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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城 : 当代中国的统一, 发展与平衡 / Da guo da cheng : dang dai Zhongguo de tong yi, fa zhan yu ping 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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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nation needs bigger city
Year:
2016
Edition:
1st
Publisher:
上海人民出版社
Language:
chinese
Pages:
315
ISBN 10:
720813863X
ISBN 13:
9787208138636
File:
MOBI , 3.87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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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大乘佛学 /Zhongguo da cheng fo xue

Year:
2012
Language:
chinese
File:
PDF, 73.89 MB
0 / 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陆铭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863-6

Ⅰ.①大… Ⅱ.①陆… Ⅲ.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Ⅳ.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8117号





书名:大国大城

作  者:陆铭

责任编辑:贾忠贤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3863-6/F·2385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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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上篇 大国难题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1.欧洲正经历大考

2.为什么大国梦如此迷人?

3.大国的难题

4.发展中大国的困境与机遇

5.统一市场符合公共利益



第二章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1.三个有关空间的误解

2.自由移民的意义

3.空间的力量:3M与3D

4.城乡和区域发展中的要素流动和政策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1.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城市化“立法”

2.世界不是平的

3.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向与人口流向相悖

4.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



第四章 警惕“扭曲之手” 1.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2.何不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

3.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4.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之殇

5.转变发展方式为何那么难?





下篇 大城之解 第五章 大城市不死 1.大城市的生机

2.包容性的就业创造

3.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

4.“以业控人”是南辕北辙

5.挑选劳动力技能的后果



第六章 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 1.中国城市发展:全球趋势的又一例证

2.国家规模与首位城市:国际视角

3.巨型城市的人口:东京道路

4.中国的巨型城市:以上海为例



第七章 城市化之辩 1.城市化模式:事实胜于雄辩

2.外来人口是负担还是财富?

3.城市化会遭遇耕地瓶颈吗?

4.拥挤的绿色城市



第八章 城市社会分割之困 1.农民工留下青春和健康,带走自己

2.歧视的原则

3.户籍制约了消费

4.为什么户籍不能成为身份?

5.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6.文化的融合将日益重要



第九章 向“城市病”宣战 1.应对城市病的国际经验

2.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

3.集聚有利于污染减排

4.贫民窟是“非典型性城市病”

5.城市管控:对人,还是对行为?



结语为了公共利益

写给未来的一封信(代后记)

致谢





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

我越是相信,

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

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图1 夜晚的地球

在国家间,亮度的差异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家内部,亮度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人口密度。由图可见,全球人口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图片来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网站拍摄时间:2002年8月11日)





图2





图3


图2—3西部某山区的鲜花种植园。

不要一想到农业的规模经营,就以为一定要有大型的农业机械。在西部某山区,这样的鲜花规模经营也可以帮农民致富。一方面,资本下乡,一方面,农民转成了农业工人。(摄影:陆铭)



图4 湖南一处农村的牛棚

不同的是,以前的牛吃草,现在的“牛”吃油。农村劳动力少了,机器替代劳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摄影:陆铭)



图5 西部某山区一处建有六车道的工业园

不是所有工业园都有厂,也不是所有基础设施投资都有回报。投资要看投在哪儿,投什么,投多少。如果盲目投资于地理条件不好的地区,发展缺乏竞争优势的产业,甚至负债发展,结果就可能是过度投资,且负债严重。(摄影:陆铭)



图6 美国GDP分布图

橙色的区域占有美国经济半壁江山,但在人均GDP的意义上却实现了“平衡发展”。(图片来源:http://gizmodo.com/u-s-economic-activity-split-in-half-and-mapped-1524966661)



图7 美国经济地理地图

图中锥形的高度表示每单位面积上的GDP产出。这是美国经济高度集聚在少数地区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出,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巨大。(图7-12来源:http://gecon.yale.edu/country-listing)



图8 日本、英国、法国的经济地理地图

发达国家的经济高度集中在少数都市圈。法国经济像埃菲尔铁塔。



图9 印度等国的经济地理地图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同样高度集聚。; 



图10 澳大利亚的经济地理地图

澳大利亚虽然地广人稀,经济却仍然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



图11 德国的经济地理地图

德国经济相对分散,但扣除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分裂的几十年,德国统一的历史仅仅百年。



图12 中国大陆的经济地理地图

胡焕庸线(爱辉—腾冲线)以西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欠佳,如果仅看此线以东,中国经济的地理集中度并不高。



图13 2005—2009年挪威人口流向图

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出现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即使在挪威这样的小国,也不例外。





图14





图15





图16





图17





图18


图14—18皖南,呈坎。

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有旅游和文化价值的村落会被重新开发,获得新生。人流出来,钱流进去。市场经济会引导资源流向最有回报的地方,甚至对文化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摄影:陆铭)



图19 “太阳花”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助学项目

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约有6100万的留守儿童。同时,有超过3000万的“流动儿童”和在城市务工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在“流动儿童”仍然无法获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同时,民间的“太阳花”项目的志愿者正在为放学后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做课后的辅导。(摄影:陆铭)



图20 上海市人口密度图

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之间,上海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市中心的人口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图片来源:上海复旦规划与建筑设计研究院郭斌亮、汤舸、高路拓绘制)



图21 上海市地铁通勤图

上海居民在市中心和市郊之间借助于地铁长途通勤是人口疏散和职住分离的必然结果。(图片来源:上海复旦规划与建筑设计研究院郭斌亮、汤舸、高路拓绘制)





松茸产地的凌晨3点,单珍卓玛和妈妈坐着爸爸开的摩托车出发。穿过村庄,母女俩要步行走进30公里之外的原始森林。雨让各种野生菌疯长,但每一个藏民都有识别松茸的慧眼……为期两个月的松茸季节,卓玛和妈妈挣到了5000元,这个收入是对她们辛苦付出的回报。

“一般来说,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朵松茸。”卓玛说。松茸是一种城里人餐桌上的美味食用菌,甚至还远销日本。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小村,村民在雨季的每天凌晨3点出门上山找松茸,如果去晚了,松茸就被别人挖走了。

这是央视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的一个故事。两个月,两个人,5000元,这样采松茸的季节每年只有两个月。与此同时,2015年最让人揪心的事件,就要数发生在全国多地的留守儿童自杀、意外死亡、遭受性侵、集体犯罪了。甚至《舌尖上的中国》这样一部反映美食的节目,也意外地引起了人们对一个与美食毫不相关的数字的关注,那就是,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

生活在城里的人,很容易会对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和留守儿童心生同情,但人们很少意识到,产生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千里之外。

如果从中国的中西部出发,千里之外便是中国的沿海地区。这里有全世界最密集的工厂和楼群,每天有无数的船只从繁忙的港口进进出出,连接起这个世界工厂和地球的每个角落。

与工业的繁荣一同发生的,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感觉到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操着各种口音的外乡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截至2014年底,中国的“农民工”群体数量超过2.7亿,其中,跨地区迁移的“外出农民工”数量超过1.6亿。全部农民工中,有超过1.6亿人在东部地区务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接近60%。

在这个乐于安守故土的国家,同时也在这个长期以来由政府决定人们在哪儿工作和居住的国家,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带来了人们的恐慌。在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大城市,人们不断抱怨交通的拥挤,比如地铁的大客流,甚至把雾霾也归结为人太多。在一次有关城市人口问题的讨论会上,有一位来自政府的官员说,我们今天先不讨论是不是应该控制城市人口的问题,先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在被列举的工作成绩中,包括了这样一条: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通过提高各种门槛,减少了2万外来人口子女在本地上学。

有人口流入地,就一定有人口流出地。根据媒体的报道,东北这个“共和国长子”,从之前的人口流入地变成了人口流出地——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在2000—2010年期间,东北三省的人口净流出为200万人。一时间,“东北经济告急”的声音不绝于耳。不仅东北,安徽、四川、湖北……人口净流出的省份还可以列出一串。在大部分人的想像中,这都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吸引了青壮年劳动力,于是,人们一边抒发乡愁,一边列举出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窘境,仿佛认为是城市化抽干了农村的血脉所致。果真如此吗?

在涉及公共政策问题的讨论中,很多人都不知道,阻碍社会福利改善的就是我们自己。

于是,我决定和我们自己谈谈。

于是,我决定说说国家和城市,以及它们与我们的关系。

于是,我决定出发。

这时,我想俯视一下我们这个宁静而美丽的星球。感谢现代科技,这件事非常容易。

根据美国的卫星数据制作而成的世界夜晚灯光地图(见书前彩图1),从世界范围来看,灯光亮度高的地方,总是集中在全球陆地的一小部分。从图上可以看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灯光亮度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这一点,我们的邻居韩国和朝鲜对比非常强烈。而如果看一个国家内部,例如看美国,夜晚灯光亮度主要取决于经济和人口的集中程度,人口高度集中的东海岸连成片的都市带和西海岸的狭长地带比较亮。同样,欧洲比较亮的地方是西欧的一些大城市附近。

借助这样一张图,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全球的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这种现象叫做“空间集聚”。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开篇即指出,全球有半数的经济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开罗以埃及总面积的0.5%创造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GDP,巴西中南部三个州的生产活动也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但这三个州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5%。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会不会走出一条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道路?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周围的种种问题、矛盾、冲突与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有什么关系?

为了说清楚这些问题,不妨让我们先看看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先从表面上不相干的欧债危机开始。从城市人口的分布,跳到欧债危机,是不是闪得太快了?别急,跟我来。





上篇 大国难题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关键词

大国 统一市场 统一货币 区域差距 公共利益

人们常常担心中国经济会“拉美化”,比如出现收入差距持续恶化和社会不稳定,直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实际上,是否“拉美化”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结果,在我看来,中国真正应该担心的却是另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欧洲化”,确切来说,是“欧元区化”。1





1.欧洲正经历大考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希腊等“欧猪五国”2债务危机爆发。这场危机愈演愈烈,直到2015年,希腊最终成为第一个主权债务出现违约的发达国家。这时,欧洲(事实上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等西欧大国)面临艰难的选择:救希腊,还是让其退出欧元区?欧洲的蓝图是先在贸易上一体化,然后走向统一货币,进而走向统一的政治,实现“放弃过时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宏伟梦想。欧元区的诞生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环节,但这一环节却正在经历自欧元诞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欧元区的富国难免会问,为什么要伸手去救另一个在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反过来说,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则可以通过本币的大幅度贬值而刺激出口和旅游业,并由此重获竞争力。问题是,如果希腊真的退出欧元区,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了西班牙?再往后,如果每个国家都不从全局考虑问题,而只是考虑本国利益,那么,欧洲的富国是不是会限制来自相对较穷的“边缘国家”的移民?甚至,在保护本国利益的思维模式之下,已经形成的统一市场和自由资本流动都将面临威胁?如果这样,一个统一的欧洲将渐行渐远,最终,欧洲将不会成为与美国一样强大的联邦。

欧元区是怎样走入当前的困境的?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背景。很多人认为,欧债危机的产生是因为那些南欧的“边缘国家”有大量的社会保障支出,需要借债融资。如果你这样想,不能说是错的,但不够深入。你应该问一个问题:如果政府需要融资,那可以发展经济,然后借助税收来融资啊,为什么一定要借债呢?

如果从经济逻辑出发,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两大因素: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

先来说市场分割。即使在欧盟内部没有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的情况下,因为欧洲国家多,语言、文字不一样,宗教、文化、饮食也存在很多差异,所以事实上欧洲内部的人口流动仍是不充分、不自由的。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就会趋同,否则人口就会持续流动。由于欧洲国家间的人口流动事实上很难做到完全自由,结果形成了国家间的人均GDP差异——法国、德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希腊的两倍。

在这样一个存在市场分割的区域,如果实现货币统一,各个成员国就失去了自己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如果在希腊出现经济衰退,那么,它就无法单方面地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者本币贬值来刺激经济。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汇率,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汇率不变的话,这个国家的出口货物就越来越便宜,于是就会产生本币升值的压力,以此来达到贸易的平衡。

有读者会说,汇率有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之分,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低,其工资也低,那么,这个国家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会受影响啊。可是,工资是有刚性的,更确切地说,与劳动相关的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往往都是有刚性的,向上调整容易,向下调整难。对此,只要看看电视新闻里希腊人如何上街抗议削减福利开支,就明白了。在经济的上行周期,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上升不难。但是在经济下行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甚至可能下降),工资却难以灵活调整,这时,如果本币贬值就可以刺激出口,帮助其摆脱困境,而如果本币不能贬值,工资又不能灵活作出调整,那就可能出现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偿债能力不足这些问题。

欧元区只有一个汇率,当各个国家的工资无法灵活地适应劳动生产率时,对欧元汇率起决定作用的是欧洲各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结果一定是,最终的汇率对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德国、法国是偏低的,而对希腊这样的国家是偏高的,希腊会因为汇率偏高而难以刺激出口。于是相对发达的西欧国家不断增加其贸易盈余,而边缘的南欧国家则不断累积起贸易赤字,这种状况可以说自欧元诞生起就存在,至今愈演愈烈。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边缘国家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人口又没有充分流动起来,国家却要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直接途径就是借债。

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之前,欧洲货币政策偏松。其实,危机之前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都偏松。在融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德国借机扩张生产。而像希腊这样的弱国,宽松的信贷导致危机之前经济过热,债务大规模增长。当全球经济危机来临时,虚假繁荣的经济显得异常脆弱,政府偿债能力立即出现危机。这时,正如前面所说,如果希腊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货币的国家,当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就应该贬值,刺激出口,使经济增长、税收增加,还债能力就会提高。但在欧元区,各国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希腊不能单独让欧元贬值来刺激经济。这就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层经济学道理。

“边缘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要解决危机,就必须彻底克服财政赤字问题。西欧发达国家的主张是希腊应该自己作出结构调整,特别是削减政府财政开支,同时,也使希腊自己能够在结构调整中提升竞争力,从而在根本上杜绝债务增长的根源。但在经济已经深陷危机的背景下,如果削减财政支出,短期内则可能会使经济更为恶化。而对于债务负担更为严重的边缘国家来说,民众也不愿意,因为这可能会危及他们的实际利益。从长远来看,整个欧元区特别是边缘国家削减政府支出可能是对的,但这些,民众就不管了。对于其中的道理,普通民众并不一定明白,普通民众只管自己的利益,而且是短期利益,就算有一部分精英明白其中的道理,赞成结构调整的方案,在一人一票的决策制度下,结构调整的方案也不会被通过。

欧债危机触及了欧元区的深层次矛盾:当结成欧元区的国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时,统一货币的麻烦在欧债危机中尽显无遗。当各个国家经济形势相异时,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作出迅速反应。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却明白,统一的货币进而统一的政治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最终实现一个“大国”的规模经济。如果这个目标无法实现,最悲观的结果是,欧元区退回到西欧的“富国俱乐部”,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努力将半途而废。靠一个仅包括西欧富国的欧元区,欧元的国际地位也将大大下降,这对富国也没好处。道理很简单,在国际经贸体系里,人们总是愿意持有大国的货币,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相对比较稳定,而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量也大。持有大国的货币,既可以带来国际贸易结算的方便,又可以防止经济和币值波动太大带来的风险。而对拥有国际储备货币的欧元区来说,这就意味着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以及对持有欧元的国家征收铸币税。

要么救希腊,维持欧元区的统一;要么让希腊出局,欧元区萎缩。这就是欧元区的尴尬。随着西欧强国和希腊就危机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欧元区解体的尴尬似乎暂时远去了,但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却就在身边:在货币一体化的区域(或者国家),人口自由流动是必需的,否则,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就难以实现。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如果人又没有流动起来,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支出却是刚性的,工资调整又面临障碍(如果真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完全对应则引起地区间收入差距),想通过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也不行,于是,靠举债来弥补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就难以避免。





2.为什么大国梦如此迷人?


上面讲到的实例,对于欧洲来说是国家间问题,放在中国则就是省和省之间的问题。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国的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大多数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向较发达地区的城市流动,因此,省和省之间的问题又与城市化进程纠结在了一起。为了把这件事说清楚,我们需要继续从大国的好处说起,否则,就不需要讨论那些地区之间的复杂问题了。

如果说当前欧洲的统一还步履维艰,那么中国的统一倒来得很早。我们都知道,中国在秦朝以前,群雄纷争,严格说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秦始皇以后就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了。那为什么作为一个大国非常重要呢?无论从前现代经济还是从现代经济来说,“大”都有很多好处。

先从前现代经济讲起。古代的中国分分合合,最终还是走向统一,为什么呢?古代的皇帝无非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税。《诗经·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基于这一观念,对皇帝而言,国家当然是越大越好了。第二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分散风险。同样一场地震,对于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于生活在都城的皇帝来说,修建连通首都和其他地方的道路和运河,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皇城里的粮食供给不会受到个别地方自然灾害的影响。第三方面是安全。中国的“中原地带”以平原为主,没有什么特别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因此,中国古代历朝,一旦分成若干小国,就战火不断,而一旦国家统一,则相对长治久安。同时,大国在提供国防、保护整个国家的安全方面也有规模经济效应——国家大了,人均军费支出就可以被摊薄。

这种大国具有的规模经济到了现代仍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更为重要。比如说分散风险,在古代,不同地区的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灾害,而在现代,技术、金融、政策、国际环境都可能成为经济产生风险的来源。最近有研究发现,大的经济体经济波动相对较小。3中国古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对于现代经济来说,还是一样道理。

在现代经济里,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这时,规模的重要性反而比前现代时期更强了。我这里列举几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例如民用大飞机产业,初始的投入非常大,国内市场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如果要保证这个产业实现收支相平衡,就要有一个最低的国内市场规模,以此才能够基本弥补制造这些飞机的成本。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发展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还有一个就是中国。

第二个方面是技术创新。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上得以生存。市场规模有利于创新,这非常重要。中国的市场销售量足够大,足以弥补产品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也有利于某种细分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比如说“汽车安全扣”吧——我猜这是个只有在中国才能买得到的产品。它的作用是将其插入安全带的插口后,一些带有提醒系上安全带功能的汽车就“闭嘴”了。曾经有外国人惊讶于中国居然把这个不安全的东西叫做“汽车安全扣”,同时,他们也惊讶于这样的商品居然有那么多的款式。对此,读者只需要在淘宝网上搜一下“汽车安全扣”就有体会了,其中一个安全扣的图片同时提醒你“为了你和家人的安全,汽车行驶请使用安全带”(谁说中国人没有幽默感来着?)。这里,我虽然举了一个黑色幽默的例子,但其实,规模有利于创新的例子比比皆是,包括淘宝网本身。要知道,如果离开人口总数,淘宝网不可能活得那么滋润。全世界的网上购物平台,就美国和中国发展得最好,这同说英语和汉语的人多不无关系。类似的例子,还包括手机软件(比如微信)。甚至现在很多跨国公司都将研发基地往中国搬,也是看中了中国的巨大市场。

第三个方面就是公共品提供。在前现代时期,公共品主要是指国防,但到现代,公共品就更多了。比如说卫星导航系统,世界上最早开发并应用卫星导航系统的是美国,西欧和俄罗斯紧随其后。对于中国来讲,由于有规模经济的好处,我们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事实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开始工作。同时,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全球公共品提供者的行列。比如说亚丁湾的护航和参与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医疗援助,这就是国际公共品。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所以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是有能力去提供这样一些国际公共品。最近,中国发起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又是一个具有国际公共品性质的例子。

第四个方面就与现代服务业有关了。现在世界上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它的竞争力都集中在所谓现代服务业中,而标志一个国家实力的,基本上就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这几个行业。美国的竞争力有三个标志性的来源,一个是华尔街,一个是大学,另一个就是好莱坞。这些现代服务业都需要一定的规模来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文化和教育产业特别受益于大国的规模经济,因为这两个行业在国与国之间带有一定的文化壁垒。例如,内地电影明星的身价涨得很快,于是港台地区的影视明星纷纷进入内地拍戏,歌手也竞相参加电视节目,这就与内地市场的规模有关。像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这样的节目之所以有跨国界的号召力,就与其大投入的制作有关;而中国一个省的卫视能够有如此大投入的电视制作,就不能不说与这一市场规模背后的广告收入有关了。教育行业也是一样。商学院能够开出教授“中国经济”的国际MBA项目,相应的,研究中国经济本身能够成为重要的课题,这些如果离开中国经济的规模,恐怕都难成功。

现代全球经济已经实现“全球化”,国际贸易非常重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闭关锁国中实现发展,在此情形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只能够被少数大国(或经济体)享有,这个好处就是能够获得作为国际媒介货币(international vehicle currency,简称IVC)的铸币税。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使用外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交易成本与这种货币的全球使用程度负相关。一国的货币要成为IVC,其经济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其他经济体保持优势。目前世界上主要的IVC就是美元和欧元,曾经作为IVC的英镑因为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逐渐被取代,而日本与美国GDP之比在1991年的最高峰时只有60%,因此,日元从未真正成为IVC。未来,随着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人民币成为IVC应该只是时间问题。2015年底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并居于第三位,这就是个标志性的事件。

尽管作为一个大国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这也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规模越大越好。随着一个国家国土面积的增加,该国的人口规模、民族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等也会增加,这会使该国的治理成本增加。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商业往来的交易成本甚至堪比不同国家间贸易的交易成本。因此,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与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事实上,即便在“二战”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时期,全球许多国家的规模也因为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对比而发生了变化,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冷战”结束之后苏联的解体。

统一的好与难,中国古代的皇帝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了不少有利于维持国家统一的事情:为了治理的方便,秦始皇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还统一了度量衡。其中,统一文字特别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步,我猜,今天的北京话和闽南话可能是两种语言,而不是两种方言。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秦朝建设了从都城出发往全国各个方向的“驰道”,并且在驰道沿途设了很多驿站,这为信息传递和维护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4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个大国如何治理,并维持统一。

回头去看中国古代政治史或者改革史,历代王朝犹豫的事情就是在政治上实行集权还是分权。古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都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怎么才能够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基本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分权,比如说西汉,皇帝打下江山以后,把全国各地分封给皇亲国戚。另外一种是集权,秦朝建立郡县制,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地方官的任免权力收归中央。直到今天,省级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仍在中央;省级以下的官员不由中央来任免,也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在历史上,一些王朝在统治的后期出现政治的动荡和分裂,甚至最后王朝覆灭,很多都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权导致地方实力太强,特别是在分封制下,地方的诸侯各自为王,就会威胁到国家统一。





3.大国的难题


虽然中国政治体制在古代有些反复,但历代王朝逐步认识到,在政治上实行集权是维持国家统一的必须,那么,在经济上怎么办?在古代,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多采取集权制度,但是在经济上,国家太大,只能是实施分权的制度,也就是在经济事务上把权力交给皇帝那些驻守地方的亲戚、子孙或地方官。在当代中国,毛泽东同志很早就已经认识到分权的重要性。他在1950年代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说,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而且他认为,当时苏联的体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中央计划控制得太死,通过中央机构向下纵向管理的“条条”制度,什么权力都收到中央。他认为,中国要放一定的权力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所以,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去跟苏联比,中国计划经济的30年还是比较分权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分权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了,甚至将省以下官员的任免权都交给地方了。

但是,分权体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约束和激励下级政府。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追求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的指标比较好度量,所以,各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官员都采取了基于经济增长的考核。与此同时,我们前面讲到,中国古代的皇帝和地方官追求税收,今天的地方政府也一样,所以地方政府会努力把自己的税基做大。于是,当代中国的分权体制就得分两面看了,它的好处是激励地方政府去发展经济,它的坏处是埋下了市场分割的隐患——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吸纳过去,也不想注册地在“外地”的企业到本地来参与竞争,所以地方政府就要分割市场来保护自己本地的经济。每一个地方都想做些未来可能有大发展的产业,结果弄得全国各地产业同构。麻烦的是,最终这些产业是要面临市场竞争的,于是总有一些地方发展的产业可能缺乏竞争力,这样,他们就更有动力通过市场分割和加大补贴的方式来保护本地产业了。与此同时,中国又有一股力量在促进着市场统一,那就是制度的市场化。市场总是不断地在突破政府的管制,加上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在不断地完善,地区之间经济交往成本降低,这些都有利于市场统一和提高各地经济的专业化程度。这两个一正一反的力量交织在一起,结果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总体来讲中国的市场还是走向整合的。5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不和谐的因素,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每个地方都想做大自己的倾向仍然非常明显,这些因素共同抑制着中国发挥大国应有的规模经济。

我要提醒读者注意,我一直在强调,大国的规模经济对中国来说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当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经济的实现越来越需要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时。当中国经济还在比较落后的阶段,一个企业能把一个地区的市场给占领就算不错了。今天,企业越来越大,要借助于全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来实现扩张了。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对企业做大和整个经济竞争力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制度上仍然存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就不利于企业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接下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以邻为壑”的特征。从地方角度来讲,分割市场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增长,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却损失掉了规模经济和地区间分工的优势。6

我上面讲的是商品市场分割,那么生产要素市场呢?在经济学里最重要的是三大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直到今天,中国这三大要素市场其实都是分割的。在劳动力方面,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非本地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就业、公共服务的分享都和本地户籍的城市居民不一样。在公共服务方面,尤其是基础教育和医疗,如果没有当地城镇户籍,待遇就很不一样——想上公立的幼儿园都难。越是在流动人口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来人口难以享受本地市民待遇的问题就越严重。在个别特大城市,提高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门槛,还被地方政府作为控制人口的政策手段。在大多数地方,廉租房这样的福利更是仅仅覆盖到本地户籍人口,根本没有充分地起到为真正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福利的作用。这样的制度障碍事实上就构成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导致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充分。

第二就是土地。中国为了保证“粮食安全”,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于是就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每一年中央给各个省一个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开发的总数,然后再由省分配给下面的市和县,不能突破。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虽然也要考虑不同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但总体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方式。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建设用地指标被作为鼓励中西部省份发展当地工业的政策工具,而对于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地区7,特别是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受到了严格控制。东部的地价、房价涨得这么快,其中有一个政策的原因就在于建设用地供给受到了限制。而中西部的地价实际上是很低的,以单位面积的GDP产出来度量的土地利用效率也比沿海低很多。即使如此,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同的省(区、市)之间进行再配置是被严格禁止的。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这样做,是为了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这是必须的呀。关于“平衡发展”,需要在后文专门作讨论,我会告诉读者,如果用鼓励欠发达地区发展本地工业的方式来追求平衡发展,可能会得不偿失。

再来看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是统一的,其实不然。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在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着。中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是需要国家发改委来审批的,因为有鼓励中西部投资的政策倾向,所以,在中西部能够获批的项目在东部就不行。第二,中国存在跨省投资的“市场进入障碍”。我曾经研究了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政治级别背景对企业跨省投资的影响,发现企业高管拥有的政企纽带能够帮助企业到其他省份去开设下属企业(子公司、联营企业或分公司),但这种影响出现的条件是政企纽带达到省部级,而较低级别的政企纽带不起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高管曾在中央政府部门任职也有助于企业异地投资。8我们的解释是,有比较高级别的政治纽带就可以帮企业去突破省份之间资本市场的进入壁垒。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资本市场存在分割,我们就不会观察到这种现象。第三,地方政府会阻碍资本的流动。比如说,我在调研中曾发现,有地方政府会以调查偷税漏税为威胁,阻碍企业到外省投资。





4.发展中大国的困境与机遇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国内市场的统一是发挥其大国优势的重要前提。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市场统一目标还远远未能达到。那么,这种市场分割的问题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快速的发展之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与众不同。如果用国际比较的视角,无论怎样看中国都是一个奇异点。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GDP比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而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很多“世界之最”。在可比的国家当中,中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更大,城乡收入差距更高,城市间规模差距则更小。这么多的“世界之最”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中国经济的多重失衡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不寻常的因素。

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扭曲现象与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有关。受到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阻,并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和服务业已经在GDP中占有90%的时候,城镇人口(包括作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外来农民工)才刚刚超过50%。国际上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按照中国今天已经实现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因为绝大多数的工业和服务业都是在城市生产的,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存在非常高的城乡收入差距了。

与此同时,中国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长期处于被压低的状态。与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处于接近两位数的水平相比,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长期很低,降低了融资成本,鼓励了投资,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在生产结构上出现多使用资本的倾向,于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大量的国民收入被投资者的资本收益占有,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劳动收入是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下降进一步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投资不断高速增长的结果是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于是,当家庭消费受到抑制时,持续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便成了消化产能的出路。

当中国经济维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结束(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度量)。当前储蓄率已经很高,未来也可能进入储蓄率下降的阶段。这样,劳动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增长都将放缓,中国经济完全可能进入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展望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再持续中高速增长20年,那么,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从人均收入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如果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这对于世界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而言,也是极大的利好。那么,当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均放缓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动力从何处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很多都位于东亚,那么,中国能够继续这一地理上的神话吗?我认为,答案仍然在于中国是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

在“发展”的意义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城市化,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过半,即使按目前的速度,城市化水平大约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要达到75%的城市化率,中国也仍然需要20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任何政策制定者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地发展城市里的第二、三产业,不断地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不断地创造就业岗位,那么,未来大量农村人口持续进城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果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对于发展教育城市也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中,劳动力将借助相互的学习和自我的积累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和经验。这些都将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必然走向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将同步提高,城乡间收入差距必将缩小。相反,如果城市在发展,国家又不想让农民进城,保持小规模的农业,那么,除非搞计划经济,对人口流动进行管制,但这不仅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意味着城乡间收入差距无法缩小。

在“大国”的意义上,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地区再配置,那么,不同城市将能够有效地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将形成经济集聚的趋势,并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也就是说,在劳动和资本这两样生产要素积累速度放缓的背景下,借助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将越来越重要。然而,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那么这条通过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来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就难以实现。因此,中国要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巨大潜力,制度上的“转型”尤其重要。对此,国家是明白的。中央政府也强调,要从改革中求发展,要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依靠制度红利。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就是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的重要举措。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日本。很多人喜欢将当前的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相类比。表面上的确有些类似,贸易盈余大幅度攀升,一段时间以来本币升值压力巨大,房地产价格上涨明显,似乎存在泡沫迹象。对于这些相似性,必须要作非常谨慎的分析。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中国的不同恰恰在于,这是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30年前的日本不曾像中国这样存在着诸多的制度制约,而中国当前存在的制度制约却戏剧性地提供了潜在的增长动力。30年前的日本也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进入了发达状态,在1985年,其企业、政府和非营利部门提供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3.2%。9而中国却仍在发展中,其城市化进程如果不受到抑制,还将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新的活力。日本也从未像中国这样,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跨地区劳动力转移,却仍然有制度性的障碍在阻碍进城的农民“市民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大国”,这恰恰成为经济资源更有效配置的潜在空间。如果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能够顺利推进,那么,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能够持续提高,住房的实际需求就能够相应地增长。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越快,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可能性就越小。当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在人口集聚的一线、二线城市房价可能能够持续坚挺,但在三线、四线城市,当前已经出现新城超标规划的现象,大量住房库存需要消化,局部的房地产泡沫风险是存在的。对于房地产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我在后文再专门讨论。这本书里讨论的问题环环相扣,我不得不再次请求读者们保持耐心。





5.统一市场符合公共利益


在无数次面对学界同行、政府官员或社会公众时,我总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打破城乡间和地区间要素流动障碍的道路迟迟未能实现?更有甚者,听众会不假思索地给出一个他自己的回答,即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这条路是不会被政府采纳的。我的回答是,首先,在知识层面,社会各界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必要性,而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的坏处却被高估了。其次,即使知识层面的问题解决了,在行动层面,中国当前所处的情况却是,各个地区都陷在了一个本地和短期利益高于全局和长期利益的“囚徒困境”里。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便是,就算大家都认识到市场整合是有利的,但每个地区都仍有动机去分割市场,结果就是对整个国家有利的整合市场的政策不能被实施。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每个地方都想要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想要中央给更多的转移支付和政策扶持,想要更多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对于已经流动到本地的低技能劳动力却不愿意接纳其为永久市民。说得再通俗一点儿,中国当前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的问题就是两种:不明白,或者装糊涂。

欧洲的问题也是类似的,虽然欧洲各国在共同努力推进一体化进程,但到一些关键问题上,欧洲各国又有各自的打算。欧洲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欧洲的竞争力不如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由几十个小国家组成,难以有规模经济,难以协调行动。所以欧洲国家努力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推进整个欧盟的统一,先是西欧,然后再东扩。按照欧盟的规定,所有欧盟国家内部的成员应能够自由移民、自由创业、自由投资、自由居住,在法律意义上拥有平等的权利。欧盟东扩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欧洲比较穷的国家的移民大量流入富国,这对于欧洲社会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包括民族和宗教的多元化,但是他们因为要实现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仍在努力推进欧洲一体化。欧元的诞生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事件,在本轮欧债危机中,由于欧洲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于是不是要救希腊这样的“边缘国家”,各国之间分歧巨大。短期里,如果救助希腊,则有利于维持欧元区的统一,但这的确像是在用西欧的钱补贴“边缘国家”;如果不救希腊,最终希腊退出欧元区,将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倒退,不能不让人叹息。虽然希腊的债务危机以欧元区的富国对其的救助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欧元区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先天不足,还将继续考验欧元区。

与欧洲相比,面积差不多的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原本就拥有统一的货币和共同市场,本应更好地发挥大国优势。但是,实际上如上文所说,中国的市场分割却非常严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仍然存在非常多的障碍,由于中国的地区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流入到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因此,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是与城市化进程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当下的户籍制度,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定居的制度障碍比欧盟国家间的障碍还大。比如说,在很多国家——不只是在发达国家——一些长期居住的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教育和对于低收入家庭的补贴),而在中国,不是常住地当地户籍的人口却不能均等化地享受到与本地户籍人口同样的公共服务。一些大城市对于外来人口获得本地户籍设置的条件堪比欧美国家对外国移民获得居留权的门槛。如果未来中国不大力推进市场整合,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将面临“欧洲化”的危险,这对于中国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而言,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共同市场有点儿名不符实,而货币政策统一的负面效果却在这个地区间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出现了。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实施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低利率的背景下,各地地方政府纷纷举债,即使仅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共计10.9万亿元;同年,财政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9万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本级)仅6.9万亿元,远远低于地方政府的债务存量。近来,随着中国经济紧缩,卖地收入下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将受到挑战。而这个潜在的危机恐怕将首先出现在大量依靠政府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在一个国家的统一货币政策下,如果没有好的办法来约束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大量举债,把潜在的偿债风险留给后任,或者丢给国家。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政府的统一财政是个“优势”,这可以避免中国出现希腊那样的主权债务危机。可是,凡是将统一财政作为中国“优势”的人们往往忽略了,恰恰是在现行体制下,无论是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还是社会公众,都会期待中央救助负债累累的地方。这给中央政府带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对于市场上的债务违约,中央当然希望打破“刚性兑付”的预期,以免将什么责任都揽在中央,让人们形成地方债务没有风险的预期;另一方面,面对事实上已经难以偿付的地方债务,最终还是会被认为将由中央政府来兜底,从长期来看,这也恰恰可能造成地方政府不计后果地借债的局面,这就是经济学里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使中央政府的救助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债务演化成“债务危机”,但是,地方政府债务的背后本质上是债务转化成投入之后没有带来相应的产出。要知道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投入了经济建设,这的确和欧洲国家的债务大量用来支付社会保障不同,但中国地方政府以债务支持的投入不能根据它们的去向而简单地被定义为“具有生产性”:大量超标建设的新城和工业园恐怕永远都不会有回报了。这其中的效率损失不会因为中央对于地方的救助而消失,最终由此造成的福利损失还得由中央来承担,而说到底则是由全体人民来共同承担。

为什么说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是要由全体人民来共同承担呢?经济学的道理告诉我们,借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对于个人而言,这就意味着无法还债,最终是要破产的。对于政府也是一样的道理。因此,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债务除以GDP的比率,在中国这样一个将大量地方政府债务投入生产的国家,地方政府债务可以被看做是“投入”,而分母GDP则可以视做产出,如果投入可以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债务除以GDP的比率就不会持续上升。遗憾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不管是总量还是与GDP的比率都在快速地增长(见图1—1),这说明地方债务是否具有足够高的生产性是值得怀疑的。

从长期来说,如果要使债务除以GDP的比率降下来,只有两条路,一是让分子下降,二是让分母上升。让分子下降,主要是降低债务的增长速度,若要降低债务总量那就难了。人们对如何降低债务出了很多主意,比如说将债务增长纳入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再比如将债务融资纳入地方政府预算,从而规范化。降低债务在长期是必须要做的,但是,从短期来看,地方政府新增债务有很多是为了偿还旧债,如果立即遏止地方政府借债,那么,偿债危机来得更快。再来看分母,作为分母的GDP,无非来源于实际的经济增长和名义的经济增长,前者是真金白银,后者则是价格问题。如果没有足够快的实际经济增长让政府有足够多的税收用于还债,那么,就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价格,而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对老百姓征税。正是因此,我要提醒读者,不要认为中国在表面上不会(或很少)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大家就安全了。实际上,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自行偿还债务,又不能破产,那么任何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最后都是要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一起还的,不是通过税收就是通过通胀。

图1—1 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趋势



那么,在全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哪里的问题更加严重一些呢?根据中国的法律,地方政府是不允许直接借债的,因此,各个地方政府都成立了一些国有企业作为融资平台,以银行贷款、企业债、信托等各种形式借债。其中,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都被叫做“城投公司”,通过发行企业债的形式进行融资,这种债叫做“城投债”。图1—2体现的是中西部省份城投债的变化趋势,图中中西部省份的城投债所占份额有两个指标,一个是中西部省份当年发行城投债的支数的比重,还有一个是当年融资规模的比重。可以发现,2006—2012年期间,中西部省份的这两个份额指标都呈现上升趋势。在2012年的增量中,中西部省份的两个指标都超过50%,但当年中西部省份GDP加起来只有全国的41%。GDP的份额小于债务增量份额会导致中西部债务负担相对来说越来越重。

图1—2 中国中西部省份城投债的变化趋势



图1—3 2012年省级人均GDP与总体负债率的关系



城投债只是地方政府债务的一部分,如果用国家审计署公布的省级地方政府总债务数据来看,债务负担更重的仍然是一些中西部省份。图1—3描述的是2012年省级人均GDP与负债——GDP比率的关系。可以看到,总体上来说,相对欠发达的省份负债率更高,左上角负债率较高的多为中西部地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人都知道,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的情况非常特殊,所以,有必要将这三个地方从图中抹掉,这样,人均GDP与负债率的负相关关系就更清楚了。其中,贵州的人均GDP与债务——GDP之比已经达到70%,这个负债率已经超过国际通常设定的政府债务警戒线(60%)了。

最为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感觉到,与其债务增长速度和融资成本相比,招商引资的效果并不好,因为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而未来如果没有足够的产业作为支撑,则当前投资的回报不高,地方债务的偿还压力非常大。近来,虽然政府不断降息,但这只影响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地方政府的实际融资成本却降不下来。在一些案例中,通过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筹资的年利率达到10%以上。一些做信托的公司恰恰是在给欠发达地方政府融资时征收更高的利率,道理很简单,它们认为这些地方的资产质量更差,所以,大的信托公司都不愿意帮欠发达地方的政府融资,而小的信托公司做这类业务,同时就收取更高的融资成本。这实际上加剧了欠发达地区债务负担越来越重的问题。

读者们,尤其是生活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读者们,我想在此强调一句,不要以为在欠发达地区出现的债务与你无关。作为一个大国的一部分,发达地区享受了大国规模经济的好处。比如东部地区如果没有大国的规模经济,没有欠发达地区前来工作的劳动力,那么,东部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绝无可能。再比如,沿海大城市要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如果离开了广阔腹地的制造业,也难有国际竞争力。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不是因为上海处于统一使用人民币的中国内地,要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竞争,恐怕无望。对此,看看东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难以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匹敌的地位就清楚了。享受了大国规模经济的好处,那就也要承担大国发展的责任,不管是通过给外来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还是通过上缴的税收,以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形式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或者帮欠发达地区还债,本质上无非都是在承担大国一员的责任。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中国想长期发挥大国优势,避免欧洲(特别是欧元区)的困境,就必须实现区域之间人均GDP的趋同,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优的路径就是国家内部的自由移民。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移民不只是公平与否的问题,更是“国家发展战略”。也许有读者会说,不会啊,通过“给钱”的方式来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不也可以实现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吗?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说明地理条件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了,对此,请容我在下一章慢慢道来。我会告诉读者,如果离开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直接投资于欠发达地区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甚至帮其偿还债务,仍难以避免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资源利用低效率。

更加专业的读者还会提出一个质疑:如果给定汇率,欠发达的地方劳动生产率虽然低,但其工资也低,那就可以了,不会影响其价格竞争力的。是的,不错。可是,这就意味着两个后果:第一,在不计劳动生产率的均等化的条件下,对欠发达地区的工资进行调整,就意味着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第二,如果仅仅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适应,并维持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于此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挡住,而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一个政策目标,也根本不可能做到。

事实上,即使理论上能够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适应,实际上却是很难做到的。市场经济其实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中国,劳动工资(包括相关的劳动成本)都不是一个自由灵活的变量。远的就不说了,我近来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出现了最低工资标准抬升工资的现象,而且这是在模型已经考虑了人均GDP之后,也就是说,除了表示劳动生产率的人均GDP之外,有像最低工资标准这样的制度会使得工资比劳动生产率上升得更快。10这时,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本币贬值就是一个可以更快对经济形势作出反应的政策,但是,这无论在希腊还是在中国中西部省份,都是做不到的。

回过来说,劳动力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

话已至此,我想再重复一下我在《空间的力量》(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一书开篇写下的第一句话:“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请注意,中国各个省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毕竟只是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国要谨防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即在对待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这一问题时,各个地区都采取“国家间”的思维模式。否则,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共利益”将会严重受损。

中国已经到了呼吁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人放弃本地思维,顾全公共利益的时候了。

当然,比呼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建设来约束政府的行为,让中央政府更多追求全民福利,让地方政府的做法更多考虑全局利益。





第二章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关键词

集聚 效率 平衡 自由移民 要素流动

中国出现了人口过度向少数地区(特别是沿海特大城市)集聚的问题?

如果不进行政府管制,人口会向少数地区一直集聚下去?

人口的集聚会导致地区间差距越来越大?

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你也这样想,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这是三个有关空间的误解。





1.三个有关空间的误解


有图有真相,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三张图,这三张图可以直接回应上面那三个流行的误解。11

图2—1 经济发展与集聚的跨国比较



首先给大家看的这张图显示了人均GDP和集聚指数的关系(图2—1)。横轴表示一个国家的人均GDP,纵轴的集聚指数表示这个国家人口集聚的程度。在度量这个集聚指数的时候,首先需要定义的是城市。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里,如果在1平方公里的地区满足三个条件,就被定义为城市:人口密度超过1个门槛值,即每平方公里150人;距离一个大的人口集聚地的公路车程在60分钟以内,并且有交通接入口;这个有接入口的集聚地人口达到5万人。图中每个圆圈表示一个国家,圆圈的大小代表这个国家的人口规模。

这张图传递的信息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第一,右上侧的国家,你一看名字就知道,都是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什么?越发达的国家,其人口的集聚程度越高。而在左下角,埃塞俄比亚、波茨瓦纳等,都是欠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人口集聚程度都不高。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口在空间上更集聚?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尤其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需要集聚,服务业比工业更需要集聚。现代服务业大量以知识、信息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这些产业更加集聚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经济集聚程度更高这样的现象。事实上,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还在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这与其产业结构中现代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有关,与知识、信息和技术越来越重要有关。相反,在欠发达国家,经济活动中农业的比重更高,而农业的主要投入品是土地,天然是分散分布的,在这样的国家,人口当然分散程度更高。

我们再来看中国,中国在左下方,不仅比发达国家的集聚程度低,而且跟与中国发展阶段接近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南非——相比较,人口集聚程度也是低的。我的意思是说,讲中国经济集聚过度了,毫无数据支持。我们可以说中国今天集聚的程度比过去高了,但是绝不意味着放到国际视野里面,中国的集聚程度就是高的。事实上,中国经济中第二、三产业的GDP已经占到经济总量的90%,而人们却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的思维里,以为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会导致什么可怕的后果,于是,长期以来,经济政策总是试图引导资源和人口向中小城市去分布,在制度上,我们也总是试图通过户籍等制度来减缓劳动力向大城市的集中,这些政策的影响,我们后文再详细地讨论。

再来看第二张图(图2—2)。人们一讲到人口集聚,就容易走极端。比如常有人问,是不是说全国13亿人口都集聚到上海来?当然不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把一个观点推向极端是一种错误的而且有误导性的讨论方式,要不得。事实上,一个国家的集聚程度有多高,是由集聚带来的好处和集聚带来的坏处相权衡决定的。集聚会带来好处,但是集聚也的确会带来坏处,比如说拥挤、污染和犯罪。当集聚带来的好处不够高,而坏处体现出来之后,集聚的水平就相应地稳定下来。而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调节变量就是生产要素的价格,集中体现在地价、房价和劳动力工资上。

图2—2 集聚指数上升,然后保持稳定



图2—2显示的是发展阶段与集聚程度之间的关系。其中,横轴是人均GDP,纵轴是一个国家的集聚指数,这张图表明,经济不会无限制地集聚。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集聚程度不断在提高,提高到一定阶段就稳定了,因为这个时候中心集聚区的生产要素价格太高了,使得生产者觉得没有必要都在纽约和东京这样的大城市附近生产,也会使得一部分老百姓觉得没有必要一定生活在大城市。但是,我必须强调,这张图讲的是,当经济和人口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集聚之后,集聚的速度会减缓,但集聚的程度并不会下降。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人口仍然在向大城市周围集聚,只是速度不像以前那样快了。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东京。因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整个日本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逐步减少,但是,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却仍然在增长,这就是集聚的力量。

第三种误解是认为集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地区间失衡。请大家回过头来看上面这两张图,不管是国家间的横向比较,还是国家内部时间维度上的纵向比较,都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伴随着集聚程度的上升。那么,是不是发达国家是区域间发展水平或者收入水平差距更大的国家?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以后说他要出去看看,他跑到美国去一看,看到美国的城乡和区域间平衡比我们中国做得好。世界银行作过研究,考察世界上这些国家都是如何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他们的基本结论可以总结成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所有实现了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都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第二句话是,凡是通过经济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去追求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这里面就蕴含着一个非常基础的经济学原理——生产要素流动会使得要素回报均等化。收入就是劳动要素的回报,因此,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就将走向收入的均等化。收入的均等化可以发生在城乡间,也可以发生在地区间,只要没有要素流动的障碍。比如说,一个人大学毕业了,想留在上海工作,主要是因为相比于其他地区,他在上海就业的收入更高。到一个什么阶段他就不来了呢?如果他觉得在中西部老家的实际收入和在上海工作的实际收入(扣除物价差异)差不多,他就不来了。把实际收入的均等化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均衡条件”,这是理论的简化,现实生活中,劳动力流动还会考虑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包括气候、环境等),但从道理上来说,读者可以把这些都作为实际收入的一部分,是一回事。

发达国家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当中,它的区域差距一开始是扩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一开始的这个阶段,有一部分劳动者优先享受了发达地区的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所以他们就先富起来了。同时,在欠发达地区还有大量过剩劳动力,即使一部分人口流出,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也不一定会提高。但是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劳动力进一步流动,区域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会趋向于收敛。发达国家走过的是一个区域间差距扩大再缩小的过程,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间差距的“倒U形”曲线关系(见图2—3)。反过来说,如果政府的政策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特别是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反而会使得区域间差距由扩大转而缩小的时间点推迟。

图2—3 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间差距



我经常说,区域经济学的精髓就是一句话:“在集聚中走向平衡。”这也是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反复说的一句话。通常,人们很难理解集聚怎么会带来平衡,这是因为,人们通常在脑海里想的“平衡”其实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均匀分布”。当我们讲到地区差距和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区分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总量的差距,第二个是人均的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和地区平衡来讲,我们需要的是人均意义上的增长和平衡,不是指总量意义上的差距缩小(即均匀分布)。把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做成跟上海一样大,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同时这也违反经济规律。真正有意义的是地区之间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差距缩减到最小。大家再来回顾一下上面的三张图,是不是就能明白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不断地提高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同时,地区之间反而获得了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平衡发展?

这里值得介绍一项由华东师范大学的丁嵩和孙斌栋利用中国2210个县市2000—2010年数据所作的研究。他们发现,越接近大市场的地方经济增长越快,同时,如果这样的地区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流入的话,则接近大市场的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速就会趋同。这项研究用扎实的数据证实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机制在中国也是成立的。12





2.自由移民的意义


至此,我已经说明了,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自由移民本身就是缩小区域差距,并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重要保障。

但是,城市化和地区之间的自由移民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只看特定时段的局部地区,就可能会觉得,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带来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这时,读者们一定要想想,为什么现实生活并不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出现了收入水平的均等化?是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本身出了问题,还是因为存在着一些制度障碍阻碍了人口流动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的作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书开篇那个《舌尖上的中国》的故事吧。

卓玛母女穿过村庄,走进30公里之外的森林……“一般来说,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朵松茸。”卓玛说。松茸是一种城里人餐桌上的美味食用菌,甚至还远销日本。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小村,村民在雨季的每天凌晨3点出门上山找松茸,如果去晚了,松茸就被别人挖走了。

这个故事里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其一,采松茸显然是一项各顾各的零散生产。给定松茸的产出完全是天赐的,那么,很容易找到一个办法来协调各户的行动,并能够使每个家庭的收入不变,且不用那么辛苦。比如说,有一个组织来规定,每家早上出门的时间不能早于5点,或者,每家上山采松茸只能走固定的线路,再或者,让一些家庭单号上山,另一些家庭双号上山。

问题是,这样的组织和协调行动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困扰着很多研究农业经济的人,曾经就有同行问我,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农业应该实现规模经营,但规模经营却迟迟未能实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农村人太多。人多了,协调成本就上升,统一的行动和管理就难出现,生产就难免是小规模而低效率的。特别是对于采松茸这样的经济活动,产量是上天决定的,而松茸的资源又是大家共有的,每家每户单独采集,结果必然是你争我夺,你4点起床,我就3点起床。

人多的问题还绝不只是增加协调成本。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与其生产特征有关系,因为农业生产有一种瓶颈资源,那就是土地,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土地的产出增长也是有极限的。在卓玛的故事里,这个有限的资源就是大山,而其产出的极限就是靠天决定的松茸产量。大家虽然都3点出门,非常辛苦,但给定总的松茸量和人口,人均收入根本不会因为大家都半夜上山而增加。在土地资源及其产出都接近极限时,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最终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减少农业人口。而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卓玛一定要在家乡采松茸,而不是去城里的餐馆里烤松茸?

如果不是有各种制度(比如户籍、土地和公共服务)的制约,如果卓玛不是特别偏爱家乡的生活,并且不考虑少数民族进城务工可能面临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那么,卓玛绝对应该进城打工,而且是到东部打工。当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倍多。在省之间,最富的京、津、沪三地2013年人均GDP均在100000元左右,而贵州省人均GDP仅为26393元,前者是后者的4倍左右。自由移民的意义在于,它能保障一国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权利,让人们到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

自由移民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有的“卓玛”可以进城务工和定居,收入可以成倍上升;另一方面,留在家乡的“卓玛”们可以继续采松茸,但采松茸的人少了,人均收获将大幅度提高。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么,最终只有当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至零(扣除物价差异、流动的经济和心理成本后),不同地方的人口规模才会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城乡和区域间的平衡才真正实现,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发达国家的景象。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游,有的地方采松茸。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力自由流动了,人们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可以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搞不好,企业和人就走了,这就意味着,把钱、事业和潜在的税源全部带走。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就必须搞好公共服务。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多花钱提高公共服务,其实就和人口流动不自由有关。对于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效率而言,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基础上的“用脚投票”机制特别重要,这可以对地方政府的低效率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如果我只告诉读者,美国的经济和人口集聚程度远远高于中国,然后问读者,美国比中国地区间差距大还是小?我估计至少有一半的读者会回答“美国差距更大”。那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情况吧,美国和中国一样是个大国,相对具有可比性。图2—4是美国各州的GDP份额和人口份额。柱状图是美国各州GDP在全美占据的份额,曲线则是各州人口在全美的份额。尽管两个份额各自的地区间差距很大,但两者之间却高度一致。很简单的算术就可以告诉我们,各州人均GDP几乎是一样的,这样的结果不是很好吗?有的地方集中人口发展工业和服务业,有的地方地广人稀,就搞规模化的农场。美国农民之所以很富,恰恰是因为农民数量少,这样,农场面积才可能大。

图2—4 2009年美国各州GDP份额和人口份额



图2—5 2010年中国各省份GDP份额和常住人口份额



那么,中国呢?图2—5是中国各省份的GDP份额和人口份额。和美国相比,中国各省份所占GDP份额均匀得多,同时,各省份的所占GDP和其人口份额差距甚远。中国的政府和民众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认为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由于经济高度向沿海发达地区集聚导致的。这是错的。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太集聚了,而是长期以来,人口的集聚未能与经济集聚同步。换句话说,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图中的曲线没有跟上柱子,也就是人口的集聚落后于经济的集聚。请读者们想一想,未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会更像美国,还是渐行渐远?我经常说,在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上,持有“中国是特殊的”这种观念是非常危险的,这往往会引向错误的经济政策。从长期来看,只要你相信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会不断提高,并且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需要发挥集聚效应,那么中国沿海省份的GDP份额还会进一步提高,柱子的地区间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与此同时,曲线的位置会与柱子越来越靠近,人口的集聚程度也将提高,这时,各省的人均GDP将趋同,而这不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过程吗?

请读者注意,人均GDP是GDP与人口之比。对于有些产业来说,主要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有规模经济效应,人口的集聚反而伴随着更高的人均GDP;而对于有些产业来说,它的产出受到某种难以增加的投入品的制约,比如农业受到土地的制约、资源型产业受到自然资源数量的制约、旅游业受到景区面积的制约,像这样的产业,如果要提高人均产出,就必须减少人口。一个地方适合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取决于它的比较优势,有的地方发展需要人口数量较大的产业,有的地方发展人少一些的产业,相互分工,便能够共同富裕。

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当然需要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因为其人均GDP是GDP与人口之比,要提高人均GDP,可以在人口不变的情况下给其增加投入,但是,如果欠发达地区受制于一些地理与自然的因素不适宜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而更适宜于发展农业、矿业和旅游业这样的产业的话,那么,要让其致富,关键的措施就是减少人口,给钱还是次要的。

不过,即使美国可以在较大的空间尺度上做到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均等化,但如果将观察尺度缩小,在城市层面上看问题,城市之间就存在收入差距了,甚至这样的收入差距还很大。但是,城市间的收入均等化不仅要考虑名义收入,更重要的是扣除物价水平差异之后的实际收入均等化,因为只有实际收入才真正影响到人的生活水平。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更高,这就抵消了一部分的名义收入。如果以实际收入来衡量,那么,城市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就会大幅度下降。

我曾经和一个保加利亚人聊起他的祖国。他说,自从欧盟东扩之后,保加利亚有不少人移民去了欧洲的富国,一些制造业出现萎缩。我问他,这样有什么不好?他的回答是,也没什么,没有离开的保加利亚人更多地做起了旅游,生活也变好了。

保加利亚的故事并不特殊。如果看一下数据就能知道,在每一次欧盟的扩张之后,新加入的国家与老的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都呈现缩小趋势。这非常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推断,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带来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收敛”。

欧盟的目标是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实现共同的繁荣。但这里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那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收敛是需要时间的。从长期来说,有理由相信,欧盟内部的平衡发展可以通过人口流动来解决。问题是,欧盟内部虽然在制度上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但实际上各国间却有语言、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移民难以完全自由。于是,在短期里,欧盟扩张的结果就是,随着相对收入较低的边缘国家的加入,如果把包括新成员国的“新欧盟”与扩张之前的“老欧盟”相比,新欧盟成员国间的发展差距反而更大了。东扩之后的“新欧盟”内部发展差距大,这不是欧盟东扩的错,而是因为欧盟不是美国,在欧盟内部不能做到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

欧元区虽然没有覆盖整个欧盟,但其内部发展差距同样很大。我再次强调,在统一的货币区内,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是必须的。欧元区和中国都是统一货币区,同时,其内部又存在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这其中存在的问题,我在第一章已经解释过了,不再重复。只是觉得需要反复强调一下,在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仅是公民权利的问题,它本质上应该成为国家战略。接下来我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必须是在“集聚”的过程中实现的,难道不集聚不行吗?答案是不集聚不行,现在我就来告诉大家这是为什么。





3.空间的力量:3M与3D


10多年前,我意识到将政治经济学分析用于研究中国的区域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地区间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之后,我和我的同事、学生一起研究了地区间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在那些研究里,我们说了这样的意思:在中国,地理与政治是一对矛盾,经济开放和工业化使得地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地方间的政治逻辑却使得每个地方都想最大化自己的经济规模,从而阻碍着生产要素的流动,成为一种反市场的力量。

2007年,我参加了《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背景论文的写作。13对于这本报告而言,我的工作只是沧海一粟,更重要的是,参与报告的研讨让我感觉到了学术生涯中难得的“心有灵犀”的碰撞。事实上,我认为这本报告在2008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版是当年经济学界最为重要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是克鲁格曼在当年凭借对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贡献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地理”绝对是当年经济学界的关键词。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东京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会议上,项目负责人吉尔(Indermit Gill)总结道,城市发展的问题核心是解决“3M”问题,即分别用Time、Grime和Crime三个词表示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其规模经济收益,而“3M”则构成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城市发展的政策就是应该不断地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改进来降低“3M”,释放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

进一步地,报告将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总结为城市问题、区域问题和国家问题。报告用三个D——Density(密度)、Distance(距离)和Division(分割)——来构建自身的整个分析框架。其中,密度带来规模经济,而城市是规模经济的集中体现。距离产生地区间的贸易成本,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降低贸易成本,就好像拉近了地区之间的距离。相应的,区域发展政策的重点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地区间的距离,降低贸易成本。

三个D中,最厉害的是分割,分割体现了政治。此话怎讲?传统的经济学分析通常有两个假设,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有了这两个假定,地区间和国家间的收入水平在长期一定是趋同的。对这个道理最简单的理解是,只要存在收入差距,穷国的居民如果可以自由地转移到富国去,那么,穷国就会不断向富国移民,直到两个国家的收入一样。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也不要紧,只要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效果也一样,如果资本不断投入富国,最终会出现回报下降,这时,就不如向穷国投资反倒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如此直到两个国家之间的投资回报一样。

事实上,现代经济发展并没有实现国家间的收入均等化。原因何在?因为传统经济学的两个假设都不太符合现实。一方面,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是可以打破的,如果生产有规模经济性,生产要素的集聚可以使高技术的劳动力和企业产生知识的外溢性,加快技术进步,资本的收益将相应提高。另一方面,就和政治有关了。发达国家是以本国居民的幸福——而不是全人类的幸福——为目标的,因此,他们的国界不会对所有人打开,他们要吸引的移民,或者有钱,或者有技术。于是,高技术的劳动力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国家移民,而且主要是向发达国家的少数人口密集区集聚,这些地方对于高技术人才的需求更大。同时,对于低技术的移民,除非特殊原因(比如亲属团聚或者政治避难),发达国家的大门是关闭的。这种分割的局面,就是由国家间政治决定的。

国家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自由其实主要就是劳动力流动不自由,资本相对来说是自由流动的,而且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不断在缓解其资本回报递减的趋势,结果,发达国家反而成了资本流入地。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儿不合理,缺钱的不应该是穷国吗?在经济学里,是否缺钱不能按谁钱少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当技术创新的力量非常强的时候,富的地方反而资本回报高,更缺钱。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欠发达国家的前景的确黯淡。在国家间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实现追赶的唯一途径就是参与全球化,实现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不是穷吗?那么,就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生产在价格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卖到发达国家去,让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无利可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结果,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而致富,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被替代。

在中国,我们可以用煽情的语言来告诉国人,我们挣的钱是“微笑曲线”中间的低端部分,研发和销售这两头都很挣钱,而这两头都在发达国家。可是,挣辛苦钱有什么错吗?这就是我们在现阶段能做的。要知道,中国恰恰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得益者,对此,看看加入WTO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知道了。而且,还要知道,中国恰恰是通过走一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道路,积累了大量的资本,逐渐推进了产业升级。今天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向高端爬升的速度非常快。

当今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比如,以朝鲜为代表)不太相信自由贸易对于致富的重要性,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某种复杂的原因而假装不相信。在印度,也仍然有强大的势力在抵制自由贸易,不过情况正在好转;拉丁美洲曾经走过“进口替代”的道路,结果是经济停滞,不过拉美学者自己不太愿意承认这是政府战略出了错。不管你主观上怎样看世界大势,事实上,“二战”后,只有十几个经济体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加入了富国俱乐部,这些经济体有几个在东亚,他们的共同经验就是贸易开放,按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走的也是闭关锁国的路,没能如愿以偿地“赶英超美”。30多年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条经验也是开放。在这条路上,中国经济的规模早已经“赶英”,如果不出大的意外,过不了多少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将实现“超美”。即使在人均意义上中国与美国还差距很远,但如果不出大的意外,只要保持6%—7%的年均增长速度,过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将成为高收入国家。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中国经济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大市场。人口规模利用得好,它就不是负担,而是中国企业借助于国内市场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优势。城市化进程将带来城乡间和地区间资源的再配置,有利于提高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这将为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我已经反复提醒,中国要警惕地方利益超越国家利益,市场被零碎分割,每个地方都只想着做大自己,忘记了自由移民才是地区间实际收入水平趋同的实现途径。

到目前为止,我不断地在强化一个观念:规模经济是重要的,而在国家和区域的发展中,规模经济是与空间集聚相伴随的。理解“空间的力量”如此之重要,那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里说了些什么吧。

曾经有本书,书名叫《世界是平的》,那么,世界到底是不是平的?从空间的视角来看经济发展,世界从来都不是平的。世界经济发展是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的,而在这些国家内部是集中在少数城市的。如何去理解“世界不是平的”这样一个现象呢?《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问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涉及城市发展、地区发展和国家发展,我为这三个问题再分别加上三个与中国发展有关的问题。





区域和城市发展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城市发展有关,为什么东京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如果按照东京圈的人口来统计的话,人口是3600万,而东京圈的面积相当于上海加上苏州。与此相关的中国问题是,为什么说上海的人口增长还会继续?不是说上海要做国际大都市吗?不是要让长三角成为全国经济的龙头吗?不是要让上海成为长三角的龙头吗?

第二个问题跟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系,为什么西伯利亚人烟稀少?相应的,我要问另外一个跟中国有关系的问题,看起来不是很相关,但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玲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讲了一个故事:当苏联解体以后,新疆开始跟俄罗斯做边境贸易,在新疆某地有个宾馆,跟俄罗斯的贸易做得越来越频繁以后,这个宾馆变成了贸易口岸,有贸易功能,有娱乐功能。这本身就是一个微观层面的经济集聚的例子。朱老师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新疆把产品往俄罗斯卖的商人都是浙江商人,而不是新疆商人,而且浙江商人卖的东西都是在浙江生产的,不是在新疆生产的。于是她就问了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在新疆生产产品,然后卖到俄罗斯,这样不是省了长途的运费吗?14

第三个问题与国家发展有关,为什么非洲国家那么穷?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下一轮世界发展的重点肯定是非洲国家,非洲怎么脱离贫困?与之相应,我问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如何追赶沿海?中国一个省的人口规模和一个国家差不多。在本质上,问非洲国家为什么那么贫穷,就跟问中国中西部省份为什么相对欠发达是一个道理。比如最近这些年,贵州在搞工业强省计划,贵州是不是依靠加大投资,搞工业强省计划就能发展起来?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是不是非洲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援助,多搞点儿工业项目,就发展了呢?

对于上面三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方式来问。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贫困,实现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如何减少贫困?是靠经济发展还是靠政府将大量经济资源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在中国,贫困减少主要是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发展带来收入水平提高,贫困就减少了。那么,政府通过转移资源的方式来开展的扶贫政策有没有起到作用呢?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示,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财政补贴和资源转移式的扶贫,收效不大。15既然减少贫困主要靠经济发展,那么,经济发展主要靠城市还是农村?换言之,是应该主要通过发展城市来减少农村贫困,还是应该主要通过发展农村来减少农村贫困呢?

如果你相信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最重要的途径,你应该选择城市,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发展城市来让农民不断变为工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才能最终减少贫困。读者可能会问,那剩下的农民不管了?当然不能不管,随着农民不断减少,剩下的农民从农民变成规模化经营的农场主,或者农场里的“农业工人”,收入也将提高。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要素是土地,土地是不可能无限增加的,所以一旦土地决定了农产品的增长极限的时候,要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减少农业人口,这在卓玛与松茸的故事里也讲过。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却可以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创造就业。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工业和服务业比重很高,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没有差别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农民是农场主。

大家可能会怀疑,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能够实现75%以上的城市化率吗?问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在问中国能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最终成为发达国家。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到底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主要是看城市部门是不是能够持续地提高生产率,并为农村进城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创造就业,如果能做到,农民就可以不断地减少,最终,通过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少量农民的收入。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已经在中国出现了,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的规模经营程度正在逐步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将家里的地转包给其他人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以前,进城务工人员在播种和收割的农忙季节都要回老家一趟,现在,收割季节已经不需要回老家了,因为在收割环节,机械化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一些农民在收割季开着收割机专门提供收割服务,这实际上就是机器替代劳动力的过程。在我走访的一个湖南农村,原来拴牛的牛棚,现在“拴”着的是拖拉机,这不就是现代农业的“牛”吗?只不过以前的牛吃的是草,现代的“牛”吃的是油嘛。很多人以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往往是山区,这些地方不适合大型的农业机械,所以无法搞农业的规模经营。其实不然,农业规模经营并不只出现在种粮食的平原地区,我在西部山区看到,一些地方成片地种鲜花,当地的农民把地流转给鲜花种植基地,自己再做农业工人,收入大幅度提高。(上述在农村出现的景象,请参见彩图2—4。)事实上,在农业中,机械化的潜力远远超过人们通常的想像,在新疆,棉花和葡萄的种植和采摘都已经出现机械化了。

第二个问题有关区域发展。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收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就出现了两个政策选择:第一个政策选择我称为“动钱”的政策,就是把资本移向劳动;第二个政策我称为“动人”的政策,就是劳动移向资本。16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大家都齐声叫好的所谓“产业转移”是在动什么?动钱。并不是说动钱都不对,关键在于是否基于市场机制,钱用在了什么样的产业上。我们通过财政转移和产业转移,希望中西部也获得发展空间。而在动钱的同时我们还在动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我们把大量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投向了中西部省份,把土地的配置政策作为支持中西部发展本地工业的手段。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理论问题是,你是否相信地理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如果你相信地理是重要的,中国经济又是高度开放的经济,那么港口就是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地理的作用,就会把产业搬迁到中西部去,甚至搬到山区去。但是你要知道,企业家的目的是挣钱,他们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扶贫机构。在全球经济高度整合的今天,与中国的中西部相比较,企业为什么不去工资大大低于中国的东南亚国家?那里的深水港并不比中国差,而且离欧洲更近,还节省运费呢。所以,如果脱离中国的实际劳动生产率,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来“腾笼换鸟”,结果就可能是笼子腾出来了,新的鸟却没来,而被赶走的鸟却可能飞到了东南亚,没有飞到中国中西部去。

大家现在看到的往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是怎么进行的?不能否认,其中有一部分选择转移到中西部省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这一点,我们到后面再说。但与此同时,我们能看到的产业转移大部分是行政推动和扭曲市场的结果。行政干预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开发区遍地开花,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甚至几个产业园。大量中西部省份的产业园地理位置偏远,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同时,因缺乏规模,难以具备招商引资的基础设施条件,而大量产业园投资又依赖政府负债来实施,结果造成投资大、产出低、负担重的局面。

大约自2003年以来,政府希望通过给予欠发达地区更多建设用地指标的方式来鼓励这些地方的发展。不少地方因为获得了较宽裕的用地指标,能够实现以几乎“零地价”的方式来招商引资,一些地方甚至还为进驻企业配以商业地产开发权,但结果却并不足以抵消这些地区的地理劣势。这样的做法不仅难以推动产业集聚,不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地的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严重脱节,而且使当地发展长期依赖于政府补贴,给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

我在西部某地调研时,问当地政府官员:“有没有工业园圈了很多地,却很少有投资项目?”接受我访谈的政府官员说:“这个我不能说,我说了,会犯错误的……”是的,他没说什么,但其实已经回答了。另一位当地官员比较开明,回答得也比较巧妙:“如果我们省有20个工业园,没投资是偶然现象;如果我们省有100个工业园,那这就是普遍现象。”而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省共有100多个工业园。我去现场看了一个在全省排名20多位的工业园,结果看到的是大量闲置的工业园土地。工业园的地圈好了,却没有什么投资项目(参见彩图5)。一个在建的项目,已经开始建设两年了,仍然只有钢结构,连厂房都没有建成。当时我就想,这是不是骗取当地优惠政策的假投资啊?带我去调研的朋友给了我下面这段回答: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企业实力不够,主要是圈地,等待土地升值收益(工业土地升值或变更土地性质,进行商业开发);一方面是为获取短期政策优惠,如拿到商业用地,先行开发获取工业投资补贴,以寻求资金平衡,等待短期收益获取后,又辗转其他地方,如法炮制!原因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与考核指标的压力;一方面是实业难做,其他产业来钱太快,企业投机严重。

我调研的这个工业园所在地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目前人口是5万,未来的规划是建成30万人口的城市。为此,这个县城正在建大型的市政广场,连接县城到所在地级市的公路有八车道。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在短短两年内扩大到了过去的3倍。我想在此强调一下,如果这样的新城和工业园的投资都是依托于地方政府负债,那么,可不能仅仅因为这些投资在用于“经济建设”,就认为这是“生产性”的啊。类似这样超标扩张的工业园和新城,我在全国多处调研时都有看到,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想做本地的工业园和新城,读者就不难理解,全国的新城规划人口加起来有34亿这个结果了。17那么,中西部城市超标建设的现象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沿海地区就好些?我到后文会告诉读者,在全国范围内,城市规划过于超前,城市面积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确是普遍现象,但是,这样的现象在中西部省份确实更为严重。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有非常严重的“产业升级”倾向,总喜欢搞“高大上”的项目。我在一个西部省份调研的时候,当地的学者就跟我抱怨,说当地领导要发展汽车工业,全然不顾当地完全没有相应的产业基础。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有严重的资本深化倾向,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当前仍然是城市化刚刚过半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的状态,这体现在一个“就业的GDP增长弹性”指标上,也就是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按照道理来讲,一个国家越发达,资本越便宜,劳动力相对来说越贵,它的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就越低,而我们的这个指标甚至比那些较中国更加发达一些的发展中国家还要低。18这个现象在哪里更严重呢?在中西部,西部的资本深化速度比东部还要快。19这么大量的投资下去了,经济的产出是不是能够同步增长呢?研究显示,近些年来,整个中国的投资回报在下降,情况最严重的地方是哪里?又是中西部。20这就是严重忽视经济发展与地理之间关系的后果。

在“动钱”和“动人”两种区域间平衡发展的路径下,如果忽略地理对于经济增长发展的重要性,简单地依靠动钱,这样的发展是背离市场经济规律的。如果发展的目标是为了提高人的收入水平,为什么不能让欠发达地区的人流动到相对发达的地区呢?我们一边在讲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一边又阻碍劳动力流动。不让劳动力流动起来,地区间发展水平是更平衡还是更不平衡?有了前面的知识准备,大家应该能够自己找到答案了:劳动力不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在人均意义上地区间发展水平更不平衡了。所以,如果你相信国际贸易和市场接近度对于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地理就是重要的。如果地理是重要的,发展政策和追求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收敛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动人”为首选,“动钱”(财政转移支付)只能是建立在“动人”的基础之上。

如果一国内部的地区之间要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那么国家之间呢?国家之间是另外一码事。国家之间不可以自由移民,因为这是政治问题,美国不会说要跟中国缩小收入差距。发达国家才不会以天下大同为己任呢!所以,发达国家的政策一定是只要高技能人才,低技能劳动力他不要。作为发展中国家,大量受高等教育的人跑到美国留学,留在美国成美国人了,该怎么办?在理论上,可以对高技术劳动力的国际移民征税,提高人才外流的成本,只不过,这样的理论逻辑在实践上很难做到。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国家之间的移民和一个国家内部的移民完全是两码事。

当劳动力没有办法实现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时候,缩小国家间差距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贸易的自由化来替代劳动力流动。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逐步通过贸易来推动发展,积累资本,再逐渐产业升级。当今世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并且逐步晋升为发达经济体的成功例子有一些就在东亚,而这些经济体无一例外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来发展自己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正在走的经济发展道路只是东亚道路的又一个成功例证。充分尊重经济规律,尊重市场,这是中国利用全球化和经济开放发展自己的宝贵经验,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经验似乎被忘记了。





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D


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秘密就在三个D里。第一个D叫Density,即密度,密度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城市就是规模经济最为重要的体现。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第一是分享(sharing)——分享固定投入。生产者有固定投入,比如说基础设施,比如说开发区建设,都有大量固定投入。人口越密集,分享基础设施投资的企业和人就越多。从消费者角度来讲,也有固定投入分享,比如说在餐馆吃饭,餐馆客流量越大,平均每个消费者分摊的餐馆投入成本就越低。

第二个效应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matching)。作为生产者,要招聘什么样的人在大城市里都能招聘得到,在小城市你就可能招聘不到,因为不够专业化。反过来从劳动者这个角度来讲,你学冷门的专业,在大城市更可能找到专业匹配的工作。温州的企业做大后,常常会搬到上海来,原因就在于,当企业升级了,需要更高技能、更专业的劳动力(比如设计师)和生产型服务业,温州就满足不了这些需要了。

随之而来的第三个效应是学习效应(learning)——劳动力专业化以后就越做越好,这叫自己跟自己学,积累经验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大学生为什么毕业以后愿意留在上海?我们很多人说大城市里大学生多,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其实不傻,一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就业地的时候,他考虑的是终身的收益,大学生初次就业后的起薪虽然只有几千块,但是他在一个会计事务所里干一年,跳个槽,收入可能会翻一倍。这就是学习效应的体现。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有个台湾朋友,他的姐姐原来在台北学中医做针灸,后来到上海来学习,学完以后不走了。他就问他姐,你为什么不回台北?她说,我在台北一天扎30个,我在上海一天扎300个。这句话很有意思。上海的人口大约是台北的10倍,诊所的业务量也大约是10:1,所以这里就有规模经济——客户多分享了诊所的固定投入。另外,这个例子里还有学习效应。所有以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投入的现代服务业都有这个特点,那就是,越做越好。就比如我们做教授的,在大城市市场大,同样一门课,反复讲,就会越讲越好。如果是在小城市,恐怕就得上几门课,结果可能就是精力分散,都上不好。规模经济导致专业化,专业化又进一步产生学习效应。

除了自己跟自己学的“干中学效应”,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在大城市里,还能够向周围的高技能劳动力学习,在与别人的交流中提高自己,这叫做“人力资本外部性”。经济学家认为,城市里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学生要在大城市扎堆。为什么现在大城市人越来越多?因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了,现代经济里面越来越多的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什么全世界一流的演员、教授、医生、做咨询的和金融的往往都在大城市?他们难道不知道大城市比较拥挤,并且房价贵吗?都知道,但他们还是到大城市来,因为规模经济、匹配效应和学习效应。

第二个D叫Distance,即距离。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不同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每个地方距离经济的中心城市不同,其发展的潜力就不一样。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地区和地区之间的距离是可以缩小的,虽然物理距离不能缩小,但是经济的距离(运输成本)和时间的距离是可以缩小的。在一定条件下,基础设施的建设、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经济和时间距离的缩小会导致生产要素向大城市的集中。大家这样想,在骑马的年代,要把欧洲的东西卖到中国来,中国的东西卖到欧洲去,这成本太高了,所以大家都独自发展。后来有轮船了,再后来有火车、汽车、飞机了,交通运输不断的发展和流通成本的下降会导致什么?企业会充分享受集聚地的分享、匹配和学习效应,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当中,宁愿承担交通运输费,把产品集中生产,再卖到别的地方去,仍然是划算的。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实际上跟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有关系的。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和广西差别不大,为什么广东在后来一下子把广西甩到后面去了?道理很简单,因为广东距离香港近,距离香港近就距离国际市场近。与此同时,广东和广西之间的公路和铁路也足以让广西人到广东去打工,那企业就宁愿在广东扎堆了。

第三个D是Division,即分割。我给美国来的学生讲课的时候问他们,现在如果你是联合国秘书长,你想制定出一个政策让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均等化,你会怎么办?美国学生第一个反应是给中国人钱,我说谢谢,还有没有更好的政策?有些学生稍微想一想,能想到第二个政策,就是把美国国界打开,让中国人自由移民,这样中美收入差别就缩小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现实生活当中劳动力在国家间是不能自由流动的,所以,国家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收敛未能实现,这是因为分割持续存在。尽管基础设施可以促使地区之间的实际距离减少,但是在国家间仍然存在国界。国家间持续地存在市场分割,就会导致国家间差距持续存在,一个具体的现象就是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最近几年回国比例有提高的趋势)。高技能的走了,低技能的走不了,这样一来,要缩小中美收入差距当然就难了。





4.城乡和区域发展中的要素流动和政策


空间力量对于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涉及了规模经济,涉及了交通成本,也涉及了要素流动,这里有几个现象要相应给出解释。

第一,关于城市发展,我举了消费的例子,为什么在上海什么都买得到?这跟规模经济有关系。第二,关于区域发展,为什么浙江会出现专业化生产,为什么要在浙江生产再运到新疆去出口到俄罗斯?这个问题朱玲老师在她的文章“新疆印象之一:活跃的口岸贸易”里提供了答案。朱老师问了当地人,当地人说我们开过类似企业,但是我们当地生产出来的鞋子和在浙江生产出来再长途运输到新疆的相比还要每双贵一块钱,这就体现出了经济集聚在浙江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

我们再来讲要素流动。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中,土地是不流动的,这是自然属性;高技能劳动力流向他们充裕的地方;资本流向它们稀缺的地方。中间这句话最好理解,跟有知识的人在一起就可以享受他的外部性,自己也更有知识了,这就是大学生扎堆的现象。我们下面详细解释一下第一句话和第三句话。

先说土地。土地在自然属性上是不流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却是可以流动的,我一直主张,建设用地指标要跨区域配置,现在在实践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可跨地区流转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农民已经到沿海来打工,全家都来了——注意我说的是全家都来了,而且是自愿的——这时,他家里的住宅空了,没有用了,那是不是可以允许他把老家的宅基地复耕成农业用地,与此同时,允许他把这个宅基地对应面积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带到他工作的城市去,允许这个“人口流入地”把郊区的农地变成工商业和住宅用地?在这个过程中,土地没有动,但是建设用地的指标和使用权动了,它使得人口流入地的农业用地可以变成工商业和住宅用地。诺贝尔奖得主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初始的产权界定给谁不重要,只要有市场机制,就可以通过交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建设用地指标(使用权)的交易中,关键是要以农民在城市里有就业和社会保障为前提,并且要基于自愿和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这就不会剥夺农民的利益了。此外,人口流出地的一些以乡镇企业或工业园形式存在的建设用地,其对应的指标也应该可以实现跨地区的流转,这样,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就可以极大地得以提高。

理解土地的使用权是可以流动的,这对于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非常重要。中西部城市面积扩张速度大大快于城市人口扩张速度,这说明,城市扩张并没有同步地增加就业,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允许中西部把他们的建设用地指标拿来给沿海省份用呢?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劳动力已经大量地跨市甚至跨省流动起来了,这本质上就是劳动力资源的跨地区再配置,对于改善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福利都有好处。而大量农民在家乡的宅基地出现了空置,这些宅基地对应着一定面积的建设用地指标,为什么不能将那些空置的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然后,允许跨省流动的农民将与宅基地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转让给他工作和居住的城市呢?我大约在2008—2009年就陆续写文章系统地论证过这个政策思路,21但是截至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建设用地指标跨省再配置(或者交易)仍然是被禁止的。不过有一点好消息,广东、安徽和浙江正在做一些跨县建设用地指标流转的试点。

再来讲第三句话,资本流向短缺的地方。这句话非常容易引起人误解,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中国当然是中西部缺资本,所以资本应该往中西部去。问题是什么叫“缺资本”,如果你认为欠发达的地方就缺资本,那么,为什么多年来全球最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国家是美国?经济学里面缺资本和不缺资本的标准是谁的投资回报高,而不是谁的资本数量少。资本往美国流,因为美国投资回报最高,所以美国最缺资本。同样的道理,中国哪里缺资本?总体上仍然是资本回报最高的东部。当然,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中西部就不要资本投入了,在中西部,对于当地有比较优势的一些行业,投资可以获得高回报,这另当别论。市场经济下,资本首先会按最高回报原则来配置到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而政府配置资本则可以去做一些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或者没有直接回报的项目,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帮助私人部门提高投资回报率。如果中西部投资回报低是因为基础设施跟不上,那政府应该投资有助于发展当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基础设施。关于欠发达地区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我们在后文会再详细地讨论。

现在,有关区域和城市发展的秘密可以解开了。东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在那里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东京人口密度可以达到世界最高之一,是因为它能够把拥挤、污染和犯罪水平都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而拥挤、污染和犯罪就是《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讲到的三个M——Time、Grime、Crime。只要把这三个M的成本降下来,一个城市就可以不断提高它的宜居程度,从而不断地壮大。至于城市的极限,其实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取决于日本人中有多少愿意承受高房价而生活在东京,不迁移到其他城市。

中国城市发展也相应的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在城市出现城市病的时候,是应该去治病呢,还是应该通过减少人口让城市病不要出现呢?如果你相信全球城市发展经验,那么,城市有病,政府去治病就行了:交通拥挤,你发展地铁;环境污染,你改变产业结构;犯罪率提高,你促进社会和谐。不能说城市有病,就把城市人口规模管住。因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因为这样会使城市没有了经济增长,因此也没有竞争力了。这些有关特大城市本身的问题,我也请读者等待本书的下篇解读。

第二,我们再回到上文曾讲到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人口稀少,但因为基础设施好,只要有铁路、输油管,西伯利亚的资源就可以往莫斯科附近运,没有必要有很多人住在那个地方。那么,中国基础设施够好吗?不够,比如机场,中国有几百个机场,而美国仅公共机场就有5000多个,这还不包括13000多个私人机场,在这方面中美差距还非常大。比基础设施差更严重的是市场分割。按照道理来讲,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地区和地区之间应该没有市场分割,但实际上,中国省和省之间省界分割非常明显。市场分割并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问题,更是制度的问题。

第三,我们来讲国家。关于非洲落后的解释有很多很多,比如制度、民族冲突和疾病。《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解释是地理:非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资源稀少的内陆国家。资源稀少还不要紧,因为如果有港口就可以参与到国际制造业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中去,人可以迁移到港口城市附近,日本就是这样发展的。麻烦的是内陆国家没资源,其居民又不能移民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城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口中,生活在资源稀少的内陆国家的人口比例只有1%。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情况,贵州是一个资源稀少的内陆“国家”吗?当然不是,但如果当前户籍制度不改革,基础设施不完善,再加上制度上有那么多市场分割,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就会像“内陆国家”一样,只能靠资源来发展。问题在于,中国的内陆省份是在一个有港口的国家中,为什么不能让那里的居民迁移到可以在全球分工体系里更有优势发展制造业的沿海地区来呢?中西部省份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发展本地工业致富呢?事实上,中国的内陆省份很多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旅游资源也丰富,在这样的地区,要致富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人口,以使不愿意迁移的人口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上升。正如我前面已经说明的,靠资源的产业其产出是有限的,如果人太多,人均收入必然低。

不妨再对比一下美国,美国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比较小,它的中部各州在干什么?其实主要就依靠三种资源:第一是玉米,第二是黄石公园和大峡谷,第三是铜矿。这三个例子分别是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的代表。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依赖的核心投入品分别是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不能动。对于不能动的资源,要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富起来怎么办?只能减少人。美国中部的州都人烟稀少,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很富。

我在安徽安庆调研时,当地的村干部告诉我,以前,村里土地很多抛荒,耕种的土地通常一年只种一季,亩产在600—700斤稻谷。现在,由于大量流出的劳动力将他们的土地进行了流转,转包土地的种粮大户在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后,亩产可以提高到1100斤以上,并且一年可以种两季。其实,土地只是一种具有典型性的资源,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中西部其他很多资源都可以在人均拥有量上得到提高。

中国最漂亮的地方可能就是西部,资源最丰富的也是西部,在地理缺乏优势的情况下不需要发展那么多工业,除非是服务于当地需求的工业。否则,如果把环境破坏了,今后将错失发展旅游业的机遇。在地理等条件受限的条件下盲目发展工业,很可能招来的就是污染企业。有一次,我到河南给政府官员讲课,当地政府官员说,您讲得太对了,我们这些地方没有地理优势,也没有技术优势,上级又考核我们招商引资,我们只好招来污染企业。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工不富”,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对的,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基本上都要经过工业化的过程。但是,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而言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因为不同的地区可以有经济上的分工,有些地区可以专业地发展农业、旅游业和资源产业,同样可以致富。

总的来说,中国人口肯定还是向沿海和区域性大城市集中,包括内地的一些大城市,比如重庆、武汉。中国的中西部是片地域广阔、差异巨大的地区,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主要的承接地是中部,特别是长江黄金水道经过的省份。长江中下游运能很强,可以实现江海联运,外向型的制造业迁到长江中下游后,贸易成本增加并不多,所以安徽、湖北很大可能会成为制造业新的聚集地。

对于更为广阔的内地区域,除了少数大都市圈周围,完全可以像美国中部那样进行发展。以土地为主要投入品的农业,以矿产为主要投入品的自然资源产业,以及以文化和风光为投入品的旅游产业,这三大产业核心投入品在物理意义上都是不能动的,内地就有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发展这些产业过程中人口也会逐渐减少,人均收入就会得到提高。而从区域发展政策角度来讲,帮助中国内地发展,未来有两个措施:一个措施是在内地建设公路、铁路,把有竞争力的产品运送出来;另一个措施是因地制宜地建设小型机场,把需要旅游的人运进去。

绝大多数产品要靠海运,但是也有例外。一个是芯片——芯片体积小、附加值高,所以可以在内地生产,用航空运输。另一个例外是软件——可以用网络运输,所以也可以在内地进行研发和生产。为大企业提供线上客服的呼叫中心只需要接打电话,更可以往内地迁移。还有近年兴起的大数据产业,放服务器既占地方又耗电,也不一定要放在沿海地区。像这样一些产业不一定要布局在地价贵的大城市,这就是市场经济,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我有位朋友开软件公司,在上海的一个办公室负责接项目,项目谈完后在其他二三线城市进行生产。

中西部的城市还可以发展一些服务于内需且有本地优势的产业。不同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差别非常大。例如,汽车产业是规模经济效应非常强的,全国并不需要那么多汽车厂。即使在中西部布局几家汽车厂,也只需要布局在少数大城市周围就可以了。相比之下,食品饮料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就弱多了,将这些行业布局一些在中西部省份,产品主要满足周边地区的需求,可能会比在沿海地区生产再长途运输到中西部更节省成本。

适于中西部发展的产业还有很多。比如说,在新疆和宁夏都有一些以当地地貌和人文环境为条件的影视城。再比如,中国内地可能会产生几个航空枢纽,成为国际、国内航班转到中西部其他城市的中转站,武汉和郑州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亚特兰大,这是它们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中国有很多内地城市有非常好的大学,这些大学完全可以与当地产业发展的需要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竞争力。

上面这些如果总结成政策含义,也相应地可分为城市、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

第一,在城市层面要强调规模经济,要尽量减少三个M的成本,最大化城市发展带来的收益。

第二,在地区之间要着眼于生活标准的均等化,而不是经济规模的均等化,不是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均匀分布。不同的地区之间要减少交通成本,兴建基础设施,增加互联互通,促进市场整合。当然,不是说财政转移就不要做了。对于人口流出省,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公共服务的供给,因为公共服务本身也是有规模经济的,如果人口流出,那么,就会影响到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时,就需要通过财政转移帮人口流出地区发展教育和医疗。换句话说,不要通过财政转移去搞当地缺乏比较优势的工业,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最后可能造成的都是资源浪费。与其如此,不如将钱投在人力资本上,在短期内,这可以有助于提高人口流出地的生活质量,从长期来看,教育和健康都可以跟人走,可以在劳动力流动中最大化教育和医疗的投资回报。

第三就是国家政策,可以总结为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以国际贸易代替劳动力流动。在低技能劳动力不能跨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借助于国际贸易,发挥劳动资源的比较优势,仍然可以致富。第二句话是,由于发达国家只要高技能者不要低技能者,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就要对高技能者的流出设置障碍,或者对高技能者的回流提供额外支持。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关键词

城市化 集聚 行政配置资源 效率损失

每一次我给一个新的班级上中国经济课,我都会在第一节课的开始问我的学生,你同意一个国家的政策追求下面三个目标吗?你怎么理解这三个目标?

第一,国家的统一。

第二,经济效率的提高。

第三,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

于是,学生们会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前两个问题,比较容易取得绝大多数学生的同意。大家会从政治统一、国内的市场统一(自由贸易)、财政统一等角度理解大国统一的重要性。有一些学生会提到货币统一的重要性,它可以使地区间的贸易成本下降,也可以使一个大国的货币有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经济效率也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争议的目标。因为经济效率的含义就是用最节约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用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的效益,避免浪费资源。22只有不断地提高效率,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当然,也有少数学生不理解经济效率的重要性,每碰到这样的情况,我总是提醒他们,当今的世界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其他国家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长期不重视效率,那么,这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会恶化,就可能出现产业、资本、人才的外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会受到危害。

但是,对第三个目标,学生们的疑惑就比较普遍。于是,我会具体地问,如果政府动用行政手段来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资源和产业转移,同时,当人口向大城市流动时,采取政策来限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你赞同这样的做法吗?结果是,我的学生基本上会分成两个阵营,一半说赞同,一半说反对。

这样的实验做了多次,每次的结果都差不多,大概可以代表一般人(至少是知识精英)对于统一、效率和平衡三件事的态度。最后,我会对我的学生们说,如果你们同时赞同这三个目标,将平衡的目标理解为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均匀分布,并且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的话,那么,我得告诉你,这三个目标同时实现是不可能的。我把这种内在的冲突称为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而如果要破解这个“不可能三角”,就必须改变“平衡”的定义,将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转变为人均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而这种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恰恰是可以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不需要大规模地采取行政控制的手段来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政府一定要追求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那么,就可能会失去经济效率,也可能会失去市场统一,因为每一个地方政府考虑的都是怎么做大自己,在本地缺乏竞争力的时候,它就会分割市场,保护本地的企业。最终,人均意义上的“平衡”便不会实现,因为促使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化的最重要机制——人口流动——会遇到障碍。

放到中国的具体实践里,我这里提的问题,本质上已经在谈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了,只不过,我把这对关系放到了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里去。





1.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城市化“立法”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城市化的问题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联合在一起考虑。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争论的主要不是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问题,而是在哪里城市化的问题。要不要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要不要让中西部的农民在家乡附近就地城市化?

2014—2015年,中国连续公布了一些有关城市化的政策,在2014—2020年的城镇化规划方案中,明确地表明了政府对于未来的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但是,如果仔细钻研这个规划,会发觉它的一些表述上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它强调继续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继续发挥核心大城市和都市圈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而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政策上,它又说仍然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在土地政策上,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政策是,未来除了居住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5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基本上不再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了,也就是说,城市规模的扩张在未来要受到很大的局限;而与此同时,它在讲到土地政策的时候,又表示未来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要和劳动力的流入地一致起来,但是从趋势上说,劳动力流入方向恰恰就是大城市。

为了回答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问题,有必要回到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和城市体系的形成应遵循什么法则。我把这叫做为城市化“立法”,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因素到底决定什么,政府可以干什么,起到什么角色。

城市化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民进城务工的问题,而发展什么样的城市,本质上是不同的居民或企业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如何选择居住或生产地点的问题。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所有的理性决策都是在一个行为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之间进行权衡,尽管城市化过程可能会带来诸如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等成本,但是也会带来收益。

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效率会更高,生产率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正如前面所说,城市规模的扩张可以通过分享、匹配和学习三个方面的效应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并转化为劳动力自己收入的增加。在大城市收入会高一点,消费品的多样性会多一点,生活更丰富。比如说在上海可以方便地看各种展览,还可以欣赏音乐会和歌剧,但到了一个小城市可能要看一场文艺电影都很困难。

在大城市生活或生产的代价也是存在的,对大城市居民来说,毕竟要长途上班,还有拥挤、污染加上心理压力这些问题,而在小城市这方面的问题就相对较少。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对“城市病”要分两方面来看,它既是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它本身就是一个实现地区间生活质量平衡的机制。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在一个大城市收入高,又没有相对于小城市更为严重的高房价和交通拥堵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不是“均衡”。因为在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之间和城市之间是没有“国界”这样的人口流动屏障的——当前在中国实际存在的人口流动障碍也迟早会消除。这样一来,高收入、好的公共服务,伴随着相对严重的“城市病”和高房价,其实恰恰是地区间生活质量平衡的表现。不过,我还要强调一下,这里说的“城市病”在一个国家内部成为生活质量平衡的机制,是指横向的比较。在本书的下篇中,我们还会说到,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并不一定伴随更为严重的“城市病”,“城市病”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手段来解决。

所以,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是到大城市去还是离开大城市,其实是每个劳动力、每个企业自己权衡的结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一些企业在不断地往大城市集聚,也会看到一些企业觉得在大城市的收益不够大或者成本过高而选择离开。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应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而劳动力本身就是市场配置的最为重要的资源。所以,生产要素的市场要能够做对价格,比如利润和工资是否能够真正反映企业或者劳动力在城市的生产率,资本的价格、土地的价格是不是真的反映资源的供求关系。如果劳动生产率能够反映在地价、房价上,那么通过竞争城市的稀缺资源,地价和房价本身就成为低效率企业和劳动力进入大城市的障碍,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但是市场的力量也不能完全有效地解决城市发展和城市空间分布的问题,有时候会出现市场失败。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机制之下最重要的市场失败就是“外部性”。如果你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好处,但是没有增加你的收入,这叫做“正外部性”,比如教授免费开讲座,传授知识给社会公众,或者高技能劳动力在一起相互影响、学习,并且受益者都没有为此付费。而反过来,如果你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是你却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称为“负外部性”。比如一个人去买车的时候只是考虑车本身的价格和使用车的花费,但是不会考虑当使用车的时候可能增加了城市的拥堵——拥堵的增加就给别人带来了负外部性。另外,当存在正、负外部性的时候,市场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有效的城市边界。

政府可以从提高正外部性和减少负外部性两个方面弥补市场缺陷。如果一个城市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放大正外部性,会引导城市进一步向有效的更大规模城市发展;如果一个城市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政府的管理措施减少负外部性,也可以使这个城市更加有效地运转。随着人类技术进步,能盖的楼越来越高,交通基础设施也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改善——原来的主要代步工具马车,逐渐发展为汽车和地铁,新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可以缓解拥堵。管理的改善在“城市病”的治理当中显得更为重要,例如犯罪的治理,如果在街上安装摄像头,犯罪率就会有显著下降。如此,政府通过技术和管理去增加正外部性、减少负外部性,那么,相对于无政府状态下市场力量决定的城市规模,政府的干预是会增加城市人口规模的。相反,并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支持政府直接去采取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而且,更没有理论能够支持将一个城市的工作人口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需要的,一类是城市不需要的。

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决定了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同时,城市体系的分布决定了有多少人口集中在大城市,又有多少人口生活在中小城镇。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集中在少数地区,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会出现不平衡的现象。以此为依据,可以推出统一、效率、平衡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由市场主导、兼具政府干预的城市体系,一定在统一、效率、平衡之间存在某种冲突。(请注意,我再次强调,这里说的“平衡”确切地讲是经济活动和人口的均匀分布。)这就是我所说的在大国发展里存在的“不可能三角”。具体而言,一个国家如果是统一的,就要通过统一市场来实现大国本身具备的规模优势。统一的大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生产要素市场的统一,生产要素的地区间流动方向是由市场的价格机制决定的。比如说,在美国,法律规定不允许有任何个人和机构进行市场分割。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里面,都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劳动力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在欧盟推行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和跨国界资本流动无障碍是重要的制度推进。但反观中国,现在仍存在很多市场分割的现象和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因素。在法律上,1975年的宪法将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删除了。未来,一个统一的国家一定需要实现劳动力的自由迁徙,以及消除资本跨地区流动的障碍,这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它带来的好处就是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但是在这样的结果之下,就会出现经济集聚和人口、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匀的现象。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讲,为了统一和效率,就会牺牲掉资源的均匀分布这个意义上的平衡。那么,出路在哪儿呢?要在这三者之间达到兼顾,只能是从追求资源空间分布均匀这种意义上的“平衡”转向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对此,上文已经说明了。





2.世界不是平的


世界是平的吗?不是。

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国家,人口和经济都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现象。彩图6是美国经济的空间分布图,图上的红色地区占据了美国GDP的50%,可以发现红色区域很小,说明美国的经济高度集聚在东海岸、西海岸和南部个别地方,而蓝色表示的大面积区域,加起来才占有美国GDP的50%。前文我说明过,美国每个州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和它在美国总人口里所占的份额基本是一致的,这表明各个州的人均GDP相差不大。美国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教授(William D.Nordhaus)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刻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济地图。彩图7是美国的经济地图,图上的锥体代表这个地方单位土地面积所产生的GDP,锥体越高意味着单位面积产出的GDP水平越高,可以看见,美国不同地区的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出差异非常巨大。

美国经济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的现象并不是独特的。我们来看日本的空间经济地图(彩图8),可以看到,日本的GDP集中分布在三个地方。这三大都市圈已经集中了日本50%以上的人口,其中,东京都人口1200万,占日本人口的十分之一;东京圈的人口是3600万,全日本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这个狭小的地方,而东京圈的面积仅仅相当于上海加上苏州,仅占全日本国土面积的3.5%。彩图8也展现了英国和法国的集聚情况,英国的经济活动也是高度集中;法国经济就像一座埃菲尔铁塔,高度集中在巴黎附近。

由于前面观察的都是发达国家,彩图9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发现经济的集聚规律还是没有改变,在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经济都是高度集中在少数地方。金砖国家之一的俄罗斯也呈现这样的规律。有些人可能会问,中国面积大,有必要把经济集中在少数地区吗?俄罗斯是最地广人稀的国家,经济同样是高度集聚的。澳大利亚也是一样,虽然它国土面积很大,但总人口和上海差不多,而它的经济活动也仍是高度集中于几个城市(参见彩图10)。这些图说明,经济集聚是有内在规律的。

略显不同的是德国,彩图11是德国经济活动的分布,可以发现德国经济的发展相对是比较分散的。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应该向德国学习,可欧洲朋友并不这么看。有一次,我刚给一位德国朋友看这张图,他就提醒我,德国不是中国学习的对象。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962—1806),帝国由超过300个独立的邦国组成;德国一直到1871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又分裂成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直到1990年才重新统一。也就是说,德国是一个统一历史还非常短的国家。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初,民主德国的人均收入不到联邦德国的二分之一,而统一以来的20多年间,民主德国人口虽然不断流向联邦德国,但前者的人均收入已经提高到了后者的77%(2009年的数据),这基本上就已经是“平衡发展”了。也就是说,放在全世界的视野里,德国今天经济、人口的分布,仍然受到长期分裂的历史的影响,因此德国不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与此同时,在统一之后,德国又一次呈现出“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过程,这不过是空间经济规律的又一次重现,它并不是特例。

我们再来看中国。彩图12是中国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图,西部一大片是蓝色的,而东部呈现红色,表面看上去是很集聚的。但是,中国有一条线称为爱辉——腾冲线(又称胡焕庸线,图中红色斜线),这条线自1935年被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以来,线两边的人口分布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2000年的资料统计显示,东南侧的红色区域以43%的国土面积集中了93%的人口和95%的GDP,这表明如果只是把中国的问题看成爱辉——腾冲线的左边和右边的问题,那么,这两边的人口和GDP的分布大体是一致的。因此,在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时,更应该关注的是爱辉——腾冲线右边的内部,这里居住着93%的中国人口,这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正因此,我虽然完全同意在全国范围内需要考虑西部和边陲的发展,因为这是政治和国防的问题,但政治和国防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没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前文的图2—5,可以看到,上海、北京、广东等地在GDP中所占的份额远远超过人口份额,与此同时,在河南,表示GDP份额的柱子很低,但是人口规模接近1亿。这种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不一致的情况才是中国地区间人均GDP差距巨大的原因。那么,中国是GDP太集聚了吗?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多次了,答案是“不”。如果比较美国,其州之间的GDP份额差距要远远大于中国(参见前文图2—4)。因此,如果按照人往高处走的规律,未来像河南这样的中部地区,人口还将继续向东南地区的都市圈迁移,相比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集聚过程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3.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向与人口流向相悖


虽然中国的人口集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政策导向进一步加剧了统一、效率、平衡之间的冲突。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高度全球化了,在此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就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制造业在全球的分布需要考虑在哪里投资是最具有生产效率的,国际投资者考虑的是如何节省成本,从而达到最有效的产出。中国是一个东部单面临海的国家,沿海地区因为有港口,相比于铁路更为节省运输成本,从而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首选区域,这体现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而中国沿海的海岸线相对于国土面积并不长,到了渤海湾,除了大连之外,其他港口附近的海域在冬天还要结冰。因此,与国际上其他地区相比,在参与国际贸易和制造业分工体系上,在海运成本方面有竞争力的就是长三角、珠三角及其腹地,这一地带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收入,从而决定了被市场力量驱使的劳动力流动方向,体现了市场效率原则。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在人没有充分流动起来的背景下,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向中西部配置。在追求“平衡”的过程中,人们严重混淆了规模的平衡(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和人均的平衡两个概念,认为只有把经济资源往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流出地移动,才能实现平衡发展。但根据“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理和国际经验,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人口向少数地方集中才能够最终带来人均意义上的平衡。通过政府力量干预资源流向,追求的是规模上的平衡,这样做的结果恰恰与目标南辕北辙。

图3—1 2000年人口普查中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



过去10多年当中,市场力量引导人往高处走,高处是指东部、大城市,也包括中西部的区域性大城市(请参见图3—1和图3—2所示的迁移人口分布);而政府干预则引导资源向低处走,低处则为中西部、中小城镇。换句话说,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在配置资源的方向上是相反的。任何大国都需要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在这里,我并不是反对为欠发达地区提供财政补贴,我要讨论的是,在政府进行财政转移的时候,应当考虑转移的数量、地点和结构,如果违反市场经济的规律,盲目追求人口和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那么,一系列低效率的后果就必然会出现。

图3—2 2010年人口普查中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



中央在向中西部进行资源倾斜的过程中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建设用地指标倾向于更多供给中西部,与此同时财政转移支付和企业补贴等资金也向中西部倾斜。这两种资源倾斜给中西部带去了大量投资,劳动力似乎在家门口就可以找到工作,而无须到沿海地区工作了。引用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八字描述,就是“总量过剩、局部短缺”。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有流动障碍。如果流动自由,过剩的劳动力就可以到存在劳动力短缺的地区工作。今天中国的情况是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不断上涨,但中西部则抱怨农民进城找不到好工作。

图3—3 中西部省份土地供给占比变化趋势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图3—3反映的是中国中西部省份土地供应占比的变化趋势,2003年以后,国家开始把建设用地指标作为支持中西部发展本地工业的政策,所以整个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在全国所占比重处于上升趋势。2011年时,中西部省份的GDP大约占全国的40%,但其新增土地供应的份额却有50%。似乎巧合的是,正如前面的图1—2显示,2011年中西部省份的城投债份额也在50%左右,如果读者知道地方的城投债不少是用土地作为抵押的,这种“巧合”就不难理解了。由于中西部省份土地供应多,但需求有限,没有足够的企业落户,供给严重大于需求,所以中西部很多工业园可以实现零地价,圈好了地却没有足够的企业入驻。而沿海地区地价不断上涨,土地需求仍大于土地供给,于是出现有些地方把山头削掉造地,或者通过填河填海的方式增加农业用地,然后再在城市近郊增加建设用地。

给中西部一些帮助本身并不是错的,关键是给什么、给多少和用来干什么。如果大量的资源用来建设零散布局的工业园和新城,而且每个地方都超标建设,却没有足够的企业和人口进入,那么,在短期里,投资的拉动虽表面上促进了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长,但如果这些投资的效率低下,最终将是不可持续的,反而会给中西部政府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因为这些用于工业园和新城的建设用地指标和专项转移支付同时伴随着大量的地方政府负债。





4.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


前面我说过这样的道理,如果要在一个大国内部同时实现统一、效率和资源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这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违背市场规律,追求经济资源的空间均匀分布,一定会带来效率恶化。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强调,我指的“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违背市场规律”是指那些违背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生产性投资,而不包括必要的用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那些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改变生产性投资空间分布的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图3—4 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效率的不断提升。如果仅仅是由投入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而没有效率提高的话,这样的增长是没有竞争力的,从而也难以持续。因此,我们应该看看企业的效率是怎么变化的。图3—4是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的全国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TFP的含义是在经济增长当中不能由投入品数量增长解释的部分,这就被认为是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经济增长。我们先计算了每一家企业的TFP增长,再计算全国的平均增长率。请看,2003年之前,TFP的增长率是越来越快,但2003年以后,这个增长率是下滑的,这个拐点和政府大量把资源往中西部配置的时间拐点是吻合的。23

我特别需要作出四点说明:第一,在作这项研究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截至2007年,但是,2008年之后,中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动用更多投资拉动来应对经济危机,而经济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到7%的水平,投入产出效率更加恶化了,因此,这不会影响我的结论。第二,TFP指标往往是顺周期的,在经济增长速度快的时候,企业产能利用率高,因此,TFP往往会较高。但是请读者注意,2003—2007年这些年,恰恰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而TFP的增长速度却出现了下降,这更加说明,经济增长的效率出现了恶化。2015年下半年,“供给侧改革”这个词突然火了起来,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供给侧出了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早在2003年前后就开始了,只是在2003—2007年这段时间,低效率的问题被高增长掩盖了。第三,有人可能会说,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外部性,因此,短期内看不出回报是正常的。请注意,我这里看的仅仅是企业生产的TFP,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正外部性关系不大。如果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正外部性,那么,也只会提高企业的TFP,让仅仅由企业自身因素决定的TFP被高估,这样,2003年之后企业因素导致的TFP增长下滑实际上更严重。第四,就算是看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有研究发现近些年来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的下降非常明显,尤其是在中西部。24如果读者到中西部省份一些工业园和新城去看看,将会遇到我调研时的所见所闻,看看那些征好了地,却没有企业的工业园,看看工业园里宽阔的马路,再想想全国新城规划人口34个亿的数字,你就知道,正外部性只是个正确却不真实的逻辑,它在局部可能是存在的,但从全国情况来看,投资过多、过于分散带来的效率低下已经明显超过可能存在的正外部性了。说得通俗点,对于有些工业园和新城,你不要期待过些年会产生回报,它永远都不会有回报了。

图3—5 中国企业之间TFP标准差的变化趋势



不仅企业平均的TFP出现了恶化,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也出现了恶化。举例来说,如果有A、B两家企业,A比B的效率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下,由于A的效率高,A的规模会长大,B的规模会缩小,一直到这两个企业的效率一样为止。随着时间推移,企业之间的效率差距缩小表明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图3—5计算了中国企业之间的TFP差异(用标准差表示),在2001年以前,TFP标准差总体上是下降的,但是在2003年以后,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上升过程,这反映了中国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

再来看看区域之间的差异吧(图3—6)。我们把企业分成东部、中部、西部三组,于是得到TFP标准差的三条线。这三条线中位置最低的是东部,表明东部企业之间效率差别最小,东部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最强,然后依次是中部和西部。有趣的是,在2003年前,三条线几乎是平行下降的,表明三大地区在同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而在2003年之后,三大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配置效率的恶化。从拐点来看,东部在2003年以后配置效率恶化的程度较小;而看中部,明显的拐点出现了,西部的拐点更为明显。图3—5和图3—6中2003年前后的拐点与前面说的政府政策在2003年的拐点是一致的。

图3—6 中国东、中、西部内部企业TFP差异程度(标准差)



政府将建设用地指标进行区域间均匀分配也导致了中西部土地未能得到有效利用。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多次讲中国出现了“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问题,但很少有人把这个问题分区域地来看,其实,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主要是中西部的问题。表3—1是我在几年前一篇论文中计算的1990—2006年非农业人口增长与土地面积扩张的平均速度,正好已经跨过了2003年的政策拐点。在表中,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表示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而城市建成区扩张速度度量的是城市土地面积增长速度,由此可以看到,地的城市化的确明显快于人的城市化。当把中国城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组的时候,可以发现,东部这两个指标很接近,但是到了中西部,两个速度的差异就扩大了。尤其是西部,城区扩张速度几乎是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的3倍。当中西部省份把大量的地用于建设工业园和新城的时候,如果没有同步地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那么,结果就是大量的土地闲置或者低效率利用现象。25

表3—1 非农业人口增长和城市土地面积扩张(1990—2006)



当中西部使用大量的土地建工业园,而东部的发展却同时受到严格的土地供应限制,当大量人口流入而用地又受到控制的时候,结果一定是地价和房价的上涨。一般来说,一个地方工资越高,房价就越高,工资和房价呈正相关关系。房价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房价主要是由需求推动的,那么,房价反映收入,这样的高房价并不见得是坏事。如果房价上涨是因为土地和住房供给受到了限制,那么,当人口持续流入的时候,房价就会上升很快,甚至快于工资的上升。2003年之后,东部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房价快于工资上涨的情况,一方面人往高处走,不断地流入;而另一方面,在土地供给上,东部城市的土地供应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外来人口在东部城市会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同时随着地方政府在中西部投资的增加,中西部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一部分原本想流动起来的劳动力就会选择留在本地工作,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出现劳动力短缺,需要通过涨工资来招到劳动力,最终导致东部地区工资上涨。这种由土地供给管制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工资偏离了劳动生产率,因此会危害中国东部地区的竞争力,相当于我们自己主动提前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26

很多人会认为,这样的区域发展政策是在帮中西部,可是如果想深一点儿,当沿海地区出现工资、房价同步上涨的时候,中西部的发展其实并不乐观。举例来说,浙江生产成本上升,会出现大量企业关门退出的现象,原来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向东南亚国家迁移,而能在沿海地区继续生产的企业生产效率一定更高,可以忍受高成本。所以迁移的更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中西部企业由于地理劣势,参与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太高,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没有转移到中西部,而是直接转移到东南亚。近年来,这种产业外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此,只要在出国的时候留意一下国外出售的服装和玩具产自哪儿就知道了。而转移到中西部的企业不少是国有企业、资源型企业和污染型企业,尽管口头上说中西部不走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老路,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愿意以环境换取GDP的发展,所以现在大量的污染企业在往中国中西部迁移,造成中西部的污染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河流是从西往东流的,这意味着若把污染企业往中西部迁,污染从上游往下游流,还会加重河流的污染问题。此外,更让人担心的是,在政府行政干预的作用之下,中西部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新一轮与东部的趋同。有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的地理集中和行业专业化在2005年前后均由上升转为下降,致使省际产业同构现象加剧。27在一个大国里,原本各个地区应该分工明确,互相协作,而实际的情况是,各地区的产业同构趋势正在与区域间分工协作背道而驰。

上述种种分析均表明,如果违反经济规律,运用行政力量帮助欠发达地方发展,其结果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加大在中西部的投资加快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实际上,这些经济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当地的比较优势相违背的,而且过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建设也伴随着地方政府负债,从长期来看,这只会造成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负担。而从全国范围来看,通过限制东部土地供应鼓励企业到中西部投资,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率出现明显的恶化。





第四章 警惕“扭曲之手”


关键词

户籍制度 土地制度 劳动力短缺 产业政策 资本深化

2012年夏天,我在西部某省调研。数据显示,2011年,这个省绝大多数的县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超过50%,有5个县(区)的投资增速超过100%。各个地方为了争取项目,纷纷采取零地价和税收优惠的政策,甚至有地方采取配赠商业地产开发权的手段;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盲目引进各种项目,而对于环境等长期发展目标则较为轻视。

接受访谈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普遍反映,地方发展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乱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特别是层层向下的GDP增长排位赛。我调研的这个省,对下属市、区、县设置了几十项经济发展指标,每月均进行排名。在当前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下,一任政府官员的任期不长——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在当地任职的时间平均为3—4年——政府官员的目标非常容易短期化,而长期目标则容易被忽视。在GDP增长排位赛下,地方政府官员纷纷采取“大干快上”的工作方式,可能对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个地方越是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GDP排位赛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

那么,地方经济发展里出现的投资冲动,完全是地方政府的自发行为吗?恐怕不是,地方政府只是对上一级政府设定的激励机制作出反应。对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时存在的各种扭曲,读者可能会说,既然要支持中西部的发展,出现一些扭曲也无所谓,因为这是要让不同地方公平地获得发展机会。公平的发展机会并不是给欠发达地区加大投资那么简单,我们要多想想,在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这件事上,有没有更好的做法。那么,究竟怎样才是区域发展的公平原则呢?政府到底该干什么呢?让我从一次与律师朋友的谈话说起。

有一次见到一位律师朋友,谈话当中提到高铁的发展。律师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几年前他曾经有一个冲动,要和铁道部打一场官司,目的就是要问铁道部,为什么高铁的线路往往是在大城市设站点,不通高铁的小城市怎么办?他要代表不通高铁的小城市索要赔偿。铁道部一定会争辩,把大城市作为高铁的站点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律师朋友说,他的问题是,高铁建设动用的是公共财政资源,公共财政资源应该是全民共享的,那么,如果高铁建设是以串起大城市来规划的,那么,没有高铁经过的小城市就应该获得经济上的补偿。

仔细想来,律师的话似乎是有点儿道理的,那么问题的解在哪里呢?显然,让高铁经过全国的每一个城市,甚至每一个县、每一个村,肯定会形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这并不是最优的结果。我对律师朋友说,这个问题是有解的,这个解就是,在高铁主要连接大城市这一看似“不公平”的结果的同时,保证其他两个“公平性”条件:第一,允许人口自由流动,这样,其他地区的人口如果想获得高铁的效益,可以自由迁徙到有高铁的地方;第二,财政转移支付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没有直接享受到高铁的好处,那么,就应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让它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





1.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关于高铁的这段简短对话隐含着一个十分基础的“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在公共投资和公共财政方面如果既要效率又要公平,从而获得一个全国人民一致赞同的方案,那么就必须实施一个政策组合,其中有三个构件:第一是公共投资的效率原则,第二是人口的自由流动,第三是向没有享受公共投资好处的地方进行适度的财政转移。

也许有人会质疑,人口自由流动会给大城市带来巨大的社会负担,这样考虑,是不是可以仅仅用财政转移支付来保证区域发展的公平性?这真是一个好问题。

首先,我们来谈谈财政转移支付。很多人都认为,财政转移支付就是把公共财政投向欠发达地区,支持当地的发展。问题是,什么叫支持当地的发展?是把公共财政投向欠发达地区直接建开发区办厂,还是把钱投向欠发达地区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直接把钱投向生产性的项目就必须最终接受市场竞争的考验,如果经济欠发达地区恰恰是在地形比较复杂、远离大的城市中心和交通干线的地方,那么很有可能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过高,从而大规模的生产性投资缺乏市场竞争力。对此,看看全国遍地开花的开发区,看看政府砸了多少钱,换来多少产出就知道了。偏离当地比较优势的投资不仅不会有效地帮助欠发达地区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可能使这些地方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对此,前文已强调多次。同时,如前所述,在缺乏发展工业比较优势的地方,硬要搞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官员也苦不堪言,结果招来的往往还是东部不要的污染和高能耗产业。

恰恰是因为生产性的转移支付都是要经过市场检验的,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仍然是人口的自由迁移。在欧盟内部,人口自由迁移是得到制度保障的。在美国,人口迁移更加自由,因为没有类似于欧洲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不关注那些欠发达地区没有流出的人口了。在一份美国2050年的区域规划当中,我特别注意到,欠发达地区大多都是远离大的人口集聚中心的地区,从而远离了市场机会。要帮助那些欠发达地区,关键措施是帮助他们融入大的都市区和全球市场,去出售那些他们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这份报告特别强调了互联网和宽带通讯给欠发达地区带来的新机会。当然,中国和美国发展阶段不一样,对于中国的欠发达地区,急需的未必是互联网和宽带通讯,道路和机场的建设更为重要,因为要把当地“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的货物和资源运出来,同时,能把去旅游的人运进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政府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而不是取代市场的功能。因此在其他国家,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公共事业,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事业,从而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提高生活质量。同时,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和医疗投资不同,生产性投资一旦形成固定投入,在物理意义上是很难移动的,如果最终的产品不具有市场竞争力,就会成为鸡肋;相反,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却是可以随着人的迁移而流动的。就像中国古话说,“人往高处走”,人向更加有利于提高自己收入和找到更好工作机会的地方迁移,这个过程就是在最大化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

在一个大国内部,人口的自由流动不仅是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能够充分平等地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条件。恰恰因为这一点,几乎所有国家都把人口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写进宪法。以此为目标,任何短期内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都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应急方案,而不是终极目标。

我完全明白,如果不采取适当的节奏,而是一夜之间立即放开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在短期内可能带来难以承受的社会矛盾。但是,这并不代表着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是合理的长期政策,更不意味着当前一些特大城市通过加强公共服务的歧视和所谓“社区整治”驱赶外来人口的做法是正确的。

今天中国很多问题的讨论都涉及公共政策,然而很遗憾的是,在这些讨论当中,国民却缺乏一种对于公共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的认识——公正性。何为公正性呢?美国的政治学家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当中提出,一个问题中所涉及的所有各方,都应该被放在同一个标杆之后,在那儿没有角色之分,也没有社会差异,这样的原则被称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更通俗地说,其实这就是国际版的“换位思考”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意味着在公共政策的讨论当中,每一个公民所持的观点应该与自己的社会身份无关。再换句话说,公民所持的观点不应该跟自己是否在当前处于既得利益的位置有关。一个公正的公共政策,应该达到这样的状态:不管是这个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还是受损者,如果把他们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这个政策仍然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对于那些在既有政策下得益的人群来说,应该具有这样的意识:如果你在当前的制度下是得益者,从而反对改革的话,那么,也许哪一天当你成为另一个政策讨论当中的弱者时,这个社会就无法保护你了。

如果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来看今天的一些政策,很多政策都“不过关”。比如说,大城市欢迎外来人口来打工,但是,孩子和老人不要来,这是城市的负担。反过来想想,如果你自己是个打工者,你愿意自己在城里打工,把孩子和老人留在老家吗?当今中国的城市人往上数三代,大多都是从农村进城的,你愿意在自己的父亲进城打工的时候,自己成为留守儿童吗?

除了对于最基本的人性的尊重之外,我时常觉得,当前中国对很多公共政策的思考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公共政策原则就是,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公民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当中不会因为他特殊的身份而受到歧视,这关系到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再过10年,中国就可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发达是物质层面的,价值观才是文明层面的。我们应该经常问问自己,我们的很多政策取向是否跟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应该具备的价值观相符?我们是否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接受一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面向未来,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如果要获得国际社会的尊敬,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原则。如果不能平等对待自己的国民,那么,当中国强大起来以后,怎样让别的国家相信,我们可以平等地对待其他的国家?希望在我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亲爱的读者们不要认为我把话扯得太远了。

好的,我们再扯回来。我估计一部分来自东部地区的读者还是会觉得我讲的东西和他们无关。其实不然,如果我讲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平三原则不同时得到贯彻,那么,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欠发达地区当然就会不顾当地比较优势而加大投资,因为他们也要为本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如我前面所说,偏离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带来的是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在现有体制下,如果地方政府欠了债却还不起,最终,还是要全体人民一起还的,不是税收,就是通胀。这个道理我在第一章里就讲过了。

你可能会说,如果地方政府欠债不还,那就让它破产,不就行了?地方政府破产带来的社会动荡且放在一边不说,即使在若干年之后能够允许地方政府破产,那也必须同时允许当地居民能够自由地迁徙到其他地方,选择更好的生活,这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必须要做到的。如果地方政府可以破产,当地居民又不能自由流动出去,那么,这个地方就成了“孤岛”,而不是统一国家的一部分了。

说完了大的原则性问题,让我们再回到现实中来,谈谈自己身边的事。





2.何不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


从经济增长的趋势来看,美国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Dwight H.Perkins)和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教授(Thomas G.Rawski)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结束,劳动力供给增长将放缓,而人口的老龄化也会带来国内储蓄率的下降,这将使得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时期。28但是,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也同时蕴含着巨大的机遇。长期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通常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教育,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劳动生产率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来源,那就是城市化和区域格局的调整,这是被很多中国经济研究者严重忽视的问题。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进入了工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将大大提高。但是,问题在于,是全国各地的城市采取同样的步伐来提高城市化水平,还是在生产效率更高的地方以更快的速度来推进城市化?从经济的长期增长来说,显然是后者。但是,中国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却对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形成了制约。当前的情况是,人口流入多的城市反而建设用地指标更紧张,大量中西部城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却是有用地指标而缺企业。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如果沿海地区缺建设用地指标,而中西部有的话,至少应该允许沿海到中西部买这个土地指标,在土地利用效率更高的地方发展工业,创造就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中西部也可借转让建设用地指标而分享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收益。除了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之外,进城农民如果在老家的宅基地出现闲置,也应允许他将老家的宅基地复耕,把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有偿转让给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城市。这样,总体来说,中西部更多地保留耕地,沿海更多地发展工业,中西部的大量劳动力再进一步向东部转移,并与户籍制度一起联动改革,让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在沿海转化为市民,实现用地指标和劳动力一起再配置。这样,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同时提升速度和效率。

随着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在沿海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资源配置效率将获得极大的提高,问题是,在此过程中,到底可以获得多大的增长空间?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研究了不同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和城市的区域布局,总结起来可以得到几个重要的结论。

首先,一个城市到沿海大港口的距离显著地影响了它的土地利用效率。我测量了中国一个城市到沿海三大港口——香港(以及邻近的深圳)、上海和天津——的距离,并用这三个距离中最短的一个代表城市的区位,土地利用效率用一个城市在它的建成区上平均每平方公里每年产出多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GDP来度量(图4—1)。我发现,沿海和中西部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差距是巨大的。以2006年为例,如果从大港口开始往中国中西部走,走到500公里的时候,相当于从上海走到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在这个范围内,土地利用效率下降50%。也就是说,与其在现有土地制度下,全中国都以同样的速度推进城市化,不如让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交易,这样,土地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接下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第二,随着时间推移,地理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开放的进程会提高大港口附近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比较优势,引起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中国在1994年以后大幅度推动经济开放的进程,到大港口的距离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大。事实上,我发现1990—1995年期间,到大港口距离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还没有很明显的变化,但是1995—2000年,特别是2000—2006年这段时间里,地理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和2003年之后,中国将大量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到土地利用效率较低的中西部省份不无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如果我们不在土地配置政策上作重大改变的话,中国在土地利用效率上的损失将越来越大。

图4—1 到大港口距离与土地利用效率(2006年)



第三,城市扩张对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要远远超过中西部。城市面积的扩大对于土地利用效率有正面和负面影响。一方面,在城市扩张过程中,新增城市面积肯定是郊区,从算术上来讲,把这部分包括进城市以后,平均土地利用效率就下降了。另一方面,根据经济理论,在城市面积扩张的过程中,还会有一个规模效应,会提高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我的研究证明,在距离大港口450公里范围内,是正向的规模经济效应占主导,超过450公里以后,规模经济效应就不明显了,一正一负两个效应里负效应占据主导。这就进一步说明,在未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让距离大港口450公里以内的城市面积扩张更快,而不是所有城市同步扩张,才更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平均利用效率。

第四,中国的经济活动的集聚趋势远远领先于人口和城市土地的集聚。我的研究计算了不同城市的规模差别,我发现,如果基于城市的GDP总量来计算中国不同城市的规模差距,这个规模差距很大,而且增加的速度也非常快。也就是说,大城市越来越大,小城市相对来说越来越小。有不少研究都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间规模差距偏小,中国经济集聚程度不够高,因此,经济的进一步集聚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如果用城市人口总量来看城市间规模差距,其差距水平要比经济规模的差距水平低很多,而且在1990—2006年期间,人口规模差距几乎没有变过。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发生集聚,而人口却没有同步地集聚,道理很简单,因为受到户籍的限制,人口没有充分自由地迁移。这样,城市间的人均GDP差距当然就很难缩小了。29

大家可能会说,要实现区域间平衡,除了人口要自由流动,当地区间差距非常大时,跨地区的财政转移是必要的。事实上,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让沿海城市购买中西部的建设用地指标实际上就是一个天然的财政转移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中西部自然地分享到了土地在沿海地区的增值收益。建设用地的指标甚至可以分解到人,让土地指标和人一起走,农民工在哪里就业和生活,就可以将建设用地指标带到哪里。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城市为了获得建设用地指标,还将展开相互竞争,这就提高了农民的谈判能力,有益于让他们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

不少人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换保障(户籍)”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夺。但这种反对声音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土地(或其使用权)作为农民最为重要的资产如果不能交易,那它本质上就不是一种资产。当前要反对的是借助政府行政力量对于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剥夺,而不是要反对借助市场机制使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得到符合其市场价值的补偿。农民在放弃土地的时候要满足自愿、有就业、有社会保障、土地(或建设用地指标)能够市场定价这几个基本的前提,让农民避免被剥夺。而以禁止市场交易的方式来保障农民,这是最为荒谬的逻辑,其结果恰恰是给不尊重土地产权的行政性剥夺找到了借口。

我建议所有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人们去听听农民怎么说。我曾经在重庆的一个贫困农村做调研,我问农民,如果有人说,不让土地交易和做抵押,是为了担心土地价值被低估,不利于保护农民,你们怎么看?其中一个农民当即反问,城里人可以用自己的房子来抵押贷款,为什么农民的土地不可以?我看,这个反问真的需要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人们认真回答一下。

还有一种荒谬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教训是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导致土地兼并,以及产生大量失地农民。这种看似深谙国情的观点完全不合时宜,中国早已不是农业经济,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10%,创造就业的主体已经是城市经济,而且,在规模更大、人均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失业率更低。这就难怪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务工的比例为67.4%。30在城市不断创造新的收入和就业的同时,农民对家乡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是转让,还是入股到农场和工厂,可以让其自由选择。这种“兼并”不是古代地主对农民土地的霸占,而是可以让农民分享规模经济的收益。

有人以为,很多农民已经不愿意进城了。也有调查显示,当前只有大约10%的农村居民愿意进城,并以此来说明城市化的动力已经基本上消失了。我常说,在公共政策讨论中,这是一种经常会犯的错误,那就是,用既有政策下的结果来反对改革。说得再具体一些,不要忘记,农村居民在回答进城意愿时面临的是当下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我的看法是,如果给定这个政策环境,还有10%的农村居民愿意进城,这恰恰说明,城市化的动力还很强啊!更不要说,这个10%的数据是动态可变的,等这10%的农民进了城,还会有下一个10%的人愿意进城。

更重要的是,对于农民进城,要更加注重青年一代的选择。即使给定当前的制度,统计局的调查仍然显示,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分别有67.2%和63.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31所以,政府可以做的是为有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创造条件,而不是以农民没有进城意愿作为借口放缓城市化。总会有人不愿意离开家乡,但公共政策要保证那些愿意离开家乡的人有能够离开的权利和选择权。也总有人愿意在农村离群索居,但要保证喜欢城市的人能够居有定所。只有当制度改了,才能真正知道有多少人想进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80%以上,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能够证明,与发达国家的人相比,中国的农民更加“恋土”。

有人可能会说,城市的房子那么贵,在城市里的农民并不具有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的能力,可是,如果他们的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成了一种资产,是不是就可以让他们在城市里拥有基本的住房了?就算这笔钱还不够,只要有了城市户籍,他们是不是就可以被城市的廉租房制度覆盖了?这个思想不解放,结果是什么?如果读者去看看中西部的农村就知道了,大量的农村住房已经“人去楼空”,而且有些房子还是新盖的,因为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人们仍然认为,他们最后不得不回到农村。以后,随着户籍和土地制度的变化,现在这些农村住房上的投资很多都是浪费。

最后,我还是要再次强调,通过“动人”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区域平衡是长久之道,并不是说“动钱”的事不要做。恰恰相反,在“蛋糕做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就更有能力来进行区域间和城乡间的财政转移,但未来的财政转移应该更多地用于城乡和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比如说提高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和医护人员的待遇,相应地减少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政府的财政负担,以促进区域和城乡间在生活质量上的平衡,实现“动人”和“动钱”的良性互动。





3.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2015年6月,我在朋友的鼓动下安装了一个手机应用软件,可以像预约出租车一样,预约上门家政服务。结果,周一开始预约却发现,直到周末的服务全都约满了。在中国,真的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吗?

而就在那之前几天,在一次官方和学界共同参与的人口论坛上,政府部门声称在过去一段时间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下,外来人口数量下降。其中,一段时间以来,地方政府通过更苛刻的控制,已经减少了两万左右外来人口孩子上学。





劳动力短缺了吗?


经常会看到一些图片和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农村现在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和“女性化”,也就是通常说的,农村大量留守的是老人和妇女。一些地方出现空心村的现象,甚至建好的楼也没有人居住。

城市出现招工难,农村出现空心村,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真的说明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吗?而统计局的数据又告诉我们,2014年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4%。那么,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我们不应该质疑统计局关于城市化率的统计。根据最新且最大规模的人口统计——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的城市化率是50%左右。按照一年1个百分点左右的城市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到2014年年底,城市化率在54%是可信的。这意味着,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城市化率刚刚过半。

对一个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国家,我们应该期待,未来还有大量的劳动力要从农村转向城市。那么,又如何去解释中国的农村大量存在的是老年人和女性?一些人口流出的省份甚至抱怨,当地出现了比人口流入省份更为严重的老龄化。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过程当中,举家迁移的比率只有20%左右。如果一个家庭要决定把哪一个成员送到城市去工作,在未能举家迁移的情况下,当然是年轻男性进城打工。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仍然有5000万的留守老人和1000多万的留守女性。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孩子的教育歧视,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中国正在出现大规模的家庭分居现象。而当前,城市的排外政策仍然在为这样的状况进一步“作贡献”。

那么,当前农村事实上已经出现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是否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农村将不再是城市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了呢?不是这样的。在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正在步入后工业化的阶段,服务业的产值刚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低于制造业,年龄偏大的劳动力或者女性仍然有在城市里从事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在发达国家,大量60多岁的人——包括女性——在餐馆里做服务员,或者在航空公司做乘务员,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我在日本乘出租车时,把要去的地址给司机看,司机先是戴上老花镜,然后又拿出个放大镜,这场面也真是让人“醉了”。





农村人口结构会随城市化模式相应调整


当前的城市化率刚刚过半,未来中国的严峻挑战是城市部门是否能够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服务业岗位,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使得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直至75%,甚至80%以上的水平。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劳动力总量的枯竭,而是未来城市是否具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那么,农业生产又怎么办呢?很多人担心,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生产会受到威胁,并且列举出农村现在就出现大量田地荒芜的情况。上文我们就曾提到过,在很多公共政策讨论中,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当下制度造成的结果来反对制度改革,这里我们讨论的就是一例。

农业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相应的土地面积,而不是人口数量。这一点,只要看看过去中国的粮食产量就知道,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另一方面,粮食产量却不断增长。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已经出现了机器替代劳动的现象,而这恰恰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农村大量田地荒芜的现象要区别对待,要区分出造成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制度阻碍了农业用地的流转,还是因为有些地方本来地形等自然条件就不好,即使允许流转,这些土地也没有人愿意经营?如果是土地制度制约了土地流转,那么,要改的是制度;如果是因为自然条件不好,出现土地荒芜,这就太正常了。无论是哪种情况,土地荒芜本身不是城市化的错。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大规模的农场将逐渐出现。要知道,当前中国农业的人均土地面积只有美国的四百分之一,欧盟的四十分之一。人均土地面积小,必然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难以提高。而为了让农业人口的收入不至于太低,政府必然对农产品的价格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未来农场面积可以不断扩大,那么,农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大规模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反而可能下降,政府需要给农业的补贴也可以相应减少,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国的粮食库存不断上升,同时,粮食进口也增长迅速。这很奇怪,是吧?其实不奇怪,中国政府通过保护价收购粮食,同时,国内的粮食价格高于进口价,当然就会出现大量进口。那么,为什么美国这样的富国,其粮食价格却那么低?答案就是规模经营,农民人少了,农场面积大了,反而有利于粮食价格降低。从长期来看,持续减少农业人口数量才是提高农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出路。

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村人口的结构是一个“内生”变量。当前,恰恰因为经营农业的收入低,所以现在农村的人口结构才是老年人和女性偏多。未来,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对于年龄和技术的要求将不断提高,这会使得年轻的男性劳动力,甚至接受过较好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当中去,以适应农业对于体力和技能的更高要求。我们不能静态地看待当前农村的人口结构,要知道,这样的人口结构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户籍等制度共同决定的结果。当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当户籍和公共服务歧视这些问题逐渐减弱,那么,今天在农村出现的很多现象,包括人口结构,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中国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受阻,而不是城市化过度


人们往往把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其他制度扭曲造成的问题误以为是城市化的错。很多人会列举出农村的一些现象,认为这都是城市化带来的,比如农村的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再比如“空心村”问题。简单来说,如果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并不需要过多担心,比如农业人口减少和“空心村”的出现。而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问题——比如农村的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才是值得担心的,而这往往是中国当下的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城市化本身的错。

当前在中国农村有大量老人和女性留守,其原因是在当前制度限制下农村居民难以实现举家迁移,于是总是优先将年轻男性送到城市去打工。如果改革到位,大量家庭仅输送年轻男性进城打工的局面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中国真的到了农村劳动力枯竭的阶段,那么,我们应该会看到农村大规模的农场普遍出现,甚至应该看到,一些年轻男性和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应该看到农民已经富有了,城乡差距也由此不断缩小,国家也不需要对农产品价格进行全面保护了。

女性和年龄稍大的农村居民仍然有向城市转移的空间。最近,熊瑞祥和李辉文的研究发现,大量农村妇女因为在老家照顾孩子,影响了她们从事非农职业。而如果家里老人健在,就可大大缓解女性因为照顾孩子而无法外出打工的问题。这说明,农村的留守女性实际上是潜在的劳动力。32中国的城市正在逐渐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服务业的比重将越来越高,并源源不断地为未来进城的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而服务业对于体力劳动的要求远远低于制造业和建筑业,这意味着,只要改革到位,未来农村居民举家迁移的趋势将越来越强,既可以缓解当前劳动力流动状态下家庭分裂的现状,又可能为未来的城市服务业不断输送劳动力。

不管当前中国正在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会是人类发展的例外。恰恰相反,特大城市把减少外来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当做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绩,反倒会让这些城市成为全人类的例外。

更重要的是,违反经济规律来办事,只会让自己受损。当前,在特大城市招农民工比招大学生还难。一方面,上级领导要求减少外来人口;另一方面,基层官员陪着企业偷偷地到外地去招工。更可笑的是,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外来移民还在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放慢了,而基层上报的外来人口却在下降。到底哪个数据出了问题,放眼一看全国情况就知道了,很多地方人口在逐渐流出,难道他们是人间蒸发了吗?





人口流出未必不好


特大城市在担心人口流入,而有些省份则在担心人口流出。横看成岭侧成峰,换个角度,人口从一些省份流出以及“空心村”的出现其实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

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些“人口净流出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报道说,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整个人口结构自然也更快老龄化。比如,2013年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为10.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3个百分点。

再如安徽,按照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省常住人口为5950.1万人,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986.0万人相比,10年共减少35.9万人,下降0.6%,年平均下降0.06%。全省普查登记的户籍人口为6862.0万人,与常住人口相比,全省净流出到省外半年以上人数为911.9万人。在2005—2010年间,安徽、河南、四川三省的流出人口分别为553万、543万和499万,成为人口流出最多的三个省。

一个相关的现象是,中国农村正在出现很多“空心村”,随着人口逐渐迁出,村里只剩老人,之后,随着老人故去,“空心村”则逐步消失。“空心村”中老人的生活状态的确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空心村里未迁出的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但是,也要看到,“空心村”的出现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关心“空心村”里留守人口的生活状态,并不等于要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

农村出现“空心村”,部分省份和地区出现人口的净流出,这一定是坏事吗?换个角度来看,人口的流出只是人们不断在寻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意味着,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创造在空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一些地方和一些城市比别的地方更加具有经济发展的活力,就会成为人口流入的地区。而反过来,另外一些地区相对缺乏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优势,就会成为人口流出地。这恰恰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结果,请不要忘记人口本身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人口的空间再配置是世界普遍现象。试想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发达,一定会经历城市化的过程。这意味着从人口的分布来讲,大量的人口将从农村集中向城市;而在城市之间,也会出现人口逐渐向大城市及其周围的都市圈集聚的过程。换句话来说,在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当中,也一定曾经不断出现空心村的现象。甚至在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它的城市化的今天,随着人口向少数大都市圈集中的进程,也同样有不少城市的人口规模是在萎缩的。

在全世界范围内,一些地区人口流出并不是少数现象,而是广泛存在的。仅举一例来说明此问题:在挪威,近年来出现的趋势是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彩图13表示2005—2009年间的人口流动方向,蓝色圈表示的是人口流出,淡红色圈表示的是人口正增长,但速度低于全国平均,而深红色则表示人口的净流入,且速度快于全国平均。图中越大的圈表示人口越多的大城市,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是深红色的,而小圈表示的是小城市,它们大多也是蓝色的人口流出地。

如果出现产业的衰退,人口的流失则更为严重,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出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统计数据显示,汽车城的人口从2000年的95万下降到2010年的71万,10年间,人口降幅达25%。底特律人口在1950年曾经达到180万的高峰,当时在全美排名第5。但随着汽车产业的衰落,底特律出现了大幅度的人口减少,大量房屋出现空置。

人口流出本身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美国的人口在空间上是高度集聚的,大约80%的人集中在大约4%的国土面积上。根据人口统计,美国总人口为3亿多,其中,9个人口最多的州拥有略多于一半的总人口,25个人口最少的州拥有的人口占比不到六分之一。如果仅凭直觉,这会给人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美国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事实恰恰相反,我在前文已经说过,美国每一个州的GDP份额和人口份额高度一致,美国的一些州人口只有五六十万,但这些州的人均GDP和那些人口众多的州几乎是一样的。不难想像,美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过渡到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它的人口也在逐步走向高度的集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州和州之间的人均GDP却是高度平衡的。

换个角度看,人口流出是好事。中国是正处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的国家,“空心村”的出现和人口从一些省份迁出,恰恰是人口在空间上优化配置和重新分布的结果。如果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带来城市化水平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