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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经济学合集(共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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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6
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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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魔鬼营销

Year:
2010
Language:
chinese
File:
EPUB, 6.65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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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经济学合集(共4册)

Year:
2016
Language:
chinese
File:
AZW3 , 2.5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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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经济学 1: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



[美]史蒂芬·列维特; [美]史蒂芬·都伯纳 著

王晓鹂 译

中信出版社





《魔鬼经济学》所获赞誉


被《纽约时报书评》评为优秀读物

被《经济学人》、《纽约时报杂志》、亚马逊和巴诺书店评为年度佳作

“图书感觉”奖年度非小说类图书

获鹅毛笔奖年度商业图书

入围《金融时报》/高盛集团年度商业图书

列维特与都伯纳巧妙地连类比物,通过对比乍看起来毫无关联的话题,挖掘富于启发性的真理,这让《魔鬼经济学》读起来妙趣横生。《魔鬼经济学》是一部优秀的著作,旁征博引了大量难以置信却又引人入胜的历史资料,这让作者有别于通俗社会学家之流。

——《纽约时报》

假如经济学界也有“夺宝奇兵”,那一定会是史蒂芬·列维特,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寻宝猎人,凭着自己的智慧、胆识和离经叛道获得了成功……《魔鬼经济学》读起来就像一部侦探小说……经济学家生怕手中资本贬值,往往吝于褒奖。因此,我费尽心思地想从这本书里挑刺儿,但我还是放弃了。抨击《魔鬼经济学》就像抨击热巧克力圣代……圣代上的樱桃就是列维特的合著者史蒂芬·都伯纳。身为记者,他显然了解自己所写的内容,娓娓道来的文风让你时而忍俊不禁,时而瞠目结舌。都伯纳先生是最难得一见的珍宝,列维特先生能找到他,是我们的幸事。

——《华尔街日报》

愉快的阅读体验……实际上,本书展示了平淡无奇、陈旧迂腐的经济学在刨根问底、深谙其道的经济学家手中可以起到什么作用……材料引人入胜……本书总能找到本身趣味无穷又能对更广泛的议题富有启发意义的问题,进而用别出心裁的方式做出解答。

——《经济学人》

引人关注且始终富于趣味性的作品,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充满了惊喜……《魔鬼经济学》中的有趣观点层出不穷。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

我们自以为了解世界的运转方式,但实则不然……《魔鬼经济学》利用经济学和翔实的数据质疑我们对万事万物的先入为主之见……读罢之后,你不仅知道了几则可在聚会上讲的趣闻逸事,还会以更加批判的眼光看待许多所谓的真相。

——《哈佛商业评论》

发人深省、引人入胜……光是那些冷知识就能值回标价了……史蒂芬·列维特自称是无所不能的知识界侦探,但凡是引起他兴趣的人类行为之谜,他都可以揭开。这么说或许有些大言不惭,但《魔鬼经济学》证明,这么说是有底气的。

——《纽约时报书评》

请设想一个有着天马行空思维、绝顶聪明的经济学家,再设想他只有9岁,想了解一切,这就是史蒂芬·列维特的基本形象……每一章都是一次发人深省的实地考察,就像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在《引爆点》和《眨眼之间》两部书中对人性的探索一样。

——《时代周刊》

史蒂芬·列维特拥有全美国最有意思的头脑,而《魔鬼经济学》读起来就像在阳光灿烂的夏日同他一起悠闲地散步,他举起手摇了摇手指,便颠覆了一切你所理解的真理。做好为之叹服的准备。

——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

列维特使用了简洁巧妙的统计工具,他直击问题要害,选取引人入胜的话题。所有社会学家都应扪心自问,他们所研究的课题在趣味性或重要性方面是否比得上这一佳作。

——《洛杉矶时报书评》

这部史上最独特的统计方法研究著作出自世界知名经济学家之手……列维特(与合著者都伯纳)从人类行为的混乱数据中寻找逻辑。他的结论常常令人大开眼界,有时甚至目瞪口呆(他的一条理论是,高堕胎率有助于减少犯罪。这想必会让他在短期内自绝于白宫)……读起来很有意思。

——《娱乐周刊》

大批经济学家前赴后继、不辞辛劳地破解货币政策等错综复杂的议题,而史蒂芬·列维特却在用经济学模型解答更有意思的问题,并因此名声大噪。

——《旧金山纪事报》

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解释了为何很多有关金钱的道理你自以为了解,却并不正确……他从经济学角度重新审视日常话题。

——《金钱》

这本有趣的读物将经济学原理用于审视日常生活。

——《人物》(好书介绍)

《魔鬼经济学》的展开不像典型的晦涩难懂的经济学论文,倒像是那种会让你熬夜去看的侦探小说……扣人心弦。

——《芝加哥论坛报》

《魔鬼经济学》以通俗易懂、去学术化的口吻介绍了列维特的发现。本书是一部引人关注且始终富于趣味性的作品,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又充满了惊喜……其中的有趣观点层出不穷。

——《休斯敦纪事报》

请设想列维特最优秀的研究成果,竟由一名杰出的记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出来。说到当代经济学研究的普及读物,本书是个里程碑。

——泰勒·考恩发表于“边际革命”网站

经济学这门学科晦涩难懂,鲜有未接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会愿意读经济学家写的书。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似乎做到了这点。

——《芝加哥太阳时报》

一本为怪咖和书虫而写的巨著……列维特抱着解谜者的心态,手握统计经济学工具,寻找各种不同的答疑解惑渠道……在他手中,经济学从一门乏味的学科摇身一变,成为求知者的工具。

——《财; 富》

有趣,有深度……它用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各种古怪离奇的问题。

——《底特律自由报》

一部引人入胜、别出心裁的合著作品。近年来,没有哪部经济学著作能像这部作品一样抓住普罗大众的心。本书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将似无关联的情况分析结合起来,并通过灌输一个简单的事实予以解释,那就是人们会或多或少地出于理性考量,受经济利益驱使。

——《华盛顿时报》

本书足以证明,应当对列维特与众不同的观点予以仔细分析,他总是能从堆积如山的数据中,总结出中左翼观点,所提出的思路能让我们恍然大悟,并重新反思我们一直深以为然的观念。列维特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分析手中的材料,他用一种摒弃政治立场的方式,展示了鲜为人知的常识和非常识。

——《Time Out纽约》

《魔鬼经济学》展示了列维特最优秀的一面,他提出了他人未曾想过的问题,找到的答案有时也超乎想象。

——《亚特兰大宪法报》

如果你以为经济学家都是担心利率波动、脾气暴躁的教授,那就摒弃这种成见吧,作者列维特关注的,恰是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现实议题,而构成他所有研究课题基础的,是只要找准角度就可以理解复杂现象的信条。列维特善于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本书注定会大受欢迎。

——《出版者周刊》(星级书评)

这个年代,充斥着主观、基于信仰、或左或右的传统观念,太多的学术研究陷入了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窠臼。《魔鬼经济学》反其道而行,以一种巧妙、深刻、严谨、开明及冒险忘危的态度揭示出令人吃惊的真相。这是一本让人振奋又耳目一新的佳作。

——库尔特·安德森

本书展示了列维特对多个不同话题的有趣研究,读起来确实很有意思。

——沙龙网

《魔鬼经济学》是一部令人欲罢不能、爱不释手的经济学通俗应用速成教材,在分析枯燥数据并借此写出一部小说——有关世界运作方式的精彩理论——方面,列维特天赋异禀。而都伯纳也用生动、诙谐、通俗的语言传达出了列维特的思想与理论,二人可谓相得益彰。

——《洋葱报》

引人入胜、妙趣横生又出人意料,我想没有哪个成年人会不为之倾倒。

——《旧金山周报》

以全新、精彩的思维论点去看待这个世界,尽管《魔鬼经济学》肯定会引发争议,但列维特的作品依然充满令人叹服的真知灼见,称其为天才也并无不妥。书中的许多观点虽然令人费解、复杂难懂,却从头到尾都很精彩,列维特以令人惊叹的独特构思和过人胆识,描写了所谓“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我们的社会对这些事实会作何反应虽然不得而知,但列维特和都伯纳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他们写出了这10年里最睿智、最具话题性的作品。

——《旗帜日报》(英)

《魔鬼经济学》充满了令人惊叹的数据分析,这些分析颠覆了传统观念,让你禁不住隔着屋子对配偶喊:“喂,听听这个……”

——《多伦多明星报》

《魔鬼经济学》可能是第一部可当作休闲读物来读的数据分析书,它对社会敏感问题——犯罪、堕胎、考试作弊、阶级意识、育儿——提出了一系列颇具争议但令人信服、表述清晰的观点,文中穿插的趣闻逸事和用一本正经口吻讲出来的俏皮话也别有一番滋味。

——《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

《魔鬼经济学》用毫不拖沓的文风,阐释了世界的真实运转方式,让经济学这门学科显得通俗易读,同时始终让读者沉浸在惊讶于作者聪明才智的思绪之中,总之妙趣横生。

——《纽约观察者报》

可以说列维特和都伯纳的这部著作几十年内都会让人持续铭记,而不被人遗忘,这是一部分析精彩、逻辑严谨的佳作,说它精彩绝伦,毫不为过。这本书在思维拓展方面的勇敢无畏不仅值得鼓励,还值得珍视。

——《橙县纪事报》

列维特将自己出众的头脑用于揭示日常生活之谜,就像经济学界的福尔摩斯。《魔鬼经济学》将不断带给你超乎常理的乐趣。

——《旗帜晚报》(英)

《魔鬼经济学》讲述的是非传统观念,它以别出心裁的方式运用原始的经济学数据提出妙趣横生的问题。列维特在提出古怪问题方面颇有天赋,让人如梦如幻、为之着迷,非常精彩。

——《观察家报》(英)

生动、易懂又令人信服,列维特试图让自己成为我们的向导,从而带领我们以不同的视角观察世界及世界运行机制,他显然是个聪明的经济学家。

——《堪培拉时报》(澳大利亚)

一部极富思想,又带着争议的作品。

——《法制时报》

《魔鬼经济学》就人类动机和当代生活提出了颇具争议和深度的问题,得出了难以置信的结论,从而以全新的视角向你展示了你所熟知的世界。列维特提出的理论在你读罢之后,还会久久萦绕在你脑海中。

——《商报》(南非)

对解答五花八门的问题感兴趣的人应该读一读这本《魔鬼经济学》,这是你能读到的最富于智慧,也最引人入胜的经济学著作之一。都伯纳手法高明,就算是用两页纸解释回归分析法的定义,你读起来也不会不耐烦,甚至还觉得津津有味。

——《雅加达邮报》(印度尼西亚)

《魔鬼经济学》将经济学原理、福尔摩斯推理与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合三为一。

——《开拓者日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

这本书对动机进行了精彩绝伦、颇具争议的研究:动机为何物、如何改变以及对人类行为有何影响。本书表面看来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读物:文风轻松,笔触明快诙谐,让读者难以发现其观点猛烈抨击了我们对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转方式所抱有的先入为主之见……对于这本书,再怎么推荐都不为过。无论你在哪里读这本书——海滩、家里、火车上还是办公室里——你都会得到鼓舞、激励和乐趣。

——《周日电讯报》(英)

它披露了很多有意思的真相。

——《塔尔萨世界报》

列维特有着强烈感染力的求知欲,他从未丢弃儿时那爱问为什么的劲头儿。他鼓励我们勇于发问,不懈地寻找答案,去探究以前没想到的领域……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经济理论作品,也是前人以为无法做到的事。

——《水牛城新闻》

我无法想象,有谁读这本书时不会停下来嘀咕两句:“哇,这推翻了我长久以来所相信的一切。”本书内容引人入胜,我要强烈推荐。

——《绿湾新闻公告》

这部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著作,用经济学来解答当今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它津津有味,又发人深省。列维特用数据分析解答稀奇古怪的问题,这或许能帮助企业高管找到分析问题的新途径。

——《得州律师报》

列维特的趣味在于它能马上吸引那些非专业人士的关注,而他和都伯纳用平实的口吻娓娓道来的行文方式,对于并不熟悉经济学家思维方式的读者来说,《魔鬼经济学》既有启发性,又有娱乐性。

——《新政治家周刊》(英)

《魔鬼经济学》是一部不可思议、妙不可言的著作,书中充满了让你目瞪口呆的真知灼见,史蒂芬·列维特也可说是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商业世界》

一本眼界开阔、趣味十足,又贴合现实的书。

——《科克斯书评》

[1] 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又称不可思议博物馆,馆内以趣味横生的方式陈列从世界各地搜集到的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收藏品。——译者注





本书的由来


2003年夏,《纽约时报杂志》派作家兼记者史蒂芬·都伯纳为史蒂芬·列维特撰写一篇简介。列维特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虽年纪轻轻,却已声名大噪。

都伯纳彼时正在研究一部关于货币心理学的著作,在那段时间里采访了不少经济学家。他发现他们往往口齿不清,仿佛英语是他们的第四或第五语言。而列维特刚刚荣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可比作青年版诺贝尔奖,用以表彰青年经济学家),在那段时间接受过不少记者的采访。他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可谓是不太健全。

但列维特看出都伯纳并非彻头彻尾的白痴,而都伯纳也发现列维特并非单纯的人体计算尺,这位经济学家标新立异的研究和讲解的口才都令作家为之折服。虽师出名门(哈佛大学学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获奖无数),列维特却以剑走偏锋的方式研究经济学,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像一个学究,倒像一个机敏好奇的探险家——纪录片导演、法医调查员,抑或体育圈、犯罪、流行文化无一不插手的赌徒。他坦承,对于大众一提及经济学就会想到的货币话题,他兴趣寥寥。

实际上,他滔滔不绝地将自己贬低了一番。

“对于经济学领域,我所知甚少,”某次,他将遮眼的刘海一撩,对都伯纳说道,“我对数学不在行,对计量经济学不甚了解,也不知道如何做理论研究。如果你问我股市是涨是跌,经济是兴是衰,通货紧缩是喜是忧,或是税务问题,我是说,我要是敢说自己对这些话题中的任意一个有半点了解,我就是完全在骗你。”

列维特所感兴趣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谜团,对于那些想要探究世界运行方式之奥秘的人来说,他的研究能让他们如愿以偿。在采访结束之后都伯纳所写的文章中,他的怪异态度得到了解释。

如列维特所见,经济学这门学科,拥有各种寻找答案的有效工具,但耐人寻味的问题却寥寥无几。而他的一大专长就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如:如果说毒贩子能大发其财,为何他们还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枪和游泳池,哪个危险系数更高?在过去的10年里,造成犯罪率骤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房地产中介是否真的把为客户谋求最佳利益放在了心上?为何黑人父母喜欢给孩子取有碍其职业前途的名字?教师是否会为了达标,在高风险性的测验中作弊?相扑是否是一项腐败的运动?

许多人——包括他的不少同行——或许并不承认列维特的研究和经济学沾边。但他所做的,仅仅是将这门所谓死气沉沉的学科去繁就简,提炼至其最根本的宗旨:阐明人们如何才能如愿以偿。有别于多数学者的是,他并不避讳使用个人的观察结果和兴趣所向,也不避讳秘闻野史和趣闻逸事(但他对微积分却是避之而唯恐不及)。他是直觉主义者,他翻阅大量数据,去寻找前人未曾发现的故事。他推测出的测评方式,可以测评资深经济学家口中的不可测效应。不过,最让他乐此不疲的话题——虽然他声称自己从未染指过这些勾当——是诈骗、腐败和犯罪。


列维特炽热的求知欲也感染了数以千计的《纽约时报》读者。各式各样的问题、征询、谜语和请求纷至沓来——提问者既有通用汽车公司、纽约扬基棒球队、美国参议员,也有正在服刑人员、为人父母者和一位20年来一直在一毫不差地记录自己生意数据的百吉饼买卖人。一位前环法自行车赛冠军打电话给列维特,请他帮忙证明如今的环法比赛已经滥用兴奋剂成灾。中情局请教列维特如何利用数据追捕洗钱者和恐怖分子。

令大家趋之若鹜的,是列维特的根本信条:现代世界尽管充斥着种种迷雾、乱象和罪恶昭彰的骗局,却并非无法参透或深不可测;只要提出恰到好处的问题,它甚至比我们所想的更加趣味横生。所需的仅仅是一种新的观察方式。

在纽约,出版商告诉列维特,他应该写一本书。

“写一本书?”他说,“我不想写书。”

待解之谜已经堆积如山,他几辈子也解决不完,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适合作家这个角色。

“我没什么兴趣——除非,”他提议道,“我和都伯纳合著。”

并非人人都适合合作,但他们两人——以下改称我们两人——决定聊聊,看合著出书是否行得通。我们认为行得通,希望各位也能予以认可。





前言


万事万物的隐秘一面





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人,但凡稍微瞥一眼晚间新闻或日报,就会心生毛骨悚然之感。

这完全不必大惊小怪。

罪魁祸首就是犯罪。犯罪率不断攀升——几十年间,美国任何城市的犯罪率曲线图都呈直线上升的态势。而按照当时的趋势,如今正是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行将终结之时:故意或过失枪杀案司空见惯;劫车、贩毒、抢劫、强奸同样屡见不鲜;暴力犯罪成了人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恐怖阴影。

“情况大有恶化之势。”

“未来会更加糟糕。”

权威专家无一不如是预测道。

恐慌的制造者就是所谓的超级猎手:这个形象曾一度随处可见,他在各大新闻周刊的封面上怒目圆睁,几十厘米厚的政府报告中遍是他堂而皇之的身影;他是一个骨瘦如柴、浪荡在大城市的小子,手握廉价枪支,内心无所忌惮、残忍无情。

我们被告知,这样的人数以千计,嗜血杀戮的一代将把这个国家拖入无尽的深渊。

1995年,犯罪学家詹姆斯·艾伦·福克斯为美国司法部长撰写了一篇报告,称青少年杀人案将急剧上升。他认为:乐观的话,青少年杀人案在10年内会上升15%;悲观的话,则会翻一番以上。

“下一轮犯罪高峰期将来势汹汹,”他说,“相比之下,连1995年都会变成美好的往昔。”

其他犯罪学家、政治学家及同样博学多识的预测专家都对未来做出了同样惨淡的预测,连克林顿总统也不例外。

“我们知道,我们要在6年内扭转局势,治理青少年犯罪,”克林顿称,“否则将国无宁日。而我的继任者将无暇再对全球经济的良好机遇高谈阔论,而是得忙于保护城市街道上人们的身家性命。”

犯罪的蔓延似乎在所难免。

然而接下来,犯罪率并没有继续攀升,反而开始下降,持续不断地下降。

犯罪率的下降有点不寻常:这是一次全面的下降,全美各地各种类别的犯罪都在减少;这是一次持续的下降,下降幅度逐年加大;这还是一次全然出乎意料的下降——对于那些做出相反预测的专家来说,尤其如此。

这次形势逆转之迅猛令人震惊。青少年杀人案发率并没有像詹姆斯·艾伦·福克斯所警示的那样翻番,甚至也没有增长15%,反而在5年内下降了50%。至2000年,美国的总体凶杀案发率已经降至35年来最低。斗殴、汽车盗窃等几乎各类犯罪的案发率同样如此。

虽然各类专家没能料到犯罪率下降(而早在他们做出耸人听闻的预测时,犯罪率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苗头),但此时他们却开始争先恐后地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

他们提出的理论多数听起来头头是道:一说是因为90年代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一说是因为《枪支管制法》的普及;还有一说是因为纽约市所施行的新型治安策略。(1990年,纽约发生了2262起凶杀案,而2005年只有540起。)

这些理论不仅头头是道,还很振奋人心,因为根据这些理论,犯罪率的下降得益于具体且短期的人为措施。如果枪支管制、巧妙的治安策略和提高工作报酬能够降低犯罪率,那即是说刬恶锄奸的能力原来唾手可得。那么,等下一次犯罪猖獗——但愿不要——的时候,我们便有经验可循了。

这些理论似乎顺畅无阻地从专家口中,传到了记者耳中,然后又进入大众的思维,并迅速上升为传统观念。

但有一个问题:这些理论并不正确。

还有另一大早已发生的因素导致了90年代犯罪率的骤降。这一因素早在20多年前便初见端倪,它涉及一位名叫诺尔马·麦科维的年轻女子。

正如众所周知的“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一个大陆扇动一下翅膀,最终导致另一个大陆发生一场飓风。诺尔马·麦科维也在无意中猛然扭转了历史进程,而她的初衷只是想堕胎而已。

1970年,她年仅21岁,是一个穷困潦倒、目不识丁、一无所长、酗酒吸毒的女子。此前她已经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给了别人收养,但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然而,得克萨斯州和当时美国的多数州一样,规定堕胎是违法的,最终麦科维得到了地位远超于她的权势人物的关照,他们为实现堕胎合法化,让她作为主要原告,发起了一场集体诉讼,被告则是达拉斯郡检察官亨利·韦德,这件案子最终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而此时麦科维已经化名为简·罗。

1973年1月22日,法庭判罗女士胜诉,允许美国全境进行合法堕胎。然而,这对麦科维/罗女士来说为时已晚,她已经把孩子生了下来,并开始寻找领养家庭。(多年后,她放弃了自己支持堕胎合法化的立场,摇身一变成为了反堕胎活动家。)

那么,“罗诉韦德案”如何在历经一代人之后,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犯罪率下跌呢?

仅就犯罪而言,并非人人生而平等,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出生于不幸家庭的儿童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要远高于其他儿童。而在“罗诉韦德案”之后,很可能有数百万女性选择了堕胎,这些穷困潦倒、未婚先孕、承担不起非法堕胎或没有门路的未成年妈妈常常是不幸的代名词。正是这些母亲腹中的孩子,一旦降生,走上犯罪之路的概率会远高于平均水平,但由于“罗诉韦德案”,这些孩子并未出世。

这一颇具影响力的事件随后产生了一个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多年后,这些未出世的孩子本应步入壮年,在犯罪界大展拳脚的时候,犯罪率开始骤降。

所以,美国犯罪高峰没有如期到来,并非得益于枪支管制、经济繁荣或新型的治安策略,而是因为潜在罪犯的数目大幅减少,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那么,那些犯罪率下降论专家(曾经的犯罪灭国论者)在媒体上信口开河,其中又有多少次提到了堕胎合法化也是原因之一呢?

一次也没有。

关于商业合作和志同道合兼而有之的典型例子,就是雇房地产中介帮你卖房子。

房产中介估算房子的价值,拍几张照片,给房子定价,写上一则吸引眼球的广告,卖力地推销,讨价还价,然后坚守岗位到交易完成。

这自然需要花费很多心力,但她也能赚得不少回扣。假如房子售价为30万美元,中介费通常为6%,即18000美元,你心里会想,这可是很大一笔钱,但你也会想,单凭自己,房子绝对卖不到30万美元,但中介知道,她知道如何让自己的房子物尽所值,让自己拿到最高价。

也就是说,她对自己行当的了解程度远胜于外行人,知道自己代表的是谁的立场。关于房子的价值、房市现状,甚至买家的心态,她掌握着更加丰富的信息,你要靠她来了解这些信息,而人们雇用专家的原因不外乎如此。

当今世界,专业分工的细化催生了无数类似的专家,医生、律师、承包商、股票经纪人、汽车修理工、抵押经纪人、理财规划师……他们手握巨大的信息资源,利用这一优势,帮助身为雇主的你以最优惠的价格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能这么想自然不错,但专家也是人,受利益驱使。因此,任何专家如何待你,取决于其动机如何。

有时,它有利于你。例如:一项有关加利福尼亚州汽车修理工的研究发现,汽车修理工常常宁愿放弃一小笔修理费,也会让不达标的车辆通过废气排放检测,其背后的原因,是网开一面的修理工能赢得回头客。

但也有对你不利的时候。一项医学研究发现,在生育率下降的地区,产科医师选择进行剖腹产的概率要远高于生育率处于上升趋势的地区。这表明,生意不景气时,医生会多做昂贵的手术,从中牟利。

凭空猜忌专家的渎职行为是一回事,要加以证明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最佳的证明方式就是对比专家提供给你的服务与他为自己提供的同类服务。可惜,外科医师不能给自己做手术,其医疗档案也不会公开,而汽车修理工的私车修理记录同样也不会公开。

然而,房地产销售记录却是公开的资料,而房地产中介也确实常常经手自己的房子,最近的一组数据统计了芝加哥郊区近10万处房产的交易记录,其中有3000处的卖家就为房地产中介本人。

在研究数据之前,首先需要提一个问题:在推销自己的房产时,房产中介的动机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做最划算的交易。这也是你出售房子时所追求的,你和房产中介似乎志同道合,毕竟她的佣金是和售价挂钩的。

如此一来,佣金背后的复杂性就显露无遗了。首先,6%的房地产中介佣金通常要由买卖双方的中介平分,每一方还需要从自己分得的份额中返还一半给中介公司。也就是说,只有售价的1.5%是直接落入你方中介手中的。

这样一来,假如你的房子售价为30万美元,佣金则为18000美元,但她的个人所得只有4500美元。

“仍然不少了。”你会这样想。

但假如房子的实际价值不止30万美元呢?假如她只需多做一点功课、多一点耐心、多发几则广告,就可以卖到31万美元呢?扣除佣金,你能多赚9400美元,但中介的佣金却只增加了区区150美元——高出的1万美元的1.5%。

你能多赚9400美元,而她只能多赚150美元,你们或许并不能算是志同道合。(而且她还需要自掏腰包打广告、负责跑腿。)那么,中介是否愿意为了区区150美元而投入额外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呢?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对比房地产中介私有房产及其客户房产的销售数据,计算差额。以10万处芝加哥房产的销售数据计算,控制所有变量——地理位置、房龄、房屋质量、外观、是否为投资性房产等,最终得到的结果是,房地产中介的私有房产在市场上挂牌出售的平均时间要多出10天,售价则高出3%,即市价30万美元的房子,其售价要高出1万美元。中介出售私有房产时,会坚持等到最高价,而经手你的房产时,只要有过得去的报价,就会劝你接受。正如股票经纪人为了赚取佣金会进行挤油交易,中介也希望更多更快地交易。何乐而不为呢?毕竟苦等最高价也只能多赚区区150美元,这利益太微不足道了,不值得她这么做。

关于政治的真理不一而足,其中最为人信奉的一条,是金钱可以收买选举。阿诺德·施瓦辛格、迈克尔·布隆伯格、乔恩·科尔津——这只是几个近期出现、引人关注且能佐证这一真理的例子。(暂且不论史蒂夫·福布斯、迈克尔·赫芬顿,尤其是托马斯·格里萨诺这样的反面例子。格里萨诺三次竞选纽约州州长,自掏腰包共花费9300万美元,但三次分别只获得了4%、8%和14%的选票。)多数人都认为,金钱对选举结果产生了不正当的影响,过多的资金挥霍在了政治竞选中。

诚然,选举统计数据显示,在竞选中投入手笔更大的候选人常常会胜出,但金钱是否真的是他们获胜的原因呢?

这么想似乎顺理成章,那说90年代的经济繁荣导致了犯罪率的下降,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二者存在相关关系,并不等同于一者导致了另一者。相关关系仅表示,两个因素——姑且称之为X和Y——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但你无从判断孰因孰果。有可能是X导致了Y,有可能是Y导致了X,也有可能是X和Y均由另一个因素Z导致。

请对如下相关关系进行思考:凶杀案频发的城市,往往警力也非常充足。以两个真实城市中警力与凶杀案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例,假设这两个城市为丹佛市与华盛顿市,二者人口相当,但华盛顿的警力是丹佛的近3倍,其凶杀案发数则是后者的8倍。然而,在不了解详情的情况下,孰因孰果很难说。可能某些一知半解的人,对这些数据略作思考,就妄下结论,认为是警力过多导致了华盛顿凶杀案频发。这种望文生义的思维方式,古已有之,而且常常会导致人们采取自以为是的应对措施。正如那则民间传说所言,一位沙皇得知其帝国内疾病肆虐最严重的省份也是医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于是,他的解决方案是,当即下令处死所有医生。

现在回到竞选开支的话题上,为分析金钱与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思考影响竞选经费的因素。假设你手上有1000美元,想要捐献给某位候选人,你可能会在两种情况下选择捐献这笔钱:其一,在难分伯仲的情况下,你认为金钱会左右最终的结果;其二,某位候选人一骑绝尘,你想沾一点光,抑或想在将来获得某些实际的关照。你肯定不会把钱捐给必败无疑的候选人。(这点你可以去问那些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遭到重创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大选领跑者和竞选连任者所筹得的资金远超过不成气候的候选人。那么竞选开支呢?竞选连任者和大选领跑者显然拥有更多资金,但只有在确实有落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才会一掷千金。必胜无疑的话,他们何必动用这笔竞选资金呢?毕竟这些资金在以后遭遇强敌时,能派上更大的用场。

现在假设有两位候选人,一位天生富于魅力,另一位则非如此。讨喜的候选人筹集到了更多的资金,轻而易举地胜出。不过,到底是金钱为他赢得了选票,还是他的个人魅力让他选票与金钱双收?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很难解答。毕竟,选民吸引力不易量化,那有什么办法能衡量选民吸引力呢?

基本没有办法——只有一个例外。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比两次竞选中的同一位候选人。即,候选人A与2~4年后的自己很可能相差无几。对于候选人B,同样也可以做此假设。假如候选人A与候选人B在连续两次竞选中对垒,但两次的开支不同,那么鉴于二者的个人魅力值变化无几,我们便可衡量金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发现,同两位竞选人在多次竞选中连续对垒,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实际上,自1972年以来,有近千次国会竞选都出现了这种状况。那么这些案例的数据说明了什么呢?

结果出乎意料:候选人的竞选开支影响甚微。有冠军相的候选人即便将开支减半,也只会丢掉1%的选票,而没有冠军相的候选人,即便开支翻倍,也只能为自己多拉拢1%的选票。对于政治候选人来说,开支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个人品质。(这也适用于父母——第五章会提及这点。)有的政客天生讨选民喜欢,有的则不然,花多少钱也无法弥补这一点。(福布斯、赫芬顿和格里萨诺几位大鳄想必有所体会。)

那么这条选举真理的下半句呢?耗费在竞选活动上的资金多到令人发指?一个选举周期通常包括总统大选和参众两院选举,其间每年的竞选开支约为10亿美元——这听起来是一笔巨款,除非你将这笔钱同某项重要性显然不及民主选举的开支做一下对比。

例如,美国人每年花在口香糖上的开支也是10亿美元。

本书所要探讨的,并非口香糖开支与竞选开支的对比,或欺瞒客户的房地产中介,也不是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率的影响,书中自然会对此类情况做出分析,同时还会涉及不少其他话题,包括育儿之道、欺诈技巧、贩毒团伙的内部运作方式及《智者为王》中的种族歧视。本书的真正目的是拨开蒙在现代生活之上的迷雾,探究内在的真相。我们会提出很多疑问,有的无关痛痒,有的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答案可能常常听起来怪诞不经,但经事实分析后,会变得显而易见。我们会从数据中寻找答案——所谓的数据可能是学生的测验分数,可能是纽约的犯罪统计数字,也可能是毒贩的收支记录。我们常常会利用数据中偶然呈现出来的规律,这些规律就如同飞机掠过高空留下的飞行轨迹。就某个话题抒发己见或著书立说自然可以,人类对此乐此不疲,但若能撇开道德立场,沉下心来钻研数据,结果常常会得出有悖传统、出乎意料的发现。

可以说,道德代表着在人类心目中,这个世界应该如何运转,而经济学代表着其实际的运转方式。经济学首先是一门有关测评的学科,它包含一系列行之有效、用途广泛的工具,可以对大量信息如就业、房地产、金融和投资进行确切的评估,以确定任意因素的影响,乃至所有影响,这才是“经济”的根本要义。但经济学的工具也完全可以用于分析其他话题,而且这些话题可以说,更有意思。

本书将从一个非常明确的世界观出发,立足于以下几个根本观点,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

诱因是现代生活的根基。理解或常常仅仅是寻找到这些因素即是解决几乎任何谜团的关键,从暴力犯罪到假球案,再到网恋,无一例外。

传统观念常常是错的。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率并未一路蹿升,仅仅一掷千金换不来选举胜利,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天喝八杯水有益健康。传统观念常常漏洞百出,同时又极难看穿,但戳穿这些观点并非不可能。

轰动性事件常常起因于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情。谜团的答案不会总是一目了然。诺尔马·麦科维对犯罪率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枪支管理、经济繁荣和新型治安策略三种措施的共同影响。与她类似的,还有后文会提到的奥斯卡·丹尼洛·布兰登,绰号“快克界的苹果籽约翰尼”。

专家——包括犯罪学家和房地产中介——利用手中的信息资源优势谋一己私利。不过,在他们面前班门弄斧也可以成功。面对互联网的普及,他们的信息优势在日益缩减——佐证就是棺材价格和人寿保险费用的下跌,等等。

知道什么值得测评以及如何测评,有助于理清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如果你学会以正确的方式观察数据,某些以其他方式无法解答的谜团就会迎刃而解,因为要击碎混淆视听和自相矛盾的谎言,数据的力量就无可比拟。

因此,本书旨在探究万事万物的隐秘一面,或许这偶尔会徒劳一场,或许有时感觉是在以管窥天,或者感觉眼前之景光怪陆离,但其目的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观察并审视许多不同的情形。从某些方面来讲,这对于本书来说是奇怪的切入点,因为多数书会选择提出一个统一的主题,且三言两语即可表达清楚,然后再围绕这个主题娓娓而谈。本书并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主题,虽然我们确曾考虑了6分钟,以是否让本书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如应用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但有人感兴趣吗?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类似寻宝游戏的架构。诚然,这一架构会采用经济学中最优秀的分析工具,但也会让我们得以循着自己突发奇想的思路探究下去。因此,我们虚构了一门学科:魔鬼经济学。本书中出现的故事甚少能进入经济学课本,但这种情况或许也会改变。鉴于经济学从根本而言由一系列工具构成,而非形而上的学科,因此无论多么稀奇古怪的话题,应该都没有超出其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首先是一名哲学家,他本一心想成为道德家,不料却因此成了经济学家。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彼时现代资本主义方兴未艾,这股新生力量带来的巨变,令亚当·斯密为之着迷。但他所感兴趣的并非数字,而是其对人的影响。经济的力量大大改变了人们在某些情况下的思想和行为,是什么驱使一个人犯下欺盗之罪,而另一些人却无此劣行?一个人看似平淡无奇、或好或坏的选择如何对许多人造成翻天覆地的影响?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因果之间的联系日益走向深化,动机的作用被成倍放大,如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代生活变革,这些变化摧枯拉朽,对彼时的人们造成了巨大冲击。

亚当·斯密真正的研究主题是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在其著作《经济学统治世界》中,探讨了亚当·斯密如何将生性自私的人类行为和人类所构建的、更加高尚的道德水准区分开来。

“亚当·斯密认为,答案在于我们有能力将自己置于第三者的地位,成为公正的观察者,”海尔布隆纳写道,“以此形成对某件事的客观……价值评价。”

那么请设想,你在一位或者两位第三者的陪伴下,迫不及待地想探究某些有趣案例的客观价值。但是,在踏上探索之旅前,我们通常要先提一个异常简单却无人提过的问题,比如:教师与相扑力士有何共同点?

[1] 超级猎手(Superpredator),青少年犯罪者。该词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迪卢利奥(John Dilulio)在1995年杜撰,用以指代当时那些“不尊重生命、不顾及未来”,以及“没有父亲、不信上帝的失业青年”。——译者注

[2] 挤油交易,即反复买卖,是指证券经纪人通过为客户进行过多买卖而增加佣金的不道德行为。——译者注

[3] 迈克尔·布隆伯格,彭博新闻社创始人,纽约市市长。——译者注

[4] 乔恩·科尔津,2001——2006年任美国参议员,2006——2010年任美国新泽西州州长。他同时还是高盛集团的前总裁。——译者注

[5] 史蒂夫·福布斯,美国福布斯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以及《福布斯》杂志总编辑,曾于1996年和2000年两次争取共和党的提名竞选总统,并投入6700万美元,但均以失败告终。——译者注

[6] 迈克尔·赫芬顿,罗伊·M.赫芬顿天然气公司创始人之子,《赫芬顿邮报》网站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的前夫,曾任美国众议员。1994年,他花费2800万美元,竞选美国参议院席位,但最终落败。他的竞选投入在当时创造了美国非总统竞选投入的新高。——译者注

[7] 托马斯·格里萨诺,美国薪酬管理公司沛齐公司创始人,美国冰球联盟水牛城军刀队的前任共同所有人,曾三次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竞选纽约州州长。——译者注009

[8] 艾奥瓦州是美国总统大选中最早举行党团会议的州,而新罕布什尔州则是最早进行初选的州,两个州均领先于其他州开出初选结果,因此被称为“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哨站”。——译者注

[9] 《智者为王》(The Weakest Link),源自英国的电视游戏节目,世界多处地方均有制作当地版本。游戏节目中,各个参赛者要一个接一个连续正确地解答问题,才能获得最高奖金,情况犹如锁链中一环扣一环。每回合参赛者会互相投票选出该回合的“最弱一环”,他会被主持人驱逐出局离场。——译者注

[10] 快克指强效可卡因;苹果籽约翰尼,原名约翰尼·查普曼,美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将苹果引入了美国西北部地区。——译者注





第一章


教师与相扑力士有何共同点?





本章探讨动机的优点及阴暗面——作弊。

谁会作弊?几乎人人都会……作弊者如何作弊以及如何纠查作弊者……一家以色列托儿所的故事……700万美国儿童的突然失踪……芝加哥的作弊教师……为何放水输球比作弊赢球更加恶劣……身为日本国技的相扑是否存在腐败行为?……百吉饼商人的所见所闻:人类的诚实程度超出我们的意料。


假设你是一家托儿所的所长,托儿所明文规定,托管儿童下午4点之前必须被接走,但家长经常迟到,每天下班时,总有几个惶惶不安的孩子还没走,至少得有一名教师留下来等待姗姗来迟的家长,怎么办?

两位经济学家听说了这一非常常见的难题,于是提出了解决方案——对迟到的家长进行罚款。毕竟,托儿所没有必要白白照顾这些儿童。

经济学家决定以以色列海法市的10家托儿所为样本进行调查,以验证这一解决方案是否有效。调查为期20周,但罚款措施并未立即实施,在前4周的时间里,经济学家仅仅将家长迟到的次数记录在案,且每家托儿所每周平均有8位家长迟到。到第5周,罚款措施开始实施,托儿所宣布,迟到10分钟以上的家长,每名儿童每次罚款3美元,罚款会计入其每月的托管费中,基本托管费约为每月380美元。

罚款措施实施以后,家长迟到次数立即增加了,没过多久,每周迟到的家长便增加到了20人次,较原先翻了一倍以上。

这项惩罚性措施显然适得其反。

经济学,从根本而言,是一门研究动机的学科:人如何得偿所愿或满足所需,尤其是在其他人欲求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对动机甚是热衷,他们凭空创造出假设,并把它束缚在一个框框内,对其进行研究,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经济学家常常认为,只要能不受约束地制定对症下药的相应方案,天底下就没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其解决方案或许有时并不温和(可能涉及高压统治、横征暴敛或侵犯公民自由),但最初的问题,尽管放心,一定能迎刃而解。它是一剂强心针,是一种施压手段,是秘诀所在:常常看似微不足道,却拥有扭转局势的惊人力量。

自呱呱坠地开始,我们便要学习在或积极或消极的动机驱使下行动。在蹒跚学步的年纪,如果你溜开去摸火炉,手指会被烫伤;而如果你拿着满分成绩单放学回家,你会得到一辆新单车。如果你在课堂上被逮到挖鼻孔,你会成为笑柄;而如果你入选篮球队,你会出人头地。如果你夜不归宿,你会被父母禁足;而如果你高考拿了高分,你就能去名校读大学。如果你从法学院辍学,你就只能在父亲的保险公司上班;而如果你业绩出色,引得对手公司打电话来挖墙脚,你就能得到副总裁之位,而且再也不用在你父亲手下干活了。如果你因为做了副总裁就得意忘形,开车回家的路上冲到了80英里,你会被警察勒令停车,得到100美元的罚单;但如果你完成了销售目标,拿到了年终奖金,你不仅不用担心这100美元的罚单,还可以买下你梦寐以求的维京厨具。

动机只是驱使人避恶行善的一种手段,但多数动机并非天然形成的,必须有人——经济学家、政客或家长——去凭空创造。你的三岁小孩连续一周都好好吃饭了吗?她可以去玩具店挑奖品了;某家大型炼钢厂的废气排放严重超标?对于超过法定排放上限的污染物,每公吨征收一定罚款;太多美国人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给出了对策:从员工薪水中自动扣除所得税。

动机分三大类:经济动机、社会动机和道德动机。一套动机方案常常三种皆有。以近几年的禁烟运动为例,每包烟多收3美元的“罪孽税”,这是能有效减少烟草销售的经济动机;餐馆、酒吧等场所禁烟是有效的社会动机;而美国政府声称恐怖分子通过贩卖黑市香烟筹集资金,这是能有效唤醒良知的道德动机。

人类将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行之有效的某些动机用于预防犯罪。有鉴于此,一个常见的问题或许值得一问——现代社会为何犯罪猖獗?然后再反过来问:为何没有变得更加猖獗?

毕竟,人人都有犯下伤人、盗窃和欺诈之罪的可能,却没有让这些“可能”转化为现实。锒铛入狱并因此承担丢掉工作、被没收房子、失去自由的风险自然是很有效的因素,这些从本质而言都是经济处罚。但就犯罪而言,防止人们越界的还有道德因素(不愿做自认为不对的事)和社会因素(不愿成为他人眼中的作恶之人)。对于某些不端行为,社会因素起到了令人生畏的恫吓作用,《红字》中海斯特·白兰的遭遇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如今有许多美国城市以“揭丑”的方式打击卖淫业,嫖客和妓女一旦罪名成立,照片会由网站或本地电视台发布。哪种措施更有威慑力?因招妓被罚款500美元,还是让他的亲朋好友在www.HookersAndJohns.com上看到他的照片?

因此,通过一张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不断调整且经济、社会和道德因素交织的网络,现代社会不遗余力地阻止犯罪蔓延。有人会说,效果并不理想,但从长期来看,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以历史上(排除战争时期)凶杀案案发率的变化趋势为例,凶杀案是数据统计最精确的犯罪类型,也是最能反映社会总体犯罪率的晴雨表。以下数据由犯罪学家曼纽尔·艾斯纳编纂,记录了欧洲五大地区的历史凶杀案案发率。

表1–1 欧洲五大地区凶杀案数据





这些数据在几百年间呈直线下降表明,对于人类最大的担忧之一——被杀,我们齐心协力制定出来的扼制政策越来越有效。

那么以色列托儿所采纳的罚款措施错在哪里?

你想必已经猜到,3美元的罚款太微不足道了。按照这个价钱,独生子女父母每天都迟到,每月也只需多花60美元——仅为基本托管费的1/6。就幼儿托管费而言,这个价钱相当划算。假如罚款是100美元,而非区区3美元呢?这样大概能完全杜绝家长迟到,但也会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因为罚款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权衡措施,所以必须平衡利弊。

但托儿所的罚款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一措施用经济手段(3美元罚款)取代了道德手段(家长迟到时理应产生的内疚感),他们每天只需多花几美元就可以消除内疚感。而且,罚款数额太低,让家长认为接孩子迟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假如一名家长迟到只对托儿所造成3美元的损失,那还何必提前结束一场网球赛呢?果不其然,经济学家在调查的第7周取消了罚款,家长迟到的次数并无变化。现在他们可以放心迟到了,不用交罚款,也毫无愧疚感。

调控的本质就是如此奇特,而又影响深远,一点微小的调整便可能造成极端彻底且常常出乎意料的后果。托马斯·杰斐逊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是一点蝇头小利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进而又掀起美国独立战争:“这个世界上的因果循环神秘莫测,对一部分扣押茶叶不当征收的两便士茶叶税,就改变了整个大陆居民的境况。”

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展开了一场调查,与以色列托儿所调查类似,此次调查也将道德因素和经济因素对立起来进行比较。这一次,他们想了解献血活动背后的动机,其发现如下:如果献血者收获的不仅仅是对其无私行为的赞扬,还可以拿到一小笔补贴,献血量会下降。原因在于,这笔补贴将一件高尚的善举变成了一种为挣几美元而吃苦受罪的行为,而且这点蝇头小利完全不值得。

假如献血者可以拿到50美元、500美元或5000美元的奖励呢?当然,献血者会因此趋之若鹜。

但与此同时,其他方面也会发生显著变化,因为所有动机都有其弊端。如果一品脱血液一夜之间上涨到了5000美元,无疑会有许多人心生歹意,他们可能会动手持刀抢血,可能会用猪血鱼目混珠,可能会用假身份证来钻献血次数限制的空子。无论是何动机,无论情势如何,狡猾之徒总会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

换言之,正如W.C.菲尔兹所言:值得拥有的东西就是值得为之欺骗作弊的东西。

那么,都有谁会作弊呢?

实际上,几乎人人都会,只要赌注正中下怀。你可能会对自己说,不管为了什么,我都不会作弊,然后你就会想起,你有次打桌游的时候作弊了,而且就在上周;或者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你把球从球位不佳的位置上悄悄推开了;又或者是某次你很想从办公休息室里拿一块百吉饼,而你得在咖啡罐里丢一块钱才能拿走,但你却没带零钱,不过还是顺走了一块百吉饼,还在心里暗暗地说,下次放双倍的钱就行了,但你后来也没放。

既然有聪明人费心设计出了行为框架,就有成千上万聪明或不聪明的人会花费更大的心思去钻空子。作弊是否是人之天性尚未可知,但确实是人类试图为之的一个突出特征。作弊是一种原始的经济行为——不劳而获。因此,会作弊的不仅仅是那些名头响亮的大人物——进行内幕交易的总裁、服用兴奋剂的棒球选手和挪用公款的政客,也包括私吞小费而没有上交老板的女招待,以及在电脑上修改员工工时以提高自己业绩排名的经理,甚至是担心留级所以在考试中抄同桌答案的三年级小学生。

有些作弊行为仅仅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但有些作弊行为却昭然若揭。比如1987年春一个深夜所发生的奇事:700万美国儿童人间蒸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绑架案?不可能。事情发生在4月15日晚,美国国家税务局修改了一条规定,此前纳税人只需为每名受其监护的儿童上报姓名即可,现在则需提供社保号码。突然之间,700万儿童——前一年由监护人为申请免税而在1040张上报表中捏造的幽灵儿童——人间蒸发了,那可是美国所有受监护儿童的1/10。

这些作弊的纳税人受何动机驱使,显而易见,他们同上文的女招待、经理和三年级小学生如出一辙。那么,三年级小学生的老师呢?是否有动机驱使她去作弊呢?如果有的话,她会如何瞒天过海?

抛开前文以色列海法市托儿所的例子,现在假设你负责管理芝加哥公立学校,该学区每年覆盖40万名学生。

目前在美国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和学生中间,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是“高标准”的成绩测验。之所以说高标准,是因为这些测验不仅意在测试学生的学业水平,其测验成绩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考察到学校头上。

联邦政府将这些高标准的成绩测验强制列入了布什总统2002年签署的《有教无类法案》。但早在该法案实施之前,多数州就已经开始组织中小学学生年度统一测验了,20个州对成绩优异或进步明显的学校实施了奖励,32个州对表现不佳的学校实施了处罚。

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于1996年采纳了高标准的测验方式。新政实施后,测验分数过低的学校将被停课整顿,面临被关闭的风险,教职员工则会遭到解雇或调任。该系统还废除了自动升学机制,此前,只有成绩一塌糊涂或完全不思进取的学生才会遭到留级处罚。而现在,所有三年级、六年级和八年级学生均需参加名为艾奥瓦基本技能测试的选择题考试,并须达到分数线才能升级。

这种高标准测验的支持者认为,测验提高了学业水平,督促学生更加刻苦地学习。另外,测验使得一无是处的差等生无法升级,他们因此不会占用高年级名额,拖优等生的后腿。而同时,反对者则担心某些学生会因为测验发挥失常而遭到不公正的惩罚,教师上课会以考试内容为纲,从而忽视了更重要的课程内容。

自然,自考试诞生以来,就存在驱使学生去作弊的因素,但高标准测验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所面对的现实,让他们也有理由作弊了:在高标准测验制度下,如果学生的测验成绩不佳,教师就需接受审核,或被取消加薪或升职资格;如果学校整体成绩不佳,联邦政府则会扣留拨款;如果学校遭到停课整顿,教师则有被解雇之虞。高标准测验机制也为教师创造了一些正面的效应:如果学生成绩优异,教师则可能获得嘉奖、升职或加薪,加利福尼亚州就曾有一段时间为高分考生的老师设立了25000美元的奖金。

而假如某位教师对这种新的测评机制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动了替学生拉高分数的念头,那就是还有最后一个因由或许能帮她壮胆:教师作弊鲜有人追查,很难被发现,也几乎从未受到过处分。

教师如何作弊?方法不胜枚举,或明目张胆,或巧施伎俩。近日,奥克兰市有一名五年级小学生放学回家后,兴高采烈地告诉妈妈,她的老师非常体恤学生,把州内统考的答案抄在了黑板上。这样的例子当然非常罕见,因为再不称职的老师,也不会冒险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作弊,把命运交由30名不更事的儿童决定(这名奥克兰的教师当即遭到解雇)。拉高学生分数还有很多更加巧妙的伎俩,比如老师只要延长考试时间即可。如果她提前——以不法手段——拿到了考卷,她大可以帮学生预习考题。若以广义的作弊概念论,她还可以进行“应试教育”,根据前几届的考试内容进行备课,尽管这不会被视为作弊,但也与测验宗旨完全背道而驰。由于测验内容均为选择题,选错答案不会扣分,教师大可以让学生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随机勾选未答题目,可以一律选B,或B、C两项交替勾选。她甚至可能会等学生退场之后,替他们填上空白项。

假如教师真想作弊,且不想白忙一场,她可能会收起学生的答卷,在交由电子扫描仪扫描读卷之前的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擦掉错误的答案,填上正确的答案(而你还一直以为用HB铅笔是为了让学生修改答案)。假如真有用此类方式作弊的教师,又如何才能查出来?

要想揪出作弊者,需要换位思考。假如你想擦掉学生的错误答案,填上正确答案,你应该不会改掉太多题目,那样显然会露出马脚。你应该也不会将每个学生的考卷都改一遍,这也会露出马脚,而且你多半也来不及,因为考试结束之后,答卷很快就得上交。因此,你的做法可能是挑选8~10道连续的题目,在一半或2/3的考卷上填上正确答案,因为一短串答案很容易记,更换这短短几道题目的答案,要比把所有考卷挨个翻一遍快得多。你或许还会选择试卷末尾的题目,因为后边的题目通常比前边的题目难度大,这样一来,需要改答案的概率是最高的。

如果说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动机的学科,这门学科——万幸的是——还有统计工具,可以考察人面对动机作何反应。

万事俱备,只欠数据。

在该例中,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补上了这一空缺。该系统公布的数据库中包含1993——2000年学区内每名三至七年级学生的测验答案。芝加哥公立学校每年每年级的学生约3万名,答卷70万份,题目将近1亿道。这份数据按考场编排,包含每名学生阅读及数学测试的逐题答案序列。(原答卷并不包含在内,因为测试结束后要按惯例销毁。)数据还包含每名教师的部分信息、全部学生人数的统计信息及其既往和此后的考分,这在追查教师作弊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设计算法,从海量的数据中得出某些结论,确定作弊教师会出现在什么样的考场里?

要搜寻的第一个线索是同一考场内出现的异常答题规律:如不同考卷连续出现雷同答案,尤其是难度较大的题目。假如10名优等生(以既往及此后考分判断)考试前5道题(通常为难度最低的题目)全部答对,这类雷同答案不应算作疑点。但如果是10名差等生考试后5道题(难度最高的题目)全部答对,这就值得一查了。另一个疑点则是任一考生考卷上出现的异常规律——比如答对了难题却答错了简单的题目——尤其是有别于同一考试其他考场数千份同分考卷的地方。此外,这则算法还会查出单次考试中单个考场是否存在过多考生成绩大幅优于既往考试却远低于其后一次考试的情况。若仅仅是某年成绩突然上涨,这或许是教师的功劳,但如果其后一次考试成绩又突然大幅下跌,此前的进步就很有可能是人为作弊了。

以芝加哥同一场数学测验中两个六年级考场的考卷为例。每一行即是一名学生的答案。字母a、b、c、d表示正确答案,而数字则表示错误答案,1代表a,2代表b,以此类推,0表示该题目未作答。几乎可以确定两个考场中一名教师有作弊行为,一名没有。试着找出区别——不过,需要提醒的是,用肉眼是很难看出来的。

考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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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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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猜的是考场A作弊了,那么恭喜你答对了。电脑应用作弊识别算法,找出可疑序列后,将考场A的答案序列重排如下。

考场A

1 112a4a342cb214d0001acd24a3a12dadbcb4a0000000

2 1b2a34d4ac42d23b141acd24a3a12dadbcb4a213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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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13a3ad1ac3d2a23431223c000012dadbcb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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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d122ba2cacbd1a13211a2d02a2412d0dbcb4adb4b3c0

17 1423b4d4a23d24131413234123a243a2413a21441343

18 db4abadcacb1dad3141ac212a3a1c3a144ba2db41b43

19 db2a33dcacbd32d313c21142323cc300000000000000

20 1b33b4d4a2b1dadbc3ca22c00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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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加粗标出的答案,22名学生中,有15名连续6道相同题目全部答对(d-a-d-b-c-b序列),他们仅仅是不谋而合吗?

至少有四点原因可以说明这不可能是巧合:其一,这几道题目位于试卷临近末尾处,难度高于前边的题目;其二,首先这几名学生水平欠佳,其中没几个能在考卷其他地方连续答对6道题,因此更加不可能同时答对相同6道难度较大的题目;其三,在考卷这部分题目之前,15名学生的答案几乎没有雷同之处;其四,3名学生(1号、9号和12号)在可疑序列之前有数道题目未予作答,试卷最后几道题目也未予作答。这表明,考卷原本留下了连续数道空白题目,在中间几道填上答案的并非学生,而是老师。

该可疑答案序列还有一点奇怪之处,在15份可疑考卷中,有9份考卷除了6道正确答案雷同,之前还有4道题目答案雷同:3-a-1-2。4题3错。在所有15份答卷中,6道雷同的正确答案之后,还有1道雷同的错误答案:4。这名作弊的教师究竟为何要费事擦掉学生的答案,填上错误的答案呢?

也许这只是她留的后招。万一被逮到,拖进校长办公室,她可以指出错误的答案,证明自己没有作弊。抑或这种说法有些不近人情,但也确有可能,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正确答案。(在标准化考试中,通常教师手中也没有参考答案。)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为何她的学生需要用作弊来拉高分数:因为他们有个能力欠佳的老师。

证明考场A的教师存在作弊行为的另一个迹象,是该班级的整体成绩。六年级学生要在当学年的第八个月参加测验,且须达到6.8的平均分才算符合全国标准。(五年级学生在当学年第八个月参加测验,达标分数为5.8分,七年级学生为7.8分,以此类推。)考场A的学生在六年级测验中拿到了5.8的平均分,仅相当于五年级的水平,未达标。因此,这些学生显然属于差等生。但一年之前,他们的成绩更差,五年级测验的平均分只有4.1。从五年级升入六年级,预期成绩涨幅应为1分,但实际涨幅为1.7分,相当于将近两个年级的预期涨幅。但这种不可思议的进步昙花一现,这些六年级学生升入七年级后,测试平均分为5.5分——低于五年级达标水平,甚至也低于其六年级的成绩。以下为考场A三名学生的学年分数,变化很不规则:

表1–2 考场A三名学生的学年分数



与之相比,考场B的学生三个学年的分数也很低,但至少说明他们凭的是实力:4.2分、5.1分和6.0分。因此,整个考场A的学生在一年之间突然开了窍,第二年却立即才智枯竭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的六年级老师拿铅笔大显神通了。

关于考场A的学生,有两点值得注意,这两点同作弊本身并无太大关联:首先,他们学习成绩差,因此拉高他们的成绩效果最为明显;其次,这些学生(及其父母)在升入七年级后,会遭受巨大的打击。他们以为自己能升学是因为成绩达标了,因为在分数上动手脚的并非他们本人。他们大概满怀憧憬,以为自己能在七年级表现优异——然后便遭到了当头棒喝,这或许是高标准测验机制造成的最残酷的幻灭。作弊的教师或许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在帮学生,但事实是,她看起来对帮自己更加上心。

对芝加哥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有证据表明平均每年有200多个考场的教师存在作弊行为,即总数的5%。这只是保守估计,因为该算法只能识别出情形最恶劣的作弊行为——教师蓄意修改学生答案——而无法查出很多更加隐蔽的教师作弊行为。在近日一项针对北卡罗来纳州教师的调查中,约有35%的受访者称曾目击到同事有某种作弊行为,包括延长考试时间、暗示正确答案或亲手修改学生答案。

作弊教师有何特征?芝加哥的数据表明,男女教师的作弊比例相等。作弊教师通常年龄较轻,资历较浅,在动机发生变化之后,作弊比例也随之攀升。由于芝加哥的数据为1993——2000年的数据,其中涵盖了引入高水平测验的1996年。果不其然,1996年的作弊比例陡然升高。作弊现象也不是随机发生的,班级成绩倒数的教师最有可能作弊。另外,值得一提的一点是,为加利福尼亚州教师设立的25000美元奖金最终遭到了撤销,原因之一就是有人怀疑很大一部分奖金落到了作弊教师的手上。

并非芝加哥作弊行为分析得出的每一个结果都如此令人心寒,因为除了查出作弊者,这个算法还可以识别出该学区表现优异的教师。优秀教师带来的效果几乎同作弊教师露出的马脚一样显露无疑,他们所教出来的学生在试卷上答对的题目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此前在简单题部分丢分的现象有了长足改善,表明他们确实学到了知识,而且优秀教师教出来的学生能够在升学后延续优异表现。

多数此类学术分析都会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2002年初,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的执行总裁阿恩·邓肯却联系了研究的作者,他并不是想抗议或隐瞒他们的发现,而是想确认其算法识别的作弊教师确有作弊情形,然后有所行动。

邓肯的履历并不适合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职位,接受任命时,他年仅36岁,曾入选过哈佛大学的全美明星队阵容,后曾在澳大利亚闯荡过职业篮球联赛。上任执行总裁之前,他在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的工作经验只有短短3年,且职位级别均较低,连秘书都没有。邓肯在芝加哥长大,这一点有利无弊,他的父亲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心理学,母亲则在某贫困社区无偿开办了40年的课外项目。邓肯年幼时,放学后的玩伴就是母亲照料的贫困儿童,因此接管公立学校系统后,他所考虑的更多是学生及其家庭的福祉,而非教师和教师工会。

邓肯决定,开除作弊教师的最佳方式,是重新组织一场标准化考试。然而,他手上的财力有限,只能组织120个考场进行重考。因此,他请求作弊识别算法的发明者协助他筛选需要重考的考场。

如何让这120场重考物尽其用?只让教师有作弊嫌疑的考场进行重考,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做法。但这样的话,即便重考分数有所下降,教师也可以谎称,学生表现退步仅仅是因为他们事先得知重考分数不会记入正式档案——参加重考的所有考生确实会被提前告知这一点。为了使重考结果令人信服,一些未作弊的考场需要作为对照组参加重考。最合适的对照组?即根据算法拥有最优秀教师的课室,这些考场的学生凭借真才实学拿到了高分。假如这些考场再次拿了高分,而有作弊嫌疑的考场成绩却一落千丈,作弊教师说学生表现退步是因为成绩不作数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不同组别的重考考场就这样敲定了,120个重考考场中有一半以上的教师有作弊嫌疑。其余考场有的据推测是教师能力出众(拿到了高分且答卷无可疑之处);有的则是补充对照组,即成绩平平且答卷无可疑之处的考场。

重考在初考几周后举行,重考原因并未向考生透露,教师也不知情。但宣布监考为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官员,而非教师本人时,他们或许已经心里有数了。教师须同学生一起留在考场,但不得接触考卷。

和作弊识别算法做出的预测一样,结果昭然若揭。选入对照组、无作弊嫌疑的考场,成绩与初考不相上下,甚至有所上升。而相比之下,被认定有作弊情形的教师,其学生成绩一落千丈,平均分低于五年级水平。

结果,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开始解雇作弊的教师。只有十几名教师作弊证据确凿,遭到了开除,但另有多名作弊教师收到了相应的警告。这项芝加哥研究的最终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动机的力量:第二年,教师作弊比例下降了30%以上。

你或许会以为学级越高,教师的作弊手段越高明,但佐治亚大学2001年秋的一场考试推翻了这种说法。课程名称为篮球训练原则及策略,期末成绩则由单场考试的分数确定。考试分20道题目,其中包括:

一场大学篮球赛分几节进行?

a.1b.2c.3d.4

篮球比赛中,投中三分球可得几分?

a.1b.2c.3d.4

佐治亚州所有高中毕业班学生必须参加的测试名称是什么?

a.视力测试

b.面粉味道测试

c.昆虫治理测试

d.佐治亚州中学毕业测试

在你看来,谁是美国最优秀的甲组助教?

a.罗恩·吉尔萨

b.约翰·佩尔弗雷

c.小吉姆·哈里克

d.史蒂夫·沃伊切乔夫斯基

如果你被最后一题难住了,一条提示或许能让你豁然开朗:这门篮球训练原则及策略课程就是小吉姆·哈里克教的,他同时还是该大学篮球队的助教。另一条或许有用的内幕是,老吉姆·哈里克就是该篮球队的主教练。不足为奇的是,篮球训练原则及策略成了哈里克父子手下弟子最追捧的一门课,选这门课的学生都拿到了A。其后不久,哈里克父子便被双双解除了教练职务。

如果你觉得芝加哥中小学教师和佐治亚大学教授的舞弊行为已经是颜面扫地的事了——教师的天职毕竟是传道授业解惑,那么相扑力士的作弊行为想必也会对你造成深深的困扰。

在日本,相扑不仅是国技,更是该国宗教、军国和历史情结的寄托。相扑包含驱魔仪式,且是源于皇族的运动,其神圣地位远非美国的体育项目所能比拟。实际上,相扑被称为荣誉重于胜负的运动。

诚然,体育比赛与作弊如影随形,这是因为,相较于模棱两可的动机,得失界线清晰(如胜负之差)的动机所诱发的作弊行为更加常见,如奥运会短跑和举重选手、环法自行车选手、橄榄球线卫及棒球强击手。有证据表明,只要能在比赛中占据上风,他们愿意服用任何药片或药粉。不仅仅是参赛者有作弊行径,也有偷奸耍滑的棒球主教练企图偷取对手的暗号。在2002年冬奥会的花样滑冰比赛中,一名法国裁判和一名俄罗斯裁判被发现串谋进行选票交易,以确保各自国家的选手能登上领奖台。(而根据指控,这起选票交易的幕后黑手为俄罗斯黑手党头目阿里木赞·托克塔霍诺夫,他同时还涉嫌操纵莫斯科选美比赛。)

运动员一旦被抓到有作弊行径,常常会成为众矢之的,但球迷多数会认为,至少其动机是情有可原的:获胜心切,才会去钻规则的空子。正如棒球运动员马克·格雷斯所言,“没有作弊,就意味着没有努力。”相比之下,通过作弊故意输掉比赛的运动员则会被打入体育圈的十八层地狱。在1919年的世界大赛上,芝加哥白袜队与赌球分子串谋打假球,并因此至今仍被讽刺为“黑袜队”。即便是在看球只为消遣的棒球球迷中间,白袜队也成了遗臭万年的球队。拥有冠军头衔的纽约市立学院篮球队,曾因机智聪明、富于攻击性的打法而备受爱戴,却因1951年有几名球员被爆出收受黑道贿赂进行诈分——故意投偏以帮助赌球分子赢得盘口——而遭遇了顷刻的倒戈。还记得《码头风云》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那位郁郁寡欢的退役拳击手特里·马洛伊吗?在马洛伊看来,他的所有麻烦都根源于他假摔的那场比赛。假如没有那场比赛,他完全可以成为有头有脸的人物,有望争夺冠军。

如果说,故意输掉比赛是体育界的头号大忌,而相扑又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第一运动,那么相扑运动中绝不可能存在故意输掉比赛的现象,对吧?

数据再次点出了其中的蹊跷。与芝加哥学校测验相同的是,可供参考的数据异常庞大:1989年1月至2000年1月日本顶尖相扑力士之间几乎每场正式比赛的赛果,总计281名力士,32000场比赛。

左右相扑比赛的利益机制错综复杂,效果惊人。每名相扑力士都有排名,而排名影响着其生活的方方面面:收入水平、随从数量、一日三餐、睡眠时间等大小事务。日本排名最高的66名力士组成幕内和十两两个组别,他们即是相扑界的上层集团。位于这一上层集团金字塔顶端的相扑力士年入数百万,享受王公贵族的待遇;排名前40的力士年收入在170000美元以上;而相比之下,在日本排名第70的力士年收入则只有区区15000美元。上层集团外的力士生活并不光鲜,排名较低的力士必须服侍高排名力士,为他们准备饮食、打扫寝室,甚至擦洗本人够不到的身体部位。因此,排名决定一切。

相扑力士的排名是按照相扑大会中的成绩计算的,相扑大会每年举行六届。每届大会,每名力士须参加15场比赛,连续15天每天1场。如果大会结束后胜多负少(8次胜利以上),该力士的排名便会上升;如果负多胜少,排名则会下降。排名下滑到一定程度,该力士就会完全退出上层集团。因此,第8场胜利至关重要,决定着排名的升降,其对排名的重要性约为普通比赛的4倍。

因此,到大会收官日,最后一场比赛对于此前记录为7胜7负的力士来说事关重大,但对于8胜6负的力士,却成了鸡肋。

那么,8胜6负的力士是否有可能放水输给7胜7负的力士?相扑比赛是综合力量、速度和平衡感的瞬间角力,常常几秒之间就能决出胜负,故意被放倒并非难事。我们姑且假设,相扑比赛确实被操纵了,那么如何对数据进行测量进而加以验证呢?

第一步是筛选出有嫌疑的比赛:在比赛收官日,名次岌岌可危的力士对阵已经拿下第8场胜利的力士。(大赛落幕后,通常有半数以上的力士胜率为7场、8场或9场,因此有数百场比赛符合条件。)在比赛收官日两位7胜7负的力士之间的对决不太可能被操纵,因为双方的求胜心同样强烈。已经豪取10场以上胜利的力士想必也不可能将比赛拱手相让,因为他们也有强烈的动机去力求一场胜利:大赛总冠军的100000美元奖金以及为“技能奖”“敢斗奖”等分项设立的20000美元奖金。

现在以以下数据为例,该数据涵盖了比赛收官日由7胜7负的力士与8胜6负的力士对决的数百场比赛。图1–1左栏列出了7胜7负力士的预测胜率,该胜率根据当日两名对决力士的过往交锋历史计算得出,右栏则是7胜7负力士的实际胜率。



图1–1 7胜7负力士对8胜6负力士的预测胜率及实际胜率

因此,根据交锋记录,7胜7负力士的预测胜率不到50%。这有一定道理,他们在当届大赛中的胜负记录确实说明8胜6负的力士实力略胜一筹。但实际上,名次岌岌可危的力士对阵8胜6负的力士,胜率接近80%。他们对阵9胜5负的力士,表现也异常神勇:



图1–2 7胜7负力士对9胜5负力士的预测胜率及实际胜率

虽然看起来疑点颇多,但仅仅是胜率过高并不足以证明比赛被操纵了,既然第8场胜利对一名力士来说关系重大,那他确实应该在这样一场关键战中展现出更加高昂的斗志。不过,数据中或许还有一些蛛丝马迹能证明双方确有串谋操纵比赛的行为。

让一名力士故意输掉比赛的诱因,值得探究一番:或许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显然不会记录在案);或许双方力士另有约定。请注意,顶尖相扑力士这一群体,组织异常严密:66名顶尖力士均须每隔两个月参加一次相扑大会,与15名对手一较高低。此外,每名力士均隶属于一个部屋,部屋通常由前相扑冠军掌管。因此,即便是互为对手的部屋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关系。(同一部屋的力士不会相互对阵。)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7胜7负的力士与8胜6负的力士在其后一次对阵中的胜负比率。在这一次对阵中,双方均无排名下降之忧,在此情况下,比赛双方理应压力不大。因此,你或以为,在此前比赛中7胜7负的力士对阵同一对手的胜率应恢复到双方此前交锋时的水平,即大致势均力敌,你想必不会以为他们能保持80%的胜率。

实际结果是,数据表明,7胜7负的力士在二次交锋中的胜率仅为40%。前一场比赛的胜率高达80%,下一场就跌到了40%?这要如何理解?

最合情合理的解释是,双方力士达成了以赛偿赛的约定:在我急需胜利的时候,你送个人情给我,下次我会还你。(此类约定并不能排除现金贿赂的存在。)尤其有意思的一点是,双方力士第三次交手时,会再次恢复到势均力敌的正常情况,表明其串谋只涉及两场比赛。

记录可疑的不仅仅是相扑力士个人,各个相扑部屋的总记录也存在类似的异常现象。如果某个部屋的力士在事关排名的比赛中,赢了另一部屋的力士,他们再次在比赛中碰到该部屋力士处于同样处境时,表现会尤其失常。这表明,在代表相扑最高水平的赛场上,某些比赛可能遭到了合谋操纵——类似奥运会花样滑冰裁判的选票交易。

迄今为止,尚无日本相扑力士因操纵比赛而遭到纪律处分,日本相扑协会官员驳回了所有此类指控,斥之为满腹怨气的退役力士捏造出来的无稽之谈。实际上,只要是将“相扑”和“操纵”二词放在一个句子里说出口,就会造成日本举国震怒。质疑一项国技的名声,常常会激起民众的抵触情绪。

尽管如此,在日本,指责操纵比赛之声仍然会偶尔见诸报端。时而掀起的舆论风波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渠道,去估量相扑可能存在的腐败现象。毕竟,媒体监督催生了一种十分强大的现象:假如两名相扑力士或其部屋一直存在操纵比赛的情形,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和电视镜头,他们可能会在继续这种勾当的时候有所忌惮。

那么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变化呢?数据显示,一旦有操纵比赛的指控出现,在相扑大会收官日,7胜7负的力士对阵8胜6负的力士,胜率仅为50%,而非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出现的80%。无论如何,对数据进行取样,结果最终都难免指出一点:很难说相扑比赛没有被操纵。

几年前,两名退役力士挺身而出,提出大量指控,包括操纵比赛等多项罪名。他们指出,除了串通比赛,相扑界还充斥着服用违禁药物、乱交、贿赂、偷税漏税的事件,同日本黑帮势力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人随后开始接到恐吓电话,其中一人曾向友人透露,他担心自己会被黑帮杀人灭口。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打算继续按计划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发布会召开前不久,二人在同一间医院死于类似的呼吸道疾病——死亡时间仅相隔数小时。警方宣布二人之死没有他杀嫌疑,但并未展开调查。

“二人在同一天死于同一所医院,这看起来确实很蹊跷,”相扑杂志编辑三宅充称,“但并没有人目击到有人投毒,因此该种揣测无从证实。”

无论二人之死是否有预谋,他们都做到了相扑业内人此前从未做到的事:指名道姓。在上文所援引数据涉及的281名力士中,他们指认了29名力士有串通情形,11名是清白的。

若将检举人所提供的证据纳入比赛数据分析中,会得出什么结果?在双方力士均涉嫌腐败的比赛中,排名岌岌可危的力士获胜概率约为80%。而与之相对,在事关排名升降的比赛中,如果对手是据称清白的力士,排名岌岌可危的力士胜率则不会超过双方以往的交锋记录。此外,如果涉嫌腐败的力士对阵未遭检举人指认的力士,结果同两名腐败力士之间的赛果一样呈一边倒的态势——这表明,多数未遭指认的力士也存在腐败行为。

那么,如果说相扑力士、学校教师和托儿所儿童的家长都存在作弊行为,我们是否可以假设腐败是人类的普遍天性?果真如此的话,人类究竟有多腐败?

答案或许就在百吉饼中,以保罗·费尔德曼的故事为例。

费尔德曼曾是个有着鸿鹄之志的人,由于早年接受过农业经济学方面的教育,他曾立志解决全世界的饥饿问题。但事与愿违,他最终在华盛顿找到一份为美国海军分析武器开支的工作,彼时是1962年。其后20多年里,他一直在华盛顿从事分析工作。他职位很高,收入颇丰,但他受到认可却不一定是因为其兢兢业业的工作。在办公室的圣诞派对上,同事在向妻子介绍他时,对他的称呼不是“公共研究组组长”(这确实是他当时的职位),而是“带百吉饼来的人”。

送百吉饼最初只是偶一为之的奖励措施:员工拉到研究合同就会得到老板的犒赏。接着,这成了他的习惯,每周五他都会带百吉饼、一把锯齿刀和奶油乳酪到单位。上下楼的同事听说了百吉饼的事后,也纷纷表示想要。到最后,他每周要带上15打百吉饼,为收回成本,他摆了一个投币篮,贴了一张价签。结果,其成本回收率约为95%,他认为,没给钱的人是因为一时疏忽,而非有意占他便宜。

1984年,他就职的研究机构经历了管理层更迭,费尔德曼对未来做了一番斟酌之后,觉得前景堪忧,他决定辞职卖百吉饼。他的经济学家朋友觉得他丧失了理智,但他的妻子却支持他。毕竟,他们最年幼的三个孩子即将大学毕业,而且房贷也供完了。

他开车挨个绕遍环绕华盛顿的办公园区,用极其简单的推销手段拉拢客户:每天一早,他会将百吉饼和一个投币篮放在各家公司的餐室,然后中午再回来收走钱和剩余的百吉饼。这是一种全凭自觉的生意方式,而且确实行得通,仅仅几年间,费尔德曼的周送货量就达到了8400块百吉饼,业务遍及140家公司,收入恢复到了他做研究分析员时的水平。他摆脱了方寸隔间的拘束生活,可以活得逍遥自在了。

他同时还——在无意之中——设计了一场巧妙的经济学实验,费尔德曼从一开始就在一丝不苟地记录百吉饼生意的数据。因此,通过对比回收所得与百吉饼缺失数量,他发现他可以衡量客户的诚信度,且精确到分。他们是否占了他的便宜?如果存在此种行为,好占便宜的公司相比不占便宜的公司有何特点?什么情况会助长人们小偷小摸的行为?什么又会减少此类行为?

费尔德曼这次并非有意为之的研究恰好让我们得以窥见一种欺诈形式的奥秘,这种欺诈形式一直是学术界难以攻克的难题:白领犯罪。(没错,尽管只是一点蝇头小利,从百吉饼老板身上占便宜仍然属于白领犯罪。)通过一名百吉饼生意人的经历探究白领犯罪这种关系重大却又无从解决的问题,听起来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渺小而简单的问题常常是攻克重大难题的突破口。

尽管安然公司这样的流氓企业成了举世瞩目的话题,学术界对白领犯罪的案例却知之甚少,原因何在?因为缺乏有效数据。白领犯罪的关键一点是,白领犯罪者何其多,我们所听说的骗局被拆穿的案例只是沧海一粟。多数侵占公款之徒不为人知,理论上仍然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因为盗用公司财产的员工很少被发现。

与之相反,街头犯罪却非如此,因为无论罪犯是否归案,行凶抢劫、入室盗窃、谋杀通常都会被记录在案,且街头犯罪有着明确的受害者,而受害者通常会向警方报案,数据随即生成,进而又会有犯罪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据此发表不计其数的学术论文。但白领犯罪并无明显的受害者,比如安然公司管理层究竟盗窃了谁的财产?既然不知道犯罪对象、案发率或损失程度,罪行又如何定量呢?

然而,保罗·费尔德曼的百吉饼生意则不同,因为整件事确有一名受害者,就是他自己保罗·费尔德曼。

刚开始这门生意的时候,根据他在自己办公室的经验,他所期待的付款率为95%。但正如有警车停靠的街区犯罪率偏低,这一95%的付款率也属于虚高:费尔德曼本人在场,起到了制止偷窃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些百吉饼食客均认识老板其人,也和他有(理应不错的)交情。大量的心理学及经济学研究表明,对同一种商品,若出售者不同,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也有所差异。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在其1985年的研究《沙滩上的啤酒》中证明,同样一瓶啤酒,若是在度假酒店内出售,口渴的日光浴游客愿意支付2.65美元,而若是在一家破破烂烂的杂货店出售,他们只愿意支付1.50美元。

面对现实情况,费尔德曼勉强接受了不到95%的付款率,他逐渐总结出,付款率只要超过90%就算是“诚实守信”的公司了:80%~90%的付款率“可气但还过得去”;如果一家公司的付款率长期低于80%,费尔德曼则会张贴一张警告标语,如:

今年以来,百吉饼成本大幅上涨。遗憾的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百吉饼无故消失却无人付款。切勿继续此种行为,我猜想,你不会教自己的孩子行偷窃之事,那为何自己却明知故犯呢?


最初,费尔德曼留下一个无盖的篮子用来收钱,但钱却经常不翼而飞,然后他换成了一个塑料盖上嵌有投币孔的咖啡罐,但事实证明,这也容易让人心生非分之想。最终,他不得不自制顶部有切口的夹板箱。木箱效果很好,他每年送7000次钱箱到各个公司,平均只被偷过一次。这是一项很耐人寻味的数据:同一群人,每天偷走他10%的百吉饼,却几乎从未堕落到偷钱箱的地步——这恰好体现出社会对偷窃这一行为有着种种不尽相同的认识。从费尔德曼的立场来看,一名办公室职员不付钱白吃他的百吉饼,就是犯罪,但这名职员大概意见相左。诚然,涉及的钱款数目很小(费尔德曼的百吉饼每个售价1美元,奶油乳酪也包含在内),但差别的根源或许并不在此,而是在于“犯罪”的情景。这名吃百吉饼却不付钱的办公室职员,在自助餐厅大吃大喝的时候或许也会猛灌苏打水,却不见得会吃霸王餐。

那么百吉饼的数据究竟说明了什么?近几年,总体付款率经历了两次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一是1992年起出现的长期而缓慢的下降。至2001年夏,总体付款率已经下滑到了87%左右。但当年的“9·11”事件发生之后,付款率立即上涨了整整2%,且此后再未出现明显回落。(假如付款率上涨2%听起来不算多,那换个角度想:未付率从13%下降到了11%,即盗窃数量下滑了15%。)由于费尔德曼的不少客户均在国安部门工作,这种“9·11”效应或许有些许爱国主义色彩,这也有可能表明公众的同情心有了普遍的提高。

数据还显示,小办公室比大办公室更守信用。只有几十名员工的办公室付款率要比几百人的办公室高出3%~5%,这似乎有违常识。在大办公室,百吉饼桌旁理应常有许多人在场,众目睽睽之下,你不得不投币进钱箱。但大小办公室的对比说明,百吉饼盗窃与街头犯罪类似。农村地区的人均街头犯罪率远低于城市,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的罪犯被发现(进而被抓获)的概率更高。此外,在规模较小的社群,预防犯罪的社会因素更加强大,其中一大因素就是羞耻心。

百吉饼的数据还反映出个人情绪对守信程度的影响。例如,天气就是一大影响因素:反常的好天气能提高人们的付款率;而与之相对,遇到反常的寒冷天气,则会出现大量未付款的现象。暴雨或强风天气也有同样的影响,影响最恶劣的是节假日:在圣诞周,付款率会下降2%,即盗窃数量上升15%,这与“9·11”造成的影响程度相同,但效果相反;感恩节半斤八两;情人节当周也非常糟糕;4月15日所在周也不外乎如是。但也有好的节日:7月4日、劳动节和哥伦布纪念日所在周。两种节日差别何在?欺诈率较低的节日仅仅是放假一天而已,别无他意,而欺诈率较高的节日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和来自亲人的种种期许。

关于守信,费尔德曼有他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多是从生活经验总结而来,而非数据。他逐渐相信,工作士气是一大因素——如员工爱戴自己的老板、热爱本职工作,这样的办公室更加守信。他同时还相信,在公司内地位较高的员工欺诈率要高于底层员工。他多年来一直在为一家办公室占用了三层楼的公司送百吉饼,从中得出了这一观点——该公司顶层为主管办公室,较低的两层为销售、服务和行政员工的办公室。费尔德曼猜测,这些主管有欺诈行为是因为特权思想膨胀。他所没有考虑的因素是,欺诈或许原本就是他们坐上主管之位的手段。

如果说道德代表着在人类心目中,这个世界应该如何运转,而经济学代表着其实际的运转方式,那么费尔德曼的百吉饼生意则恰好处于二者相交的范畴。没错,很多人占他的便宜,但绝大多数人,即便是无人在场的情况下,也没有越界。这一结果或许出乎某些人的意料,包括费尔德曼的经济学家朋友,他们在20年前劝阻他,说他这种全凭自觉的生意方式完全行不通,但这却没有出乎亚当·斯密的意料。实际上,亚当·斯密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的主旨就是人类生性诚实。

“无论人类被描写得有多么自私,”亚当·斯密写道,“其本性之中显然有某些原则,令其关注他人的命运,让他人的幸福成为对其来说不可缺少的东西,尽管除了眼见此种情景所获得的满足之外,他从中一无所得。”

费尔德曼有时会向自己的经济学家朋友讲述《裘格斯戒指》的故事,故事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

在苏格拉底的一堂课上,一位名叫格劳孔的学生讲述了这个故事。苏格拉底同亚当·斯密一样,认为即使没有外力强制,人类一般而言也是生性善良的。格劳孔则同费尔德曼的经济学家朋友一样,不以为然,他讲述道,一位名叫裘格斯的牧羊人偶然间在一处隐蔽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上带着一枚戒指,裘格斯将戒指戴在自己手上后,发现戒指令他隐身了。在无人监控其所作所为的情况下,裘格斯干尽了坏事——引诱王后、弑杀国王,等等。

格劳孔的故事提出了一个道德问题:如明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无人目睹,会有人能抵制住诱惑,不去作恶吗?格劳孔似乎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保罗·费尔德曼则和苏格拉底及亚当·斯密同属一个阵营,因为他知道,在至少87%的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

[1] “罪孽税”,指美国对酒、香烟、赛马场、赌博以及被认为是罪恶的其他项目或活动所征的税。——译者注

[2] W.C.菲尔兹,原名威廉·克劳德·达肯菲尔德,美国喜剧演员兼作家。——译者注

[3] 《有教无类法案》,简称NCLB,是2002年1月8日签署的一项美国联邦法律,旨在能解决美国贫困地区学生和黑人男生的受教育问题,该法案引起了广泛影响。——译者注

[4] 甲组,在此意为全美大学体育协会(NCAA)篮球甲组。参加NCAA的学校,根据运动队的规模和水平,可分为三个组别,即甲、乙、丙组(Division I,II and III)。——译者注

[5] 棒球比赛中的暗号,指接球手为向投球手暗示投球方向而做出的手势。对方击球手由于背对接球手,而无法看到其手势,因此每队的暗号每场比赛都会有所更改,以防被对手看破。——译者注

[6] 世界大赛,美国职棒大联盟每年10月举行的总冠军赛,是美国以及加拿大职业棒球最高等级的赛事。由美国联盟冠军和国家联盟冠军,进行7战4胜制的总冠军赛,(1903年、1919年、1920年和1921年采用9战5胜制),获胜的一方获得世界大赛奖杯。——译者注

[7] 相扑组别:从低到高分别为序口、序二段、三段目、幕下、十两以及幕内。——译者注

[8] 部屋,日本培训相扑力士的组织,概念类似一些武术流派的道场,依文脉可简称为“部屋”。日文中,“部屋”指的是房间,每个相扑力士都要有一个所属的相扑部屋,否则不能正式出场比赛,相扑力士在相扑部屋中过团体生活及接受训练。——译者注

[9] 白领犯罪,指白领人员所实施的犯罪,又称绅士犯罪、斯文犯罪。它是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在其1949年出版的《白领犯罪》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概念。白领犯罪者大多拥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通常利用职务进行犯罪,如买空卖空、假报资产负债表、操纵股票市场、贪污、诈骗、诈取、受贿、偷漏个人所得税、出卖经济情报等。——译者注

[10] 4月15日是美国个人所得税申报截止日。——译者注

[11] 7月4日为美国国庆日;美国劳动节为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哥伦布纪念日为每年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以纪念哥伦布1492年首次登上美国大陆。——译者注





第二章


为何三K党和房地产中介是一路货色?





本章论证了信息的力量无可比拟,这种力量一旦遭到滥用,则更显露无疑。

揭露三K党的机密……为何各种专家可以为所欲为地占你便宜……解决滥用信息的良方:互联网……为何新车一旦有主,价值就会暴跌……破解房地产中介的暗号:“保养良好”的实际含义……特伦特·洛特的种族主义倾向是否比一般的《智者为王》选手更严重?……网上交友者会谎报哪些信息?


三K党的历史可谓起伏跌宕。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6名退伍的联邦老兵在田纳西州普拉斯基创立了三K党,这6名年轻人中,有4人是初露头角的律师,他们当时仅仅是相互视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他们所选择的名称“kuklux”,为希腊语“kuklos”的变体,意为“圈子”。

据传,他们最初的活动只是一些无伤大雅的深夜恶作剧——如身披白色床单、头戴枕套改成的头罩,骑马穿过乡村。但不久之后,三K党便发展成了州际恐怖组织,其宗旨就是恐吓和残杀获得自由的奴隶。三K党的地区领袖包括5名退伍的联邦军队将军,最坚定的拥护者则是种植园主群体,因为对他们来说,战后重建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噩梦。

1872年,尤利塞斯·S.格兰特总统向众议院解释了三K党的真实意图:“依靠武力和恐吓,阻止一切与其成员政见不符的政治行动,剥夺有色公民携带武器的权利和自由投票权,打击接收有色儿童的学校,并让有色人种沦落到与被奴役无异的境地。”

早期三K党所采用的手段包括散发宣传册、私用绞刑、枪杀、纵火、宫刑、枪柄袭击等上千种恐吓方式,袭击目标为获得自由的奴隶及所有支持黑人获得投票权、购买土地权或受教育权的人士。但在仅仅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三K党便被一网打尽,这主要归功于华盛顿方面的立法及出军干预。

虽然三K党遭到了挫败,但《吉姆·克劳法》的颁布却助其实现了大部分目标。国会在战后重建时期雷厉风行地制定措施,保障黑人的法律、社会和经济自由,此时却又忙不迭地一一收回。联邦政府同意撤回南方驻军,允许恢复白人统治。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全面推行。

三K党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1915年才再度抬头。当年,D.W.格里菲思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原名《帮派之人》)成了其东山再起的导火索。格里菲思将三K党描述为捍卫白人文明的斗士和美国历史上最崇高的力量之一,电影引用了某知名历史学家的著作《美国人史》中的一句名言:“为保护美国南方,伟大的三K党,一个名副其实的南方帝国,终于诞生了。”这位历史学家就是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是学者出身,还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至20世纪20年代,死灰复燃的三K党已经拥有了800万名门徒。这一次,其势力不再仅限于南方,而是遍及全国。这一次,其所打击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黑人,还包括天主教徒、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工会成员、移民、煽动分子等破坏现有秩序的人。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威尔·罗杰斯率先点出了新三K党与威胁欧洲的这股新势力之间的联系:“报纸上都说希特勒是在效仿墨索里尼,依我看,他效仿的倒是三K党。”

“二战”的爆发和连番爆出的内部丑闻再次让三K党元气大伤。舆论倒戈,一致反对三K党,因为战火让美国举国上下团结一心,三K党的分裂主义论调旋即失势。

但仅仅几年后,便出现了三K党卷土重来的迹象。随着战事结束,战后的动荡年代来临,三K党的队伍骤然壮大。对日作战胜利日过去还不到两个月,三K党便在亚特兰大石头山上,在罗伯特·E.李的著名石像前,燃烧了一具高达300英尺的十字架。一名三K党成员事后声称,这次燃烧十字架的出格行为意在“告诉黑鬼,战争已经结束,三K党要重整旗鼓了”。

亚特兰大此时已经成了三K党的大本营。据说,三K党控制了佐治亚州政坛的关键人物,不少警员和治安官副手都是佐治亚州分部的党羽。没错,三K党是秘密帮会,喜用密令暗号和间谍手段,但其真正的力量却来自其在民众中间悉心营造的恐慌情绪。而三K党同执法机构狼狈为奸的这种公开的秘密则是这一点的例证。

亚特兰大——用三K党的黑话来说,就是三K党隐形帝国的皇城——同时也是史丹森·肯尼迪的家乡。肯尼迪时年30岁,同一名三K党成员有亲缘关系,但秉性却与之背道而驰。他出身于南方家庭,家世不错,据说祖上的名人包括两名《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一名联邦军队军官和约翰·B.史丹森。约翰·B.史丹森即是以他命名的制帽公司的创始人,而史丹森大学也是以他命名的。

史丹森·肯尼迪成长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一座14室的豪宅,父母育有五个子女,他年纪最小。他的叔父布雷迪是三K党成员,但肯尼迪最终却成了自封的“自由异议分子”,写了不计其数的文章和数部著作,抨击种族偏见。他最初以民俗学者的身份,周游佛罗里达州,收集本地传说和歌谣。几年后,他就职于美国最大的黑人报纸《匹兹堡信使报》,成了该报少数几名白人记者之一,并以门什老爹——黑人民间故事中的一位英雄人物,传说比治安官猎枪的枪子儿跑得还快——为笔名写作。

激励肯尼迪笔耕不辍的,是对思维狭隘、蒙昧无知、蓄意阻挠和恐吓威胁的仇恨——而在他看来,三K党以得意的姿态将这些特点揽于一身,没有哪个组织可与之相比。肯尼迪认为,三K党是白人当权派的恐怖主义分支,他发现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痼疾,原因多种多样。三K党与政界、商界和执法部门领袖狼狈为奸,民众谈虎色变,无力对抗三K党。当时存在的少数几个反种族仇视组织缺乏影响力,甚至对三K党所知甚少。

“几乎所有针对这一话题的文章都是社论,鲜有爆料文章,”肯尼迪后来解释道,“作者反对三K党,这没错,但他们对三K党的内情却所知甚少。”

于是肯尼迪开始搜集情报,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采访三K党头目和拥趸,有时会利用自己的家世和血统,谎称自己和他们同属一个阵营,他还参加过三K党的公共活动。他事后曾写道,他甚至打算打入三K党亚特兰大支部的内部。

肯尼迪将勇闯三K党内部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揭秘三K党》。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有戏说成分的小说,而非平铺直叙的纪实作品。骨子里仍有着民俗学者情怀的肯尼迪显然想以最跌宕起伏的方式将这个故事展现出来,因此书中不仅有他自己对抗三K党的活动,也有另一人的经历,此人化名为约翰·布朗。布朗是一名工会工人,曾在三K党内担任过头目,但后来洗心革面,主动提出承担打入三K党内部的任务。《揭秘三K党》所呈现的最刺激惊险的情节中,有不少显然都是约翰·布朗所为——亲自参加三K党在亚特兰大的会议和其他重大集会,但由于该书最终出自史丹森·肯尼迪之手,他将布朗的事迹写到了自己名下。

无论如何,布朗与肯尼迪的联手合作贡献了大量情报。布朗揭发了他在三K党每周集会上的所见所闻:三K党地方和大区头目的身份、近期计划以及三K党的通用仪式、暗号和内部用语。例如,三K党习惯将许多单词的词头改为Kl。(因此,两名三K党成员在当地支部里进行了交谈。)三K党的秘密握手方式为,左手相握,手腕下垂,像鱼儿一样左右摆动。假如外出旅行的三K党成员想在外乡结识同党,他会问起“阿亚克先生”——阿亚克(Ayak),即“你是三K党成员吗?”(Are You a Klansman?)的暗号。他所期望得到的回答是:“是的,我还知道阿凯先生(Mr.Akai)。”——“我是三K党成员”(A Klansman Am I)的暗号。

不久之后,约翰·布朗便被邀请加入K骑士团,即三K党的秘密警察和“鞭刑小分队”。对于卧底来说,这提出了一个令其左右为难的问题:被要求参加施暴行为的时候,该怎么办?

但实际上,在三K党——及多数恐怖主义组织——内生存的一个核心信条就是,多数武力威胁从来不会超出威胁这一步。

以绞刑为例,这是三K党标志性的暴力手段。以下为美国被私刑绞死的黑人数目,以10年为单位,编纂者为塔斯克基学院。

表2–1 美国被私刑致死的黑人数目



请记住,这些数据所统计的不仅仅是死在三K党手下的人数,而是所有记录在案的被私刑绞死的总人数。这些数据揭示了至少三点值得注意的事实:其一,遭私刑绞死的人数在此期间出现了显著下降;其二,私处绞刑的数量与三K党成员规模之间毫无关联——实际上,1900——1909年是三K党的沉寂时期,但在此期间遭私刑绞死的黑人数量却超过了三K党拥有数百万羽翼的20年代——这表明遭三K党私刑绞死的人数远低于人们的普遍印象;其三,相对于黑人人口总数,遭私刑绞死的人其实非常罕见。

诚然,即便只有一人遭此厄运也不可罔顾,但到20世纪初,与如今流传下来的民众回忆相左的是,私处绞刑早已算不上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20年代只有281人遭私刑绞死,相比之下,来看看同时期死于营养不良、肺炎、痢疾等疾病的黑人婴儿数量:1920年,每100名黑人婴儿中,有13名夭折,即每年有20000名黑人婴儿夭折——相比之下,每年只有28人遭私刑绞死,直到1940年,每年仍有10000名黑人婴儿夭折。

这些有关私处绞刑的数据揭示了什么更为重大的真相?私处绞刑相对来说并不多见,且尽管三K党规模急剧扩张,私处绞刑的数量却在此期间陡然下降,这说明了什么?

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早期的私处绞刑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白人种族主义者——无论是否属于三K党——通过实际行动和巧言令色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清晰无误、极具震慑作用的措施,如有黑人触犯公认的行为准则,无论是同公交司机顶嘴还是胆敢行使投票权,他必然知道自己很可能会遭到惩罚,甚至有性命之虞。

因此,或许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即史丹森·肯尼迪企图捣毁三K党的时候,三K党已经无须使用过多武力了,许多黑人常年被教导要安守二等公民的本分——否则后果自负——于是就选择了逆来顺受。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内,一两起私处绞刑事件也可以起到培养安顺良民的巨大作用,因为人们面临强烈的刺激会做出强烈反应,对无端暴行的恐惧作为安分守纪的奉行,更是有着无可比拟的强大作用,这其实也是恐怖主义能大行其道的原因。

但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的三K党并非暴戾无度,那这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史丹森·肯尼迪笔下的三K党只是一群自怨自艾的男人构成的兄弟会组织,成员多胸无点墨、前途堪忧,目的不过是找个地方宣泄不满,以及偶尔找个借口夜不归宿。这样一个兄弟会组织会参加有宗教性质的唱诵、宣誓和高呼和撒那的活动,且所有活动均为绝对机密,这为其平添了不少吸引力。

肯尼迪还发现,三K党还是一门狡猾的敛财生意,至少机构内的上层人员是可以坐收渔利的。三K党头目有着滚滚财源:数千名缴纳会费的普通成员、雇用三K党吓退工会或缴纳保护费的企业老板、募集巨额捐款的三K党集会,甚至还有偶一为之的军火走私和私酒贩运生意。此外,还有三K党死亡抚恤金协会这样的诈骗勾当,这些协会向三K党成员推销保险,且只接受现金和开具给“大龙头”本人的支票。

尽管三K党并非人们普遍以为的那样残杀无辜,但它仍是一个相当暴力的组织,而且或许更糟糕的是,它对政界影响力还有更大的图谋。因此,肯尼迪要不择手段地捣毁三K党,刻不容缓。他听说三K党企图破坏工会集会的计划后,便把这条情报透露给了一个工会的朋友。他向佐治亚州司法部长助理输送有关三K党的情报,因为他是公认的三K党克星。研究过三K党的注册执照后,肯尼迪致信佐治亚州州长,陈述了应吊销其执照的理由:三K党名义上是非营利、非政治机构,但肯尼迪有证据表明其目的明显包括营利和参政。

问题在于,肯尼迪的多数行动效果都不尽人意。三K党根深蒂固,有着广泛的基础,肯尼迪自己也觉得是在以卵击石:即便他能设法摧毁亚特兰大的三K党势力,然而遍布全国的数百个支部仍会毫发无伤。

肯尼迪沮丧至极,但沮丧之余,他想出了新的对策。某日,他留意到一群小孩在玩某种间谍游戏,在游戏中,他们在互相对傻里傻气的暗号。这让他想起了三K党,他于是想,何不将三K党的暗号和其他所有机密信息交到全国各地的儿童及其父母手中?将所有机密信息公之于众,难道不是瓦解秘密协会的最佳方式吗?与其徒劳地对三K党进行外部攻坚,何不想方设法将约翰·布朗从三K党每周例会搜集的机密内幕全部公之于众?有布朗搜集到的内部情报和他本人调查得来的各路消息,肯尼迪掌握的三K党秘密之多,很可能连普通的三K党成员都望尘莫及。

于是,肯尼迪选择了彼时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广播。他开始向记者德鲁·皮尔森——皮尔森的节目《华盛顿旋转木马》每日有数百万的成年听众——提供有关三K党的情报,得到他情报的还有《超人历险》节目的制作人,每晚有数百万儿童收听该档节目。他向他们解释了阿亚克先生和阿凯先生,把三K党圣经中的过激段落交给他们过目。三K党的圣经叫作《K兰经》。(肯尼迪永远也想不通,一个白人基督徒至上主义组织的圣经所取的名称为何要模仿伊斯兰教的经典。)他解释了所有三K党地区支部官员的职责:K里发(副主席)、K洛卡(讲师)、K路德(牧师)、K里格拉普(秘书)、K拉比(司库)、K拉德(售票员)、K拉洛戈(内部警卫)、K莱克斯特(外部警卫)、K洛坎(五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和K骑士团(K骑士团头目被称为撕屁长官)。他详细解说了三K党从地方到国家的等级制度:高贵的独眼巨人及其十二恐怖护卫、伟大巨人及其十二狂怒护卫、大龙头及其九大九头蛇护卫、皇家巫师及其五大魔仆。约翰·布朗在三K党主要支部——佐治亚王国亚特兰大市的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一号支部——卧底期间搜集到的情报和流言,均被肯尼迪传了出去。

战争期间,《超人历险》节目讲述了主人公战胜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裕仁天皇的故事。但此时,这个节目需要新的反派出现,三K党恰好是个完美的打击对象,《超人历险》于是将矛头对准了他们。德鲁·皮尔森曾公开宣称自己对三K党恨之入骨,此时则开始在广播节目里定期播报有关三K党的新闻,然后又根据约翰·布朗挖掘的内幕消息,进行跟进报道,描述此前的爆料如何惹得三K党头目火冒三丈。皮尔森的报道起到了令三K党惶然处危的效果,这似乎让“大龙头”塞缪尔·格林气急败坏。

以下是1948年11月17日来自皮尔森的广播报道:

大选结束后一周,“大龙头”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号支部发表讲话。他紧握双手,再次告诫党内成员当心泄密事件。

“这种会议上,我必须开诚布公,”他说,“但我还不如会前给德鲁·皮尔森打个电话,主动把情报泄露给他,因为到了第二天,他会把这些消息播得全美国人尽皆知,以至于到第二天早上我还在吃早餐的时候,就会接到美联社和合众社的电话。”

……

“大龙头”谈到了12月10日在佐治亚州梅肯市举行一场大规模十字架焚烧活动的计划。他称,此次活动的规模将是三K党的历史之最,希望届时有10000名成员身披白袍到场……

他还补充道,K骑士团——三K党的鞭刑部门——现在已经开始履职,且在亚特兰大警界有不少朋友。


随着皮尔森和《超人历险》广播节目继续播出,史丹森·肯尼迪将约翰·布朗挖到的三K党机密源源不断地爆料给其他广播和报纸媒体,怪事发生了:参加三K党会议的人数开始下降,申请加入三K党的新会员人数也开始减少。肯尼迪为了对抗种族偏见,煞费苦心,在这一次的出击中显然获得了绝妙的效果。他将三K党的机密信息公之于众,令其身陷重围,此前为人珍视的机要信息也成为了供人讥讽的笑料。

此前思想倾向于反对三K党的美国人,也由于现在手上有了充足的详细信息,更是加大火力,猛烈抨击三K党,舆论风向开始转变。此前思想倾向于支持三K党的美国人,也遭到各方警告,切勿一错再错。虽然三K党永远不可能销声匿迹,尤其是在南方地区——来自路易斯安那州、能言善道的三K党头目戴维·杜克竞选美国参议员等职位时拉拢到了大量选票——但肯尼迪大肆爆料三K党内幕,已使其遭到重创,至少在短期内元气大伤。虽然肯尼迪的活动对三K党究竟有何影响难有定论,但许多人还是将顺应民心摧毁这一组织的大部分功劳记在了他的头上。

这一切能成真并非得益于史丹森·肯尼迪的英勇无畏、果敢行动或临危不乱,虽然这确实都是他的优点,但这一切能成功却是因为他洞悉信息所蕴含的强大力量。因为三K党——同政客、房地产中介或股票经纪人一样——这样的组织,权力主要源自信息的积累。一旦这些信息落入敌方之手,其优势便会丧失殆尽。

20世纪90年代末,定期人寿保险价格骤降,一时成为不解之谜,因为这次降价没有明显的起因,而且医疗保险、汽车保险和房屋保险等其他险种的价格均未见下降迹象,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和定期人寿保险的购买者也没有出现重大变化。

原因何在?

是基于互联网的出现。1996年春,Quotesmith.com问世,成为同类网站中的第一家网络供应商。有了它,客户可以在短短数秒内,横向对比数十家公司提供的定期人寿保险价格。对于该类网站,定期人寿保险是再合适不过的产品,因为与其他险种——尤其是终身人寿保险这种复杂得多的险种——不同,定期人寿保险大同小异:任何30年期、有担保、保额为100万美元的保单均相差无几。因此,选择的关键便在于价格。如果一一询问保险公司,去打听最便宜的报价,整个过程将极为繁琐,现在却因为网络的出现而变得易如反掌。由于客户眨眼间便能找到价格最低的保险产品,定价较高的公司将不得不下调报价。如此一来,客户每年支付的定期人寿保险费就减少了1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网站仅仅是将报价罗列了出来,并未参与保险的销售。因此,它们所经手的并非保险,和史丹森·肯尼迪一样,它们所经手的是信息。假如肯尼迪抨击三K党的年代有互联网,他大概会在博客上一吐为快。诚然,揭发三K党和揭发漫天要价的保险公司还是有区别的:三K党以秘密情报牟利,以故弄玄虚的方式制造恐慌;保险费则算不上是秘密信息,而是一系列零碎信息,由于分布散乱,所以相互之间难以横向对比。但在两个案例中,信息的传播均起到了削弱权力的作用。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曾写道:“据说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

信息可以是指路明灯,可以是制胜武器,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可以威慑天下,全看信息掌握在何人手里以及作何用场。由于信息拥有巨大的威力,即便是在某种信息实际并不存在的情况下,误以为掌握了这种信息也会造成不容乐观的影响。以车龄一天的汽车为例,新车有主的当天是这辆车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因为它在顷刻间贬值了1/4。这乍听起来似乎有些离谱,但我们知道事实却是如此。售价20000美元的新车,转手价或许不会超过15000美元,为什么?因为一辆车刚入手就想卖掉,唯一可能的合理原因就是车主发现这辆车是次品。因此,即使这辆车并非次品,潜在买家也会误以为是,他会以为,这辆车有什么信息是卖家心知肚明而他作为买家却蒙在鼓里的,所以卖家则因该种假定信息的存在而吃亏受损。

假如这辆车确实是次品呢?卖家可以等上一年再出手。届时,对汽车质量的怀疑会变得无关紧要,到时会有人选择出手自己品相完美、车龄一年的汽车,而次品则可以鱼目混珠,最终售价很可能会超过其实际价值。

交易双方中一方掌握的信息多于另一方,这是常有之事,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种现象叫作信息不对称。我们认为,有人(通常是专家)懂得多,有人(通常是消费者)懂得少,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大真理。但实际上,各行各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都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大为减少。

信息就是互联网的货币。作为一种媒介,互联网行之有效地将信息从占有方转移到需求方。通常,一如定期人寿保险费的例子,信息以极端零碎的方式存在。在此情况之下,互联网就像一块巨大的马蹄形磁铁,将沉入大海的绣花针一根一根收集起来。互联网有一项成就,就连最热心积极的消费者保护团体也望尘莫及:它大幅缩小了专家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差。

面对面的专家咨询有时反而会加剧信息不对称现象,专家利用自己手中的信息资源优势,让我们觉得自己愚不可及、贸然行事、一毛不拔或行为可鄙。事实证明,对于此种情况,互联网是尤其有效的解决办法。假设这样一个场景:你的爱人刚刚去世,殡仪员(深知你对他这一行几乎一无所知,而且还承受着感情上的压力)向你推销8000美元的桃木棺材;或者假设在汽车经销商那里,导购费尽心机地向你介绍林林总总的附加装置和促销方案,对底价却绝口不提。然而,等到事后,回到家中,头脑冷静下来以后,可以上网查经销商从厂商那里拿到这辆车究竟用了多少钱;或者你可以登录www.TributeDirect.com,自己花3595美元买一口同款桃木棺材,享受次日送达的消费体验。除非你的决定是花2300美元买“最后一洞”(高尔夫球主题的棺材)、“狩猎记忆”(饰有大块头的雄鹿或其他猎物),或是殡仪员提都懒得提的其他便宜款式。

互联网尽管有着摧枯拉朽的力量,却难以根除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以21世纪初的企业丑闻为例,安然公司的罪名包括隐瞒合伙人、隐瞒债务和操纵能源市场。美林证券的亨利·布洛杰特和所罗门美邦公司的杰克·格鲁伯曼在调查报告中将明知是垃圾股的公司吹得天花乱坠。萨姆·瓦克萨尔提前听到风声,得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公布一份令英克隆名誉扫地的报告,于是将手中的英克隆股票全部抛售。他的朋友马莎·斯图尔特也抛售了手中的股份,还谎称是有其他原因。世通公司和环球电讯为了抬高股价,谎报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有的共同基金公司为部分优先客户提供优惠价,有的则被控隐瞒管理费。

虽然形式各异,但这些罪行都有一个共同点:均为信息罪。信息罪多数都会牵涉到一名或多名专家,他们或是鼓吹虚假信息,或是隐瞒真实信息。无论何种情况,这些专家都在费尽心机地拉大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从事这种勾当的人,尤其是在高额信贷领域,难免都会这样为自己开脱:“大家都这么干。”一般而言,或许事实确实如此,信息罪的一大特点,就是最终落网的人屈指可数。有别于街头犯罪,信息罪不会留下尸体或打碎窗子留下相关物证这样的线索;有别于百吉饼小偷——偷吃保罗·费尔德曼的百吉饼却不给钱的人——通常不会有人像费尔德曼一样对信息罪犯造成的损失分毫必较。要让信息罪大白于天下,必须有惊天动地的事发生,一旦有这样的事发生,结果常常昭然若揭。毕竟,这些罪犯想不到他们的秘密勾当会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以“安然公司录音带”为例,安然员工之间的谈话被秘密录制了下来,安然公司破产之后,这些录音带被公之于众。在2000年8月5日的一次电话交谈中,两名交易员聊起了安然公司如何借加州大火之机抬高电价,“今日的魔咒,”一名交易员说,“就是‘烧吧,宝贝儿,烧吧’。”几个月后,两名安然交易员,分别名叫凯文和鲍勃,聊起了加州官员想让安然退还其哄抬电价所得的事。

凯文:他妈的他们想把钱从你们手里要回去?你们从加州那些可怜老太婆手中骗来的钱?

鲍勃:是啊,是那些老太婆,哥们儿。

凯文:好吧,你们把250美元一千度的电塞给她们,现在他妈的她们倒想要回去了。


如果你以为许多专家利用手中的信息加害于你,那么你想得没错:专家手中有你所不知的信息,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东西;或者他们的行当太过高深,你一头雾水,就算有这些信息也无所适从;或者你钦佩他们的学识,不敢妄加质疑。假如医生建议你做血管成形手术——尽管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血管成形手术对预防心脏病发毫无帮助——你想必不会以为他是在利用自己手中的信息资源优势,为自己或同行捞上几千美金的收入。但达拉斯市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介入性心脏病学家戴维·希尔斯向《纽约时报》透露,医生和汽车导购、殡仪员或共同基金经理一样,也有假公济私的企图:“假设你是一名心脏病科医师,当地的内科医师乔·史密斯把病人转诊给你,如果你告诉这些病人他们不需要做手术,过不了多久,乔·史密斯就不会把病人转给你了。”

有信息在手,专家就掌握了一个影响巨大却心照不宣的把柄:你内心的恐惧。你害怕要是不做血管成形手术,你的子女就会发现你心脏病发死在浴室地板上;你害怕便宜的棺材会让你的奶奶地下有知,不得安息;你害怕25000美元的车碰到车祸会像玩具一样被撞得粉碎,而50000美元的车则固若金汤,能保护所爱之人性命无虞。做生意的专家所制造的恐惧,或许难与三K党这类恐怖分子制造的恐慌相匹敌,但道理是相通的。

以一种表面看来不会引起太多恐惧的交易为例,比如卖房子。卖房子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卖房子通常是你一辈子最大的一笔买卖,你在房地产行业大概毫无经验,而且你或许还对房子有着很深厚的感情。除了这三点之外,至少还有两点让你心有所忌:最终售价远远低于房子的实际价值,以及房子卖不出去。

由于第一点,你害怕房子定价太低;由于第二点,你害怕定价太高。当然,找出最合理的价位是房地产中介的职责。她才是消息灵通的人:同类房产目录、近期销售走势、房贷市场的波动,她甚至可能认识某个有意的买家。在这门千头万绪的生意里,能有这样一名神通广大的专家为你出谋划策,你自然觉得万分庆幸。

可惜她不这么看,房地产中介的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你出谋划策,而是为自己增加业绩。请回想一下本书开头所引用的调查,该调查对比了中介私有房产及其客户房产的销售差价。调查发现,为等待更高的报价,中介私有房产在市场上挂牌销售的时间比客户房产平均多出10天,售价则高出3%以上,即市价300000美元的房子,其售价要高出10000美元。这10000美元进了她的腰包,却没有进你的腰包。她凭着对信息的操纵和对行情的洞悉,巧妙地赚了一笔。问题就在于,即便你的房子售价高出10000美元,中介个人也只能多赚150美元,得不偿失。因此,她的工作就是劝你,300000美元的报价已经不低了,甚至算得上是相当丰厚了,白痴才会拒绝。

这其中显然需要一点诀窍,中介不可能直接地骂你白痴,所以只是间接地指出这一点,她或许会告诉你同一街区有座房子更大、更漂亮,年头也没这么久,但6个月都没卖出去,这就是中介的主要武器:化信息为恐惧。

以一件真人真事为例,事件讲述者为2001年在斯坦福大学教书的法学教授约翰·多诺霍:

“我当时想在斯坦福的校园内买一栋房子,”他回忆道,“卖方中介不厌其烦地跟我说,这笔买卖多么划算,因为房价马上就要大涨了。我刚签了购房合同,他就问我卖斯坦福的旧房子要不要中介,我告诉他,我准备不请中介自己卖,他回答说:‘约翰,这在正常情况下或许行得通,但现在房市不景气,你肯定需要中介帮忙。’”

然而不到5分钟,房价大涨就变成了房市不景气。你看,为了招揽生意,中介是可以多么得信口雌黄。

再举一个有关房地产中介操纵信息的真实例子,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本书作者之一的朋友K,他看上了一栋标价469000美元的房子,准备报价450000美元,他先给卖方中介打了个电话,问她觉得房主能接受的最低价是多少,中介立即责备了他:

“你真该为自己害臊,”她说,“这显然有违房地产行业的职业道德。”

K道了歉,转而开始和她拉家常。过了10分钟,眼看聊天行将结束,中介告诉K:

“我最后跟你说件事吧,我客户的心理底价比你所期盼的要低得多。”

有了这次交谈作参考,K对这栋房子报价425000美元,而非原计划的450000美元。最终,卖方接受了430000美元的价格。由于己方中介的干预,卖方损失了至少20000美元。而与之相对,中介只损失了300美元——为尽快顺利地敲定这笔买卖,她付出了一笔小小的代价,同时从这笔买卖中净赚了6450美元的佣金。

这么看来,房地产中介的主要工作就是一面劝房主调低心理底价,一面告诉有意向的买家报价可以低于房子标价。当然,这话可以用很委婉迂回的方式说出来,而不一定要直言不讳,指使买家报低价。前文引述的房地产中介调查中也有数据统计了他们如何通过编写不同广告词来传达信息。例如,“保养良好”这样的词对于中介来说,就像“阿亚克先生”对于三K党成员一样,是含义丰富的暗语。该词意指,这栋房子年头已久,但还没到摇摇欲坠的程度,懂行的买家一看便知(不懂行的看到房子也能明白),但对于卖房子的65岁退休老人来说,“保养良好”听起来倒像是恭维,而这正是中介的意图所在。

对房地产广告用语的分析表明,某些词同房子的最终售价息息相关。这并不一定说明,说某个房子“保养良好”会直接导致其售价低于同类房子。然而,这确实表明,房地产中介若是称某栋房子“保养良好”,她有可能是在拐弯抹角地怂恿买家报低价。

以下列表为10个房地产广告常用语,其中5个同最终售价呈现高度正相关,另5个则是高度负相关,你不妨猜一猜孰正孰负。

10个房地产广告常用语

棒极了

花岗石

宽敞

顶尖

!

可丽耐

迷人

枫木

小区

环境

优美

精致


“棒极了”的房子肯定能棒到卖个好价钱,对吧?那么“迷人”“宽敞”且“小区环境优美”,这样的房子呢?肯定也能卖出好价钱,对吧?错错错!以下才是正确的划分。

5个与高售价相关的用语

花岗石

顶尖

可丽耐

枫木

精致

5个与低售价相关的用语

棒极了

宽敞

!

迷人

小区环境优美


与高售价相关的5个用语中,有3个是对房子本身的实际描述:花岗石、可丽耐和枫木。就其所传达的信息而言,这类用语言之有物、简单明了,因此是有用信息。假如你喜欢花岗石,你可能就会喜欢这栋房子。但即便你不喜欢,“花岗石”也肯定不会让人觉得这栋房子年久失修。“精致”和“顶尖”同样如此,二者似乎都让买家觉得,这栋房子在某种层面上确实很棒。

与之相反,“棒极了”却是一个需要提防、模棱两可的形容词,“迷人”同样如此,二者似乎都是房地产中介的暗号,用以描述那些乏善可陈的房子;“宽敞”的房子通常要么年久失修,要么不实用;“小区环境优美”即是在告诉买家,这栋房子其实不怎么样,但周围的房子可能不错;房地产广告里的感叹号无疑是危险信号,是用佯装的激动来掩盖实际缺陷的伎俩。

相较而言,假如你观察房地产中介私有房产的广告用语,你会发现她确实着重使用了描述性词汇(尤其是“新”“花岗石”“枫木”和“入住条件”),而避用空洞的花哨词汇(包括“漂亮”“完美”和暴露实情的“!”),然后她会耐着性子等最高价出现。她可能会告诉买家,附近有栋房子比这栋房子的标价高了25000美元都有人买,或者有栋房子成了人们争相抢购的对象……总之,她审慎地利用着信息不对称来给她带来种种优势。

这是否说明她心地很坏?这难有定论,至少凭我们是很难下定论的。此处的重点不是证明房地产中介心地很坏,而是说,他们不过是凡人而已,而凡人皆受利益驱使。目前房地产行业所设定的利益显然在驱使某些中介违背客户的最佳利益行事。

但同殡仪员、汽车导购和人寿保险公司一样,房地产中介的信息优势也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日渐消减。毕竟,任何卖房子的人如今都可以上网搜集有关销售走势、房产目录和房贷利率的信息。信息已经变得公开化,近期的销售数据便说明了结果。房地产中介私有房产的售价仍然高于客户所有的同类房产,但由于房地产网站的不断涌现,二者之间的差价缩减了1/3。

若是单单以为人类只有处于专家或生意中介的位置上才会操纵信息,那就太天真了。毕竟,中介和专家也是凡人——这说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会操纵信息,或是隐瞒真实信息,或是把说出口的信息润色一番。房地产中介夸某栋房子“保养良好”时或许对其中的意思心照不宣,但我们人人都会耍类似的把戏。

想想你在面试工作时的自我介绍和初次约会时的自我介绍。(更有意思的是,对比一下初次约会时的交谈和结婚十年后与同一人的交谈。)或者设想你初次上国家电视台会有何表现?你想展现出什么样的形象?或许你想表现出自己聪明睿智、心地善良或漂亮帅气的一面,你想必不希望表现得冷酷无情、心怀偏见。在三K党如日中天的年代,但凡不是保守派白人基督徒的人,其成员都会加以公然地歧视,并以此为荣。但此后,公开的歧视行为遭到了严厉打击。如今,再委婉的歧视言论,一旦公之于众,都会酿成严重后果。2002年,时任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便在这方面栽了跟头。在其参议员同事和南方同乡斯特罗姆·瑟蒙德的百岁寿宴上,他在致祝酒词时,谈到了瑟蒙德1948年的总统竞选。他当时的竞选纲领是种族隔离制度。有四个州支持瑟蒙德,密西西比州——洛特的家乡——是其中之一。

“我们以此为荣,”洛特对寿宴宾客说,“假如当初全国都能追随我们的脚步,这些年来我们就不会问题频出了。”

洛特言下之意暗示了自己支持种族隔离的倾向,因而犯了众怒,最终被迫辞去了参议院领袖的职位。

即使你只是一介平民,想必你也不希望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自己的偏见。那有没有方法可以测试公共场合下的那些歧视行为?

听起来像是有些无稽之谈,但电视竞猜节目《智者为王》确实提供了研究歧视行为的独特试验场。《智者为王》起源于英国,曾在美国红极一时,比赛中,有8名选手(后期的日间档为6名选手),每名选手均须回答有关冷知识的问题,最终只有一名选手能获得现金大奖。在此过程中,答对问题最多的选手不一定能晋级,每轮过后,所有选手均须投票淘汰一名选手,选手的答题能力想必应该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而种族、性别和年龄似乎无关紧要。但事实又是否如此呢?将选手的实际投票选择同对其最有利的投票选择进行对比,或许可以揭示其中是否有歧视心理在作祟。

随着比赛的进行,投票策略会有所变化。在前几轮,由于答对题目才可以增加奖金,所以淘汰表现差的选手是合理的做法。但在后几轮,驱使选手做出策略选择的心理发生了反转,增加奖金的意义此时不及每名选手的求胜心。所以,淘汰掉优秀选手,获胜机会更大。因此,大体而言,选手一般会在前几轮投票淘汰表现较差的选手,而在后几轮淘汰表现较好的选手。

分析《智者为王》投票数据的关键,在于区别选手答题能力及其种族、性别和年龄的关联性。假如一名年轻的黑人男性答对多题,却早早遭到淘汰,或许确实有歧视心理在作祟。与之相反,假如一名年长的白人女性一道题都没有答对,却连续晋级,其中或许有某种不公平的优待心理在作祟。

此外,请记住这一切都发生在镜头前。选手知道有亲朋好友和同僚——以及几百万陌生人——在观看节目。那么,假如《智者为王》中真有人遭到了歧视,又究竟是哪些人呢?

结果证明,被歧视的并非黑人。对160多集的节目分析表明,无论是比赛前几轮还是后几轮,黑人的淘汰率均与其答题能力相符,女性选手也是如此。从某方面来看,这两个发现都算不上出人意料,近50年最声势浩大的两场社会运动,一是民权运动,一是女权运动,二者分别妖魔化了黑人歧视和女性歧视。

你心怀希望地认为,或许歧视确实已经在20世纪被根除了,就像小儿麻痹症一样。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对某些人群的歧视已经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因此,若非完全对此不屑一顾,人们都会煞费苦心地至少在公共场合摆出开明公允的样子,但这也很难说明歧视本身已经销声匿迹——只是人们碍于情面不敢表现出来而已。那么,鲜有歧视黑人和女性的现象发生,究竟是因为歧视心理真的消失了还是只是装装样子,这如何判断呢?要寻找答案,可以观察社会中未受同等保护的其他人群。实际上,《智者为王》的投票数据确实显示出,有两类选手长期遭到歧视:老年人和拉丁裔。

经济学家对歧视提出了两种主流理论,有意思的是,《智者为王》中的老年选手和拉丁裔选手似乎分别对应了这两种歧视:第一种叫作品味型歧视,意即某人仅因不喜欢与某种人打交道而歧视这种人;第二种叫作信息型歧视,意即某人认为某种人能力低下,因此低看这种人。

在《智者为王》中,拉丁裔选手遭受的是信息型歧视。其他选手似乎认为拉丁裔选手水平低下,但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拉丁裔选手即便表现出色也会在前几轮遭到淘汰,而到后几轮却能顺利晋级,是因为其他选手认为留着他们能减少竞争。

而与之相对,老年选手却是品味型歧视的受害者:无论是前几轮还是后几轮,他们的淘汰率均和能力水平严重不成比例。似乎其他选手——该节目观众的平均年龄为34岁——仅仅是不想与老年选手为伍而已。

《智者为王》的选手很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拉丁裔和老年人有歧视行为(或者有刻意避免对歧视黑人和女性的行为)。毕竟,在这样一种节奏紧凑的比赛中,面对着灼人的电视镁光灯,选手免不了会处于紧张、兴奋的状态。这自然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同样一个人,在自家的私人环境中又会如何表达自己的喜好,以及如何透露个人信息?

在美国,每年有约4000万人同素未相识的陌生人互换个人隐私信息,这一切均发生在交友网站上。有的网站,如Match.com、eHarmony.com和Yahoo!Personals,受众很广。有的网站则面向有特殊需求的受众:单身基督徒网、犹太人约会网、拉丁裔交友网、单身黑人交友网、西部单身网、美国单身军人网、胖人约会网和同性恋网,而婚恋网站是互联网上最成功的付费生意。

虽然每个网站的运营方式均有所不同,但程序都大致如下:你为自己发布一则个人广告,广告包括一张照片、三围、收入范围、教育水平、好恶,等等。如果这则广告对了某人的胃口,此人会发邮件给你,甚至有可能安排约会。在许多网站,你还要指定交往要求:“长期恋爱”“一夜情”或“随便看看”。

因此,此处有两组海量的数据需要注意:人们列入广告的信息和各种广告所收到的回复数量。两组数据均可以各自回答一个问题,以便从广告信息判断,人们在分享个人信息时的坦率(和诚实)度如何,或者从回复数量判断,个人广告中的哪些信息最受(和最不受)欢迎。

近日,两名经济学家冈特·J.希契、阿里·霍达斯库同一名心理学家丹·艾瑞里联手研究了这两个问题,他们分析了一家主流婚恋网站的数据,着重研究了2万多名活跃用户,这2万多名用户现半数居波士顿市,半数居圣迭戈市,其中56%的用户为男性,所有用户的年龄中位数范围为21~35岁。尽管他们的种族构成非常多元,足以形成某些有关种族的定论,但主要群体还是白人。

这些用户的收入、身高、身材和样貌均优于常人,至少他们的自我陈述里是这么写的。超过4%的婚恋网站用户自称年薪超过200000美元,但实际上,普通互联网用户中,只有1%的年薪可以达到这个水平,这说明4个高收入者中有3个是在夸大其词。而在身高方面,男女用户所报身高的平均数均比全国平均身高高一英寸。至于体重,男性的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相符,女性所报的体重则要比全国平均水平轻20磅左右。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高达72%的女性自称相貌属于“中等以上”,其中有24%自诩“容貌姣好”。男性用户同样是自我感觉良好:68%的男性自称相貌属于“中等以上”,其中有19%自诩“仪表堂堂”。这样一来,只剩下32%的用户属于“相貌平平”了,其中只有区区1%自觉“其貌不扬”。这说明,普通婚恋网站的用户要么是谎话连篇,要么是自恋成痴,要么就是对“相貌平平”的概念避之唯恐不及。(或许他们也可能只是在自我标榜罢了,就像任何房地产经纪人都懂得,一般的房子既不“迷人”也不“棒极了”,但不这么说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愿意看上一眼。)28%的女性用户自称是金发,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其中有很多人要么就是染了发,要么就是在撒谎,要么二者皆有。

相比之下,某些用户则极其坦诚。7%的男性用户坦承自己已婚,其中极少数人自称“婚姻美满”。但他们的坦诚,却并非不计后果,样本中有243名“婚姻美满”的男士,仅有12名公布了自己的照片。所以,勾搭情妇的好处比起被老婆发现求偶广告的风险显然安好很多。

“你在那个网站上做什么?”丈夫可能会遭受指责,但肯定相安无事。

在婚恋网站上无人问津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不公布照片或许是最确凿无疑的一个。照片不一定是本人的,也可以是某个相貌更加出众的陌生人,但这种骗局最终显然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不公布照片的男性用户所收到的电子邮件数量,仅为公布照片的男性的60%,而不公布照片的女性收到的电子邮件数量则只有24%。即便是收入微薄、目不识丁、工作不理想、其貌不扬、体型微胖的秃头男,只要公布了照片,收到邮件回复的概率就会超过自称年薪200000美元且一表人才却没有公布照片的人。不公布照片的原因多种多样,或是电脑水平不佳,或是不想被朋友发现,或是其貌不扬,但道理正如新入手便被挂牌出售的汽车,潜在客户会误以为车有严重的内部故障而鲜有问津。

想要佳人有约确实是一桩难事。发布广告的男性用户中,有56%的人从未收到过电子邮件,女性则有21%无人问津。与此同时,对于哪些特点能获得大量回复,但凡是对性事懂些皮毛的人,都会觉得不为难事。实际上,婚恋网站用户表达的喜好完全符合最常见的男女传统形象。

例如,自称寻找长期伴侣的男性比寻找一夜情的男性更受欢迎,但寻找一夜情的女性却更受欢迎。对男人来说,女人的相貌至关重要。对女人来说,男人的收入至关重要。越有钱的男人收到的电子邮件越多。但女人在收入方面的吸引力则呈倒U形变化:男人不喜欢和

低收入的女性约会,但女人若是收入过高,男人也会敬而远之。女人喜欢的约会对象有军人、警察和消防员(和保罗·费尔德曼的百吉饼付款率升高一样,这可能是“9·11”事件造成的影响),同时还有律师和医生,她们所避讳的约会对象是从事制造业工作的男性。对于男人来说,身高太矮是一大劣势,想必就是因为这点,才会有那么多男人谎报身高,但体重则关系不大。对于女人来说,身材过胖则是致命劣势,想必就是因为这点,她们才会谎报体重。对男人来说,红头发或卷发是减分项,头发半秃同样如此,但剃光头却可以接受。对女人来说,杂灰色头发是减分项,而金发则不出所料的是加分项。

除了有关收入、教育和相貌的信息,婚恋网站的男女用户还需注明种族,他们还须指明对潜在约会对象的种族有何偏好。两个选项分别为“和我一样”及“无所谓”。和《智者为王》的选手一样,网站用户在此要做的是公开宣布自己对异族人士的看法,直到在下一步同约会对象的私密邮件中,他们才会透露自己的真实喜好。

网站中约有半数的白人女性用户和80%的白人男性用户声称自己不介意种族,但回复数据却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声称不介意种族的白人男性,有90%的询问邮件都发给了白人女性;而声称不介意种族的白人女性,有97%的询问邮件都发给了白人男性。意即,同是仪表堂堂、收入颇丰、高学历,亚裔男性所收到的白人女性发来的邮件数量还不及白人男性的25%,而黑人和拉丁裔男性所收到的白人女性发来的邮件数量则要比同等条件的白人男性少一半左右。

是否有可能这些白人男女确实不介意种族,只是从来没有遇到中意的非白人约会对象?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声称不介意种族是否只是为了在人前——尤其是在同种族的潜在约会对象面前——展示出开明的形象?

往往,我们公开宣称的信息和我们心知肚明的真实信息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或者以更通俗的方式来讲,就是言行不一。这种现象在私人关系、生意往来——自然还有政坛——中屡见不鲜。

如今,对政客在公开场合的心口不一,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但选民也会撒谎。假设一场选举在一名黑人候选人和一名白人候选人之间展开,白人选民是否会为了隐瞒自己的种族倾向而对民意调查者谎称会投票给黑人候选人?显然如此。1989年的纽约市市长选举在戴维·丁金斯(黑人候选人)和鲁道夫·朱利亚尼(白人候选人)之间展开,最终丁金斯以区区几个百分点险胜。虽然丁金斯顺利当选纽约市首位黑人市长,但他微弱的领先优势却出人意料,因为选举前的民意调查显示,丁金斯领先近15%。1990年,白人至上主义者戴维·杜克参加了美国参议院选举,最终得票数比选举前的民意调查高出了将近20%,说明路易斯安那州有数千选民偏爱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候选人,但却不愿承认。

杜克虽然从未如愿以偿地在政界谋得高位,但它证明了自己确实是操纵信息的好手。担任三K党骑士团大巫师时,他编写了一份涵盖数千名普通成员和其他支持者信息的通讯录,他们后来成了他在政界发展的基础。然而他不甘心只把这份通讯录留作私用,于是以150000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多年后,这份通讯录再次为杜克派上了用场,他告诉他的支持者,他手头拮据,需要捐款。就这样,杜克以继续弘扬白人至上主义事业为名,募集到了数十万美元的捐款。他在一封信中对自己的支持者解释道,他已经一穷二白,银行甚至要收回他的房子。

实际上,杜克早已卖掉了房子,还狠赚了一笔。(他有没有雇用房地产中介就不得而知了。)他从支持者手中募集的捐款多数并未用于弘扬白人至上主义事业,而是被嗜赌成性的他挥霍在了赌场上。他巧使计谋,瞒天过海,但最终仍然在得克萨斯州大斯普林市被捕入狱。

[1] 三K党英文名称为Ku Klux Klan,kuklux在文中有解释,而klan为clan变体,意为“帮派”。——译者注

[2] 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简称“普莱西案”,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案件,对此案的裁决标志着“隔离但平等”原则的确立。案件起源是,1892年,混血黑人普莱西故意登上一辆专为白人服务的列车,因而遭到逮捕,普莱西随后将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告上法庭。案件最终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以“隔离但平等”并不意味着对黑人的歧视为由,判普莱西败诉。——译者注

[3] 威尔·罗杰斯,美国二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喜剧演员。——译者注

[4] 罗伯特·E.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队的著名将领,三K党成员。他曾是三K党首任党魁的最佳候选人,但因个人健康和政治立场原因拒绝了这一职位。——译者注

[5] 两名三K党成员在当地支部里进行了交谈,这句话中原文有三个单词有变形,分别为三K党成员(clansmen变为Klansmen)、支部(cavern变为Klavern)、交谈(conversation变为Klonversation),与之类似的还有下文的K骑士团(cavaliers变为Klavaliers)。——译者注

[6] 和撒那,赞美上帝之语。——译者注

[7] 大龙头,三K党的头目塞缪尔·格林。——译者注

[8] 《K兰经》,原文为Kloran,为《古兰经》(the Koran)的变体。——译者注

[9] K里发,伊斯兰领袖称号哈里发的变体。——译者注

[10] 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联邦军队的将领,战后三K党的创始人。——译者注

[11] 可丽耐,美国杜邦化工研发的实心面板材料。——译者注

[12] 民权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争取民主权利的群众运动。——译者注





第三章


为何毒贩还在与母亲同住?





本章发现传统观念往往是由捏造信息、自身利益和方便之词共同构成的。

为何专家经常捏造数据;长期口腔异味这一术语的发明……如何提出好问题……素德·文卡特斯长年卧底毒贩据点的离奇经历……为何卖淫者的收入要高于建筑师……强效可卡因的发明与尼龙丝袜的发明有何相似之处……强效可卡因是否是继《吉姆·克劳法》之后对美国黑人打击最严重的事件?


前两章分别探讨了两个确实有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教师与相扑力士有何共同点以及为何三K党和房地产中介是一路货色。但如果你提的问题比较多,即使初看起来这些问题怪诞不经,但最终都能让你学有所获。

提问题的第一个诀窍,是判断你所提的问题好坏与否,并非只要是没人提过的问题都是好问题。千百年来,一直不乏智者在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因此,许多前人未提的问题难免会得出索然无味的答案。

但假如你提的是和人们息息相关的问题,且得出了出乎意料的答案——推翻了传统观念,你或许会有所收获。

发明“传统观念”一词的是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先哲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然而,他并不认为这是个褒义词。

“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以一己方便为准,”他写道,“认准最符合一己私利和个人福祉的真理,抑或避免那些费力不讨好或扰乱生活的说法。当然,那些最取悦于我们自尊心的观念,确实很容易为我们所认同。”

“经济和社会行为,”加尔布雷思继续写道,“非常复杂,要想参透其特征,着实劳心费神。因此,我们要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固守着那些在我们理解范围之内的观念。”

因此,在加尔布雷思看来,传统观念平白浅显、便于理解、说辞悦耳、抚慰人心,却不一定合乎事实。说传统观念无一是真,自然十分荒唐,但找出传统观念的错误之处——抑或找出草率马虎或狭隘自私的思维所留下的痕迹——是提问题的一个良好出发点。

以美国近年来的无家可归问题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名叫米奇·斯奈德的无家可归者权益保护分子宣称,美国约有300万无家可归者,立时引来人们的广泛关注。

不到100人就有1人无家可归?自然这比例听起来太高了,但专家之言总能引发巨大的波澜,让人不可不信,因此这一此前无人问津的问题突然之间成了举国瞩目的话题,斯奈德甚至在国会发言也证实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据说,他还在某所大学做演讲称每秒钟就有45名无家可归者死亡——每年有多达14亿无家可归者死亡。(彼时的美国人口约为2.25亿。)即便斯奈德的本意是每45秒钟就有一名无家可归者死亡,犯了口误或被误读,那合计每年也有701000名无家可归者死亡,相当于美国死亡人口总数的1/3左右。最后,斯奈德迫于压力解释了其所谓300万无家可归者的数据,承认自己这是信口胡说。但记者对他仍是纠缠不休,逼他给出一个确切数字,他说,他不想让他们空手而归。

作为专家,斯奈德为一己私利欺骗公众,这一点固然可悲可恨,却不足为奇。因此,单凭他们自己是做不到欺骗公众这一点的,所谓记者急需专家,正如专家急需记者,每天的报纸版面和电视新闻总要有内容可写,而危言耸听的专家常常受到欢迎。于是,记者和专家志同道合,便成了许多传统观念的始作俑者。

此外,广告也是塑造传统观念的绝佳手段。例如,李施德林诞生于19世纪,最初只是一种强效的外科消毒剂。随后,经蒸馏提取后,又作为地板清洁剂和淋病药剂向市面出售。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它被打造成一款治疗“长期口腔异味”——这在当时还只是口臭的医学用语,鲜为人知——的产品,才一炮而红。李施德林的新广告以绝望无助的青年男女为主角,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步入婚姻殿堂,却因为伴侣的口臭问题望而却步。在那之前,口臭一般算不上是大问题,但李施德林改变了这一点。正如广告学学者詹姆斯·B.特威切尔所写的:“李施德林的卖点不是漱口水,而是消除口腔异味。”在短短7年间,公司收入从115000美元一跃涨至800万美元。

无论传统观念如何形成,对它而言都难以撼动。2004年初,小布什总统的连任竞选活动刚刚开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坚定的反小布什者和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哀叹道:“关于布什先生,公认的说法是他是个心直口快、耿直坦诚、直言不讳的人,只有符合这一形象的传闻逸事才会被报道出来。但假如传统观念觉得他是个虚情假意的富家子弟,将自己包装成了牛仔的形象,那记者就会有许多料可写。”

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几个月里,专家们唇枪舌战,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预测。又如,妇女权益保护者夸大了性侵犯的发生概率,声称每3名美国妇女就有1位在其有生之年成为了强奸或强奸未遂的受害者。(实际数据接近1/8,但妇女权益保护者知道,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会公开反驳他们的言论。)就连为治愈各种不幸疾病而挣扎的人士常常也会采取类似手段。干吗不这么做呢?夸大其词一点可以为这些问题博取眼球、激起人们的正义感,还能——或许最重要的是——拉拢资金和政治资本。

所以,无论是女性健康倡导者、政治顾问,还是广告经理,专家追求的利益动机自然与你我等人不同。然而,时过境迁,专家的思想也可能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

以警察为例,最近一次审计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亚特兰大市的警察瞒报了大量刑事案件。这种行为始于亚特兰大申报1996年奥运会之时,当时这座城市迫切需要摆脱其暴力肆虐的形象,越快越好。因此,每年数千起的犯罪报告,要么是从暴力犯罪降格到非暴力犯罪,要么就被弃置一旁。(尽管这种行为长期存在——单是2002年就有22000份警方报告下落不明,至今亚特兰大仍然长期被评为美国最暴力城市。)

与之相反,20世纪20年代其他城市的警察却捏造了另一套说辞,强效可卡因的来势汹汹让举国上下的警局捉襟见肘,他们对外宣称,这并非一场公平的较量:毒贩拥有顶尖的武器和用之不尽的资金。最终,警局对取之不尽的非法资金的强调成了制胜的一招,因为毒贩要是一跃成为百万富翁,必然会令遵纪守法的平民义愤填膺。与此同时,媒体也踊跃地渲染这样的义愤,将毒品交易描述成美国最有利可图的行当。

但如果你在毒品交易泛滥的贫民区转一转,就会注意到:多数毒贩不仅还住在贫民区,而且还和自己母亲同住,你可能会百思不得其解地说:“为什么会这样?”

想要找到答案,首先要找到合适的数据,而寻找合适数据的秘诀则常常在于找到合适的人选,这说易行难。鲜有毒贩接受过经济学教育,而经济学家又很少和毒贩打交道。因此,解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是找到曾与毒贩同住、了解这一行当的秘密且全身而退的人。

素德·文卡特斯——他的儿时伙伴叫他席德,但他后来又改回了原名素德——生于印度,成长于纽约上州和南加州,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并获得了该校颁发的数学学位。1989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意向是了解年轻人如何形成自己的个性。为此,他用三个月的时间跟随“感恩而死”乐队进行全国巡演,而对于社会学研究中常见的繁重实地调查,他却兴趣寥寥。

但他的研究生导师、声名卓著的贫困问题学者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却将他派去进行实地调查,任务是带着写字板和一份包含70道选择题的调查问卷,查访芝加哥最贫困的黑人小区。

调查问卷的第一道问题是:

你对身为一名贫困的黑人有何感受?

a.非常糟糕

b.糟糕

c.不好不坏

d.还行

e.非常好

某日,文卡特斯徒步前往一处贫民区——此地位于密歇根湖畔,与芝加哥大学相隔20个街区——进行问卷调查,贫民区内有三栋16层高的黄灰色砖石建筑。文卡特斯很快发现,他拿到的姓名和住址已经严重过期,这几栋楼年久失修,基本被废弃,有几户人家住在较低的楼层,靠偷水电度日,但电梯已经报废,楼梯间的灯也坏了。彼时正是初冬的傍晚,屋外已近入夜。

他上到六层,想找人填写问卷。到楼梯口的时候,他看到了一群掷骰子的青少年,他们是盘踞在这栋楼里的一帮底层毒贩。显然,他们并不乐意见到他。

“我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文卡特斯结结巴巴地念起了准备好的调查开场白,“我想进行——”

“去你妈的,黑鬼,你在这儿干什么?”

彼时,芝加哥正处于黑帮火拼时期,局势愈演愈烈,几乎每天都有枪击事件发生。他们这一帮派是“黑色帮匪门徒之国”的一个分支,尽管当时气氛紧张,但他们却不知该如何处置文卡特斯,因为他看起来不像敌对帮派的成员。也许有可能是某种间谍,但显然不是警察。他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也没什么威胁性——全身上下只带着一块写字板,但看上去也不像全然无害。由于此前三个月他都在追“感恩而死”乐队的巡演,他看起来仍然“像个十足的怪胎,头发都长到屁股上了”,按他事后的说法。

这些黑帮分子开始争论如何处置他。放他走?但他要是真的把楼梯口的这个据点透露给敌对帮派,他们很容易遭到偷袭。一个沉不住气的家伙手里拿着一个东西晃来晃去——就着昏暗的灯光,文卡特斯终于看清那是一把枪——嘴里念叨着:“让我干掉他,让我干掉他。”这让文卡特斯惶恐不已。

人越聚越多,吵嚷声也越来越大。随后,一名年纪较大的帮派成员出现了,他从文卡特斯的手中一把夺过写字板,发现那是张手写的问卷后,他一脸茫然。

“这鬼玩意儿我一个字也看不懂。”他说。

“那是因为你不识字。”一名青少年说,大家顿时发出一阵哄笑。

他让文卡特斯开始调查,从问卷上挑个问题问他,文卡特斯开口便问:“你对身为一名贫困的黑人有何感受?”这一问题引起了哄堂大笑,有人还被惹火了。

文卡特斯事后告诉大学同事,他发现那些选择题从a到e的选项并不够用。实际上,他这时才发现,选项应设置如下:

a.非常糟糕

b.糟糕

c.不好不坏

d.还行

e.非常好

f.去你妈的

就在局面对文卡特斯极为不利的时候,又一个人出现了,他是帮派头目J.T.。J.T.问出了什么事,然后让文卡特斯把问题念给他听,他听后说无法回答,因为他不是黑人。

“那好吧,”文卡特斯说,“你对身为一名贫困的非裔美国人有何感受?”

“我也不是非裔美国人,白痴!我是黑鬼。”J.T.随后绘声绘色又不失友好地就“黑鬼”“非裔美国人”和“黑人”之间的区别上了一课。他说完,众人陷入了一阵尴尬的沉默,因为似乎还是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置文卡特斯。年届30的J.T.让大家冷静下来,但他似乎也不想直接干涉他们对所抓之人的处置。

夜幕降临,J.T.离开了。

“来了这里就不能活着出去,”那名沉不住气的持枪少年对他说,“这你知道,对吧?”

夜深之后,所有人松懈了下来,他们给了文卡特斯一瓶啤酒,然后一瓶接着一瓶。他内急的时候,去了他们解决的地方——高一层的楼梯口。夜里,J.T.路过了几次,但几乎没说什么。

天亮了,接着又到了中午,文卡特斯几次想提起调查的事,但少年毒贩只是一笑了之,告诉他那些问题非常荒唐。最终,在文卡特斯不幸被他们抓到近24小时后,他们把他放了。

他回家洗了个澡,总算放下心来,却也心生好奇,他忽然间意识到,多数人,包括他自己,甚少关心贫民区罪犯的日常生活。

他现在迫切想了解“黑色门徒”自上而下的运行方式。

几小时后,他决定重回那处贫民区。此时,他脑海中已经有了更好的问题。

文卡特斯从亲身经历中得知搜集数据的传统手段在这一案例中毫无用武之地,于是决定丢掉问卷,亲自打入帮派内部。他打听到了J.T.的行踪,并向他大致描述了他的提议。J.T.觉得文卡特斯简直是疯了——区区一介大学生想混入贩毒团伙?但他也不由得钦佩文卡特斯的追求。巧的是,J.T.以前也是大学生,主修商科专业。毕业后,他在卢普区一家办公设备销售公司的销售部门谋得过一个职位,但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他总说,就像在“非裔光泽”总部上班的白人一样,所以他辞职了。尽管如此,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在那里的所学所得,他懂得了收集数据和寻找新市场的重要性,总是在管理策略方面精益求精。换言之,J.T.能成为贩毒团伙的一帮之首绝非偶然,他生而具有领袖风范。

经过一番争论,J.T.答应给予文卡特斯自由查阅帮派活动资料的权利,前提是所要公布的信息只要有可能伤及帮派利益,J.T.就有否决权。

文卡特斯初次查访后不久,那栋湖畔的黄灰色建筑便被拆除了,随之帮派转移到了芝加哥南区一处更加隐蔽的贫民区。在其后6年的时间里,文卡特斯算是住在了那里。在J.T.的保护下,他近距离地观察了帮派成员的贩毒买卖和私生活,他问长问短,有时,这些黑帮成员会对他的刨根问底很不耐烦,但多数时候他们都会在他这个愿意倾听的人面前一吐为快。

“外面可是开打了,哥们儿,”一名毒贩告诉他,“我是说,人们天天想着法儿保命,所以你知道,我们也只能这么干。我们没有别的法子,要是为了这个丢了小命,那也去他的,这儿的黑鬼要养家糊口就得豁出去。”

文卡特斯在不同人家之间搬来搬去,替他们洗盘子,晚上睡地板,给他们的孩子买玩具。他曾眼睁睁看着一名少年毒贩在自己面前被开枪打死,一名女子用自己小孩的围嘴擦干他的血迹。偏安于芝大校园的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经常为文卡特斯担惊受怕。

多年来,该帮派历经了数次血腥火拼,最终迎来了联邦政府的一纸诉状。地位仅次于J.T.的帮派成员布提找文卡特斯爆料,当时,布提因招来了这纸诉状成了整个帮派的众矢之的。他告诉文卡特斯,因为这个,他估计自己很快会被灭口。(他猜对了。)但布提想在死前略尽绵力为自己赎罪,尽管黑帮分子常说贩毒毫无害处——他们甚至夸口说贩毒让黑人的钱留在黑人手中——但布提还是于心不安,他想在身后留下一些能造福子孙后代的东西。他交给文卡特斯一沓年代已久的圈线本——蓝黑相间,这是代表其帮派的颜色。这些圈线本完整记录了该帮派4年来的财务交易。在J.T.的授意下,有人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这些账目:销售额、工资、会费,甚至还有付给被杀成员亲属的抚恤金。

最初,文卡特斯根本不想要这些账本,要是政府发现他手里有这些东西怎么办?他可能也会遭到起诉?此外,他要如何处理这些数据?他虽然有数学学位,但早就放弃了对数字的钻研。

完成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学业后,文卡特斯荣获了哈佛研究员学会的三年会员资格。学会重思辨、友善的氛围——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生前所有的胡桃木镶板和雪利酒推车——让文卡特斯乐在其中,他甚至成了学会的酒侍。但他还是经常离开剑桥市,回到芝加哥的贩毒团伙中,这项基层研究让文卡特斯多少成了异类,其他年纪轻轻的研究员多数都是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喜欢用希腊语讲俏皮话。

该学会的宗旨之一就是让各个领域的学者齐聚一堂,给他们相识的机会。文卡特斯不久便遇到了这群年轻研究员中的另一个异类:他与同学会会员的典型形象大相径庭,而他恰巧是经济学家,他不喜欢研究上得了台面的宏观思想,反而喜欢研究自己那些稀奇古怪、微不足道的兴趣点,而他最乐此不疲的爱好就是研究犯罪。因此,见面不到10分钟,素德·文卡特斯便向史蒂芬·列维特提起了他从芝加哥拿到的圈线本,他们决定合作写一篇论文。这种珍贵的财务数据首次落到了经济学家的手里,一个此前没有官方记录的犯罪商业帝国因此得到了解构分析。

那么该帮派是如何运作的?实际上,它和多数美国企业大同小异,但与之最为雷同的当属麦当劳。实际上,如果将麦当劳和“黑色门徒”的组织结构图并排放在一起,你根本很难区别开来。

文卡特斯打入的帮派只是一个分支,隶属于“黑色门徒”,该组织共有约100个分支——实质相当于连锁店。有大学学历、身为一店之长的J.T.要向中央领导层汇报,该领导层由约20人组成,名字就叫董事会——这不带任何揶揄之意。(一方面身为白人的郊区居民挖空心思地效仿黑人饶舌歌手的贫民区文化,另一方面黑人贫民区的罪犯却在千方百计地效仿郊区居民父辈的企业思维。)J.T.须将近两成收入上交给董事会,以获得在指定的12个街区贩卖毒品的许可,剩余的收入则由他自由支配。

J.T.手下有3名直接下属:司令官(负责保护帮派成员安全)、司库(负责掌管帮派的流动资产)和走私官(负责同供货方接洽,运输大量的毒品和资金)。3名长官的手下则是被称为步兵的街头业务员,步兵的目标就是有朝一日能晋升为长官。J.T.手下随时都有25~75名步兵领取薪俸,具体人数则要依时节(秋季是贩毒的旺季,夏季和圣诞节期间则是淡季)和帮派地盘的大小(“黑色门徒”对敌对帮派的一块地盘策划了一次恶意收购,J.T.的地盘因此扩大了一倍)而定。位于J.T.团伙最底层的是200名普通成员,他们并非帮派的在职人员,却要向帮派支付会费——有的是为了谋求庇护,免得被敌对帮派袭击,有的则是为了争取晋升为步兵的机会。

帮派账本所记录的4年恰逢毒品交易的繁荣期,生意非常红火。J.T.的连锁店收入在此期间翻了两番。头一年,其平均月收入为18500美元,到最后一年,月收入已经涨到了68400美元。以下是第三年的月收入构成:

毒品销售:24800美元

会费:5100美元

强制征税:2100美元

当月总收入:32000美元


“毒品销售”仅包含强效可卡因买卖的收入,该帮派确实允许普通成员在地盘内卖海洛因,且无须上交利润分成,但要征收定额许可费。(这部分收入不计入账本,直接进入J.T.的口袋,他大概还瞒报了其他一些收入来源。)5100美元的会费全部来自普通成员,因为帮派的正式成员无须缴纳会费。强制征税则来自帮派地盘内的其他买卖,包括杂货店、出租车、皮条客、在街头贩卖盗窃赃物的人和汽车修理工。

接下来是J.T.赚取这32000美元月收入所耗费的成本(不包括工资支出):

毒品批发成本:5000美元

上交董事会费用:5000美元

雇用打手:1300美元

军火费:300美元

杂费:2400美元

当月非工资总成本:14000美元


雇用打手是帮派为抢夺地盘而签短约雇用的帮外人员。此处的军火费很少,是因为“黑色门徒”同当地的军火贩有约在先,可以通过帮他们巡视小区,来抵偿全部或大部分枪支费用。杂费支出包括律师费、聚会开销、贿赂和帮派主办的“社区活动”费用,(“黑色门徒”努力将自己塑造为贫民区社会的中流砥柱,避免被视作毒瘤。)杂费还包括帮派成员被杀的相关费用,帮派不仅负责葬礼费用,还会向死者家属发放一笔相当于其三年工资的津贴。文卡特斯曾问过为什么帮派在这方面如此慷慨。

“这问题太他妈傻了,”对方对他说,“你跟我们待了这么久,还是不懂他们的亲人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不能不管他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认识了一辈子的人、哥们儿,所以他们伤心,我们也跟着伤心,你得尊重家属。”

这些抚恤金还有另一个目的:帮派忌惮于社区的反目(这显然是残民害物的组织),认为时而施舍几百美元,能收买人心。

帮派的剩余净收入则流向各级成员之手,J.T.拿大头。帮派预算中,以下这一项让J.T.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当月净收入中的首领所得:8500美元


J.T.月收入8500美元,合计年收入就是100000美元左右——当然无须纳税,还不包括他中饱私囊的各种账外收入。相比于他在卢普区那份干了没多久的办公室工作,这笔收入可谓高出不少。而J.T.这一等级的头目,在“黑色门徒”的帮派网络内共有100名左右。因此,确实有某些毒贩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若是帮派董事会的成员,则是穷奢极欲的生活。这20名顶层头目年收入约为500000美元。(但通常情况下,其中总有1/3会锒铛入狱,这是在非法行当里身居要位的一大缺点。)

因此,位于“黑色门徒”金字塔塔尖的这120人收入颇丰,但位于其下的是一座异常庞大的金字塔。按J.T.的连锁店——3名长官和约50名步兵——计算,这120名头目约有5300名手下为他们卖命。除此之外,还有20000名无偿效劳的普通成员,其中不少人只为了有朝一日能晋升步兵,而别无他求,他们甚至愿意向帮派支付会费来争取这样的机会。

那么这一理想职位的工资有多少呢?以下是J.T.付给帮派各级成员的月薪总额:

3名长官的月薪总支出:2100美元

所有步兵的月薪总支出:7400美元

帮派月薪总支出(不包括首领):9500美元


因此,J.T.付给手下的月薪总额为9500美元,仅比他本人的账面收入高了1000美元。J.T.的时薪为66美元,而他的3名长官月薪分别为700美元,折合时薪为7美元。步兵的时薪为3.30美元,还不及法定底薪标准。因此,回到最初的问题,假如毒贩收入颇丰,为何他们还与自己母亲同住?答案就是,除了帮派大佬,毒贩的收入并不高,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跟自己母亲同住。每名高收入头目手下都有数百人只能勉强糊口,“黑色门徒”的120名头目只占帮派正式成员总人数的2.2%,却拿走了帮派半数以上的收入。

换言之,贩毒团伙的运作方式与普通的资本主义企业大同小异:只有位于金字塔顶层的人才能拿到高薪。虽然那些头目头头是道地说帮派亲如一家,但其工资分布却和美国企业一样极度不均衡,步兵和麦当劳里做汉堡的小时工或沃尔玛的摆货员有不少共同点。实际上,J.T.手下的步兵多数都在合法行业里有底薪兼职,以弥补他们微薄的非法收入。另一个贩毒团伙的头目告诉文卡特斯,以他的收入,给手下步兵涨工资绰绰有余,但这么做却并不明智。

“你手下这些黑鬼个个都想抢你的位子,懂吗?”他说,“所以你要知道,你要给他们甜头,但也得让他们明白你才是老大。什么好处你都得是头一个,否则你就没了老大的架子,你要是认亏,他们会觉得你软弱无能。”

除了工资微薄之外,步兵还面临着恶劣的工作条件。首先,他们必须一天到晚站在街头同瘾君子打交道。(帮派成员本人严禁使用毒品,必要时,该禁令会用棍棒强制执行。)步兵还面临着被捕之虞,以及更加引人担忧的暴力威胁。有了帮派的财物资料和文卡特斯的其他调查结果,我们得以计算出J.T.帮派在这4年间的不良事件指数。结果非常不乐观,假如这4年里,你也是J.T.帮派的一员,在此期间你会有如下遭遇:

被捕次数5.9

非致命伤或受伤次数2.4


(不包括因违规行为被帮派惩罚而导致的受伤)

被杀概率1/4


1/4的被杀概率!且将这一概率同伐木工的死亡率对比一下:美国劳工统计局认为伐木工是美国最高危的职业,一名伐木工在4年间的死亡率仅为1/200;或者将毒贩的被杀率与得克萨斯州死囚的死亡率做一下比较:该州是美国死刑执行数量最高的州,2003年,得克萨斯州处死了24名死囚——而当时该州共有近500名在押死囚,死刑执行率仅为5%。也就是说,芝加哥贫民区贩毒被杀的概率要高过得克萨斯州死囚区服刑人员的死亡率。

那么,如果说贩毒是美国最高危的职业,而且时薪只有区区3.30美元,究竟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从事这个行当?

实际上,和威斯康星州有几分姿色的农场女闯荡好莱坞的理由一样,和高中的橄榄球四分卫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练举重的理由一样。他们都削尖脑袋想在竞争激烈的行业里出人头地,一旦脱颖而出,他们便能一夜暴富(姑且不说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权力)。

对于在芝加哥南区贫民区长大的儿童来说,贩毒似乎是一个光鲜的职业,在他们多数人看来,帮派首领这个位子——名利双收——多半就是他们所能企及的最好工作。假如成长环境不同,他们或许也会想成为经济学家或作家,但在J.T.帮派盘踞的小区,想谋得体面的合法工作,几乎毫无门路。小区内56%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之相比,全国的平均比例仅为18)%,78%的儿童来自单亲家庭。小区内仅有不到5%的成年人拥有大学学位,仅有1/3的成年人有工作。小区的年收入中位数为15000美元左右,不及美国全国平均数的一半。在文卡特斯混迹于J.T.帮派的几年间,步兵经常托他帮忙找一份他们眼中的“理想工作”:在芝加哥大学做看门人。

贩毒行当和其他光鲜职业有着同一个问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贩毒团伙挣到大钱的概率比威斯康辛州农场女成为电影明星或高中橄榄球四分卫加入美国橄榄球大联盟的概率高不了多少。但罪犯也像芸芸众生一样,受利益的驱使。因此,只要回报足够高,他们就会成为茫茫人海中的一员,盼着出头的那天。在芝加哥南区,盼着入贩毒这一行的人太多,可供贩毒的街角已经远远不够。

一条永恒不变的劳动规律横亘在这些初出茅庐的毒枭面前:某项工作若有太多人愿意做且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酬劳通常不会太高。这是决定工资多少的四个重要因素之一,另三个分别是该工作所需的专业技能、该工作的不适程度和该工作所提供服务的需求量。

这四大因素的微妙平衡解释了为何妓女常常比建筑师挣得多等问题。这个现象乍看之下似乎并不正常,建筑师行业对技术(按该词的常用义解)和教育水平(同样按该词的常用义解)的要求更高,但没有哪个小姑娘会梦想着长大成为妓女,所以妓女苗子的供应量相对较少。虽然她们的技术算不上“专业”技能,但从业环境却极其专业化。这个行当的从业舒适度极低,条件恶劣,这至少体现在两大方面:暴力威胁和无缘稳定的家庭生活。至于需求量,姑且可以说,建筑师招妓的可能性要大于妓女聘请建筑师的可能性。

但光鲜职业——电影、体育、音乐、时尚——的驱动机制却并非如此。即便是在出版业、广告业和传媒等二线的光鲜行业,也有前赴后继的青年才俊投身于薪酬微薄、需要任劳任怨的下等工作。在曼哈顿出版社只挣22000美元年薪的编辑助理、不计酬劳的高中生四分卫和时薪只有3.30美元的少年毒贩,加入的都是同一性质的竞争。对这种竞争最恰当的比喻就是锦标赛。

锦标赛的规则简单明了,就是你必须从最低级别开始打拼,才有希望晋升到最高级别。(正如棒球大联盟的游击手很可能出身于少年棒球联盟,三K党的大龙头最初也只是一介小卒,大毒枭常常也是从在街头贩毒开始打拼的。)你要心甘情愿地拿着微薄的薪酬,没日没夜地奋斗。为了在锦标赛中晋级,仅仅能力出众是不够的,你要证明自己超群绝伦。(当然,想要脱颖而出,具体方式各行有各行的不同。虽然J.T.肯定有监控手下步兵的销售业绩,但真正重要的却是他们的人格号召力——这一点对他们比对棒球游击手要重要。)最后一点,一旦你不幸发现自己永远不可能出人头地,你会退出锦标赛。(有些人——如年华将逝却仍在纽约餐馆做招待的“演员”——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但多半都很快就能醒悟过来。)

J.T.手下的多数步兵一旦明白他们没有晋升机会,很快便不会再甘心卖命了。在相对平静的几年后,J.T.帮派同邻帮卷入了一场地盘争夺战,驾车枪击成了家常便饭。对于步兵——驻扎街头的帮派人员——来说,这种形势尤其危险。由于贩毒买卖的性质使然,他们需要保证顾客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他们,如果他们因为其他帮派躲了起来,毒品就卖不出去了。

帮派火拼之前,J.T.手下的步兵为了争取晋升的机会,甘愿忍受这种高风险、低报酬的工作。但一名步兵告诉文卡特斯,由于风险增加了,他现在想要一些补偿:“现在这个烂摊子,你会愿意在这儿站着吗?你也不愿意,对吧?所以,想让我出来卖命,要拿钱出来啊,哥们儿。多给点钱,因为现在他们开打了,这点钱不值得我成天在这儿站着。”

J.T.并不想开战。首先,由于风险增加,他不得不给步兵涨工资。更加严重的是,帮派火拼会影响生意。如果汉堡王和麦当劳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打起了价格战,他们可以通过薄利多销来弥补部分降价损失。(而且也不会有人遭到枪杀。)但一旦有帮派火拼,毒品销量就会暴跌,因为顾客会忌惮于暴力威胁,不愿出门在大庭广众之下买毒品。从各方面来讲,开战都会让J.T.付出高昂代价。

那他为何还要开战呢?实际上,挑起战争的并不是他,而是他手下的步兵。事实证明,贩毒团伙头目对手下的控制力并不尽人意,这是因为他们受不同的利益驱使。

对于J.T.来说,暴力事件影响手头的生意,他倒是希望自己的手下一枪不发。但对于步兵来说,暴力却有其用处:步兵脱颖而出——并在这种锦标赛上晋级——的少数几种途径之一就是证明其能拼能杀的气概。杀手会令人肃然起敬,成为人人谈论的焦点人物,步兵追求的目标就是为自己打响名头,而J.T.的目标实际上却是阻止他们的这种行为。

“我们想告诉这些小孩儿,他们加入的是个正经的组织,”他曾对文卡特斯说,“不能整天打打杀杀的,他们看了那些电影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以为黑帮就是到处惹事,但不是这样的。你得学着按组织规矩来,不能整天打来打去,这影响生意。”

最终,J.T.打赢了这一仗。在他手下,帮派扩大了地盘,迎来了繁荣昌盛、相对和平的新时代。J.T.有成功人士的气质,他之所以能拿到巨额收入,是因为鲜有人能胜任他的位置。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足智多谋、性格强悍,知道如何调动手下的积极性。此外,他处事机敏,身上从不带枪或现金,以免招来牢狱之灾。帮派其他人还和自己母亲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J.T.却有多处房产、多名情妇和多辆私车。当然,他还接受过商学教育,他无时无刻不在努力扩大自己的优势。正因为如此,他才下令学公司记账,而这些账目最终流入了素德·文卡特斯之手。其他帮派连锁店的头目都没有实施过这种措施,J.T.曾将账本拿给董事会过目,以证明自己高超的生意头脑,但这其实已经无须证明。

这一招奏效了,领导地区帮派6年之后,J.T.被提拔进了董事会,他此时年仅34岁,他已经在这场锦标赛中夺魁。但这项锦标赛有个隐患是出版业、职业体育乃至好莱坞都没有的,贩毒毕竟是非法勾当,他晋升董事会后不久,“黑色门徒”便被联邦政府的一纸诉状——让布提将账本交给文卡特斯的那纸诉状——取缔了,J.T.也因此锒铛入狱。

接下来是另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强效可卡因与尼龙丝袜有何共同点?

1939年,杜邦公司首次推出尼龙材料,难以数计的美国妇女觉得这简直是天降奇迹。在此之前,丝袜均为丝制,而丝线易断、成本高且产量日渐减少。至1941年,尼龙丝袜的销量已经达到了约6400万双——超过了美国的成年女性人口。并且尼龙袜质优价廉,用起来简直会上瘾。

杜邦完成了一件所有商人都梦寐以求的壮举:在普罗大众中将高端产品普及开来。在这方面,尼龙丝袜的问世与强效可卡因的问世可谓异曲同工。

20世纪70年代,假如你是瘾君子,可卡因就是无可比拟的上等货。可卡因深受摇滚明星、影星、球员乃至某些政客的追捧,是一种药效强劲、风靡一时的毒品,这种毒品干净、洁白、漂亮。而海洛因会让人萎靡不振,大麻抽起来烟雾缭绕,但可卡因却能让人达到飘然欲仙的状态。

可惜,可卡因价格高昂,药效也不持久。因此,吸食可卡因的人想方设法增加其药效,他们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精炼可卡因——将氨和乙醚加入可卡因盐酸盐或粉状可卡因,然后加热以释放可卡因“生物碱”。但这个过程存在危险,不少被烧伤的瘾君子可以证明,化学实验最好还是交给化学家去做。

与此同时,全美国——或许还有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的可卡因毒贩和瘾君子都在研究更安全的精炼可卡因技术。他们发现,将粉状可卡因放入锅中与碳酸氢钠和水混合,加热蒸发可以形成可抽吸的小块固体可卡因。因其与碳酸氢钠加热时发出的劈啪声,这种毒品被称作“快克”,此后很快又出现了许多爱称:石块、氪石、奇博比、拼字游戏和爱之药。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上等毒品已经可以推而广之了。此时,想让快克在市场上大卖,还欠缺两个条件:大量的未加工可卡因和将新产品推向大众市场的门路。

可卡因原料不难获得,因为快克问世之际恰逢哥伦比亚可卡因供应过剩之时。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可卡因尽管纯度有所提高,批发价却骤然下跌。有一人——流亡美国的尼加拉瓜人奥斯卡·丹尼洛·布兰登——涉嫌向美国走私了大量哥伦比亚产可卡因,数量为所有人之首。布兰登与洛杉矶中南区初出茅庐的毒贩有密切的生意来往,因此得名“快克界的苹果籽约翰尼”。布兰登后来声称,他贩卖可卡因是为了给祖国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筹款,而该游击队受中情局资助。他常说,是中情局替他在美国撑腰,让他得以自由贩卖可卡因而不受惩罚。直至今日,这一说法仍然让许多人,尤其是城市里的黑人,相信中情局本身才是美国快克买卖猖獗的罪魁祸首。

证明这一说法是真是伪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可以确定为事实的是,奥斯卡·丹尼洛·布兰登帮助两股势力——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走私集团和美国市中心贫民区的毒贩——接了头,这改变了美国历史。布兰登之辈将大量的可卡因交予街头帮派之手,让快克势如破竹地横扫美国。“黑色帮匪门徒之国”这样的黑帮再度有了赖以为生的手段。

自城市诞生以来,各种形式的黑帮便相伴而生。在美国,黑帮向来是新入境移民的中转站。20世纪20年代,仅芝加哥一地就有1300多个街头帮派,面向各种道德、政治和犯罪取向的人群。一般而言,这些帮派更擅长生事,而不是生财。某些帮派自诩为商业企业,其中为数不多的几家——尤其是黑手党——确实生财有方(至少对帮派高层确实如此)。但老话说得没错,多数黑帮成员都是蹩脚货色。

在芝加哥,黑人街头帮派尤其如鱼得水。至20世纪70年代,其成员已达数十万,他们无论是小喽啰还是大佬,都是榨干城市油水的罪魁祸首。问题之一就在于,这些罪犯似乎从来不进监狱。如今回想起来,在美国多数城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犯罪的黄金时期,被绳之以法的概率非常低——这是自由司法系统和罪犯权益运动的鼎盛时期——导致犯罪不用付出太多代价。

然而,到了80年代,法庭开始反其道行之,罪犯权益受到限制,更加严格的判刑标准付诸实施,被联邦政府绳之以法的芝加哥黑人帮派成员与日俱增。巧的是,他们的狱友中有同哥伦比亚毒贩有密切联系的墨西哥黑帮成员。过去,黑人帮派拿货要通过身为中间人的黑手党——而恰在此时,联邦政府出台了新的反诈骗法,黑手党遭受了连番的打击。但到快克流入芝加哥之时,黑人帮派已经打通了门路,可以直接从哥伦比亚毒贩手中购买可卡因了。

可卡因在贫民区一直销路不畅:太贵,但这是快克问世之前的事了。这种新型毒品是收入微薄的街头客户的理想选择。因为配制快克仅需微量的纯可卡因,一剂快克只卖区区几美元。它药效强劲,几秒之内便可到达脑部——而且药效很短,让吸食者意犹未尽。自一开始,快克就注定要大获成功。

要说卖快克,还有谁能比“黑色帮匪门徒之国”这类街头帮派门下成千上万的初级成员更合适呢?贫民区本来就是这些帮派的地盘——房地产其实才是他们的核心业务。而且它们有着相当的威慑力,顾客根本不敢动占便宜的念头。忽然之间,城市里的街头帮派从问题少年俱乐部摇身一变,成了真正的商业企业。

帮派还提供了长期就业的机会,在快克问世之前,想在街头帮派里赚钱谋生几乎是天方夜谭。帮派成员一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就得退出帮派。到了而立之年还在混黑帮,这在从前是没有的事:要么是改邪归正找正经活干,要么已经一命呜呼,要么就是在监狱服刑。但快克一出现,贩毒就成了可以挣大钱的行当,再也没有老一辈会改邪归正,给年轻人让位,他们开始贪恋原位不肯放手。彼时,传统的终身职业——尤其是工厂职位——越来越少,过去在芝加哥,只要是有点手艺的黑人就可以进工厂工作,且工资尚可。这条路子走不通了,贩毒就成了更好的选择。能有多难呢?这种药用起来上瘾,白痴都卖得出去。

谁关心贩毒是否像锦标赛一样,只有少数佼佼者能脱颖而出?谁关心这个行当是否危险——站在街头,像麦当劳卖汉堡一样匆匆忙忙、隐姓埋名地贩卖毒品,全然不知你的顾客为何人,担心随时会有人来抓你、抢你钱财或夺你性命?谁关心你的产品是否会让下至12岁的小孩、上至奶奶辈的人无法自拔,除了一次次地嗑药其他一概不顾?谁关心毒品是否会葬送整个小区?

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在“二战”结束后、快克泛滥之前的40年间,生活一直在稳步改善,甚至常常是突飞猛进。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民权法案确立之后,美国黑人社区终于出现了长久、稳定、明显的社会进步迹象。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日渐缩小,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的考试分数之差也在缩小。或许最振奋人心的进步当属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直到1964年,黑人婴儿死亡率仍高达白人婴儿死亡率的2倍,而且死因常常是腹泻或肺炎等普通疾病。由于医院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许多黑人患者享受到的医疗服务仅相当于第三世界水平,但由于联邦政府下令取消了医院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情形发生了改变:仅仅7年间,黑人婴儿死亡率便降低了一半。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黑人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都在改善,进步的势头毫无终止的苗头。

接着便出现了强效可卡因。

虽然吸食快克并非黑人独有的行为,但快克对黑人社区造成的打击却远超于其他群体,对上述社会进步指标进行评估,便能看出端倪。黑人婴儿死亡率在连续下降数十年后,自20世纪80年代起再度开始攀升,低体重儿和弃婴率也开始上升,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分数差距开始拉大,入狱的黑人数目增加了2倍。快克有着祸国殃民的力量,假如将其所造成的影响平摊到每一名美国黑人——不仅仅是快克吸食者及其家人——头上,得出的结果是,整个群体在战后的进步势头不仅戛然而止,还倒退了10年。继《吉姆·克劳法》之后,强效可卡因对美国黑人造成了又一次无可比拟的巨大打击。

此外还有犯罪的猖獗。仅仅5年间,城市黑人青年的杀人率便翻了两番。忽然之间,芝加哥、圣路易斯或洛杉矶某些地区的生活危险系数赶上了波哥大。

伴随快克泛滥而来的暴力活动不一而足,且屡禁不止。此时正值美国一波范围更广的犯罪高峰期,这波高峰酝酿了已有20年之久。虽然这波犯罪高峰的爆发远早于快克的问世,快克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犯罪学家因此言之凿凿地预测世界将不可救药。詹姆斯·艾伦·福克斯或许算得上是主流媒体引用最多的犯罪专家,他警告国人,青少年犯罪的猖獗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但福克斯等传统观念传播者却大错特错,所谓的生灵涂炭并未发生。实际上,犯罪率不升反降——其下降之势出人意料、突如其来,且全面彻底,以至几年后的如今,我们几乎无法记起那些犯罪猖獗、人心惶惶的日子。

犯罪率为何会下降?

原因有几个,但其中之一最为不可思议。绰号“快克界的苹果籽约翰尼”的奥斯卡·丹尼洛·布兰德或许是引发一系列连锁效应的罪魁祸首,他以一己之力,在无意间造成了民不聊生的局面。但鲜为人知的是,另一种势不可当的连锁效应——效果与前者恰恰相反——此时刚刚开始抬头。

[1]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08——2006年),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译者注

[2] 纽约上州,在美国口语中指纽约州除纽约市及长岛以外的地区。——译者注

[3] “感恩而死”,1964年组建的美国乐队,风格常在迷幻摇滚和乡村摇滚之间自由切换,是迷幻摇滚开创者之一,解散于1995年。——译者注

[4] 卢普区,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的传统中央商务区所在地,现为美国第二大中央商务区,仅次于纽约曼哈顿中城区。——译者注

[5] “非裔光泽”(Afro Sheen),一款为黑人式爆炸头发型设计的美发产品。——译者注

[6] 哈佛研究员学会,由哈佛大学主办的机构,成员为事业刚刚起步、有学术潜力的年轻学者,学会会为其提供机会供其成长。——译者注

[7] 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09——1894年)为美国诗人、散文家,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年)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两人为父子关系。无法判断此处指二者中的哪一位。——译者注

[8] 剑桥市,指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注

[9] 郊区居民在美国是个略带贬义的词,指保守、思维狭隘、品味堪忧、好攀比、喜欢干涉别人生活的庸众。——译者注

[10] 氪石是美国广播剧《超人历险》中出现的一种石头,是超人母星氪星爆炸后的碎片,是超人的弱点之一。奇博比指手抓食物,也是美国的一个狗粮品牌。——译者注

[11] 圣路易斯,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城市。波哥大,哥伦比亚首都。——译者注





第四章


罪犯都去哪儿了?





本章分析了有关犯罪的说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付出了惨重代价——学到的有关堕胎的教训……为何20世纪60年代是罪犯的黄金年代……你认为90年代的经济繁荣有抑制犯罪的作用?再想想看……为何死刑起不到震慑罪犯的作用……警察究竟是否能降低犯罪率?……监狱,到处都是监狱……识破纽约市的警界“奇迹”……枪究竟为何物?……为何早期毒贩堪比微软公司的百万富翁,而后期的毒贩却只能比作Pets.com……超级猎手与老年人……犯罪终结者简·罗:堕胎合法化如何颠覆一切。


1966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就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一年后,宣布堕胎违法。

“胎儿是全社会的财产,”他宣布,“逃避生育者都是弃国家存亡大业而不顾的叛徒。”

这种华而不实的言论在齐奥塞斯库执政期间司空见惯,因为他的总体计划——建设无愧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国家——就是一场追求华而不实的运动。他为自己兴建宫殿,残酷地剥削自己的人民,对其疾苦视而不见。他弃农重工,强迫大批的农村居民搬入没有供暖的公寓楼。他任人唯亲,为40名亲属安排政府职务,包括其妻埃列娜。她要求得到行宫40座以及数量相当的毛皮和珠宝。齐奥塞斯库夫人虽被正式封号为“罗马尼亚所能拥有的最伟大母亲”,却不能母仪天下。

“这些寄生虫贪得无厌,给他们多少食物都不满足。”面对由于其夫执政不力而导致的罗马尼亚食物短缺,民怨四起,她居然对自己的人民说出这样的话。她甚至派人监听自己的子女,以保证他们忠贞不二。

齐奥塞斯库想通过下达堕胎禁令实现他的宏伟目标之一:通过促进人口增长,迅速增强罗马尼亚的实力。1966年之前,罗马尼亚是全世界堕胎政策最宽松的国家之一。实际上,堕胎曾是该国的主要节育手段,堕胎与婴儿出生比例为4∶1。此时,堕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遭到了禁止,唯一的例外是已经育有4个子女的母亲或在政府身居要位的女性。与此同时,所有的避孕措施和性教育均遭取缔。被戏称为“经期警察”的政府特工定期到各个工作场所将女工集合起来,进行验孕,如屡次被检测为未受孕,则要被迫支付高额的“独身税”。

齐奥塞斯库的行政措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堕胎禁令出台后不到一年,罗马尼亚的生育率便翻了一番。然而这个国家已经民不聊生,这些新生儿童也沦落到了更加不堪的境地。在各个可测指标上,堕胎禁令生效后的这一代罗马尼亚儿童均落后于前一年降生的儿童:他们的学习成绩更差,日后在劳工市场上获得的机会更少,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也更高。

直到齐奥塞斯库下台,堕胎禁令才得到终止。1989年12月16日,数千名群众涌上蒂米什瓦拉街头,抗议腐败的政权,其中许多抗议者都是青少年和大学生,其间警察打死了数十名抗议者。

一名反对派领袖,同时也是一位41岁的教授,事后曾说,是他13岁的女儿央求他克服恐惧参加抗议活动的。

“最发人深省的一点是,我们从孩子身上,学会了克服恐惧,”他说,“他们多数年仅13~20岁。”

蒂米什瓦拉大屠杀过去几天后,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面对着十万名群众发表演说,然而年轻人再次出动,他们齐声高吼:

“蒂米什瓦拉!”

“打倒杀人犯!”

喊声淹没了齐奥塞斯库的声音。

他大限已至,他和埃列娜企图携带10亿美元潜逃国外,却遭到逮捕,经简单审判,他们在当年圣诞节被刑决。

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几年中,许多共产党领袖纷纷被推翻,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是唯一一个落得惨死下场的人。但请注意,让他突然垮台的主力军是罗马尼亚的年轻人——若非他颁布了堕胎禁令,这些年轻人有不少根本没机会降生。

用罗马尼亚堕胎史作为开头,讲述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史,这似乎有些驴唇不对马嘴,但二者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就某个重要方面而言,这段罗马尼亚堕胎史与美国犯罪史恰好犹如硬币的正反面,二者的重合点就是1989年圣诞节。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那一天付出了惨重代价——遭到枪毙——才明白,他的堕胎禁令有着远远超乎其意料的深刻影响。

在那一天,美国的犯罪率达到了峰值。而在此前的15年间,暴力犯罪率上升了80%,犯罪成了晚间新闻和全国街谈巷议的焦点。

20世纪90年代初,犯罪率才开始下降,其下降速度之快、之突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是,有的专家对犯罪率继续攀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