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 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結构 /Zhonghua di guo wan..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 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結构 /Zhonghua di guo wan qi de pan luan ji qi di ren : 1796-1864 nian de jun shi hua yu she hui jie 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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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02
Edition:
Xiu ding ban, di 1 ban.
Publisher:
Jing xiao Xin hua shu dian, Zhong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Language:
chinese
Pages:
258 / 291
ISBN 10:
7500404808
ISBN 13:
9787500404804
Series:
Zhongguo jin dai shi yan jiu yi cong.
File:
PDF, 10.57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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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则

Year:
2018
Language:
chinese
File:
MOBI , 2.86 MB
5.0 / 5.0
2

文书行政的汉帝国

Year:
2013
Language:
chinese
File:
PDF, 24.92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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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1165

观者藏
20090

书
1165

观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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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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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者藏
20090

图字:01-2001-40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8(2002. 1 重印)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王庆成,虞和平主编)
书名原文: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ISBN 7-5004-0480-8
Ⅰ. 中…

Ⅱ. ①孔…②谢…

Ⅲ. ①团练-研究-中国-近代

②地主-地方武装-研究-中国-近代

Ⅳ. E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7415 号

晓光
朱文苓

萧莲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观者藏
20090

书
1165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河北广增装订厂

版

次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2501-6500 册

开

本

850×1168 毫米

印

张

8.75

字

数

225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1/32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编 辑 说 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更
适应于时代,更有益于社会,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近代史研
究需要继续前进,获得新的发展。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我
国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和走向世界的途径之一。因此,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于 1987 年创刊了这套†中国
近代史研究译丛‡
。10 多年来,本译丛虽然刊行种数有限,但是颇
观者藏
20090

书
1165

得海内外学者的赞赏、鼓励和支持,为了迎接 21 世纪中国史学的
新繁荣,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本译丛。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选译外国学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侧
重于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参考借鉴意义的专著。本译
丛所选译著作的研究时限以 1840-1949 年为主,同时适当向前后
延伸,以体现历史的连续性。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大多与中国学者不同。
我们选译出版某书,并不意味着同意它的观点。书中的优点、缺点
和错误,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知所见有限,希望海内外史学
界同行给予关心、支持,提出批评建议,并且推荐选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2001 年 8 月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庆成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虞和平

王庆成

牛大勇

朱荫贵

张小颐

罗志田

郭沂纹

夏春涛

黄庆华

虞和平
张小颐

书
1165

夏春涛

观者藏
20090

常务编委

目

录

前言 ·························································································· (1)
最新中文版序言 ········································································(1)
平装本序言 ················································································(1)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1)
近代史的时限 ·····················································(1)

第二节

国家民兵制度的历史重要性 ·····························(11)

第二章

观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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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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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37)

第一节

白莲教叛; 乱期间的地方管理问题 ····················(37)

第二节

太平天国叛乱前夕的清代民兵政策 ················(51)

第三章

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 ····························(64)

第一节

地方组织的规模 ···············································(64)

第二节

地方组织的原则 ···············································(76)

第三节

团与官僚政治部门之间的关系 ························(94)

第四章

叛乱的发生和正统名流的组建武装 ······················(107)

第一节

从地方防御到帝国的防御:江忠源 ··············(107)

第二节

胡林翼创建‚亲兵‛ ·····································(120)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2

第三节

曾国藩和湘军 ·················································(139)

第四节

刘于浔和南昌防御 ·········································(156)

第五章

军事化的对应等级组织 ·········································(170)

第一节

正统的和异端的等级组织······························(170)

第二节

相互作用和一体化 ·········································(181)

第六章

民兵、国家和革命 ·················································(194)

第一节

太平天国叛乱的社会-战略问题 ··················(194)

第二节

传统国家的崩溃 ·············································(217)

观者藏
20090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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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233)

前

言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是美国哈佛大
学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的力作。孔飞力是研究中国近代
史和清史的著名学者,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多
次来中国访问、研究,是中国同行熟悉的朋友。
本书研究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
观者藏
20090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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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它利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中文资料,用社
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是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杰出著作之一。
刘广京教授以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
丛‛已出版中译本)和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两
书为例,称誉这两位作者是美国六七十年代深入探讨社会史动态
的最杰出的史家(刘广京:
《30 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
见《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
。
本书认为,中国有‚民兵‛思想的悠久历史,但明、清时代的制
度已基本上体现了士兵和平民的分离。1796 年开始白莲教造反,
正规的军事机构和力量无以对付,驱使官员们寻求辅助的办法,地
方性的团练武装应运而起。这时期的团练仍在国家监督之下,对
王朝的军事制度并无直接影响,但对以后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
事化起着先导的作用。
本书以主要篇幅讨论 19 世纪中叶起出现的各种类型和形式
的地方武装问题,着重研究由正统的名流——绅士创办的各类团

2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练的形式、规模、财政基础、同氏族的关系,尤其是同官方的官僚政
治制度如保甲、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又以
江忠源、胡林翼、曾国藩、刘于浔等人为对付太平天国和其他造反
事件而创建各类地方武装为例,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详尽具体的
分析。在这些正统的地方武力之外,本书还探讨了各种形式的异
端地方武装,如村社武装、
‚股匪‛
、
‚堂匪‛等的兴起、同正统武装的
异同、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化等问题,展示了晚
清地方军事化的广泛普遍和复杂情景。
作者极为重视晚清的地方军事化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他认
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稳定延续的社会根源,在于王朝与地方名
流——绅士间的协调,在于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
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这样,名流——绅士凭借他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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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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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正统的学术传统以及伦理观念,使传统政权得以反复重建。
但到晚清动乱时期,情况有了不同。名流为着自己的利益,也为着
王朝的利益,在镇压王朝内部敌人中起带头作用,使王朝得以度过
危机而继续生存;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
流势力的扩张,名流在王朝体系中,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开始正式
行使权力,名流领导的地方武力开始作为官方的机构承担保甲、里
甲等职能。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
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其影响直至于 20 世纪前期中国的
行政和社会。作者认为,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中国的政治和
社会再也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因而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作者
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鸦片战争这样的外部事件来划
界,认为王朝的衰落不同于旧秩序的衰落,中国旧秩序衰落的开始
时期不早于 1864 年,即太平天国被扑灭的那一年。
美国学者解释中国近代史,常注重西方对中国的刺激和反响,
以为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系由于西方潮流的冲击。孔飞力

前 言

3

在本书中的看法不同,他从中国内部事件引起的社会构造的变化
来探究中国近代的起始。中国学者大都主张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
的开始。我想,鸦片战争并不是一桩单纯的外部事件,英国侵略者
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标志着中国内部的发展也自此进入一个
新阶段。归根结底,历史发展的分界点应该到社会的内部变化中
去寻找。因此,孔飞力的看法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晚清时期为着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造反而引起地方军事化,
中国史家早已有所注意,并就这种现象对中国兵制、政制的影响作
了很好的研究。孔飞力的著作着重探索这类军事化的社会史意
义,这就开辟了新领域,扩展了视野,大大丰富了历史认识的内容。
这是他的贡献,也是最值得中国史家借鉴之处。研究历史,尤其是
研究社会史,必然要研究社会中的各种成分如平民、贵族、官僚、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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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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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民族等等。只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分析方法,这样做不仅不
会削弱阶级观点,反而会使阶级观点更加有血有肉。
当然,我想中国史家不一定认为此书的研究已经尽善尽美,不
会都同意此书的观点。19 世纪中叶以来绅权的扩张虽然是十分
值得重视的现象,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传统社会的崩溃,
似乎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作者承认,名流与王朝站在一起度
过了当时的国内危机,这说明‚传统政权的立足基础仍然是稳固
的‛,也说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将要动摇这些基础的特殊的‘近
代’因素,还需在中国历史的趋向中去引发决定性的变革。‛
(见此
书第 8 页)。可见绅权扩张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并不是界定中国历
史阶段的充分条件;作者开宗明义提出的‚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
落和传统中国社会的衰落‛的问题,依然需要从社会、经济、思想等
各个方面去进行分析研究。此书将 19 世纪中叶的地方军事化与
20 世纪早期以至二三十年代的情况联系起来,并概括说‚太平天
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影响到县一级中国行政的特点,并且以一直

4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持续到民国时期的各种方式,形成了县级行政和地方名流之间的
关系‛。但由于此书涉及的历史时期止于 1864 年,如作者所指出
的,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社会史存在着大量未被研究的
课题,因而这样的联系必然仍是朦胧的。孔飞力指出,辛亥革命前
后,农村名流并不因科举制度和旧政权给予的特权被取消而消失;
农村名流以什么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特征,又以什么方式去适应变
化了的环境,这些必定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是
孔飞力著作给予的又一启示。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很可能引起中
国同行对孔飞力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兴趣,并且进一步研究 19 世
纪中叶地方军事化与此后几十年地方军事化的异同,研究 19 世纪
中叶农村名流与地方行政关系的状况与此后几十年状况的异同。

观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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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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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一定也是孔飞力乐观其成的。
王庆成

最新中文版序言

我在几乎 40 年前完成了对本书的研究,而在当时还没有掌握
清代的原始档案。此后,研究的机会大为增加,如果我重新撰写本
书,料想它的内容会相当不同。但我的几位近代史研究所(指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者)的好友说服了我:这是一个
(当时)十分年轻的学者依靠当时所能掌握的史料试图以新眼光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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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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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这一课题而写成的一部不尽完美的著作,加以利用,是会有一定
的价值的。因此,除了作了几处小的修改外,我不打算重写本书,
而冒昧地仍以这一老的不尽完美的版本送给我的中国朋友。我希
望它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友谊,加强学术合作,并期待能得到你们的
评论和指正。
孔飞力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2001 年 6 月
(杨品泉

译)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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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者藏
20090

平装本序言

自本书问世以来,关于中国地方政治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
就,以致如不对本书作广泛的修订,再版就很可能是一个错误。但
是在未作修订时,我至少与读者有着某些共同的想法,即如果我要
修订,该如何进行。我现在考虑有两个要点:
(1)19 世纪 50 年代
观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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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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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化与 19 世纪 20 和 30 年代社会紧张局势的关系;(2)根据
北方教派传统的新知识来衡量我的总分析构思的贴切性。
1. 关亍清朝地方控制衰落的时间

本书总的论断是,虽然清

朝对 1796 至 1804 年白莲教叛乱的反应暴露了它的正规军的虚
弱,并且提高了地方名流在民兵防务方面的能动性,可是使力量对
比不利于中央控制的官办帝国军队而有利于在地方征募的私人非
正规军的因素,主要是 19 世纪 40 和 50 年代的地方军事化。根据
这一军事力量的再结合,我展示了一幅在其他行政领域中权力下
放的图景,这种下放直到 20 世纪还对地方行政的形式产生影
响。 ①
权力何时开始下放和在此过程中军事化的相对重要性的问

①

后来我继续探究了我在本书第六章中关于这种 19 世纪名流的能动性对 20 世

纪 地 方 行 政 的 影 响 的 见 解 。见 拙 著 :
† 民 国 时 期 的 地 方 自 治 :控 制 、自 治 和 动 员 的 问
题 ‡,载 魏 斐 德 和 卡 罗 林 〃格 兰 特 合 编 :
†晚期中华帝国的冲突和控制‡
(伯克利和洛
杉 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 年),第 257-298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2

题,现在被詹姆斯〃波拉切克的论述 19 世纪 20 年代时期地方名流
能动性的重要研究著作弄得复杂化了。 ①情况显然是,漕运制度
中的附加税率的增加引起了长江下游某些地区的一批低级功名拥
有者(生员和监生)的抵制。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这些人组织了
地方的合作网络,不但用标准的包揽的方法抗缴过高的税赋,而且
通过‚京控‛的渠道去控告地方当局。这类地方网络成了官府镇压
的目标,所以这种运动从未能顺利进行。 ②当我进一步阅读这种
材料时,我产生的印象是,波拉切克向我们展示的可能是地方名流
侵入正式的地方财政管理机构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这个过程在
19 世纪 20 年代的背景中是不合法的,但在 50 年代的背景中不但
变得合法了,而且甚至得到了鼓励。国家原来认为是地方名流的
一种不可容忍的放肆行为,在镇压叛乱的背景中成了承担地方权
观者藏
20090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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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必要行动。于是,与其说军事化是给了名流动员的机会,倒不
如说是它给了发展初期已经进行的活动合法化的机会。这里的主
要反对意见是,波拉切克所举之事例都与江南有关,而我在本书第
四章详细叙述的军事化则是在迥然不同的地区背景中开始的。但
是,我至少倾向于认为,漕运制助长的地方能动性象征着一种更广
泛地参与地方管理的趋势和能力。低级的名流早就能够参与这种
管理了。他们的管理权能在一代人以后江南的名流抵抗太平军时
变得合法了。
2. 重新考虑地方组织的原则

本书的大部分文献材料来自

华南和华中。如果我根据近期的研究进行修订,我一定要更系统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19 世纪初期中国的文人集团和文人政治‡,博士论文(加

州大学,伯克利,1974 年)。
②

见拙著†中华民国的地方税制和财政‡中一个这类事例的概述,载†远东研究中

心论文选‡,第 3 期(芝加哥大学,1979 年),第 114 页。

平装本序言

3

地论述地方军事集团的领导、规模和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材
料出处的地域性。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论区域贸易体系
和城市等级组织的著作已经提出了对地方社会形式进行分类的可
能性,这些形式的不同与经济组织的地区类型——每个‚自然地理
大区‛有从中心区直到边缘区的几种类型——有关。 ①根据施坚
雅的模式提出的合理的主张必须先经过军事化材料的检验,才能
够使本书反映出最新的研究成果。首要之事是要更精确地确定在
军事化最早发展起来的交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特点,以及军事化
从交界地区扩大到大区的中心区的系统特征。
对这一研究的另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提高大概是有
条理地探讨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差别。尤其我要修改我称之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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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括。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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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正统的和异端的‛组织形式之间的同型性的某些不花力气
我当然首先要重新考察把华南的秘密会社网络(天地会)认定
为异端组织的肤浅的主张。迈伦〃科恩在一次与我进行的私人谈
话中指出,确定天地会性质的正确方法是,应该把它看成是‚不合
法的,但又是正统的‛。会徒们不但仿效正统的亲属关系的形式,
而且也接受君主制是一个定制的传统的(虽然是复辟的)观点,这
些都说明把他们包括在正统的世界中是合适的。既然根据其亲属
关系、等级、君王和历史的观点(人们必须承认,对所有这些都要以
某种世界观来认识),这一黑手党式的集团的确是正统性的,所以
我们在看到他们的军事化形式在某些方面与绅士领导的组织形式
相似时就不会惊奇了。在这一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与

①

见施坚雅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 年)的论

点;以及在前引的†论文选‡导言(第 7-9 页)中我们就这一论点如何扩大到一个被分
析的‚地区‛体系的讨论。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4

北方的教派传统不同。
韩书瑞(Susan Naquin)在她的论述 1813 年八卦教叛乱、如今
为第一流的研究著作 ①中,在以后的论述 1774 年王伦起义的著
作 ②中,都给我们详细描述了另一种组织形式,它一定会引导我
们就地方军事化如何与其地方发源地发生关系的情况作出更高水
平的总结。韩书瑞恰如其分地批评了我的假设(本书第 170 页),
即‚同一类的联系和同一级的组织‛被发现可以超越正统的和异端
的亚文化群的界限。③
韩书瑞再现的世界展示了另一种组织选择形式,它显然是教
派传统所特有的。第一,白莲教的会堂明显地与定居的形式不一
致。在村一级,信徒们典型地只包括村的一部分居民,会堂典型地
超出村的范围。在更高的一级,教派并不集中在商业城镇,也没有
观者藏
20090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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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反映市场等级的等级关系。相反,教派由一些互不联系的小
会堂组成,它们的会徒可能是从附近若干村吸收进来的。与其他
会堂的松散联系可能是由教派首领貌似无目的的漫游所造成 ④。
一般地说,首领们是职业的游荡者,即江湖医生、武术教师(各种
‚拳师‛
、剑师等)和瑜伽功教师。他们的许多徒弟也从事类似的行
业;韩书瑞指出,有一个集团内有‚江湖女戏子、雇工、推车工“和”
出售鱼、豆腐干和马的商贩‛⑤。
这些教徒的职业使人联想到了农村社会中的一种地方间的协

①

†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 年八卦教起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

年)。
②

†山东叛乱:1774 年的王伦起义‡(即将出版,引用征得作者的同意)。

③

†中国的千禧年叛乱‡,第 324 页。

④

例如,见韩书瑞:†山东的叛乱‡,第 65 页。

⑤

同上书,第 66 页。

平装本序言

5

调活动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是与‚等级巢穴组织‛①的行政-商
业体系中的生态现象并存的一种补充的生态现象。按照这种形式
生活的人在各村之间的横向移动比他们沿市场交易的路线向更高
级的定居地移动的情况要多。如果能证明这种补充的生态现象已
经存在,它将帮助我们去了解异端教派亚文化群的地区特点以及
它与正统的亚文化群的差别。最后,关于这两个亚文化群如何相
互起作用以产生不同形式的地方军事化的问题,现在有可能提供
一些有根据的见解了。为了方便起见,我在下面称那种与正统有
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同心巢穴‛形式*,称那种与异端有
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流动商贩‛形式**。
首先,按照同心巢穴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关系,是沿着
从农村到面向它们的集市中心、再到更高级的中心的道路和河流
观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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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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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和发生的。那些最适应这种生态环境的人与交换、学术、祭祀
仪式和社会管理的长期性机构和制度相互影响;它们的形式有:等
级市场体系的货物集散地;教育、吸收官僚和尊孔的一套官方制
度;佛庙和民间其他宗教的庙观;县衙门中负责诉讼和岁入的机
构。可以这么说,这种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是‚密切的‛
:一切按部就
班,有长期的居所,等级分明。农户至少因它们的纳税义务而被纳
入这种形式之中,并且程度不同地为市场生产和加工货物。
第二,按照流动商贩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发生关系的
路线与等级商业-行政体系的路线无关。‚江湖医生‛或拳师的路
程像补锅匠或货郎的路程一样,很可能是在各定居点间横向走村
串户,而不是通过市场体系纵向移动。这种地方间的协调活动的

①
*
**

原文为‚nested hierarchies‛. ——译者
原文为‚nested-Concentric‛mode. ——译者
原文为‚tinker-peddler‛mode. ——译者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6

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松散‛
:出没无常,居无定所,等级模糊(事实
上,我们不清楚拳师和江湖医生是否像补锅匠和货郎那样一定要
定出他们的外出路线)。这种形式没有大规模的长期性组织网络,
而只需要地方单位之间的松散联系。对教徒来说,只有当一个具
有吸引力和冲劲的非凡领袖组成一个有许多村社的信徒的临时性
联盟时,大规模的网络组织才会出现。
如果假定上面概括的两种协调活动形式作为互不相关的体系
存在,那也是不合理的。相反,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的农民都参与
了这两种形式的某些方面。但到什么程度?在承认这两种形式是
想像中的典型形式的情况下,人们就可以假设它们与历史变化过
程的相互关系:社会动乱和行政力量的虚弱会削弱把人民结合成
同心巢穴形式的力量;造成村社闭塞的过程会使流动商贩形式成
观者藏
20090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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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地区相对地说更为强大的协调活动形式。①
以上一切与地方军事化问题的关联在于这两种形式在某些条
件下结合的能力。首先,要注意这两种形式在军事化方面的不同
特点。同心巢穴形式强调的是参加军事化的归属性形式,因为根
据定义,它建立在与定居类型有关的制度之上。在有些村社,这种
归属性形式还涉及亲属组织。主要的一点是军事化能够依靠由定
居地男丁组成的可供征募的人力资源,并把在商业和行政上息息
相关的各定居地的民兵联合起来。对比之下,流动商贩形式包括
的人员网络则不是归属性的,而是自愿的。受教义和走江湖的行
家影响的人不受长期存在的和有经济力量的各种村社制度的约
束。他们各地的网络组织也不能取得像定居根据地集团那样的防

①

我在这里间接地涉及了施坚雅的一篇有启发性的论文:
†中国的农民和封闭的

村社:一个开放和封闭的事例‡,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卷 13 第 3 期,第 270-281 页
(1971 年)。

平装本序言

7

御能力或动员力量。嘉庆时期战略村的策略是对付教徒军事团伙
的必然的武器;同心巢穴形式的军事能力非常有效地被用来对付
这类团伙(见第二章第一节)。因为这类教派是自愿结合,它们具
有信仰的动力。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不能进行长期的或大
规模的协调和防御。
但是如果军事化的过程把两种形式捏合在一起,那会发生什
么情况呢?这种事情在捻军和红枪会(也许还有义和团)的事例中
确实发生过。这里有一种强有力的结合的例子。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对淮北军事化的研究中展示的就是这种相互作用的
类型。 ①第一个事例是通过所谓的 19 世纪 50 年代捻军暴乱的驯
化而出现的。捻军运动从作为武装盗匪或走私者的最初形式(我
所定的第二级,即‚股‛的一级)起,就与正在营造壁垒和成立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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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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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居地建立了联系。捻军(基本上是盗匪)首领与民兵头目在这
些定居地结盟,后者就充当了捻军组织中积极的或消极的成员。
民兵头目(他们往往领导着以氏族为基础的定居地)就从‚防卫性‛
活动转变为‚掠夺性‛活动,或者转变为‚防卫性和掠夺性兼而有之
的‛活动(裴宜理用语)。②在 20 世纪 20 年代始于同一地区的红
枪会运动是以地方名流领导下不那么复杂的第一级民兵组织类型
出现的。但这是一种使人感兴趣的变异形式:游荡的武术师傅和
打坐练气(为了刀枪不入)的师傅实际上得到定居地名流领导的庇
护,并被邀去向村民传授农民式的军事技艺。这一切的结果是使
异端在同心巢穴的社会秩序中得到一个坚固的基地,并在同心巢
穴的军事化中添进了异端的色彩。

①

裴宜理:†从叛乱者到革命者:1845-1945 年淮北的农民暴乱‡,博士论文(密

西根大学,1978 年)。又见我在†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307-316 页的分析。
②

†从叛乱者到革命者‡,第 188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8

在多大程度上对这种异端传统的‚驯化‛有助于削弱异端的千
禧年使命(如捻军),或者使异端具有忠君的倾向(也许如义和团),
这个问题尚待考察。也许在祭祀宇宙天地的仪式这方面,‚驯化‛
有一种内在的正统倾向:教派生活方式的异端性可能是教派否定
了地域性礼仪一面的合理的必然结果。由于把自己建立在这类地
方间协调活动形式——它们否认定居地的商业-行政等级的首要
地位——的基础之上,教派生活方式就必然会否认那种等级关系
的普遍意义。①
以上的讨论使人对本书的分析要点之一——‚军事化的阶梯‛
在政治和宇宙观方面不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大致呈现同样
的形态——提出了怀疑。根据我们了解的北方教派的情况,这个
分析要点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如果人们只考虑那些产生于同心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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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协调活动形式内部的军事化形式,这个要点仍旧适用。当然,这
些军事化形式在政治色彩上有很大差别,不过,它们在宗教倾向方
面是否也是如此,则值得怀疑。反之,人们还可能发现,流动商贩
形式内部的那些军事化形式在政治组合上也有差别(不过人们又
可以预言,宗教或宇宙观的特点在它们的基本的象征性结构方面
是相似的)。总之,关于同形性的论点可能在表达它的有限的材料
范围内仍是有用的。本书总的研究成果似乎仍有一定的价值,这
项成果是,在勾画近期中国历史中军事化和冲突的特点时,社会形
式已经比政治倾向更为重要。
孔飞力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杨品泉

①

译)

见阿瑟〃沃尔夫的社会等级和天地宇宙等级同形性的论文:†神、鬼和祖先‡,载

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 年),第 131-182 页。
关于这个问题,我又要为迈伦〃科恩的启迪性的卓见而感谢他。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第一节

近代史的时限

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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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感为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当作仅
仅是抽象概念的游戏而予以搁臵,因为它涉及我们的认识的最基
本部分:我们对所研究时期的特征的认定,我们对历史动力的识
别。19 世纪初期,已经衰弱的王朝面临以好战的西方扩张主义形
式出现的新的激烈挑战,令人为难的接踵而来的事件迫使我们要
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予解说。除非一个研究者假定(而这种主张尚
需有效地提出),在清代后期,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决定性变革的边
缘而与外界影响完全无关,否则他就必须认为,西方入侵将一个富
于传统性的王朝的衰落转变为一场社会和思想的革命,在革命中,
整个古老的文化几乎被一扫而光。
因而,也就必须假定,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
结构模式——的影响,在某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
定力量。但是,是在何时呢?不只一个学派的解说已准备承认鸦
片战争是起决定作用的转折点,把随后时代的一切都当作西方迫
使中国开放的这样那样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 1853 年对这一事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2

件作了最直截了当的陈述,他当时预言,现在中国被迫放弃了它的
闭关自守的状态,‚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
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亚洲受害者只有有条件的同情,与他本人形
成对照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然从受害者的观点看
待事情,把近代历史的动向首要地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
来。这一斗争的开端——因而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鸦
片战争。但是除了引起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西方的侵入也使中国
的社会内部结构开始了基本的变革。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战
后年代中产生了把中国必然引向现在状况的阶级斗争。这种解说
路线的一个令人困扰的疑问是,应否将触发这些内部变革的全部
功劳归之于与西方的接触?一个热诚地相信中国自身具有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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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就是纳入世界历史的普遍潮流,而不是它自己独有的小
溪——演变的所有必要条件的知识分子,难以把推翻‚封建主义‛
的主要作用归之于外界影响。不过,反帝国主义主旨的首要性和
适当划分时期的必要性,还是要求将‚中国的开放‛作为近代史的
开端,作为传统王朝的衰落转变成传统文明的衰落的转折点。
这里不否定随意而实用地去完成我们自己的分期研究的必要
性,但是现成的 1840 年不应当引导我们纯粹就事论事,轻率地作
出何时应当被看作近代时期的开始的结论。在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以前,让我们暂时假定,这里的‚近代‛是指历史动向主要由中国社
会和中国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时代。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
个时代,我们从中看到的‚衰落‛不再是简单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
随它的社会弊端,而是一个把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导离它的老路,

①

D. 托尔编:
†马克思论中国,1853-1860 年: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

(孟买,1952 年)
,第 4 页。(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11 页——译者)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3

并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深刻的进程。这样
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
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
尽管我们极力从朝代循环的历史学中解放自己,但其中的某
些假定似乎仍然留存在我们当中,特别是那种把中国政治制度的
长期稳定性和地方社会连续性的因素联系起来的假定。依照这种
观点,行政的过渡和朝代的承续既不根源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下层
结构,也不长久地作用于下层结构。政权的兴起和衰落、国家事务
中上层各派系的冲突,只不过是稳定深渊的表面波浪。很明显,王
朝之间的某些危机时期对地方社会有较大的影响,而另一些则小
一些。至少在满洲人征服期间,稳定的关键因素看来是传统名流
(elite)的延续不断的权势。这一受过教育的有身份的群体,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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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惯常叫做‚绅士‛,他们从 11 世纪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中
国的思想和政治生活。名流提供了有才能和受过教育的人才来
源,新政权得以从中配臵官僚机构的人员。名流保证了村社那些
例行事务的延续,离开这些事务,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能运转的;
同时,通过他们对社会现状的贡献,地方秩序的重建才有可能,而
没有地方秩序,可靠的户籍和税收制度就不能建立。名流在全国
范围内起到官僚机构和当地村社之间、城市行政中心和农村腹地
之间的不可或缺的联系作用。总之,正是名流,凭借他们历久不衰
的社会影响、他们的正统学术的传统以及他们的管理公务的伦理
观念,才使得传统政权有可能以近似于从前的形态重新建立起来。
为了随后的讨论,在此阐明‚绅士‛和‚名流‛这些词的含义可
能是有益的。对在何处划定‚绅士‛的界线这一问题,社会历史学
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按照张仲礼的说法,绅士包括所有取得功
名的人,从最低一级(生员)到最高一级(进士)
。而何炳棣令人信
服地争辩说,生员要排除在绅士之外,理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绝不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4

能和具有较高功名的人相比。对我的论题来说,这两种观点都不
完全合适。在将身份与这种身份被承认的范围,将权力与运用权
力的范围加以联系方面,这两者都不是十分成功的。因此,我将根
据在不同层次的机构中的权力和特权,把名流分成几个部分,以求
得可以普遍使用的定义。其影响超越了他们出身的地区、其社会
关系达于国家政治生活顶层的那一部分人,我称之为‚全国性名
流‛。
‚省区名流‛和前一部分有密切联系,但其势力和影响限制在
较窄的范围内。相比之下,‚地方名流‛缺乏前两部分人的社会特
权和有力的社会关系,但仍然可以在乡村和集镇的社会中行使不
可忽视的权力。
生员和监生看来显然被排除在全国性和省区名流——‚大
绅‛——之外。从‚绅士‛生涯公开的目标——做官——的观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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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生员还是监生都不被看作待用的官吏。从全国官吏阶级的角
度来看,缺乏这种被认定的身份使他们明显地居于较低类别。但
是,这些功名较低的人(甚至某些富有的和受过教育的平民)
,在贫
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仍有可能轻易地操纵社会生活,因此我偶然将
借用绅士这一称呼泛指有功名的人;但是我在论述中对名流的分
析,将把这类人员在其中享有地位和施加影响的机构的等级加以
区别,同时也将承认,平民在地方一级有可能行使权力,在某些情
况下,这些权力和有功名的人行使的权力是难以区分的。①
名流能够操纵中国的政治生活,是由于他们的双重身份:作为

①

对绅士在中国政权中所起作用的最出色的简要概括也许是瞿同祖的论著:
†清

代中国的地方政府‡
(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2 年),第 169-192 页。有关 19 世纪
绅士地位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有张仲礼的†19 世纪中国社会中绅士作用的研究‡(西雅
图,1955 年),和他的姊妹篇:
†中国绅士的收入‡
(西雅图,1962 年)。何炳棣的分析见
于他的†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社会变动的局面,1366-1911 年‡
(纽约,1962 年),第
34-41 页。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5

社会领导阶层和作为国家官吏集团。如瞿同祖和其他人所提出
的,名流必须被理解为包括两个群体,
‚士子-绅士‛和‚官僚-绅
士‛。士子-绅士指那些得到功名的人,他们没有官职,生活于家
乡社会,凭借他们的身份、财富和关系操纵地方事务,而官僚-绅
士则保有政府职位,常常离开家乡去任职。士子-绅士虽然对社
会事务的所有方面实施广泛的、非正式的影响,但他们在形式上却
是站在国家政权机构之外,是国家控制和管理的对象。因此,从一
个方面说,他们可被看作地方社会的最上层,受地方官僚机构的收
税和治安权力的支配。但是,官僚本身来自得到功名的绅士;在地
方一级,这意味着士子-绅士的上层能够以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共
同的价值观同县官合作;而在全国一级,则意味着绅士作为整
体——做官的和不做官的——形成了一个普遍相互影响的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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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团,它由非正式的关系网络结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统治的名
流。这两部分绅士的相互联系,意味着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利益
的严重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而在社会和思想上植
根于名流的官僚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平安度过上层国家
事务所经历的风暴时期。
因此,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很深的社会制度的根源;正
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主要的外
部事件来划界。将整个鸦片战争后的时期列为中国‚近代‛史的一
部分,这样做作为处理的方法不管是多么方便,却回避了这一问
题:在 19 世纪中期或晚期的某个时候有没有一个阶段,在这个阶
段中中国政权仍然能够循其传统的路线进行重建。比如说,如果
西方的扩张主义由于某种原因,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不再插手,那
么,一个新的有活力的本国王朝能否最终在旧有基础上建立新的
政权?如果如我们刚才所提出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有学问的
名流的力量及内聚力密切相关,那么,很明显,在这个时候要提出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6

的问题就是,在 60 年代,传统名流控制国家事务是否仍能达到如
此的程度,以至新的政权必须建立在它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并
反映其利益。
回顾 100 年前,若干不祥的发展表明,新的力量已起着削弱传
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清代中叶时期的中国经受了种种持久且在扩散
的弊端,这些弊端全然超出了王朝衰落的限度,将不可避免地决定
它的前途。显著的人口增长(在 18 世纪由 1.5 亿增加到 3 亿)
;物价
暴涨(同期可能高达 300%)
;经济上铸币量的增加以及农业社会经
济竞争的加剧,所有这些因素表明,有必要作出新的系统的历史表
述,这种表述将确认鸦片战争前中国变革的基本进程,使我们从对
王朝循环的不安的依赖中稍稍解脱出来。①然后我们可以假定,西
方冲击的不仅仅是没落中的王朝,而且也是没落中的文化,这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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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将不得不从它自己的内部很快产生出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新形式。
但是,无需指出,这样一种系统表述还未确立;而我们对清代社会历
史的思考将不得不顾及社会体制延续直至于 19 世纪的大量证据。
就传统名流的权势来说,这种证据尤其是逼人信服的。
当然,评价晚清名流的状况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以 19 世纪最
显著的特征之一,即面对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中国
政权及其统治家族仍能延长其生存期这一事实作为论据。在这个
世纪开头的几十年中,在形成于茶和鸦片贸易中的经济力量开始
突破其制度的羁绊的时期,酝酿于广州的麻烦,只不过是中国政府
接踵而来的麻烦中的一个。同时吸引官吏注意力的是一个更大的

①

对这些因素的有趣的评论,见北村敬直:
†清代的历史位臵:中国近代史展望‡,

载†思想‡第 292 期,第 47-57 页(1948 年)。也见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
性‡
,载†亚洲研究杂志‡第 26 卷第 2 期,第 189-195 页(1967 年 2 月)
,和他的†中国人口
的研究,1368-1953 年‡
(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59 年),第 270 页。清代通货膨胀的资
料见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北京,1953 年),第 410-433 页。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7

潜在危险,即内部叛乱的白莲教叛乱,只不过是一长串骚乱的第一
次,这些骚乱在 19 世纪中叶的多次大叛乱中达到了高潮。其中主
要的叛乱,即太平军叛乱,起因于异教徒的仇恨、人口过剩以及中
国南部省份行政管理的不当。它的领导是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这些人有关地上天国的天启幻想产生于广东和广西外来的客家人
的苦难之中。创始人和天王洪秀全是一个因病而改变了常态的
人,他被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册子所感悟,相信异己的满洲人是妖
魔,中国要想生存,他们就必须灭亡。1850 年首义之后,太平军打
向北方的长江流域,然后打向东方围有城墙的南京,他们于 1853
年在那里建立天京,要求合法地统治帝国。他们的追随者增加到
200 万人以上,他们的军队占领了几十个城市,他们的船队群集于
内河航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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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这样一个敌手——对朝廷来说,它所宣称的有权统治天
下的主张与它的狂热的军队同样危险——远非正规清军的力量所
能胜任;被鸦片和腐化的领导所削弱了的清军,在战斗力和士气方
面,已经衰落到了甚至不如他们在白莲教叛乱时期的状态。朝廷
在绝望中转向各省的名流。曾国藩是湖南的学者,曾经供职于京
城的官署,在他的家乡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在他的带领下,名流集
聚资财,招募新军;正是这些多半由获有文科功名的人统率的军
队,以非常的努力摧毁了太平军并焚烧了他们的京城。太平天国
于 1864 年被打垮,几乎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于是新军转而对付北
方中部省份捻军发动的另一次叛乱,并同样把它镇压了下去。

①

邓嗣禹的†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史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2 年)是第一

手 和 第 二 手 资 料 的 综 合 性 参 考 书 目 。最 重 要 的 英 文 记 载 是 F. 迈 克 尔 的† 太 平 军 叛 乱
的历史与文献‡第 1 卷†历史‡(西雅图,1966 年)
。参看†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 87 卷第
3 期,第 321-324 页(1967 年)所载我对此书的评论。

8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因为名流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认为王朝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

一致的,并在镇压王朝的内部敌人中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中国政府
与其满族统治者才能够生存了下来。王朝因而能够度过 19 世纪中
叶的危机而继续生存了近 50 年,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
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韧性和复原能力,更深一层说,显示了名流持续
不变的能量和内聚性。如我们所知,名流取得胜利是以中央政府权
力的缩小为代价的。但是,这个胜利也可看作一种迹象,说明传统
政权立足的基础仍然是稳固的;也说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将要动
摇这些基础的特殊的‚近代‛因素,还需在中国历史的趋向中去引发
决定性的变革。名流的能力足以战胜如此可畏的挑战,这一事实表
明,我们能够合理地得出:旧秩序衰落(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开始
时期不会早于 1864 年,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
观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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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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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虑到旧秩序的生存能力至少延续到了 1864 年,并
把那种生存能力主要归因于名流使国家和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那种
没有衰减的力量,那么就可以合理地假定,随后的衰落是名流自身
的某些致命的弊病所造成的。使 1864 年胜利成为可能的某些制
度和某些品质,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已被削弱或被败坏,导致的结果
不仅是统治王朝,而且也是传统的国家制度的毁灭。我们将在本
书第六章中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依据具体的制度形式研究名流与官僚政治国家的关系最为有
效,这些形式构成了所研究的关系的现实状况,即实现共同利益和
相互间期望的种种方式。正如研究宗教时除了对信仰的一般陈述
外还必须注意实际仪礼和礼拜仪式那样,地方名流和国家机构的
联系,也能够通过使他(它)们活跃起来的各种实际存在的机制去
了解,而不能仅仅依靠关于共同价值观念的一般叙述。举例来说,
应 当 记 住 ,虽 然 名 流 取 得 支 配 地 位 所 依 赖 的 因 素 与 国 家 的 恩
赐——学识带来的权力和威望、有闲以及财富——并不特别相关,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9

但国家在这些以外又增添了许多特殊的合法权力和豁免,诸如肉
刑的实际免除,劳役的豁免,以平等的社会地位拜访地方长官的特
权(对那些具有高级功名的人来说)
,以及许多别的。甚至更加重
要的是,国家提供了旧中国最为珍贵的那种商品,即仕宦生涯,这
是一个人通向名望和财富的最可靠的途径,也是他在本地地位的
根本保证。就士子-绅士这一较低阶层来说,他们由于考试制度
而不断地苦学,这不仅使他们取得当官的资格,而且事实上也是维
护他们的正式身份所必需的。考试制度,除了作为国家招纳人才
以为它服务的主要机制外,还起到了促使地方名流年复一年地为
之全力以赴、向他们反复重申为国效劳的目标和重新宣布正统文
化遗产的主要实用价值的作用。
这就是平常时期名流和国家的关系以制度形式表现出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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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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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式。但是,我在这里要考察的仍然是,在 19 世纪不寻常的环
境中,在中国社会日益军事化的情况下名流和帝国的利益赖以连
结的机制。19 世纪中叶兴起的新的军队——正统的和异端的两
者——只不过是自两代人之前的白莲教叛乱后已在起作用的过程
中的最显著的组成部分。这是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增强的时期;绝
望被无法无天所取代,在某些地区,破产的农民为盗匪和叛乱团伙
提供了日益扩大的新成员的来源。特别是在异教徒成分复杂的南
方边界地区,当土地竞争日益激烈时,村社间的仇恨呈现出新的凶
猛的形势。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鸦片贸易的影响开始使这些问
题复杂起来,一是由于破坏了农业中国正常的财政平衡,二是由于
引起了分配和保护这种有厚利可图的药剂的不法团伙的集结。因
为地方安全程度降低,农村村社采取措施,靠修建围墙和兴办团练
以保护自己。这些动向发生在延续到本世纪的规模更大的军事化
过程的早期阶段。19 世纪前几十年在边界地区最先出现的军事
化过程,到 19 世纪 50 年代扩展到了江河流域,越来越多的人卷入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10

军事行动,最终产生了军事组织的新形式。
地方的军事化过程向帝国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因为如果非正
规的军事力量不能正规化并被臵于控制之下,如果范围广泛的地
方村社军事化的过程不能纳入可以预知的对国家的关系之中,国
家自身的安全将立即受到威胁。满洲人依靠军事力量征服了中
国,甚至在两个世纪的文化同化之后,军事力量仍然给王朝提供了
控制国家机器的最终保证,正如它在此以前保证国家机器对地方
社会的控制一样。清军的正式结构使人联想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警
惕性,朝廷甚至对自己的军事工具也持这种警惕的态度。自然能
够指望八旗兵对皇帝坚定不移地效忠;作为早期满族征服者和他
们的中国同盟者的后代,这些人已处在皇室的严密政治控制之下。
但是,除了这些战略性部署的军队外,为了控制内部和对外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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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还得依靠绿营兵;这是一股更大的军事力量,它在种族上是中
国人,被小心谨慎地以小部队的形式派驻于各个省份。这些驻防
部队的指挥机构和民事官僚机构在某些方面相互钩连,其方式是
在每一地区的小部队之间设立一系列牵制和平衡的制度。谨慎地
轮换主要的军官,所以没有人能在其部属中树立对个人的忠诚;结
果,这些部队只有在京城特别委任的高级指挥官的统领下才能集
结成大部队以应不时之需。 ①朝廷对它自己的军事力量尚且如此
小心翼翼地安排,对农村非正规军事部队的广泛发展自然会感到
震惊,即使这种部队由正统名流所统率也不例外。
但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地方组建武装并不意味着混乱。虽
然国家的军事垄断决定性地被 19 世纪发生的事件所打破,但地方
组建武装的形式还是趋于沿着实际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轴线
具体化。我将试图描述这些形式,同时把它们和中国长期的政治命

①

罗尔纲:†绿营兵志‡(重庆,1945 年),第 12-17 页。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11

运,即 1864 年的胜利及此后不可挽救的衰落的底层原因联系起来。

第二节

国家民兵制度的历史重要性

雷海宗和‚无兵的文化‛
卢沟桥事变前夕,历史学家雷海宗(1902-1962)完成了他的
专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主要部分。30 年代后期,当中国生
存于外国占领的阴影下的时候,如果历史的探究不触及爱国之情,
那将是令人惊奇的。对雷海宗来说,和其他问题有关联的中心问
题是:中国积弱的历史根源是什么?①
雷海宗确信,中国的积弱不是近代时期所遭灾祸的结果,而是
源于可以上溯到近古的特性的与体制上的先天弱点。对此尤其负
有责任的是中国的‚无兵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是公元前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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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秦帝国覆灭后中国百姓中的大多数男丁脱离了国家兵役的结
果。在 3 世纪晚期的大屠杀中,中国人民完全丧失了从戎的兴趣。
历经帝国时代及其以后的年代,中国制度的结构都反映了这种嫌
恶。秦军是最后一支广泛征集而来的军队,它和国家的命运完全
结合在一起,因而为爱国热情所激发。汉帝国建立后不久,服兵役
成了囚徒和受雇贫民的职责,此后,它仍然是雇佣或世袭的职业。
不论是雇佣还是世袭,兵役都和平民百姓的利害关系完全脱离。
由此所导致的文化便是消极的、停滞的和狭隘的,抵抗外部敌人的
能力是脆弱的,对国内政权的忠诚也是不可靠的。②
不管它的过去和现在如何暗淡,中国的前途可能是光明的。
雷海宗的见解在文化演进的广泛论题上自然地展开,并且试图将

①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1940 年)。

②

同上书,第 22-24、125-126、216-218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12

抗日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显著范例联系起来。中国独一无二的命
运是,在其他古代文明消亡以后很久,中国的文明坚持了下来;这
种坚持所包含的意义不是僵化,而是一系列的再生。在 4 世纪,当
野蛮民族蜂拥来到北方的时候,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周期以中国古
代文明的衰微和毁灭而告终。按照雷海宗的推定,第二个周期是
从公元 383 年的淝水之战开始的。当时迁居长江流域的晋王朝的
幸存者在这次战争中陷野蛮部族于困境,从而保证中国南方的政
权生存了下来。新开发的日渐富裕和富有活力的南方的存在,使
中国文化在两个世纪以后的新的帝国时代有了再生的可能。雷海
宗此书写于抗日斗争激烈进行之际,他把他自己时代的民族战争
比作淝水之战,并且指出,它标志着第三周期的开始,在此期间一
个新的中国将要从物质的和社会的战争瓦砾中兴起。这次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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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早先那次一样,有着中国人民持久不变的活力作保证,并依然有
着南方的活力作保证,同时还因新的民族觉悟的注入而加强了实
力。因此,这次战争对于中国是一剂必要的泻药,使其摆脱宿疾,
并把依旧是生气勃勃的国家活力解放出来。①
雷海宗既忧郁地把古老中国看成是消极的、停滞的,认为它因
军人任务和平民任务的持久而彻底的分离而被削弱,又相信中国人
民的活力和勇武品质并未衰减,现在为了民族生存而斗争才显露出
来,这两种看法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曾经被‚纯粹文德‛(一种真正
的‚无兵的文化‛
)所完全支配的社会,能否对当前面临的挑战作出
反应?可以想像得到,他由于论证的需要和对新的更加尚武的中国
的向往,多少夸大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民-兵的分离。虽然传统中国
既缺乏以法治国的秦国的国家征兵制度,也缺乏现代国家的普遍征
兵制度,但是,能断言这就体现了民和兵之间的绝对分离了吗?缺

①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 206-222 页。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13

乏国家征兵制度可以被看成是分治倾向一般模式的一个要素:传统
政权所统治的帝国在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上都不可能具有现代类
型的国家意识。此外,国家兵役并不是平民能够承担军事任务的惟
一途径。重要的是,雷海宗把他的‚无兵的文化‛理论主要建立在出
现于西汉王朝的兵-民分离的模式之上,对帝国时代的其余部分却
相对地不予注意;他还把自汉以后的时期仅仅看成是一种模式的再
现,即‚无兵的文化‛的确立和凝固化。①可是,记载表明,在汉以后
的时期,民-兵的分离并不总是像雷海宗的论证所需要的那样明
显;许多历史环境中的确产生了一些兵和民的任务不能明确区分的
制度;而且中国政权经常扶植这类制度以满足它自己的行政管理需
要。这里,我们的目的是要表明,到了 19 世纪,国家民兵的思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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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积累了一定的管理先例。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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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有长久的历史,同时,这一长久的历史给了它相当高的声誉,

‚民兵‛和‚军事化‛
先研究‚民兵‛和‚军事化‛这些专门用语将是可取的,因为它
们将构成随后许多论述的背景。
‚民兵‛,我们将用来概括那些制
度,在这样的制度中,参与者的民和兵的任务在相当程度上互相联
‚民兵‛包括多种类型的制度,这是完
系在一起。②在历史著作中,
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用语从无任何理论的精确性。它的用法
的含糊实际上表明,有许许多多的途径使民和兵的任务能够在实
践中联系起来。更详细地说,民兵的某些普遍的特性遍布于整个

①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 125-126 页。

②

†简明牛津英语辞典‡
(1955 年)给‚civil(民的)
‛下的定义是:
‚有关平民‘日常

的’的生活和事务,以区别于‘军事的’、‘基督教会的’等词‛(第 317 页)。在这一讨论
的整个过程中,读者应当记住,在军事的和基督教会的任务之间,就它们和平民的任务
的关系及相互作用而言,可以得出类似的定义。

14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民兵的具体历史形态中:
经济方面的

民兵与他正常职业的联系并未完全割断。他仍

然是他家乡村社经济的一个部分。
行政和社会方面的

除了经济作用,民兵与他的家乡村社、与

平民生活的社会和行政机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保持联系。他
的正式合法身份并非完全由他的军事机构成员身份所确定。
心理方面的

在民兵机构中服役不需要遵守一套纯粹的军事

价值观念。平民生活的目标和惯常的反应并未放弃。
因此,根据其参与者所起的作用,民兵制度既不是纯军事性
的,也不是纯平民性的,而是兼含两种因素。的确,就民兵制度来
说,
‚平民的‛和‚军事的‛概念具有某种双极的、理想类型的特点,
民兵制度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一位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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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平民的和军事的双极性表明,有必要将‚军事化‛当作与
‚民兵‛相匹配的概念。军事化既可以看作是一个过程,也可以看
作是一系列的类型。它是人们从平民生活制度中分离出来的过
程。它也是表示种种可能分离程度的一系列制度的类型。因此,
‚军事化水平‛这一术语表示特定制度离开平民一极而向军事一极
接近的程度。用经济术语来说,军事化通常涉及对生产经营的某
种分离。一个人越是专业化和精通武器,越是需要训练,留用于正
常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少。在定居的农业社会里,较大的
分离与较大的机动性一道出现。如果在收获季节的紧要时代,军
事行动使农民离开他的田地,那么这在事实上就是完全的分离。
很明显,军事化过程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大不相同。
现代的国民军队可以要求它的成员本人在几年时间内离开他的乡
镇,并使其专门技能达到可与完全职业化的士兵相比的程度。但
是仍有一些特别的行政规定,使这种军队和他们家乡村镇保持联
系,如规定他的职位,甚至规定他取得资历的权利,这些都必须为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15

他保留,以待他返乡。与常设的职业军队相比,这些因素显然把国
民军队的成员臵于军事化的较低水平上,虽然他们在服役期间的
生活方式表面上是难以区分的。拿另一种情况来说,在畜牧的、游
牧的社会中,机动性和专门技能的因素的重要性大概要比定居的
农业社会小一些。战争的技能(例如骑马)同时也是日常生活的技
能,财富的重要部分是流动的,这样的社会也就是平民和士兵之间
的区分最不显著的社会。
在以上的讨论中,对‚民兵‛和‚军事化‛概念进行详尽阐述的
出发点,不是任何特殊的政权体制形态、任何特定的行政结构或政
治色彩,而是参与者所起的种种作用的综合。可以这样说,在国家
的作用事先还不明确的研究中,这一方法尤为适用。它以为,在国
家民兵之外,还存在不是国家活动产物的民兵制度和军事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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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和国家的关系是不明确的或公开对抗的。从另一方面看,国
家必然被这种集团所缠住:如果国家不吸收它们或引以为助,国家
就必须或是控制或是消灭它们。但是,我们将要详细研究的暂时
仍是国家民兵制度。

府兵制
与 6 世纪晚期和 7 世纪早期中央集权帝国的复兴一起,出现
了一种国家民兵,叫做‚府兵‛,它成为中国军事行政历史上最著
名、最广泛地理想化了的民兵制度。①简要论述这一制度的发展,
对理解此后时代民兵制度中我们将要评述的某些行政和社会问

①

论述‚府兵‛的最详尽专著是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
(上海,1962 年)。本段

引述的其他重要论著有: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北京,1963 年),第 124-140
页;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北京,1955 年)
,第 193-288 页;岑仲勉:†府兵制度
研究‡
(上海,1957 年)。也见白乐日:
†„隋书〃食货志‟译注‡
(莱顿,1953 年),特别是第
241-275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16

题,将是有帮助的。
‚府‛一词本来的含义是地区军事指挥部,其兵员定额是固定
的。在汉王朝覆亡后的混乱时期,这种地区军事机构的指挥官除掌
有军事权力外,还握有民事权力,同时被授予文官的头衔。隶属于
这种指挥部的是世代受文书约束的军士,他们另立户籍,与平民有
别,其社会地位明显低于普通百姓。这种部队是私人军事侍从(部
曲和家兵)的官方变型。从 2 世纪晚期起,那种身系于有权势的地
方家族的私人军事侍从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
‚府兵‛和私人侍从,
连同他们的家属,共同构成了经久不变的军事农奴制的一个类型。①
在 4 世纪晚期由拓跋氏的游牧鲜卑部族联盟建立的北魏王朝
时代,北方边境由六镇戍守,部族首领充任镇将,兼掌军事和民事
权柄。镇军是常设和世袭的;最初从显要的鲜卑家族中征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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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任部族战士被看作传统的权利。这些军队和更古老的部族传统
有关,在此传统中,军事单位的范围相当于部族本身,士兵因血缘
关系和共同的姓氏而固定地隶属于他们的指挥官。 ②但是,这一
传统很快受到了鲜卑人民急剧中国化的威胁。镇的军事部队很快
发现他们自己受到朝廷贵族和官吏的歧视:他们在物质上和文化
上都离开了更加中国化的政治中心,被摒弃于通向升官和取得社
会特权的门径之外。依照中国方式指派军人充作‚府户‛,使边境
的军事职务从世袭特权转变成世袭农奴身份的局面正式化了。公
元 523 年,酝酿中的边镇的不满以一场大叛乱的形式爆发,预告了
北魏的灭亡。从军事骚乱中兴起的两个相互竞争的军阀集团瓜分
了北部中国。本身是从镇的社会中崛起的军事人物宇文泰所控制

①

谷霁光:
†府兵制度考释‡,第 5-10、81-86 页。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第 250 页。
②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1965 年),第 14-15 页。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17

的集团,建立了为时不长的西魏王国,并在强化其统治的过程中创
造了军事体制的新的形态。
宇文泰的新政策

宇文泰和他的东魏政权对手一样,也在谋求

为自己的镇蓄积军事力量,借以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治。首
先,他力图复兴被将近两个世纪的中国化所侵蚀了的鲜卑军事传统
原则。他命令所有属于军户的人采用或恢复鲜卑姓氏,每一基层组
织的士兵共用他们的指挥官的姓氏。①这种部族制的复兴明显地是
要加强军队的内部凝聚力,恢复军事职务的特权,同时满足鲜卑村
社中那些感到自身受到中国化过程威胁的分子。早期府兵制的这
一成分显然是要借助于与游牧社会的古老价值体系的联系,给予
‚军事家庭‛
(军户)的理想以肯定的评价,以抵消中国人加在这种社
会形态上的耻辱。但是,宇文泰的新政策远不是要真正恢复比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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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形态,实际上是通过以六柱国为首的锥形指挥结构把军权集中
于朝廷的一种努力,六柱国是宇文泰自己军事集团中有权势的成
员。这一等级指挥制度在各个地区的指挥部(府)
,从一种特殊的军
事行政村社的网络组织中吸收士兵,这种村社由登记在军事名册、
世代负有提供军职人员义务的家庭组成。应当理解,府兵制这一早
期形式的创立并不是为了提供适应地方需要和由地方控制的军队,
而是为了给一支由中央控制的军队提供地方基础,这支军队要能响
应朝廷的军事需要。在取代西魏的北周政权——也由宇文氏家族
统治——时期,中央集权的趋势显著地增强了。②
西魏和北周的军事制度不仅意味着中央集权,而且也意味着
军事编制的扩大。公元 543 年,独立的军事豪强原有的地方性侍
从(乡兵)被纳入了新的指挥结构。这类小部队,其中一部分无疑

①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 34 页及以下各页。

②

同上书,第 52-53、136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18

属于部曲类型,从此列入军事簿籍,至少部分地受中央军事指挥部
控制。这些小部队不是像那些正规的军事家庭那样以有围墙的据
点(城或坊)作为基地,而是生活在农村,和农业经济紧密联系。它
们在行政上纳入府兵制,这就使得以耕作经济为基础的汉族步兵
补充了正规部队;而正规部队多半是骑兵,其大多数成员也不是汉
族。这种以城为根基和以乡为根基的军事村社之间的分别,延续
到了 6 世纪晚期;到了隋代,那些以圈有围墙的村寨(军坊)为基地
的军事村社,同其农村变体(乡团)之间在行政上有了区分,每一坊
或团有一首领(主)。这些村社是中央集权等级制度下各级军事指
挥部(府)征集其部队的源泉。①
6 世纪晚期和 7 世纪早期,在隋和唐统治下,府兵制达于成
熟,它吸取了西魏和北周制度的某些重要特色。第一,它受中央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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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臵基于地方的小部队在京城的卫戍部队中轮值,也可以由中央
军事指挥部调令远征。第二,它保留了世袭的军事村社同由其输
送成员的作战军事部队之间的行政区分。但是,隋和唐的革新是
极其重要的,并且赋予这一制度以新的独有的特征。公元 590 年,
皇帝诏令,自今以后所有军事家庭都要在田地上定居,并受文职长
官管辖。公元 636 年以后,有围墙的军事村社(坊)似乎消失了,它
们的农村变体(团)取代了它们的作用,这一事实暗示了随之而来
的军事村社的离散。 ②这些发展应当联系下述情况去理解:内部
有了更大的稳定性,使得内地有围墙村寨的重要性减少;使人民在
田地上定居并增加产品的果断行动;区分汉人和他们的非汉人征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 275-279 页;谷霁光:†府兵制考释‡,第

27-34 页。
②
279 页。

谷霁光:
†府兵制度考释‡,第 101-102 页;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19

服者的时期结束,这种区分在军事体制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不应当就此推断,军事家庭与民间经济及正规文官行政机构的
联系,意味着所有平民自此以后平等地分担军事责任。在唐代,在
府兵中服役主要依据财产条件:民兵应当三年一次地从富裕农业家
庭中挑选;一经选中,便记名于服役名册,直到 60 岁。不同地区之
间,服役的负担有显著的变化,有些地方完全没有军事义务。①
那些被选中服民兵兵役的家庭,作为平民时,行政上隶属于文
职当局,但也经由大约 600 个地方军事指挥部(唐时叫‚折冲府‛,
‚折冲‛一词是指挥部司令官头衔‚折冲都尉‛的一部分)隶属于军
事当局。因此,有兵役和无兵役的家庭之间,在行政关系上仍有某
种正式的区别。唐代制度的独特的原则是,要求民兵从他们分得
的土地的产品中提供自己的口粮,以代替缴纳正规赋税。由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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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家庭成员不共享这种赋税豁免,民兵家属的经济负担是特别
沉重的。总之,把兵役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是国家能够将军队给
养的财政负担直接转移到农民肩上的条件。②
对于一般民兵制度具有理论重要性的府兵制,其行政特点是战
斗部队和后方勤务部队之间的区分。战斗部队(由现役军人组成)
完全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存在;它只有在民兵充当军人时才统率他
们。相比之下,后方勤务部队是地方控制的战斗编组,其主要功能
是作为向战斗部队输送民兵和这些民兵服役期满归来后的集中登
记处。③就府兵制而言,后方勤务部队包括那些对兵役负有提供男

①

谷霁光:
†府兵制度考释‡,第 183-192、153-158 页;岑仲勉:
†府兵制度研究‡,

第 57-62 页。
②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 204-207 页。

③

C. 贺凯就明代军事制度指出了战斗部队和后方勤务部队之间的区别,见其所著

†明代政府机构‡,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 21 期,第 56 页(1958 年)。他所用的术语也适
用于府兵制的分析。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20

丁的正式义务的农业家庭。在隋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后方勤务
部队统制着各自独立的村社,即统制着那些世代负有义务的‚坊‛或
‚团‛的家庭。唐代府兵制的基本后方勤务部队叫做‚地团‛
:这个名
称同土地面积及居住其中的人口有关。地团的民众要入两种簿册:
地方当局持有的平民名册;最低一级军事指挥部‚折冲府‛持有的、
登记那些负有服役义务的男丁的军事名册。地团(
‚地‛的含义是地
区)有别于‚军团‛
(
‚军‛的含义是军队)
,军团由服现役的民兵组成,
是从地团征集而来的军事部队。民兵服役时受折冲府权力的支配,
并经由折冲府而受他隶属的卫戍部队的统辖。因此,地团作为后方
勤务部队,可以看作折冲府得以在其中召集民兵服役的土地和人口
的区划。在某些方面,地团被看作类似于基本民事单位的‚州‛
,虽
然在军事义务繁重的区域,一个州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地团。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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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兵官员‚折冲都尉‛
,就大多数方面来说,应当看作仅仅是后方
勤务部队地团的首领;作为军事人物,他的权力是极为有限的;就中
央军事官僚说,他的品级很低,而在地方一级,没有来自京城的明确
命令,他也不能指挥军事行动。②
府兵制中广泛分散的后方勤务部队和受中央控制的作战部队
的分离,在中国政体的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影响了从明到
清时期军事制度的发展。在唐代,它使军事力量和平民经济的一
体化成为可能;即使在较晚时期,当这种一体化或是不成功或是被
完全放弃的时候,驻军的区域性分散也使部队给养问题简化了。
在政治上,这一制度旨在剥夺地方指挥官的主动权和独立性,同时
使京城的高级军事官员依存于遥远而广泛分散的军队的小部队,

①

谷霁光:
†府兵制度考释‡
,第 137-139 页。每‚府‛有四至六‚团‛
,
‚军团‛是指这

一正式的军事单位‚团‛,还是指折冲府的全部军事成分,还不完全清楚。
②

同上书,第 158-164 页。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21

这些小部队只有经过周密的例行手续和政府最高机构的命令,才
能集结成为大的兵团。

其他国家制度中的民兵体制的要素
除了府兵,若干其他中国军事制度也能够归入民兵制度,要不
就是显示出了某些类似民兵或由民兵演变而来的要素。在以下的
简要讨论中,我们将试图避免被这些制度之间形态上的区别分散
注意力,而代之以对有源流关系的要素和相似点的探求,这样可以
引导我们对国家与民兵的历史牵连作出广泛的评价。
军事农业移民

贯穿于整个帝国时期的历史中的一种民兵类

型是军事农业移民(屯田)。①这种移民,作为解决僻远边疆驻军
后勤问题的一种手段,最早在西汉王朝提出,这些驻军是为防御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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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腹地诸族而设臵的。公元前 2 世纪,大臣晁错劝说皇帝:每年派
遣军队到那些边塞驻地换防,并远途支援他们,这种做法既使军队
疲惫又消耗国家财力,不如代之以建立永久移民区,这样能够自足
自卫。移民可以是判刑的罪犯,或是为此目的而征发的普通百姓。
更有影响的是将军赵充国的权宜办法,他于公元前 61 年献议,让
正规士兵在军事官员的统领下,定居边境地带,每人分给固定的耕
种地亩。②
汉代以后,直到第二次异族统治的非常时期(从 11 世纪直到

①

见王毓铨对‚屯田‛的有帮助的历史评述:
†明代的军屯‡,第 11-26 页。地方

军事制度演变的简要资料可查†益阳县志‡(1874 年)卷 11,第 2-4 页。
②

孙金铭:†中国兵制史‡(香港,1959 年),第 44-47 页。杨联升认为这种土地

分配办法可能是北朝份地制度和‚均田制‛的原型。见所著†晋代经济史笔记‡,载†中
国制度史研究‡(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1 年),第 138-139 页。军事农业移民的宋
代类型,即‚弓手团练‛的叙述见小笠原正治:†宋代弓箭手的性质与结构‡,载东京教育
大学编:†东洋史学论集‡第 3 册,第 81-94 页(1954 年)。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22

14 世纪),农业移民区仍是中国军事行政的一个部分,基本原则未
变。农业移民区原是保卫边境地区的一种手段,现在却在帝国中
心地带到处设立,所起外部防御的作用少于内部镇压的作用,因为
异族统治集团谋求在中国内地省份驻军,借以控制大多数汉人。
由本土人建立的明王朝复兴了这个帝国,但也并未导致军事行政
中这一基本趋势的逆转;明代早期的军事制度成为军事农业移民
发展的高峰。明代遍布帝国的巨大的世袭驻军网络系统企图大体
上自给自足,每一支非作战性的小部队都分配有耕地,还有相当一
部分正规部队固定不变地在耕地上忙碌。指定从事农耕的比例,
内地省份大于边疆省份。但是在这些军事田地上的分工趋于扩
大,所以到了 15 世纪,士兵靠耕作自给自足的情形已不再存在了。
这种制度原来的形式在明朝胜利后只延续了大约 60 年,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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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使军事和经济活动大规模融合而出现的行政困难,和府兵制
的情况一样,只有在管理格外有效的时期才能予以克服;而且无论
怎样也是不能持久的。在清代,为了某些特殊的目的,军事农业移
民用于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运粮部队专用的田地上,但是,
在军队给养中再也不起主要作用了。①
作为劳役形式的民兵:民壮

在与强制劳动相同的基础上建

立的、叫作‚民壮‛的明代制度,依靠地方性征发以满足地方的军事
需要。由于正规驻军的衰减,明政权不得不经常依靠从平民家庭
中招募兵员。但是,直到 15 世纪中叶,正式的民兵招募制度才出
现。到 15 世纪末,自愿服役一经得到免除赋税的补偿,民壮也就
成了强制劳役的一种类型。如 1494 年规定,一个县应比照其总人

①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第 39-55 页。C. 贺凯:†明代政府机构‡,载†哈佛亚

洲研究杂志‡第 21 期,第 57 页(1958 年)。地方志包含许多‚屯田‛历史的资料,如:
†武
陵县志‡(1863 年)卷 23,第 18-21 页,†攸县志‡(1871 年)卷 20,第 4 页。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23

口数,征集 500 人到 1600 人以上的兵力。征集的过程成了征派正
规赋税和劳役的基层组织的工作的一部分:
‚里甲‛制或者什一制,
将居民分成 110 户的一个个小组,由最富有的 10 户负责登记和征
收赋税。
‚里‛也起民兵的行政单位的作用,责任也落到富户头上。
春、夏、秋三季每月两次,冬季每月三次,民兵于中心场地集合并训
练。他们是县级政府的兵力,紧急时刻响应知县的召唤。但是,这
一制度在经受根本的改革以前,多年并未付诸实行:由于民兵长途
跋涉去县的治所不方便和富家儿子本人不愿服役,雇佣很快便代
替了征集。来自城市和城郊的失业人员受雇作为替身服役,很快
变成了常设军,他们从经由里甲制度征收的附加税收入中领取报
酬。因此,民壮丧失了它的民兵性质,久而久之蜕变成为衙门侍从
性质的特殊部队,并以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了清代。由于民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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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下降和所需费用的增加,其人数周期性地减少了。民壮的命
运说明,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压力,民兵(一如
普通劳役)征发制度便趋于衰落而成为一种征收赋税和雇佣服役
的制度。①
明和清的世袭驻军制度

晚期的王朝展示出一种制度,平民

和军事家庭之间有正式区别,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世代负有兵役
义务。除了如上文论述的民壮那样的地方制度外,这种区别解除
了多数人民的军事责任。不过,世袭驻军制度本身仍然显露出某
些民兵制度遗留下来的特征。第一,它和府兵制一样,存在着后方
勤务部队和作战部队之间的区别。明代的驻军(卫所)和清代的绿
营兵两者都广泛地分散成小的集体,只有在皇帝于必要时特别任
命的高级官员的命令下,才能集结成为大的军事组织。第二,明代

①

梁方仲:†明代的民兵‡,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 5 卷第 2 期,第 201-234

页(1937 年)。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24

早期曾通过上面提到的广泛的军事农业移民制度,为军队在经济
上的自足作出过坚决的努力。尽管在基本的构成方式上,绿营兵
是明代驻军制度的直接后继者,但官府没有作出持续的努力把它
和农业直接联系起来;然而,不充裕的薪饷还是经常迫使士兵在其
他地方村社中寻找未经许可的生计。①
在一种意义上可以说,明和清的制度体现了士兵和平民间的
彻底分离,多数人民(那些入于民籍的)免除了国家兵役。清代的
统治者更深知,将军人和平民的任务混合起来的尝试是无益的。
雍正皇帝引用过孔子的名言: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如果民众
忙于耕作,他们将从哪里找到接受军事教育的时间?如果在紧急
时刻差遣他们去作战,他们怎么能够有效地耕作?他嘲笑想像的
周代民政和军政结合的记述是遥远到难以征信的传说,并赞美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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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民援军而军护民‛的制度的基本效率。②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姑且完全不谈民兵在明代的经济作用,
世袭驻军制度也明白无误地体现了民兵的某些特征,特别是把不
变的军事责任加于某种村社,并把这种村社作为与主要作战指挥
部分离的后方勤务单位对待时更是如此。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即
使是绿营军队也能被看作民兵制度的派生物,虽有很大变异,还是
可以这样来认识的。
作为地方管理组成部分的民兵:保甲

军事制度对中国社会

的深远影响表明,地方行政结构和军事组织形式有密切的历史联
系。我们在这里指的是诸如保甲和里甲这类地方行政机构,为了
治安管理和征税,将平民组合进十进制的单位。简要地考察保甲

①

论述‚绿营‛的基本著作是罗尔纲的†绿营兵志‡(重庆,1945 年)。

②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 211 页,引用†雍正东华录‡卷 7(1729 年)。这段文字

载于†论语‡13 篇 30 章。见李雅各:†英译七经‡I(香港,第 3 版,1960 年),第 275 页。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25

制度这一起多重作用和沿革错综复杂的行政手段,将有助于充实
我对地方组建武装的论述的背景。
保甲制度始于 11 世纪晚期的王安石的改革运动。正如原来
所设想的,它起两种作用,这两种作用在实际施行时是分开的,但
在历史中和在理论上却联系在一起:作为征集民兵的行政基础和
作为监视及互相负责的机构。按照 1071 年最早提出的条例,要求
10 家注册为一小组,叫作‚保‛
,50 家(或 5‚保‛
)为一‚大保‛
,10 个
‚大保‛为一‚都保‛
。每级有选自地区居民的首领。
‚保‛的强壮男
丁注册作为地方民兵,允许持有某些种类的武器;在他们各自的行
政单位首领的统率下为四邻防御盗匪。第二种作用从这一制度后
来的发展看甚至更为重要,它表现为通过户籍登记、互相监视和集
体承担责任以控制地方社会。对不法行为和可疑人物的任何隐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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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报都意味着对保民的集体惩罚。①
边境防御和军事费用上升的困境很快使朝廷利用这一新制定
的保甲制度作为征集军队的方法。保甲的军事职责的范围从保卫
当地社会扩展到保卫更大的区域。强壮男丁接受军事训练并和正
规军队并肩轮值。这样,保就成了国家民兵制度的行政单位,这种
状况持续存在的时间超过了 10 年。 ②王安石的改革运动失败以
后,保甲制度在地方政府中仍继续起作用,但是,非军事化的趋向
增强了。
到了清代,保甲的治安和户籍登记的作用明显地占着主要地
位。除了 1644 年的短暂时期,保甲是在户部而不是在兵部的权限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台北,世界书局重印)卷 218,第 6-7 页。‚保甲‛的

‚甲‛的确切含义不明。
②

池田诚:†保甲法的创立和发展‡,载†东洋史研究‡第 12 卷第 6 期,第 20-22

页(1954 年)。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26

之内。清代早期,皇帝极力提倡保甲,把它作为地方治安的措施。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其体制上的区划多少有所不同,但典型方
式要求的是 10 家为牌,10 牌为甲,10 甲为保的组合,每家都将其
成员列名于门牌之上。由于这种加强监视和报告的特殊尝试,首
领们被免除了捕捉罪犯的责任,因而助长了非军事化的趋势。18
世纪时,曾反复尝试过将民众的所有阶层纳入这一制度,包括地方
绅士,他们也要和平民一道登记。可是,各级十进制单位的首领们
却是平民:这一制度的一个特征显然是企图提供一种平衡力量,以
制约绅士在其地方社会中早已存在的重要影响。因此,保甲首领
的职位是不受欢迎的,特权少而责任大;政府关心的是使这些人成
为地方官僚政治的温顺而可靠的工具。1740 年以后,保甲与朝廷
获取可靠人口资料的努力逐渐联系起来,但是,在地方官吏的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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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治安的作用仍然是首要的。①
19 世纪的作者龚自珍争辩说,保甲一词不应用来指称本义在
于推行相互负责制的地方机构。他写道,保甲是王安石创造的用
语,用来称呼征集民兵的基层组织。这种荒唐无稽的制度既不见
于前,也不见于后,因此,这一用语是历史的废料。像清代那种相
互负责的制度,与†周礼‡中记述的‚相保‛制度更为接近,是和保甲
完全不同的某种事物。 ②龚自珍的论点似乎没有多少价值,因为
†周礼‡记述相保的段落中,有一段明白地说,这种相互负责的团体

①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西雅图,1960 年),第 43-83

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 年‡(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59 年),第
36-55 页。和田清:
†中国地方自治发展史‡
(东京,1939 年),第 145-165 页。闻钧天
的†中国保甲制度‡(上海,1936 年)是‚保甲‛及相关制度的综合性历史著作。
②

龚自珍:
†保甲正名‡,
†龚自珍全集‡卷 1(上海,1959 年),第 96-97 页。
‚相

保‛也是商鞅为秦国策划的什伍连坐法的用语,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 85 页。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27

同时也充作某种民兵的行政单位。①‚保‛一词含义(保护,但也解
作保证)的不明确,意味着这类制度的不明确:在这类制度中,外部
防御和内部治安的作用紧密相关。
此外,说到清代的制度,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保甲一词并未被
完全误用;虽然宋代以后其明显的军事作用已被放弃,但军事特征
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数目一致的小集体组编在锥形指挥部的体
系中,这样一种体系不仅和军事组织的结构相似,而且事实上也可
以被看作古代军事组织的一部分。王安石改革集团看重的经典
†周礼‡
,大旨在于记述周代早期的官僚政治,虽然这一著作本身是
由较晚的作者完成,而且无疑含有许多不过是乌托邦式的想像。
但是,尽管其真实性可疑,影响却是巨大的。关于民兵机构,它的
主要影响在于其所记述的社会中,民事行政和军事行政的单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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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叠合。级别较低的民间集体同时也是国家军事制度的行政单
位。各级军事单位都由选自相应民间单位的男丁组成,每一小队
的士兵人数和其民间对应组织的家庭数目恰好相当。从这一制度
的顶层到底层,文职官员在战时都充当指挥官。 ②这种结合在一
起的民-兵管理模式所隐含的高级别编制,明显地存在于清代保
甲制度中,至少是存在于其倡导者最乐观的期待中。
保除了与军事形态的历史及理论的联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
巩固军事形态以外,还具有恢复其作为民兵行政单位作用的能力。
龚自珍对地方军事化的厌恶不是所有官员所共有的。举例来说,
17 世纪晚期的地方官黄六鸿就把保甲看成良好的基础,在县衙门

①

†周礼‡
(
†四部丛刊‡本)卷 3,第 33 页;孙诒让:
†周礼正义‡
(
†四部备要‡本)卷

22,第 11 页。
②

†周礼‡
(
†四部丛刊‡本)卷 7,第 1-2 页。杜佑:
†通典‡
(商务印书馆本)卷 28,

第 163 页。据传说,管仲为齐国策划了基于同一原则的制度,见闻钧天:
†中国保甲制
度‡,第 83 页的表。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28

的直接监督下,可以据以建立巨大的地方民兵力量。黄六鸿认为,
王安石的制度的麻烦不是农村人员的军事化,而是在其家乡地区
范围以外使用这些人员;单纯为了地方治安和防御而把保甲用作
民兵的基础,这的的确确符合周代政体的真正传统。地方官凭借
他所指挥的征集而来的民兵,能够正常地履行他对地方秩序所负
的责任,这是他只凭国家分配给的那批乌合之众的衙役所办不到
的。黄六鸿估计,从每个家庭(除开绅士、衙门吏役、寡妇、孤儿、贫
民和病残人员等的家庭)选拔一个健壮男丁,一般的县能够征集到
6150 个民兵。那些入选的人将登记在特殊的名册上,和登记全部
人口的正式的保甲名册分开。
在指定的日子,所有民兵将受县官的检阅,县官将亲自监督
点名。每个保的小队,在其专用的旗臶后面整好队,当宣读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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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时便都跪下。告示是:‚见贼必擒,闻警必援,有调必集,
毋生怠玩。功则立赏,罪则立罚。伍保正长,代县司教,尔等宜
遵,不可违拗。朝廷有法,官长有刑。出为义勇,入循孝悌。永
保乡邦,太平万世。‛每年九月都举行盛大的阅兵,阅兵式上,
旗臶招展、号炮齐鸣,所有民兵在其节制下展示他们进退的技
能。‚保长‛5 名,即四乡各 1 名,城关 1 名,在县官帐篷前叩
头,他们在那里被授予中、左、右、前、后将军的身份。其他的
保甲官员也被授予军事身份,每乡的民兵被给予军的名称。在随
后的军事演习中,一支假想的敌军被击退、追击和包围,然后所
有部队都受到酒肉的款待。①

①

黄六鸿:†福惠全书‡(1694 年)卷 21,第 21-32 页。黄六鸿,生卒时间不

详,江西新昌人,据说 1670 年前后在山东做地方官。王植:†崇德堂稿‡(序, 1759
年)卷 4,第 3-5 页。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29

中国历史上的民兵思想
简要勾画出中国社会中国家民兵的一些历史形态的轮廓后,
待做的事就是概括出晚清时期实际存在的民兵思想的主要理想根
源和制度根源。
来自亚洲腹地的非中国居民的影响

从军事体制的观点考

虑,畜牧、游牧或半游牧社会的一个特点是,高水平的军事化和生
产的需要是相对协调的。战争的技能,最明显的是骑马,同时也是
日常生活的技能。伴随着军事化的流动性也不会像在农业社会中
那样严重地破坏生产进程。我们已经看到在府兵制的早期阶段,
即西魏和北周时期,把全社会不变地、传统地作为军事人力资源的
做法得到了肯定的评价。这种主张是宇文泰振兴鲜卑部落民族的
价值准则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把这种价值准则甚至推广到汉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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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部分人中去的思想基础。唐初几十年间,显要家族因这种服
役而获致的延续不断的声誉,使这一制度有可能短暂地适应农业
社会,有些显要家族本身和游牧文化传统不是毫无关系的。①
在以后的年代中,屯田制度向内地省份的扩展受到辽、金、元
异族统治集团的某种推动。明、清两代的军事制度,其国内驻军的
网络结构,其后方勤务和作战部队之间的划分,以及(明早期)对屯
田的依赖,在某些方面能够溯源于中国的亚洲腹地征服者。 ②的
确,如果谁要追溯民兵和游牧生活之间的联系直至于史前的迹象,
他就可以推想,公元前 11 世纪,周代征服者已在其封建制度中(它
的亦兵亦民的做法在传说中受到赞扬)体现出流动部族社会的半

①

府兵官员集团中的许多人事实上是从原为游牧民后裔的家族中选拔的。见浦

立本: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伦敦,1955 年),第 63 页。谷霁光:
†府兵制度考释‡,第
92-93 页。
②

王毓铨:
†明代的军屯‡,第 14-16 页。不同部族社会军事制度的比较,见岑仲

勉:†府兵制度研究‡,第 63-68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30

回忆性的军事形态。①
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封建制度的理想化 和多数文明相比,中
国的政治理论对丧失了的美德,特别是‚三代‛的美德更加怀恋。
‚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第一个完全是传说,第二个(直至近
代考古学出现以前)几乎也是传说,第三个只不过是半历史的。特
别是周代早期的封建制度,已经被理想化为中国政治智慧的源泉。
除了对中国政治风气的一般贡献外,周代的制度是各种乌托邦式
的构想的源泉,这些构想,有的鼓舞了激进的改革方案,其余的则
在政治言论集中片断地留存了下来。在这些乌托邦式的构想中,
有两种在民兵制度的发展中特别有影响:
†孟子‡描述的‚井田‛村
社的理想(八个家庭的田地按照和表意文字‚井‛字相似的格局排
列);†周礼‡和†管子‡描述的各级社会中民和兵作用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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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测为周代社会基层组织的八家集体,其可称颂的性质是
自足、自愿和集体的和睦。井田的梦想存留在孔子头脑的隐秘之
处,他从未同意过帝国的大型政府以及它实施的奖惩,也不同意它
设臵的大批佐吏和官员以及中央控制的军队。在经济生活中,井
田集体因向他们的封建主提供其九分之一产品的共同义务而被连
结在一起;这种利益的共同性,与包括地方治安在内的农村生活其
他方面的共同努力被认为是相辅相成的。自给的村社同时也是能
自卫的。孟子把这样的村社描述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②。在
现实世界中,农业村社未必像井田美景中的村社那样和睦,动员村
社为地方防御出力是比较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孟子的乌托邦
空想在地方上的防御首领寻求支持时起了显著的作用,到了清代,

①

见 W. 艾伯哈德在其所著†征服者和统治者:中世纪中国的社会力量‡(莱登,

1952 年),第 5-9 页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证。
②

焦循:†孟子正义‡(北京,1958 年),第 212 页。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31

‚守望相助‛已经成为地方名流语汇中的老生常谈。①
在以后时期中成为老生常谈的封建传统的另一片断部分,性
质颇不相同。成语‚寓兵于农‛
(有时也作‚寓兵于民‛
,
‚农‛改成了
‚民‛
)是从乌托邦传统的另一方面引导出来的,它寻求在复杂而均
衡的官僚政治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和孟子自卫村社的图景大不
相同,
‚寓兵于农‛应当看作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正是这一措词,
表明了国家所起的肯定作用。这一制度的特别重要之点是民、兵
行政单位的叠合,政府各级官员同时也是军事指挥官,而农民则于
需要时提供军队。军事组织扩展至于全社会,上文已联系保甲制
度予以讨论。虽然几乎可以肯定,‚寓兵于农‛的说法文字上源于
一部写作时间部分地始自公元前 3 世纪的古文献集†管子‡
,但是
直到宋代,这一成语才成了中国政治理论的备用妙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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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对古代的思考的最初缘由,即试图通过政府的有效手段
建立国家的军事力量,将引导我们把‚寓兵于农‛看作典型的法家
口号。其起源和涵义与孟子井田图景的地方自愿无疑是完全不同
的。但是,到了晚期王朝的时代,这一成语却有了言外之意:厌恶
大量常备军队;将民与兵的身分理想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古代
孔子的个人美德的理想的一部分。‚寓兵于农‛所具有的含糊性和
广泛的联想性,应当引起注意,地方民兵制度是处于模糊的领域中
的;在这个领域内,国家权力和地方社会相互影响,模棱两可的含
义起着重要作用。

①

例如:
†博白县志‡
(1832 年)卷 7,第 5 页。
†湘乡县志‡
(1874 年)卷 5,第 7 页。

许乃钊;†乡守辑要‡(1849 年)卷 3,第 7 页。
②

晚唐一篇关于府兵制的论文没有提及‚寓兵于农‛;见†邺侯家传‡摘要,辑入王

应麟:
†玉海‡
(1806 年本)卷 138,第 18-24 页。可是,欧阳修的†新唐书‡
(开明本)说到
府兵时确实用了这一成语,虽然稍有改动。这一措词的根源,见†管子‡(万有文库本)
卷 1,第 103、109 页;郭沫若等撰:†管子集校‡(北京,1956 年),第 330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32

直到宋代,有关民兵传统的这种乌托邦成分似乎并未真正得
到突出;举例来说,虽然它界定了府兵制这一中国历史概念,但它
在府兵制本身的发展中却不是主要的因素。 ①然而,在晚期的王
朝,它却相当地流行起来;它可以作为一种假说而被提出,成为若
干乌托邦构想中的一种,这类构想当其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难以
达到时,却越来越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

民兵与地方社会
如果社会秩序和县官衙门中的图表一样简洁,历史所研究的
体制便会简单得多,因为规定的法令和办事程序比起有关社会实
际运转的资料容易取得。没有任何东西比保甲制度的准军事准则
能更清楚地说明规范的和记述实际的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分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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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进制编制机构并不反映中国社会中任何实际存在的可用数字
表示的区划,而是在划分并控制社会的尝试中强加给中国社会的。
在标准的独断政权的框架下,存在着我们暂时可以称之为中国社
会的‚自然‛结构。在这些自然结构中,正如在国家控制的结构中
那样,也存在着趋于军事化的潜力和动力。现在我们简要地介绍
一下并非政府倡导结果的地方军事化的问题,并初步提出这种地
方军事化如何导致与国家建立一种稳定关系的问题。
暴力犹如一股溪流,这股溪流在某些界限明确的河床中流贯
中国农村,在最好的年代,它被堤堰围堵并受到控制,但在其余年
代却喷涌而出淹没地方社会。由于地方机构的自然单位的需要而
出现的军事化问题,在社会大崩溃时期当然会更加突出,而在相对

①

虽然宇文泰赋予府兵制以乌托邦式的象征性的要素,但是,与其说府兵制是民

与兵的作用可相互更替的象征,不如说它是周政权的‚六军‛的象征。见陈寅恪:
†隋唐
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1954 年),第 126-127 页。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33

稳定时期,也会以缓和的形式存在。这种军事化所采取的形式,一
如作为它们的根基的社会单位那样,是多种多样的:氏族与村落、
匪帮与秘密社会,当环境需要时都可以作为军事化的基础。三个
毫不相关的实例可以说明这种军事化所采取的形式的多样性。
保甲的起源

如果回顾 11 世纪国家采用的保甲制度,我们就

能发现王安石的法规事实上是从地方实践的经验中导出的。开封
附近农村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农民依照惯例,通过实行‚团为保
甲‛主动地对付盗匪活动。这些多村社团,大抵由农村名流组织,
在防御和治安事务中互相合作。到 11 世纪中叶,这种制度陷于废
止状态,地方纷扰迅速增加。这种名为保甲的国家制度的萌芽便
成了对这一地方制度的记录。①
地方护粮团

明代剧作家祁彪佳(1602-1645)
,是以革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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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官员,他记述了在饥馑年代一种保护地方粮食供应的办法,这
种办法大约是以他的家乡所在地浙江绍兴县的村社实践经验为基
础的。在饥馑年代,不但对于需要救助的人,而且对于那些仍有一
些粮食的人来说,村社的团结一致都是有关生死的大事。祁彪佳
的方案是将饥馑救助和民兵防护联系起来:互相帮助(守望相助)
的理想要求那些没有食物的人得到救济,而他们作为回报,则充当
那些有粮食或有其他财产需要保护的人的卫士。接受了救济粮的
家庭应当挑选健壮男丁去当地方民兵。这就是为防护而团结的办
法(团结防护之法)。民兵的勤恳和忠顺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继
续获得救助的一个条件。这样一种制度将使村民内部消除阶级对

①

李焘撰: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18,第 7 页。和田清:
†中国地方自治发展史‡,

第 33 页。王安石时代的‚甲‛的确切含义仍是一个谜。他自己的制度并不包括任何叫
做‚甲‛的单位。
‚甲‛可能含有古代甲胄或披甲士兵的意思,虽然在这一点上还不是可
以证实的;因而‚保甲‛可能意指‚保的军队‛。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34

抗,同时,它还具有防御外来盗匪的好处。这种努力完全是非官方
的,臵基于地方的倡导和安排,和保甲制度并存,与保甲制度没有
行政上的关系。①
红枪会的起源

和上面研究的两个肯定属于正统范围的实例

不同,红枪会则说明,地方军事化与中国的异端亚文化群多么容易
发生联系。20 世纪的前几十年,红枪会在中国北方农村难以忍受
的生活条件下兴起。这个会采用农村民兵组织大联盟的形式,它
们精神上所受的鼓舞可以溯源于异端的白莲教派。1915 年,河南
农村遭受名叫老洋人的亡命徒及其帮伙几万人的蹂躏。但是,派
去镇压的政府军队干出了甚至更大的暴行,于是无以聊生的农民
起而保护自己。受欺凌的地方保卫组织由于实际上得不到帮助以
抵御迫害他们的人手里的步枪,便转而求助于白莲教及其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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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惯用手段——巫术魔力和符咒。民兵们相信自己刀枪不
入,他们形成了一支惊人地强劲的地方力量。这些农村防卫小部
队的一部分转而离开他们的家乡基地,集结成更大的团体,在 20
年代的内战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红枪会的起源和发展似乎都近似于此前的白莲教流派,尤其
近似于 19 世纪中叶的捻军以及义和团。换句话说,它们都是旧政
权的行政官员确认为危险的那种地方集团:除了它们的异端宗教
和未经许可的民兵外,它们还倾向于投身去与沉重的租税和各式
各样其他的侵害相对抗。虽然在 20 世纪意识形态混乱的世界中,
它们的异端和 19 世纪相比,并不那么突出,但在 20 年代,红枪会
仍被共产党看成是进入河南和山东农村的政治通路和有希望的革
命组织的基础。尽管红枪会有‚迷信的信条‛,但它们仍有可能成
为‚农民协会的武装力量‛。共产党对它们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的

①

祁彪佳:†祁彪佳集‡(北京,1960 年),第 122-126 页。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35

确是成功的。①
中国社会中民兵制度的两种类型——产生于国家指令的类型
和产生于自然社会组织需要的类型——似乎可以作为范例,说明
东方社会这一理论所提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区分。东方社
会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朴素的早期见解在现代学识中的值
得注意的延伸。按照这种理论及其派生的说法,强有力的专制国
家寻求将自己的结构形态强加给农村社会的自然组织,以便控制
和征税。自然组织本身——分散的、自治的和分隔开的村庄——
有其固有的结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受外界变化的干扰。
国家和地方利益之间的对抗只有国家势不可挡的专制权力才能平
息。②
的确,我们的资料中有不少可以佐证地方社会中自然的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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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强加的制度之间的理论的区分。但不必进一步作出结论说,两
者是起源于不同的社会根源或历史根源;也不必接受这样的意见:
国家和社会因有这种区分而处于冲突永不终止的局面,因而需要
完全专制的解决办法。在地方军事化的领域内,与在中国公众生

①

†有关红枪会运动的决议‡,见 C. M. 韦尔伯等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文件和

在中国的苏联顾问,1918-1927 年‡(纽约,1956 年),第 303-305 页。红枪会的起源
和发展见末光高义:
†中国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主‡
(大连,1939 年),第 113-114 页;也
见长野朗:†中国的兵、土匪与红枪会‡(东京,1938 年),第 366-374 页。
②

这一学派最详尽的理论著作是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绝对权力的比较研

究‡
(纽黑文,1957 年)。有关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解说路线的发端,见 H. C. 德昂科
塞和 S. 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和亚细亚,1853-1964 年‡(巴黎,1965 年),第 12-
16、140-143 页。在日本,东方社会(至少就中国来说)的理论很有影响,并产生了若干
变体。这一问题见旗田巍所作评论†中国专制主义和村落共同体理论‡,载†中国研究‡
第 13 期,第 2-12 页(1950 年)。日本的汉学仍是研究的主要学科。可以证明,对早期
马克思主义的解说,诸如东方社会理论,其长期存在与 20 世纪 30 年代军国主义阻止日
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关,日本军国主义抑制了社会单线式发展理论的研究,这种理
论在中国是郭沫若等人所提倡的。

36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基本的制度是那些能够调处国家利益和社会
利益的制度。其中的一种便是‚团练‛
(集结并训练)制度,它在晚
清的地方军事化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其发展的过程我们将在下
面予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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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1165

(谢亮生

谢思炜译)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
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第一节

白莲教叛乱期间的地方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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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18 世纪接近结束时,清政府完全可以宣称已经解决了它在
亚洲腹地的军事问题。它打垮了它的劲敌准噶尔蒙古人。它把西
藏政治臵于监督之下并保卫了它的边界。1788 至 1791 年侵入西
藏的廓尔喀人遭到了 13000 人的远征军的反击,尽管没有征服廓
尔喀,但反击却巩固了清政府对西藏本身的控制。而且在中亚取
得的这些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并没有严重地增加中国的经济负
担。 ①但似乎所有这些荣耀和力量显示都只不过是内部衰败的迷
惑人的外表,在乾隆统治的最后几年爆发的国内叛乱,在 10 年当
中使王朝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吃紧。白莲教叛乱(1796-1805 年)
暴露了表面看来十分强大的清朝军事体系的令人吃惊的虚弱。奉
命镇压叛乱的官员为驻防部队缺乏训练和勇敢精神而震惊。‚种
种弊端难以描述……将帅对战争一无所知,而部队对将帅也漠然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东京,1952 年),第 1-11 页。并见他的†围绕

西藏问题的中印关系史‡(东京,1962 年),第 103-114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38

视之。‛①
虽然把 18 世纪 90 年代看作清王朝命运的分界线可能是合适
的,但这种军事力量的突然下降只有根据挑战的性质来看才能理
解。很可能甚至在清代军事体制的鼎盛时期,这一体制就已不能
满足乾隆时期以后强压在它头上的得用全力应付的需要。占有优
势的外国武装以及遍及农村的叛乱(晚清统治者应得的报应)提出
了问题,对此正规军队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没有做好应
付的准备。征讨中亚的战役与对付遍及中国农村的社会崩溃是完
全不同的事情。在其编制的最低一层,主要的驻军绿营兵几乎都
驻扎在县城或府城里。它们的力量无法渗入中国农村的下层结
构,那里是叛乱兴起和活跃的地方。这些驻军在相对稳定时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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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其任,但在更为严重的社会崩溃时期恐怕就不能了。

白莲教叛乱的起因和特点
白莲教叛乱标志着一个曾经在 14 世纪后期领导反元起义的
秘密会社的再度兴起,这次起义以明朝的建立而告结束。这个会
社本身原是大乘佛教的一个苦行的救世军式的派别,大概始于 5
世纪。到了元代,它吸收弥勒教和摩尼教的中国变种明教的二元
论的、潜含革命性的教义及偶像崇拜,很快成为鼓动反元的中心并
承担了中国北部和中部农民起义的领导责任。这个会社的救世热
忱以及它的支持者对明朝创建者朱元璋夺取政权是有帮助的;尽
管他本人可能也是这个教派的一名成员,但现在却把它连同其异
端组织一道加以禁止。白莲教再度转入地下,放弃公开的政治口
号而作为一种允诺解救个人和治疗疾病的乡村信仰存留了下来。
尽管在明清时期受到毫不放松的迫害,这个会社还是幸存了下来,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 106 页。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39

到了 18 世纪中叶再度进入活跃阶段。1775 年山东、河南的起义
复活了这一运动的千年太平信仰和公开的政治特征。教派领袖这
时宣称弥勒佛转世以及明代的合法继承人出世。1796 年初湖北
西部受压迫农民的起义开始了持续 10 年的、清政府作出极大努力
来镇压的叛乱。①
在白莲教分散的领导下,叛乱蔓延于黄河和长江之间多山的
分水岭地区——秦岭和大巴山脉在这里将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半。
陕西、四川和湖北的边界在此交会,形成一个边缘地区,成为反抗
者的避难所和政府军的障碍。尽管地势险恶,这些山岭仍然容纳
了清代中期流入的大量人口。政府倡导向四川盆地移民开始于
17 世纪后期,目的是在荒芜土地上重新殖民;当低地已经人满为
患时,新到者开始散入东北部的山区,定居于较高而不太肥沃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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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到了 1729 年,朝廷决定遏止移民的洪流,但没有成功。在乾
隆时期,由于邻近省份荒年之后逃荒农民人数增加,移民仍在继
续。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陕西的汉中地区。②
在三省边境的山区,经济困难与社会、文化的混乱交织在一
起。嘉庆早期的一位调查者发现,山区人口主要由移民组成,还混
杂着社会的和区域性的阶层。定居者一半来自湖南、湖北,其余
30%或 40%来自广东、安徽和江西。新的村社难以控驭,组织混
乱,仅靠薄弱的亲族关系联结并缺少教育。定居者的贫瘠的山地
上仅能勉强维持起码的生活,以致经常迁移,据说有的人为了赶上
山腰上的生长季节,一年之内要换几次住处。传统的管理机构如

①

铃木中正的†清朝中期史研究‡是有关叛乱及其历史背景的最完备的叙述,关

于白莲教的早期历史,见吴晗:†朱元璋传‡(北京,1949 年),第 16-23 页。
②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 70 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

1953 年‡,第 139-143 页;对这个不景气地区近期所作的生动描述见格雷厄姆〃佩克:
†两种时代‡(波士顿,1950 年),第 9 章。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40

保甲,只能强加给定居的人口,因此除了集镇和城市外,它实际上
起不了作用。混乱状况还因亡命徒数量不断增加这一事实而恶
化,他们生活在森林深处,和正常社会完全隔绝。在官方文件中可
以看到,早在 1745 年,
‚啯噜‛土匪(这一名称的来源和意义不
明)
,包括逃兵、私盐贩子、伪币铸造者以及其他次要逃犯,是白莲
教新成员的自然来源。①
不过,白莲教也在比较幸运的圈子里找到新成员;他们的组织
扩展到了地方政府本身的低层组织中。一位评论者写道:‚村落中
则乡约客头听教,城镇中则差役书办听教,所有稽查之人即为教中
之人。‛不仅如此,白莲教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超越阶级的运动。
它不但包括被剥夺者,而且也包括财产所有者,后者对教派的依附
与其说是出自经济贫困,不如说是出自转而信奉白莲教的灵魂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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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说和反满主张。白莲教对地方政府的渗透以及超越阶级界限的
扩展,意味着已经不能依靠常规的地方管理机构轻而易举地将其
镇压下去。②
军事机构看来和民事机构一样无用。白莲教的策略也就是在
地方村社中有交错联系的反叛组织的策略:以高度灵活的小队进
行游击战,这些小队由周围的老百姓提供给养并通风报信。清军
装备笨重,行动迟缓,并且缺乏地方支持,为了微小的成功要做出
很大努力。清政府官员与白莲教作战时的悲叹提供了一幅游击战
问题的典型画面:
‚贼常饱而我兵常饥,贼常逸而我兵常劳,胜负之
势已分矣。幸而胜之,所杀者贼之后队数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
能行者。‛追击的正规军很难与叛乱者的主力接触。甚至可以说,

①

严如熤:
†三省边防备览‡
(1830 年)卷 12,第 21、25 页;铃木中正:
†清朝中期史

研究‡,第 83 页。
②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 12,第 43 页。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41

民众叛乱完全超出了正规军队力所能及的范围:
‚贼皆吾民也。非
如引部番夷,疆域可以界限,衣服语言可以鉴别。‛所以他们不能从
人流中辨认出来来往往的叛乱者。‚聚而抗拒则为贼,散而行走犹
是民耳。‛ ①军队得不到帮助的状况在他们对待平民百姓的残忍
中反映了出来(清军因而以带有血腥味的绰号‚红莲会‛而著称),
而这当然只能给叛乱火上加油。清军将领的报告充满了夸大的叛
乱者伤亡记录和军事镇压无效的窘况。1796 年,湖广总督毕沅奏
称政府军已杀死几万人,但叛乱却发展得更为严重了。 ②人们确
信,正规军事机构自身已没有能力扑灭叛乱,这驱使官员们寻求辅
助的办法。

地方防御及管理体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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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地区的实际地理状况没有改变,湖北、陕西、四川交界地
区的官员们追溯这块多事地区在明代形成的行政传统是毫不奇怪
的。1634 年前后与叛乱者作战(后殉难)的卢象升(1600-1639)
在这里建立了地方防御和管理的体制,这种体制部分地是从前几
年他在河北南部与叛乱者作战的经验中引申出来的。卢象升发
现,流民以及叛乱者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是叛乱滋生的根源。作为
对策,他挑选一些村庄在四周筑起坚墙(寨)
,其内可以积聚周围农
村的谷物口粮。当叛乱者逼近时,附近村庄的村民就被迁入寨内。
设防村庄周围的人民被组织成‚团‛
,每个团都以其所隶属的寨的
名称为名。例如,被集结进平安寨的村庄,就被统称为平安团。每
个团都由一位团的首领(团长)管理,他是由居民推选出来的本地

①

龚景瀚:†澹清斋全集〃文钞外编‡(1826 年)卷 1,第 5-6、13 页。

②

魏源:
†圣武记‡
(收入†古微堂集‡
,1842 年)卷 9,第 2 页;严如熤:
†三省边防备

览‡卷 4,第 27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42

知名人士。每个团长之下委派一名训练负责人(练长),以训练和
指挥自卫民兵。这种制度,其目的是使叛乱者得不到食物和新的
成员,卢象升称之为‚清野‛
。在‚坚壁清野‛的完整口号下,这种建
立战略村庄以控制叛乱的办法成为标准的行政方法。①‚团练‛这
一术语现在的含义最早是与卢象升的制度相联系的。②
在叛乱爆发后的一年内,受到影响的地区的官员开始制订出
他们自己的地方防卫方案。1797 年,方积(1765?-1815?)接任
四川梁山知县,发现这个地区已处于许多白莲教团伙为害的紧迫
的危险之中。他从当地的历史记载中得知,过去人们经常在被称
作‚坞‛的要塞中躲避入侵的军队。方积是安徽人,不了解当地的
术语,
‚予疑之,或云:坞者,山中一奥区而已,乌足御寇?遍访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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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或云:坞者,古寨也。今颓矣,不可复考。或云:距城十五里相

①

卢象升:
†卢忠肃公集‡
(1875 年),
†年谱‡,第 5-8 页;卷 2,第 19-22、38-41

页。见日比野丈夫的重要论文:†乡村防卫与坚壁清野‡,载†东方学报‡第 22 期,第
141-155 页(京都,1953 年)。晚清一些著作有关卢象升的办法的论述指出了他与 19
世纪办理团练的老手之间的行政管理上的直接承继关系。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献‡
(1886 年)卷 82,第 12 页;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1875 年)卷 55,第 4 页。‚坚壁清
野‛这一用语最早见于†晋书‡
(开明版,卷 104,第 1335 页),尽管还不知道那时它是否
指一种全面的地方管理制度。
②

这一术语最初产生于 7 世纪后期,与为保卫边境而制订的国家民兵制度有关。

在唐代的制度下,民兵以及他们的家庭被集结到特殊的行政地区,臵于团练长官(团练
使)的指挥下,团练使像权力很大的军事统治者(节度使)一样行使民事和军事两种权
力。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顿,1948 年),第 717 页。
在其他边界地区,如广西多山的少数民族部族地区,
‚团练‛这一术语在乾隆早期
用来指志愿的、国家认可但未予资助的农村防卫民兵。广西巡抚杨锡绂(1701-1768)
写道,这种办法十分古老,起源难以确定。见†皇朝经世文编‡(1886 年)卷 88,第 23 页。
被杨锡绂认定为‚团练‛的某些制度,例如‚狼兵‛,显然起源于官办的屯田。见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四库善本丛书初编‡册 30,第 4 页。有关‚团练‛的最早的系统论
述是弗朗兹〃迈克尔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中国的军事组织和权力机构‡,载†太平洋历
史评论‡第 18 卷第 4 期,第 469-483 页(1949 年)。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43

传有牛头寨,盍登焉?‛方积这样做了,而且很高兴地发现一小块高
地,周长约 360 步,很陡的峭壁把它与周围的树林分开,高地上还
修筑了部分堡垒。这个要塞显然建于宋代,一部分确已成为废墟,
但还可以用大量的石块修补。回来后,方积命令将所有这种要塞
报告给他,还命令修复这些要塞,并在其中储备粮食和武器。许多
人表示怀疑;人们反对,因为大部分要塞没有水源。方积回答说,
长期围困极少可能;这些堡垒可以储备 3 天的供水,而叛乱者经常
受到政府军的追捕,不大可能停留那么长的时间。一些人仍然怀
疑,因此方积加紧执行他的防御计划,亲自巡视所有要塞,任何不
情愿执行命令的人都受到鞭笞。
结果证明,梁山的要塞能够保护的不仅是这一地区的农村居
民,而且还有当叛乱者临近时蜂涌而入的大量难民。叛乱者来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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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到人们已带着他们储备的食物逃进要塞,通道都由官员主持招
募的乡勇队伍防守。按照梁山的榜样,200 多个堡垒在邻近地区建
立起来。看来尽管方积的地方防卫体制本来是以可以利用的山区
要塞为基础,但最后已发展到在农业地区的村庄修筑堡垒;因此他
的防卫体制变得也适用于那些没有现成避难所的地区了。①
方积的战略村策略,恰如卢象升所做的那样,不可或缺地与地
方管理和登记制度联系在一起,但与卢象升的制度不同,方积是以
早先存在的保甲区划为基础的。
‚保正所辖之地(即‚保‛的地理区
域)为建团之地。
‛但团和保仍是分别领导,分别登记。团由一个或
两个团长管理,掌有 10 至 50 岁的强壮男丁的花名册,从中挑选民
兵。从这份名册中征召的民兵还要列入另外一份名册。因此,方
积的制度中的团首先是征集民兵的行政单位。它也负有与保甲职

①

†梁山县志‡
(1867 年)
,卷 6,第 4-8 页;方积的传记见钱仪吉编:
†碑传集‡
(1893

年)卷 87,第 13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44

责相似的监督和治安的职责:生人‚不得加入及留住于团‛
。因为
他的保甲实际上是以自然村而不是以规定的十进制区划为基础,
所以团大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农村单位。团由于结成‚大团‛而与
设防的定居地联系起来,每一大团包括十余个‚小团‛。每个大团
由团总领导,负责保卫一个设防定居地。这样,方积依靠使地方管
理制度军事化的方法为他的人民提供安全,并切断他们与叛乱者
的联系,以求弥补政府军事能力的不足。方积的制度只是 1797 年
在边界地区创立的几种管理和防卫制度中的一种。①
在更高一层,清朝的将军明亮和德楞泰建议朝廷批准普遍推
行‚坚壁清野‛和‚团练‛
。1797 年 10 月,他们在一份联名奏章中
写道,当叛乱者继续在集镇和村庄获得食物、武器和人力时,正规
军仅有能力保卫筑有城墙的行政城市。在河谷地区,集镇和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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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靠筑墙(堡)来保卫,而在山区,则靠‚寨‛来保卫。每个设防的
定居地及其民兵可由政府、地方绅士和耆老们共同管理。由于叛
乱者被隔在围墙外,人民和食物隔在围墙内,正规军就可以不费力
地击败饥饿而孤立的白莲教团伙。1798 年,类似的建议来自将军
勒保,他注意到了实施中的方积的制度。但是朝廷还对正规的军
事解决抱有希望,担心这种激进的方案带来分裂的副作用,所以对
这类建议并不热心。②
1797 年在整个白莲教活动地区的许多地方,都以稍有不同的
方式实行了团练和坚壁清野,这一事实表明它们是边界地区行政

①

曾自柏,四川南充知县,是另一个有影响的‚坚壁清野‛的推行者。他的某些规

章与方积的相同,但不能肯定何者在先。严如熤:
†三省边防备览‡卷 13,第 47-52 页;
†四川通志‡
(1861 年)卷 116,第 24 页。方积的规章见†三省边防备览‡卷 13,第 40-47
页。
②

花沙纳编:
†德壮果公年谱‡
(1857 年)卷 7,第 38-40 页。
†梁山县志‡
(1867

年),卷 6,第 4-8 页。†清实录‡,嘉庆,卷 23,第 3-6 页。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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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已经确认的组成因素。但是这些官方方案也可以看成是使
地方名流已在着手进行的乡村防卫事业系统化并受到控制的一种
尝试。明亮和德楞泰曾列举证据说明,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的民
兵可以成为镇压叛乱的重要力量。梁友谷的所为是一个能说明问
题的例子,他是一个卸任的广西知县,致仕后回到故乡(湖北襄
阳)。梁友谷和他的儿子,一个本地童生,监督修建了一道环绕小
渡口程梢渡的土墙,把附近的老百姓集中到里面。武生员蔡运升
在前一年召募了一批雇佣兵(勇),这时成了程梢渡防卫民兵的核
心。梁、蔡的事业使这一地区免受白莲教的影响,朝廷授给这些地
方首领官阶作为报酬。①很清楚,地方绅士的威望、社会关系以及
才干是镇压叛乱所必需的。尽管经济问题日益增多,叛乱的影响
日益扩大,历来居于支配地位的名流却仍然牢固地盘踞在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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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清政府的官吏们努力营造他们的堡垒。
1797 年以后,因对正规军有一种天生的厌恶而倾向于坚壁清
野和团练战略的文职官员扶植并发展了这种战略,直到它终于被
朝廷接受并成为清政府武库中的重要武器。它的最有影响的实践
者和推广者是福建人龚景瀚(1747-1802),他出身于与地方民兵
有历史渊缘的显宦家庭。 ②除了进行游击战在后勤和战术上的困
难外,龚景瀚相信,民众造反的性质也使正规部队无能为力。叛乱
者与地方村社的复杂联系给了他们一种不致单独与军队对抗的有
利条件。迁移居民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清军的威望低落到如此程
度,以致叛乱者临近时整个村镇都走空了,流离失所的一群群难民

①

花沙纳编:†德壮果公年谱‡卷 7,第 21-22、39 页。

②

龚景瀚的文章后来被朝廷援引作为镇压叛乱的官方典范。†清实录‡,咸丰,卷

33,第 15 页;卷 34,第 27 页。龚景瀚的传记见†清史列传‡
(台北,1962 年)卷 74,第
25-30 页,以及†清史‡(台北,1961 年),第 5115 页。龚景瀚有关镇压叛乱的文章见
†澹清斋全集‡卷 1,第 1-31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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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成为白莲教征召新成员的牺牲品。但只在城市筑防也不是
现实的解决办法。‚州县之有乡村,如树之有枝叶,枝叶伤则本根
无所庇。‛不仅城市本身,而且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经济和行政联系
也必须受到保护。①
龚景瀚坚持村庄筑防要受官员的严密监督:省当局委派八品
或九品的官吏(佐杂)帮助知县们实行坚壁清野。在计划开始执行
的 3 个月内,当所有规章制订出来和所有新任官吏被派定时,筑墙
和移民工作就可以开始了。分散的人家必须移入筑防的村庄。筑
防和迁移的费用由官员负责,劳力则由人民提供。贮备的粮食也
运进围栅并贮藏于公共谷仓。如富户有大量粮食贮备,‚难以输
运‛,知县要提供现款收买,这显然是对付囤积者的一种办法。在
将人民移入堡垒之前,知县要办理严密的保甲登记,以便肃清白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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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基层组织。然后他从‚缙绅耆宿‛中挑选堡垒的领导人,并授
予他们名誉官阶。这些领导人接着挑选一些代理人,以‚清查户
口,董视工程,经营钱粮,稽查出入,训练丁壮,修饰守备‛。
为了防止叛乱者渗入,在治安登记完成前不组成民兵。每个村
庄都有来自正规部队的骨干,帮助组织和训练体格强壮的男丁。民
兵保持严格的非职业性和防御性,不允许超过其半数的兵力离开要
塞去援助受到攻击的邻近村庄。尽管龚景瀚认为这种非职业性的
民兵是他的地方管理制度的基石,但正规军仍起作用。他以为白莲
教团伙一旦被卡断了粮食和人员来源,他们就容易成为清军追捕的
牺牲品;但是有效的地方管理则是在战场上获胜的先决条件。
尽管龚景瀚把重点放在地方措施上,但他并没有设想过将军事
权力和主动权下放到地方首领手中。他以怀疑态度看待雇佣兵(乡
勇),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处于官方控制的正常渠道之外。但

①

†澹清斋全集‡卷 1,第 9、13 页。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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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防村庄的民兵则处于官员的经常监督和审视之下。设防定居地
的首领(寨长和保长)本身实际上是被名誉官阶拴在正规文官等级
制度上的文职官员,兼有民事和军事的职务和责任。龚景瀚的制度
因此体现的不是权力的下放,而是体现了对文职官员的依赖超过了
对军事官员的依赖,还体现了地方防御与官僚政治责任制的网络的
联系。①
另一个杰出的地方管理能手是湖南人严如熤(1759-1826)
,
他与当时出现于长沙书院的初期的‚经世致用‛学派有密切联系。
严如熤的成功始于在湖南西部多山的边界地区同叛乱的苗族人的
作战。这个地区的官员(尤其是知县傅鼐,1758-1811)推行的政
策主要依赖军事农业移民(屯田),将当地汉族农民集结为常备民
兵,以便把苗人封锁在他们的山寨内。在已‚受抚‛的苗族地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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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移民区,以防止未来的骚乱。严如熤在苗疆的经验直接影响
到他的反白莲教战略,这一战略以镇压必须‚兵粮并重‛的前提为
基础。严如熤建议,将无地农民和归顺的叛乱者收编进军事农业
移民区,那里的有保障的生活和军事纪律将能够‚化盗为民‛。但
他发现,这种移民区很难在白莲教活动地区建立,在实践中他的办
法与‚坚壁清野‛十分类似。设防村庄在民事当局监督下,既是互
相负责的又是地方防御的单位。②

①

†澹清斋全集‡卷 1,第 8-9 页。

②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 12,第 33、37、41 页;†清史‡,第 4503 页。严如熤

的几种传记见†清史列传‡卷 75,第 45 页;
†清史‡
,第 4502 页;严如熤:
†乐园文钞‡
(序,
1844 年)卷 1,第 1 页;魏源:
†古微堂外集‡
(1878 年)卷 4,第 9 页。严如熤的†三省边防
备览‡是当时有关白莲教地区的主要的地理著作。有关傅鼐的反苗族政策,见†皇朝经
世文编‡
(1886 年)卷 88,第 2-3 页;
†苗疆屯防实录‡
(油印本,扬州,1961 年)卷 1,第
18-19 页;马少侨:
†清代苗民起义‡
(武汉,1956 年),第 44-51 页。傅鼐的某些军事
方法后来对曾国藩有影响:†曾文正公全集‡(1876 年),(奏稿)卷 1,第 56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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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如熤与龚景瀚一样,强调治安工作和有效的民政甚于常规
的军事征战。他的对策包括,一方面把大的行政区剖分为较小的
行政区,并复兴已经衰落的地方治安部队,如民壮,以加强叛乱地
区的民事机构;另一方面振兴地方民兵和保甲,使民事当局可以向
居民本身逐渐灌输一定限度的军事纪律。这是严如熤避免外来军
队的打扰给农村社会造成破坏的一种办法。这里,严如熤受益于
军事农业移民的思想是很明显的。他认为,一个军事官员只能统
率他所指挥的三两千人。但如果地方官员赢得人民的信任,那么,
‚所辖数万数十万百姓‛就将‚如父子之兵‛①。
严如熤控制边界地区的经验也能有效地应用于沿海——一种
特殊的边境地区。1804 年,那彦成(1764-1833)由征剿白莲教的
战场调任两广总督,严如煜作为他的顾问,将注意力转向对沿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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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的控制。对付海盗,如同对付白莲教叛乱者,需要外部防御,也
同样需要内部控制,因为他们也依靠与老百姓的联系。团练在沿
海地区也相应地被设计成保甲的一种武装变体。百姓同样地被保
甲登记划分为十进制单位,这种单位成了征募民兵的基础。保甲
官员被安臵在民兵低级机构的指挥岗位上,作为较高层次上的绅
士领导的补充。在严如熤的规定中,团练不仅指民兵,更指为武装
村社作准备的整个过程。团练有时确实只指初步的登记和治安工
作:
‚团练既成,寓兵于民。‛防御准备是拧紧地方管理螺丝的机会。
‚显以作其御侮之气,即阴以折其作奸之萌‛②。

①

†皇朝经世文编‡(1886 年)卷 82,第 17 页。

②

严如熤:
†沿海团练说‡,载†皇朝经世文编‡
(1886 年)卷 83,第 31-33 页。那

彦成:
†那文毅公奏议‡
(1834 年)卷 11,第 41 页。参阅那彦成的传记,载恒慕义编:
†清
代名人传记‡(华盛顿,1943 年),第 584-587 页。他的†奏议‡(卷 11,第 40-48 页)包
括他在两广的团练政策的文件。他在两广的调动可以看作是一条将团练术语和行政
方法从白莲教地区带到中国南方的输送线。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49

这样,严如熤与龚景瀚同样认为,地方防御决不是一件简单的
阻止武装叛乱者侵入的事情。确切地说,它还包含在农村社会中
建立明确的分界线的内容。这些分界线(物质的是墙和栅栏;组
织上的是团练和保甲)使官员不但能够将叛乱者与他们的支持
者分离,而且能够用这种方法组织和控制乡村‚良‛民,防止他们
本身变为叛乱者。团练不仅是地方防卫民兵,它的存在,是为
了外部防御,同样也是为了内部控制,并且成为较大的行政体系的
一个主要部分。在嘉庆时期,它还没有突破国家的军事垄断。正
相反,
‚团练‛对于嘉庆朝的官员通常具有截然相反的含意:一种在
国家监督下把自发的地方武装纳入全面的、官僚化的管理机构的
方法。
1805 年,白莲教叛乱被镇压下去:尽管它使 18 世纪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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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突然地在暴力中结束,但它从未得到某种能够严重威胁王
朝生存的政治领导权或广泛支持。然而,它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
威信,耗尽了清朝的国库,因而它将公正地被载入人民起义的长
长的名单中,这些起义在一个多世纪的进程中,导致了王朝的没
落。
撇开叛乱组织的内部弱点,使清王朝取得胜利的因素有好几
个。除上述的地方管理和防御体制之外,还要加上 1799 年新皇帝
即位后正规军队得到虽然短暂但却有力的振兴,以及从无地农民
和失业者中招募地方雇佣兵(乡勇)以补充正规部队的因素。这些
雇佣兵分为不同类型。有的受雇于本地名流(如蔡运升),完全用
于保卫地方。军事化程度更高的那些部队,则受雇于知县或知府
(如方积)
,用来保卫他们的管辖区域,其人数有时达数千人。尽管
后一种类型在叛乱初期为数众多,但事实证明,维持它的开支太
大,对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员来说是难以承担的;从 1798 年开始,许
多人被遣散,回到他们的家乡当了地方防卫民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50

比前述类型的军事化程度更高的是被招募随同正规政府军征
战的雇佣军。他们仍叫乡勇,但与其家乡村社的联系已被彻底截
断。尽管这些雇佣军比政府部队更能作战,但招募这类雇佣军是
一种花费多的危险的权宜之计。有的人本身就是亡命徒出身,并
被证明不可能遵守纪律;他们的忠诚只有靠厚赏才能得到,这是财
政紧张的政府难以承受的。地方行政官员如龚景瀚和严如熤,对
他们怀有深深的疑虑,如严如熤所说,这些人‚杀人放火,习惯成
性‛,很难重新恢复平民生活。叛乱平定以后,他们当中大约有一
万人转入绿营兵部队,因为大量遣散人员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当
1806 年和 1807 年连续的兵变在他们中间发生时,政府对这些部
队的忧虑被证明完全是有道理的。①
尽管给王朝的威望和财政造成了严重后果,但白莲教叛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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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军事制度却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虽然八旗兵和绿营兵看
来是虚弱和腐败的,但它们在近半个世纪内继续充任帝国的正规
军。与雇佣兵打交道的经验使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机构都感到不
安,雇用这种部队从未成为官方政策的一个部分。然而,从白莲教
叛乱的经验中的确产生了政策的一个有影响的组成部分:由方积、
严如熤、龚景瀚这些人制定的高度官僚化的地方防御和管理制度
被保存在行政先例的宝库中,在半个世纪后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
对官方的思考起了突出的作用。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 189-196、214-217 页。严如熤:†三省边防

备 览 ‡ 卷 12, 第 24 页 。 这 种 雇 佣 军 队 转 而 隶 属 政 府 部 队 的 著 名 例 子 是 罗 思 举
(1764?-1840)的私人军队,罗思举原是土匪,后来变成白莲教最顽强的对手之一,最
后被吸收进正规军等级统治集团之中。†清史‡,第 4427-4429 页;†清史列传‡卷 39,
第 21 页;罗尔纲:†湘军新志‡(长沙,1939 年),第 148-149 页。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第二节

51

太平天国叛乱前夕的
清代民兵政策

到了 18 世纪后期,清代社会进入了极度不稳定的阶段,白莲
教叛乱是这一事实的明白无误的标志,虽然它有限的波及地区和
不明确的启示有效地减缓了它对官方观念的冲击。然而,新时期
的基本现实并没有逃脱名流的更为敏锐的目光。令人吃惊的中国
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新的土地供给的实际
枯竭,由分家造成的小财产所有者的没落以及他们的后代沦为债
务人和佃农的情况:这一切在 18 世纪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著作中都
是显著的论题。洪亮吉所作的精辟而讲求实际的、悲观的社会分
析确实有一种马尔萨斯的调子,他警告说,这些趋势的一个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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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结果就是造成民众的大量增加,他们在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制
度中找不到存身之地。这些不为社会所接受的群体不得不在制度
以外,在各种非法途径中寻求活路,在异端形式——地方团伙、秘
密会社团体、流动匪帮——中寻求社会依附。①
尽管这种情况以前在行政效率衰退时期曾经有过,但也可以
合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清代后期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对作为整
体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否不致带来新的类型的灾祸?完全撇开诸如
中国经济因国外白银流入而铸币增加这些外来因素,人口爆炸也
可以单独导致这种结局。如果人口过多、经济不稳定和农村混乱
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可以说只有一种对

①

铃木中正的†清朝中期史研究‡第 1 章是 18 世纪社会问题的卓越而简洁的论

述。也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 年‡,第 270-275 页,这是对这一时期
的学者们看到的人口问题的论述。

52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地方管理和军事安全问题的新的处理方法才能防止传统秩序的完
全解体。白莲教地区叛乱的爆发是在小规模上提出了问题。不仅
是地方政府变得腐败衰朽了。更确切地说,民事和军事管理的传
统机制这时已没有能力对付庞大的农村人口的问题,在这些人口
中,其传统的社会关系已被日益加剧的你死我活的经济竞争所破
坏。虽然政府本身为其本质所限不能创造性地回答新时期的问
题,但一些学者和官员却已确信变革是必需的。

清代的军队与叛乱:两种观点
贺长龄,
‚经世致用‛学派的领袖,本身也是一个有长期经历的
官员。与陶澍、林则徐这样的人一起,他属于那个有魅力的、谨慎
的行政官员集团,当整个官僚集团深深陷入道德败坏的境地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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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支撑着正在下陷的帝国大厦。贺长龄对于贵州的社会崩溃有丰
富的阅历,贵州是帝国最难控制的省份之一,他从 1836 年到 1845
年在那里任巡抚。他认为那里的军事制度绝对不能令人放心。它
对镇压盗匪的工作贡献极小。因镇压盗匪而获得皇帝召见的人中
文官 10 倍于军人。用于军队薪俸的开支 10 倍于民事开支,军事
人员多出百倍;但军队却硬要把内部秩序的责任推卸给文职官员,
说除盗不是他们的职责。由于任何内部暴动都可以加上‚盗‛字,
很清楚,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责任是军队不能有效地推托的。
贺长龄的责难等于承认国内防卫制度无法应付从大规模叛乱
中产生的这类地方混乱。以秘密会社团伙、边界地区土匪,或以私
盐贩子、鸦片运送者为代表的这类地方异端武装,实际上处在正规
军队的管辖范围之外,而军队只有当叛乱已发展到威胁整个帝国
的程度时才发挥作用。贺长龄知道,日益增加的非法活动的高发
生率只能导致更严重的麻烦,不能坐视它继续下去。他因此建议,
正规驻防军应当建立相当于它全部力量 5%-10%的另外的分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53

队,专门负责抓捕土匪。他们完全不担负正规部队所担负的看守
囚犯、押送税银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职责。更不正统的是,这种特
殊部队要从下层社会本身雇佣:那些已经陷入暴力生活方式的人,
熟悉土匪的活动方式和土匪的踪迹。没有迹象表明这个建议是否
已经正式实施。但它表明了现存军事体制与维持中国农村秩序和
现状的任务已经到了互不相干的程度。①
左宗棠,另一个与经世学派有密切关系的湖南学者(后来是著
名的军事领袖和政治家)
,因中国军事制度在鸦片战争中发挥作用
的方式而深感不安。问题不仅是无能:错误在于在特殊条件下将
内地省份的驻军调去对付沿海威胁的做法。他写道,驻防军分散
成小部队,以网状形式遍布各省,担负着支撑国家权力和抑制叛乱
的使命。如果它们被调往别处对付突发情况,危险的裂口就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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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控制网上出现。正是这样一个裂口(绿营兵部队被调出湖北
去镇压湖南、贵州边界地区的苗族叛乱时造成的)使 1796 年的白
莲教起义成为可能。现在,在 50 年后,新的大叛乱的威胁还在萌
生并且难以看出;但是一旦地方驻军的调动使爆炸性的社会力量
释放出来,叛乱的时刻就会到来,后果不堪言说。
左宗棠谈论的实际上是内部驻军体制已不能再动员一支远征
军,因为农村社会现在是太不稳定了。只能让它们留驻在规定地
点并专注于内部控制任务来捂住盖子。他在 1840 年写道:
‚若不
及时熟筹通变之方、持久之策,正恐事终无补而患不胜防也。‛
左宗棠认为,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地方自给自足。他进而提
出一个增强抵御英国的军事实力的有力计划,包括从渔民中招募
海军雇佣兵、由地方官员训练名流的部队(亲兵)
、修建堡垒,以及

①

贺长龄:
†黔省下游各营专设捕盗兵丁议‡,载罗汝怀编:
†湖南文征‡
(1871 年)

卷 14,第 8-11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54

建立新的船坞和军火工厂。这些措施有可能使沿海省份能够依靠
自己对付外夷而不必夺走内地的驻防军。①
从北京朝廷的观点来看,军事上的紧急情况可以用几种办法
对付,但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一种可能是大大扩建正规军系统,
而现已枯竭的国库又承担不起;另一种可能是招募特定的雇佣军
对付特殊的紧急情况,这是一种朝廷采用过的权宜之计,尽管从遣
散他们常常随之产生混乱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是高度危险的。第
三种可能是在地方一级建立民兵制度,这个政策问题在拼死挣扎
的 19 世纪 80 年代讨论得很多,并且由于民众对英国在沿海省份
的存在的激烈反应而变得复杂了。

民兵与外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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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期间席卷广州地区的组建地方武装的潮流不是由官
员们引发的,但却是官员们必须作出回答的一个难题。在这个 10
年的剩余时间里,官方有关地方民兵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1841 年 5 月的一个著名事件的经验的制约:当停战正在安排时,
广州附近绅士领导的民兵在这个筑有城墙的城市北面的农村中使
一小队英军堕入陷阱。三元里村附近山丘上出现的约 7500 名武
装农民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混乱的战斗,英军遭到 1 人死亡、15
人受伤的失败。农民民兵(很快增加到 20000 人之多,来自 100 个
或更多的村庄)击退了入侵者;他们就这样展示了觉醒的正义的人
民的力量,以对抗正统政府不敢正视的邪恶的外夷。如果说三元
里事件凌辱了英国人,它也使中国官员吓了一跳,他们不无理由地
害怕群众的仇外狂热将引起外夷重新动用暴力。由广州知府和两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1892 年编,台北 1964 年翻印),†书牍‡,卷 1,第

10-11 页。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55

个当地知县组成的代表团急忙赶到现场,说服名流领导人解散民
兵。民兵分散回到他们的村庄,使英军能够撤出他们被围的连
队。①
在三元里事件前,广州官员已经鼓励绅士在广州地区倡办民
兵组织;但现在,却产生了一些新的考虑。英国军队的优势使地方
官员懂得了帝国的命运——更不用说他们自己的前程——取决于
他们‚驾驭‛
(羁縻)外夷和避免军事失败的本领。
耆英,一个满洲贵族,后来成为他那个时代处理外夷事务的著
名人物,当 1842 年英军沿长江而上进行强攻时,他有足够的机会
看到英国的军事威力。他任两江总督时,确信必须避免进一步的
敌对行动,生怕民兵会激怒英国人。1843 年 3 月,他指责代理漕
运总督李湘棻的一项建议:沿长江两岸,从仪征向东到扬州建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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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以便炮击英军。耆英说,原则上这是一个‚寓兵于民‛的好主
意,但作为实际政策却是不明智的。衙门的胥吏必将卷入,并引起
混乱。老实百姓有正当职业,没有时间参加军事训练,而顽劣之徒
将成群结队地加入。这些顽劣之徒只会坐食富户人家,耍弄拳棒,
惹是生非。
‚若再加以司炮之权,其弊更不可胜言‛
(也就是说,他
们将使地方官员卷入反英事件)。尽管官员可以命令团长管束他
们,然而众所周知,只有地痞才想担负这种职务(正像没有一个值
得尊敬的人愿意当保甲长一样)。
‚一无赖已足为害,聚集无数之
无赖而假之事权,遍布于沿江沿海地方,窃恐有事之秋未得御敌之
利,无事之时先受骚扰之害。‛当形势需要时,可尊敬的地方领袖

①

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 年中国南方的社会动乱‡(伯克利,

1966 年),是关于三元里事件以及它的来龙去脉的论述。有关这一事件我从此书中获
益颇多。并参看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的起源‡,载†史学杂志‡第 62 卷第 10 期,第
1-28 页(1953 年)。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56

(绅士)将会站到前列,并为地方防御作好准备,就像不久前正直的
广东人所做的那样。①
值得注意的是,对耆英来说,显然‚团练‛所指与其说是一种自
发的、非官方的、绅士领导的制度,不如说是一种官僚政治创办的、
以保甲为基础的地方武装制度。耆英认为,官员们可以操纵和约
束绅士的领导权力,就像广州官员在三元里事件中约束绅士那样。
但是使民兵成为政府主办的大规模的事业,就等于与潜藏于农村
社会的隐蔽的危险力量作交易,对农村现状和处理夷务都会带来
无法预料的后果。一旦绅士站到前列,政府甚至还要谋取他们的
帮助以避免排外事件。②
耆英指责团练的奏疏呈上仅一个月后,就有压力迫使朝廷在
整个帝国范围内建立团练。一个地方监察官田润要求朝廷建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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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兵部队‚以杜“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后患而节军需‛
。但这是
另一种民兵。首先,田润想到的恰恰是曾经使左宗棠担忧的地方
兵力真空状态。英夷刚刚得到安抚,为了作好应付将来突发事件
的准备,内部安全必须加强。在农村建立长期的团练比根据特殊
情况招募和调动正规军要安全得多。其次,这种团练完全掌握在
绅士手中。团练首领将被允许通过额外的土地税筹集资金,所有
款项不经官员之手。‚素行公正才略有为之士‛将被挑选出来做部
队首领。 ③田润的倡议可能是地方名流为了越过谨慎的地方官员
以求取朝廷注意的一个行动。
最初,朝廷的反应是赞同的。但皇帝首先把建议交付沿海省

①

†筹办夷务始末‡(北京,1930 年),道光,卷 65,第 49-50 页。

②

这是耆英几年后做两广总督时提出的;†清实录‡,道光,卷 442,第 25 页。

③

†清实录‡
,道光,卷 390,第 30-31 页;
†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卷 67,第 10 页。

有关田润,见†临潼县续志‡(1890 年),卷 3,第 2 页。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57

份的一些文武官员,征求他们的意见。到 1843 年 7 月末,提出的
许多反对意见足以说服朝廷放弃这项建议。接二连三的奏章表
明,高级地方官员不喜欢非正规的地方武装,担心它将破坏农村社
会,就像担心它对重大战斗无济于事一样。尽管绝大多数公开的
忧虑在于内部混乱的前景,但潜藏在背后的恐怕是外夷问题。沿
海官员不能忍受让处理夷务的需要谨慎从事的机构从他们手中丢
掉。在其后几年里,他们的担心得到朝廷的共鸣,朝廷不仅避不认
可地方民兵,而且鼓励官员们抑制他们,尤其禁止他们袭击出现在
内地的外国人。①
民兵问题在是否允许英军进入广州城内的争论中出现了一个
新的转折:按照条约应当给他们一种权利(洋人认为如此)
,但中国
人决意不予承认。总督耆英在英国人和仇外的广州人的要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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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逼迫,犹豫不决,两面应付。非官方的农村民兵组织——与三
元里传统有关系——在广州附近的农村里屡次攻击走散的英国人;
英军每次都要求耆英管束民众,惩罚冒犯者。1848 年,当局势逐渐
失去控制时,朝廷把耆英从他的职位调离,并决定试用另一个处理
夷务的官员。耆英的继任者徐广缙于是着手进行一项微妙的工作:
与觉醒的广州地区名流加强联系,同时又劝阻英军展开全面进攻以
达到入城的目的。关键在于,在不致酿成英军实际进攻的情况下鼓
励绅士领导的民兵运动,使其足以使英国人相信,狂热的民众是无
法控制的。最后,他成功了:料定英军只能克制,他宣布(假冒圣旨)
皇帝不许他开放城市。英军在伦敦的命令下,没有把争端推向战
争。②

①

†清实录‡,道光,卷 393,第 21 页;卷 394,第 36-37 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

光,卷 67,第 10 页;卷 68,第 33 页;卷 77,第 39 页。
②

见魏斐德的卓越论述:†大门口的陌生人‡,第 71-105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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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徐广缙取得了暂时的胜利,19 世纪 40 年代事件的
最后结果仍然增强了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对非正规武装力量都抱
有的怀疑态度。甚至在 1850 年以后,当叛乱成为国家最担忧的紧
迫事件时,这种小心谨慎的观点还继续存在(见第四章第四节)
;只
有压倒一切的重大事件才能引起它的某些变化。

地方武装的官方模式
广州民兵运动的猛烈势头在官员的头脑中确实留下了印记,
因为在这种情势下产生了当时最有影响的、牢固地臵基于官方控
制和官僚机构之上的一种地方武装类型。许乃钊(死于 1860?)在
1849 年发表他的杂著†敏果斋七种‡时是广东学监。这本救难手
册包括†武备辑要‡
,还加上一种赈济著作、两种治涝著作,以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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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将军戚继光论述部队训练和军事组织的两篇著名论文。†武备
辑要‡主要从明清两代著作中广泛搜集了有关地方防卫的睿智的
思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论述城市防御(
†城守辑要‡
)
,另一部分
论述乡村防御(
†乡守辑要‡
)
。①†乡守辑要‡是惟一一部发挥了实
际效用的文献,因为它得到高官的支持并产生了广泛影响。1850
年,徐广缙在广东和广西向地方官员分发这本书。3 年后,它由皇
帝正式推荐,分发到全国各省,在地方资料中可以找到运用它的证
据。 ②官方的支持使它成为我们所知的最接近于太平天国叛乱前

①

许乃钊,杭州人,弟兄五人均很著名,包括许乃济,因在 19 世纪 30 年代鸦片问

题的重要争论中所起的作用而著名;许乃普,一个得到广泛尊敬的官员,并且是一部有
关地方行政方面的著作†宦海指南‡
(1859 年)的作者。许乃钊 1853 年在江苏做过短时
期的巡抚,之后,在得宠和失势交替的情况下在长江地区担任其他各种职务,直到 1860
年去世。†杭州府志‡(1898 年),卷 126,第 36 页。
② †清实录‡,咸丰,卷 20,第 17 页;刘锦藻编:
†清朝续文献通考‡
(上海,1936
年),第 9620 页;†九江府志‡(1874 年),卷 24,第 5 页。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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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的官方地方武装模式的材料。
官方有关团练的想法,如许乃钊的这部汇编中所反映的,强调
了官僚政治的权力,在这种权力下,领导成员依文职官员的意愿而
更替(文官自己当然也是可以更替的),同时受到一堆刻板的规章
的约束。地方官是地方民兵的不容质疑的领导。他不仅委派和解
除地方部队的领导人,在紧急时刻他还是地区民兵的指挥者。他
与团练首领的关系在一些方面类似于他与保甲长的关系:两套机
构的人员都随地方官之意而获得职位,并被看作官方低层行政体
系的组成部分。 ①地方官对民兵的控制因他掌握准确的、最新的
登记名册而得到加强。方积的双重登记制度——一种登记可征召
的全体男丁,另一种登记实际应征服役者——在官方模式中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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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官僚政治的气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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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地位。方积对保甲这一行政基础的依赖给了官方的团练一种
随着官僚政治的控制,一种低水平的军事化过程开始了。在
官方眼里,
‚团‛的最初含意不是一种民兵单位,而是从中征召民兵
并借以控制民兵的行政单位。团练的民兵受他们自己所在农村地
区的团的约束,显然是不调动的,也不是专职的。雇佣外来的恶棍
帮伙充当民兵被明令禁止:
‚以本村之人,守护本村之地。‛这种民
兵严格地用于乡村防御,这种部队不能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离开
村庄去援助受到攻击的邻近村落。③
尽管有这些官僚政治的严格规定,官方的团练模式仍表现出
某种重要的两重性。这些两重性的性质,通过更细致地考察对于

①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 1,第 2 页;卷 3,第 7 页。某些团练规章规定要发给团

练领导人一种表明权限的特制木印(戳记),这种木印通常是发给保甲长的。黄恩彤:
†粤东省例新纂‡(1846 年)卷 5,第 38 页。
②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 3,第 1-2 页。

③

同上书,第 1-3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60

官方的地方武装理论很重要的保甲与团练之间的关系,能够了解
得最为清楚。它使人想起严如熤曾经使用低层保甲工作人员充当
团练首领;以及嘉庆时期的其他官员(如方积)曾经用保甲的管理
范围划定团的区域界定。耆英懂得团练就是一种用官僚政治的办
法组织起来的与保甲紧密相关的地方民兵制度,毫无疑问,他是从
白莲教时期的先例引出这个结论的。这两种制度是否简单地互为
表里呢?
正相反,许乃钊似乎尽力使团练和保甲互相区别。他认为,两
者对于乡村防御都是绝对必需的,但各有其应起的作用。他写道,
保甲之法‚贵分‛
:它以外加的人为的十进制区划来‚划分‛人民;它
通过互相监督和集体连坐来‚划分‛出真正的忠诚者。一旦保甲发
挥作用,就能做到‚良莠别‛。但防御比治安管理更为难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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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保甲划分和管理的村社不一定有能力保卫自己,因为‚乡守之法
贵乎联络声势,固结人心‛。团练之法‚贵合‛。动员村社抵御外敌
需要统一的公众意志。①
这里说的是管理-防御双重体制的要义。如果用现代政治清
洗的术语来说,它含有团结-斗争-团结序列的意义。清洗必须
先于团结,因为所需要的是以建立了的秩序为条件的团结,不是性
质尚未确定的团结。发给民兵武器以及村庄的团结工作只有在治
安系统的工作完成以后才能进行。只有在村社经过很好的清理以
后,官方才可能‚寓兵于民‛。这是官方民兵理论奇妙而有特色的
两重性之一:没有什么比得到正式批准的那种保甲更带有强制性,
更固守成规;没有什么比团练的理想模式更具有自发性和自觉性。
然而,如果地方武装在建立了的秩序的范围之内出现,两者就都是
需要的。

①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 1,第 1、9 页。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61

这种理论上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地方防御不可避免
地要把阶级区分与村社团结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这一事实。一个
农业定居地的存在是由家族关系的联结和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来决
定并长久维持下去的,它对村社防御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但是这
种定居地总是分为若干阶层,有的较富,有的较穷;通常包括一些
地主和一些佃农。如果其中的一些居民在财产方面实际上没有任
何东西需要保卫,而且他们对自己定居地的地主和债主怀有比对
秘密会社或入侵歹徒更加根深蒂固的敌意,那么村社怎样团结为
自卫团体呢?保甲制度是政府保障村民不与异端团伙发生联系、
不为可疑的外来者提供庇护的一种办法。而有效的地方防御工作
要求更为积极的措施:真正加强家族关系的联结和村社感情。
因此,官方模式充满了乌托邦精神,执着地促进村社的团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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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统一‛团练的效果。许乃钊引用了明代官员吕坤(1526-
1618)的观点,吕坤是有影响的政治理论家,他把地方民兵看作社
会和谐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保全村社的办法是‚收聚人心‛。吕
坤指出,鉴于地方官员总是外来人,并且很快将被委派到其他地
方,
‚只我乡井人有坟墓亲戚、房舍田土在此‛,对地方防御有一种
持久不变的天然的兴趣。他写道,甚至穷人也对保卫他们的村庄
感兴趣,因为土匪在他们的牺牲者中不作社会区分,所有人都要受
害。吕坤的劝告反映了儒家的理想,在这种理想中社会对抗因共
同威胁而消失,强制因自愿投效而变得不那么明显。①
团练与保甲之间的另一重要区别是文人-绅士所起的作用不
同。如萧公权所指出的,有功名的名流不应担任保甲制度中的职

①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 5,第 1 页。一种类似的使穷人关注地方防御的尝试见

†长沙县志‡(1871 年),卷 15,第 18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62

位,部分原因就在于保甲起着抵消名流支配地方权势的作用。 ①
尽管有少数例外②,一般来讲保甲职位确实是委派给普通百姓的。
对团练来说,情况却大不一样:名流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官方也
认为,领导团练,至少是在上层,是绅士的职责。③与保甲形成对
照,团练承认并且依赖绅士领导,这一事实表明了中国农村中官僚
政治潜在的虚弱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相对的强大。保甲在承平
时期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发挥作用,但却不能满足动乱时期的要求。
它的官僚政治的、形式主义的行使权力的方式对于遏制严重的社
会和军事危机就过于软弱。对比之下,名流在其村社中的固有的
支配地位(这种地位只部分地依靠他们的国家正式认可的特权)能
够经受反复冲击。因此,尽管具有官僚政治的组织结构,团练却吸
收了保甲所特别回避的那种非官僚政治的来源于地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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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过种种理想化的润饰,个人威信也降低了官僚的作用,
因而官方所坚持的团练保持军事化的低水平并最终受官方控制的
观点是坚定不移的。这种观点表现在:对白莲教时期的记载作了
有选择的探讨,表示了对龚景瀚、严如熤这些文职官员的明确赞
同,以及对非正规的雇佣军队‚乡勇‛的不满。实际上,乡勇由于其
难以驾驭的经历以及危险的本性,在官方模式中从未获得像样的
地位。绅士的重要性也从未使正式官僚的支配地位失去光彩。如
同许多其他的绅士事业一样,地方防御只不过被看作官僚机构本
身无法完成的那些必要的工作中的一项。团练制度的一种令人感
兴趣的改进是‚官督绅办‛,这种形式使绅士充当了一种不明确的

①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西雅图,1960 年),第 68 页。

②

许乃钊:
†乡守辑要‡卷 2,第 2 页。19 世纪后期名流日益卷入保甲事务的过程

在第四章第二节中讨论。
③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 1,第 2、4 页。

第二章 1796—1850 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63

但又肯定是从属的角色。①
不过,以下一种明确无误的含意是最重要的:团练的确是国家
官僚机构自身的外围部分。授与名流领导人名誉官阶,坚持准确
的登记制度,以及军事化过程与保甲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式保持
持久的联系,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一结论。存在于这个观念背
后的乃是国家卷入民兵事务的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从这种传统
中产生了一种观念:动员民众当民兵是政府的正当职责。团被用
来作为征募民兵和地方管理的工具,很清楚这是由团在国家控制
的军事制度中充作行政单位这一历史根源派生出来的。在它的绝
大多数早期建议者看来,团练并不是对新出现的地方势力的让步,
而是重申国家对强制的、官方创立的征兵和管理制度的传统关怀
以加强官方对农业地区控制的一种方法。它不是狂热的三元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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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国主义,而是支配着官办地方武装形式的国家民兵的那种带
有官僚气的形式。
(谢思炜译)

①

†巴陵县志‡(1891 年),卷 19,第 17 页。这种说法令人想起类似的措词‚官督

商办‛,‚官督商办‛原来用于盐业垄断经营,后来在兴办早期的工业企业时借用。

第三章
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

第一节

地方组织的规模

团练制度,当它在 19 世纪中叶出现时,是两种历史潮流的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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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种是边界地区官员们的行政传统,由卢象升经方积、龚景瀚、
严如熤等人留传下来,他们谋求加强对农村的官僚政治统治;另一
种是地方名流的自发武装,他们谋求保护他们的村社、财产以及他
们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潮流,我们推测,决非毫不相关。行政法规
影响了绅士防御事业的结构和术语,但自身也必然部分地取自地
方实践的经验。在白莲教叛乱之后,团练这一名称愈来愈多地被
地方用来指称绅士自己的乡村防御组织。但是直到嘉庆末年,团
练也已成为清代国家机器的边缘的、但可以明确辨认的部分,有许
多行政先例可循。这样,当 19 世纪中的危机干扰中国社会时,团
练仍然表现出它特有的两重性:它处于政府法规的限制之下,但又
受地方实践的多变的、无法规可循的需要的制约。我们现在必须
考查的是地方武装的实践。
在这一章和下一章,我们的讨论将主要涉及那些由正统名流
筹办的武装组织形式。异端团体的武装在第五章才详细进行讨
论。我们将采取这种方法,是因为充分了解正统武装与非正统武

第三章 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

65

装是同时兴起并相互密切影响的。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年代
顺序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同一个社会崩溃过程的组成部分。但
是把正统方面放在首位并给予较为详尽的讨论,还是有一定的道
理的:名流的活动有无法相比的较为完善的文献记载。在地方志、
官方文件以及私人文集中,我们看到了名流如何集结力量对抗叛
乱的非常详细的形象描述。完全撇开他们取得胜利的事实(至少
暂时如此)不论,有文化的名流也自然控制了文字的记载。他们的
对手文化低,很不走运,身后遗留下的文件资料非常稀少,甚至连
太平天国有文化的领导和官僚机构相对来说也只留下很少的文字
记载,因为他们的绅士征服者必定要使他们的大部分文献与他们
一起消灭。这种相差悬殊的结果是,我们能够看出正统名流武装
中的组织模式,而从另一方的零散证据中,其组织模式是不能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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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的。很可能,从正统组织的研究中得出的模式将使异端武装
的模式更易看清,而最终弄清一种包括双方在内的地方武装的普
遍模式。

单一的和复合的乡村武装规模
对中国社会的体制愈深入进行观察,我们对各种东方社会分
析据以立论的‚彼此隔离‛、
‚自给自足‛的农村图像的印象就越是
淡薄。①在生活的全部领域,包括武装组织,中国社会都被结合进
亲属关系网,这种关系网从村庄扩展到邻近的村庄,扩展到市镇,
扩展到县城,以及更远的地方。这些亲属关系表现为一定的传统
形式,其名称在这一地区和那一地区有很大不同,但在规模和作用
的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

①

作为例证,请看佐野学的†清朝社会史‡I(东京,1947 年),第 92 页。实际上,

佐野的分析比他那似乎想起到支配作用的前提更为复杂。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66

地方武装组织的基础单位是单个的村庄,中国农村最小的防
御实体。中国的村庄在大小和密度上显示出很大的不同。不仅地
区间有很大差异,而且同一地区内也是如此,这种不同依那些支配
村庄生活的社会和经济因素而定:土壤的肥力,亲属集团的大小和
财富,运输的远近和便利程度。它们的大小只能作出一般估计,其
差别在几百人至几千人之间。 ①一个村庄如果布局紧凑并处于良
好的防御位臵,是很幸运的,在混乱的 19 世纪,用墙把村庄围住是
常见的事情。尽管通常见到行政城市周围围以砖墙或石墙,但村
庄和市镇的筑墙方法则随时代的政治稳定情况而有变化。村庄防
御工事的建造可以有所不同,依地方财力和资源情况而定:在山地
是石墙,在平原是夯实的土墙或砖墙。在南方广大地区,在 19 世
纪 50 年代中叶,几乎所有村庄都筑起了围墙。②在 19 世纪 5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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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在北方的中部省份,围绕村庄修建土墙的做法为捻军叛
乱提供了物质基础。③
不是每个村庄在自然条件方面都能防御,也不是每个村庄都
具有防御所必需的其他两个条件:有力的领导和多余的财力。具
备这些条件的村庄产生了最小的地方武装核心:单一的‚团‛
,或地
方防御联合体,有时在官方说法中称为‚小团‛
。通过这个机构,地

①

萧 公 权 提 供 了 19 世 纪 村 庄 规 模 的 大 量 资 料 , 但 其 中 很 大 部 分 尚 需 系 统 化 。

†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第 12-20、560-565 页。
②

†郁林直隶州志‡(1894 年),卷 18,第 28 页。各种墙的术语很不统一,有多种

多样的、互相交叉的用法。一位作者指出,堡“一般指一种土墙”实同于城“行政城市的
围墙”。县治谓之城;村镇谓之堡。见薛传源:†防海备览‡(1810 年)卷 9,第 3 页。其他
防御围墙的名称 是‚寨‛(表意 文字指木制栅栏 ,但看来实际上 通常是用石头筑 垒);
‚圩‛
(一种土墙);
‚围‛
(一般是小型的防御围墙);这些还不能详尽无遗地包括全部地
方变体。防御围墙的名称一般是定居地本身名称的一部分。例如,张家围。有关筑墙
的定居地,也见†贵县志‡(1894 年),卷 1,第 5-6 页。
③

见蒋湘泽:†捻军叛乱‡(西雅图,1954 年),第 32-44 页。

第三章 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

67

方领导筹集和分配资金,招募民兵,并管理村庄防卫的其他事宜。
这个层次上的领导者常常是功名较低的人——生员或者监
生 ①——或是这些功名的候补者,即童生。这类领导者也可以是
花钱捐得名誉官阶的人。但是单一的团的领导者决不限于有正式
功名身份的人,在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例子,说明平民依靠他
们的财富以及社会影响,在村社防御中与有头衔的文士很难在职
务上作出区分。对这种类型的考察,使我们对中国农村名流身份
过于正式的界限的实用性产生了怀疑。②
尽管单一的团通常以单独的村庄为基础,但有时也会出现这
样的事,这样一个村庄成为附近一小群定居地的组织中心。有领
导并有为自己设防的资源的村庄,可以为那些不太幸运的邻近居
民提供避难所;一些小而弱的村庄因而能够集中他们的人力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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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防御民兵。例如,在邻近广州的番禺和南海地区,几乎可以肯
定,单一的单位(当地称作‚乡‛
)确切地说经常是一小群定居地,而
不是单个的村庄。 ③地区与地区之间组合方式有很大不同,依人
口密度、交通情况、亲属关系类型而定;但单一的团的基本形式一

①

有关功名以及获取功名的步骤的详尽叙述,参阅张仲礼:
†十九世纪中国社会

中绅士作用的研究‡。
②

莫里斯〃弗里德曼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说明给地方名流下定义既可以根

据职务,也可以根据正式标准。
†中国东南的氏族结构‡
(伦敦,1958 年),第 53-55 页。
有充分证据表明,平民在单一层次的武装组织中经常担任领导角色,与那些获得较低
功名的人难以区分。例子见†武阳团练纪实‡,载†武阳志余‡
(1888 年),增补本,卷 2。
平民在地方武装中的作用的进一步说明见图表 13。
③ ‚乡‛似乎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等同于‚村庄‛,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
人‡第 39 页对此作了说明。升平社学的捐款人名单(见图表 1)表明,大多数乡包括几
个家族,以大望乡为例,有至少四个姓谢的,至少一个姓刘的,至少两个姓郭的,至少一
个黄姓的家族。在单姓村庄成为通例的地区,这清楚地表明涉及的不只是一个定居
地。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68

般应当理解为限于单个的村庄。
然而,地方防御的需要必然产生更大规模的组织。摧垮一个
孤立村庄的防卫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要突入一个设防村落
联盟,进攻者的侧翼和背面经常会挨打,所以有较大的风险。虽然
单一的团的民兵在数量上不能造成很大威胁,但一个联盟却可以
从一个许多平方英里的地区内集结人员,非常迅速地改变力量对
比。由于这些原因,由 20 个甚至更多的村庄组成的联盟——有时
称为‚大团‛——是中国农村惯常的、实际上普遍存在的地方防御
形式。这种多个村庄的联盟我称之为‚复合团‛
。
复合团的领导机构(总局)通常设臵在标准类型的市镇中,一
般至少由一位绅士领导。一个总局如果有一位领导者属于绅士高
级阶层,那是很幸运的。乡试功名获得者(举人)和会试功名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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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士)的威望可以覆盖很大一片地区,并且可以在农村社会与
官场间发挥联系作用。应当提到的是,‚总局‛这一名称并非仅与
武装机构相联系,它还有更一般的意义,即指官方为特定的地方事
业设立的机构,这类机构通常涉及资金筹措(用于诸如维修堤防或
救济饥荒的事业),在政府委任下由绅士充当工作人员。①
组成复合联盟的村庄的数目是如此悬殊,以致这里只能提供
最常见的数字。嘉庆时期描述白莲教地区形势的德楞泰查明,一
个联盟少则可以有 10 个或 10 多个村庄,多则有几十个村庄。一
份 19 世纪 50 年代淮北地区状况的报告说明,团长(单一团的首
领)可以控制他自己的村庄,最多加上三四个附近的定居地,而团

①

为维修堤防而设立总局的一个事例,见林则徐:†林文忠公全集‡(台北翻印,

1963 年),
†湖广奏稿‡卷 1,第 11-12 页;卷 2,第 1-3 页。涉及救济饥荒的一个事例,
见†临湘县志‡(1872 年),卷 4,第 21 页。复合规模的局的社会成分的详细说明见†南昌
县志‡(1870 年),卷 28;†黄冈县志‡(1882 年),卷 24,第 28 页(见图表 13)。

第三章 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

69

总(复合团的首领)却可以控制几十个村庄。有时复合联盟产生于
先已存在的一组单一的团,但更为常见的是,武装组织似乎完全是
领导人在复合规模上创导的结果,单独的村庄自身既没有财力也
没有领导能力建立自己的局。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的团很难说是
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实体而存在,‚团‛这一名称本身于是就主要指
复合规模上的组织。①
在有关团练的权威论著和规章中,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于在地
区内的任何指定地点集结复合联盟部队的方法上。广西贺县的规
章,明显地得自地方实践的经验,以鸣锣为号集结民兵。受到威胁
的村庄将连续地敲锣。所有村庄听到锣声将向那个方向派出民兵,
同时自己也连续多次鸣锣五下。其他村庄听到五下锣声将向那里
派遣民兵,同时也连续三下地敲响自己的锣,如此等等。偶尔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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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方式以号炮作为信号。但是,这种集结方式完全是临时的;复
合团独有的防御特征是,将每个村庄的民兵分为两个小队(班)进行
防卫,只有其中一个可以离开去救助遭受攻击的邻近村庄。②

扩大的复合团
像单一的团一样,复合团也可以为共同的目的而联合。组织
的最终规模可以包括一打或更多的复合体,100 个或者更多的单
一单位。一个在这种规模上的组织——我将称之为扩大的复合
体——所起的作用与组成它的复合团所起的那些作用是不同的。
一个扩大的复合团的总局当然可以从一个广大区域调动人力和资
金。更重要的是,它的广阔的财政基础使它能够在更高的军事化

①

†山东军兴纪略‡(佚名;光绪时期编于上海)卷 22,第 1-2、7 页;†临湘县

志‡(1872 年)卷 8,第 3-4、8 页;†长宁县志‡(1880 年)卷 5,第 23 页。
②

②许乃钊:†乡守辑要‡卷 4,第 4-6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70

图表 1

升平社的结构

组织规模
扩大的复合体
组

石
井
社

怀
清
社

升平社
成

机

六
顺
社

成
风
社

钟
镛
社

浔
风
社

恩
州
社

淳
风
社

和
风
社

构

西
湖
社

莲
湖
社

兴
仁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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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体
(仅列石井社)

亭
冈
乡

古
料
乡

浮
山
乡

凤
冈
乡

大
塱
乡

谭
村
乡

槎
头
乡

岑
村
乡

滘
心
乡

张
村
乡

马
冈
乡

环
滘
乡

大
冈
乡

姓氏
5
数目

2

3

4

4

3

3

1

?

1

3

1

1

资料来源:†三元里史料‡,第 141-151 页;†番禺县志‡(1871 年)卷 16,第 36-52
页。

水平上征募和维持一支武装力量:人员从村社中分离出来为获取
报酬而服役并趋向于职业军事生活的模式。这种扩大的复合类型
有许多突出的例子,最著名的是广州附近的番禺县和南海县在 19
世纪 40 年代为反对英国人而组成的升平社。如图表 2 所示,这个
组织的结构包括一个臵于 12 个复合单位之上的团董会,其中最大

第三章 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

71

的单位本身至少是一个由 13 个单一单位组成的联合体。①为了
了解升平社是如何建立的,我们必须回到三元里事件并从另一个
角度予以考察。
1841 年 5 月英国军队在广州北面农村的出现激起了人民的
狂怒,但要使这种狂怒转变为有效的行动则需要绅士的组织能力。
5 月 25 日,三元里附近绅士的会议决定以武力抵抗英国人,并着
手从广大地区征集民兵。当事件在这月的最后三天实际发生时,
英国人面对着的是已增加到大约 20000 民兵的愤怒的人群,他们
是从遍布两县部分地区的 100 多个村庄的范围内招集来的。②
三元里的动员工作是怎样以这种惊人的速度完成的?最初的
绅士组织者是怎样知道找什么人谈话并到哪里寻求帮助?不必惊
奇于这种发现:发出反响的地区已经由连结十分松散和称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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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合团体中的绅士的长期合作形式所划定。社通常以市镇为中
心。由于社发挥作用完全依照惯例,其内部联系又完全是非正式
的,所以它们在地方志中没有当作组织而得到任何正式论述。然
而,在由公众赞助、建立于市镇的‚社学‛中,它们的踪迹却是一清
二楚的。尽管有许多反面证据表明,在三元里事件前社并未成为
协调民兵工作的正式组织。但在这之后它们成了复合防御组织的

①

图表 1 所据的资料,包括一张按‚社‛和‚乡‛划分的升平社的捐献者名单,并由

番禺地方志中学校和市镇部分的资料加以扩充。捐献者的名单并不全面,因为实际上
不是所有的乡都捐款了。例如,我们从其他证据得知,在上面列名的某些社包括的乡
的数目比捐献者名单上实际出现的要多。由于无法确定任何一社的乡的数目,我在表
中避免说明乡的数目,仅以石井社中乡的名单(似乎相对完整)作为例证。此外,在升
平社中有各种合作者,为简明起见,我在这里没有列出诸如市镇中的庙宇、商人组织等
等。因此图表 1 所示仅能看作大致近似的情况。
②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1959 年广州版),第 6 页。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第 19、38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72

基础却是无疑的。①
社的作用在紧接而来的事件中开始公开化。1841 年夏,就在
三元里事件之后,石井镇(三元里西北约四英里)的绅士以举人李
芳为首,请求总督允许创立升平社学(升平社的学校)作为正式征
集资金和组织民兵的指挥部——巩固 5 月末出现的地方武装并使
之常规化。安排妥善的民兵在英国人离去后甚至更为重要,因为
在外来危险之外,还出现了由战争搅起的遍布各地的社会动乱和
盗匪活动。 ②最终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协调周围市镇的 12 个或
13 个复合社的局,这些社又依次协调总数多于 80 个的乡(村庄或
一组村庄)。③尽管其下的大多数社已经创办了社学,很明显,升
平社学却是作为民兵指挥部而特地创立的,只不过是为了新的目
的而借用社学这一惯常的和很受尊重的形式罢了。在组织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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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之处在于在 12 个复合组织(社)之上叠加了一个层次,以完
成超出复合社本身能力的任务:动员大量人员并筹集巨额款项。
升平社有时还被叫作‚总社‛,以表明它的更高的组织级别。④
尽管升平社学(
‚学校‛本身)是 1841 年新出现的,但我们却有
升平社早在 1825 年就已存在的片断证据。⑤虽然它的意图含糊不
清,因为当时没有与它发生联系的学校,但很可能这个扩大的复合
社对于这一地区的绅士在某些方面,也许在传统的绅士关心的事业
如洪涝治理或饥荒救济等方面,是有用的。无论如何,三元里动员
的速度和效率现在变得可以理解了:人际关系形式——私人交往以

①

无论梁廷栋还是林福祥,他们在鸦片战争中都积极地组织民兵,都没有提及社

在三元里动员中所起的作用。†三元里史料‡,第 57、63 页。
②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第 62 页。†三元里史料‡,第 133-136 页。

③

†番禺县志‡(1871 年)卷 16,第 51 页。

④

†三元里史料‡,第 156 页。

⑤

同上书,第 133 页。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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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

图表 2
机

构

村

升平社

落

7. 成风社

桥头市

1. 升平社

石井圩

8. 淳风社

人和圩

2. 怀清社

佛岭市

9. 和风社

石龙圩

3. 六顺社

老鸦冈

10. 西湖社

西湖市

4. 恩洲社

澳

口

11. 莲湖社

长岭

5. 浔风社

浔风圩

12. 兴仁社

钟落潭圩

6. 钟镛社

陈龙圩

13. 升平公所

江村圩

资料来源:
†三元里史料‡
,第 141-151 页及地图;
†番禺县志‡
(1871 年)卷 16,第 51 页;
†南海县志‡(1882 年)卷 4,第 16 页;†南海县志‡(1910 年)卷 6,第 31 页。

74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及一定地区内的绅士之间惯于协作的传统——在先已存在的复合
社和扩大的复合社的基础上已经可以加以利用了。这些社现在转
而以组建地方武装为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团练这一名称在当
时提及升平社时也经常使用,但‚团‛这一名称(表示地方组织的单
位)却被地方变体‚社‛所代替。术语上的不同经常掩盖了组织形式
上的类似,这个问题将在第三章第二节中用较长篇幅论述。
从绅士协作的非正式性质来看,扩大的复合社的职能主要不
是指挥,这是不足为奇的。只要社的地区受到直接威胁,对英国人
怀有共同仇恨,升平社就能使活动得到协调并集中一大片地区的
力量。可是,扩大的复合社的真正用处还在于它有能力完成它的
组成单位不能为自己完成的某些任务:特别是筹集大笔资金和雇
佣一支军事化水平高于村庄民兵的雇佣部队。正是这种财力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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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不是它控制下属单位活动的能力,使得扩大的复合机构在
19 世纪的地方组织中最为引人注目。
为了管理筹措资金和征募新兵的工作,升平社设立了两个互
相独立的机构:一个是所谓的‚社学‛
,设臵在石井镇内;另一个是
‚公所‛
,设在附近的江村镇,由当地一个进士管理。当绅士管理者
在 1843 年 1 月向总督祁𡎴报告时,江村的公所被特意安臵在靠近
邻县花县边界的一个相对贫穷但人口稠密的地区;而社学却在富
庶的商业中心石井。因此,江村公所在征募雇佣兵中取得很大成
功,社学在筹集资金中也是如此。加在一起,两个机构筹集到
20000 两认捐,实际得到其中的 11000 两。实际雇佣了 10000 人
以上的雇佣兵(绝大部分由江村公所雇佣)。低一层的社,当然继
续在较低的军事化水平上组织民兵,祁𡎴得知一些村庄掌握了几
万名这样的人员。①

① †三元里史料‡,第 143 页。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第 62-63 页。

第三章 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

75

说升平社‚为所有后来的民兵树立了一个典范‛①,这可能是太
过分了,除非这是专指广州地区;在广州地区,升平的榜样确实引发
了扩大的复合体规模的其他许多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建立于 1843
年的东平社。②但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自发兴起的类似组织却遍
及中国南部和中部;很明显,这种扩大的复合体规模是从时势的需
要和原有的地方武装模式中自然发展而来的。例如在广西郁林,连
续的社会冲突使地方名流把他们的财力用于兴办庞大的民兵组织。
民兵工作早在 1846 年就开始了,但当时主要是单一规模的。村庄
‚效古人坚壁清野之法‛
,建造牢固的围墙,大部分是夯实的土墙,其
高度足以掩蔽一个站着的人,并以任何可用的火器防守。当叛乱的
猛烈程度增长时,有些地方在一天之内遭到几伙盗匪的屡次进攻③,
‚一东一西,各掠而去‛
。1851 年当一支凌十八领导的拜上帝会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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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围困郁林城达 40 天之久时,绅士的防御工作受到了推动。④
面对这种无终止的危机,地方武装的规模开始升级。1854
年,分散的设围村社由 9 个庞大的团连续起来,其中几个包括 100
个以上的村庄。最突出的一心团,在长度和宽度上都扩展到 20 英
里,在其中包括了 10 个复合单位。这个著名的组织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地方战斗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缺乏有关这支部队的
资金和人数多少的精确数据,但我们确知在许多场合它能集合
2000 名或更多的勇的部队参加抵御地方叛乱的长时间的战役。⑤

①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第 63 页。

②

有关东平社的文献见†三元里史料‡,第 151-157 页。

③ †郁林直隶州志‡
(1894 年)卷 18,第 20 页。有关郁林团练的资料在这部方志的
卷 18 中到处可以找到。
④

简又文:
†太平天国全史‡I(香港,1962 年),第 209-211 页。
†郁林直隶州志‡

(1894 年)卷 18,第 4-10 页。
⑤

事例见†郁林直隶州志‡(1894 年)卷 18,第 31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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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郁林,地方防御工作规模的膨胀引起了通用术语的膨胀,扩大的
复合体一级的组织称为‚大团‛,其下的复合单位称为‚小团‛。但
是‚小团‛的指挥者仍然保持‚团总‛的老头衔。单一的团——数百
个设围村庄的防御部队——的名称没有记载。
我们还发现两广之外的其他地区也有扩大的复合组织:江西
南昌地区至少有两个这种联盟,其中最突出的是知名的‚五局‛
,由
有权势的举人刘于浔领导。如同升平社那样,刘于浔的组织在农
村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指挥部以招募雇佣兵,并用南昌地区充裕的
财力建立了一支真正的职业战斗部队,由刘于浔本人指挥,由周围
市镇的联合起来的一些复合局辛勤地征集资金予以支持。①
像传统中国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地方防御的性质也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地区间差异的制约;因而要对复合体以及扩大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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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所包括的单一组织数目作出概括,这照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但一般来说,这些联盟的规模受到难以克服的交通和经济现实的
限制。一个扩大的复合联盟在地域上不能太大,以致使它的领导
与它的组成部分保持接触过于困难。它也不能太小,以致使它不
能集中有效数量的钱财和人力。富裕地区如南昌,或许能够在一
个相对小的区域内支持一个扩大的复合组织,而在比较穷困的地
区(如郁林)一个扩大的复合组织却可能需要更大区域的支持。

第二节

地方组织的原则

条理化的想法使人总是愿意相信,研究中国社会的各个不同
方面——亲属关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武装力量——的最终结果

①

†南昌县志‡(1870 年)卷 28。见下面第四章关于这个事例的展开的讨论。并

见†九江府志‡(1874 年)卷 24,第 21 页。

第三章 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

77

将产生一个模式,揭示出所有这些活动形式的共同运转水平。这
样一种全面的描述将显示出体现了所有社会活动的几种自然的协
作规模。我们暂时是在商业和市场的领域内最容易作出这种描
述;施坚雅的有关市场结构规律性的描述表明,这类规律也可以在
其他生活领域内找到。①
如我们在广州地区的社的情况中看到,很清楚,探求地方武装
的指导原则必须涉及地方防御特殊需要以外的方面,必须将军事
化与其他社会活动和组织的模式联系起来。这里,我们将特别关
注亲属关系、经济、官僚政治部门以及意识形态等对地方武装的形
式和作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产生影响的模式。

作为一种限定和相互联系原则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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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虑地方防御的最低一级即单一体的性质时,氏族组
织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氏族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农村中
是密不可分的。莫里斯〃弗里德曼曾指出,在中国长江下游,特别
是在偏远的东南地区,单一氏族定居地的常见程度不单单与这些
地区特别容易免受侵害因而居住方式相对稳定的事实有关;居住
单位和亲属关系单位之间的一致实际上是每个定居地内部趋向同
质的结果,是‚一种在一个村庄地区内形成一个单一氏族的愿
望‛②。很明显,在单一氏族定居地的情况下,村庄领导及其利益
与族长及其利益是完全等同的。甚至当特定定居地居住的氏族多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载†亚洲研究杂志‡第 24 期,第 3-

43、195-228、363-399 页(1965 年)。
②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的氏族和社会‡(伦敦,1966 年),第 8 页。我从弗里

德曼先生的著作中获益匪浅,包括以上引用的专题论著以及他更早的论著:
†中国东南
的氏族结构‡(伦敦,1965 年)。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78

于一个时,村庄的领导干脆就变成几个族长的组合体。①
在氏族最为强大,并且与居住方式的联系也最为紧密的南部
和东南部,氏族对于武装力量的论述更是特别重要。这是因为令
人感伤的氏族间仇杀(械斗)的传统在清代甚至在清代以后成了南
方社会的一个特征。这些灾难性的战斗,有时是由于生命攸关的
经济权利,但往往是由于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面子问题,导致氏族边
界以内人力和财力的动员,以及氏族领导组织的氏族间的战争。
武装力量所需的经济基础,除了最穷的村庄之外,以一定数量
的共同财产形式建立在氏族组织之中,从中得到的收入用于资助
共同的活动。地方氏族的共同生存依赖祖先献祭的延续——确认
并增强共同父系血统的纽带,氏族就以这种纽带确定——这需要
一定数量的费用。氏族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由办学来促进或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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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一种需要公积金的共同工作。因而献祭礼仪和教育是由氏
族拥有土地的收入支撑的两种首要活动;但氏族作为财产所有者
也可将它的财力用于支持地方防御。诸如氏族对阵亡民兵家属的
赡养,对受伤战士的奖赏,以及可能对村庄的设防等等,部分地是
以共同拥有土地的收入来偿付的。当这种财力不足时,氏族领导
有时也向他们的亲属征收特殊的捐款,特别是为了军事用途。②
氏族之间的械斗在中国军事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一个需要进一
步探究的课题。很显然,南方农村由于它的持续的军事化状态,成
了培育军事领导和军事技术的场所,广东东部的河谷,特别是潮州
(现在的潮安)和嘉应(现在的梅县)这个以具有残忍的氏族械斗传
统而著名的地区,在 19 世纪中叶的内战中为正统和异端两方面的

①

弗里德曼:
†中国的氏族和社会‡,第 89-90 页。佐野学:
†清朝社会史‡II,第

19 页。
②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氏族结构‡,第 107-110 页。

第三章 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

79

部队都提供了新成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早期战斗中加强了清军
的容易冲动的‚潮勇‛部队,其蛮横任性和拒不服从命令就像他们
在战斗中敢打敢冲一样;事实证明,他们令官方的主子头痛,而对
老百姓则是祸患。①在另一边,值得提起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早
期追随者中有为数众多的西迁至广西的广东亡命徒团伙,其中就
有在氏族械斗中培育出来的人。对清军指挥官来说,很明显,在永
安之围(1851 年)中太平军防御工事的坚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来
自潮州、嘉应地区的首领们的杰作,他们抵御围攻的知识是从他们
家乡地区设围村庄之间的械斗经验中产生的。②
氏族组织和地方防御有一种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如果说氏
族起到了军事化的组织基础的作用,那么同样确实的是,军事化也
可以用来加强促进亲属休戚与共关系的那种传统纽带。大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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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阶级的性质通常意味着,亲戚们跨越了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鸿
沟而互相交往。这种不平等常常以地主-佃农关系的形式出现,
亲属关系的纽带在其中被用来稳定租佃制度,有时(有人推测)缓
和了经济剥削的严酷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氏族武装在提供一个
组织核心方面具有关键作用,这个核心可以取代那些寻求发动农
民反对他们的地主剥削者的团体——诸如秘密会社之类。氏族内
部的侵犯行为一旦转向外部以反对邻近氏族,这里就出现了一种
富有氏族压迫贫穷氏族的特殊种类的阶级斗争。氏族间的冲突可
能导致的结局是,较大的和较富有的邻近氏族将持久的经济剥削

①

王闿运:
†湘军志‡
(1909 年)卷 2,第 1 页。简又文:
†太平天国全史‡Ⅰ,第 370

页。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2,第 3 页。姚莹给乌兰泰的信包含各种与潮
州雇佣兵有关的参考材料。†太平天国‡第 8 册,第 692-694、700-701 页。
②

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第 7 页。从这一地区涌现出了像赖汉英和

罗大纲这样杰出的太平天国领袖。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北京, 1955 年),第
287、290 页。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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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加于较穷的氏族。 ① 这里存在的简直是一种氏族间的帝国主
义,由此,强大和等级分明的氏族内的阶级差别由于对邻近贫穷氏
族的集体剥削所获的利益而被冲淡和减弱了;这与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内的阶级冲突被民族主义、扩张主义以及对弱小社会的经济
奴役所掩盖的情况一模一样。②
地方氏族作为农村武装基础的重要性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