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甲午战争【柏杨高度推崇的历史作家陈舜臣代表作,聚焦中日朝三国关系,挖掘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旅日学者李长声倾情翻译并长序推荐!史料文学实证推理!以故事说历史,揭开被掩盖的关键细节,还原真实客观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柏杨高度推崇的历史作家陈舜臣代表作,聚焦中日朝三国关系,挖掘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旅日学者李长声倾情翻译并长序推荐!史料文学实证推理!以故事说历史,揭开被掩盖的关键细节,还原真实客观的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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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9
Publisher:
文化发展出版社
Language:
chines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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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译序麒麟志在昆仑河

【第一章】 提督与青年

【第二章】 拘捕大院君

【第三章】 变乱之后

【第四章】 风云突变

【第五章】 前 夜

【第六章】 举 火

【第七章】 崩 溃

【第八章】 还 乡

【第九章】 归国之日

【第十章】 新局面

【第十一章】 人乃天

【第十二章】 自主之路

【第十三章】 北洋人

【第十四章】 虚虚实实

【第十五章】 破 绽

【第十六章】 防谷令余波

【第十七章】 亡命九年

【第十八章】 暗 杀

【第十九章】 尸骨还乡

【第二十章】 东学党起义

【第二十一章】 白山根据地

【第二十二章】 旧友往来

【第二十三章】 山雨欲来

【第二十四章】 风满楼

【第二十五章】 进 驻

【第二十六章】 英俄介入

【第二十七章】 青年离去

【第二十八章】 踏 步

【第二十九章】 海陆初战

【第三十章】 仓皇北上

【第三十一章】 离开平壤

【第三十二章】 烟不见兮

【第三十三章】 下一个时代

【第三十四章】 折断伐南旗

【第三十五章】 旅顺失陷

【第三十六章】 东学党崩溃

【第三十七章】 驱逐使节

【第三十八章】 春帆楼

【第三十九章】 李鸿章遇刺

【第四十章】 终场与开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午战争 / (日) 陈舜臣著 ; 李长声译. - -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142-2414-6

Ⅰ.①甲… Ⅱ.①陈… ②李… Ⅲ.①长篇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1396号

Copyright © 1984 by CHIN SHUN SHIN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甲午战争

[日] 陈舜臣 / 著

李长声 / 译

责任编辑:周 蕾 装帧设计:易珂琳

责任校对:郭 平 责任印制:杨 骏

特约监制:海 莲 版式设计:朱明月

出版发行: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 号 邮编:100036)

网 址:www.wenhuafazhan.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317千字

印 张:28

印 次:2018 年9 月第1 版 2018 年9月第1 次印刷

定 价:79.00 元





译序

麒麟志在昆仑河




陈舜臣是东汉陈寔的后裔;陈寔,就是把窃贼叫作“梁上君子”的那位。祖上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搬到台湾,父辈经商,又移居日本。他出生在神户,那里有陈家墓地,碑上还刻着颍川。虽然生于日本、长于日本,几乎从未遭受过歧视,陈舜臣却抱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不妨碍他成为日本小说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意识格外把他成就为出类拔萃的日本小说家。或许这足以教那些老大不小才渡来日本,却拼命比日本人更日本人的中国人脸红。

二十来岁时日本战败,台湾光复,陈舜臣又变回中国人。读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跟日本数一数二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同校。太郎学蒙古语,舜臣学印度语。本打算留校做学问,可是,非日本人在国立学校的前途到讲师为止,当不上教授(这个潜规则直到1982年才被打破),只好走别的路。国籍变来变去,到底是什么折腾了自己的命运呢?陈写历史小说《甲午战争》也是要探究这个问题。1990年陈舜臣加入日本国籍。关于台湾,他写道:“也听到有人说还是日本统治时代好些,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统治云云,怎么说也是被外国控制。这种屈辱,朝鲜人也是有同样感觉吧。”

作为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名震日本、韩国和中国,而走上文坛之初,叫响的是推理小说。那是1961年,陈帮父亲经商十多年,用汉文写商业尺牍,但安能久事这种笔砚间乎,于是开始写小说。任何小说都含有推理要素,从日本小说史来看,今后最受欢迎的,非推理小说莫属,这么一想便创作了推理小说《枯草之根》。

陈舜臣上大学时,英语教材是柯南?道尔,几乎耽读了福尔摩斯的全部探案,这应该是他与推理的宿缘。写《枯草之根》那年三十六岁。他当初曾想用笔名,叫“计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放弃学者梦,他曾回台湾谋生三年,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和几位朋友聚议开书店,其中二人不幸被国民党枪杀,有一人溜之大吉,后来当上了“总统”,李登辉是也。陈舜臣笑着回顾:“假如我留在台湾,也会被逮住杀掉,因为不善于逃之夭夭。”

1963年,还只是初出茅庐,听说给他的稿费仅抵所谓中坚作家的三分之一,勃然变色,拒不应约,可见那敦厚可亲的相貌之下有一副傲骨。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仍信奉作家应为认可自己价值的人而写,绝不媚俗,违心让出版商给包装成“摩登女郎”。

陈舜臣以推理小说成名,迄今推理小说界唯有他连; 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三大奖,但实际上,不仅其推理小说取材于历史,如《枯草之根》就是以19世纪3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兴衰为背景,而且出道不久就接受讲谈社编辑的建议转向写中国历史小说,1967年出版长篇巨著《鸦片战争》。名为舜臣,写中国的历史也令人望而生“信”。他知道同为历史小说家的井上靖所用史料出自何处,更知道用别的史料来写会更好,但仍亲自调查史迹,搜集资料,从不假手于人。《鸦片战争》大获好评后,陈舜臣接着写了《甲午战争》《太平天国》,再后来写《小说十八史略》等。从时序上来看,好像倒着来,其实写近代以前,也是为考察历史如何走到近代这一步的。

日本小说家写中国故事大都盯住唐代以前,例如三国,恐怕也因为那时候日本还处于原始状态,笔下只好把历史的久远上接到中国。陈舜臣的文学功绩更在于写中国近现代史。

《甲午战争》这部小说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竹添进一郎、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描写战争前夜的中国近代史。陈舜臣认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不幸历史的原点。书名直译为“大江不流”(出版者因出版需要改名为《甲午战争》),他曾在随笔里写到这书名的由来:“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时局非常焦虑,形容为‘青山沉睡,大江不流’。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并想把它写进作品中。”他说的这句话出自谭嗣同的五言律诗《夜泊》:“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这表明他要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垂老的晚清怎样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打败,更捕捉那个时代的气氛,写出中国人的闭塞感。

《甲午战争》中的所有人物都史有其人,虽有所加工渲染,但基本上不予褒贬。诚如他自己的感觉,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非常多,以致小说有一点儿被史料拉着跑的感觉。甲午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灾难更深重,陈舜臣侧重描写了中国和朝鲜的内部情况,韩国有两三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好些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他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经过推理和虚构而成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又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恐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

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如《中国通史》,但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他一向严加区别,不像某些学者取悦于大众,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蒙人卖钱。司马辽太郎的史观被称作“司马史观”,他死后此史观更被人宣扬。陈舜臣也自有史观,可惜在日本还没人归纳,可能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而且更胜任也说不定。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

作为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这样评价他:“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如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温暖。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他产生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叫人惊奇。”

陈舜臣很想写王玄策:“历史当然由胜利者来写,而且多是从正统的立场加以选择。例如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打仗也获胜,却可能因为他身份过低,《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没有立传,而且著述也几乎都失传了。我也有拯救这种人的心情。”后来执弟子礼的小说家田中芳树不负厚望,创作《天竺热风录》为王玄策树碑立传,想来陈舜臣聊可释怀。

青春梦未了,陈舜臣自学波斯文,尝试翻译,当年躲在防空洞里也不释手,2004年终于出版了奥玛?开俨(Omar Khayyam)的《鲁拜集》。郭沫若曾汉译《鲁拜集》,说:“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小说家陈舜臣也写旧体诗。日本人一般是喜爱杜甫,有一种读“私小说”似的情趣,不大接受李白那种夸张的表现,如“白发三千丈”,但陈舜臣自称是李白派。他吟有七律《古稀有感》,最后一句是“麒麟志在昆仑河”,曾撰文向日本人解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麒麟之志更高远,是在那黄河发源地的昆仑山。我也要像孔子一样“绝笔于获麟”。陈寔的儿子们非常贤德,有“难兄难弟”之誉,更难得的是这种贤德遗传到陈舜臣,文为德表,范为士则。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由他确立,踵迹其后的有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冢本青史等。田中芳树称颂陈舜臣是巨大的灯火,写道:“所谓中国题材小说,现在正成了路,这是那些高举灯火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


李长声

于日本高洲





【第一章】

提督与青年



1




七月,偕水师统领丁公汝昌率各船团回防济师(增援军队)。复偕丁公先赴韩境沿海一带,荡舢板,探查陆兵下岸处。中途潮退,舟胶于滩。公及丁公赤足履沙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公笑曰:“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这是《容庵弟子记》中的一段文字。容庵,是袁世凯的号。此书共四卷,是袁世凯的弟子沈祖宪和吴闿生二人撰写的。书中记述了袁世凯事略,但出自门生之手,当然是按袁世凯的口味写的,似可当作他的自吹自擂来读。上面所引的文章能使人想见袁世凯反复向其徒众和家属讲述他年轻时代的情景。

文中的“丁公”,是后来在甲午战争中自刭身亡的水师提督丁汝昌,而单单一个“公”字,指袁世凯。

所记七月,是1882年(清光绪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即壬午年。这年朝鲜发生了“壬午之变”,清政府派兵援助。

清军三千人,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指挥,丁汝昌负责运送。据吴长庆的书简记载,舰队到达仁川海面是七月七日辰时——这里的日期是阴历,若按阳历,则是8月20日辰时,即上午八时前后。事实上,开始登陆是翌日辰时。

足足花费了一整天,是因为仁川易于登陆的地点已停泊了七艘日本舰只,只好避开,另觅地点。清军舰队在三十多公里之外的南阳府海面抛锚。

袁世凯同丁汝昌驾着舢板找寻登陆地点,正赶上退潮,船不能动了,只好赤脚步行一里多路上岸。清代的一里,不过是五百七十六米。走过这段布满乱石、碎贝壳的海滩,袁世凯的脚被擦伤出血了。丁汝昌见了,笑道:“真难为你这位少爷了!”

丁汝昌的语气,仿佛是袁世凯在与他并肩统率军队。其实,那时候两人的身份差别很大。也许后来当上总督、大总统的袁世凯回顾往事时,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身份总有一种错觉吧。

当时丁汝昌是与派遣军司令吴长庆同级的将领,而袁世凯不过是吴长庆的一名幕僚而已。幕僚也称幕客,是个人私设的秘书,并非由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吏。原来袁世凯科举落榜,属于国家公务员考试不合格者。幕僚也有因主人的保荐而得到中央政府任命的,但那必须有相应的理由。袁世凯在朝鲜非常活跃,得到吴长庆的推举,终于“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同知是知府的副手,正五品。所谓花翎,是用孔雀羽毛做的垂在帽子后面的装饰物,特为赏赐给五品以上有功绩的官吏。

这是那年九月的事,可见七月在朝鲜登陆时,袁世凯还是个白丁,不能与从一品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平起平坐。

“你看看我的脚!”坐在沙滩上,丁汝昌把脚伸到袁世凯面前。

“嚄!”袁世凯大吃一惊:提督的脚底板似乎相当硬,竟然没出一点儿血。

“咱俩走的可都是一样的沙石滩啊!”丁汝昌道。

“您的脚底板真够硬的。”

“比草鞋是结实多了。”

“简直像牛皮一样!”

“这是练出来的,哈哈哈……”丁汝昌放声大笑。

“太可怕了!”袁世凯瞟了一眼提督的脚掌,毫无顾忌地说道。

“纨绔子弟!”丁汝昌心里又念叨了一遍。

丁汝昌忽然羡慕起袁世凯来。这个无官衔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是河南项城名门望族的后代;而丁汝昌出身于安徽庐江的贫农家庭,从淮军的一个士卒,经历千难万险才升为将领。恰似由小伙计熬成大公司经理的人,对华贵之家出身的新职员的成长环境,往往会蓦地生出一种妒忌之感。

他把脚放到沙滩上,端详袁世凯的脸。

“您怎么了?”袁世凯问。

“让你看了这么半天的脚底板,怪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您这是说到哪儿去啦……锻炼是件好事嘛!要知道有今天,我也在山野里打赤脚,练一练脚底板了。”

“现在也为时不晚。”

“对……我这就开始练。”

“随你的便。”丁汝昌喃喃说道。

他并不是存心练出脚底板的。生在贫困家庭里,少年时代的丁汝昌从来没穿过鞋。投身军旅也是为了糊口。那年月,当兵的都是吃不上饭的人。

也许比乞丐好些吧!人们常常是抱着这种心情从军的。丁汝昌与众不同的,大概就在于胸怀大志。他有一种志向:不管怎样,当了兵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事业。

在一群与失业者禀性相同的士卒当中,稍稍正经些,显露头角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平平常常地干两下就会引人注目。

丁汝昌是刘铭传的部下,曾讨伐过捻军。刘铭传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将领。

捻军,是在河南、安徽、山东一带造反的起义军,好像与南方的太平天国相呼应似的。所谓“捻”,有拉帮结伙之意,最初产生于农村共同体之中,是行侠仗义的集团,与私贩当时属于专卖的盐有关。若是干非法营生,就变成自卫的武装。发生灾荒时,这种武装集团便揭竿而起。蒙古族出身的将领僧格林沁率骑兵与捻军作战,惨遭大败。

如此强大的起义军,被李鸿章采取分割作战,终于土崩瓦解。朝廷军的骨干是淮军。丁汝昌在讨伐捻军中立了功,从下级军官升为中坚军官,进而跻身于高级将领之列。

“因为那家伙识文断字啊!”昔日的伙伴们半带妒意地说。的确,丁汝昌很好学,不仅在少年时代,从军以后也孜孜不倦地学习。

然而,最幸运的恐怕是他当上清军中为数甚少的水师将领。他的出生地庐江县是水乡泽国,他从小熟悉水,船就好似鞋子。升为高级将领以后,他被调到水师。在陆军中,人才济济,是难以超群出众的,但海军方面竞争者就不多了。

仅仅是幸运吗?

不,我自己努力了!

丁汝昌常常这样自问自答。他以重金雇用通晓外国语的幕僚,翻译有关海军的书籍,努力吸取新知识。关于海军的知识,他被公认为首屈一指。

但出类拔萃也是一种苦恼。对于海军的事情,连一个水平相当的谈论对手也没有。不被人理解是苦恼的。

丁汝昌闭上眼睛,又回想起欧洲之行的种种场面——雾茫茫的伦敦街道、巴黎的凯旋门、柏林的歌剧……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记忆犹新。他是奉李鸿章之命,前往英国购买军舰,并考察法、德两国的海军。

丁汝昌睁开眼睛。

云雾蒙蒙,隐约看见停泊在海上的大清舰队。那里有他搭乘而来的军舰“威远号”,运载兵员的招商局的“镇东号”和“日新号”,还有装运武器弹药的“泰安号”……

“真可谓威风凛凛啊!”袁世凯说。

“差远啦!”丁汝昌应道,仍眺望着船队的暗影。

“噢?如此还……”

“同英国水师相比,我们的舰队简直是玩具!”丁汝昌站起身,环视四周,他要选定登陆地点。

“我做点儿什么呢?”袁世凯问。





“我没打算叫你做什么……只是想让你多知道些海军的情况。”


“多知道些海军的情况?”

“必须让大人物好好了解一下海军。”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你是未来的大人物呀!”

丁汝昌说完笑了,然而,他的侧脸却显得很凄楚。





2




关于使中国和日本都兴师动众的朝鲜“壬午之变”,略说几句。

这个事件被称为“军乱”,的确是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朝鲜李氏王朝已经现出日薄西山的征兆。政界的派系斗争无休无止,官吏压榨农民,腐败到了极点。而派系斗争的幕后,是清廷和日本牵着线。

自明代起,朝鲜奉中国为宗主国,所以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明政府曾派军救援。明、清交替之际,朝鲜从旁观望,权衡双方的力量,先是向清交出人质,誓约服从,及至清兵攻明,要它出兵时,却又拒不从命。对此,清廷当然曾严加责问。

清太宗崇德六年(1641年),清军攻打明朝的锦州时,朝鲜派水军五千,供粮食万石,明确地表明了归附清廷的立场。到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清平定了中原,放还朝鲜人质,并将进贡的数额减掉一半儿,其后也时有减免。

魏源的《圣武记》中有记载:

朝鲜虽为外藩,实同内服。自康熙以后,国有大饥,则以海运漕粮赈之,国中讨贼,则颁万金以犒有功之将。

对于外藩,清政府采取不过于干涉主义,这种放任政策,使外藩实质上享有独立。就朝鲜而言,当初毋宁说朝鲜方面更想靠拢清政府,因为遇到灾荒,能得到紧急救济,连功臣的赏赐也给承担了。

可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露了马脚,其软弱无力已是路人皆知。在朝鲜内部,“投靠清朝绝非上策”的主张日益增强。恰恰从这时候起,日本因明治维新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有了实力,开始向朝鲜扩张。

日本依据1876年的《江华条约》,在釜山和元山设置了特别居留地。在居留地里,日本把持了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享有进口免税的特权。于是,日本商社把大量的外国商品带进朝鲜,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手工业者。同时,日本商社囤积粮食,使米价成倍上涨,剥削平民。此外,日本政府还向朝鲜派出军事教官,企图把朝鲜军队日本化。

日本在朝鲜扶植亲日势力是必然的,亲日派自称“开化党”,多数是不满现状的人。他们把执政集团称作“事大党”,加以反对。而事大党一如既往,大都有依靠中国的思想。

由于日本插手,开化党的势力日见强大,事大党逐渐衰落。到1881年时,形势急转直下。

“壬午之变”就是试图把逆转的局势再逆转回来。发端是朝鲜民众的反日行动。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威、大仓建筑公司职员儿玉朝二郎、东本愿寺和尚莲元宪诚三人,在日本人居留地以外的安边府,被激愤的民众袭击,莲元当场死亡,大渊、儿玉身受重伤。

这时,唯恐天下不乱、虎视眈眈的是大院君李罡应。其父是第十六代仁祖的七世孙,从李氏朝鲜的王族来说,这是较远的一支,但成了第二十一代英祖之孙恩信君的继嗣之后,一下子近了起来。第二十五代哲宗一死,依照宗例,李罡应的次子李命福继承了王位,就是李太王。由于年幼,生父大院君摄政,从1864年至1873年,大权在握,为时十年,史称“大院君执政时代”。

大院君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从行政组织到军制、文教,对旧制大动手术,修改户籍法,向两班(士族)征税。他的执政固然有进步的一面,但对外却采取攘夷、锁国主义,严厉镇压基督教。

大院君颇有才干,但过于独断专行,结果政治上漏洞百出,被政敌钻了空子。

他的政敌是李太王之妃闵氏一族。在大院君看来,作为自己的儿子的妃子,是他亲自选定的,竟然忘恩负义。而闵氏一族认为:太王已经二十多岁了,总有个大院君这样的保护人,实在讨厌。外戚掌握实权,在朝鲜是合情合理的。

闵妃与胞兄闵升镐攻击大院君失政,鼓吹国王亲政。1873年,大院君不得不交出了摄政权。

这时大院君才五十三岁,年富力强,却被迫引退,所以此后九年间他一直是切齿扼腕,痛恨至极。名为国王亲政,实质是闵妃及其背后势力掌握了实权。

这时候,发生了反日骚乱。反日情绪最强烈的是军队。日本向朝鲜派了军事教官,企图使朝鲜军队日本化。旧式军队的官兵是最怕整编的。兵饷拖欠了一年之久,六月份好歹用粮食代替,发了一个月的饷金,但那粮食却是发了霉的。官兵们怒不可遏,拥到军资监殴打经办人员,并越级向武卫都统使控告,但毫无结果。

“壬午之变”被称作“军乱”或“军变”,就是因为暴乱的主力是军队。一年不发兵饷,好容易领到,却是霉米,所以官兵们忍无可忍了。这是自发的暴动,但伺机以动的大院君岂能放过它。

你们吃不上饭,原因在日本!

闵妃一党与日本勾结,必须铲除!

大院君不失时机地煽动。

暴动的目标指向日本公使馆和闵氏家族。

《江华条约》已缔结五年,而日本公使馆是前一年才开设的,被朝鲜军队和汉城贫民一举烧毁。

公使花房义质从长崎向外相井上馨呈上一份报告:

本月二十三日午后五时,暴徒数百人,突然袭击公使馆,矢石弹丸横飞,馆舍被纵火焚烧。竭力防守七小时,政府援军却始终未到。冲开一角,直奔王宫,而城门紧闭。不得已撤至仁川府。休息间,又遭该府兵卒袭击,巡查二人当场死亡,三人负伤,此外尚有死伤。突围后从济物浦登船。二十六日在南洋(南阳之误)而遇英吉利测量船“弗莱因夫西斯号”,备受款待,伤员亦安抵长崎。据闻,二十三日暴徒同时袭击王宫及闵台镐、闵谦镐两家。鉴于仁川之不测,釜山、元山等处亦不可疏忽。护卫舰“磐城号”现在元山,另一舰已派往釜山,担当护卫,并探听京城事态及国王、政府之安危。近藤书记官、水野大尉等二十四人已到长崎,堀本中尉等八人生死不明。

花房义质

七月三十日午后十二时三十分,于长崎

事后查明,这次事件中被杀的日本人有堀本中尉等十三人,其中有尸可认者十二人。

堀本中尉是日本政府派遣的军官,在下都监(日本式军事训练所)负责训练朝鲜军。

“堀本久居下都监,最为韩人所憎……”

正如《东京日日新闻》所报道的,当地人认为下都监是官兵失业的原因,堀本成了众矢之的。那天,他没在公使馆,正在下都监。民众向他投掷石块,他头扎抹额,拔刀迎战。不意被人绕到身后,用棍棒击伤右手,战刀落地。一人拾起战刀,将他砍死。





大院君进入王宫,清除闵党,夺回政权。外面纷纷传说大院君在王宫内把儿媳闵妃毒死了,于是,政府向全国发布了讣告。后来判明闵妃逃到忠清道清州,平安无事,政府又布告全国,取消服丧令。



3




“膺惩之师”,日本曾多次以这种名义动员军队。明治七年(1874年)向台湾出兵,就声称不是要和清廷交战,而是向杀死漂流到台湾的日本人的土著兴师问罪。公开为对外战争进行动员,“壬午之变”的出兵是第一次。

代理陆军相山县有朋向东京及熊本两地的镇台发出动员令,命令他们在福冈编成混合旅,并指令其他镇台待命。海军命令“日进号”“天城号”“金刚号”三舰火速驶赴朝鲜,“磐城号”已盘驻在朝鲜海面。这支舰队的司令官由东海镇守府司令长官仁礼少将担任。陆军由西部监军部长高岛少将指挥,冈本大佐任参谋长,已经回国的花房公使又与高岛少将一道搭乘工部省的“明治号”重返朝鲜。“明治号”到达仁川是8月12日午前十一时,“金刚号”三天前在这里抛了锚。

8月20日袁世凯随丁汝昌勘察登陆地点时,花房公使已经走进汉城的王宫,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强硬要求:派遣特使赴日本,以国书谢罪;严惩罪犯;抚恤被害者家属,弥补损失;赔偿出兵费;为保护公使馆,日本有权驻兵;扩大开港地方的权益;放宽旅行限制。这就是后来签订的《济物浦条约》。

“日本以什么姿态出兵呢?”丁汝昌朝前走,袁世凯跟在后面问道。

“军人不应该管那类政治问题。”丁汝昌答道。

“是的……”

袁世凯嘴上这么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摇了摇头。丁汝昌没有看见他身后的年轻人的动作。

不了解政治状况,就难以采取果断的、临机应变的军事行动。

军人更应当关心政治,袁世凯心里想。

“你不是军人,当然可以议论政治。”丁汝昌缓步踏着沙滩,温和地说道。他对身后的年轻人有了好感。

“不,岂止要议论,希望你大议特议。我们军队是只管打仗……政治上的事,问我这样的军人,实在答不上来。”

“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人也不明白吗?”

“不明白。”

丁汝昌停下脚步,又朝海上的舰队望去。

“迟了一步啊!”袁世凯说道。

他指的是日本动作迅速,而清军落后了一步,但从他的语气中却听不出惋惜之意。

倘若我说出这句话,语气一定会更加悲愤激昂,可这个年轻人几乎是无动于衷。迟钝,还是沉着?莫非是有教养?丁汝昌暗想。

“就因为中堂不在啊!”说完,丁汝昌回过头来。袁世凯正眯缝着眼睛仰望天空。

“中堂在的话,能更快一些吗?”袁世凯问。

“我想,多少会快些的……”

中堂,是对宰相的雅称。自唐以来,把负责国政的人叫作中堂。清代不是宰相制。军机大臣也有多人。清制最高职位为大学士,而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等处,都设有大学士。因此,中堂这一称呼,只用在代表其时代的核心政治家身上。

丁汝昌所说的中堂,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当年四月,因母亲去世,他卸下所有职务。本应离职二十七个月,但国家多事,只准服丧百日。

“壬午之变”恰恰在这期间发生了,临时代行李鸿章职务的是两广总督张树声。

张树声是安徽合肥人,与李鸿章同乡,也是淮军的最高将领。李鸿章虽在守制,但其实是张树声的幕后人,这是谁都清楚的。不过,表面上他不在朝廷,所以决策迟缓,人们自然要认为是李鸿章没主持朝政所致。

对,我非做一个这样的人不可……哪怕只有五分能力,也要人们相信我有十分能力!袁世凯暗暗想。

丁汝昌把李鸿章奉为“信仰”,而这时的袁世凯还没有什么信仰之类的东西,但他深知信仰是强有力的,是奋斗的智慧。对于什么能使自己成功,什么能使自己失败,袁世凯有极其敏锐的嗅觉,简直称得上是天才。这也许是一种本能吧。不论什么事,他都把它同人生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提起袁世凯,人们马上会想起他是李鸿章的四大门生之一,是其军事遗产的继承人。的确如此,但“壬午之变”时,袁世凯还没有跟李鸿章直接结识,作为吴长庆的幕僚,他只不过是李鸿章的间接下属。

“你多大了?”丁汝昌突然改变了话题。

“二十四。”

“在你这个岁数时,我才是淮军的一个小兵,而中堂已经是进士了。人生真是千差万别啊!”

话题又拉回到中堂身上。

“真是了不起的人物!”袁世凯缩了缩脖子,说道。

进士是科举最高级考试的合格者。清代原则上每三年举行一次这种考试,参加者必须具备“举人”资格。当举人也必须过几个考试关。哪个小镇出了一名举人,就会像过年一样热闹。三年一次,万名举人云集北京,接受考试,能考中进士的不过三百来人。应试没有年龄限制,有的人头发白了,还要进考场。李鸿章的前辈曾国藩中进士是二十八岁,林则徐是二十七岁,后来提倡变法的康有为是三十八岁。当然,康有为在考中进士之前,就已经是相当出名的一流学者了。

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应当说是了不起的。

“你不打算考一考吗?”丁汝昌问。

“一点儿也不想。”袁世凯立即答道,随后高兴得笑出声来。他心里认为没这个必要。

“为什么?”

“我从小就讨厌读书,再厌烦不过了!”

“娇生惯养!”

“啊?”

“想读书而不能的人,这个世上多得很哪!”丁汝昌又补充了一句。心中暗想:我也是其中一个。

“这不正像提督说的吗……人生是千差万别的。”袁世凯满不在乎地说。





4




那个时代大都是一个大家族在一起共同生活。在河南省项城县堪称郡望的袁家,在县北的张营修建了碉堡式宅院,附近的人们称之为“袁寨”。

在重视亲缘同乡关系的时代,家族中出了杰出人物,就会给这个家族带来兴旺。

袁家出了“大官”,那就是袁世凯祖父之弟袁甲三。他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了进士。曾国藩是三年后的道光十八年中的进士,所以袁甲三是他的前辈。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比曾国藩晚三期。在清代,同期考中的进士称为“同年”,相互之间如亲戚一样,交往密切。查考进士及第的年份似乎很无聊,其实,明白了这个问题,对许多事情就易于理解了。

进士出身,在军务上威名远扬,这一点,袁甲三与后辈曾国藩、李鸿章相同。袁甲三是漕运总督,但这是名义上的官职,实际上他正指挥军队与捻军作战。





因为出了个总督,项城县张营的袁寨当然是一片兴旺景象。袁甲三出征时,也要从家族中挑几个可靠的青年当幕僚,被选中的有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


中国的大家族中,同一辈分的人,包括堂兄弟,名字里一般都有一个相同的字。比如,袁世凯的上一辈都有个“保”字,他的父亲就叫袁保中。

袁世凯排行第三。叔父袁保庆膝下无儿,这也许是他跟随袁甲三频频出征的缘故吧。子女满堂的袁保中把袁世凯过继给他。

虽然当了养子,起初仍住在同一个袁寨里。袁世凯八岁时,养父袁保庆调任山东道员,于是被带往山东。道员也称道台,正四品。

不久,袁甲三的密友马新贻当了两江总督,他认为同样当道员,还是江苏好一些,于是为袁保庆安排了职位,先是扬州,继而是南京。袁世凯自然也跟随迁移。大概在南京易于谋生,袁保庆调任南京后,袁保中也举家迁来。

袁世凯是个称王称霸的人。养父母觉得他不是亲生儿子,有所容忍,而亲父母因为已经把他过继给了弟弟,尽管住在一起,也不便多加干涉。袁世凯虽然还是个孩子,却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况。

袁世凯受到两边父母的溺爱。他们为他请了私塾教师。然而,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经常逃学。

家庭教师中有一个姓曲的人,擅长拳法、马术和其他武艺。袁世凯对读书写字只是应付而已,却专心致志地跟曲先生学武艺。他十二三岁时就能骑烈马,为此而自鸣得意。

同治十三年(1874年)袁保庆死在南京任上。此时袁世凯十六岁,已经在江南度过五个春秋。这期间,马新贻、曾国藩、何璟、张树声先后就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在任上被暗杀,曾国藩也在任上病死,匆匆接任的何璟因父丧离职,于是江苏巡抚张树声代行两江总督。这是仅仅五年间的事,在袁世凯幼稚的双眼里会留下怎样的印象呢?

养父袁保庆的葬礼,由他的好友刘铭传和吴长庆主持,办得极其隆重,他们对故友的遗属也做了安排,袁世凯又回到项城县。

袁世凯作为高官显宦的公子住在南京时,当过总督的人中,曾国藩是李鸿章的前辈,马新贻、何璟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张树声和李鸿章是同乡。刘铭传和吴长庆都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将领,袁世凯虽然同这些人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已经注定他是属于李鸿章派系,大概明智者早就给他们这样分群归类了。

养父死后,袁世凯在家乡无所事事。堂叔袁保恒看了训斥道:“年纪轻轻,一天到晚游游逛逛,成何体统?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喽,住在乡间,优哉游哉,还是把你这小子送到北京去吧!”

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是直隶候补道,即道员候补。袁保龄不论哪方面,与其说是官吏,毋宁说是学者。教育族中子弟,他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而且,因为赴京应考的书生很多,袁保恒指望竞争意识能激起袁世凯的向学心。

第二年,生父袁保中去世。

这时,最为严厉的袁保恒从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酒泉守将升任吏部右侍郎,调到北京。

那段日子可真难熬啊!每逢想起这一时期的往事,袁世凯总是皱起眉头。袁保恒本来就是冷若冰霜的人,再加上怀有一种族长意识,总是对族中子弟毫无顾忌地施加体罚。

娇生惯养的袁世凯开始受到严格的监督和管束。他并不怕体罚,怕的是读书。每天伏案读书,真不如让叔父打一顿好受些。

袁世凯次年回乡应乡试,名落孙山。乡试合格,才能成为有资格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他失败了,生母和养母两人乘机劝他与于家姑娘结婚。

十八岁的袁世凯偕新婚妻子返回北京。适逢河南一带大旱,袁保恒被派往赈灾,于是袁世凯又随行回乡。

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袁保恒死在河南开封。

这个毫不留情的监督者一死,二十岁的袁世凯顿时觉得如释重负。

后来,袁世凯经常这样说:“我好歹能读书,能写不太难看的字,多亏了叔父……”不过,当时他对袁保恒的死,一定抱有一种解放感。他把手边所有的书都烧掉了。

再也用不着读书了!

袁世凯对朋友们说:“丈夫志四海,安能郁郁于笔砚之间,虚度岁月?”

“丈夫志四海”,是三国时期的诗人曹植的诗句。

袁世凯丝毫不喜欢读书,对诗却有几分兴趣。背诵四书五经,他厌烦得不得了,而喜爱的诗总是主动地背诵。

叔父去世那年,袁世凯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长子克定。

两年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他向督办山东海防的庆军统领吴长庆求情谋事。吴长庆听说袁世凯要来,不禁有些犹豫,说:“那是袁家的不肖子孙啊!”过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似的说:“也好,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袁家的事情,吴长庆听到过种种传闻。袁世凯厌弃读书,行为放荡,是人所共知的。

吴长庆本人也不那么爱学习。他不是进士出身,而是参加淮军以后一步步升上来的。他跟随李鸿章出入沙场,看到读书人在战争中毫无用处,非常厌恶。

挚友的遗孤袁世凯从小喜爱骑马舞剑,吴长庆也略有耳闻。也许这样的人反倒有出息吧。

淮军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李鸿章的私人军队。吴长庆指挥的军队叫“庆军”,刘铭传的军队叫“铭军”,张树声的叫“树军”,都冠以个人名号。由此可见,清末军队已经私有化,代价是养兵费用必须由首领自己掏腰包。

“好!就让袁家劣子当幕僚吧!”吴长庆这么决定了。

果然,袁世凯是个值得重用的人物。吴长庆受命去朝鲜,把他编进随员之中。

“中堂在的话,至少能比现在提前两天或三天!”崇拜李鸿章的丁汝昌又提起他。

“还是看看登陆地点吧!哪里好?”年轻的现实主义者袁世凯把老练的空想主义者丁汝昌叫回到现实中。

“啊,但愿海面风平浪静……”说着,丁汝昌苦笑了。他一下子还无法返回到现实中来。

把日本决定出兵朝鲜的消息最早通知给清政府的,实际是德国公使。当时,德国认为日本的背后有英国支持,所以它让清政府也出兵。

为开赴朝鲜而集结在山东半岛的烟台的大清舰队,因装载煤炭迟延了一天。阴历七月五日起航,遇上风暴,折了回来,又耽搁了一天。

实际上,日本方面在军舰“天城号”将要开出横滨时,发现海员中有疑为伤寒的病患者,于是进行舰内消毒,也拖延了一天。

“事已至此,再谈什么中堂守制、狂风暴雨也无济于事嘛!”袁世凯说道。

“是啊……”

丁汝昌注视着袁世凯的眼睛,袁世凯把眼睛滴溜溜地转动了几下,露出讨人喜欢的神情。





【第二章】

拘捕大院君



1




清政府有关朝鲜“壬午军乱”的记载上,除了吴长庆、丁汝昌两个提督外,经常提到名字的将领还有总兵吴兆有、河南候补道魏纶先、副将张光前和何增珠等。另外还有道员马建忠,在清军未到之前,曾在朝鲜海面坚守,堪称是吴长庆的左膀右臂。至于袁世凯以及他的前辈张謇却从未提及。

奏章及上谕中未曾提过名字,并不能证明就是不重要的人物。袁世凯是吴长庆的幕僚,未被正式任官,还不是清廷之臣,即“天朝官员”,因此,政府文书中不会提到。至于袁世凯的功劳,全包括在吴长庆的业绩之中。其实,这倒不限于袁世凯,所有幕僚无一例外,吴长庆幕下的张謇也是如此。

张謇是江苏省南通人,字季直。长袁世凯六岁,这年整整三十岁。幼时被誉为神童,受到通州知州孙云锦的垂爱。孙调任南京时,作为私人秘书,偕之同去。每月俸银十两,年仅二十一岁,在那个年代可算是很优厚了。南京是中国的副都,张謇在此结识了很多人。南京之行成为他一生中重大的、用金钱换不来的转折点。

十二年后,张謇中了进士,成绩是一甲第一名,出类拔萃。进士的第一名叫“状元”,被誉为天下第一有才华的人。

张謇文才出众,时常应邀诗文唱和,得以广交权贵,二十四岁时当上吴长庆的幕僚。

吴长庆和孙云锦是世交。当时,吴长庆是记名提督,实授总兵。所谓记名,就是有其官名而无其实权,实际授权称为实授。如果提督相当于中将,那么,总兵大概相当于少将。

有一次,吴长庆在孙云锦家,孙夸耀说:“我这里有一个文才出众的年轻人!”说完出示张謇的诗文。

吴长庆出身淮军,人们常误以为是一介武夫,其实,他是个书生,喜欢别人称他为“儒将”,对于诗文颇有鉴赏能力。

“嗯,嗯……”吴长庆看了诗文之后,不由得暗暗叫绝,确实是奇才。

“算是个才子吧?”孙云锦很自豪。

“的确出众……能否割爱,让他到小弟处?”吴长庆直截了当地提出。

吴长庆本身有文学素养,对幕僚们所写的文章很不中意,为子女请的西席也不称心。他希望找一个更好的文牍和西宾。看了这篇诗文,他动心了,认为这个人胜任而有余。

“这可碍难从命啊,先时总督大人也有此意,被我一口回绝了!”孙云锦连连摇头。

当时在南京的两江总督是福建出身的沈葆祯。他是林则徐的女婿。

“总督和我大不相同,你我是父辈以来的世交,而且,沈总督物色此类人才门路甚广,我却没有。我平素深为此事揪心,请看在世交的情分上,让他到我那里供职吧。”吴长庆死乞白赖,非要张謇不可。

“好吧……”孙云锦终于屈服了,他也非常爱惜张謇之才,但觉得与其让他屈就于自己这个小小的整修运河的小吏身边,还不如让他成为有权势的吴长庆的幕僚,这样能有更多的出头机会。于是,孙云锦同意张謇改仕。

“愿你早日飞黄腾达,要好自为之!”临别时,孙云锦向张謇赠言叮嘱。

张謇原名长泰,十六岁时改名育才,字树人,趁新仕吴长庆之机,又改名謇,字季直。

张謇在吴长庆处的第五年,袁世凯也当了吴的幕宾。当然,袁世凯并不是吴长庆请来的,而是凭借父辈的交情挤进来的。

袁世凯来吴长庆处的第三年是壬午年。

据张謇写的年谱记载,袁世凯来到吴长庆的登州任所后,吴命袁世凯跟随张謇就读,但袁世凯厌恶读书。命题作文,则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欲予删改,无从着手”。然而,偶遇吴长庆军务过于繁忙,张謇试以袁世凯协理时,则是“井井有条,似颇干练”。袁世凯厌弃读书,却具有实务才干。

吴长庆奉命出差朝鲜时,与首席幕僚张謇研讨此行应偕何人前往,何人留守。张謇毫不犹豫地推荐:“应带袁世凯前往,他一定能有用场。”

“嗯,有道理,幸亏带来了世凯,今天能派出的也只有他了。”吴长庆在“威远号”里,暗自庆幸。

风狂浪大,铁舰也像树叶一样,在波涛中摇摆不定,人们都为晕船所苦。水师官兵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出乎意料的是,袁世凯却满不在乎地哼着小曲。吴长庆想:这个人的神经真够健全的,或许他根本没有神经!

的确,在官兵苦于晕船之际,能派给任务的,也只有袁世凯一人了。

文墨天才的张謇,筋疲力尽。军务干才的朱铭盘,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已不堪用。

停泊在南阳府海面的大清舰队提督丁汝昌,决定乘舢板亲自调查一下登陆地点,并要求吴长庆指派一人同去。

虽然吴长庆已是实授提督,而丁汝昌这时只不过是记名提督,但他是海军提督,如果只为调查登陆地点,是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的。不过,有同级提督,或者说是比自己稍高一点儿的提督吴长庆在,还是敦请派出一名观察员同行为好,否则,恐怕事后会被责难为“擅自决定”。吴长庆听了丁汝昌的提议,立刻决定:“让袁世凯同去吧!这个年轻人有朝气,很适合。”

“啊,就是那个项城袁家之子?”

丁汝昌也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打听了他的出身和经历。正当全体官兵唉声叹气、疲惫不堪之际,唯独他一人大吃大嚼,活跃于舰船之上,十分显眼。

“出身虽高,却颇有可用之处,请随意驱使。”

“这个年轻人,任你怎样驱使,也不会讨饶的。”

于是,袁世凯同乘丁汝昌的舢板前去。





2




“日本花房公使已在四天前抵达汉城,谈些什么不知道,不过,现在可不容我们再慢慢悠悠,应当从速进军。”马建忠极力主张道。

“壬午军乱”爆发时,正值李鸿章在家守制,北洋大臣张树声代行他的职务。张派道员马建忠和记名提督丁汝昌二人开赴朝鲜,称“东渡观变”。丁汝昌是一介武夫,观察全由马建忠负责。

马建忠是天主教徒,曾留学法国,是中国最早留学欧洲的人,最了解海外情况,尤其深知朝鲜。

这年三月,马建忠为列席朝、美缔结友好条约来朝鲜。这个朝、美友好的幕后,有李鸿章的意图活动着。美国派培利远航到浦贺,于1854年同日本缔结了友好条约,下一步的目标便是朝鲜。1866年,在朝鲜近海曾发生两起美国商船沉船、船员被杀事件,所以美国急于缔结友好条约,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但没能得到满意结果。1871年发生美舰攻击江华岛事件。1878年,美国政府派遣薛斐尔提督,请日本做仲裁人与朝鲜当局接触,也未成功。这些事大大刺激了实权宰相李鸿章。

李鸿章从重要奏章档案库中找出了黄遵宪上奏的《朝鲜策略》,他记得六年前曾同黄遵宪会过一面,并交谈过,也想起了他曾赞许过这个“霸业之才”。那年,黄奉调驻日公使馆参赞,去日本赴任,当年一月又调任旧金山总领事。





黄遵宪是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和日本广为人知。清代二百六十年中,若举五名大诗人,黄遵宪应为其一。他不仅是诗人,还是出色的外交官、爱国者。黄遵宪关于朝鲜问题的论点,是朝鲜之祸在于俄国,因此,中、日应与朝鲜紧密团结,以备俄人之入侵。


黄遵宪以外交官的敏感和诗人的灵感,觉察到物色不冻港的俄国必将以不可抵挡之势南下。

李鸿章反复阅读了《朝鲜策略》。他并不完全同意黄遵宪的意见,心想:黄驻日四年,对日本的估计过于温和。至于朝鲜问题将是国际问题,这点他非常赞成。

朝鲜当局拒绝同美缔约,实属万幸。假如美国由日本仲裁,同朝鲜谈妥,日、美实力在朝鲜得以加强,将置中国于何地?这种假设的答案是明显的。目前清廷对朝鲜的宗主权已经是空具其名,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削弱。既然美国这么倾心于朝鲜,那么,清为宗主国,自当为之斡旋。

于是,李鸿章邀请美国薛斐尔提督来天津。当时,直隶总督的驻地已由保定移到天津。

在天津进行了预备协商之后,接着在朝鲜继续交涉。这次作为清方代表赴朝鲜的,就是擅长法、英两国语言的马建忠。

这里,无暇述及《朝美友好条约》的详情,主要一点是美国想把朝鲜当作独立国家,与之缔约,而清廷则想强调宗主权。结果,条约中“朝鲜乃清之属国”一句,由于美国方面的反对,只好拿掉。但朝鲜国王另致美国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及属国之事,那落款是“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即光绪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美国总统对这个备忘录,未做复文。条约终以清政府妥协而签成。接着,英、德两国也要求以此为蓝本,谈判缔结条约。马建忠就以清政府代表的资格滞留朝鲜,参与这些外交谈判。

因此,没有比马建忠更了解朝鲜局势的了。他看见日本的迅速行动,大为忧虑。

受命东渡观变的马建忠,向同行的丁汝昌说道:“日本一定会出兵,我国也应增派援军。你火速归国,带兵前来!”

马的官位虽低些,但关于此事,他有命令丁汝昌的权限。丁汝昌立即归国,率领吴长庆指挥的四舰六营兵力,开赴朝鲜。

一营有五百人,六个营共三千人。袁世凯、张謇等这时才第一次踏上朝鲜,等待援军的马建忠立刻命他们速去汉城。

的确是时间紧迫,刻不容缓。

丁汝昌归国调兵的日期是六月二十九日(阳历8月12日)。这时,日本军舰“金刚号”已经到达朝鲜。而在前一天,日、清两国舰船还互致礼炮。日本“金刚号”为丁汝昌提督鸣炮十五响,清“威远号”向仁礼景范少将答礼,鸣炮十一响,他们认为海军少将相当于三等水师提督。

丁汝昌乘坐的“威远号”于上午四时离开朝鲜海域。当日上午十一时,载着花房公使的“明治号”到达仁川海面。次日,即阳历8月13日,朝鲜官员赵宁夏和金宏集来到仁川,会见花房公使,试图延缓花房公使进入汉城。

马建忠同花房公使和竹添书记官会见,征询日本的意见。花房公使终于在8月16日从仁川出发前往汉城。马建忠眼睁睁看着日本兵从鼻子底下走过,其担心是显而易见的。

援军到达那天,马建忠接到金宏集的情报:“我国国王本日接见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他的心情更加焦虑。

次日,大院君李昰应急报,花房已将日本方面的要求抛了出来,限三日内作答。

马建忠连连提出:“切切不可耽搁。”

清军在南阳登陆后,吴长庆先命右营出发,性急的马建忠同先头部队一起开进汉城。右营管带是吴孝亭。马建忠来到南阳驻地,通知吴孝亭前来商议军务。

接到大院君的急报,马建忠急得团团转,而吴孝亭却迟迟不露面。马建忠真想吼叫一通,但总算忍住了。过午时分,吴孝亭终于来了。

马建忠来不及寒暄,立刻叫他“日内进军水原,明日到达王京(汉城)”。真想斥责他几句:“行动迟缓!”但为了军务,马建忠不愿多说,必须争分夺秒。

“岂有此理!你也不问问可能不可能,太过分了!”吴孝亭满肚子不高兴。

“怎……怎么回事……”马建忠张口结舌。

担任军职的人,有的军衔高,身份却低。副将吴孝亭和马建忠同是二品职,但在级别上却有很大差别。马建忠是中央派出的,与提督同级,上奏表章时常与吴长庆、丁汝昌两提督并列署名。而吴孝亭是吴长庆的下属,吴长庆一句话就可以撤他的职。马建忠之所以惊讶,并不是因为遭到下级军官的顶撞,而是因为在此分秒必争的时刻,竟有人不顾国家大事,拒绝服从命令。

“你问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不知道军卒遭了多少罪?”吴孝亭语气强硬。

“我知道遇到了风暴!”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这么说?”

吴孝亭大发雷霆,竟摆出动手殴打的架势。他心想:士卒已经筋疲力尽,还要让他们强行军到水原,太无情了。难道你没有人心?

“现在是国家紧急关头!”马建忠不顾对方的愤怒,也翻了脸,声音粗暴。

“你想在这个关头建功立业?”

“住口!”

“哈哈,我说得过分了?……文官岂知武官苦,你们的功劳,总是靠那些可怜的士卒的牺牲!”

“住口!住口!住口!”马建忠指着吴孝亭的鼻尖大声呵斥。

“住口又怎样?”

“给我滚出去?”马建忠把指着对方的手指,转向屋门。

“当然可以,这就走。”吴孝亭站起来,缓缓转过身,朝屋门走去。





3




多少年后成为历史主宰者的大人物,关于他无名时代的行迹,往往有人造出许多传说来。“壬午军乱”时东渡朝鲜的袁世凯,也不例外。

在此国家危急、千钧一发之时,副将吴孝亭竟以“军卒疲惫”为借口,抗命不前。马建忠禁不住怒火中烧,要求提督吴长庆撤换他,是很自然的。

——有一个副将,强调军卒晕船,体力耗尽,拒不接受进军命令,要求缓行一日。提督吴长庆怒不可遏,当场撤掉了他。由谁接任呢?吴长庆回顾左右,袁世凯就在身边。于是他命令道:“你去接替!”从此,袁世凯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传说。

关于“壬午军乱”时清政府的动态,马建忠留下了比较详尽的日记。马建忠,江苏丹徒人,别号适可斋,著有《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述生平言行。全书记言四卷,记行六卷,计十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石印刊行。其中壬午日记,记叙翔实,是贵重的史料。除了时刻之外,还记录了气候、温度。例如:阴历七月二日(阳历8月15日),丁汝昌舰队尚未到达之前,日本仁礼少将前来答礼,恰值正午,寒暑表指向华氏九十六度。又如:当日午后四时半,侦探人员归来,备述所见。可见,马建忠向各地派出了谍报人员,不断搜集着情报。





据马建忠的日记记载,吴孝亭来见,拒绝向水原进发,盛怒而去,时间是阴历七月八日(阳历8月21日)。翌日,上午八时,吴长庆致函马建忠,有云:“右营(管带为吴孝亭)军卒多患病,兹派后营(管带为张仲明)代之。”


仲明,是张光前的字。马建忠遂与张光前部进发。他恨不得一步跨到汉城,命令二百军卒轻装疾进。

从马建忠的日记来看,吴孝亭要求缓行后,接替他的先锋任务的是张光前,而不是袁世凯。然而,决不可因此而低估袁世凯所完成的业绩。在总司令吴长庆的一言一行里,体现着袁世凯的意志。不久,袁世凯便受命指挥一个营的兵力。从南阳到汉城进军途中的情况,没有记录可查,但可以断定他一定发挥了惊人的军事才能。

日本出兵朝鲜,口实是“壬午军乱”中日本军民十余人被杀害。清政府出兵,理由是朝鲜乃清之属国,发生骚乱,应由清政府协助整顿政治,并借此强调了一番若有若无的宗主权问题。

朝鲜常驻清廷的官员称“领选使”。当时的领选使是金允植,“壬午军乱”时他向清政府报告:“罡应(大院君)勾结匪党,图谋不轨,危及社稷,逆迹久著……”

乱政的是国王之父大院君,要整肃政体,必先惩办大院君。

日本这时也已知道唆使反日暴动的人是大院君。中、日双方都把大院君当作罪魁祸首。马建忠心急火燎,因为如果日本方面先行逮捕、惩办元凶大院君,那么,清政府的面子就会丢尽,等于向世界宣告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马建忠赶到汉城的时间是阳历8月23日,正值处暑。这时花房公使已撤至仁川,似乎要表明日方决不妥协。次日,马建忠急赴仁川,傍晚到达,立刻会见花房公使。二人从六时半一直谈到八时。马建忠素来办事认真,同日方会谈时,若是笔谈,一定会留下记录。但这次会谈没有笔录,估计是用英语进行的。

花房公使肯定震怒了,他提出三日为限的要求,未见答复。而且,朝鲜国王命首相洪纯穆同日方会谈,洪纯穆却致函花房公使,声称:“奉命勘察山陵吉地,非三四日不能回京。山陵在朝鲜事关重大,必须先办,同贵国谈判俟归来再议……”

在朝鲜,人们认为墓地的吉凶关系着后代子孙的命运,因此,选择墓地是无比重要的。首相此去,选择国王陵寝之地,固然是为了确认未来的吉凶祸福,但国王还很年轻,精力旺盛,选择墓地不在此一朝一夕,显然,目的是拖延时间。

“既然国王准备同我国求得问题之解决,任命洪纯穆为代表,为何其后又命他前往山陵?难道认为山陵之事比谈判更重要?岂有此理!”花房忍无可忍,两肩不住颤抖。

“花房先生,目前在朝鲜并不存在什么政府。”马建忠说道,“国王没有自主权,怎么能和别国进行交涉?一切都需国王恢复自主权之后才行,目前急于交涉,即使谈妥,究竟能否有效,很难保证。恐怕不久的将来,又会问题百出。我国出兵只是为了惩办乱党,一俟肃清乱党,国王就会恢复自主权。”

次日,花房回访马建忠寓所。郑重其事的会谈昨日已经进行,今天主要是以轻松的日常谈话为主。因为都是外交官,共同的友人也多。另外,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常,此时是清政府驻神户领事,同花房也颇熟悉。花房说:“您与令兄相似极啦!”

清政府提出要恢复朝鲜国王的自主权,意思不外是除掉大院君。采取什么方式,日本无从推测,不过,原则上是赞成的。但日本担心,清廷对朝鲜徒具虚名的宗主权会因此而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临别时花房说了句“善为处理,恭候佳音”。马建忠再次返回汉城,积极策划铲除大院君。

马建忠在天津与直隶总督见面,研究了清政府对于朝鲜问题的根本方针,即“隔离大院君”。

把野心勃勃的大院君留在朝鲜是危险的,应当予以彻底隔离。最好的对策,是把他劫持到中国。

阳历8月26日午后,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三位清政府官员,造访大院君私邸,表示敬意。马建忠让吴长庆少带卫兵,可见他在大事上用心周到。

当时下着小雨。

礼节性造访之后,三人分别返回寓所。不多时,三人又会合于汉城外兵营,因为作为礼节,大院君必然前来回拜。

下午四时,大院君李昰应率家臣数十骑来到。马建忠邀请大院君笔谈,约两小时,用纸二十四张。寓所内有健卒百人和轿夫十六人,待机行事。

马建忠在笔谈中写道:“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

大院君执笔写下两个字:“知之。”

马建忠将笔蘸饱墨汁,一气写出:

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变,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室轻皇帝也,罪当勿赦。徒以于王有父子之亲,姑从宽假,请速登舆至马山浦乘兵轮赴天津,听朝廷措置。

大院君的脸色忽然变得苍白,他狼狈地向四周扫了一眼。这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吴长庆,接着是丁汝昌。马建忠抓过浑身发抖的大院君的手腕,把他拉到外面。

“不坐,不是我自己的轿子我不坐!”大院君在为他准备妥当的轿子前面连连摇头,拼命抵抗。

“好吧!就坐你自己的轿子,准备启程!”马建忠说。





4




“登瀛洲号”,这艘押送大院君的清舰正停泊在马山浦待命。

淅沥小雨渐渐变成滂沱大雨,大院君坐在有罩盖的肩舆里,轿夫和护卫他的水师健卒则是全身湿透。指挥这次“诱擒”作战的丁汝昌骑在马上,虽然穿着西洋雨衣,连头顶一起罩住,依然被淋湿。

轿夫们替换着抬轿,心里发急,但脚下泥泞,行进不快,因是轻装急行,未带粮食。

“到达马山浦,我会让你们撑破肚皮的!”丁汝昌在马上大声鼓励道。若是一般声音,就会被雨声淹没。

是夜,阴雨泥泞,沿途不准停息。军士等冒雨忍饥,行百七十里,次日午抵马山浦。

根据此则记录,可知这是一次艰难的强行军,是在大雨中把大院君转移到“登瀛洲号”的。管驾(舰长)是叶伯鋆。

扣押大院君的地点,是吴长庆麾下黄仕林的营舍。当夜,吴长庆入汉城,命令张光前、何增珠两副将的部队戒严。马建忠留在黄仕林营舍,但彻夜未眠。他的日记中简洁地记着:“是夜,宿于黄营。雨声达旦未止。”

弄走大院君后,便着手肃清乱党工作。

诱擒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大院君的党羽一时并未察觉。大院君的长子于次日下午三时照会清政府方面:“家父尚未归来……”

清政府方面则以毫不知晓来搪塞。

次日马建忠的日记中才出现袁世凯的名字,写道:





十五日(阳历8月28日)晨,庆军会办营务处袁慰亭(袁世凯的字)至,与密谈剿除乱党事。请归告吴军门(吴长庆)。午后,慰亭返,云:“吴军门如约。”慰亭即欲指挥一切。


袁世凯的头衔为“庆军会办营务处”,这并不是正式的官职。

“请让我去整治乱党!”袁世凯道。

“噢?你今年多大岁数?”马建忠问。

“您上来就问岁数,真叫人扫兴!”袁世凯厌烦地说,“二十四岁。”

袁世凯似乎在质问:难道二十四岁有什么不妥当之处吗?

“我只是随便问问。比我小十四岁……你是军人吗?”

袁世凯犹豫了一下,立刻狡黠地眨眨眼睛,说道:“我决心当一名军人。”

“那么好吧,肃清乱党是军人的事,我打算把军人的事安排得妥帖些,请等一等吧。”

“等几天就行了吗?”

“是啊,元凶大院君被扣押,已经押解天津,乱党失去了首领。”

“失去首领,乱党势力已经削弱。”

“恐怕他们还要捧出新首领。为了慎重起见,除掉新头领之后再说吧,请你转告吴军门。”

“您指的是李载冕?”

袁世凯的思路很快,上将军李载冕是大院君的长子,国王的亲兄弟,担任训练大臣之职,掌握兵马大权。

“同你谈话真可谓轻松愉快!”马建忠道。

年轻的袁世凯掌握情况迅速而准确,马建忠同他谈了一会儿就清楚了这一点。

马建忠终于想起来,自从大院君发动政变以来,他一直在朝鲜等待援军。那天,好容易盼来吴长庆的“威远号”,他第一个跑上去慰劳。

“好厉害的风暴,各位辛苦了!”

当时,吴长庆因晕船脸色苍白,说道:“这次风暴的确够厉害,全都叫苦不迭。不,只有一个没叫苦,再有十天这样的风暴,他也不会告饶的。真是个怪物!哈哈,就是项城袁家那个不肖子……对啦,他叫袁世凯……”

不晕船的特殊本领,一下子令袁世凯的名声哄扬出去。到达朝鲜之后,吴长庆毫不犹豫地提拔重用了他。吴长庆想:这个年轻人,似乎能够在必要时完全变成一个没有神经的人,这不正是军事才能吗?

试用了几次后,吴长庆感到这个年轻人就像一把锋利的剃刀,因为过于锋利,甚至害怕它会把不需要剃掉的东西也给剃掉。

从南阳向汉城进军途中,吴长庆看到路旁有些不值钱的东西,堆积如山,问幕僚那是什么。

“军卒掠夺民家,已将值钱物品装入私囊,破烂东西弃置于此。”幕僚之一的袁世凯答道。

“什么?掠夺?”吴长庆喊道,“必须严肃军纪,不能宽容掠夺者!”

“除了掠夺民家,还有奸污妇女的暴行……”袁世凯淡然说道。

“不像话,必须严惩!”

带到朝鲜来的六营三千士兵,是吴长庆的军队,称为“庆军”,也就是他的私人军队。

“因为人数太多,所以……”

袁世凯连连摇头,吴长庆不等他说完,又道:“在这种时候必须杀一儆百,若是严惩五人,军纪就会有所好转!”

吴长庆打算向这个颇有前途的青年传授军事知识。

“五个人?难道七个人会显得太多吗?”袁世凯问道。

“七个人?怎么,你已经把他们抓起来了?好吧,七个人就七个人!”

“我抓了七个特别严重的,请跟我来……”袁世凯在前面带路。

吴长庆跟在袁世凯身后,心想:一定是抓了七个劣迹斑斑的军卒,捆绑着监禁在那里。他暗自佩服袁世凯的果断。

“就在这屋里。”袁世凯顺手推开门。

“啊,原来在这屋里……”吴长庆以为他的七名兵卒被反剪双手关押在这所房子里,然而,房门打开,只见地面上铺着一张席子,上面扔着七个首级。

“嗯,嗯……”鼎鼎大名的吴长庆也哑口无言了。





【第三章】

变乱之后



1




逮捕了罪魁祸首,乱党势力并不一定就削弱,因为可能出现新的首领。囚禁大院君之后,还必须除掉他的长子李载冕。

对此,马建忠与袁世凯进行了密商。

当日,即阳历8月28日下午五时,以吴长庆名义致函李载冕:“有事相商,有劳尊驾来南别宫一叙。”

然而,李载冕并未露面,只遣使者李永肃带来一封信,理由是“家母有病,不能前往”。

“请回去转告上将军:来南别宫对他有好处……可以协商尊父大人(大院君)的释放、归国问题。为了尊父大人,也希望他前来……好吧,我写一张便笺,请交给上将军。”

马建忠写了一封便函,交与李永肃。

晚上,金允植来了。他是朝鲜驻清廷领选使,搭乘丁汝昌的舰船回国的。金允植不会说中国话,但能自如地书写汉文,在船中常同袁世凯笔谈。

金问袁:“何故头发半白?”

二十四岁的袁世凯少年白头,头发已经是黑白参半。

袁世凯答道:“弟少孤,有志四方,游历天下,偶得失血之症,以致早白。”

船上寂寞,常做无聊笔谈,而此刻,马建忠在纸上写下一项重大事件:“速入朝,请国王手书。”

当时,袁世凯也在场,但他的文字远不及马建忠,所以不愿执笔。马、袁两人所要求的是,讨伐大院君一伙乱党,需要有一个依据,那就是朝鲜国王吁请的“手书”。有它在手,当然对战事有利。

“请派朝鲜将领申正熙,对我军予以援助。”马建忠又写出一项要求。

每逢马建忠写完一段搁笔时,金允植就发出一声叹息。马建忠,三十七岁;金允植,四十七岁,字洵卿,出身于忠清北道的名门。前一年升任驻中国领选使前,是顺天府使。后来,当了亲日政权的外相,积极协助日本吞并朝鲜,成为日本的“子爵”。但此时,他还是亲清派人物。

“完了。”马建忠把笔搁到笔架上,告诉他笔谈已经结束。简单的中国话,金允植还能理解。他耸起双肩,仿佛要浩叹一声。

“看见他那么叹息,心里真不是滋味。”马建忠在金允植回去之后,叹了一口气。

“金允植的叹息也传染吗?”袁世凯微笑道。

金允植走了大约半小时,马建忠等的寓所外面,人声鼎沸。

“国王的手书不会这么快的。”袁世凯说道。

“大概是上将军。”马建忠道。

果然是上将军李载冕来访。

“上钩啦?”袁世凯狡黠地眨着眼睛。

“不,他一切都知道了。”

马建忠站起身,大院君的长子李载冕似乎完全明白清政府呼唤他的目的。

“已经十一点钟了,请屈尊一夜,明早再谈。”

马建忠说完,李载冕表情冷淡,只是点点头。

李载冕临时下榻处,有一小队清兵持刀警戒。将他隔离,是为了防止镇压期间大院君的余党推举他为首领。

深夜(马建忠的日记里记为凌晨二时),金允植小心提着朝鲜服的袖子来到南别宫,袖子里藏着国王手书。他拿起笔来,不及落笔,就叹息了一声。

“吁请讨伐。”

国王给了手书,但拒绝由申正熙率领朝鲜兵增援。他不希望同胞厮杀。

朝鲜兵是否陪同作战,无关紧要,清兵早已做好战斗准备。张光前奉命率领后营官兵,出小东门,与吴兆有指挥的右营和何乘鳌指挥的正营会合,共同向枉寻里进发。

乱党的据点在枉寻里和利泰里(也叫利泰院)。利泰里战斗由总帅吴长庆亲自督阵,在次日即8月29日打响。

“壬午之变”之所以称为“军乱”,是因为士兵是这次暴动的主体。枉寻里和利泰里两地是士兵的居住地,而且,他们不是住在兵营里,而是与家属同住,混杂在居民中间。

“不许用火炮!”吴长庆命令道。

金允植藏在袖子里的不仅有国王的手书,还有一张安民告示:

不要抵抗讨伐军,绑缚乱党送官者赏,抵抗者杀无赦。

这张安民告示是否张贴了,不得而知。





2




金允植后来协助日本吞并朝鲜有功,被授予爵位,但据说又因为参与“三一”事件,被撤销了。这件事,反倒为他提高了声誉。金允植著有《阴晴史》,详细记述了“壬午军乱”。

金允植在南别宫会见袁世凯时,曾反复探询:“你们怎么辨别乱党军队和普通居民?”

对于金允植所担心的事情,袁世凯似乎毫不关心。

“不用过分担心嘛!”他很不耐烦地答道。

利泰里方面并无太大的战斗,枉寻里方面也只是小有巷战。虽然听不到炮声,枪声却未停息过。枉寻里位于小东门外三百米处,两面靠山,中间一条街,民房栉比,这里的乱党军队有半数逃往山中,余下的进行抵抗。

张光前的后营军俘获“乱党”一百三十余人,随后来到的何乘鳌的正营军俘获二十余人。利泰里地区的乱党士兵听说清军逼近,便一哄而散,仅有二十余人被俘。值得怀疑的是,所俘获的人是否都是乱党。有人带着武器侵入自己的住宅区,难道就没有男子汉挺身而出,为保护家人而战斗吗?俘虏当中肯定有些人不是乱党。

“被俘者应该交朝鲜当局去审问。”吴长庆的幕僚张謇提议道。

“那好,让我们审问,语言也不通,交给他们处理好了。”吴长庆表示同意。

审问以朝鲜当局为主,结果,只有十人作为罪犯被处刑,余者全数释放。至此,“壬午军乱”解决了。

扣押大院君的事情,清政府做得很成功。既明确了责任之所在,又显示了宗主权。不过,出兵枉寻里和利泰里是否有必要,值得探讨。即使作为一种威吓,也似乎有些过火。军官渴望打仗,打仗是晋升的好机会,所以,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身为天主教徒的外交官马建忠并不反对威吓的作战方式。清廷派到朝鲜的将领,除了吴长庆的几个幕僚,绝大多数是军官。就是幕僚中,也有像袁世凯那样明显地带有军人素质的人。

晋升之机!抱着最强烈的意愿,处心积虑地钻营的就是袁世凯。

“那个黄口小儿太锋芒外露了!”黄仕林带着明显不愉快的神情说道。在吴长庆军中,黄仕林是职业军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任记名提督,两年后吴长庆殁世,他继承庆军。中日战争时为旅顺守将,扮演重要角色。

在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看来,袁世凯的阿谀作风过分刺眼。即使不是什么急事,袁世凯也骑着马四处奔走。

“这家伙总想出风头。”





黄仕林看了一眼骑在马上的袁世凯,撇撇嘴说。有时,甚至吐口唾沫,呸他一下。也许正像他说的那样,袁世凯为了出风头,到处钻营。不过,对于总司令官来说,这却是个非常得力的人。吴长庆近来已感到身体不适,动辄疲劳,自然就喜欢用勤快的部下。如此一来,当然会委以重任。


袁世凯的举动,朝鲜当局也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这时还是个无官职的幕僚,最易接近。

曾传说被杀害的闵妃,此时还活着,隐藏在忠州同族的府第中。朝鲜国王李熙取消了为闵妃服丧的讣告,亲赴忠州迎接。在注重儒教教条的朝鲜,这是一个特殊的举动。可见,朝鲜国王多么爱恋闵妃,并信赖她。吴长庆派清兵百名,沿途护卫。

王妃返宫之际,清军将领中第一个跑去“祝贺”的,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袁世凯的名字深深地印在朝鲜王室的头脑里,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袁世凯的祝贺,朝鲜国王比王妃更高兴。王妃返宫为阴历八月一日,阳历为9月12日。大约半个月后,朝鲜国王特意单独召见袁世凯。召见时,朝鲜方面由要人鱼允中作陪。谈话内容,袁世凯本人从未言及,朝鲜方面的史料《从政年表》也只是记载了单独召见一事,未曾涉及内容。很可能是答谢他对王妃返宫的祝贺。

对于并非清政府正式官员的袁世凯,朝鲜国王竟如此厚遇,大概表示了朝鲜当局的一种希望:“我方所欢迎的正是袁世凯这样的人物。”

由于“壬午军乱”,清政府当局对朝鲜问题更加重视了,此外还有与日本的关系。今后有必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驻兵朝鲜。同时,还必须设置一个代表团,组成人员最好是善于同朝鲜宫廷周旋的人,于是,袁世凯得到破格录用。可以说,这是朝鲜方面转弯抹角向清廷提出的人选。

当时的朝鲜国要人们,对于清廷设置代表团的人选,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马建忠的日记中写道:

金允植来馆笔谈,为人颇迂钝。每谈一事,不能即了……

金允植是朝鲜第一线的外交官,也是学者,写有《阴晴史》等多种著作,决非迂钝之流。不“钝”,但可能有些“迂”。他总是避免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尽可能采取迂回手法,因此,每谈一事,难以得出结论。马建忠对此颇为焦心。

朝鲜宫廷迂回的希望,终于实现了。此次事变后,袁世凯奉命留驻朝鲜。





3




袁世凯既然受到如此重视,吴长庆也不能只把他作为“无官”的幕僚了,于是奏请授予他官职。李鸿章回乡守制,不在直隶总督之位,但作为北洋大臣,仍参与论功行赏之类“公务”。吴长庆上报袁世凯的功绩:“治军严肃,剿抚应机……”

治军严肃,指的是他斩了七名违犯军纪者,这成了他出头的因由。

袁世凯受命“以同知用”,即按同知的待遇获得正式任用。同知相当于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吴长庆的部将黄仕林和吴兆有等是记名提督的总兵,即本职为总兵,允许称提督。提督为从一品,总兵为正二品。

从品级上看,袁世凯同这些将官有很大差距,但实际上,清朝官制中武官品级偏高,有名无实。军人舍生忘死地奔波于战场,所以有意识加高了他们的品级,但俸禄是同品级文官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一些。例如:以正规年俸而言,正二品文官银一百五十五两,同品武官六十七两。袁世凯按正五品文官待遇,年俸为八十两,比正二品的总兵还多。

清代的俸禄,正规年俸不如另外支给的“养廉银”(支给官吏的一种饷银,以养廉洁之心,勿为生活而勒索受贿)多。同是正二品,文官总督的养廉银为两万两,而武官总兵只有一千五百两,不到一成。

从俸银制度来看,中国的“文尊武卑”是严重的。留驻朝鲜的袁世凯,不拘什么事,全然不把先辈部将放在眼里,就是因为他的文官品级赋予了他这种权限。譬如:与吴长庆携手负责朝鲜问题的马建忠,虽是正四品道员,却可以命令正二品的将军东奔西走,不足为奇。

由此可见,袁世凯的“以同知用”的确是破格提拔。三年一度,拼命参加科举考试,即使“进士及第”,一般也不过是个正七品的知县而已。一辈子都无希望考取进士的袁世凯,能得到同知的地位,绝非易事。当然,免不了要受吴长庆军中同僚和先辈们的嫉妒。这种嫉妒的流露,就是讽刺诗。庆军驻防的汉城东门外关帝庙墙上,不知是谁写了一首打油诗:

本是中州假秀才,

中书借得无须猜。

今朝大展经纶手,

杀得人头七个来。

张謇曾把这首打油诗抄录在笔记中。张謇之子张孝若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发现了这首打油诗,留传给我们。据说,诗作者是军旅中的周某。袁世凯的老师张謇抄录这首诗时,一定是忍俊不禁吧。

被袁世凯斩首的七个人,全是黄仕林麾下的兵卒,因此,庆军内部最憎恨袁世凯的就是黄仕林。

一天晚上,黄仕林派人驰奔吴长庆的大本营,报称:“大批日本人身着白衣,渡河而来,欲攻我方阵地,希火速增援。”

吴长庆叫来袁世凯,命他“火速率兵二百,急驰救援”。

当时袁世凯正发着高烧。他不是像其他将领那样住在寓所里,而是住帐篷。这大概是他的拿手好戏,惺惺作态,借以取宠。谁知恰值阴雨连绵,被褥濡湿,他患了感冒。但他毫不退缩,直奔关帝庙,对吴长庆说:“日本与朝鲜已缔结了《济物浦条约》和修好条规续约,目前,日本没有任何理由挑起战端。假如日军真的攻击我方,那么,派二百名士兵也无济于事,还是我去侦察一下吧。”

日本与朝鲜之间缔结《济物浦条约》,马建忠曾极力从中撺掇,因为清政府一心要抑制日本对朝鲜的割地要求。结果,条约缔结了,却不得不承认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的驻兵权。

这意味着今后在朝鲜这个舞台上,中、日之间将演出一场霸权争夺战。但刚刚以外交途径解决了问题,日本就突然向清军发动攻势,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我也觉得奇怪,是应当先侦察一下!”吴长庆说道。

“那么我就去了!”

袁世凯迈步走出庆军本营时,险些跌倒,因为他还发着高烧。他一走,幕僚中就有人大声说:“这家伙真讨厌,又演起戏来了。他根本没病,全是装的,咱们老帅本不该上他的当,可是……”

袁世凯仅率四骑,驰向十几公里以外的现场,到达时,东方刚刚发白。那里什么也没有。

“日本人路过这里了吗?”

他们敲开散住在那一带的民家询问,但都只是摇头。

“真的没人路过吗?”

“不,有人路过。”

“谁?”

“河对面朴家送殡的。”

“大约有多少人?”

“朴家是大富户,送殡的人多极啦,没挨个儿数,总有一千人吧!”

“噢?一千人!他们过河了吗?”

“不过河没法儿到墓地呀!”





当时朝鲜有厚葬的习惯,深夜里超过千人的送殡行列并非稀罕事。而黄仕林竟误认为是日本军渡河作战。


这段故事记载于袁世凯门生所写的《容庵弟子记》中,有意夸张了黄仕林的狼狈相。用这种对话方式描述事情的原委,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同黄仕林对立关系之一斑。





4




“壬午军乱”以后,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可分为两大派。

一派是曾经当过驻日公使馆参赞,后来转为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的诗人、外交官黄遵宪的“联日政策”。他认为,在列强之中有可能对朝鲜大肆入侵的只有沙皇俄国,为了抑制沙俄南下寻求不冻港,清政府应当联合日本。

另一派是吴长庆的幕僚长张謇主张的积极政策。他认为,忽视日本是错误的,日本同沙皇俄国一样,有侵略朝鲜的可能性,所以不要依靠日本。清政府自身应当尽一切力量,采取保护朝鲜的政策。

然而,除了政策论点之外,还有政治力学从中左右。

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立于国政之巅,但他觉得地位并不牢固,时刻提防着出现打倒自己的势力。他以淮军的武力为政治背景,被公认为淮军总帅,但他却最防备淮军系统中的实力人物,如代行其职务的张树声、开赴朝鲜的吴长庆等。

张謇对朝鲜的积极策略,一般称为“朝鲜善后六策”。他对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抱有希望,认为他会把“朝鲜善后六策”上奏朝廷。当时朝廷的最高权力者是西太后。

然而,当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报到天津时,正值李鸿章的百日守制结束,北洋大臣的大权又回到他手中。“政治、外交是现实,这种进言不过是无视现实的书生饶舌而已。”于是,李鸿章把它扣压了。对于下级的献策,是否上奏西太后,他有权裁夺。然而,不知何时,出现了“李鸿章扣压有关朝鲜的极佳献策”的流言,并且,“朝鲜善后六策”的具体内容也传开了。

本已扣压的奏章,为什么能流传?

“去调查一下那个书生的呓语是从哪里泄露的,谁泄露的!”李鸿章命令左右。为维护手中的权力,他惯于使用谍报人员。果然,伸向四处的情报网很快就查到了出处。

代行北洋大臣职务的张树声有个儿子,名叫张华奎,他出于青年人的忧国心和好奇心,把从朝鲜呈报给父亲的表章抄录下来。这是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三人联名呈报的。张謇是吴长庆的幕僚,他的“朝鲜善后六策”,自然要以吴长庆的名义呈报。呈文报来不久,张树声便交卸了代理北洋大臣的职务,所有奏章都移交给李鸿章。在此之前,张华奎已经抄录了“六策”。

这样重要的表章,当然要按绝密件处理,一旦外泄,关系重大。可是,张华奎悄悄地把它给几个抱有同感的青年看了。这些青年都是朝廷高官的子弟,关心国事,同当局要人也很亲密。他们不知道表章被扣压,以为像“六策”这样出色的策论,当然会被朝廷所采纳。

“那篇‘朝鲜善后六策’,朝廷怎么研究的?有什么结论?”某个青年向军机处的军机章京询问此事,军机章京相当于军机大臣的秘书,由于工作关系,知道许多朝廷最高机密。

“什么?‘朝鲜善后六策’?从未见过,连听也没听过,当然军机处也没讨论过。到底是个什么策论?”军机章京反问起询问者来。

青年这才发觉它被扣压了,心里愤愤不平,暗暗骂了一句。但是,他得知“朝鲜善后六策”的途径并不是合法的,所以不敢声张。一旦声张出去,盗抄朝廷机密文书的张华奎必将遭杀身之祸。他只能悄悄地告诉靠得住的密友,而被告知的人不可能存在心里默不作声,又向信得过的好友偷偷耳语。

就这样传来传去,李鸿章把“名论”扣压不报的事几乎半公开了。后来,有个硬骨头索性向西太后写了密奏:“有关外交事,李鸿章不可信任。朝鲜诸事,请皇上亲自裁夺。”

这封密奏也被李鸿章截下。

“原来是想把我整下台……”李鸿章这样认为,于是把张树声和吴长庆两人当作政敌,耿耿于怀。

马建忠是李鸿章阵营里的人,他与黄遵宪交往密切,受其影响,也倾向于“联日政策”。

书生之论!这是李鸿章下的简单结论。他也知道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是比较理想的。正因为采取了积极出兵的策略,才使日本收回了割让领土和矿山权的要求。可能的话,他倒也想采纳积极政策,但是,这必须用武力做后盾。

李鸿章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最了解清军的现状。他可说是现今这支清军的创始者,比谁都清楚这支军队不具备国际的作战水平。

太平天国兴起之前,清军的腐败已达到顶点,让装备不全的太平军追得团团转,是一支只知道败退的军队。社会对清军的评价是:兵即流氓。这样的军队,在团练的基础上得以复苏,成为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经过手术,确把最恶化的患处割掉了,然而,体质依然没有改变,仍在腐败。这一点,堪称清军之父的李鸿章知道得最清楚。

“壬午军乱”后两年,中法战争打响,虽然清军在战事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李鸿章仍然做了很大让步,令人不解。其实,李鸿章对清军的不信任,是解开此谜的钥匙,而且,他还害怕损失了自己的直系部队,会削弱自己对政治的发言权。

从此,朝廷中一出现主战论,李鸿章就会疑心:是不是想让我的军队遭受损失,把我赶下台?

“壬午军乱”趋于平静,闵妃回到汉城的消息传到北京,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奏了《东征策》。

张佩纶时年三十四岁,直隶出身,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他与邓承修等人被称为“清流”,为官清正、刚烈,素以弹劾有过失的高官不留情面而闻名。由于他的弹劾,尚书万青黎、董恂,侍郎贺寿慈等人下了台。后娶李鸿章之女为妻。因坚持主战被免职,中法战争中被派往第一线,丢了福建水师,被判充军。在与义和团讲和时辅佐岳父李鸿章,后又因李的软弱外交与其发生冲突,终被免职,一生坎坷。他的主张始终如一,即“加强戒备新疆、东三省和台湾,以防日本和沙俄侵入”。

“壬午军乱”后,他的《东征策》主张向日本派出远征军,膺惩日本夺去中国藩属琉球和至今仍向朝鲜伸手之罪。

上奏的日期是阴历八月十六日。当然,并不是要求立刻派出远征军,而是确立远征的根本方针,训练水师,建造军舰。

不仅上奏,张佩纶还以私函向李鸿章提出相同的主张:“欲存朝鲜,当从折服日本始。欲折服日本,当从改订仁川五十万之约始。”

他严厉谴责日本从朝鲜掠夺五十万两赔款,认为清为朝鲜之宗主国,不该默然不理。

信的开头说:“朝鲜之事,昨日论而未尽,今请再度借箸,不可知否?”

“借箸”的典故,出自《史记》,张良为刘邦献策的时候,借用筷子比画示意,后以“借箸”指替人谋划。总之,张佩纶似乎终日向李鸿章鼓吹强硬政策。





“‘清流’一伙人真是难以对付,张謇,还有张佩纶……这些人的意见如果真行得通,当宰相倒是个自在事……”


李鸿章把信推到桌子边上,拉过墨盒,在张佩纶的《东征策》上批道:“海军未备,渡海远征非计。”

正好十个字,没有更多的解释。

李鸿章轻轻摇了摇头。

这样批示,并不是愉快的,于是他想找一件令人愉快的呈文看看。从裁决、复奏的函件中抽出一封来自朝鲜的呈文,事由是“为请奖叙朝鲜之役有功人员事”。

表彰、提升有功人员,的确是件有趣的事。

“噢,袁世凯?听吴长庆说过,袁甲三的侄孙在他的麾下当幕僚……肯定是他了……怎么?治军严肃……嗯,名门之子,索性重用一下……”李鸿章一边阅读公文,一边喃喃自语。

他又看了看附件。上面写着袁世凯是咸丰九年(1859年)生。

“真年轻……”

李鸿章到了羡慕年轻人的时候了,他次年满六十岁。





5




张佩纶上奏《东征策》之日,朝鲜国王李熙向北京寄来咨文。职掌藩属诸国事务的是礼部,所以朝鲜同清廷来往公文,必须采取请礼部“转奏”的形式,这就是咨文。

八月十六日朝鲜国王的咨文有两件。

一件是对平定乱党的致谢,一件是恳请放归生父大院君。

对于后者,清政府方面的回答是“着毋庸议”。

因为大院君罪过深重,释放归国的问题不值得研究,但鉴于朝鲜国王思念之情,允其每年派人前来慰问。

另外,关于“壬午军乱”,中国方面的记载中多记为“东学党事件”。当然,掀起暴乱的士兵当中也许有些人与东学党有关系。但那次暴动并不是东学党发动的。“乱党”即东学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所谓东学党,一言以蔽之,就是宗教性的攘夷党。

19世纪后半期,朝鲜停止锁国,较晚地开始同别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天主教也在朝鲜传播开来。不久,朝鲜人怀疑天主教是否担负着西欧侵略别国的先锋角色。而且,展现在朝鲜人面前的现实是,不可动摇的宗主国在鸦片战争中屈服于英国,又接连不断地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

为什么大清帝国败给了西欧国家?

果真光依靠武力就能决定胜负吗?不,绝不是。——这就是庆州的没落士族崔济愚的看法。他的结论是:西欧的强大,在于有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做背景。那么,要使朝鲜走上富强之路,需要使宗教有这种力量,需要出现一个新的宗教。从前的儒教、佛教、道教等,都没有这种力量。

西学,是西欧强大的源泉,它是以基督教为中心信仰的,必须用东学与之相对抗。想到此,崔济愚在儒、佛、道三教之外,参照天主教的教义,在朝鲜传统的黄教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新宗教。

东学应运而生了。

“只要喝了护符的烧灰,即可得到富贵长寿。”它含有现世的迷信,又有反对门阀、主从关系和嫡庶差别等进步的一面。东学以社会贫困所造成的不安为背景,广泛地流行开来,尤其在下层社会里传播较快。崔济愚终因“以邪教惑民”被处死。然而,迫害常会使宗教强大。崔济愚死于“壬午军乱”前二十年的1864年。第二世教主崔时亨进一步把东学的教义系统化。东学在镇压之下缓慢而稳步地发展。

东学发展在社会的底层,所以掀起“壬午军乱”的士卒当中有很多东学信徒,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不能认为东学作为一个组织领导了这次暴乱。东学作为一个组织发挥力量,还需要十年以上的岁月。

“壬午军乱”以后,依据条约,日本在一年之内可以派兵驻扎朝鲜。清政府留庆军原地驻守。朝鲜允许两国驻军,此后的情况是不难想象的。朝鲜国内亲清派和亲日派的派系之争激烈化,也是很自然的。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安,正好给东学以可乘之机。

中、日以朝鲜为舞台争夺霸权,而朝鲜也想乘机摆布两国。例如,朝鲜企图在清政府的驻外机关内部造成混乱。

清政府的驻外机关即庆军,如果团结一致的话,肯定会加强对朝鲜的压力。如果庆军内部经常发生龃龉,那么,朝鲜就可以减轻身上的重压。

朝鲜的要人们,如前所述,迂而不愚。历史教给了他们作为弱小者的生存之道。

朝鲜当局为什么重视乳臭未干的二十四岁的袁世凯?当然,袁世凯确实有才干,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例如,朝鲜国王想委托袁世凯训练朝鲜军,因为朝鲜当局早就看出,被提拔为同知的袁世凯在庆军内部受到众人的嫉妒。朝鲜越重用袁世凯,这种嫉妒就会越激烈,庆军的步调必将日趋紊乱,而朝鲜则能够从中得到好处。

在这种意义上,应该说袁世凯是个幸运儿,才二十四岁就得到如此优遇,难怪他要误认为都是靠自己的才干了。于是,飘飘然,目空一切,对于他的业师张謇,昔时称“老师”,及至当了同知,称呼也改变了。在书信之中,原先称张謇为“夫子大人”,现在则改称“仁兄”。

袁世凯在“壬午军乱”后驻留朝鲜十二年。后来他玩弄权术的诸多手段,都是在这一时期学会的。





【第四章】

风云突变



1




在朝鲜发生“壬午军乱”那年,法国占领了越南的河内。

法国最初向越南大规模出兵是1858年,借口保护天主教徒,与西班牙共同出兵。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由“亚罗号事件”引起的。法、英两国联合出兵,进攻被太平天国军弄得疲惫不堪的清政府。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以后,烧毁了圆明园,大肆掠夺,时为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后,实现了停战,法国便把兵力指向越南南部——“南圻”。1862年法国强制越南签订《西贡条约》,要求割让包括西贡在内的三省一岛。

法国对中国的云南虎视眈眈。它不甘落后于列强瓜分中国的竞赛,正积极准备,打算从地下资源丰富的云南开始,逐步向四川、广西伸出侵略的魔爪。法国预定以湄公河为入侵路线,但调查结果,发现湄公河上游不能行船,于是改向越南北部,要从红河,即元江,渗入云南。

越南与朝鲜一样,都是清的“属国”。1802年,阮福映历经三十年平定了内乱,建立新王朝。第二年,清政府派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册封他为“越南国王”。在内政方面,同朝鲜一样,清政府只管册封,保持宗主国的名义,而不加干预。不仅对于朝鲜,对于琉球也是如此。实际上琉球已在岛津藩的统治之下,但表面上又接受了清政府的册封,因为不如此,无法进行贸易。清的册封使来到琉球时,岛津的官员们便躲藏起来,清使肯定知道这种情况,但装作不知。

长期以来一直是相安无事,不料19世纪末,朝鲜与越南几乎同时发生了纠纷。朝鲜有日本插手,越南有法国涉足其间。

日本也好,法国也好,都想把朝鲜、越南当作自主的“独立国”,直接进行外交。而清政府却千方百计要保住“宗主国”的招牌。

法国占领河内,本意就是要取消清政府在越南的宗主权。“壬午军乱”的前一年,清政府驻法公使曾纪泽(兼驻英公使)照会法国外交部,提出:“越南久属中国,法国无视宗主国,与越南所订之条约不能予以承认。”

关于越南问题,曾纪泽向本国政府提出七项建议,如:要求越南向北京派出高级官员,让越南官员作为中国驻法公使馆的随员驻在法国等。但均遭李鸿章反对,未能实现。

对于前一条建议,李鸿章以“按制陪臣不得住在京师”为由驳回。

大院君就是因为同样的理由,不能住在北京。大院君是朝鲜国王的生父,也是自己儿子的臣下。在清政府看来,就是“陪臣”。他作为“壬午军乱”的发动者,被宗主国清廷所囚禁,监押在保定,按制是不能住在北京的。

李鸿章认为历来的制度不应更改,而长期生活在外国的曾纪泽则认为时代变了,应该更改的制度必须立即更改。

李鸿章抓住旧制度不放,却又是个妥协的天才。关于法国和越南签订的条约,按曾纪泽的主张,绝对不能予以承认,但是,李鸿章竟默认了,而且提出保持宗主国体面的方法可另行考虑。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现在,人们并不觉得公使是怎样的大人物,但在当时,只有诸强国才能互换大使,像中国那样的弱国,甚至同外国交换公使也是勉勉强强的。曾纪泽是一个没有大使的外交衔的公使,称为“出使钦差大臣”。

曾纪泽的强权论和李鸿章的软弱投降路线,在外交上形成对立局面。但是,掌管国政的毕竟是李鸿章,曾纪泽的强权论终究要被否决。

在社会上,把湘军创始者曾国藩之子与淮军创始者李鸿章的对立,视为湘、淮两派的派系斗争。其实,这只是两人的意见不合,从而招致两派斗争。

从清廷的角度看来,朝鲜和越南是南北相隔万里的“属国”,同时又都是与外国纠缠不清的、产生麻烦的、难办的属国。清政府不可能把外交、军事的全部精力集中到朝鲜来,这正是日本求之不得的。法国在越南牵制,使日本受益不少。而日本在朝鲜起事,法国则可以在越南问题上得到有形和无形的好处。

朝鲜一旦发生军事政变,最高兴的是法国,所以,日本若在朝鲜搞军事政变,法国应当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正是根据这种想法,日本自由党的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曾会见驻日法国公使西昂基厄维兹,要求法国提供朝鲜军事政变的资金一百万元。

实际上,法国面临的情形更为棘手,因为越南有太平天国的余部黑旗军从事着反法活动。领导黑旗军的是天地会的勇将刘永福。





2




刘永福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人,壬午之年满四十五岁,精力充沛。本名刘义,字渊亭,贫农出身。当他懂事时,双亲已成流民。他跟着父母到处流浪,或许连贫农也不如。

他原籍广东省钦州。《清史稿》中记载他为广西上思人。上思县自古属广西,距钦州不远。大概是父母四处流浪,曾一度住在上思,因而人们把他当作上思人。就刘永福本人来说,原籍是钦州还是上思,无关紧要,反正祖父、曾祖父也都是流民。有人问他原籍是哪里,他便苦笑一下:“非得说出个地名来吗?”

如果非说个地方不可,他倒想说,是社会的最底层。这样来说明刘永福的来历,或许更符合事实吧。

父亲精通武术,是儿子的武术启蒙老师。流浪时期,一家人有时给人家打短工,有时在珠江支流当船工。

使刀舞棍,擅长拳法,这种青年人走上行侠之道是很自然的。

当时,在中国长江以南,盛行名为“天地会”的秘密结社。

天地会又名三合会、三点会。它的支派有匕首会、双刀会、哥老会、致公堂、青帮、红帮等。参加结社的人对外称“天地会”,对内称“洪门”。关于名称的起源,说法不一。入会施礼时,高唱“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据说“天地会”之名就是由此而来的。

关于天地会的源流,众说纷纭。一说是同国姓爷郑成功结成一党的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一说是被清廷镇压而逃亡的少林寺残余的秘密组织。

那个时代的人觉得清政府靠不住,于是,自己想出各种相互扶助的方法和组织。天地会,与其说是颠覆清政府的秘密结社,不如说它具有更浓厚的相互扶助组织的色彩。

以少数民族而统治中国的清政权,当然害怕人数众多的汉族的团结,甚至对于相互扶助的宗教性团体,也神经过敏。因此,人们在结社时,不管什么目的,都必须谨慎从事。所有的结社,都是秘密之中进行的。这种保密性质本身就容易产生各种猜测,再加上结社者又有意造出一些传说掩人耳目,于是,煞有介事的奇异故事就越来越多。

流传下来的传说是真是假姑且不论,总之,天地会是一个包括底层群众在内的巨大组织,具有彻底的反政府倾向,这是不容置疑的。各地都有山堂主,也就是当地的首领。

刘永福十七岁时成了孤儿,二十一岁时入天地会的一个山堂。山堂主吴鲲,又名亚终。





刘永福二十一岁时正是咸丰七年(1857年),太平天国还很强大,前一年发生过杨秀清和韦昌辉的内讧,前途已罩上阴影,但清政府还是穷于应付。


太平天国战争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和天地会相联合的反清运动。

“拜上帝会”依靠信仰而结合起来,称得上是一个坚强团结的组织。他们有较高的理想和严格的戒律,但人数并不多,若想闹一个天翻地覆,就必须有足够的人,于是,同人数众多的天地会联合了。天地会的人数倒是不少,但良莠不齐,在组织上和纪律上都不及“拜上帝会”。

天地会有浓厚的道教色彩。道教的祖先在后汉末领导过“太平道”的黄巾暴动。

“太平”一词是天地会的人们所喜用的,而基督教的“拜上帝会”则喜用“天国”一词,于是合并双方之所好,谓之“太平天国”。

在太平天国中,天地会首领在造反初期战死,所以人数虽多,并非主流。

两派在气质上也有很多不协调之处。例如:每逢攻陷一个大城市,天地会派系的人就想举行祝捷会,痛饮一顿,而“拜上帝会”派系的人则首先举行祈祷会,感谢上帝。

没能成为主流的天地会派系的人渐渐脱离太平天国,不单单是脱离,而且大多数向清政府举手投降。

青年时代的刘永福心里究竟抱着怎样的思想和理念,不得而知,不过,他的气质,却是典型的天地会人物。谈不上多么虔诚,但是很豪放、直爽,是个深知人情世故的侠义之人。

当太平天国的首领们在天京(南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时,刘永福不过是一名小卒,转战各地。天京被攻陷是在1864年7月,各地的太平军被清军围攻,到处乱窜,年轻的刘永福就在这些败军当中。

“妈的,这个臭土匪头子!”刘永福一边逃跑一边恶狠狠地咒骂,还连着呸了几口唾沫发泄胸中的郁闷。

扫荡广西太平军残部的是清廷提督冯子材。这个冯子材也是钦州人。刘永福童年时,他是家乡一带大名鼎鼎的土匪头目。孩子哭时,人们便吓唬说:“别出声,让冯子材听到,就把你抓去了!”

后来,冯子材归顺清廷,当上广西提督。刘永福为什么怨恨他?并不是因为被他追得到处乱窜,而是嫉妒这土匪的运气竟如此好。

“这真是贼运亨通,岂有此理!”刘永福骂道。

“走运的不光他,何必那么生气?”头领吴鲲苦笑着责备他。

“噢?我总寻思老天把我们给忘了。打了这些年仗……”每逢想起“拜上帝会”的人一有事就跪下来,祈求上帝,一本正经地在胸前画十字,刘永福就觉得气闷。

“不要管那些事……怎么样,总这么让人家追得到处乱窜,真受不了,出国吧?”吴鲲说道。

“出国?”

“上越南去,难道那些土匪们还能追到国外来?”

“好,这就走,我真跑够了!……出国试试运气也好!”

吴鲲一伙人逃亡到越南,是1865年。

当时,越南国王是嗣德帝。天地会的败军归顺了越南两年后,刘永福离开吴鲲独树一帜,就是“黑旗军”。所用的旗帜是黑底中间一个红色的“义”字。





3




袁世凯是甲午战争(中日战争)爆发时期的人物,而刘永福是接近结束时的人物。袁出身于河南的名门世家,相反,刘是西南边境的游民之子。袁世凯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一跃成为政府要人,驻留外国,可谓旗开得胜。刘永福则是连遭挫折。他以天地会会员的身份参加了太平天国,但未能成为革命势力的首领,太平天国崩溃后,有如猎场之兔,被清军撵得团团转,只好跑到外国去。这一点倒很像袁世凯,不过,刘永福是作为残兵败卒逃亡出去的。

袁世凯和刘永福是一对截然相反的人物。如果认为刘永福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恐怕是有点儿太表面化了。不过,从他走过的道路来看,的确与战争开端也有关联。

逃亡到越南的天地会败军,并不是品质良好的集团,但是,在越南北部栖息着一伙比他们更坏的匪徒,困扰着阮氏王朝。于是嗣德帝就利用刘永福一伙败军,去征讨土匪。这个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收到成效,刘永福也因战功被越南政府授予官爵。

清廷在名义上是越南的宗主国,所以越南为保胜地区土匪猖獗而苦恼时,曾要求清廷“派兵一扫恶党”。

因兵力不足,越南政府到处寻找助力。清廷一向自称宗主,越南认为此时正可以向清廷求助。清廷准其所请,派了一支军队,司令官就是土匪出身的冯子材。

保胜就是现在的老开,正处于元江从中国云南流入越南国境一带。云南省一侧叫作河口,现在是瑶族自治县。为了征讨那一带的土匪,越南政府曾假手刘永福一伙,而今又从清廷借来一支军队,而军队的长官竟是追得刘永福到处乱窜的冯子材。

“原来是那个土匪头子……”

当刘永福弄清了将要与之并肩讨匪的援军司令官是冯子材时,不禁苦笑起来。他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愤怒了。长期的磨炼,使刘永福变得非常世故了。和冯子材会见时,他极其稳重地微笑说:“久仰,久仰,您是我们乡的老前辈,请不吝赐教!”

壬午年的九年前,法国曾一度占领河内,越南政府向刘永福求援。刘永福选拔精兵千名,越过无路可走的山岳,进攻法国军队。法军指挥官是海军大尉安邺。在河内郊外,双方展开激战,法军死伤数百人,大败而走,安邺大尉在这次战役中阵亡。

由于这次战功,刘永福被授予三宣军务副提督、副领兵官等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少将或中将军衔。

法军溃退是1873年12月,此后法军的气焰略有收敛。但到1880年9月,茹?费理组阁,法国又转为积极。费理镇压了巴黎公社,臭名昭著。

壬午年,法军重新占领河内,刘永福再次率领黑旗军出现在法军面前。

第二年,1883年5月,两军在河内市西郊的纸桥交火,法军溃败。同十年前的河内攻防战一样,又一名法军司令官李威利丧命,战死者有二百多人。

刘永福在越南的官职又晋升了,从副提督升为正提督。

由于刘永福的黑旗军勇猛作战,越南北部的法军被击退了,但在中部,孤拔率领的法国舰队占优势,八月攻陷首都顺化,终于缔结了《顺化条约》。后来的《巴德诺条约》又进一步确认并修正了《顺化条约》,使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法国舰队攻打顺化前一个月,越南国王嗣德帝逝去。





据说,嗣德帝与生母范太后历来都希望同法国议和。阮氏王朝的创始者嘉隆帝建国初期,曾得到法国的帮助,因之朝廷内部亲法之风很盛。嗣德帝的继承人育德帝也是亲法派,即位四天便被反法论者、辅政大臣尊室说给废掉了。继他之后即位的是协和帝,他本质上是亲法派,但在尊室说等人的压力下,只得发出进攻法国舰队的命令。不久,协和帝也遭废黜,并被毒死,因为他接见了法国公使。代之继位的是十五岁的建福帝。这样,半年之内就更迭了四位国王。


热心的反法主义者尊室说与黑旗军的刘永福关系极其密切。

顺化的越南王朝分成亲法派与反法派,双方暗暗地斗争。

作为宗主国的清廷也有强硬派与温和派在互相斗争。

中法战争正式开始于1883年12月。法国的第二届费理内阁,派遣了一万五千名远征军,并批准了增加军费的提案。

简而言之,孤拔提督率领的六千名法军,初战攻陷山西地区,后被清军大败于谅山,死伤千余人。法国海军奇袭福建,清廷水师惨遭全军覆灭。法国舰队又封锁海上,企图孤立台湾。当法国舰队袭击浙江省镇海时,受到宝山炮台的反击,孤拔受重伤,传闻死在澎湖。

谅山的败绩传到法国,费理内阁垮台。

令人不解的是李鸿章竟命令清军停止抵抗,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承认法国取代清廷行使对越南的保护权。

李鸿章认为,谅山的胜利是停战的绝好机会。对于停战来说,也许是个好机会,但所订立的条约,却是十足的战败条约。

中、法两国于1885年6月9日在天津缔结条约。

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以残兵败卒的首领身份,被越南朝廷隆重地封官授爵,但从清廷看来,他仍然是个逃亡国外的叛逆。只因他所率领的黑旗军在同法军作战时,成为清军的主力,威名远扬,才迫使清廷不得不承认他的实力和功绩。

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早日拔掉这个实力者的牙齿,于是,清政府授予刘永福记名提督之职。从此,黑旗军被编入正规军。

旧时代的中国人多么羡慕和憧憬官爵,是远远超出我们现代人的想象的。

已经被定为叛匪,一旦抓获就会枭首示众,而今竟得到政府军中最高的称号,可想而知,流民出身的刘永福该有多么高兴。

1885年8月,刘永福带着十余万石军粮、无数弹药、枪炮和舰船,率领三千部下“入关”。几个主要头目提出反对意见,但刘永福却只想衣锦还乡。当部队到达广西时,北京传来旨意,命他将部队减为一千二百人。第二年,刘永福被任命为福建南澳的总兵,他的直系黑旗军被分散各处,后来,手下只剩三百人。

性情粗野的刘永福完全被官职、爵位冲昏了头脑。拿这个钓饵来游说他的,就是唐景崧。唐景崧,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提拔的官员。他为人豪爽,饮酒赋诗,擅长外交。中法战争之际,他主动承担了说服刘永福归顺的任务。

“朝廷切望于公焉。”唐景崧用这样的甜言蜜语终于说服了刘永福。

此后,唐景崧同刘永福成为莫逆之交。后来,正当中日甲午战争白热化时,唐景崧当了台湾巡抚(省长),刘永福率领部队奔赴形势危急的台湾。中、日签订和约后,台湾割让给日本。结果,在台湾的唐景崧和刘永福成了拉开战幕的人,时当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





4




1884年是清光绪十年,甲申年。以黑旗军为主力的清军,在谅山同法军作战,取得巨大胜利,而另一方面,法国舰队对中国海军给予沉重打击。

“壬午军乱”之后,日本在朝鲜驻兵,第二年缩减到二百人。日本虎视眈眈,窥伺着军事政变的机会。清政府忙于同法国交战,没有足够的力量顾及朝鲜,日本看出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要搞军事政变,日本必须团结一批朝鲜权贵,作为日本的盟友,应时而动。在朝鲜方面,也有一些人为脱离清廷,想借助日本的力量。这些人称自己为“开化党”或“独立党”。

所谓独立,就是从宗主国清廷独立出来。与此相反,有一派人则想维持历来的传统和秩序,他们被称为“事大党”,即事奉大国的意思。大国,就是指清廷。

独立党,只是一个称谓,并不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想以日本的力量作为背景,别名自然就叫作“亲日派”了。亲日派的主要人物有金玉均和朴泳孝等。

事大党,即亲清派,主要人物有闵泳翊、金允植、闵泳穆、赵宁夏等。

金玉均,忠清南道公州人,1851年生。二十二岁时,取得科举文科的第一名,才华出众。他是著名政治家、学者朴珪寿的门生。朴珪寿的弟子除金玉均之外,还有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优秀人才。

金玉均曾派遣奉元寺僧侣李东仁去日本。有关清廷的事情,可以从两次出使清廷的朴珪寿那里探听,但对日本的情况不太了解,只有一个模糊的情报,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势急剧上升。金玉均很想亲自赴日考察,作为朝鲜将来的参考。但当时的朝鲜,除公事之外,禁止出国。特别是两班私人出国,更不可能。所以,金玉均让李东仁作为代替他的“眼睛”,东渡日本。出国费用由金玉均和朴泳孝负担,经釜山东本愿寺别院的日本僧人奥村圆心斡旋,李东仁悄悄地渡海而去。

李东仁住在东京浅草寺的别院,同福泽谕吉和后藤象二郎进行了接触。这是1879年的事。转年,金宏集作为朝鲜修信使来到日本,而这个正式的使节竟然同秘密出国的李东仁住在同一地方。金宏集主要同清政府驻东京的外交官接触。中国驻日公使为何如璋,参赞是诗人黄遵宪。

岩波书店出版的《中国诗人选集》二集《黄遵宪》的末尾,附有览久美子编写的年谱,在1880年条写道:“这年,对朝鲜问题做了努力,但无效……”

这里所指的是《朝鲜策略》的著述,当然也包括同朝鲜修信使金宏集的接触。黄遵宪在金宏集归国时,赠给他《朝鲜策略》。

如前所述,黄遵宪在这部著作中说:为了防止俄国南下,朝鲜应当同清、日两国紧密结合,赢得美国的支持,以保全领土。

但朝鲜保守派认为近代化即禽兽化,他们愿意同清廷保持宗属关系,但不能同禽兽的美国和候补禽兽的日本相结合。这种反对论称为“卫正斥邪论”,倡导人是李晚孙。

尽管卫正斥邪论者大喊大叫,朝鲜政府仍然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了。聘请日本军事教官便是一例。金宏集、李东仁等人的日本见闻,也大大地刺激了执政的人们,不管禽兽化与否,首先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看。随着这种见解的产生,组成了“绅士游览团”。





1881年2月朝鲜派遣六十二人的“绅士游览团”,分陆军、海军、内政、外交、税务、邮政、铁道等十二个小组,正式赴日考察。前一年滞留日本的李东仁已经归国,政府不但赦免了他的秘密出国罪,还录用他在新设的“统理机务衙门”供职。这次他自然成为视察团的一员,但在临出发前被暗杀了。


刺客无疑是卫正斥邪论者。他们憎恨李东仁绘声绘色地宣传禽兽化了的日本。另外,一个贱民出身的僧侣竟然占据“统理机务衙门”的要职,也是维护旧秩序的一派所不能容忍的。

李东仁在日本滞留期间,身着和服,自称姓朝野,可能是看了日本的《朝野新闻》的缘故。被暗杀后,《朝野新闻》登载了他的画像和事迹:

其年龄约三十左右,身材短小,颜面奇丑,眼睛怪异。仅一年间,已通我邦语言,可谓惊人矣。

李东仁虽被暗杀,视察团仍旧从釜山登船出发。六十二名团员中,倒不全是亲日派,其中也有抱着“卫正斥邪论”思想的人,也有保守派的人。《朝野新闻》的报道标题是“朝鲜国在朝之士东渡研究日本”,下面的副标题是“进步、保守两派同床异梦”。

驻釜山的日本领事近藤真锄前来送行。有一团员是参议沈相学,他不断地揉着眼睛,近藤担心地问:“您的眼睛不舒服吗?我去请医生。”

沈相学是相当顽固的保守派,对这次日本之行,不大感兴趣,他身旁的鱼允中却是个热心的近代化论者。鱼允中待近藤领事说完,立刻接上说:“沈先生的眼病,用日本的水洗洗,让日本的风吹吹,就马上会好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究竟想说什么?”沈相学面带愠色。

鱼允中任校理之职,后来成为十足的亲日派。这年三十三岁,血气方刚。

“你的眼睛,的确是炯炯有神,只可惜看不见东西,简直像个睁眼瞎。这次到日本,看一看那里的开化景象,你一定会洗心悦目,即使闭上眼睛,也能看见东西。”

“你少胡说……”沈相学脸色苍白。

参判赵准永等人慌忙隔在两人中间,避免了一场纠纷。这可算典型的同床异梦的一幕。





5




视察团归国,鱼允中仍滞留日本,令随员数人入庆应义塾学习。归途,他又到天津会见驻当地的朝鲜领选使金允植。金也是陪臣,不得驻在北京,所以驻在直隶总督所在的天津。鱼允中饱吸了国外的空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思想来了一次清洗。然后,经长崎归国。

归国后,他把旅行见闻写成《中东纪》,分送政府要人。

金玉均没参加视察团,但他从金宏集那里看到了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又从鱼允中那里得到了《中东纪》,因而对日本越来越关注。不久,1882年2月,“壬午军乱”发生之前,为了不借他人之眼,亲自观察日本,他同徐光范两人东渡。按阴历,还是前一年的十二月,按朝鲜历,是开国四百九十年。金玉均那年十二月的日记写道:“我奉大君主之命,出游日本……”

日本对于金玉均的来访,颇为重视。一时风传,朝鲜在日本设领事,金玉均受命前来当领事云云。报纸上甚至还登出朝鲜领事馆将设在大阪的川口的消息。当时还流传一些令人扫兴的话:金玉均一行的旅费为两万元,曾到某商会求借,因为旧账没还,遭到拒绝。报纸还报道金玉均的日本之行,是奉国王的密令,征集国债,对此他甚感为难,等等。

金玉均的旅行,只是为了考察日本、躲避反对党的锋芒,并不负有官方使命。过多的恶语中伤,将使他归国后遭到各方谴责,委实叫他为难,并因此而非常愤懑。不过,他的日记上明确写着是奉了王命。

报纸的大标题写着“金玉均一行到达长崎,板垣退助于岐阜被暴徒刺死”,接在后面的是一句名言:“板垣虽死,自由永在。”

若没有这条消息,关于金玉均的谣传,也许要更多。

金玉均一行人下榻福泽谕吉宅邸,经福泽介绍,金玉均同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等日本政治家进行了会晤。

金玉均一行于七月踏上归途,从神户港乘“品川号”轮船到达下关时,接到朝鲜发生变乱的通知。这就是“壬午军乱”。于是,他只得暂缓归国。后来,同花房公使一起搭乘日本军舰抵朝。

“壬午军乱”是大院君搞的军事政变。他撤销了去年新设的“统理机务衙门”等一切带有近代化色彩的新事物。这是金玉均等开化党人所难以容忍的。他同徐光范企图借助日本之力,打倒大院君的保守政权,重新恢复近代化路线。

当时,鱼允中正在天津同金允植商议,请求清廷派兵。他们也是近代化推进派,反对大院君的倒行逆施。鱼允中同金允植都是搭乘清舰回国的。

滞留日本和中国的朝鲜要人,都要求所滞留的国家以武力介入,而且分别乘那个国家的军舰归国。

关于“壬午军乱”,现在再继续叙述。

由于中、日两方出兵,朝鲜方面得向两国表示谢意。特别是日本方面,死了堀本中尉等十多人,需要派修信使前去谢罪。另外,还得恳请清廷赦免被扣押的国王生父大院君。

向清廷派出的谢恩兼陈奏使正使是赵宁夏,副使是金宏集。

向日本派出的修信使正使是朴泳孝,副使是金晚植,随员为洪英植和徐光范,顾问为金玉均和闵泳翊。

八月刚从日本回国的金玉均,九月再次出使日本。使节入宫陛见明治天皇。虽为谢罪使,却受到日本的破格待遇。比起清制,不许陪臣踏上北京土地的态度,悬殊甚大。这时,朝鲜开始使用太极旗为国旗。迫于各种条约,朝鲜落后于其他国家,但依据国际惯例,使用国旗的机会却越来越多了。清政府的老牌外交官马建忠,为强调宗主权,指示朝鲜挂青龙旗,即三角形蓝地上有龙的图案。清的国旗是三角形黄地上绘龙纹的黄龙旗。对此,朝鲜认为属国色彩太强,予以抵抗,设计了一面太极旗。

朝鲜修信使同日本新任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一同归国。转年1月7日,到达仁川港。出使中国的人也先后归国。

这两个集团都赞成朝鲜近代化,但究竟如何实行,意见有分歧。

以金玉均为实质领袖的亲日派是激进的开化派,企图排除外戚闵氏一族,树立以国王为中心的政权。他们获得日本的支持,要实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以金允植、鱼允中、金宏集等为领袖的亲清派,可称为稳健的开化派,其中包括闵氏一族。他们力求在不改变现状的情况下走上近代化之路,这不过是如意算盘而已。

两派都窥视着对方的空隙。亲日派有井上角五郎等的应援团做后盾,而亲清派后面则有庆军六营三千人的驻留军。

“壬午军乱”两年后发生的中法战争,对于亲日派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庆军统帅吴长庆这一期间身体违和,凡事消极,而袁世凯的活动则更加引人注目。

张佩纶等甚至主张:“另选能将以代之。”





中法战争打响后,清朝军队有所调动。近东的防备过于薄弱,李鸿章下令调驻防朝鲜的六营庆军的半数,即前营、中营、正营三个营,移防金州,实际指挥者为黄仕林。留在汉城的左营、后营、副营三营,兵力一千五百人,由记名提督吴兆有指挥。


减少了一半儿驻防军,也就减少了清政府政治影响的一半儿。亲日派看清了局势,竹添公使也活跃起来。朝鲜的形势风云突变。





【第五章】

前 夜



1




取代“壬午军乱”时代的花房来朝鲜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号井井,肥后天草人,是著名的汉学家、文学博士,后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曾游历中国四川,著有《栈云峡雨日记》,被誉为稀世名文。

明治初年,能用汉文书写文章,是派往中国和朝鲜的外交官的重要资格。因为直接的笔谈要比通过翻译的交谈更频繁,如果笔迹拙劣、文章不通,就会成为笑柄。

竹添很自负:我不单会写汉文,而且是代表日本国的有才能的外交官。

他唯我独尊,根本不把别人的意见放在眼里,直言不讳,时常引起物议。虽然是代表日本的外交官,但下车伊始,他就同朝鲜的亲日派领袖金玉均格格不入。

当时朝鲜的财政已濒临破产,为重建朝鲜,首要任务就是重建财政。清廷派德国财政专家穆麟德去朝鲜;这是朝鲜第一次雇用“西洋人”。

穆麟德提议铸造当五钱、当十钱铜币,以摆脱目前困境,而金玉均则主张筹集外债。他设想,以捕鲸事业及其他权利为担保,筹集三百万元的外债是不难的。在当时,三百万元并非小数,等于朝鲜一年的收入。

国王李熙采纳了双方的建议。他也许打了如意算盘,认为不管谁成功都好。但结果,双方都失败了。

穆麟德是德国驻天津的副领事,颇有海关经验,可没有掌握一国经济大局的才能。由于他乱铸货币,朝鲜立刻成了通货膨胀的国度。

金玉均去日本筹款,连计划数额的十分之一都没达到。他认为,他的失败是因为竞争对手穆麟德同竹添进一郎非常友好,而竹添向日本政府报告:“金某所持委任状,并非正式文件,不宜信之。”

金玉均一味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有人“中伤”,并大肆攻击穆麟德的失败。

穆麟德的背后有闵妃一党,货币铸造是个赚钱的好生意,很多有权势的人都参与了。

“壬午军乱”时,大院君是反日派,闵妃一族是亲日派。但是,两年后的甲申年,闵妃一族却成了亲清派,于是金玉均的新亲日派抬头。历史的进程就是如此。

金玉均认为,如不打倒闵党,就不会有朝鲜的独立,而要打倒闵党即亲清派,必须倚靠日本,因此就需要同不甚融洽的竹添进一郎携起手来。

竹添公使暂回本国,1884年(明治十七年)10月又返回汉城任所。

朝鲜的外务督办金宏集与协办金允植立刻同竹添会谈。名义上是会谈,实际是竹添的指示性说教。先从世界大局说起,再谈中法战争的局势,最后断言清廷已经毫无希望。

竹添对金宏集说道:“听说贵国的外交部门,是几个清政府的奴才当道,我一想到同他们打交道,就觉得不是滋味。”

竹添对金允植更露骨地挖苦说:“阁下有很高的汉学素养,又得到清廷的青睐,为何不入仕清廷?”

金玉均听说了竹添的讽刺挖苦,心里很不自在,但又不能因个人爱憎而放弃同竹添的友好。密友井上角五郎曾劝他说:“现在的竹添进一郎已经不是从前的他了,你不妨去会会他!”

金玉均会见竹添是10月31日。因竹添感冒,只好在他的寝室里面谈,这是一次试探性会见。

亲日派要打倒以闵妃一族为首的亲清派,能指望日本给予多大援助?这是金玉均想知道的。这次会见给他的印象相当不错,此后,他又委托友人井上角五郎和朴泳孝等同竹添进一步接触。

金玉均计划搞军事政变,支持他的一派有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

11月3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受邀到日本新建的公使馆的朝鲜政府要人,只有金玉均、洪英植、徐光范、韩圭稷、金宏集五人。金宏集是外务督办即外相,自当别论,其他四人则全是亲日派。韩圭稷,日本以为他是亲日派,其实他是个亲俄派分子。金玉均此时结识了武官村上,他是驻防汉城的日军连长。要发动军事政变,必须借助于他。

这时的朝鲜军队情况如何呢?

“壬午军乱”之后,朝鲜国王李熙委托袁世凯督练新军。前面提过,日本军官堀本中尉训练新军时,弄得那些旧军人惶惶不安,引发了“壬午军乱”。袁世凯则是凭借金允植的力量,训以新法,创建亲军左、右两营。粮饷及其他费用由中、朝两国政府共同负担,训练所用的武器大炮十门、来复枪千支,全由清政府赐予。朝鲜又从江华沁营中挑出五百壮丁,编成“镇抚营”,也委托袁世凯代为训练。

日本也提出派军事教官,为朝鲜政府组编亲军前、后营。不过,从大局观之,清政府先走了一步。

1884年,发生了“《汉城旬报》事件”。

日本对朝鲜的援助,在民间也有雄厚基础。例如福泽谕吉等人,花费很大气力,从物质、精神两方面予以援助。日本政府根据福泽的建议,在朝鲜创立了言论机关,以井上角五郎为主笔的《汉城旬报》便是其一。这份报纸,登载了一篇清军外交机关与朝鲜人之间发生纠纷的内幕报道,对此清政府提出抗议。后来,朝鲜统署、博文局也都卷进事件里。在朝鲜人看来,清政府蛮横无理,过分暴露了大国意识。

1884年5月又发生了“李范晋事件”。李范晋是前任兵曹判书(国防大臣)李景夏之子,任司谏院正言,因不动产问题与清朝商人发生纠纷。清外交机关即商务公署介入其事。审理此案时,清朝官员刘家骢在署内高悬“天子法庭”字样,引起朝鲜人及英国代理总领事亚斯顿的抗议。在朝鲜发生的私人纠纷,竟以清朝“天子法庭”来裁决,极大地挫伤了朝鲜人的自尊心。对此,公认的亲清派领袖金允植也强烈地提出责难。

其后,清朝商人的扩张也招来朝鲜人的反感。自从李朝开国,朝鲜宫廷就有六处御用商店,称作“六矣廛”,垄断着商业。下属店铺,也有四百多年历史。而清朝商人,竟以驻防军的武力为后盾,扩张势力,把四百多年的经营组织及其生活体系给打乱了。

日本通过招待“绅士游览团”等外交途径,不断地增加积分,而清廷却不断地丢分。应为丢分负责的人就是外交总办陈树棠。

“陈树棠简直像海参,是个没有骨头的家伙,完全不明白事理。”在天长节招待宴上,洪英植与竹添公使、公使馆馆员浅山等人议论。陈树棠也在座,但他不通日、朝语言,听不懂他们谈些什么。

“好像提到了我的名字?”他问旁边的朝鲜人翻译。

翻译很为难,便胡诌说:“啊……是的……说这菜太好吃啦……人情味……就像这珍贵的菜肴味道一样……他们说……”





2




吴长庆麾下的三千士兵,在中、法之间局势日趋紧张时,半数被调防金州,因为必须固守辽东。吴长庆率兵去金州,余下的三营交提督吴兆有指挥。移驻金州后不久,吴长庆病逝。

在此之前,北京授予袁世凯一个长长的官衔: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





这就是说,驻防在朝鲜的清军野战指挥官是提督吴兆有,而军队应如何行动,从政治上的判断归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处理。


“那个黄口小儿……”

日本方面可能意识到,在长幼之序特别严格的朝鲜人眼里,这个二十六岁的中国代表是靠不住的。大概亲日派会认为这样的黄口小儿很容易对付。

清军剩下一千五百人了。日军是二百人,最近就要轮换,换防的官兵到达以后,这二百人才能回国,所以,日军人数将在换防时增加到四百名。以四百精锐对付一千五百名迟钝的清军是不成问题的。

金玉均的军事政变计划逐渐具体化。

天长节的第二天,竹添公使拜访朝鲜外务衙门,交涉贸易问题。正题很快结束,竹添接着谈起了世界局势。

“中国不但财政上山穷水尽,而且,军队无纪律,政府无政策,现在是一切空虚、无所作为。”

总之,他暗示清政府不足为惧,应当依靠日本。

当夜,在朴泳孝家里,金玉均、洪英植、徐光范等人聚会,并请来日本公使馆书记官岛村,进行密商。竹添公使归国期间,岛村几乎是代行公使职务,可以认为他能够正式代表日方意见。

密谈的结论是:“最上策是把敌方的重要人物统统暗杀掉。”

对具体的暗杀计划也做了研究部署。刺客换装成清人,杀掉闵泳穆、韩圭稷、李祖渊三人。然后,把罪责推到闵台镐父子身上。韩圭稷和李祖渊是亲俄派人物,但表面上是亲日派,他们被杀,就可以大肆宣扬:“亲日派要人被害!”谁都会认为元凶是亲清派。

第二天,11月5日,金玉均拜会英国代理总领事威廉?乔治?亚斯顿。

“前天晚上日本天皇寿诞之日的酒宴,阁下以为如何?”金玉均启发似的说道。

亚斯顿笑着打诨说:“阁下也想吃海参吗?”

决心要搞军事政变的金玉均很想听听别国的看法。

“日本的陆、海军也许比清廷强些,但财政上却很勉强,同清廷周旋,日本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亚斯顿说道。

“不过,前天晚上,从日本竹添公使的言行来看,根本没把清廷官员放在眼里。”

“据我之见,竹添只是想向朝鲜当局表示清廷是不可靠的,并没有想同中国交锋。”

“啊,是这样……”

金玉均同日本方面已经有相当具体的磋商,听了亚斯顿的“看法”,他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他们计议的军事政变似乎未泄露,不安的是到了关键时刻,日本会不会躲得远远的。

11月6日,正值日本的招魂祭。

日本侨居汉城的官民聚在南山之麓,观赏相扑和剑术。而后,驻防军分成两队,进行红、白两军的作战演习。

“红方代表日本,白方代表清军!”竹添公使说完,像孩子一样欢蹦乱跳,大喊,“红的要赢啊!”

日本已经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国了。

据说,金玉均看到竹添的态度,确信军事政变一定能成功。

11月7日,金玉均拜访日本公使馆。他带了两名汉城的围棋高手,表面上像是去下棋。金玉均同竹添进一郎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议。

金玉均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大计之决,实在此日此会。”次日的日记又记载:“邀来李寅钟诸君,于吾密室共饮。”

这里突然出现了李寅钟的名字。他不是政府高官,而是一个黑帮头目。除了大头目李寅钟,几个主要党羽也来了,所以才说“诸君”。他们是市井之徒,凡两班,即金玉均之流,无法得知的市井情报,这些人无不通晓。搞军事政变或其他的非法活动,必须同他们结合。

“清军方面,没有什么明显的动向吗?”金玉均一边劝酒一边问道。

“嗯。”李寅钟一口喝干杯中的酒,答道,“近几天,袁世凯命令全军,夜间也不许卸去武装。”

“噢?……全副武装地休息?”

“是的,连鞋也不许脱,脱鞋就算违犯军令……啊,也禁止士卒离开岗位。”

“嗯,好像战时的戒严状态。”

金玉均皱起眉头。是不是机密泄露了?从哪儿泄露的呢?

“不单是清军,韩圭稷和李祖渊的军中也同样处于戒严状态。”

“也是袁世凯的命令?”

“可以这么说。对付那个姓袁的年轻家伙,还真得小心点儿!”李寅钟说。

市井之徒深知市井之事,尽管都是些耳边悄悄话,却异常准确。对人物的评价,比起政府和外交方面提供的材料来,市井的街谈巷议往往更恰如其分。

“完全对!凭他这个年纪,李鸿章竟给了他这么大的权限,绝不是一般人……”

金玉均本人在朝鲜政界也是以少壮派自居,时年三十四岁,立志改造国家。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使他自豪,但袁世凯比他更年轻,才二十六岁,就代表清政府驻留朝鲜,甚至要向宫廷发号施令。金玉均咬紧嘴唇。

“亲日派可能有不轨行动”,袁世凯也从李寅钟一伙人中探听到消息。袁世凯深知,真正有用的情报在街头巷尾之间。他本人虽出身名门,却同市井无赖来往甚密——其实,他本人有一个时期就是市井无赖之徒。

11月9日,为慎重起见,金玉均派徐载弼去日本公使馆村上处,告知清军的动向,派洪英植和朴泳孝两人向竹添说明情由。

“事情必须机密,非慎重从事不可!”徐载弼使用了不失外交礼节的强硬词句,阻止日本方面的妄动。

日本人大话连篇,不顾局势乱唱高调。金玉均深知日本,整日惶惶不安。在朝鲜政界掌握权力与否,意味着生或死。依靠军事政变夺权是危险的,日本人会不会当作别国的事,漫不经心?





3




11月12日清晨,金玉均接到上谕,急忙入宫。

“我昨晚彻夜未眠。”看见金玉均,国王李熙说道。

“有什么事吗?”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在山亭同诸友会饮来着。”

“日本在南山之麓,深夜举行军事演习,行将举大事,怎么能这么做?不知竹添他们想要干什么?”国王焦虑地说道。

李熙在妻子闵氏面前是个抬不起头来的人,他想同金玉均等亲日派领袖联手,驱逐闵氏背后的清廷势力,以便“亲政”。对金玉均以日本势力为背景,准备发动军事政变的举动,他也知道。

李熙非常畏惧闵氏一族。他们已深深扎根于朝鲜政界,只要齐心合力摇晃一下,国王就会被抛到九霄云外。王族的人多得很,不愁找不出一个新王来。

对于李熙来说,“亲政”是“自由”的同义语。不推倒王妃一族,他就永远是个俘虏。现在王位对于他不是荣誉,而是屈辱。为从屈辱中逃脱出来,他只有把希望寄托在金玉均的军事政变上。





金玉均的背后有日军,李熙把它当作靠山。武装政变是极其危险的,应当慎之又慎。可是,日军竟然像布告天下似的,搞起了从来没搞过的夜间演习。炮声接连不断,使人感到异常。这样一来,以闵氏一族为首的亲清派不难从中悟出一些道理来。


“是,我立刻去问问竹添。”金玉均答道。

然而,竹添公使却把朝鲜国王的担心付之一笑。

“军队演习本是分内事,不进行演习,才要怪军队呢!”

“不过,也得看看时候嘛!深更半夜,炮声隆隆,扰得周围不安,这种演习合适吗?”

“最近一个时期,夜战似乎多起来了,所以,必须加强夜间演习。”

竹添公使似乎觉得害怕演习的人很可笑。

金玉均很担心,胆小的洪英植就更担心了。

“干这种事,连那些愚民愚妇也会觉得有异,何况嗅觉灵敏的袁世凯指挥的清军?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这个竹添,究竟是不是真的愿意同我们一起举事?”洪英植问道。

“当然,他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金玉均答道。

“竹添有这种打算,日本政府也同样有吗?到了关键时刻,竹添会以政府不批准他的意见为借口,溜之大吉。”洪英植表示怀疑。

“不,显然,这也是日本政府的意向。我很了解竹添,他本来是个胆小的书呆子,如果没有政府做后盾,他怎么敢采取那样的姿态?不必担心,日本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我们。”

金玉均拍了一下洪英植的肩膀。

即使没有日本政府的支持,事已至此,我们也只好干到底了,他心里想。生在这样的国度里,有什么办法呢?

实际上,竹添已向本国政府提出了甲、乙两种方案。甲案是岛村主张的强硬政策;乙案是稳健政策,即尽量在不刺激清政府的范围内,培养日本势力。现在所计划的武装政变,当然是根据甲案制订的。

在日本中央政府内部,对朝鲜问题主张积极行动的人,也并非多数。中法战争固然是个好机会,但在朝鲜采取过火行动,必将同清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既要避免同清政府的正面冲突,又要加强在朝鲜的影响,这是稳健派的策略。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和外务次官吉田清成等人,属于这一派。

主张乘中法战争之机,一扫清廷在朝势力的,是井上馨等人,至于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则主张应当同法国联合进攻。

因此,甲案的强硬政策能否得到东京要人的支持,没有把握。从当时东京的气氛来看,稳健的乙案有可能被接受。

竹添公使向东京呈报甲、乙两案是为了掩人耳目,实际上,他已经许诺了亲日派发动武装政变。不过,政变成功与否,他必须担负全部责任,所以他要留下一个曾酝酿过稳健政策的证据。

如果东京复文来到,批复为“赞成乙案”,他就无法对金玉均等人的武装政变予以积极支持。当时,日本与朝鲜之间尚无电信之便,只有定期航船“千岁号”来往其间。“千岁号”每月七日前后抵达仁川港。方案就是由“千岁号”带往东京的。倘若在复文送达仁川港之前几天发动武装政变,就可以解释为:“呈请批复,复文未到,突然发生异常事态,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

11月17日,李寅钟慌慌张张来到金玉均宅邸。他虽是黑帮头目,却有一个“判官”的官衔。

“闵泳翊去袁世凯处,密谈了很长时间,袁世凯下令进一步加强戒严。随后,袁世凯又去找吴兆有……”

李寅钟的情报是重要的。

闵泳翊是闵氏族中的重要人物,任右营使之职,公认为亲清派领袖。最近,他借口喉痛,不晋谒国王,也几乎断绝了同友人的来往,却突然去拜访袁世凯。

“都密谈了些什么呢?”金玉均抱臂沉思。

“袁世凯会见闵泳翊后,把他送回右营。在右营,两人又交谈了一阵子。然后袁世凯去访吴兆有。我设法把他们的谈话内容弄到手。”李寅钟说。

右营使闵泳翊在右营有自己的公馆,在袁世凯处的谈话内容无法知道,但在右营的谈话底稿,倒有办法弄到。闵泳翊同袁世凯靠笔谈。笔谈的底稿称“谈草”,一般交公馆总管保存。右营的谈草当然在右营,神通广大的李寅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安插了爪牙,想悄悄地搜查右营公馆,并非难事。

11月19日,阁监朴大荣来见金玉均,报告说:“穆麟德把摆在延庆堂的两门大炮买走了,昨晚移进清军防地。”

“什么?两门大炮让清军弄走了?谁的命令?”

“右营使的命令。他说不修理已不能用,所以交给了吴兆有。”朴大荣答道。

当时的朝鲜军连操作大炮都成问题,出了故障更没法儿修复。

武装政变用的武器,约定由井上角五郎偷偷从日本购买,承担运输的是日方的福泽谕吉。购置的武器装备有日本刀、步枪、弹药等。

比购置武器更难的是招募兵员。两年前“壬午军乱”时民众所显示的反日情绪,并未消失。朝鲜人极其痛恨那些压根儿把他们当奴隶的日本人。提起亲日派,人们马上会联想起“卖国贼”。于是,只好通过李寅钟用金钱招募,自然都是些市井无赖。





4




亲日派的武装政变,终于定在阳历12月4日(阴历十月十七日)发动。这一天,邮政局举行新楼落成典礼,宴请政府要人。邮局总裁由洪英植兼任,这个武装政变的重要首领准备好一切,丝毫看不出什么破绽。

12月1日,亚斯顿邀金玉均共进晚餐。在此之前,洪英植也找金玉均,说:“竹添公使今晚想同阁下会面。”

在英国总领事馆的酒宴之后,金玉均又去校洞馆的日本公使馆,时间已是晚上九时半。金玉均偕同朴泳孝、徐光范等来到时,洪英植已等在那里。但竹添公使却迟迟不露面,只有书记官岛村和译员浅山出席陪客。

岛村首先致辞说:“竹添公使本想同各位恳谈,但觉得决心已下,无须再谈,所以今晚不见各位了,以示公使的决心,有如金石一样坚定。”

岛村的致辞似乎在催促:日本方面已下定决心,你们如何?金玉均认为自己也应该具体地表示一下决心,便说:“在别宫放火,趁乱发动政变。”

这是昨晚在东洞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议定的,发生火灾就可以出动军队去灭火。别宫,是王家世子婚礼时使用的宫殿,同徐光范家相接,放火时便于行动。

“计划得这么具体?”岛村兴致勃勃,随后又仔细询问了一些事情。

金玉均心想:竹添不出席酒宴,是怕政变失败担责任,太怯懦了。又想:他是代表一国的公使,不便做出轻率的举动。其实,竹添的轻率言行,使亲日派伙伴们多少次为之提心吊胆。

也许竹添很想出席这次酒宴,但被岛村等人拦阻了。金玉均想了很多,总之,事已至此,若没有日本的援助,政变绝无成功的希望。休戚与共,相互之间再也不必隐瞒什么。于是,连微末细节都向岛村说明了。





放火由李寅钟去干。他是黑社会的首领,做过不少见不得人的事,干这种事最合适。在他之下,配备四名助手,即曾在日本户山学校学习过的林殷明、李圭完、尹景纯、崔殷童。放火用的布袋置办了数十只,盛有石油的瓶子准备了三十个。


刺杀要人,每两人负责一个:

尹景纯、李殷钟 → 闵泳翊

朴三龙、黄龙泽 → 尹泰骏

崔殷童、申重模 → 李祖渊

李圭完、林殷明 → 韩圭稷

情报由柳赫鲁、高永锡两人负责。

接头暗语是“天”和日语的“好”。

诸大臣出入的金虎门外,申福模指挥的四十三名士兵伺机以动。若亲清派的闵台镐、闵泳穆、赵宁夏等得知失火,驰奔昌德宫,则在此杀之。

放火后,以爆炸为信号,日本兵出动。对此,日方要求朝鲜国王的亲笔信函:日本公使来卫朕。

“不过,国王的手书不能事先就写。起事之日请国王陛下做好准备就是。”金玉均欣然应诺。

这次武装政变是以“放火”为中心,遇雨则顺延一日。

据袁世凯弟子所著《容庵弟子记》中记述,武装政变前两日即12月2日,亲日派的洪英植、朴泳孝、金玉均、徐光范等人,邀清军三将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共进晚餐,阴谋席间行刺。吴兆有与张光前两人发觉气氛异常,不肯出席。

袁世凯说:“如果我也谢绝,他们会认为我们全是胆小鬼。”

于是他内着锁子甲,应邀赴宴。

“请允许我先喝一杯。”入席之后,他举杯一饮而下,然后说,“今天有公事,不能同诸君开怀畅饮,实在遗憾,告辞!”

说完,抓起朴泳孝的手,退席而去。

《容庵弟子记》中有云:“党众相顾失色,谋未得逞。”称赞袁世凯大胆、沉着。可是,武装政变迫在眉睫,是不应有谋杀清军三将的矛盾行动的,究竟是门生杜撰,抑或袁世凯信口吹嘘,就不得而知了。

根据金玉均的日记,12月2日夜晚,武装政变者在徐载昌家饮酒,然后,金玉均又邀他们到自己家里再饮,“天明而散”。日记中未见“邀请清军三将”字样。

事实是,12月2日夜里,竹添命人从日军驻地泥岘,偷偷把弹药运进公使馆。士兵装扮成工人模样,好像在搬运公使馆的东西。

终于到了12月4日,天晴无雨,武装政变就要在这天夜里发动。

“要跟平时一样,不动声色。一定要慎之又慎!”金玉均叮嘱每个人。

朴泳孝去竹添公使那里说:“按原计划进行,请多关照。”

竹添公使微笑着答道:“请不必挂念。”

午后四时,金玉均去典洞的邮政局,观察宴会的准备情况。东道主洪英植已经在现场指挥行动。

“客人们的情况如何?”金玉均问道。

“竹添托病,通知不能与会。德国领事也因病不来。其他内外要人大都出席。还有,尹泰骏在宫中值宿,不能出席。”洪英植答道。

“尹泰骏无足轻重。”

金玉均说完,暂时撤离。

武装政变的主要人员全在金玉均的邻居徐载弼家待机。金玉均又把武装政变的详细计划向他们说了一遍。

“天怎么还不黑!”李寅钟的一个年轻部下说,叹了一口气。





【第六章】

举 火



1




庆祝汉城邮政局落成的酒宴,晚上七时开始。围着长桌就座的,有国内外人士十八人,其中有日本的岛村书记官与川上通词,美国公使与书记官,英国总领事亚斯顿,中国领事陈树棠与书记官谭颂尧。穆麟德也来参加。袁世凯等驻军首脑全部缺席。外国人总共是八人,其余十人为朝鲜高级官员。

邮局总裁洪英植坐在长桌横头,与他相对的另一端坐的是朴泳孝。督办金宏集坐在洪英植身旁。

朝鲜军队的核心人物——四营统帅之中,前营使韩圭稷、右营使闵泳翊、左营使李祖渊出席。按金玉均的武装政变计划,这三人全在诛杀之列。

入席之前,金玉均到厨房关照厨师:“今晚外国客人多,他们在席上有慢慢交谈的习惯,所以不要急于上菜,最好慢些!”这是因为预定在八时半至九时之间举事,如果在此之前宴会结束了,对政变不利。

金玉均坐在岛村与川上之间,正对着李祖渊。李的左右是穆麟德和申乐均。川上是翻译,但一般的谈话,金玉均可以不用翻译。

“阁下明白‘天’吗?”金玉均有意使用暗语,从容不迫。

“‘好’,‘好’。”邻座的岛村书记官微笑着回答暗语。

酒宴正酣,邮政局仆役来到金玉均跟前,小声说:“外面有人说有急事求见。”

“急事?从何处来?”

“说是从红岘(金玉均家在红岘)来的。”

“噢?……见他!”

金玉均站起来,往左扫了一眼。岛村坐在那里,面露牵挂之意。

出席宴会的,除了参与政变者,自然都开怀畅饮。唯有清廷领事陈树棠,控制酒量,留心观察着周围的情况。来此之前,袁世凯曾告诉他:“今晚的酒宴有些可疑,请你细心观察,如有变故,立刻通知我!”

袁世凯凭着他的政治嗅觉,预感到将有变故。他深知,朝鲜政界正处于一触即发的状况之下。他在练兵中从一些友人那里探听到许多情报,分析整理之后,得出一个判断:武装政变近在眼前。这种政治嗅觉是他的特殊才能。

金玉均摆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其实他紧张得要命。岛村也有点儿坐不安席。

陈树棠看得一清二楚。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在场的其他人敏感,而是只有他集中精力观察的缘故。

金玉均却没有留意陈树棠。他离席走出新建的邮政局大门,心腹朴斋?正惴惴不安地等着他。

“出了什么事?”金玉均问。

“在别宫放不成火啦!怎么办?”朴斋?气喘吁吁地说道。

为什么在别宫放不成火,金玉均无暇询问。

“别宫不成,就在别处!找些易燃的茅草房,快点儿,快!”

金玉均焦虑万状,又不便大声呵斥。放火是号令,用以指示军队行动。放火地点选在别宫,那里不行,就改在其他适当的地方嘛,这样的小事,何必跑来请示……

他尽量保持着镇静,不露声色,然而,回到餐厅时脸色还是显得铁青,至少在留心观察他的陈树棠眼里是这样的。陈树棠还看到岛村的表情比金玉均更严肃。但其他人并不关心金玉均的进出,酒宴依然进行着。

“出了什么意外?”岛村不放心地问道。

“不,放火的事。”金玉均用日语回答。除了他和日本人,在座的其他人都不懂日语,他压低嗓音说:“预定的地点放火有困难。”

“那,那么……”岛村大惊失色。

“换个地方就行了嘛,这么点儿小事,不必担心。”

“当然,当然。不过……”

岛村伸手去拿桌上的玻璃酒杯,手指尖显然在颤抖。陈树棠看见了之后,跟对面的闵泳翊说:“宴会拖得太长了,咱们一同退席吧,我送你回府。”

谭颂尧用不甚高明的朝鲜语把话翻译了。

“谢谢。我并不累,而且,今天是我们设宴,岂能……”闵泳翊友善地笑道。

不一会儿,金玉均又坐立不安了。朴斋?走了半个多小时,火光该在某处升起来了,可现在却毫无动静,让时间白白流过。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

金玉均再也忍耐不住,离开座位,走出房间,装作去茅厕。来到走廊上,他愤愤地骂了一句。

金玉均出了正门,向四周张望,只见柳赫鲁跑过来。

“在别宫没搞成,来了一大群巡捕,好险,好险!……大伙说,干脆闯进邮政局,把那四五个人宰了算啦!”柳赫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这里有外国公使。可能的话,就在这附近点着吧……要小心巡捕。”

金玉均三言两语指示完,急忙返回宴席,要不然时间长了别人会怀疑。

“我想该上茶了……”仿佛他离席是去关照上茶的事,其实,不用关照也该上茶点了。

闵泳翊紧皱眉头,邮政局总裁是洪英植,在这个宴席上,金玉均是不该跑到厨房要东要西的。金玉均是个用心周到的人,似乎同平时不大一样,难道有什么事?

金玉均在日记中说他已发觉闵泳翊“颇有疑忌之色”,又说岛村已经不再掩饰不安的表情。

仆役端来茶点,正往条桌上摆放时,外面响起喊叫声:“失火啦,失火啦!”

在场的人们一齐站了起来,不论懂不懂朝鲜语,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有了“异常”情况。

金玉均打开北侧窗户,火光正从那个方向升起。人们不由自主地各自行动。头一个从房间里跑出去的就是右营使闵泳翊,他的行动过于迅速,谁都没有注意。





2




“那一带有前营兵卒,我去叫他们,必须赶快把火扑灭……”

前营使韩圭稷说完,朝房门奔去。正在这时,浑身是血的闵泳翊挣扎进来,一头栽倒在地。

“火速去报告袁司马,快!”

陈树棠催促谭书记马上逃出这极其混乱的现场。

袁世凯虽有正式官名,却更喜欢别人用军官的古典称号“司马”来称呼他。

金玉均等人计划,在邮政局宴会时放火制造骚动,这样就证明他们不在犯罪现场,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对参加宴会的那三个人,如果当场杀掉,未免太露骨,起码要让他们离开邮政局,在远一点儿的地方动手。假如不得机会,那就等他们进宫时再一网打尽。

据金玉均的日记,闵泳翊是日本人刺杀的。这次政变是亲日派策划的,所以有很多日本人参加,甚至暗语也使用了日语。日本人求功心切,见那个该杀的人摇摇摆摆走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就下了手。

邮政局里面的人惊恐万状,都跑出门外。金玉均则镇定自若,因为这一切是他导演的,虽有小小变动,但随即做了调整部署。他头脑里不断盘算着,态度很冷静。

别宫放火未成,那伙人转到邮政局一带待机。金玉均找到李寅钟和徐载弼两人,命令道:“率他们去景佑门外,在那里等待。日本人暂时隐藏到我家后院。”





然后,金玉均赴日本公使馆。他的日记上写道:“为探其气色。”


别宫放火未成,日本会不会以此为借口,撒手不管了?他要窥探一下动静。其实,他的本意是要用政变之前走访日本公使馆这一事实,把日本同自己拴在一起,让它想躲也躲不掉。

岛村已从邮政局返回使馆。刚才英国总领事亚斯顿也来日本使馆,请借卫兵,以防不测。日方派了两名卫兵送他回去。外边虽暗,但亚斯顿很可能已经看见金玉均来访日本公使馆。岛村一见金玉均,猛然大声吼道:“你们为什么不到宫中去?来这里有什么用!”

他也察觉到金玉均来访的目的是想确认一下双方休戚与共的关系。

“好,我这趟没有白来,看看阁下的脸色就知道日本方面的决心并没变,我放心了。”

金玉均微微一笑,离开日本使馆。申福模所指挥的四十人,分散在各处的黑暗角落里。

宫中把昌德宫西门叫作“金虎门”。从方位上说,西方是白色,本应叫白虎门,然而,汉城的王公贵族却习惯叫它金虎门。进宫参见的大臣们,按制必须从金虎门出入。

按原来的计划,在别宫放火后,诸大臣必然进宫给国王问安,那时埋伏在金虎门,等闵台镐、闵泳穆、赵宁夏三人一到,就起而杀之。但现在火警在邮政局附近,距王宫不远,忠于国王之臣必然驰来保驾,在此埋伏,不如先进宫去。于是,金玉均叫守门军士开门。他认为,时值混乱,拥戴国王是有利的。他恨不得一步跨到国王身边。

“不经政院批准,不能开门。”守门军卒答道。

“是我!我是金玉均!城里出事了,要紧急晋见,快开门!”金玉均大声喊叫。实际上,金虎门的守将正是金玉均的同党。

“紧急时可以不经政院批准,开门!”守将向部下命令道。

金玉均、金凤均、李锡伊等人从金虎门鱼贯而入。宫里静悄悄的。当天是阴历十月十七日,月明如昼,只有巡逻军卒的脚步声不断传来。仁政殿底下,早就埋好了炸药。

“把炸药挖出来,三十分钟之后引爆!”

金玉均命金凤均和李锡伊两人留在那里,自己朝协阳门走去。协阳门外有武装军士把守,再往前走,不穿朝服者按制禁止入内。

“站住,站住!”

军士制止金玉均,因为他身着平常衣服。情况紧迫,即使身穿朝服,恐怕也要被拦阻。

“难道你们不知道外面出了事吗?喊什么!”

金玉均大声呵斥着,脚不停步。他既是熟悉的重臣,又像有紧急情况,谁也没法儿拦他。

“究竟外面出了什么事?”

军士们只能这么问一句。金玉均毫不理睬,一个劲儿往前走。閤门之外,有前营的尹景完率领五十名部下等着。尹景完是金玉均所信任的尹景纯的胞弟。

閤门是国王寝宫之门。金玉均一进门,宦官边树迎了出来,告诉他:“国王已经就寝。”其他宦官也纷纷出来,看见金玉均没穿朝见礼服,窃窃耳语。

“这真是历代未闻之事!”“这种事从前有过吗?”

“不,哪里有过。”

“世道衰微。”

其中有一个叫柳在权的宦官,是国王最宠信的人,因为怕他在“维新”政变后成为阻力,所以刺杀的名单中也有他的名字。

“怎么了?你们这些宦官!”金玉均大声吼道,“现在国家正处于危急之中,为什么慢吞吞的,还不去唤醒国王!”金玉均的声音太高,把国王惊醒了。

“快进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国王的声音很高,几乎不用转达就直接传到金玉均的耳里。也许是因为这里太静了。

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三人一齐走进国王寝宫。他们说,邮政局附近的怪火绝非一般,国王应暂避一时,转移他处。

王妃问道:“这究竟是清廷搞的,还是日本人搞的?”

当然他们不能说是自己干的。金玉均正踌躇间,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原来是一个宫女在通明殿点着了装在竹筒里的火药。她是政变的参与者,按计划行事。不出所料,王宫里顿时大乱。

“请安静!尹景完带领一小队军士正等在外面。”金玉均说道。

“可是,那伙人可靠吗?”国王喃喃地说。保卫国王的近卫军不被国王信赖,未免太难堪了。

“那么,干脆求日军前来护驾,以保万全。”

国王听了金玉均的话,点头允许。闵妃从旁说道:“要求日军护卫倒是可以,但是,清军怎么办呢?”

现在是两国驻兵,在紧急时刻,要求一方护卫,而对另一方不声不响,这会成为问题。闵妃的插言不无道理。

金玉均以日本做靠山,为建立一个亲日政权才发动了这次政变,是绝不愿意清兵出动的。不过,闵妃的“正确意见”也不能不听。

“是的,那是当然,为了不偏不倚,也应向清军求援。那么,赶快派使者……”

金玉均唤来两名使者。派往日本公使馆的是宦官柳在权;派往清军的,金玉均的日记上只记着“某君”,隐匿其名。金玉均对“某君”说的话,日记上写道:“装作去清营,绝对不许真去!”





3




“请陛下亲笔下诏。”

金玉均拿出一支铅笔来,朴泳孝递给国王一张白纸,国王便在去往曜金门的路上写下了七个字:“日本公使来卫朕。”

这七个字就成为日军出兵的根据。

国王暂避景佑宫。后门从里边落了锁,无法打开,年轻的尹景完翻墙而入,砸坏锁头,开了门。

这时,听说异变,诸重臣依次前来请安。最先来到的,当然是值宿将官尹泰骏和沈相薰等人,韩圭稷也来了,他衣服已经换过,显然不是从邮政局径直来的。他穿了一身兵卒服装,很可能是害怕暗杀,借此掩盖身份。

去日本公使馆的柳在权很快就回来了,报告说:“外边没有任何异变,火警已消,同平时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是异变、异变,却只有宫中乱哄哄的。乱贼在哪里?都干了些什么?金玉均,你清清楚楚说一下!”闵妃质问道。

她觉得事情不大对头。

金玉均正苦于回答时,“轰轰”两声巨响从仁政殿方向传过来。这是金凤均和李锡伊两人按原定计划点着了炸药。如果没有这两声巨响,真的会使人想不到“异变”了。

仁政殿的爆炸声把金玉均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又传来了爆炸声,肯定有乱党。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应由三营的人去查明!”金玉均答道。

然后,他转过身来,看到那里站着身穿军卒服装的前营司令官韩圭稷。

“你这是怎么啦?身为前营之将,在此变乱之际,不率军抵抗,却一个人悄悄地躲到这里来!你这种打扮,成何体统?想惊动圣驾吗?”





金玉均盛气凌人。武装政变已经是成功在望,在新政权中,他是最高的实权者。新政权的要人名单早已拟就,他打算站在不显眼的位置上,随意驱使议政(宰相)按照他的意见行事。他要在幕后号令天下。


“你这个鼠辈!”金玉均气势越来越凶,狠狠瞪着宦官柳在权,“不明天下大势,竟似妇人小儿一般,散布流言蜚语,小心砍掉你的脑袋!”

来到景佑宫正殿时,朴泳孝和竹添进一郎率领日本兵也到了。

“于是我心始定。”金玉均在日记上用汉文这样写道。看见日本军来到,他才放了心。尽管政变已有成功把握,但仍然担心日本是否出兵,仿佛登上二楼,心里却担忧会不会有人给撤掉梯子。金玉均挺起胸膛来。

国王和王妃步入正殿,金玉均和竹添进一郎侍卫左右。日本军队警戒大门内外,隔断交通。金玉均的政变队伍又围了个铁桶一般。并派心腹武监十余人到景佑门外,应付闻变而来的人。来人不论是谁,经许可后方得入内。参加邮政局宴会的洪英植和李祖渊等人也来到了。

金玉均观察着亲清派的动态。他们一直在窃窃私语,声音虽小却也听得见。

“怎么只请日本兵,不请清兵?没有办法跟清军联系吗?”

不管你们怎么计议,已经来不及了。金玉均暗自冷笑。他要将亲清派要人一网打尽,他们想活着出宫已是不可能了。

朴泳孝向尹泰骏、李祖渊、韩圭稷三营司令官发难:“在这次变乱中,日本公使率兵前来,承担了护卫之责,而身为三营司令官的你们,为什么不率兵保驾,反而只身前来,在此窃窃私语?究竟谈些什么?”

“我是值宿官,因为值宿,所以径直来了。那好,我立即去领兵来。”

性急的尹泰骏转身跑向小中门。小中门外正有刺客埋伏着,那就是李圭完和尹景纯。朴泳孝的讥刺,使尹泰骏火冒三丈,没留意身边情况。离宫殿已远,两个刺客从左右两侧蹿出来,猛刺尹泰骏。他惨叫一声,倒了下去。除了政变的参与者,殿内无人知晓。

这时,李祖渊和韩圭稷正指着金玉均的鼻子,说:“变乱,变乱,到底变乱在哪里?你指给我们看看!不过是两三个花炮的声音嘛!为此就转移圣驾,找来日本兵,不是小题大做、惊慌失措吗?”

李祖渊越说越兴奋。

“分明是有人阴谋策划。火警在邮政局附近,从那时起,我就感到情况可疑。宫中哪里起火了?哪里也没烧着。我若带领左营兵跑来救援,岂不给人以笑柄……不用说,这是为了把日军引进宫来的阴谋。我要奏明圣上,向圣上……”他要晋见国王,然而,徐载弼把剑一横,挡住了他的去路。

“上面有令,任何人不得随意进殿!”

朴应学、郑行征、林殷明等精悍的士官生,也握剑逼近李祖渊。

“算了!”韩圭稷扯着李祖渊的袖子说,“同这些人说多少也无用,不如先回去,一会儿再来。”

“说的也是。”李祖渊认输了。

他们打算以后再来,可是,一迈出大门,他们就明白再也回不来了。刺客正握刀等在那里。除了黄龙泽和高永锡之外,李圭完和尹景纯也来了。

左营使李祖渊和前营使韩圭稷还没有醒过酒来,便鲜血淋淋地离开了人世。

左赞成闵泳穆来了,李圭完和高永锡从左右夹着他走进宫内。

“为什么搞得这么森严?”

对闵泳穆的问话,两人不作回答。他们在考虑什么时候拔刀杀人,根本没听进耳朵里。

“噢,日本兵……”

闵泳穆嘟囔了一句,而李、高二人仍不作声。突然,两个人同时转过身来,黑暗里刀光一闪,闵泳穆便在日本兵的队列前倒下。因为在日本兵面前行事,两个刺客想显示一下熟练手法,略略有点儿紧张。

接着判书赵宁夏来了,知中枢府事闵台镐也来了,都遭到相同的命运。

“原来什么事也没发生,赶快回宫吧!”闵妃说道。她还不知道族人闵台镐、闵泳穆等已经被杀。刺客们挥刀杀人之处,在宫内是看不见的。

正殿里,宦官、宫女数百人齐集一处,乱糟糟的。

“真的发生了变乱吗?”

“太奇怪啦!”

“快点儿回宫吧!”

宦官和宫女们的喧哗会破坏即将开始的维新大业的紧张气氛。金玉均在日记中说,破坏这个气氛,可能出自闵妃的策略,这种推测未免有点儿过分,总之,宦官和宫女们觉得有闵妃在,有恃无恐,根本不把重臣放在眼里。

我有办法让他们闭上嘴!金玉均撇了撇嘴,命令徐载弼:“把柳在权弄到这里来!”

不多时,柳在权被绑来了,果然,嘈杂声戛然而止。

“柳在权在宫里安置炸药,谋害圣上,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斩首示众。”

金玉均并未特别提高嗓音,但宫内静得毫无声息,他的话显得非常响亮。

柳在权没法儿抗议和申辩,连平常最信任他的国王,对处刑也难以插嘴。

可怜的柳在权在众人面前被杀掉了。

“无事者马上退出,现在要研究国家大事了!”金玉均赶走了在这里叫嚣的宦官和宫女们。

金玉均口称“研究”,其实,重要人事名单早已拟妥,只等国王承认。





4




从邮政局逃出去的陈树棠,立刻向袁世凯做了报告:金玉均和岛村之间有某种默契,说不定这是一场亲日派策划的武装政变,日本方面好像也担当着一定的角色。

陈树棠的观察大体上是正确的。

袁世凯率领二百名部下,急驰邮政局附近,然而,那里已阒无一人。身受重伤的闵泳翊被穆麟德抬到家里去了。袁世凯又奔往穆麟德家。

“不许入内!”穆麟德的私邸门前,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端着枪,挡住袁世凯。

“噢?为什么不让进?”袁世凯笑呵呵地问这个比自己小一两岁的青年。

“我受命不让任何人进去!”这青年有着寸步不让的勇猛劲儿。

“啊……”袁世凯想起自己还带着二百多人,这么多人,谁见了也会害怕的。他命令部下退后,然后自己向青年走近一步,说道:“前来慰问,实无他意。这里有个人受了重伤吧?他叫闵泳翊,是我的好友,来看朋友也不行吗?”

“若是一个人倒还可以,请通报姓名。”

“啊,恕我失礼,我叫袁世凯,官职会办朝鲜防务。阁下是……”

“我叫唐绍仪,担任财政顾问穆麟德的助手,刚来这里不久。”

“啊啊,原来是唐绍仪先生,久仰,久仰。”

袁世凯早就听说过,有个叫唐绍仪的广东人,美国留学生出身,不久以前作为穆麟德的助手来朝鲜任职。

“不敢当,请。”说着,唐绍仪打开门。





这就是袁世凯同唐绍仪的初次见面。唐绍仪曾求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李鸿章所赏识。穆麟德本人也是仰仗李鸿章鼻息,由于乱铸铜钱,在朝鲜名声很坏。为了加强力量,特意派来唐绍仪。


袁世凯入内看望闵泳翊。他伤到了骨头,但还可以保住性命。一位美国医生为他治疗。

从穆麟德私邸出来,袁世凯又同唐绍仪亲切握手。当时,握手在中国人之间还是一种新的礼节。

袁世凯感到对方的手上充满热情。

这个青年人,说不定把我当成了竞争对手。袁世凯苦笑了。

这时,袁世凯和唐绍仪的身份相差悬殊。袁世凯有着与提督相等的职权,而唐绍仪只不过是外国顾问的助手,无官无职。

“我不是翻译,是协助财政经济事宜的。”临别时,唐绍仪特意说。

“知道,知道。”

袁世凯急忙从唐绍仪的热情中逃脱了。不知为什么,他有点儿受不了,并预感到今后也会受他的纠缠。

袁世凯是1859年生人,唐绍仪是1861年生,年龄只差两岁。此后,在李鸿章门下,唐绍仪总是以袁世凯为竞争对手,而这让袁世凯觉得不是滋味。

袁世凯马上回营地。从第二天早晨起,他不断接到有关朝鲜宫廷内的情报。在搜集情报方面,可以说袁世凯具有天赋。

“杀得可真不少啊……”

袁世凯看了在景佑宫被杀的亲清派要人名单,叹了一口气。但他立刻又收起叹息,顺手拿起另一张名单。转换之快,可能也是他的才能之一。这是新政权的要人名单。袁世凯在几个人名之下,用朱笔画了圈儿。

领议政 李载元○

左议政 洪英植

前后营使兼左捕将 朴泳孝

左右营使兼右捕将 徐光范

左赞成兼左右参赞 李载冕○

史曹判书 申箕善

礼曹判书 金允植

兵曹判书 李载完○

刑曹判书 尹雄烈

工曹判书 洪馨○

汉城判尹 金宏集

判义禁 赵敬忧○

户曹参判 金玉均

兵曹参判兼正领官 徐载弼

兵曹参议 金文弦○

水原留守 李熙善

平安监司 李载纯○

说书 赵汉国○

洗马 李竣镕○

画了圈儿的,他认为不是“亲日派”。其中,李载冕是大院君的嗣子,李竣镕是李载冕的儿子,赵汉国是大院君的外孙。

袁世凯从这份名单中看出两个问题:

第一,光靠亲日派组成政权,无法维持下去。两年前的“壬午军乱”,是大院君想把闵妃一伙亲日派排斥出去,而这次是亲日派要把闵妃一伙旧势力——亲清派排斥出去,勾结了大院君方面的人员。

第二,对大院君的评议极高。这可能是因为他被押在清朝,所以得到同情。人们同情弱者,而且,常常美化不在眼前的人。

“若是大院君在的话……”

不论什么事,都能听到这样的叹息。这时候的大院君,成了朝鲜人心目中的英雄。

“有这么高评价的大院君,清政府总是关着不放,实在是失策。”

袁世凯嘴里咕哝着,轻轻地摇了摇头。





【第七章】

崩 溃



1




武装政变的次日,新政权的首领们派遣宦官边树到驻在汉城的各国使节处,通告新政权成立。美国驻朝鲜的是公使,英、德两国的是总领事。

美国公使和英、德两国总领事立刻往景佑宫晋谒国王。政变集团派给外国使节各三十名士兵,担当护卫。这是上午八时的事。日本竹添公使同政变集团有密切关系,已在景佑宫里,自当别论。对清政府方面,则不做任何通知,因为这次武装政变从一开始就是反清的。以金玉均为首的政变首脑同日本一样,是以从朝鲜排除清政府势力为目的的。

据金玉均的日记记载,美国公使向他表示友好,而英国总领事并非如此。

景佑宫很窄小,众人集中在这里,显得拥挤。特别是闵妃,更为不满。于是决定迁至景佑宫南面的李载元私邸,这里比景佑宫宽敞得多。

闵妃仍不断地要求金玉均返回大阙(昌德宫)。

“请等一等。”金玉均说,实际上是拒绝。像这样明目张胆的反清活动,清政府岂能就此罢休。金玉均决心一战,而昌德宫过于宽大,难以防守,若在景佑宫或李载元私邸,人数虽少,亦可坚守。

这期间,竹添公使对朝鲜国王进行游说,从世界大势一直说到人事问题,譬如:“陛下知道吗?朝鲜军队可以说前营最好,比其他各营都精锐。前营是朴泳孝训练和培养的,但他以前却未担任军职,为什么?为什么不用有才干的人呢?”

竹添公使刚刚说服国王,闵妃又传唤他,又是迁回昌德宫的事。

“商议一下试试……”他含糊其词地应付了一句。

回到国王那里,国王又被母后催促返回昌德宫。国王只得向竹添苦苦哀求:“无论如何也请设法。”

“现在清军的动向不明,总之,先命人侦察一下昌德宫的情况再定。”

竹添派村上大尉前去侦察,看看若清军来攻,昌德宫的地形之利和李载元宅邸相比,有多大差别。不多时,村上大尉归来,报告说:“迁回昌德宫也不要紧,我很了解敌人。”

除了地利,他也考虑了敌人的战斗力。不过,对清军力量的估计似乎是低了一些。

“那么好吧,我让女人们纠缠得简直受不了。”竹添公使终于答应了迁回昌德宫。

听到这个消息,金玉均大惊,对竹添说:“阁下不该这么随意地决定问题。据景佑宫之地利,观察清军之动向,这是最初的计划。迁到这里,已是做了最大让步,岂能再迁回昌德宫……”

“防守的事,用不着担心。已经跟国王说了,就不要再多言。”竹添说道。

这次政变是以日本的军事力量为靠山,所以,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日本方面握着主动权。正因如此,竹添才敢于任意改变计划,并不同金玉均等朝鲜领导人磋商。

能够返回昌德宫,国王李熙高兴极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是把国王迁到江华岛,因竹添反对而未能实现。可见,政变集团是看日本方面的眼色行事的。金玉均虽然很懊恼,但也无计可施。

迁回昌德宫后,防守部署与在景佑宫时基本相同:内卫是政变的核心人员,中卫是日本兵,外卫是朝鲜四营军队。

在发表新政权人事的同时,讨论了“革新传教”,即政变后新政权的革新政治纲领,第一条是:“大院君不日陪还事,朝贡虚礼议行废止。”

所谓废除朝贡之虚礼,意味着不承认清政府的宗主权。

为了朝鲜的独立,废除属国的屈辱的朝贡仪式,对朝鲜民族来说,是一条正确的路线。然而,金玉均等人一方面采取正确路线,另一方面却踏上错误路线。武装政变借用日本的力量,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的认识过于天真了。二十六年后,朝鲜被日本吞并,就是其结果。

另外,可以看出,政变者得不到大院君一派的合作,不但不能铲除闵妃一派,甚至连维持日常行政事务也有困难。

“革新传教”的第二条是:“闭止门阀,以制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事。”

朝鲜政界向来是门阀第一主义。如不属于权门贵族,则无望飞黄腾达。革新就是要停止这种门阀之见。并且,要依法制定人民平等之权利,等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新运动共通的标志。

国内财政统由“户曹”管辖,把以前分散的集中起来。金玉均任户曹参判,想把国家财政大权掌握在手。

此外,作为治安对策,设巡查制度,可能是日本制度的翻版。军事方面,以前的四营你东我西,随便行动,这回予以统一,并设置近卫军。

“革新传教”还附有行政简化方案,除了政府六曹,其他多余的官员一律废黜。

所谓六曹,即中国古制的行政部门六部,在朝鲜是吏、户、礼、兵、刑、工。吏曹掌管官吏之任命,类似日本的内务省。户曹掌管财政,相当于日本的大藏省。礼曹掌管同外国的交往与教育,相当于日本的外务省和文部省。兵曹即国防省,刑曹即法务省,工曹相当于建设省。

曹的长官称判书,次官称参判。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变的最高领导者金玉均竟然甘居户曹参判即财政次官。不过,六曹之中的五曹都有长官(判书),唯有户曹是空位,所以金玉均是个没有顶头上司的次官。

看来金玉均企图在比较自由的立场上,甚至是在暗地里,以实力者的身份来左右朝鲜的政治。

这天,清政府方面的领导人开了几次碰头会,主要讨论袁世凯从各种渠道收集来的情报。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

作为宗主国,驻扎在朝鲜的清军应当去保护国王。对于这一点,原则上众人趋于一致。但是,朝鲜国王没表示求援的意思,擅自采取军事行动,恐怕会与日本正面冲突。吴兆有和陈树棠以这种理由主张慎重从事。

朝鲜要人金允植和南廷哲两人,要求清军“无论如何要设法救出国王”。

金允植在新政权中被任命为礼曹判书。新政府人选是政变发动者拟定的,一些人拒绝任职,例如,急进开化派人士尹雄烈拒绝就任刑曹判书。金允植也拒绝了亲日派政变集团给他的职位。

清军首领们终于做出如下决定:同各国使节协商,要求日军从王宫退出。惩办挟持国王、戮杀六大臣的乱党,如果日军不撤,则率兵入宫保护国王。

政变集团将宫中各门紧闭,暂时隔断同外界的交通。这样一来,袁世凯的情报网某种程度上也发挥不了作用了。

这种状态下,自然是谣言四起。

“日本援军马上就到。”这种谣言,到处流传,是亲日派故意散布的。

“废黜现国王,拥立新王……”这种谣传倒是有识之士暗暗思考的问题。政变集团中也有人认为如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政变将半途而废。

清政府方面,袁世凯是最强硬的主战论者,这一点,汉城的外交界非常清楚。





英、美、德三国外交使节担心袁世凯搞小动作,通过陈树棠传话,希望清军自重。


袁世凯年轻气盛,轻蔑地笑笑,说道:“我国应当采取什么方针,用不着外国人一一指教。”

他给旅顺的叔父袁保龄写信,让他“立刻派来军舰”。

袁保龄是袁世凯父亲的堂弟,当时任直隶候补道,在旅顺负责海防事宜。

袁世凯又同吴兆有等军事首领联名,请直隶总督李鸿章派兵前来。

袁世凯说:“为最坏的事态做准备,不正是我们的任务吗?”

武装政变的次日,即12月5日,就这样过去了。





2




政变的第三天,12月6日早晨。

金玉均致函袁世凯,大意是责备昨天清兵妨碍了宣仁门的封锁,出言极为强硬。

原来,昨天在宣仁门,清军妨碍封锁,就任为前后营使兼左捕将的第三号头领朴泳孝大发雷霆,要与清军较量,经竹添和金玉均好言劝慰,才平息下来。

“即使锁上大门,从外面进攻也能把门砸碎,最重要的是加强戒备。”金玉均说。

然而,总得抗议一下才行。给袁世凯写信之后,金玉均以户曹参判的身份,检查了财政和兵器库存量。

使他大为惊异的是,步枪都生了锈,可能是演习时被雨淋湿却没有擦拭的缘故。锈得几乎压不进子弹。

“这可是大事,赶快擦!”金玉均命令道。

不久,竹添公使来到,说:“日本兵久驻宫中,恐遭物议,我想让他们今天撤出。”

“这可不行!”

金玉均不禁大声喊起来,他刚刚看过生了锈的枪支,一旦清军来攻,将不能还击一枪。他苦苦哀求。

“原来如此……”竹添苦笑了。

“三天,再驻守三天。有三天,枪支就能拆卸擦洗完,新政权的基础也就巩固了,然后,日本兵撤去,只留十名士官,当训练教官。”

“这些事要同村上大尉商量。”竹添让步了。

金玉均又提出借款问题。

“需要多少钱?”竹添问道。

“五百万美元。其中三百万美元是现在就迫切需要的。”

“五百万美元……急需三百万?”

“贵国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吧?我打算同英、美诸国也商量一下。”

金玉均提出英、美两国,用以牵制。

“阁下到我国考察过,对我国的实力却似乎估计过低。”竹添挺起胸膛,“三百万美元,随时拿得出来,放心好啦!”

这时,清军派来一名士官,要谒见国王。

“不行!”金玉均大叫,“吴兆有、袁世凯、张光前他们来了倒可以引见,一个无名小卒,岂有此理!”

“那怎么办?”来通报的士官问道。

“领他去见两位议政!”

领议政李载元和左议政洪英植代替国王接见了清军使者。他是来为提督吴兆有送信的。内容是简单的慰问:

大王殿下:昨晚闻受虚惊,今幸大王洪福,京城内外平静如常。务乞放心。敝军三营亦托庇无事,一并声明……

这封信虽然充满了讥讽,但毕竟是慰问,必须回复。由朴泳教执笔复函,交使者带回。

这时,盛传闵妃已死,九岁庶子登极。国王是死是废,令人猜疑。

袁世凯向李鸿章呈文:

人心日益汹汹,军民结众数十万,将入宫尽杀倭奴……

又呈文:

若日兵劫王东去,另立新王,则虽在此保护弹压,既失一国,又失一君,咎孰大乎?

袁世凯感到事态紧急。

形式上清军必须有朝鲜方面的要求才能动用武力,但国王此时落在政变集团掌握之中,无法写字据。于是,袁世凯致函右议政沈舜泽:“请阁下代表朝鲜政府,写一封要求清军驻军出兵的信件。”

沈舜泽立刻送来一信:

本月十七日(阴历)夜,奸臣金玉均等托言宫中有乱,密召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带兵入卫,逼王移宫,禁止出入,内外隔绝,至今三日,声息莫通。今闻杀大臣六人,中官一人。我王囚辱万端,祸犹未测。在外臣民痛恨号泣,莫省所措。乞三营大人袁司马、吴统领、张总兵火速派兵前来保护,以见天日复明……

沈舜泽之外,户曹参判南廷哲及其他朝鲜军方官员也写来密信,要求清军出兵。

袁世凯以此为依据,准备率兵入宫,保卫国王。首先,他派使者谒见国王,但被阻挡。这个使者就是上次送信的士官,名叫周得武。

随后,袁世凯率兵前去,提出谒见国王。

金玉均传话:“袁司马谒见国王,理当可以,只是率兵前来,极不稳妥,是不能容许的。”

午后二时半,清军方面照会竹添公使:

敝军与贵部驻此,同系保护国王。昨日,朝鲜内乱,杀害大臣八九人。现王城内外军民不服,欲群举入宫,环攻贵部。弟等既恐复惊国王,又恐贵部受困,将率队进宫,一以保护国王,一以援护贵部,别无他意,务请放心……

据说,竹添拆阅之前,已经听见了炮声。





3




袁世凯的借口是:送信之后很长时间没有接到竹添公使的任何答复,不得已而开始攻击。

双方各执一词,成为后来的责任问题的争论焦点。

袁世凯亲率一队人,攻击敦化门。提督吴兆有指挥另一队,进攻宣仁门,很快就指向昌德门。

闯进王宫的不仅仅是清军。政变集团并未完全掌握朝鲜军队,所以,袁世凯在前一天向朝鲜左、右两营的官兵晓以“大义利害”,拉为盟友。当然,袁世凯的重点是放在利害方面的,他给两营各拨银六百两,约定攻击时他们全员参加。

四营朝鲜军,政变集团似乎只掌握了前营和后营。同清军共同行动的左、右两营,分别由金钟吕、申泰熙指挥。

进攻的军队很快就占领了昌庆宫到宣仁门一带,准备腹背夹攻昌德宫。

政变集团的领导们正在观物轩开会。日本军也在周围。听见炮声,宫中骚动。王妃和世子等人均逃出,及至金玉均来到昌德宫寝宫时,已经没有人了。金玉均同徐光范两人到处寻找,看见国王带领数名武监和兵卒正要登山,急忙喊回,安置在山下延庆堂暂避。这时,周围枪弹如雨,十分危险。

日军在观物轩一带应战,朝鲜前营、后营的兵士们正在拆卸、擦洗枪支,听见“敌袭”,都空着手逃了出去。

国王惊慌失措,似乎神经错乱了。政变集团的头领们集聚到后苑林中的延庆堂,日军也退下来。金玉均先将国王移到玉流泉的小亭里,然后又移至北墙门。这里恰有一支洪在义指挥的反日派朝鲜军驻守,当他们看清是日本兵时,一齐开枪射击。

“现在只有杀开一条血路,先去仁川,再议后事。”金玉均说。

“不能去仁川!到母后那里去!死也不要紧,到母后身边,才合乎礼教!”国王高声喊道。





到了仁川,登上船,说不定会被带到日本去,恐怕就一辈子也看不见母亲和妻子了。


“诸君意下如何?”竹添问道。

他知道政变已经失败了。失败的原因:第一,对朝鲜人民强烈的反日情绪估计过低;第二,对清军驻防部队的实力做了过低的评价。现在是后悔莫及。

子弹“呼呼”地飞过来。

“请陛下到仁川走一趟……”

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不肯放弃国王。三天前的武装政变,因为拥戴国王才成功了,如果在这里失掉了国王,就万事皆休。

朝鲜军的射击越来越猛烈。金玉均命令身旁的武监喊话:“国王在这里,为什么打枪?国王在这里!”

听见喊声,果然枪声稀疏了。不多时,对方也喊起话来:“我们不知道国王在此,只看见了日本兵,日本兵我们非打不可!”

这时,天黑下来,是逃脱的极好时机。

“鄙人身为公使,应诸君的要求,前来保护国王。但是,看来有我军在这里,势将危及国王,真是事与愿违,我军应当立即撤退。”竹添说道。

金玉均愕然了。他的日记用汉文记述了这时的情景:“余乃大惊,以日语疾言曰……”

他严厉地质问:“国王有七八次要出北门去关帝庙,都被我们强拉住了,这是因为你说过将始终保护。我们相信你的话。而现在要撤兵,究竟是何用意?”

金玉均确实是热切希望祖国近代化,但他依赖外国,尤其是这次“甲申政变”,更依赖得过分,以致最后被踢开,落了个满腹怨言无处诉的下场。

“不!”竹添反驳道,“我看了一下现在往这边开枪的人,不单是清兵,还有不少朝鲜人。你从这里看一看。为什么朝这边打枪?很清楚,因为这边有穿日本军服的人。有日本兵在这里,国王反倒不安全,一旦发生不幸,那就全完了。依我看不如暂时撤退,以后另想对策。”

竹添的话,金玉均完全听懂了。日本翻译浅山把它译成朝鲜语,国王听了,更急着奔北门。

大王、大妃和闵妃等人在北门外的关帝庙里,国王恨不得立刻到那里。金玉均拼命拉住他。

“关帝庙一带肯定有清军伏兵,必须当心。我们陪伴,清军肯定要动手伤人的!”

事情竟这般奇妙:忠臣在侧,主君命危!

“我不会抛弃诸君。假如亲清派统治了朝鲜,诸君生命必将发生危险……有朝一日,我们日本一定会用全力把他们打倒……随我来……找一个适当的人把国王陛下送到家人那里去。”竹添说道。





4




“我愿保驾。”洪英植自告奋勇。

“太好啦!”金玉均握紧洪英植的手。洪英植,这个政变集团的第二号人物,要陪同国王闯进敌营。

“你去,我就放心了!”金玉均用力握着对方的手,“我得逃命,但是,我将为国家竭尽全力。我在国外,你在国内,都要坚持斗争……总有一天,属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来到!”

洪英植为人温厚,善于交际。金玉均之所以放心,是因为洪英植同袁世凯的关系相当亲密。而且,邮政局事件那天,是他把血肉模糊的闵泳翊送到穆麟德私邸的。所以,他在闵氏一族的印象中应当不算坏。

然而,金玉均的希望落空了。他们曾那么残酷地杀害亲清派要人,现在想被饶过,未免太天真了。洪英植后来终于被杀。

在这次事变中,国王李熙充分暴露了他的无能、怯懦。

金玉均提议四散逃命,因为跟竹添一起行动,恐怕要“全军覆没”。在国内没有容身之处,只有亡命日本。

竹添进一郎通过翻译浅山说道:“我军不能在此停留,要马上开赴仁川。诸君不要怀疑,快点儿跟上来。”

以公使为首,日本军队撤回公使馆,已是晚上八时。

汉城的各处路口都点着篝火,日本军通过时,便有人从道旁和屋里开枪、投石头。面高中尉受了伤。到达公使馆附近时,开枪、投石更加激烈,原来公使馆有百余人据守。

坚守公使馆是不可能的,只好撤退到仁川。12月7日午后二时,竹添公使烧掉一切机密文书,撤出公使馆。外面一直在不断地投石。

撤退时,安藤少尉打头阵,大西少尉紧跟其后,面高、小谷两中尉断后,村上大尉保护竹添公使。妇女、儿童居中,前后左右由馆员和士兵护卫,从西门直奔仁川。

退出以后,公使馆被火烧掉。对此,袁世凯说:“日军退出时,自行放火烧掉使馆。”日方则说:“暴徒放火烧掉使馆。”向朝鲜及其背后的清政府追究肇事责任。

日军撤退途中仍遭到攻击。投掷石块、开枪射击,是反日情绪高涨的朝鲜民众的无组织的散漫行动。左营军在王宫前攻击了日军,正规军的有组织的攻击只有这么一次。左营军说:“那么多武装士兵通过,我们开枪是警告他们不要靠近王宫。”

竹添一行足足走了一夜。十二月上旬,汉城一带已相当寒冷,星星点点下着雪。这支妇女、儿童同行的逃难队伍,到达济物浦领事馆时,已是次日早上七时。

朝鲜国王在关帝庙同家属见面之后,吴兆有、张光前等清军将领前来迎接,暂到崇仁门外觉心寺的李景夏私邸安歇。看到清将时,国王惊慌失措,试图逃走。

竹添等人撤退后,汉城还剩下十几个日本侨民。袁世凯命令尹本贵护送他们到仁川,交给竹添。

护送日侨,袁世凯说是他采取的宽大措施。而日本方面的记载则说,是由于美国公使的要求。其中有四名士兵,是没有军队驻防的英、美公使馆从日本方面借去的。

竹添进一郎在12月11日回国。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人随同竹添来到仁川,但是,竹添对于他们逃亡日本却并不欢迎,因为这仿佛是把失败的证人领回去。竹添想拒绝,由于“千岁号”船长井上角五郎等人的周旋,金玉均等人才得以搭船逃往日本。

同一天,袁世凯派清军总兵刘朝贵和朝鲜左营哨长柳东根去东门外迎接王妃和世子还宫。到此为止,袁世凯算是基本完成了朝鲜大臣要求出兵“保护国王”的任务。

亲日派的武装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洪英植和朴泳教两人被杀。朴泳教是逃亡日本的朴泳孝的堂兄。

其后,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外交谈判,袁世凯时常被置于极其难堪的境地。但是,一个二十六岁的人能采取迅速而果敢的行动,终于使他被当作人物看待了,并成为他一生的巨大资本。





【第八章】

还 乡



1




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自归国到任职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止,一直以无任所公使的待遇闲居。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是他的大失策,所以他从不谈论。

竹添是幕府末期三大文人之一木下韡村的得意门生,据说十八九岁时就代师讲课,是当时第一流的汉文高手。幕府末期,他出仕熊本藩。该藩的“万里号”轮船损坏,需要到中国上海修复,但当时日本闭关锁国,同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能正式出洋。竹添出主意,装作遇难,漂流到上海。他被派往上海,是因为能流畅地书写汉文。

“万里号”在上海浦东船坞维修时,竹添曾写了一首汉诗:

浦东维缆落潮时,

来往帆樯如织丝。

舟子无眠夜相警,

缘江辫发半偷儿。

太平天国战争刚刚平息,上海正处于穷困之中,人心惶惶。“辫发”指中国人,意思是说有一半儿人是盗贼,夜间不得不防范。

其后,竹添或作为汉学者,或作为政府官员,数次到过中国,看到落潮时的中国,那种“半偷儿”的观念似乎是无法从头脑中抹掉的。

竹添的门生松崎鹤雄写过一篇《竹添井井翁轶事》,有如下一节:

先生任朝鲜公使失败,辞去现职,后为无任所公使,长时间闭居在家。此事曾有所闻,唯不知其失败究竟,余尝问及先生,先生答曰:“吾实不明,但被袁世凯所败。”仅此一语,不做任何辩解。余深感先生态度之坦荡,以后不复问。

竹添只说“被袁世凯所败”,其实,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他过于贪功。那年,竹添四十四岁,袁世凯只不过二十六岁。

某些史家责难竹添,说他完全没有考虑在朝鲜的中、日两国军队的兵力差别。竹添之所以不把兵力差别放在眼里,是因为他想抓住中法战争这一机会,更何况他从来就有“缘江辫发半偷儿”的蔑视,自然要过低估计清朝兵力。

其后数年,竹添对朝鲜事件的沉默,恐怕与金玉均在日本的厄运有关。金玉均等人那么信赖日本,而日本竟没有彻底保护他们。当朝鲜政府要求引渡金玉均时,日本政府为难万状,一会儿把他移到小笠原的父岛,一会儿把他移到北海道的札幌。金玉均后来终被刺客诱走,在上海殒命。

袁世凯也绝非一帆风顺,他从朝鲜宫廷清除了亲日势力,得意扬扬,但逃不脱清军内部的人事倾轧。提督吴兆有比袁世凯资深年高,在这次平乱中却被袁世凯掌握了主导权,他只有听命而已。他心想:这个黄口小儿……

如果袁世凯为人谦逊,或许能避免正面冲突。但是,他极不谦逊。年轻气盛,平素已是傲气凌人,平乱有功,就更加目中无人了。

叔父袁保龄每次写信都教导他:“要谦虚、自制。”同时写信给吴兆有:“袁世凯年幼无知,或惹仁弟不快,请勿介意,善为照拂……”

被金玉均杀害的亲清派人物同袁世凯情深意厚,他觉得应当给遗族以抚恤,便下令从军饷中支付。

军饷只限用于驻防军的直接开销,即粮食、武器弹药的补充等。用来抚恤他国要人的遗族,是不妥当的。吴兆有将此事报告李鸿章。

袁世凯没有别的财源,只有先挪用,以后再“做正开销”。

然而没等他上报申请,吴兆有便揭发了。不管有何打算,被告发后就构成公私不分、账目混乱的罪名。李鸿章下令:“所借钱款,着由个人偿还。”

袁世凯只好拿出私人财产。正当趾高气扬之时,这件事给他当头一棒。

“这就是过分逞能逞强的结果”,袁世凯自己得出结论。他终于明白了。袁保龄也在信中批评他:“你此次在朝鲜的功绩,举世瞩目,竟为吴某所算,乃‘阔’字之病。”

所谓“阔”字之病,即疏忽大意,或者说警惕性不高。

“甲申政变”之后,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敌方、我方一齐攻击他。吴兆有的暗算不过是挑错整人,还不为重,而敌人的箭矢来势凶猛,并涂满毒药。

日本方面强调,这次两国冲突的责任在清军指挥者身上。

“壬午军乱”时,日本人死了十几人;而“甲申政变”中,矶林大尉等四十多人死亡。竹添感到,自己发动这场政变死了这么多人,责任重大,于是使劲儿往袁世凯身上推。

竹添后来对自己的门生总保持沉默,但在回国之初,却向日本朝野人士辩驳,说:“此次诸事,皆因袁世凯不善。”

日本政府派遣外务大臣井上馨为赴朝特命全权大使,同朝鲜政府开始交涉。朝鲜方面的全权代表为金宏集。

次年(1885年)1月9日,日、朝两国之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朝鲜国修国书致日本国,表明谢意。

第二,为抚恤日本遇难者之遗族及受伤者,赔偿商民因抢掠所毁损之货物,由朝鲜国支付十一万元。

第三,查捕杀害矶林大尉之凶手,从重正刑。

第四,为新建日本公使馆,朝鲜提供地基、房屋,须足以容纳公馆及领事馆,并支付两万元,以充工费。

第五,日本护卫军队之营舍,应在公馆附近,按《壬午条约》第五款执行。

特派全权大使从三位勋一等伯爵 井上馨

大日本国明治十八年一月九日

特派全权大臣左议政 金宏集

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此协议还附有下列两款:

一、协议第二、第四条,须按日本银币计算,为期三个月,于仁川拨完。

二、第三条凶手处刑事,以立约后二十日为期。

对此,日本舆论界大喊过于宽大,表示不满。1月18日《朝野新闻》说:“汉城暴动之时,朝鲜政府未曾与其事,再则,朝鲜穷困,无赔偿能力,故不得不宽大处理。”接着又说:

以吾辈所见,我国政府向朝鲜政府要求之金额,仅为支付罹害者及公使馆新建筑所需钱款。至于因事变,我邦前后所蒙受之损害,竟未赔偿。查今日立于谈判主位者,实为中国而非朝鲜,故应向朝鲜索取适当偿金,然后再与北京进行正式谈判,使其赔偿一切损失,岂非良策乎?试看今日朝鲜条约书中,列有严惩杀害矶林大尉凶手一条,如不要求处分包围王宫、攻击我军者,将以为此条约书只不过是保全我邦同朝鲜之关系而已。

对于贫穷的朝鲜当然要给予宽大政策,但对清政府却要狠狠地勒索,要求处罚责任者。“包围王宫,攻击我军者”,意指袁世凯。袭击矶林大尉的是朝鲜民众,日本也承认这一点。

到了二月,朝鲜依约向日本派遣了谢罪使。正使为礼曹参判徐相雨,副使为德国人穆麟德。





2




清政府派出吴大瀓和续昌两人到朝鲜。他们于1885年元旦抵达汉城,即阴历十一月十六日。两人的任务是“查办”。





袁世凯成了调查的对象。他满以为建立了功勋,万万没料到竟成了受审者,当然心中怏怏不乐。


汉城的外交界向袁世凯放了一箭:“袁世凯唆使侨居汉城的华侨杀死日本人。”这当然是为了刺激日本,假如日本同清政府敌对,以致发展到动用武力,英、美、德、法、俄各国都会有渔翁得利的机会。

对朝鲜最有影响力的是宗主国清廷和拥有驻兵权的日本,其他国家都远远落在后面。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死斗,才是他们渔利的好机会,所以,他们以责难袁世凯来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朝野新闻》曾透露过,日、朝交涉之后,下一步就是日、清谈判。然而,派到汉城的吴大澂却不同日本方面接触。

吴大瀓,江苏人,进士出身,比起政治家来,他在金石学方面的业绩更为卓著。作为鉴定家、书法家,他都是一流人物。后来担任广东巡抚和湖南巡抚等要职。派来朝鲜之前,他任职吉林,也许是因为处在边防线上,清廷便认为他有外交能力,所以这次被选中。不过,他的任务已如前所述,是“查办”,即或与日本接触,也没有中央的全权委任。

吴大瀓在日朝谈判中处于幕后,为朝鲜方面出谋划策,有时候其实是直接下达命令。由于他来到朝鲜,一直代表清政府独揽朝鲜大权的袁世凯等于被解除了职务。

“来了正牌货,我就靠边了。”袁世凯转动着眼珠说道。

“什么叫正牌货?”吴大瀓不由得笑了。他五十一岁,袁世凯和他儿子的岁数差不多。

“就是有响当当的出身。”

袁世凯在进士出身的人面前,总有一种自卑感。何况吴大瀓不仅是进士出身,而且是知名学者,就使他更加自卑了。站在这样的人面前,袁世凯觉得自己好像是冒牌货。

“不过,你干得很出色。”吴大瀓说道,“另外也找不出办法来。如果要干,就得那么斩钉截铁地干一场。”

吴大瀓对袁世凯的评价并不低,然而,被查办毕竟是不愉快的,况且又停止了代表清廷的职责,无怪这个年纪轻轻就掌握大权的袁世凯要抱怨了。正在这时,从家乡来了一封信,原来是养母牛氏病了。

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是袁保中的第三个儿子,因为叔父袁保庆无子,就把他过继了。当然不是形式上的过继,而是正式收养为嗣子。袁保庆的妻子牛氏虽是女流,但颇有学问,既是袁世凯的养母,同时也是业师。不爱学习的袁世凯勉强能写写文章,能写一手不太难看的字,多亏了养母牛氏。

“嗯,回乡!”他叨念着,把母亲的信装进信封里。忽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重新抽出信来,反复观看。这令人思念的字迹,还是那么秀丽动人。

没有变化!从字迹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