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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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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深入浅出地对世界的部分典型国家进行观察和描述,从中选取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伊朗这9个国家作为分析的模型,以生动简洁的语言从历史、制度、政治文化、现状、争论等5个方面讲述公民需要了解的“国家常识”。
作者将国家的历史、地理与当代的发展现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运用大量篇幅追溯各国的历史,穿插地图直接展现各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并且着重阐述了历史源流与地理环境对政治文化的变迁、制度的变更与当代议题的发展的影响。在叙述过程中,作者还强调了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特性、经济发展状况和教育制度。
Year:
2013
Edition:
第1版
Publisher: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Language:
chinese
Pages:
518 / 576
ISBN 10:
7510057779
ISBN 13:
9787510057779
Series:
后浪大学堂
File:
PDF, 146.81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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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Fair Chase: The Epic Story of Hunting in America

年:
2018
语言:
english
文件:
EPUB, 19.22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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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licy Making in China

年:
1988
语言:
english
文件:
PDF, 93.93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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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影响
中国幅员辽阔——从纬度上看是比美国更为宽广的国家(不包含夏威夷或是阿拉斯加),
但仅仅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可耕种的,其中湿润的南方种植水稻,而干燥的北方则种植小麦。
由于没有足够的余量来喂养家畜,这使得蔬菜在国内被广泛的种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半英亩(而且正在萎缩),这种情况长久以来限制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的发展。
水稻种植需要把大量的劳动和灌溉投入在一小块田地上(在中国的南方一年两甚至是三
熟)。直到近代,紧张的劳作使大部分中国的劳动人口以农民的身份捆绑在土地上,并被鼓
励成为顺从的家庭组织。这就意味着中央集权需要控制运河,并分配水的用量。灌溉帮助我
们解释了为什么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建立了史上最早的王朝和帝国。
考古学家发现文明发源于古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紧随其后,接下来是中国。从新石器时
代起,人类经过了上千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从打猎,收集模式到定居耕种模式的过渡。大约一
万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完成了这个过程,中国则要晚2000年。随着青铜器时代的来临,城
市被发现于55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和4000年前的中国。学者们相信这些过渡首先发生在
美索不达米亚(现今的伊朗),是因为跟其他地区相比,更多的农作物和可被驯化的动物(包
括羊和小麦)生长在中东。文明在中亚和中国被发现的时间都远比欧洲要早,同一时期欧洲
才刚刚度过冰河时代。
封建王朝
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达到统一和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非常早。在青铜器时代,
微小而先进的王国(和古希腊的先进水平相近)出现在了黄河流域——夏朝,约公元前2000
年;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周朝,约公元前1045年。孔子就是周朝晚期的公职人员和哲
学家。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代间,短命的秦朝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
朝中央之国(Zhōngguó,至今也是中国唯一的官方名字)
。秦朝的下一个朝代,汉(公元前
206-公元220)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官僚帝国,取代原有的贵族制。
欧洲虽然也有伟大的罗马帝国,但随着它的崩塌,开启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封建战乱时代。
在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中国,是繁荣、统一并且被高度组织的帝国,并通过公平的考试来选拔
最具天赋的人才。儒家学堂强调权威,服从和阶级,从那里学成的学生对延续,而不是改变
政权更感兴趣。识字的中产阶级出身于富庶家庭并为政权服务,而农民的人口达到了90%,
有农夫的歌曲这样唱道: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拿中国和罗马来比较。大约在同一时间段内,罗马建立在公元前509年,秦朝在公元前
221年。罗马从公元前27年到公元后476年,秦从公元前206到公元后220年,都是雄霸一方
的帝国。在他们的顶峰时段,就连版图尺寸也大致相当;罗马横跨地中海盆地和大部分的西
欧,汉朝则覆盖了现今中国的大部分领土。两大帝国知道彼此的存在,并通过中亚的丝绸之

路小范围的通商,而且在文字,写作,建筑,管理,商业领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古罗马和中国间一直存在着很多联系。在公元后的第一个世纪,佛学从印度传到中国,
但却没有成为国家层面的宗教,罗马终于接受了统一欧洲文化的基督教。罗马一直在扩张直
到没法继续扩张,军队训练有素缺很少抵抗蛮夷或平息叛乱。中国夺占了越南北部和朝鲜半
岛有一段时间,却并不是很热衷于扩张。一旦它在版图上雕刻完成了中央之国(天堂的中心)
的轮廓,就开始转为保持现状。罗马的经济依托于奴隶,而中国则基于农民,这也使得中国
更加稳定。汉朝以其四大发明在科技上领先于罗马。
两者之间最主要的不同是他; 们遗留下来的东西,当西罗马帝国被蛮族击败后,它分裂成
多个独立的国家,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中国也在汉朝之后遭遇了分裂战乱的一段时期,但
是汉朝400年来建立起的文化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后来的朝代都凭借着这种文化把中国重组
起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强调中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把它分离开来是错误的选择。曾有
人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国家,而是一个有着4000年文明和文化的延续。
王朝在几百年内兴盛并衰落被称作王朝周期,当老的王朝经济无力增长,灌溉系统无法
被正常维护,饥荒便会发生。战争和土匪,还有腐败和政变的几率也在上升。随着更多有权
势的家庭被免于征税,农民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直到他们开始起义。在农民看起来,朝廷
失去了天命(合法统治的意思)
。这时候,一个征服者,无论中国人或是外国人(蒙古和满
族),都发现将当前的王朝取而代之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战役的胜利使得新的统治者看起
来得到了天命。随着新的强力政权上位,统治和税收被一并恢复。几代之后,新的王朝逐渐
沾染上了老的疾病,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觉得它天命已尽,新一轮的循环又在开始运转了。
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不像日本的封建制度,中国统一的更早。日
本封建制度的特点是贵族封地自制,而中国没有。在中国,皇帝决定方针和策略,国家各地
落实北京的宏观政策,地方官宦负责处理本地事物,而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周而复始
的在土地上耕种。
在多个世纪中,中国远胜于欧洲,是世界上文化和经济最领先的国家。但是大约1500年
起,欧洲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中国却停滞不前。一个显著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整体,
欧洲却由多个部分组成。欧洲的君主们需要互相争夺财富,权利,和新大陆的领土,而庞大
统一的中国则不需要面临竞争。很快,扩张的欧洲控制了世界的很多区域,也包括中国。今
天人们知道中国曾是一个被西方羞辱过的伟大的文明。
随着小范围的扩张,中国社会逐步发展到了稳定状态,它把目标瞄准了使农民对现状满
意而不是去激励他们开拓创新。节省劳力使得农民变得懒散,失业。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远
胜于中世纪对工业革命保持好奇心的欧洲,却连贸易扩张都是不被鼓励的。与西方的投资、
增长、冒险精神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商人的经营严重依赖于政府的许可,垄断和定价。
中国对自身之外的世界缺乏兴趣。中国收买或者用长城隔离开周边环绕的蛮族,中国文
化吸纳了越南和朝鲜成为它的附庸国,每年都向皇帝扣头(kow-tow)并上供。这被称作朝
贡体系,并与欧洲的外交策略很不相同。欧洲认为国家间主权平等并应该在外交中被同样对
待的思想并未在中国出现,其他国家只需要简单的进贡。中国的优越感使得它简单的使用朝
贡来面对欧洲的渗透。
中国的航海技术,包括指南针和水密舱技术都曾领先欧洲几个世纪。从1405-1433年,
明朝派出太监郑和(太监在皇宫内很常见)领导的庞大舰队,环绕了整个印度洋。一些船只
达到400英尺高,很多时候甚至比欧洲几个世纪内建造的船只都大。如果中国的舰队在非洲

登陆或者穿越了太平洋,中国可能就会发现欧洲或者美洲大陆,他们会为此感兴趣吗?可能
我们现在都在讲着汉语?或许不会,因为中国对扩张或是殖民遥远的蛮荒之地提不起兴趣。
取而代之的是,明朝认为扩张是一件烧钱的举动而且中国拥有它所需要的一切,几个世纪以
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宅在家里的国家。
持续的沦落
约两千年来中国始终保持着被入侵、饥荒、改朝换代的循环。老的模式不断的重现,因
为这是统治这个国家最理性的方式。但是当新的时代冲击中国,老的制度无法处理两个新的
问题,人口增长和西方渗透。1741年,中国的人口达到了1.43亿,仅仅一个世纪以后的1851
年,数字变成了4.32亿,新农作物的引入(从美国来的玉米,土豆和红薯)、满清的和平统
治和一些新开垦的农田成为中国朴素的农民营生日益艰难的诱因。税收和管理严重滞后于人
口的快速增长,这使得19世纪的清朝进入了王朝周期中典型的衰退期。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西方的渗透和迷惑之中。两股文化间的碰撞——西方的活力、贪婪
与中国的保守,这不是一个平衡的较量。大致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开始震颤、沦落,一些恐
惧仍然隐匿在表象之下。
1541年,葡萄牙的一支小型舰队成为了第一批抵达中国的西方来客,他们和其他欧洲
人逐渐获得了在沿海港口通商的许可。长达三个世纪,中国的朝廷都极力的蔑视外国人和他
们的产品。如1793年,乾隆给国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赞扬了他"见尔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也指出只有小范围的交易可做因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但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嗅到了与中国通商中可能存在的巨大商机。随之而来的便是
1839-1842年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在中国吸食鸦片是非法并未知的事情,但英国已经
从印度殖民地的罂粟田中进口越来越多的鸦片超过了一个世纪。英国藐视中国的法律并使吸
食鸦片变得流行,但是当中国朝廷开始试着禁止鸦片交易的时候,英国开启了战争之门,假
借“自由通商”之名,以保持鸦片生意畅通无阻。英国轻而易举的战胜了,但中国仍然拒绝
承认异邦是先进的,用广东话弱弱的呻吟了句“除了坚船利炮,你们还有什么优势可言”(粤
语原话找不到了)。在中国,战争技术并没有道德重要,这个观点后来通过毛又被证明了一
次
1842年签署的南京条约从中国夺取了5个通商口岸,英国夺取了香港的所有权。在通商
口岸,洋人当道,经商并治理这部分地区,并享受治外法权,意味着不用遵守中国的法律并
自己设立法庭,这一点深深的使中国人和日本人感到愤怒。1856-1860年间的第二次鸦片战
争中,英法联军远征到了北京并烧毁了圆明园,并迫使中国开放了其他九个通商口岸,中国
将这种帝国主义土地瓜分称为"不平等条约"。
随着通商口岸演变成了各国的势力范围,各国开始达成了共识。英法德俄日将中国沿海
瓜分成了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他们管辖所有的交易行为,而且将上海变成了主要的现代商
业中心。直到今天,上海无论是规模还是商业重要程度都是中国领先的城市。中国从此沦为
了半殖民地状态。
从封建到共和
帝国的内部同样虚弱,叛乱一触即发。从1851到1864年,太平天国——基督教、儒家
和原始的共产主义的混合体,在中国的南方有着数以百万的信徒,并差点就颠覆了清朝。在
1900年,在一些保守派官员和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源于传统的拳会),杀害传教

士并围攻使馆区域达55天。最后被中国称为“八国联军”的英、法、德、俄、美、日、澳、
意国的军队击败了义和团并解除了围困。步履蹒跚的清政府又不得不面对联军对赔款和额外
优惠的要求。
清朝能够调整自身以适应来自西方的压力吗?日本曾经做到过,通过1868年的明治维
新,日本保留了君主制的形式,并在现代化和工业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中国的年轻
人要求用改革来提升国力,特别是在1895年被日本屈辱的击败后。1898年,改革派们围绕
在年轻的光绪皇帝周围,在著名的百日维新中颁布了超过40条诏书,改革从教育到军事的
一切事情。保守官员和慈禧太后对此无动于衷,他们组织了一次政变,废止了变法并软禁了
光绪皇帝直到他短暂生命的结束(他可能是被毒死的)。
一个不能自我改进的政权助长了革命的发生,年轻人特别是军官,受够了中国的软弱并
成为了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很多中国人从西方留学归来并急于把中国变得现代化。从欧洲带
来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想法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孙中山——一
名有西方留学背景的理想主义医生与对政府不满的官员和军队指挥官一道,在1911年推翻
了满清政府。这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结束,却并不是稳定的开始。由于新政权缺乏权
威性,中国从1916到1927年进入了军阀割据时期。
日本利用了中国的虚弱,每次日本的侵略都在中国的国内激起了强烈民族主义。1894年,
日本同中国开战,夺取了台湾,并从1895-1945年变成了日本的一个省。1915年日本向中国
提出了影响深远的21条需求,试图将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保护国是非独立国的一种,也
是殖民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震怒了。1919年的5月4日,凡尔赛和约允许日本接管德
国在山东的利益和特权,用来奖励日本在一战中对同盟国微小的贡献。北京的学生最先开始
抗议和示威,骚乱迅速的波及了中国的许多城市。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成为了中国年轻人对
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训练场。与德国在一战中入侵俄国相同,日本的入侵使共产主义在
1949年接管中国。是入侵和之后的大规模起义把共产主义带到了俄罗斯和中国。
民主主义党,国民党(KMT)逐渐克服了中国的混乱.清政府垮台之后的不久,由孙中
山领导的国民党逐渐被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美国留学背景),军官和商人所控制。
巨大的力量开始在南方积聚,特别是广东的沿海城市开始与西方展开了密切的接触。他们不
出意料地选择南京作为首都,南京意味着“南方的首都”(南北的观念也在中国存在)。
1925年孙中山死后,蒋介石接管了国民党,并在北伐之后的1927年控制了大部分的中
国。就在蒋介石被许多美国人誉为新中国的创建者和救星的同时,国民党的统治实际上是很
虚弱的。国民党多数由西方化的市民组成,它没能改善或提高乡村(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生活
i 在那,而且正在被贪婪的地主所统治)的生活水平。政府也开始变得惊人的腐败,而且也
没能提供有效的政策来拉拢农民的加入,而农民才是中国人口中的大多数。
就算这样国民党也许仍然能就像俄国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那样,在和平环境中获得成功,
可是日本入侵了。1931年日本占领的满洲然后在1937年开始征服中国的其他地区。到1941
年,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沿海并迫使南京政府通过绵延的扬子江迁都到了重庆。蒋的策略是
攘外必先安内,同时等待获胜的美国给予他们新的力量。
共产主义的胜利
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分支被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影响,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民族革命唯
一有效的方法。中国共产党(CCP)一直都是第一个和最主要的民族主义党派。共产党从1921
年创立开始,一直和国民党保持着合作,直到1927年被蒋介石视为威胁,并开始剿灭他们。

国共两党的斗争也是中国民族主义不同版本间的斗争。
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斯大林建议中共着眼于沿海城市的无产者,但是毛领导共产党发展乡
村战略,并称之为群众路线,他认为中国只有很少的工业和很少的无产者,所以最贫穷的农
民才是革命的潜在力量。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次重大反转,马克思曾认为这种观点不可行。
毛被认为是中共内的特立独行者,曾在1931年组织农民起义并把江西变成了一个小苏联。
1934年,国民党围困了他们的“江西土岗”,约八万人开始了难以置信的5000英里(八
千公里)长征,目的地是相对安全的延安(在遥远的陕西省)。长征持续了一年并穿过了山
川河流间的敌占区。只有6000人幸存下来。长征成为了中共党史中的一段史诗。在于苏维
埃隔离的环境中,共产党靠着用自己的方式存活了下来,包括同农民一同劳动和游击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耗尽了民族主义并使他们士气低落,但是却给了中共积攒实力的机会。
1945年苏联从日本人手中夺占了满洲,他们也获得了一些日式武器的存货。多年中中共只
得到了苏联很少而且没用的建议,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不再亏欠苏联任何的东西。1947年,
全面的国共内战爆发,共产党在1949年末赢得了战争。通过他们的农民和游击策略,毛和
中国共产党终于大权在握,这也使得他们与苏联的合作最终破裂。
二战后,国民党力量远大于,而且拥有很多美式装备。但是,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经济,
腐败的官员出售军队的武器(通常是卖给了共产党),人们在战争中疲于奔命,这些最终瓦
解了国民党。国民党经常忽视他们政治体系的根基:广大的农民。共产党通过培养农民(毛
本身也是个农民),终于赢得了一个新的天朝。1949年,国民党残余退往了台湾岛,共产党
恢复了首都北京并实现了世界上范围最大的革命。建国之际,毛难掩心中的民族感情,说道:
“我们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屈辱的国家,我们从此站起来了。”直到今天,在中国为了赢得尊
重和信誉的竞赛中,他们仍然在努力把毛的话付诸于行动。

中国的重要制度
对于大多数国家,我们都需要做一些调查工作才能知道该国重要的制度是什么。议会、
政府部门、政治党派、利益集团和官员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的一些可能占据着更重要
的位置。我们一般断定政府首脑——英国和德国的总理,法国和墨西哥的总统——拥有最高
的权利。在中国,仅存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情况略微有些不同。这里有总统和总理(就
想法国和俄罗斯)管理着国家,只因为中国共产党(CCP)把他们放到这个位置上。
The importance of the party
中国依然是一个党制国家,中国1982版的宪法再次强调了一切事情都必须在“党的领
导下”执行。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无论是竞争党还是党内的其他派别,都是不被允许
的。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基于地域小圈子,如“上海帮”,曾经占据了北京权利的中心。允许
其他党和党内分离出的派系的存在,会是中国走向民主的重要一步。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我
们讨论的范围。
中国是专治的,与斯大林和毛的一人独裁不同,中国现在被小部分党内精英所控制。在
Mao 和 Deng 死后,继任的统治者被限定在固定的期限内——两个五年周期——然后永远的
退出权利的舞台。中国逐渐演变出一套方法来规范首脑人物权利的交替,这是苏联没有做到
的。大多数的苏联首脑死在了岗位上,就像毛。继任制度的缺失至少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
1)统治者很老(老人政治),2)麻烦的继任危机,绝对权利可能的接班人需要相互刺刀见
红的争夺宝座(列宁死后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无论是通过这样还是那样的方式,中国做
的要比苏联聪明一些。
The soviet parallel

作为苏联/俄罗斯的参照物,我们必须在研究政治制度的时候考虑到“前因后果”。中
国的转变并没有像1991末苏联解体来得那么剧烈,不过我们要知道俄罗斯已经开始从独裁
主义中退出。中国与试图民主的俄罗斯没有可比性,它仅仅是转向了轻一些的独裁。1949年
后毛设立的政治制度几乎是完全参照斯大林的苏维埃系统。现在这套制度变得更宽松自由一
些。实际上,如果仅从游客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城市面貌(新的和老的部分)或是美食(好
吃又便宜),都无法让你感觉是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天安门和纸币上毛的头像是对他曾经
的统治仅存的一些印记。
中国的政治制度就像苏联的一样:环环相扣的机构和党内的层次结构。举个例子,被假
定为党内最重要的部分——党代会(National Party Congress)中的很多成员同样也是最重
要的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National People Congress)的成员(他们很容易被混淆,只要记
住一个是党内的,另一个是国家层面的)。一般来说,一个中国领导人首先要从党内高官中
爬上来,然后还需要在高层政治工作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在共产党系统里,一个人党内的位
置通常也决定了他在国家的权利地位。中国现任领导人,胡锦涛在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不久
便被任命为国家主席。
中国将共产主义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捻在了一起:军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有时甚

至直接干预政治,就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那样。中国和尼日利亚一样都有过动荡和混
乱的经历,这使得军队参与到政治中来——这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标志。通常军队参与到
政治中很少是为了掌握权力,而是把国家从混乱崩溃中解救出来。在中国在混乱面前表现的
足够强壮之前,我们还不能确信军队不会再次干预政治。
就像老的苏联模式,党内各级别表面上来看被是选举产生的,而实际上,从下到上的代
表大会中的代表都是党手把手挑选的。在中国,乡镇一级的人大代表每两年选举一次,每三
年一次选举出约2800个城市的人大代表,进而选出五年一次的省,直辖市级的人大代表。
在 Mao 的时代,工厂是政治组织的基本单元,现在变成了乡镇。省人大最后选出了全国人
大的接近3000名委员——百分之70左右是政府任职人员——周期也是5年。
和苏联一样,人大组织太庞大了,以至于在每个周期一次的10天会议内要有很多工作
要做。尽管被小心的控制,目前全国人大(NPC)仍然有很多特色运动,像议席,热烈的讨
论,有争议的选举和反对票——可能是 NPC 转变成一个真正执行验票的迹象。这会是走向
民主的重要一步,但这需要允许 NPC 的委员能够联合其他可以动员和信任的委员或者组织
——总结成一个词语就是“党派”。只有一派提出法案是好的,但是多元化无可替代。一个
委员的力量有限,但是如果有一个群体站在他背后他们便可以建立起民主的大厦。民主的萌
芽从 NPC 日渐增长的联合提案和法案(至少需要30人签名)中可见端倪。如果巩固和扩大
下去,NPC 中将会有议会党的出现(现在还不是主要党派),很久以前这些组织出现在英国的
下议院,并被视为党派的开端。
人大常委大概有155人,在理论上有监管政府的权利,但实际上没有。人大常委的主席
被视为国家的首脑或是总统。就像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那样,党的总书记胡在2003
年被选为国家主席。最顶级的权利机构是政治局,包含约40位部长(特别是经济分支),和
一票被总理领导的副总理。总理是政府的首脑,从2003年起这一职位被温掌管。所以中国
拥有主席和总理,表面上看起来像戴高乐在法国设计的半总统制。但实际上,中国更像是俄
罗斯,主席(绝大多数时间里)的权利大于总理。绝大多数中国最高领导人是理工科毕业,
并在这些领域工作。中国的政治精英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技术专家,这使得他们更加自信。
中国政府的正式结构可能并不总是参照权利的真视分布。1976年毛和周死后,不知名的
华国锋接任了他们俩的位置。纸面上,华成为了这片土地上最大权利的拥有者,但是一个更
年长的,曾两次复出的党内元老,邓小平在1977年拿到了一个低调的头衔,资深副总理,
却在实际上比他的名义领导权利更大。当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他扮演的是国家领导人的
角色,邓的权利源自他在党内和军内资深的地位。1980年,他将华降级然后将权利赋予自
身,却仍然没有拿走那个头衔,而是丢给了其他人。1982年,华淡出了政治局,进而淡出
了人们的视线。
The party
就像老的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体制上还是实际上都是这个国家的领导组织。
拥有七千万党员的 CCP 是庞大的,但是对比中国的人口来说,它又是比苏联共产党更小。
随着中国经济的分散和市场化,党开始承认私有经济,保证他们是爱国并遵守党的制度。许
多商人把党员身份视作一种获取政府许可、贷款和与政府沟通的方式。也许有一天这些商人
党员会被高层看做是一种多元化,但是至今为止党还是把他们当成是控制经济和社会的工
具。中共领导人不再像毛一样穿着军装,取而代之的是西装和领带(通常是红色),这使他
们看起来像是商人,实际上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是了。

随着70年代末经济的变化,中共已经丧失了权威性和使命感。一个老党员说过:“党
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呢?没有,可能是稳定吧。但是真的不再有理想了。” 在今天的中国,对
金钱的渴望胜过一切。一些政府官员利用他们手上的权利中饱私囊;大量的腐败开始出现。
如果不加以整治的话,中共可能会破灭,并使中国元气大伤。整治包括,最少是一个新的、
实际的愿景,党到底要带领中国走向何方的愿景;允许媒体和市民对党派的公开讨论。允许
党内不同派系公开发展会是最终民主的重要一步,但是上述几条无一有迹象发生。
中国组织上与已经解体的苏共相似,各层次如乡镇、市、省、和国家级的人大选出了党
委会。顶级的全国人大包含约2100名委员,至少5年召开一次,通常选举产生大概有200名
委员的中央委员会。因为规模还是太大,真正的权利掌握在政治局手中。但它还不是最后一
级,9名政治局常委才是最后的决策者。权利在中国是集中的。
中共的结构曾与经典的苏共模式有些不同,取代总书记头衔的是主席,毛的名头,传给了
短暂当政的华国锋。但是主席的含义不久之后就被改变,华被主要军政大权在握副总理邓取
而代之。在 Deng 的领导下,党废除了主席的叫法——毛的部分遗产——并提升了总书记的
权利。这样一来现在 CCP 的结构就更加接近老的苏共模式,2002年胡当选成为中共总书记。
邓把他的门生胡耀邦安排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但是胡被证明是过于自由主义和难测
的,他没有赢得军队的认同并在1987年被下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邓的门生,赵紫阳,
转而站在了自由主义学生的一边。这次取代他的是强硬派的上海市长江泽民,江在2002年从
国家首脑的位置上退休,而实际上在这以后很长时间才退任了一些重要位置(军委主席),就
像 Deng 做的那样。在中国,不再是一个人统治,而是少部分精英统治。
中国的神经系统是由三千万干部组成,控制了他们就控制了国家。1979年,邓开始了
小心翼翼的清除不称职的老同志(在很多例子中他们唯一任职的资格就是曾经参加过长征)
和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来的极端左派。悄无声息的,Deng 把一些年轻,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干
部安插进来,以实现他温和实用的政策。
The army
至今为止,中国精英中的前几位掌管了国家和党,就像苏联那样。但是在中国,通过与
政治局绑定在一起的中央军委,他们也占据了军队中高层的位置。毛,华,邓和江都曾是军委
主席,现在任职的是胡锦涛。此外,政治局常委通常有一名是将军。
从一开始,最早被称为八路军的人民解放军(PLA)就与 CCP 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们很
难被分离开来。15年的抗战和内战使得 CCP 变成了党和军队的连体。这个模式持续到了今
天,政治科学家 Robert Tucker 称这种模式为“军事共产主义”。
毛写到,“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党指挥枪,而且军队决不允许控制党。”现在两
股势力已经接近合并了,但是很难说谁是在更上面的。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夺取了中国的
控制权后,PLA 才第一次建立起了它的权利结构。至今为止,中国的高层决策者多有军方经
验,通常是一个军事单元的政委。从1920开始处理军方事物的周恩来说:“我们都与军队
有着联系”。
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正如我们看到的,军队先是助长,然后抑制,最后清洗了
狂怒的红卫兵。当文革结束,PLA 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省份的政府和政治局席位。政治局的
许多成员仍旧是现役军人。在各式各样的动员活动中,军队都被拿来当做榜样,英勇的军人
在媒体上被表彰。

PLA 对政府都有哪些影响?军队,国家安全的守卫者,认为对他们有利的行为就是对
国家有利。任何企图削弱他们力量的人都会得到他们的反对。例如在文革期间,国防部长林
彪妄想通过支持毛的政策来撼动党和政府官僚(军队没有被涉及)。当混乱开始波及,军方
的指挥官担心这会削弱中国的力量,而且他们也还没有准备好。1971年北京传出了令人惊
讶的消息,林彪试图政变并暗杀毛。官方的说法是林彪乘坐飞机逃往苏联,飞机中途坠毁了。
外界接受了试图政变的说法但是认为林彪的死是被执行的。毛的贴身卫队,秘密部队8341,
挫败了 Lin 的阴谋,成为了当时中国的禁卫军。Lin 的支持者被从军队内清洗出去。PLA 从而
驯服了毛式的激进主义。这次事件揭示了中国潜在的“普利夺主义”,标志其成为一个第三
世界国家。
中国的领导人认定调用军队不是一个好的对付国内动乱的方法(他们是对的)。军队不
愿意肃清1989年天安门的学潮。为了处理类似的情况,北京建立了人民武警(PAP),现在
已经又超过100万人的力量。这些被 PLA 控制的准军事警察,有时也被称作内部安全力量。
此外,为了准备2008年的奥运会,防暴警察和特警在1995年合并成了“特警”。
中国的领导人特殊关注 PLA 并正在提高它的预算,但是有二百三十万士兵的 PLA 仍然
是贫穷并缺少装备的。为了补充微薄的预算,PLA 转向了大量的私有工业,创建了大约一万
五千家企业。出于担心 PLA 腐败、走私和缺少使命,江主席命令军队停止经商并回归本源。
他们遵守了命令,并显示出现在仍然是党指挥枪。PLA 是中国政治中一股保守的力量。按理
说,军队以服从为天职,并将不服从视为安全问题。在中国,当混乱被酝酿之日,就是军队
行动之时。
2005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达出对中国国防预算快速增长的急切忧虑,实际
上这比费用可能比公布的更高。他想知道这批现代化的力量将要被用往何处,显性的答案的
为了夺取台湾,比起通过两栖方式横跨台湾海峡的入侵,看起来更像是恐吓台湾会轻而易举
的被大陆攻占。台湾作为一个“叛变的岛屿”的形象在 PLA 内燃烧的越来越旺,但还不清
楚 PLA 是否开始了台湾计划或者脑海里已经有一个底线存在。2005年,一位 PLA 内高级将
军挑明警告美国,如果干扰台湾回归中国,会有一些讨厌的核武器等着他们。PLA 仍然是中
国政治中一个主要的角色。
A decentralized unitary system
中国,就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是中央集权而非联邦制,但是他的各个省份和直辖
市运转的更像是联邦系统中的一个单元,有批评家声称它们过于自治了。这是中国历史遗留
的问题之一:如何通过一个首都来管理庞大的国家,封建帝国没有通过官僚系统很好的解决
这个问题。Mao 试图用党和内部的同志来应对,但是党的凝聚力和士气被他周期性的动荡
摧毁了。现在的中国致力于赚钱,地方政府的领导只关心促进地方经济和填满自己的腰包。
现在他们说,“见鬼,北京想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这就是我正在干的事啊。”在一些严重问
题上,中央政府几乎毫无办法,如环境污染、健康和安全、腐败等。
中国有23个省份和4个直辖市——北京、重庆、上海和天津(与省一级)。在中国,像
西安这样的“小”城市(陕西省的省会),也有八百万人口。中国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
200个。台湾被划作中国的第23个省,这也是一些台湾人不愿意看到的。香港和澳门分别在
97年和99年被从英国和葡萄牙手中收复,他们被称为“特别行政区”,允许发布地方法律
和拥有自己的经济系统至少55年。
中国也有着5个“自治区”,一个从斯大林时期苏联结构的概念——大的地区有自己的

苏维埃共和国,小的则化身其中的自治区。中国的想法和斯大林一样:让可能惹麻烦的少数
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并感觉是他们自己在处理地方事务。最麻烦的是讲着土耳其语的维族穆
斯林,他们来自中亚的新疆省(字面上看是“新的疆域”,被满清政府命名)。政府逮捕东突
伊斯兰运动的维族成员,把他们当做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恐怖分子。
西藏有独特的佛教文化而且很久以前是独立的。最早在13世纪被蒙古人占领为元朝的
一部分,之后西藏一直被称作中国的一部分。PLA 肃清了1950年西藏的独立起义和2008年较
小的一次起义。另一个潜在的麻烦是内蒙古,佛教牧民的家乡,覆盖了大部分的中国北部边
境。斯大林使外蒙古独立,成为了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北京通过使数百万计的汉
族人注入自治区以逐步控制它。
虽然是一个统一的政权,中国的行政却是危险分散的。大部分国家法律都是很笼统的然
后由各个省来补充细节。中国的律师建议外国投资者了解中国的法律和它们在各个省份不同
的用法(也隐含着知道去贿赂谁的意思)。在中国,一条法律不适用于全部案例。Deng 的改
革开启了腐败之门,地方官员收受贿赂然后将按需求解释法律。2003年的一个关于种子价
格的案件(洛阳种子案)中,一个年轻的河南女法官判定国家的法律适用在地方之上。中国
的法学家希望借此能够规范不专业而且腐败的司法系统,并引领司法自治。"这可能不是马
伯里诉麦迪逊案,"一名宪法学者说,“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中国的政治文化
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们中很少有随着时间逐渐发展的一脉相承的政治文
化。取而代之的是引入修改外来的思想,并很少组成一个协同的整体——正如我们在墨西哥
和伊朗看到的那样,而且一个外来的思想经常被下一个猛烈的推翻。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
的政治文化中至少有三股势力。他们时而相互加强,时而相互冲撞。
Traditional Culture
毛经常说他的国人是“一穷二白”的,指的是共产主义可以在一块全新的土地上生长,
并创建市民们想要的社会。可是毛错了,许多价值观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深深的扎根在国
人的心里,并延续到了人民共和国。没有人,甚至是毛,也不能将其抹去。毛认为正确的人
性观点仍然是一个儒家的主张。在一个世纪的动荡以后,中国人仍然恭敬礼貌的把权利留给
儒家。
当共产党在1949年恢复了故都北京,他们也在恢复一套老的体制,因为蒋的国民党曾
经把首都移往南京。许多传统派认为北京才是合法的首都。政府的首脑和精英的住所在中南
海,穿过马路就是封建王朝的紫禁城。天安门广场仍然是北京游行阅兵之所,就像莫斯科的
红场那样。
另一个从历史中延续下来的符号是坚信中国是一个整体并且决不允许被分裂,首先被儒
家知识分子在战国时代提出。清朝只不过是在1683年才占领台湾,但是中国人仍然深深的
觉得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必须尽快的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他们不被建议采用武力来拿到
这个结果。我们觉得北京夸大了台湾问题,但这仍然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共产党领导干部们的行为与封建官绅十分相像。他们不再背诵儒家思想,而是换成了党
的最新方针,新的精英们努力让庞大的人口保持中央的领导和控制中。他们现在的目标明显
是发展和现代化,但却仍然被中央控制。毛意识到新老系统的相似之处,并在文革期间把一
些领导作为“旧官僚”批斗。邓之后的管理回归了儒家风格。
另一个从古代沿袭下来的思想是:在人民共和国,年龄赋予了特殊的智慧和管理能力。
毛82岁,周78岁,都是在岗位上去世。当他们交出权力的1977年,邓已经73岁了。在他90
多岁的时候,尽管耳背而又虚弱,但他仍然极具政治影响力。前任主席江和总理朱也是在七
旬任职。为了打破老人政治的趋势,党不会任命任何一个超过70岁的人到一个新的位置。
Nationlism
压倒传统中国价值观的是主宰了中国知识分子超过一个世纪的民族主义。通常像第三世
界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骄傲的古文明长期遭受入侵、迷失并被西方和日本羞
辱的结果。这会引发强烈的愤怒,并感到当地文化虽然暂时被别国击败,但是长期来看还是
更为优越和持久的。今天,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仍然像西方,特别是美国展示出他们的怨恨。
现在大部分北京所作的事——从经济发展到争取2008奥运会的举办权,都是民族主义的一
种展示。为了显示中国国力的缘故,北京甚至接受了资本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中国民
族主义的核心。
在亚洲,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发誓要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打败西方,建立工业和武器
库,却让这些为传统文化服务。日本的现代化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始,并已经能开展他

们自己的计划。中国还在这一过程之中,并不时的进入自我毁灭的运动中来。所有中国共产
党的第一代领导,包括毛和周,都是从一个爱国者开始,敦促他们的人民振兴中国并在西方
和日本面前站起来。
就像苏联,现在中国人的态度是民族主义使他们能追赶西方的脚步。在经济发展比较好
的年份——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以后,中国的领导人为他们能迅速推进感到骄傲。大跃进
和文革摧毁了经济,像周和邓这样的现代化务实派总有一个强大的论据来反对这种行为:他
们破坏了增长并虚弱了中国。基本上,这是一个被务实派使用的民族主义观点。
中国人特别爱国,有时是用一种愤怒的方式。中国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增长。一部
分是认真纯粹的,另一部分是被政府操纵的。中国人不喜欢被外国势力摆布。美国在台湾、
西藏问题,还有在关注人权和版权方面的施压使得政府批准了反美运动。一本畅销书(模式
来源于一本早些的日本书籍)
《中国可以说不》
,描绘了一个来自美国的巨大阴谋使得中国实
力下降(这一点同样被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发表过)。书上说,美国最好小心点,因
为中国会做好防御。当1999年美国喷气式导弹误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001年美
国无人机闯入中国领空,还有在2008年他们的火炬手被骚扰的时候,中国人都感到愤怒。
在中国反美情绪跟反日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中国人痛苦的牢记着在二战期间,日本军队
是如何杀害中国市民,甚至是婴儿的。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包含大约两万名女性
被杀害,一直被特殊铭记着。2005年北京再次赞助了反日抗议。虽然日本的明仁天皇和一
些首相在几十年后为日本二战期间在中国的罪行表示道歉,但是日本教科书仍然在最小化或
是绝口不提这些罪恶,东京的政治家也仍旧访问表彰了日本死难士兵,或是战犯的靖国神社。
北京控制着反美,反日及夺取台湾示威的开关以转移群众对政府的不满,这一一种非常
老的政治技巧。这些是政府人为控制的表象,却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中有很深的根基,特别是
针对日本。但是一旦游行启动,参与游行的人就开始基于通过活动来表达对党制度的不满。
然后政府开始害怕并且立即叫停,宣称“一小波邪恶势力企图破坏政府 blabla”并警告人们
的行为。极度狂热的游行者会被捕入狱。“看看他们有多担心,”在2005年反日示威中一
名商人咧嘴笑道,“他们点燃了火星,掀起了一场野火。”
Maoism
中国的宪法仍然称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是现代中国的基础之一,但是当政者已经让
它逐渐褪色到了几近灭绝的程度。新的高中历史教材很少提到毛。尽管毛泽东思想宣称是新
的并且是革新的,但是它还是描绘了传统和民族主义价值观。它从传统的儒家中汲取了重点,
基于意识决定现实而不是相反:在战争中意志胜于武器;在建设中国方面意志胜于科技。毛
泽东思想认为依靠释放大众的力量,可以征服任何事情。这种极端的模式来源于中国历史中
的唯意志论(相信人定胜天)。
民族主义方面,毛着重于强化并重建中国,使之能在以前的敌人面前站起来并在世界上
有一席之地。问题是传统和民族主义价值观中有部分是相悖的。传统价值观呼吁中国忽略西
方和他们的技术,但是民族主义却强调学习并复制西方的模式。这两种思想之间得冲突正在
持续的困扰着中国。
毛泽东思想产生自毛的游击战思路。依照毛的思路,中国需要不断前进并成为在世界上
领先的一股力量,就像 PLA 如何击败国民党的那样:联合大众,自力更生,用意志代替技
术来突破障碍。毛可以被视作一个游击战理论家并继续将其运用到治理国家中——并产生了
灾难性的的后果。

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中,毛尝试在经济领域使用游击策略,使用原始手工劳动和热
情建造土坝和后院高炉。工程师,专家和管理者都被跳过了。苏联警告毛这样是不起作用的,
并督促他跟随苏联模式使用更常规的方法来发展经济;毛拒绝了。1960年,出于对毛激进
主义的不快,苏联撤销了数款外国技术援助计划,中苏关系破裂开始公开化。
对于苏共来说,革命已经结束了;无产阶级在1917年获得胜利并使俄罗斯进入到了历
史中最为先进的阶段。对于毛,革命从未结束。他认为任何现有的模式都是过于保守的,并
阻塞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官僚主义,精英主义和机会主义。毛借助“持续革命”的旗号
来打击这些倾向,周期性的动荡使群众激增的势力越过了保守官僚的力量。
社会主义和官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就像 Max Weber 很久前看到的那样,但是毛认为
他能打破这种联系。他看见中国逐渐走入了他痛恨的官僚模式中,并决心通过发起一场持续
的革命来使之恢复。这样做的结果是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年轻人被鼓
励批评,骚扰并驱逐处军队外的所有权威。混乱在华夏大地内不断传播,经济不断下跌,军
队开始接管局面。毛死后不久,权利回到了官僚一方,他们取得了胜利而毛失败了。
毛拒绝承认令人不快的事实:如果你希望采用社会主义,那么你必须接受随之而来的官
僚主义。不使用官僚而直接跳跃进入一种游击式的社会主义,毛几乎使得中国一蹶不振。与
之平衡的是,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就是不适合的,在今天的中国它很少被引用而且失去了话
语权。一些如“实事求是”这种空泛的口号使得当前的领导人甚至在推翻毛的想法时也能宣
称自己在跟随他的脚步。毛的照片还出现在天安门和所有的纸币上,但是他已经成为了一个
空洞的符号。
Crouching anger,Hidden dissent
中国抗议和示威发生的频率正在逐渐增长——源自村民,工业衰退地域的下岗工人,藏
族和新疆的维族穆斯林。安全部门承认每年有上万起“聚众事件”,其中的部分事件结束在
警察的枪火中。大部分的抗议是地方且无组织的,他们看起来是自发的并与特定的积怨有关,
如拆迁,没收土地,污染和政府腐败。地方民主会让愤怒的人们选出使用不当手段上任的官
员,但是中央对就算是小范围的民主也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们粉碎示威,逮捕头目并封锁
新闻报道。那些敢于批评腐败和无能的人们(包括记者,律师,医生和学者)被开除,骚扰
和逮捕。最先报道 SARS 病毒的医生和记者都被逮捕了。试图组织工会的工人们正在监狱中
凋零。一个紧张的政权和党,害怕这些批评会削弱他们的统治,一直在否认并掩盖问题。
理性的批评家和学者呼吁对中国的城市进行改革,他们一直都是持与政府不同意见的倡
导者。尽管是一个少数群体,在城市里接受教育的学生往往成为变革的领导者。学生们在北
京游行,例如一个世纪以前,毛自己就是一个参加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年轻人。这些游行
对推翻封建王朝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助长了国民党和之后的共产党。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通常有理由去相信。首先是建立一个新的共和
国,不再被列强瓜分。然后是击退日本侵略者。共产党接管中国以后,很多中国人理想化的
相信毛为他们描绘的繁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蓝图。在毛之后邓小平提出了繁荣的半资本主
义中国的愿景。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对支持民主的学生们的屠杀之后,中国人陷入了绝望。
对于多数人,马克思,毛和邓的理论是被怀疑的,然而当除了给其中部分人一份更好的工作
外提供不了任何东西。
现在的中国人相信什么?无他唯有赚钱。中国人展现出了对价值观的极度缺乏,儒家文
化被擦除了,资产阶级价值观从未扎根,毛主义也被丢弃了。就像俄罗斯社会主义崩溃后那

样,中国有一种“怎么都行”的心态,每个人都寻求对自己有利而没有公益(common good)
的概念。这部分是中共权利垄断的错误:只有他自己被允许定义公益的概念,而且失败了。
中国人在一种精神空虚的状态下生活,这可能是共产主义最伤心的遗产。中央对价值观的缺
失并不在意,因为这使得国人更容易被管理。很久以后,会有些价值观填充到空虚之中,我
们仅仅能猜测它是什么。
中国缺失的“民间社会”在俄罗斯也同样虚弱。像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观察
的那样,有一些比家庭大比联邦小的自主的组织——教会,工会,商号,骑行俱乐部或志愿
者协会——通过爱好和习俗组织到一起。正如在2008年地震中帮助受害者的自愿者们,这
些组织作为多元化和稳定民主的前提条件,正在中国逐渐兴起。
数字不明的大量由环境问题,农业,商业和房主组成的自发群体正在形成,但是政府基
本无视他们,驳回他们的诉讼并偶尔监禁吵闹的领头者。政府接管并监视其中部分最大型的
组织,但是多元化的关键是成立在政府控制外的自主组织(一些商人已经被中共收编)
。这
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后果。没有组织能够对政府施压,去清除空气和水的污染。个人可以发表
特殊的环境声明,并规定如果他们不再强烈要求此事才可以从中脱身。没有机构可以组织一
场环境游行,任何有此想法的人都会迅速被逮捕,或被当选代表。没有多元化意味着大众和
统治者之间没有沟通的纽带,这有可能引起爆发性的冲突。
尽管会有对信徒的逮捕、监禁和逼供,新老宗教(包含基督教)仍然迅速的增长着。1990
年代迅速兴起的宗教法轮功,说明了精神空虚之下会发生什么:可疑的信仰正在填补进来。
法轮功通过精神治疗和传统训练吸引了各式中国人。如我们在日本看到的,佛教无限的生成
分支。北京明白宗教可疑带来动荡,如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于是1999年,政府宣布废止法轮
功,称之为洗脑组织并逮捕了数以千计的信徒。这是一个紧张政权的反应。共产政权的首席
指挥官命令:禁止出现任何党控制外的多元化组织。结果是在未更加真空之前需要有一个政
治文化来填补空缺。察觉到了这点,政府开始恢复儒家文化。
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开始找回经典的自由主义——哲学自由和由洛克,亚当斯密以及
杰弗逊提倡的小型政府,这是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知识分子间流行的思想。现在从美国深造
MBA 归来的年轻人理解了被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称颂的自由市场经济。这可能会对陈旧的马
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并引领中国达到民主,但是讨论只是在朋友间低调的进行。公开用户自由
主义会使你惹上麻烦。
几十年来,中国变得政治窒息。他们必须喊着口号并加入群众运动,一年是反孔家店,
然后是反资本主义道路,反四人帮,接下来是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从来没有
尽头。中国人受够了这些废话并置之不理。他们变得非政治化。
政府希望中国学生留洋。很多学生学习英语并梦想加入到那些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的行
列,他们中很多人不再会返回中国。政府注意到了人才外流现象,并开始控制人数。中国大
学毕业生希望在申请海外留学之前先工作五年。美国著名大学的硕士学位,通常是 MBA 在
中国有着极大的价值。很多中国的上层阶级也他们的孩子走到这个模式中来。
面对政府对自由和民主打压,中国人采用的方法叫做“表态”,意味着表达意见。中国人
懂得向现实低头而掩盖他们真实的感受。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内紧外松”。一切都看起来
很和谐,因为人们知道他们被小心的监视着。然而在表面之下,被压抑的愤怒等待着喷涌。
这些从关于压制,经济无作为和官员贪腐流言稳定的频率中可见端倪。这被称作大谎言与小
私语之间的斗争。政府企图用大的谎言来愚弄人民,但是人民通过坊间流言来回击政府。中

国人知道与外国人接触可能被监视,所以他们不愿与客人讨论任何政治(或宗教)相关的事
情。
电脑和手机现在提供了一个表达不满的出口。中国有超过两亿一千万的互联网用户,这
个数字仍然在增长。有3万名网络督察员在监控着网络,通过如“民主”,“天安门”,“台
湾”等关键字过滤着 E-mail,中国的学生称之为“Great Fire Wall”。政府以“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逮捕了一些博客主,并关闭了上百个关键站点,但是他们很快就换个名字再次开放
服务了。“他们可以持续关闭站点,但他们不可能赶上站点开放的速度。”一位狡猾的博客
主说。超过三亿五千万中国人使用手机,不可能被全部监控,现在人们用它来接头并组织本
地游行。中国的文本短信十分廉价,具有实时性和匿名性。数字时代可能最终会使得独裁变
成不可能。
中国的精英是惊恐的,整个系统也是不稳定的。大部分中国人是非政治化的,但也有一
小部分不喜欢也不信任政府。他们分布在南方,有着长期以来被北方统治的恼怒。很多中国
人被党内精英所统治,他们想做的仅仅是依附党的权利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并成为了中国进
步的阻碍者。他们知道在南部沿海地区,资本主义和国外投资开始风行,经济十分繁荣。为
什么他们不放开对企业的政策直到这些企业覆盖全国呢?他们也知道台湾人享有五倍于大
陆的收入,而且更加自由。一些学生因为他们没有胆量像1989年罗马尼亚人那样做感到羞
愧:站在政府的枪口面前并推翻它。终有一天,中国学生们的挫败感会再一次的沸腾。
在一个适当的情境下,如北京的领导人在个人和政治上开始分裂,中国的农民,工人和
学生会联合起来对政权形成挑战。不用说也知道警察们努力防止中国出现相当与波兰团结工
会的组织。政治上的抑制当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它仅仅会推迟那一天的到来,东欧发生的
事情同样会在中国发生。
Proud China
一个政权如何来处理政治文化中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呢?不控制,局面就会变得危险。北
京的答案看起来是培育民族自豪感。几乎政府做的一切事情都在展示中国的伟大。2003年
中国爆发了强烈的自豪感,他们发射一名宇航员到地球轨道上,成为了第三个做到的国家。
中国的动机与早期美国和苏联的太空战略一致:向世界展示这是个伟大的国家。在2008年,
北京举办了奥运会,用来展示中国是多么的现代化并富有实力。
中国公开的目标是再次成为亚洲的领军力量,和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力量。在经济
上,中国已经做到了。中国的民族自豪策略会使她顺利的成为一个现代,繁荣并值得信任的
国家吗?或者民族主义自豪感会失控并转变成为侵略和扩张主义?这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
的问题。

中国的互动模式
自从共产党1949年统治中国以来,发生过3次主要的和一些小的动荡。3次主要的动荡
分别为50年代早期的“土地改革”,1958-60年间的大跃进和19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小
规模的包括1956年的百花齐放,1957年和70年代早期的反右运动,70年代晚期粉碎四人帮
及其支持者,以及1989镇压支持民主学生的“反革命叛乱”。
Cycles of upheaval
最大的几次和大多数的小规模动荡可以被追踪到同一个潜在的问题:北京的领导人接手
了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并希望使中国富裕,先进并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可
以实现的:中国可以跨越到现代化的时代甚至超越它。但是传统固执的旧中国不肯投降,它
挫败了大胆的计划并将社会拖回到先前的模式和问题中来。
根据在毛定期制造的动荡中表现出的态度,观察者习惯将中共的角色划分为“激进派”
或是“保守派”。中国的保守派始终都存在与党政和军队的高层中。几乎是个公理,任何人
如果是当权派,那么就不会是一个激进分子。毛是正确的:官僚是天生保守的。中国的激进
派存在于那些处于权力外围并对权力雄心勃勃的人中:学生,激进的青年和一些省份的领导
人。在毛死后,老的激进-保守划分被左派-右派划分取代。
激进者的一个主要动机,特别在文革期间,是因为在党,政府,军队,工厂或其他机构
中缺乏公开的机会。那些年中的大部分机构中,重要位置都被参与了1949年解放或甚至参
与过长征的老同志所占据。他们从不退休,他们长寿的办公室生涯使年轻人急躁、怨恨并渴
望占据他们的位置。另一个引发年轻人不满的原因是进入大学的难度。这些原因构成了文革
期间使激进派爆发的导火索。这些渴望权力的人们踊跃的去实现毛的设计。当权者通过喊口
号和自我批评假装附和着他们。用毛的话,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当激进者们引火上身
后,官僚同志们再次接管,这标志着保守派取得了胜利。
Chinese left and right politics
当毛主义的恶魔被锁在了瓶底,党内左派和右派的划分逐渐形成,但是为了避免政治风
险很少有人将这些标签打在自己身上。中国的左派往往是老年人,他们在党、军队和政府内
有稳固的地位,很像是苏联官吏。其中很多人来自于贫穷落后地区。很多学者对中国发展中
出现的不平等感到痛惜,并想要修复它。他们注意到宪法中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并希望
通过一些中央控制,如全民医疗保险和免费教育来发展广袤贫瘠的内陆省份。
所谓的“右派”通常是年轻人,并包括那些喜欢自由市场的城市人口。他们看到中央控
制经济的低效并指出创纪录的经济增长来自于民营和外资企业。“所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扩
张市场经济系统直到它覆盖了整个中国的经济环境”,他们确切的说。发展中的不平等也会
被市场经济逐渐治愈,他们反驳道,商业会向低工资地区迁移。一些人还暗示到西方的民主
政治和文化自由。
胡和温通过协调内陆的贫困人口和东部沿海的中产阶级,如同时促进福利制度和产权保
护,来试图平衡两派之间的关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左右两派会辩论这些政策。例如
2007年一部有关产权的法律被谨慎的执行。在中国,没有人拥有土地,但是居民可以获得
40-70年的“使用权”,而农民可以获得30年的土地租赁。这部法律使得这部分权利更加稳
固,一些左派不喜欢这部分条款,因为看起来违背了社会主义并倾向于富裕阶层。但是城市

中的中产阶级非常喜欢,因为这使得他们的住宅和商铺更加安全。正如我们在苏联部分讨论
的,意识形态往往是自身利益的面具。拥有轻松工作的人们警告民主和自由化是“抛弃社会
主义”。对共产主义(或许多其他)系统的研究表明,选择意识形态跟工作有关。(认为工
作解释论夸张了?你选择意识形态的动机是什么?)
左派-右派划分使得邓和他的继任者很伤心。他们谨慎开放,希望将开发局限在经济部门
的同时牢牢控制住政治部门。但是需求沸腾的更迅速和深远。1989年的春天,上万的中国
大学生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绝食以表达对民主的向往。邓罢免了他亲手挑选的自由意识继任
者赵紫阳,并在天安门肃清了抗议的学生。几百人死亡,上万人被监禁。一阵寒冷笼罩上了
中国人的生活。保守派还推出了反对西方的运动.他们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大部分是年长的
人.虽然伴随着保守派的防御行动,时间还是站在了自由派的一边。
Rule by engineers
我们之前在法国的政治文化中提到了技术官僚(在之后墨西哥一章也会提到),而这个
模式在中国更甚。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九位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数学学的是理工专业。对
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来说,技术官僚意味着未经过选举产生的高层,通过经济和金融手段
治理国家,就像法国那样。在中国,它代表着未经选举的理工背景高层。可以肯定的是,中
国的技术官僚们通常知道促进经济的方法,但他们更关注建设水坝和工厂而不是中国需要往
哪个方向走或者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这类的大问题。技术官僚们对于宏观经济来说,更擅长的
是微观经济。
被技术精英们统治带给中国的是什么?他们确实十分聪明并强调理性,这意味着最小化
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对于充斥了毛主义并被之破坏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可喜的变化。由于十
分强烈的民族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能使得中国更加富强,他们就会允许市场经济在
中国发展。他们自豪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但是无论在法国、墨西哥、中国还是美国,技术官僚注定有着巨大的弱点:他们期望通
过较小的投入来达到迅速有效的结果,但是却很少关心人为因素或长期的后果。他们是冰冷、
疏离、理性的数据控。正如我们在第十章法国和17章欧盟中讨论的那样,疏离人民的官员
的决策,哪怕是非常聪明人作出的正确的经济决策,也不会被群众所理解。法国人常年对于
政府在巴黎和欧盟中的决策感到不满。2005年他们投票否决了新的欧盟宪法。在一个多世
纪以前的墨西哥的迪亚斯科学家(技术官僚的早期形式)认为他们在发展墨西哥的经济,可
实际上他们只是使得绝大多数的墨西哥人越来越贫穷。
美国也有痛苦的技术官僚时期.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拥有哈佛 MBA 学历),约翰逊卓
越的国防部长在1962年在越战中保证“所有指标都在表明我们即将赢得战争”。他忽略了
敌人想要制造巨大的人员伤亡来驱逐美国军队并使国家统一的人为因素。人为因素无法计
算,所以他错过了这一点。你开始看到为什么“技术官僚”一词总是出现在一些贬义词之后。
中国的技术官僚沿用着相似的方针:在乎数字而不是人民。他们讨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
起飞,他们恰好是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中国越快的工业化,他们就可以更迅速的传播
繁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一个公正,平衡的方法实现工业化。在任何国家,资本原始累
计的方法都是粗糙的,特点是不平等和坏的工作条件。这就是西方出现工会组织的原因。像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有自己的官方工会(在全国的工会联盟控制之下),但是即
便是在最凄惨和危险的工作环境下,他们也不会抱怨或者罢工。中国禁止任何独立的工会并
拘捕任何试图组织的人。工会阻碍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一个传统资本主义的论点。更糟糕

的是,工会(和教堂一起)被组织成为可能反对共产主义组织的替代品。
与此同时,中国的技术官僚指出,日本也是通过至上而下的形式完成工业化的,首先是
明治维新,然后是二战后的 MITI(通商产业省)。中国也是这么做的。但是需要提防这种国
家间的类比,他们可能是有欺骗性的。明治中央控制的日本快速的工业化依赖于残酷镇压普
通百姓并铺平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道路(一些看起来是与当前中国的工业化是平行的)。战后
的 MITI 影响——一部分人认为 MITI 并未真正的重要——发生在民主体制下少数需要被私
有化的国有企业。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中国和日本的银行都愚蠢并鲁莽的放贷,并且长久
以来拒绝承认他们已经破产。但是日本的银行是私有化的并为股东负责,中国的银行则为国
有,几乎不为任何人负责。MITI 模式很难应用在中国。
中国当政的技术官僚需要拿出一些决心来纠正这些不平衡的现象。他们认可极端的不平
均会是危险的,现在他们分散投资国家的西部和北部来使国家广阔的内陆工业化。他们甚至
讨论为了中国社会最贫困阶层提供的福利计划。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的技术官僚们到底有多么
聪明。他们会足够聪明,把麻烦在爆发前拦截下来吗?
Emerging pluralism?
如今的中国与毛时代的中国一个显著的不同点是不同观点的增长。这代表着中国正在从
极权主义过渡到独裁主义,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这些观点中无一是真正激进的,也没有人
能够被允许组织一个施压的团体;所有的操作都是在体制内进行,而且参与的人员大部分是
党员。这些讨论发生在与国家智囊团里的精英中,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于北京和上海(这两座
城市有时互为智力对手)。他们都必须在国有部门任职,许多可以在华盛顿发现的私有研究
机构和宣传组织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如下是一些在中国知识分子间常见的观点。
peaceful rise of china
这种学派大量存在于上海的大学中,认为中国可以保持做那些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利
用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代工外国的高科技产品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而且所做
的一切不需要切掉哪怕一根敌人的手指,所谓“和平崛起”。历史上,很多快速增长的力量
转向了军国主义(德国和日本),但是和平崛起派认为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坏的和不必要的。
上海已经成为了中国壮观经济增长的中心,所以我们并不惊讶这种学派发源于上海。倡导这
种观点的人有时被称为“自由国际主义者”。
其他学校的学术圈中认为“和平崛起”使中国听起来对自身的军事实力不是十分自信,
并暗示台湾可能在不受任何惩罚的宣布独立。“和平崛起”一词首先出现在2003年的国际
论坛上,被淡化为“和平发展”和“和平共存”。一些其他的问题:如果中国简单的代工日
本和美国的高科技产品,那么它将永远的落后于技术更为先进的国家。中国正在迅速的发展
自身的研发实力,但是这些在自由社会中发展的更好,而不是监督社会。廉价劳工并不是最
必要的工种,中国需要被良好训练的工人并急缺技术管理人才。
pealists
中国的现实主义者有时被开玩笑称作“新保守主义(neo-cons)”,因为类似于美国知
识分子中的强硬派,他们并不回避军队的作用。源于北京的学术界,特别是清华,现实主义
者认为他们需要现代化的军队来遏制来自日本、台湾和美国的威胁。一个虚弱的中国就会被
欺压,就像屈辱的世纪中那样。中国的实用主义者对美国人并没有个人敌对感,并认为彼此
是平等的。他们对日本人十分敌视,特别是如果日本不承认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或正在

将亚洲霸主的地位让位给中国。
这类观点的危险之处与用邪恶词汇描述中国威胁论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一致.双
方相互视对方为威胁意味着敌对和紧张。同样,日本的强硬派对被中国赶超感到不满,并敦
促建立紧密的美-日联盟来对抗中国力量。相互畏惧通常是战争的前兆。正如修昔底德对公
元前5世纪使雅典满目疮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著名的观察:“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
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
middle ground
在上述两种观点中,许多圆滑的中国人追求一种折中的方案:和平,但是拥有足够的武
装力量。相应的,即便是在国际压力下,中国的军队也可以获取到逐年增长的军费。例如台
湾,必须赢得一方的支持,并面对另一方入侵的威胁。折中派喜欢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并以
收购其他国家的公司为荣。这使得中国更加强大。
New left
毛主义已经死了,但是仍然有一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清华大学,强调平等
问题的人。在社会主义下,财富的不均应该消失,但是在中国贫富差距被迅速拉大。在某些
测量上,中国人收入的不平衡比美国更甚。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他(正确的)
观察到“一些人需要先富起来”。在中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与乡镇人口或者进城务工人员
的生活差别是巨大的。你不需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能看到这些现象。中国,仍然称自
己为社会主义,可是对待工人和穷人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差。
中国的新左派希望通过对富人加税把财富转移到穷人身上。他们认为中国不需要如此关
注出口,而是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拉动穷人的内需上来。例如,出口税信用——允许外国公
司的产品减税——应该被废止。新左派比起少数人持股的公司,更喜欢全员持股的企业。他
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像德国那样的社会-民主国家。政府依然留意着农村的贫困人口,这些
人希望通过所谓的“和谐社会”来改善贫富差距。
Incremental democrats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很少有人再提到民主,但是目前一些知识分子正在默默的
建议更多的群众参与。没有民主,他们担心僵硬的体制最终会走向崩溃。推翻政权不是目的,
使共产党注意到大众才是。这也是毛的主要意图,增长的民主派可以用毛的名义来执行本质
上非毛的意图的政策。在低级别的选举中——一部分已经在发生——党员们奉献自身为人民
服务取代了使用他们的关系来致富。
我们将这些观点称为什么呢?潜在的多元化?一些苏维埃专家注意到多样的观点也曾
出现在晚期的苏联,但是这导致了崩溃而不是重组。这些在部分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存在的观
点基本没有意义,特别是政府并不欢迎他们。出现多元化的原因是许多群体的自主互动,而
不是少数精英的虚拟概念。如果政府允许公开建立支持这些或其他观点的组织,中国将会真
正的多元化。目前还没有任何的信号出现。
Rice-roots democracy
新千年以来,分散在华夏大地上数以千计的村级竞争选举开始出现,就像众多破土而出
的水稻嫩芽一样。没有党的允许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一些人认为这是党内知识分子不断
慢慢渗透民主思想所导致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村民之们对随意征“苛捐杂税”的地方政

府感到不满引起的之下而上的改变。在部分乡镇,有党员候选人竞选失败的情况发生。
到目前为止,这些选举的范围是被严格限制的。选举产生的官员仍旧被党的地方书记所
控制。但是地方的书记也正在逐渐通过更公开的方式被党内成员选举产生。1999年起,少
部分低级别的官员直接被街道竞争选举产生。有中国的政治学者预测这些选举会上升到主要
的省级政府并甚至逐步渗透到国家级政府中。一个聪明的政府会使用民主来化解矛盾,但如
果不让民主上升到国家层面最终会引发大众的不满。可能会发生另一个天安门事件。
基本有两种方法把民主引入到中国:(1)
:允许成立多元化的组织并表达他们的观点和
需求。
(2)让党内派系可以平静的发表他们的观点,并最大化的呈现给全体公民。简而言之:
让民主在党内和党外发生。最好是让民主能够在中国平滑过渡:先允许党内派系发声,然后
过渡到公众。一旦他们不得不提出不同的观点来争取选票,这些派系会分裂成不同的党派,
但是仍然宣城自己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循序渐进比突然的改变来的更好。但是目前
上述任何一种观点都还是不被允许的。
Coercion in reserve
中国的政府通过爱国主义和绩效合法性来保持权威。强制(政府通过武力)已经退居幕
后,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它仍然存在。政府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并得到了普通公民的赞赏。短
期内,这曾使得政府走向正轨。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讲通用语(普通话)。1959-1961年的大
跃进之后再也没出现过饥荒。1980年以后,相当可观数量的城市中产阶级开始涌现。
强制工具已不在手,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天安门广场参杂着训练有素的便衣警察,
他们会瞬间扑灭任何有可能组织的抗议活动。任何包含三人或以上的人群如果在一个点停留
太久都会招来谈话。安全警察还记得法轮功成员是如何利用电子邮件在天安门广场迅速的组
织一场大规模的集会的。骚乱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乡村,但是无组织的不满者是自由流动和
无目标的。政府精心防备着民间社会的集结行为——特别是教堂和工会——这可以避免可竞
争组织的出现。
法律可以有力的促进民间社会。中国宣称依法治国,但这有选择性。一些与经济效率相
关的案件,如贪污和欺诈,被公平的处理。但是一些有关党的控制的案例则容易被压下来。
为教堂和工会辩护的律师有被取消资质或逮捕的风险。还有一些案件被隐藏了起来。一部
1989年起草的法律试图允许公民起诉国家机构,但是只有少部分案例成功了。西方的自由
很大程度归功于一些勇敢的律师,他们坚持认为即便是权力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人们希望
中国正式在缓慢的朝着法治的目标进步着。
2008年的奥运会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复杂的祝福。他们显示出中国现代的一面,但是准
备活动转移了上万的农民和胡同居民。按照法律他们应该得到赔偿,但实际上很少人拿到了
它。在中国没有人拥有土地。城市的底层居民为准备奥运而感到不满。一些批评家认为他们
可以利用奥运会让整个世界看到他们的不满,就像墨西哥学生曾在2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
前夕进行过的抗议活动。北京逮捕了提供建议的批评家并禁止乞丐、穷人、许多汽车和雾霾
在奥运期间出现。
如果独裁的政府有强大的强制能力,为什么不运用部分来清除党内最脆弱的一环呢?腐
败——主要在房产,市政和养老金方面——已经使很多中国人的抗议和失控的骚乱。新加坡
施以严厉的法律来对付腐败(和任何形式的不检行为),现在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廉政的国
家之一。北京为什么不杀一儆百呢(实际上,中国每年执行上千个死刑,比世界上其他国家
的总和都多)?你手里有一个强制工具,为什么不使用它呢。

唯一说得通的理由是党内高层领导注意到腐败是十分广泛存在的,整治腐败会损失掉支
持他们的党内同志。打击你的支持者会使你寡助。揭露腐败的记者通常被打并监禁,打击腐
败是有选择性并且政治性的,目标是通过使不服从中央指令的官员下马来巩固顶层领导的权
利。例如2006年上海领导陈良宇因为腐败被双开。许多人怀疑真正的原因是陈和上海派的
创始人前任主席江泽民走的太近,而对现任主席胡锦涛不是十分忠诚。

中国人都在讨论什么
中国的经济大致每七年翻一倍,惊人的速度。从极端贫穷开始,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世界
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不是人均)
。中国的城市展现着中等的工业化,现代的城市中心和拥挤
的街道。中国没有走日本的道路——阻止外来的企业和进口,将投资和技术控制在 MITI 的
领导手里。中国欢迎外国的投资,技术和(部分的)所有权,与 MITI 根本没有可比之处。
中国更加开放,而且在这里经商相对日本来说更加容易。中国所有先进的工业都来源于外国
的投资。北京看得见这是能够工业化的最快速的方法。
中国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与拉丁美洲不同,中国不存在老的统治阶级.毛处理了旧中国
的地主和资本家,所以中国可以从新开始资本主义。也不像穆斯林国家,中国没有文化或宗
教上的问题,于是可以迅速的现代化并学习西方的模式。中国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工,充足的
资本(很多来自国外)和一个有意推动经济的政权。一个拥有不错待遇的中国劳工的工资在
每小时2美元之下,这是雇佣一个美国劳工花费的零头。即便是在国内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
通用汽车还是在中国迅速的扩张。通过大量持有现金,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的美国债权持有
国(紧随日本)。
但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仍然有一些事情可能走向的错误的方向。无论是德国还是日
本,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永远保持强劲的增长。限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过分依赖技术
进口——中国很少投资在研发上,还有依赖于世界市场保持接受中国的商品。由于技术劳工,
特别是技术管理者的缺乏,在中国经商的花费持续攀升。现在员工会轻易的跳槽到高工资的
岗位,这就迫使着雇佣者提供更高的工资。预计会有两方面原因导致劳工的进一步紧缺:
(1)
许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离开家乡去寻找一份工厂的工作,
(2)独生子女家庭。已经有许
多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加价廉的劳动力。中国许多的投资受政治影响、混乱、短期并且是浪费
的(被低价的劳动力所掩盖)。逐渐地,糟糕的投资会伤害到经济的增长。中国银行和股市
的危机也在威胁着那些被乐观估计的源源不断的项目。
It only looks capitalist
中国城市的街道被小的超市和饭店连成一排,街道上充斥着鱼目混珠的小商贩(‘“想
买 T 恤吗?给你个特价”)。这看起来想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城市,从微观角度来看,它也
确实是这样。但实质上所有大型的实体经济都是国有并被党所控制,党或者政府的官员被安
排在董事会中并有否决权。迄今为止,所有大型的银行都为国有和党私有。许多“资本主义”
企业都是这些国有企业的分支。例如宣称商业化运作中海油实际上被石油部70%控股。中
国市场的生产2/3的原因是 GDP,但是整体上还是处于控制当中。
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也在尝试着这种混合方式。铁托的南斯拉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暗
示这种方式是不稳定的。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市场经济,直到政权开始害怕失去控制,开始加
强中央监督和控制。然而为了寻求经济快速增长,政府会再次松开控制。经济的曲线会呈锯
齿形,永不会稳定。
犬牙交错的经济中,错误开始发酵。愚蠢、错误或者不正当的投资总额变得巨大。政府
的控制使得许多良好运转的企业做出坏的决定。农民持续逃离乡村使得劳工廉价——非技术
工30元(4.3美元)一天——这使得开发商过度建设。银行慷慨的为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贷款,
因为它们给每个人,特别是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的建筑都瞄准了顶级的租赁市场,
使得很多炫目的高层建筑成为了未完全使用的赔钱货。上海自己就拥有两倍于纽约的摩天大

楼。北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但是由于过于昂贵而且位置不便使得它门庭冷落。中
国的建筑热潮是一个可能破裂的泡沫。
在常年的向国企、官员甚至仅仅是骗子发放不良贷款之后, 许多中国的银行已经实际上
的资不抵债了。北京需要贷款给缺少偿还能力的国企。伴随着虚弱(当时增长)的会计标准,
银行继续着仿佛他们能够收回贷款。这与日本银行之前的做法很是相像。大量的存款和工业
的迅速增长掩盖了相关的问题。没有必要去撤销这些不良贷款,因为这么做会迫使许多银行
和国企承认他们已经破产。一种对中国银行崩溃的恐惧广泛的存在着。
实际上所有的业内人士(其中很多拥有美国学位),都了解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和错位,
他们中的多数说政府也了解这些。中国的九位政治局常委都受到过高水平教育。但是他们的
观点是偏离的。中国与这些企业有联系的业内人士宣称政府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未来的局面
也在控制之中。“我们被聪明的技术官僚们治理的很好”,这是他们传达的信号。他们注意
到中国的领导人避免了1997和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并且会带领中国过热的经济实现软着
陆。中国的储备量十分巨大,一些观点认为政府可以轻松的为银行注入数以十亿的资金来掩
盖这些不良贷款(很多是贷给国企的)
。中国最大的三个银行现在可以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
份,这促使整个银行体系制度的进步,使之可以与外国银行竞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
政府的论调。
专业人士并不担心政府关系,另一方面,他们担心政府不知道如何冷却过热并且失控的
经济。由于恐惧伤害到中国奇迹般的增长和引起失业,政府使得银行和股市走向崩溃。根据
法律,中国的银行利率十分之地,所以储户将他们的钱转向股市,引起了狂潮。中国的股市,
就像整体经济一样,很少被监管并可能会崩溃,如2005年那样。但是2007年股票的价格又
再次迅速飙升。一些人恐惧会到来一个非常硬(unsoft)的着陆。
Yuan and dollars
中国现在的情形与90年代末的东亚一些国家货币突然贬值的金融问题不同。中国的人
民币的面值被低估,并且在增长。但是迅速的增长会破坏中国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相应地,
北京想要使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放缓。从1995年到2005年,部分出于避免在东南亚其他国家
发生的货币问题,中国维持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这项政策在当时被所有人叫好,包括美
国也认为是一项保持稳定的措施。许多年间亿美元保持兑换约8人民币(现在是6.9)
。
随着时间的变化,美国进口了越来越多中国的商品,便开始抱怨固定的汇率是不公平的,
人民币保持低价使得中国可以赚得美国工厂工作的费用。美国议会迅速决定这需要被改变。
一些人建议人民币升值20%-30%。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不是中美贸易问题
的根源所在(美国极低的储蓄率才是主要问题)。中国由于其低工资(和高储蓄率)成为了
一个超级竞争者,而且其廉价的货物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并使美国能够消费更多商品。
一个国家贸易的盈余会使该国货币像高价值流动。市场效应会对货币重新估值。但是中
国像许多其他多家一样,希望人民币低价以保持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如果人民币走得太高,
中国会损失掉一些出口优势。为了保持人民币低价和稳定,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买入了大
量的美国国债(日本也这么做过)。这使得中美经济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缠绕在了一起。富裕
的美国现在深深的感激贫困的中国。中国对美国国债的采购使得我们的利率保持低价并维持
了我们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如果当时中国出售,或者仅仅是停止买入美国的债权和票据,我
们的利率会攀升,房价也会下跌。美元会在世界范围内被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的突然撤出
也会使其大量持有的美金贬值。中国会对美国发起金融攻击以反对美国的政策吗?如果在台

湾问题上摊牌,这种手段一定会被采取。
在2005年,中国出手了一部分美元并将其储备从美元转换为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
韩元的一票货币。人民币近3年相对美元走高了17%,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美元的持续走低。
中国使用了一种“管控汇率”的宏观调控经济代替了自由浮动汇率。这种方法被认为可以使
人民币波动被估值,如果逐渐实现的话,这会纠正中美货币间的不平衡并伤害到邻国的经济。
可能中国的确是被天才的技术官僚所统治。
A market economy for china?
中国会转变成全面的市场经济吗?1978年起,中国的经济就以令人惊讶的比例增长。
就像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面对着经济应当如何集中还有在保留中央政权控制的同
时权利该如何下放等问题。正如其他国家的常识,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组合。
最早的变化是从超过一半人口锁在的农村开始。集体农场破裂,家庭被允许“责任制”,
一个委婉的的私有化农业的说法。农民们每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从国家那里租赁土地
——仍然没有私有产权——需要上交固定的配额给国家。此外,他们可以以能获得最好的价
格在市场上出售所生产的农产品。他们可以自己选择作物种类,并自己选择购买化肥和机械。
农业开始飙升,中国人吃的更好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一些人甚至达到了富裕。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事情发展的就没有这么好了。随着所有农民的大量农产品
组成了自由市场,竞争使得农产品价格和利润下降,农民的收入也下降了。在许多地区,秩
序被打破了,村民开始骚乱并攻击当地政府——曾经向农民勒索“税费”,这是第三世界国
家典型的现象。
超过八百万的农村人口离开家乡去城市寻求工作,政府无法控制这股不稳定的务工潮。
为了平复乡村里的不满情绪,也为了减少向城市迁移的农村人口,2005年北京终止了有上
千年历史的农业税,甚至向农民提供了一些财政援助。政府害怕农民的不满会转为中国历史
上不时出现的农民起义。
部分的自由经济正在城市里传播。为了应对增长的失业率,政府允许个人经营超市、餐
馆、维修店甚至工厂。甚至雇佣工人——被马克思主义称作资本主义剥削——也是被允许的。
但是政策起作用了,喧嚣的私营经济体生产并销售那些比国有工厂和商店中更多更好的商
品。狭小的百货商店外,人们拍着队购买曾经被毛蔑视的流行服饰和鞋类。人们去隔壁的商
店去买家制的椅子和沙发。餐馆像野草一样生长。
香港旁的沿海地带,深圳被规划为经济特区,并邀请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将中国转换
成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FDI 对发展中国家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和民族主义者感到憎恨和
恐惧,并视之为资本主义的接管,但这实际上是经济急速增长的关键。约一万亿美元涌入特
区(很多来自于香港和台湾)来利用中国低工资的红利(非技术类工种50美分一小时,正
在增长),各类产品的数量开始飙升。这些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争相赚取利润。由于这些企业
的原因——现在占中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1978年起中国经济以每年约10%这样令人
惊讶的速度增长,并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非人均)和第三大出口国(仅次于德国
和美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比1980年翻了三倍。于此对应的是,约十万国企中的三分
之一都在亏损,而且只能靠无法偿还的贷款来支撑。是否关闭他们并使工人下岗是北京面临
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实际上常委们一直在拖延着不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他们不知道如何是
好。

随着现代化,快速增长的新兴城市在沿海地带逐渐兴起,一些商人变成了百万富翁,大
批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大部分中国人喜欢自由市场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但是很多同志不这
么想。如果全面推行市场经济,那么靠监督控制经济过上好日子的官员们会作何反应呢?他
们布上路障试图阻止重大变化发生。邓清洗和退休了很多老干部,并用年轻的技术官僚填充
了这些位置——例如现任的胡和温,他们推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并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并催生了嫉妒和怨恨。中国的领导人害怕经济倒向失
控并试图使之放缓,所谓的“软着陆”。长期来看,民主是必须的,但是北京法师中国只会
存在一个党派。当一个不稳定的经济系统逃离独裁的政治系统时会发生什么?想象一个脱缰
的野马(中国的经济)掀翻它的骑手(党)。
A middle way for the middle kingdom?
关于北京近期和当前领导人的一个基本猜想是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间有一条折中的
道路,居于控制经济和自由经济之间,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之间(苏联的主席戈尔巴乔夫也
有着同样的想法,而且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随着保持着整体控制经济的同时引入市场
经济的元素,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中间的道路。确实有这么一条路吗?不见得,一些观
察者认为中国精英已经这样默认了。
当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引入了一些市场经济的概念——需求与供给,竞争,利润,家庭农
业,价格自我定位——前几年通常是好的,农业丰收,百姓的餐桌丰盛起来。消费品质量更
好,百姓吃穿的更好。新的工业向世界出口服装和电子设备。统计上,经济增长率开始喷涌。
这看起来像是圆满的平衡:微观经济的市场化,之上是国家控制的宏观经济。食品、服装、
电子消费品等源自于私有经济,其中很多是外商直接投资,但是一些大型的产业如银行和规
划系统仍然是国有并被党控制。
但是中国人——就像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人——发现一点点的资本主义就好像是种子。共
产主义国家面对的选择是不同的。如果他们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条路,就面临着一些年的经济
增长和随之而来制度上危险的扭曲。如果他们取消了自由主义的实验,便会转向集权。斯大
林的体系缓慢减速,离资本主义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远。如果选择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数十年来
的选择都是错误的。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另一个问题涌现出来:中国银行的贷款也是混乱并鲁莽地;银
行系统完全归国家所有,这是脆弱的。一些贷款是在国家控制下,填补正在亏本的国企。由
于补贴过多而税收很少,中央政府自身也在大规模的负债。伴随着一个错误并愚蠢的金融系
统,中国的增长也是受到威胁的。与美国一样,中国的债务炸弹也在滴答作响。
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的重组远比苏联做的聪明,并且有很大几率成功。首先,中国允许
私有农业。苏联直到解体的时候还在辩论私有化农业的问题。中国也允许小型商业存在,并
且为外商直接投资开辟了经济特区。中国缺少的是促使了戈尔巴乔夫下台的政治自由。北京
的领导人还记得戈尔巴乔夫是如何不经意间使苏联解体的,而且都害怕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
夫,所以他们绝不容忍民主、竞争党派或者戈尔巴乔夫最先允许的自由媒体的出现。中国的
做法是正确的吗?他们的改革打下了民主的经济基础,但是却不对政治体系进行改革?
另一些观察者害怕中国会走向崩溃,离开政治系统的改革,单独改革经济系统会引爆所
有问题。伴随着腐败和不平等的加剧,可能会引来大规模的骚乱。迄今为止,只有中欧发生
过从共产主义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成功转换——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反共产主

义者全面颠覆了共产主义政权。目前还没有折中的方法成功过。
Enraging the dragon
一些美国人害怕气势汹汹的中国正在买下美国,这几乎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重演,当
时美国人确信日本就要拥有美国了。美国看起来需要一个亚洲的假想敌。我们只消费而不存
款看起来更像是我们在出售美国的原因。中国(和日本)恰恰相反,这使得他们有很大量的
资金用来投资。
2005年中国危险的论调被加强了,中海油想要以185亿美元收购一家美国石油公司,优
尼科。优尼科并不是一家十分大型的石油公司,但却拥有一些亚洲油田,中国想借此保障自
身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但是被中国石油部控制的中海油的做法与纯粹的商业交易有所不
同。请记住,中国只是看起来像资本主义;大量的企业还是国有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
大的石油消费国(次于美国),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签订石油订单以保障自身的需求。中海
油的收购挫伤了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议会发出了怒吼。这很像是墨西哥或者尼亚加拉在有
其他国家试图收购他们的油田时的表现。中海油提交了他们的意向,最后雪佛龙收购了优尼
科。美国人也可以成为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者。
一些观察者被这桩失败了的收购所困扰。是否这种对中国区分对待的行为,产生了我们
不愿看到的敌对情绪?中国会对议会的经济民族主义作何反应?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开
始,我们建议中国加入世界市场来赚取利润。中国听取了我们的建议,目前手里持有大量的
美元。为什么他们不能用这些美元来收购一个主要资产在亚洲的美国企业呢?有人担心美国
继续在贸易、货币和产权等问题上对中国的阻挠会激怒中国巨龙。美国对日本在贸易,特别
是石油上的限制曾经铺平了通往珍珠港的道路。
China and the world
一些破坏分子袭击了08年的奥运火炬传递。简单的经济改革——允许进行资本主义微
观经济——已经被执行。真正艰难的部分还没有开动,危险的政府,银行和国企负债;低效
的农业和能源利用;和每年需要补充的约九百万个新的工作机会。任何全球经济的放缓都会
伤害到中国的出口贸易。通过对90年代日本的研究,出口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唯一的经济基
础。
还有一个难以被预测的因素。2001年中国加入了长久以来寻求促进其出口的世界贸易组
织(WTO)。但是加入 WTO 以后,中国也必须向各式各样的投资敞开怀抱,包括长久以来
被保护的银行系统。许多经营不善的国企会在竞争中出局,这其中就可能会包括主要的银行。
进口的粮食可能比中国的水稻大米更为便宜。
WTO 的席位未能缓和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2004年,随着一份调节纺织与服装贸
易的协议失效,使得中国相关行业的出口摆脱了限制。培育了大量产能过剩的工厂并拥有廉
价劳动力的中国,看起来要全面接管国际的纺织与服装市场——中国现在就已经占有该市场
中的主要地位(认为5美元的衣服就很便宜了?在中国只需要1美元。但是注意他们的 XL 相
当于我们的中号)。其他国家大叫“不公平”并要求 WTO 采取紧急规定来限制中国的出口。
中国十分生气,抱怨限制他们的出口是不公平的。这种经济封锁助长了日本二战前的民主主
义情绪。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在中国引发了新的矛盾。正如之前提到的,奥运的筹备中转移并
惹恼了很多人。想要借奥运表明需求的学生和持异议者提前几个月就被逮捕了。共产党官方

报纸人民日报警告道:“保持稳定比其他一切更重要。”一个好消息是:北京不会在奥运会
结束前真正动武解决台湾问题。政府不会让任何事影响奥运会的进行。就运动会本身来说,
北京八月湿热的天气还有雾霾也弄得很多游客和运动员不是很开心。
中国会通过武力或者恐吓来收复台湾吗?毫无疑问的,我们需要决定如何应对。美国军
队的介入会引起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经济制裁不会吓到中国。中国可以仅仅出售美国的国债
就可以对美国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中国想要发起攻击,那么绝不会迟疑。不要低估中
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从未完全的稳定而且可能再次偏离轨道。中国在和平年代很难被
治理,而且现在伴随着一个分裂、不确定的政党,腐败的官员,虚弱的中央权威,地域之间
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和人民的不满。一些观察者害怕北京会将这些不满情绪转移成愤怒的民
族主义,一个紧张政权常见的做法,而且中国确实拥有一个十分紧张的政权。
中国已经成为东亚最大的军事力量,超过了日本。前任党的总书记江说道:“到2020
年,世界只会存在两股超级势力,中国和美国。”海军是被优先发展的,有了先进的海军就
可以声明并强化那些远离东南海岸的岛屿了。这惹恼了附近的其他国家——菲律宾,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而且北京宣布自己拥有在任何时候把叛逃的台湾省收编的权利。根
据一项1979年的法律,美国致力于和平和自愿的统一。如果北京使用武力或者恐吓台湾,
我们改如何应对。
作为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但是被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中国,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赢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耀。中国如达成到这些愿望将是21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