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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的东亚史(5):非中国视角的东北(满洲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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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21
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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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ents
 
24fdasae
令人作呕的意淫.
是每个东北老百姓看了都会往作者脸上啐一口的程度.
26 November 2021 (07:13) 
wallflower
非中原王朝视角的满洲史:扶余、渤海国、高句丽、契丹、金、元、后金、清、满洲国,稍微换一个视角就能得出 满洲自古以来不属于中国
26 November 2021 (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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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e Überwindung des Chaos: Zur Philosophie des Mythos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German Edition)

سال:
1996
زبان:
german
فائل:
PDF, 124.87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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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逆转的东亚史(4):非中国视角的上海(上海自由市篇)

سال:
2021
زبان:
chinese
فائل:
EPUB, 1.1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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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封面

一、东北亚的核心 前国家时代的满洲

豪族共治的满洲系政权

高句丽——东亚逃亡者的乐园

在战争中扩张的高句丽王权

高句丽和唐国争夺朝贡体系主导权

从〈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看渤海国

长安、京都、龙泉的三角外交





二、内亚的新大陆 从日本史看渤海二元体制

“黑貂之路”的背后是秩序输入

契丹和渤海的关系犹如国共对峙

渤海与唐的登营之战

中古满洲的龙原─日本道

双子城——内亚商人在满洲的租界

靖康之变前的内亚与东北亚

满洲的技术进步源于内亚推动





三、东北亚、东亚和内亚的三角斗争 从“吐屯”看突厥在契丹─渤海之争中的角色

与“日本人引进朝鲜技术”做比较

封建嵌套性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进步

日本史书中的满洲海盗

如果用汉族发明的形式发明拉丁族

女真军事技术怎样压倒宋军(一)

女真军事技术怎样压倒宋军(二)

文明─野蛮对立论:宋人的败战反思





四、内亚的衰微和东北亚的崛起 汉人不过是在历史记录留下汉字名的人

何谓女真的勃极烈制度

“Easy Money”使勃极烈制度由盛转衰

“满洲大宪章”的覆灭和政治自由的丧失

郭子仪家族的政治决断(一)

郭子仪家族的政治决断(二)





五、殖民主义与逆向殖民主义 女真人建立帝国却成为最大输家

继承宋国的通货膨胀,金国蒙受人力损失

满洲炼钢业和造船业的国营化

女真帝国是中古铁器帝国

从《梦溪笔谈》和《天工开物》看宋明的技术退化

东亚的“超稳定结构”导致技术退化

满洲铁器工业的停滞和日本铁器工业的崛起





六、清帝国时期的宪制、技术与意识形态 努尔哈赤并非白手起家

海西、野人女真的军事技术比建州女真更进步

“组织天才”努尔哈赤的国有化政策

满洲军事工业的瓦房店化

鸦片战争时,清国的军事技术仍然停滞在入关时

满洲铁器技术高于吴越

技术问题本质上是宪制问题

大一统理论的演化:从蒙古人到满洲人

大一统理论害倒满蒙骑士





七、帝国体系与条约体系下的自组织 神话学说背后的近代满洲

燕晋齐三邦国与十八省神话

满洲的公有地:官庄、旗地与蒙地

满洲法人团体拥有的土地

近代前夜满洲的私有地

日俄在近代满洲的各种组织及满洲的马赛克结构





八、行政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封建体制下的满洲

政治定义下的封建满洲人

明国士大夫不理解的满洲封建体制

明治日本把行政国家引进满洲

假如美国买下或参股满铁,历史会如何改写?

作为地主资本家的张作霖幕府

协和主义民族构建理论的出现





九、正统主义对决协和主义 满洲的水土与封建性的垂危

近代满洲正统主义神话的出现

日裔满洲人的协和主义及张作霖的采用

三民主义包围满洲及张学良的选择

协和主义和正统主义携手创造满洲国

拒绝被整合的满洲自治主义者

满洲国史是压缩版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统制经济:满洲国的光与影





十、满洲堡垒的陷落及反恐战争的余波 张作霖时代的满洲宪制:三省保安联合会

国会、国民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

张作霖政权的宪制本质和张学良的背叛

苏联匪谍和恐怖分子对满洲的渗透与破坏(一)

苏联匪谍和恐怖分子对满洲的渗透与破坏(二)

共产党说对了:蒋介石如何背叛革命

满洲土豪功亏一篑

被《林海雪原》掩盖的历史真相





后记:没有祖国,自己什么都不是

版权页





一、东北亚的核心





前国家时代的满洲




上古时代的东北亚文化区,是由朝鲜半岛、满洲、燕山山脉、滦河流域和胶东半岛组成的一个大区域。石器时代最主要的文化遗址,我们今天把它称之为兴隆洼遗址和夏家店遗址。这个巨大区域的文化特点跟内亚比较接近,跟东亚和东南亚都相距得比较远。因此如果要分得粗疏一点的话,把整个东北亚文化区算成是内亚文化区的一个分支,也是可以的。现在之所以把它划分为东北亚文化区,主要是因为中古以来它跟内亚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内亚交通线在十五、十六世纪衰微以后,东北亚因为更接近日本海和渤海,跟内亚相比,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特性,所以回溯一下,就把上古时期尽管是比较细微的特点也强调出来,把它划分为一个单独的东北亚文化区了。



东北亚文化区的核心地带就是满洲,具体来说是以今天的兴隆洼和夏家店为核心的区域。燕文化区基本上是兴隆洼和夏家店文化区的辐射区,而且带有一定的退化色彩。满洲文化区在上古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高且厚的石墙、大量的石头建筑物和面积很大的居民点,跟东亚核心地区那种非常狭窄、非常低矮的地洞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而到燕山、滦河一带,要嘛是石头掺了泥,要嘛是石头品质变差了,要嘛是居民点变小了,总之看上去就像是满洲核心地带——也就是今天辽西一带那些巨型石质建筑物的退化版。





兴隆漥、夏家店遗址均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一带,即辽河流域的西部,也是草原内亚文化区(蒙古高原)与东北亚文化区(东; 北平原)的分界地带。此两种遗址均与日本考古学者鸟居龙藏于1910年发现的红山文化(BC 4700-2900)有关,其共同的文化特征在于大量陶器的使用以及玉石雕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头部类似野猪、身体如长蛇状的“玉猪龙”。

上古时代的满洲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东西两个分支:西分支就是兴隆洼和夏家店所辐射的燕山山脉一带;而东分支就是辽东,从松花江一直到南方的朝鲜半岛和胶东半岛,这一片环渤海的文化区。后一个区域的特点是,石头制造的建筑物没有核心文化区那么大,彩陶也产生得比较晚,而他们的独木舟和其他船只的风格可能受到了东南亚文化区——也就是包括今天日本和吴越在内的区域的一定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西元一世纪以后倾向于消失,这跟长城的修筑和帝国的产生有一定的关系。长城的形成把燕国统治的南部和继续保持部落生态的北部切割开来,于是满洲本土的命运也就跟燕齐的命运切割开来了。在长城竣工以前,它和燕齐、朝鲜半岛是很难区别开来的。



在燕国的势力深入到辽东辽西之前,满洲文化已经产生了许多特征——像玉猪龙和短剑诸如此类的东西,东亚人认为它们非常独到,但是这些实际上一样是引进的事物。东亚在春秋时代使用的武器其实一般来说就是两种款式:来自上古吴越的类型、来自上古内亚的类型。满洲在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兵器都是更接近于内亚类型的。特别是在斯基泰文化兴起以后,有很多在大兴安岭南麓逐步出现的居民点,都可以看出是内亚交通线已经打开的表现。像鲜卑人的起源地、在大兴安岭西侧的嘎仙洞[1]和松花江流域的渔猎居民点,那些渔猎居民点比长城还要更早出现,而他们使用的金属明显是从西方——广阔的内亚大草原运来的。这些物资,使他们早在建立成型的国家组织之前实际上就已经有了相当强的战斗力。这是燕人的殖民点没有办法越过辽河、推进得太远的原因。



长城的兴建,把长城以南的辽东辽西跟长城以北的蛮族地带切割开来。蛮族地带由于政治体系的分散性,实际上更容易接受内亚大草原的影响,因此也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接收冶炼业和军事组织的新成就。结果,长城建成还不到一百五十年,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就开始变得对长城以南的一方不利了。接近长城的部落,像乌丸、鲜卑之类,他们经常接受汉家天子的贿赂,替后者承担守边的使命,这跟靠近罗马帝国边墙的日尔曼人之于元戎[2]的关系,是基本一致的。但是,汉家天子的这种安排并没有能够阻止边墙的溃塌以及蛮族部落完全占领满洲南部。随著公孙氏辽东豪族政权的瓦解,鲜卑慕容部占领了辽河东西两岸的土地。也就是说,过去燕人和汉人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内竭力维持的满洲南北区隔,至此完全崩溃了。





豪族共治的满洲系政权




慕容氏集团和高句丽集团的兴起,是满洲政治组织国家化的体现。他们从意识形态和组织上来讲,跟早期的三韩国家[3]是很相似的。他们的酋长或者头人、渠帅依照各部族的习惯法来统治,习惯法只有几十条,基本上可以依靠民众遵循风俗而自动地执行,因此被早期的儒家学者认为风俗良好,像孔子所设想的以礼治国的盛世一样。他们的政权是由几十个原有的部落用各自的名字凑起来的一个官署。汉文史籍经常把那些官职的名字当成是部落酋长的名字,而且还认为他们寿命很长,像《圣经》里面的先民那样动不动就活个几百岁。实际上呢,就是因为那些名字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整个部落的名字,而且跟那个部落从事的职业、或者说他们掌握了特殊工艺的某种专业有密切的关系,无论头人或者酋长怎么换,那个部落都叫这个名字。然后你看到他始终都叫这个名字,还以为这个名字是一个人的名字,而这个人活了几百年。其实是那个控制著相应工艺的部落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一直从事这种职业,或者是一直在某种工艺方面掌握著垄断地位,仅此而已。



高句丽国家和慕容氏的国家都是由几十个类似的族群构成的。领袖或者国君——这个“国君”多半是汉文史籍认为他是国君、就把他称为国君而虚构的,但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部落联盟当中最大最强的一个部落的头领。这种组织形式,跟时间稍晚的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和西部日本建立起来的早期大和国家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些国家内部,像苏我氏[4]这样的豪族,就罩得住很多类似的专业行会或者部落。一个部落,他们不一定是血缘社群,也可能是职业团体,比如说掌握著纺织业的秘密或者铁器业的秘密,然后就在几百年时间内专门纺织或者专门打铁。然后他们的酋长,比如说秦氏就在苏我氏的笼罩之下当一个家臣,而苏我氏又在天皇的朝廷里面当辅政大臣。以这种方式,形成一种半部落半封建的政治结构。



这些从事特殊专业的部落,比如说某一个专门用优质鱼钩打鱼的部落,或者是一个专门用某种铁制武器打猎的部落,他们的技术多半也是从西起乌克兰、东到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这个内亚大草原传来的。最先接触这些技术的人,也许像稍后几百年日本的渡来人氏族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团。这个移民团到了满洲的土族当中,因为他们掌握更先进的技术,受到当地土族的崇拜。然后以这个移民团为核心,再加上一些投靠过来的土族人,就形成一个小氏族或者一个小王国。然后几十个这样的小氏族、小王国,它们之间互通有无,通过贸易、战争或者朝贡的方式交换他们的物质,渐渐就形成了一个政治体系。



这样的政治体系当中,每一个小诸侯的习惯法是只约束自己人的。在整个由几十个小诸侯组成的大联盟之上,需要有一个仲裁机构。于是围绕著这个仲裁权,就产生了慕容氏和高氏的王权。慕容氏和高氏的王权跟后来三韩国家、日本的大和王权是非常相似的。它看上去像是一个依靠豪族联盟支持的保护伞,经常被豪族联盟当中比较大的党派支配。高氏所统治的地方,以丸都城[5]为核心,然后沿著长白山脉东北部的高地进入朝鲜半岛,最后把首都迁到平壤,成为后来的高句丽绝对主义国家的雏形;而慕容氏的政权则预演了后来东北亚征服东亚的路线——从辽西走廊一路南下,进入蓟城,然后再到邺城,最后直抵黄河流域。



在慕容氏和高句丽的北方、也就是松花江流域,这时的部落联盟已经开始使用比较粗疏的冶铁技术,而由于气候寒冷和地广人稀的缘故,他们的人口还不足以供养足以载入史册的国家机构。这些部落被他们的邻居用很多名字来称呼,有的名字意思是黑水或者黑土。在以阴山山脉为中心的鲜卑人形成一个个部落和城邦联盟、并在晋国[6]建立平城根据地的时候,这些黑水或者黑土部落渐渐向西移动,定居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之间的土地。尽管此时那些地方仍然是地广人稀,但是他们的来临和西部鲜卑人的南下,使今天的满洲或者东北亚核心地区在地理上的边境变得更加明朗了。



大概在五世纪以前,今日所谓的满洲在政治上还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区域,它的西部跟燕国是无法明确区分的。甚至可以说,辽西的这一部分才是主干,燕国那一部分只是侧枝,而东部的那一部分又跟朝鲜半岛和胶东半岛难以区分。后来构成核心区的像松花江流域的这一部分,当时还处在刚刚开垦的处女地状态,已经长期在西亚和内亚使用的铁制工具才刚刚被引进,不足以支持大量的人口。但是随著四、五世纪内亚各民族的人口流动,这些黑水部落和黑土部落逐渐占据了满洲中部、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即将构成新满洲的核心,也就是未来建立渤海国和女真帝国的人。而满洲南部由兴隆洼和夏家店那些文化产生出来的集团,已经在慕容氏和高氏的领导之下形成了燕国和高句丽国。





环首大刀起源于先秦时期,因其单面开刃、刀背厚实且利于劈砍,于汉代成为骑兵的基本装备,《汉书》曾记载出征匈奴的汉将李陵配有环首大刀。直到南北朝期间,随著战争与贸易传播,制作环首大刀的技术流传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使其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常见兵器。上图为隋代的环首凤纹大刀,出土于洛阳古墓;中图为制作于日本古坟时代(六至七世纪)的各种装饰大刀,包括圭头大刀、头椎大刀、双龙环头大刀;下图为高句丽时代的带铭文龙纹环首刀。





高句丽——东亚逃亡者的乐园




燕国由于征服东亚,卷入了后者和内亚之间的斗争,最后被依靠内亚部落联盟支持的北魏彻底消灭了。北燕灭亡的结果是,原来受其统辖的大批工匠逃到了高句丽的境内。高句丽人任命他们做大臣,跟后来天皇朝廷、特别是苏我氏和中大兄皇子[7]对渡来人集团的处置方式是非常类似的:日本很欢迎这些具有一定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各集团的到来,然后根据他们掌握的特殊工艺,给他们安置各式各样的官衔,这些官衔翻译出来就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名字。从这种安排方式来看的话,高句丽的政治组织有一点点像现在的“卡特尔”[8],跟汉文史籍理解的那种君主国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更像是从不同时期迁入的各种工匠团体和职业团体的一个政治联盟。由于北魏和慕容氏之间的冲突,以及慕容氏的残余势力归附高氏,高句丽现在变成了一个占据满洲南部、包括整个辽东半岛在内的大国,而且不断把它的势力深入朝鲜半岛,因此高句丽渐渐就变成了一个足以跟北魏政权分庭抗礼的势力。



北魏的流亡者经常觉得,流亡到高句丽比去柔然[9]或者是南朝更惬意。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高句丽自身的政治体制决定的。这种松散的专业团体联盟的方式,对新来的渡来人团体是极其有利的。进去以后,只要名义上臣服高氏的国王——国王的权力是相当松散的,同时跟其他的集团处理好关系,那么内部实际上是可以完全享有自治的。逃到建康去,最多只能在官僚体制内得到一个技术专家或者客卿的职位;如果通过阿瓦尔人[10]逃到西域或者内亚去,之后就会发现,自己的技术水准还不如西亚最近一次技术革命产生出来的新工艺,在那里其实是没有什么用武之地的。现代东亚的流亡者如果是逃到美国去,他就会发现,他在国内的时候,自己老师不过是人家的学生,他自己等于是人家的徒孙,所以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教给美国人的,他在这里就完全没有能跟在地人平起平坐的可能性。别人顶多是庇护你,但是不会认为你这个徒孙辈的徒孙辈能有什么他们还没获得的好东西,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而向西北方向流亡的人,基本上,要嘛就是做了留学生,像当时为数甚多的佛教僧侣一样,在龟兹[11]或者其他地方学到一些佛教或者拜火教的宗教理念或者化学技术,然后跑回来,会像今天的归国留学生一样吃香。如果一去不回的话,那么多半就在历史记载中消失了。这一点也能表明东亚和内亚之间巨大的技术落差。



在一世纪到五世纪这段时间内,东北亚的技术是远远不如内亚的,比起东亚来说也先进不了多少——顶多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程度左右,但是它没有像东亚那种人身束缚性极强的专制国家和官僚制度。虽然只是稍微先进一点点,但是你在东北亚能够得到的自治地位是在东亚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你到内亚去只能当学生,当不了老师;到南朝去,只能在拜占庭式的朝廷内部当一个客卿,能够得到的权力是最少的,最糟糕;在东北亚,如果你野心大一点,愿意走得远一点,你甚至可以到松花江流域去建立自己的部落联盟,在这种松散的格局之下,你自己带领著一小批人,很容易赢得当地土族的佩服,然后把很多人吸引到你周边来。后来的赣人、或者湘人如果跑得比较远,跑到滇缅边境去做生意的话,发了财,很容易变成当地的一个小土司头目,是同样的道理。



这时的东北亚相对于内亚,已经有了一点作为新大陆的气象。因为相对于内亚的很多地方,它有一个优势:能够和美国西部相提并论的沃野千里——就像它们的部落名字所体现的那样,有渔产丰富的黑水和极其肥沃、运到别的地方就可以直接当肥料用的黑土。这样的土地在外伊朗地区屈指可数,只有在靠近里海南部、厄尔布林士山脉和里海之间,有几片小的条带状土地,才有这样的肥沃程度。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有一些绿洲可以开发成为花园城市;而七河流域,也有几条河流的沿岸适合于开发为花园城市。但是整个内亚是参差不齐的,有很多地方土壤贫瘠,也有很多是不适于耕作的荒漠或者沙漠地带。像满洲这样美好的田野,在内亚数量很少,而且为数不多的这几小片也面积不大,远远不能跟前者这个潜力巨大的地方相比。所以,首先在满洲从事拓荒的这些部落,尽管他们在五世纪到八世纪这三百年的历史当中是默默无闻的一群人,但他们却是最为幸运的,像是本来品质还不能算是最优的种子得到了一片最合适的苗圃。而他们在政治环境上也是非常安全的,南方的高句丽国家把他们跟鲜卑人的北魏帝国隔离开来,使他们得以在原始丰饶中,有充分时间蓄养精力。





在战争中扩张的高句丽王权




高句丽国家最初从性质上来讲,跟早期的大和朝廷、三韩的部落酋长联盟相差不大,但是到八世纪的时候却演化成了一个跟昭和日本非常相似的军国主义国家,最大的原因就是它跟北魏的争霸,尤其是争夺慕容氏遗产和辽西土地的斗争。高氏认为,他跟慕容氏的燕国同样都属于满洲系的政权,而上古时期的燕国从各方面看来都是满洲的附庸,所以他既然接管了从燕国逃来的这些流亡者和工匠集团,就认为自己具有继承这些流亡者的本国,也就是龙城、蓟城所在的燕国的权利——换句话说,辽西走廊甚至燕国全境都应该纳入高句丽的版图。而这是北魏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双方就在燕国边境持续不断地打仗。北魏的优势是,它可以依靠平城交通线,得到外伊朗的工匠和骑士,这些由相当先进的冶金技术所支援的尖端兵团的支持;然后又依靠编户齐民的国家体制,能够在以邺城、洛阳为中心的郡县制地区,征收大量的粮食和苦力。这两个条件都是高句丽所不具备的。但是高句丽居然能够支持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显然是因为它的政体具有更强的土豪性。



高句丽在北魏边境上的戍卒和戍将,大多数都是具有高度自治的、半独立的渠帅,有很多都是燕国来的逃人。他们对灭亡自己祖国的北魏人显然是抱有极大的仇恨,在得到一点点支援的情况下,就可以施展灵活的战术不断骚扰魏人。而魏人越过燕山山脉进入辽西,正如后来隋炀帝和唐太宗的事迹所证实的那样,在没有海运和大运河支援的情况下,庞大的人力物力在辽西走廊这条狭窄的山脉地带是很难展开的,因此东亚帝国没有办法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而高句丽人这种灵活的作战方式,反而显示出了强韧的生命力。东亚的帝国能够采取的最好战术就只能是,作一次大的动员,集中巨大的军事力量,然后出塞,进攻高句丽首都丸都城。有几次帝国军队就把丸都给攻陷了,迫使国王和他的大臣逃散。但是帝国军队不能久守,很快又得撤退,撤退以后的战线又会慢慢恢复到之前那样。而这样的大规模远征,例如隋炀帝和唐太宗的远征,是不能够经常执行的。执行了一次以后,几十年之内帝国的元气都恢复不了。在这期间,边界的形势又会有利于高句丽人——后者凭借它的封建式的渠帅,以蚕食的方式,一点点地把他们在大规模会战中失去的土地重新收复。



在这个过程当中,高句丽的王权得以一次又一次地加强。可以说,丸都的两次陷落对它来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毌丘俭[12]第一次攻陷丸都以前,没有理由认为,高句丽的王权能比得上日本古坟时代势力最强大的豪族。但是,丸都城的重建反而给高句丽国王以更大的权力。丸都第二次遭到袭击的时候,高句丽国王的动员能力已经明显比第一次受攻击时强得多。大概在第一次丸都城焚毁并被重建的过程当中,高句丽的各豪族得到了深刻教训,愿意赋予他们的国王更大的权力了。原先的丸都城只不过是各豪族分治的小城市,而重新建立的丸都城就是由国王建立起来的直属领地;而国王为了修筑这些直属领地的防御工事和技术装备,已经获得了向周围的豪族征收相当大一笔贡赋的权力。可以说,高句丽王权的强大,一开始就是跟军部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最后军部的权力架空甚至颠覆了高句丽王室,也跟这个演化的过程息息相关——由于没有军部就没有强大的高句丽王国,所以高句丽王室最后落得如此下场,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



高句丽国王能够凌驾于各路豪族之上,原因就在于,他能够任命几个拥有巨大权力的行政官,主管军队、城市建设和司法。从豪族联盟的角度来看,高句丽这些行政官的权力就很像是罗马共和国的独裁官基于元老院而拥有权力那样。从宪法上讲,元老院始终是最高的权力掌管者,但是独裁官基于元老院的同意,可以在非常状态——比如说在一年的时间内无所不能,判刑都不用经过开庭审理的手续。高句丽王室所任命的那几个重要官员,也就是渊盖苏文[13]的始祖所担任的官位,最初大概也是这样的临时性职务。但是最后高句丽一再通过军事行动击退北魏,更重要的是,通过在这些军事行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东征西讨,征服了南满,乃至于朝鲜半岛的其他部落,跟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长期展开交战以后,正规军的存在变得不可缺少。也就是说,原先是临时性的军事统帅和后勤长官,现在变成了长期性的。同时高句丽处在永久性的战争状态,它经常是刚刚在西面打完了北魏,马上就北上去讨伐几个黑水部落,接著又南下跟百济人和新罗人打仗。在朝鲜半岛的战争,可能是这些战争当中最接近于正规战的一种,也消耗了高句丽最大的战争资源和组织资源。高句丽王室的权力在这些连绵不绝的战争中不断强化起来。最后,原本是高句丽王室私家机构的莫离支体系,最后成为了中央政府本身。



可以说,高句丽的中央政府本身就是作为高句丽王室私家军队的军部膨胀起来的产物,其他各部门实际上都是替军部办理各种不同形式的后勤业务而成长起来的军部的辅助机构。依靠这种方式成长起来的高句丽王室,本身也不能停止战争。停止战争,从宪法意义上讲就意味著它必须退回到原先那种豪族联盟盟主的地位,正如后来的耶律阿保机也不可能愿意退居为八部大人[14]当中的一部,他必须把战争推向更南方、更远。因此高氏君主必须实现以下目标:第一,不断发动新的战争;第二,不断把新兼并的领土划为王室土地,并组织集体的开垦;第三,不断建立新的军事要塞和新的城市,最终体现于王室迁都平壤。



而早在迁都平壤之前,高句丽已经在南满各地建立了很多王室城市。这些王室城市的建立,从性质上来讲很像是战国时代大梁城的建立,预示著后来魏国的迁都。从宪法意义上来讲,这些建城运动和垦荒运动意味著封建主义的衰微和军国主义国家的崛起。王室通过这些土地经营,既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又有了自己的人口基础和军事基础,使其他豪族部落一点一点被挤到一边去了。





高句丽和唐国争夺朝贡体系主导权




最后奠基于平壤的这个高句丽王国,领土包括了南满大部分土地和乌苏里江东南侧的一部分、今天属于俄罗斯的土地。这样一个巨大的高句丽国变得如此有信心,以至于对隋炀帝和唐太宗都不再放在眼里,企图在东北亚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新朝贡体系。这样的一种国家展望,是隋唐两个帝国都没有办法放过高句丽的根本原因。高句丽的使臣甚至跑到内亚大草原上招徕突厥和薛延陀[15]属下的各部落向他们朝贡,而这件事情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意义大概就是,东北亚人开始意识到了内亚交通线的重要性。



内亚交通线的乳汁同时哺乳了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等于说是三个婴儿在抢一个奶瓶。谁吃下去的乳汁多,谁就会更先进一些,谁就会具备征服其他两者的力量。历史上的东亚帝国之所以经常征服东南亚的各邦,主要原因就是,它吸取了最多的内亚养分。它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就把最主要的内亚─东南亚通道给切断了——上古时代的巴蜀就是东南亚和内亚的最主要连接通道。自从这个通道被挤到横断山脉的峡谷和滇国[16]的西北部以后,东南亚的技术输液管就被挤得很窄很细,而东亚的技术输液管就被拓得更宽了。



而且,历史上东亚的大部分君主都是内亚部落的首领——可以说,东亚就是内亚的殖民地。如果东亚君主本人就是内亚殖民者的后裔,那么使用这条通道对他来说就更是便利了。就像是,只要毛泽东还是史达林的儿皇帝,那么前者得到足够的技术援助然后镇压图博人和滇人,或者到朝鲜半岛和越南去打仗,这些都是不成问题的。



高句丽国家之所以采取这种朝贡贸易的政策,大概也有这方面的考虑。通过跟唐帝国争夺漠北的部落,它就可以把河中地区甚至外伊朗本身的技术输液管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而唐人当然也深知这一招的利害,就像是后世的毛泽东绝对不能容许蒋介石在苏联那里,享受跟海珊和阿萨德一样的待遇。如果中国国民党获得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苏联面前的那种地位的话,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像伊拉克共产党[17]和叙利亚共产党[18]那样,遭到苏联和国民党的联手镇压,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东北亚的满洲政权跟内亚建立了直接联系、把东亚撇到一边去的话,那么东亚的帝国就会变成别人菜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了。事实上,后来在女真帝国统治时期确实就是这样的。所以隋唐两个帝国都认为:第一,有必要铲除掉高句丽;第二,铲除掉高句丽以后,并不是非要占据满洲的土地不可,只要摧毁它的政权、把它打散就可以撤军。



朝贡贸易制度,其实它的产地也是在外伊朗,它是在安息帝国解体、萨珊帝国兴起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统治模式。安息帝国的君主本来是以亲希腊者[19]著称的,也就是说,他本人和旗下的那一拨封建骑兵是作为西亚的希腊人城邦的保护者,而崛起于世界舞台上的。这些希腊人城邦不愿意接受塞琉古国王的专制统治,却囿于自己原有的那些亚历山大时代的重甲步兵团已经不能应付当时的新技术革命;但是如果配合上安息人——也就是印欧种族、所谓的雅利安人的骑兵部队的话,步骑协同作战,就可以构成所向无敌的力量,使塞琉古帝国屡遭挫败。今天我们所认知的安息帝国,就是这两股势力形成的联邦国家,它当然是极度松散的。所以继它而起的萨珊波斯就开始培养一个治国术官僚集团,希望废封建、设郡县,建立直属于国王的权力核心。这个权力核心就以内沙布尔[20]这样的王室城市为成长基础,因此在内伊朗形成了一个可以说是王畿直属领地的郡县制地区。这个郡县制地区,是萨珊波斯的王权比安息的王权强大得多的原因,也是萨珊波斯在阿拉伯蛮族的入侵之下很容易像以前的巴比伦帝国一样溃灭的原因。这样的直属领地产生出来的郡县居民,很能纳税,但绝对不可能像过去的自治城市或者封建骑兵部队的那些自由人一样善战。编户齐民必然会费拉化,因此也必然变得不能打仗了。郡县居民之所以很善于当驴子,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当狮子。



这样做自然就会引起封建地区和郡县制地区的矛盾,萨珊波斯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王中王”的称号。为什么叫“王中王”呢?就是因为在王畿直属领地之外,仍然有各路诸侯的存在。这些各路诸侯有自己的体系,他们只需要象征性地向王中王朝贡,就能保持自己的地位。王中王征服他们是很费力的,而承认这些藩侯的地位、让他们率领自己的封建骑兵或者自治城市在战争时期或者其他紧急时期向王中王提供一些援助就足够了。这种体制当然会比秦始皇那种单一的专制形式要灵活得多。东亚的郡县体制多半就是从大流士的体制那里学来的,而且可能只学了一部分。大流士的行省制是包括著许多被保护人、被保护国和行省总督,是包容了被保护国的,而东亚的郡县制却没有这方面的成分。在西亚的萨珊这种王中王体制——也就是说多国体系和单国行政体制的混合——取代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旧波斯帝国的行省制以后,东亚帝国作为西亚帝国的一个投影和殖民地,自然而然也会在几百年之后把秦汉帝国的郡县制改造成为鲜卑北魏帝国和鲜卑隋唐帝国的天可汗体制,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朝贡贸易体制的起源。



日本学者对朝贡贸易体制是研究得特别彻底的,但他们普遍认为,包括高句丽和后来日本人推行的那种小中华的朝贡贸易体制是从唐帝国那里学来的。这当然是由日本僻处远东的性质决定的。他们如果继续考察唐帝国自身的制度来源,就会像陈寅恪一样,发现唐帝国是一个复合帝国。它的制度中比较装饰性的那一部分,是从南方的建康朝廷、这个拜占庭式的帝国学来的,所谓汉魏衣冠之遗,汉魏衣冠就是秦帝国传下来的;而比较实质性的,也就是说真正掌握权力的和管事的那一部分,则是从外伊朗学来的,比如说至关紧要的六部制、幕府制以及天可汗制度所代表的朝贡贸易制度。也就是说,内外有别,皇帝有自己的郡县制的核心统治地区,在这个统治地区之外,还有一系列各种程度的独立和半独立的藩臣围绕他效忠,就像突厥各部落在唐太宗战胜了颉利可汗[21]以后围绕在唐太宗周围、齐声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一样。其实这也是草原部落的一个惯例。以前的颉利可汗、启民可汗和其他可汗也是大草原上众多小可汗之一,他们也是在打赢了以前的其他可汗——包括柔然的可汗以后,周围的各部落就向他欢呼劝进,像后来各部落酋长向铁木真劝进、推荐他做海洋皇帝[22]一样,拥戴他做大可汗。大可汗和小可汗之间的差别是不明显的,大可汗就是各路小可汗都心悦诚服地拥戴的“勇士当中的勇士”、“王中的王”、“可汗中的可汗”。这种体制当然是从萨珊波斯那里学来的,然后在萨珊波斯覆亡以后,在内亚的大草原上经过演化,变成了一种更民主的形态。然后,魏人、隋人和唐人把这种形式加以官僚化的改组,把核心形态偷换为官僚管理体制,然后东亚的儒家士大夫再加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虚饰,就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朝贡贸易体制。



高句丽和唐这两个国家争夺朝贡贸易体制的主导权,就形成了分庭抗礼的格局。如果高句丽胜利了,那么内亚草原上的各部落就要欢呼高句丽国王是天可汗,然后来自撒马尔罕和大马士革的铁器、纺织品、葡萄酒、玻璃和各种工艺都会大批流入平壤城。平壤的政权在得到内亚各部落和伊朗人的职业团体、军事联盟和节度使支援的情况下,它是绝不可能满足于满洲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的一隅之地的。它必然会把后来发生的历史提前五百年,会像后来的女真人和满洲人一样向著山海关以南长驱直入,使东亚的政治中心从长安、洛阳转移到北平。但是高句丽失败了,这就意味著东北亚取代内亚而主导东亚的过程,就还要再往后三百年时间。后期的高句丽本身就是一个二元国家:它有一个军国主义的体制,这个体制在前方不断跟新罗人、百济人、隋人和唐人作战;而军国主义体制的背后则是早期高句丽那一套豪族联盟的机制。这套联盟机制像是晚期罗马帝国的元老院一样,因为它代表了最古老的国家精神,即使在元戎依靠军团支持和保民官职权、作为人民领袖和军队总司令篡夺了元老院的传统权力以后,在形式上仍然存在。因为归根结柢,元戎是军队总司令和保民官的总和,而这两个职位都是附属于元老院的,所以从法统的角度来讲,罗马元戎不可能彻底废除元老院,他只能够把元老院架空。高句丽的国王也是没有办法消灭那些历史跟王室一样悠久、甚至比它更加古老的豪族联盟的,只能架空他们。





从〈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看渤海国




唐人薛仁贵、苏定方[23]对高句丽王室及其军国主义机构——也就是著名的渊盖苏文家族的战争,可以说是对中古时期最强大的、建立了自己的国际体系的一个东北亚霸权国家的毁灭性打击。但是同时,也是对东北亚自由秩序的解放,因为高句丽已经发展到军国主义阶段了,如果让它迅速地继续成长下去、像慕容氏一样入主东亚的话,那么王权的军国主义倾向必然会越演越烈。唐人毁掉这个军国主义机器,结果就等于说是日耳曼蛮族入侵、消灭了罗马元戎和罗马军团、结果解放了眼看就要完蛋的元老院和贵族体系一样。这次解放直接导致了渤海国的产生。渤海国被日本人称为后高句丽,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不仅它的开国领袖和核心成员就是高句丽的逃亡者,更重要的是,它的建国基础本身就包括了松花江流域那些开垦新大陆的、以西亚和内亚的技术耕耘了几百年的拓荒者,以及唐人从高句丽王权下解放出来的这些朝鲜半岛北部和满洲南部的豪族。



这两者在新兴的渤海政权当中扮演的角色,很像是关西和关东在日本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关东是日本的美洲,关西是日本的欧洲。高句丽是渤海的欧洲,而黑水部落则是渤海的美洲。黑水部落有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和新边疆,还有在三百年开疆拓土中自发成长起来的武士集团;而高句丽有古老悠久的文化,有高超的统治技术,有建立官僚国家的潜质和强烈冲动。如果没有高句丽的话,那么满洲的政治组织可能不会具有帝国的形态,不能建立完整的朝贡体制。在国际社会当中,它不会发挥太大作用,无法建立单独的国际体系。满洲的各部族仍然会像是林肯之前的美利坚一样,在国际政治上无足轻重。如果没有各个黑水部落的话,那么渤海国就会仅仅变成一个位置往北偏移的高句丽复制品。它会日益走向官僚帝国的道路,无法在满洲实现美利坚式的特殊天命。合众国如果变成加拿大、变成英国和欧洲的一个翻版,那么今天的美国就不会存在。美国和日本都有其二元性,渤海国也有其二元性。高句丽和黑水的二元性贯穿了渤海国的整部历史。



渤海国展现在唐国和日本国面前的是它高句丽的一面,所以唐人和日本人都把它当成高句丽的化身。它也经常执行高句丽的传统使命,例如,派它的海军从辽东半岛出发,去袭击胶东半岛的登州,给唐帝国造成很大的麻烦,而唐人非常担心,他们已经没有大将能比得上当年的薛仁贵和苏定方,自己该怎样应付这样可怕的敌人。



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其实就是关于渤海国使臣的故事。渤海国的一个贵族[24]逃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麾下,李隆基很重视他,因为这正是渤海人的海军舰队不断骚扰登州的时代,唐玄宗想利用渤海国内部的分裂来打击它。而渤海国的国君当然也要迫使唐国放弃这样的企图。最后唐国不敢跟渤海公开为敌,只得把这个逃亡者流放到南方,以便向渤海人表示,我庇护这个流亡者只是为了保全他的生命,绝对没有利用他来建立流亡政府、从事反满活动的企图。从这次外交事件就可以看出,长安的朝廷其实已经非常外强中干,已经没有和隋炀帝和唐太宗一样的勇气,在满洲方向掀起新的战争了。



在诸如此类的过程中间,大概血统上是外伊朗人的李白可能也如这个传说所暗示的那样发挥了一定作用。之所以说他血统可能是外伊朗人,是因为有的记载说李白是个碧眼胡僧。所谓“僧”,当然不一定说李白是佛教徒。“僧”这个词可以用来指任何在宗教方面有一定造诣的人,无论你是拜火教、基督教、道教还是其他什么教。而李白有的时候像一个道教徒,因为他懂得炼丹术什么的,有的时候又像拜火教徒,有的时候也像佛教徒。更有可能的是,他其实只是一个在神秘主义方面有相当造诣的外伊朗学者,而神秘主义的造诣在内亚各种宗教当中都是通用的。唐玄宗把李白这样一个人召来做御用学者,除了创作诗歌之类的理由,在外交方面稍微参赞一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当时的内亚,至少在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看来,就是极其先进和国际化的地方。长安的达官贵人们最喜欢看的就是白皮肤、金发碧眼的伊朗女歌星。有很多在长安的河中人,照现在的说法,他们就是专干经纪人这个行当的。河中人的做法就是,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这些地方引进著名的当红女歌星,然后给她起一个汉语名字,什么春桃、秋香之类,然后拿著伊朗来的乐谱和乐器,在长安卖艺,无论是她们本人还是经纪人,很快他们就都能发大财。然后女歌星到了一定的年龄,到了白居易所谓的年老色衰、公卿贵人不再上门的时候,她们就可以带著这些钱从反方向穿过丝绸之路,回到撒马尔罕或者内沙布林去养老。这个行业在当时的长安是非常兴盛的,就像星探这个行业在今天的好莱坞一样兴盛。李白大概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很混得来的人物。





长安、京都、龙泉的三角外交




如果没有高句丽那一半身体,渤海不可能取得这样多的外交成就,摆出海东盛国的架子来,要求新罗人、日本人、唐人、更不要说是内亚各部落为它朝贡了。唐玄宗以后——就是七、八世纪以后的东亚和东北亚,呈现出非常绝妙的景象:京都的朝廷、龙泉府的朝廷和长安的朝廷同时宣布,我才是天可汗和王中王,你们都只是国王而已,你们都要向我朝贡。那些比较小的部落,比如说蒙古高原上的那些部落,有很多都是三边朝贡的。到日本人面前,说我们是日本的封臣;到渤海人面前,说我们是满洲的封臣;到长安宫廷面前,又说我们是唐帝国的封臣。但是当唐人的使臣出现在渤海国和日本、或者说是日本人的使臣出现在渤海国和唐国、或者是三个帝国相互交换使臣的时候,尴尬的情况就要出现了。他们能不能够弥合分歧,主要就要看翻译的本事。因为三方的宫廷都要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君主才是王中王,而三方的大使都有必要完成自己的外交使命,于是他只有在承认对方君主是王中王的情况下,才能够完成外交使命。但是回到自己的宫廷里面去,却绝不能承认,他除了自家的主子以外,还承认了别家的王也是王中王。



这里面就需要有翻译在中间斡旋了。翻译家必须把别的王中王的国书重新翻译一遍,本来会说“我们家的王中王给你们这个小国王下诏”,就一定要翻译成为“我们的国王卑躬屈膝地向你们的王中王进贡”。这样,双方的王中王的虚荣心都得到满足了。同时,自己还要培养一个幕府出来,必要的时候就由幕府跟你们打交道,因为幕府的地位相当于国王,比天皇陛下低一级。天皇之所以是天皇,就因为他是王中王的缘故。这其实是一个内亚体制,跟日本崇神天皇以前的那个豪族联盟的体制也是不合的。日本人以为它是从唐国和东亚学来的,其实唐国也是从内亚学来的。然后比如说是吴越国王、渤海国王或者突厥可汗、回鹘可汗之类的派使臣来了,最初是由太政大臣藤原氏接待他,以后就由镰仓幕府负责接待他。太政大臣跟朝鲜国王、新罗国王、高句丽国王、吴越国王是平级的,那就是说我们的天皇比朝鲜国王、吴越国王、新罗国王都要高一级,因为我们的天皇比太政大臣和镰仓幕府高一级,所以我们才是最高的王中王。反过来也是如此。幕府一旦产生,就很妙了:一方面,至高无上的王中王可以不必亲自处理很多政事;另一方面,幕府是讲里子而不讲面子的,求实利而不趋虚名的,所以他可以用国王的级别出现,跟其他的国君平等交涉,就免除了由于王中王体制或者天可汗体制的产生引起的很多外交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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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嘎仙洞: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是鲜卑人的发源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派人在嘎仙洞祭祀,并且在洞内石壁刻上汉字祭文。

[2] 元戎,原指主将、元帅,典故出自《周书》:“吾以不武,任总元戎。”作者以此强调罗马帝国“皇帝”(Imperator)统帅军队的职能。

[3] 三韩:即马韩,辰韩、弁韩的合称,这三个朝鲜半岛的部族是后来百济国家和新罗国家的渊源。

[4] 苏我氏:活跃在六至七世纪的日本政治世家,长期掌握政权,后来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发动政变,苏我氏领袖苏我入鹿被杀、其父苏我虾夷自焚,该氏族走向衰亡。

[5] 丸都城:位于吉林省集安市,最初是作为高句丽首都国内城(也位于集安)的卫城而修筑,国内城被攻陷后,王都移转到丸都城。

[6] 此处的“晋国”是作者根据其“民族发明学”而另外定义的提法,指山西一带由内亚游牧民族建立的系列国家,详情请参见《逆转的东亚史(参):非中国视角的华北(晋、燕、齐篇)》对晋国、燕国、齐国定义及历史的详细讨论。

[7] 即六六二年至六七二年间在位的日本天智天皇。他在位期间发生的两件大事分别是:白村江之战,唐与新罗联军击败日本与百济联军,致使日本丧失对朝鲜半岛南部的影响力;日本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的颁布。

[8] 指一种商业垄断联盟。在特定经济领域中,掌握该领域大部分资源或产品的企业或国家组织,为了避免过度竞争导致的整体利益下跌,便透过某些协议或规范来控制该产品的产量与价格。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卡特尔是成立于一九二四年、垄断电灯泡产销的“太阳神卡特尔”(Phoebus cartel);最知名的卡特尔则是“石油输出组织”。

[9] 柔然:四至六世纪继匈奴、鲜卑而兴起的草原汗国,下辖六十多个氏族,惟最高统治者出自鲜卑。后来突厥人崛起,柔然被灭,其部众分别往西(内亚—欧洲)、往南(北魏)逃亡。

[10] 阿瓦尔人(Avars):西方史籍对柔然人的称呼。惟史家认为,其后活跃于欧洲史当中的阿瓦尔人,更可能是沿用柔然名号、却没有柔然血统的其他游牧部族。

[11] 龟兹(读音同“秋词”):古代西域大国、唐安西四镇之一,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均极为繁盛。

[12] 毌丘俭:活跃于三世纪的曹魏武将,西元二四四年、二四五年先后两次率军攻打高句丽,魏军在攻陷高句丽王都——丸都后屠城。

[13] 渊盖苏文(603-666):高句丽大对卢(即宰相)、大莫离支(最高摄政)。渊盖苏文当权期间,爆发了唐与高句丽的战争,高句丽在他死后即被唐军攻灭。

[14] 八部制最早出现于北魏鲜卑帝国,北魏定都平城后,将跟随拓跋氏南迁、并居住在平城周围的鲜卑部众分为八个部落,每部设置一人,掌管户籍,同时劝说部众从游牧生活改为农耕生活,合称“八部大夫”。至于契丹人的八部制,则是整个契丹族分为八个部落,本部民众各自选举出“大人”,并受其统领。七世纪时,契丹八部开始联合,由八个部的大人共同推举一人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称可汗。

[15] 薛延陀,突厥系部族之一,曾臣服于突厥,后于六三〇年独自建国,惟于六四六年被唐军攻灭。

[16] 此处的“滇国”是作者根据其“民族发明学”而另外定义的提法,指以今日云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由当地民族所建立的系列国家,详情请参见《逆转的东亚史(贰):非中国视角的西南(巴蜀、滇与夜郎篇)》对滇国定义及历史的详细讨论。

[17] 伊拉克共产党:于一九三四年成立,是伊拉克历史最为悠久的政党,更曾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发展为伊拉克最大政党。

[18] 叙利亚共产党,于一九四四年成立。该党乃由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分拆而来,后者于一九二四年成立,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之一。

[19] 安息帝国建立后,直到阿尔达班二世(35-38年在位)为止,历代君王铸造的硬币上均印有“亲希腊”(Philhellenism)一词。

[20] 内沙布尔(Nishapur):丝绸之路重镇,位于今天的伊朗东北部,约西元三世纪建城,一二二一年被蒙古西征军摧毁,后又重建。

[21] 颉利可汗(Illig Qaghan):东突厥汗国末代君主,六二〇年至六三〇年在位。他多次率军南下进攻中原,后被唐军俘虏,终老于长安城。

[22] 铁木真的尊号为“成吉思汗”,“成吉思”即为“海洋”之意。

[23] 唐军于六六〇年攻灭百济后,高宗李治于次年即派苏定方等人攻打高句丽,但战果有限。其后,李治再于六六六年遣薛仁贵攻打高句丽,终灭其国。

[24] 据《旧唐书.渤海靺鞨传》,此人即渤海高王大祚荣之次子、武王大武艺之同母弟大门艺,因在对唐用兵问题上与其兄产生严重分歧,最后投奔唐玄宗。





二、内亚的新大陆





从日本史看渤海二元体制




渤海国的二元体制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多有趣的结果。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它给后世的历史学家造成了很多误解。因为有龙原府[1]和龙泉府[2]两个光华灿烂的中心,所以很多通过书面记载和上层文化来了解满洲历史的人都会觉得,渤海国是中世满洲历史的一个最高峰,宫廷的衰亡就意味著万事皆休,然后为渤海国的衰亡而感到非常遗憾。但是实际上,龙泉府和龙原府的意义跟平城京和平安京在日本的意义是一样的,它只是一个门面式的点缀,而且极大地消耗了渤海自身的秩序资源。渤海真正的力量并不在于高雅的宫廷文化,而在于宫廷文化所瞧不起的、甚至是防范至深的那些松花江以外的黑水诸部落。是他们开拓了辽阔的满洲新大陆,使东北亚最终由内亚的一个附属地带,变成凌驾内亚和东亚的一个新兴地区。



如果熟悉日本历史,我们就会明白这种二元体系真正的意义所在。京都的朝廷和坂东武士的自发秩序会给很多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京都的朝廷是高雅的,而关东的那些土武士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所有的自发秩序在它刚刚产生的几百年都是默默无闻的。他们也就是一批土豪拓荒者,在京都的公卿文化面前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但是武家诸法度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镰仓幕府也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如果日本永远掌握在律令制国家手里,那么封建文化得不到发育,保护自发秩序和拓荒者财产权的武家诸法度产生不了的话,日本恐怕就只是一个微缩版的唐国,今后就不可能发挥它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了。



满洲的情况也是一样的。高句丽是二元体系,渤海也是二元体系。在这个二元体系当中,京都和军部所代表的那一层是表面重要、实质上是消费性的东西,黑水部落所代表的那一层才是真正的秩序来源。他们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像十九世纪的美洲一样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有很多迹象说明,渤海在建国以前,在高句丽还没有完全灭亡的时候,这些黑水部落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战斗力。例如,唐人在进攻安市城[3]的时候,曾经俘获了三千多名黑水武士,把他们活埋了,同时却把高句丽人放回去[4]。唐人对他们做出这样的区别,就说明:第一,在他们看来,黑水部落比起高句丽的军部来说更可怕;第二,这两种人存在著相当明显的差别。这些黑水部落就是产生后来完颜阿骨打的那批生女真。





渤海国(698-926)建国者相传为高句丽王国后裔大祚荣,是以靺鞨族人的粟末部为主的东北亚政权,掌握来自内亚的“黑貂之路”与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贸易路线,《新唐书》称为“海东盛国”。渤海国的政治制度采用“五京制”,反映了其地方领主的自治权与封建秩序,而不同于唐王朝的皇帝集权。

渤海人的体制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一个双重体制。韩国或者日本人把渤海国的中央政府称之为王族中心主义。如果读过《源氏物语》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它的这种风格——担任政府部门头面领导的,一般都是前任天皇的某一个妃嫔留下的不同支系。整个故事情节大体上就是这样的:某个天皇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开始厌倦朝政,觉得做天皇太累,要参加很多礼仪性的事务,这个也要管那个也要管,总之是不得自由。所以他要求趁著自己还年轻力壮、还能及时行乐的时候就退休。然后他就扶立年龄只有比如说十岁或者十一岁的皇太子继位,自己就以皈依佛门的名义去做了法皇。在退休的同时,安排皇太子的岳父藤原氏做太政大臣,辅佐他的儿子,自己就退到南山的僧院里面去研究哲学或诗歌,或者其他各种非常消耗时间的高雅艺术。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也免不了像《源氏物语》的男主角光源氏一样,跟各式各样的女人交往,然后就会生下一系列的皇子。这些皇子到了十四、十五岁的时候,就会由太上皇写一封推荐信,被推荐到朝廷上来,现任天皇和太政大臣就会给他一个中纳言之类的官。到了一定时间以后,他就会升到左大臣和右大臣的位置上。然后他也就可以开始顺著他的父亲——也就是某一位前任天皇的例子,开始在各地寻花问柳,写各式各样的诗,然后也会留下许多儿子。这些儿子当中的一个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又会拿著推荐信再到朝廷里面做官。就这样,朝廷上比较有名望的所谓清流,官职全都是由皇族的子孙来担任的。当然如此一来,中央政府就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消费性的机构了。



另一方面,像津田左右吉[5]这样的日本学者,就把渤海国的体制称之为首领制。首领是什么呢?是黑水诸部落的酋长。黑水诸部落跟渤海宫廷的差别在哪里?渤海宫廷是高句丽宫廷的继承者,而黑水诸部落则是像坂东武士一样的由各式各样的拓荒者和渡来人集团组成的一些松散联盟。这些联盟当中最强大的可以有三千人到七千人的武装部队。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面所谓的“胜兵三千”或者“胜兵七千”不是说一个集团就能有这么多人,因为它所谓的黑水七部落之类的,每一个部落其实都不是一个部落,而是一个政治联盟。这些政治联盟当中包括了很多渡来人集团,包括燕人和内亚人在内的很多渡来人集团。



渤海律令制国家直辖的户口,人数自始至终是不太多的。之所以渤海人后来斗不过契丹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的“人丁不蕃”。但是我们要注意,“人丁不蕃”不是说拥有肥沃新土地的整个满洲境内缺少人口,而是说,作为律令制国家的宫廷真正控制的直辖农民人数不多。在开国君主那个时代留下的记录是,编户齐民只有十多万,胜兵只有几万人。也就是说,渤海的中央军其实还没有新大陆拓荒者的封建集团各自拥有的私军多。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天皇和朝廷拥有的正规军和地方国守的军队,没有野武士和地头基于看家护院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民间武士集团的兵多。但是民间武士集团是分散的,它的利益在地方上。所以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武士集团会向京都的朝廷挑战,他们只会互相之间打,而且他们也不在乎京都的朝廷,上洛[6]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他们重要的工作是开拓新的土地,尽可能地通过《武家诸法度》,把这些开拓出来的新土地算在自己门下,或者通过替关西宫廷的贵族、大臣、皇族代管土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经营,把经营出来的利润算在自己的名下,于是就产生了新的地主阶级。这些地主阶级在律令制国家当中没有合法的地位,因此他们必须,要嘛自己变成武士,要嘛雇佣武士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当武士阶级的力量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要把自己的诉求通过北条政子[7]这样的政治家形成武家诸法度,使拓荒者原先非正式的财产占有变成朝廷和公卿都不得不承认的正式产业。关东幕府和京都朝廷的主要冲突,就是围绕著武士和非官僚的地主阶级伸张自己的财产权的斗争而展开的。如果他们的斗争没有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天皇和公卿就会坚持说只有天皇和朝廷才是唯一的土地所有者了。当然,自发秩序的力量成长得比朝廷和官僚的管制力量更快。渤海一直到灭亡的时候,编户齐民都只有几十万人;然而封建集团和拓荒者集团的人口在渤海的二百年之内增加了至少是十五倍,也许是上百倍。而在渤海国灭亡以后,他们的人口继续以指数形式增长,而且技术上也迅速地突飞猛进——这跟内亚的技术输出有非常大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并不能因为渤海宫廷不代表自发秩序本身,于是就说宫廷本身一无是处。渤海宫廷所保存的上层文化和君统,对于满洲人传统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宫廷发明了“渤海大字”。这是有史以来可考的第一种满洲文字。它的产生过程跟日本的假名非常相似。在渤海和日本以前,整个东北亚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字。他们的上层阶级经常是以汉字拼写所有本土的语音,像现在的台语书写一样。但是汉字的总字数很少,比不上本土词汇的数量,而汉字发音跟本土的语音又不合,容易引起误解,所以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渤海宫廷豢养了一批知识分子来研究这个问题,因此就导致了渤海大字的发明。渤海大字是后来的契丹大字和老满文的直接先驱,体现了内亚文化和东亚方块字文化的结合。它的形态也是像平假名和片假名一样,吸收一部分内亚文字,也吸收一部分汉字的偏旁系统,把两者组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文字。这种文字是东北亚历史上第一种成文的文字,也是渤海宫廷文学的主要载体。后来的契丹文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渤海文字的传承。



由于渤海宫廷的外交活动,使渤海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相当高的地位。渤海是海东盛国,一个国际重要势力。而且我们之前讲过,它模仿唐国,正如唐国模仿波斯和突厥一样,设立了一种朝贡贸易体系,跟京都和长安的朝贡贸易体系竞争,这种竞争直接刺激了幕府政治的发展。日本幕府政治有一部分的功能,就是使天皇的外交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天皇在正常情况下要坚持说,我才是天皇,你们外国的其他国王,包括新罗王和渤海王,我只承认你们是国王。但是新罗人和渤海人愿不愿意接受,那就看情况了。例如,渤海人跟新罗人打仗、非常需要日本在外交上支持它的时候,渤海的使节就会很乐意自称为渤海国王。但是如果渤海人跟新罗人没有战争也不需要日本人的支援,他就会说,我的君主不只是渤海的国王而已,而是渤海皇帝,跟日本天皇是平级的。天皇朝廷如果直接把我赶回去,这将使你们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变通的办法就是让幕府出面。



幕府作为大君,出面跟渤海国王联络,于是形式上就过得去了。天皇朝廷的公卿就会说,我们的幕府跟渤海的君主是平级的,而我们的天皇比幕府又高一级,然后幕府代表天皇去跟渤海国王打交道,这就不存在礼仪上的问题了;但是幕府的代表跟渤海的使臣发生外交关系的时候,又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天皇是负责礼仪性职务、不管具体政事的,你要谈哲学的话可以去找找他,如果要谈具体的政治和商业议题,这些事情都是归幕府办的,而派幕府跟你接洽也正是为了办事方便。于是这样一来,就可以皆大欢喜。背后的秘密,至少负责交涉的那些大臣心里都很清楚,这只是“一个日本不同表述”或者“一个渤海两种表述”之类的外交把戏。由于现实政治形势不断在改变,这种灵活的处理方法对双方都有好处。





“黑貂之路”的背后是秩序输入




长安、京都和龙泉的三角外交维持了一百多年。从实际上的使团人数上来看,渤海和日本的交涉比起渤海和唐人的交涉、日本和唐人的交涉规模要庞大得多。这里面的一部分原因大概是因为“黑貂之路”[8]的缘故。渤海宫廷统治著黑水各部落,而渤海本身继承了高句丽。高句丽人和黑水各部落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有点像是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关系一样。可以说,英美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一部分,高句丽人、渤海人和黑水人(也就是后来的女真人)都是满洲人的一部分。但是,黑水人像今天的美国人那样,接纳的新移民要多得多;而渤海的宫廷和高句丽的宫廷像英国王室那样,血统要纯粹一些——英国王室成员,他可能有什么希腊王子、巴伐利亚王子或者其他地方的贵族祖先,但是一般来说,他没有欧洲以外的血统。两者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就是这样的。苏联人所谓的黑貂之路,就是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向东穿过黑水诸部落,然后一直延伸到日本加贺[9]、佐渡岛[10]和太宰府[11]的这条重要的商路。这条商路是中古时期、内亚的黄金时代,内亚向远东输送秩序、技术和文化的一条至关紧要的主干道。





黑貂是一种特产于东北亚的貂属动物,其分布于乌拉山、西伯利亚、蒙古、满洲以及日本北海道等寒冷区域。黑貂以其皮毛闻名,其价值从高到低分别为黑色、深棕色到浅棕色。从古代到近代,东北亚的黑貂毛皮透过内亚贸易路线源源不绝地输往西方,深得西方人喜爱,甚至成为俄罗斯帝国征服西伯利亚的动力之一。上图分别为19世纪时的日本黑貂(右上)、俄罗斯黑貂(右下)速写。

我们要回顾一下中古内亚黄金时期的这个格局。内亚大草原,陆地上的海洋,它是西起多瑙河,东到满洲,幅员极其辽阔。但是以河中地区——也就是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同时也是古老的夏水,“夏”和“汉”这两个字的发源地,以这个地区为界,内亚草原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东西两部分的地位是不对等的。西部,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网路状结构。沿著黑海,从拜占庭到北方乌克兰的斯基泰诸部落的这样一个圈,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说法,它不是“一带一路”,而是“多带多路”,因此很难分得清楚谁是中心。我们只看到东地中海、黑海、乌克兰这块区域之间存在著快速的技术交流,但是很难说哪个地方是绝对的中心。而东部就不一样了,东部的秩序水位差异很明显,也就是西高东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占据了制高点,越往东水位越低。从西向东,更符合习近平口中的“一带一路”,只是方向颠倒了——而且准确地说,这其实像是一条瀑布,基本上属于内亚对东北亚和东亚的单方面输出,是河中地区向谦谦州[12]、贝加尔、满洲以及东亚洼地的大规模倾泄。



黑貂之路和丝绸之路的意义是一样的。东亚对外输出的是什么呢?是丝绸。而东北亚对外输出的是什么呢?是貂皮。不是说它只输出丝绸或者貂皮,而是在它输出的各种产品当中,丝绸和貂皮是最具有土特产性质、最能够作为标志的物品。非洲有黄金海岸、象牙海岸,这就跟东北亚的黑貂之路和东亚的丝绸之路是一样的,说明非洲这些地方是输出象牙和黄金的地方。还有一个更加难听的地方,在今天的加纳附近,叫做奴隶海岸,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输出奴隶的地方。我们要注意,在国际贸易体系当中,凡是输出土特产或者原料的一方,就是落后的一方。例如,今天的俄罗斯输出的是什么呢?它是石油、天然气和木材之路的输出点。如果你按照类似的方法命名的话,那么俄罗斯就是一个木材海岸、石油海岸、天然气海岸,或者是木材之路、石油之路、天然气之路。今天的中国则是一个廉价劳动力之路。如果按照十六、十七世纪的殖民主义那种不讲情面的方法来讲,那么今天的奴隶海岸就不在西非的迦纳,而是在东亚的珠江三角洲或者长江三角洲了。



黄金海岸、象牙海岸的对面是什么呢?就是三角贸易的欧洲。它们输出的是什么呢?它们输出的不是像黄金或者象牙这样可以用单独一个名字来命名的原材料,而是例如最重要的军火。军火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是那个时代的高技术产品。非洲的各部落如饥似渴地搜求欧洲的军火,沿海的部落拿到这些军火以后,就可以打败内地的部落,打败他们的竞争对手,俘获大量的奴隶,或者是买下大量的土特产,再运到欧洲去换艺术品、工业品或者其他东西。



唐人也是如此,作为丝绸之路的原材料输出点,输出了大量的粗铁和生丝作为原料,运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去。在这里,它的生丝被拆碎了,用伊朗传来的织锦工艺重新织出成品,然后再重新卖到吐蕃或者长安。唐人的大臣一般穿的是波斯的织锦。这些织锦是由唐国自己出产的生丝,到海外转了一圈回来,由原材料变成制成品以后,回到了长安。出口的是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进口的是高技术产品。大量的铁块被运到布哈拉或者阿尔泰山,加上从印度进口的乌兹钢[13]和源于叙利亚的其他原料以后,制成精致的刀剑或者铁箭头,然后再卖回给唐国,唐国依靠这些“进口武器”才能跟突厥人对抗。



东北亚的黑貂之路也是这样的。从渤海时期留下的记录来看,渤海的输出品一般是熏肉、各种珍贵动物的毛皮(例如熊皮貂皮之类)、松果酿成的酒、各种珍贵的可食用菌类,总之是以土特产为主。只有一样例外,就是马匹:在渤海国成立以前——至少是在五世纪之前,满洲不以产马著称,马匹是从内亚引进的。满洲的马种不如内亚的马种,但是跟日本的马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日本在五世纪以后由东南亚文化圈转入东北亚文化圈,其原因很可能就是来自满洲的内亚文化的输出。日本马跟满洲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而欧洲马有很多品种是从中亚和阿拉伯半岛引进的。例如,英国人就曾经在詹姆斯一世时代专程到西班牙去引进阿拉伯马的血统,以至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骑著小马到欧洲去,遭到欧洲人嘲笑,同时日本人发现自己的马跟欧洲人的高头大马完全没办法相提并论。于是他们下了苦功,定了一个三十年马种计划,要用欧洲大马来取代日本小马,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实现了日本马的血统替换。这些日本小马最有可能来自满洲,而满洲马的渊源就是布哈拉和撒马尔罕。



满洲人出口这些产品,从布哈拉进口的是什么呢?跟唐人一样,他们也进口织锦。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进口大量的铁制品。铁制品是内亚极其重要的输出。在四、五世纪之间,龟兹这一带出产的铁器已经相当著名。铁器在东亚取代青铜器,主要是匈奴人的功劳,但并不仅仅是匈奴人的功劳。在五世纪以后的内亚黄金时代,外伊朗又一次发生铁器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的来源很可能不是在内亚海洋的东半部——就是那个瀑布式东向输出的东半部,而是在西部,有可能是在东地中海,也有可能是在黑海沿岸的乌克兰草原上。但是它影响到东亚,是通过阿尔泰山一带的冶铁基地。突厥人——不是广义的、今天所谓的泛突厥主义的突厥人,而是狭义的突厥人,即在隋唐之际纵横北亚的东突厥和西突厥汗国的突厥人,比如阿史那部落的蓝突厥[14]——是依靠阿尔泰山的铁器工业而崛起的。他们推翻了柔然人,就是凭著这些铁器。但是这些铁器技术很可能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而是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文化那里传来的。



满洲在前渤海时期和渤海时期输入的技术产品当中,以这种铁器为大宗。与此同时,隋唐输入的铁器当中,也以这种铁器为大宗,尤其是至关紧要的军工业。我们要注意,唐人在军工业方面也是输出粗制铁、然后输入精制钢的,这些精制钢包括所谓的突厥式铁箭头。突厥式铁箭头大概就是拜占庭人为了远交近攻,在联合突厥人打击萨珊波斯帝国的时期,在突厥引入的那种铁箭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铁箭头很可能是由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最先发明出来。无论如何,唐人为了抗拒突厥人的技术封锁,同时为了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为了得到这些铁箭头,是像汉武帝为了得到汗血马一样不计工本。但与此同时,满洲各部,包括那些黑水的拓荒者集团,得到这些铁箭头却是轻而易举。





契丹和渤海的关系犹如国共对峙




从渤海人的角度来讲,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唐人,而是契丹人。契丹和渤海这两个政治集团在中世满洲的地位,有点像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近代东亚的地位一样。他们的技术都是从内亚输入的,而且相对于内亚这个瀑布式的输出区,东北亚跟东亚都是边缘地区,它们的输入线都要通过大北方,就是今天的蒙古高原或者贝加尔湖一线。这条线在上古时期只有一些人数很少的处于石器时代的部落,不算重要;但是在中古时期,随著人口的增加,渐渐变得重要起来了,也变成网路状商路的途径之地。这条交通线如果掌握在契丹人手里面的话,那么渤海必然要衰落;掌握在渤海人手里面的话,契丹人就必然要衰落。所以渤海人跟契丹人咬得很紧,反过来也是这样,是三国演义里周瑜和诸葛亮的关系。但是双方都不敢得罪突厥人或者突厥人的继承者,因为突厥人正好卡在从布哈拉到满洲这条至关紧要的商路上。



可以说,突厥人站在史达林元帅的那个位置上,而渤海人和契丹人则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位上。苏联人如果像是它在伊拉克那样决心扶植萨达姆,那么毛泽东的共产党就要像伊拉克共产党一样只有死路一条,铁定会被苏联人出卖给海珊(Saddam Hossein),而被后者赶尽杀绝;反过来,如果蒋介石没有伺候好史达林、而史达林决心要做掉蒋介石的话,那么毛泽东就可以作威作福,国民党绝对没有好下场。中世时期的东北亚外交就是根据同样的原则而展开的。契丹人和渤海人像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彼此对另一方的看法都是必欲除之而后快。



同时,渤海和契丹对于跟东北亚一样同样处于秩序洼地的唐国就不大在乎,可以在公开外交场合稍作逢迎,但是唐国手中并没有什么它们非常想要得到的技术。你封锁我,我也不用害怕你。在明人关于〈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记载当中,当唐玄宗接到了渤海国的来信之后,朝中大臣谁也看不懂,只好请李白来翻译并回复。而李白不是省油的灯,他就要求高力士为他脱靴,杨国忠为他磨墨,要不然这封回信,他就不肯起草。如果没给渤海方面回信的话,渤海人就可能向唐人发动战争,而唐玄宗承担不起后果。照这个故事的记载,长安宫廷接到的这封著名来信,上面写的是一些谁也看不懂的文字。这种文字很可能是突厥文,因为渤海宫廷同时使用几种语言,包括汉文、日文、渤海大字和突厥语,而突厥语则是当时的国际交涉标准语。



如果我们生活在当时的长安或者撒马尔罕,偶然大街上碰到一批外国人,彼此都不懂对方的母语,那么最有可能使所有人都听懂的语言只有两种,一是波斯语,二是突厥语。汉语,对不起,是根本行不通的——日语也是。渤海大字的话,在渤海以外没有几个人看得懂。日本人和新罗人可能懂,但是东北亚以外真的是没人懂。出了自己的国境,在广阔的外交场合里面,就是波斯语和突厥语纵横天下,像近现代以来英语和法语的地位一样。如果你是一个有教养的绅士,除了你的本国语以外,这两种语言多多少少你也要懂一点的,哪怕半通不通。这种状态直到忽必烈和马可波罗的时代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李白为什么会懂这种文字呢?原因当然是因为,他自己可能就是外伊朗人或者突厥人,至少也是在中亚混了多年,因此当地的语言文字是懂的。



从鸟兽一样的字迹看,他们用的很可能就是阿史那蓝突厥贵族用的那种古突厥文,因为今天的苏联学者从叶尼塞河、鄂尔浑河一带发现的古突厥碑文上面的古突厥字母,看上去确实像是唐代宫廷记录的那样,像是鸟兽的脚印。而渤海大字给考古学家留下的印象却不是这样。如果明人的传说包含一些历史的真实成分,那么渤海人在境外活动的时候有可能不使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而是直截了当地选择了宗主国突厥的文字。尽管鲜卑帝国的大使或者后来的中国人可以面不改色地说,唐国才是渤海的宗主国,但是当时的满洲人认为,要嘛它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有自己的朝贡贸易体系;要嘛它就是突厥的附庸,而不是唐国的跟班。对东亚人,它没什么好害怕的;对突厥人,却是实实在在的惹不起。





渤海与唐的登营之战




渤海使者这一次对唐玄宗的外交劝谕,大概就是对应于七三二年渤海的海陆两军对唐国的战争——登州、营州之战。这次战争,照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来说,实际上跟渤海独立的天门岭战役[15]同样重要。天门岭战役可以说相当于是满洲版的“莱辛顿枪声”。而登州和营州的战争,可以说就相当于是一八一五年杰克逊将军的美英战争。努尔哈赤的七大恨誓师被很多满粹分子认为是满洲民族主义的真正起点,其实对于满洲历史而言,这已经跟潘兴将军[16]组织本土军队参与欧洲战事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时候的满洲其实已经根深蒂固,根本不存在后来很多满粹分子渲染出来的那种好像萨尔浒一仗不打、满洲就注定要灭亡的悲情。这次战争的起点是,唐玄宗作为一个帝国主义者,企图瓦解渤海在东北亚的霸权,所以他越过渤海,深入到渤海的背后,向松花江外的黑水各部落派出使团,要求他们背叛渤海人。这种做法就相当于蒙古皇帝忽必烈越过京都的朝廷和镰仓的幕府,跑到坂东武士那里去,比如说跑到产生出源义经和他的武士集团的奥羽国去,要求那些虾夷人血统很重的奥羽人在源义经的率领之下推翻源赖朝和京都的朝廷,配合忽必烈征服日本的战略。



当然,源义经实际上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在奥羽边境上集结起来的关东武士确实是日本国最精锐的力量,他们代表了拓荒者的集团。他们给京都公卿留下的印象,差不多像是十九世纪美国西部荒野的快枪手到了伦敦那样——英国的贵族惊讶地发现,尽管他们自己也精通马术,但是居然比不上这些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能在飞驰的马背上百步穿杨的美国牛仔。京都朝廷所集结的平家武士在跟北陆和东国武士作战的时候,也有类似英国贵族面对美国牛仔的感觉。渤海和高丽都是二元体制,在二元体制当中,他们战斗力最强的兵团就是黑水部落的人,而唐人在高句丽战争中最害怕的就是这些黑水兵。



所以不难理解,渤海国宫廷对唐人在他们背后插一刀极为痛恨,因此他们下定决心要进行报复。报复的做法就是派出陆海军,从登州和营州这两路,进攻东北亚原先的核心地带——燕国和齐国。如果是在上古时代,这样的进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那时候的东北亚,满洲、韩国和日本都好像是十六世纪的美洲大陆一样,只有些野蛮部落,在高级政治上面算不上数。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强大到了这个地步,就像是杰克逊将军时代的美国人已经强大到完全可以跟英国人和法国人打一仗的地步了。尽管他们还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对欧洲取得压倒性的实力优势,以至于老欧洲都必须反过来有事求他们,但是美洲已经可以跟欧洲平起平坐了。渤海时期的满洲,就发生了相当于杰克逊时代的美国一样的转变。以前的东北亚是以燕齐为中心的,以后的东北亚就要以满洲和日本为中心。旧世界行将衰退,新边疆正在崛起之中。



这次战争的结果是不利于唐人的,唐人不得不放弃了对黑水部落的外交经营。之后的黑水部落使臣,都是作为渤海使臣团的一部分而出使长安,而在这以后长达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时间内,黑水部落更加是再也没有在长安出现。这些现象说明,这些部落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像是镰仓幕府时代的坂东武士和虾夷部落一样,渐渐被纳入了渤海宫廷的控制之下,渤海宫廷的力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们。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渤海宫廷和律令制国家的存在,他们产生出来的财富和资源将会用在渤海的宫廷外交和宫廷政治上,而渤海的宫廷政治家,毋庸置疑,他们的注意力在南方,对于背后广阔的满洲新大陆并不重视。



可以说,如果京都的朝廷占了上风的话,那么日本的外交政策也会向著朝鲜半岛和亚洲大陆,后来的日本就不会出现了。后来的日本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京都的朝廷斗不过关东的武士。关东的武士面向东方和北方的新大陆,把日本引向了发展自发秩序的方向上去。而在满洲,上一次出现类似的危险是在高句丽时期。隋唐对高句丽的征服实际上解放了北方新大陆的自由秩序,因此才会有现在的渤海,正如把北美从英法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才会有今天的美国一样。但是渤海的律令制国家兴起以后,同样的危险再次出现。幸亏契丹人摧毁了渤海的帝国、女真人又摧毁了契丹的帝国,才相继使松花江外的拓荒者集团得以解放。我们如果只相信书面文字的记录,就会以为宫廷文化就是一切,京都的朝廷衰败了,我们就会说日本文化衰败了,龙泉府的朝廷衰败了,就会说是满洲文化衰败了,但是实际上恰好相反。考古学,特别是俄国学者的考古成果非常明确地证明,京都文化和龙泉文化都是消费性的,满洲的大发展是在宫廷解散和瓦解之后,而不是之前。





中古满洲的龙原─日本道




苏联学者发现的考古遗址显示,在渤海人统治的时候,图们江口,今天乌苏里江东岸、兴凯湖南岸、大彼得湾的克拉斯基诺[17],就是渤海国的盐州,属于当时的“龙原—日本道”的枢纽。之所以叫做“日本道”,是因为这里是从内亚通向日本的黑貂之路由陆路变成海路的中转站。我们要注意,后来满洲国在一九三〇年代开辟的图们江航道,就是从新京,把满洲国的货物沿著图们江运到日本海,然后直接运到日本,而不用额外耗费时间南下经由大连和渤海、黄海一线,这条航道其实并不是二十世纪才开拓的,而是在渤海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了。盐州就是这样一个港口。从盐州出海的渤海船队一直开到佐渡岛、加贺港和太宰府,然后交换日本的货物。日本的马和渤海乐很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路进入日本的。很多证据证明,在镰仓时代以后才慢慢发展出来的日本冶铁技术,包括著名的日本刀,在这个时候还处在雏形状态,它们的原型也是通过渤海转手的内亚刀剑。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九一三年,在俄罗斯和中华民国的边界线上曾经出土过渤海人的古墓,里面发现一些刀剑。俄罗斯的考古学家把这些刀剑刚刚拿出来的时候,路过的日本军官看到以后,一口咬定这个刀肯定是日本刀。因为从式样看,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刀。但是年代测量的结果显示,这些刀是渤海国统治盐州的时代打造的。在这个时代,日本刀尚未产生,是在之后的镰仓时代才出现的。所以唯一合理的推论就是:东北亚文化其实是一体的,彼此之间互相影响,它比二十世纪南满铁路和大连港归于日本、日本建立满洲国以后对满洲的秩序输入要早得多。



实际上,在中世时期,秩序流动的方向正好是相反的。这时,西方地中海和黑海的文化和技术沿著内亚之路,就是苏联人所谓的黑貂之路,通过满洲和北海,输入到日本。二十世纪日本在满洲的经营,实际上是日本对自己东北亚乡亲的一种反哺。二十世纪的秩序输入,西方——这时的西方已经不是在地中海,而是大西洋——通过美国和英国,向日本输出秩序,然后日本再反过来反哺满洲和东北亚。近世时期的东北亚和中古时期的东北亚差异在哪里呢?主要就是在海路取代陆路。陆路占优势的时代,也就是说依靠马匹和马车运输的时代,秩序是从撒马尔罕、到龙泉府、到盐州、再到日本的。在海路压倒陆路的时代,秩序就是从伦敦和纽约到横滨和东京,然后再从东京到大连或者新京的。中古时代的满洲实际上是东北亚的中心,正如近现代的日本是东北亚的中心。但是,就东北亚的整体来说,满洲和日本都是东北亚的新边疆,燕国和齐国才是东北亚的旧世界。





双子城——内亚商人在满洲的租界




在发现的渤海国时代遗址当中,苏联学者发现了更加有趣的现象:这些地方实际上已经存在著大批撒马尔罕人或者其他内亚商人的居留地。我们要注意,内亚人在东北亚和东亚都有大量的租界。例如,李渊和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的时候,他们经过了一个叫做贾胡堡的地方,贾胡堡,按字面意思就是做买卖的洋人的居留地。关于租界这个词,例如,汉口英租界就是英国人的居留地。翻译成租界还是居留地,那不重要,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贾胡堡是什么?就是外伊朗商人在隋国境内的居留地。这样的居留地从晋国一直到陇右,是连绵不绝的。李轨周围的安家那些商人,可以说是伊朗在河西走廊的租界头目,他们配合李渊的长安政权推翻了李轨[18]的西凉政权,给唐国送上了建国第一份贺礼。而他们的后裔,在安禄山占据燕国造反的时候,也给唐人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他们的后代被唐人赐姓李以后,就是李抱玉[19]这个家族,世世代代为长安朝廷效力。没有他们的话,也许安禄山已经胜利了。这样的租界,我们从北齐和北周的对峙态势就可以看得出来——北周之所以最后能够战胜北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租界比较多。



其实这些租界很可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因为现在有很多记录显示,商鞅在秦国实行的编户齐民制度似乎跟后来朱元璋和毛泽东实行的户籍制度一样,是只针对秦人,而不针对这些外国人的租界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兵马俑就没有人造,而秦国的武器装备也就没有人制造了。秦国实行的是双重体制:自己人被商鞅的编户齐民管得死死的,没有户口本和身分证,连商鞅本人都是哪儿也去不了;而这些租界的外国商团领袖却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的,他们甚至可以不经过秦国的官方体系就跑到秦国之外,甚至跟秦国的主要敌国魏国展开外交。魏国君主把这些事情解释为朝贡,但是这些人恐怕不是去朝贡的。如果是朝贡的话,那他们就是魏国的附庸。很难想像,他们如果是魏国的臣子的话,在秦国把魏国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出来帮一帮魏国。所以他们很可能是打著朝贡的名义去贸易的。而秦人容忍他们存在,大概是因为他们有秦国编户齐民不具备的高超技术。没有这些技术,秦人就不可能战胜赵国和魏国。



尽管渤海的宫廷文化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录,但是苏联学者却发现,渤海境内遍布了这样的租界。乌苏里江东岸、大彼得湾一带的城镇往往是双子城式的。所谓双子城就是,一个满洲人的城市,配一个伊朗人的城市。而伊朗人城市的技术水准明显高于满洲人的城市。满洲这时候的技术水准,跟后来渤海解体以后的水准没法相比。也就是说,在渤海建国的这段时间内,技术进步是比较缓慢的。最先进的技术掌握在伊朗人手里面,尤其是作为中古技术之王的铁器冶炼技术以及纺织技术——这两个当时的主要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主要集中在租界里面。这个格局非常像是近代的上海,有一个英国人主持的上海公共租界或者上海自由市,而旁边也有一个清国官僚所主持的上海县。上海县有一个上海县道台,上海自由市则是由欧洲式的议会统治的。这两个部分的差异,简直是云泥之别。一般人对上海的印象,十里洋场,那是英国人的上海。清国的上海虽然因为沾了洋大人的光,在清国各城市里面算最先进的,但是在英国人眼里面看还是一座屎尿横流的中古城镇。满洲人的城市放在内亚人的城市旁边,在渤海时期,给人的印象也是这样的。



这时,他们的技术发展到刚好可以制作铁甲、产生重甲骑兵、但是还产生不出锁子甲的那个地步。他们这时候制造出来的铁甲是几块铁片拼成的铁甲,而不是像后来金兀术时代那种绵密的锁子甲,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同时,铁箭头的形状也要少得多。而且有几种铁箭头,特别是那几种梯形的铁箭头,具有穿甲功能的铁箭头,很明显是从突厥进口的,本地的工匠还制造不出来。但是渤海国解体以后的一百多年内,松花江以东、图们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这些被汉字史学家贬称为蛮夷的黑水部落或者生女真部落当中,技术有了突飞猛进,进步的速度比渤海国所在的二百年要大得多。因为渤海国解体以后,契丹人强迫渤海人南迁到辽东,实际上契丹人就像是唐人攻灭高句丽以后只把高句丽属于律令制国家的那一部分拿下了,属于封建制部落的那一部分都等于是解放了。契丹人灭渤海国的结果也是,把渤海属于宫廷文化和律令制国家、编户齐民那一部分拿下来,迁到辽东,变成契丹人的东丹国;而原先半封建、自治的那些藩国这一下反倒解放了,不再受渤海的贸易体制的束缚了。



例如我刚才提到的龙原—日本道,龙原—日本道的用途是什么?黑水各部落到加贺、太宰府等地开展贸易是早已有之的。司马辽太郎有一部小说,叫做《鞑靼疾风录》。它里面提到,日本有一个小武士在度岛认识了一位元度岛小姐,是满洲的一位贵族女子,小武士跟她结了婚,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的满洲旅游了一阵子,然后在满洲即将灭明的时候又回到了日本。这是根据真实历史写的,但是这种事其实也不是在明清之交才开始的,它的渊源比这要早得多。早在渤海以前的时代,这样的度岛小姐已经很多了,也就是说,女真的祖先黑水部落的商人和领主已经经常在其他无数个“度岛”定居了。度岛是日本通向亚洲大陆的一个门户,朝鲜的商人、满洲的商人和明国的商人经常来,所以司马辽太郎才会这么写,但是在隋唐以前,其实满洲的商人、亚洲大陆的商人以及朝鲜半岛的商人也已经经常来类似的地方了。度岛小姐的故事不是只发生过一次,而是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发生过无数次。



渤海人的贡献是什么呢?他们想要黑水部落的钱,于是就把黑水部落通向日本的商队组织起来,由渤海宫廷派代表去监督他们,从中抽了很大一笔头寸,也就是说你现在必须把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交给渤海宫廷。对于商人来说,这是一项大损失。这些商人代表的是黑水部落的各个集团。日本人注意到,这些商人经常不服从渤海国派来的正使的领导。因为在首领制国家当中,首领或酋长像是坂东武士集团一样,对天皇只有名义上的效忠,交一笔钱给你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是我自己管理的,所以渤海国的正使在日本经常管不住这些首领。因此日本人的史官就认为奇怪,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些人算成是渤海国系统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他们说这些人是渤海人,有的时候又说他们是黑水人。其实如果在同一个时期你到日本去的话,你也会认为奇怪,源赖朝时代的这些关东武士到底算不算是日本人的一部分。镰仓幕府本身,北条政子他们,对京都的朝廷是毕恭毕敬的;但他们手下那些武士,无论对于朝廷还是幕府,都不是亦步亦趋的,动不动就会翻脸甚至造反。黑水部落和渤海宫廷的关系也是如此。





靖康之变前的内亚与东北亚




渤海的宫廷被契丹人摧毁以后,度岛小姐和她的父亲——也就是松花江畔、图们江畔的满洲领主一下子获得解放了。而这件事的效果就像是镰仓幕府建立以后的坂东武士和土豪商人之间的联盟一样,满洲人的技术水准有了突飞猛进。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内亚方面的输入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叶尼塞吉尔吉斯人[20]对于回鹘人的袭击也起了作用。叶尼塞吉尔吉斯人自称是李陵的后代,而无论他们究竟是谁的后人,反正他们把回鹘汗国给打垮了。在这次活动当中,大批的回鹘人和他们的盟友波斯商人逃到了松花江外的满洲各部族当中。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居民点有了爆发性增长。然后,渤海国就解体了。外来秩序的输入和中央集权的瓦解,从两个方向极大地促使了生女真部落技术的进步。后来靖康之变体现出来的满洲技术,实际上是之前的三百年间长期酝酿的结果,正如鸦片战争所体现的英国技术,实际上是从文艺复兴的义大利城邦以来的积累,并不是平地一声雷,突然就出现的。



而吉尔吉斯人自称是李陵的后代,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商鞅变法时期的秦国实际上是有很多租界的,这些租界有很多到汉武帝时代还存在。例如像外交大臣公孙贺,其实就是租界的代表,他主管汉国外交或者蜀国事务,差不多就像是蒲安臣[21]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清国的外交事务一样,清国既然不可能在办理外交的时候依靠苏州士大夫,那么就只有依靠美国人了。楚才晋用一下,然后这个客卿还管用——汉武帝任用公孙贺这个异族也是如此。



我们不要看“公孙贺”[22]这名字是三个汉字,你就说他是汉族。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说李世民是汉族、史思明是汉族、鲍罗廷是汉族、龙云也是汉族。如果将来二十世纪的历史失传了,肯定会有一些所谓的历史学家说,龙云他们家其实是江西龙家的后人,是带著先进的汉文化迁到云南以后,才做了当地的领导人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二十世纪的史料,我们知道龙云其实是姓纳吉的,他的血统是西北印度的血统。有朝一日失传以后,大家也可能会以为史思明和李世民都是汉人了。公孙贺这个名字当然也只是看上去像汉人的名字,只不过他原先的波斯名后来失传了。而陇西李氏,很有可能也是一样的情况。



正如明国初期的军官绝大多数都是蒙古人和其他内亚部落的人一样,秦汉帝国的军事、外交和财政官员也有很多是外伊朗人。实际上,无论东亚帝国的皇帝本人是不是东亚人,它的外交官、军官和财政官一般都是伊朗人或者外伊朗人。这是个铁一般的定理。即使是在宋明这样所谓的本土性的朝代当中,真正本土的一部分也仅仅是皇帝本人还有他身边的那些文学侍从和史官是东亚人,但是真正涉及宪制要害的部门——财政、军事、外交这三个部门,从来都是由外国人、也就是内亚人主持的。尽管他们可能和明朝的李贤和猛如虎[23]那样取了汉名,然后又像龙云那样也被后人认为一定是汉族,但是查找他们的真正出身的话,他们都是蒙古帝国留下来的内亚人。



李陵家族也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到了匈奴以后,被匈奴单于派到了吉尔吉斯部落去,然后就住在那里、跟当地土著联姻,后来的吉尔吉斯人也才会说他们是李陵的后代。结婚这件事情是不能随便的——基于当时的情况,两个人如果不是同族的话,很难成亲而且过得了日子。所以,以弓马娴熟著称的李家很可能就是定居在汉国境内的斯基泰文化载体,他们自身就属于某一个内亚部落。“李广”和“李陵”很可能像是“鲍罗廷”和“史思明”一样,只是他们的汉名。



所以这也可以解释,汉武帝之所以那样子不信任和欺负他们。这就跟后来宋国皇帝和潘仁美对杨家将的各种歧视和迫害一样,为什么?因为你们杨家将出身于沙陀人的系统,是中途投降过来的,我们汉人怎么能够信任你呢?共产党有可能信任从国民党叛变过来的将领吗?道理是相通的。所以,遭受汉武帝的迫害以后,他们彻底死了心,在李陵这一代投靠了匈奴人,而他的子孙就融入吉尔吉斯人的后裔当中了。这就反过来说明,他们很可能是出于关陇集团当中深受斯基泰文化影响、甚至自己就是吉尔吉斯人祖先的某个分支的一部分,他们到了吉尔吉斯部落,只是回到自己的表兄弟和表兄妹当中。



无论如何,吉尔吉斯人和回鹘人的战争所造成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大批携带内亚先进技术的回鹘人和波斯人在满洲定居下来。然后在渤海国的解体当中,原先的双层体系渐渐融合了。八世纪左右,乌苏里江和大彼得湾沿岸的遗址一般是双子城类型,一个内亚人的租界,旁边就有一个满洲土族城市。但是到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也就是女真人崛起的前期,这种现象就消失了。显然,这两种居民已经融合在一起了。而在这两者之间的时间段内,满洲技术出现了戏剧性的突飞猛进,一个明显例子就是所谓的“靖康耻”。





满洲的技术进步源于内亚推动




在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在靖康前夜,满洲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首先,满洲人自古以来就是有很大的房子和石头城镇的,但是在渤海时代,他们的城墙还是单层的。在女真入侵也就是金兀术时代之前,他们已经有夹心饼(不同材质的墙壁贴合)式而且带斜坡的城防工事了。这些城防工事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们是伴随著进攻性武器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原来单层的城墙无论多么厚,它们禁不住攻城机的攻击。原始的攻城机产生于巴比伦。《圣经》里面俘虏了但以理和犹太人的那些巴比伦王,他们是怎样攻击耶路撒冷的呢?他们用攻城机抛出的无数火箭,把耶路撒冷城厚达几十米的石头城墙烧到上千度的高温,又用砍下的橄榄树和死海附近的石油做成攻城的火炬,将无数火箭投射到城墙上面,把石头烧热以后,烧得城墙炸裂开来。原先坚不可摧的石墙,像《圣经》里被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耶利哥城墙一样,就这样碎成了一片一片。今天的考古学家在当年的战场遗址里面发现了一大片一大片被砍伐的橄榄林和无数被烧焦的橄榄核,还有无数石墙的残骸。另外,单层的城墙也禁不住另外一种投石机的攻击。投石机也是在外伊朗产生的。后来蒙古人所用的回回大炮,是这种投石机的一个表兄弟。



靖康以前的满洲人,已经有了单层城墙的改良版本。无数的投石机可以把直的城墙打垮,但是如果城墙是弯弯曲曲的,同时是多层的,而两层石墙中间夹著一层土墙,然后石墙的内外两层还有硬土堆成的斜坡,同时石墙上有多个圆弧形和六角形的突出,那么上述的两种攻城战术就没有办法把墙立刻打倒。即使石墙烧裂了以后,因为有两边土墙的扶持和斜坡的支撑,它只是有裂纹,不会直接倒下来。攻城一方无法立刻杀进城里面,然后守城一方可以在傍晚再把这些有裂纹的石墙用水泥或者其他东西再重新填补起来。这就是新型城防工事产生的内在逻辑。类似的城防工事在十世纪左右开始出现在乌苏里江沿岸,与此对应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两种西亚和内亚的攻城机器——投石机和攻城机的发明。



与此同时,满洲遗址出土的铁箭头也已经由三、四种增加到二十五种,其中包括至少四种穿甲箭。穿甲箭的产生,也是从反面证明了防御技术的进步。也就是说,如果满洲人还不具备生产锁子甲的技术的话,那么那些梯形的、羽状的和菱形状的穿甲箭是没有用处的。这每一种穿甲箭,像现代军队使用的每一种穿甲弹,都反映出T–34式坦克或者后来的某种坦克的装甲。装甲进步了,原先的穿甲弹就打不动,所以就必须有新的穿甲弹。穿甲箭和铁甲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没有新型的多层铁甲和锁子甲,棉布、皮革和铁片构成的复合性铁甲,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穿甲箭也就没有诞生的必要。它们就是为了对付不同类型的铁甲而产生的。



这些东西都是通过突厥人输入的内亚文化的产物,跟吐屯这个原先产生于伊朗分水官的职位和金兀术之前的女真人的政治和技术结构变化都有深刻的关系。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恰好是宋人退出内亚路线、从刘渊[24]、石勒[25]到唐太宗这个时期伊朗殖民者输入的技术开始瓦房店化[26]的时代。经过了这三百年的变化,原先同样是属于内亚技术输入的下游、基本上在同一水准的东亚和东北亚,以后就分出上下了。从此以后,东北亚相对于东亚,取得了后者无法逾越的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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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龙原府:渤海实行五京制时期的“东京”,位于今吉林省珲春市。

[2] 龙泉府:渤海实行五京制时期的“中京”,位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在西元八世纪至十世纪期间,龙泉府一直是渤海国的首都。

[3] 安市城,辽西走廊的军事重镇,位于今辽宁省鞍山市西南部。高句丽约于西元五至六世纪开始统治此城,其后直至高句丽灭亡,大致保持对它的控制。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起初获得相当战果,惟久攻安市城不下,最终被迫撤退;韩国民间传说更指李世民在围城时被守城方主帅、高句丽名将杨万春射中面部,致使左目失明。

[4] “太宗遥望无忌军尘起,令鼓角并作,旗帜齐举。贼众大惧,将分兵御之,而其阵已乱。李𪟝以步卒长枪一万击之,延寿众败。无忌纵兵乘其后,太宗又自山而下,引军临之,贼因大溃,斩首万余级……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余众放还平壤。”(《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列传上》)

[5]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日本历史学家。他采用近代严格的文献批评方法对《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传统史书进行梳理,惟与当时盛行的皇国史观相冲突,最终有四本相关著作被查禁,本人更以“大不敬罪”被日本政府起诉。

[6] 日本古代以“洛阳”作为京都(平安京)的雅称。“上洛”直译为“访问京都”,实则指地方大名率领军队开进京都、宣示霸主地位的举动。

[7] 北条政子(1157-1225):镰仓幕府开创者源赖朝的正妻,源赖朝死后,政子及其家族掌握了镰仓幕府的实权。

[8] 据苏联学者沙弗库诺夫(1930-2001)的研究,在传统的丝绸之路之外,尚有一条经由北亚、使渤海、女真等东北亚古代民族与中亚得以相互连结的贸易道路。主导贸易的粟特人在所到之处建立居民点,以作为受到游牧部落袭击时进行防卫的避难所,同时为商业驼队、船队等提供必要补给,以及对获取的商品进行分类、打包启运等等。

[9] 加贺:日本律令制下的行政区划,位于今石川县南部。

[10] 佐渡岛:位于今日本新潟县西部的岛屿,矿藏丰富,历史上的著名矿场有佐渡金山、鹤子银山。

[11] 白村江之战后,为防止唐军进攻,日本于九州岛北部(今福冈县太宰府市)设置行政中心,负责沿海防御。其后成为贸易重镇,十二世纪以后逐渐衰落。

[12] 谦谦州:元帝国地方区划,在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一带,居民主要由叶尼塞吉尔吉斯人、蒙古人、畏兀儿人组成。

[13] 乌兹钢(Wootz Steel):西元前六世纪出现于印度南部,适宜于制作武器,更是大马士革钢的原料之一。十八世纪后,乌兹钢的生产技术失传。

[14] 蓝突厥(Kok Turks):指最初从中亚迁到阿尔泰山、并建立突厥汗国的塞种人诸部落,他们构成突厥部落联盟的统治核心。基于腾格里信仰,这些部落最为尊崇蓝色,并以“蓝(色)突厥”自称。

[15] 六九八年,武则天部下、契丹族将领李楷固带兵攻打大祚荣,于天门岭一带被后者击败,大祚荣其后即建立震国(之后改名渤海)。

[16] 约翰.潘兴(John J. Pershing, 1860-1948),美国军事家、陆军特级上将(General of the Armies)。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19177-1918)任美国远征军总司令,见证协约国阵营的胜利,更是众多二战时期的美国名将例如乔治.马歇尔、德怀特.艾森豪、奥马尔.布雷德利、乔治.巴顿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等人的导师。

[17] 克拉斯基诺(Kraskino):位于今海参崴西南部,俄罗斯与北韩边境附近。

[18] 李轨于六一七年占据凉州,自称“河西大凉王”,又在翌年称“凉帝”。六一九年,唐高祖李渊派安兴贵出使,要求李轨投降,李轨不从,安兴贵便联同弟弟安修仁(时为李轨部下)发动兵变,最终李轨一家被捉往长安城,全遭斩首。

[19] 李抱玉,本名安重璋,曾在李光弼麾下效力,协助击败安史联军,其后又担任凤翔(位于今中国陕西省西部)节度使。

[20] 叶尼塞吉尔吉斯人,叶尼塞河上游的最早期居民。起初臣服于匈奴,后来又先后被突厥、薛延陀、唐与回纥统治。

[21]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美国著名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共和党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蒲安臣在其美国驻华公使的任期结束后,受清国委托,返美担任第一任清国驻美大使,其能力与品格深受两国信任。

[22] 公孙贺,汉武帝刘彻时代的大臣,祖先为匈奴人。前一〇三年至前九二年任汉丞相,后死于“巫蛊之祸”。

[23] 李贤:鞑靼人,活跃于元末明初,一三八八年降明,先后供职于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猛如虎,明末塞北人,多有战功,一六四〇年受明廷命,率军追击张献忠,惟遭后者击败,更被围困于南阳城,翌年战死。

[24] 刘渊,匈奴人,冒顿单于后裔,西晋爆发“八王之乱”时,他率部众自立为王。

[25] 石勒,羯族人,曾在刘渊麾下效力,其后自立门户。他原本没有汉名,“石勒”乃是由一同与他起兵反晋的牧人汲桑所取。

[26] 瓦房店,位于辽宁省,轴承工业发达,被称为“轴承之乡”。作者常以“瓦房店化”比喻东亚帝国(尤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衰退的过程。





三、东北亚、东亚和内亚的三角斗争





从“吐屯”看突厥在契丹─渤海之争中的角色




东北亚在五世纪以前也是技术落后区,那时的先进区只有内亚;但是到了十至十二世纪,东北亚的技术水准,包括冶铁技术、武器技术和造船技术,已经明显领先于同时期的东亚。这就是后来靖康之变的技术基础。它像是鸦片战争一样,事先是有长达三百年的酝酿的。这段转型时期,基本上就跟渤海从兴起到衰亡的时期相重合。主要的因素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满洲北部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内亚的技术输入者。



内亚的技术输入者在中古时代经常笼统地被称之为突厥,但是这个说法当然是不对的。突厥本身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跟以前的匈奴人一样,它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名称,或者不如说是一个统治的贵族王朝的名称。由于它经常充当统治者,因此被它统治或者说是想要攀附它的其他部族往往就把“突厥”这个名词加在自己身上。也因为它自己的语言一度相当强势,也有很多外国人觉得这种语言可以作为通用语来经常使用,结果使得突厥语言的使用者也连带著自称或者被称为突厥人了。严格和原始意义上的突厥人,为了把自己跟这些乱七八糟、他们觉得不能算正宗同胞的人区分开来,往往把自己称之为蓝突厥人。蓝突厥人就像是英国的兰开斯特王朝或者约克王朝一样,是一个很小的贵族集团。突厥鼎盛时期的内亚,种族结构其实跟匈奴时代差别不是很远。阿尔泰山以西基本上是白种人的天下,阿尔泰山以东是蒙古人种和雅利安人种交错纵横的状态。蓝突厥人似乎主要由雅利安人组成,就算不是全体人都属于雅利安;但他们在东部也有很多属民是以蒙古血统为主的集团。



从东亚和东北亚留下的记录来看,突厥人向他们的盟友或者附庸国派遣一种叫“吐屯”(Tudun)或者“吐屯发”的官员。汉语世界经常把这个角色译成钦差大臣或者监察御史之类,而且认为它是属于突厥人的具有上国监督下国性质的官员。但是西部世界,就是俄国人和法国人所谓的前亚,也就是说包括今天所谓的西亚和内亚大部分的这个亚洲,这个词另外有一个来源,而且它的来源不是突厥语,而是伊朗语。在这里,吐屯这个词不是指的一个官员,而指的是民间自治组织的一个类似英国太平绅士的角色,他的主要任务是分配水源。他跟游牧生活方式没有关系,而是比如说一个小的共同体自己选举出来处理自己内部纠纷的一个比较德高望重的长老。它产生的最初时间不可考,但是反正比历史上最早的突厥人都还要早得多。从内亚西部和东部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后来的突厥人运用这个官衔实际上是从更加古老的伊朗世界借用的,而且改变了它的含义。很可能是,突厥人在自己的自治部落里面为了显摆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把自己的部落长老用伊朗人的“太平绅士”[1]头衔来称呼,然后由于突厥人强势,有了很多依附者,他们自己的长老在跑到外国去或者跑到附庸国去的时候又把这个称号沿用下来。而那些附庸国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觉得这些人是钦差大臣,他们就觉得吐屯这个词原始的意义也就是钦差大臣。其实吐屯原来的意思应该就是长老。



而吐屯在伊朗世界最主要的职能就是分配水源。这个职位大概跟西汉陈平在乡里面给长老分肉的那个角色差不多。陈平家乡的长老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大官,因为他分肉分得公平。同一个乡,各家各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所以公共祭祀活动不仅是他们重要的社交活动,大概也是处理地方事务的一个现成的机制。从处理祭祀问题上就可以看出,哪些人比较擅长当领导,办事公正,能够使别人畏服,哪些人或者是没有办事能力或者是处事不公,不但不能使人心服口服,反而会在乡里引起纠纷。所以,陈平因为擅长干这种事情,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他的乡亲父老们认为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而在西亚,从苏美尔人开始拓垦低地的时候开始,灌溉系统应该就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在很多地方,特别是由沼泽地开垦出来的良田,给某一家田地分水分得比较多,那他就能够丰产,分水分得少,他就不能够丰产,所以水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分水这件事情大概就是乡里最重要的政治事务了。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些政治共同体比较健全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还像近代的英美乡镇一样基本上是自治的时候,自然的,本乡长老的主要业务就是分水。本乡的人就有能力判断谁是比较公正的、德高望重的人,让他来做这个分水官比较合适。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就体现在于他们能够选举自己的吐屯。然后等到政治秩序衰退的时候,这个词就可能不再指的是自治性质的长老,而可能就变成强势政治人物派来的官员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随著原始含义的消失,原有的政治自由也就趋向于衰落了。



分水这个职务在内亚的东部相对而言就变得不太重要了,但是类似的仲裁官的地位仍然是相当重要的。渤海人引进铁器技术和纺织技术的过程,跟它和契丹人之间争夺突厥吐屯这个代表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契丹人和渤海人实际上分别代表了满洲的东部和西部,渤海人占据的是东部比较多石多山的部分,契丹人是占据著西部西拉木伦河附近的那一部分,是接近山地的居民。从交通路线的角度来讲,契丹人实际上处在更容易截断渤海人内亚通道的状态,所以它跟渤海人是始终不和的。但是渤海人通过跟突厥人的联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依附于突厥人,成功地压倒了契丹人。如果没有突厥人的介入、加上突厥人极其坚定的反契丹倾向的话,那么渤海人可能是斗不过契丹人的,契丹灭渤海的事件可能会提前两百年发生。从武则天和狄仁杰的角度考虑,当李唐军队或者武周军队被契丹人打败的时候,他们就向突厥人求助,让突厥人去攻打契丹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这种战术。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这是软弱的吏治国家采取的以夷制夷的战术。但是从突厥人的角度来看,打击契丹实际上是打开黑貂之路、使东北亚变成突厥人领导的内亚联盟的政治附庸的一个必要措施。如果契丹人以燕北和辽西为主要根据地、继续隔断西拉木伦河和松花江之间的通道的话,那么渤海人和黑水人跟突厥人的交往就要面临严重的障碍,而突厥的可汗、以及在可汗朝廷里面扮演商业代理人角色的撒马尔罕人和布哈拉人就没法获得东北亚的皮毛。



三角外交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渤海人和突厥人联合起来对付契丹人的形式进行的,渤海早期的盛世主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渤海境内的冶铁工业的发达,多半就是随著突厥吐屯进驻渤海而展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著这些突厥吐屯本身是直接的技术人员,只是说,他们相当于是水面上的树叶,他们向东漂移,就说明水流向东移动,说明内亚通道是敞开的,说明技术可以源源不绝地输入。现有掌握的考古学资料说明,冶铁技术主要的进步并不在渤海宫廷所在的几座大城里面,而是在渤海宫廷直接控制范围的封建领主——黑水人的几个联盟所控制的东部和北部的那些小城镇里面。这就说明,与其说是渤海宫廷从突厥人那里引进了新技术,不如说是渤海宫廷的外交政策打通了内亚通道,然后从内亚来的各种分散的商人和技术人员进入了渤海国的领地以后,各自为自己寻找出路,然后他们找到了对自己来说是最能发挥特长、又能得到最高待遇的地方。这些地方大多数不在于渤海王室控制的那几座大城市,而在于图们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的那些分散的封建领地。大量的双子城就是在这一时期渐渐形成的。等到突厥人再度衰弱和契丹人再度崛起,可以说,渡来人集团和原住民集团的共生合作关系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





与“日本人引进朝鲜技术”做比较




这种完善跟东北亚原有的社会组织有一定的关系。同样是技术输入,比如说一个官僚国家来处理,它最容易采取的做法就是像后来的奥斯曼帝国政府那样,把这些人拢纳到皇家的海军部或者其他什么总督府去,集中使用,而不让他们流入民间社会。而渤海时期的满洲引进内亚技术的方式,跟同时期的日本引用朝鲜半岛技术的方式是极其相似的。日本有很多姓氏集团,比如说秦这个姓氏,很明显就是渡来人集团的标志。但是今天秦氏的后裔显然是纯粹的日本人。他们在日本,在苏我氏或者其他贵族的庇护之下,自己也变成了日本的豪门世家,加入了日本的封建体系。最后跟其他来源的封建领主一样,变成了日本封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面的关键就是在于,他们的关系要建立在自治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上。



日本虽然在近代号称是单一民族国家,但我们要明白,它的种族来源是多元的。史前时代的日本主要是东南亚人,五世纪以后增加了很多东北亚的成分。满洲和日本东北部,加贺和太宰府一带,尤其共享了很多人类基因。这个很明显就是之前曾经提到过的从图们江出海、从盐州出发、越过日本海、到日本西北部和东北部的这条航线产生的结果。日本北部有很多火山玻璃制成的箭头,就是孔子时代的人们曾经见过的所谓的肃慎箭头。这些箭头说明,当时的满洲人还没有掌握先进的冶铁技术,以至于用这种在各种石料中间相对而言属于最硬的东西来做箭头。这种箭头也正是日本先史时代北部和东北部猎人的重要特征。很明显,他们的技术和基因的交流都是非常频繁而密切的。



至于近代的日本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一个单一民族,不是因为它的基因非常单一。如果某个居民集团的基因非常单一,那么一般的原因就是,在不久以前发生过“大洪水”[2],原有的人都死光了,然后新来的移民本来只有很小一拨,而基因的变异度不大,然后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全境。如果没有发生过大屠杀,那么基因的多样性一般是很大的。日本就是属于后面这种状态,它的基因多样性是很大的。之所以说是单一民族,是因为它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很强。而这种强劲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恰好不是建立在专制国家和官僚机构之上的,因为专制国家和官僚机构维持凝聚力的方法当然就是压迫,拆散各种能跟它对抗的社会组织,结果造成一种面和心不和、敢怒不敢言的局面。恰好相反,真正能够形成凝聚力的是复杂多元的封建结构。封建结构是互补性的。比如说,秦氏从朝鲜半岛来,带来了朝鲜半岛的某一种技术,我们假定这种技术是金属冶炼技术,然后他们就专门干这种事情去了,去卖他们的金属产品。然后其他的纺织产品或者什么产品,他们去找别的渡来人集团或者别的土族集团去买了。这样,他们像在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的商业配合一样,自然而然形成了谁都离不开谁、拆散的关系对大家都不利、分工合作对大家都有利的状态。



这种民间自己形成的、以高信用度为运作基础的社会可以维持几百年。也就是说,你生下来就知道你是要做打铁的工匠的,而且还可以合理预期,你的孙子还继续要做打铁的工匠。这样你就可以像是川端康成在《古都》里面描绘的那些近视眼的匠人一样,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专门给和服设计图案的。一门心思,像居礼先生(Pierre Curie)在过马路的时候还在想科学上的道理、结果被马车撞倒那样,一天到晚恍恍惚惚,像天才科学家一样,就去想那些服装设计、色彩配伍之类的东西。同时也不担心说他们会没有生计,因为他们只要设计出来,就凭他们家是姓这个姓,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绝不会没有老客户要的。就是在这种绝对专心致志的状态下,才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匠人精神。这种精神跟封建制度的稳定度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在这种状态下,秦氏和其他渡来人集团毫无疑问会自认和被认为是纯粹的日本人,而且他们自己的安全感使他们能够长期投入技术研发当中。





封建嵌套性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进步




可以说,由内亚的各种技术输入者所形成的渡来人集团,尽管他们走的是陆路而非海路,在满洲社会融入的方式跟通过朝鲜半岛或者通过满洲进入日本的那些人的融入方式是非常相似的。这说明东北亚在史前时代和中古早期的社会结构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个高度的一致性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也就是京都朝廷和关东武士二元政治体制,同样也是渤海人及其前身高句丽人和契丹人共同的特点。这种特征就是,高档的那一部分、京都文化所在的那一部分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部分,真正的技术革新、真正的秩序扩散和生产是在关东武士——对于满洲来说就是图们江和松花江开拓者集团和渡来人集团形成的黑水联盟那一边,这一部分基本上不会受京都朝廷及其律令制国家的影响。律令制国家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当它的负面影响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生改朝换代,就体现于高句丽灭亡然后由渤海替代、渤海灭亡然后由契丹替代。每一次都把东部和北部的自由的拓荒者集团留了下来,使他们可以在融合中发展和培养他们的技术。



从八世纪到十世纪这二百多年到三百年时间内,满洲从技术上的落后区一变为技术上的先进区。很显然,尽管没有文字记载,或者说正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才说明这样的封建嵌套性社会结构对技术进步是最有利的。中世纪欧洲的技术进步和中古以来日本的技术进步,都是在类似的社会结构之下展开的。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因为没有受到官僚系统的干扰,所以它也就没有一个强大的知识分子传统。没有知识分子传统,所以就缺乏书面记载。这一点恰好是他们的优势。如果有了不断地编写官方史书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也就意味著寄生性的官僚集团非常强大,他们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去破坏家族的自治权利。结果,小说《古都》里面描写的那些专心致志的工匠精神就会不复存在,代之以全社会疯狂想要做官的那种科举精神。科举精神是急功近利和短视的,都想迅速做官,然后做官了就刮地皮,刮完地皮以后迅速离开,把一片废墟的社会留给自己的继任人,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就不可能维持长达几百年的长期投资了。



我们要弄清楚,近代资本主义是封建文化经过数百年长期投资和技术革新以后长期积累的产物。凡是实行了官僚制度的地方,长期投资都会变得不可能,因为你在掠夺性的官僚机构的压迫之下,越是长线投资,越是容易受剥削。而短期行为,刮了地皮就走,反而能够取得优势。凡是建立了官僚帝国的地方,他们的资本主义都发展不起来。所以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误会: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统治形式。近代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直接延伸,同时也是官僚主义的死敌。近代的社会主义才是官僚主义的继承者。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古代的关系,就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近代的关系一样,一个代表自由,一个代表受奴役,两者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此消则彼长。





日本史书中的满洲海盗




在渤海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内亚草原上发生了政变。这次政变发生在李德裕在唐国担任首相的时代,就是叶尼塞吉尔吉斯人摧毁了回鹘人在蒙古草原上的政权,使大批的拜火教徒和伊朗技工四散奔逃,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满洲和渤海境内。图们江和松花江沿岸的双子城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峰,说明渡来人的数量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然后,蒙古高原上的混战使在回鹘时代由拜火教商人和叙利亚基督教徒建立起来的那些城市遭到了相当大的打击。这次政变导致了满洲西部的契丹人的崛起。契丹人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倒霉,就是因为东面的渤海人和西面的突厥人以及突厥人的继承者回鹘人两面夹击、不断打击他们的缘故。现在他们最大的压迫者垮台了,他们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而他们振作起来的结果对渤海是极其不利的,因为他们在西边,离内亚更近。可以说,他们把输液管掌握在手里面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切断内亚对渤海宫廷的输入。



这样做造成的结果是:渤海宫廷不断向东、向北迁移,但是宫廷文化制造出来的那些软弱的王公贵族又斗不过黑水部落强悍的封建武士,因此在这两面夹击之下变得越来越弱小;而契丹人完全控制内亚输液管以后,渐渐变得日益强大,在征服渤海以后,把渤海律令制国家那一半享有的资源完全迁徙到自己的东京城内,然后模仿渤海的五京制,建立起了自己的律令制国家。但是,渤海国内属于黑水联盟和属于封建领主那一部分不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获得解放了。对于他们来说,这意味著经济上的压迫大大减少了。过去在盐州贸易当中,他们要接受渤海人的监督官。虽然日本人很怀疑这些监督官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因为这些监督官经常要被黑水人(也就是女真人的祖先)狠狠地打,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分成还是要分的。没有这些人,图们江航线就变得非常自由了,全部或者至少是更大份额的利润都要归这些黑水人的联盟了。



与此同时,大致上在渤海人的律令制国家瓦解的同时,京都的律令制国家也走到了穷途末路,关东武士崛起。随著我们都熟悉的源平大合战,使京都公卿的权力缩小为阴影。在这个时候,日本的史书上出现了所谓的满洲海盗浪潮。满洲海盗浪潮说明什么呢?因为这些记录的记录者显然是京都的公卿,这就说明京都的朝廷和龙泉府的朝廷在衰落以后,以满洲人为主体的那些海上商队变得不受控制了,他们首先经营起走私贸易来了,然后在京都朝廷的官员企图向他们要钱的时候,他们公然反对朝廷,而且还把朝廷的官员给打跑了,朝廷居然打不过他们。我们要注意,后来的倭寇是什么?倭寇就是吴越走私商人和日本走私商人的联盟。因为明国朝廷想要压迫他们又压迫不下去,所以就污蔑他们是倭寇。



所有的相关考古学记录都显示,满洲贸易比京都律令制国家产生的时间要早得多,在京都律令制国家不复存在以后仍然存在。也就是在京都律令制国家衰落的这个关口,突然冒出一拨满洲海盗,那就说明什么问题?以前没有满洲海盗,就是因为京都的朝廷和龙泉府的朝廷一样,能够压得住这些满洲贸易者,让他们不敢走私,乖乖给朝廷交钱。以后的镰仓幕府时代没有海盗是什么意思?不是说贸易消失了,而是说朝廷已经不复存在,贸易已经掌握在分散的商人和分散的武士集团手里面,所以已经不存在走私贸易的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是走私贸易者,已经没有一个可以镇压走私贸易的朝廷海关了。既然大家都是走私贸易者,所以也就谁都不会把谁叫做走私贸易者,因此大家也就用不著相互骂对方是海盗了。也就是说,它进入了一个封建体系之下的自由贸易时代,这个自由贸易时代导致坂东武士的财富和技术都突飞猛进。而所谓的女真海盗,正是从上京和京都两朝廷的统治贸易时代转型到坂东武士和黑水联盟的自由贸易时代中间发生的事情。显然,胜利者是海盗,也就是说,胜利者是走私商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像沙伊金古城[3]这样位于满洲东部的市镇有了最大限度的发展。他们在辽国的历史记录中完全没有存在,说明辽人对他们的管制能力比起渤海人和高句丽人还要差得多。正是因为这样,辽人的统治对于满洲来说意味著进一步的解放。可以说,辽人就像是镰仓时代的朝廷一样,以其衰败,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满洲。照辽人的记载,所谓女真部落不能满万,满万不可敌。这个当然不是事实,因为所谓的七大部落或者九大部落实际上与其说是部落,不如说是各个渡来人集团和各个土族集团形成的封建联盟。只不过官僚机构会把所有跟官僚机构不同的政治管治形式都称之为部落,以便蔑视对方、实现自我优越感。这些联盟当中的大多数都有三千人到七千人的武士,所以加起来早已超过上万了,不可能存在什么女真不能满万、满万不可敌的说法。只能说,辽人对他们的记载是把他们每一个单独的集团分割开来计算的。



这些集团从血统上来讲,跟后来自称满洲的满人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跟以前自称为高夷人或者貊人的高句丽先民也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跟汉帝国、晋帝国和东亚诸帝国统治下的辽东半岛的各豪族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要以为,在汉字的世界里面把他们写成不同的形式,他们就是不同的人了。这话的荒谬之处就等于是说,突厥人和土耳其人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土耳其人是土耳其人,突厥人是突厥人。其实看英语的话,“Turk”既是土耳其又是突厥,只是在汉语中间被翻译成两种不同的方式而已。蒙古、鲜卑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部落,在汉语当中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实际上是同一拨人,像是“雷根”和“列根”一样。他们跟东亚人接触的时候,东亚士大夫没有发现他们是同一拨人,每一次碰到他们的时候都给他们加一个新的翻译名词,你就以为他们是不同的人了。



同时,帝国统治下的辽东居民除了极少数的、人口不会超过十万分之一的官僚士大夫以外,基本上还是满洲的土族民。而官僚士大夫的特点就是,他不是像商业移民集团或者拓荒者那样来了以后就住下了,他来是为了刮地皮的,刮完地皮以后就会滚蛋的,所以他的流动率是很高的。无论是在汉国的乐浪,还是在近代明国或者清国的闽粤,大多数做了官的人都会刮了地皮跑到别的地方去,很少会在原地留下来的。而本地的在帝国衰亡时期崛起的豪族,实际上跟后来的女真人是同一批人。





如果用汉族发明的形式发明拉丁族




“女真”这个词如果换成拼音文字的话,跟“金”是同一个词,“金”则是指一条河流的名称。写成汉字就是“乌孙”两个字。在先秦汉字中,“乌”和“公”这两个字的发音是相同的。所以,辽东公孙康、公孙渊他们这拨人,就是跟曹操和司马懿曾经打过仗的那一拨人,他们是公孙氏,其实他们姓的就是金。“公孙”就是“乌孙”,“乌孙”就是“金”,“金”就是“女真”,“生女真”就是“满洲”。这几个词在汉字中间差得非常之远,像是“蒙兀儿”和“蒙古”、“土耳其”和“突厥”一样,好像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用拼音文字写的话,只有一点点尾码的差别,基本上是同一个词。



当然,公孙氏必然是学了汉语,接受了一些帝国文化,跟汉帝国的辽东官吏打过长期交道,才能够像是窦宪他们家族在帝国衰落的时候接管河西一样,在汉帝国衰落的时候篡夺地方政府的权力,把辽东半岛和乐浪郡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他们跟松花江外完颜部落的那些女真人或者金人的关系,差不多就像是比如说今天湖湘被划分为土家族的高地部落和湘潭城里面居住的低地人一样,血统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低地人被帝国统治了多年,已经学会用官话了,还给自己取了很多汉姓,姓甄、姓项之类的。但是甄和项代表的都不是一个音节,而是几个音节。他们其实跟山上那些姓氏发音是几个音节的生番是同一家。生番和熟番的区别不是基于血统上,而是政治和文化的归属。



比如说,“哥白尼乌斯”(Copernicus)是义大利人吗?不是的,他是波兰人。为什么他叫“哥白尼乌斯”呢?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是读书人,不能因为我是一个斯拉夫蛮夷我就不读拉丁书了。我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读了拉丁书以后我就要抬高自己身价,于是我叫自己“哥白尼乌斯”。“哥白尼乌斯”和“哥白尼”(Kopernik)有什么不同?“哥白尼”是波兰语,但是加上“乌斯”的音节以后,我就变成一个拉丁人了。



如果你按照梁启超发明中华民族的方式来说的话,啊哈,哥白尼是一个拉丁族人,他是用拉丁语的,就跟史思明的后代或者李世民的后代一样。李世民和龙云都是会写汉字、会讲汉语的人。我们不能说是,李世民他们家原来姓大野,龙云他们家原来姓纳吉,就说他们不是汉族了。他们只要写了汉字,在汉语史书上扮演了角色,那么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被划分为汉族。于是,东亚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五是汉族,只有百分之五是蒙古族。蒙古或者内亚各部族虽然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但是占据了一半的土地,而拥有百分之九十五人口的汉民族却只占有另外一半。哥白尼是拉丁族,欧洲最大的民族是拉丁民族。拉丁民族占欧洲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但是只占欧洲领土的一半。其他那一半领土在谁手里面?在日尔曼人的手里面。日尔曼人分为外日尔曼人和内日尔曼人。外日尔曼人始终是蛮族,不服王化,所以也没有拉丁文记载的像样的历史。内日尔曼人学会了拉丁文,服了王化,然后他们征服了拉丁人的罗马帝国,建立了内日尔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从此以后,他们也融入了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欧洲民族大家庭。



听到这一套欧洲史论述,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点荒谬呢?但是这就是民族发明学的奥妙。有很多糊涂人以为东亚的历史跟欧洲的历史有本质上的区别,其实这个区别有一多半都是民族发明学的叙事方式不同造成的,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叙事方式中会完全不一样。从“辛普森案件”[4]就可以看出,案件是同一个案件,但是在检察官的口里面,辛普森是一个只懂得打老婆的万恶坏男人,杀人凶手十有八九是他;而辩护律师则把辛普森描述为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大好人,面临著不公正的社会,奋力为自己杀出了一条血路,然后由于不公正的社会偏见,遭到了极为荒谬的诬陷。请问,谁的故事是最真实的版本呢?我们得说,正如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那部小说上描述的那样,人类了解的事实是有限的,而同样有限的事实,可以编出几种不同的叙事方式。从人类的认知能力来看,没有办法判断在这其中,到底哪一种叙事方式比其他的叙事方式更真实一些。从有限的实证主义证据来讲的话,现有的残缺不全的这些证据可以同时支援这几种叙事方式而不出现明显的矛盾。



按照中华民族或者汉族的构建方式,那么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波兰大部分人口都是拉丁族,因为他们都是像哥白尼这样的学过拉丁语的知识分子教出来的,也都是由像雅盖沃[5]这样学过拉丁语的王公贵族统治的。按照汉族的发明方式,如果李世民这个鲜卑人讲汉语讲得比较好,那么唐国统治下的臣民理所当然都是汉族。根据这个逻辑,雅盖沃这个斯拉夫人讲拉丁文讲得也很不错,所以波兰和立陶宛统治下的臣民当然也都是拉丁人。只有不服王化的极少数沼泽地的普鲁士部落,因为是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管不著的,经常跟波兰国王打仗,这一批人才是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人口不可能超过波兰王国的百分之五,波兰王国的绝大多数人跟义大利人一样是拉丁族人,正如湖湘尼亚的绝大多数人跟河南人一样都是汉族。这个逻辑是颠扑不破的。欧洲人之所以没有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组织形式或者说是民族发明模式没有走这条道路。如果我们一定要按照跟汉族一模一样的发明方式去发明一个拉丁族——顺便说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小拿破仑,路易.波拿巴,也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发明一个拉丁族,由他当皇帝,统治大半个欧洲。波兰人也是拉丁族的一部分——从实证主义的意义上,它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女真军事技术怎样压倒宋军(一)




自由的满洲或者是松花江、图们江以东、以北的这个封建满洲,跟辽河两岸和辽西那些属于郡县制国家管辖的满洲部分,我们暂时按照汉语界的习惯,把它们分别称为内满洲和外满洲。内满洲是一个汉化的地区,也就是说,它的上层阶级、王公贵族、豪门和知识分子可以熟练地运用汉字,所以经常被各王朝划入自己的统治范围内,也经常被人认为这里面的居民就是汉族。但是从血统上来讲,他们跟外满洲的居民是没有任何不同的。如果从血统上来讲,他们跟胶东半岛和燕山附近的居民也是很少有什么区别的。高夷人,就是居住在咸镜道[6]一带的满洲人,跟图们江一带的满洲人在血统上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在齐桓公和管仲的时代是经常到胶东半岛来贸易的,所以他们之间的血缘交流与同样的这批人跟加贺港和太宰府的日本人的血缘交流是一样密切的。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血缘是很难分得清楚的。他们被分为不同的集团,无论古代还是近代,主要都是一个政治问题。最显著的政治问题就是,他们有没有接受郡县制文化和士大夫文化的薰陶。如果接受了,那就很容易变成辽河两岸的我们都熟悉的那种集团。



但是,这个集团在技术上是退化的。早在兴隆洼时代和夏家店时代,满洲人的特点就是用大量的石料筑大房子。然而在高句丽的晚期,半坡村、二里头、殷墟这些地方经常看到的那种地穴式的泥墙建筑开始在高句丽南部出现。在辽河两岸,这种建筑在渤海后期是相当多的。这很明显就是中原文化或者东亚文化影响了郡县制地区的居民。或者说,郡县制地区的居民因为政治自由比较少,所以像是在近代的社会主义统治下一样,觉得自己要获得最大的利益,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谁的财富创造得多谁的利益就大,而是付出更少的投资,因为谁的投资最多谁就最吃亏,少付出的人最占便宜。所以,他们各方面都退化了,包括住的房子退化了,由以前的石头房子退化成泥砖房子。而北部和东部的居民,可以想像,他们是在郡县制辖区之外,他们的房子仍然是巨大的石头房子。从渤海后期直到女真初期,沿著图们江沿岸和长白山之间,当代的考古学家,特别是苏联学家,在当地发现了大量的采石场。有很多采下来的整片整片的石块,在采石场关闭的时候都还没有来得及搬走。很可能是,这些石块在它们原有的主人因为政治上的灾难而放弃了这些采石场的时候就遗弃在那里,性质上比较接近于满洲国在一九四五年倒台的时候,存在山里面的粮食还可以支援十几年,就那么被扔下了,后来就落到了林彪手里面,可能是跟这种情况差不多。



这些采石场留给我们很多资讯。渤海早期,例如八世纪时代的采石场,它们采出的石料是比较单一的。所谓的单一是这样的:主要是圆石和方石。对应于同时期高句丽和渤海的建筑物,很容易看出它们的用处是在哪里。圆石是用来支撑柱子的,方石是用来做墙或者做城墙的。直径一般来说是六十公分或者六十六公分。大家可以想像,这是一个半人高的一整块长方形石头或者正方形石头,或者是有半个人高、比人的腰围还要宽得多的一块圆形石头。这样一块大圆形石头就用来支撑柱子,或者是,这样一块大方形石头一片一片叠起来,就形成了城墙。按照上古时期和中古时期早期的技术,这样的石头城墙怎么说也是很难攻破的,比起中原地区那种用木头作为支架、周围用泥巴糊起来的城墙来说是要结实多了。但是到中古后期,采出的石料就变得多种多样了,有很多很明显是数学家专门计算过的。例如,有些石头是梯形的,而且梯形的角度各不相同。有些石头是楔形的,有些石头是圆锥形的,有些石头是卵形的,有些石头是碎石形的。再对照一下女真人崛起初期的城防工事,我们就马上发现这里面的奥妙了。这时的城防已经不再是圆石搭成的柱子和方石构成的城墙这种比较简单的组合了,而是非常复杂的、之前提到过的各种组合,包括角楼、箭楼、土墙、女墙和各种拱形结构、各种夹心饼结构的城墙。典型的,在靖康之变前夜的图们江东岸和松花江沿岸的这些要塞城市,它们的居民不是很多,对应的居民可能只有几千人,但它们的城墙已经变得像近代的坦克装甲一样。



例如,它们的外墙和内墙是用不同形状的石块做成的,不像是以前那样,由一块块的大石板拼起来就算城墙了。外墙一般是用我们刚才介绍的梯形石块,拼成基干结构,然后大梯形和小梯形互相嵌合、犬牙交错拼成的结构,然后在弯曲地带再用碎石块和硬土做成一种类似水泥的材料填进去。外城之内,像夹心饼干一样,有一层纯粹的泥土做成的缓冲层。夹心饼的里面又出现一层石墙,这个石墙就不是以梯形为主,而是以三角形、楔形和各种碎石为主做成的石墙。而这种石墙的背后有著几道斜坡状的土墙作为支撑。以此形成的基本结构又有几个拐弯,拐弯的地方分别形成箭楼和角楼。凸起的箭楼,是为了楼上的武士可以从防御工事当中,像近代的火炮一样,用他们的箭雨,使进攻的敌军无法把他们的攻城车推到比较平直的城墙部分而设计的。箭楼和角楼交错的地方,又有类似于混凝土、水泥或者卵石结构构成的石柱和土城形成的夹心饼干一样的结构在箭楼中间。这些东西很明显是为了对付当时已经取得技术进步的那几种投石器、破城锤、攻城车、穿甲箭头。它们的用处在后来的靖康之变中就可以显示出来。这是防御性武器。



防御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是同时进步的,就像是穿甲弹和坦克装甲一样。进攻性武器主要显示在刀剑和箭头方面,种类也变得更多了。靖康之难前夜,满洲遗址当中的刀剑数目有了突飞猛进。大体上说按比例是这样的:刀和剑不一样,刀的数量是估计的男性居民的七倍。就是说,你只要是个男人,一定就有好几把刀。说不定一部分女性也是配刀的,因为一些比较轻便的活,甚至是家务活都要使用刀。但是剑的数目比较少,只相当于成年男性人数的百分之五。这就说明,剑是有身分的人才有的。其中某些刀和剑的式样跟一九一三年发掘出来的刀剑很相似,看上去也有近代日本刀剑的影子。也就是说,它们要嘛是日本刀剑的表兄弟,要嘛就是它们的祖先。可以说,从血统上和技术上来讲,在“满洲”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以前的满洲人,跟日本人在技术上和血缘上都已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箭头。这时已经有了二十五种箭头,各式各样,用于各种目标,例如摧毁各种形式的铠甲。例如,有一种箭头的模样跟近代的穿甲弹几乎一模一样。照苏联专家的说法——这种箭头是为了专门射金兀术用来打岳飞的那种锁子甲。在锁子甲产生以前,这种箭头没有什么用处。另外有一种半圆形和菱角相交错的箭头,据苏联专家说,这种箭头的目的是用来射穿宋军——包括以前曹操的部队经常用的那种皮革制的铠甲的,它们对金属制的铠甲用处不大。还有一种楔形的箭头,苏联专家认为,这种箭头是专门用来射穿重甲骑兵的铁面具,也就是说,它不是用来射穿那种一环一环扣起来的锁子甲的,而是由整块的铁板组成的铁面具或者护胸甲、护臂甲。还有一种哨子状的箭,是火箭,它的特点是轻便,它飞得高射得远,同时下面有勾环和吊环,是用来吊一些浸透了石油或者麻油的麻布,然后点起火炬,在攻城的时候在城墙背后制造火灾用的。



总共有二十五种箭头,而每一种箭头都有特殊的式样和专门的用途。同时还有一些特别小的小箭头,只有三公分或三点五公分,连在打猎时用处都不大,它们的用处是给小孩子玩耍的,或者是作为军事训练的用具。满洲小孩从四、五岁开始,在别的小孩子玩气球、玩积木的年龄,就拿著这些小弓箭到处去射了,虽然不清楚他们射的是麻雀还是其他东西。而当然,他们长大以后就使用更大型的箭支了。与此同时,还发现了那种各式各样的、用于重甲骑兵坐骑的甲胄和铃铛,给武士本人准备的护臂甲和护胸甲,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锁子甲。



发展到这一步,东北亚的军事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了东亚的水平。而在这三百年当中,尤其在郭威、柴荣和赵匡胤篡夺了沙陀人的统治以后,东亚的军事技术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这可以从一个传说来说明。汴京城陷落以后,宋人开始骂宋徽宗是混帐东西,其中的一条罪状,就是他在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使汴京城在通货膨胀之下显得非常繁荣、同时自己也赚了很多钱的时候,徽宗觉得原有的街道和城墙都不够大不够整齐,所以他把汴京城整个重修了一遍,包括城墙——原来弯弯曲曲的城墙被徽宗修得非常笔直、非常挺拔。但是金人来攻的时候,这些笔直的城墙却不堪一击。然后宋人就开始回忆,我们伟大的艺祖皇帝赵匡胤开始修这个城墙的时候,也有一帮庸碌官吏按照直线给他画了一幅设计图,艺祖皇帝勃然大怒,把他们臭骂了一顿,说你们真是不中用,还是我来给你们画,然后他画了一个弯弯曲曲的图。士大夫们看了这个图以后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但是因为皇帝发了话,他们只有乖乖去修了一个弯弯曲曲的城墙。然后士大夫们说,如果我们的城墙还是艺祖皇帝修的那个样子的话,汴京城可能还不至于陷落。但是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清楚,艺祖皇帝修的那个城墙到底是怎么个弯法。



从前面讲的那些女真人在图们江口和松花江口修城墙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些城墙大概是赵匡胤给打过工的那些沙陀贵族修建的城防工事。那些城防工事反映的大概是渤海时代和突厥时代内亚—外伊朗地区的筑城技术。在此后的三百年,随著封建骑士之间的竞争,在满洲已经更新换代,但是在东亚还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东亚旧城防比起宋徽宗修的那些只具有观赏性的,像后来奥斯曼男爵[7]修的那些笔直的、便于炮兵在镇压暴动的时候向民众开火的街道和城墙,更适合于军事用途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那些弯弯曲曲的地方大概就是箭楼、角楼和棱堡,给武士和弓箭手提供掩护用的,让他们可以有立足点,用箭雨封锁城墙前面比较平直的的地方。把这些地方去掉了,城墙就变得赤裸裸了,敌人的攻城车很容易开到很近的地方,而守城兵很难阻止他们。赵匡胤之所以懂那一套,大概就是因为他跟郭威和柴荣一样,都是晋国沙陀军事集团的下属,就像是周恩来是史达林的下属一样。周恩来活著的时候,史达林教给他的东西他还懂;等到周恩来死了,像习近平这一代成为主力的时候,他们就完全不懂得那些洋把戏是用来干什么的,也就是说,又发生了一次瓦房店学的退化,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自然要糟糕了。





女真军事技术怎样压倒宋军(二)




另一个传说可以说明当时双方的作战方式差了多远。当时在战争已经爆发,金人已经兵临黄河,宋人的群臣迫使徽宗退位,拥戴钦宗和元佑党人当权,希望跟金人和谈的时候,有一位和谈代表到了金人的大营里面。他们谈判的过程当中,他向金人表示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打了败仗就不行了,你们只是野战比较厉害,我们知道我们缺少战马,而我们的军队长期不打仗,已经失去了军事经验,但是我们的城墙很厚,护城河很宽,都是修了上百年的,我们只要不打野战,躲进城墙和护城河后面,量你们也没有办法。金人对他说,真的吗?你真的这么相信?我们刚刚签了停战协议,说好了谈判期间不打仗的,但是你们既然这么说了,那你就给我举一个例子,说你们宋人的城墙和护城河哪一个地方最厉害,给我举一个最厉害的样板来,我们打一打试试,打完了以后你们就知道是谁厉害了。他拍拍脑袋说,镇州,镇州的城墙最厉害。



镇州的城墙是什么呢?就是安禄山、史思明留下的河朔三镇的城墙。这个城墙确实厉害,“雪夜入蔡州”的主角李愬[8],他在成德镇[9]再次叛变、企图以魏博的兵力和中央神策军平乱的时候就得出结论说,镇州的城墙是不可能攻克的。安史以后的三百年,无论是李愬也好,李克用也好,还是赵匡胤也好,从来都攻不破。李克用的沙陀集团之所以能够打败朱温的汴梁集团,攻进汴京城,不是因为他能够直接攻破镇州的城墙,而是因为他用外交手段游说镇州的回鹘统治者叛变,背叛汴京城而倒向晋阳一边。晋阳和成德结盟以后,魏博集团也就跟著倒下来,然后河朔三镇的势力全部归了河东晋国的沙陀集团以后,他们才成功地渡过黄河,消灭了汴京的朱梁集团。他们并没有认真长期攻这个城,因为他们也跟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后裔、跟李愬和赵匡胤他们一样,认为镇州城的城墙是不可能攻破的。



镇州城的城墙体现的是安禄山时代筑城技术的最高峰。安禄山是个半伊朗半突厥的人,他们当然体现的就是萨珊波斯末期、外伊朗黄金时代、在阿拉伯人入侵和穆斯林入侵初期体现的城防工事水准。这个水准是赵宋王朝一直维持的水准,除了对汴京城防的那些破坏以外。他们认为这是金城汤池,不可能攻克的。唐代后期,所谓的残唐五代、藩镇割据时期,之所以各藩镇之间打来打去、但是彼此之间的边界很少变化,主要就是因为华北平原上布满了这些安禄山引进的城防工事,而各方面的野战部队打到城门口就很难再打进去了。这种格局就很像是,笛卡儿和奥兰治亲王的时代,法国军队、英国军队、荷兰军队在今天的比利时境内打来打去,但是他们打了几年,很少能够攻陷任何一个要塞。这就是沃邦元帅[10]或者笛卡儿所提倡的军事工程学。笛卡儿的数学之所以很厉害,不是没有背景的,背景就是英法和这几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竞相发展当时最先进的筑城技术和攻城技术。后来炮兵技术更是成就了拿破仑,因为在那个时代,炮兵就是当时的高科技兵种,炮兵军官必须是当时最优秀的数学人才,也是这个原因。而拿破仑之所以要在巴黎建立所谓的工艺学校或者科大,同样也是为了培养未来的炮兵军官或者说军事工程师。但是,宋人的城墙是抵挡不住女真人在靖康之前的一百多年里、在女真封建领主的相互斗争中已经使用得很频繁的攻城机器的。



回到刚才的故事部分。于是女真人说,既然你们宋人说了,镇州城的城防是最厉害的,那我们就打下来给你们看。然后女真的野战军和攻城部队开到镇州城的城门口,从早上开始进攻,不到两个时辰,镇州城就破了城,然后他们就回营吃午饭去了。接下来的故事是,这个谈判代表看到这个场面以后吓得腿都软了,立刻就接受了女真人提出的所有要求,而且还认为这就是他能够争取到的最好条件。他回到汴京城向宋朝皇帝和大臣汇报后,立刻就引起了主战派大臣和书生们的极大愤怒。这些人愤怒地向皇帝抗议,这家伙一定是一个卖国贼,拿了女真人的贿赂来出卖大宋江山的,我们应该把他杀掉。皇帝说,对不起,现在朕也保护不了你,在群情激愤之下你还是赶紧逃为好。爱卿说吧,你想去哪里?这个谈判代表这时已经放弃了拯救帝国的任何希望,立刻表示离北方越远越好,但是也不希望被流放到纯粹是野蛮地带的、百越人聚居的岭南,只有犯人才去岭南。这样吧,我想到赣越最南的地方,请皇上给我安排一个当地的官职做吧。在那里做官期间,他收到了汴京失陷、钦徽二帝到五国头城[11]去“旅游”的消息。



镇州之战显示出来的女真人的进攻方式是怎样的?他们依靠攻城机和破城锤。攻城机的主力是投石机和燃烧弹。投石机投出的是尖锐的、像炮弹一样的石块。如果是打到夹心饼干一样的城墙上面,它嵌进外层以后,就会被中间层的土块部分卡住,接触不到内层。然后这个石头就算是白打了,等于是在对方的城防工事上面多加了一块石头,反而使城防更结实。当然,这种城防工事也是满洲人在相互斗争和升级的过程中间形成的。但是对于安禄山时代那种单层的石头墙的话,那就不行。这样一个石头弹只要把单层的石头墙打穿了,那么整座墙都会裂开来。燃烧弹是点燃的油布、麻布和飞箭的结合。城楼上不可能全是石头,它必然有一些给射箭的武士准备的各种木台之类的东西,而城楼背后又多半是木结构的建筑物。你只要箭射得足够多、足够高,嗖嗖嗖地像黑斯廷斯战役[12]的诺曼弓箭手那样,把箭射到对方刀斧手的阵地后面,把木头的东西点燃就足够了。这是燃烧箭。攻城机还会发射另外一种东西,有些是用北魏时期常见的那些琉璃瓶子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有些是上釉的陶罐装,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是油——豆油、鱼油和石脑油。这些东西也被攻城机用发射箭头的方式嗖嗖嗖地往天上发射,掉到对方的城墙背后。一面放火箭,一面给你扔油罐子,火箭接触到油罐子,然后燃起熊熊大火。石头虽然硬,但却是很脆的东西,就像是巴比伦纵火队攻打的耶路撒冷城墙一样,会裂出无数个三角形的碎块。然后再上最后一种武器,就是破城锤。手执破城锤的士兵冲破对方的箭阵,一直冲到城墙下,把长条状的锤子在对方已经出现裂纹的石墙上猛撞,于是城墙就整个被撞开了。



石墙打开以后,重骑兵部队、轻骑兵部队和重装部伫列阵前进,对方原来守在城里面的部队就不得不出城迎战了。出城迎战的结果就是,双方要比射程了,箭头射程比较远的那一方面怎么说都能赢。如果你的连弩射程比较远而对方的射程比较近的话,那就像是一九三八年武汉会战中企图用马当要塞抵挡日军的国民党军队一样,你是死定了。另一方面就是比防御。如果你有锁子甲、胸甲、护甲之类的,因为这些盔甲比对方的箭头硬,对方的箭头射到你身上也射不死你,而你的箭头能够把对方射死,那你就赢了。然而在这两方面,宋人都比不上对手。宋人的纸甲和皮甲顶不住女真人的穿甲箭;宋人的部队中间主要是由重装步兵和弓箭手兵团形成的,弓箭手兵团又依靠所谓的神臂弓(这大概也是宋人从沙陀人那里引进的内亚武器)形成的箭阵保护重装部队兵团的移动。然后重装部队兵团在能够接触敌方阵形的时候,再用自己的长矛进行近身搏斗。如果你的箭阵斗不过对方的箭阵,对方的箭阵迅速地射穿你的重甲步兵的铠甲,使重甲步兵的阵形陷入一片混乱,重甲步兵保护的轻装斥候部队也丧失了自己的机动优势。失去重甲步兵保护的轻装步兵在对方弓弩手的袭击之下基本上是赤裸裸的,只能是倍受屠杀。丧失了轻装部队,钩镰枪和长刀也就失去了用处。你不再能够依靠你的轻步兵部队,依靠你的机动优势,在重装部队和弓箭手的保护之下冲到对方的骑兵部队跟前,像后来岳飞和杨再兴[13]采用的那种办法一样,用你自己的长砍刀和钩镰枪去刺对方骑兵马匹柔软的下腹部,打垮对方的骑兵部队。这样一来,只要你事先在弓箭和铠甲这方面落后,首先,你的重装步兵会死光,失去重装步兵以后,轻装步兵就打不到对方的骑兵部队,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都死完了,弓箭手面对对方重装步兵的砍刀和长矛的攻击又变成纯粹的炮灰。这样一来,你的部队在女真人的攻击之下很快就会溃不成军。



最后宋人真正能够抵抗女真人进攻的地方,也就是到了女真人的势力推进到秦岭一线的时候。这时候宋人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放弃渭河一带的平原。而和尚原(今中国陕西宝鸡市西南)这样的丘陵地带,就算在那里打赢过仗也要弃守。一直要撤退到渭水上游,仙人关一带的万山丛中。在这里,只有两种兵种能够用:一种是西南夷——横断山脉和云南一带出产的小马,这种小马跑不快,力气也不大,但是它们善于走很细很窄的山路,在山路上面还能够驮各种物资;一种是轻装步兵,依靠密林的保护。他们就依靠这两种人,在山上的羊肠小径对抗女真人。女真人进入这种羊肠小径的时候,所有复杂的攻城机和技术机械都上不去,这些器械都只能在宽阔的道路运输。而重甲骑兵也上不去,因为重甲骑兵像龙虾一样,翻山越岭的时候他们很累的。在汉中一带的山地里面,重装步兵跑起来没有轻装步兵跑得快,你上来以后简直就是一个活靶子。你在明处,别人在暗处,别人在森林当中嗖嗖嗖地给你射冷箭,而你在羊肠小径上看不见黑黝黝的森林里面有什么人,而你穿的铠甲又太厚了,所以你转弯也不好转,闪避也不好闪,反而会变成活靶子。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女真人的技术兵种全都上不来,只有轻步兵才能上来。轻步兵对轻步兵,而宋军熟悉地形、享有地利。而且宋人那种巴蜀和滇国的小马也是女真人所没有的,结果女真人还得用手扛著自己的辎重走,而宋军还可以用自己的小马扛辎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女真人才打了败仗,他们的军事扩张就在这里停下了。



而残唐五代、安禄山时代以后,天平节度使、武宁节度使、宣武节度使[14]在黄河中下游平原修葺的那一系列要塞,曾经在两百多年时间内都是攻不破的,在女真人的协同作战之下,基本上都跟镇州城一样,没有坚持几个时辰就垮了。汴京城之所以坚持的时间比较长,是因为外交谈判打打停停的缘故,真正攻城的时间实际上也只有半天时间。半个时辰,女真人的部队就成功登城,占据了城墙上的所有箭楼,用弓箭对著城内的居民,命令他们放下武器。





文明─野蛮对立论:宋人的败战反思




后来宋人的大臣总结经验的时候说是,我们过去跟辽人作战的时候,从早上打到天黑鸣金收兵的时候还没有打出分晓来;跟女真人作战的时候,从早上打仗,还没有打到中午,就胜负已分——当然是指的宋人一败涂地。他们描写的措辞十分具有文学性,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是宋人的体格非常羸弱,所以连打几个小时以后就喘不过气了,而女真人都是一些壮汉,从早上打到天黑还不嫌累。这样就给普通读者造成极其混乱的印象,觉得宋人是不是已经腐化到这个程度了,他们派出去打仗的人都是些苦力。但就算是苦力的话,一般至少干活还是有些膀子气力的,不可能说是连工作十几个小时都做不到。就算是在码头扛大包的苦力,也有这个力气,怎么军人还比不上他们呢?但是实际上,从现在的考古学资料显示,他们之所以没法在战斗中坚持下去,显然不是因为体力不足,而就是因为技术装备的落后。但是宋人不肯承认自己技术装备的落后,因为在他们政治正确的措辞当中,女真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一帮蛮族,我们是文明人,他们是野蛮人,他们是依靠野蛮才征服我们文明人的,我们文明人比较文弱,所以打不过野蛮人,但就算我们打了败仗,我们还是文明人。这套逻辑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还在用,只不过后面这一次是已经腐化的满洲朝廷在用了。而这个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所谓的野蛮人,他们的野蛮性体现在他们没有官僚机构,封建领主是亲自上阵打仗的人。因此,他们不会像是宋军那样以无产阶级作为兵源。贵族的生命是不能随便牺牲的,所以他必然要给自己用最好的铠甲。而最好的铠甲总是很贵的,所以他就非常需要钱。需要钱,他就需要有商人和资本主义集团,需要有各种政策吸引商人。商人不仅仅给他交钱,而且还能给他引进先进的技术。这样,领主和领主之间的军事竞争自然而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军事技术的发展。领主、商人和工匠三者联动,导致财政和军事滚动式、竞争性向前发展。这个模式正是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义大利城邦军备竞赛、进而产生资本主义的模式。然后这个模式又通过英、法、荷兰在低地国家的竞争迅速放大,普及到全世界。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基本模式。



日本之所以能够赶上资本主义,关键就是在于日本的封建结构其实也是属于这种模式,也是领主、商人和工匠三者联动的模式。它只是地方比较偏远,没有得到最先进的东西。一旦接上了欧洲以后,这个模式可以自行启动的。靖康以前的女真部落实际上跟日本一样,属于同一个东北亚文化圈,它也使用这个模式。而宋人接受的就是唐和五代时期沙陀政权留下来的那些三百年前的城筑技术。自从关闭了内亚通道、推翻了沙陀殖民主义政权以后,他们在技术上就再也没有进步了。他们的菁英都去做士大夫阶级、去写类似人民日报的东西或者编各种意识形态去了,就再也没有在技术上用心。这是两种不同的体制。以士大夫为菁英阶级的体制,他自己不打仗。打仗的是贱民,是相当于城市流氓无产阶级的那拨人。他们是死不足惜的,根本犯不著花钱去给他们更好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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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也作治安法官):源于英国,由政府委任民间人士担任维持社区安宁、防止非法刑罚及处理一些较简单的法律事务的职衔。太平绅士较常见于适用英美法系或是曾实行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

[2] 大洪水,作者术语,指秩序消耗殆尽后,人口因战乱、屠杀等情况而大规模减少的情况。

[3] 沙伊金古城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一座富含女真文化遗存的山地古城。作者本人另有一段相关评论:“沙伊金古城是女真帝国前夜的东满军事工业技术的体现,一百八十九片叠压的铠甲无疑就是金兀术重甲骑兵的来源。李约瑟吹上天的河北河南炼焦炉,一百年总产品还不如苏联一九六九年在五千人的遗址发现的铁器多。满洲对宋的技术优势,像苏联对蒋介石一样明显。韩世忠的部队在金兵面前,基本上等于裸体作战。”

[4] 一九九五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向前美式橄榄球明星、演员辛普森(O. J. Simpson)发起刑事诉讼,指控他在一九九四年杀死前妻妮克尔,以及妮克尔的好友罗纳德.高曼。惟历经九个月漫长审判,辛普森无罪释放。

[5] 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沃(Wladyslaw II Jagiello),立陶宛大公、波兰国王,“君合国”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奠基者。雅盖沃在位期间,采取与立陶宛结盟、对抗条顿骑士团的外交政策,同时波兰领土得到扩大,通常被认为是波兰的“黄金时代”。

[6] 咸镜道,朝鲜八道之一,位于朝鲜半岛东北部。八道是李氏朝鲜的一级行政区划,也是现时南北韩行政区划的划分基础。

[7] 乔治—欧仁.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法国都市规划师,因获拿破仑三世重用,主持了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〇年的巴黎“现代化都更”而闻名。

[8] 李愬(773-821),凤翔节度使,曾率军击败淮西节度使吴元济。

[9] 唐藩镇之一,位于今中国河北省中部。该藩镇先后由李氏家族和王氏家族(契丹王氏、回鹘王氏)统治,历经一百五十八年,最终被后唐攻灭。

[10] 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 1633-1707),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元帅、著名军事工程师。沃邦著有《论要塞的攻击与防御》、《筑城论文集》等军事书,更先后亲自领导修筑要塞三十三座、改造三百座,指挥五十三次要塞围攻战。沃邦的筑城理论体系对欧洲军事学术的影响长达一百多年,而他攻陷荷兰的马斯垂克要塞的策略,更被视为堡垒攻击的标准方法,直至二十世纪。沃邦也改变以往每当火枪射击时士兵必须取下刺刀的做法,改为枪口上插固定刺刀。

[11] 五国头城,位于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北部,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宋高宗生母韦氏均被囚禁于此。另外,此城也是爱新觉罗氏的发源地。

[12] 一〇六六年,诺曼第公爵威廉率军渡海进攻英格兰,在今东萨塞克斯郡一带与英格兰军遭遇,是为黑斯廷斯战役。诺曼军取得胜利,其后威廉加冕为英王,史称威廉一世。

[13] 杨再兴:南宋将领,曾与岳家军交战,更杀死岳飞之弟岳翔,惟岳飞仍予以重用,随岳飞北伐,其后于对金战事中阵亡。

[14] 节度使又称都督、总管,为古代军事职位。唐初的节度使主管军事而不涉及民政,但在安史之乱后转变为军事民政兼管的一方诸侯。天平(主管今山东西南)、武宁(主管今江苏北部)、宣武(主管今河南东部)皆为安史之乱后新设立的节度使;其中宣武军治所在的汴州,即为后来的北宋首都开封。





四、内亚的衰微和东北亚的崛起





汉人不过是在历史记录留下汉字名的人




有很多词从汉字看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物的不同翻译。像“雷根”和“列根”,其实只不过是台湾翻译和香港翻译的差别,指的都是同一位美国总统。爱新觉罗家的“爱新”和“觉罗”,实际上就指的是姓“爱新”的家族。而“爱新”这个词跟“诸申”和“金”又是同一个词,姓“爱新”和姓“金”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也跟辽东豪族公孙渊、公孙康他们的“公孙”是同一个词。看到这几个词以后,会有一拨糊涂人以为,这指的是几个不同的姓,尤其是他们很可能以为,姓“金”的是朝鲜人,姓“公孙”的是汉人,而姓“爱新觉罗”的是满洲人——其实他们都是同一批人。仅仅凭这个姓氏就可以判断,他们至少从理论上讲都是来自于“按出虎水”或金水一带的满洲人,只不过姓“公孙”的那一家属于熟番而不是生番,而完颜家和爱新觉罗家就属于生番。



所谓的熟番,例如我是满洲人或者湖湘尼亚人[1],但是我像曾国藩一样,因为我所在的地方被帝国的官吏统治了,而我也是一个有功名心的人,很想到帝国去做一做官,然后我就不能够说我们家原来姓“纥石烈”什么的,那样的话你这个名字在考卷上显得很不像样,考官不会录取你。例如,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北京火车站买票的时候,一定要说他的名字叫阿卜杜拉或者穆罕默德,那么他就买不到车票,因为车票系统只能够接受“杜师古”、“穆志诚”这样的名字,如果有四、五个字以上,它就没法成功录入。所以你如果要参加科举的话,不管你原来叫“纥石烈”还是什么名字,反正你另外取一个只有一个字或者两个字的汉名就行了。于是,同一个姓就变成了“公孙”或者“乌孙”。有了这样一个姓以后,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跟来自湖南的曾家或者项家一起去考取举人、进士、状元了。



然后公孙家的状元跟曾家的状元在北京城或者洛阳城会面的时候就有人会说,这些人都是汉人。其实,有没有“汉人”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事情。有些人之所以被称为“汉人”,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历史或者新闻记录上留下了两个汉字或者三个汉字的名字,仅仅根据这一点,你就算是汉人了。实际上这个名字后面掩盖著什么东西,那是得另说的。汉字是一种表意很不精确的文字,而汉字的发音系统恐怕又是全世界所有复杂文字体系当中最单调的,所以即使也把所谓的“平、上、去、入”各种声韵加起来的话,同音字仍然特别多,特别容易混淆,而同一个字所能够代表的不同的来源又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





何谓女真的勃极烈制度




满洲在女真帝国时期实际上是两个政治结构的联合:一个政治结构是女真人自身的封建领主的联盟结构,在满洲帝国相当于英格兰王国在大英帝国当中的地位;另一个则是它的分层次的帝国结构,包括两种帝国属邦,一种是像澳洲和加拿大那样的,跟英格兰性质比较相似,也是有政治自由的自治领,另一种则是英属印度这样的行省,也就是降虏部分。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是核心部分,就是满洲领主联盟的部分,照女真人的术语叫做“勃极烈”。“勃极烈”这个词其实就是后来满洲帝国所谓的“贝勒”。



女真人在他们的松花江外的统治机构里面,基本上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很多文明以前的族群——包括希腊人的祖先、凯尔特人的祖先、日尔曼人的祖先都实行过的那种非常自然的制度,就是由武士集团联合统治的民主制度。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民主制度,因为它大体上能够囊括能够参加作战的大多数武士,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贵族制度。这些族群如果默默无闻、再也没有扩张,就很难进入高档次的历史记录当中。而能够进入高档次的历史中的族群,都是后来通过征服或者其他手段赢得了巨大的名声。因此,他们最终都把自己原本的部落民主制变成了封建制。





1625年努尔哈赤将都城迁往沈阳并兴建宫殿,即现存沈阳故宫的大政殿和十王亭;前者为皇帝或大汗主持的议事厅;后者则为左右翼王与八旗旗主的独立办公室。此设计体现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勃极烈”制度,也是部落封建秩序的象征。

日尔曼人在征服罗马帝国以后,很自然的,征服者的武士各个都变成了领主,原来的武士的领主会议在封建制度建立以后就自动变成了贵族会议。被他们征服的人,或者说堕落的、没有战斗力的人,才会变成平民阶级。所以,最初被认为可以称之为是一种“部落民主”的体制,最后就变成了封建主义的拱心石。直截了当地说,它就是英国上议院和欧洲各封建邦国上议院的直接起源。上议院是什么?贵族的议事组织。贵族是谁?贵族就是武士。



什么叫做勃极烈?我们从清国的“贝勒”这个词就可以看出,勃极烈就是贝勒,贝勒就是贵族武士的意思。最初的勃极烈也跟日尔曼人的武士一样,是由拿得起武器作战的重要武士组成的。但是联盟扩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像易洛魁联盟[2]或者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自然而然会形成联邦的结构。因为每一个邦国或者小邦的战斗力都是有限的,他们很自然而然的,早在渤海时代就结成了很多七部联盟或者九部联盟之类的联邦组织。在这样的联邦组织当中,因为涉及面很大很广,自然就不再是所有的男性武士都能够参加会议了,结果就变成贵族武士的代表会议——就像是美国的州议会之上再出现参议院。最初的参议员是由州议会选举产生的,而不是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完颜氏崛起前夕的勃极烈统治,大致上就是这种情况。



完颜家族和勃极烈之间的关系最初并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地位。对辽、对宋战争的胜利给完颜氏制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一方面用征服得到的大量财物延揽其他地方的名臣和物资,另一方面利用殖民帝国结构的外交手段把原来很多联盟没有的权力揽到自己手里面,结果它就形成了双重身分。这个双重身分跟维多利亚女王的双重身分是非常相似的。她在英格兰是立宪君主,在贵族院和平民院的约束之下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但是在印度,她继承了蒙兀儿帝国的专制君主的角色。副王是女王陛下的代表,他对各土邦和直辖行省行使绝对君主的权力。



当然,在加拿大和澳洲,女王仍然是国家元首,但是这些地方是自治领,自治领的法律地位跟英格兰本身比较相似。从理论上讲和面子上讲,他们比英格兰王国是要低一级的,但是实际上,女王的代表,也就是总督,在这些自治领行使的权力跟女王在本土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是有自治权的。也许他们的自治权在例如枢密院这些需要历史传统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普通法的历史比较短,远远不像英格兰那样源远流长,所以虽然他们论地盘比英格兰要大得多,但是他们在上议院、枢密院这些贵族性质很强的机关所占的分量,实际上可能还不如英格兰的一个男爵。



满洲帝国也是类似的三元结构。第一个结构在他们自身内部,即满洲女真人的勃极烈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间,完颜皇族并不享有多么特殊的地位,其他的武士对他的尊重是有限的。第二个结构是类似于加拿大和澳洲的结构,就是燕晋两国。燕晋两国是介于自治领和行省之间的结构,所以它的豪门贵族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是它也是一个过渡地带,所以它其实也是有相当多的郡县制居民的。那些郡县制居民在政治上仍然是被动的顺民。只不过那些高于郡县制之上的豪门享有类似女真贵族或者满洲武士的地位,他们享有相当的自治权,通过五京制度是很难罢免和调离的。第三个地区就是金帝国所说的南人——就是今天所谓的河南山东一带地方的人口,跟蒙古帝国后来所谓的南人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之处在于,南人指的都是降虏,是完全被动的、费拉一样的郡县制居民,而且都是从前属于赵宋帝国的臣民。但是女真帝国的南人是北宋的臣民,也就是北宋垮台以后割让给金帝国的河南山东一带的居民;而蒙古帝国的南人是南宋帝国的郡县制居民,也就是南宋帝国灭亡以后,淮河秦岭以南这些行省地区的居民。南人所在的地方像英属印度和罗马属埃及一样,既不是满洲人自己的本土,又不享有自治领的地位,而是像以前的赵宋帝国一样由郡县制国家治理,他们享有的政治权利是最少的。





“Easy Money”使勃极烈制度由盛转衰




勃极烈制度在满洲本身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主要就是由于征服所带来的Easy Money。征服这件事情,按照降虏的眼光来看是件大好事,国土越大越好,越了不起的国君,拥有的降虏就越多。就好像,一个农民或者牧场主,越有钱,越了不起,他的土地就越多,牛羊就越多。专制帝国都是这样的。专制帝国的特征就是,它的人民是无权的费拉,也就是纯粹消极被动的居民,他们的用途就是像牛马一样为帝国增加财富。所以,对于这样的君主来说,我有十头牛就比有两头牛厉害、有一百头牛就比有十头牛厉害,有一千匹马就要比有一百匹马厉害,这自然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征服是件好事,帝国的疆土越大越好。但是对于无论是部落、封建还是民主的自由政体来说,政治权利的稀释就不是好事。



例如,今天我们读美国的历史就会发现,美国共和党人就曾经长期反对南方各州把今天的亚利桑那、肯塔基、内布拉斯加这些州以蓄奴州的形式并入美国的企图。波尔克总统[3]这些出身南部、代表南部利益的总统,他们就很想运用美国的超强国力,把墨西哥、古巴甚至中美洲这些地方统统纳为美国领土,因为这些地方都是不会抵抗蓄奴的,这样一来,蓄奴州就在美国境内占有压倒优势;而北方各州根据同样的理由,坚决不允许美国开疆拓土。有很多议员坚决反对美国和墨西哥的战争,甚至认为连德克萨斯都应该放弃。我们也许觉得这些议员是高尚的,热爱道义与和平,遵守华盛顿将军和开国先贤的理想。这话并没有错,因为他们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同时议员们也是现实的政治家。他们知道,在国会的平衡当中,如果南方一下子多出十几票出来,自己的党就会遭受重大打击。所以,这些议员无论为了立国理念还是自身的现实政治利益,都必须反对美国领土的扩张。



扩张的结果,很可能像川普一样,因为虽然川普关心的是移民而不是扩张,但是这两者对于自由政体来说意义都是一样的。如果国家里面突然增加了一大批不习惯自治、没有自治能力的顺民,那么本国的自由政体就难以维持,独裁者或者野心家很可能会利用这些人来破坏自由政体。因为他们自己不习惯于民主的、议会工作的习惯,而是像他们在自己原来的母国一样习惯于听一个领袖的话,领袖怎么说他们就做什么,那么就很容易有人去利用他们,自己去当他们的领袖,把他们煽动和组织起来,构成国内的颠覆力量。



所以,罗马强盛的时候,实际上东方各国有很多早就愿意归附了,像帕加马的国王[4]和埃及的托勒密都曾经立下遗嘱,“我活著的时候当了一辈子国王就算了,我死以后把我的国土馈赠给罗马人民”,但是元老院经常否决他们的馈赠。理由跟美国议员不愿意开疆拓土的理由是一样的,因为这些东方专制国家的君主,统治下的是顺民,顺民作为一笔财产进入罗马共和国,它的人民既没有办法加入罗马的元老院,又没有办法加入罗马的公民大会,罗马人怎么样管理他们呢?无论把他们放到谁的手里面,都会改变原有的政治平衡。



元老院相当于上议院,是贵族性比较强的代议制机构,公民大会相当于下议院,是民主性和平民性比较强的代议制机构,但都是罗马政治习惯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是处在平衡状态的,今天贵族方面多占一点便宜,明天平民方面又会把它扳回来。那么,帕加马这样富饶的东方小国,你把它给谁呢?如果按照国王遗嘱的字面规定交给罗马人民,那就是交给罗马的公民大会,那么公民大会有没有可能产生出格拉古兄弟[5]这样的煽动家,利用帕加马的国库,在下一次选举当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呢?原来的政治态势是在接近平衡点上,现在格拉古的民主党突然得到了一大笔钱,一下子就把贵族党压倒了,那么格拉古会不会变成独裁者呢?果然,在元老院最终接受帕加马的遗产以后,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格拉古真的就这么做了,结果在罗马引起了一场小型的内战。因此到后来,托勒密王也想把比帕加马还大得多、富饶得多的埃及馈赠给罗马的时候,罗马元老院就坚决不肯接受。结果,托勒密的埃及延长了五十年的国祚。要是罗马元老院当时接受了埃及的话,就没有后来的埃及艳后克丽奥佩脱拉的故事了。



不是说罗马人像是东方专制国家的臣民所想像的那样,我有了实力为什么不使用,我明明可以吞并埃及,我应该早点把它吞下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但是,罗马人和美国人怕的就是这些降虏顺民。国内的顺民太多了,那么我们还算是共和国吗?我们会不会像东方专制国家一样,让每一个潜在的独裁者得以利用额外财富来破坏我们的自由民主呢?最后在屋大维拿下埃及以后,这样的事情果然也发生了。埃及以屋大维私人财产的形式并入了罗马,于是屋大维就得到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库。元老院能够管得住军队选举出来的大将军,是因为大将军也要吃饭,军队也要发军饷,临时的战利品不能够一直维持开销,所以它才能够管得住军队。现在大将军有了埃及,他可以不经元老院和人民的同意。得到埃及的钱,他以后再也不需要元老院给他什么了。至于公民大会,他可以把从埃及得来的钱分出一大部分,通过社会福利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面包与竞技,大笔大笔地发钱,来收买罗马平民的欢心。这样,屋大维就轻而易举地颠覆了罗马的共和制,使罗马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埃及的Easy Money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果今天有一位美国将军,他像麦克亚瑟一样跋扈,然后不听美国总统的号令,直接就征服了中国,再把中国的国库用来给他麾下的士兵发饷,他的军队欢呼说,我们只知道有我们的将军,不知道有参议院。然后他带领这支军队浩浩荡荡地杀回华盛顿,此时美国要嘛面临沦为帝国的危险,要嘛就爆发内战。这正是罗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所以,赫斯廷斯[6]征服了印度次大陆、在印度捞了很多钱、准备像波斯人和蒙古人的君主一样花天酒地地生活下去的时候,英国国会和埃德蒙.伯克[7]就一定要弹劾他,因为此风断不可长,以后就会威胁到英国的宪制本身了。亚历山大东征,他的将领们迫使他撤退,因为他们看出,马其顿国王可以做波斯的大君,但是马其顿的贵族和武士应该怎么办呢?他们过去是跟国王平起平坐的人,现在国王变成了波斯的大君,他们岂不就要变成国王的奴隶了?而马其顿王得到了波斯大王的宝库以后,这种事情是真的可以做得出来的。





此为美国画家汤玛斯‧柯尔(Thomas Cole, 1801-1848)于1833–1836年间创作的组图《帝国的历程》(The Course of Empire)中的二幅主要画作,分别是“帝国的美好”(上图)与“帝国的毁灭”(下图)。西方传统的历史思想认为,文明与国家皆为经历美好与毁灭的时刻,而其中的关键便在于帝国强盛、物质繁荣所导致的美德败坏,使人们自愿放弃政治自由独立,此为历史发展的既定轨迹,也是本书作者的所使用的术语“文明季候论”的核心观点。





“满洲大宪章”的覆灭和政治自由的丧失




完颜家族在起兵灭辽的时候也面临著同样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太祖和太宗在起兵的时候,都跟各位贝勒签署了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满洲大宪章”[8]的文件,发誓说,无论他们征服以后得到了多大的领土,都绝不会背弃勃极烈制。最初几位皇帝虽然到了燕京,俘虏了宋国的徽宗皇帝和钦宗皇帝,对这个规矩在形式上还是遵守的。所以在金熙宗以前,满洲朝廷始终实行众臣合议制。尽管比较偏远的部落武士不可能都来参加会议,但是被征服的宋人以为,绝对君主的皇帝却必须跟他的贵族和重臣、跟能够跑到燕京来的大贵族和部落酋长共议国是,一定要大家一起同意以后皇帝才能够做出决定。宋人认为,这种做法是极其荒谬的,是部落简陋之习,就应该像我们的太上皇(徽宗)和皇帝(钦宗)那样,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都是他的奴才。你们这些野蛮的女真武夫不把皇上当一回事,在皇上面前指手画脚,在皇上面前大口喝酒,喝完了酒以后还伸手摸皇上的胡须,这简直是反了!按照赵家的规矩,这种人早就应该杀头,但是你们居然容许这种无视朝纲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充分说明你们满洲人是野蛮民族。



要注意,近代严复以来的东亚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对这一点是异常地弄不清楚,他们采取了一种精神分裂的处理方式:一方面他们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打败了,对西方民主崇拜得五体投地,所以英国人说的任何事情都是绝对正确的,英国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自由民主的;但是英国人以外的其他蛮族如果做出跟英国人差不多的事情,他们还是会像宋国和金国的那些儒家士大夫一样面不改色地说,这是部落简陋之习。其实这两种东西是一样的。我们不可否认,英国的宪制是全世界最完善的,英国上议院的档次显然不是其他蛮族所能比拟的,但是蛮族这个词就暗示他们是有政治自由的。实际上,英国政体在发展最初,在阿佛烈大帝[9]以前的时代,也是很简陋的。也是贵族和国王坐在一起喝酒,喝醉了以后弄不好还要拔出剑来大打出手,甚至发生像“手杖国会”这样的事情。手杖国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会议员开会时吵起来了,越吵越激动,最后各人都拔出手杖和剑,当场大打出手。



想想,如果大宋国的士大夫坐著时光机到了西敏宫,看到英国的上议员做出这种事情,他们会不会像是看到金国的勃极烈会议发生的那种喝醉了酒拔胡须的事情一样,理直气壮地说:日尔曼人和撒克逊人真是野蛮民族啊,像我们儒家士大夫效忠的专制皇帝制度,谁敢在宫廷上做出这种事情?要知道,阿佛烈大帝的英国、忏悔者爱德华的英国和爱德华三世的英国,从物质上讲确实都是贫困落后,显然没有宋徽宗的朝廷富裕,也不见得比完颜阿骨打起兵攻辽的时候有钱。宋国的士大夫如果有机会坐上时光机的话,肯定会认为这三个英国名君和完颜阿骨打没什么区别,都是一帮天杀的野蛮部落酋长罢了,一天到晚跟自己的部落武士没大没小地嬉戏打闹。我们文明人就不是这样的,文明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尊卑有序,见到皇上就要下跪磕头,善于磕头是成为文明人的首要条件。你们之所以是野蛮人,主要是因为你们的贵族竟然以为自己在皇帝面前还可以平起平坐。



尽管有金太祖、金太宗的两次盟誓,勃极烈这个制度还是随著时间的推移而渐渐衰弱了,关键也就是因为Easy Money。皇上虽然从燕晋两国得到的钱并不多,但是从南人和降虏手里面得到的钱像是罗马元戎从埃及手里面得到的钱那样,是足够的多。再加上金宋议和以后承平日久,他就渐渐地不再需要原有的贵族武士,甚至觉得这些人没上没下,太讨厌了。我从宋国俘虏来的这些大臣和美女,一见到我就把我当主子一样侍候。亚历山大到了巴比伦,从波斯宫廷接管的大臣和美女就是这样侍候他的。他在马其顿被自己母后欺负、被他的贵族欺负,也不敢造次;到了东方,娶了大流士王的女儿以后,钱也有了,美女也有了,过著每天花天酒地的生活。自己的一个朋友或一匹马死了,就要把罪责放在医生身上,大肆杀人,为了一个女歌星,就要放火烧掉波斯的首都。这种事情,请问他在马其顿能干得出来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亚历山大追求的偏偏就是这种唯我独尊的感觉。蛮族的自由君主在征服了太多降虏的土地、得到太多Easy Money和太多“蓝金黄”[10]服务以后,就会变成这样。



女真人的皇帝自然也并不例外。所以到金熙宗以后,他就最终废除了勃极烈制,开始实行宋国公卿最喜欢的那种皇帝独裁制。当然这不是一步走完的,是分几步进行的。最初的时候,汴京城只有一个殖民机构,叫做行台。行台是什么意思?“行”跟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派出所是同一回事,“台”就是政府的意思,“行台”的意思就是分支政府。汴梁城所辖的宋国土地是我们征服来的土地,就像英国国王派副王或总督到德里去统治印度一样,我们派一个分支政府到汴梁城去坐镇就行了。但是最后,分支政府撤销,全国各部分在理论上合并,由一个政府来统治。从法律上讲,这就好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印度帝国合并,而印度的文官制度适用于英格兰。



这样一来,孟加拉人保证没有什么意见。早在英国人征服以前,他们就是被科举文官统治的,然后英国人征服以后先混乱了一段时间,最后也开始开科取士,实行公务员制度。但是,英国贵族和英国资产阶级肯定要反对。我们英格兰的自由民族以前曾经是砍了查理国王的头的,你竟然拿我们当孟加拉人一样来统治,简直贻笑大方!我们的贵族哪里去了?我们的资产阶级哪里去了?你竟然想派几个国王的宫廷侍臣和国王通过考试派来的公务员就想统治我们,西敏宫的国会议员哪里去了?只有西敏宫才能统治我们。他们肯定要这么闹的。所以,印度和英国统一是不可能的事情。宁可让印度独立,也不可能让印度和英国统一。英国人比女真人高明的地方就在这一点。而女真人最后还是在金熙宗一朝,走过了类似于平行时空下,英国和印度统一的这条路,于是金国最终就变成了专制国家。这样一来,不仅毁了金帝国,而且损害到满洲本身。如果英国人因为征服了印度,按照印度本身的方式来统治英格兰本土,那么自然就会像是罗马人征服了东方、然后元戎再用东方专制主义的方式来统治西方一样,整个罗马帝国都变成东方化的专制帝国,然后文明的火焰就渐渐熄灭了。这正是女真帝国时代满洲发生的事情,尽管规模比较小。



其实从宪制角度、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观点来讲,金太祖和金太宗对他们的贵族武士所做的盟誓,发誓说“无论如何都不会取消勃极烈制”的那些承诺,跟英国每一个新国王登基都要发誓“我一定遵守王国的传统和权利,遵守前王发布的权利约章或者其他什么文件”一样。后来大宪章有了以后,每一届新王上台以后,贵族和议会都要迫使他,在加冕以后立刻发布一条诏谕,说先王曾经签署过大宪章,我重新承认一遍大宪章。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又要再重新承认一遍大宪章。大宪章的权威性是在这样反复承认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从金太祖和金太宗的做法可以看出,满洲的贵族和武士最初也是有一点英国贵族的那种意识的。他们觉得,皇帝有了钱以后就要渐渐靠不住,于是事先就要迫使皇帝盟誓。盟誓了一次还不够,还要盟誓第二次。但是,第三次盟誓就没有了。这就等于说英国人过了两届国王以后、新国王就不再宣布他一定要遵守大宪章一样,虽然没有发誓说一定要遵守大宪章,但还是不敢废除西敏宫的国会,然后再过几届国王以后,他的胆子就大到连西敏宫都不再开门召集会议了。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就是,英国从部落民主发展到封建自由、发展到立宪君主国以后,最终走上了东方专制主义道路。而满洲人就在仅仅五代君主的时间内走完了这个历程,从部落民主走向封建自由,然后因为征服了辽国和宋国的大批郡县制土地,皇帝一有钱就变坏,最终导致了“满洲大宪章”的覆灭以及满洲本土丧失了政治自由。但是这对于南人来说,对于河南山东的顺民来说,这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觉得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宋国皇帝是这样统治他们的,如果金国皇帝不这样统治他们,他们反而要觉得不对劲,浑身不舒服。燕晋介于两者之间——因为金国也是有五京制的,五京制当中真正重要的就是燕晋这两方面,它们继承了唐国和辽国的传统。五京制对于他们的实质意义就是说,燕人和晋人享有一种澳洲和加拿大那样的自治领地,他们不完全是降虏,他们的豪族有一定的地位。这些豪族的来源非常古老,可能比永嘉之乱时期的那些蛮族还要古老。





郭子仪家族的政治决断(一)




别的不说,我们从微观来看待历史,就说一位著名人物: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将郭子仪。因为唐人好用番将是出了名的,而唐皇室自己也是鲜卑人出身,所以就有某些拥护中华民国或者信奉汉族沙文主义之类的人就跳出来说,这些只是小插曲而已,他们的总司令毕竟还是郭子仪,郭子仪可是汉人啊。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一点上。李光弼、仆固怀恩[11]那些人是胡人,没有问题,但是郭子仪也只是有一个汉人名字而已,他们家跟李世民是同一个族群。其实他的身分跟鲍罗廷是一样的,只不过照二十世纪的政治正确,即使鲍罗廷是国民党实际上的主人,但是他不能公开站出来、由他自己直接当国民党的总理,国民党的总理必须是孙文和蒋介石,鲍罗廷只能在他们幕后活动。如果是按十九世纪以前封建时代的游戏规则的话,那么鲍罗廷就自己跳出来当郭子仪了,然后变成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长或者其他什么人物,他的子孙也住在南京或者广州,然后他的后代就会改姓鲍了。这不是玩文字游戏,所谓的汉化就是这样的。



同样,国民党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大将,他的名字叫尧乐博斯[12],他是维吾尔人,本来也不是很拥护国民党,只是他所在的利益集团跟共产党和苏联的矛盾更大,所以在共产党快要把哈密、吐鲁番吃掉的时候,他跑过来投奔了国民党,然后国民党把他带到了台湾。他到了台湾以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的儿子姓尧。以后他的儿子就是尧某某,他的孙子自然也是尧某某。再过几代,如果他祖上的历史失传的话,就会有人说尧某某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国民党带来的这批汉人。他是汉人吗?他当然是维吾尔人了。鲍罗廷他们家如果在广州住久了以后,估计他的孙子也要开始姓鲍,然后他就要像鄂尔泰[13]的后裔改名鄂昌一样,鲍罗廷的孙子也可能叫做鲍昌,他的重孙子也可能叫做鲍贤,他的重重重孙子可能就叫鲍子龙,然后他们就会给自己编出家谱来,说我们家原来并不是苏联人,而是山东齐国的鲍叔牙之后,后来迁到广州以后加入了国民党的。历史上所谓汉人的家谱,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这样编出来的。



当然,大多数人是小人物,他们闭上眼睛编,说是开漳圣王之后或者尧帝之后诸如此类的,那就随他胡说八道去好了,虽然实际上真正能够考察出来的家谱一般来说不会超过明朝嘉靖年间,在那以前的话他多半是一个马来人的酋长或者诸如此类的角色。像曾国藩家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性就是一个湖湘尼亚高地的酋长,论血统来讲应该也是马来人,但是他既然把自己编成“曾”了,一代一代就叫曾国藩、曾国荃下来了。然后何清涟就反驳说,湖南汉人占到湖南人口的大多数呀,除了极少数湘西山地以外,湖南哪有少数民族?其实她本人这个“何”姓也是一个胡姓——如果仔细盘查下来的话,可能也能够找到类似的来源。至于冉云飞[14],单凭这个“冉”字,那就更不用说了,冉家世世代代都是造反的酋长,从南北朝时代一直造反到明朝时代。每一次湘西、鄂西或者巴东发生动乱以后,总有一个或者几个姓冉的酋长出来杀人戕官,把历朝历代东亚帝国的文官武将弄得无比头疼。



作为一个典型的晋国军事贵族,郭子仪的这个家谱从头到尾还是可以查得清的。他的祖先是一个蛮族酋长。我们不知道他是匈奴酋长、鲜卑酋长还是河中来的伊朗人的萨宝武士或者商团领袖,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祖先按历史记载一直居住在雁门关一带,在北魏时期大概就是和尔朱荣[15]一样的当地部落酋长。平城的元魏鲜卑政权收编了他们,让他们负责军事防御,按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去安抚迁入的六镇部落,于是他们和六镇体制融合在一起了。六镇的普六茹家族和大野家族随著元魏政权而内迁,他们也经历了所谓的汉化。而汉化这个词的含义,之前已经解释过了:对于皇帝来说就是相当于金熙宗那种做法,削夺贵族武士的权力,建立一个独裁的皇帝政权;对于士大夫阶级来说就是曾国藩那种做法,原先是酋长或者武士,今后要做读书人和士大夫,放弃自己的武力,变成知识分子。这样一来,从上到下都丧失了政治自由和战斗力。这个东西就叫汉化。如果从罗马共和国和英格兰王国的宪制史眼光来讲,没别的说法,这就是费拉化和专制化。这根本不是什么历史的进步,而是自由民族在丧失了政治权利、沦为专制国家臣民以后才会有的现象。就凭这一点,所谓的汉人是不可能实现政治自由的。政治自由必定是蛮族的产物。只有在丧失了政治自由以后,才有可能自称和被称为汉人。就像是,一个人只有在阉割以后才可以自称为太监;如果想让这个人生孩子,首先就是要避免使他变成太监。



回到原来的话题上。郭家的祖先就是这样的一个酋长,他们跟大野氏、未来的李家关系很好,然后随著大野家族进了关。先到了洛阳,然后在北魏帝国一分为二的时候跟著宇文泰的集团到了长安,在长安那边以武将身分效力。然后到隋人篡北周、唐人又篡隋以后,他们又跟著唐国当官。他们自称汾阳郭氏,也就是说他们把郡望放在晋国的汾阳,实际上他们的远祖处在雁门关地区。雁北可以说是外境,汾阳、平阳、平城这些地方可以说是内地。我们要知道,历史上的匈奴人和晋人实际上是同一个族群的不同分化,跟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关系非常相似。乌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