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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下冊）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徐中约 (Immanuel C.Y.Hsü), 計秋楓, 鄭會欣 年: 2002 语言: chinese 文件: EPUB, 6.14 MB 你的标签: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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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简史 中信出版社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林俊宏 年: 2017 语言: chinese 文件: EPUB, 4.53 MB 你的标签: 5.0 / 5.0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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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

作者：【以】尤瓦尔·赫拉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8

ISBN：978-7-5086-9209-8

微信公众号：读书简史（新书首发）





今日简史

——人类命运大议题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

林俊宏 译





中信出版集团

[以色列]以色列国（希伯来语：מְדִינַת יִשְׂרָאֵל‎ ；阿拉伯语：دولة إِسْرَائِيل‎ ），简称“以色列”。是一个位于西亚黎凡特地区的国家，地处地中海东南沿岸，北靠黎巴嫩、东临叙利亚和约旦、西南则为埃及。1948年以色列宣布成立。2016年以色列总人口855万人，其中犹太人口共637.7万人，是世界上唯一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1980年，以色列立法认定耶路撒冷是该国“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多数国家都将大使馆设在特拉维夫。1988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宣布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耶路撒冷由以色列实际控制。2017年美国、... 更多





本书献给我的爱人伊茨克、母亲普尼娜，以及外祖母范妮感谢他们多年来的爱与支持





序


在一个信息爆炸却多半无用的世界，清晰的见解就成了一种力量。从理论上讲，人人都能参与这场以“人类未来”为主题的辩论并发表高见，但想要保持清晰的认识并不容易。而通常的情形是，我们根本没注意到有这场辩论，或者根本不清楚关键问题何在。很多人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好好研究这件事，因为手边总有更紧急的事：上班、照顾孩子或者侍奉年迈的双亲。可是，历史不会因此就对你更宽容。就算你因为忙着让孩子吃饱穿暖而缺席这场有关人类未来的辩论，你还是躲不过最后的结果。这实在太不公平了。但是，谁又能说历史是公平的呢？

我只是个历史学家，并没办法供人衣服、给人食物，但希望能提出一些清晰的见解，尽量让人们能够公平地参与这场辩论。只要有人，哪怕是极少数人，因此而加入关于人类未来的辩论，我也就对得起这份工作了。

我的第一本书《人类简史》概述了人类的过去，审视一种几乎微不足道的猿类怎样成了地球的统治者。

第二本书《未来简史》则讨论了生命的远期愿景，思考人类最后可能会如何成为神，智能和意识最终又会走向怎样的命运。

到了这本书，我希望着眼于此时此地，重点在于当下时事，以及人类社会近期的未来。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今天最大的挑战和选择是什么？我们该注意什么？我们该教给孩子们什么？

当然，有70亿人口，就会有70亿个想讨论的议题；也正如前面所提，要综观全局，其实是一种相当奢侈的想法。在孟买贫民窟里艰难养育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只关心下一顿饭何在；地中海难民船上的难民只会眼巴巴望着海平面，寻找陆地的迹象；而在伦敦某个人满为患的医院里，垂死的病人拼尽全身所有的力量，只为再吸进下一口气。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面临的议题要比全球变暖或自由民主危机更为迫切。但他们的问题绝不是任何一本书所能解答的，我对处于这些情境中的人也提不出什么高见，反而可能要向他们学习。

我想讨论的，是全球性的议题。我所关注的是塑造全世界各个社会的各种重要力量，这些力量也很可能影响整个地球的未来。对于处在生死关头的人来说，气候变化可能根本不是他们关心的议题，但是最终，气候变化可能会让孟买的贫民窟完全无法住人，让地中海掀起巨大的新难民潮，并且让全球的医疗保健陷入危机。

现实有众多的构成要素，虽然本书试图涵盖全球困境的不同方面，但绝对无法详尽无遗。与《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两本书不同，这本书并非历史叙事，而是以一系列议题的形式讲述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这些议题不会告诉读者什么简单的答案，而是希望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协助读者参与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对话中来。

本书其实是我在与公众的对话过程中写成的，许多章节是针对读者、记者和同事提出的问题而撰写的。某些内容曾以各种形式发表，这让我有机会听取意见、打磨观点。有些章节讨论科技，有些讨论政治，有些讨论宗教，有些则讨论艺术。一些章节颂扬人类的智慧，另一些章节则聚焦人类的愚蠢。但无论如何，首要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各种事件背后的深层含义又是什么？

特朗普上台，意味着什么？假新闻横行，我们能怎么办？自由民主为何陷入危机？上帝回来了吗？新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吗？哪个文明主宰着世界，是西方、中国，还是伊斯兰？欧洲应该向移民敞开大门吗？民族主义能否解决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恐怖主义？

虽然本书着眼全球，但并未忽视个人层面的问题。相反，我要强调一点，在当代各种重大变革与个人的内在生命之间，其实有着重要的关联。举例来说，恐怖主义既是全球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种内部心理机制。恐怖主义要发挥效用，靠的是按下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按钮，劫持数百万人的想象力。同样，自由民主的危机不仅存在于国会和投票站，同时也存在于神经元和突触之中。个; 人即政治，已经是老掉牙的说法。但在这个科学家、企业和政府都想侵入人类大脑的时代，这套老生常谈却远比以往更邪恶。因此，本书不仅观察个人行为，也观察整个社会。

全球化的世界给我们的个人行为和道德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每个人都被困在许多无所不包的蜘蛛网中，这张网一方面限制了我们的活动，另一方面也把我们最微小的举动传送到遥远的地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可能对地球另一端的人甚至动物产生影响，某些发生在单个人身上的事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引发全球性事件，例如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事件引发了政治运动；美国的几位女性讲出自己遭到性骚扰，便点燃了“#MeToo（我也是）”运动。

个人生活可能影响全球，意味着揭露我们自己的宗教和政治偏见、种族和性别特权，以及对制度压迫无意的共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然而，这些目标真的能实现吗？如果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远远超出我们的眼界、完全不受人类控制、所有的神祇和意识形态都遭到质疑，我们又怎么可能找到稳固的道德根基？

本书开篇首先概览当前的政治和技术困境。20世纪结束时，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发生的巨大的意识形态斗争最后似乎是自由主义暂时胜出，民主政治、人权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似乎注定要征服整个世界。但一如往常，历史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继法西斯主义崩溃和共产主义受挫之后，现在自由主义也陷入了困境。那么，我们究竟将走向何方？

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令人忧虑，是因为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双重革命，让人类这个物种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从而对自由主义逐渐失去了信心。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一旦携手，可能很快就会让数十亿人失业，同时破坏“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大数据算法可能导致数字独裁，也就是所有权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而大多数人不只是被剥削，还面临更糟的局面：如草芥般无足轻重。

我的上一本书《未来简史》详细讨论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结合，着眼于长远前景，讲述的内容可能涉及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本书则着重于已迫在眉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我想讨论的议题不是无机生命的创造，而是这一切对福利国家和欧盟等特定机构的威胁。

本书无意涵盖新科技的所有影响。虽然科技带来了许多美好的承诺，但我想特别强调的却是威胁和危险。引领科技革命的企业和企业家，自然倾向于高声讴歌科技创造的美好，但对于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却想尽快拉响警报，指出所有可能酿成大错的地方。

本书第一部分点出我们面临的挑战后，第二部分将探讨各种可能的响应。脸谱网（Facebook）工程师能否使用人工智能（AI）建立起一个维护人类自由和平等的全球化社会？或许是否应该扭转全球化的进程，让民族国家重新掌握权力？又或许，我们需要更进一步，从古老的宗教传统中找寻希望和智慧？

第三部分则会谈及，虽然科技挑战前所未有、政治分歧激烈紧张，但只要我们控制住恐惧，虚心面对自己的想法，必能成功应对。第三部分的内容包括如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全球战争的危险，以及引发这些冲突的偏见和仇恨。

第四部分则关注“后真相”的概念，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我们究竟对全球化发展有多少理解，又是否真能明辨是非？智人真的能够理解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吗？现实与虚构之间，是否还有明确的界线？

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则是整合各项讨论，思考在这个困惑的时代，旧的故事已经完结，新的故事尚未开始，生命的整体样貌究竟如何？我们是谁？这辈子要做什么？需要什么技能？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及尚不了解的有关科学、神、政治和宗教的知识，生命的意义在今天究竟是什么？

这听起来可能是个太大的题目，但智人已经无法再等待，哲学、宗教或科学也没有时间忍受没有答案的拖延。我们辩论生命的意义已有数千年之久，不可能让这场辩论无限期延续下去。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日益增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以及一些打破常规的新技术的崛起，都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或许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正让人类拥有重塑和重新设计生命的能力。很快就会有人必须决定如何使用这股力量，而他决定的理由，则来自关于生命意义的某些含蓄的或者直言的故事。哲学家很有耐心，工程师的耐心要少得多，投资者则是最没耐心的。就算你还没有想清楚怎样运用这股设计生命的力量，市场的压力也不会允许你一千年后再想出答案，而是会用它那只隐形的手迫使你接受它盲目的响应。除非你愿意把生命的未来交给季度收入报表来决定，否则你就应该清楚地了解到底生命有什么意义。

在最后一章，在智人物种的大幕即将落下、另一出全新大戏即将上演之际，我以一个智人的身份，向其他智人提出了一些个人意见。

在开启这番智识之旅之前，我想强调关键的一点：本书绝大部分内容谈的都是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民主制度有何缺点，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自由民主有问题。相反，我认为，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自由民主是人类迄今最成功也最灵活的政治模式。虽然不见得适用于每个社会的每个发展阶段，但比起其他所有方案，自由民主都曾在更多的社会和更多的情境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因此，面对新挑战，我们有必要了解自由民主的局限，并讨论该如何调整和改善目前的自由民主制度。

但不幸的是，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任何关于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批判都可能被各种反自由主义运动所利用；他们只是想诋毁自由民主，而不是为了公开讨论人类的未来。虽然他们很乐于讨论自由民主有何问题，却几乎容不下任何针对他们自身的批判。

因此，作为本书作者，我也得做出艰难的决定。我是应该敞开心扉，冒着被他人断章取义的风险畅所欲言，还是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非民主政权的一个特征是很难做到言论自由。而随着这些政权的扩张，要对人类物种的未来进行批判性思考也就越来越危险。

几经思量，我还是决定选择自由讨论而非自我压制。如果不批评自由主义，我们就不可能修复其缺点或有所超越。请务必注意，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正是因为人们还能相对自由地思考自己究竟喜欢什么，也能一如所愿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您重视这本书，也该重视言论的自由。

[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穆罕默德·布瓦吉吉（1984年3月29日－2011年1月4日），突尼斯贫民，靠摆地摊为生。他在摆摊时，由于当地警察矫枉过正的滥用职权嚣张行为，包括一名女性行政官强加于他的过度侮辱而自焚后送医身故。... 更多





第一部分

科技颠覆




近几十年来，全球政治一直是由“自由主义”独霸，但就在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结合、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大挑战的同时，人类也对自由主义失去了信心。





第1章

理想的幻灭：从旧故事到新故事


人类思考用的是故事，而不是事实、数据或方程式，而且故事越简单越好。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神话。但在20世纪，来自纽约、伦敦、柏林和莫斯科的全球精英讲述了三大故事，号称能够解释人类过去、预测全球未来。这三大故事是：法西斯主义故事、共产主义故事，以及自由主义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法西斯主义故事，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世界成为共产主义故事和自由主义故事的战场。等到共产主义受挫，自由主义故事就成为人类了解过去的主要指南、未来无法取代的使用手册——至少在全球某些精英的眼里是这样。

在自由主义的故事里，讴歌着自由的力量和价值，述说着人类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暴虐的政权之下，很少让人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机会或个人自由，更大大限制了个人、思想和商品的流动。但是人们为自由而战，一步一步让自由站稳了脚跟，民主政权取代了残酷的独裁统治，自由企业克服了经济上的限制，人们也学会了独立思考、听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盲目服从偏执的祭司、僵化的传统。宽阔的道路、坚固的桥梁、熙攘的机场，取代了城墙、护城河和带刺的铁丝网。

自由主义故事也承认，世界上并非事事完美，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掌权者残暴无情，而且就算在最自由的国家，仍有许多公民忍受着压迫、暴力和贫困。但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让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必须保护人权，让每个人都有投票权，建立自由市场，并尽可能让个人、思想与商品在世界各地轻松流动。根据这服自由主义的灵丹妙药（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接受了这服药，只是各自稍有调整），只要继续让政治和经济体系走向自由化、全球化，就能为所有人创造和平与繁荣。1

国家只要加入这场势不可当的进程，就能更快得到和平与繁荣。至于想螳臂当车的国家，就得吞下苦果，直到它们终于迷途知返，打开边界，开放其社会、政治和市场。虽然这可能需要时间，但最后就算是朝鲜、伊拉克和萨尔瓦多，也能变得像丹麦或美国的艾奥瓦州一样美好。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自由主义故事成了全球朗朗上口的圣歌，从巴西到印度，许多政府都采用了自由主义这一套，希望能加入历史这波无法阻挡的进程。未能加入的政府，在当时看来就像是远古时代的化石一般。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信心满满地指责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2

但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人民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越来越感到理想幻灭。壁垒与防火墙再次大行其道，反移民、反贸易协议的力度也日益加大。表面上看来是民主体制的政府，却在暗中破坏司法体系独立、限制新闻自由，并把所有反对政府的举措视为叛国。各国的强人（例如在土耳其和俄罗斯）也尝试着各种新的政治形态，从非自由的民主体制到彻底的独裁政权，不一而足。今天，几乎没有人能够再次信心满满地宣称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2016年，国际社会发生的大事包括英国通过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这波理想幻灭的浪潮已经到达西欧及北美的核心自由主义国家。仅仅几年前，欧美还试图解放战火中的伊拉克和利比亚，但现在如果问美国肯塔基州和英国约克郡的人，很多人会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理想并不受欢迎或根本无法实现。有些人发现自己其实喜欢过去那种阶级制度的世界，就是不愿放弃自己在种族、民族或性别上享有的特权。还有些人认为（无论是对是错），自由化和全球化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是以牺牲民众为代价让一小群精英获利。

1938年，人类有三种全球性的故事可以选择；1968年只剩下两个；1998年，似乎只有一个故事胜出；2018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这也就难怪那些在近几十年主宰大部分世界的自由主义精英现在陷入了震惊和迷惘。只有一个故事的时候，一切毫无疑义，可以说是最令人放心的情形；但突然连一个故事都没有了，就让人惊慌失措，一切事物都好像没有了意义。现在的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局面，有些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精英分子：既不知道历史为什么没走上他们认为注定的道路，手中也没有其他观点能够用来诠释现实。迷失方向，让他们觉得似乎末日将至，认为既然历史没有走上自己预想的美满结局，显然就是世界末日在步步逼近。大脑在无法查核现状的情况下，就会预想最糟糕的情形。这就像有人一头痛就觉得可能是脑瘤晚期一样，许多自由主义者担心，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可能代表着人类文明即将终结。





从杀死蚊子到杀死思想


随着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步调加速，这种迷失方向、末日将至的感觉还会加剧。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建立于工业时代，管理着由蒸汽机、炼油厂和电视机所构成的世界。但面对现在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就显得无力招架。

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选民，光是要了解新技术就已经很勉强，更别谈要规范新技术的爆炸性潜力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可能是改变世界最大的一个因素，但领导互联网革命的主要是工程师，而不是什么政党。你也没投过什么关于互联网的票吧？民主体系到现在连敌人是谁都还摸不清楚，也很难说真有什么方法应对人工智能兴起或区块链革命之类的冲击。

今天，计算机运算已经让金融体系变得极为复杂，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而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改进，金融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没有任何人类能够理解的领域。这对政治运作会有怎样的影响？会不会有一天，政府得乖乖等着某个算法的决定，看看预算是否得到批准，税制改革又能否通过？与此同时，点对点的区块链网络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可能会让货币体系彻底改变，激进的税制改革也就难以避免。举例来说，未来的交易可能多半无须再使用本国货币甚至任何货币，国家将不可能再针对货币所得来收税。因此，政府可能需要推出全新的收税方式，例如可能针对信息来收税（在未来，信息会成为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资产，也是在大量交易中唯一交付的东西）。在政治体系再也无钱可用之前，它来得及应对这个危机吗？

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双重革命不仅可能改变经济和社会，更可能改变人类的身体和思想。人类在过去已经学会如何控制外在世界，但对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多半无力掌控。我们知道怎样拦河筑坝，却不知道怎样阻止身体衰老；我们知道怎么设计灌溉系统，却不知道怎么设计大脑系统。如果有只蚊子在耳边嗡嗡扰人清梦，我们有办法杀死它；但如果有个想法回荡脑海令人难以成眠，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杀掉”这个想法。

通过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我们将会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内在世界，也能设计和制造生命。我们将能学会如何设计大脑、延长生命，也能选择消灭哪些想法，但没有人知道后果会如何。人类发明工具的时候很聪明，但使用工具的时候就没那么聪明了。单纯兴建大坝拦截河流并不难，但是要预测这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实在不容易。同样，只是改变我们意念流动的方向，比预测这对个人心理或社会系统有何影响轻松得多。

在过去，人类得到了操控周围世界、重塑整个地球的力量，但由于人类并不了解全球生态的复杂性，过去做的种种改变已经在无意中干扰了整个生态系统，让现在的我们面临生态崩溃。在21世纪，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会让我们有能力操控人体内部的世界、重塑自我，但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自己心智的复杂性，所做的改变也就可能大大扰乱心智系统，甚至造成崩溃。

目前领导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是工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但这些人很少体会到他们的各种决定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影响，也显然并不代表任何民意。要由国会和政党接手吗？目前看来并没有这个迹象。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根本算不上政治的主要议题。因此，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与科技颠覆相关的事件也只是希拉里的电子邮件丑闻3；而且虽然各方大谈失业问题，却没有候选人讨论自动化可能造成的影响。特朗普警告美国选民，墨西哥人和中国人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应该在墨西哥边境筑起一道墙。4但他从来没有警告过选民，算法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应该在硅谷所在的加州边界筑起防火墙。

可能正因为如此（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连身处西方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选民，也对自由主义的这套故事和民主进程失去了信心。一般人可能不懂什么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却隐隐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未来抛弃。1938年，虽然苏联、德国或美国的普通百姓生活也很艰苦，但不断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当然，前提是他们是“普通人”，而不是犹太人或非裔美国人）。宣传海报上经常把煤矿工人、钢铁工人和家庭主妇描绘成一副英雄形象，让人感觉“海报上画的是我！我是未来的英雄！”5

到了2018年，一般人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无足轻重，如同草芥。TED[1]演讲、政府智库或高科技研讨会上，总有许多神秘的词语被不断提及：全球化、区块链、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但对一般人来说，这些好像和自己都没什么关系。自由主义的故事，是一套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如果未来成了生化人、网络算法的世界，自由主义的故事要怎样才能继续有意义地讲下去？

在20世纪，群众反抗剥削，把自己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转化成在政治上的权力。而如今，群众担心自己以后会变得无足轻重，于是急着发挥目前仍有的政治力量，以免为时太晚。因此，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可能就展现出与传统社会主义革命相反的轨迹。过去推动俄国、中国和古巴革命的，是一群对经济至关重要但缺乏政治权力的人；而2016年，支持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却是一群虽然还享有政治权力却担心失去经济价值的人。也许在21世纪，平民主义者（populist，或“民粹主义者”）反抗的将不再是经济精英剥削人民，而是经济精英不再需要人民。6而且平民主义者很可能会败下阵来，因为反抗“无足轻重”比反抗“剥削”困难许多。





不断浴火重生的自由主义


这不是自由主义故事第一次面临信心危机。自从这套故事在19世纪下半叶席卷全球之后，时不时就会碰上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血流成河，也终结了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第一个时代，帝国主义强权政治阻挡了全球进步的步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遇刺后，各个强权对帝国主义的信心远超自由主义，它们不再想用自由与和平的商业活动统一世界，而是要靠蛮力在世界抢下更大的地盘。然而，自由主义在斐迪南时期之后幸存下来，不仅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更加强大，放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据称，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屠杀之后，人类见识到了帝国主义的可怕代价，终于准备好在自由与和平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接下来是希特勒时期。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一度锐不可当。自由主义虽然胜出，但马上又面临下一个挑战。那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切·格瓦拉时期，看起来自由主义仅一息尚存，未来将是共产主义的时代。然而，最后共产主义受挫，证明超市的力量远大于斯大林时期的古拉格劳改营。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证明自己比其他任何对手都更加柔韧、更加灵活。自由主义分别学习了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某些最优秀的概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主义学习了共产主义，于是扩大了同理的范围，开始在重视自由之外也同时重视平等。

一开始，自由主义这套故事主要只关注欧洲中产阶级男性的自由和特权，而对工人阶级、女性、少数民族和非西方人所面临的困境似乎视而不见。1918年，获胜的英法两国兴奋地高谈自由主义，但并未把英法帝国在全球各地的属民纳入考虑范围。举例来说，印度要求民族自决，换来的是英军在1919年的阿姆利则大屠杀，数百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当场丧命。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者还是很少将他们所谓的共通价值应用到非西方人民的身上。所以，荷兰人在自己的国土被纳粹残酷占领5年，于1945年重新站起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军队横跨半个地球，希望重新占领前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尽管在1940年，荷兰人只战斗了4天就举手投降放弃独立地位，但为了压制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他们却鏖战了4年之久。这也就难怪全球许多民族解放运动所寄望的都是苏联和中国，而不是自诩为自由主义领导者的西方国家。

但渐渐地，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向外扩张，至少开始在理论上将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一视同仁。而随着自由主义辐射范围的扩大，自由主义也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式福利计划的重要性。自由主义同样需要有类似这样的社会安全网，否则必将难以为继。于是出现了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既有民主和人权，又结合了由国家出资的教育和医疗保健制度。而且就算是极端资本主义的美国，也意识到如果想保护自由，至少需要提供部分政府福利服务。如果孩子还饿着肚子，还奢谈什么自由？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思想家和政治家高谈“历史的终结”，信心满满地断言过去所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已获得解决，并认为自由主义经过翻新，成为包含民主、人权、自由市场和政府福利服务的组合，仍然是人民的唯一选择。看起来，这个组合似乎必将传遍全世界，克服一切障碍，打破一切国界，让人类变为单一、自由的全球社群。7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而且经过斐迪南时期、希特勒时期和切·格瓦拉时期之后，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特朗普时期。但这一次，自由主义的对手并不像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一样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特朗普时期所散发的是浓浓的虚无主义。

20世纪的各项主要运动都对全人类有着愿景，可能是统一世界、发动革命或者民族解放。但特朗普并未提供这样的愿景，恰恰相反的是，他告诉大家：美国并不负责制定和推动任何全球愿景。同样，英国倡导脱欧的人士对于这个不再联合的王国可以说根本没什么计划，欧洲和世界的未来远远不在他们的设想范围之内。大多数投票支持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人，并不是完全反对整个自由主义组合，而只是对全球化失去了信心。他们仍然相信民主、自由市场、人权，以及社会责任，但认为这些好点子只要在国内流通就行了。事实上，他们相信为了维护约克郡或肯塔基州的自由和繁荣，最好在边界筑起一道墙，并对外国人采取非自由主义的政策。

至于正在崛起的中国，则呈现出几乎完全相反的景象，一方面保持国内的政治稳定，一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开放。事实上，如果要说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看上去中国更像是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

讲到对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复兴的俄罗斯认为自己远远更为够格。然而，虽然俄罗斯军事已经恢复实力，但意识形态却已然不够完整。普京无疑在俄罗斯与全球各个右翼运动中都是热门人物，但对于失业的西班牙人、不满的巴西人，或者满怀理想的剑桥大学生来说，他并没有什么能够吸引人的全球世界观。

俄罗斯确实提供了自由民主体制以外的另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并不是一套完整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操作手法。民主的根基之一，在于亚伯拉罕·林肯提出的原则：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无法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如果政府腐败，未能改善人民生活，最终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公民看清真相。然而，政府控制媒体之后，阻碍了公民看清真相，也就打破了林肯的逻辑。执政的寡头特权阶级一旦垄断媒体，便能不断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他人，并将公民的注意力引导到外部的威胁——无论是真有其事或仅仅是空穴来风。

生活在这种寡头体制下，总会看到一些重大的危机，让人觉得医疗保健和污染相形之下只是无聊的小事。国家都面临外来入侵或恶意颠覆了，谁还有时间担心病人太多、河流遭到污染？只要制造出永无止境的危机，腐败的寡头政治就能享受永无止境的统治。8

然而，虽然这种寡头模式在真实世界历久不衰，却完全无法打动人心。其他的意识形态都能高谈阔论自身愿景，但寡头政治虽然手握权力，却无法真正以己为荣，而是多半会用其他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包装。虽然法国和英国的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很可能有赖俄罗斯的协助，也对普京表示敬佩，但就算是右翼极端分子的选民，也不希望自己所生活的国家仿效俄罗斯模式。根据调查，俄罗斯87%的财富集中在最富有的10%的人手中。9就算是法国极右派的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又会有多少工人阶级的支持者会想在法国复制这种财富分配模式？

人民会用脚投票以增加政治自由。我在走访世界各地的途中，遇到过许多希望移民到美国、德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人，也遇到过一些想要移民到中国或日本的人，但从来没遇到过想移民到俄罗斯的人。

至于“全球伊斯兰教”（global Islam），主要也只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有吸引力。虽然它也会吸引某些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甚至还有某些在德国和英国信仰伊斯兰教的青年，但很难看到希腊或南非（加拿大或韩国就更别提了）认为加入伊斯兰世界会有助于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时候，人民也会用脚投票。每有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青年从德国前往中东，接受伊斯兰教神权政治的生活，就可能有100个中东青年希望能走出中东，在自由主义的德国开始新生活。

这可能意味着，目前的信心危机并不及以往严重。自由主义者如果因为过去这几年的情势就感到绝望，那么可以回想一下1918年、1938年或1968年，当时的局势可比今日更为严峻。说到底，人类还是不愿轻易放弃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因为人类目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人类可能想好好敲打自由主义一番，但最后还是接纳自由主义。

又或者，人类也可能彻底放弃追求全球性的故事，转而向地方性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故事寻求庇护。在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些运动除了能将全球划分为许多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外，并没有对世界未来的一致愿景。因此，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反抗荷兰统治，越南民族主义者追求自由越南，但不论在印度尼西亚还是在越南，都没有关于全人类的故事和愿景。所以只要一讨论到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所有其他自由国家彼此有何关联，或者人类该怎样应对核战争威胁等全球性问题，民族主义者总是又诉诸自由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

然而，如果各种主义已不足信，人类是否应该放弃追求共同的全球性故事？毕竟，所有的全球性故事（甚至包括共产主义），不都是来自西方？马克思的故乡在德国特里尔（Trier），推动自由贸易的则是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实业家；如果你是个在越南的农村村民，为什么要相信这些人说的故事？或许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古老传统，走出一条不同的独特道路？抑或西方人也该休息一下，别再想着要主宰世界，而是先把自己的事管好？

自由主义幻灭后形成思想空缺，暂时由地方的怀旧幻想来填补，缅怀着往日的荣光——这可以说是正在全球发生的事。特朗普呼吁美国应该采取孤立主义，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听起来好像在说，20世纪80年代甚至50年代的美国社会真是完美，美国应该在21世纪重现这种社会。至于英国脱欧分子，则是梦想让英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强权，他们仿佛还活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也仿佛以为就算到了这个互联网和全球变暖的时代，“光荣孤立政策”还能继续实行。至于俄罗斯，普京的官方愿景可不是要建立腐败的寡头政治，而是要复兴沙皇时代的帝国。在十月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一个世纪后，普京率领着俄罗斯民族和东正教信仰推动的政府，承诺要重返古代沙皇的荣耀，影响力从波罗的海一路延伸到高加索地区。

至于印度、波兰、土耳其和其他许多国家，同样也是靠着将民族主义与宗教传统结合起来的类似怀旧梦想，形成政权的基础。这些幻想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者希望重现先知穆罕默德1400年前在麦地那的情景，而以色列的犹太教基本教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希望回溯到2500年前的《圣经》时代。以色列目前执政的联合政府成员，也公开表示希望让现代以色列的国土更为扩张，好更接近《圣经》中的以色列幅员，另外也希望恢复《圣经》中的法律，甚至要在耶路撒冷重建古老的耶和华殿，取代阿克萨清真寺。10

自由主义精英对这些发展十分惊恐，希望人类能及时回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以免灾难降临。2016年9月，奥巴马在其最后一次联合国演说中提醒听众，别让世界再次“依循着古老的民族、部落、种族和宗教界线，严重分裂，最终导致冲突”。他还认为，“开放市场、问责治理、民主、人权、国际法等原则仍然是这个世纪人类进步最坚实的基础”。11奥巴马指出一个事实：虽然自由主义那一套存在诸多缺陷，但在历史上的表现还是远优于其他方案。在21世纪初自由主义秩序的庇护之下，多数人类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及繁荣。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是无疾而终而非因病死亡，是肥胖致死而非饥荒致死，是意外身故而非暴力身亡。

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而自由主义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传统上，自由主义需要搭配经济增长，才能神奇地平息棘手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自由主义能够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信徒与无神论者、原住民与移民、欧洲人与亚洲人之间都和睦相处，靠的就是保证每个人都能拿到更大的一块饼。只不过前提是饼必须不断变大。然而经济增长非但无法拯救全球生态系统，反而恰恰是生态危机的成因。经济增长也无法解决科技颠覆的问题，因为增长正是以越来越多的破坏性创新为基础的。

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都鼓励人民有高远的期许。20世纪后半叶，无论在休斯敦、上海、伊斯坦布尔还是圣保罗，每一代人都享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优良的医疗保健、更高的收入。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由于科技颠覆，再加上生态崩溃，年青一代就算只是维持现状，都已经算是幸运。

因此，我们总是需要为世界创造出更新的故事。正如工业革命的动荡激发出20世纪的创新思想，接下来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可能需要新的愿景。接下来几十年的特征可能就在于强烈的自我反省，以及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模式。自由主义能不能再次像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的危机之后那样重塑自己，变得比以往更加璀璨？传统的宗教和民族主义，又能否提供自由主义无法给出的答案，并且运用古老的智慧来塑造最新的世界观？或者到了我们和过去彻底分手、打造一套全新故事的时候，非但不再只谈旧神祇和旧民族，甚至还要超越平等和自由这类现代核心价值观？

目前，人类还远未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现在还处于一种幻灭和愤怒的虚无主义时期。人们已经对旧的故事失去信心，但也还没能接受什么新的故事。所以，接下来该做些什么？第一步是缓和对末日预言的反应，从恐慌转为困惑。恐慌其实是一种傲慢，是自以为完全知道世界正在走向毁灭；困惑则是比较谦逊的态度，也就能看得比较清楚。如果你现在觉得想跑到大街上大喊“世界末日来了！”那么你要告诉自己：“不，不是这样。我其实只是不知道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已。”

以下各章会试着澄清某些令人困惑的新的可能性，然后谈谈该怎么往下走。然而，在探索人类困境有无解决方案之前，需要先了解科技带来了什么挑战。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革命刚刚起步，它们究竟对目前的自由主义危机该负多少责任还有待商榷。对于人工智能本身以及它对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伯明翰、伊斯坦布尔、圣彼得堡和孟买的大多数民众都只是隐隐有个感觉。但毫无疑问，科技革命的力度在未来几十年会持续增强，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艰难考验。任何故事如果想要得到人类的青睐，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在于能否应对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这样的双重革命。如果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伊斯兰教或者什么新的信仰希望自己能够塑造2050年的世界，除了要了解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和生物工程，还得把这一切融入一套全新而合理的叙事之中。

想了解科技挑战的本质，或许就业市场是个最好的起点。自2015年以来，我造访了世界很多地方，和政府官员、商人、社会活动家和学生谈到了人类的困境。每当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和生物工程这些话题让他们感到厌倦或不耐烦时，通常只要用一个神奇的词语就能让他们精神抖擞起来：工作。科技革命可能很快就会让数十亿人失业，并创造出一个人数众多的新无用阶级，带来现有意识形态无法应对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讨论科技和意识形态，可能听起来十分抽象，与我们距离遥远，但说到大规模失业这种再真实不过的前景，人人都无法再冷漠下去。


[1] TED是科技（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和设计（design）的英文缩写，是美国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编者注



[小布什]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治家，1946年7月6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于1995年-2000年间担任第46任的得克萨斯州州长。于2001年-2009年担任美国第43任（第54届-第55届）总统，任内遭遇了2001年的9·11事件，他因此发动了一连串反恐战争。在2001年10月他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以推翻塔利班政权并铲除基地组织势力，接着他在2003年3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推行了1.3万亿元的减税计划、以及对于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保守主义的政策。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的正当性、关塔那摩湾事件、虐囚门事件、以及飓风卡特里娜救灾工作的处置上遭遇到众多批评，执政民调认可度在911事件之后也有逐渐下滑的趋势。在美国在线于2005年举办的票选活动《最伟大的美国人》中，布什被选为美国最伟大的人物第6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布什仍在总统任内。... 更多



[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简称“英国”（United Kingdom），本土位于欧洲大陆西北面的不列颠群岛，被北海、英吉利海峡、凯尔特海、爱尔兰海和大西洋包围。英国是由大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爱尔兰岛东北部的北爱尔兰以及一系列附属岛屿共同组成的一个西欧岛国。除本土之外，其还拥有十四个海外领地，总人口超过6500万，其中以英格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占83.9%。... 更多



[古拉格]古拉格（俄语：ГУЛаг，罗马化 GULag，IPA: [ɡʊˈlak] ( 读音)）是前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其俄语全称为“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简称“ГУЛАГ”，意思为“劳造营管理总局”。根据安妮·艾波鲍姆的著作《古拉格：一段历史》中之叙述，“古拉格”是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分支部门，执行劳改、扣留等职务。这些营房被囚人士中包括不同类型的罪犯，日后成为镇压苏联异见人士的工具，被囚禁人士数以百万计。1973年，“古拉格”一词透过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表的著作《古拉格群岛》传到西方，“古拉格”一词在西方开始指苏联的劳改营和所有形式的苏联政治迫害。... 更多



[斐迪南]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1863年12月18日—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二世之孙，卡尔·路德维希大公长子，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之侄。皇帝独子皇太子鲁道夫于1889年因精神病自杀后，成为皇位继承人。因他主张通过兼并塞尔维亚王国将奥匈帝国由奥地利、匈牙利组成的二元帝国扩展为由奥地利、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组成的三元帝国，所以1914年与其庶妻“霍恩贝格女公爵苏菲”视察时为奥匈帝国波黑省的首府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刺杀身亡。之后，“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更多



[亚伯拉罕·林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年2月12日－1865年4月15日），共和党人，美国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黑人奴隶制的废除者。第16任美国总统，其任总统期间，美国爆发内战，史称南北战争，林肯坚决反对国家分裂。他废除了叛乱各州的奴隶制度，颁布了《宅地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林肯击败了南方分离势力，维护了美利坚联邦及其领土上不分人种、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内战结束后不久，林肯遇刺身亡，是第一个遭遇刺杀的美国总统，也是首位共和党籍总统，多次被评价为最伟大的总统。最新版5美元纸币正面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照片。2006年，亚伯拉罕·林肯被美国的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1名。英国《泰晤士报》2008年组织专家委员会对43位美国总统分别以不同的标准进行“最伟大总统”排名，亚伯拉罕·林肯列为第一。... 更多



[Bolshevik]“布尔什维克”是俄文“多数派”（Большевики́）的音译，是列宁创建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与之相对的是“孟什维克”，俄语意指“少数派”。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宣告诞生。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是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推动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它不但对俄国革命历史的进程而且对后来的整个国际共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在1918年改名为共产党，因此俄国共产党也叫布尔什维克党即俄共（布）。... 更多



[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间，约44万平方公里。这里群山环抱，重重叠叠，绵延深长。在山与山之间有片片小湖，湖水碧绿恬静，瀑布星罗棋布。引用普希金的诗句如下：“这里，乌云在我脚下俯顺地飘逸，透过乌云，我听见喧响的瀑布，峥嵘赤裸的层峦在云下耸立，下面则是枯索的苔藓和灌木，再往下看，已经是翳翳的林荫，小鸟在鸣啭，群鹿在奔驰……“... 更多



[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第三大圣寺。地位仅次于麦加圣寺和麦地那先知寺。位于耶路撒冷东区旧城东部沙里夫内院的西南角。主体建筑高88米，宽35米。阿拉伯语“阿克萨”，意为“极远”，故又称“远寺”。相传为古代先知苏莱曼（所罗门）所建，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时期（公元705年）重修。... 更多





第2章

就业：等你长大，可能没有工作


我们完全无从得知2050年的就业市场会是什么样子。人们普遍认为，机器学习和机器人将改变几乎所有的工作，从制作酸奶到教授瑜伽都无法幸免。但谈到这项改变的本质及紧迫性，各家观点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只要10~20年，就会有几十亿人成为经济上多余的存在。但也有人认为，从长远看来，自动化的影响还是会为所有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繁荣。

那么，我们究竟是真的处于危险动荡的边缘，还是这只是卢德分子[1]歇斯底里的妄言？这很难说。早在19世纪，就有人担心自动化会造成大量失业，但至今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自工业革命拉开序幕以来，机器每抢走一项旧工作，也会至少创造一项新工作，而且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大幅提高。1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次情况不同，机器学习将会真正让整个情况彻底改变。

人类有两种能力：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过去，机器主要是在原始的身体能力方面得以与人类竞争，而人类则在认知能力方面享有巨大优势。因此，随着农业和工业迈向自动化，就出现了新的服务业工作。这些新工作需要人类拥有独特的认知技能，包括学习、分析、沟通等，特别是必须理解人类的种种情绪。然而，人工智能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认知技能上超越人类，包括理解人类的情绪。2而且，除了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之外，我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第三种能力可以让人类永远胜过机器。

必须认识到的一个关键点是，人工智能革命不只是让计算机更聪明、运算得更快，还在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有诸多突破。我们越了解是哪些生化机制在支撑人类的情感、欲望和选择，计算机就越能分析人类行为、预测人类决策，并最终取代人类的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等。

在过去几十年中，在神经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让科学家能够“破解”人类，更清楚地了解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出各种决定的。事实证明，我们从选择食物到选择伴侣，都不是出于什么神秘难解的自由意志，而是数十亿神经元在瞬间计算各种可能性的结果。过去大受赞誉的“人类直觉”，其实只是“辨识模式”罢了。3优秀的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对路况、投资或谈判交涉并没有什么神奇的直觉，只不过是辨识出了某些一再出现的模式，于是能够躲过漫不经心的行人、拒绝无力偿债的借款人和识破图谋不轨的骗子。但同时也证明，大脑的生化算法距离完美还有很长一段路。大脑会走捷径，会根据不完整的信息快速找出答案，而且大脑的回路也显得过时，整套机制适合的是过去的非洲大草原，而不是现在的都市丛林。这也就难怪，即便是优秀的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也会犯下愚蠢的错误。

这意味着，就算是那些原本认为依靠直觉的工作，人工智能也能表现得比人类更好。人工智能不会比人类更有那种难以言喻的第六感，但如果说人工智能比人类更懂得计算概率和模式识别，听起来可信度就大了许多。

特别是，如果某些工作需要“关于别人”的直觉，人工智能的表现就会优于人类。许多工作（例如在满是行人的大街上开车、把钱借给陌生人、商务谈判等）都需要准确评估别人的情绪和愿望。那个孩子会不会突然跑到马路中间？这个穿着西装的人是不是打算从我这儿一借到钱就消失？那位律师的威胁是认真的，还是只想吓吓我？只要我们觉得这些情绪和欲望是来自某种非实体的心灵，计算机就永远无法取代人类的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原因在于：计算机怎么可能理解“心灵”这种神圣的创造物呢？然而，如果这些情绪和欲望实际上只不过是某些生化算法，计算机就没有理由无法破译这些算法，而且它们的成绩一定比任何智人都要好。

不管是司机预判行人想往哪儿走，银行经理评估借款人的信用好坏，还是律师衡量谈判桌上的气氛，依赖的都不是巫术，而是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大脑就会通过分析面部表情、声调、手部动作甚至体味来识别生化模式。人工智能只要搭配适当的传感器，绝对可以把这些工作做得比人类更精确、更可靠。

因此，失业的威胁不只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兴起，还因为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融合。要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走到劳动力市场，这条路肯定是漫长而曲折的，但花个几十年总能走完。脑科学家今天对杏仁核和小脑的研究，就有可能让计算机在2050年比人类更适合担任精神病学家和保镖。

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侵入人类，在以往认为专属于人类的技能上打败人类，更拥有独特的非人类能力，使得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的差异不是程度高低的问题，而是完完全全的两回事。人工智能特别重要的两种非人类能力是“连接性”和“可更新性”。

人类都是个体，很难将所有人彼此连接，从而确保他们都能得到最新信息。相反，计算机并不是彼此相异的独立个体，因此很容易把计算机集成为一个单一、灵活的网络。所以这样说来，我们面临的不是几百万台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几百万个工人，而是所有作为个体的工人都会被一套集成的网络所取代。因此，讨论自动化的时候，不该把“一位司机”的能力拿来和“一台自动驾驶汽车”比较，也不该把“一位医生”和“一位人工智能医生”进行比较，而该拿“一群人”的能力和“一套集成网络”进行比较。

举例来说，交通规则时有调整，但许多司机并不熟悉，于是常常违规。此外，每辆车都是独立运作的实体，所以当两辆车到达同一个十字路口时，司机可能会误读彼此的意图，于是发生事故。相反，自动驾驶汽车是连接成一个整体的，所以两辆自动驾驶汽车来到十字路口时并非独立运作，而是属于同一套算法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因沟通不畅而发生事故的机会也就大幅减少。此外，如果交通部门决定调整某些交通规则，所有的自动驾驶汽车都能轻松地在同一时间更新程序；除非程序出错，否则大家都会遵守新的规则。4

同样，如果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出现某种新的疾病，或者某实验室研制出某种新药，目前几乎不可能让全世界所有人类医生都得知相关的最新消息。但相较之下，就算全球有100亿个人工智能医生，各自照顾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仍然可以在瞬间实现全部更新，而且所有人工智能医生都能互相分享对新病或新药的感受。连接性和可更新性可能带来的优势巨大，至少对某些工作来说，就算某些个人的工作效率仍然高于机器，但合理的做法将会是用计算机取代所有人类员工。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把个体人类转换为计算机运算网络之后，就会失去个性化所带来的优势。举例来说，如果某位人类医生做出了错误判断，并不会因此让世界上所有的患者都丧命，也不会阻碍所有新药的开发。相反，如果所有医生都属于某一系统，一旦该系统出错，结果可能就极其严重。但事实上，集成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在不失去个性化优势的情况下，把连接性的优点发挥到极致。比如可以在同一个网络上运行多种算法，这样位于偏远丛林山村里的病人通过智能手机能找到的就不只是某位医学权威，而是上百位不同的人工智能医生，而且这些人工智能医生的表现还会不断被比较。你不喜欢那位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医生的诊断吗？没关系。就算你现在被困在乞力马扎罗山上，也能通过搜索引擎轻松找到医生，寻求不同意见。

这很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好处。人工智能医生能为几十亿人带来更好、更便宜的医疗保健服务，特别是那些目前根本没有医疗保健服务可用的人。凭借学习算法和生物传感器，就算是某个经济不发达国家的贫困村民，也可能通过智能手机获得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且比目前最富有的人在最先进的城市医院所获得的服务水平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样，自动驾驶汽车能让交通服务质量大幅提升，特别是能够降低车祸死亡率。如今，每年有将近125万人死于车祸（足足是战争、犯罪和恐怖袭击死亡人数的两倍）。5而在这些事故中，超过90%是人为造成的：有人酒驾，有人边开车边看手机，有人疲劳驾驶，有人开车的时候只顾着发呆。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012年的统计，全美致死车祸中有31%出于滥用酒精，30%出于超速，21%出于驾驶分心。6而这些错误，自动驾驶汽车永远都不会犯。虽然自动驾驶汽车仍有其自身的问题和局限性，也免不了会有些事故，但根据预测，如果把所有驾驶工作完全交由计算机处理，将能够减少约90%的道路伤亡。7换句话说，只要全面改用自动驾驶汽车，每年就能少死亡100万人。

因此，如果只是为了保住工作就拒绝交通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自动化，绝对是不明智之举。毕竟，我们真正该保护的是人类，而不是工作。如果自动化让司机和医生变得无用武之地，就让他们找点儿别的事来做吧。





机器里的莫扎特


至少在短期内，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还不太可能完全取代整个产业。有些工作专精在小范围，日复一日做的都是程序化的动作，这种工作就会被自动化取代。然而，如果是每天都有变化、需要同时运用广泛技能组合的工作，或者需要应对难以预见的情况的工作，就不太容易用机器来取代人类。以医疗保健为例。很多医生的主要工作是处理信息：汇总并分析医疗数据，然后做出诊断。相比之下，护士需要有良好的运动和情绪技能，才能帮患者打针、换绷带，或者安抚激动的患者。因此，我们的智能手机上出现人工智能家庭医生的时间，很有可能会远远早于我们拥有可靠的护理型机器人。8人文关怀产业（也就是照顾老幼病残）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是人类的工作。事实上，随着人类寿命延长和少子化，养老产业很可能成为人类劳动力市场成长最快的行业类别。

除了养老产业，创意产业也是自动化特别难以突破的领域。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从iTunes（苹果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下载音乐，而不需要由真人店员来销售，但作曲家、音乐家、歌手和音乐节目主持人都还是活生生的人。我们需要这些人的创意，除了是要制作全新的音乐，也是为了在多到让人头昏脑涨的诸多选项当中进行选择。

尽管如此，最终所有工作都有可能走向自动化，对此就连艺术家也得小心。现代社会一般认为，艺术与人类的情绪紧紧相连，艺术家引导着人类的心理力量，艺术的目的是让我们和自身的情绪有所联系，或者激发出新的感受。因此，当我们品评艺术的时候，通常就是看它对观众的情绪起了多大的作用。但如果真以这个标准来定义艺术，当外部的算法比莎士比亚、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墨西哥女画家）或碧昂丝更能了解和操纵人类的情绪时，又会发生什么事？

毕竟，情绪也不是什么神秘的现象，只是生化程序反应的结果。因此在不久之后，只要用机器学习算法，就能分析身体内外各种传感器所传来的生物统计资料，判断人的性格类型和情绪变化，或是计算某首歌（甚至是某个音高）对情绪的影响。9

在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容易受到大数据分析冲击的可能就是音乐。音乐的输入和输出都适合用精确的数学来描述，输入时是声波的数学模式，输出时则是神经风暴的电化学反应模式。在几十年内，算法只要经过几百万次的音乐体验，就可能学会如何预测某种输入如何产生某种输出。10

假设你刚和男友大吵一架，负责音响系统的算法就会立刻发现你内心的情绪波动，并根据它对你个人以及对整体人类心理的了解，自动播放适合你的歌曲，与你的忧郁共鸣，附和你的悲伤。它放的这些歌可能不适合其他人，但完全符合你的性格类型。算法先把你带到悲伤的底层，然后放出全世界最可能让你振作起来的那首歌，原因可能是这首歌在你的潜意识里与某个快乐的童年记忆紧密相连，而你可能根本毫无察觉。任何一位人类音乐节目主持人，都不可能与这样的人工智能相匹敌。

你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这样一来，人工智能不就扼杀了所有的偶然，把我们束缚在一个狭隘的音乐“茧”里，一丝一缕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好恶织成的？你是想探索新的音乐品位和风格吗？没问题。你可以轻松地调整算法，让它完全随机地挑选5%的内容，为你播放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Gamelan）合奏、罗西尼的歌剧，或者最新的韩国流行音乐。慢慢地，通过监测你的反应，人工智能甚至能判断出对你来说理想的随机性程度，可能是上调至8%，也可能是下调到3%，让你既能探索新音乐，又不会觉得厌烦。

另一种可能的异议，则是认为算法不见得知道该让情绪把我们带到哪里。刚和男友大吵一架之后，算法究竟是该让你高兴还是难过？它对于“好”情绪和“坏”情绪的判断，会不会过于武断？或许有时候，它觉得伤心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当然，这些问题就算是人类音乐家和音乐节目主持人也会遇到。但放到算法领域，这个难题就会有许多有趣的解决方案。

方案一，让使用者自己选择。你可以自己评估情绪，再让算法依你的指示行事。不管你是想沉湎于自怜中还是兴奋地跳起来，算法都会像个奴隶般乖乖听你的话。算法也确实有可能学会在你自己还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就判断出你到底想要什么。

方案二，如果你不信任自己，则可以先挑选出你信任的著名心理学家，再让算法听那位心理学家的建议就可以了。比如，如果男友甩了你，算法或许能够协助你走过理论上“悲伤的五个阶段”：先用博比·麦克费林（Bobby McFerrin）的歌曲《不要忧虑，要快乐》（Don’t Worry, Be Happy）帮你否认发生的事；再用艾拉妮丝·莫莉塞特（Alanis Morissette）的《你应该知道》（You Oughta Know）让你发泄愤怒；接着用雅克·布雷尔（Jacque Brel）的《不要离开我》（Ne me quitte pas）和保罗·扬（Paul Young）的《回来，留下来》（Come Back and Stay）鼓励你讨价还价；用阿黛尔·阿德金斯（Adele Adkins）的《如你》（Someone Like You）让你深刻体会沮丧；最后再用葛罗莉亚·盖罗（Gloria Gaynor）的《我会活下去》（I Will Survive）让你接受一切。

接下来，算法开始调整这些歌曲和旋律，为你量身打造。或许某首歌什么都好，只有一个地方让你不喜欢。算法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只要一到那个地方，你的心跳就会停一下，催产素水平也会稍微降低。而算法能做的，就是把那个讨厌的地方重写或干脆删去。

最后，算法就能学会编写整首曲子，人类的情绪就像钢琴琴键般任它们弹奏。有了你的生物统计数据之后，算法甚至可以量身打造出全宇宙只有你会喜欢的旋律。

常有人说，人类之所以喜欢艺术，是因为可以在艺术中看见自己。但如果脸谱网开始运用它对你所知的一切来打造个性化的艺术品，结果可能会出人意料，甚至造成危险。比如，如果男友甩了你，脸谱网呈现给你的可能是一首完全为你量身打造的歌曲，内容就是关于这个负心人的，而不是那个让阿黛尔或艾拉妮丝·莫莉塞特伤心的不知名人士。这首歌甚至能提醒你在过去交往时那些只有你们俩知道的事情。

当然，为个人量身打造的艺术可能成不了流行，因为人还是喜欢大家都爱的玩意儿。如果这个曲调只有你知道，不就没办法和大家一起唱唱跳跳了？然而，比起制作个性化作品，算法可能更擅长制作全球热销作品。运用储存了数百万人数据的生物统计数据库，算法知道只要按下哪些生化按钮，就能在全球掀起热潮，让所有人在舞池里疯狂摇摆。如果艺术的重点真的在于启发（或操纵）人类的情绪，那么人类音乐家大概难以再与这样的算法匹敌，因为算法实在比人类更了解它们所拨弄的这个乐器：人类的生化系统。

这一切会带来伟大的艺术吗？这可能要看艺术是如何定义的。如果说听众觉得美就是美，而且顾客永远是对的，那么生物统计算法就有可能创造出历史上最佳的艺术。但如果艺术是一种比人类情绪更深层的东西，应该表达出超越生化震动的事实，那么生物统计算法大概就不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然而，大多数人大概也成不了优秀的艺术家。只是为了进入艺术市场，取代许多人类作曲家和表演者，算法并不需要直接打败柴可夫斯基，先打败小甜甜布兰妮就行了。





新工作？


从艺术到医疗保健行业，许多传统工作将会消失，但其造成的部分影响可以由新创造出的工作抵消。例如，诊断各种已知疾病、执行各种常规治疗的全科医生，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医生取代，这会省下很多经费，让医生和实验室助理得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研发新药或手术方案。11人工智能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协助人类创造新的工作：人类与其想赢过人工智能，不如把重点放在人工智能的维护和运用上。举例来说，因为无人机取代了飞行员，有些工作确实消失了，但同时在维护、远程控制、数据分析和网络安全等方面也创造出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美国军方每派出一架“捕食者”（Predator）无人机或“死神”（Reaper）无人机飞越叙利亚，就需要有30人在幕后操作；至于收集完数据的后续分析则至少还需要80人。2015年，美国空军就曾经因为缺少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而面临无人操作无人机的窘境。12

这样说来，2050年的就业市场的特点很可能在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合作，而非竞争。从警务到银行等各个领域，“人类+人工智能”的表现都能超越单纯的人类或单纯的计算机。在IBM的“深蓝”（Deep Blue）于1997年击败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之后，人类并没有停止下棋。相反，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人类的国际象棋大师水平比过去更高。至少有一段时间，被称为“半人马”（centaur）的“人类+人工智能”组合，在国际象棋比赛中的表现比单纯的人类或计算机都要出色。很有可能，人工智能也能如法炮制，协助培养出历史上最优秀的侦探、银行经理和军人。13

然而，这些新工作很可能需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因此无法解决无技能失业者的就业问题。让失业者接受再培训之后去做这些工作，可能还不如直接创造完全属于人类的全新工作。在过去的自动化浪潮中，劳动者通常可以从某个低技能的工作轻松转到另一个低技能的工作。比如，1920年，因为农业机械化而失业的农场工人可以在生产拖拉机的工厂里找到新工作；1980年，工厂工人失业后，可以去超市当收银员。这种职业转变在过去是可行的，因为从农场到工厂、从工厂到超市，都只需要稍加培训即可。

但是到了2050年，收银员或纺织工人的工作全部由机器人接手之后，他们几乎不可能变身为癌症研究人员、无人机驾驶员或“人类+人工智能”的银行团队中的一员。他们缺少必备的技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派出几百万名毫无作战经验的士兵扛着枪一阵乱射，牺牲成千上万人，其实是有意义的做法，毕竟当时个人的技术好坏并不会造成太大差异。但是今天，就算无人机驾驶员和资料分析师的岗位确实缺人，美国空军也不会找个失业的超市收银员来填补空缺。你不希望有个没经验的“菜鸟”把阿富汗的婚礼派对误认为是塔利班的高层集会吧？

因此，虽然出现了许多新的人类工作，我们仍然可能看到新的“无用阶层”日益庞大。我们甚至可能两面不讨好：一方面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许多雇主找不到有技能的雇员。这有点儿像19世纪汽车取代马车时的情景，当时有许多马车夫转行当出租车司机，只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些马车夫，而是被淘汰的马。

此外，由于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技术还会持续进步，所以其实任何人类工作都有可能受到自动化的威胁。就算某位40岁失业的沃尔玛收银员靠着惊人的努力让自己改头换面成了无人机驾驶员，也很有可能在10年之后因为无人机也自动化了而必须再改头换面一次。职场波动如此剧烈，使得组织工会或保障劳工权益变得更加困难。我们现在就能够看到，即使是在发达经济体中，很多新工作的形态也是无保障的临时工、自由职业和一次性合作。14如果某个专业在10年间就迅速起落，又怎么可能组织起工会呢？

同样，“半人马”组合很有可能变成一场人类与计算机之间不断的拔河角力，而不是稳定的终身伙伴关系。完全由人类组成的团队（比如福尔摩斯和华生），常常会形成长期的阶层和惯例，并能够延续数十年。然而，如果侦探和IBM的超级计算机系统“沃森”合作［该人工智能系统2011年在电视益智抢答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中获胜］，会发现所有的阶层都可能被打破，所有的惯例也都可能被干扰。昨天的搭档，明天可能就成了你的主管；所有的规章和守则也都必须每年重写。15

仔细观察国际棋坛的动态，或许可以预估未来世界将走向何方。“深蓝”战胜卡斯帕罗夫之后的几年间，人机合作是国际棋坛的热门形式。但近几年来，计算机已经变得非常擅长下棋，以至于人类合作者失去了他们的价值，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变得完全无关紧要。

2017年12月7日，这是围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但这一天并不是计算机击败人脑（那已经是旧闻了），而是谷歌的AlphaZero程序击败了Stockfish 8程序。Stockfish 8是2016年的全球计算机国际象棋冠军，运用的是几百年来累积的人类国际象棋经验，再加上几十年的计算机象棋经验，每秒计算7000万次走法。相较之下，AlphaZero每秒只计算8万次走法，而且写程序的时候完全没教它任何国际象棋规则，它连基本的起手下法都不会！AlphaZero完全是运用最新的机器学习原理，不断和自己下棋，就这样自学了国际象棋。虽然如此，在AlphaZero与Stockfish 8的100场比赛中，AlphaZero赢28场、平72场，完全未尝败绩。AlphaZero完全没向任何人类学习任何东西，许多获胜走法和策略对人类来说完全是打破常规的，可以说是创意十足，甚至是天纵英才。

那么，AlphaZero从零开始学习国际象棋，用了多久才准备好与Stockfish 8的对局，而且发展出天才般的直觉？答案是4小时。你没看错，就是4小时。千百年来，国际象棋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智慧的绝顶展现。但AlphaZero只花了4个小时，完全没有任何人类指导协助，就从一无所知变成创意十足的大师。16

AlphaZero绝不是市面上唯一能够拥有想象力的软件。现在许多程序已经不只在单纯的运算次数上超越人类棋手，就连“创意”也不在话下。现在在限定人类参加的国际象棋比赛中，裁判会不断注意是否有棋手偷偷用计算机作弊。而抓到作弊的方法之一，就是观察棋手所展现的原创性高低。如果有人走了极具创意的一步，裁判常常会怀疑这不是人走出来的，肯定是计算机走出来的。所以，至少在国际象棋这个领域，创意已经不是人类的专利，而是计算机的专利！以前会用金丝雀来侦测煤矿里是否出现有毒气体，而如果国际象棋是我们的煤矿金丝雀，我们已经收到警告：这只金丝雀正面临死亡。而现在发生在人类与人工智能国际象棋组合上的事情，未来也可能发生在警务、医药和银行业。17

因此，创造新的工作、让劳动者接受再培训而重新就业，并不是能够一劳永逸的方法。人工智能革命不会是一个单一的分水岭，可别以为在这之后就业市场就会达到新的平衡状态。相反，破坏只会像雪崩般扩大。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认为自己能够一辈子都做同一份工作。18而到了2050年，别说同一份工作，就连同一个专业领域也不太可能让人待一辈子。

就算我们真的能够不断创造出新工作，让劳动者接受再培训，但像这样生活永无宁日，一般人的精神又是否能撑得下去？变化总会带来压力，21世纪初的纷纷扰扰，已经造成全球性的压力蔓延。19而随着就业市场和个人职业生涯的波动不断加剧，人类是否真能应对？或许，人类将会需要更有效的减压方式（从药物、神经反馈到冥想等），来避免智人精神崩溃。到2050年，“无用阶层”的出现可能不只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没受过相关教育，还可能因为精神动力不足。

显然，以上大部分只是猜测。在本书写作的此时（2018年年初），自动化已经对许多产业造成影响，但尚未导致大量失业。事实上，在美国等许多国家，失业率已降至历史最低点。没人能够确定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究竟会对未来的各种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想预估相关时间表也绝非易事。特别是这一切不只要看科技上的突破，各种政治决策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因此，就算已经证明自动驾驶汽车比人类司机更安全、更便宜，政客和消费者仍然可能会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间抗拒改变。

但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一心认为会有足够的新工作来弥补被淘汰的工作，将会十分危险。在过去的自动化浪潮中曾发生的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在21世纪这个极为不同的情境下再次发生。一旦真的发生系统性大规模失业，潜在的社会和政治干扰将会极为严重，因此就算发生系统性大规模失业的可能性非常低，我们也必须严肃对待。

19世纪工业革命兴起之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都无法应对相关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封建主义、君主制和传统宗教不适合管理工业大都市、几百万背井离乡的工人，并面对现代经济不断变化的本质。于是，人类必须开发全新的模式——自由民主国家、独裁政权、法西斯政权，再用超过一个世纪的惨痛战争和革命来测试这些模式，去芜存菁，以找出并实践最佳解决方案。狄更斯笔下的煤矿童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都只是人类付出昂贵学费的一小部分。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21世纪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会比蒸汽机、铁路和电力在上个时代带来的挑战大得多。由于现代文明的破坏力过于惊人，人类实在禁不起更多的测试失败、世界大战或血腥革命。现代如果测试失败，可能导致的就是核战争、基因工程怪物或生物圈的彻底崩溃。所以，我们只能比面对工业革命时做得更好才行。





从剥削到无足轻重


可能的解决方案分为三大类：如何避免工作消失；如何创造足够的新工作；就算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消失的工作还是远远多于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该怎么办？

避免工作消失，是最没有吸引力也最无法达成的策略，因为这代表着要人类放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巨大潜力。然而，政府可能会有意放慢自动化的脚步，以减少造成的冲击，争取时间进行调整。技术从来不是只有一条路：事情“可以做”并不意味着“必须做”。运用政府法规的牵制，就算某项新技术已经在商业上可行、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也能把它挡下来。比如，这几十年来，人类的技术发展早就足以创造出一个人体器官市场，在欠发达国家开设“人体农场”，应对富裕买家几乎永无止境的需求。像这样的“人体农场”，市场价值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然而，靠着各项法规禁止人体器官自由交易，虽然还是有黑市，但毕竟规模远小于原本可能的状况。20

放慢改变的速度，或许能让我们有时间创造足够多的新工作机会来弥补大部分损失。但就像前面说的，经济上的开创精神必须搭配教育和心理方面的变革。假设新的工作岗位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职位，那么也就可能需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而且，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改良，人类劳动者也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改变自己的专业领域。政府必然需要介入，一方面提供终身教育补贴，另一方面提供安全网，协助国民面对无法避免的过渡期。假设一位40岁的前无人机驾驶员需要三年时间才能成功转型为虚拟世界的设计师，在这段时间内，他和他的家人很可能需要很多的政府协助才能维持生活。（目前北欧各国正在试行此类方案，信念在于“保护劳工，而不是保护工作”。）

然而，就算有足够的政府协助，像这样让几十亿人不断重新再造自我，究竟会不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平衡，仍是未知数。如果就算我们付出一切努力，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口被挤出就业市场，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寻找新的模式，来面对“后工作社会”、“后工作经济”和“后工作政治”等种种议题。第一步就是要诚实承认，我们固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并不足以对付这样的挑战。

有些人可能会说，就算人类无法在工作上与人工智能竞争，但还是要靠人来消费吧？人类怎么可能会在经济上无足轻重呢？然而，未来的经济究竟还需不需要由人来作为消费者，现在实在很难说，因为机器和计算机也可以成为消费者。理论上，让A矿业公司生产和售卖铁砂给B机器人公司，B机器人公司再生产和售卖机器人给A矿业公司，A矿业公司于是生产更多铁砂，让B机器人公司能生产更多机器人，这样就形成一个经济环。只要两家公司不断互相交易，就能不断成长扩张到银河系的彼端。它们只要有机器人和计算机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人类作为消费者。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计算机和算法不再只是生产者，还同时扮演起了客户的角色。例如在证券交易所，算法正成为债券、股票和期货的最重要买家。同样，广告业最重要的客户也是算法：谷歌搜索算法。现在设计师设计网页的时候，常常迎合的是谷歌搜索算法，而不是哪个人的品位。

算法显然没有意识，所以不会像人类消费者那样享受自己购买的物品，做决定时也不会受到感觉和情绪的影响。毕竟，谷歌搜索算法怎么都不可能真的尝一口冰激凌。然而，算法会依据其内部运算和内置偏好来做出各种选择，而这些内置偏好对人类世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加。以冰激凌品牌为例，谷歌搜索算法对网页搜索结果的排序有十分复杂的考虑，而全球最成功的冰激凌品牌就是被谷歌排在前面的那几家——不见得是真正最好吃的那几家。

我是从自身经历中体会到这一点的。每次我出书的时候，出版社都会请我写个简短的介绍，让他们用于网络宣传。但出版社会把我写的文字改成迎合谷歌算法的版本。在看过我写的文字后，出版社告诉我：“不要用这个字，换成那个字比较好，能在谷歌算法里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知道，只要抓住了算法的目光，抓住人类的目光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这样一来，我们既不需要人类作为生产者，也不需要人类作为消费者，那么，什么能保障人类的生存与心理健康呢？我们不能等到危机彻底爆发才开始寻找答案，那时候就太迟了。为了应对21世纪这一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动荡局面，需要尽快发展新的社会及经济模式，并以“保护人类，而不是保护工作”为指导原则。很多工作不过是无聊的苦差事，本就应该被淘汰。例如，没有人一辈子的梦想是成为收银员吧？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要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以及保护其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

有一种新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即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全民基本收入认为，政府应该对控制算法和机器人的亿万富翁和企业征税，再用这笔税金为每个人提供足以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慷慨津贴。这样一来，既能解决因失业和经济混乱而产生的贫穷问题，也能保护富人不受平民主义的怒火洗礼。21

一个相关的建议是要扩大“工作”的定义。目前有几十亿个父母照顾着孩子，邻居照顾着彼此，民众组织着种种社群，这些活动都有其价值，但都不被认可为“工作”。或许我们应该改变一下观念，意识到照顾孩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挑战的工作。这样转念之后，就算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所有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的工作，也不会出现工作短缺的状况。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由谁来考核这些新认定的“工作”，并为其付费。6个月大的婴儿大概还没办法付给妈妈工资，这时就需要政府承担起这个责任。另外，如果我们希望此类薪水足以负担家庭的基本开销，那么最终这和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没有太大差异了。

还有一种做法，政府可以提供全民基本服务，而非全民基本收入。换言之，政府不是直接给钱让人乱花，而是提供免费的教育、医疗保健、交通等服务。事实上，这就是共产主义描绘的愿景。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该为民众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资本主义的天堂）还是全民基本服务（共产主义的天堂）。两个选项各有优缺点。但无论你选择哪个天堂，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全民”与“基本”的定义。





什么是“全民”？


无论是全民基本收入还是全民基本服务，通常认为都是由国家来提供的。到目前为止，各种全民基本收入措施都还只是明确限定在某个国家或某个城市执行。2017年1月，芬兰开始为期两年的试点，为2000位失业的芬兰人每月提供560欧元，不论他们在试点开始之后是否找到工作。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意大利的里窝那市（Livorno）和荷兰的几个城市，也有类似的试点正在进行。22（2016年，瑞士举行了全民基本收入提案公投，但选民最后否决了这项提案。23）

这些国家或城市计划的问题在于，自动化的主要受害者可能并不住在芬兰、安大略、里窝那或阿姆斯特丹。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某国人民的生计可能完全依赖其他国家的市场，然而，自动化可能会对这种全球贸易网络的大部分地区造成破坏，给最脆弱的环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20世纪，缺乏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靠出售非技术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取得经济进步。今天，仍有数百万孟加拉国人靠制作衬衫卖给美国以营生；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也有许多人是在客服中心为美国企业处理客户投诉电话。24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和3D打印的兴起，廉价非技术工人的重要性将会大大降低。对纽约人来说，以后不用大老远地在孟加拉国生产衬衫再运到美国了，只要在亚马逊网络商店选购中意衬衫的程序代码，就能直接在纽约将衬衫3D打印出来。第五大道上的Zara（服装品牌）和普拉达（Prada）店面可能会被位于布鲁克林的3D打印中心取代，甚至有些人可能家里就有一台3D打印机。同时，如果打印机出了问题，也不用打电话到班加罗尔的客服中心，而是直接和谷歌云服务的人工智能厂商代表对谈（人工智能的口音和语调还能依你的喜好来选择）。于是孟加拉国和班加罗尔的纺织工人和客服人员失业了，却又得不到必要的培训以转向时尚衬衫设计或计算机编程，他们要怎么生存下去？

如果人工智能和3D打印确实接手了过去在孟加拉国和班加罗尔的工作，那么过去流向南亚的收入现在则流进了加州少数科技龙头企业的金库。于是，全球经济虽然增长，却不是让全球的情况普遍改善。我们看到的是像硅谷之类的高科技中心财源滚滚，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崩溃。

当然，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也有可能进步得很快，一起加入胜利者的队伍。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纺织工和客服中心人员的子孙也可能成为工程师或创业者，负责制造甚至自己就拥有计算机和3D打印机。然而，能够这样转业的时间正点滴流逝。在过去，廉价的非技术劳动力就像一道跨越全球经济鸿沟的稳固桥梁，就算某国发展速度缓慢，最后还是可以平安跟上彼方的脚步。在当时，走得稳比走得快重要得多。然而，现在这道桥梁正摇摇欲坠。已经成功跨过桥梁（已从廉价劳动力发展到高技能产业）的国家，大概前景可期；但还落在后面的国家，可能就会发现自己被困在鸿沟错误的那一边，再也没有任何方式能追赶彼方。如果再也没有人需要你的廉价非技术劳动力，而你又没有资源打造良好的教育体系、教授劳动力新的技能，岂不就束手无策？

这样一来，那些落在后方的人会面临怎样的命运？美国选民大概会同意，亚马逊和谷歌这些美国企业在美国缴的税，可以用来为宾夕法尼亚失业的矿工或纽约失业的出租车司机提供津贴或免费服务。只不过，如果是特朗普口中的“屎洞国家”，美国选民是否也会同意把税金拿去补贴这些地方的失业民众？25如果你以为真有这种可能，还不如说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会跳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是“基本”？


全民基本收入和全民基本服务的用意，就是要照顾基本的人类需求，但“基本的人类需求”并没有公认的定义。从纯粹的生物学角度来看，智人每天只需要1500~2500卡路里热量就足以存活。高于这个数字，其实就是奢侈。但历史上所有文化所认为的“基本”，都不止于这条“生物贫穷线”。在中世纪欧洲，可能认为参加教堂礼拜比食物更重要，因为礼拜看顾的是你永恒的灵魂，而不是你暂时的身体；而在今日的欧洲，良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被认为属于人类的基本需求。还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对于男女老幼而言，使用互联网属于基本需求。如果2050年有个世界联合政府，决定向谷歌、亚马逊、百度和腾讯征税，好为世界上所有人（不论是在孟加拉国还是在底特律的居民）提供基本收入或服务，这里的“基本”究竟该如何定义？

举例来说，基本教育包括什么？是只要有读写能力就行，还是要会写计算机程序和拉小提琴？是只要提供6年的小学教育，还是要一路照顾到获得博士学位？医疗保健呢？如果2050年医学发展已经能够推迟衰老、显著提升人类寿命，这些新的疗法是该让全球百亿人口雨露均沾，还是让少数亿万富翁个人独占？如果生物技术已经能让父母把儿女“升级”，这会被认为是全人类的基本需求吗？还是我们会看到人类分裂成不同的生物种姓，一边是富有的超人类，所拥有的能力远超另一边可怜的智人族群？

不论选择如何定义“基本的人类需求”，一旦免费提供给所有人，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接着就会出现激烈的社会竞争和政治角力，争夺种种“非基本”的奢侈品，不管是拥有自驾车、使用虚拟现实公园的权利，还是由生物工程增强身体健康。然而，如果失业民众手中没有任何经济资产，很难想象他们究竟要怎样才有可能取得这些奢侈品。这样一来，富人（腾讯的高层、谷歌的股东）与穷人（依赖全民基本收入的人）之间的差距可能不仅比现在更大，而且更无跨越的可能。

因此，就算2050年已经有些全民基本方案，能够为穷人提供比今天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和教育，他们仍然会对全球的不平等和缺乏社会流动而感到愤怒。民众会觉得整个社会系统对他们不公，政府只为超级富豪服务，而且自己和子女的未来除了往下滑落便别无其他方向。26

智人本来就不是一种会满足于现状的动物。他们的快乐很少取决于客观条件，而多半取决于自身的期望。然而，期望又往往会因为各种条件（甚至包括其他人的条件）而不断调整。整体客观条件改善的时候，期望也会随之膨胀，于是虽然客观条件可能已经大幅提升，我们却可能还是像以前一样不满。今天，如果全民基本收入和服务的目标是要改善2050年一般民众享有的客观条件，那么成功的概率应该不小。但如果它的目标是要让人对自己所享有的一切在主观上更满足，并且避免社会产生不满的情绪，那么失败的机会应该就很大。

要真正实现其目标，全民基本收入和服务还必须搭配让人民有些有意义的目标，从体育到宗教，等等。讲到要在“后工作世界”过着幸福满足的生活，或许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实验方案出现在以色列：有大约50%的极端正统派男性犹太教徒从不工作，把生命都奉献给研读宗教经典、进行宗教仪式。他们和家人之所以不会饿死，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妻子通常都有工作，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政府会为他们提供慷慨的补贴和各种免费服务，确保他们拥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早在“全民基本收入”这种说法出现之前，犹太教就已经抢先一步。27

虽然这些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又穷又失业，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显示，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比以色列社会其他任何阶层都高。原因在于整个社群心手相连的力量，以及他们在研读经典、执行仪式时寻得的深切意义。如果说一边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满是犹太男性讨论着《塔木德》，另一边是一整座大型血汗纺织工厂，里面满是纺织工人在辛苦地工作，那么比较欢乐、比较有参与感、比较有想法的，大概会是那个小房间里的人。多亏了这群又穷又失业的人，在全球生活满意度调查里，以色列的排名也算是名列前茅。28

世俗的以色列人常常抱怨极端正统派对社会贡献太少，都是靠着别人的努力来过活。世俗以色列人也常常认为，极端正统派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永续，特别是极端正统派的家庭平均足足有7个小孩。29国家迟早会无法应对这么多的无业人口，让极端正统派不得不去上班。但事情可能正好相反。随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把人类赶出就业市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有可能会变成未来的楷模，而不是过去的化石。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变成正统派犹太教徒、上犹太初等学校、研读《塔木德》，但对所有人来说，对于意义、对于社群的追求，将有可能变得比对工作的追求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打开一张全民经济安全网，再结合强大的社群及有意义的目标，那么工作被算法抢走也可能是塞翁失马。话虽如此，如果被抢走的是对生命的控制权，情况就可怕得多了。虽然我们正面临着人类大规模失业的危险，但更该担心的其实是人类目前握有的权威被算法夺走。这样一来，可能会让人类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彻底失去信心，而开启一条通往数字独裁的道路。


[1] 卢德分子（Luddite），指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机器代替了人力而失业的技术工人。现引申为工业化、自动化、数字化或一切新技术的反对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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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拉妮丝·莫莉塞特]Alanis Morissette，是加拿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涌现出的一名女子摇滚乐的超级明星，至今仍然是加拿大女歌手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之一。Alanis Morissette自幼星光一片坦途，但是多才的她一直以来都在不断的寻求突破，多次转型，并且每次都非常成功，并在音乐上最终成为最成功的摇滚女歌手之一。同时，Alanis Morissette最为成功的专辑《Jagged Little Pill》则是一张具有重要意义的90年代女子摇滚乐标志性专辑，而她本人也获得多项加拿大最权威的音乐奖Juno奖，并且先后获得了七次格莱美奖。... 更多



[Paul Young]演艺经历1980年，Paul Young 和7位喜爱60年代关魂乐的二位朋友组成“Q-Tips”乐团，并以《S.Y.S.L.J.F.M》一试歌喉。1982年，Q -Tips乐队解散后，Paul加盟CBS，发表了第一首个人单曲《Iron Out the Rongh Spots 》；1983年，单曲《Wherever I Lay My Heart》发行，击败Rod Steward的《Baby Jane》夺得全英排行榜冠军。接着LP《No Pails》也夺得了全英专业排行王座。同年11 月《Love of the Common Reeple》再版发行，取得不俗成绩。1984年2月，Paul 荣获BPI最佳男声歌手奖。一曲《Come Back And Stay》打入了美国排行榜的Top 30。1984年10月，单曲《I'm Gonna Lear You Playhouse Down》销量回... 更多



[阿黛尔·阿德金斯]阿黛尔·阿德金斯（Adele Adkins），1988年5月5日出生于伦敦托特纳姆，英国流行歌手。2008年，阿黛尔发行了首张专辑《19》，获得当年水星音乐奖提名，并在全球取得了超过900万的销售量。其中的单曲《Chasing Pavements》助其获得格莱美最佳新人和最佳流行女歌手两座大奖。2011年，阿黛尔推出第二张录音室专辑《21》，拥有三支冠军单曲。该专辑全球销量突破3200万，是21世纪全球销量最高的录音室专辑，被Billboard官网评为史上最伟大的专辑第一位。阿黛尔也在第54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中凭借专辑《21》共夺得包括四项通类在内的六项大奖。2013年2月，阿黛尔凭借《Skyfall》获金球奖、奥斯卡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12月，她获得大英帝国员佐勋章。2015年12月21日发行个人第三张录音室专辑《25》，首周分别以80万和338万张的销售量刷新英、美两国专辑首周纪录，该专... 更多



[葛罗莉亚·盖罗]葛罗莉亚·盖罗（Gloria Gaynor），1949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美国歌手。作品有《Never Can Say Goodbye》等。... 更多



[柴可夫斯基]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俄文：Пётр Ильич Чайковский/英文：Pyotr Ilyich Tchaikovsky，又译为柴科夫斯基，1840年5月7日—1893年11月6日），十九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和“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1840年5月7日生于矿山工程师兼官办冶金工厂厂长家庭。1859年毕业于圣彼得堡法律学校，在司法部任职。1861年入俄罗斯音乐协会音乐学习班（次年改建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1863年辞去司法部职务，献身音乐事业。1865年毕业后，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同时积极创作，第一批作品问世。受富孀梅克夫人资助，1877年辞去教学工作专事创作。1878-1885年间曾多次去西欧各国及美国旅行、演出。1893年6月荣获英国剑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同年10月底在彼得堡指挥《6号悲怆交响曲》首次演出后不久即去世。柴可夫斯基的... 更多



[加里·卡斯帕罗夫]加里·卡斯帕罗夫，全名加里·基莫维奇·卡斯帕罗夫（ГарриКимовичКаспаров），前苏联、俄罗斯国际象棋棋手，国际象棋特级大师。1963年生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卡斯帕罗夫6岁开始下棋，13岁获得全苏青年赛冠军，15岁成为国际大师，16岁获世界青年赛第一名，17岁晋升国际特级大师，在22岁时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冠军，是第十三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此后又数次卫冕成功。2005年退役。卡斯帕罗夫棋风活泼，思维非理性，有异常敏锐的感知判断力，能通过一些战术性的接触出人意料地改变棋局的自然进程，甚至经常采取大胆弃子、疾进反击的策略去赢得比赛。曾在1999年7月达到2851国际棋联国际等级分，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在1985年至2006年间曾连续23次获得世界排名第一。曾11次获得国际象棋奥斯卡奖。他是国际象棋史上的奇才，被誉为“棋坛巨无霸”。他能讲15国语言，还是一位数学家、计算机专家... 更多



[安大略省]安大略省是加拿大的十个省之一，为加拿大的一级行政单位，拥有总面积面积106.8万平方公里，比法国和西班牙两国面积之和还要大。安大略省南部则与美国的明尼苏达，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诸州为界，自西面的森林湖直到东部康沃尔的圣劳伦斯河。这其中包括五大湖中的苏必利尔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截至2010年7月1日，安大略省拥有人口1321.1万，居加拿大人口第一位，其中65%左右为英国后裔，5%为法国后裔，该省原住民为北美印第安人，占1.5%。2013年，安大略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6957.05亿加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64万加元。 2017年10月27日，安大略省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同时加拿大也成为西方第一个设立“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的国家。... 更多



[Livorno]利禾奴是意大利足球俱乐部Livorno粤语名字，国语译名利沃诺。... 更多



[里窝那]里窝那为意大利西岸港口城市，西部是滨海平原，东部和南部为低丘。里窝那（意大利语：Livorno）是第勒尼安海的一个港口城市，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西部，是里窝那省的首府。里窝那是意大利西岸第三大的港口城市，2014年人口160,512。... 更多



[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荷兰首都及最大城市，人口约110万。位于该国西部省份北荷兰省，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其名称源于Amstel dam，这表明了该城市的起源：一个位于阿姆斯特尔河上的水坝，即今水坝广场址。据2017年城市安全度调查报告，阿姆斯特丹被评为欧洲最安全的城市。12世纪晚期一个小渔村建于此，而后由于贸易的发展，阿姆斯特丹在荷兰黄金时代一跃而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港口。在那个时代，该城是金融和钻石的中心。19和20世纪，该城扩展，许多新的街坊与近郊住宅区形成。现为欧洲第四大航空港（前三大分别为伦敦、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有很多旅游景点，包括历史悠久的运河网、荷兰国家博物馆、凡·高博物馆、安妮之家、红灯区以及许多大麻咖啡馆。每年有大约420万游客来此观光。作为当前荷兰第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历经了从渔村到大都市的发展过程，经历了辉煌与破坏，以及世界大战的洗礼，从一定程度上讲... 更多



[班加罗尔]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城市，卡纳塔克邦的首府，印度第五大城市，人口约850万人。印度在1947年独立以后，班加罗尔发展成重工业的中心。高科技公司在班加罗尔的成功建立使其成为印度信息科技的中心，被誉为“亚洲的硅谷”。班加罗尔是印度科技研究的枢纽，其中的印度科学学院是印度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和研究所。其他重要的研究院还有印度天文物理学学院、拉曼研究学院、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高等科学研究中心、印度国家生物学中心和印度统计。... 更多



[Zara]ZARA（飒拉）是1975年设立于西班牙隶属Inditex集团(股票代码ITX)旗下的一个子公司，既是服装品牌也是专营ZARA品牌服装的连锁零售品牌。ZARA是全球排名第三、西班牙排名第一的服装商，在87个国家内设立超过两千多家的服装连锁店。ZARA深受全球时尚青年的喜爱，设计师品牌的优异设计价格却更为低廉，简单来说就是让平民拥抱High Fashion。Inditex是西班牙排名第一，超越了美国的GAP、瑞典的H&M、丹麦的KM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服装零售集团。截至2013年10月31日它在全球86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6249家专卖店，旗下共有8个服装零售品牌，ZARA是其中最有名的品牌。在全球86个国家拥有1808家专卖店（自营专卖店占90%，其余为合资和特许专卖店）。尽管ZARA品牌的专卖店只占Inditex公司所有分店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其销售额却占总销售额的66%左右。ZARA... 更多



[普拉达]普拉达（PRADA）是意大利奢侈品牌，由玛丽奥·普拉达于1913年在意大利米兰创建。Miuccia Prada的独特天赋在于对新创意的不懈追求，融合了对知识的好奇心和文化兴趣，从而开辟了先驱之路。她不仅能够预测时尚趋势，更能够引领时尚潮流。Prada提供男女成衣、皮具、鞋履、眼镜及香水,并提供量身定制服务。... 更多



[Prada]意大利品牌Prada于1913年在米兰创建。Miuccia Prada的独特天赋在于对新创意的不懈追求，融合了对知识的好奇心和文化兴趣,从而开辟了先驱之路。Prada不仅能够预测时尚趋势,更能够引领时尚潮流。Prada提供男女成衣、皮具、鞋履、眼镜及香水,并提供量身定制服务。... 更多



[宾夕法尼亚]宾夕法尼亚州（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是美国东北部的一州，为立国13州之一。宾夕法尼亚州西北临伊利湖，北和东北接纽约州，东接新泽西州，东南临特拉华州，南连马里兰州，西南为西弗吉尼亚州，西与俄亥俄州接壤。1787年12月12日，联邦宪法批准，宾夕法尼亚成为加入联邦的第二个州。该州自从建立之初就以宗教自由和政治民主著称，在北美有很大影响。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篇章都是在宾州谱写的。由于该州地处13州的正中（北部有6个州，南部有6个州），再加上该州在美国独立时的中坚作用，故有“拱顶石州”之称。... 更多



[生物工程]生物工程，是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学科，90年代诞生了基于系统论的生物工程，即系统生物工程的概念。所谓生物工程，一般认为是以生物学（特别是其中的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和细胞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结合化工、机械、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工程技术，充分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最新成就，自觉地操纵遗传物质，定向地改造生物或其功能，短期内创造出具有超 远缘性状的新物种，再通过合适的生物反应器对这类“工程菌”或“工程细胞株”进行大规模的培养，以生产大量有用代谢产物或发挥它们独特生理功能一门新兴技术。生物工程是分子遗传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学工程和能源学等各学科的结合，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医药、食品、农林、园艺、化工、冶金、采油、发酵罐新技术和新底物的环保等方面。许多现有的以微生物学为基础的工业，依靠基因工程、利用而得以改进，同时还缓解了环境污染等社会问... 更多



[犹太教]犹太教（Judaism）是世界三大一神信仰中最早而且最古老的宗教，也是犹太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信仰。犹太教的主要诫命与教义来自《托拉》（妥拉），即圣经的前五卷书。犹太教信奉的是耶和华神，希伯来语称“יהוה”。托拉广义上指耶和华神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义，亦指耶和华神启示给人类教导与指引。狭义上指《旧约》的首五卷（犹太人不称旧约），又称律法书或《摩西五经》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犹太教（Judaism），旧称为挑筋教、蓝帽回回，是在公元前2000年西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希伯来人中产生的。犹太教最重要的教义，在于只有一位神，即无形并且永恒的上帝。他愿所有的人，行公义，好怜悯，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人都应该有尊严且受到尊敬地对待。犹太人以学习及祈祷来侍奉上帝，同时遵行摩西五经上所指引的诫命。与世界上其他宗教不一样，犹太教不欢迎外族信仰犹太教，不主动到外族人中... 更多



[正统派]正统派即指犹太教正统派，最大特点是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原则，拒绝犹太教的变革。现在，正统派在美国是少数派，约占600万犹太人口的6%，但在许多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和英国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更多



[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简称“英国”（United Kingdom），本土位于欧洲大陆西北面的不列颠群岛，被北海、英吉利海峡、凯尔特海、爱尔兰海和大西洋包围。英国是由大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爱尔兰岛东北部的北爱尔兰以及一系列附属岛屿共同组成的一个西欧岛国。除本土之外，其还拥有十四个海外领地，总人口超过6500万，其中以英格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占83.9%。... 更多





第3章

自由：数据霸权与社会公平


就自由主义看来，人类的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所有权力都来自个人的自由意志，表现在每个人的各种感受、欲望和选择之中。在政治上，自由主义相信“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所以它赞成民主选举。在经济上，自由主义相信“顾客永远是对的”，所以它拥抱自由市场的原则。而在个人方面，自由主义鼓励每个人“聆听内心的声音，随心所欲”，只要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就行。于是，人权便将这种个人自由的概念奉若神明。

在西方的政治论述中，“自由主义者”（liberal）的用法有时候比较狭义且偏颇，特指支持同性婚姻、枪支管制、堕胎等特定议题的人。然而，就算是所谓的保守派，其实也会接受广义的自由主义世界观。特别是在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该偶尔停战一下，想想彼此不是都同意人权、自由选举和司法独立之类的基本原则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像里根与撒切尔夫人这样的右翼名人，除了积极提倡经济自由之外，同时也坚定地拥护个人自由。撒切尔夫人在1987年的一次著名访谈中曾表示：“没有‘社会’这种东西。生活就是由男男女女交织而成……生活质量如何，取决于每个人准备为所有人承担多少责任。”1

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后辈的想法也和工党完全一致，认为政治上的权威来自每个选民的情感、选择与自由意志。因此，英国要决定是否脱离欧盟的时候，首相卡梅伦并不是去征询英国女王、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意见，也不是去询问议会议员，而是直接举行全民公投，问所有的英国人：“你感觉该怎么做？”

有人可能会提出反驳，认为当时问的是“你怎么想”，而不是“你怎么感觉”。这是一种常见的误解。所有的公投和选举，诉诸的永远是人类的“感觉”，而不是人类的理性。如果民主谈的就是理性决策，那么哪还有理由让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投票权？甚至还投什么票呢？早就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就是有一些人比别人学识更渊博、更具理性，特别是讲到特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时更是如此。2英国脱欧投票之后，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就提出抗议，认为绝大多数英国民众（包括他自己）其实都缺乏必要的经济和政治科学背景，根本不该要求他们投下这张公投票。“这岂不就像是要用全国公投决定爱因斯坦的代数算得对不对，又或是让乘客表决飞机驾驶员该在哪条跑道降落？”3

但无论如何，选举和公投的重点并不在于我们怎么“想”，而在于我们怎么“感觉”。讲到感觉这件事，爱因斯坦和道金斯也并不比其他人更强。民主的概念认为，人类的感受反映出一种神秘而意义深远的“自由意志”，而这就是权威的本源；虽然每个人的聪明程度高下有别，但自由程度一律平等。就算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佣，也和爱因斯坦和道金斯一样有自由意志，因此到了选举日的时候，她的感受（表现在她投的选票上）也就与其他任何人一样重要。

感受所影响的不只是选民，还包括领导者。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由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领头。卡梅伦辞职后，戈夫原本支持约翰逊担任首相，却在最后一分钟反悔，宣称约翰逊并不适任，自己将出马竞选。戈夫打乱了约翰逊的一盘棋，有人认为这是不择手段的政治暗杀。4但戈夫的辩词是诉诸自己的感受，他解释道：“在我的政治生涯里，每走一步我都自问：‘什么是我该做的？我的心怎么说？’”5根据戈夫的说法，他就是因此才铆足劲儿推动英国脱欧，也因此不得不在背后捅自己过去的盟友约翰逊一刀，由自己竞逐龙头宝座。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心是这么说的。

这种对“心”的依赖，可能就是自由民主的致命弱点。一旦有人研发出相关技术，能够攻入并操纵人心，民主政治便将成为一场情感丰沛的木偶戏。





听算法的就对了


自由主义相信感受，相信自由选择，但这些概念其实并不自然，也称不上久远。过去曾有几千年的时间，人类相信权威来自神祇，而非来自内心，该推崇的是神的话语，而不是人的自由。到最近几个世纪，权威的来源才从天上的神变成有血有肉的人。

然而很快，权威的来源可能再次改变：从人类转到算法。在过去，神的权威是靠宗教神话建立的，人的权威是靠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建立的。至于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则可能建立起大数据算法的权威，同时完全推翻关于个人自由的信念。

正如前一章中提到的，对于人脑和人体运作方式的科学研究显示，人类的种种感受既不是什么人类独有的精神灵性，也不代表什么“自由意志”。所有的“感受”只是所有哺乳动物及鸟类都拥有的生化机制，用来快速运算生存和繁殖的概率。“感受”的基础也不是直觉、灵感或自由，而是运算。

猴子、老鼠或人类看到蛇的时候会感受到恐惧，是因为大脑里的几百万个神经元迅速计算了相关数据，并得出“死亡的可能性很高”这个结论。而根据另一套生化算法的计算，如果发现有很大的可能性和附近的某个个体成功交配、建立社交连接或达成其他令人渴望的目标，性吸引力的感受就会上升。至于愤怒、内疚或宽恕之类的道德感受，则是源于与团体合作相关的神经机制。所有这些生化算法都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打磨。如果某个古代祖先的感受犯了某个错误，塑造这些感受的基因就不会再传给下一代。因此，感受并非与理性背道而驰，而是体现了进化上的理性。

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各种感受是出于运算，原因在于这些快速的运算远不在我们的意识阈值范围内。我们感觉不到大脑里几百万个神经元在怎样运算着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于是就有了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我们对蛇的恐惧、对伴侣的选择或对欧盟的看法是出于什么神秘的“自由意志”。

然而，虽然自由主义在“种种感受反映出人类的自由意志”这一点上犯了个错，但直到今天，依靠情感来做决定仍然有很好的实际意义。因为，虽然各种感受并没有什么神奇或自由的地方，但讲到该学什么专业、该跟谁结婚、该把票投给谁，“靠感受”仍然是最好的办法。而且，也没有什么外部系统能够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感受。就算中世纪的西班牙宗教法庭或苏联的秘密警察每分每秒都在监控我的一举一动，他们还是少了必要的生物知识及运算能力，他们无法攻进我的身体，也无法了解种种生化程序是如何塑造我的欲望和选择的。所以实际上，大可直接说人有自由意志，因为人的意志主要是由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这是任何人都看不到的。于是，我可以骗自己说我掌控了自己神秘的内在领域，外界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我内心正在发生的事以及我如何做出决定。

因此，自由主义要人们追随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听什么祭司或政客说的话，其实也没错。然而，计算机算法很快就能给你比“人类的感受”更好的建议。随着西班牙宗教法庭和苏联的秘密警察让位给谷歌和百度，“自由意志”大概就会被拆穿，自由主义的实用价值也随之降低。

我们现在正处于两次巨大革命的交汇中。一方面，生物学家正在揭开人体（特别是大脑和人类感受）的种种奥秘；另一方面，计算机科学家也让我们获得前所未有的数据处理能力。生物技术革命与信息技术革命融合之后，大数据算法有可能比我更能监测和理解我的感受，而掌控一切的权威也可能从人类手中转移到计算机手中。如果我每天遇到的各种机构、企业和政府都能了解甚至操纵过去我以为没有外人可进入的内心世界，我大概也就不会再以为自己有自由意志这种东西。

医学领域已经如此。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医疗决定，并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否觉得健康，甚至也不是看医生做出什么判断，而是要看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身体的计算机得出怎样的运算结果。再过几十年，大数据算法就能通过持续的生物统计数据流，24小时监测我们的健康状况。早在我们出现任何感觉之前，算法就能监测到流感病毒、癌细胞或阿尔茨海默病的蠢蠢欲动，接着就能针对每个人的体质、DNA（脱氧核糖核酸）和性格，量身推荐适合的治疗方案、饮食和养生之道。

这样一来，人类将能够享有历史上最佳的医疗保健服务。但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大概永远无法摆脱生病这件事。毕竟，身体总会有什么地方不在最佳状态，也总有什么地方是能够改进的。在过去，只要不觉得痛或没有出现像跛脚之类的明显失能，人们就会觉得自己是健康的。但到了2050年，有了生物传感器和大数据算法之后，可能早在疾病造成疼痛或失能之前，就能得到诊断并开始治疗。这样一来，你会发现自己老得面对一个又一个“病症”，得遵守这个或那个算法建议。不想听算法的？那么医疗保险就有可能被取消，或者会被公司解雇。毕竟，为什么他们要为你的固执己见付出代价呢？

例如抽烟这件事。现在只是有个整体的统计数据，告诉你抽烟和肺癌有关，你要继续抽是你自己的选择。但以后可能会有个生物传感器明确警告你：刚刚在您的左上肺检测到17个癌细胞。这时候你要继续抽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你不理会传感器的警告，传感器就把警告转发给你的保险公司、你的领导和你的母亲，你该怎么办？

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面对所有的大小疾病？我们很可能会干脆直接告诉健康算法，大多数时候它觉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于是它大概只会定期把近况通知发送到我们的智能手机上，告诉我们“已监测并消灭17个癌细胞”。整天担心自己生病的焦虑症患者或许真的会去看这些通知，但大多数人大概只会一眼扫过，就像我们现在懒得细看那些烦人的反计算机病毒通知一样。





“决策”这出戏


医疗领域已经发生的事，很可能即将延伸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扮演关键角色的发明就是生物传感器。在人们将它们穿戴上或植入人体之后，生物传感器就能将各种生物程序转换成计算机能够存储、分析的电子信息。只要有了足够的生物统计数据及运算能力，外部的数据处理系统就能进入你的身体，得知你所有的欲望、决定和意见。换言之，它们能够完全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大多数人并不太了解自己。我是到了21岁，才终于走出几年的自我否认，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而我绝非特例，许多同性恋男性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无法肯定自己的性取向。现在想象一下2050年的情况，或许有算法可以告诉青少年他位于同性恋（或异性恋）光谱的哪个位置（甚至还能告诉他这个位置有多容易受影响而移动）。或许，这个算法会先显示出一些性感男女的照片或影片，再追踪你的眼球移动、血压和大脑活动，只要短短的5分钟，就能找出你在金赛量表上的数字。6如果早有这种程序，我就不用那么多年都活得如此受挫了。或许你并不想做这种测试，但有那么一天，你和一群朋友一起去参加另一个朋友的无聊生日派对，有人提议所有人都来玩玩这个超酷的新算法。做测试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围观，还会对结果七嘴八舌，你要直接掉头走人吗？

就算你真的掉头离开，继续躲着自己、躲着同学，你也躲不过亚马逊、阿里巴巴或秘密警察。每当你浏览网站、看YouTube视频、阅读社交媒体的动态，算法都会偷偷监控你、分析你，再告诉可口可乐公司，如果要卖给你碳酸饮料，该用的广告模特儿是拥有8块腹肌的猛男，而不是身材火辣的美女。你对这些完全一无所知，但它们对这一切却了如指掌，而且这些信息可以卖几十亿美元。

但同样，或许这一切将会是完全公开的事，所有人心甘情愿地分享自己的信息，以获得更好的建议，最后直接让算法为他们做出决定。一开始只是些简单的事，比如该看哪部电影。打算和一群朋友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共度一个愉快的晚上吗？首先就要决定看哪部电影。或许在50年前你别无选择，但今天有了各种随选即看的服务，足足有几千部电影任你挑选。这下要让大家意见一致就难了，可能有人喜欢科幻惊悚片，有人喜欢浪漫喜剧片，有人又说要看法国艺术片。到头来妥协的结果，可能就是挑了某部无聊的B级电影，人人都不满意。

此时算法可以派上用场。只要告诉它，你们每个人以前最爱看的是哪几部电影，算法就能根据其庞大的统计数据库，找出最适合你们这群人的完美电影。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算法还太粗糙，容易出错，特别是大家都知道，自己说喜欢什么，常常并不能反映出你真正的喜好。常有的事情是，我们听到很多人说某部影片真是神作，觉得不看不行，结果自己看到一半就睡到不省人事，但事后觉得可不能让人认为自己是个俗人，所以还是要向大家声称这部片子真是太好看了。7

这种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与其根据我们自己提供的不可靠信息做决定，不如允许算法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收集实时数据。算法可以直截了当地监控我们看完了哪些电影，又有哪些是中途就放弃了的。就算我们告诉所有人《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真是史上最棒的电影，但算法知道我们从来就没能观看此片超过半小时，根本没看过片尾亚特兰大陷入火海的场景。

算法能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工程师正在研发软件，希望能通过人类眼部及脸部肌肉的动作来监测情绪。8这样一来，只要在电视机上再装一个足够好的摄像头，这种软件就能知道哪些场景让我们发笑，哪些场景使我们哀伤，又有哪些场景令我们感到无聊。再进一步的做法，如果算法能够与生物传感器连接，算法就能知道每个画面如何影响我们的心跳、血压和大脑活动。假设我们看着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低俗小说》（Pulp Fiction），算法可能会发现，那个强奸场景让我们起了一点儿难以察觉的性兴奋；文森特不小心一枪爆了马文的头，我们知道不该笑，但都笑了；还有那个关于大魔法师汉堡（Big Kahuna Burger）的笑话，其实我们看不懂，但都赶快跟着笑，以免被别人发现。人在假笑的时候，运用的大脑回路和肌肉其实和真心大笑不同，虽然人类通常察觉不到，但这个细节生物传感器可不会放过。9

英文单词“television”（电视）的语源，分别来自希腊文的tele（远），以及拉丁文的visio（视界），原本是要让我们可以看到远方的事物，但很快就可能是让别人从远方看见我们。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的想象，我们看着电视的时候，电视也正看着我们。等到我们把整部《低俗小说》看完之后，可能早就忘了大半情节。然而，网飞（Netflix）、亚马逊或任何拥有这套电视算法的人，将会知道我们的性格类型，也知道怎样能触动我们的情绪。有了这些数据，网飞和亚马逊除了能帮我们挑片挑得精准无比，更能够为我们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比如该读什么专业、在哪里工作、和谁结婚。

当然，要求亚马逊永远不犯错，那是不可能的事。不管是因为数据不足、程序错误、目标定义不明，还是生命本来就是一团混乱，总之各家算法一定会时不时犯下各种错误。10然而，亚马逊并不需要做到完美，只要能比我们这些人类强就行了。而且这并不难，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太了解自己，也总是在做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时犯下可怕的错误。比起算法，人类因为数据不足、程序错误（基因或文化上）、目标定义不明、生命一团混乱而犯下错误的机会，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都可以列出算法面临的许许多多问题，并由此得出结论：人类永远不会信任算法。这有点儿像列出民主的所有弊端，然后得出结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支持这种制度。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说除了其他所有制度之外，民主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政治制度。不论是对是错，人类都可能对大数据算法得到相同的结论：虽然算法漏洞百出，但我们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随着科学家越来越了解人类的决策机制，对算法的依赖可能也会越来越强烈。掌握人类的决策机制之后，就能提升大数据算法的可靠性，但同时也降低了人类感受的可靠性。而当政府和企业都能够成功进入我们这套人体操作系统时，人类就将面临铺天盖地的种种精准操纵、广告和宣传。到时候，要操纵我们的观点和情绪将非常简单，于是我们也不得不依赖算法来反制，就像飞行员一旦因为眩晕而产生空间迷向，就不能再相信自己的感官，而必须全然相信仪器。

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完全没有选择，只能被迫服从大数据算法的决定。然而，就算是在理论上自由的社会里，算法也可能成为权威，因为经验让我们把越来越多的问题交给算法来处理，最后也就逐渐失去为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只要简单回想一下，短短不到20年，就已经有几十亿人把一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任务全然交付给了谷歌搜索算法：搜索相关、可信赖的信息。我们不再自己去搜索信息，而是都靠“谷歌一下”。而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谷歌来寻找答案，自己搜索信息的能力就会下降。今日的“真相”，已经是由谷歌搜索排名最靠前的结果来定义。11

人类的身体能力也正在发生这种情况。以找路为例，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用谷歌来导航。到了十字路口，虽然直觉可能是让他们左转，但谷歌地图说右转。在过去，他们大概会听从直觉，结果一左转就遇上堵车，最后错过了重要会议。于是，下一次他们决定听谷歌的，向右转，并且准时到达目的地。就这样，他们从经验中学会了要相信谷歌。一两年后，他们已经习惯了盲目遵照谷歌地图的指示，如果智能手机死机，他们将完全手足无措。

2012年3月，三名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日本游客决定到一个小岛上一日游，结果却把车一头开进了太平洋。21岁的司机野田后来说，她只是按照GPS（全球定位系统）的指示开车，“GPS说我们可以开过去，它一直说会把我们带到一条路上。然后我们就开进了海里”。12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有人冲进湖里，有人栽到桥下，显然都是开车的时候太听GPS的话。13找路的能力就像肌肉，用进废退。14选择伴侣或选择从事哪个职业的能力，也是如此。

每年都有几百万名年轻人要决定大学读什么专业。这是个既重要又困难的决定。父母、朋友和师长各有想法，让你深感压力，而且，你还有自己背负的恐惧和想象。你的判断力受到各种好莱坞大片、垃圾小说和高明的广告活动的笼罩和操纵。要做个明智的抉择真的很难，尤其是你根本不知道想在不同的行业出人头地，到底需要什么条件。而且，你真的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吗？优秀的律师要具备什么条件？我能面对压力吗？我有团队合作精神吗？

一个学生之所以去学法律，有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能力不够了解，甚至可能是因为对律师工作有错误的想象（律师可不会每天上演慷慨激昂的辩论，一再高喊：“我反对，法官大人！”）。与此同时，她的朋友决定实现童年的梦想，虽然身体条件不佳，也缺乏自律，但还是进了专业芭蕾舞学校。几年后，这两个人都非常后悔。但在未来，或许我们就能靠谷歌来为我们做出这些决定。谷歌会告诉我，我上法学院或芭蕾舞学校就是浪费时间，但如果当个心理学家或水电工，将会非常出色（而且非常快乐）。

一旦人工智能比我们自己更清楚该选择哪个职业，甚至怎样处理人际关系，我们对人性和生命的概念将不得不改变。人类习惯把生命看成一场由一连串的抉择构成的大戏。在自由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眼中，每个个体都是自主的行动者，不断对世界做出各种选择。众多文艺作品（无论是莎士比亚的戏剧、简·奥斯丁的小说，还是滥俗的好莱坞喜剧），通常讲的都是某个英雄做了什么特别重要的决定。哈姆雷特问：生存还是毁灭？麦克白问：是听从妻子的话刺杀邓肯国王，还是听从自己的良心放过他？《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则问：是嫁给柯林斯先生，还是达西先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样重视这场决策大戏，认为究竟是得到永恒的救赎还是永世的诅咒，取决于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随着人类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来做决定，这种对生命的观点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现在我们只是信赖由网飞来推荐电影，由谷歌地图来决定该往左还是该往右。然而，一旦我们开始交由人工智能来决定要读什么专业、在哪里工作、和谁结婚，人类的生命就不再是一场决策大戏了。民主选举、自由市场，这些机制将会失去意义，而且大多数宗教和艺术品也是如此。想象一下，安娜·卡列尼娜居然拿出智能手机，问问脸谱网算法，她是该继续和卡列宁长相厮守，还是和时髦的伏伦斯基伯爵私奔？又或者你最爱的任何一出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角色居然一遇到重要决定就先请教谷歌算法？哈姆雷特和麦克白的生活大概确实能过得更舒适，但那究竟算是什么生活？我们有什么理论模式，能把这种生活说出个道理？

随着权威从人类转向算法，世界可能不再是一个自主的、人们努力做出正确选择的剧场。相反，我们可能会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数据流，每个有机体不过是一套生化算法。至于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任务，则是打造一套无所不包的数据处理系统，然后与系统融为一体。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像一个又一个小小的芯片，装在一个大到没有人真正理解的数据处理系统之中。以我本人为例，我每天都要通过电子邮件、推文和各种文章吸收无数的数据，处理这些数据之后，又要通过更多的电子邮件、推文和文章，传回新的资料。我真的不知道这世界上一切的背后有什么宏观的架构，我所产出的数据将如何与其他几十亿人或计算机产生的数据连接。很遗憾，我没有时间找出答案，光是回信就已经让我焦头烂额。





汽车也懂哲学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重要的决策通常涉及道德因素，而算法不懂道德，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把重要的决定交给算法去处理。然而，就算是在道德方面，也没有理由认为算法的表现会比一般人差。今天，智能手机和自动驾驶汽车等设备已经接手一些原本专属于人类的决定，也开始应对一些早已困扰人类几千年的道德问题。

举例来说，假设有两个小孩追球，忽然冲到一辆自动驾驶汽车的前方。开着这台车的算法立刻完成运算，得出结论：要避免撞到两个小孩的唯一方法是转进逆向车道，但这就可能撞上迎面而来的卡车，而根据运算结果，这样一来有70%的可能会让在后座睡得正酣的车主一命归天。算法该怎么做决定？15

像这样的“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哲学家其实已经讨论几千年了（之所以叫“电车难题”，是因为现代哲学讨论时的基本范例是在铁轨上跑的电车，而不是自动驾驶汽车）。16但讨论了几千年，却对人类实际行为根本没产生什么影响；遇到紧急状况，什么哲学全都被抛在脑后，一切都由情绪和直觉来处理。

1970年12月，有一场社科史上相当令人不悦的实验，那是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实验对象是一群受训要成为长老教会牧师的学生。当时，实验人员叫所有学生立刻赶往远处的一个演讲厅，就“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这个寓言发表演说。这个寓言讲的是有个犹太人要从耶路撒冷前往耶利哥，但遭到强盗抢劫和殴打，被丢在路边等死。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祭司和一个利未人经过并看到了他，但两人都未停下脚步。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犹太教相当鄙视这个教派）路过，立刻停下来照顾他，救了他的命。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人是好是坏，应该由实际行为来判断，而不是由所属宗教来判断。

这些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一心想赶往演讲厅，路上想的都是怎样才能解释好撒玛利亚人的道德寓意。然而，实验人员在路上安排了一个人，穿得破破烂烂地坐在门口，低着头，闭着眼睛。每个没起半点儿疑心的学生经过时，这个“受害者”都会咳嗽并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但绝大多数学生完全没有停下脚步来关心一下他，更别说提供任何帮助了。要赶去演讲厅所造成的情绪压力，已经压过了他们想帮助受难陌生人的道德责任。17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情况，都是人类的情绪战胜了哲学理论。因此，如果要讲全世界的伦理和哲学史，会是个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很残酷的沮丧故事。毕竟，有多少基督徒真能把脸转过去，有多少佛教徒真能超脱利己的执念，又有多少犹太人真能爱邻如己？我们所表现出的，不过就是自然选择把智人塑造成的样子。一如所有的哺乳动物，智人也是靠着情绪来快速做出各种关乎生死的决定。从几百万个祖先那里，我们继承了他们的愤怒、恐惧和欲望，而这些祖先每一个都通过了最严格的自然选择质量管控测试。

但不幸的是，适合在100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上生存和繁殖的特点，不见得会让你在21世纪的高速公路上是个负责的人。每年都有超过100万人因为司机分心、愤怒或焦虑而死于交通意外。我们当然可以派出所有哲学家、先知和神职人员好好给这些司机上上伦理课，但只要一回到路上，他们又会回到哺乳动物的情绪和草原本能。正因为如此，神学院的学生才无视受苦的路人，司机才会在紧急状况下撞倒无辜的行人。

从神学院到真实生活之间的分离，正是伦理学最大的实际问题之一。康德、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当然能够舒舒服服地坐在大学讲堂里，花上好几天大谈伦理道德的理论问题；但在司机发现危急的瞬间，急都急坏了，哪还有时间管这些人有什么结论。或许对于迈克尔·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现代最伟大的一级方程式赛车车手之一）来说，还真能边赛车边思考哲学问题，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舒马赫。

然而，计算机算法并不是由自然选择塑造而成，而且既没情绪也无直觉。所以到了危急的瞬间，它们继续遵守伦理道德的能力就比人类高出许多：只要我们想办法把伦理道德用精确的数字和统计编写成程序就行。如果我们教康德、穆勒和罗尔斯怎么写程序，他们就能在舒舒服服的研究室里为自动驾驶汽车写出程序，也肯定能让每辆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都遵守所有伦理规范。这就像让舒马赫和康德合二为一，担任每辆车的驾驶员一样。

这样一来，只要程序里规定自动驾驶汽车必须停车帮助遭遇危难的陌生人，即便是赴汤蹈火，它都将在所不辞。（当然，如果你针对这些汤汤火火另加个例外条款，情况就不一样了。）同样，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的程序原本就写着要转进逆向车道救那两个小孩，你绝对可以用生命打赌，它一定会这样做。也就是说，设计自动驾驶汽车的时候，丰田或特斯拉就是把过去道德哲学上的理论问题转化成了实际的工程问题。

当然，哲学算法永远不会是完美的。错误还是会发生，有人会受伤，有人会死亡，更有随之而来麻烦不已的诉讼。（历史上第一次，可能会有哲学家因其所提出的理论造成不幸结果而被告上法庭，因为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证明哲学概念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有直接因果关系。）然而，如果只是要取代人类驾驶员，算法并不需要做到完美无缺，只要比人类更好就行了。鉴于人类驾驶员每年造成超过100万人因车祸死亡，算法要表现得比人类好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你会希望旁边那辆车的驾驶员是谁？是某个喝醉的小鬼，还是舒马赫和康德的合体？18

这套逻辑不仅适用于驾驶，也适用于其他许多情况，比如申请工作。在21世纪，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时候是由算法决定是否聘用某人。当然，我们不能让机器来制定相关伦理标准，这件事还是得由人类自己来完成。但只要确立了职场的伦理标准（比如不得歧视黑人或女性），接下来就可以用机器来实施和维护这项标准了。19

某位人事经理可能心知肚明歧视黑人和女性有违伦理道德，但遇到某个黑人女性来申请工作时，还是下意识产生了歧视而不予录用。如果让计算机来评估求职者，并在编写程序之初就设定要完全忽略种族和性别因素，计算机一定会乖乖跳过这些因素，因为它并没有潜意识可言。当然，要写这种求职者评估程序并不容易，而且存在一种危险：工程师可能会不经意间把自己的潜在偏见写进软件里。20不过发现这种错误后要清除也并非难事，至少比清除人类种族歧视和偏见的难度要低得多。

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可能会把大多数人类挤出就业市场，比如司机和交通警察（没了鲁莽的人类驾驶员，只剩下乖乖开车的算法，交通警察也就无用武之地了）。然而，对哲学家来说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工作机会，他们的专业技能在过去没什么市场价值，但未来可能会突然变得相当吃香。所以，如果想读个未来能找到好工作的专业，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哲学领域。

当然，哲学家对于什么是“对的行为”很少有共识。“电车难题”之类问题的答案，很少能让所有哲学家都满意，例如穆勒这样的结果论者（consequentialist，以结果判断行为），他的想法一定会不同于康德这样的义务论者（deontologist，以绝对的规则来判断行为）。特斯拉不过是要做一辆车，真的要在这种棘手的问题上选择一方吗？

或许特斯拉只要把烫手山芋丢给市场就行，直接生产两款自动驾驶汽车：特斯拉“利他”款和特斯拉“自我”款。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利他”款会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主人；“自我”款则会不顾一切保护主人，撞死两个小孩也在所不惜。至于消费者，则可以根据自己偏好的哲学观来选车。这样一来，如果多数人买了特斯拉“自我”款，你也不能怪特斯拉。毕竟，顾客永远是对的。

这可不是开玩笑。在2015年一项开先河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请参与者假想自动驾驶汽车即将撞到几个路人的情景。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就算可能会牺牲车主，自动驾驶汽车还是应该保全那几个路人的生命。只是，等到再问他们会不会买一部设定为“牺牲车主、顾全整体利益”的车时，大多数人都说“不”。如果涉及自身，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特斯拉“自我”款。21

想象一下这个情境：你买了一辆新车，但启用之前得先打开设置菜单，勾选一个选项——如果发生事故，你是希望这辆车牺牲你的性命，还是牺牲另一辆车上那家人的性命。你真的想要做这个选择吗？想想看，如果真选了其中某个选项，家里人会不会和你大吵一架？

所以，是不是该由国家介入，规范市场，直接制定一套所有自动驾驶汽车都必须遵守的伦理准则？肯定会有某些立法者兴奋不已，毕竟终于有机会写出真的大家都会乖乖遵守的法律了。但也有某些立法者会深感不安，因为这背后代表的是要负起前所未有甚至是极权主义的责任。毕竟在历史上，幸好法律的实施必然有其局限性，也就能制衡立法时的种种偏见、错误和过度。各种反同性恋、反亵渎神祇的法律都从未全面实施，实在是非常幸运。而看着政治人物时不时地犯错，我们是否真的希望有这样一套制度系统，会把他们的决定彻底贯彻，像重力一样无所不在？





数字独裁


很多人之所以害怕人工智能，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工智能会一直听话顺从。已经有太多描写机器人反抗人类主人，在大街上四处乱窜、恣意屠杀的科幻小说和电影。然而，机器人可能带来的问题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该害怕机器人，但原因是它们永远只会服从主人，绝不反抗。

当然，盲目听从没有什么问题，但前提是主人得是个好人。在战场上，如果交战双方全用杀手机器人上场，就能确保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遵守战争法的战役。人类士兵可能一时受到情绪影响，就犯下谋杀、强盗、强奸等违犯战争法的罪行。讲到情绪，我们通常想到的是爱心、同情心和同理心，但在战场上，控制着人的情绪的往往是残酷、仇恨和恐惧。由于机器人没有情绪，就能放心地相信它们会一字一句遵守所有军事规章，永远不受个人恐惧和仇恨的影响。22

1968年3月16日，一群美国士兵在越南南部的美莱村的行动变调，他们陷入疯狂，屠杀了大约400名平民。这起战争罪行的起源，是当时士兵已经打了好几个月的丛林游击战，他们自行在当地做了这个决定。这个行动没有任何战略目的，同时违犯了美国的法律规定与军事政策。这是一场出于人类情绪影响的错误。23如果美国当时在越南派的是机器人杀手，美莱村大屠杀就绝不可能发生。

但也先别急着研发和部署机器人杀手。我们不能忘记，机器人的表现一定是其内置程序代码的反映及放大。如果程序代码规定要有所克制、立意良善，机器人的表现就会远远优于一般人类士兵；然而，如果程序代码规定要冷酷无情、赶尽杀绝，结果就会是一场灾难。机器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的人工智能，而是那些人类主人天生的愚蠢和残酷。

1995年7月，前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部队在斯雷布雷尼察镇周围屠杀超过8000名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美莱村大屠杀属于无计划屠杀，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则历时持久，组织严密，反映出塞军的政策是对波斯尼亚境内的穆斯林进行种族清洗。24如果塞军在1995年便拥有机器人杀手，整场暴行只会更糟，因为任何机器人都只会毫不犹豫地执行接到的命令，也绝不会因为同情、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厌恶，或者单纯因为过于疲累，就饶过哪个儿童穆斯林的性命。

冷酷狠心的独裁者有了这样的机器人杀手，不管下了多无情、多疯狂的命令，都不用担心士兵起而反抗。如果有了机器人军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能还没开始就遭到扼杀；如果2011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手中有一群机器人杀手，用来对付民众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它们倒戈相向。同样，有了机器人军队的帝国主义政府也可以发动各种没有民意支持的战争，而不用担心机器人无心作战或机器人的家人会站出来抗议。要是美国在越战时有机器人杀手，虽然可能不会发生美莱村大屠杀，但越战本身却可能要再拖上更多年，因为美国政府不用再烦恼士兵士气低落、国内出现大规模反战游行，或者“退役机器人反对战争”活动。（虽然部分美国公民仍然可能反对战争，但既然不用担心自己被征召，自己没有犯下暴行的记忆，也无须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反战游行的人数大概会锐减，反战决心也不会那么坚定。）25

此类问题当然和民用的自动驾驶汽车关系不那么大，毕竟没有任何汽车制造商会蓄意设计车辆去撞死人。然而，由于太多政权道德有缺失，甚至根本就是图谋不轨，自主武器系统带来灾难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会造成危险的不只是机器人杀手，监控系统同样有风险。在好政府的手中，强大的监控算法可以是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最大的好事。然而，同样一套大数据算法也可能养出未来的“老大哥”，最后出现奥威尔笔下的那种监控政权，所有人无时无刻不遭到监控。26

事实上，我们最后可能会得到连奥威尔都难以想象的结果：完全的监控政权，不但追踪所有人的一切行为和话语，甚至还能进入我们体内，掌握我们内心的感受。举例来说，如果某国领导人拿到这项新技术，想想看他会怎么运用？在未来，可能该国所有公民都会被要求佩戴生物统计手环，不仅监控他们的一言一行，还掌握他们的血压和大脑活动。而且，随着科学越来越了解大脑，并运用机器学习的庞大力量，该国政权可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知道每个公民在每个时刻想些什么。如果你看到一张该国领导人的照片，而生物传感器发现你出现愤怒的迹象（血压升高、杏仁核活动增加），大概明早你就会被抓进监狱。

当然，由于该国政权与外界相对隔绝，光靠自己可能很难研发出所需科技。但相关科技可能会由科技较先进的国家研发完成，而它可以复制或者购买。某些国家不断改良其监控工具，许多民主国家（从美国到我的祖国以色列）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以色列有“新创企业之国”的美名，高科技产业部门极度活跃，还有尖端的网络安全产业。但与此同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处于致命的冲突局面，一旦真的研发出必要的科技，至少有部分领导人、将军和国民会很乐意立刻在约旦河西岸布下全面的监控系统。

就算在今日，只要巴勒斯坦人一打电话、发了脸谱网文章或前往另一个城市，就很可能已经被以色列的麦克风、照相机、无人机或间谍软件监控。由此收集到的数据会再用大数据算法进行分析，使得以色列安全部队无须真正动用太多人力，就能找出并消灭潜在威胁。巴勒斯坦人看起来好像占有约旦河西岸的一些城镇和村庄，但其实以色列人控制着那里的天空、电波和网络空间。所以虽然西岸巴勒斯坦人口有大约250万，但只要用少得惊人的以色列士兵，就可以有效控制那里。27

2017年10月曾有一起悲哀而荒谬的事件，一名巴勒斯坦工人在自己的脸谱网账号发了一张在工地的自拍照，就站在一台推土机前面。在照片旁边，他用阿拉伯文写了——“早安！”但算法自动翻译这些阿拉伯文字的时候出了错，把意为“早安”的“Ysabechhum”误判成“Ydbachhum”，意思就成了“杀光他们”。以色列安全部队怀疑这名男子是恐怖分子，打算用推土机冲撞碾压人群，于是立刻将他逮捕。直到他们发现是算法出错，这名男子才得到释放。然而，那则叫人紧张的脸谱网发文还是被删除了，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啊。28巴勒斯坦人今天在西岸的状况大概只是个简单预告，未来或许全球几十亿人终将出现同样的局面。

在20世纪后期，民主国家的表现通常优于专制国家，是因为民主国家更善于处理数据。民主制度采用分布式的信息处理，由许多人和机构来做出决定，而专制制度则是把所有信息和权力都集中在一处。鉴于20世纪的科技水平，把太多信息和权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并不是有效率的做法。在当时，没有人能够及时处理完所有信息，并做出正确决定。这也就成了苏联做出的决策水平远低于美国，苏联经济远远落后于美国经济的部分原因。

然而，人工智能很快就会让钟摆摆向相反的方向。有了人工智能，就能集中处理大量的信息，甚至因为机器学习在分析越多信息之后效果越好，所以人工智能可能会让集中式系统比分布式系统效率更高。在不考虑任何隐私问题的前提下，在一个数据库里就拥有10亿人的完整信息，绝对会比只有100万人的部分信息更能训练出优秀的算法。举例来说，如果有某个专制政府要求所有公民进行DNA扫描，再将所有医疗数据提供给中央机构，这时比起那些医疗数据需要严格保密的社会，专制政府就能掌握遗传学和医学研究的巨大优势。一心想把信息集中，在20世纪曾是专制政权的主要弱点，但到了21世纪却可能成为决定性的优势。

随着算法变得如此了解我们，某些政权能够对公民进行绝对的控制，程度甚至超过纳粹德国，而且公民可能完全无力抵抗。这种政权不仅能明确掌握你的感受，甚至还能控制你的感受。

我们并不会回归到希特勒的时代。数字独裁和纳粹德国之间的差异，可能就像纳粹德国与法国旧制度的差异一样巨大。路易十四也是个集权的独裁者，但当时并没有足以建立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科技。虽然他的统治并未受到抵抗，但当时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话和火车，他也就很难掌控布列塔尼某个偏远乡村的农民甚至巴黎市中心市民的日常生活。当时不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他都不可能建立群众政党、全国青年运动组织或国家教育体系。29是因为20世纪出现了新科技，才让希特勒有了做这些事的动机和能力。我们无法预测2084年的数字独裁政权会有怎样的动机和能力，但要说他们想成为另一个希特勒，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有人打算用20世纪30年代的方式来重新打这场仗，有可能会遇到完全出乎意料的攻击，令他们措手不及。

就算民主制度成功适应调整而生存下来，人民也可能遭受到新形态的压迫和歧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银行、企业和机构运用算法来分析数据，做出与我们相关的决定。你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申请单很可能是由算法处理的，而不是由人类审核的。算法分析你的大量资料和其他几百万人的统计数据，据以决定你是否可靠，该不该给你提供贷款。一般来说，算法此时会比人类银行职员表现更佳。但问题在于，如果算法里藏着某种不公，我们将很难察觉。如果银行拒绝给你贷款，你问：“为什么？”银行会说：“算法说不行。”但你再问：“为什么算法说不行？我哪里有问题？”银行会说：“我们也不知道。没人知道这套算法背后的道理，总之就是一套先进机器学习的结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算法，所以不会贷款给你。”30

如果被歧视的是某个群体（例如妇女或黑人），这些群体能够组织起来，抗议他们集体遭到歧视。然而，现在算法歧视的有可能就是你这个人，而你完全不知道原因。有可能是你的DNA、你的过去或者脸谱网账号上有些什么，引起了算法的注意。算法歧视你，并非因为你是个女性或黑人，而是因为你就是你。就是有些什么关于你的特质，算法不喜欢。你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特质，就算你知道，也找不到人和你一起大声抗议，因为没有其他人会遇到与你一样的偏见，只有你。到了21世纪，除了过去的集体歧视之外，我们可能还要面临日益严重的个人歧视问题。31

在最高的权力阶层可能还会有几个人类，这让我们有个错觉，以为算法只是顾问，最终的权威还是掌握在人类手中。我们不会任命某个人工智能来担任德国总理或谷歌的首席执行官，但那位总理和首席执行官的决策会由人工智能制定。总理手中会有几个不同的选项，但所有选项都会是大数据分析的结果，反映的也是人工智能看世界的方式，而非人类看世界的方式。

让我们举个类似的例子：今天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似乎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之间做选择，政治家有种以为自己可以选的错觉，但真正重要的决定早就由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商人在提出选项时就做完了。也就是说，是他们为政治家定下了选择的方向。而再过几十年，就可能是由人工智能来提出选项，供政治家进行挑选了。





人工智能和自然愚蠢


一个好消息是，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不用担心科幻小说里那种人工智能产生意识、杀光或奴役人类的噩梦。我们会越来越依赖算法为我们做决定，但算法并不太可能开始有意识地操纵人类。事实上，它们不会有任何意识。

科幻小说常把智能与意识混为一谈，并认为如果要有与人类相当甚至更高的智能，计算机就必须发展出意识。几乎所有关于人工智能的电影和小说，基本情节都围绕着计算机或机器人产生意识的那个神奇时刻。而一旦它们有了意识，不是人类主角爱上机器人，就是机器人打算杀光所有人类，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但实际上，并没有理由相信人工智能会获得意识，因为智能和意识是天差地别的两种概念。智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意识则是能够感受痛苦、喜悦、爱和愤怒等事物的能力。我们之所以会两者不分，是因为对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来说，智能与意识会携手同行。哺乳动物处理大多数问题时靠的是“感觉”，但计算机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提高智能的路其实有好几条，其中只有一条需要靠意识。就像飞机不用发展出羽毛，但飞行速度却比鸟更快，计算机也不用发展出哺乳动物所需要的感受，就能比哺乳动物更会解决问题。确实，人工智能必须准确分析人类的感受，才能好好替人类治病、找出人类的恐怖分子、为人类推荐另一半、在满是行人的街道上行车，但是这一切并不需要它自己有任何感觉。算法只需要学会辨别猿类在快乐、愤怒或恐惧下的生化模式，而不需要它自己感受到快乐、愤怒或恐惧。

当然，人工智能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展出感受。我们目前对意识的了解还不足以完全下定论，大致而言，需要考虑三种可能：


1. 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与有机生化相关，因此只要是非有机体的系统，就不可能创造出意识。

2. 意识与有机生化无关，而与智能有关。这样一来，计算机就能够发展出意识，而且如果计算机要跨过某种智能门槛，就必须发展出意识。

3. 意识与有机生化或高智能并无重要关联。这样一来，计算机确实可能发展出意识，但并非绝对。计算机有可能具备极高的智能，但同时仍然完全不具有意识。




就目前人类具有的知识来看，这些可能都无法排除。然而，正因为我们对意识所知太少，短时间内似乎并不可能设计出有意识的计算机。因此，虽然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力量，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人类的意识为准。

这里的危险在于，如果我们太注重发展人工智能而又太不注意发展人类的意识，那么计算机有了极先进的人工智能之后，可能只会增强人类的“自然愚蠢”。在未来几十年内，我们不太可能碰到机器人叛乱的问题，但机器人可能会比你的父母更知道怎样可以触动你的情绪，并且会运用这种神奇的能力来对你进行推销，让你想买某辆车、想把选票投给某个人，或是想接受某种意识形态。这些机器人能够找出我们最深层的恐惧、仇恨和渴望，再用它们来对付我们。从最近全球的选举和公投就可以预见未来：黑客通过分析选民数据，运用选民现有的偏见，就能知道怎样操纵单个选民。32科幻惊悚片常常上演的是烈火浓烟、轰轰烈烈的末日景象，但实际上，末日景象可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点击当中悄悄而且平凡地来临。

想避免这种结果，每投入一美元、一分钟来提升人工智能，就应该同样投入一美元、一分钟来提升人类意识。但很遗憾，目前对于人类意识的研究和开发并不多。我们对于人类能力的研发，主要都是为了满足目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迫切需求，而不是为了让人类在很久之后仍然是一种保有意识的生物。上司希望我回复电子邮件越快越好，但他对于我品尝和欣赏食物的能力毫无兴趣。结果就是我连吃饭的时候都在收电子邮件，也就慢慢失去了重视自己感官感受的能力。整个经济体系逼着我要扩大投资组合、让投资更多元，但完全没让我有动机去扩大同理心，让我的同理心更多元。于是，我投入大量心力想了解证券交易的种种奥秘，但几乎不花什么心思来了解痛苦背后有什么深层成因。

在此，人类就像是其他经过驯化的家畜。例如我们培育的奶牛，性情温顺，乳量惊人，但在其他方面远远不及其野生祖先，没那么灵活，没那么好奇，也没那么懂得变通。33我们现在也正在培育一种驯化的人类，产生的数据量惊人，而且能够像海量数据处理装置中的高效芯片一样运转，然而这些“数据牛”绝对称不上是发挥了人类的最大潜能。事实上，因为我们还太不了解人类的心智，根本无从得知人类的最大潜能是什么模样。然而，我们几乎没有投入什么心力来探索人类的心智，只一心想着提升网络连接的速度及大数据算法的效率。如果再不注意，最后的局面就会是退化的人类滥用进化的计算机，伤害自己，也伤害世界。

未来的危险还不止数字独裁一项。自由主义秩序背后的价值观除了自由之外，也很重视平等。自由主义一直强调政治上的平等，也慢慢发现经济上的平等几乎同样重要。如果没有社会安全网的机制与一定的经济平等，自由就毫无意义。然而，正因为大数据算法可能会抹去自由，同时也就可能创造出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让所有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大多数人类的痛苦将不再是受到剥削，而是更糟的局面：再也无足轻重。

[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简称“英国”（United Kingdom），本土位于欧洲大陆西北面的不列颠群岛，被北海、英吉利海峡、凯尔特海、爱尔兰海和大西洋包围。英国是由大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爱尔兰岛东北部的北爱尔兰以及一系列附属岛屿共同组成的一个西欧岛国。除本土之外，其还拥有十四个海外领地，总人口超过6500万，其中以英格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占83.9%。... 更多



[卡梅伦]戴维·威廉·唐纳德·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1966年10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中上阶级家庭，父亲曾是一位股票经纪人，母亲是一位准男爵（Sir William Mount,2nd Baronet）的女儿，曾任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卡梅伦家族源自苏格兰高地的印威内斯，是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和其情妇的直系后代，在英国金融界有很长的历史，祖辈有很多成员担任股票经纪或金融投资工作。戴维·卡梅伦是英国保守党的政治明星，2001年成为英国下议院议员，2005年在年仅39岁时成为英国保守党领袖，2010年5月11日起成为英国第75任首相，是英国自1812年罗伯特·班克斯·詹金逊以来最年轻的首相。2010年11月9日，戴维·卡梅伦展开为期两天的首次访华之旅。2015年3月11日，戴维·卡梅伦在各国领导人工资中，排名第五位。2015年... 更多



[理查德·道金斯]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演化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科普作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是当今仍在世的最著名、最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和演化论拥护者之一，有“达尔文的罗威纳犬”（Darwin's Rottweiler）的称号。道金斯原为牛津大学科普教授，现任英国人文主义协会副主席，并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士、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士同英国世俗公会荣誉会员。道金斯同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和已故的英裔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常常一起被称为“新无神论的四骑士”。... 更多



[张公]张公，号一公居士，名玉成。中国当代易学专家，环境风水策划大师。中国环境风水与喷画艺术相结合的核心人物。自幼酷爱艺术和玄术，从事易学研究二十余载 ，用纯艺术理念，调整环境风水自成一脉，倍受青睐。多次应邀参加国际国内易学高峰论坛，曾为数百家企业进行过环境风水策划。... 更多



[鲍里斯·约翰逊]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英国国会保守党籍议员，2008年5月1日击败工党候选人肯·利文斯通当选伦敦市长。2012年5月4日临近午夜揭晓的伦敦市长选举中，保守党候选人、现任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再次以微弱优势击败工党候选人肯·利文斯通，获得伦敦市长新的四年任期。2015年2月15日，他表示自己将放弃美国国籍，表明自己效忠的国家是英国，而不是美国。此前他因为生在美国而拥有英美双重国籍。2016年7月，鲍里斯·约翰逊担任英国外交大臣。2018年7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职。... 更多



[Boris Johnson]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英国国会保守党籍议员，2008年5月1日击败工党候选人肯·利文斯通当选伦敦市长。2012年5月4日临近午夜揭晓的伦敦市长选举中，保守党候选人、现任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再次以微弱优势击败工党候选人肯·利文斯通，获得伦敦市长新的四年任期。2015年2月15日，他表示自己将放弃美国国籍，表明自己效忠的国家是英国，而不是美国。此前他因为生在美国而拥有英美双重国籍。2016年7月，鲍里斯·约翰逊担任英国外交大臣。2018年7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职。... 更多



[可口可乐公司]可口可乐公司（The Coca-Cola Company），成立于1886年5月8日，总部设在美国佐治亚州(Georgia, 简称GA)的亚特兰大，是全球最大的饮料公司，拥有全球48%市场占有率以及全球前三大饮料的二项（可口可乐排名第一，百事可乐第二，低热量可口可乐第三）,可口可乐在200个国家拥有160种饮料品牌，包括汽水、运动饮料、乳类饮品、果汁、茶和咖啡，亦是全球最大的果汁饮料经销商（包括Minute Maid品牌），在美国排名第一的可口可乐为其取得超过40%的市场占有率，而雪碧(Sprite)则是成长最快的饮料，其它品牌包括伯克(Barq)的root beer（沙士）。2017年6月7日，2017年《财富》美国500强排行榜发布，可口可乐公司排名第64位。2018年7月，《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可口可乐公司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中排行第32... 更多



[昆汀·塔伦蒂诺]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1963年3月27日生于美国田纳西州挪克斯维尔，美国导演、编剧、演员、制作人。1987年，拍摄个人首部喜剧短剧《我最好朋友的生日》。1991年，凭出售《致命浪漫》剧本所得的5万美元，决定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三个剧本《落水狗》。1994年凭借执导拍摄犯罪剧情电影《低俗小说》获得戛纳影展金棕榈奖，1995年获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奖，奠定了他的好莱坞地位。1997年，拍摄惊悚电影《危险关系》。2003年，连续推出《杀死比尔1》和《杀死比尔2 》。2009年拍摄了布拉德·皮特领衔主演的电影《无耻混蛋》。2013年凭借电影《被解救的姜戈》获第85届奥斯卡奖最佳原创剧本奖。... 更多



[Quentin Tarantino]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1963年3月27日生于美国田纳西州挪克斯维尔，美国导演、编剧、演员、制作人。1987年，拍摄个人首部喜剧短剧《我最好朋友的生日》。1991年，凭出售《致命浪漫》剧本所得的5万美元，决定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三个剧本《落水狗》。1994年凭借执导拍摄犯罪剧情电影《低俗小说》获得戛纳影展金棕榈奖，1995年获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奖，奠定了他的好莱坞地位。1997年，拍摄惊悚电影《危险关系》。2003年，连续推出《杀死比尔1》和《杀死比尔2 》。2009年拍摄了布拉德·皮特领衔主演的电影《无耻混蛋》。2013年凭借电影《被解救的姜戈》获第85届奥斯卡奖最佳原创剧本奖。... 更多



[Netflix]Netflix(Nasdaq NFLX) 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主要提供Netflix超大数量的DVD并免费递送，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斯盖图。Netflix已经连续五次被评为顾客最满意的网站。可以通过PC、TV及iPad、iPhone收看电影、电视节目，可通过Wii，Xbox360，PS3等设备连接TV。Netflix大奖赛从2006年10月份开始，Netflix公开了大约1亿个1－5的匿名影片评级，数据集仅包含了影片名称。评价星级和评级日期，没有任何文本评价的内容。比赛要求参赛者预测Netflix的客户分别喜欢什么影片，要把预测的效率提高10%以上。2017年6月6日，《2017年BrandZ最具价值全球品牌100强》公布，Netflix名列第92位。 2017年11月30日，美国流媒体巨头、世界最大的收费视频网站网飞（Netflix）买下《白夜追凶》播放权，... 更多



[普林斯顿神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始建于1812年，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 更多



[长老教会]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 是基督新教的一派，他们的根源是从十六世纪的西欧改革运动开始产生。长老派采取了1647年创作的《韦斯敏斯德信仰宣言》当他们唯一的信条，作为本会牧师受训练的教条标准。... 更多



[犹太人]犹太人（希伯来语：יְהוּדִים‎, Jews, Yhudim），又称犹太民族，属闪米特人，人种为欧罗巴人种闪米特-含米特亚种，是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国的一个民族。犹太人通常有两种情况，广义上来讲，根据犹太教（Judaism）律法《哈拉卡》的定义，一切皈依犹太教的人（宗教意义）以及由犹太母亲所生的人（民族意义）都属于犹太人。犹太人发源于西亚的以色列地或希伯来地。狭义上来讲则要追溯到在“种族"范畴上的历史。根据有关犹太人组织的统计，2007年全球犹太人总数约在1600万人左右，其中540万人定居在以色列，530万人居住在美国，其余则散居在世界各地。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 更多



[利未人]利未 ( 标准希伯来语 Levi, Tiberian 希伯来语 Lēwî) 是以色列利未支派的祖先· 他是雅各和利亚的第三个儿子·。... 更多



[犹太教]犹太教（Judaism）是世界三大一神信仰中最早而且最古老的宗教，也是犹太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信仰。犹太教的主要诫命与教义来自《托拉》（妥拉），即圣经的前五卷书。犹太教信奉的是耶和华神，希伯来语称“יהוה”。托拉广义上指耶和华神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义，亦指耶和华神启示给人类教导与指引。狭义上指《旧约》的首五卷（犹太人不称旧约），又称律法书或《摩西五经》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犹太教（Judaism），旧称为挑筋教、蓝帽回回，是在公元前2000年西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希伯来人中产生的。犹太教最重要的教义，在于只有一位神，即无形并且永恒的上帝。他愿所有的人，行公义，好怜悯，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人都应该有尊严且受到尊敬地对待。犹太人以学习及祈祷来侍奉上帝，同时遵行摩西五经上所指引的诫命。与世界上其他宗教不一样，犹太教不欢迎外族信仰犹太教，不主动到外族人中... 更多



[John Stuart Mill]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约翰·穆勒是詹姆士·穆勒的儿子，受过其父的严格教育，在17岁时进入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一直到1858年。他一生以新闻记者和作家的身份写了不少著作。约翰·穆勒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后继者。他把实证主义思想最早从欧洲大陆传播到英国，并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相结合。在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论自由》（1859）。... 更多



[迈克尔·舒马赫]迈克尔·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1969年1月3日出生于许尔特，德国一级方程式赛车车手，现代最伟大的F1车手之一，在他头16年的职业生涯中，几乎刷新了每一项纪录。总共赢得7次总冠军，亦曾是唯一赢得总冠军的德国车手（后被德国车手塞巴斯蒂安·维特尔于2010年刷新）。2006年，迈克尔·舒马赫宣布退役。2010年初，舒马赫正式宣布复出，加盟前身为布朗车队的梅塞德斯车队。2012年10月4日，舒马赫在铃鹿再次宣布退役。2013年12月29日，舒马赫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滑雪时发生事故，头部撞到岩石，严重受创。... 更多



[舒马赫]迈克尔·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1969年1月3日出生于许尔特，德国一级方程式赛车车手，现代最伟大的F1车手之一，在他头16年的职业生涯中，几乎刷新了每一项纪录。总共赢得7次总冠军，亦曾是唯一赢得总冠军的德国车手（后被德国车手塞巴斯蒂安·维特尔于2010年刷新）。2006年，迈克尔·舒马赫宣布退役。2010年初，舒马赫正式宣布复出，加盟前身为布朗车队的梅塞德斯车队。2012年10月4日，舒马赫在铃鹿再次宣布退役。2013年12月29日，舒马赫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滑雪时发生事故，头部撞到岩石，严重受创。... 更多



[罗尔斯]约翰·罗尔斯（1921年2月21日－2002年11月24日），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哈佛大学教授，写过《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万民法》等名著，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更多



[工程问题]工程问题是中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中的重点，是分数应用题的引申与补充，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工具。它是函数一一对应思想在应用题中的有力渗透。工程问题也是教材的难点。工程问题是把工作总量看成单位“1”的应用题，它具有抽象性，学生认知起来比较困难。... 更多



[塞尔维亚族]塞尔维亚族，南斯拉夫主体民族之一。共有814万（1981年），为全国人口总数的36.3%。其中618万人在塞尔维亚共和国，132万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53万人在克罗地亚共和国。人种类型为欧罗巴人种。18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1815年反土起义后获得自治权。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获独立。1913年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塞尔维亚从土耳其统治下获得解放。1914年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动进攻（萨拉热窝事件），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与其它国家一起形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45年11月建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更多



[穆巴拉克]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阿拉伯文：محمد حسنى سيد مبارك‎，英文：Muhammed Hosni Mubarak，1928年5月4日-），埃及前总统、民族民主党主席。穆巴拉克1928年5月4日生于曼努菲亚省的农家，1949年和1950年先后毕业于埃及军事学院和空军学院，曾三次赴苏联学习。1967年，穆巴拉克参加第三次中东战争并指挥空战，1972年4月任空军司令，同年5月兼任国防部副部长，1972年至1975年任武装部队总司令。1973年1月，获阿拉伯国家联盟防御理事会任命，成为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战线空军司令，同年，“十月战争”指挥有功，获共和国勋章。1975年4月任埃及副总统，1978年任埃及民族民主党副主席，1980年5月兼任该党... 更多



[奥威尔]乔治·奥威尔（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他的代表作《动物庄园》和《1984》是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其中《1984》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英语小说之一。1903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公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20世纪30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洛茨基派系（第四国际）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因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50年，死于困扰其数年的肺病，年仅47岁。乔治·奥威尔一生短暂，但其以敏锐的洞... 更多



[巴黎市]巴黎（Paris），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也是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中心，世界四个国际大都市之一，其余三个分别为纽约、伦敦和东京。巴黎位于法国北部巴黎盆地的中央，横跨塞纳河两岸，城市中心坐标为北纬48°52′、东经2°25′。广义的巴黎有小巴黎和大巴黎之分。小巴黎指大环城公路以内的巴黎城市内，面积105.4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大巴黎包括城区周围的上塞纳省、瓦勒德马恩省、塞纳-圣但尼省、伊夫林省、瓦勒德瓦兹省、塞纳-马恩省和埃松省七个省，共同组成巴黎大区，这片地区在古代就已经被称作“法兰西岛”（ile-de-france），面积达1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100万（2016年），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巴黎建都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法国，也是西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2016年，巴黎的地区生产总值已达到7350.6亿美元。2017年8月1日，国际奥委会宣... 更多





第4章

平等：谁该拥有数据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都以为人类将迈向人人平等，而全球化和新技术则会让我们走得更快。但实际上，21世纪可能会产生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虽然全球化和互联网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却可能扩大阶级之间的差距；人类似乎就要达成全球统一，但人类这个物种却可能分裂成不同的生物种姓。

不平等的状态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早在三万年前的狩猎采集部落，就有某些人的坟墓极尽奢华，身边满是象牙珠、手镯、珠宝和手工艺品，而同一部落的其他人只是在地上挖个洞就草草埋葬。虽然如此，古代的狩猎采集部落已经比后来的所有人类社会都更加平等，原因在于他们本来就没什么财产。毕竟，得先有财产，才需要担心占有不均的问题。

农业革命之后，财产不断增加，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人类拥有土地、动物、植物和工具之后，僵化的等级社会出现了，一小群精英世世代代垄断了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人类也学会了接受这种情况，认为这再自然不过，甚至可能是天命难违。在这种想法之下，等级制度不仅是常态，更是理想。如果贵族和平民、男性和女性、父母和子女全部混为一谈而没有高下之分，哪能有秩序呢？世界各地的神职人员、哲学家和诗人都会耐心地解释说，就像人体的各个器官也不平等一样（脚得听头的话），如果在人类社会要求平等，只会带来混乱。

但到了现代晚期，平等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理想。部分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新思想的兴起，还有部分原因是工业革命使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工业化的经济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动者，工业化的军队也需要大量的普通士兵。无论哪种政体的国家，都极为重视国民的健康、教育和福利，因为它们需要几百万健康的劳动者在生产线工作，需要几百万个忠诚的士兵在战壕里作战。

因此，20世纪的历史有一大部分时间是在缩小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虽然2000年的世界还有等级之分，但已经比1900年的世界平等许多。在21世纪的头几年，人们预期推动平等的进程还会持续，甚至加速，特别是希望全球化将会把繁荣带到世界各地，使印度人和埃及人也能享受与芬兰人和加拿大人同等的机会和特权。整整一代人都听着这个承诺长大。

现在看来，这项承诺大概不会有实现的一天。全球化确实让许多人受益，但有迹象显示，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少数人逐渐垄断了全球化的成果，而其他数十亿人则被弃之不顾。现在，最富有的1%人群已经拥有全球一半的财富。更令人警醒的是，最富有的100人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越了最贫穷的40亿人。1

事情还可能更为恶化。前几章已经提过，人工智能兴起可能会让大多数人类不再拥有经济价值和政治力量。同时，生物技术的进步则可能将经济上的不平等转化为生物上的不平等。那些超级富豪终于要看到值得砸下手中大把财富的目标了。迄今为止，能用钱买到的顶多就是地位的象征，但很快就有可能买到生命本身。等到出现了延长生命、让身体和认知能力再升级的全新疗法，而这一切的代价又极度昂贵，可能就是人类整体分裂出生物种姓的时刻。

在人类历史上，富人和贵族总是认为自己是在某些技能上高人一等，才让他们大权在握。但就我们所知，事实不然。平均来说，公爵并不比农民更具天赋，之所以有地位高下之别，只是不公平的法律和经济歧视所致。但到了2100年，富人就可能真的比贫民更有天赋、更具创意、更为聪明。等到贫富之间出现真正的能力差异，要再拉近几乎不再可能。如果富人运用优秀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自己，而且拥有更多的钱就能买到更强的身体和大脑，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只会越来越大。到了2100年，最富有的1%人群可能不仅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更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美丽、创意与健康。

因此，在生物工程与人工智能兴起之后，人类可能会分裂成两个群体：一小群超人类，以及绝大多数位于下层而且毫无用途的智人。雪上加霜的是，等到民众不再具备经济与政治上的力量，国家对国民健康、教育和福利的投资意愿也可能降低。成了多余的人，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这时候，民众的未来只能依赖一小群精英能否心存善意。就算这种善意能维持几十年，但只要遭逢危难（例如气候突变），要把多余的人抛到脑后实在太诱人，也太简单。

像法国和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长久以来抱持自由主义的信仰、福利国家的作风，虽然精英已经不再需要民众，但或许仍然愿意继续为民众提供照顾。然而如果是在比较资本主义的美国，只要一有机会，精英群体可能就会立刻打破福利国家的制度。至于在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情况就更为严峻：一旦民众不再具有经济价值，不平等的状况就会迅猛发展。

这样一来，全球化非但没有让全球统一，还可能造成“种化”（speciation）：人类分化成不同的生物种姓，甚至直接成为不同的物种。全球化会让世界横向统一、消除国界，但也让人类纵向分化成不同族群。就算是在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执政的少数精英也可能决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大批平凡的智人。这样看来，目前的平民主义者厌恶“精英分子”，确实有其道理。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硅谷巨擘和莫斯科亿万富豪的孙子，就可能成为比阿巴拉契亚山区乡下人和西伯利亚地区农民的孙子更优秀的物种。

长远看来，这甚至可能会造成全世界的“去全球化”：上层种姓聚集起来自称“文明”，再用城墙和护城河把自己与外界的“野蛮人”隔开。在20世纪，工业文明需要“野蛮人”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所以文明征服了野蛮并加以吸收。但到了21世纪，后工业文明需要的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纳米科技，比起过去更能自给自足、自我维系。于是，不只是整个人类，就连整个国家、整片大陆都可能变得无足轻重。到时可能就会出现文明区与野蛮区的分别，两者之间由无人机和机器人形成边界。在文明区里，作战时是生化人彼此互掷逻辑炸弹；而在野蛮区里，用的则是砍刀和AK–47突击步枪。

在这本书中，我常常用第一人称复数来讨论人类的未来，讲着“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或许根本没有“我们”。或许“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同的人类团体会有完全不同的未来。也许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要教给孩子的是怎么写计算机程序；但在另外一些地方，该教的是怎样拔枪拔得快、射击射得准。





该由谁拥有数据


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所有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关键在于规范数据的所有权。在古代，土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产，政治斗争是为了控制土地，而一旦太多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就分裂成贵族和平民。到了现代，机器和工厂的重要性超过土地，政治斗争便转为争夺这些重要生产工具的控制权。等到太多机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就分裂成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但到21世纪，数据的重要性又会超越土地和机器，于是政治斗争就是要争夺数据流的控制权。等到太多数据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人类就会分裂成不同的物种。

争夺数据的比赛已经开始，目前是以谷歌、脸谱网、百度和腾讯等数据巨头为首。到目前为止，这些巨头多半采用“注意力商人”（attention merchant）2的商业模式：靠提供免费信息、服务和娱乐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再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卖给广告主。然而，这些数据巨头真正的目标其实远超以往的注意力商人，他们真正的业务不是销售广告，而是靠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取得了关于我们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远比任何广告收入更有价值。我们不是他们的用户，而是商品。

就中期来看，这一大批数据可能带来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而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广告业本身。这种新商业模式的基础是将权力从人类转移到算法手中，包括选择和购买商品的权力。一旦开始由算法为我们选择、购买商品，广告业就会崩溃。以谷歌为例，谷歌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万事问谷歌，而且我们也能得到全世界最好的答案。假设某一天，我们可以跟谷歌说：“嗨，谷歌，根据你对汽车和我的所有了解（包括我的需求、习惯、对全球变暖的看法，甚至是对中东政局的看法），哪辆车是我最好的选择？”再假设谷歌确实能给出很好的答案，而且我们已经从经验得知要相信谷歌的智慧，而不要相信自己老是被操控的种种感受，到那个时候，汽车广告还有什么用？

而就长期来看，只要取得足够的数据和运算能力，数据巨头就能破解生命最深层的秘密，不仅能为我们做选择或操纵我们，甚至可能重新设计生物或无机的生命形式。为了维持运营，这些巨头在短期内可能仍然需要卖广告，但它们现在评估应用程序、产品和公司的标准已经不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能收集到多少数据。某款热门的应用程序可能缺乏商业模式，甚至短期内还会亏损，但只要能取得数据，就能价值数十亿美元。3就算你还没想清楚怎么用某批数据来赚钱，最好也先有了再说，因为这可能就是控制和塑造未来生活的关键。我无法确认这些巨头是不是也这么想，但从它们的作为来看，确实将收集数据看得比实际获利更重要。

一般人会发现很难抗拒这种过程。至少在目前，人们都还很乐于放弃自己最宝贵的资产（他们的个人信息），以换取免费的电子邮件服务和可爱的猫咪影片。这有点儿像非洲和美洲的原住民部落，不经意间就把整个国家卖给了欧洲某国，换来各种颜色的珠子和廉价饰品。如果大众未来想要阻止数据外流，可能会发现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几乎所有决定都得依赖网络，甚至医疗保健和生命延续也不例外。

人类可能已经完全和机器融合，一旦与网络断开便无法生存。有可能还在子宫里的时候，人类就连接上了网络；而如果日后选择断开连接，保险机构就会拒绝投保，雇主就会拒绝雇用，医疗机构也会拒绝提供服务。在健康与隐私的这场大战之中，健康应该会轻松获胜。

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通过生物传感器从身体和大脑流向智能的机器，企业和政府将更容易了解你、操纵你、为你做出决定。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可能破译所有人身体和大脑背后的深层机制，拥有打造生命的力量。如果我们想要阻止一小群精英分子垄断这种神一般的权力，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人类分裂成不同的物种，关键的问题就是：该由谁拥有数据？关于我的DNA、我的大脑和我的生命，这些数据到底是属于我、属于政府、属于企业，还是属于全体人类？

授权让政府把这些数据国有化，或许能够对大企业发挥抑制作用，但也可能导致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独裁。政治人物有点儿像音乐家，只不过他们手中的乐器是人类的情绪和生化系统。他们发表讲话，于是全国就感到一阵恐惧；他们发了一则推文，于是就爆发了一股仇恨。在我看来，实在不该让这些“音乐家”拿到更先进的乐器。如果哪天政治人物可以直接按下我们的情绪按钮，随意让我们感到焦虑、仇恨、欢乐或无趣，政治就只会是一场情绪的闹剧。虽然我们担心企业的力量过于强大，但从历史上来看，让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也不见得更好。就像此时此刻，我宁可把数据给脸谱网的马克·扎克伯格，也不想给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只不过从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丑闻来看，或许二者没有多大差异，交给扎克伯格的数据还是可能流到某国领导人手里］。

和前面两种选择比起来，或许“把数据拥有权握在自己手上”听起来更有吸引力，但我们其实说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讲到要拥有土地，我们已经有几千年的经验，知道怎么在边界上筑起围篱、在大门口设置警卫、控制人员进出。讲到要拥有企业，我们在过去两个世纪发展出一套先进的规范方式，可以通过股票的买卖，拥有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的一部分。但讲到要拥有数据，我们就没有太多经验了。这是一项更为艰难的任务，因为不像土地或机器，数据无所不在但又不具真实形态，可以光速移动，还能随意创造出无穷无尽的副本。

所以，我们要呼吁所有律师、政治家、哲学家甚至诗人，好好注意这项难题：如何规范数据的所有权。这可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如果不能赶快找出答案，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就可能面临崩溃。人们已经感觉到这个灾难就在眼前，或许正因为如此，全球民众开始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失去信心，而仅仅10年之前，自由主义看起来似乎还永远颠扑不破。

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又该如何应对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的重大挑战？或许那些最早对世界带来破坏性创新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也能用科技找出解决方案？举例来说，能不能用算法形成网络，支持全球人类社群，让所有人共同拥有所有数据，一同监督未来的生活发展？随着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紧张局势节节升高，或许扎克伯格也该呼吁人数多达20亿的脸谱网网民，大家一起来做些什么。

[生物工程]生物工程，是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学科，90年代诞生了基于系统论的生物工程，即系统生物工程的概念。所谓生物工程，一般认为是以生物学（特别是其中的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和细胞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结合化工、机械、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工程技术，充分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最新成就，自觉地操纵遗传物质，定向地改造生物或其功能，短期内创造出具有超 远缘性状的新物种，再通过合适的生物反应器对这类“工程菌”或“工程细胞株”进行大规模的培养，以生产大量有用代谢产物或发挥它们独特生理功能一门新兴技术。生物工程是分子遗传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学工程和能源学等各学科的结合，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医药、食品、农林、园艺、化工、冶金、采油、发酵罐新技术和新底物的环保等方面。许多现有的以微生物学为基础的工业，依靠基因工程、利用而得以改进，同时还缓解了环境污染等社会问... 更多



[汽车广告]汽车广告(Automotive Advertising)的立足点是企业。做广告是企业向广大消费者宣传其产品用途、产品质量，展示企业形象的商业手段。在这种商业手段的运营中，企业和消费者都将受益。企业靠广告推销产品，消费者靠广告指导自己的购买行为。不论是传统媒介，还是网络传播，带给人们的广告信息为人们提供了非常方便的购物指南。因此，在当前的信息时代，我国的汽车企业应运用多种媒体做广告，宣传本企业的产品，否则会贻误时机。... 更多



[马克·扎克伯格]马克·艾略特·扎克伯格（英文：Mark Elliot Zuckerberg），1984年5月14日生于美国纽约州白原市，社交网站Facebook（脸书）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被人们冠以“第二盖茨”的美誉。扎克伯格2002年毕业于艾克塞特学校；2004年创办社交网站Facebook；2017年5月获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2017年美国《福布斯》发布2017年度全球富豪榜，扎克伯格以560亿美元排名第五；5月25日，扎克伯格在辍学12年后最终在哈佛大学毕业；7月17日，《福布斯富豪榜》发布，马克·扎克伯格以净资产667亿美元排名第六；2018年7月7日，扎克伯格超过巴菲特，成为全球第三大富豪。... 更多



[丰田汽车]丰田汽车（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JAPAN）是丰田汽车公司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的简称，公司成立于1938年，是日本汽车厂商之一。该公司在2008年《财富》500强排名第5 。TOYOTA标志发表于1989年10月，是TOYOTA创立50周年之际，椭圆形组成的左右对称的构成。椭圆是具有两个中心的曲线，表示汽车制造者与顾客心心相印。横竖两椭圆组合在一起，表示丰田（TOYOTA）的第一个字母T。背后的空间表示TOYOTA的先进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延伸，面向未来，面向宇宙不断飞翔。它象征丰田公司立足于未来，对未来的信心和雄心。丰田是世界十大汽车工业公司之一，日本最大的汽车公司，创立于1933年。早期的丰田牌、皇冠、光冠、花冠汽车名噪一时，近来的克雷西达、凌志豪华汽车也极负盛名。2018年8月3日，丰田汽车公司发布了2018年度第一财季的... 更多





第二部分

政治挑战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融合，会对自由和平等这两种现代核心价值观造成威胁。想要解决这项科技挑战，必然需要全球合作。然而，民族主义、宗教和文化让人类分裂为彼此敌对的阵营，于是全球合作难于登天。





第5章

社群：人类身体的价值


虽然加州对地震早就习以为常，但是2016年美国大选这场政治地震仍然对硅谷造成了重大冲击。身处硅谷的计算机高手们发现自己可能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于是决定做一件工程师最擅长的事：设法用科技来解决问题。反应最强烈的地方，就在脸谱网位于门洛帕克市（Menlo Park）的总部。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脸谱网的业务就是社交网络，对社会纷扰的感受也特别强烈。

经过三个月的深思，马克·扎克伯格在2017年2月16日发表了一篇大胆的宣言，呼吁有必要建立全球社群，同时谈到脸谱网在这项计划中要扮演的角色。1 2017年6月22日，脸谱网社群峰会（Communities Summit）开幕，扎克伯格在致辞中谈到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动荡（从毒品泛滥到极权主义政权暴虐无道）有相当程度是人类社群瓦解所致。他感叹道：“几十年来，各类社群的成员减少了1/4。这代表有许多人需要在其他地方找到使命感和支持。”2他承诺脸谱网将带领人们重建这些社群，他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