图景(“大政府”、过重的税负),并声称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弊端。这幅图景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共鸣,从而使保守派得以长期掌权。聪明的自由派很早就明白了,虽然他们在运气好的情况下也能赢得选举,但要真正打破保守派的主宰地位,他们就必须描绘一幅新的图景,从而改变选民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也就是说,在总体上,政治的关键并不是利益之争,而是理论之争。

但经济学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经济学家那里来的。我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家”,是指那些时常就经济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一样的,事实上,经济学家包含两种差别极大的类型:教授与“政策企业家”。





教授


我这里说的“教授”,是指学术型的经济学家。电视上介绍的那些“经济学家”,并不一定都是这样的人,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是这样的人。你早上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商情预测师,他们的工作就是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对未来几个月的商业形势作出明确的论断,而这样的论断很少是对的(学术界将他们讲的东西蔑称为“涨涨跌跌经济学”)。而你在晚间或周末的谈话节目中见到的那些经济学家,则大多数是“政策企业家”。学术界认定的重要或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几乎从不会出现在这样的节目里。例如,罗伯特·卢卡斯绝对是20世纪7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家,保罗·罗默可谓20世纪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家,但他们都没有在公共电视节目中出现过。

如果是这样,还关注他们干吗?如果学术型经济学家处于公众视野之外,他们还重要吗?教授的重要性,当然没有他们自以为的那么大。但他们的理论足以改变现实,单凭这个原因,我们就应该考察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形成的。

当然,教授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就像企鹅或鸵鸟一样,总有一点点滑稽可笑的味道。在美国学术界,经济学教授一般会得到教职,并通过发表文章来获得声誉,从而获得更多学术上的好处。所以,经济学家通常会发表大量文章,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论文出现在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刊物上。这些论文大都不值得一读,而且有很多根本就没法读,因为其中充斥着大量的数学计算,外人听不懂的学术行话就更多了。

这么一来,经济学家写这些论文的动机,就大可怀疑了。如果你是一名经济学家,你得到晋升的途径,并不是解决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至少不是直接解决问题。相反,只要你能让其他经济学家相信你是聪明的,你就能得到晋升。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你如果要证明自己的聪明,就应该提出一些让人炫目的崭新理论,或者找到明确的证据来证明经济的实际运行规律。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么高的创造力,至少是不能持久地创新。因此,教授最喜欢的经济学理论,就是那些不需要根本性创新便可以巧妙演绎的理论。他们就玩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游戏,通常还会卖弄一些更花哨的数学符号,以证明自己的聪明。

但是,虽然教授们有时确实显得非常滑稽,但他们并不是在做无益的学术游戏。[2]毕竟,我刚刚对学术型经济学家进行的描述,也完全适用于大学里的物理学家或医学研究者,而物理学和医学在其发展史上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近看,一切不过是人的虚荣心、卑微的企图与名利心在起作用;但远看,学术都是积极而伟大的工程,不断更新人类的知识。

不论你相信与否,学院式的经济学也是如此。当然,今天的经济学还只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也许我们可以将它比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医学。当时的医学研究者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人体结构与运行的知识,并能给予人们一些极其有用的防病指导。但是,当时医学研究者的治病能力并不强。事实上,据医生兼散文作家刘易斯·托马斯介绍,到那时为止,医学研究取得的意义最重大的结论,就是医生应该放弃一些传统的其实会危害病人的“疗法”,比如“放血疗法”,让病人自愈。

这个例子与经济学的现状并不完全吻合,但也相去不远。当前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的运行机理有很深的认识,在一些方面也能提出有益的建议,例如,经济学家的建议完全可以预防恶性通货膨胀,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预防萧条。对于愿意听的人,他们也可以证明,像进口配额、物价管制这样的应对经济困难的江湖药方,基本上就像医学上的“放血疗法”一样有害无益。但很多问题是经济学家不能解决的,比如,他们不知道如何让一个穷国变富,也不知道在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率似乎已经消逝的时候,如何将其恢复。

对于那些想听到积极回答的政治家而言,这样的无能为力是个大麻烦。于是,一些聪明的政治家(至少是他们的下属)就开始在学术界仔细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理论来大做文章,将其转变为政治议题,进而带来选票。但政治家大都发现,他们难以在学界找到合适的理论。这是为什么呢?

通常的回答是,学者写的很多东西都比较晦涩,而且技术性强。但是,很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只要有必要,其实都很擅长写清晰的、非技术性的文章。例如,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是位著名学者,曾于20世纪70年代很有力地论证了税收负担的不合理性,他就曾为非学术性杂志撰写过许多明白流畅的文章。又如,曾在20世纪80年代高举自由主义火炬的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艾伦·布林德,就曾为《商业周刊》定期写专栏,还写过一本文笔优雅的关于美国经济的入门读物。虽说很多学者写的东西都令人费解,但仍有大把经济学家既拥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又很善于阐述明晰、中肯的政策观点。

所以,政治家与教授之所以合不来,不是因为他们彼此无法交流,而是因为政治家通常希望或者需要听到特定的观点,尤其是在他们试图取代其他政治家掌权的时候,但教授们讲的不符合他们的口味。当然,有需求就会有创造,为了满足政治家的需要,一个新的群体——“政策企业家”便应运而生了。





政策企业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开始配备一套为媒体服务的电话“提醒系统”。有了这套系统,当报纸或电视访谈节目的工作者打电话请求就某项政策问题进行采访时,他们总能在该中心找到一位具备相关知识的研究员,就算夜晚和周末也不例外。毕竟,媒体出镜率关系着该中心的生死。

如此积极地向媒体献殷勤,在这一点上,CSIS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但在追求出镜率的动机上,它与许多其他机构并无不同。类似CSIS的机构至少有几十家,这些机构的成员都属于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既不是教授也不是政治家,但已经开始在思想与政策的相互影响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他们就是“政策企业家”。

什么叫“政策企业家”?像教授一样,他们也是职业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有学术背景,例如阿瑟·拉弗和莱斯特·瑟罗都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和经济学教授职位。他们大都在华盛顿的智库工作,或者在一些非传统的大学部门中工作,如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不过,“政策企业家”最大的特征不是他们的工作地点,而是他们的言论,以及他们的听众。

一位教授写的东西主要是给其他教授看的。就算是偶尔为大众写作的时候,无论他能写得多么清晰流畅,他在心底里都会考虑到其他教授阅读之后的反应,这会形成一种约束,使他不能说一些听起来很悦耳但学术界都知道是错误的话。而且,不论他使用的语言多么简单易懂,公众通常都无法理解。

但是,“政策企业家”纯粹是为公众写作和言说的。因此,他们的写作丝毫不会受到教授那样的约束。有些问题连教授也拿不准,但“政策企业家”却能给出明确的诊断;有的问题连教授都怀疑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但“政策企业家”却视之为小菜一碟。

只需比较一下教授和“政策企业家”的作品的标题,二者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20世纪70年代,财政问题专家、保守派分子马丁·费尔德斯坦在一系列论文中详细说明了税收负担为何会使经济增长变慢,他的这些观点很有影响力。这些论文的标题都颇为平实,如《通货膨胀与公司利润税》等。而裘德·万尼斯基将费尔德斯坦的这些观点加以夸大,写成一本书,只有像他这样的记者出身的“政策企业家”,才敢大言不惭地为该书取名为《世界运行之道》(The Way the World Works)。20世纪80年代,保罗·罗默写了一些有关经济增长问题的开创性论文,他取的标题颇为自谦,例如《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一个值得商榷的解释》。后来罗伯特·赖克写的一本书传达的不过是大体类似的观点,而只有像他这样的律师出身的“政策企业家”,才敢自比亚当·斯密,堂而皇之地为该书取名为《国家运行论》[3]。

读者也许已经猜出来了,写大众读物的人,在电视上露面的人,大都是“政策企业家”,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专职工作。而且,他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并不需要考虑背景事实与概念,因而也不受约束。公众了解到的只是他们的言辞的意思,而这些言辞通常会迎合公众的一些先入之见。[4]

有时教授也会去扮演“政策企业家”,因为这毕竟能带来大笔收入,而且能大大满足人的虚荣心。但归根结底,教授在这方面有劣势,因为那些潜在的学术道德规范会对他们构成很大的约束。一些教授会厚着脸皮超越这些道德底线,但一旦他们这么做了,至少在其他教授心目中,他们就不再是真正的教授了。而且,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脑子里没有塞满经济事实或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他就能轻松地成为一名“政策企业家”,因为只有不受内心的束缚,他才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一些纯粹取悦听众的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那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政策企业家”,不论右派还是左派,大都是新闻或法律专业出身,而不是经济学出身。

从政治家的角度看,这样的“政策企业家”是极有利用价值的。他们提出的理念可以改变选民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在这方面他们比教授强得多。首先,在大家对经济感到失望的年代,他们敢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知道如何再创奇迹。而且很明显,与教授相比,“政策企业家”不大会因为职业荣誉或意见不合而变得倔强不听话。

但是,政治家并不是对一切学术都嗤之以鼻的,也绝不是傻瓜。他们确实需要并依靠“政策企业家”,但也不信任“政策企业家”。作为精明的政治玩家,作为会亲自上网检索有关问题的专家,政治家很明白,动听的理论不一定真正有道理;他们希望自己挑选的专家能和对手挑选的不同,肚子里有点真货。

因此,“政策企业家”自己也有一种天生的不安全感,他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学术实力。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政策企业家”一边指望教授支持他们的理论,一边又宣称教授没有多大用处。他们与教授之间的这种近乎弗洛伊德式的冲突,总是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有时,当一群“政策企业家”与一群教授有某种共同的政治目标时,他们会抛弃前嫌,暂时结盟,但这样的联盟最终还是会破裂。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就是一个例子。一般的有教养的公众(我是指收看“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或阅读《纽约客》的人)把加尔布雷斯视为重要的经济思想家。然而,虽说加尔布雷斯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但在学术界看来,他并不是一位多么重要的学者,而不过是一介“媒体名流”。公众与学术界对他的认识的反差,在1967年变得尤为明显。在那一年,加尔布雷斯写了《新工业国》一书,大张旗鼓地阐述了他的经济学思想。很明显,他希望该书能成为一本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甚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比肩的经典著作。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大众传媒的热烈评价,但学术界一片漠然,因为他们认为这本书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理论著作。

并不意外的是,事实证明,学术界对该书的漠然不顾,并非有眼无珠。该书的理论并未得到历史的验证。在该书中,加尔布雷斯有意模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一家制针厂为例的经典写法,以1964年福特公司推出“野马”汽车一事作为全书的开头。以这个例子为基础,加尔布雷斯声称,在科技的推动下,我们正在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大公司的主宰地位更为巩固的年代。他认为:这些大公司将能够通过市场调研和广告来预测乃至控制自身产品的需求状况;它们将日益为专家型的管理者所主导,而这些管理者将日益独立于名义上拥有公司的股东;这些大公司将像汽车公司一样,基本上不受变幻无常的市场力量左右。

不消多说,这些预言全都不准。在过去的20年里,大公司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一直在下降,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大都集中于中小企业。美国的顶级大公司有许多(如西尔斯公司和IBM公司)都遇到了极其严峻的销售问题。那些据说会变得独立的管理者,不仅远不能无视股东自作主张,反而整日惶惶不安,生怕别的投资者向股东承诺更好的收益,将他们所在的公司收购。而且所有公司都无法摆脱市场的影响,尤以汽车公司对市场的依赖最大。

不过,加尔布雷斯的错误,并不是我要讲的重点(然而有趣的是,尽管他犯了这么多错误,但他在公众中享有的经济学大师的声誉似乎毫发未损)。我要讲的重点是,在《新工业国》一书遭到漠视、未能使学术界承认他为重要的思想家之后,他开始在一系列著作中越来越恶毒地攻击其他教授,从1987年的《另眼看经济》到1992年的《终身教授》,前者是一本极为拙劣的著作,比较而言,后者还算一本有趣的小说。

加尔布雷斯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在政治与经济学的关系方面,他开了不少重要的先例。他是历史上的第一位明星经济学家(这里指通常意义上的“明星”,即那些只是有名却未必名副其实的人)。他作为一名“政策企业家”而声名鹊起,也是一个征兆,标志着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人们日益关注言谈举止而不是真才实学(加尔布雷斯的确很有风度),就算是那些自以为通晓政治事务的人,也是更加看重一个人的风度。

但是,加尔布雷斯的影响力从未扩展到现实的决策领域。约翰·肯尼迪虽然将他招入政府,却任命他为驻印度大使,其实是让他尽可能地远离经济决策圈。真正构建肯尼迪的经济政策的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而且,在历届美国总统中,肯尼迪是第一个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提升为内阁成员的人,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暂时不执教的教授。他的两位经济顾问(詹姆斯·托宾与罗伯特·索洛)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也就是说,政治家从未认真对待那些“政策企业家”。但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政治家急切地需要向公众展示神奇的经济疗法时,他们就开始看重“政策企业家”了。





剧情


我们已经看到了本书的出场人物表,下面是基本剧情。





第一幕 第一场


时间为20世纪60年代末。虽然美国出现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裂痕,但人们对经济政策有基本一致的观点,即一方面要积极调控经济,以维持高就业率,另一方面以累进税制为基础,实行国家福利政策。理查德·尼克松虽然是位共和党人,但他宣布“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他的主持之下,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得到了大幅扩张。

但在经济学界,风气开始向右偏移。以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许多经济学家都开始质疑凯恩斯主义。他们提出的新理论与新证据似乎证明,凯恩斯主义信条是不对的,积极的政府调控并不能降低失业率,甚至不能使失业率保持稳定。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陷入滞胀,这使他们的质疑变得更为有力。与此同时,另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论证,税收和政府福利政策会对人们的工作、储蓄与投资热情产生负面作用,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是他们的代表。在1973年之后,随着美国人的生活水准徘徊不前,这些经济学家的论著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





第一幕 第二场


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兴起。这股运动的意识形态核心是一群所谓的“供应学派”学者。他们一方面反对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持有一种特殊的信条:大幅减税能使经济增长率剧增,从而带来足够多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无需为应对减税的后果而削减财政开支。供应学派学者从马丁·费尔德斯坦等经济学家那里为他们的理论找到了一些支持,但他们自己则主要在媒体和政界工作,只有寥寥几位教授脱离学术圈,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当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时,他将供应学派理论作为竞选的经济纲领。这让一些共和党人都感到惊诧莫名,例如老布什便称供应学派为“巫毒经济学”。共和党上层相信,里根一旦竞选成功,就将以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家为顾问。但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里根真的将供应学派的政策贯彻执行了。右翼“政策企业家”夺取了权力。





第二幕


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当政。他们连续执政12年,但并未取得多么好的成绩。美国经济虽然没有剧烈崩溃,也没有“硬着陆”,但保守派自始至终都未兑现自己的承诺。经济增长并未加速,经济奇迹并未重现,但各种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一方面,美国居民平均收入只有小幅增长,但贫富分化迅速加剧,所以大部分人的收入停滞不前,许多人的收入甚至下降;另一方面,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在和平时期出现了巨大的预算赤字。这些经济问题基本上并不是罗纳德·里根或老布什造成的,但问题是,美国右派曾自称他们知道如何让经济奇迹重现,却并未兑现承诺。当一场衰退在20世纪90年代初浮现时,保守派描绘的海市蜃楼终于坍塌,不再能主宰选民的头脑了。

由于在当政期间成绩不佳,右翼“政策企业家”开始改换角色,从预言家变成了牛皮大师。他们大言不惭地宣称,经济发展情况完全印证了他们的理论。他们为一些臆想的“成就”而庆祝,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那些保守派教授则退出政界,回归学术界。





第三幕 第一场


早在供应学派尚在积极争取上台的时候,经济学界的风气就开始向左转了。一些有关工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的新理论涌现出来。这些理论都认为,市场并不像当时流行的正统政治教条所说的那么完美,政府的作用也不是那么有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右派在政界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但一些左倾的经济学理念已在学术界渐渐抬头,如“战略贸易政策”和“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这些理论都与当时的自由放任主义教条格格不入。

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由于人们已经明显看到,保守派的经济政策未能提高经济增速,于是这些新理论就引起了媒体与政治家的一定程度的注意。不过,这些理论本身还是比较隐晦的,甚至比20世纪70年代主流保守派经济学家的理论更难以转化为政治口号。而且,持这些理论的经济学家还是坚持学者的派头,拒绝投身于任何对抗保守派的运动,而他们本来是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向保守派的粗糙学说发起挑战的。





第三幕 第二场


虽然自由派教授挑战了保守派的教条,但他们并未给出政治家想要的那种明晰的答案,在这个时候,一群自由派“政策企业家”便登上了舞台。他们并没有像供应学派那样,使用一个共同的名称,但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学说称为“战略贸易论”。战略贸易论者基本上将美国视为一家在全球市场上与别国竞争的大公司。至少在该学说发展的初期,战略贸易论者声称,只要采用一种多年之前曾在商业咨询师中流行的战略规划方法,就能让美国经济重现奇迹。

从表面上看,战略贸易论似乎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差不多。但事实上,经济学家对战略贸易论感到万分惊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理论是在危险地将问题简单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向战略贸易论发起了一场有力的攻击。一时之间,他们似乎成功了。1984年和1988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均未采纳战略贸易论,仍是采用传统的经济纲领。不过他们还是在竞选中惨败。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战略贸易论卷土重来。当时的公众对保守主义感到心灰意冷,希望有人能向他们描绘一种新的未来图景,而与教授的那些深奥的学说相比,简单明了的战略贸易论更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于是,罗伯特·赖克的《国家运行论》、莱斯特·瑟罗的《世纪之争》等战略贸易学派的著作,变得洛阳纸贵。而且,这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与战略贸易学派的领军人物交情深厚,也许可以说,克林顿自己就是一名战略贸易论者。

另外,自由派教授在这一次也变得安静了。右派的长期执政已让他们感到厌倦,他们急于看到自己支持的民主党取得胜利,就算民主党所持的说法在学术上难以成立,他们也不愿再去纠正了。不过,就像在1980年支持里根的那些保守派教授一样,他们也坚信,他们的盟友、那些“政策企业家”的理论是荒谬的,竞选胜利之后,现实的经济政策绝不会以这些理论为指导。

但像当年的保守派教授一样,他们也想错了,克林顿将战略贸易论付诸实施。





本书结构


本书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分别对应上述三幕戏剧。

第一部分将追溯保守派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兴起过程,先讲述保守派经济学家如何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包括他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以及他们对高税收和福利国家的批判,接着讲述那群极其成功的“政策企业家”,即供应学派兴起的过程。

第二部分将对保守派执政时期的经济成绩进行评述,集中讲述三个主要问题:表现不佳的经济增长率、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和预算赤字的持续增加。这一部分的主题之一,随着“政策企业家”不断为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涂脂抹粉,保守主义在道德上和学术上持续堕落。

第三部分将考察学术风气的又一次转变,即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以一种新的、更强调国家干预的形式复兴,这一部分还将考察自由派中的供应学派,即战略贸易论的兴起过程。

本书所讲的故事并没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如果你想看一出以好人胜利为结局的道德剧,那么你找错了地方,因为这个故事里没有什么好人坏人,而且永远不会有结局。不久之前,供应学派还趾高气扬,但现在,他们已经溃不成军,几乎让人心生怜悯。战略贸易论者取代了他们的地位,但命运之轮也将碾向他们。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潜在潮流既不是右转,也不是左转,而是朝着一种不讲党派之分的沉闷无趣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幸运的是,所有的经济政策似乎都对美国经济毫无影响,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几乎毫无变化。最后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是,有迹象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似乎重新焕发了魔力,而魔力的归来就像当年的消逝一样神秘。

我并不是说,这段时间发生的全是一些荒唐事。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经济学界有不少精彩绝伦的学术辩论。至于在这些辩论中形成的理论是否为现实政策所准确地吸收,这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这些理论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归根到底,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2]一些人在抨击学术型的经济学家时,最喜欢用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学术期刊里寻找一些标题听上去很可笑的论文。但是,非常严肃的论文也可能会有古怪的标题。例如,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的《神庙中的冒牌货》(Impostors in the Temple)一书,就列举了一些看似无足轻重、其实颇有意义的论文,其中的一篇是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写于1981年的《超级明星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这篇睿智的、预言性的文章分析了现代信息科技为何会使收入不均加剧的问题。



[3]国家运行论》(The Work of Nations),系模仿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译者注



[4]基本上有这么一个规律,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专家”通常不是多么货真价实的。首先,真正的专家都忙着做研究,没有时间出席那么多的访谈节目。而且,一个人在电视上的形象的好坏,和他的研究能力没有多大关系。不仅经济学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例如,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是一本畅销书,人们还为他拍过一些充满景仰之词的纪录片,但霍金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物理学家。





第一篇 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第一章

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


经济周期之谜

凯恩斯的经济衰退理论遭质疑

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代:货币主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二代:滞胀

理性预期学派步步逼迫

1980年:保守派在思想上大获全胜





1981年,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发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他宣称:“共和党现在是更有想法的党。” 莫伊尼汉一直是位温和的民主党人,但曾在尼克松政府任职。他曾在两件事上让许多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派大为光火,一是他无所顾忌地谈论如何将黑人家庭与白人家庭隔离的问题;二是他撰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曾被公之于众,他在该备忘录中建议以“善意漠视”的态度对待种族问题。但到了1980年,由于美国政治风气的大大右转,莫伊尼汉的立场反而变成了左翼立场,因此,他对共和党的赞誉其实是一种认错和自责。

莫伊尼汉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作为一位罕见的书生气的政治家,作为一位自诩在学术上认真诚实的前哈佛大学教授,他觉得自己必须承认保守派学说对美国社会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他这种谦虚大度的风范令人钦佩,但也有些可笑,因为就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保守主义虽然夺取了现实的权力,却同时迷失了自己的灵魂,走上了一条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逐渐堕落的道路。

但本章和下一章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从20世纪60年代到1980年左右,在严肃的思想家中,保守主义思潮为何取得了越来越牢固的主宰地位。我想向读者展示,右派的攻势为何能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主宰美国各个学科的思想,尤其是经济学思想。在后面的几章中,我们还将考察,在向华盛顿进军的过程中,这场攻势是如何变得越来越粗俗、越来越自甘低贱的,以及其中的学者一派是如何脱离政治、回归学术圈的。

在本章中,我将追溯保守主义思想兴起的一个重要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政府能否有效地调控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之谜


经济学里有很多谜,但真正的大谜只有两个。

一个大谜是,经济增长为何时快时慢,并存在国家间的差异。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在1973年之前,美国的年均生产率增速能达到3%,而在那之后只有1%。谁也不知道,日本为什么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一个战败国跃升为全球经济大国,而英国却渐渐沦为三流角色。当然,不论在什么时候,总有一些“政策企业家”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知道所有答案,但此事我们暂且留到后几章再讲。

另一个大谜是,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周期,为什么经济不能保持平稳的增长趋势,而总是无规律地在衰退和复苏之间摇摆。正是在挑战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过程中,保守派取得了第一场大胜,迫使人们对经济学进行深刻反思。





图1–1 实际经济产出往往低于潜在产出



看看图1-1,便能了解经济周期是多么重要。该图中的实线代表自1973年以来美国的经济产出(具体而言是国内生产总值,以1987年的美元币值计算)。中空的那条线则代表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即美国经济的“潜在”产出,这是指在大体上充分就业的状况下(此处指失业率为5%左右的时候),美国经济每年可望实现的产出。至于这个潜在产出的衡量方法是如何得出的,我们留到第四章再讲。目前而言,读者只需无条件地相信,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与其他指标相比,我们对潜在产出的衡量能达到较为可靠与明确的程度。

从该图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潜在产出的增长率是很稳定的,每年约为2.5%,但实际产出的增长可就不稳定多了,有时甚至会出现负增长。在负增长的情况下,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会产生差距,有时会达到潜在产出的10%,然后随着一波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一差距又能得到弥补。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的时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衰退期;而经济快速增长、差距得到弥补的时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复苏期。

现在我们想想,在经济衰退期间,例如1990~1992年的长期衰退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相信市场能很有效地组织经济活动,你将会对衰退期间的景象感到迷惑。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中,大量产能闲置,而且似乎是被浪费了:工厂虽然在几个月之前还全速运转,而且现在依然能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却无所施其用,或者不得不减产;工人愿意干活,但找不到工作;商店不久前还挤满了顾客,现在则空空荡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经济学总是教导我们一个基本准则:市场会实现供需平衡。但在衰退期间,供应似乎无所不在,而需求却无影无踪,与经济学原理大相径庭。

在20世纪初,衰退现象曾让许多经济学家一筹莫展,并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写下了自己最失败的著作。托尔斯坦·凡勃伦曾写出杰作《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但他后来写的以解释经济衰退为目标的《工程师与价格体系》(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一书,则是一本非常差劲的著作。约瑟夫·熊彼特曾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包含着“创造性毁灭”,这个宏伟的理念直到今天还在为许多经济学家提供灵感,但他写的两卷本《经济周期》一书,却是一本浮夸的、几乎毫无意义的著作。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衰退、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曾使马克思主义者欣喜若狂,他们声称,这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但他们从未提出过一套完满的理论来解释,这样的事情为何会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只是许诺,社会主义能解决这个问题。

最终,命运选择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来清晰地解释衰退的原理,并就如何摆脱衰退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让我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一下凯恩斯的理论吧。听了这番解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后继者对凯恩斯理论发起的攻击。





凯恩斯的经济衰退理论


假设有一个经济体正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悠然地发展着。所有的工厂都在全速运转,所有的工人都有工作(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总是有许多冲突和不测之事,因而总是会有一些工厂濒临倒闭,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但我这里只是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一种初级解释,所以这一点可以暂时忽略)。伴随着平稳运行的“实体”经济,还有一条平稳的资金流:企业会获得销售收入,并用自己的利润来支付工资与股息,而家庭会用其收入来再次从企业购买产品。

接下来我们假设,出于某种原因,这个经济体中的每个家庭和企业都决定将自己持有的现金增加一点。至于人们为什么会以货币(或者以货币为后盾的银行存单)的形式来持有自己的一定资金,而不是将其全部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其他资产中,这中间有一些原因,我们在这里不作详述。这里要说的重点是,有的时候,人们会觉得自己需要持有更多现金。具体而言,凯恩斯认为,当商人失去信心,并开始认为潜在的投资存在危险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谨慎,转而积累更多现金。在今天,我们还可以加上另一种情形:有的家庭会对未来感到恐慌,担心失业,这时他们就会减少高价消费品的支出。在这两种情况下,单个公司或家庭都会为了增加现金储备而减少开支,这就会使它们的收入超过支出。

但正如凯恩斯指出的,对于个体可行的办法,对于整个经济并不一定可行,因为一个经济体中的现金量是固定的。一个人可以通过减少开支来增加自己的现金储备,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其他人的现金储备肯定会减少。很明显,如果在同一时间,所有人都试图以同样的方法来增加现金储备,那将是行不通的。那么,当所有人试图在同一时间积累现金时,会发生什么后果?

回答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收入会随着开支一起减少。如果我为了积累现金而少买你的东西,你为了积累现金而少买我的东西,那么结果就是我们两人的收入随着开支一起减少,而且我们都不能成功地增加自己的现金储备。

面对这么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如果我们仍然执意增加现金储备,就会进一步减少开支,结果只是更令我们失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看,当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企业和家庭都在徒劳地试图以减少开支的方法来积累现金的时候,工厂就会纷纷倒闭,工人会失去工作,商店变得空空如也。只有当人们的收入已经降到很低的程度,以至于人们对现金的需求降到与已有的现金供应量相等的时候,这个过程才会达到临界点。

这就是凯恩斯对衰退的解释。这个解释很明白,但它在人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困惑。不知为什么,一些聪明的人似乎都觉得这个解释过于抽象,难以理解。不过,我恰好能用一个例子来阐明凯恩斯主义的精髓。说实话,这个例子就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





婴儿凯恩斯主义


现实的美国经济包含了无数的工厂和工人,没有人能在头脑里绘出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们必须依赖模型。模型是对复杂现象的简单化呈现,我们希望它能反映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的实质。教授和“政策企业家”的一个区别是,他们喜好的模型不同:“政策企业家”通常喜欢比喻性模型,例如他们会把美国经济描绘为一个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大公司;教授通常喜欢数学模型。这两种喜好都有缺点:数学模型有局限性,有时人们会因为想不出如何以方程的形式来呈现一些因素,就会为了方便而忽略这些因素;比喻性模型则非常容易让人误以为他们能深刻地理解一些东西,而那些完全依靠比喻来说明问题的人往往不会发现,他们的华丽辞藻其实掩盖了许多低级的概念与事实错误。

不过,在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其实还有另一种模型,即实验性模型。我个人最喜欢的实验性模型是伟大的气象学理论家罗斯比的研究结论。罗斯比发现,如果将一个盛满水的平底锅放在一个缓慢旋转的转盘上,同时轻轻地对锅沿进行加热,这个模型就能代表全球气候的基本特征。实验性模型能够以一种具体而微的形式,呈现出巨大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的实质。

不幸的是,由于明显的可行性或伦理方面的原因,经济学研究很难采用实验性模型。经济学中有一些实验性模型,比如,一些有限的文献记载了对拍卖等市场活动进行的实验,一些扶贫计划也会以一些试验项目作为先导,如此等等。但是,我们能以实验的形式复制出经济衰退与复苏吗?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的一些职业人士曾在无意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实验性的宏观经济模型。理查德和琼·斯威尼夫妇在一篇奇特的文章里讲述了他们的不幸经历,该文发表在《货币、信贷与银行业月刊》(1977年2月)上,题为“货币理论与大国会山托儿合作社危机”。

下面来讲讲这个故事。华盛顿有一群年轻的夫妇,都是职业人士,都有孩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托儿合作社,也就是说,他们建立了一套机制来相互照顾孩子。这样的机制总是需要一定的方法来保证工作负担得到公平的分配,这个合作社找到的办法是,以发行票券的方式来建立一套自行运转的记录系统,每张票券可以买到一个小时的儿童看护服务。每对夫妇每次帮别的夫妇照顾一小时孩子,就会从对方那里得到一张票券。

稍微思考一下,你就会明白,这个体系需要有相当大的票券流通量。对于每对夫妇而言,哪天想外出,哪天有时间来帮别人照顾孩子,都是不一定的,所以他们通常都希望保留一些储备票券,以在希望或者必须多次外出时能够立即成行。如果没有票券储备,他们就必须先帮别人照顾孩子,赚到一些票券,才能保证在自己外出期间自己的孩子能得到照顾。

这个合作社在运转了一段时间之后,陷入了困境。由于一些我们不必在此详述的原因,人均票券流通量变得很低。这带来了奇怪的后果。由于合作社大多数成员的票券储备达不到他们希望的水平,他们就试图增加票券储备,增加的方法就是减少外出,多帮人照顾孩子。但只有当一对夫妇决定外出的时候,另一对夫妇才有机会帮他们照顾孩子,所以,随着合作社的成员在花费自己的票券时变得越来越谨慎,他们也越来越难以找到赚取票券的机会,这反而使他们在花费票券时变得更加谨慎。结果就是,社员之间相互照顾孩子的次数大大减少。社员们都愁眉苦脸地待在家里,由于手上的票券不够,他们不敢随便外出,但他们又积累不到更多的票券,因为别人也都不敢外出。

换句话说,这个托儿合作社给自己制造了一场衰退。

由于该合作社的成员主要是法律工作者,所以其管理者不愿相信,该社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货币问题。于是他们一开始没有采用货币方法,而是试图以监管方法解决问题,例如,他们制定了一项规则,要求每对夫妇每月必须至少外出两次。过了很长时间,该社才增加了票券流通量。在那些法律工作者看来,这项措施带来的效果简直太神奇了:社员们又开始积极外出,从而使帮人照顾孩子的机会变得更多,这又使社员更愿意外出,如此相互作用,循环不止。

当然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后来由于票券供应过度增长,该社出现了初步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对经济衰退与复苏的研究并不是某种高深或神秘的课题,其中确有很多复杂的细节,但要理解其实质,是可以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的。





凯恩斯与经济政策


阅读至此,读者应当清楚地发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衰退学说不仅对衰退的发生机理作出了解释,而且对衰退的救治之道提供了一些指导。

首要的、最明显的一点是,在衰退发生时,我们要创造一定的条件,以使人们不必用减少开支的方法来满足持有更多现金的愿望,从而防止开支与收入同时减少的恶性循环(上文中托儿合作社的问题就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的)。要创造这样的条件很简单,就是印制更多的钞票,并用某种方式将其投入流通。凯恩斯曾出过一个奇妙的点子:把塞满钱的瓶子藏在一些地方,等待那些喜好探索的孩子去发掘。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建议,可以用直升机随机地从天上撒钱。不过,货币政策还不至于无能到这种地步,政府有一种更体面的方法:美联储可以进行一种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即用新印制的货币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从而将这些货币注入经济体,投入流通。

如果一场衰退已在成形之中,那么凯恩斯主义的建议是,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对抗衰退,也就是说,货币当局(在美国是美联储)可以增加货币供应,从而引导企业与家庭的行为,使开支与生产的流动恢复平稳循环的状态,进而使经济保持在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

一个很好的实例可以证明凯恩斯主义方案的实践效果。1987年10月,美国发生了股市大崩盘,在可怕的一周里,股票价格骤跌,五天之内就下跌了23%,比1929年“黑色星期二”爆发后的股价下跌还要严重一些。这场崩盘不仅说明投资者的信心正在下滑,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打击他们的信心,假如美联储此时无动于衷,投资者信心的迷失将很可能导致一场严重的经济滑坡。但当时的美联储并未无动于衷,它大刀阔斧地增加了货币供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济完全没有下滑。在这场风波之后的一年里,美国的经济产出增速反而超过了之前的一年(后来股市也逐渐恢复,而且屡创新高)。

因此,凯恩斯主义解决经济衰退问题常用的基本方法,就是进行货币扩张。但凯恩斯担心,货币扩张有时也许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当政府对衰退救治不力,以至于使其失控,演变为真正的萧条的时候。在经济信心严重低迷的时候,家庭和企业(后者更明显)不论持有多少现金,都不愿增加开支,他们也许只会把新增的货币统统储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会变得无能为力。这种状况被称为“流动性陷阱”。凯恩斯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和美国经济曾经陷入流动性陷阱;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在1992年曾差一点陷入这样的陷阱。

对于流动性陷阱,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法是,既然私人部门不愿增加开支,政府就应该取而代之。如果货币扩张不再有效,那就应转而实施财政扩张,如通过借债来实施公共建设工程。这样的财政扩张能够打破开支与收入同时下降的恶性循环,给经济“打气”,拉动经济复苏。但切记,这绝不是一种通用的政策建议。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孤注一掷的策略,只有在通常的非处方药(货币政策)无效的时候,才可以试用这个危险的药方。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和他在知识界的同道一直在呼吁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工程,以将英美两国的经济拉出“大萧条”深渊,但未能成功。由于人们总会提出很多反对意见,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不过最终结束大萧条的是一项连保守派也愿意支持的公共建设工程——战争。

以上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经济衰退与复苏理论的极其精简的介绍。直到今天,该理论仍是经济学思想的一个伟大成就。

像所有重大的学术贡献一样,凯恩斯的理论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很多人觉得,既然是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就应该有深刻的根源,否则说不过去。在他们看来,凯恩斯的观点,即经济衰退不过是由于经济信号不清晰造成的,只要多印一点货币就能解决,是异想天开。(据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刚执政时,曾有人向他写信,建议以一场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来对抗大萧条。据说罗斯福在该信的页边上批注“这也未免太简单了吧”,拒绝了该建议。)

左派也一直不喜欢凯恩斯。从马克思开始,他们一直认为经济周期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和最终的不可持续性。而凯恩斯说,经济衰退只是技术性问题,不需要什么重大的制度变革便能解决,这让他们感到失望。

不过,对凯恩斯主义的最强烈的敌意,一直来自右派。

保守派为何痛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原因之一是,他们不喜欢凯恩斯这个人:一个唯美主义者、同性恋,又是可怕的布卢姆斯伯里派的一员[5]。事实上,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在攻击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朋友时,曾明确地把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共和党人对家庭价值观的重视联系在一起。希梅尔法布说:“布卢姆斯伯里派的风气是重视眼前的、一时的满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完全以短期为基础,无法进行长期的判断,二者的气质明显是共通的。”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上文介绍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有一丁点放荡的因素吗?不过,我们应该这样看待希梅尔法布女士的言论:它代表了保守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反对主要不是针对凯恩斯理论的逻辑,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理论会带来不良的道德影响。

比较严肃的保守派不喜欢凯恩斯的原因是,凯恩斯似乎为扩大政府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经济衰退就像是私人市场陷入了某种交通堵塞,而政府的行动有利于疏通车流。凯恩斯本人和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些理论是要让资本主义运行得更好,而不是为放弃资本主义提供理由。但保守派一直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要打开一道缺口,为最终的政府全面干预市场做准备,于是他们一直在探寻各种能替代或反驳凯恩斯主义的理论。

严肃的保守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取得了辉煌战果。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保守派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越来越猛烈的批判。到了1982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竟然自豪地宣布,该大学的学生从不知道凯恩斯是何许人。只有理解了这场批判的力量,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知识界的右派总是能将左派打得溃不成军。





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代:货币主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名气的经济学家。他五短身材,气质也不优雅,但他成功地树立起了自己的经典形象:一位与“大政府”歌利亚英勇作战的保守派大卫。但他的巨大影响力并非只是宣传得当的结果,而是因为他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发起了一场长期的攻势,这场攻势最终取得了战果,使经济意识形态与现实经济政策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弗里德曼一直积极鼓吹自由市场政策,一本批评战后的租金管制政策的小册子是他的成名之作。因此,弗里德曼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厌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许是一种强烈的政治倾向使然。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导人们选择的政府,总是带有一种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所不能容忍的积极性和干预性,它会试图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的方式来“微调”经济,还会不时启动和终止各种公共建设工程。而且,凯恩斯的一些追随者(像几十年后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一样)远不如他们的偶像那么优雅、温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在世界各地,一些人以一种庸俗化的凯恩斯主义作为大量的政府主导式经济政策的依据,这些政策也许在一些当时刚刚独立的国家产生了最具破坏性的后果,那些国家的政府急切地使用新获得的权力来扼杀国内仍然很脆弱的私人部门。因此,就算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朋友当时没有找到有力的经济学论据来抨击凯恩斯,他们仍然可以提出很好的政治方面的理由。

不过,他们对凯恩斯的抨击,确实也有一些很有力的经济学方面的论据。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发动的第一阶段的攻击,就是对“政府可以积极使用货币与财政政策来抚平经济周期”的理论进行批判。这番批判取得了很大影响,但细究起来有些站不住脚。弗里德曼称,这种积极的政府政策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事实上是有害的,不但不能实现缓解经济动荡的目标,而且会加剧经济动荡,因此,应当以简单、机械的货币准则来取代这样的政策。这个学说后来被称为“货币主义”。

在论证过程中,弗里德曼首先提出了一个事实性论断:大部分经济衰退,包括引发大萧条的经济大滑坡在内,都不是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发生的。也就是说,经济衰退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私人部门试图提高自己有限的货币储备,而是因为货币流通量的降低。

为什么说这个论断很重要?因为如果它成立,政府就没有多大的理由来以积极措施稳定经济。如果经济衰退发生的原因是人们自发地决定增加自己的货币储备,那么货币当局就必须监控经济,每当发现衰退迫在眉睫时就注入货币。但如果所有的经济衰退都是由货币量的减少造成的,那么货币当局就不需要监控经济,而只需要确保货币量不减少就行。换言之,决策者只需遵守一项明白无误的规则,即“保持货币供应平稳”,而无需遵守那项“相机抉择”规则:“当你的经济顾问认为一场衰退迫在眉睫时,向经济注入货币”。

接着弗里德曼进一步论称,相机抉择政策是弊大于利的。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个观点简化为:如果你只依据经济学家的良谋来制定政策,那么这样的政策不大会行得通!不过,弗里德曼的这个观点的基础,并不只是对经济学家的一般性的不信任,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论据。他论称,历史记载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化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反映到经济之中,至于其效果的产生需要多长时间,则是基本无法预料的。他宣称,货币政策效果的产生,带有“漫长而多变的滞后性”,这句话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熟知的名言(经济学家被公认为言辞乏味)。由于存在这种“漫长而多变的滞后性”,如果我们试图以货币政策来抚平经济周期,那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假设你的房屋的供暖设施是一台由恒温器控制的火炉。这一系统是通过反应来调节的。当房屋变得有点太热时,恒温器会关掉火炉,室内温度会降下去,降到一定程度时,恒温器会再次启动火炉,使房屋变热,如此循环不已。如果反应的速度足够快,这个系统就会使室内温度大体保持稳定,仅有有限的波动。

但是,假如反应速度很慢,假如你的散热器旧了,要等20分钟才能传输火炉释放的热量,假如恒温器放在一个最远的房间里,在整个房屋里,这个房间是热得最慢也冷得最慢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系统就不会使房屋内的温度保持平稳,而是会使其剧烈波动。当房屋变得有点太热时,恒温器会关掉火炉,但直到房屋的主要部分都变得寒气逼人之时,它才会再次启动火炉,接下来它会让火炉一直烧下去,直到主要房间变得热浪滚滚时才会将其关掉,如此循环不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把那个恒温器扔掉,只是把火炉调到一个固定的档位上,房屋里的温度反而会变得更稳定些。

弗里德曼论称,货币政策也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假设美国经济已经开始陷入衰退,弗里德曼认为,美联储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认识到这一点,并下定决心采取应对措施。但应对措施对现实经济产生影响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其作用往往会在衰退结束后才发挥出来,因此它不仅无助于消除衰退,反而会给其后的一场已经过热的繁荣火上浇油。而当美联储认识到经济过热时,它会采取紧缩政策,而这很可能使经济陷入一场新的衰退,上述过程又将重复下去。也就是说,美联储其实是在帮倒忙。

因此,弗里德曼的建议是,美联储应当完全放弃积极的货币政策,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固定化的政策,即保持货币供应的平稳、缓慢增长,使其与稳定状态下的物价涨幅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保持一致,对于美国而言,这意味着货币供应每年增长3%~4%。用上文中的例子打比方的话,这大体相当于将火炉调到一个固定的档位上。弗里德曼称,私人经济天生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此,如果采取这样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用积极的措施去对抗经济周期的话,经济的波动会缓和得多。

根据弗里德曼的理论,既然积极的货币政策是不足取的,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更不用说了。他认为,既然一项货币政策已经足以使经济保持平稳,那么通过政府开支来刺激就业的举措就是毫无价值的(不过照这样的推理,通过减税来刺激就业的做法也将是毫无价值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牢记)。弗里德曼认为,那样的做法只会迫使政府举债,促使人们将自己的储蓄少用于投资,而多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对生产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这样你就明白,反对大政府的保守派为什么喜欢弗里德曼的分析了。因为弗里德曼告诉他们,如果一个政府拒斥凯恩斯主义,不对经济周期采取任何调控措施,转而遵循一种简单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政府不仅干预性较低,而且会使经济更为稳定。

但弗里德曼的说法对不对呢?其中当然不乏合理之处。第一,包括大萧条在内的许多次经济衰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造成的,而在20世纪50年代风光一时的庸俗凯恩斯主义者曾不愿承认这一点。第二,货币政策确实需要一段漫长而不确定的时间才能产生效果,因此有时确实会帮倒忙。第三,以政府开支计划来对抗衰退的措施,其最大的刺激效果往往不会在衰退期间显现,而是恰好赶上衰退之后的经济复苏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措施确实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弗里德曼的许多批评是对的。

但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货币主义理论一直都无法让严肃的思考者信服。例如,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周期主要是由货币因素导致的,但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对“货币”一词所玩的概念游戏。传统上货币的概念有两种,一种是美联储实际发行的货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准备金;另一种是可以直接作为支付手段使用的物品的总和,包括现金和支票账户。但弗里德曼总是坚持使用更广义的货币概念,即所谓的“货币总量”。这个概念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存款与金融工具,例如储蓄存款(不能用于签发支票)和货币市场账户(通常对于签发支票有较高的最低金额要求)。这种广义的货币总量概念,更像是对金融部门总规模的衡量,而不是对可用的现金及其近似替代物的衡量。

使用这种宽泛的衡量标准会带来一个问题:因果关系会变得难以厘清。如果我们发现,在每次经济衰退期间,以弗里德曼式的广义标准衡量的货币量都下降了。那么这能说明是货币政策造成了衰退吗?还是说这不过反映了,在衰退期间,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会下滑,其中金融部门的规模也会变小?

大萧条的发生过程是一个关键性的例证。美国的大萧条是以1929~1930年一场剧烈但并非灾难性的衰退为起始的,随后就演变为一场惊人的经济下滑,最终使美国的经济产出比1929年的最高值下滑了三分之一。弗里德曼认为,他所定义的货币总量的急剧收缩造成了这场剧跌,其中的潜台词是,这场经济崩溃是美联储政策失误的结果,而绝不是因为私人经济有什么固有的不稳定性。但事实上,当时的美联储并没有将货币从经济中抽离出去。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场银行倒闭潮产生了自我强化效应,使一些原本能存活下来的银行也遭遇挤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担心所有类型的存款都是不安全的。于是,各家各户不再把钱存在银行里,而是开始囤积现金;而在第一波恐慌中幸存下来的银行开始将大量现金放在金库里,以保留足够实力来应付那些紧张的储户,将挤兑扼杀在萌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实际的货币流通量并没有下降,但银行存款量大大下降了。

那么,对于货币政策而言,这场经历有何意义?弗里德曼在扮演一位货币主义的宣传家的时候,会将此事解释成这个样子:“美联储压缩了货币供应,这使一个原本相当稳定的私人经济体陷入了萧条。”这个说法听起来像是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有力论证。但他头脑里的真实想法是:“当银行系统在其内力的作用下逐渐崩溃的时候,美联储未能向经济中注入现金。假如当时美联储注入足够多的现金,使我所喜欢的‘货币总量’保持稳定,那么美国经济就远不会陷入那么严重的衰退。”事实上,弗里德曼并不认为对市场应当放任不管,他在原则上也接受,美联储当时应该采取一定的行动,只不过他认为美联储当时应该瞄准“稳定广义的货币总量”这个目标,而不是“稳定整个经济”这个更大的目标。

而一旦我们撇开基本的经济政策理论,转而探讨具体的应对措施,严格的货币主义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当然,美联储对经济的调控有时会过度,会带来负面效果,它应当注意少犯这种错误。但这样的措施会出错,是否代表维持目标货币总量以3%的速度增长就是一种最好的政策呢?不论从逻辑还是事实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很难作出这个推论。尤其是,由于金融监管的放松和金融创新,货币的概念变得更加模糊,比如货币市场基金、信用卡额度等,就很难界定货币,这使“货币总量”变得更加难以判定。

总体而言,弗里德曼赖以成名的货币主义理论似乎很巧妙,论证得很精彩,却有失肤浅,甚至可能掺杂了一点不诚实的因素。阅读弗里德曼当时的作品,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聪明人在努力为自己的信念寻找支持性的论据。而且我认为,公允地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虽然颇具影响力,但在许多学术界人士眼里,他们的理论是漏洞百出的。

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又发现了一条攻击凯恩斯主义的论据,而且这条论据更为有力。





米尔顿·弗里德曼二代:滞胀


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衰退通常是很好对付的:只要多印钞票,商业之轮就会重新转动。只要保持足够的货币供应,我们就能使经济恢复到就业率较高的状态。

但假如说经济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而政府出于某种原因继续大量印钞,这会造成什么结果?(通常情况下政府这么做是为了应付预算赤字。)答案是很明显的:一旦我们不再需要将闲置的工厂和工人投入生产,印钞就不再能促进生产,而只会提升物价。

不过,凯恩斯一直都明白这一点。凯恩斯的第一本巨著不是鼎鼎大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是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该书就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许多国家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所以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来都没有鼓吹无限制地扩张经济,它只是主张将经济扩张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并到此为止。它还主张在必要时调控货币供应量,以避免通货膨胀。

但是,“将经济扩张到充分就业的程度为止”这个简单的准则,在付诸实践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一些是技术性困难:由于上文讲到的货币主义者所强调的那些原因,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是不可能精确地调控经济的。不过更根本的问题是,“充分就业”是不容易界定的。

我在上文中讲述凯恩斯对经济衰退的解释的时候,曾以一个假想的经济体为出发点,在该经济体中,所有的工厂都忙碌地生产,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得到了雇用,然后我补充写道,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要讲讲为什么加这个限定。因为现实世界有太多的变动和不确定性,这使得经济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充分就业。总有工人会被解雇或暂时失业;不论待遇有多好,总有工人会主动辞职;总会有新的工人踏入劳动力市场,或者在离开一段时间后返回劳动力队伍。按照统计标准,所有想找工作但没有找到、或者不愿应聘的人都是失业者,因此,就算在经济发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存在一定的失业。例如,在“马萨诸塞奇迹”的鼎盛时期,企业纷纷招徕工人,麦当劳将最低工资提高了一倍,还试图引诱一些退休的老人前去工作,但就在这个极其繁荣的时候,马萨诸塞州统计的失业率仍有2.7%。又如,自1973年以来,美国的总失业率从未降到5%以下。

这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尺来判定,美国经济何时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如果失业率为7%,经济中肯定有大量闲置的产能;如果是6%,闲置的产能会少得多;而如果是5%,经济又会显得有些过热。但其中的临界点到底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因此,我们无法清晰地判定,增加货币供应带来的经济产出增加的效果何时会停止,从而导致物价上升。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似乎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替代关系(我们将很快看到,弗里德曼为什么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假象)。

1959年,伦敦经济学院的菲利普斯注意到,长期的经济统计数据表明,英国的失业率和工资变化率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关系。在失业率很高的年份工资下降,在失业率较低的年份工资上升,失业率越低,工资增长率就越高。接着,美国经济学家也很快在美国的经济统计数据中发现了类似现象。这就是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它似乎以量化的形式反映了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图2展示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关系的状况。经济数据似乎表明,要维持物价稳定,失业率就应保持在7%左右,但如果美国愿意承受3%~4%的通货膨胀率,它就能将失业率压低到4%。





图1–2 20世纪60年代失业率和通胀率间呈现替代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的发现似乎表明,与最初的凯恩斯主义准则“将经济扩张到充分就业的程度为止”相比,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更相机抉择的政策。因为我们不再能清晰地界定什么是充分就业,所以我们似乎应该转而采用一种价值判断:“当你认为经济扩张已经使得高通货膨胀的代价压过了低失业率的好处时,在这个临界点上停止经济扩张。”

不过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通货膨胀的代价有时是虚幻的,至少温和的通货膨胀是如此。例如,假设有甲乙两个经济体,甲有稳定的物价,乙有5%的通货膨胀率,其他方面则完全相同。那么二者仅有的区别是,乙经济体中的所有物价和所有人的工资都要比甲经济体增长得快5%。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大家的实际收入是完全相同的。

但失业的代价却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60年代的正统经济学就得出了一个似乎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为了压低失业率,作为一种值得付出的代价,政府决策者应当接受一个恒定的通货膨胀率(如4%或5%)。这个结论甚至被法律明文规定了下来:经常被人忽视的1978年《汉弗莱-霍金斯法案》明确要求美国政府努力将失业率压低为4%。而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则更激进。例如,1968年莱斯特·瑟罗主张,美国应当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后果,将3%的失业率确定为一项国家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将少数群体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解救出来。

当然,这些主张都没有实现。自1973年以来,美国的失业率从未降至5%以下,却曾达到10.7%的高点。但物价并没有因此而显得稳定,1973年至今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是6.2%,最高时曾达到13%。

这样的情况完全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意料之中。1968年,弗里德曼不仅论证了菲利普斯曲线所代表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替代关系是一种假象,他还预言,美国将会出现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后来保罗·萨缪尔森称这种局面为“滞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界最具决定性的学术成果之一。

但弗里德曼并不是当时唯一批评菲利普斯曲线的经济学家。从1965年左右开始,经济学家越来越觉得,所谓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间存在长期替代关系的理论可能是不对的。大约在同一时期,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德·菲尔普斯也提出了与弗里德曼的观点极为相似但要严密得多的理论。菲尔普斯享有“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的美名,他的政治倾向不是很强烈。但最终受到万众瞩目的却是弗里德曼,因为他特意选择了一个广受关注的场合来推出自己的滞胀理论——美国经济学会上的主席发言。

像凯恩斯一样,弗里德曼以一个思维实验开始论证:假设我准备将货币流通量提高一倍,但同时也将所有的物价和工资提高一倍,那么失业率会受到什么影响?

答案很明显: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如果所有的物价和工资都提高一倍,同时货币流通量也提高一倍,那么经济就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只是经济的衡算单位变了,就像是英国人不再使用值2德国马克左右的英镑(本书写作时的汇率),转而直接使用德国马克。那将不会有什么影响,同理,弗里德曼设想的货币与物价同时翻倍的做法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目前为止,弗里德曼只是表述了一个人所共知的命题,即通常所说的货币中性。但接下来,他就从这个命题推论出了一条重大的政策理论。

弗里德曼问道,为什么我将货币供应量提高一倍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美联储一增加货币供应就会带来实质性的效果呢?为什么将货币供应量提高5%并不会使物价立即上升5%,而只会使其上升一点点(至少在初期是这样的),其他的效果就转为了对经济产出的刺激呢?他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货币供应量的提高之所以不会全面反映为物价的提高,是因为企业和工人受到了欺骗。在货币供应量提高后,工人会低估通货膨胀即将增长的速度,所以他们会把工资要求提得过低,企业也会低估其工资成本与供应成本即将增长的幅度,所以它们也会把产品的价格定得过低。也许每个工人或企业所犯的错误都不是很严重,但所有这些错误都指向同一方向,因而产生了累积效应,因为甲企业的产品价格会影响乙企业的成本,反之亦然。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货币供应量提高5%远不会使物价上升5%,其大部分效果都变成了对经济产出的刺激。

弗里德曼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所显示的经济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它其实只是代表在历史上一些特定的时期,反常的极高或极低的通货膨胀率让市场始料不及而已。该曲线上的低失业率点代表市场对反常的高通货膨胀率感到意外的时期,高失业率点则代表市场对反常的低通货膨胀率感到意外的时期。

接下来就是这番分析的道德涵义:你能欺骗所有人一时,但无法欺骗他们一世。假设一国政府要采纳一些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家的建议,用5%的通货膨胀率来交换3%的失业率。这也许在一段时间内能奏效,但弗里德曼认为,市场很快就会反应过来。工人和企业会将这5%的通货膨胀率纳入自己对未来的预期,因此通货膨胀率必须高于5%,才可以使他们产生误判,而通货膨胀率一旦低于5%,就会使他们产生相反的误判,从而导致经济衰退。这样发展下去,一段时间之后,原来可以用5%的通货膨胀率换取的低失业率,现在就必须用10%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而如果政府只愿接受5%的通货膨胀率,那么失业率就会维持在原先与稳定物价相对应的高点。

因此弗里德曼认为,假如要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来以高通货膨胀率换取低失业率,那只会导致该曲线的消失。因为为了换取低失业率,你必须付出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代价,而当这个代价变得无法承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依然居高不下。

现实中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图1-3显示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在1960~1969年经济长期增长时期,似乎存在一条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但随着通货膨胀预期在人们的头脑中变得根深蒂固,那条曲线就崩溃了。1969~1971年,尼克松政府故意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试图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结果是极不成功的。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便陷入了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奇特境地。





图1–3 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崩溃。





因此,在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上,弗里德曼说对了。他的真知灼见使他自己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威望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他对此当之无愧。他过去从货币主义角度出发对凯恩斯主义进行的批判,也因此得到了新的尊重。不过,我们必须明白,弗里德曼研究滞胀所取得的成果是有一定限度的。

弗里德曼的理论只是表明,如果政府试图以货币扩张来实现“充分就业”这一刚性目标,最终必然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高通货膨胀率。我们不能期待“充分就业”,至多只能期待失业率保持在这样的水平上:当实际通货膨胀率与工人和企业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大体相同时,经济可望实现的失业率。弗里德曼称之为“自然失业率”,但其他经济学家不喜欢这一叫法,因为“自然”一词暗含对这样的失业率(可能达到6%)心满意足的意思,所以他们使用像“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简称NAIRU)这样冗长的名称。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经济学家对美国自然失业率的估计为6%,或稍低一点。

自然失业率是我们可以实现的最高目标,这个结论一出,那些当年把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捧上天的经济学家,就像是被兜头浇了一桶冰水一般。但接受这个结论,绝不意味着就必须接受弗里德曼的一般性观点,认定政府完全不应该调控经济。

问题的关键是,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理论无法推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让私人经济自行运转的话,失业率就会保持在接近自然失业率的大体稳定的水平上。平均而言,经济应当会大体保持在自然失业率的状态,但它同样会围绕着这个状态剧烈波动。所以,我们依然可以主张以凯恩斯主义政策来稳定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弗里德曼可能会反驳说,凯恩斯主义政策弊大于利,其理由就是货币主义的那些常见说法。而我们已经看到,货币主义理论与自然失业率理论不同,虽然很巧妙,但不足以令人信服。

不过,在保守派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中,还有最后一个流派,即罗伯特·卢卡斯及其门徒提出的“理性预期”理论,该派是对弗里德曼理论的引申。不过,弗里德曼本人从未对该派表示过赞同,这也许是因为他从根本上对该派的各种假说感到警惕,不愿予以附和。但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盛极一时,乃至于有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彻底打入冷宫之势。





理性预期学派


在当年凯恩斯发表他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时候,一些保守派经济学家反驳说,没有必要用政府政策来应对衰退,因为经济具有自行调整、走出衰退的能力。他们的理由如下:在失业率高涨的情况下,工资和物价倾向于下降,而工资与物价的下降将使实际货币供应量上升,因为货币流通量虽然没有变化,但货币的购买力将会持续提升。接着,实际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将促进经济的增长。

凯恩斯并没有否定这一所谓的古典理论的逻辑,他愿意承认,长期而言,经济衰退是会自我调整的。但他认为,这个自我调整的过程是十分缓慢的,正如他指出的,“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这句话得到了广泛引用,但很少有人正确地理解它。凯恩斯的真正意思是,经济也许最终会自动走出衰退,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无视那些可以迅速结束衰退的政策,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人总有一死便提前选择自杀一样。

凯恩斯似乎已经一劳永逸地推翻了这种消极对待衰退的观点。但在20世纪70年代,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一种新版的古典理论。他将弗里德曼与菲尔普斯有关通货膨胀与失业的理论与理性预期理论结合在一起,以论证凯恩斯所说的“长期”也许根本没有那么长。

和弗里德曼不同,卢卡斯并不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著作不丰,也不好读。虽然他也主动写过一些清晰有力的文章,但他更喜欢用大量的数学公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留待其他人将他的理论通俗化。弗里德曼曾以他在学术上的名声为跳板,博取更大的公共影响;但卢卡斯近年来似乎归隐象牙塔,潜心研究那些不会招惹是非的、日益技术化的理论经济学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罗伯特·卢卡斯基本上可以说是在职的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学思想影响最大的人,这既是依靠他自己的著述,也是凭借其思想门徒孜孜不倦的宣传。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与弗里德曼在货币政策上的观点相似,但比后者更进一层。弗里德曼只不过是说,积极货币政策在实践中可能弊大于利;而卢卡斯则认为,它在理论上也可能是有害无益的。

为了理解卢卡斯的观点,让我们回放一下最初凯恩斯主义所描绘的衰退画面:在某种因素的影响下,一个经济体中的每个人都认定自己需要持有更多的货币,并随时准备为了积累现金而减少开支。

面对这幅画面,卢卡斯的追随者会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不一定发生萎缩。假如每家企业都马上降低产品价格,每个工人都马上降低工资要求,流通中的货币的购买力将会提高,这样一来,大家对现金的需求就会得到满足,经济就不会下滑,也不需要以政府干预来增加货币供应。

既然如此,经济衰退为什么还会不时发生呢?在这一点上,卢卡斯沿袭弗里德曼的说法,也断言衰退发生的原因是人们感到困惑。比如说,我知道我想要持有更多的货币,但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同样的想法。我看到我的产品的销售变差了,但我不知道这是我遇到的暂时的特殊问题,还是反映了整体经济的萎缩,因而也不知道是不是要降低产品价格。于是我就犹豫不定,或者抱着一种观望的心态,将产品的价格降低一点点。不只是我,所有人都会这么做,因此在事态发展的初期,经济会陷入衰退。

但是,一旦人们明白经济确实陷入了整体性衰退,经济就会逐渐地自动走出衰退。一旦人们明白,其实大家都在努力囤积现金,本企业产品销路的下滑并不是特殊现象,而是反映了普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家企业就会果断地降低价格,当价格降到一定程度,经济就会恢复到自然失业率的状态。因此卢卡斯认为,“长期”并不会拖到我们死的时候,而只会拖到大家都弄明白经济形势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话,货币政策还能起什么作用?按道理货币政策应该依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在货币需求提高之后出现的衰退,毕竟不只反映了人们的困惑,它还是一种现实的切肤之痛。与其坐等价格下降,为什么不以注入现金的方法来缩短这个痛苦的过程呢?

论及此处,“理性预期”学说就要登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是由理查德·穆思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提出的,它是指设计经济模型时应当遵循的一种策略。穆思认为,我们通常应当假设,企业会有效地利用自己所有的可用信息。当然由于世事无常,企业也会犯错误,但是,如果一个经济模型假设企业会明知故犯地犯下系统性错误,那么这样的模型肯定是不可靠的。

卢卡斯指出,理性预期假说认为,如果企业不知道如何合理地为自己的产品定价,这是一种诚实、理性、合理的困惑。因为企业掌握的信息还不够,无法作出判断。此时,如果我们认为货币当局能改善事态,我们就必须假设它比企业掌握了更全面的信息。但卢卡斯论称,在通常情况下,美联储掌握的经济信息,也许并不比普通人买一份好的财经报纸所能得到的信息多。因此他认为,货币政策其实并不能使经济更快地走出衰退。

不仅如此,卢卡斯还进一步论称,任何可以预测的货币政策都将是无效的。假设人人都开始明白,通常情况下,国家公布的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美联储就会将货币供应量提高1%。卢卡斯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把美联储的这项通行政策纳入它们的预期和定价政策之中,每当国家统计的失业率上升,它们就会相应地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以确保美联储的货币扩张只影响产品价格,而不影响产出。

因此,必须是无法预测的货币政策,才能“产生效果”,而只有随机的东西才是永远都无法预测的。但是,随机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加剧经济产出的波动,而不是减弱!至此,卢卡斯似乎已经从纯粹的逻辑角度证明,政府以积极政策来稳定经济周期的做法是无效的,甚至会是有害的。

读到此处,读者也许想要做个深呼吸。卢卡斯的推论让人觉得气势磅礴,比弗里德曼的任何结论都要有说服力,而且他的逻辑链条似乎要长得多。但长的推理就一定对吗?

显然不是。在这一逻辑链条上,至少有两个薄弱环节。第一个是如下命题:衰退持续的时间,只限于企业对现实的经济形势感到困惑的时期,也就是说,只有在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衰退的时候,衰退才会持续。当年弗里德曼对自然失业率理论的阐述,也隐含了这个命题,但除了经济学家之外,没有几个人会觉得这样的说法有道理(我们接受弗里德曼关于滞胀的理论,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完全听信他的所谓货币政策是靠骗人来发挥作用的观点)。第二个薄弱环节是如下观点:企业是通过对货币政策(或者有助于预测货币政策的各种宏观经济指标)的密切关注来给产品定价的。

关键问题是,弗里德曼的理论也许不如卢卡斯的理论逻辑严密,但回想起来,弗里德曼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反对是符合常理的,因为我们总不能仅凭一条曲线来推测经济局势吧,而卢卡斯的理论虽然看似逻辑严密,却与我们日常看到的公司与家庭的行为方式完全背离。日常观察本身并不能反驳卢卡斯的理论,但足以说明其中有一些破绽。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将详细探讨卢卡斯的观点究竟错在哪里,并说明在正本清源之后,我们应当向凯恩斯回归。

目前而言,读者只需要明白,虽然卢卡斯的逻辑在外行看来也许颇为怪异,但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的理论主宰了有关经济周期的学术讨论。理性预期理论横扫千军,将凯恩斯主义者逼进一个小小的学术角落,只是在近些年里,他们才开始重新崭露头角。

这么一个艰深的、技术化的思想构架,怎么就演变成了一场浩大的学术攻势,乃至后来成为一种教条呢?(卢卡斯这么一个沉静内敛的人,又怎么会一度取得一种像什叶派大教长那样的教主地位呢?)也许有三个原因。

首先,长久以来,经济学理论的心脏部位有一条深深的伤痕,卢卡斯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似乎有助于其愈合。在凯恩斯之后,经济学分出了两个支流: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研究单个企业、家庭与市场的行为,有相当严格的学术规范。例如,微观经济学假设,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家庭追求消费最大化,市场状态是经过严密推论得出的“均衡状态”,这种状态是因理性经济人相互影响的决定造成的。而研究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宏观经济学则充满了只适用于特定情形的假设,用该学科的行话讲,这些假设不是“植根于微观基础的”。例如,从来没有人很好地解释过,为什么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一定会像菲利普斯曲线那样呈现稳定的关系。宏观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看到了这一现象,就想当然地以为,它代表了一种有指导作用的规律。而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而卢卡斯却似乎能够从微观经济模型推论出经济周期的原理。他似乎能以一套严谨的理论来说明,理性的企业和家庭是如何尽全力利用自己有限的信息来争取利益的,其最终的行为又如何呈现出一种类似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轨迹。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在1970年编过一本名为“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书,这个标题代表了一种殷切的期待。而在一段时间里,在许多人看来,卢卡斯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他能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开创一种类似于“均衡状态”理论的经济周期理论。

其次,在经济学界,卢卡斯理论的艰深和技术化(本章的介绍基本没有谈及那些复杂的技术细节),反而是一种优势而不是劣势。在学术界,如果一种理论便于一位聪明但不是很有独创性的年轻人证明自己的智慧,那么这样的理论其实最容易吸引大批忠实的拥趸。这么说也许显得有些玩世不恭,但这确是实情。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卢卡斯的“均衡”的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后来,不出所料的是,卢卡斯提出的理论为经济学界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数学与统计技术。卢卡斯的第一批门徒研究出了这些技术,从而在学术上声名鹊起。后来的一批又一批门徒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学习这些技术,谁要敢说他们的专业、他们辛勤研究的这种经济学理论是有问题的,他们一定会火冒三丈。到了最后,连卢卡斯自己也更关心这些技术本身,而不大关心它们的实际用途。

第三,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政治倾向因素也使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理论吸引了不少人。前文讲过,货币主义具有很强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似乎印证了保守派的一种偏见,即政府的积极干预总是不好的。货币主义理论的粗糙与违背学术真诚之嫌,会让一般人对其敬而远之,但肯定有许多保守派的思想者在一种无意识力量的作用下,忽视了其中的缺陷,因为该理论恰好与他们的政治观念相符。与此类似,理性预期经济周期理论的脱离现实与荒谬之嫌,会让一般人对其敬而远之,但一些思想者很容易因为该理论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意蕴而忽视其中的缺陷。





1980年的形势


在1980年,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也许会注意到,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华丽外表已经出现了裂缝。一些证据表明,弗里德曼的判断并不正确,货币供应量的稳步提高并不会使经济风平浪静。悄然之间,这样的证据变得越来越多。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已经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概念危机,而即将发生的一些事件,也将破坏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声誉。但是,除了专家学者之外,公众对这些裂缝几乎毫无觉察。在大众甚至许多经济学专业人士看来,保守派在思想界一统山河。

保守派的胜利远远超出了经济周期理论的领域。虽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现实中只主张政府在衰退期间增加货币供应,在萧条期间开展公共建设工程,但一直以来,它的形象并不只是与这样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世界,一种学说的隐喻要比它所主张的具体政策更有影响,而凯恩斯主义一直包含着这么一种隐喻:英明的政府干预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改善,实现了市场经济依靠自身力量所不能实现的效果。这个隐喻到了许多自由派人士的手里,事实上就变成了支持政府大规模干预的依据。后来,保守派似乎驳倒了凯恩斯的理论,这损害了自由派经济学的整体声誉,从而使保守派经济学者的威望覆盖了所有学术领域,包括那些与应对经济周期的具体政策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但最终,保守派对凯恩斯的攻击在学术界产生的这种“边缘影响”,就是它最重大的现实影响了,因为他们的宏观经济学仅在很短的时间里被付诸实践。1979~1982年,美联储至少在原则上接受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即经济调控应当瞄准货币总量,而不应针对经济整体设定多个目标。但就连这短暂的接受,似乎也不是真心诚意的,美联储似乎只是想以保守派经济学的优美言辞为外衣,包装一种非常残忍的经济政策,即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将经济推进衰退深渊。无论如何,到了1982年年中,由于经济的下跌幅度之大超出了预料,美联储连这套货币主义的外衣也扔掉了,而且再也没有捡起来过。

但在1980年,保守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大获全胜,最大的影响就是让经济学家甚至政治家觉得,美国杰出的思想是在右派一边,而不是在左派一边,正如莫伊尼汉所说的,右派是更有想法的一派。而且,右派确实成功地将一种思想转化成了现实的政策,那就是所谓“高税收和过度管制严重束缚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思想。

[5]布卢姆斯伯里派是20世纪早期英国的一个作家与艺术家团体,偏向自由主义。——译者注





第二章

税收、管制与经济增长


只有生产率的增长能让一国变富

生产率高速增长的奇迹为何消逝?

保守主义的税收观

僵硬管制的代价

平和的变革流产,供应学派掌权





保守派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攻击就是其在思想界取得的最大成就了。这场攻击成功地逼得那些主张政府积极调控经济的人改取防守姿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保守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威望,就算那些对这场争论几乎毫无觉察、毫无理解的人,也变得更加信服保守派。但我们将看到,如果我们考察现实事件而不是理论的话,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说最终只对实际经济政策产生了短暂而有限的影响。

唯有在税收与管制领域,保守主义理论真正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正当一群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挑战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政府其实不能为稳定经济周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时候,另一群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指责政府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障碍。像对凯恩斯的攻击一样,这场攻击也是一些很有地位和声望的知识分子发动的,不过像货币主义一样,这一新的反对政府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迎合了保守派的偏见,才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不过,这场攻击并没有一直保持那么高的水平:马丁·费尔德斯坦提出的公共财政理论原本复杂而严密,但最终被武断、荒谬的拉弗曲线取代;保守派经济学家本来以很有说服力的方式论证了政府为什么应该解除对航空业和卡车运输业的管制,但这个理论到了丹·奎尔那里,就堕落成了一种盲目反对管制的宣泄。不过,在本章中我想集中探讨,“税收与管制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障碍”的理论,在最初是如何以一种令人起敬的形式兴起的。至于该理论后来的令人失望的堕落,我们则放到后面再谈。

当然,在经济增长率令人满意的时候,保守派的所谓“政府政策抑制经济增长”的说法,是基本没有市场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的经济增长不只是令人满意,以历史的标准来看,可以说是非同凡响。当时也有一些保守派声称政府干预过多了,税负过重了,激励人们工作的因素太弱了,但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但在1973年之后,美国人渐渐发觉,经济出了问题,我们原本已经习以为常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生产率不再急剧增长,生活水平不再快速提升,反而不知为什么变得停滞不前了。在这时,保守派的观点才变得风行一时。

因此,在本章中,我先简要讲述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的委靡不振,然后探讨保守派分析这一状况的理论是如何兴起的。





生产率的减速


萧条、失控的通货膨胀、内战都能让一个国家变穷,只有生产率的增长能让一国变富。生产率是指一个经济体中的工人每小时平均创造的产出。长期而言,如果不发生什么大灾难,一国生活水平的年增速,几乎完全等同于生产率的年增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工人的生产率约为现在的40%,大约与今天的希腊或葡萄牙相当,略低于爱尔兰。在那时,我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富国里,因为我们比大多数国家富裕得多,而且与大萧条最深重的时期相比,国家的境况有了大大改善。但当时只有54%的家庭拥有汽车,44%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以我们现在认定的贫困线衡量,到了1950年,贫困人口还占40%。

不过在接下来的一代人时间里,美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生产率翻了一倍,生活水平也有同步增长。美国变成了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私人汽车数量与家庭数量相同,贫困家庭比率降到了10%。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经济将继续这么快地增长下去,甚至还会加快。《财富》杂志在1967年推出一份特刊,对2000年进行预测。它推测,美国的生活水平将持续快速上升,在即将到来的25年里,实际工资将增长150%。当时的畅销书,如阿尔温·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和查尔斯·雷奇的《绿化美国》,都毫不怀疑地认定经济还将快速发展,只是担心这么快的发展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变化。

但美国经济的车轮突然停了下来。1973~1974年,在长期积聚的通货膨胀压力与油价飞涨的两面夹攻之下,消费品价格的涨幅创下了历史纪录。接着,美联储试图以紧缩银根的方法平抑这场通货膨胀,结果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像所有的经济衰退一样,它伴随着一轮有力的复苏。但人们慢慢发现这场复苏不对劲,和过去的复苏不一样,区别在于,生产率的增长不像之前25年里那么快。

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现在来看,我们可以将美国生产率的增长分为三个时期:从19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约为1.8%,以这样的速度,每40年生活水平可以提高一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73年,年均增长率跃升为2.8%,这足以使生活水平在25年里提高一倍;自1973年以来,年均增长率不到1%,按这样的速度,要用80年的时间,美国生活水平才能取得在二战之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所取得的增幅。

生产率增长的减速是过去20年里美国经济发生的两个主要变化之一,另一个变化是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这两个变化结合起来,结束了二战后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局面,使发展变得步履蹒跚,许多美国人的生活甚至变差。几乎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与1973年相比,美国现在的中产阶级变少了,这固然是由于一些家庭升入了富人阶层,但主要原因是穷人变多了:现在美国的贫困率比1973年高20%,儿童贫困率则高40%。居民汽车拥有率仍在上升,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两个人同时工作才能维持下去,所以也需要两辆汽车,房屋自有率则下降了。现在人们普遍感觉到“美国梦”走上了歧途,生活可能会变得一代不如一代。

现在回头来看,我们似乎能清楚地看到,当时的生产率停滞问题是严重的、难以解决的。现在,美国生产率不振的问题已经持续21年了。在头20年里,有16年是共和党执政时期,其中的12年是由坚守经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主政的。因此,到了现在,生产率问题已成为困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面对他们执政时期低迷的生产率增长状况,保守派不得不采取守势,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但在20世纪70年代,当生产率增长减速的问题还不是很明显的时候,保守派高歌猛进,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理论,认为政府是生产率停滞的主要原因。

我们很快将探讨这些理论的细节。但在此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对于“生产率高速增长的奇迹为何消逝”这个问题,人们给出的一些一般性解释。





生产率增长为何减速?


在大家都意识到生产率的增长变慢的情况之后,在最初的几年里,很多人认为全球油价上涨是罪魁祸首。但在一段时间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摒弃了这种说法。如果是几年的增长状况不佳,也许可以用油价上涨给生产造成的紊乱来解释,但是,虽然油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要素,但还是无法解释如此严重、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增长减速。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实际油价又发生大跌,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水平,但生产率的增速却没有丝毫的恢复。因此,问题是由别的原因造成的。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对于生产率增长减速的问题,一直有三种主要的一般性解释。也许可以将它们称为科技原因说、社会原因说和政治原因说。





科技与生产率减速问题


广义上的科技(不仅指新型的器具,还包括 “软件”上的创新,如存货实时管理系统)对于生产率增长至关重要。事实上,自从20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进行开创性研究以来,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学者已经发现,如果没有持续的科技进步,长期经济增长就会停滞,而且科技进步是推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

以科技来解释美国生产率减速的人认为,科技这个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发动机在20世纪70年代变得动力不足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基础构架出了什么差错,只不过是因为维持战后繁荣的那些科技的效果基本耗尽了。这一说法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一系列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理论和技术逐渐成熟完善,美国的生产率出现了高速增长,但需要一段很长的政治与经济稳定的时期,这些科技的效果才能得到彻底的发挥。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已有的科学与技术所固有的潜力大都得到了开发,于是生产率的增幅就降低了。也就是说,生产率增长变慢的原因是新思想的枯竭。

有读者可能要问了:“且慢,过去20年来科技不是得到了大发展吗?不是出现了个人电脑、传真机、移动电话、录像机吗?你怎么能说新思想枯竭了呢?”

这是一个有力的质疑,但我们还是可以回答的。经济史学家已经发现,一项新科技经常要在发明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对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带来重大影响。例如,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可以说是启动工业革命的最重大的科技突破,但直到1810年左右,英国才开始全面工业化,直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才开始显著提高。又如,电力的最早使用是在19世纪80年代,但历史学家戴维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它对生产率几乎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之所以会延迟这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因为一项科技在只得到零星、孤立的应用的时候,是无法充分发挥其能量的,只有在得到广泛应用,并与其他科技相配套之后,其真正的潜力才能开发出来。当汽车还不多见的时候,它不过是富人的玩物,后来,随着公路网的铺设完备,加油站和维修站变得无处不在,最大的百货商店从传统上的市中心转移到郊区的商业街,汽车才有了更大的用途。而且,这里有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使一项科技能充分发挥潜力的配套与辅助性设施网络,既促成了该项科技的广泛应用,也因其广泛应用而不断得到完善。总之,一项新科技不管多么神奇,都有可能连续几十年功效甚微,只有在其规模超过临界点之后,才会大放异彩。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些重大科技的配套利用,使二战后的一代人大为受益。这些科技也许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可以说大部分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明的,但由于长期的经济萧条与战乱,并没有盛行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庇佑之下,这些旧发明得以物尽其用,并给生产率带来了巨大影响。

想想石油业和交通业齐头并进的发展吧。超级高速公路、超级油轮和超级高效的大炼油厂,并不是因为什么知识上的巨大突破而出现的,就连喷气式飞机,也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理论上可以制造了。只是由于人们对这些已知的理论进行了应用,而且这些产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相互促进,才使生产率得以快速提高。另一个例子是,私人汽车、电冰箱和超市的密切结合,也提高了零售业的生产率。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工厂的更新改造。旧式的工厂是一种促狭的多层建筑,那样的设计适合于以一台巨大的蒸汽机为大量机器提供动力,并以单一的铁路支线来运入原材料,运出货物。新式工厂则是单层、开放式的建筑,临近电力和公路交通系统。这些科技本身并不是多么惊人的创见,但它们对生产率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关键问题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许多这样的科技都变成了强弩之末。事实上,很多我们今天依然觉得很“摩登”的东西,其实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出现的。例如,我们或许想不到,当今民航界的王者波音747客机,其实早在1969年就出现了,现在的机型只是有些小改进,并没有实质性差异。因写了《信息迷失的年代》一书而屡屡上电视的比尔·麦吉本,曾经指出过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情景喜剧所展示的房屋,现在看起来并不多么过时。拉赛尔·贝克的说法则更加一针见血:“为什么在1940年回想1890年,觉得那简直是黑暗的中世纪,而在今天回想1940年,依然觉得恍若昨天呢?”

20世纪60年代末,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写了一本很有见地的书《不连续的时代》。他指出,虽然在此前的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整个国家,甚至那些最大的公司的产业结构,其实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没有多大变化,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一些早已成熟的模式的内部改进,而不是突破性的创新。他还指出,这种内部“持续性”其实是不能维持的,因为那些老科技的效果几乎即将耗竭,而那些正在登场的新科技,只有在经济结构得到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效用。

但德鲁克未能指出的是,这些新科技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能成功促进经济的全面进步。

我们以办公电脑为例。早在20世纪60年代,电脑便在商界得到了普遍应用,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更是遍地开花,到了1991年,约60%的美国上班族都有了自己的办公电脑。但是,如果办公室的构造还是旧式的,单纯使用电脑对生产率几乎毫无促进作用。电脑也许可以让人们不断修改信件,设计出优美的字体,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但口述内容,让别人迅速抄在一张纸条上,也能实现同样的效果。

许多企业现在认为,要真正发挥电脑的优势,就必须对整个办公室的工作方式进行调整,并改变公司内部不同部门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只给每位经理配一台个人电脑是不够的,必须将这些电脑连成网络,最好是与企业的供货商、客户的电脑也连在一起,还应重新界定雇员的角色和指挥体系,以促使员工与经理不再使用纸张联系和面对面联系,转而使用电子网络。前文提到,在为了方便蒸汽驱动的机器发挥作用而设计的工厂里,电力不能充分发挥潜力,与此类似,在以纸张流为基础的办公结构里,电脑也不能充分发挥潜力。

一些迹象显示,信息处理技术的普遍应用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生姗姗来迟的经济效果,即所谓的“科技回报”(该术语是1993年《商业周刊》一篇文章的标题)。但关键问题是,在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科技虽然突飞猛进,却似乎没有带来多少经济上的成果。

总之,以科技来解释生产率增长减速的说法认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曾为美国战后繁荣提供推动力的一系列科技的效果已经基本耗竭,虽然一些新科技最终将催生另一场繁荣,但它们还没有准备好大展身手。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听天由命的观点。一些政策鼓动家认为,政府应当努力推测新科技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进而采取一场集体性的运动来加快历史的步伐。我们将在第三篇探讨这一观点的一些比较温和的版本。但现如今,大家对于政府计划都不抱什么信心,除非你愿意相信那些官员的聪明才智,否则这种以科技来解释生产率增长减速的说法只不过教导我们要更有耐性,并没有更多的启发作用。





社会学解释


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减速是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恰好约一代人的时间。战后的美好岁月只持续了一代人时间,这是不是说明了什么问题?

这一情况的确很令人起疑。毕竟,“婴儿潮”一代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举涌入劳动力市场的。由于市场需要吸收大量新劳动力这个简单的原因,相对于工人人数而言,资本的增长速度降低了。但人数众多并不是“婴儿潮”一代唯一的特征。他们还是第一代在社会普遍富裕的背景下长大的人,而且是第一代由父母遵照斯波克博士的宽容主义教育信条养大的人[6]。最突出的特征是,他们还是第一代看着电视长大的人。

如果你曾经感受过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文化风潮,不论是以什么方式感受的,你都会觉得,20世纪70年代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放慢,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你会想,在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里,资本主义声名狼藉,工作本身被视为耻辱。在这十年里,美国社会的黏合剂失效了,那种冠冕堂皇的价值观与伪善的结合,再也不能维系社会的稳定了。这十年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怎么可能不影响生产率?这不是严谨的经济学分析,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无法度量某些因素,便将其忽略不计。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确实发生了一些可以量化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社会趋势,而不是狭义的经济力量,而且它们显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考试成绩衡量的美国学生的教育水平似乎开始逐步滑坡,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贫民区学校的不良境况,但中产阶级子女的教育质量似乎也下滑了。例如,许多人都认为,就连最一流大学的录取标准都大大下降了。据推测,现在哈佛大学的普通新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放在20年前是达不到录取标准的。

教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教育开支的减少。虽然说美国有一些校区财力匮乏,学生只能用旧课本,坐在包装箱上听课,但就全国而言,教师的工资一直与私人产业的工资保持同步增长,而且每人平均教的学生数变少了(1960~1990年,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机构的学生人数只增加了10%,但教师人数增加了70%)。美国教育体系的诸多问题,其实似乎与教师、家长、学生的动力不足有关。在美国最差的学校里,由于暴力成风,教育走入了迷途,但就算在比较正常的学校里,传统上那种追求卓越的精神,似乎也已丧失殆尽。

除了教育问题之外,美国一些重要人群中的社会崩溃现象,也让人头疼。现在美国的底层阶级人数之多,境况之凄惨,在发达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而大部分人认为,底层阶级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迅速扩大的。底层阶级带来的最大影响并不在经济方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扩大严重阻碍美国的经济增长。

因此,要说中产阶级子女经济动力的丧失、教育水平的下滑、底层阶级的扩大等社会问题是美国生产率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之一,似乎是有些道理的。这个说法虽然与科技说大相径庭,但二者都有一种听天由命的味道。因为,虽然美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令人悲伤,但几乎没有人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对于大多数社会问题而言,经济政策都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这种社会学解释似乎只不过告诉我们,要学着对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安之若素,而不是催促政府想办法扭转局面。

但经济学家并不愿意接受这种宿命论。于是左派和右派的经济学家都开始探寻生产率增长变慢的原因(至少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办法)。而在最初,有意思的理论是由右派提出的。





对生产率减速问题的政治解释


在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美国的经济困难主要可以归因为另一个基本因素,即税收和管制带来的激励扭曲与激励减弱。我们可以称此为对生产率减速问题的政治解释,它实际上是说,美国的经济问题是政府的错。

在里根执政时期,所谓税收和管制拖累经济增长的说法,变成了一项政治信条,被保守派当做不言自明、无需论证的真理来宣扬。但正像保守派对凯恩斯的攻击一样,保守派对税收的批判,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一场严肃的学术运动。从当时一直到现在,就算是最倾向自由派的经济学家,都真诚地对这场运动抱以尊敬。





税收、激励与经济增长


如果你要对人们征税,人们也会想办法来避税。一些人会采取简单的欺骗,如隐瞒收入、伪造账目。一些人会采取复杂的法律方法避税,创造出账面上的损失来抵消真实的收益。但在美国,人们的主要避税方式是,尽量不去做会被课税的行为。不幸的是,这些行为包括了工作和投资。

左右两派的经济学家一直都公认,民众通常会为了避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经济学家习称的“与税收有关的激励扭曲”),这对政府而言是一种隐性的、额外的成本。这基本上是事实。但不幸的是,在经济学保守主义主宰意识形态的时期,这个基本事实与一系列其他观点搅和到了一起,那些观点有的半对半错,有的是一派胡言,比如在其中,“政府浪费了许多税收”这个流行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而“纳税人交的钱大部分都被用来养活无用的官僚”这个观点则是胡说八道。

为了理解保守派关于税收的观点,我们需要从一些基本问题出发:税收的成本有哪些?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经济学家为什么推论得出,税收的成本比我们原先以为的要高?





税收的成本


几乎在思考任何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先设想一个比真实经济简单得多的经济体,并以此为出发点。因此,在思考税收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来设想有这么一个经济体,那里没有投资和储蓄,人们唯一会受税收影响的经济决策就是工作的勤奋程度。同时假设这个经济体中的政府只征收一种比率性的所得税,以此作为全部的财政收入。为了将问题具体化,我们假设该经济体的国民收入为1万亿美元,其政府对所有收入征收30%的所得税,从而取得3 000亿美元的预算收入。

在当前的政治气氛下,可能有许多读者会想当然地设想,政府会把这笔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浪费掉。但把现实中的美国政府设想为有天然的浪费倾向,是不公允的,而且要论证保守派的经济理论,也不需要以此为前提。因此,我们假设政府实际上将这3 000亿美元花在了很有价值的地方,如国防、教育、医疗等等。但我们仍然要问,用这笔支出来购买这些东西,到底划不划算。而关键问题在于,政府的这笔支出的真正成本远远不止3 000亿美元。

为了知道其中的缘故,让我们假设政府决定多花费100亿美元,即国民收入的1%。读者也许会想,政府将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从30%提到31%,就能多征到100亿美元。但事实上,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税率的提高至少促使一部分人降低工作强度或减少工作时间,而工作的减少会使税基(本例子中是指应予课税的收入)降低。在极端的情况下,税率的提高会使工作大大减少,导致税收不升反降。但就算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将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能带来的税收增加额,将不到国民收入的1%。因此,为了多筹集100亿美元,政府必须将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为了说明方便,我们假设政府为此必须将税率提高到32%,而不是31%。

将税率提高到32%,会给纳税人多造成多大代价?回答是,实际的代价不是100亿美元,而是将近200亿美元。为什么呢?让我们假设甲女士的税前收入为10万美元,如果税率提高2%而她不减少工作的话,她缴的税将增加2 000美元。这笔如果她不改变自己的行为就要多缴的钱,大致上代表税率提高给她带来的实际代价。的确,她并不会真的多付2 000美元,因为她会减少工作,从而少缴一些税,但这只是一种无奈的补偿,因为假如她真的想以较少的收入换取较多的休闲时光,她早在税率提高之前就那么做了。[7]将她的遭遇推而广之,我们就会发现,政府决定多花费100亿美元,实际上会给公众带来近200亿美元的代价。

总之,政府的征税行为会使人们赚取的收入与实得收入间产生差距。当有人通过工作来多赚取1美元的时候,他就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美元,但如果他支付30%的边际税率,他的收入就只剩下0.7美元了。因此,人们一般都会选择不怎么工作。

这并不是说,政府开支是不好的。这只不过是说,政府开支带来的真正成本高于具体支出的金额。如果政府想增加开支,就必须提高税收,从而使激励扭曲恶化,而额外的扭曲是除政府项目的直接成本之外的另一种成本。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在现实中,美国政府(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合起来)确实将我们收入的30%左右以各种税收的形式征走。而且,这给人们的工作动力带来的损害还不能用30%这个数字来推测,因为美国的税收体系是有一定累进性的,也就是说,高收入者承受的税率高于低收入者。从社会意义上看,这么做似乎是合理的,但它的一个副效应是,人们承受的边际税率(收入中的最后1美元所承担的税率)要高于平均税率。假如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初提出的经济方案得到通过,收入极高的美国人承担的联邦税的边际税率将达到46%,州与地方税的边际税率也将有几个百分点。这不是件小事。税收会对人们的工作动力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上文的例子中,我假设政府开支增加1美元的真实成本接近2美元。现实中的估测一般达不到这么高(通常的估计是1.3美元左右)。但真实成本高于支出增加额的原则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只是认识到税收会造成激励扭曲,对于经济决策并没有多大意义。毕竟,完全废除政府,从而完全不需纳税,是不可行的,只要有政府就有税收,从而有激励扭曲,这是无法避免的。这不是一个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的问题。我们至多只能说,在选择税制、决定政府应当实施什么项目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原则上考虑这些决策对人们工作动力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保守派加了些什么新东西呢?他们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断:与税收有关的激励扭曲之严重,超出了大多数经济学家过去意识到的程度,而且受扭曲最严重的不是人们的工作动力,而是储蓄和投资的动力。





税收、储蓄和投资


每一年美国15%~20%的国民收入都会被用于投资,而不是眼前的消费。投资代表着人的一种决策:为了在未来得到更多消费而推迟眼前的消费。而税收对投资决策的扭曲,甚至强于对工作动力的扭曲。

为了了解其原因,我们假设,在我对自己的当前收入缴纳所有税收之后,我要决定是将1 000美元用于消费还是投资。假设我知道,如果我将这1 000美元投资10年,它就会升值为2 000美元。那么此时,我实际上可以用1 000美元的眼前消费换取2 000美元的未来消费,或者以后者换取前者,这取决于我更看重今天的享受还是10年之后的享受。

确切地说,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我才能用今天的1 000美元交换将来的2 000美元。由于存在税收,这种交换就远不是那么有利了。因为,如果我为了在将来得到2 000美元而将1 000美元进行投资,税务部门会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代表了收入,从而会对其征税。如果税率是30%,我将发现我用今天的1美元并不能换取未来的2美元,而只能换得1.7美元。[8]这样的话,我的行为就会受到扭曲:我将在目前大肆消费,而对未来投资过少。

像货币中性理论一样,税收对投资动力的扭曲,也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命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公共财政专家通过令人信服的理论分析说明了,美国一些种类的投资所承担的实际税率,在20世纪70年代上升到了具有惩罚性的高度。他们还论证说,这样的提高已经或者必将严重影响储蓄与投资,从而使经济增长减速。不过,后一个论点的说服力较弱。

这场运动的灵魂人物是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他后来出任罗纳德·里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了两年,由于建议常常不被采纳,他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宠信的总统经济顾问。但在20世纪70年代,费尔德斯坦是一门新的公共财政理论的领导人物。虽然这门理论带有保守主义的政治蕴意,但它绝对是严肃的、不可轻视的。

费尔德斯坦提出的新观点是,税收抑制投资的这种不良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通货膨胀的加速而变得更为严重。为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化的例子。假设我要承受的边际税率为50%,而我现在要决定,是将一些收入用于消费,还是投资购买一年期的美国政府债券。假设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为4%。不过这笔利息要缴税,所以我这笔投资获得的净利润将只有2%。也就是说,就算在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税收也会打击我的投资热情。但为了论证方便,我们假设这个问题并不严重,税收使储蓄换来的收益率从4%降为2%,对整个经济而言只是一种微小的成本。

现在假设这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为10%。利率通常会和通货膨胀率同步上升,所以在通货膨胀率为10%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债券的利率应会上升到14%左右。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投资的“实际”回报(即将1美元投资1年其购买力的增幅)将不会变化,因为14%的利率减去10%的通货膨胀率,依然是4%。

但在这时,就要讲到费尔德斯坦的观点了:税法所认定的收入是所有的利息,而不只是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利息。在边际税率为50%的情况下,税前14%的利率,到了税后就变为7%,反而比通货膨胀率低了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因为储蓄反而遭到了惩罚!这样的激励扭曲要比物价平稳时期严重得多:如果为了未来的利益而存钱投资反而会带来负收益,那还存钱干什么?

费尔德斯坦指出,在整个税收体系里,通货膨胀都使税则中的看似不过分的名义税率变成了极高的实际税率。例如,企业所得税按规定为42%,但据费尔德斯坦计算,当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时,企业对生产设备的投资所得到的任何利润,实际上约有75%要作为税收上缴。

就算你不是一位共和党人,你也得承认,如此高的税率会抑制投资,损害经济增长,这是很明显的。但通货膨胀加剧了投资激励扭曲,真的是美国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吗?在这个方面,相关的证据就不是那么清晰了。

一条证据来自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伯斯金所做的统计研究(像费尔德斯坦一样,伯斯金后来也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不过是效力于老布什。与费尔德斯坦不同的是,伯斯金就算是在私下里不赞同布什的政策,也从不在公开场合批评他,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被当成了替罪羊,为老布什时代的经济问题背了黑锅)。伯斯金以一定的证据说明,收益率对美国总储蓄率的影响,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过去认定的要严重得多。

更严密的证据是由哈佛大学一位非常年轻的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提出来的。在那个时候,萨默斯还被视为一名保守派,因为他强烈主张降低公司所得税(后来大家发现他其实并不怎么保守,因为他后来突然加入自由派阵营,相继担任迈克尔·杜卡基斯和比尔·克林顿的经济顾问)。萨默斯证明,如果一种广为接受的消费行为模型(即所谓的“生命周期模型”)正确的话,费尔德斯坦所计算的那种实际税率,就应该会对储蓄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到了1980年,费尔德斯坦、伯斯金、萨默斯等人的研究已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美国的税收体制确实严重抑制了投资。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美国的另一个重大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也抑制了储蓄和投资。





社会保障问题


在国家福利制度出现之前,贫困是美国老人最容易遭受的苦难之一。一些人在工作时期收入很少,也没有多少积蓄,一旦年迈不能工作,常常会一贫如洗。至1970年,美国的老人贫困率仍是总贫困率的两倍。

社会保障体制就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而设立的。它事实上保障了每位曾参加工作的人都能领到一份养老金。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体制给予老人的钱越来越多,主要由于这个原因,老人贫困率大大下降。到了1990年,老人贫困率已降到1969年的一半以下,也低于总贫困率。

但马丁·费尔德斯坦认为,这样的进步也许附带着巨大的代价。他指出,社会保障体制削弱了人们的储蓄动力,因为既然在退休之后有望得到社会保障收入,人们就没有很大的必要来自行储蓄了。

不过,由于每位工作者都有义务缴纳社会保障金,所以你可能会觉得,社会保障体制只不过是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储蓄而已,就像许多私营企业的工人是靠着养老基金而非个人资产来维持退休后的生活一样。但费尔德斯坦论称,社会保障体制和私营企业的养老金机制是不同的,因为它是“没有基础资金的”,是靠工作者不断缴纳的资金维持的,当前投入的资金会变成退休者的福利。

对退休者而言,这是一种很有利的机制。因为劳动力数量和平均工资都会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所以工人通过缴纳社会保障金在未来收获福利,要比将这笔钱投入某种私营企业的养老金机制更为划算。由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变得人数更多、更为富裕,所以对于每位工人而言,社会保障其实是一种恩惠。这让人感觉很不错,但社会保障也会鼓励人们增加消费,减少储蓄。

20世纪70年代,费尔德斯坦算出,当时在世的美国人有望从社会保障制度中得到的净福利,高达美国生产性资产总值的40%。他认为,如果社会保障果真在取代私人养老金或其他私人储蓄的话,它就已经对美国的资本积累产生了严重的抑制作用。





劳动力市场


保守派的新公共财政理论表明,美国的储蓄与投资所承担的税负太高了。不过它还以稍弱一些的力度表明了另一个问题:税收严重扭曲劳动力市场。

这一次又是费尔德斯坦一马当先。早在1973年他就提出,美国之所以难以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也许正是由于激励扭曲。他把矛头指向了失业补助。显然,失业补助有助于缓解失业的痛苦。但费尔德斯坦承袭自己一贯的风格,又一次论称,这个高尚的目标附带着隐性成本:由于失业的痛苦得到了缓解,工人便没有像过去那样大的动力去调低自己的工资要求,这加大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他认为,失业补助虽然会缓解失业带来的痛苦,但最终会推高美国的失业率。

另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证据认为,虽然税收造成的激励扭曲也许主要集中在储蓄和投资领域,但税收也大大压抑了人们的工作热情。至于美国现实的税率水平是不是真的严重压抑了工作热情,经济学家向来不能下定论。不过,一些严密的统计研究似乎表明,税率每提高3%,会使人们的工作动力降低1%左右,这样的效果不能算强烈,但也是很显著的。





税收与经济增长


费尔德斯坦及其追随者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税收造成的激励扭曲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到底有多严重呢?

下一章将介绍“供应学派”,这是一些激进保守派组成的一场运动,他们认为减税能大大促进经济增长。“供应学派”的第一名人是阿瑟·拉弗,他断言减税将使经济产出大增,从而使财政收入不降反升。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费尔德斯坦还是他的追随者,都没有提出过如此夸张的观点。

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老布什执政时期,保守派所要求的进一步减税,主要是指资产增值税。事实上,他们后来以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虔诚相信,降低资产增值税将使经济活力大增。但在1980年,劳伦斯·萨默斯写了一篇论文,该文虽然极其有力地论证了,政府应当降低公司与投资者的税负,但它也推测,就算完全取消资本增值税,也不会带来多大的效果,美国的经济产出依然需要将近10年才能增长1个百分点。

20世纪70年代的保守主义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建议是,美国的税制应当实行一定的改革。该理论指出,一些税的税率过高,造成了严重的激励扭曲,因此降低这些税率将对美国经济有利,至于这样的减税给财政带来的压力,可以通过提升扭曲作用较低的其他税收来解决,或者削减财政开支。从该理论及其证据中完全无法推论出税收是美国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或者只要减税就能让美国经济再次振兴。

但在政治世界里,一场学术运动的真实内涵也许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它会如何影响政治讨论的气氛。在20世纪70年代,一种对政府灰心失望的公众情绪日益蓄积,这种情绪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激发草根阶层的抗税活动,后来又帮助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与此同时,一些极端保守的新闻从业者与政治家也在一门心思地推进激进的减税计划。不论马丁·费尔德斯坦等保守派公共财政理论家的治学态度多么严谨,在那样的政治气氛的影响下,大众势必会认为,这些学说基本认同一些流行的偏见。虽然在学术上,费尔德斯坦或伯斯金的理论与阿瑟·拉弗的颠覆性论断有天壤之别,但公众的印象却是,他们是盟友关系。





管制的成本


在保守派提出的有关政府政策的新理论中,对税收的分析是在思想上最能撼动人心的一部分。但税收并不是政府强加给公众的唯一费用。事实上,一个长久以来的趋势是,政府已逐渐地不再将税收和财政开支作为首要的政策工具。20世纪以来,政府越来越依赖行政措施,包括各种标准、要求和规定。这些措施的目的是直接改变个人行为,以使其服务于政府认定的某种公共利益。

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非保守派的经济学家都曾指出,多余或拙劣的管制会比税收带来更多的无谓成本。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背负着一定的此类成本,就连二战后飞速发展的20年也不例外。但有证据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政府在环保和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管制造成的其他类别的成本也变大了。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生产率增长减速的真正原因是管制的加强,而不是实际税率的提升。

到了20世纪90年代,抨击管制也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变成了保守派的一种下意识的条件反射。但我们不能忘记,抨击管制的理论在最初兴起的那几年里,似乎还是颇具说服力的。





竞争管制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垄断力量不利于经济。这不仅仅是个公平问题,因为垄断组织和卡特尔为了维持高价而进行的活动,还会扭曲经济激励,带来与税收的影响非常相似的效率损失。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是鼓励竞争,并通过法律来禁止所有合谋维持高价的行为。但有一些产业是“自然”垄断产业,也就是说,这些产业的生产或分配所使用的科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市场只能由一家公司主宰。电力行业、地方性(全国性的除外)电话服务业和地方性有线电视业,都是自然垄断的例子。

许多国家都规定,只有公有企业才能经营自然垄断性的业务。但美国的选择通常是,维持自然垄断企业的私人所有制,但通过规定最高价格和最低服务标准来压制其垄断力量。这个方法不完美,但所有别的方法都不完美,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对垄断力量不加管制,任其发挥,虽然那些最顽固的保守派喜欢这个选项,但它的效果要差得多。(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主义者与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者无条件地崇信自由市场的力量,将有线电视、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交给了不受管制的私人企业。在后面的几章里,我将介绍这种做法带来的大混乱。)

在19世纪,最重要的自然垄断行业是铁路运输业。在美国的一些地方,例如芝加哥和纽约之间的地带,巨大的交通流量使得多家铁路公司可以相互竞争。但在农村,尤其是芝加哥以西的农村地区,大量的农场与小城镇都只能依靠仅有的一条铁路,事实上它垄断了所有的输入和输出。于是,100多年前,美国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来管制铁路公司的定价。在那之后,货车运输、航空、天然气管道等其他运输行业都仿效铁路,确立了管制原则。

最初,这一切都是非常合理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问题出现了。首先,美国经济发生了变化,随着公路取代铁路成为主要运输方式,随着卡车与飞机运载能力的相继提升,运输业不再是一个很明显的自然垄断行业了。事实上,到了1980年,许多经济学家(并不全是保守派)都相信,运输业的竞争空间已经很大了,没有必要再加以管制了。其次,在管制的公共理由逐渐削弱的同时,管制程序本身也变得日益重视对行业利益的保护,而不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这使得许多分析人士相信,行业管制本身造成的危害,已经开始大于它所要控制的垄断力量造成的危害。

在这场战斗中,自由市场的信奉者轻松获胜。在吉米·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开始对石油、航空和货车运输业大规模地解除管制。虽然后来人们发现,航空业仍然具有的自然垄断特征之多超出了所有人的认识,但直到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依然认为,这些管制的解除是一场胜利。

在一些人论证了应对运输业解除管制之后,又有人以一些同样的论据去论证,应当对银行、储贷协会等金融机构解除管制。不过那是一个大为不同的故事,我们到第六章再来讲它。

在这里我们应当知道的是,政府对竞争的不合理管制遭到了有力的批判,而且对此进行批判的经济学家持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立场,但是,另一种针对管制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批判,却借助这场批判获得了更大的声威。那种观点就是,政府对商业强加的越来越多的规定,正在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重大障碍。





管制是拖累生产率增长的凶手吗?


1979年,一位名叫默里·韦登鲍姆的经济学家写了《商业管制的未来》一书。该书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美国商业所承受的管制每年给经济造成1 000多亿美元的损失,这事实上也是美国生产率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之一。韦登鲍姆因这一观点而得到罗纳德·里根的赏识,从而成为其执政时期的第一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韦登鲍姆的估测所依赖的数学计算,有很大的凭空猜测的成分,甚至保守派经济学家也大都认为,他可能算得过高了(与此类似,后来比尔·克林顿在制订自己的经济方案时认定,基础设施投资能带来很高的回报率,而许多自由派人士在私下里都或多或少地觉得,这样的期待也许过于乐观)。但是,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左派经济学家当时都一致认为,美国商业所承受的管制负担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增加。

造成这一增加的管制,并不是传统的针对货车运输、航空和银行业的竞争管制,而是为了维护工人健康、保障消费者安全和保护环境而实施的一些新管制。毫无疑问,理查德·尼克松设立的三家机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环境保护署、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使美国的经商成本显著增加。

虽然极端的保守派常常把这些新管制说得一文不值,仿佛它们只是出于某种盲目敌视商界的情绪而制定的,但这些管制显然都有合理的目标。污染是经济学上的负“外部性”的典型例子,污染者几乎没有什么动力去防范污染成本,因为这一成本是它强加给社会的,它自己承担得非常少。职业安全是一个比污染还要麻烦一点的问题。极其顽固的自由市场论者可能会说,工作场所的安全问题应当留给市场自己去解决,因为如果一家企业能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它就能以较低的工资吸引到工人,因此工作场所的安全性将在市场调节下自动达到最佳状态。但在现实中,工人是无法有效地监督企业的,例如1992年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鸡肉加工厂发生火灾,而工人发现防火门在火灾发生后被锁上了,结果被活活烧死。因此,温和的保守派并不反对政府对工人健康与安全也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

但有两个问题是很明显的。首先,至少在一些产业里,这些新管制的成本是很高的。例如,美国的采煤业一向以事故频发闻名,而20世纪70年代政府对其实施了更加严格的安全管制,这可能造成了该产业的生产率在此期间不断下降。其次,许多新管制带来了不必要的高成本,这在防污管制上体现得尤其明显。经济学家在当时呼吁利用一定的市场机制来防污,例如对污染征税、拍卖排污权等,但政府却制定了复杂、僵化的环保规则,使那些本可以通过轻松的方式减少污染的企业没有动力去那么做,也使那些本可避免防污成本的企业无法得到政府的区别对待。

但上述一切都不足以说明,工人健康与环保方面的管制是不对的。它们只不过说明,当时的管制也许稍微有些严格了,而且绝对可以变得灵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派对管制进行的合理批判,与他们对税收的批判很相似,都只能得出温和的结论。在税收问题上,就是应该将整体税率略微调低,并大大增强税制的灵活性,从而消除一些行为所承担的沉重税负。





1980年的形势


到了1980年,保守派经济学家已经以一种有力的方式证明,一些行为(尤其是资本积累)所承担的高税负,已经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他们也以一种力度稍弱但也相当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了,僵硬的管制进一步阻碍了经济增长。在这两个论证中,他们提供的数字都不足以说明,只要改变政策就能带来经济形势的大逆转。但是他们指出,政府应当以更大的力度来防范税收与管制带来的激励扭曲,这个观点似乎是很有道理的。

这让人觉得,美国应会出现一场温和而非革命性的政策转变。事实上,在吉米·卡特总统任内,这样的转变就已经开始了。正是卡特对航空、货车运输和石油业解除了管制,而且在他执政时期,巨富阶层也享受了一定的减税。在1980年1月,合理的预测是,无论谁当选总统,都会继续实施这种平和的变革。

但这样的预测错了。因为那些证明了减税必要性的、令人信服的理性保守派,在里根上台后并没有执掌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最终执掌政策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供应学派。

[6]斯波克博士所著的育儿经在当时的美国风行一时,他主张父母应尊重孩子,让孩子自由发展。——译者注



[7]一个有点难懂的理论(商业上称为“包络定理”)认为,在税率小幅提高的情况下,纳税人承受的真正代价基本上就是以其税前收入计算的税收增加额,就算纳税人成功地规避了大部分增加的税收,也是如此。试在我们的例子里解释一下该理论。在税率提高之前,那位纳税人的工作努力程度是30%税率之下的最优点,也就是说,纳税人选择使自己的工作努力程度达到一个临界点,在该点上,收入微小增加带来的效用,恰好等于为赚取这点收入所需的额外工作带来的负效用。想想看,这就意味着,通过减少工作来规避税收的提高,与直接接受更高的税负相比,并不代表多么大的好处,因为休息时间虽然增加了,但收入的额外损失几乎会完全抵消这一好处。



[8]当然我们可以修改税则,从而消除税收对投资动力的影响,例如可以对资本收入免税,或者实行增值税。





第三章

供应学派


一群来自边缘地带的怪人

核心理论:货币政策无效,减税才是王道

国际经济学备受青睐

供应学派成功夺权,正统经济学面临危机





《说谎者的扑克牌》一书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说过,在1980年左右,美国金融界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文化变革。那些仿佛生下来就身穿灰西装的老冬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野心勃勃、往往带有叛逆心理的年轻人,很像上一个年代的大学校园里的激进分子(有时的确是激进学生出身)。审慎的商业风气已不流行,人们喜欢激进的交易,即便这会使旧传统遭到摒弃,甚至危及本企业的声誉,也在所不惜。刘易斯认为,这场变化的原因是,科技的日新月异与放松管制带来的大量机会,为那些代表新的“金钱文化”的人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更深层次的力量起了作用。因为在同一时期,其他领域也发生了奇怪的文化风潮的转向。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那些鄙视传统、叛逆的年轻学者,通常是左派分子,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年轻的保守派经济学家遍布大学校园,他们满腔热情且思想极端,将正统学说贬得一文不值。当时只有老人和一些像我这样的落伍年轻人在无力地提醒他们,传统理论中还是有一些来之不易的真知灼见的。

不过,当时最重大的文化逆转也许发生在新闻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保守派报纸的社论版通常是极其无趣的。几乎不用猜就知道它们会说什么: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鼓吹稳健财政,反对政府的各种新举措,理性到令人昏昏欲睡。

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切都改变了。到了1980年,反而是传统的自由派媒体显得理性而沉闷了,[9]而保守派媒体则变得旗帜鲜明、气势汹汹。《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变化尤为显著,在过去,它几乎是稳健财政的同义词,而到了那时,它变成了激进的右翼经济学的温床。

《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这场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一个人——自1972年以来主管该版的罗伯特·巴特利。在上任之初,巴特利便直言不讳地说,从今往后,该报在经济议题上再也不会保持谨慎和公允,而是将大力宣传他自己的信仰。而且,巴特利是个自信的人,虽然他身边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昏了头,他依然我行我素,坚信自己是对的。

虽然巴特利热烈宣扬自己的信仰,但除了他自己的小圈子之外,没有多少人买他的账。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华尔街日报》声嘶力竭地鼓吹恢复金本位制,但这只不过使他们有借口召开一些极其挥霍浪费的研讨会而已,普通人都觉得他们有点莫名其妙,对其宣传置之不理。不过,巴特利还是完成了一项不俗的功业:在20世纪70年代,他成功地将一小群叛逆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吹嘘成了一个重大的理论流派,即后人所称的“供应学派”。

知道有这么回事的人,也许大都会觉得,供应学派经济学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保守派经济学而已,基本上就是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向前引申了一两步。但供应学派经济学的故事比这奇异得多。世上有许多保守派经济学家。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上两章所看到的,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保守派的一套思路主宰了宏观经济学与公共财政方面的学术研究。但那些学术界的保守派分子并不属于供应学派,而且供应学派人士也不是从他们中冒出来的。相反,供应学派经济学始终都是一场由少数局外人组成的运动,就算是主流的保守派,也从未把他们当回事。也就是说,在保守派阵营内部,供应学派也是一群流亡之徒。但这群人后来控制了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财经报纸,然后又主宰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经济政策。

这些供应学派学者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的理论是怎么样的?他们如何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明白美国的保守主义为何在政治上接连成功,在经济上则屡屡失败。





供应学派的由来


1992年,一家全国性报纸的一位记者给我打电话。她说,她正在写一篇有关美国经济学教育状况的文章,希望我能给以帮助。她请我评价一下,美国哪些学校的经济学系最有影响力,这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但接着,她请我根据意识形态倾向的不同来区分这些院系,比如哪些院系偏向凯恩斯主义,哪些偏向货币主义,哪些偏向供应学派。

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她对当前经济学界的状况有点不了解,作为一名记者,这是可以原谅的。现在,按照传统的说法将宏观经济学分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两类,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该学科的实情了(用现在经济学家喜欢用的行话来讲,美国的经济学院系可分为“咸水”与“淡水”两类,前者是指隐约带有政府干预主义色彩的院校,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后者是指坚定地主张自由市场的院校,如罗彻斯特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而曾经是“淡水”派大本营的芝加哥大学,近年来稍稍有所变“咸”)。而且,经济学院系也不一定在意识形态上铁板一块,例如,“咸水”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也会讲授理性预期学说,“淡水”的芝加哥大学也会讲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过,我关于供应学派经济学的回答,似乎才是最令她吃惊的。我说,在美国所有主要的经济学院系中,不仅没有一个院系是偏向供应学派的,而且在这些院系的经济学家中,也绝没有人可以称作“供应学派学者”。

当然,这样的回答并不是出于我作为一名自由派的某种政治成见。芝加哥大学、罗彻斯特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主要的“淡水”院系有许多极为保守的经济学家,他们激烈反对所有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但他们从来都不是供应学派。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从未与巴特利在世界观上臭味相投。

如果供应学派不是来自学术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是,他们来自经济学的边缘地带,有的是新闻工作者,有的是国会议员助理,有的来自咨询公司。不过,现在他们大多受聘于保守派智库。[10]他们并不通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来宣扬自己的理论,而是靠在《公共利益》等比较流行的杂志上发表评论、撰写文章来宣传。而罗纳特·巴特利纠集起来的、在《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上宣经讲道的那群人,正是供应学派的领军人物。

这个群体的核心成员,都是完全从新闻界发展起来的。巴特利本人22岁便当记者,25岁进入《华尔街日报》工作,直到今天。在供应学派经济学刚刚兴起的时候,他的得力助手是裘德·万尼斯基,一位从《全国观察家》杂志转投《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公共利益》杂志的编辑、新保守主义者欧文·克里斯托在供应学派之中有点边缘,但由于他提供了《公共利益》这个平台,让供应学派分子得以发表较长的文章,所以他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像巴特利一样,克里斯托也是在20多岁便投身新闻界,最初任职于《评论》杂志。

当然,我不是说新闻工作者有什么不好(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大多数新闻工作者自己也会承认,他们通常更善于报道事实,而不是创造新理论。新闻工作追求的只是提供短小精悍的故事,以一种通俗的方式表达思想,让那些毫无背景知识、也不愿花费大量时间去搜集相关信息、进行抽象分析的读者也看得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称职的科学记者凤毛麟角,因为那些真正通晓科学的人要写起文章来,通常都提不起读者的兴趣。所以,虽然媒体基本上也能报道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最新进展,但要指望《全知》杂志的编辑在宇宙学或进化论领域做出重大创新,恐怕是异想天开吧。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巴特利和万尼斯基却成功地使许多政治家相信,他们做出了重大创新。他们查明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真理,这些真理是主流经济学家,甚至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伯特·卢卡斯等保守派经济学家都未能发现的。

当然,他们并不是不靠职业经济学家的帮助,完全独立得出这些结论的。供应学派的阵营确实拥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学教授——阿瑟·拉弗和罗伯特·蒙代尔,但在本质上,这两位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界的局外人。

阿瑟·拉弗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南加州大学的全职教授,但他一直都不愿涉足常规的学术研究,反而总是有迎合大众情绪的癖好。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拉弗就进入理查德·尼克松政府,任职于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他在那里博取了不小的名声,因为他自称发明了一个简单的方程式,可以用来准确地预测美国的经济产出。拉弗根据自己的计算,对经济前景作出了过度乐观的估计。[11]不过在离开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后,拉弗也勉强混入了学术界,但他在学术上默默无闻。他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极少,只是通过报纸上的文章和演讲来传播自己的观点。拉弗在1971~1973年强烈批评政府让美元贬值的做法,从而引起了巴特利的注意,此后他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到了1992年,他的立场又发生惊人的转变:他在竞选中支持比尔·克林顿,而不是老布什。

在供应学派中,有一个初看起来不像局外人的人物,那就是罗伯特·蒙代尔,他绝对是供应学派的思想导师。蒙代尔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那是个十分体面的学校。而且,在严肃的国际经济学领域,蒙代尔是个名头很响的人物。他在学术上的声誉主要靠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当时他的祖国加拿大正在为要不要使加元钉住美元而苦恼不已。对于一个“最优货币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的问题,蒙代尔进行了经典的分析,直到今天,在讨论诸如如何建立欧洲货币联盟这样的问题时,他的分析依然是必读之作。[12]他还分析了一个国家实行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会对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什么影响,构建了所谓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都会大书特书这个模型。

这么说来,蒙代尔似乎完全是个专业经济学界的局内人嘛。但就像在一个俱乐部里,一个人可能持有高级会员证书,但仍然保留着外行的思维一样,蒙代尔也是一个经济学界的局外人。鉴于蒙代尔的绝顶聪明,读者也许会想,他的学者生涯也是一帆风顺的,但实情并非如此。他在芝加哥大学教了几年书,他培养的几位学生后来成为年轻一代中最好的国际经济学家,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鲁迪格·多恩布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但在1971年,他离开芝加哥大学,转投名不见经传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他最终回到美国,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但从那时至今,他与学生和同事很少来往。

事实是,在1970年左右,蒙代尔在一些方面突然变得离经叛道起来。一些变化体现在外表上:他开始留长发,语调也变得缓慢,嘟嘟哝哝。另一些变化则是实质性的:他不再参加主流的学术研讨会,而是在意大利锡耶纳附近一栋破败的、几乎无法居住的私家别墅里自行召开会议。最重大的变化是,蒙代尔完全抛弃了他过去的学术风格:在1970年之后,他写的东西很少,而且言辞常常过火,例如,他称一些经济学家在宣扬“彻头彻尾的江湖骗术”,而那些人只不过是持有他年轻时也主张的一些观点而已。

正是这个1970年之后的新蒙代尔,才被供应学派正式挑选为思想上的老寿星。拉弗和万尼斯基相继开始持之以恒地吹捧蒙代尔的理论,并主动投靠到蒙代尔的光环之下。这场宣传让很多人以为,蒙代尔是供应学派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而蒙代尔本人也没有试着澄清,反而很乐于看到自己的名字与供应学派连在一起。但对于供应学派后来形成的一套独特的、标志性的理论,蒙代尔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而且,读者即将看到,蒙代尔持有的一些观点与供应学派差别甚大,让人觉得他似乎不应该被冠以这个称呼。

没有搞错吧?供应学派经济学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思想界的基础只是两名媒体工作者和两位怪异的经济学家?不会只有这么少吧?当然,还有一些人,尤其是以保罗·克雷格·罗伯茨为首的一批国会议员助理。罗伯茨本是一位经济学教授,后来成为橄榄球员出身的前国会议员杰克·肯普的助手。此外还有一些独立的新闻工作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乔治·吉尔德,他1980年写的《财富与贫困》是里根政府官员的必读书。(吉尔德的作品反映了供应学派经济学背后一些奇怪的暗流。在该书之前,吉尔德还写了《性自杀》与《赤裸游牧民》,两本书主要讲的都是女性解放如何让男性失去了阳刚之气;而《财富与贫困》甚至称,像过度的税收一样,妇女参加工作也是美国经济不振的重要原因。)

但也就是这么多人了。从产生到1992年,供应学派一直是个极小的派别,信奉该理论的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经济学家、大部分共和党人和美国总统。





供应学派的理论


所有经济学家都会关心经济的供应面。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也会承认,经济的产能是有限的,要实现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就必须扩大经济产能。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过高的边际税率会造成激励扭曲。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会赞同,美国高收入者一度承受的90%的边际税率确实是太高了,是完全不必要的。

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相信,经济表现取决于需求面,也就是说,经济有可能出现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需求不足,而那正是衰退的起因。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批很有影响力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需求面并没有多么重要,或者认为政府最好不要想着去调控需求。

因此,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税收会对经济的供应面产生重大影响,也有许多人对任何干预经济需求面的政策都持怀疑态度。但一个人持有这样的观点,并不代表他就属于供应学派。

我们也许可以将供应学派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归结如下:首先,调控需求的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是完全无效的。[13]其次,减税会带来非常大的激励效果,可以使经济活动大大增加,也许能实现使税收不降反升的效果。

这么看来,供应学派理论就是把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与保守派的公共财政学说合在一起,再加以极端化。而且毫无疑问,20世纪70年代的思想环境促进了供应学派经济学的繁荣,当时凯恩斯主义者处于守势,而对税收的激励扭曲作用的批判甚为流行。但当时的一些保守派经济学家也许只是不赞同主流经济学界对统计数字的分析,以及基于这一分析得出的有关税收激励扭曲作用的判断,但像裘德·万尼斯基这样的供应学派分子是与他们截然不同的。从根本上说,供应学派并不依靠实证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们只是坚信自己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并认为主流学术界不仅把细节算错了,而且连基本原理都弄错了。

换句话说,他们是一群怪人。

我并不是因为他们讲得不对,我的朋友讲得对,就说他们是怪人(不过的确是他们讲得不对,我的朋友讲得对)。我是指一种奇特的学术风格。马丁·加德纳在他有关伪科学的妙趣横生的著作《以科学之名》中界定了这种风格,并称这样的人为“怪人”。

按照加德纳的定义,“怪人”是指,挑战正统的科学理论,但挑战的方式却是非理性的、不以充足的知识为基础的一些人;相反,作为相关领域的局外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正统理论的含义。这些人常有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之所以铁了心要推翻主流思想,只是出于个人或政治的原因,而不是真的为科学的发展着想。那些否定进化论的“神创论科学家”和坚称地球真的有生命的“大地女神派”信徒,也许是现代怪人的典型代表。当然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像生物学那样的完善成型的科学,所以罗伯特·巴特利也不是一个成型的怪人。但把加德纳对怪人的描述用在供应学派身上,还真是挺贴切的。

加德纳认为,怪人有两个决定性特征。首先,怪人完全游离于通常的讨论渠道之外。“他从不会把研究成果发给有公信力的刊物……他在自己创立的组织里发表讲话,常常给他自己编辑的刊物写稿……”[14]罗伯特·巴特利在他自鸣得意的《七丰年》一书中写道,供应学派经济学是在“迈克尔1号”餐厅的饭桌上创造出来的。那是华尔街附近的一家餐厅,在那里的一系列聚餐中,他和拉弗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仿佛保罗·萨缪尔森等成千上万经济学家举办了成百上千的研讨会都不能发现的真理,就让他们给发现了。他们还发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错了,货币政策不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要知道芝加哥大学的研讨会可是以辩论激烈、不留情面闻名的,仿佛弗里德曼、卢卡斯及其同事激辩了二十多年都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就让他们给弄清楚了。而这些饭桌上的深思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竟然大都发表在了《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或克里斯托编辑的《公共利益》杂志上。

根据加德纳的论述,怪人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总会认为,如果主流学界不接受他们的观点,那只能说明主流学界愚蠢、不诚实或二者兼具。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在1978年论称,降低企业所得税肯定能促进投资。当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艾丽斯·里夫林等资深经济学家质疑这一说法时,罗伯茨指责他们犯了最低级的逻辑错误。在《七丰年》一书中,巴特利用一章来总结里根时代的经验教训,他大言不惭地为该章取名为“所有清醒者的认识”。曾任里根顾问的马丁·安德森则写了《神庙中的冒牌货》一书,对学术界进行抨击。他的核心观点是,美国各主要大学之所以连一个供应学派学者都没有聘用,主要原因是政治与学术腐败太严重了。

我们可以将这一观点驳得体无完肤,但我们这里要了解的关键是,在经济辩论中,供应学派所代表的角色与我们在前两章中看到的人物大不相同。米尔顿·弗里德曼态度鲜明,而且经常挑战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见。我认为他的观点有很多是错误的,有时他为了赢得论战还不惜耍一些花招。但没有人可以把他称为怪人。罗伯特·卢卡斯和马丁·费尔德斯坦就更不能被称为怪人了。因此,巴特利所纠集、动员起来的供应学派,绝不只是一群保守派经济学家的集合,而是一群很诡异的人,它不像是一个简单的学派,倒像是一种狂热的信仰或奇特的教派。

那么,我们现在来更深入地考察一下这个教派的观点,包括他们的信仰与主张。

首先,显而易见,供应学派认为经济需求面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巴特利说过,拉弗教导他一定要认识萨伊定律的重要性。萨伊定律是18世纪的一则经济学信条,认为供应会为自身创造需求,也就是说,因为人们总是会把自己的收入花在某个地方,所以需求的整体性崩溃是不可能的。这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原则上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也与货币主义背道而驰)。不幸的是,萨伊定律是错的:你去告诉第一章里讲的托儿合作社的忧愁的社员们,需求的整体性崩溃是不可能的,看看他们会怎么说。当时该社发生的情况是,社员们试图用部分票券收入来积累更多的票券(货币),而不是用于购买产品和服务(儿童看护服务),而该社作为一个整体,是不能积累更多票券的,所以就引发了一场具体而微的衰退。但在“迈克尔1号”餐厅吃饭的那些人认为,他们已经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有关总需求的所有争论。

其次,供应学派在原则上认为,货币供应在现实世界里是无关紧要的。巴特利讲道,拉弗画了一个大框,代表美国经济中的总信贷量,随后画了一个很小的框,代表其中的货币供应量,然后问道:“你们真的认为这个小小的黑框能控制整个大框吗?”[15]在这个问题上,从凯恩斯到卢卡斯的许多经济学家也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努力探究美联储控制的金融工具为何能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而供应学派用了一顿饭的时间,就宣布这样的研究大错特错。

如果衰退不是需求不足造成的,而且货币政策也没有什么实际效果,那么我们应如何解释经济的兴盛与低迷,繁荣与萧条?我们将在第八章看到,批评凯恩斯的学术界人士最终求助于“真实经济周期”这个概念,他们认为,经济衰退是人们针对一种不良的科技发展作出的理性反应。而供应学派则没有这么听天由命,他们认为经济的兴衰交替是由税收政策的激励与抑制作用造成的。

例如,在大萧条的起因问题上,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都认为,它主要是由货币因素造成的,美国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托儿合作社式的危机,人们集体的囤积货币的努力导致了经济平衡局面的崩溃,只不过一派认为美联储有失职之过,另一派则认为灾祸本来就是美联储酿成的。但供应学派不相信这个观点,他们认为这个观点在逻辑上就不可能成立。那么他们认为大萧条的起因是什么呢?是税收的增加,具体而言,是美国国会于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供应学派从来就没有清楚地说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到底是如何造成大萧条的,但总体上其论证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产品的价格,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工作与投资的回报率降低,最终导致人们的工作热情降低,投资减少,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萧条。

不属于供应学派的人会发现,照这种说法,激励机制对人们的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未免太大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提高了40%左右,但在该法实施之前,关税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左右。换句话说,实际的税率提高只有2.5%左右。但从1929年到1933年,就业率却降低了三分之一。在普通的经济学家看来,如此小的变化不可能对就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供应学派对自己的分析深信不疑。他们觉得,只能是这个原因,没有别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上,罗伯特·蒙代尔从未和供应学派站在一起。蒙代尔认为大萧条是货币因素造成的,不过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国际性的货币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意见分歧,毕竟那些在“迈克尔1号”餐厅吃饭的人已经认定货币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了。这不由得让人觉得,供应学派的理论之父蒙代尔其实并不是一名供应学派分子。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供应学派的学说吧。他们认为,如果税收的微小上升能对经济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那么税收的下降也必定能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供应学派看到了美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的持续增长,并认为那是肯尼迪在1960年左右实施的减税造成的。不过他们的解释与正统的理论不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肯尼迪时代的经历证明了刺激需求政策的有效性。但供应学派认为,当时的经济增长与需求毫无关系,只与供应有关系,而且当时的成就是可以复制的。

这样,我们就了解了供应学派最根本的命题:一句话,减税有利于美国经济。不需要加上凯恩斯主义的限定条件:只有在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美联储无法仅仅通过货币政策来扩张经济的时候,减税才是一种值得利用的工具。保守派历来也呼吁,在减税的同时应该削减财政开支,以抵消减税的影响,但供应学派对此置之不理。在减税问题上,供应学派只不过是说:别废话了,就这么做吧!

在他们看来,减税会带来什么结果?他们相信,减税将使劳动力供应和投资大增,从而使经济产出大增。对于那些担心大幅减税会加剧预算赤字的人,供应学派给出了两条辩解。

首先,他们认为,减税并不一定真会使赤字上升。一个众所周知的命题是,如果政府将税率提得过高,税收收入反而会减少,因为人们会竭力规避税收。在供应学派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一幕著名的场景是,阿瑟·拉弗将上述命题概括成一条曲线,画在了一张餐巾上,那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没有人怀疑,经济中存在着某种类似拉弗曲线的规律,但就算是供应学派自己也不清楚,美国经济是不是真的处在该曲线的“下行”区间。

但对于这样的不确定性,供应学派并不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还认为,就算赤字真的上升了,私人储蓄也会同时上升,从而轻松地弥补赤字的增加,使投资依然可以得到提高。

在一位普通的经济学家看来,甚至在一位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派看来,这套理论简直是太不负责任了。在1980年的共和党预选中,候选人老布什称供应学派开出的药方是一种“巫毒经济学”,此语成为名言。供应学派的信徒是一帮加德纳定义的怪人,也被人们视为旁门左道,当时几乎所有体面的人都认为,一个伟大而成熟的国家是绝不可能采纳这么一套理论的。

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不过,在探讨供应学派掌权的原因之前,我们需要先来简单评估一下以巴特利为首的那群人提出的另一个稍有不同的学说,即他们在国际经济学上的独特观点。





国际经济学


1973年,阿瑟·拉弗还不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在公众看来,他只是个年轻气盛的经济学家,还作过一个极其错误的预测。但也正是在这一年里,他因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而重新受到关注。鉴于拉弗后来推动了减税,读者也许会想,那些文章的主题是税收,但并不是这样,其主题是美元的贬值。

拉弗和巴特利在那时为什么会讨论美元币值问题呢?我们来看看1973年发生的一些大事。第一,在那一年,由于阿拉伯各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对西方实施禁运,油价第一次出现大幅上涨。第二,在该年里,许多其他原材料的价格也上涨了,原因有很多:苏联的大量购买提升了小麦的价格;秘鲁的凤尾鱼一时被捕捞殆尽,造成动物饲料价格上涨;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也上涨了,这一是因为投机活动,二是因为一些大宗商品的生产国想成立类似欧佩克的垄断组织,不过它们的愿望很快落空了。第三,在那一年里,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放弃了维持固定汇率的打算,美国政府也允许美元相对于德国马克、日元等主要货币大幅贬值。最后,在那一年里,美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1973~1974年,美国的消费品价格增幅自朝鲜战争以来首次达到两位数。

当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物价的大幅上涨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上段里提到的所有事件,以及美国国内经济过热带来的影响。但拉弗称,真正重要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元的贬值。

拉弗凭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靠搬出国际货币经济学中常用的一个理论模型来大做文章,该模型尤其为罗伯特·蒙代尔所喜用。国际经济学家在思考一些金融问题时,常常会设想一个简单化的世界,在那里,所有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而由于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人积极进行套利交易,将该产品从价低的地方运到价高的地方,该产品的价格就会趋同(套利交易会消除国际价格差异的命题,有时被称为“单一价格定律”,但像大多数经济学“定律”一样,它并不符合现实)。国际经济学家之所以喜欢用这样的“单一产品”模型来思考问题,就像物理学家喜欢探讨炮弹在真空中的飞行轨迹一样,是因为虚拟的模型可以帮助我们集中观察一些重大问题,而暂时不用理会其他因素。例如,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套利交易无疑会促使在各国间买卖的产品的价格趋于一致。但现实中还有其他因素:世界上的大部分服务和许多产品都只在一国国内交易,而且即使对于那些在各国间交易的产品和服务而言,套利交易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但拉弗声称,“单一产品”模型不仅是一种有指导意义的思想实验,而且还大体正确地反映了世界的真实情况。

如果拉弗说的是对的,这就能引出一些惊人的推论。让我们以美元与德国马克的汇率为例。在1985年,1美元大约能兑换3马克,在本书写作时,就只能兑换1.5马克左右了。在“单一产品”模型的虚拟世界里,美国和德国的物价指数在用同一种货币来衡量的时候,必须是相同的。既然在上述时间段里,美元相对于马克贬值了一半,那么以美元计算的美国物价指数与以马克计算的德国物价指数的比率,在此期间就必须翻一倍。例如,如果德国的物价在此期间保持稳定,那么美国的物价就必须翻一倍。

显然,从实际经验出发,我们知道这与现实完全不符。自1980年以来,美元与马克的汇率像过山车一样激烈波动,而两国消费品价格的变化根本没有这么剧烈。用“单一产品”模型来研究现实世界里的汇率变化的效果,就像先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真空世界里,然后来研究空气动力学一样,是荒谬可笑的。然而在1973年,拉弗声称,美元贬值之后美国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证明了“单一产品”模型其实能很好地反映现实。拉弗说这个观点是蒙代尔创立的,后来巴特利和《华尔街日报》又将其奉为毋庸置疑的真理。拉弗还称,由于美元的贬值只是带来了通货膨胀,没有丝毫的益处,所以政府允许美元贬值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失误。

供应学派怎么会对“单一价格定律”痴迷不已呢?虽然巴特利解释过他们的各条学说是如何的相互统一,但说老实话,在读了他的解释之后,我还是没有弄明白,“单一价格定律”和供应学派经济学到底有什么关系。供应学派喜欢“单一产品”模型的原因似乎是,该模型迎合了他们的一些思维定式。例如,该模型与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理论水火不容,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供应学派心情舒畅。不过更重要的一点也许是,如果用“单一产品”模型来解释世界的话,需求调控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就很难成立了。因为,如果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在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上交易的,那么一国国内需求的变化就绝不可能影响其国内的经济产出和就业,所以经济周期的起因就必然在于经济的供应面,而不是需求面。这正是供应学派所希望看到的。

在美国,供应学派信奉的国际经济学信条从来就没有获得多大的影响力。虽然《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对1985年之后美元的贬值表示强烈抗议,但时任财政部长的詹姆斯·贝克根本没有在意。国会议员杰克·肯普的人生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强烈主张减税,后来又不遗余力地鼓吹福利改革,但在二者中间,他还在一段时期出人意料地呼吁恢复金本位制,但是没有人把他当回事。供应学派国际经济学带给美国的主要影响是,它成了一个私人纽带:正是由于在国际货币理论上观点一致,巴特利、拉弗和蒙代尔才走到了一起。

但是在其他国家,类似的大张旗鼓的宣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人宣称,一国让本国货币贬值是毫无益处的,只会刺激通货膨胀。尤其是在欧洲,维持币值稳定变成了许多保守派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后来促成了许多国家的货币崩溃,那将是本书第七章探讨的话题之一。





正统经济学的危机


在供应学派经济学的成型时期,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基本没把它当回事。由于《华尔街日报》提供了极有影响力的平台,所以与其他古怪的经济学学说相比,供应学派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很多展示。但大家主要还是将它视为一种怪异的观点,不屑与之争论。当时主流经济学界觉得重大的争论,主要是货币政策之争,关于美联储职能的争论,以及理性预期学说与凯恩斯主义的交锋。

但是,主流经济学界低估了供应学派的力量。供应学派经济学很快便发动了一场惊人的政变,不仅从卡特政府中的温和的凯恩斯主义者那里夺了权,甚至从普通的保守派手中夺了权。

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因为三件事偶然凑到了一起:第一,供应学派经济学恰好赢得了一位极品政客的心,此人正准备竞选总统;第二,美国当时恰好因为运气不佳、政府调控不善而陷入了一场经济危机;第三,由于本书第一章中讲述的那些学术论战,人们恰好在这个时候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信任危机。但是,供应学派的大获成功,或许不止是个偶然事件。





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经济危机


罗伯特·巴特利在《七丰年》一书中写道,1978年是“所有梦想开始成真的一年”。在那一年里,杰克·肯普和威廉·罗斯提出了一项法案,主张在三年里将所得税削减30%,该法案竟然获得了国会两院通过,只是最终被国会联合委员会否决。到了1979年年中,身为肯普助理的马丁·安德森便为罗纳德·里根拟好了著名的《竞选政策一号备忘录》,其基本用意就是支持《肯普-罗斯法案》。于是,不仅令自由派深感震惊,也令主流保守派深感震惊的是,供应学派的政策竟然很快就能付诸实践了。

1978年为何成为一个转折点?至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美国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民众日益迫切地企盼变革,从而使一些激进的政策建议有了市场。

现在回头来看,我们似乎能清楚地看到,美国经济的好年景其实早在1973年就结束了,而且其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生产率增速的下滑。但在20世纪70年代,形势并没有这么清楚。1974~1975年,美国经济陷入一场深重的衰退,失业率一度达到9%的战后最高点。衰退结束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在三年里取得了4.6%的平均增长率,也激起了一时的乐观情绪。但到了1978年,经济似乎又撞墙了,在失业率仍然高达6%以上的情况下,物价竟然开始急剧上涨。消费品价格在1976年上涨4.9%,1977年上涨6.7%,1978年的涨幅达到了惊人的9%(1979年,由于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动的革命的影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剧增到了13%以上)。

通货膨胀为何会在1978~1979年变得如此剧烈,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有些令人困惑。石油和食品价格的上涨、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贬值,都是其中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低失业率。虽然与历史上的情况比较,当时的失业率并不是很低,但当时美国劳动力队伍的组成正处于变化之中(“婴儿潮”一代和大量的妇女使劳动力队伍不断扩大),这就意味着,真实的就业状况要好于统计数字反映的情况。[16]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是,当时的工人还没有意识到美国经济的好年景已经结束,因而无法接受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的状况,于是便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的工资要求,这也加剧了通货膨胀。

但无论通货膨胀加速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的公众就是感到愤怒和惊恐,于是政治家便开始寻找能用来解释这一变化的理论。





经济学家阵脚大乱


从单纯的数字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经济危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尤其是,当时的失业率其实是相当低的:直到1987年,美国才再次取得1979年那样的低失业率。虽然当时的人们抱怨物价高涨,但在供应学派开始向权力巅峰冲刺的那段时间里,美国人遭遇的实际经济痛苦远没有1982年衰退期间严重,甚至比1990~1992年的衰退还要轻微。这场危机之所以显得特别严重,主要是因为大家觉得经济形势失控了,而学界和政界又束手无策。

毕竟,在这样的情况下,正统的经济学家能提出什么好方法呢?对于降低通货膨胀,经济学的正统理论只能给出一个绝对有效的方法,那就是让经济陷入长期的高失业,从而消除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这是一剂苦药,所以当时的经济学家不愿给出这样的建议。而且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样的政策绝不可能得到政界的同意。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美联储最终就是用正统经济学的方法驯服了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使经济陷入一场深重而持久的衰退。但在1978年,没有人敢提议用如此激烈的方法来对付通货膨胀,也没有人愿意直面残酷的事实,承认这是唯一的办法。

由于正统经济学家不敢开出这剂猛药,他们便开出各种令人无法安心的低效止痛药,例如向不提价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向失业率较高的人群提供补助以缓解其失业状况等。学术界在迷茫无助的时候,通常会召集一些小型讨论会。对于在当时的讨论会上提交的一份“由几位杰出人士撰写的报告”,罗伯特·卢卡斯曾给以尖酸刻薄的评价:它是一种“凄惶绝望”的语调与“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的结合。

而且在当时,由于经济学界的明显内乱,公众也更加觉得,正统的专家已经没有多少好办法了。针对当时美国的经济问题,政策型经济学家依然作出了大体符合凯恩斯主义的诊断,而许多学院派经济学家则拍着胸脯宣称,凯恩斯主义纯属无用的胡言乱语。

在这个时候,对于公众而言,供应学派代表了一种有诱惑力的新道路。因为供应学派许诺说,他们能解决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不给经济带来任何苦痛。具体的方法就是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由于供应学派认为经济周期和货币毫无关系,所以在他们看来,紧缩货币政策也不会造成衰退。同时,供应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并认为可以很容易地削减一些财政开支,从而抵消减税的影响。

当时,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愿意试试这个方案。但似乎还有一个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罗纳德·里根是个必要因素吗?


对于罗纳德·里根其人、其个性、其决策风格,人们已经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探讨,在这里我多言无益。不过很明显的是,换成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是不大敢以一群为主流学界所轻视的人的建议为基础,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因为里根自己就是一个为主流学界所轻视的人,他有一种外行人的思维。他成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