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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的东亚史(4):非中国视角的上海(上海自由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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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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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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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的东亚史(5):非中国视角的东北(满洲国篇)

Year:
2021
Language:
chinese
File:
EPUB, 1.45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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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的东亚史(2):非中国视角的西南(巴蜀、滇与夜郎篇)

Year:
2021
Language:
chinese
File:
EPUB, 1.54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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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封面

一、原住民的迁入和拓殖 旧上海:清帝国所属的上海县城

新上海:英美拓殖者的上海自由市

错综复杂的财产归属





二、上海自由市初期的外交和宪制 繁荣的地基:上海土地章程

太平天国与小刀会之乱如何影响自由市?

自卫的民团“上海义勇军”

难民促进经济发展,却也造成日后的社会隐忧





三、上海自由市黄金时代的宗主权、司法统治和附则立法权 工部局:上海自由市的权力机构

自由市的三权分立

如何与东南互保的“诸夏”结盟?





四、上海自由市的法治、领土和主权者 多元并存的司法体系

吴越商团VS.南粤商团

合并上海县城与上海自由市?





五、上海自由市的南非化和南越化(上) 普通中立VS.条约中立

钱与枪炮: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

缺乏危机意识的富裕社会

国民党强行收编吴越与南粤商团





六、上海自由市的南非化和南越化(中) 南非化:自治阶级的过度膨胀

既是商人又是间谍的虞洽卿

南越化:共产国际的全面渗透

党、学生、黑社会





七、上海自由市的南非化和南越化(下) 无法代表华人、只代表国民党的纳税华人会

国共一家亲:五卅运动

自由派VS.保守派

《费唐报告》:上海自由市的成功在于自治和法治





八、上海行政国家的夭折和恐怖主义的兴起 为何上海无法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

自由市与母国的立场相悖

以民主平等之名,行敲诈敛财之实

终局:上海自由市的全面衰败





版权页





一、原住民的迁入和拓殖





旧上海:清帝国所属的上海县城




上海可以说是像马基维利那种政治理论家最梦寐以求的实验室,因为它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之内,把自希腊城邦以来人类曾经有过的自由共和国的实验方式全部演示了一遍。其他地方(比如说在欧洲)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上海像是按了快转一样将它们迅速地释放出来。最初,上海的诞生是源于一个典型的希腊式现象,像叙拉古、他林敦、亚历山卓这样的希腊城邦产生的经典过程。来自希腊、本身就有自由共和国传统的移民,在远方的土著人当中建立了自己的自由城邦。不论是土著人、蛮族(像叙拉古所面临的情况),或者是东方专制国家的臣民(像亚历山卓、安条克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塞琉西亚所面临的情况),总之他们都是没有自治能力、没有自己的议事会议的野蛮人[1](按照《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所说的那句话)。一般来说,这样的自由城邦和周围土著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当紧张的。历史一般只记载这些城邦共和国的历史,而把周围的土著当成是动、植物一样的纯粹背景。叙拉古和西西里就是相互对立的概念,亚历山卓和埃及也是相互对立的概念;这种模式到了近代,就变成“两个上海”之间的对立。这两个上海分别是:十九世纪中叶刚刚诞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本身就是欧洲文化在远东的一个延伸的“上海自由邦”;大清国下辖、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统治的上海县城。从性质上看来,这两者的对立可以说是亚历山卓和埃及的对立。在近代,两个上海之间的关系就是罗德西亚和辛巴威之间的关系。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地图上还有罗德西亚,但今天的地图上只剩辛巴威了,不过它们在地理上仍位于极其相近的地方;两者之间长期以来就是敌对国家的关系,辛巴威的建国就是罗德西亚的灭亡。[2]



我们所要谈的上海自由市正是这样一个类似亚历山卓和叙拉古的城邦。它的建立最初是来自于人数不多的英国商人和商业冒险家,他们从广州的商馆出发,投入非正式和不一定合法地探索扬子江(长江)流域的商业机会。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分支势力,另一些则是独立的商业冒险家。在他们来到扬子江口和黄浦江口之前,多半已经在印度、麻六甲和广州有过多年的经商经验。而当地的土著,包括吴越的地主,松江和上海一带的地主和消费者,其实是暗中欢迎他们的。所以他们才能够在没有引起任何冲突的情况下赚到钱,甚至可能买了地、买了房子,或者是租了地、租了房子,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衰败中的大清国地方官采取了倭寇产生以前大明国吴越地方官对走私商人的类似态度,也就是“不管不问”,时而收一点地方士绅和商人送来的贿赂就好。当然,在汪直和徐海的那个时代[3],吴越地主和商人从那些与日本人有关系的走私贸易者当中得到了很多好处。得到了这些好处以后,他们就不再执行皇帝颁布的海禁政策。这些商业冒险家在黄浦江口、甚至在上海县城内所拥有的财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性质,在法理上也是不清楚的。按照大清国的宪制(如果它还能算有一个宪制的话),那么至少扬子江以南的各省居民在法律上是被征服者或者降虏,他们连生命安全都是皇帝额外恩赐的,皇帝随时都可以收回。皇帝并非经常征用他们的财产,但这并不是说皇帝没有这个权力,从原则上来说皇帝是可以这样做的。



如果说对于临近满洲的其他地方还可以说是有一些入关以前就有的特权或历史权利,崇祯皇帝作为皇太极和满洲诸皇帝的交涉对手以及满洲人入关讨伐李自成的正当性; 依据还被给予了承认,那么南京的弘光政权[4]在大清国的政治正统当中一直是不被承认的,弘光政权和永历政权[5]一样都是非法政权。从大清国赖以存在的法理上来说,大清国在入关并且替崇祯皇帝吊丧报仇以后,继承了崇祯皇帝对关内各省的合法所有权;而福王作为大明国的一个亲王,不但不能给崇祯皇帝报仇,反而利用大清国替崇祯皇帝报仇的这个间隙成立了他的非法政权,企图声索顺治皇帝已经继承的大明国皇权,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叛逆者。所以,弘光政权举行的科举和它招收的秀才、举人的学位都是非法的。这与傅斯年和蒋介石不承认汪精卫政权所办的大学和这些大学的学位是同一个道理。但是崇祯皇帝时代招的秀才、举人全都是合法的,大清国有义务像共产党接收国民党投降部队的军官那样,给他们相应的待遇。尽管这些军官的待遇可能没有共产党的嫡系那样高,但是他们毫无疑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武百官的组成部分。大清皇帝既然接受了继承崇祯皇帝遗产的义务,那么崇祯皇帝提拔起来的各省巡抚、秀才和举人也就变成了大清国必须安置的一批人。他们的地位虽然不如满蒙八旗,但是他们在大清国体制之内有合法地位、皇帝必须负责给他们找工作这一点上是没有疑问的。



可以这么说,弘光政权和永历政权的文武百官和举人、秀才,大清皇帝不杀你、不抄你家已经是法外施恩,因为你在法理上是一个叛逆政权的官员。虽然你可以说,我们的主子弘光皇帝和永历皇帝与崇祯皇帝和万历皇帝一笔写不出两个朱字来,明明我们就是他们的合法继承人,但是这种理论的合法性其实就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说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一样。虽然按照外行的看法,蒋介石和孙中山都是国民党,按理来说应该是蒋介石才是合法继承人,但是按照共产党(至少是早期)的正统性理论,蒋介石清党以后,孙中山的正统已经转到共产党这一边了。共产党连同它统战的民革[6]和其他政党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而蒋介石才是孙中山的叛徒。凡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提拔起来的文武百官,不是现行反革命也是历史反革命。你不要指望在北京的政协会议里有你的一席之地,因为你是镇压对象。弘光政权与崇祯政权的关系,就是蒋介石政权与孙中山政权的关系。大清国对待这两个政权的态度,与共产党政权对待蒋介石政权和孙中山政权的态度是一样的。崇祯虽然打过我们、镇压过我们,但是我们得承认,我们在中国、在关内的这一部分政权是从崇祯皇帝那里继承下来的,我们承认崇祯皇帝的文武百官。至于弘光,我们根本不承认你是皇帝,我们只承认你是福王。那么从福王的非法政权那里取得地位的吴越士大夫和地主商人的地位是什么呢?你们是附逆有据的逆民,你们不像北京城里的文武百官那样,在崇祯皇帝上吊以后拥护了顺治皇帝,所以就变成大清国的一部分。你们在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多尔衮下诏招安你们的时候,不但拒绝招安,还拥戴了非法的福王政权。等到大清国的大兵南下,把刀架到你们脖子上的时候,你们才接受屈辱的和平,所以你们是降虏。



但是,这个理论在大清国中后期以后已经渐渐地随著满洲人的退化而行不通了。民间看到,满蒙八旗长期不作战,似乎与绿营这样的治安警察已经没有什么差别,渐渐腐蚀了满洲人政体的基本精神。而满洲人任命的巡抚和地方官,除了个人和小集团的腐败以外,也不愿意多生事端了。因此,尽管降虏没有法定上的权利,但却掌握了很多实质上的利益。他们运用这些实质上的利益,在与英国商人、欧洲商人和给他们做翻译、仲介、买办的这些中间人打交道的时候,双方都获得了利益。在英国人那一边,他们的权利是无可争议的,是英王陛下和英国的习惯法一向予以保护的;但作为清国臣民这一方面,他们的权利是一点都不确定的。如果英国人来了就走,那么问题还不算严重,地方官睁一眼闭一眼、捞一点好处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住了下来,而住下来以后他们就以本地的地主自居,这就要引起严重的纠纷了。



把土地和房屋卖给英国人的那些原主,他们有合法所有权吗?有些人是真的有,他们在大清国是有地契的,按照大清国的政治术语来说叫做“粮户”。什么叫“粮户”?就是给皇上纳粮的人,你是地主、是有产阶级,和打工仔是不一样的。无产阶级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没有地位的。但是绅户给皇上纳了粮,就获得了要求皇上保护你的权利。那么皇上凭什么保护你呢?凭“刀把子”[7]保护你。皇上是武装集团的最高统帅。皇上保护你,终归是运用他的武力来保护你。所以,在涉及安全的事务上,你不能说我是一个业主,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作为一个业主、资本家,你可以随便解雇你手下的工人,可以解雇你的长工和短工,可以作威作福、吃喝玩乐,但是你不能冒犯皇帝。如果冒犯皇帝的话,你对你声称所有的这些财物的权利,都是可以随时被一笔勾销的。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问题:你私下把房屋和土地租给或者卖给皇帝不认可的洋人,皇帝承认吗?皇帝允许吗?答案是,根据大清皇帝继承的《大明律》,这是不被许可的,你在进行一场非法的交易。地方官实际上有义务把你当作奸民抓起来,把没有户口而在本地自称地主的这些洋人遣送出境。



康熙在位的时候,朝廷的地方官还对以类似的非法方式居住在吴越境内的外国商人和航海家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把土地和房屋卖给外国人的大清臣民,该砍头的砍头,该没收的没收,该流放青海、广西的流放青海、广西。对外国人,我们就要客气一点,不知者无罪,他们也是被这些万恶的奸民所欺骗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买到的东西是不合法的。朝廷要把他们送回去,还要花钱给他们买一张船票,准备路上的盘缠,请他们回去。当然,他们也是吃了亏,他们买到的东西作废了,但是朝廷必须用待客的礼仪对待他们,自己掏腰包送他们回去。康熙的这种做法才是大清国国家体制应有的做法。很明显地,自从嘉庆、道光以来,按理来说朝廷应该用类似的方法对待这些居住在黄浦江口的英国人,但实际上地方官采取的做法是,如果没有惹出事的话,我们就假装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当然后来果然还是惹出事情来了,不是在上海,而是在广州——那就是众所周知的林则徐的鸦片战争。





上海原为隶属于江苏省松江府的一个县,而上海县城为其县治,于明代修筑城墙以防御倭寇(图1),并设有水门让肇嘉浜、方浜等水道通过(图2)。虽然城内有市集贸易,还有豫园这类的古典建筑(图3),但相较于英美建立的“新上海”:上海自由市,上海县城显得落后破旧(图4)。





新上海:英美拓殖者的上海自由市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签订《南京条约》。签订《南京条约》以前,在黄浦江口有一场战役,就是牛鉴和陈化成主持的炮台战役。[8]牛鉴是一个文官,他并不懂军事,但陈化成是福建总兵出身,是打过海盗的。在大清国的体制内,他是公认的火器和火炮专家。道光皇帝认为,把扬子江口的要地交给他是可以放心的,帝国找不出比他更懂火炮的人了。另外,陈化成本人也是一个深通军事的人。他首先修筑了一连串的要塞防御线,部署了几百门大清国最好的大炮,然后采取了诱敌深入的计策。他断定,英国人如果胆敢登陆、深入他的火炮阵地,他就可以全歼他们。然后大家都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英国海军出现在扬子江口,从海上向大清国的陆地炮台开火,在几个小时之内把这些炮台全部打到哑火,然后海军陆战队从侧后方登陆。陈化成的虎蹲炮,从技术上来说是红衣大炮[9]的变形,也就是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士在登莱替孙元化和孔有德[10]他们引进的那些当时的海船炮。后来孔有德叛变崇祯皇帝,带著他的火炮一路逃到满洲去了,再把他的火炮技术教给了盛京(今沈阳)的朝廷。然后盛京的朝廷就利用他们现成的冶铁工厂,在火连寨[11]和满洲各地大规模地造出炮来。在十几年之内,他们造出的炮的数目就多出了明人的十倍。他们就是凭著这些火炮,最终打败了洪承畴在松山的军队。



清朝廷入关以后,出现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当暹罗人和缅甸人都在不断增加他们的火炮的同时,比暹罗和缅甸所辖领地大上几十倍的大清国,火炮数目反而越来越少。康熙时代的火炮就比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还少,道光时代的火炮则是连原有的规模都维持不了。陈化成的这些虎蹲炮是红衣大炮留下的标准式样,但是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葡萄牙式的火炮早就应该进军事博物馆了。英国人用他们的海船炮,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这些炮。而且事实证明,这些炮在开火的时候,使用的火药也已经不如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的火药了。那时候的火药技术虽然简陋,但大家是真的要打仗,是要认真准备火药的;而现在的火药都承包给一些奸商了。因此,炮一发射的时候,火药往往会先在炮膛里炸开,把自己的炮手活活炸死。海军陆战队从侧后方登陆以后,还没有被海船摧毁的一些炮因为无法转动,根本发挥不了抵抗作用,于是所有的防线都被英国人轻易地摧毁了。



在这些防线被摧毁以后,上海知县迅速逃跑,因为上海已经变成一个不设防的地方了。于是,上海县城的有产阶级陷入众多盗匪和会党的抢劫威胁之下。他们派出代表,就像北京市民欢迎满洲人那样,要求英国人替他们维持秩序,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但是英国人表示,我们只是为了要求自由贸易而来的,我们并不想在上海建立任何统治。如果你们要我们替你们剿匪的话,那我们就要做一些额外的劳动,浪费一些军械,这对于我们是预算外的开支,这种事情不是不可以做,就看你们愿意出多少钱了。于是,上海县城的有产阶级就凑了三十万两白银给英国军队,要他们代劳剿匪。于是英军司令官发布了一个剿匪布告:“两国交兵,不是你们这些广大盗匪趁机抢劫的理由,我要剿一剿你们。至于广大的和平居民,你们只管安居乐业就是了。”他们维持秩序以后就走了,然后再留下一个布告:“等我们和大清皇帝签署了条约以后,你们这三十万可以从赔款当中扣除,我们不会多拿你们的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这三十万果然从清国应付的赔款中扣除了[12]。英国人就用这种方式,让吴越的居民(我们要注意,上海县城是属于吴越,而不属于上海自由市)第一次见识了欧洲式的法治观念是怎么一回事。



接下来就是《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五口通商,众所周知,是和上海县叫同一个名字的上海自由市的真正起源。从欧洲法律的观念上来说,它只是授权欧洲的商团(特别是英国的商团)在五个通商口岸按照自己的习惯法自我治理。这样就能够避免以前在广州多次发生的那种你应该按照谁的法律办事的纠纷。众所周知,英国人不能忍受大清国衙役审理案件的那种方式,而大清国的外交官并不像后来国、共两党编纂的历史书所说的那样低能,他们敏锐地看到机会来了,可以借此清理一下实际上已经在吴越各地定居的那些法律上来说是不合法的、但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半合法地位的英国商人。他们告诉这些人:“既然我们已经签署了五口通商的条约,而条约明文规定英国商人可以在五口建立自己的自治团体,那么反过来说,在五口以外的其他地方,你们的地位就是不合法的。你们应该集中到那些地方去,这样可以免除我们管理上的麻烦。”虽然这种要求合不合法是很成问题的,然而无论合法还是不合法,清国官吏都是没有能力去执行这些条件的。如果住在上海县城或者苏州府的英国商人一定要说:“你这样做损害了我的财产权,我要跟你没完没了”的话,那么当地的地方官绅显然是没有能力把他们怎么样的,但是英国政府在这方面却乐于配合大清国政府。



英国人有一个管理方面的麻烦——从原则上来说,女王陛下的政府当然有义务在世界各地保护女王陛下的臣民的安全,如果他们被林则徐虐待的话,不管一管是不行的,因为这是有损人权的(当然只是有损英国人的人权);但实际上英国政府和所有政府一样,都不愿意多花钱、不愿意有预算外的开支。所以,早在林则徐引起鸦片战争以前,类似的纠纷已经闹了几十年,而每一次事情闹到西敏寺,英国政府都表示它宁愿息事宁人。战争开支是一笔预算外的开支,而战争不仅要死人,还会导致派到远东去的这些水土不服的将士病死在他乡,政府还要付一大笔医疗费和抚恤费给家属,怎么看都是不划算。只要能够含糊地应付过去,英国政府其实是比大清皇帝更不愿意开战的(这和国、共两党的教科书所说的恰好相反)。只有等到英国臣民自身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政府如果不开战就无法对国内舆论交待的时候,政府才会勉强开战。对于政府来说,如果英裔商人和其他什么人都集中到一个只有英国人的居留地来,那么万一发生纠纷的话,皇家海军要保卫他们是很容易的,这真是一个省钱、省事的好办法。从封建制度脱胎而来的英国立宪君主制的角度来说,其实不论是英国臣民,还是义大利人,甚至是封建欧洲的所有法人团体,只要他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按照自己的习惯法建立起自治团体,他们就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我保卫的义务。但是如果他们保卫得不到位,比如说在希腊或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堡)的什么地方被土耳其苏丹虐待了,就会引起他们的法定君主有没有义务出兵的问题。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能避免还是尽量避免。所以,英国领事就发出文告表示,如果英裔居民愿意在黄浦江口的荒地替自己建立一个居留地,那么有事情的时候就可以由英国领事出面处理。



我们要注意,租界的法定英文名词“Settlement”应该翻译成“居留地”,“租界”这个词是历史建构的产物。近代所谓的国耻教育教给你们的所有东西都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和它真实的法律意义是不相符的。居留地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它没有谁占谁便宜的意思。而且,即使在远东居留地这种制度也是自古以来就有。例如,我们都知道,唐帝国允许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广州建立他们的居留地,而这些居留地也是用伊斯兰教法和他们自己的习惯法来自治的[13],从来没有人说李世民(唐太宗)丧权辱国。穆罕默德二世[14]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以后,主动允许投降的希腊东正教徒和热那亚商人按照他们的习惯法自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写在《古兰经》里面的。没有人说征服者穆罕默德从那些战败者手里接受了丧权辱国的条件。大清国在入关以前,早就允许晋商(山西商人)[15]在张家口和盛京建立自己的居留地,替他们走私军火、贩卖人参和皮毛,这些贸易替满洲皇帝带来了很大的收入。我们要注意,他们并不是什么阿拉伯人、波斯人,就只是在张家口做贸易的晋商而已。所以,你如果要说丧权辱国的话,那么大清国在入关以前早已对晋商丧权辱国了。居留地这件事情在道光、嘉庆、咸丰这些皇帝眼中,根本不是丧权辱国,他们答应这一点也没有引起任何争议。他们认为什么是丧权辱国呢?派驻大清国的公使要求按照欧洲惯例常驻北京、并且随时可以见到皇帝这件事情,这才叫做反了、违反大清国的体制。大清国皇帝宁愿对所有欧洲商人免税,只要他们愿意留在上海和广州而不要进京;进京这件事情才是丧权辱国。





错综复杂的财产归属




我们要注意,英国领事和大清国地方官的说辞就是,如果你们在居留地集中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话,你们有了事情可以交给英国领事,让领事直接替你们向总督和皇帝交涉,你们不用分别和各地的那些土衙门交涉。而土衙门通常没有法治观念,也不知道英国人的屁股有多么尊贵,说不定会像打大清臣民的屁股那样打你们的屁股,然后你们又要疯狂地叫嚣“人权”、“自由”、“英国人自古以来的特权”、“西敏寺管不管我们”,弄得英国政府也很困扰。大家都很麻烦,何必呢?请注意,这样的说辞当中其实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条款。你们到了上海居留地,可以得到英国领事提供的各种服务,但是它没有说你们非得住到这里面不可。但实际上造成的效果就是,他们真的都跑到这里居住了。实际上,和国耻教育的说法不一样,地方官和英商都觉得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地方官如果在本地留了一批别人都可以打他屁股、而你却不能打他屁股的人,这对他的统治威望来说是一种损害。而对于英商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是洋务派、那么好打交道的,也有一些蛮不讲理或者不知后果的地方官,他当时就是打了你的屁股,或者杀了你,让你死在监狱里面,就像广西的马赖神父事件[16]一样。后来英法军舰打上门来,皇帝撤了他的职、砍了他的头或流放他到伊犁去,但是英国人宝贵的老命还是赔在这里了。这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上海居留地的建立可以让大家省去一些麻烦。



但是这样一来就导致了规范化的问题。头脑实际的英国洋行和商人,他们最初为了买地而签订的契约是五花八门的,有些是正式的地契,有些是非正式的、双方自己写的一张纸,有些甚至是口头约定。没有纠纷的时候倒还好,有纠纷的时候,请问,这些大产权、中产权、小产权的位阶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在上海居留地建立以前,英国人签署这些契约时是不会到衙门去登记备案的。其实县太爷很可能早就知道这些事情了,但是他可以假装不知道。到了衙门,你就把县太爷逼到一个“我非得承认我知道有这回事”的地步。那么,我知道这一回事,有朝一日我的政敌向皇帝禀告说,某某县官明知有一些没有户口的外夷在本地居住,他不但不驱逐,反而在他们的地契上盖了章,合法地允许他们居住下来,这就太政治不正确了。反过来,我假装不知道这事,你们是半合法的,而我随时可以敲诈你们,或者接受你的贿赂。但是皇帝问我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可以说“哎呀,我的县有这么多人口,我不能样样都管到,我疏忽了。”皇帝最多说我怠忽职守,罚我几个月的工资。怠忽职守的罪行比起政治不正确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事。所以一般来说,英国人是不会到衙门去登记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没有在衙门登记过的地契和那些在衙门登记过的地契,它们的法律效力是一样的吗?如果说是一样的话,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有北京户口的居民,他为了得到这个北京户口花了很大力气、出了很多钱,现在看到没有户口的居民和自己享受同等权利,一个农民工的子弟可以和我这个有北京户口的居民享受同样的权利,人家心里会不会不爽?不爽的话会不会告诉皇帝,引起各种纠纷?



有地契但是没有在衙门登记过的情形还算好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有些人连地契都没有,实际上有很多人是卖掉了其实他不见得有权利出售的地方。比如说某地原来是一个芦苇塘,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地主,但是根据口传而没有在衙门登记过的说法,它是属于昆山顾老先生(顾炎武)[17]他们家的。顾老先生本人并不使用这块地,但是据说自古以来这块地都是顾家的。顾老先生作为顾家的族长,拿这块地也没有任何用处。这等于是说,它按照习惯法是顾家的公产。不过,他也没有贩售这块土地的意思。直到有朝一日,顾家有一个穷光蛋的族人——虽然顾老先生本人是一个大地主,但是顾家的徒子徒孙有很多都已经是穷而无赖了——看到有一个英国商人来了,觉得是一个冤大头。我指一指池塘,你给我三十两银子,英国商人不知就里就买下来了,然后把芦苇塘填掉,盖了一座房子。顾老先生不知道族里的公产已经这样被卖掉了。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有人在那里盖了房子,他觉得不对劲。但是他想了一下,“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18],几寸土地又何妨,再让一次又何妨。儒家的道理告诉我们,相忍、相忍、相忍。我们本来拿那块土地也派不上任何用场。如果惹出事端来,对我们顾家也不好。我也就假装没看见。那么遇到这样的土地怎么办呢?后来那个英国商人决定,我的房子要租出去,租给某某某洋行,我收一点租金,那么他有权利出租房屋吗?这又会引起更多的法律问题。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大清国可怜地从《大明律》直接刻版下来的《大清律》,在民法方面是极其落后的,财产权的界定非常不清楚,商务方面的规定也极其简陋,这样会引起无穷无尽的纠纷。如果我们英国商团根据我们英国的商业习惯法办事的话,这是再好不过了。但是问题在于,你们大清国臣民一卷进来,你们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习惯法的管辖,这又是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踢到领事的脚底下去。



我们要注意,十九世纪中期的领事还不是一个外交官,但他也已经不像是十六世纪(例如穆罕默德苏丹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领事一样,就只是一个商团代表而已。我们要注意,这个过程是民族国家脱胎于封建体系、从封建体系当中成长起来、最终取代封建体系的长达几百年转型过程中的一部分,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算不算是大人的问题。其实他已经可以做很多大人的工作了,但是一般认为十六岁的孩子不算大人,因为没有完全责任能力,至于二十五岁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但是,还有很多二十五岁的青年为了上大学、读博士或者做其他事情,还需要家里的金钱资助,和十六岁的孩子没有区别。那么,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的这个阶段,就是一个人从完全依赖父母的小孩子长成完全依赖自己的大人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中间状态是模糊不清的,有些人到二十五岁还不独立、依赖家庭,有些人在十六岁的时候已经什么事都自己打理了。从封建体系到民族国家的这个中间阶段就是这样的,按照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规矩来说,商人团体自己管事,而自己管的事情包括打架在内。国王陛下愿意为你打的架是非常有限且有严格规定的。封建契约没有规定而国王如果愿意管,那是国王仁爱、法外施恩,他如果不管的话也是可以的。同样地,你自己打出来的仗,自己举行的私战(封建社会是充满各式各样的私人战争的),你要把国王扯进来也是很不容易的。英国船和法国船在什么地方打起来了,经常就是你们自己的私人事情。在法兰西国王和英格兰国王看来,这事和私人打架斗殴的差别不大,自己并非有必要为此动刀、动兵。当然,如果有政治上的需要,你也能够以詹金斯船长(Robert Jenkins)在打架斗殴时丢了一只耳朵为借口,让英国向西班牙宣战(War of Jenkins’ Ear)[19];但是英国国王在觉得没有必要向西班牙宣战的时候,即使是同样性质的打架斗殴,英国国王是不会出兵的。



这时候的交涉是由谁负责呢?就是由参加打架的那些英国侨民组成的商业团体所选出的领事,以及比如说西班牙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督,和大清国驻广州的总督打交道。林则徐就对这种体制感到十分的不满意。你区区一个领事,还不能算是朝廷命官,而我林则徐堂堂一个钦差,是大清国的朝廷命官。如果大清国的朝廷命官要与人交涉,怎么样也该与大英帝国的女王或者朝廷命官交涉。按照我大清国的体制,越南国王的品级只相当于两广总督,我两广总督和越南国王的钦差平起平坐,按理来说应该和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钦差直接交涉才对。你一个商人选出来的领事和我交涉,一个民间人士,品级差太多了。我堂堂一个官,和老百姓打交道已经让我很不高兴了,你们简直是一帮野蛮人好不好,你们连朝廷体制的尊贵都不理解。《南京条约》对大清国的一个好处就是,女王陛下的政府在条约中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愿意为五口通商地区的领事负责。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前,这一点是没有法定依据的。在这以前,领事是民间团体的代表。虽然他也是英国的臣民,但他并不是大清国理解的那种朝廷命官。虽然一般来说,后来的领事也是从本地的商团或者自治团体中产生的、比较德高望重的、能够代表本地利益的人,但是女王陛下的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要替这个人负责了,那么性质就不一样了。从官本位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交涉让大清国的官吏们舒服很多。所以,我们不要相信那些胡说八道的国耻教育。条约能够签署,总是出于双方的需要。大清国本来对这些不知道该找谁负责的交涉很头痛,现在终于可以找到一个能负责的交涉对象了。



当然,等到十九世纪末,全世界各地的领事出于诸如此类的理由,都被民族国家收编了。我们要注意,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以前,哪怕是英国派到南美洲的领事,在法律上来说都还不是公务员体系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在全世界各地的领事,包括派到美国的领事,毫无疑问都是英国外交部的下属。这个转型的过程,就是从中世纪领事作为法人团体代表,到现代民族国家领事作为外交官的一个转型;十九世纪中叶仍是属于中间状态。《南京条约》签署以后,英国驻上海的领事要经过女王陛下政府的认可,但是一般来说,他通常就是本地的一个商人,并不是文官学校出来的。这就是我刚才讲过的两种状态之间的中间状态,于是就产生了第一次的“土地章程”[20]。第一次土地章程主要是司法性质的,主要处理在居留地住下来的英国业主的土地权利,以及将来如果打官司的话应该怎样负责的问题。居留地自治的原则产生出英国女王愿意买单的领事(但当时的领事还是自己选出来的,就像阿礼国[21]这种人,你们选出来以后女王再批准一下),以及女王没有买单的商业团体、业主会议、道路码头委员会会议。关于这些会议,有些是当地居民的自治团体,有些则是商业公司,我们凑了一些钱,想赚点钱,在本来没有路的地方修一条路,修一条路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过路的人要交过路费;或者是修一座桥,修一个码头,过桥的人交过桥费,利用码头的人交码头费,这样我们就赚钱了;所以我们道路码头委员会就是一个商业公司。



而从大清国官吏的角度来看,你们纯粹是民而不是官。我们的交涉对象只有领事。从英裔居民的角度来看,领事和各委员会都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女王陛下对我们的权威就像女王陛下对皇家学会[22]的权威一样。理论上皇家学会是皇家的学会,但实际上皇家学会是完全自治的。你不能设想,皇家学会的科学家在开会的时候,女王陛下会真的对他们下一道指令说,“你们必须在牛顿爵士先进思想的领导下办事,凡是和牛顿爵士意见不一致的科学学说,你们都要把它打成反动学说”。这是不可能的。女王陛下说她是皇家学会的主人,但这只是一个荣誉,让你们挂著女王的面子,让皇家学会很有面子而已,你们的内部事务完全是自治的;通过第一个土地章程建立起来的上海居留地就是这样的自治组织。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领事和其他委员会的主席一样,都是他们的自治机构,女王对这些自治机构的权力是纯属象征性的。但是大清国的官吏和与他们交涉的吴越官商、官绅以及后来发挥更重要作用的闽越和南粤的会党商团,对此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双方对于司法自治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产生自己的领事、委员会和公司的这些人,就是上海自由市的第一批原住民。当然,他们绝大部分是英国人,另外一些则是美国人和欧洲人,他们建立的自治机构是近代城市上海真正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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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出自《荷马史诗.奥德赛》第九卷第112-115行:Neither assemblies for council have they, nor appointed laws, but they dwell on the peaks of mountains in hollow caves, and each one is lawgiver to his children and his wives, and they have no regard for one another.(既没有议事会议,也没有法律,他们居住在山峰上的山洞里,每个人都是他的孩子和妻子的立法者,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2] 一八八八年,大英帝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德斯在非洲南部建立殖民地,并以他的姓氏命名为“罗德西亚”。在经历超过半个世纪的合并与重组后,一九六五年,罗德西亚在不受国际承认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脱离英国成为独立国家,但很快就因为国内的种族冲突爆发内战,亦即罗德西亚丛林战争。一九七八年,政府与游击军签订停火协议并展开大选,一九八〇年,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于大选中胜出、获得政权,辛巴威共和国正式独立建国,罗德西亚则走入历史。

[3] 汪直(?—1559,明代著名的武装海商集团(倭寇)首领。以日本九州外海属于肥前国的平户岛(属今长崎县)为基地,从事海上贸易,后被明世宗下诏处死。徐海(?—1556年),徽州人,明代嘉靖年间纵横江浙海上,自称天差平海大将军,后被胡宗宪打败。

[4]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率众攻陷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尽身亡,明朝廷至此灭亡。不过,南方诸省仍效忠于明帝国,朱由检的堂兄(弟)朱由崧在群臣拥立下登基,是为弘光帝,国号仍为“大明”,史称“南明”。不过,清帝国认为明帝国的国祚只到朱由检为止,而继承其法统的是清帝国,因此将弘光帝的南明政权视为叛乱团体。

[5] 弘光帝朱由崧死后,南明政权陷入动乱,唐王朱聿键与其弟朱聿先后称帝,但都被清军攻灭,最后由桂王朱由榔于广东登基,是为永历帝。一六六二年,逃至缅甸曼德勒的永历帝被攻入缅甸的吴三桂抓住,后于昆明被处死。至此,南明政权可谓正式灭亡。

[6] 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民主党派。该党创建于一九四八年,早期党员多来自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中华民国国军易帜、被俘的高级军政人员。目前,党员主要与原中国国民党有关,是与台湾有联系的中上层人士和中高级知识分子。

[7] 刀把子,中共对政法机关的代称,该词大约出现在毛泽东时代,通常和笔杆子(文宣)、枪杆子(军力)并用。习近平在二〇一五年再次发表讲话,指出要培养一支忠于党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党的手里。

[8] 牛鉴(1785—1858),甘肃人,清代进士,鸦片战争期间出任两江总督,并打算与英军议和。战后原被清廷定死罪,但最后仍获释放。陈化成(1776—1842),福建人,清代将领,曾因镇压海盗有功而升任台湾总兵、福建水师提督等职。鸦片战争期间受命部署位于长江和黄浦江江口的吴淞炮台,拒绝牛鉴提出的议和主张,最后战死沙场。

[9] 亦即“红夷大炮”,是一种流行于十六世纪欧洲军队的加农炮,于明末传入中国;所谓“红夷”,指的是荷兰人与葡萄牙人。红夷大炮曾让明帝国于一六二六年的宁远之战中重创清军,后来清军成功仿制该大炮,并且在一六三九年的松锦之战中重挫明军。由于满人忌讳“夷”字,于是将其更名为“红衣大炮”。

[10] 孙元化(1582—1632),上海人,火器专家、天主教徒,师承徐光启。曾从军于辽东,协助袁崇焕防御清兵,并于一六二六年的宁远之战中部署十一门红衣大炮,击退努尔哈赤及其军队,后升任登莱巡抚(在山东),并将叛将孔有德纳入麾下。孔有德(?—1652),明末清初将领,辽宁人。先后投效毛文龙、孙元化,率兵抵抗清军。一六三一年孔有德发起“吴桥兵变”,被明军镇压后投降于清,提供清军火器技术,并协助清军抗明。

[11] 位于今天的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火连寨乡,是清军入关前重要的冶铁重镇。

[12] 《南京条约》第六条:钦差大臣等向英国居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元,大皇帝准为补偿。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按数扣除。可参考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33页。

[13] 参见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23(2)。

[14] 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32—1481),奥斯曼帝国苏丹,于一四五三年攻破君士坦丁堡,灭掉延续一千多年的东罗马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以后,他保留既有的东正教会,并命令神职人员将基督教文献翻译成土耳其文,此外他还使用了罗马皇帝的称号,以稳固他在欧洲扩张领土的合法性。

[15] 明国朝廷为防蒙古入侵而在长城驻军,占有地利之便的晋商便是透过经营军需物资而起家的。晋商起初为士兵提供米、盐,累积资本后再投入金融业,并经营丝绸与棉布买卖,将商业版图扩张到吴越、巴蜀等地。另外,晋商自清国建国以来便与皇室关系密切,所以当时的贸易大多被晋商所垄断,知名的清俄茶叶贸易便是由晋商主导;也因为晋商对清国财政贡献良多,成为清国皇室的“御用商人”。

[16] 即“广西西林教案”。圣马赖(1814—1856),本名为奥思定.沙普德莱纳(Auguste Chapdelaine),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一八五二年开始在清帝国传教。当时清廷只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口岸传教,但圣马赖进入广西从事宗教活动,根据《黄埔条约》,如果法国人违反规定进入内陆省分,则清帝国官员有权逮捕,但必须押送给法国领事。圣马来被西林县知县张鸣凤逮捕并擅自处死,违反条约规定,间接导致后来的英法联军之役。

[17] 顾炎武(1613—1682),明末清初学者、思想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三大儒”。顾炎武出身自苏州昆山世族,家族拥有上百亩的土地。在学术上,顾炎武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主张“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注重对于经学的考证以及考订古音,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

[18] 清代大学士张英的家人因重修府邸而与邻居起争执,写信给张英要求他替家人出头。不过张英回复了一首短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收到信后,决定把院墙退让三尺,邻居知道后也退让三尺,“六尺巷”因而得名。

[19] 詹金斯的耳朵战争(War of Jenkins’ Ear,1739—1748),一场发生于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军事冲突。十八世纪英、西两国在海上竞逐商业利益,一七三一年一名英国船长罗伯特.詹金斯宣称在加勒比海被西班牙官员登船搜掠,并且被割下一只耳朵。此事件传回英国后引起舆论关注,即使英国政府无意开战,但最后还是迫于民意压力而对西班牙宣战。

[20] 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苏松太道(即上海道)的道台宫慕久根据《虎门条约》达成协议,将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东以黄浦江、西以边路(今河南中路)为界的范围永久租给英国,供英国人在此长期居留、经商,并允许英国人设立自治性质的市政机构(如道路码头委员会)。清英两国对于租借地的画分感到满意,因为清廷认为这块租借地位于上海县城以北的偏僻地带,有利于“华洋分隔”,而英国则看中这块租借地在军事战略和商务活动上的潜力。

[21] 阿礼国(Sir John 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十九世纪英国驻清国、日本领事,一八四八年发生青浦教案,阿礼国与道台麟桂签订条约,使英国在上海的居留地范围获得扩充,增加了近两千亩的面积。

[22] 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一六六〇年,宗旨是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独立运作而不须对任何部门负责;自一六六三年查理二世签署王家特许状后,历任英国君主皆是学会的保护人。





二、上海自由市初期的外交和宪制





繁荣的地基:上海土地章程




一八四五年的第一个土地章程,奠定了上海自由市的根基。它从历史和法律的角度来讲,都跟签署《大宪章》的英国贵族以前与英国历届国王在登基时签署的那些契约非常相似。这也是为什么土地章程后来被上海人称为《上海的大宪章》的原因。但是我们要注意,《大宪章》并不是第一个宪章,它是长期发展而来的,是历届英国国王跟历届贵族和议会签署的众多契约的一个象征性总结。并非只有《大宪章》才是宪法性质的文件,在《大宪章》之前和之后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文件,构成英国宪法史的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土地章程也是这样的。一八四五年的土地章程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第一个土地章程,但它并不是最后一个、也不是最重要的土地章程。它开启了上海自由市发展的起点,这个起点是以英裔移民为主的第一批上海开拓者,这个业主的团体随著新的契约的签署还会不断扩大。因此,上海的宪法也像英国的宪法本身一样(可以说上海的宪法是子宪法,而英国的宪法是母宪法),是一个不断动态发展的过程。



一八四五年的第一个土地章程签署以后,首先出现的机构是业主在两次会议当中通过而成立的两个自发性组织。第一个组织是公墓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Cemetery)。因为居民点的形成自然而然就会有人生、有人死,死去的人要安葬,所以业主们就召集会议,成立一个公墓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成立了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Committee of Roads and Jetties),以适应商务的不断发展和城市的不断扩大。这两个委员会是互不从属的,而且性质上来讲和大多数英国自治市的类似机构一样,是中世纪封建主义行会性质的。它有自己的行业规范和守则,这些行业规范和守则也像习惯法本身一样是不断生长的。它跟其他类似的行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互不从属的,尽管它们都产生于同一个业主团体。从后来的发展来看,道路码头委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上海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最后变成了“工部局”的雏形;而公墓委员会发展不大,虽然随著人口的增加,管理范围自然是扩大了,但是性质上来讲仍然跟最初的规模差不多。但是这一点在两个委员会最初成立的时候,大家都是看不出来的;而且从时间上来讲,公墓委员会还更早成立。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英双方于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但两国国民很快就因为贸易而衍伸出财产、土地权等问题,使得清英双方又于一八四五年签订《上海土地章程》,明确划定一个范围供外人长期居留、从事贸易,并在区内享有司法权,被视为上海自由市的起点。

一八四五年《上海土地章程》

第一个土地章程时代的上海自由市,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邦联议会[1]统治时期的美国。在费城制宪会议通过美国宪法加强了联邦的权力以前,邦联议会统治的十三州是一个极其松散的组合,没有我们今天在美国联邦政府看到的那些政府机构。同样地,一八四五年土地章程成立的上海自由市也缺乏后来上海自由市的主要机构,尤其是著名的工部局。工部局是什么呢?就是上海市政委员会或上海市议会。它是对上海自由市的管理实施整体性负责的机构,就像后来的联邦政府和它的三权机构一样。工部局是一八五四年土地章程通过以后才成立的新机构[2],在一八四五年土地章程当中没有依据,而且事实上也没有成立。



在这个时期的上海出现的就是一系列业主自治性质的机构,最早出现的就是我前头提到的公墓委员会和道路码头委员会。这些机构互不从属,没有一个整体的市政府或者诸如此类的机构来约束,它们都是各自对投票选举它们的业主负责的。在这种松散的状态之下,上海自由市和在它对面的清属吴越的上海县城各自顺著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上海自由市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中世纪的英国或者欧洲的封建城邦,它从英国女王和大清皇帝那里赢得了自治权,就像是汉堡或者其他什么城邦从神圣罗马皇帝或者从英格兰国王那里赢得了相应的特许权,之后就满足于按照自己的习惯法处理相应的事务。公墓委员会是无利可图的,而道路码头委员会则是越来越有利可图,越来越需要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但是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渐进发展的,当事人并不觉得情况会有什么变化。



与此同时,在上海自由市对面的清属上海县城,政治风暴正在凝聚起来。清属上海县城,第一,从政治上来讲,它是吴越的一个县城,它的大部分居民是吴越人,跟苏州、湖州、常州没有区别;但是第二,人口的绝对数目的多少并不能说明政治影响力的大小。首先,清国在它征服明国所得到的那些殖民地实行了从明国继承下来的那种流官制度,它不允许本地的士绅直接担任本地的地方官,这样就自然而然削弱了吴越人在上海县城的势力。其次,即使同样是民间团体,上海县城的情况跟苏州和湖州又有所不同。在苏州和湖州,虽然吴越士绅要向清国派的那些流官做出相当大的让步,但是在官府和县衙门以外,社会上势力最大的就是吴越士绅了。无论从儒家价值观的权威来讲,还是论财力和组织力量来讲,赵景贤[3]这样的人肯定就是除了大清国的湖州知府和江苏巡抚以外在当地最有势力的人物。但是在上海县,情况就不是这样。论人口比吴越人要少得多的南粤人、闽越人和满洲人,甚至是齐人,他们的势力都比本地的士绅要大一些,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强大的南粤和闽越帮派组织。



这跟上海县城本身的地位有关系。上海县城虽然不是大运河所经过的地方,但它是海运的起点,而海运的路线自蒙古帝国以来一直跟穿越山东高地的大运河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在满洲殖民统治时期自然而然形成了两个相对立的组织。第一是以满洲利益集团为核心的沙船[4]帮。他们是海运的经营者,他们的运输路线从营口(要注意,在旅顺和大连开港以前,满洲的主要港口就是营口)驶向上海,把满洲的大豆、农作物和其他物产运到吴越来;第二条路线就是众所周知的大运河。沙船的商运掌握在沙船帮的手里,沙船帮来往于上海和营口之间,在上海县城内有强大的势力和组织;而漕运的水手则成立了自己的漕帮。



漕帮信奉罗教[5]。他们一方面是帝国必不可少的交涉对象,没有他们就没有办法平安地运输漕船;另一方面又是帝国最恐惧、最忌惮的那种类似天地会的帮会组织的源泉,它跟后来的青帮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罗教所谓的前三祖(金幼孜、罗清、陆逵)跟反清复明的势力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后三祖(翁宕、钱坚、潘清)以“口外朝佛”为借口,去寻找准噶尔的可汗和图博的喇嘛,企图跟他们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满洲皇帝。他们一去不复返,很可能是被满洲皇帝的代理人暗杀了,或者在路中遭到满洲官兵的拦截;但是在漕帮内部,他们始终是最高的权威。沿著大运河一线,到处都有罗教的神庙,而罗教的神庙是漕帮慈善福利活动的组织中心,水手们一路在那里得到免费或低价过夜,一路遇上什么意外事故也都在当地的神庙求援。



这两个组织的经济利益是截然矛盾的,漕运兴则海运衰,海运兴则漕运衰。漕帮不仅在沿著大运河的港口有著自己的组织和代理人,而且在吴越三角洲的主要城市(其实这些城市并非濒临大运河,例如嘉兴这些城市)都有自己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往往是拿了漕帮的钱,在当地从事某些投资活动,而这些投资活动也为漕帮的弟兄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在上海,他们也有这样的组织。因此,他们经常跟沙船帮斗殴。



然后就是烟台水手和商人跟天津商团组成的联合组织,他们使用卫船[6],主要基地就是齐国的海岸线。他们的势力比起满洲的沙船帮来说微弱得多,在政治上通常也依附于沙船帮而跟漕帮作对。再往下是宁波的商团,他们是吴越沿海地区的商团,跟苏州的商人通常是不和的,在一八四五年,他们在上海县城的势力是比较薄弱的,而且也不太擅长打架。接下来是比他们更加强大的闽越商帮,他们的船只被吴越人轻蔑地称之为“三不像船”[7],但是他们内部的团结性和好战性比起宁波帮要强得多。最后是最可怕的组织,曾经产生出天地会的南粤帮会,其中就包括刘丽川的小刀会[8]。





太平天国与小刀会之乱如何影响自由市?




一八四五年以后,由于满洲帝国的财政紧张,以及上海县城(从满洲官员的角度来讲)十分倒楣地正好跟可怕的上海自由市做了邻居,各种交涉十分难处理,而且需要的知识范围大大超出了儒家传统教育和满洲帝国官场经验能够给他们提供的范围,很多人由于办理夷务,既得罪不起洋人又得罪不起皇上,最后两头都不讨好而丢了官。所以,最后这个官职落到了一个南粤商人吴健彰[9]的手里。一方面,满洲官场和江苏巡抚认为,这样不讨好的差事让低贱的商人去处理是最恰当的;第二,这个商人有长期办理洋务的经验,他自己会说英语,而且跟一家美国公司在上海办了一个合资企业,这种人照林则徐的说法就是“了解夷情”,适合办理跟夷务有关系的事务,例如做上海道台。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可以迅速地把责任扣在他的头上,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商人而已,撤了他的职,一切都是他的错,这样我们就完全正确了。



吴健彰这个本来是商人出身的人,他不是科举出身,但是捐了一个官,使自己具有任官资格。这对于满洲帝国的商人来说是非常常见的做法。你作为区区一个商人,在衙门面前的地位还不如范进这样一个穷书生。一个秀才见了官,县官还要对他以礼相待,不能打他的屁股。想要处置他,还需要请示一下,革去他的功名。如果革不掉他的功名的话,你还处理不了他。而商人根本就没有功名,也就是说没有学历。无论他多么有钱,从理论上来讲到了衙门都是随时可以被打屁股的。商人自然不高兴随时被打屁股,因此他们往往要捐一个官,捐一个官就是花钱买官。花钱买官的人有很多都是真正为了做官的,但是也有一些成功商人买官的目的是,所谓的红顶商人就是给自己加一个红顶,以后我也是一个有功名的人了,县太爷以后就不能随便打我了。我并不想放弃有利可图的生意,去做你那个工资也没多高的候补官员,但是我要想办法让自己在政治上有资格跟你平起平坐,所以我就索性出这笔钱买了一个空头官职,并不是想真正做官。



吴健彰最初也是这种情况,但是后来出于上述的原因,满洲官场认为他老人家出来做上海道台十分合适。而他自己愿意做的理由也是因为他在上海这一带有生意,在上海自由市又跟美国人合伙做生意。如果自己做了上海道台的话,官商勾结一下,对他十分有利。而且,他还有一个民间的身分,在他名下还有很多走私贸易团体,平时这些人不太有机会发挥,如果他们的老板自己就做了上海道台的话,那他们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搞走私活动了,大家都可以发一笔大财。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他就做了上海道台。



这时,粤军长驱直入,已经打进了南京城[10]。吴越各地风声鹤唳,纷纷办理团练自保。吴健彰就决定从他自己最信任的南粤老乡那里组织一支团练武装,负责保卫他。这一点自然而然激怒了在当地人口占多数的吴越人。吴越人派他们的士绅代表来找道台大人,提醒他说:“吴越人是主,南粤人是客,应该是客随主便,为什么你办理团练时净找自己的老乡而不找吴越人呢?”道台回答说:“你们吴越人的战斗力值得怀疑。自古以来讲究的都是以夷制夷。如今粤军蜂起,他们跟蛮夷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们吴越人太文明、太书生气了,打不过南粤人。如果你们打得过的话,就不会让洪秀全坐进南京城了。所以事实证明,只有南粤人才能打南粤人,正如汉帝国只能用南匈奴来打北匈奴[11]一样。我把你们武装起来,你们能打吗?恐怕是不行吧。我招募一批南粤亲兵、卫队和团练出来,不是比你们能够更好地保卫上海县城吗?你们不要跟我讲空话,我是办实际事务出身的人,谁能打谁不能打我心里有数。”



于是,他就我行我素地招募了一批由南粤人组成的亲兵和团练,来保卫上海县城的安全,准备依靠这些人来抵抗粤军的进犯。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在这些卫队当中安排他自己的走私团伙的一些人进去,用这些卫队来保卫他自己的走私活动。在他看来,这真是非常绝妙的安排。然而事后证明,他招募的这些团练和卫队,其主要成员就是小刀会的成员。小刀会跟太平军不是同一个系统,所以以夷制夷的做法在某种情况下并非一定能成功。吴健彰作为一个商人,他低估了上海形势的复杂性,也低估了他最信赖的那些南粤老乡的野心。



这些人在召集过来以后的最初阶段是曾经认真保卫过他的,使得上海的治安一度比太平军威胁下的吴越各地要好得多。但是最后,这些人在他们的地下首领刘丽川的指挥之下看到,道台在军事上已经完全依附于他们了。而且,道台并不能完全管住上海的局势,因为还有上海知县。上海知县跟上海道台不合,他认为上海道台的这种做法是只顾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帝国的利益,而且也违反了儒家的伦理价值观,于是就开始搞破坏了。而道台出于官场上的游戏规则,并不能够真正把知县怎么样。他们就断定,与其依附这个太软弱的两面人道台,还不如一股脑地把上海的政权全都拿到自己手里面,于是他们就发动了政变。



这次政变就是著名的小刀会叛乱。他们夺取政权以后,直截了当地杀掉了跟他们作对的那个上海知县,但是把他们原来的主人和保护人——上海道台放掉了。一方面,他们自己本来都是南粤人一家亲。另一方面,道台本人,我们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个美国公司的合股人。美国公司派人来要求小刀会放人,而小刀会也乐于给美国人做一个人情,于是就把他交给了美国人。可以说,在粤方和美方的合作之下,他就这样顺利地、毫发无伤地溜到了上海自由市。当然,清军不能够容忍上海县落入小刀会的手里面,于是就模仿对付南京城的洪秀全的手段,在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12]围攻南京的同时,设立了南营和北营来围攻上海县。



这样一场战争,给上海自由市带来了极大的外交和经济方面的挑战。首先,上海自由市成立的初衷是,清国官员不高兴让英裔居民杂居内地,增加他们管理上的困难和制造各种法律上的纠纷,自由市的成立替他们解决了非我族类杂居内地的很多麻烦。因此双方签署的第一个土地章程规定,上海自由市属于英裔居民,清国臣民原则上来讲无权在上海自由市居住。事实上,在小刀会叛乱以前的上海自由市,清国臣民的数目大概也就只有五百多人。这五百多人当中,大部分都是佣人和清洁工。





一九九二年香港电影《英雄地之小刀会》上映,描述小刀会成员救国救人、抵抗帝国主义的故事。然而,电影对小刀会的描述并不符合史实。事实上,小刀会是非法的南粤帮派,趁太平天国之乱时跟著叛乱,占领上海县城并杀害官员,最后清军在法军的协助下,才顺利攻下上海县城,平定小刀会之乱。

地下帮派小刀会的实貌

但是小刀会叛乱一起,就有大批难民从清属上海县城逃入上海自由市,无视当时的正式法律,搭著帐篷露天住宿,情况十分可怜,以至于著名的传教士——墨海书馆的创始人麦都思[13]发动了一场基督教会的救济运动来帮助他们。这种情况正是叙利亚战争爆发以后,叙利亚难民逃到欧洲时发生的事情。尽管他们根本不应该来,但是出于人道主义,他们还是来了。而教会在救济他们的同时,房地产商人也看出了机会。如果我们盖一批临时住房来给他们住的话,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原来的士绅和商人,是很有钱的,他们是愿意付出高额房租的。难民来得越多,我们收到的房租就越多。于是,上海的房地产生意在这一时期开始发达起来了。



但是,这样做就跟第一个土地章程的规定发生了冲突。这样做的结果是,业主委员会召开会议,邀请英、法、美三国领事出席,讨论上海将来的前途问题。讨论的结果是通过了一八五四年土地章程,并且修改了一八四五年土地章程的规定。一方面是放宽了上海自由市的入籍条件,另一方面也放宽了上海自由市的居留条件。前者主要是对英、法、美三国出身的移民以外的其他欧美居民,使这些在条约体系上没有身分的人(例如犹太人、希腊人、丹麦人、普鲁士人)也有机会获得业主的资格;放宽居留权这一点主要就是针对吴越难民。最初是上海难民,后来在李秀成攻陷苏州以后就变成了吴越全境的难民。这些难民往往是相当有钱的,但是从政治上来讲他们跟欧裔居民不一样,并不适应欧洲式的管理体系,因此他们没有资格享有政治权利。但是可以基于人道主义和经济利益,允许他们享有居留权。这一点,就把上海自由市从一个欧洲城市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华洋杂处的城市[14]。



最后,一八五四年土地章程还授权业主,随著形势的改变和经济生活的进步,成立对上海全域负责的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委员会成立以后,就被称为工部局。工部局以后就是上海自由市政治的重心了,以至于大家提到上海的时候首先就想到工部局。这样的宪法改革,使上海自由市在粤满战争[15]时期,第一,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中心;第二,相应的也能够掌握微妙的外交形势,为自己赢得最大的利益。我们前面提到过,满洲军队设立了南北二营以围攻上海县城。控制上海县城的粤军和围攻上海县城的满军彼此势不两立,而他们自然而然对于宣布武装中立的协力厂商——上海自由市处在依附地位。





自卫的民团“上海义勇军”




战争刚刚爆发,上海自由市就宣布中立。但是中立不意味著不做生意,尤其是军火生意和粮食、蔬菜之类的买卖。俄国作家冈察洛夫,也就是《奥勃洛莫夫》和《悬崖》这两部著名小说的作者,乘著巴拉达号三桅战舰经过上海的时候描绘说,无论是吉尔杭阿[16]和吴健彰的官军,还是刘丽川的小刀会军队,双方的命运都掌握在上海自由市的商人手里,因为他们的军火和日常生活用品都是由这些商人供应的,当然这些商人也发了很大的财[17]。



两相比较的话,由于上海县城处在被围困的状态下,所以实际上粤军得到的利益更大一些。如果上海自由市跟他们断绝贸易的话,他们会饿死在这里面的,更不要说没有枪枝和子弹。而满洲军队,至少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他们不到上海自由市去买枪枝或其他物资,第一,满洲皇帝还是有义务给他们供应一些物资的;第二,他们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买,因为他们并不处在被包围的状态。但是从形势上来讲,上海自由市履行了中立的义务,双方要做买卖都可以,要帮忙则是谁也不帮。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得上海本身的安全出了问题。上海的欧裔居民是习惯于散步和打猎、从事他们在欧洲的祖先习惯的那些各种活动的,但是现在这些活动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因为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交战双方的军队纪律都不太好。这一次事件又跟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传教士麦都思有关。麦都思有一次在上海自由市的郊外骑马的时候碰上一些清军的游兵散勇,因为语言不通而发生了争执,还差一点被打。这次事件就变成了上海自由市加强边防的导火线,也变成了泥城之战和北门之战的导火线。[18]



事实上,这次事件本身并不重要,只是一次偶然的小事,但是在此之前,类似的小纠纷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清军统帅吉尔杭阿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禁止士兵的违纪行为,但实际上也是屡禁不止的。更重要的是,清军和粤军的兵营都处在发射流弹就能够打到上海自由市境内并打死、打伤人的状态。但是按照原先的土地章程所画定的边界来讲的话,他们并没有侵犯上海自由市。上海自由市在一八四五年的边界是为了商务的方便而画定的,并不是为了军事防御的方便而画定的,它没有预见到以后会发生战争。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这条边界是无法据守的。于是,上海自由市就抓住这个机会,动员了上海义勇军(Shanghai Volunteer Corps)[19];这是上海义勇军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各国组成的上海义勇军 为了避免太平天国之乱波及上海自由市,一八五三年市民们自发组织武装民兵团。初期成员大多为英国侨民(图1),随著组织扩大,葡萄牙(图2)、日本(图3)、普鲁士(图4)等国的侨民也纷纷加入。上海义勇军参与过大大小小的战役和任务,如泥城之战、五卅运动、一二八事变等,保障了上海自由市的经济繁荣。

上海义勇军被清国方面翻译成“万国商团”,因为上海自由市的居民是由不同来源的欧裔移民组成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就是“万国”;之所以称为“商团”,是因为参加义勇军的主力往往是比如说怡和洋行[20]的大班[21]、职员等诸如此类的人。但是从欧洲宪法的角度来讲,他们很显然就是一支古希腊式的志愿军。这支志愿军根据条约权利,可以要求英、法、美的海军战舰前来保卫他们的武装中立;他们主要是由上海自由市的欧裔居民——也就是有权选举工部局议员的这批第一代业主所组成的。业主保卫自己的财产,资产阶级保卫自己的财产,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宪法的基础;这一点在上海自由市表现得非常清楚。



上海义勇军动员起来以后,它所要做的事情就像近代的以色列人修建隔离墙和占领戈兰高地[22]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一样。戈兰高地在以色列的法定领土边界之外,但是它处在无论对以色列的加利利平原、还是对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都是居高临下的位置。如果以色列占领这块地方的话,对军事安全是有保障的,尽管它在法律上来讲不能算是以色列的领土。以色列现在修建的隔离墙也是这样的,它并不位于一九六七年边界[23]、绿线[24]或者任何其他边界上,它是根据军事安全的需要所修建的,跟任何法律上的边界都不重叠。上海义勇军就是企图利用冲突事件以及清军和粤军都没有能力维持军纪的事实,单方面采取了以色列式的行动,为自己修建了一道保卫上海安全的隔离墙,而这道隔离墙的大部分像以色列的隔离墙一样,是位于上海和以色列的法定领土之外的。实际上,它不是一条法律上的边界,而是一条军事部署的临时分界线[25]。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拔掉粤军和清军的几个重要据点,因此就爆发了泥城之战和北门之战。上海义勇军先打清军,这就是泥城之战,把清军打跑了。清军之所以很容易被打跑,是因为当上海军队进攻清军军营的时候,占据上海县城的刘丽川的粤军发现清军就要倒楣了,于是立刻从他们背后发动进攻。清军腹背受敌,自然是不敢恋战,迅速走人了。接下来,北门之战的时候就轮到粤军了。这一次,上海义勇军进攻粤军的据点,而上一次倒了楣的清军发现敌人被洋人打了,立刻就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于是他们就在上海义勇军进攻粤军据点的时候,在粤军背后发动进攻。这一次轮到粤军发现自己腹背受敌,不撤不行了。



由于清军和粤军都把对方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而把上海自由市看作是可以统战和争取的对象,所以他们都不太敢打上海义勇军,反而热衷于利用上海义勇军来打击他们的敌人。结果自然是,上海方面得到了最大的利益。他们所策画的隔离墙在此之后就迅速地修建了起来,实际上是把一些原先不属于上海自由市的土地也画到了隔离墙后面,上海自由市的安全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增进。而安全的结果就是,上海的地价随之暴涨,原先的第一代业主一下子就发了横财。



最初很多商号在上海这片荒滩上圈地的时候,地价是很便宜的,用几千文甚至几百文钱就能够从大清皇帝那里拿到批文,变成第一代业主;而这些土地有很多还没有被利用起来。第一批修建住宅的人,通常他们圈下的土地也比住宅所需要的土地要大得多。现在这些荒地立刻就“锣声一响,黄金万两”,修建出房子再把它租给吴越难民,立刻就要发财。房子修建起来以后,我们前面提到的道路码头委员会立刻就会跟进,相应地修出道路,相应地拓宽码头;而码头一拓宽,码头进出口的各种税收也就随之增长。





难民促进经济发展,却也造成日后的社会隐忧




上海的经济繁荣跟吴越难民的迁入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但是吴越难民大量涌入上海也使得上海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没有公民权、无权选举工部局议员的吴越难民,在上海的人口当中占据了优势。在粤满战争以前,上海自由市的大多数居民是欧裔居民。在欧裔居民当中,大多数居民又是英裔居民。但是后来上海的居民结构变得像是现在的南非一样,有色人种占了多数,而有色人种不太会行使欧洲式的市政管理的权利,自己也没有公民权。从法律上讲,他们的地位是受到包容的难民,是因为粤满战争的缘故才从吴越逃来的难民;理论上讲,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应该各自回老家的,但是事实上因为他们对发展上海经济有帮助,就没有被要求回家,而是在上海长住了下来。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二、三〇年代变成了上海宪法危机的一个重要源头,但是在当时还不是[26]。



第一代吴越难民因为得到了安全保障,而且在上海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也分到了小小的甜头,所以对自己的处境相当满意。对比那些留在苏州或者其他地方的老家、在太平军和清军的拉锯战中死伤惨重的同胞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幸运,不但保住了老命,还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有没有公民权这件事情,在第一代难民看来是不值得关心的。后来在粤军败退、清军收复上海县城以后,根据人口统计显示,上海县的居民减少到战前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九的居民当然不是都死光了,而是有很大一部分逃到了上海自由市。苏州、湖州和其他各地的惨状也都与此类似。吴越的人口经过粤满战争的重创以后,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都没有恢复到嘉庆、道光年间的最高峰。



当然,战争是需要金钱的。上海的繁荣,使得上海的海关变成一个可以用来支持军费的重要来源。因此,清方派他们的代表,也就是逃亡的上海道台吴健彰,在黄浦江面上设立水上海关,以代替被粤军占领的原有海关,试图向包括各国商行和洋船在内的客商收取关税。但是上海自由市的商人和英国领事都认为这种收税的方式违反了原有条约的规定,双方不得不就此举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上海海关国际化,由一批以英国专家为首的官员设立新的海关,代替被粤军占领的原有海关和清国重新组织的水上海关[27]。这个海关就是赫德爵士[28]后来主持的大清国海关的雏形。在赫德爵士带到北京去组织大清国海关的那批人中,第一批就是在上海国际委员会管理下的海关接受实习和训练。这个海关也是上海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们收税的方式能够做到像欧洲公务员一样的效率和公平,而不像清国原有的海关那样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腐败源头。



清国原有的海关由于自己的腐败和武断以及收税方式的朝令夕改,不断引起各国商人的愤怒和冲突,引起各种外交纠纷和司法纠纷。这些外交纠纷和司法纠纷使得清国也感到极其头疼。对他们来讲,例如广州海关收到的那点钱只能给内务府买点胭脂,相比起他们的各种折腾所惹起的各种外交纠纷(包括林则徐的战争)来说实在是很不值得。而国际委员会管理的海关,一方面有效地平息了各国商人对于腐败和垄断的长期抱怨;另一方面,它收到的钱大大增加了,给财政极其困难的清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后来李鸿章的淮军能够成立,主要就是依靠上海的洋关的收入。所以,国际委员会管理的海关,至少从当时的角度来讲是收到了皆大欢喜的效果[29]。



粤满战争结束以后,上海自由市的商业寡头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已经相当丰足,于是再度派出他们的代表在英、清两国之间进行交涉,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很像是比金[30]的大以色列计划:要求清国和英国同意,大幅度地扩充上海自由市的领土版图,并成立一个由上海自由市居民选举产生的自治政府,从清国作为宗主国的管辖和英国作为司法宗主国的保护之下解放出来,成立一个类似威尼斯共和国的独立国家。



这个大胆的计划送到北京以后,被英国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否决了。英国当时的政策是,通过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的各个代理人以及赫德爵士,把整个清国变成英国扶持下的一个东方稳定剂。因此,他们不希望已经羽翼丰满的上海自由市干脆建立一个独立政权。这样一来,反而有可能因此失去清国的其他部分,包括英国人通过《烟台条约》正在开拓的整个扬子江市场。上海的商业寡头之所以愿意让步,也是因为他们看出,开拓整个扬子江航道、把商路一直拓宽到重庆、控制整个扬子江航道的利益,比直截了当地宣布独立的利益更大一些。因此,他们就搁置了在十九世纪七〇年代直接成立上海共和国的计划[31]。



这时,从宪法的角度来讲,上海自由市已经进入自身的巅峰;但从财富的角度来讲,上海才刚刚进入自己的童年,它大部分的财富还要在日后才能够逐步获得;而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时的上海已经处在它自己的政治权力的巅峰,差一步就要获得独立了,但是就差这么一步。如果当时他们不顾英国公使的反对而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宁愿放弃《烟台条约》的利益也要建立独立的上海自由邦,那么上海自由市在当时就变成上海自由邦了。即使从名分上来讲还是要做满洲皇帝的藩属,但是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独立战争当中它必然会自行独立。上海为了经济利益而舍弃了政治上的独立,从而为二十世纪侵蚀上海独立的各种宪法危机和外交挫败埋下了伏笔。



当然,上海的财富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是一直在增加的。所以,上海的商业寡头在他们宁愿容纳难民以增加财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已经做出了隐含其中的政治选择:上海是跟以色列不同的,不是以独立为最优先的价值,而是以增加财富为最优先的价值。第一次是容许没有公民权、也没有欧洲政治训练的难民涌入,改变上海的人口结构;第二次就是在它本来有机会获得完全独立的情况之下放弃了这个机会,满足于自治权和大清国国内巨大的商业发展前景。





* * *





[1] 邦联议会(Congress of the Confederation)是美国于一七八一年三月一日至一七八九年三月四日间的统治机构,由各州立法机构任命的代表组成,每个州有一个投票权。美国宪法施行后,邦联议会被美国国会所继承,原本松散的邦联体制也转为由联邦政府所领导的联邦体制。

[2] 为了因应租界日渐复杂的局势,英国领事阿礼国提议法国和美国代表与英国共同签订协议,建立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一八五四年七月八日,三国领事共同发布《上海英美法租界土地章程》;十一日,依据新修订的土地章程,由上海租地人会选举产生首届工部局。

[3] 赵景贤(1822—1863),出身为湖州府世家大族,曾于一八四〇年乡试中举,任内阁中书一职;一八六〇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兵围困湖州城,赵景贤组织乡勇抵抗,两年后城陷就义。

[4] 沙船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中国帆船,由于船底平、吃水浅,常航行于长江流域以及北方的沙岸沿海,因而得名“沙船”。平日用作运输,战时则被征用为运兵船。

[5] 罗教,又称无为教,由明代漕运运粮军人罗清所创立。该教主张寻求人心本性的觉悟,反对外在的宗教仪式;会堂分布于南北各地,拥有广大的信众(主要为运河水手),因与反清复明的势力有关系而遭到清朝廷的取缔和打压,并被指斥为邪教。

[6] “卫船因源出于天津卫河一带而得名,民国《上海县志》载其船型较沙船小,主要从事上海至天津地区的漕粮海运,专走山东各埠往来贸易,至光绪以后,船只渐少至百余只。”单丽、马琳:《元明清时期上海沙船航运业的发展与变迁》,航海,2014(2)。

[7] “三不像船始建于清初,是为承运附件木材而对‘钓船’进行的改制,多行于北洋用于上海至天津的海漕运输。”单丽、马琳:《元明清时期上海沙船航运业的发展与变迁》,航海,2014(2)。

[8] 一八五〇年,怡和洋行通事陈庆真在厦门将民间组织小刀会改成天地会的分支,后传入上海等地。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高举反清旗帜,起初声势浩大,攻进并占领上海县城,杀知县袁祖德、俘虏道台吴健彰,并建立“大明国”,刘丽川自任“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但随著情势转变、清廷与西方列强(特别是法国)的利益交换,最后清军在法军的协助下,平定小刀会叛乱。

[9] 吴健彰(1791-1866),广东香山人,外国人又称其为“爽官”(Samqua),出身当地的买办商人家庭。一八四五年初,吴健彰将广州的生意转让给英商,来到开埠不久的上海,在官场纳钱捐得候补道位置。后因参与处理一八四八年青浦教案有功,于一八五一年被委署苏松太道,又兼江海关监督。历史学者梁元生在著作中指出:“吴健彰的提升标志著夷务开始成为一项重要的行政职责和任命道台的一个标准,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和外国团体在沪势力的急剧扩大。日益增长的外部压力和需求伴随著外交和语言人员的短缺,这为被外国人称为‘爽官’的吴健彰造就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懂英语,被他的上司看作是自己最有价值的财产,但实际上他的英语水准并不会太好,也许比洋泾浜英语(编注:指中式英语)要好一些。但虽然如此,还是如费正清带讽刺意味所写的那样:‘他大概对外国人说英语要比他对自己的上司说mandarin要多。’”参见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连络人物,1843-189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49-50页。

[10] 指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太平天国军队攻陷南京一事。随后太平天国以南京为根据地,展开对清帝国的北伐与西征行动。

[11] 西元四十八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支,留在蒙古高原的被东汉称为“北匈奴”,随著呼韩邪单于南迁移居河套地区、依附于东汉的被称为“南匈奴”。西元七十三年至九十一年期间,东汉与南匈奴多次合作,攻伐北匈奴。

[12] 为了镇压太平军,清朝廷将绿营官兵集结于南京城东边(当时为太平天国首都),组江南大营;另于位于长江北岸的扬州建立江北大营。两个军事机构最后都被太平军所摧毁,使得清朝廷不得不依靠以汉人为主的湘军和淮军,显示中央已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权。

[13] 麦都思本名为沃尔特.亨利.梅德赫斯特(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早年曾在麻六甲、槟城等地传教,并印制中文书籍、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一八四三年抵达上海,与其他传教士创立墨海书馆,出版中文书籍并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他亦担任工部局第一届董事。

[14] 可参考卢汉超《“上海土地章程”研究》中的描述:“太平军及小刀会占领(清属)上海县城后,大量清国人涌入租界。在《一八五四年土地章程》(编注:此为第二次《土地章程》)制定时,英租界约有清国居民二万人。第一次《土地章程》中华洋分居的规定自然消失,而默认了‘华洋杂居’的事实。”引自谯枢铭、杨其民、王鹏程、郑祖安、卢汉超,《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4,第107页。

[15] 即太平天国之乱(1851—1864),由于领袖洪秀全籍贯广东,其他将士也大多来自两粤地区(即广东、广西),被清廷称为“粤匪”,故又称“满粤战争”。该战争是人类史上伤亡最严重的战争之一,总计死伤七千万人,对清帝国的人口、经济产生极大的冲击。不过,吴越地区的人民为求安身立命,大量涌入当时的上海自由市寻求庇护,却也意外导致上海自由市的富裕和繁荣。

[16] 吉尔杭阿(?—1856),满洲镶黄旗人,曾任江苏巡抚,于一八五五年平定小刀会叛乱并收复上海县城,但隔年在与太平军交战时中弹而死。

[17] 冈察洛夫(Ivan Goncharov,1812—1891),俄国作家,曾于一八五二至五五年间担任海军中将叶夫菲米.普佳京的秘书,随他航行至英格兰、非洲、日本、中国等地,目睹并记录了当时的太平天国之乱和小刀会叛乱。关于文中冈察洛夫对于小刀会叛乱的描述,请见冈察洛夫:《巴拉达号三桅战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452-458页。

[18] 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天国攻占南京,为防止太平军进一步攻占上海自由市,在英、美、法领事的倡议下成立上海义勇军,并且在清国与太平天国之间奉行中立政策。同年九月,另一叛乱组织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清军欲借道上海自由市以镇压小刀会,被上海自由市当局拒绝。为防止清军入侵,上海自由市还将边界河流拓宽为护城河(泥城浜)。一八五四年四月,清军与上海义勇军发生武装冲突并于泥城浜交战,而占据上海县城的小刀会也借机袭击清军,导致清军惨败,史称“泥城之战”。参见韩洪泉《“泥地上的战斗”:一八五四年的上海泥城之战》,文史天地,2017(4):12。泥城之战结束后,上海道台吴健彰造访英国领事馆并提出利益条件,换取英、美、法支持清军镇压小刀会。一八五五年一月,法军砲轰上海县城,清军终于攻进县城。

[19] 上海义勇队(Shanghai Volunteer Corps)成立于一八五三年,当时为预防太平军侵入,由英、美领事组织成立的外国侨民民兵武装。一八五四年泥城之战成为上海义勇队成立后首次参加的战役。此后在四明公所事件、上海光复、五卅运动、“一二八”事件、淞沪会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上,上海义勇队都曾出勤。一九四一年,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一九四二年,日本控制下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令将该团解散。

[20]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旧名为渣甸洋行),由威廉.渣甸创,是一间历史悠久的英资洋行,也是东亚最大的英资财团,对于香港、上海早年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该洋行以进出口贸易起家,今日则跨足房地产、金融、航运、建筑等产业。

[21] 大班是粤语词汇,最初指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或香港活动的外国商人,特别是那些悠久的贸易公司的负责人或高层,例如怡和洋行创办人威廉.渣甸就是当时知名的大班;今日则指任何出身的企业高阶经理人。

[22] 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位于叙利亚西南部、以色列东北部,居高临下,极具地理战略价值。目前,戈兰高地在名义上为叙利亚领土,但实际上由以色列所管辖。

[23] 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以阿战争(又称六日战争)结束后,以色列获取加萨走廊、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以及戈兰高地,领土大幅扩张。一九七八年以色列和埃及签订《大卫营协议》后,将西奈半岛还给埃及。不过,巴勒斯坦至今仍要求以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以阿战争发生前的边界作为国界,并要求以色列撤出当地。

[24] 一九四九年第一次以阿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与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根据停战协议所画定的分界线,该线并不是国界线,也不具永久性质,只是一条停火线。

[25] 这条临时分界线,可见下面的描述:“所谓防御工事,便是除了在租界四周筑栅以外,并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和苏州河间,沿泥城浜(今西藏路)的地带,掘一阔壕以连贯之,障以土垒,以防租界从西面被袭攻。它的直接效果,可使英租界包括于一较大的警卫区以内。此项防御工程旋即自南而北,开始建设;其壕即名护界河(Defence Creek)。而新成立的义勇队亦经聘定前印度孟加拉第二步枪军团都司屈隆菘(Captain Tronson)为队长,积极训练;所需军火都由英船孟买号(Bombay)运来,大约于是年年末时,装备较好的来福枪。” 蒯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引自《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327-328页。

[26] “执事(Sir. Rutherford Alcock )对于将来发生恶果之推测,自有相当根据⋯⋯将来或有一日,来此之西人懊悔此时租屋或分租与华人为不当,但吾人一般地主或分租商人能顾及此耶⋯⋯余之职分在于最短期间致富,将土地租与华人或架成房屋租与华人,以取得百分之三十或四十之利益,倘此为余利用金钱最善之方法,余只好如此做去。”(Capital of tycoon Vol.I, pp.37-38)卢汉超:《“上海土地章程”研究》,引自谯枢铭、杨其民、王鹏程、郑祖安、卢汉超:《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4,第123页。

[27] 小刀会叛乱时,设于上海外滩的江海关被叛乱军焚毁,英美领事遂宣布对上海关税实行“领事代征制”。吴健彰重返上海后,于十月十日照会各国领事恢复征收关税,但多数领事以上海县城尚未收复、外商得不到保护为由予以拒绝。吴健彰先是试图将海关设立在陆家嘴附近两艘旧洋船上,后又试图在海关原址恢复征税,均遭英军干涉。一八五四年一月,上海宣布为自由港,清海关的征税活动陷于失灵。后英、法、美领事提出折衷方案,由上海道台和各国领事共同指派外国税务委员,负责海关事务,获得两江总督怡良同意。六月二十九日,吴健彰与三国领事签订了改组江海关的协议。七月十二日,三国领事提名的威妥玛等职员经吴健彰任命,组成上海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在虹口临时海关地址开始办公,是为海关税务司制度之始。

[28] 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外交官和清国官员。赫德最初在英国驻华使馆担任翻译,一八五九年入职中国海关,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长达五十年,后于一九〇八年因病离职回国。

[29] “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海关吴道。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覆毛寄云中丞》,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劄》第十七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辑(5号),文海出版社,台湾,第14551-14552页。

[30] 梅纳罕.比金(Menachem Begin,1913—1992),以色列第六任总理、右翼保守主义政党以色列联合党创始人,年轻时投入犹太复国运动,领导复国组织伊尔贡对英国和阿拉伯国家进行武装抗争,后投入政治活动,于一九七七年的大选获胜并出任总理。一九七八年因为与埃及总统沙达特签订大卫营协议,两人一同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31] 上海自由市在“一八五四年通过第二次《土地章程》并成立工部局后,紧接著就有所谓执行保卫自由市任务的防卫委员会的出现。第二年四月,根据第二次《土地章程》规定组织的巡捕又成为武装常备队。据统计,到了一八六二年,自由市境内,华人已达五十万之多。工部局向这些清国移民征税,而上海道台向自由市内华人征税则被工部局拒绝。同时,由美国船员华尔(F. T. Ward)率领的洋枪队在与太平军交战中暂时取胜,声称上海周围三十英里内的太平军已被肃清。在这种情况下,工部局下属的防卫委员会提出了改上海为自由邦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把(清属)上海县城及其周围三十英里,置于英、美、法、俄所谓四大条约国的保护之下,由界内产业所有人选举人员组织政府,使上海完全独立于清国政府,但此项计划遭到英国公使卜鲁斯的反对,也未获其他各国公使的赞同,因此未能实现。”卢汉超,《“上海土地章程”研究》,引自谯枢铭、杨其民、王鹏程、郑祖安、卢汉超,《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4,第110页。





三、上海自由市黄金时代的宗主权、司法统治和附则立法权





工部局:上海自由市的权力机构




一八五四年土地章程和一八四五年土地章程的关系,在上海自由市的宪法史上,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熟悉的美国宪法和大陆会议制定的邦联条例之间的关系。从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邦联条例所建立的这个大陆体系或者北美邦联到底能不能够被称为一个国家还是很成问题的。邦联议会是这个政治体唯一的合法主权者,但它没有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有若干个由议员或议员任命的委员所组成的办事机构和委员会,外交、军事、财政各方面的职权都混沌不清。由于邦联议会继承大陆会议以后掌握了全部的权力,所以假定这个机构有行政权的话,那么这个行政权也跟议会本身的秘书机构区别不清。由于邦联议会所有的议员都直接受制于各州的议会,所以邦联议会很像一个外交谈判机构。立法机构不善于处理行政事务的既有弱点,因为邦联议会固有的外交性质而变得更加混乱和无效率。英、法等强权都因为邦联议会在办理外交方面的低能和反复无常,一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例如在西北边境地区设立英国的军事基地。如果费城有一个负责任的行政当局的话,这些交涉本来是可以轻易解决的。而我们现在熟悉的、由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则有明确的三权分立的机构,有总统和他的各部部长。



一八四五年的上海自由市也是这个样子的。它有一个业主会议,这个业主会议会根据不同的事务任命若干委员会(例如最早的公墓委员会和道路码头委员会)办理具体事务,但方式是极其混乱的。这就像是,邦联议会会在西北边境问题和加拿大边境问题紧张起来的时候任命几个议员,成立一个对英交涉的委员会,但它并没有外交部或者国务院。如果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在纽奥良发生其他问题的话,议会又有可能任命完全不同的另外几个议员,很可能是前面那几个议员的敌对党派的议员。在西北边境问题上有利益关系的新英格兰各州[1],以及在密西西比河方面有利益关系的西南各州,彼此产生的议员团往往是相互敌对的。他们在后来的杰弗逊和亚当斯的斗争当中分别站到了两派。于是,美国(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美国的前身)两种不同的外交,就由两个敌对的党派所控制了。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国家在同时对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进行外交,而像是联合国的北约成员国和华沙成员国在进行两种相互矛盾的外交。



一八四五年的业主会议所成立的各委员会就处在这种状态。尤其是,它任命的各种委员会更常处理各种一般性事务。从性质上来讲,比如说跟现在的各个社区任命的管理自来水事务或电业事务的各种委员会没有很大的差别,政治、军事、外交的性质并不明显。这就使得这个居留地缺乏作为政治体的主要特征。直到粤满战争爆发,泥城之战迫使上海自由市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也就是所谓的“万国商团”,正式名称应该是“上海义勇军”。上海义勇军的产生,使得业主会议成立了第一个可以说是具有政府雏形或者国家雏形的机构,也就是上海防卫委员会,也可以称为国防委员会。正如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一样,民族国家诞生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军事机构。即使是作为东欧各民族国家雏形的西欧民族国家前身的新君主国,也是围绕著财政与军事革命而产生的。可以说,战争创造了国家。战争在人事和财政方面的必要性,改造了旧的、混沌不清的各种机构,使之成为具有明确政治性的国家机构。



对于上海来说,情况同样是这样的。防卫委员会的成立,使得上海自由市不可逆地走上了政治民族的道路。它如果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机构的话,就会像是邦联议会时期的北美十三州一样,在强权政治的压力之下自行崩溃而灭亡。因此,上海义勇军的产生直接刺激了一八五四年的业主会议。“业主”就是地主的意思,也就是华盛顿将军所谓的“We the people”的那个“people”。这个“people”指的是有产阶级。没有产业的人是没有资格被称为纳税人的,也就不符合“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这一条资产阶级民主的金科玉律。一八五四年的业主会议在英、法、美三国公使(因为最初的住民主要是来自这三个国家)的参与之下,制定了一八五四年土地章程。一八五四年土地章程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建立了工部局(也就是上海市议会或上海市政委员会)这样一个核心机构。在那以后,在十九世纪最后五十年(也就是上海自由市的黄金时代)的这段时间内,上海的政治重心始终集中于工部局。



工部局是由大有产者——纳税金额超过每年十两白银的地主或者业主经选举而产生的委员会[2]。工部局协调管理上海的所有事务,因此它实际上就是上海的市政府。市政委员会这个词跟今天的大伦敦市政委员会是一样的,它符合中世纪欧洲各封建自由城市的组织惯例。工部局之下有各个专门的委员会,例如卫生、防卫、港口之类的委员会。原先成立的各委员会,由于工作关系,自动地从属于工部局。工部局产生以后,上海可以说是有了自己的政府。上海工部局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主权者和主权者代理机构的关系。从法统的角度来讲,业主会议是上海自由市的主权者,上海自由市的所有机构都是该委员会为了保护其财产或增加其财产和所得收益而建立的专门机构。但实际上,工部局是常设机构,业主会议则是隔几年才召集一次的机构。所以,正像我们在今天的美国所看到的那样,选民只能通过代议制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虽然三权的各机构都是代表美国人民的,但是通常美国的政治事务是由这些精英主持的。在上海的历史当中,业主会议通常也是隐而不见的。业主会议的召集很容易受到当时在任的工部局主要领袖的操纵,就像是美国总统选举总是离不开当时两大党的政治精英的操纵一样。普通的业主基本上不太可能在越过现存的工部局各委员或者违背他们意志的情况之下另做主张。





工部局:上海的权力核心 为了因应快速变迁的时局,一八五四年《上海土地章程》修改后,自由市成立工部局并下辖警备、交通、工程等委员会,可视为自由市的自治政府(图1)。从工部局的徽章设计可以看出当时有哪些国家在上海自由市拓展势力:左上角四国由左至右、由上至下依序是英国、美国、法国、普鲁士;右上角四国依序是义大利、俄国、葡萄牙、丹麦;下方四国依序是瑞典挪威联合王国、奥地利、西班牙、荷兰(图2)。工部局成员由纳税人会议选举产生,独立行使行政与司法权而不受母国干预,初期大多为英美裔的资产阶级(图3)。

工部局的成员当中,就包括了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3],他在工部局的早期历史中曾经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工部局的早期委员都是一些非常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把他们跟胡适称之为非常伟大的一九一二年北京国会[4]相比的话,就会发现,那些人只是一些沐猴而冠的模仿者,而上海自由市的工部局议员才是无愧于欧洲封建自治城市同侪的一批真正的欧洲人。这个欧洲性不仅体现于他们的血统上,而且更主要的是,体现于他们的法理和政治习惯上。工部局的统治,奠定了上海自由市法统的起点。按照普通法和习惯法的原则来讲,已经实施、而没有引起反对的实例可以渐渐构成判例,再变成以后的先例。



例如,什么叫合法婚姻?就是两个人在教堂举行婚礼,牧师和会众都没有提出异议;今天的基督教婚礼还留有这方面的痕迹。为什么除了证婚的牧师和新郎、新娘双方以外,还要有教区的其他居民出席婚礼呢?比较传统的牧师在婚礼举行的时候还要问一问,在座各位有没有人提出反对这场婚姻的理由?当然实际上是不会有人提出的。如果有这方面的理由,肯定是在婚礼举行以前就已经排除过了。或者是,如果有这方面无法排除的理由,那么他们就不会举行婚礼了。但这个形式还是存在的,这当然就是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社区、乃至于日耳曼人社区的习惯法的总结。一男一女要结婚,那么他们彼此之间是否建立了一个诚实的婚姻契约呢?社区其他人都是知道的。比如说这个男人如果在其他地方有老婆,而他又要来娶一个不知情的姑娘,这时候他的前妻就可能在婚礼上跳出来提出反对意见。这时候牧师就会说,既然这样,这场婚礼不是上帝所嘉许的,暂时不能举行了。然后社区就要进行下一步的调查研究,证明这个反对意见是不是能够成立。因为婚姻涉及到财产事务和社区事务,所以它并不像是近代的浪漫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只是两个人的私人感情问题;婚姻涉及到财产和继承权的问题,它是社会的基础。那么,假定这个婚姻没有遭到反对,他们两人事实上住在一起了,那么二十年以后,他们所构成的家庭这个财产单位跟其他人(比如国王或主教什么的人物)发生纠纷的时候,他们的合法性又该如何鉴定呢?



在中世纪,有些地方的大多数人都是不识字的。那么,当他为了某块土地跟国王或者主教发生纠纷,怎么证明这块土地是他的还是国王的呢?于是,相关的律师和法官就要去查教区档案了。他们两人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可曾有人反对?婚礼的各位见证人都说,当时我们谁也没有反对过。那么再问问左邻右舍和社区成员,他们结婚的这二十年间,他们的婚姻是不是实际存在的,是真婚姻还是假婚姻?如果左邻右舍和十二个陪审员一致认为,“他们就是住在一起,跟结了婚的男女一样,我们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跟结了婚的男女不一样”,那么法庭就必须承认,无论有没有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所留下的各种契约,假定两个人都不识字,而他们的左邻右舍也都不识字,这样的契约就是没有,但是我们必须根据习惯法的原则来判断。既然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认识他们的所有人,从牧师到普通教民,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他们的婚姻,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就是夫妻,他们生下的儿子有权掌握他们声称是他们自己的那块土地的继承权。理由是什么?没有反对就是承认。同样的道理,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宣布婚姻无效呢?婚姻誓言遭到破坏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丈夫可以指控他的妻子不贞,生下的孩子不是他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打一场离婚官司了。但是假如丈夫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指控,那么妻子生下来的孩子就一定可以继承财产。他不需要做什么亲子鉴定,当时也没有亲子鉴定技术。理由是什么?“汤玛斯是约翰的儿子”这件事情从未被约翰本人提出反对意见,而约翰的所有邻居也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就是承认,所以汤玛斯有权继承。



工部局存在的理由也是这样的。后来在《费唐报告》[5]中就曾经指出,工部局存在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尽管它在《土地章程》当中没有明文依据,但是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联邦政府所享有的那种默示权力[6]:既然利益相关的各方——英、法、美、俄、清各大国和上海的各路居民在工部局成立的几十年内从未对工部局的存在提出异议,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认为,工部局的既成事实已经构成合法的依据。五十年的统治实践足以确定它的合法性,就像住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年的男女关系足以保证他们儿子的继承权一样;工部局的统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个事实上的统治机构就像英国首相和英国内阁一样,在英国宪法上没有文字记载,但是由于习惯法和不成文宪法的原则,却构成了英国宪法的核心。在宪法上有成文记载的很多机构,例如枢密院,从成文法的角度来讲比内阁的资格更老,但是实际权力却远远不如内阁。根据最近二百年甚至四百年的习惯,内阁就是权力的中心,女王不可以违背首相的建议去做任何事情。尽管在亨利四世的时代显然是枢密院更重要一些,但是最近二百多年的政治习惯已经使这种不成文的、没有成文法依据的传统构成英国宪法的核心了。工部局在上海自由市的法定权力,也是按照类似英国内阁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自由市的三权分立




从法理上讲,一八五四年土地章程这部宪法性档案和工部局的宪法性政治传统所奠定起来的这个上海自由市,不是一七八九年以后按照成文宪法明确规定所形成的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是具有浓厚的中世纪封建色彩、类似瑞士联邦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特许权自由城市共和国。因此,它的权力并没有均匀准确地像美国宪法一样分给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而是像工部局成立以前和以后所存在的众多委员会一样,分成了很多个特殊、具体的权力。如果我们用孟德斯鸠式的宪法学方式对它进行研究的话,那么大致上来讲可以分为三类。我们要注意,这三类并不是立法—司法—行政这样的三权分立,而是:A,宗主权,包括外交权力;B,司法权;C,附则立法权,包括行政管理权。



近代人习惯于行政权和立法权对立,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说是在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和封建国家,即使是在近代早期的国家以及今天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内阁制的议会民主制国家,行政权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权力,而是立法权的一个附属。众所周知,英国内阁,当然还有比利时内阁、德国内阁、瑞典内阁、西班牙内阁以及欧洲众多君主立宪国和议会共和国的内阁,论法律身分,是最高立法机构国会的一个附属委员会。它的权力和力量都来自于“首相和各部大臣本身就是国会议员”这一事实。严格的三权分立只有在美国和拉丁美洲这类的国家才成立。严格意义上讲,英国不是三权分立的国家,而是行政附属于立法、立法至上、巴力门(Parliament)无所不能、行政机构只是立法机构的附属委员会的国家。即使在行政权高度膨胀的二战以后、政府机构膨胀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状态、行政职员的数目大大超过议会职员的情况下,行政机构仍然是议会的附属委员会。



为什么宗主权包括外交权?上海自由市像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联邦一样,有它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宗主权和其他宗主权。例如,威尼斯共和国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藩属,又是拜占庭帝国的藩属,但是这并不妨碍威尼斯共和国的元老院在它认为合适的时候为了威尼斯的国家利益,今天向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宣战,明天向拜占庭的皇帝宣战,有的时候还同时向神圣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宣战。从西发里亚体系的法理来讲,威尼斯共和国毫无疑问是一个主权国家,因为它宣战与议和的能力比大多数法兰西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还要大,更不要说权力远不如这位国王和那位皇帝的众多封建君侯了,它的政治意志和战争能力是毋庸置疑的。瑞士联邦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藩属,又在不同时期容许组成它的各州跟法兰西国王、米兰公爵和勃艮第公爵签署单独的保护协定。因此,这就出现了双重矛盾的现象:联邦本身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藩属(尽管它跟神圣罗马帝国打仗的次数也不算少);某些州是奥地利公爵的藩属;另一些州则是勃艮第公爵的藩属,因此法兰西国王作为勃艮第公爵的领主,又变成了这些州的太上皇;还有一些州跟教皇国签有保护协定;另外一些州跟米兰共和国签有类似的协定,而米兰在某些时期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藩属;这样一来,就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宗藩关系网。



上海自由市的宗藩关系,首先是它对大清国和大英国的双重藩属身分,自由市既是大清国的藩属又是大英国的藩属。但是,这并不妨碍它跟大清国的军队作战(例如泥城之战)。在大清国向日本宣战的时候,上海自由市公开宣布保持中立。在英国跟祖鲁人和布林人作战的时候,即使它作为英国藩属,也不需要像澳大利亚、马来亚和印度的各藩臣一样出兵,仍然可以根据五大国担保的中立宣言来保持它的中立地位。同时,它也是五大国的间接藩属。自由市的中立地位和作为自由港的开放地位,得到了首先是三大国、然后是四大国、最后是五大国的担保。这使得上海自由市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比利时王国一样,变成欧洲列强集体监督的一个准藩属国。首先是英、法、美三国,其次再加上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也加入了承认的行列。各大国的担保,使得义勇军只有陆军的上海自由市不需要建立自己的海军,而能够在清日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当中保持中立。但是,这样也就限制了它的外交和军事权力。从条约的角度来讲,上海自由市的军队有权向大英帝国的军队要求补给,向香港的英印帝国军团和英帝国的其他军队要求提供军官、军用物资和武器,因此使得上海义勇军和上海自由市的军事机构很像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分支。但是从外交方面来讲,上海自由市主要是西欧四大列强或五大列强共同保护下的一个比利时式的中立国。



在礼仪的意义上来讲,它就像缅甸、尼泊尔或者欧洲的安道尔一样。缅甸和尼泊尔是大清国和大英国的双重藩属国,安道尔大公国是法兰西王国或法兰西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的双重藩属国。安道尔大公不是法定的国家元首,西班牙国王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代表共用安道尔法定国家元首的地位;但是在西发里亚体系当中,它也跟列支敦士登之类的小国一样被并列为独立国家。大清国的礼仪宗主国地位是名存实亡的,但是从未遭到挑战;而大英帝国的宗主国地位则是非常具体的。欧洲列强的外交保护国的保护权也是非常具体的,至少是偶尔实施的;而大英帝国的保护权则是每天都在实施的。但是从礼仪的角度来讲,大清国从不实施的保护权跟大英帝国的保护权是同样强大的。上海自由市的外交权是宗主权的一个附属部分,因此工部局的外交往往要通过英、法、美驻上海领事或者列强驻北京外交团进行。这是它作为藩属国地位的一个体现,就跟比利时王国的外交和尼泊尔王国的外交经常要通过英国政府来代办是同一个道理。



第二个权力是司法权。上海自由市的司法权是纯粹中世纪式的,因此它有许多个不同的司法系统。其居民原则上来讲是根据属人的原则选择自己的司法系统。例如,他们可以去找英国领事法庭或者美国领事法庭,找香港大英皇家法庭或者上诉到英国枢密院;也可以去找大清国上海县衙门、苏州巡抚衙门、两江总督南京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或者到北京都察院,到皇帝本人面前去上访。但不用说,使用前一种权利的一般是英国血统的居民,使用后一种权利的一般是吴越难民的后代、大清国原臣民的后代。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就不能跨界。出于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原因,英裔臣民从来没有去大清国的法庭解决纠纷的想法,但是大清国的前臣民在迁入上海自由市以后经常企图抛弃大清国的法庭,而去找英式各个系统的法庭主持公道。因为至少在这样的法庭当中,他老人家即使打输了官司,也不会有被打屁股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苏报案[7]发生的时候,章太炎和邹容一定要在英国法庭受审的缘故。大清国是很想把他们放到大清国的法庭里面受审的,但是他们有选择的自由。这就像是,中世纪英国的居民如果对本地领主的法庭表示不满的话,他们是可以去找教会法庭的;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各种不同的司法系统存在著有效的竞争关系。



工部局和上海的任何机构都像是亨利二世国王一样,并未企图将各种不同的司法体系统一起来。在上海自由市的早期,曾经有相当多英国血统的上海人不承认工部局的权力,因为第一,土地章程上没有记载,第二,工部局要求他们交税。于是他们就直截了当地跑到香港的英国法庭去打官司,表示他们并无交纳这笔税收的义务。后来很多土地纠纷又会到香港甚至是到英国的枢密院去打;而上海自由市本身的英国法庭也经常参照英国枢密院的决议,以英国枢密院的司法解释作为上海法庭司法仲裁的最高法律依据。但是这种参照从技术上来讲是像比如说俄亥俄的最高法庭遵守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那样,是一种法理上的必然性呢?还是像苏格兰的法庭引用欧盟和德国法庭的相应判决那样,只是一种可以这么做也可以不这么做的参照呢?这一点在法理上是从未被澄清的,只是像工部局的存在本身一样,存在著长达数十年的既成事实。这个既成事实本身可以构成之后英式法庭加以引用的先例,但是加以引用并非一定引用,拥有造法权的英国式陪审团是可以不引用或者是引用其他与之相矛盾的判例的。多种法庭并存的状态,是上海自由市繁荣和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后来的评论家和历史作家一般只提它们当中的英式法庭,但其实这不是上海唯一的一种法庭,只是大多数人愿意选择的法庭。而这大多数人如果不愿意选择这种法庭的话,他们还有其他的选择。



法裔居民经常对英裔居民的优势地位表示不满意,并企图让法国领事建立领事法庭,跟英式法庭竞争。双方的嫉妒,最终导致了自由市的分裂,法租界公董局从自由市分裂出去,后期的自由市就只有原先由英、美居民开拓的那一部分的继承者了[8]。我们要注意,一八五四年的制宪会议其实包含了后来的法租界,但是后来由于司法方面的分裂(司法是一个重要的收入管道,也是威望的一个重要来源),导致了双方的分裂。事后,英系国家和法系国家的不同特点,也在这两块不同的土地之上表现得很清楚。法国领事通常是法国政府政治意志的代理人,他的领事法庭也有法国司法系统的主要特征,更多地依赖成文法;而英国领事经常是英国侨民本身的代表,伦敦的政府只是追认一下他的任命而已,他跟英裔居民选举出来的其他委员会没有明显的界限,而他对于领事法庭的作用只是推波助澜而已。基本上,英式法庭是高度自治的,而法租界的公董局和法庭很容易受到法国政府的支配。因此,后世谈到上海自由市的时候,通常都不把法租界的公董局包括在内。司法统治是中世纪统治的实质,中世纪各王国百分之九十五的事务都是通过法院办理的。在战争以外的时期,国王的权力几乎是不存在的,一般居民很少感受到国王的权力。在长期和平的时间内、长达几代人的时间内,除了法庭,普通居民不知道有任何统治机构。上海自由市在这方面是跟中世纪的城市很相似的,反而跟近代民族国家不同。大多数上海自由市的居民对上海产生的自豪感和他们在上海的日常经营、业务与生活,都跟上海的司法统治息息相关,跟工部局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关系反而甚少。这等于是说,行政、立法机构其实只管大事,而日常生活主要是由司法统治所支配的。



上海自由市三权的最后一个机构就是工部局的附则立法权[9]。什么叫“附则”?就像是普通的法律低于宪法一样,法律附则的地位低于法律。但是一般来说你很少遇到要用宪法的时候,用法律的情况反而比较多。同样地,你平常也没有什么时机会用到法律,用附则的地方反而比较多。工部局的立法权主要是附则立法权,而附则立法权会直接产生根据相应的法律附则管理相应事务的委员会或者办事机构。比如说,对于卫生局或者其他什么机构来讲的话,什么东西最重要呢?显然不是美国宪法这样的档案文件,甚至不是卫生法这样的一般性档案文件,而是黄浦江或者淀山湖自来水卫生管理条例这样的附则。这样的附则在法系国家一般是由行政机构设置、由行政法院覆核的,但是在英系国家基本上就是立法权的附属。我们都知道,你的生活品质和你能享有多少权力,其实是由这些附则所规范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从民法和刑法这样的法律条文来讲的话还不算太差劲,但是一到了比如说公安部门制定的治安管理条例或者诸如此类的条例,那就是一塌糊涂。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和刑法上的一般性权利,一到公安部门制定的具体操作条例上面,你就什么权利也没有了。按照宪法,你的权利好像不比美国人差多少;按照刑法,你的权利好像不比法国人差多少;但是一到了公安部门设置的办事条例,你就跟奴隶没有任何区别了。除了百分之百地服从公安部门的意志以外,其实你没有任何自由。卫生部门制定的条例也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法哪点比法国和义大利的卫生法差劲?但是真到具体条例的时候,你又会落入任人摆布的状态。而工部局跟这种武断统治的主要区别就是,它的附则立法权是工部局自己负责的。工部局制定附则,然后附则产生行政机构。工部局的行政管理是附则的产物,而附则又构成了上海自由市立法、行政事务的核心。





如何与东南互保的“诸夏”结盟?




这三个部分就是上海自由市在十九世纪后期、甚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政治治理和社会生活的正常面貌。在十九世纪最后这几十年,上海工部局不断扩充它的权力。在一八六二年企图建立完全独立的上海自由邦,却因为跟北京的公使团扯不清楚而没有能够成功[10]。一八七九年,上海工部局又再一次修正土地章程,这个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工部局的权力和上海自由市的自治[11]。一八八九年,上海自由市再次修改相关条例,并且在两江总督刘坤一[12]的支持之下扩充了上海自由市的边界[13]。湘军大将、两江总督刘坤一是上海自由市在十九世纪末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跟一九三〇年代的国民政府和一八五〇年代以前大清国的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相比,他可以说是自由市最有力的支持者了。早在东南互保或者第一次诸夏联盟以前,他就积极地支援上海自由市扩张权力的企图。对于自由市在一八九八年制定的新宪法档案,他公开表示,两江总督衙门对此不持任何异议。他的“不持任何异议”,到了《费唐报告》的时代就又变成了工部局以及上海自由市享有事实独立的重要法理依据[14]。上海自由市被两江总督或者吴越殖民地从三面包围,如果上海自由市不应享有独立或者事实上并未享有独立,最有可能提出异议的显然就是吴越。而吴越的政治代表——两江总督及其管辖下的上海县,公开以正式的法律档案和书面方式表示,他们对工部局的统治方式以及自行修改统治方式的程序不提出任何异议。这就意味著,工部局的制宪权已经得到了利益相关方的正式承认,而不仅仅是默认。而且在正式承认之后,又在毫无反对的情况下实施了几十年。因此,工部局所代表的上海自由市至少在一八九八年以后享受过长达几十年的事实独立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个事实足以构成在国际法上的理由,构成太平洋会议和其他国际和会解决上海问题的重要法理依据了。





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自由市的发展受到两江总督暨湘军领袖刘坤一的支持,因此得以持续扩张势力。一九〇〇年东南各省宣布“东南自保”后,更与上海自由市达成军事结盟,以确保长江航运与贸易,并借此巩固双方的利益。这时,上海自由市不论在政治或经济上都达到了高峰。

刘坤一

一八九八年的时候,第一次诸夏联盟和《东南互保条约》还没有签署,但是两江总督衙门跟上海自由市的关系已经极其良好。在北京的满洲帝国朝廷被义和团劫持、企图向列强宣战的时候,刘坤一主持的吴越绅商团体和湘军殖民团体一致决定脱离满洲朝廷,跟扬子江沿岸的东南亚各殖民地建立号称“东南互保”的第一次诸夏联盟。而第一次诸夏联盟在成立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上海自由市结成军事联盟,以便共同保护对于双方都利益攸关的扬子江自由航行,有效地对抗了满蒙殖民主义与义和团暴乱的威胁。这时,上海自由市的国运达到了其历史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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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英格兰是位于美国东北角、濒临大西洋和毗邻加拿大的地区域,目前包括美国的六个州:缅因州、新罕布夏州、佛蒙特州、麻萨诸塞州、罗德岛州以及康乃狄克州,其中,麻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是该地区最大的城市以及经济与文化中心。

[2] 《一八六九年土地章程》第九条之规定:“此等发阄议事之人,必所执产业地价计五百两以上,每年所付房地捐项,照公局估算计十两以上(各执照费不在此内);或系赁住房屋,照公局估每年租金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

[3] 沃尔特.亨利.梅德赫斯特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1822—1885),汉名麦华陀,英国外交官员、上海工部局成员、知名传教士麦都思之子。鸦片战争期间担任中英文翻译,并先后历任英国驻福州、上海、杭州、汉口领事。曾于一八五四年代表英国访问太平天国,一八六一年率领上海自由市市民抵抗太平军,并于一八七六年倡议在租界设立招收华人的非教会学校格致书院。

[4] 中华民国国会最初为一院制,即一九一二年位于北京的参议院。隔年,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国会改为两院制,由参议院与众议院共同组成。

[5] 全称为《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一九三一年,英、美等国相继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中国国内亦有收回租界的呼声。因此,上海工部局向南非借调南非最高法院法官费唐前来上海调查租界问题,以判定今后租界的法律地位。一年后,费唐提交报告书,对上海租界的历史、现况与前途做了完整评论,成为上海工布局实施后续决策的重要参考。

[6] 默示权力(Implied powers)是指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授予国会各项具体且确定的权力的同时,也授权国会制定“为执行上述各项权力和由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其任何部门或官员的一切其他权力所必要而适当的各项法律”。这项条款引起了支持强化、支持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两派的争论,最后由联邦主义者、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的亚历山大.汉弥尔顿赢得了辩论,而首席大法官马歇尔领导下的美国最高法院亦支持其观点。简言之,默示权力是未被美国宪法明确定义的权力,但当美国国会要行使这项权力时仍需谨慎斟酌,不能随意滥用。

[7] 《苏报》馆设于上海租界,是革命人士和爱国师生发表言论、舆论动员的平台,经常刊登知识分子如章士钊、章太炎、蔡元培、邹容等人批判时局的文稿,进而引起清朝廷的关注,使清廷于一九〇三年下令封馆、逮捕报馆人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因言论罪被政府告上法庭的案件。不过,因为报馆设在租界,所以当时的审判主要依据西方法律,最后清廷放弃重判,部分被告无罪释放,邹容被判监禁二年,章太炎监禁三年。

[8] 一八五四年,上海法租界为抵御小刀会给租界带来的损失,从而加入上海英美租界,受上海租界工部局统一管理。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国驻上海领事爱棠宣布法租界自行筹办市政机构“法租界筹防公局”,一八六五年后确定译名为上海法租界公董局。

[9] “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制定的“附则(bylaws)经纳税人会议(Ratepayers’ Meeting)和领事批准,即可作为法律在租界内行使。《一八六九年土地章程》中出现的四十二条附则,以及关于工部局可以提出附则的规定,是外国侵略者在租界章程上的一大发明。它使侵略者可以不受宗主国的任何约束而制定为所需之法律,同时又取添补形式,不须做大的更动便能达到目的。一八六九年后《土地章程》之所以未做大的更动,附则的产生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作家密勒(Thomas F. Millard)曾经写道:‘对于租界所必需的治安权来说,《土地章程》总是显得太笼统。所以在适当的时候,规定了⋯⋯这种犹如美国城市中的市政条令和治安规则的附则,用这种办法,租界创造了它自己的一套法律。’这段话说出了《一八六九年土地章程》中带关键性的问题,即章程的最终目的是让工部局更接近于一个自治政府。”卢汉超:《“上海土地章程”研究》,引自谯枢铭、杨其民、王鹏程、郑祖安、卢汉超:《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4,第112-113页。

[10] “一八六二年,上海的外国侵略者召开特别会议,由工部局下属防卫委员会提出,变上海为自由邦的计划。按照这项计划,上海将完全脱离清国政府,被置于当时在清侵略利益最大的英、美、法、俄四大强国的保护之下,并在这种保护下,由清裔、西裔产业所有人选举产生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将上海县城、郊郭及附近地区合并为一,征收捐税,维持治安,使上海成为完全由西方列强控制一个所谓独立的自由城市。但是,此项凶恶的侵略计划遭到英美公使的拒绝。英国公使卜鲁斯以‘颇有教师向愚钝的学生讲解,庄严的银行经理拒绝雇员加薪要求的神气’,训令上海领事和工部局董事们:‘我的责任在于提醒你们,清国政府从未正式放弃过它对自己人民的权利,女王陛下政府也从未要求或表达过任何保护华人的愿望。’;美国公使蒲安臣(A. Burlingame)持同样的态度,声明他‘未授权同意任何不尊重清国作为一个有权统辖自己领土与臣民的主权国家的计划。’”卢汉超:《论上海工部局与北京公使团的矛盾》,引自谯枢铭、杨其民、王鹏程、郑祖安、卢汉超:《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4,第149页。

[11] “一八七九年底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特设了一个修改章程委员会,对《章程》进行修改。该委员会提出的修改草案在一八八一年的纳税人会议上通过。这次修改的明确目的是使租界更加自治化,所以《一八六九年章程》中的两个要害问题,即扩大纳税人会议与增加工部局权力,在修改草案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次修改草案特别在附则上大做文章。附则给予工部局许多权力。章程共十八条,附则竟达九十三条。这说明用附则这种形式使其统治合法化,已得到工部局的极大重视。章程修改草案规定,无须公使批准,工部局有订立、修改或取消附则之权,甚至‘在暴动或严重骚乱之际,工部局在立即通知领事后,得自由采用它认为维持公安所必需的手段,在工部局总董的指挥下组织义勇军;在严重危急之时,工部局得领事团或其大多数之同意,得置居民于当时形势所需之法律下。’”卢汉超:《“上海土地章程”研究》,引自谯枢铭、杨其民、王鹏程、郑祖安、卢汉超:《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4,第114-115页。

[12] 刘坤一(1830—1902),在太平天国之乱期间参加乡勇团练,因加入湘军征讨太平军有功而获得提拔,于一八六五年担任江西巡抚、一八七五年出任两江总督,隔年再升任两广总督。和张之洞同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主导者,积极推动兴办铁路、改良军队等现代化政策,并于一九〇〇年和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倡议组织“东南自保”以免受拳匪之乱。

[13] “一八九八年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新订的《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曾由领袖领事送上海道台转询当时的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的意见,刘坤一竟答复说:‘本大臣从未顾及此事,故现亦不欲过问。此事可由工部局与领事团妥为磋商,唯须求有利于人民及商人。祈即转达此意可也。’刘坤一是当时清廷重臣,办外交的老手,对与国家主权攸关的《土地章程》不仅撒手不管,而且明确表示将此事让给侵略者去磋商,这种态度实在令人吃惊。此前不久,他曾宣扬对待西方各国‘宜不惜虚文,专意实事,睦外修内。’《上海土地章程》在刘坤一看来大概亦属虚文一类,是大可不欲过问的,但在上海租界内,无法觅得刘坤一要专意的实事。紧接著《土地章程》的修改,工部局又提出上海租界大扩充的要求,刘坤一竟然慷国家之慨,讨外国人之好,说什么‘仆何靳惜片壤,固执不与’,并且正是他加任工部局代表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福开森(J. C. Ferguson)为扩界两代表之一,对上海租界进行了空前的大扩充。联系到几个月后上海出现的东南互保的政治局面,刘坤一、福开森都是其中的积极人物,我们对刘坤一在《上海土地章程》及租界问题上这种轻松的卖国态度也可以了然了。”卢汉超:《“上海土地章程”研究》,引自谯枢铭、杨其民、王鹏程、郑祖安、卢汉超:《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4,第136-137页。

[14] “一八九九年租界大扩充后,上海道在一次公告中,通知各商民‘嗣后公告租界内,除庙宇与官用地基外,均须照现行章程办理,各宜遵守’对本国政府未正式批准的《土地章程》加以明确承认。清政府官员们这种对国家主权的可耻的轻率态度,被西方资产阶级法学家们引为口实。一九二七年来上海研究公共租界情况的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赫德逊(M. O. Hudson)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现有之《土地章程》须认为曾经地方下级官同意,上级政府之受拘束,只由于默许(acquiescence)而已。’三年后受工部局邀请专程来沪研究公共租界问题的南非费唐法官声称《土地章程》的效力‘自一八九八年关于批准新章程之手续采行后,及一八九九年上海道台认许已有章程可施行于扩充后之面积上,更无可置疑之余地。’”卢汉超:《“上海土地章程”研究》,引自谯枢铭、杨其民、王鹏程、郑祖安、卢汉超:《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4,第136-137页。 “工部局代理总办J. R. Jones于其Memorandum on Land Regulations(《费唐报告》页六三至六七所附录)辄认为清国政府之‘放弃批准权利’(Waiver of the righ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give its sanction),其所据者即南洋大臣之表示。费唐法官从而和之,谓该备忘录表明“不问一八九九年以前一八六九年之土地章程的效力如何,自一八九八年关于批准新章程之手续采行后,及一八九九年上海道台认许已有章程可施行于扩充后之面积上,更无置疑之余地。”道台之认许见于其布告:‘兹通告各商民。嗣后公共租界内,除庙宇与官用地基外,均须照现行章程办理,各宜遵守。’”徐公肃、丘谨璋著:《上海公共租界制度》,引自《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218-219页。





四、上海自由市的法治、领土和主权者





多元并存的司法体系




清属上海和清属吴越的人口大量移民进入上海自由市,使得在上海自由市成立以前就已存在的、发生于上海口岸的族群斗争变得更加激烈了。族群斗争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像希腊城邦创始者那样一开始就拥有公民权的欧裔社会,主要就体现为英语系和非英语系的斗争,以及英语系内部大英帝国系和非大英帝国系的斗争。难民和移民这一方面,主要是吴越人和南粤人之间的斗争,而闽越人大致上是依附于南粤人的。



从欧裔社会这一方面来讲,有产业者一开始就是自由市的公民,是有投票权的政治主体。但是由于政治事务并不重要,司法事务才是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因此,司法体制的复杂性导致选择不同司法体系的居民团体自然而然产生了隔阂。首先就是,以法国人为代表的这一拨欧洲大陆系的公民,他们对普通法的主导地位表示不满。十九世纪的欧洲人,尤其是法国科学家,普遍有这种看法:普通法保存了太多的封建残余,在十九世纪这个进步的时代已经不合时宜了。以《拿破仑法典》为代表的进步的法国民法典和法国科学院制定的科学度量衡体系,比起充满了中古色彩和封建色彩的英国体系来说先进不少,英国人只是凭著历史因素才暂时占上风的。因此他们要求,在法国领事的支持之下,建立他们自己的司法系统。另一方面,同属英语系的居民,原籍是美国的上海自由市公民,也不服占优势的大英帝国系。他们认为,美国自从独立以后已经是一个共和城邦了,英国的普通法保留了太多的封建特权色彩,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审判,特别是不愿意接受英国皇家枢密院的终审判决。



于是,欧裔社会的司法体系自然而然就一分为三。声势最大的那个当然是普通法体系[1]。它的终审法院就是英国枢密院和英国上议院。同时,香港英国高等法院和上海的法院享有同等权威,这一点给工部局制造了很多麻烦。我们要知道,工部局成立以前,上海自由市只有一些特殊的委员会;工部局成立以后,原有的各委员会和之后成立的各委员会渐渐就被视为工部局的下属。但是自由市在很长一段的时间内仍然没有近代所谓的预算。当然,预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起源很晚的,即使是在预算产生最早的英国,也是格莱斯顿[2]内阁成立以后才有了我们今天严格意义上的预算。以前也是各种专款专用,办一件事情筹一次款。而工部局就是为了这种筹款问题,不断引起纠纷。很多骄傲的英裔市民认为,我们可以到皇家香港法院去取得不利于你的判决,如果我们不愿意交某项款项的话。这样一来,就给工部局和它的专门委员会制造了无数困难。但是在司法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下,这种通过选择其他的司法体系而给自己增加好处(至少是抱有给自己增加好处的希望)的事情肯定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正当的;它贯穿了上海自由市的全部历史。



所谓的英系司法体系,只是相对于美系司法体系和法系司法体系而言,其实它的内部也是充满分歧的。上海系和香港系其实内部也是对立的,而且两方面的法院在上海自由市都是有权威的。特别严重的案件,例如关于土地权利的案件,往往要依靠枢密院和上议院的裁决。美国式的司法体系是以美国远东法院为核心,以美国最高法院为终审判决的。这样一来就等于是,上海自由市作为大清国和大英帝国这两个宗主国的双重宗主权之下的、类似于现代的列支敦士登和安道尔大公国这样的小型城邦国家,它不像近代香港那样有自己的终审权,终审权就在香港最高法院或者就在英国枢密院,而是有三个不同的终审法院。这在中世纪的威尼斯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威尼斯如果有什么终审法院的话,那么神圣罗马皇帝、罗马教廷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都是它的终审法院。十九世纪中期和晚期的上海自由市也是这个样子的,它有三个终审法院系统:A是英国枢密院和英国上议院,B是美国最高法院,C是路易—菲利浦王朝的法国上议院。



除此之外,在涉及上海和清属各邦的移民和难民案件的时候,经常还有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权力是虚的。理论上来讲它可以行使权力,通过会审公堂、领事团、公使团,交涉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裁决对清裔难民和居民是有司法效力的。这是一个习惯法原则问题,大英帝国承认跟它交涉的和它统治的殖民地各邦人民按照自己原有的习惯生活,而大清国臣民原有的习惯则是行政和司法不分。行政官,例如县官,他可以打你的屁股,也可以在关于财产权或者其他问题的官司当中充当法官。所以,尽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帝国的财政、军事和外交单位,等于是一个第二内阁,但是它也对清国臣民享有最高司法权,对于清国的涉外案件享有最高司法权。只不过这个最高司法权只能够作用到清国臣民头上,骄傲的欧裔居民坚决不承认他们自己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任何义务。所以,就欧裔社会的角度来讲只有三个最高法院。这三个最高法院彼此互不从属。你要是高兴的话,你可以像中世纪的英国人或者义大利人一样,在三个不同的法院体系之间荡来荡去,在三者交替的三不管地带和真空地带自行其是,享有近代民族国家公民闻所未闻的巨大自由。上海一方面号称是远东的巴黎,另一方面又是各种走私和犯罪活动的核心,跟这一点也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你太容易在不同司法体系之间躲来躲去了。



美国的远东法庭是涵盖整个远东的贸易口岸的,不仅包括上海,也包括日本横滨和远东的其他港口。英国上海法庭和英国香港法庭的情况则是各不相同,英国上海法庭像美国驻上海的远东法庭一样,它也是涵盖清国、日本、韩国等远东各口岸的;英国香港法庭的涵盖范围则不包括清国北部和日本、韩国,它包括清国南部,但也可以接受上海的上诉状以及印度以东各口岸的上诉状。也就是说,这两个法庭的涵盖范围在扬子江流域是相互重叠的。从美国宪法的角度来讲,美国最高法院接受各州的上诉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最高法院就是为此而创立的;但是最高法院对海外领地(因为美国当时还是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国家)的权力则是仅仅出于习惯和必要而建立起来的。法国由路易—菲利浦开创的那个模仿英国宪法的、以上议院为最高法院和审理各种严格来说不属于法律而属于政治和风化性质的事件的惯例,在由短暂的第二共和国转化为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以后,变成跟法兰西帝国和罗马教廷的协议联系在一起了。其管辖权不仅及于法裔居民,而且及于海外的天主教徒。只要他们自愿选择法兰西帝国的保护,那么就可以运用法国法律来伸张他们的权利。





因为司法体系差异、文化不同以及利益冲突,一八六二年,法国退出上海自由市,另外筹组公董局。与工部局只须对纳税人会议负责而不受母国干预的情况不同,公董局听命于母国的指挥,是法国在上海的代理机构。

上海自由市的分裂

于是,欧裔社会的司法统治就变成了三种、四个法庭体系:英系法庭体系有两个,美系一个,法系一个。这方面的冲突,最终导致法裔居民的公董局从上海自由市分裂出去。在欧裔社会这一方面,司法统治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在清裔臣民当中,司法统治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审公堂、上海道台和江苏巡抚正式和非正式行使的一系列司法和行政权,对于无论是清属上海县城还是迁入到上海自由市境内的吴越籍和其他各籍的清裔难民来说都是不太重要的。东南亚各殖民地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自己团体内部的习惯法只适用于自身,不像是英国式的习惯法那样有向外扩张的倾向。在他们跟他们的殖民者——满洲人和英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采取的并不是延伸自己的习惯法或者输出秩序的做法,而是通过腐败政治,在不同活动集团的斗争当中打击他们的竞争对手。



就清裔臣民社会这一方面来讲,早在小刀会叛乱以前就已经存在著吴越人和南粤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吴健彰,欧洲人称他为“爽官”,他是一个买办洋行家族出身的人。他在上海推行的主要政策就是,企图把鸦片战争以前在广东搞得很习惯的那套公行制度推行到上海来。当然,他的三亲六戚和各路关系人被他内定为这些假定有可能存在的上海公行的买办。这种做法使得满洲人、吴越人和英国人都表示极大的不满。英国人表示,我们在自己国内已经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和特许贸易,正在向欧洲各国、乃至于全世界推销伟大的自由贸易,我们一点儿也不想把我们自己在鸦片战争当中费了好大力气才打垮的垄断贸易制度搬到上海来,按照我们的意思,上海应该发展成为一个自由口岸。吴越人表示,上海县本来是吴越的一个分支,无论南粤人还是英国人都是外来人,现在搞到客强主弱,人数最多、本来应该势力最大的吴越人反而是最没有发言权的,实在是对你们双方都感到难以忍受。无论广东人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要通过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衙门去给你们搞破坏;我们的特点毕竟是士大夫阶级众多。无论广东人说什么,我们都要提醒满洲人:第一,他们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第二,他们有可能跟英国人联合起来反对你们。



这一点对于满洲人来说是特别值得担心的。从满洲人的心理来讲,扬子江以南的整个东南亚就是属于殖民地,南粤是不听话的殖民地,而吴越是听话的、合作的殖民地。所以,如果你查看十九世纪中叶的清方档案,他们经常是“民”、“夷”并举的,而且,特别害怕英国人施惠于“民”,唆使人民来反对满洲人,这当然是因为满洲人自己就是殖民者的缘故。“民”对它来说是被征服的异族,“夷”对它来说是一个无法征服的异族。如果这两者合作起来的话,事情就很难办了。广东人会讲英语,特别容易跟英国人勾搭起来。在我们这些不会讲英语的满洲人和吴越士大夫眼中,天知道你们双方混在一起会搞出什么名堂来。所以,在麟桂[3]担任上海道台的时候,吴健彰很有办法地往他口袋里送了很多钱,往他耳朵里送了很多好话,通过他向朝廷提出伟大的公行计划[4];而吴越士大夫和满洲人联合起来,通过两江总督陆建瀛,把麟桂这个地地道道的满洲人给训斥了一顿[5]。



他们说:“你不要老是说吴健彰最会办事,跟英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样样都是他办得好。其实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无非是会说英语、能够跟英国商人直接交流而已。并不是所有的广东人都会说英语。尤其重要的是,更不是所有的广东人在政治上都是可靠的。我们虽然不好意思说吴健彰在政治上不可靠,因为他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所以我们说他是可靠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广东是个出造反分子的地方。如果把政治上不可靠的广东人弄进来,把上海的公行委托给他们,焉知他们会不会跟英国人合作起来造反。如果把政治上可靠、但其实也不会说英语的广东人弄进来的话,那么搞这帮废物点心还真是何苦来的。麟桂啊麟桂,你真是一个大傻瓜!为什么会听信谗言,提出这样的计划?英国人本来就喜欢遇事生风。我们惹不起他们,只是希望安静无事,好好敷衍过去。结果你居然在英国人还没有生事的时候,你自己先生起事来。如果让英国人知道这个计划,他们再插一手的话,我们有完没完啊?你简直是个傻瓜。”





吴越商团VS.南粤商团




接下来,我们都知道,小刀会叛乱爆发了。小刀会叛乱在吴越人眼里看来,根本就是南粤人在唱双簧。一方面,万恶的爽官吴健彰理论上来讲是朝廷命官,是率领著大清国兵马镇压刘丽川这个反贼的主将;另一方面,刘丽川也是广东人,刘丽川带著占领上海县城造反的那拨人,根本就是吴健彰召集起来的那拨团练当中的广东人。这等于是,广东集团的武装势力一半归了吴健彰,一半归了刘丽川。而且,他们广东人还是老乡不打老乡的。吴健彰一度被刘丽川俘虏,按理来说的话,你既然要推翻大清,是不是应该把他杀了?但是没有,刘丽川把他放走了。这很明显,你们广东人彼此之间是相互照顾的,是把朝廷当猴耍的。我们吴越士大夫对朝廷可是很忠心的,不能让朝廷就这样上当受骗。



尤其是,小刀会占领县城的时候,上海自由市那边的洋鬼子只顾贪利,名义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却不断地卖军火弹药给它。当然我们也承认,洋人也给大清国军队卖了不少军火弹药和物资补给,但这是两回事。上海县城被我们围困著,如果你们洋人不卖军火给它,它会彻底被困死;而我们大清国的扬子江口岸是开放的,一直都有洋人卖东西给我们,今后也会有洋人卖东西给我们。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上海自由市的洋人对我们只不过是锦上添花,对叛军这方面就是雪中送炭了。叛军没有雪中送炭就会立刻饿死,我们没有锦上添花还不至于饿死,所以实际上是叛军占了便宜好不好。之所以会这样,可不是我们上海县城的吴越士大夫对朝廷不忠,而是你们这些喧宾夺主、鸠占鹊巢的广东帮搞出来的事情。你们广东帮在满洲人和英国人之间耍手段,两头占便宜,让我们吴越人两头吃亏,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在小刀会失败以后,吴越士大夫发起反攻倒算,推行“去广东化”运动,或者叫作“排粤运动”[6]。本来在小刀会之前,上海县城和上海自由市之间的贸易,基本上是由吴健彰左右的那些广东人占了七、八成,依附广东人的闽越人占了二、三成,吴越人已经被挤得喘不过气了;现在呢,采取系统性的排粤政策,能够交给士大夫做的事情就绝对不交给广东人。做生意的事情,苏州的士大夫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至少还有宁波商人。吴越是有二元性的,浙东和浙西自古以来就不一样。商人一般是宁波绍兴人,这些人是自古以来的山越人,他们对在朝廷做官是不太擅长也不太高兴的,他们在大明灭亡、大清兴起的过程中是狠狠地参加了反清复明的;但是苏州士大夫除了做官以外没有别的职业,所以一般来说是忠于清人的,而到了清国成立以后也不太肯做隐士。王思任[7]所谓的“吴越乃报仇雪耻之乡”,就像是周作人所说的那样,主要指的是宁波人和绍兴人,这些人对清国反感,对日本反而有好感。苏州人和杭州人是很喜欢到清朝廷做官的,而明亡以后有很多浙东的士大夫不肯做官,宁愿经商。即使经商是贱业,但是至少不用背叛大明去承侍大清。所以,宁波帮和绍兴帮(合称“宁绍帮”)有自己的商业传统。虽然没有南粤和闽越商人那么强大,但是多少还是有的。



朝廷在排挤南粤和闽越买办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别的买办来接手,因为朝廷的命官和士大夫是不会做这套的,因此他们就把宁绍帮捧起来。首先在上海县城,其次在上海自由市内部,形成了宁绍帮和广东帮的直接对立。朝廷和上海道台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采取了打压广东帮、扶持宁绍帮的政策。但是即使如此,到十九世纪末期,上海县城基本上仍是宁绍帮和广东帮平分秋色的状态。上海自由市内部,广肇公会和宁绍公会之间就是三比一的比例,广东帮仍然占优势。这个局势是后来上海的吴越人(像虞洽卿[8]那类人)最终投奔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的民间社会内部,尽管他们是主而南粤人是客,但他们却经常竞争不过南粤人。孙中山、莫荣新和陈炯明这些人都在上海有代办处,基本上把上海当成了自己的外埠。这一点在吴越人看来,肯定像他们看待吴健彰和刘丽川在上海县折腾一样的不痛快。



上海自由市比较体面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是没有公民权、但是钱赚得不少的人,形成了一个比较体面的有产阶级社会,大致上就是以宁绍公会为核心的吴越人和以广肇公会为核心的广东帮。宁绍公会就是宁波和绍兴这两地的商人(主要是浙东商人)所形成的会所,广肇公会则是以广州和肇庆这两地的商人(广东商人)为核心所形成的会所。这两个会所实际上也就是南粤民族和吴越民族在上海的民族核心。当时实际上没有什么中华民族、汉人或者华人的民族发明,真正具有实际凝聚力的民族核心就是这两者。在下流社会和无产阶级社会,则存在青帮、漕帮(青帮和漕帮在大多数时候是相互重叠的)、沙船帮和苏北难民所形成的各个帮派。无论在欧洲人社会还是在体面的粤人和吴越人中产阶级社会眼里,他们都是充满犯罪分子和不轨之徒的危险团体。





合并上海县城与上海自由市?




一八六二年,上海自由市的寡头做出了他们在上海自由市的历史上最大胆的宪法实验。他们公开向总理衙门和公使团提出将两个上海合并,也就是上海自由市和清属上海县城合并,由双方的有产阶级所成立的议会组建成一个独立的上海自由邦,这个上海自由邦将在满洲殖民者和欧洲殖民者之间充当有效的缓冲。这个计划就像华盛顿将军吞并阿帕拉契以西直到密西西比河领土的美国扩张计划一样,遭到英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共同反对,上海自由邦的计划同时遭到英国人和满洲人的反对。满洲人反对的原因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英国人之所以也反对,跟英国乔治三世国王一定要压制华盛顿将军的逻辑也是完全相同的。国、共两党的历史书会给你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上海自由市是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但实际上恰好相反。如果没有英帝国主义为了开拓重庆和扬子江内地市场以及维持大清国的存续、以免大清国崩溃而使得英国的维和部队要在远东负担更高成本的理由下极力支持大清国、支持李鸿章,那么上海自由市就会单方面宣布独立了。并不是英国人以上海自由市为武器来侵略清国,而是恰好相反,英国人为了维持清国的存续,就像是比更士菲伯爵[9]为了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存续一样,一再压迫上海自由市,使上海自由市在一八六二年到一八九八年这最有利的几十年之内未能够正式升级为独立国家。



从上海自由市宪法的角度来讲,从上海自由市的主权者构成的角度来讲,从民族构建的角度来讲,这都是很可惜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大有产者主持的纳税人会议和工部局是很容易就可以吸收上海县的地主和商人的。我们要注意,在上海自由市的宪法体制当中,纳税人会议才是真正的议会,工部局只是议会委托的一个管理委员会。但是纳税人会议不是常设机构,每年只开一次会,而工部局却是天天在做常设性机构。再加上选举条件在财产方面有苛刻的规定,实际上只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能够参加纳税人会议。按照一八六九年修订后的土地章程(也就是上海自由市的宪法),纳税人会议的天然成员是两种人:第一种是,拥有价值在五百两以上的房地产,并且纳税额在每年十两以上的人;第二种是,租住房屋的商铺经营者,每年租金超过五百两银子,并且纳税额在每年十两以上的人。我们要注意,按照十九世纪中叶清国的物价水准,不要说是一年交租金五百两银子,就连一年收入五百两银子都是很少见的事情。成都和苏州的大地主,全部家产只有几百两甚至几十两银子的比比皆是;而纳税人会议的参加资格是以五百两白银的租金额算起的,他的家产得有多大,你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上海自由市的纳税人会议经常只有几千人。



而且,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的道成肉身,上海自由市的投票权实际上是算财产不算人的。假如我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商人,我可以有不只一票的投票权。我在某地有价值五百两银子的物业,比如哈同花园[10],那我就可以投一票;同时,我还办了一个某某某洋行或进出口公司,该进出口公司的纳税额也超过十两银子,于是我就可以投两票了。我不用亲自参加会议,我可以派两个律师处的代表来参加纳税人会议,分别替我投两票。同时,我也不用亲自参加会议,只要我的财产在,是财产在投票而不是人在投票,我可以派代理人,写一份委托书。这就好像是,我人在美国而在上海有一座房子,我想卖掉它,我可以给律师写一个委托书,让他到上海去卖房子,我不用亲自去,这是同一个道理。上海工部局和上海自由市纳税人会议宪法的核心精神就是,是财产在投票而不是人在投票。只要财产在,换人也没有问题[11]。



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按照一八六二年的上海自由邦计划,两个上海合并了,结果会怎样呢?答案是选举人团和工部局组织几乎不会发生变化。从人口上来讲只有几千个合格纳税人、总居民顶多几万人的欧裔社会,面对著本来已经有几十万难民在上海自由市境内,现在又增加了至少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上海县和周围各乡的居民,欧裔人口岂不是像南非和罗德西亚一样变成绝对少数了?不会,居民人口结构的改变,并不会导致纳税人结构的戏剧性改变。纳税人当然也会增加一些原先的清国臣民、吴越士大夫和广州商人之类的人,但是人数是很少的。很少有上海县的大地主能够一年交租金五百两银子的,这是天方夜谭。他们能拿出几十两银子,在大清国就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绅粮了。交房租能够高达数百两银子的地主,在上海县境内是凤毛麟角,可能是有几十个,但连一百个人都凑不到。



为什么上海自由市的地主这么有钱,而清属上海县城的地主就没有钱呢?这个原因当然不用解释。纽约曼哈顿的地价是什么地价,新墨西哥州的地价又是什么地价?不用说,新墨西哥州那一片沙漠附近的土地基本上是白送的,而曼哈顿则是寸土寸金。寸土寸金的地方,你收一点房租,大笔的银子轻而易举就到手了。相反地,上海县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还是一个连下水道和自来水都没有的地方。上海县城最有钱的就是本地的大地主了,但是这个大地主的不动产能够像人口摩肩擦背的上海滩那样即使一个阁楼都非常抢手、不怕不能高价租出去吗?他也就是守著他爷爷、祖父、曾祖父、高祖父留下来的那一拨佃农,收一点种庄稼的土地租金而已,这个租金要凑足五百两银子是非常非常难的。同样的道理,你在纽约赚的钱,在新墨西哥州能够赚到同样多的钱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上海滩日进斗金是最起码的事情,但如果在上海县城,你一年都赚不到人家一天赚到的钱。



所以,如果说原来欧裔的选举人团有几千人的话,那么在合并上海县城以后,正常情况下只能加几十人进去,顶多加几百人进去。几千个合格的欧裔选民,再加上几百个原来上海县境内的大地主和大商人,原有的选举团结构基本上不会发生改变。而且,由于这时是十九世纪中期,大众民主还没有开始,一旦上海县的精英阶级(也就是大地主和大商人)被合并进入欧裔的选举人团,那么他们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是很容易送自家子弟上英语学校,在教育普及的过程中把英语教育普及开来,使得两者自然而然融合为一的。不要说别的,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像英国的狮子山人和美国的黑人只会说英语那样,他们很容易就被吸收到以英语为主的社会内部,在上海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使原先的吴越集团和南粤集团、英语集团和法语集团之间的隔阂渐渐消融,形成一个稳固的主权者团体。



但是合并计划既然失败了,那么二十世纪的民族发明就要面临更大的困境了。上海县城的地主和商人的子弟在接受新式教育以后,有很多都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发明家。他们不再企图把上海县和上海滩的欧洲人和东方人统统合并起来变成一个讲英语的主权者团体,而是企图把原先势同水火的吴越人和南粤人合并起来发明成为中华民族,把原本是亲英反越、反满的南粤人跟吴越人和满洲人合并成为一个中华民族团体。于是,上海县就变成了上海自由市的死对头,这就像是奉行穆加贝共产主义的辛巴威变成实施资本主义的罗德西亚的死对头。上海县城和上海自由市之间的战争是上海自由市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而这个祸根就是在一八六二年合并失败后所造成的。如果在一八六二年上海县并入了上海自由市,上海县的地主和商人变成了上海自由市资产阶级选举团的一部分,后来的发展就会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像是,德克萨斯如果没有在十九世纪并入美国,今天也会变成墨西哥的一部分,这是同一个道理。



这就是历史选择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上海的大资产阶级表现出了软弱性,没有把合并两个上海的计划坚持到底,结果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了后患。但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在湘军和淮军从满洲人手里基本上收回了东南亚各殖民地实际统治权的时候,这一点是不太能看得出来的。上海自由市的所有邻居,无论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还是其他什么人,对上海采取的政策都是友善的。因此,开拓扬子江市场的利益非常大,好像政治问题拖到以后再解决也并非不可理解。在华盛顿将军和杰弗逊总统的那个时代,黑人问题和奴隶制度问题拖几十年再解决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聪明,子孙后代会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后代面临的情况比我们还不如,最终就要依靠战争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了。



一八六九年和一八九八年,土地章程又经过了两次修正,但是并没有改变上海自由市是一个威尼斯式的大资产阶级寡头共和国的本质。获得公民权仍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相应的财产资格而要获得公民权,最常见的途径就是参加上海义勇军。上海义勇军的参加者往往不是商号的老板,而是伙计之类的人。老板有五百两白银的产业,而伙计往往没有。但是,加入上海义勇军就经常可以获得特批,进而获得上海自由市的公民资格。这个公民资格就像是伯里克里斯时期外邦人要成为雅典公民的那个资格一样,是非常难得到的,一年能有几十个甚至是几个就差不多了。被误译成“万国商团”的上海义勇军,人数本来就不多,平常的时候由英国军官担任它的指挥官,由英国国防部为它提供军事装备,人数经常只有几百人。这几百人所形成的退伍老兵,通常在某个时候会加入上海自由市的公民团。这就是整个十九世纪上海自由市除了财产资格以外获得公民权的唯一途径。这个途径只能零星地增加一点公民,并不能够完成大众民主化的转型和民族建构的工作。



很明显地,以难民资格逃入上海自由市的吴越地主商人、移民到上海的南粤商人以及上海县城(所谓的华界)的那些地主商人,他们几乎不可能通过加入上海义勇军而获得公民资格。因此,主权者(纳税人会议的参加者就是上海自由市的主权者)的人数扩张得很慢、很慢。在一八五四年只有几千人,在二十世纪初叶、甚至到一九一一年仍然只有几千人。纳税人会议每年都要开会,但是开会的时候经常只有几百人到场,而且这几百人当中还有一部分是拿著业主委托书的律师。这样一来,实际权力自然而然要落入工部局手里。在这几千个选民当中,通常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出席纳税人会议,而且还有很多人是代理人而不是真正的业主。他们自然而然只能够批准一下工部局的建议,修改土地章程的建议、设立各委员会的建议、关于预算方面的建议,基本上都是工部局提出而纳税人会议很少能够反对的。不用说,常设的工部局要通过各种操纵选举的手段,操纵纳税人会议产生出有利于自己党派的倾向,那是非常容易的。既然百分之八十的人根本不出席会议,我们要得到一个有利的条件,只要让符合我们意见的那些纳税人多出席几个就行了,反正大多数人都是不出席的。要增加我们的多数或者维持我们的多数,动员几百个、或往往只是几十个选民进来参加会议,就差不多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一般谈论上海历史的著作往往是眼中只有上海工部局而没有纳税人会议的,尽管纳税人会议才是上海真正的主权者和议会,而工部局只是它的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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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的普通法“高等法院设立于一八六五年,当时兼管日本,称为清日高等法院(The Supreme Court for China and Japan),后因日本已废除领事裁判权,故改今名。该法院受理在清一切民刑案件,即属于地方法院者,亦得受理之;而以离婚谋杀等特定案件,为其专属之管辖。该院设有正推事一人,副推事若干人,均由英王任命之,以曾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律师公会中享有七年以上之资格者为合格。以该院之管辖及于清国全境,故其正副推事得随时巡回各地领事法庭辖境,并得在各地开庭。又一为上诉法庭(appeal court),以法官三人组织之,对于民刑案件,皆可受理。凡地方领事法庭判决之民事案件,其诉讼价在二十五镑以上者,得向该法庭上诉。其下者,须得地方法庭或上诉法庭之许可。惟刑事案件,则无论轻重,均得向该法庭上诉。诉讼案件,对于上诉法庭判决有不服者,得于法定期限内,上诉于英国枢密院。”徐公肃、丘谨璋著:《上海公共租界制度》,引自《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55-156页。

[2]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长达十二年、并四次出任财政大臣。提倡贸易自由主义,反对鸦片战争,因为广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获得“人民的威廉”的名誉。

[3] 麟桂(生卒年不详),满洲镶白旗人,一八四八年九月出任苏松太道道台并驻扎在上海;十一月,与英国领事阿礼国签订协议,使上海英租界的面积大幅扩张;隔年四月则和法国人签订协议,开辟上海法租界。

[4] 上海道台麟桂“在上奏咸丰皇帝时说:‘即如福建厦门之兴泉永道,浙江宁波之宁绍台道,江苏时之苏松太道,皆用广东籍贯之员,加以升衔,使五口声气相通。”因为他认为:“至夷人最惧粤人,且广东人深悉夷情,素称勇敢,遇事齐心,夷人虽忌而莫敢如何。’”梁元生(陈同译):《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连络人物,1843-189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47页。

[5] 两江总督陆建瀛说:“该道(麟桂)见江苏候补道吴健彰籍隶广东,凡有华夷交涉之事,委会查办,无不迎刃而解,因有此议。查夷商不通汉语,一任夷目从中拨弄,吴健彰通晓夷语,能以夷语向夷商开导,破其愚惑,夷目技无所施,故能无投不利。唯粤人未必皆能夷语,其能夷语者未必皆属可靠,若如所请,海口道员专用粤人,诚如圣谕,恐更滋流弊。”梁元生(陈同译):《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连络人物,1843-189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49页。

[6] “十九世纪中期发生于上海的商战,主要就是在地区性集团之间展开的:一方是广东和福建商人,另一方是以宁波帮为中坚的浙江商人。广东和福建商人优势明显,他们有经验,有广泛的联系,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懂外语。然而,他们的支配地位随著十九世纪五〇年代中期小刀会的瓦解而结束。由于一些广东和福建商人或是向小刀会捐钱,或是参与其中,所以,即使也有一些广东商人支持(清)政府反小刀会以及对抗太平军,但(清)政府当局仍然对广东人存有疑虑,并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政策。在广东人遭排斥的同时,宁波商人抓住机会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进入广东人原来控制的领域,他们许多人成为外商洋行的买办,如杨坊、王槐山、虞洽卿、徐春荣。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浙江商人逐渐成为上海最有势力的团体。他们控制了大多数钱庄以及棉纺织业和丝绸业,也控制著上海总商会。宁波商人像广东人一样,敢作敢为,好冒险,在颇具风险的经济活动中,大胆地采取行动。他们在另一方面,却保持著传统商业行会的那些明显特征,即如同保守的山西票号那样,有十分严密的组织结合与很强的地域观念,以及对经营业务持有垄断的态度。在十九世纪中期和末期的上海,浙江商人和广东商人之间的长期不和与敌视已转化为政治性的争斗。在‘去广东化’(排粤)运动和‘一八五五年大清洗’的期间,有许多宁波帮的商业领袖在幕后支持。”梁元生(陈同译):《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连络人物,1843-189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17页。

[7] 王思任(1574—1646),明代官员。南明弘光政权被清军攻克、东阁大学士马士英逃至浙江时,王思任曾写信痛骂马士英:“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吴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8] 虞洽卿(1867—1945),清末民初企业家,早年曾在德商鲁麟洋行担任买办,后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因为替俄商工作而开启了日后他成为共产国际渗透上海自由市的间谍的契机。曾担任上海自由市工部局华人董事,显示他在政商方面具有高度影响力。

[9] 即班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1804—1881),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两次出任首相,并担任过财政大臣与下议院领袖,与当时的自由党领导人威廉.格莱斯顿进行长期的政治斗争。由于当时属奥斯曼帝国的苏伊士运河是连结英国和印度之间的重要通道,如果奥斯曼帝国被俄国入侵或击溃,势必严重影响英印之间的联系,所以英国一直支持著奥斯曼帝国。

[10] 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51—1931),犹太裔英国商人,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上海的地产大亨,于一八八七年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一八九八年改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一九〇四年他在静安寺路购买三百亩的土地,兴建当时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也就是哈同花园。被誉为“上海的第五大道”的南京路,主要也是由他经营开发。

[11] “纳税人会议之出席,有两种特殊之制度:一为复票制(multiple voting),一人得投数票,如一代表其个人住宅纳捐之资格,一代表其公司纳捐之资格之类。惟章程第十九条规定:‘每一洋行中,所发不能过一阄。’又一为代投票制(proxy),即本人因故缺席时,得请人代表出席并投票。章程第十五条云:‘凡房地产业主、执业业主例得议事阄者,或自己到场或离境出门,给据与人代办者,均在此内。’又第十九条云:‘届会议事件时,惟持有此等离境出门,因病未到之特书托办字据人,方准代其阄议。’此两种制度均甚特别,尤以后者为甚。说者谓上海公共租界之市政称为“大班政治”或“寡头政治”,均与上述两种制度有密切关系。”徐公肃、丘谨璋著:《上海公共租界制度》,引自《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03-110页。





五、上海自由市的南非化和南越化(上)





普通中立VS.条约中立




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一年之间,上海自由市进入其历史最高峰。我们要注意,这也是西方秩序输入远东、建立条约体系的最高峰。在一九〇〇年以前的几十年内,工部局一直谨慎而小心地用积累历史先例的方式给自己积累外交资源。几乎在远东发生的每一次战争中,工部局都巧妙地采取了维持中立的政策。正如后来费信惇[1]在他关于上海中立权利的著作中所说,“中立”这个概念本身不是像很多东方人想像的那样,是什么专制君主的立法,而是国际社会长期实践的产物。什么样的中立能够长期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付诸实施,中立的习惯规定就是什么样。



他把国际上认可的中立分为两种。第一是“普通中立”[2],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宣布的中立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著它有中立的义务。例如,美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曾经多次宣布中立,在普法战争期间也曾经宣布中立。但是如果美国政府高兴的话,它通过适当的程序就可以加入战争,对法国、德国或英国宣战。这种“普通中立”是不需要任何先决条件的。别的主权者是不是承认它,那是无关紧要的。比如说,美国人民作为主权者,是有能力给自己做主的,这就足够了。主权者随时都可以行使“普通中立”的权利,只要它自己有能力维持这一点。不用说,“普通中立”有一个弱点就是,它阻止不了其他有敌意的国家对它宣战。例如,英国在一八一二年对美国宣战,法国也差一点点在英法战争[3]期间对美国宣战。美国人能够维持中立,或者俄国人在普法战争的时候能够维持中立,关键还是在于主权者是否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安全。



第二种中立,费信惇把它称之为“规定中立”[4]。“规定中立”也可以翻译成“条约性质的中立”。条约性质的中立意味著,小国或者没有能力维持自身独立的附庸性质的政权,由于列强或者大国的担保,因而能够保证自己的中立和安全。这一点就涉及到主权者的定义问题。费信惇没有详细讨论这方面的概念,对他来说,他的著作主要是论证一九三〇年代上海自由市和远东议题中的上海问题,针对的是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对国际法的整个演化历史做整体性的探究。所以,他并没有详细论证主权者的概念。



主权者的概念本身就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西发里亚条约》意义上的主权者,法国绝对君主制支持者意义上的那种主权者,布丹[5]在《共和国》一书当中论证的主权者,是不包括一八三〇年以后的比利时王国和一八一五年以后的瑞士联邦这样的小国的。布丹意义上的主权者和《西发里亚条约》意义上的主权者,首先是指像路易十四这样真正能够随时行使宣战权的绝对君主,其次是指那些哪怕你在名义上是比如说神圣罗马皇帝或奥斯曼苏丹麾下的藩属、但是实际上你手中拥有精兵强将而随时可以对你的宗主宣战的政权实体,例如萨克森公爵、威尼斯大公或者埃及总督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主权者。



《西发里亚条约》意义上的主权者是纯粹只看你的政治能力的。你能够掌握战争与和平的权力,不论你的爵位是皇帝、国王、公爵还是总督,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内莫尔公爵(Duke of Nemours)在法兰西宫廷里只是一个得宠或者不得宠的大臣,但是萨克森公爵在他自己的领地上就是一个堂堂的主权者。同一个奥斯曼帝国境内,叙利亚总督可以是让苏丹随意生杀的臣子,但是埃及总督完全可以是拥有精兵、一再打败奥斯曼苏丹、但却仍然有必要对奥斯曼苏丹兼哈里发进行礼仪性进贡的主权者。



我们要注意,按照这种主权者的定义,今天的加拿大很难说是主权者。加拿大能否违反美国的意志而发动战争,是很成问题的。十九世纪的比利时并不是主权者。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点跟威尔逊主义的推行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普遍的外交礼仪是,将所有自称为国家的政权,只要它能够跟外国发生外交关系,都称为主权国家,并假定它们的主权是不可侵犯的。这一点在《西发里亚条约》的实践当中是没有依据的。按照这种定义,比利时当然也是一个主权国家,尽管它并无能力维持自己的安全。即使它想要中立,如果没有列强的保证,它并不比一九五七年的黎巴嫩更有能力维持自己的中立。但事实上它仍然能够在近百年的时间内维持中立,依靠的就是五大国[6]的担保。



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一八三〇年的比利时独立意味著维也纳会议详细安排、希望能像萨丁尼亚王国[7]和普鲁士王国一样可以看守拿破仑法国边疆的“荷兰—比利时联合王国”瓦解了。侵略成性的法国人在最危险、最敏感的北部边疆打开了一个缺口,可以在布鲁塞尔扶植一个亲法的傀儡政权。这破坏了欧洲的国际平衡,威胁到英吉利海峡上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安全。但比利时如果是一个中立国,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英国人对荷兰和比利时之间的纠纷不持意见,对奥兰治王室有没有资格统治比利时、奥兰治王室跟布鲁塞尔市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偏袒任何一方。只要布鲁塞尔的人民愿意保证他们的独立不会用来反对英国,你们想要赶走荷兰人或者赶走奥兰治亲王,英国人都不反对;但是如果你们的独立是为了把法国人引进来,那么英国人非得反对你们不可。



于是在这种条件之下,由英国做主、五大国共同担保,于一八三九年宣布比利时为永久中立国。对于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来说,它们只是顺水推舟,遵循维也纳会议以来的外交惯例,讨好一下英国就是了,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或者失去什么。对于法国人来说,实际上法国与比利时合并、重建大法兰西、恢复法兰西天然边疆的理想因此受到了致命的挫折,但是法国也不是毫无所得。相对于比利时归属于荷兰,一个中立的比利时对法国还是更有利一些,但是达不到法国和比利时合并的那种有利程度。法国战败之后,经不起第二场拿破仑战争的摧残,所以它满足于仅仅让使用法语的比利时从荷兰独立出来,即使做一个中立国也算是满意了。于是,五大国共同担保比利时为永久中立国。



早在这之前,国际联盟重建了被拿破仑摧毁的瑞士联邦,也同样由神圣同盟的所有参与国(包括法兰西君主国和东方三大君主国)共同担保瑞士的永久中立。我们都知道,瑞士宣布永久中立后再也没有受到侵犯,而比利时由于地理位置太敏感,永久中立遭到德国人的两次侵犯。最终比利时在发现五大国的担保并不能保证它的安全以后,放弃了永久中立国的原则,加入了美国所提倡的集体安全体系,也就是依靠北约来保证它的安全。



条约中立国不一定是狭义的主权者。虽然在一九一九年以后、更不要说是今天的国际惯例当中,即使是毫无自立能力的小国和弱国也经常被礼仪性地称为主权国家,但是这个主权国家就像是中世纪时期的君主荣誉称号一样,跟主权不一定会发生关系。拥有“凯撒”荣誉称号的人不一定是俄罗斯的沙皇,很可能只是拜占庭的一个宫廷弄臣。拥有哈里发称号的人不见得是伊斯兰帝国的主权者,很可能只是开罗或者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傀儡。而没有崇高头衔的普普通通的一个总督,例如荷兰总督奥兰治亲王或者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却是理直气壮的主权者。



现代威尔逊主义产生的变化之一就是,以前只有真正的主权国家才会有大使这一级的外交官,弱国只有公使这一级;现在呢,为了面子起见,基本上所有国家都只派驻大使到其他国家,公使已经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了,这样就混淆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主权者。狭义的主权者是真正的主权者,自己能够掌握战争与和平的权力,但是它却不一定有国家的资格。威尼斯共和国在其最强盛的时代,始终是拜占庭皇帝和神圣罗马皇帝的双重附庸国。



上海自由市的中立权其实至少最初是属于协定或者条约中立。它像比利时王国一样,经过了条约程序,首先由三大国,然后又扩充为英、法、义、美、德五大国,共同担保上海自由市的中立[8]。但是它像威尼斯共和国和比利时王国一样,自身并非是礼仪意义上的主权者。从礼仪上来讲,大清皇帝和英国女王都是它的宗主,就像威尼斯共和国有东、西罗马这两个宗主皇帝的情况。





钱与枪炮: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




上海自由市早期的领导人利用远东每一次的战争机会来重复和加强支持条约中立权的历史先例。他们知道,国际法不是别的,就是历史先例。瑞士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是永久中立国,是因为谁都没有侵犯过它。比利时今天之所以不再是永久中立国,是因为它的中立已经遭到侵犯,事实证明它维持不了自己的中立。所以从一开始,在清法战争爆发的时候,上海自由市就禁止清国士兵经过上海,向列强宣示自己的中立,并且得到了列强的赞成。在清日战争的时候,日本率先(这一次是在英国的指导之下,因为日本在国际外交方面还是一个小学生)宣布支持上海自由市的中立。这一点得到了英国和上海方面的善意回应。



最后,最重要的一次就是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之役。这一次战役,导致了像奥斯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一样自身不具备主权者性质、而更像是一个由帝国演化而来的国际联盟的大清国彻底解体。北京的帝国政府在义和团的劫持之下公开向列强宣战,而扬子江以南的东南亚各殖民地的总督,在本地士绅和新军的支持之下公开宣布否定朝廷的命令。对于列强来说,这种行为就像是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服从苏丹的命令一样,已经宣布了埃及的事实独立。



我们要注意,埃及形式上的独立是在一九二二年奥斯曼帝国已经彻底解体以后才宣布的,但是早在梯也尔首相[9]的时代,埃及已经多次向土耳其宣战,早已被英国和法国认定为主权国家了。从礼仪上来讲,虽然英法两国要派他们的公使去君士坦丁堡,而派驻开罗和亚历山卓的只能是领事,但是这丝毫不妨碍穆罕默德.阿里实际上享有主权者的地位。在外交史和埃及民族国家的历史上,他被视为埃及的君主。刘坤一和张之洞在一九〇〇年行使的权力,跟穆罕默德.阿里这位总督是毫无二致的。他们行使著主权者的权力,使楚国和吴国跟八国联军结合起来,反对北京的满洲帝国政府。这时,上海自由市再次像瑞士联邦一样宣布它是武装中立国,跟东南亚各国殖民地建立起来的东南互保联盟签署了安全协定。各位总督都表示愿意尊重上海自由市的中立。



这时,上海自由市的国际地位和安全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从那时起一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独立战争,上海自由市的中立地位和自我统治的独立共和国地位都没有受到质疑(这句话是阿礼国说的),积累了很多国际惯例。如果这样的国际惯例再积累一百年,上海像新加坡一样独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时,上海自由市面临著欧洲国家、乃至于之后全世界都将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封建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问题。这个过渡的时间是相当晚的。对于中欧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来说,时间不早于一八四八年。一八四八年以前,除了英法以外,很难说有哪些国家算得上是民族国家。



什么是封建国家呢?它的权力是多元和散碎的。像上海自由市那样,一国之内有好几个不同系统的最高法院。工部局为了征税,经常跟英裔臣民打官司,英裔臣民打官司的花招最多。前者经常因为后者引用了香港法院的判决而败诉,因此捞不到钱。工部局几次修改土地章程,主要的刺激因素都是因为市政开支需要更多的钱,需要收更多的税或者发行公债,而不愿意交税的人又跑到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打官司,打赢了官司就收不到税。为了收到更多的税或者捞到更多的钱,它必须修改土地章程,强化工部局的权力。



这个过程,也正是奥地利、匈牙利、义大利、西班牙以及一七八九年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以后,在莱茵河以东和南欧的所有欧洲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什么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就是财政和军事机器。财政和军事机器,随著在国际竞争和国际形势的演化当中,财政需求日益增大,不断寻找新的财政突破口,日益扩大、逐步形成了整个结构。上海自由市也是在这个阶段,至少是在最初几十年,经过了类似的发展史。



民族国家最终将资产阶级和贵族联合统治的封建国家变成了全民共同参与政治的民族或民主国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财政和军事压力的扩大。最初只有少量贵族当兵就可以了,少量大资本家纳税就可以了。大多数普通人,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用当兵,也谈不上纳税。但是不用说,这样制造出来的国家就跟一八五四年土地章程建立的上海自由市和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一样,它虽然创造了历史,也以自由宪政的实践著称,但是它的财政与军事能力按照拿破仑战争以后的国际竞争实践来看还是太少了。



威尼斯共和国首先跌倒在拿破仑帝国的面前,然后跌倒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手中,最后被试图建构民族国家的义大利王国完全吞并,关键就是在这一点。而那些本来国家力量(包括财政和军事力量)最初还不如威尼斯共和国的小国,例如像丹麦王国之类的,也是在同样的时间,通过同样的过程,幸运地在更加强大的邻国把它吞并以前深化和强化了自己的财政与军事能力。而深化和强化财政与军事能力肯定意味著负担的加重,最终要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种状态。



这种状态是我们现代人视为非常正常,但是中世纪的人会认为是骇人听闻的暴政,即使是奥斯曼苏丹那样的东方专制暴君都难以想像、罗马皇帝尼禄都难以想像的暴政,连号称专制的路易十四都从来没有想过用这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人民——所有人都要纳税,所有人都要当兵。但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和全世界大多数国家这样空前强大的海、陆军和国家机构,所有人都认为跟国家发生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一种政治现状。



当然,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原本不纳税、不当兵的广大人民,自从纳税和当兵以后也就获得了参政权。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在民族国家建构成功以前,大众民主和政党是不必要的。普通人没有必要参政,他不纳税、不当兵,他的领主会替他办事情。民族国家建构成功以后,同样没有政治能力的人民只能通过政党代理人来参加政治了。政党政治和大众民主是一体两面,它们都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产物。



一九一一年的世界,对民族国家还是非常陌生的。我们是用事后的理解来叙述历史的。例如,明国的史学家肯定会把唐、宋、周、汉都写成王朝,埃及晚期的编年史家也会把早期埃及哪怕是分裂和动乱的时代编成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的一个一个的朝代。因为他们生活在明清时代的朝代政治,古典埃及的晚期也是朝代政治,历史学家不能想像其他的统治形式,所以把相当于埃及的尧舜时代、春秋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也都写成了朝代。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民族国家的时代,所以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很容易用民族国家的叙事方式去写民族国家以前的历史。



因此大家经常忽视,哪怕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东欧仍然是半封建国家。至少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根本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性质,德意志帝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也颇不完善,巴尔干半岛诸希腊的民族构建正处在尝试阶段。只有法兰西是民族国家的典范,丹麦和义大利这样的弱国在建构民族国家方面刚刚取得了一些成就。欧洲以外,拉丁美洲在独立以后走上了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亚洲和非洲大多数的地方根本不在民族国家的统治之下,而且连建构的条件都非常困难。日本在废除封建国家以后,勉强建立了一个绝对君主国的政治机制,在绝对君主国的外壳之下又建立了一个帝国,但它在帝国和民族国家之间仍然还要徘徊几十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国家才在中欧和东欧获得了胜利,然后向全世界推广出去。



所以,我们也不能责备上海自由市的当权者为什么没有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一年这个最有利的阶段把选举权普及到全民,把征税能力最大化,把上海义勇军扩大成为正规的常备军。如果他们当时这么做的话,在一九一一年大清国解体、第二次诸夏联盟缔结、上海自由市的外交条件处在最高峰的时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独立国家。按照上海自由市在一九一一年的财力和兵力,满洲帝国解体以后的各邦都督没有哪一个能跟上海作对。他们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尤其是,当时的各位总督跟刘坤一和张之洞一样,是文明的朋友和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不会反对上海独立的。再过十年,同样的有利条件就不存在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统治上海自由市的大资产阶级要果断地解放政权、实行普选制和全民兵役制才行;这一点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但也不仅是他们没有想到,所有的历史进程都是在极大压力的推动之下才形成的。法兰西共和国建构民族国家,是在法兰西跟全欧洲封建国家作战的过程中形成的;德国是经过了拿破仑战争的惨痛教训以后,才渐渐走向民族发明道路的;义大利则是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反复革命和镇压、受尽了痛苦以后,才走向民族发明道路的;巴尔干的诸希腊也是这样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子还混得下去、甚至可以说相当好过的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臣民,愿意走向民族发明道路、甚至是听过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人都是少数的;而奥匈帝国其实已经是非常文明的国家了,亚洲和非洲就更谈不上。



上海自由市的财政和经济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是蒸蒸日上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的成就,在西欧以外最先传到上海[10]。上海只比英法稍微晚一点使用电灯和煤气,却比丹麦和俄罗斯都要早。如果你单看物质文明的话,上海只是比英法美稍微晚一点,却比易北河以东的整个欧洲都要更先进,更不用说比整个亚洲更加先进了。我们要注意,日本明治维新时候的志士很少有人有条件跑到欧美去游历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有条件去上海游历。主持明治维新的日本武士在几十年间跑到上海来买英文翻译书;很多明治维新的志士其实根本不懂英文,更不要说其他欧洲文字了。



他们到上海购买了两样东西。第一是上海自由市自由出售的大量军火。没有这些军火,明治维新不可能成功。第二是上海出版的大量西洋书籍,而且大部分是翻译成汉字的西洋书籍。大多数的明治维新志士能够看懂汉字,因为日文当中有很多汉字,但是只有一小部分能懂英语或者欧洲语言。他们读的是什么呢?是王韬[11]、郑观应[12]这些人从欧洲翻译过来的书。大清国的臣民很少读这些书,而日本人如饥似渴地跑到上海自由市来购买这些书。这些书和武器,成就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当然,日本明治维新的武士在自己的乡下没有见过电灯、煤气灯和巴斯德研究所的疫苗,没有见过闪闪发光的手术器械。他们到了大上海,就跟到了纽约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这里就是西洋,对于他们来说,上海就是西洋文明的化身。真正的西洋文明,伦敦、巴黎和纽约,他们是无法见到的。这时的日本人在上海人面前,看上去就像是乡巴佬。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子孙会发现,上海的留学生愿意跑到日本来打黑工、扛尸体、当苦力赚钱。而当时他们来到上海,在闪闪发光的高楼大厦面前,看每一个卖首饰或卖洋酒的售货女郎都像是天上人,觉得自己就像是个乡巴佬。





缺乏危机意识的富裕社会




两者之间的命运发生这样戏剧性的逆转,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上海民族国家的建构失败了。建构失败是因为,在日子好过的时候,也就是自由主义和条约体系的黄金时代,他们没有像丹麦和义大利一样受到“不建构民族国家,自身利益和安全就要受到严重损害”的压力。他们根据的是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经验,他们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满洲军队和粤军,湘军和淮军把他们当作老师来对待。刘坤一和张之洞,黎元洪和程德全,都把他们当作老师和友邦来对待。他们没有受到压力,因此他们感觉不到丹麦人和义大利人那种迅速建构民族国家、否则在法兰西和德意志的铁蹄之下就难以生存的压力。最后等到这种压力在一九二五年以后真正产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反应,因为内部的敌人已经产生了。



我们要注意,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也是国语和国民教育推行的过程。如果一八六二年两个上海合并,以全民征税为代价推行国民教育,那么这样一个大上海必然是以英语为基础教育语言的。上海县城的地主乡绅的子弟也会像今天的香港上层人士的子弟一样,不学英文是不可能的。英文和上海共同意识,自然而然会构成上海民族。但是上海直到一九一九年、甚至一九二五年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所有人都使用自己的习惯法,用自己原有的方言。因此,上海的社会像是一七八九年的威尼斯共和国一样,是分裂和破碎的。威尼斯共和国有威尼斯语言的使用者、有托斯卡纳语言(就是后来的义大利语)的使用者、有达尔马提亚语言(就是后来的克罗埃西亚语言)的使用者,还有移民到威尼斯、在威尼斯做生意的全世界各国人的各种语言,包括奥斯曼人的语言、荷兰人的语言和英国人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威尼斯无法建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根本原因。



上海面临著同样的问题。上海的欧裔居民,用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各种语言。亚裔居民呢,日本人自成一体,吴越人和南粤人通过广肇公会和宁绍公会建立了自己的教育团体和同乡会。实际上,上海存在著几十个(还有印度人、南洋人和其他各种人)准封建团体。大纳税人——每年应该纳税的财产经工部局估价高达五百两银子的这批大富豪,选举产生了工部局。工部局代替纳税人会议操纵著上海的整个治理。同时,所有各个小团体都可以实行自己的习惯法。在从事高级政治的时候,几个不同系统的高等法院系统足够让他们满意了;大家都不觉得有把所有团体整合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必要性。



从工部局的角度来讲,它能够操纵纳税人会议,能够评定纳税人的资格,能够跟各个居民团体(包括人数最多的南粤团体和吴越团体)和睦相处并选择自己的代理人,这就足够了。当时宁绍公会和广肇公会的代表,跟英国统治香港时期的工人团体一样,对于他们的统治者是非常满意的,并不想要求直接参政的权力,只要求在原有的司法多元化体制之下继续享受比满洲帝国更大的自治权就满意了,因此他们也没有产生出高级的政治精英。



类似香港工人团体的宁绍公会和广肇公会,从人口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上海自由市最大的两个人口团体。大纳税人主要是英裔居民,再加上一些欧裔居民。论人口最多的话,则是代表吴越人的宁绍公会和代表南粤人的广肇公会[13]。这两个团体的人口加起来的话,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一年实际上是超过上海自由市人口的半数的。但是从纳税额的角度来讲,他们所占的纳税额在当时只占上海总纳税额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后来,在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这个数目逐步增长,突破了百分之五十。这是上海发生宪法危机和外部颠覆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一九一九年,上海的封建自由体制都没有受到挑战。上海的物质财富继续蒸蒸日上,像是东亚境内的一个欧洲城市。



一九一一年以后,有利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国际体系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上海自由市在这一阶段继续宣布武装中立,但是为了避免德国对国际体系的挑战波及到东方,它也驱逐或者监视了所有的德国侨民。战争结束以后,凡尔赛会议企图建立一个以威尔逊主义和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以取代西发里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然而,由于苏联的出现,这一企图未能获得成功。苏联的干涉和欧洲帝国主义强国从远东的撤退,导致第二次诸夏联盟自身濒临解体。国民党作为一个半南粤流亡政党,这时候开始寻求苏联的支持。



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国民党在上海的基地经常是比在广东更强大的。国民党跟广肇公会之间的关系,通常就像孙中山跟陈炯明的关系一样。孙中山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和革命党,他想要以广东和上海为基地,把满洲帝国全部的领土都吃下来。而南粤人的地主资产阶级以陈炯明为代表,经常是不支持他的。但是为了打击北方其他的强大敌人,有的时候也愿意支持他。支援他的目的是为了反对袁世凯和其他人。反对成功,北方的威胁解除以后,通常就要把他赶出去。孙中山企图完全控制南粤人的社团,但是始终无法成功。他的革命党组织更多地依靠黑社会,跟商会之间的关系反而是十分失和的,孙中山始终对此非常恼火。他把自己的大元帅府设在上海,依靠南粤商人的支持,包括广肇公会的支持,维持自己的排场。但是这两个公会却从来都不是他的可靠支持者,只能说是时分时合的联盟对象。有的时候是孙中山的联盟,有的时候又变成孙中山的敌人。而宁绍公会(也就是吴越人的组织)和欧裔社会对于孙中山来说始终是外人。



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这时,孙中山刚刚跟护法军政府的其他总裁闹翻,把他的大本营迁到了上海来。广州政府和北京政府正在上海自由市的提议之下在上海举行外交斡旋活动。这也是一九一一年以来的传统。当年第二次诸夏联盟跟满洲帝国的最后一位总理大臣袁世凯进行谈判的时候,上海自由市就提出,谈判可以在中立的上海进行。在那之后,诸夏各邦的多次外交纠纷都是在武装中立的上海境内进行的,这已经成了传统。因此,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的这一次谈判也是在上海举行的。谈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