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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一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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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开拓初期的日子里,又惟求能速速安顿,因而村镇都因陋就简,也就始终少有东方和欧洲的巍峨古迹。可是,逛得多了,觉得症状国也有它特别的韵味。它的开拓者中有着一批来自欧洲的思想者。他们从欧洲传承的思想,到了北美的荒原上,褪尽精美修饰,却有了实实在在的精神。这是林达最新的一本关于美国、欧洲的风土人情、历史、文明和社会的书。作者延续一贯的创作风格,对美国及欧洲几十个著名的城市与乡村、人物与事件作了贯穿历史的透视,以轻松的阅读来深刻理解欧美的历史和社会。林达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风光无限的旅程――知识与思考、智慧与大度造就了善于观察和阅读的眼睛。通过作者犀利的目光和委婉的笔触,一个个发生在异国的故事透射出了历史文化、战乱风云、文明发展和社会演变的信息。随着作者的引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新境界徐徐展开。
Year:
2011
Publisher:
子乌书简
Language:
chamorro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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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分学讲义

Year:
2011
File:
PDF, 13.58 MB
2

万历十五年

Year:
2012
Language:
chamorro
File:
MOBI , 694 KB
走路





上帝安排的通信


昆西,是一个听着耳熟的词。它是一个地名,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昆西海湾;它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小镇在昆西海湾的南岸,因海湾而得名,距离波士顿只有7英里;它也是一个人名,因诞生在昆西小镇,就由同样诞生在这里的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他们父子又使得小城名扬美国,声名甚至超出了美国。在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他们是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的父子总统——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昆西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对于外来的旅行者,它几乎在竭力满足你所有的期待: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宁静的住宅街区,和浪花拍打着的海岸风景。除了亚当斯父子,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大陆会议主席,而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美国“真正的第一总统”的约翰·汉考克,也诞生在这里。所以,昆西也被人们称作“总统城”。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昆西还是一个俭朴的小镇。他们不仅诞生在这里,短短4年的总统任期一过,他们回归平民,也长久地生活在昆西的老屋,乡土乡情。

今天,约翰·亚当斯的座椅还保存着。翻过这把椅子来,可以看到一张已经发黄的纸条。这是他去世那天,他的儿子昆西·亚当斯写的,他郑重记下“父亲于1826年7月4日坐在这把椅子上去世”,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后亲手贴了上去。这个细节,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当年的亚当斯父子情深,也看到了昆西·亚当斯几乎成为本能的历史感。他记录了这个历史细节,而这个细节,是美国历史上最让人惊异的一个传奇。

一、战友

美国革命发起于北方的马萨诸塞州,亚当斯是革命初期最主要的领导人。当时在北美,不同的殖民地,就像不同的国家一样,在心理上彼此也有很大阻隔。亚当斯看到,没有南方的弗吉尼亚州的全力参与,美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议会期间,正是在约翰·亚当斯的提议和促成下,来自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队总司令。一年以后,又是约翰·亚当斯的极力举荐,来自弗吉尼亚的安静寡言的托马斯·杰弗逊,得以参加以亚当斯为首的五人起草小组,并且执笔起草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独立宣言》。这一文一武两个弗吉尼亚人后来的声誉,都远远超过了亚当斯本人。

托马斯·杰弗逊,是这群建国者中的年轻人。在年龄上,他比亚当斯他们小了十来岁,在政治参与上晚了二十来年,也就是比约翰·亚当斯几乎晚了整整一代。他当时的地位自然也就低得多。杰弗逊善于思考和归纳,写作表达能力很强。他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起首所写下的:“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此简洁、清晰和强烈,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然而,以后的人们几乎都淡忘了,由于当时他年轻资历浅,假若不是约翰·亚当斯的竭力举荐,他或许根本就没有机会负此重任。

独立战争期间,亚当斯和杰弗逊曾经同时出使欧洲,他们俩不仅有革命事业中结下的友谊,两个家庭在欧洲也有许多私人交往,有了家庭间的友情。

独立战争胜利后,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他的副总统。在只有4个人组成的内阁里,托马斯·杰弗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他们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制的共和体制的大国,而他们这几个人,是创建这一丰功伟绩的患难战友。

二、分裂

建国以后,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的分歧开始浮出水面。

来自北方的亚当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秉持当时占主导的联邦主义观点,认为新生共和国的生存必须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来管理国家,保卫国家。为此,这种权力必须稳定地掌握在一小群人手里。他对“法国大革命”取怀疑和谴责的态度,对政治上的平民倾向抱持怀疑和警惕。他是务实的、怀疑的,他主张精英治国。

而来自南方的杰弗逊,一辈子没有在平民中生活过,却是一个主张平民权利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都是各州出让给中央的,最重要的权力应该是在州政府手里,在民众手里。他赞美“法国大革命”,称赞普通农夫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的性格是热情的、浪漫的,他主张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平民政治。

1796年,乔治·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坚辞连任总统,回归故里。糟糕的是,按照当时的选举规则,正副总统是由总统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分别担任。1796年大选,亚当斯当选为总统,而和他政见不合的杰弗逊成了他的副总统。治国理念的不同,引出方略的背离,尤其是政治活动中的个人作为,损害了他们之间长久的私人友谊。这一对总统和副总统,在内政外交的几乎所有重大事务上都针锋相对。

1798年,为了强化政府地位,总统亚当斯利用联邦主义者在国会占多数的有利条件,通过了《外国人和反颠覆法》。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针对新闻界和言论的法律。副总统杰弗逊认为,这个法律是对美国革命理想的背叛。他发动和策划了《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在州一级对抗联邦的这一法律。到1800年大选的时候,亚当斯和杰弗逊的决裂已经公开化。杰弗逊组织了反对联邦主义的民主共和党,; 在竞选期间,利用报纸抨击亚当斯的治国方略是对美国自由理想的背信弃义。使亚当斯感到倍受伤害的是,这种攻击涉及他的个人品德和人格,这在当时他们这些保持着古典绅士荣誉感的人看来,是难以忍受的耻辱。而且他知道,站在这种攻击后面的人中,有当年他极力提携的杰弗逊。

1800年,由于《反颠覆法》侵犯民众新闻言论自由而引起普遍不满,亚当斯在大选中败北,他的政敌杰弗逊上台。杰弗逊上台后立即废除了《反颠覆法》。在前任已经打下基础的政府制度框架下,杰弗逊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杰弗逊民主时代”开始了。杰弗逊的观点一时风行,相比之下,亚当斯似乎就是以治国理念错误而下台的。而亚当斯却痛感,民众抛弃他是不公正的。

1801年3月4日,杰弗逊宣誓就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或许有所触动,向亚当斯一方发出了和解的信息,他说:“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也都是共和党人。”可是,亚当斯已经听不到杰弗逊的呼吁——这个时候,他的马车正孤独地颠簸在回到北方昆西小镇的路上。他没有出席继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他的心已经碎了。

三、重归



约翰·亚当斯回到昆西的时候,沮丧而愤懑。可是,他与杰弗逊两人仍然怀着老友之间复杂的感情,私人关系并没有真正破裂。直到差不多4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双方内心的不满被挑开,两个多年好友终于断绝来往。事情起于约翰·亚当斯的夫人安比凯的一封信。

1804年,杰弗逊的女儿玛丽亚难产去世。亚当斯夫人给杰弗逊写了一封悼念信,虽然她的心情是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开笔,直至心中强烈的感情冲破这些阻碍。”她回忆了多年前,他们两家在出使欧洲期间的日子,是她最好的时光,也回想到9岁的玛丽亚初到伦敦的情景,表达了自己对玛丽亚去世的哀痛。安比凯的感情是真实的,在玛丽亚去世的一刻,她把丈夫和杰弗逊的恩怨放在一边,无法抑制地想对杰弗逊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她发出这封信,并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

杰弗逊收到这封信,把它看作是整个亚当斯家庭在寻求和解。他也想抓住这个机会,于是立即给安比凯回信。本来,这确实可以是一个和解的契机,可是,也许因为真正和解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杰弗逊把这封信写成了对自己的政治辩解。他回忆了自己和亚当斯之间长久政治合作的友谊,却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他们尽管在大选期间相互反对,可是“我们从未挡对方的路”。杰弗逊这是为自己在1800年选举中的作为辩护,同时他提到,“友谊需要原谅一些事情”,他表示对亚当斯做错的事情已经能够原谅,并且恢复对于亚当斯的敬重。这些政治议题的引入,毁了这个和解机会。

杰弗逊的信在安比凯眼中显然是在颠倒是非。一旦起于旧友感念的通信成为政治是非的争执,原来压下的怒火开始上升。于是,在亚当斯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番通信演成一场恶性循环。当亚当斯最后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他和杰弗逊之间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

在这些年里,杰弗逊是忙碌的。他连续担任了两届8年的总统。前4年比较顺利,特别是他一手操作的“路易斯安纳购地案”,使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而后4年屡屡受挫,他的浪漫的理想主义性格,暴露出管理上的捉襟见肘。1808年大选,杰弗逊卸任。回归弗吉尼亚故里以后,他仍然是忙碌的。他是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思考、写作,创办“弗吉尼亚大学”,并亲自设计和监督建造弗吉尼亚大学校舍,还设计和改建他自己的住宅。美国行进在他开创的民主化进程中,而他的思考和写作把这种民主化理念表达得最有条理,最容易被所有人理解和接受,他的声誉也节节上升。

与此同时,亚当斯却痛苦不堪。他不善写作,过度的激愤又搅乱了他的思路。他一直在试着写他的自传。他认为杰弗逊的历史回忆是迎合人们的喜爱而写,他的记录才是真实的。他要写出美国革命时期的真相,写出联邦主义者对美国初期制度建设的深谋远虑和不可否认的功绩,写出历史人物的缺点,历史中发生的错误。可是,他在昆西的老屋里如困兽般徘徊,越急于澄清事实越笔头混乱。结果,他的自传始终只是一大堆零乱的笔记。

在这些年里,除了家人,给予亚当斯最大安慰的,是他的另一位老朋友,美国《独立宣言》的另一位签署者,本杰明·拉什。拉什是一个医生和医学教授。作为一个开国者,他自然是亚当斯和杰弗逊两人共同的朋友。他在亚当斯最痛苦的日子里,持续不断地和他通信。对于亚当斯,拉什是一个最合适的疗伤者,他们讨论历史和对于历史的评判,以及对时事和政局的看法。

1809年,拉什在给亚当斯的信中,描绘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奇妙的一个梦。他梦到亚当斯写了一封短信给杰弗逊,祝贺他终于能够从公职上退休。然后杰弗逊回了一封充满善意的信。他梦到在此后的在几年里,亚当斯和杰弗逊相互通信,对他们犯过的错误有所认识,分享美国革命的成果,并且弥合了他们众所周知的友谊。他甚至梦到了他们的死亡:他们俩满载人们的赞誉,双双同时沉入坟墓。

亚当斯立即回信表示这不过是梦,他不打算照梦里的做。

拉什把自己的梦境又写给了杰弗逊。并建议杰弗逊采取主动。可是,杰弗逊也没有这样做。也许他认为,自己当初给亚当斯夫人的信,就是一个弥合的动作,可是结果却并不好。

两年之后,1811年,亚当斯向来访的一个朋友,表达了自己对杰弗逊的友情,他表示,自己与杰弗逊之间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分歧,从来没有扼杀他对杰弗逊的感情。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杰弗逊闻讯之后,立即向拉什写信,表达了他对亚当斯以往政治判断力的敬佩。亚当斯在当年圣诞节给拉什的信中,全面阐述了自己和杰弗逊的政治分歧。此时,他已经能够控制自己,语气幽默而平和。在美国第一代建国者之间,分歧的“火焰仍在燃烧,火山的喷发却终于减弱了。”

几天后的1812年元旦,亚当斯走了关键的一步。他给杰弗逊寄出了一封信,说是要给杰弗逊寄两块“家织的土布”作为礼物。杰弗逊收到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最近出版的两卷著作。

最激动的就是拉什了,他马上给亚当斯写信,“我很高兴您和您的老朋友杰弗逊先生终于能够恢复联系。我把你们看作是美国革命的南极和北极。一些人谈论过,一些人写过,还有一些人为美国的改进和建设战斗过,而您和杰弗逊先生却为我们大家思想过。”亚当斯在回信中开玩笑地揶揄说,“您的梦实现了……您的预言实现了!您创造了一个奇迹!”

从此,在此后的14年里,北方马萨诸塞州的海边小镇昆西,和南方弗吉尼亚州的杰弗逊庄园之间,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通信。

四、通信



整整14个春秋,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各自的家里,用笔,用信纸,回顾了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破天荒的经历和功绩。他们所达到的人生辉煌,几乎无人可以企及。现在,他们都老了,都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再有现实政治的考虑,个人荣辱也日渐轻淡。来日无多,可是他们都理解他们对历史、对后代的责任。亚当斯在信里对杰弗逊说,在我们互相把自己的思想交代清楚以前,我们可不能死。

就这样,整整14年,在连接南北方的小路上,邮差的马车传递着两位离职总统的通信。正如拉什准确地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和杰弗逊是真正在为美国“思想”的人,可是在立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上,他们又确实是美国的“南极”和“北极”。他们在通信里,对美国独立和建国最初几十年里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重大历史关头的决策,做出理性的回顾、交流和争论。杰弗逊一再地阐述了他的民主理想,坚信美国和全世界都将走在民主的道路上。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在判断法国革命的时候犯了错误,共和党和他本人都在亚当斯任总统期间使用政治手段,伤害了亚当斯总统的信誉。多年以后的今天,他终于说,他为此感到抱歉。

亚当斯和杰弗逊讨论着具体的政策,也讨论他们最大的分歧——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他们各自的阐述,成为美国民主制度宝贵的思想遗产。直至今日,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仍然是在这两种理论遗产之间,寻求平衡。杰弗逊的平民民主理想,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价值观;而到20世纪下半叶,默默无闻了一个世纪的亚当斯的思想,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越来越重视亚当斯当年对政治现实准确而深刻的观察判断。

两个开国功臣、两个不同观点的政治家、两个卸任总统,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和恩怨。他们用这些书信向后代表明,功绩可以不是资本,权力可以不是私产,政治对手可以不是死敌,政治家可以仍然是光明磊落的有道德的绅士,政治理念和实践之对错可以公开讨论,政治可以不是肮脏的交易。两位总统用14年里的158封信,开创了美国总统离任后用回忆录形式阐述理念、总结经验,为后代留下政治遗产的传统。

五、奇迹

写着写着,渐渐地,环顾四周,他们发现自己几乎已经是美国革命那一代的“仅存硕果”了。杰弗逊在给亚当斯的信里写道,回望一生,“就像回望一个战场,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死了;而我们孤伶伶地活着,活在新一代中间。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晚年的最后岁月,他们之间的友谊,成了相互最温馨的慰籍。

1826年,美国独立50周年。在这一年,《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仅有3人还活在世间。除了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之外,只有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卡罗了。

在筹备庆祝国庆50周年的时候,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人们分别向杰弗逊和亚当斯发出邀请,可是两位老人的健康都不允许他们出席任何公众场合了。杰弗逊用几天的时间,为报纸写下了他对建国50年的总结。他的思路仍然清晰,文笔仍然优美而简洁,民主信念仍然坚定。他阐述了他对大众权利和民众自治的信心,坚信“大众不是生来就在背上背着鞍子,让一小群穿靴子的人驱使的”。在昆西小镇,衰老的亚当斯为庆祝国庆而建议,为永远独立而干杯!

7月3日傍晚,托马斯·杰弗逊突然昏迷。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问身边的医生和家人:“今天是4号了吗?”他的生命在昏迷中顽强地坚持,似乎是在等待一个命定的时刻。第二天,午后不久,这位卸任总统终于停止了呼吸。50年前的这一刻,美国的一代开国者正开始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上签字。几乎就在杰弗逊死去的同一时刻,远在北方的昆西小镇,约翰·亚当斯坐在椅子上突然中风,失去知觉。下午,约翰·亚当斯去世。50年前的这一刻,美利坚合众国正式诞生了!

《独立宣言》的两位催生者,美国政治理念的两位奠基者,美国治国方略的两位开创者,在《独立宣言》诞生50周年的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相隔不到5小时。多年前他们的好友拉什的梦,竟然成了现实。没有哪个大胆的幻想家,敢于幻想出这样的巧合。面对如此神迹,让人不得不疑惑,这似乎是上帝在传达一个信息:后来的美国治国者,须在杰弗逊和亚当斯的思想之间,在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方为吉祥平安的自由之路。





国家重新联合之地

——游阿波马托克斯

阿波马托克斯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僻静小镇,从林奇堡沿460号公路东行,驶出15英里,就是它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安排在林奇堡之行的一条路线上。镇子坐落在阿波马托克斯河边,附近有森林,有湖泊,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不过,我们特地绕来此地,却不是来享受一个湖光山色的度假,而是为了造访一栋小小的二层红砖房。140年前,南方邦联的罗伯特·李将军就在这栋房子里签字投降,从而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为时4年的南北战争。

这栋房子其实不在阿波马托克斯镇上,而是在镇外一个更为偏僻的村子里,现在有24号公路通过那里。这个村子现在已经没有居民,是归美国国家公园局管辖的一个历史公园。

这是个冰凉刺骨的冬日,凛冽的西北风在这片空旷的原野上肆意扫过,无遮无挡。人们来到这里,可以自己在几栋相关的小屋自由参观,还可以看一个小小的展览和一段历史背景介绍的录像。可是,参观那栋红砖小楼,是必须由讲解员带领的,一个小时一拨。那天,在等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锁着的门外尽量裹紧自己,以抵挡寒风。房子的外形,真是典型的美国风格,简朴得堪称单调,丝毫引不起任何建筑师的兴趣。我们靠在房前的井台旁,真有点怀疑房子里的内容是否也会同样乏味。最后,提着钥匙的讲解员终于来了。那是个和善的黑人,为大家打开了大门。和其他慕名前来的参观者一起,我们裹着一团寒气进去,在暖气中放松了自己,听着讲解员诉说当初所发生的一切,被深深吸引,没想到这个小屋有着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不禁感叹历史和造化的神奇。

140年前,这儿的房子属于一个叫维玛·迈克林斯的人。迈克林斯是个和平主义者,富有但是同情南军。因为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在当时已经参加了分离的南方邦联。他原来住在弗吉尼亚北边边界,靠近联邦首都华盛顿的马那萨,他在那儿的庄园有1,400多英亩的山林,其中还有一水清流穿淌而过。这条河当时默默无闻,后来却因为南北战争而变得赫赫有名,那就是公牛沟。1861年7月21日,南北战争的第一次正式战役,就在公牛沟上打响。那天,迈克林斯被枪炮声所惊动,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他这么个和平主义者,居然就在自家的窗口,眼睁睁看着战争爆发。很快,战争的残酷性就压倒了一切,不由分说地,他的家马上被征用,作为伤兵医院和停尸房。温馨舒适的住宅,立即血迹斑斑,呻吟不绝于耳,面目全非。迈克林斯的家就这样生生被扯进战争,成为战场。

迈克林斯好不容易熬到战斗结束,战场转移。他清洗住房,清扫家园,依然支撑着居住在原地。但是,他平静的生活却再也没有真正恢复。尤其令他不能安宁的,是他的儿子也最终被战争的风云所裹挟,参加了南方军队,打仗去了。

尽管事情已经糟糕到这个地步,他还是没有料到,他的这片土地居然会再次被鲜血染红。一年以后,第二次公牛沟战役在同样的地方打响。迈克林斯再也待不下去了。他发誓要搬到一个“枪炮声永远达不到的地方”。这样,他就来到了我们面前这个林中空旷地的偏僻村庄,阿波马托克斯附近的人迹罕见之处。

可是,不过两年以后,躲避战争的迈克林斯发现自己又一次处身于两军交战的战场上了。几年战争过去,双方军队都已经疲惫不堪。周围能看到的,全是穿着破旧军装的兵,一会儿是南军,一会儿是北军。

好在,这时候已经到了战争后期。罗伯特·李将军亲自率领的南军主力,北弗吉尼亚军团,经过几个月的苦战,已经没有取胜可能。李将军明白,南方邦联在军事上的败局已定,再打下去只是徒然增加将士的伤亡和民众的苦难。当年辞谢了林肯总统的委任而参加南军,在南方军民中众望所归的李将军,在此作出了投降的决定。他下令和北军司令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联系,定下了受降的基本事宜。

格兰特将军派出助手,要在战区里找一个像样的地方,来安排双方司令的会面。这一找,就找到了迈克林斯的家。当时,这栋我们看着毫不起眼的二层红砖房,就是附近最好的房子了。命运的安排,有时候你不信真是不行。迈克林斯亲睹战争爆发,躲来躲去,还是让他撞上了这结束战争的一幕。

1865年4月9日,星期天。北军的格兰特将军和南军的李将军先后和随从参谋们骑马来到阿波马托克斯。前来受降的格兰特将军穿了一身旧军装,一头乱发,络腮胡子蓬乱着,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而战败了的李将军,一如既往地戎装笔挺,长靴,佩剑锃亮,一头白发和雪白的胡子一丝不苟,整个形象有如一尊雕刻,一个堂堂绅士,一个有尊严的将军。

在格兰特将军的助手中,有一位奥特将军。站在这个战争终结点,不由使他想起不久前,在战斗中遇到过的一个小插曲。

奥特将军在后方有一个非常幸福温暖的家。所以,几年仗打下来,就十分想家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深夜,他的部下抓住了一个又冷又饿又害怕的南军士兵,这个年轻士兵也是想家想疯了,趁着夜色开了小差。他被带到奥特将军面前,惊恐万状,一个劲地解释,他只是一个想家想坏了的小兵。他不是刺探,只是开小差误入敌阵。他对南方的军情一无所知,也根本不想知道北方的军情,他只想回家。

这一番思家心切的话,打动了同样想家的奥特将军。脸色凝重严峻的将军向下属吼着:“给这小孩弄点吃的,披条毯子!看这战争,把这孩子整成什么样儿了!”然后,等士兵缓过气来,将军命令把他送出战线,送上回家的路。他对士兵说:“快回家吧,再别回来了。”

如今,这位想家的奥特将军就站在格兰特将军的一旁,看着双方司令谈判投降事宜。他想着这段往事,心里感叹着,终于到了自己也可以回家的时刻了。李将军和格兰特将军面对面地坐着,那是迈克林斯家的客厅,就是我们现在围着讲解员的地方。客厅真小。一段绳子拦出一小块放置家具,“游客免进”的区域,剩下的空间几乎就容不下我们这十来个人了。当年,南北两军的首领谈判,就是在这么个小小的屋子里。



他们仅相隔数尺。身板挺直的李将军面前是一张小桌子,格兰特将军则靠着一张有大理石台面的非常讲究的桌子。格兰特将军似乎在李将军的面前不好意思提起让南军投降的事,两位将军彬彬有礼地寒喧闲聊,最后还是李将军主动提出,让我们谈谈我军投降的事情吧。

格兰特将军马上表示,一切都可以商量。李将军提出,败军不受辱,必须保证他的将士们的尊严,不受骚扰。格兰特将军答应,只要南军士兵放下武器,就可以立即自行回家。李将军说,他的士兵在回家途中的安全,以及回家以后的安宁必须有所保障,所以要求格兰特将军给每个士兵发一份有格兰特将军签署的证明书,证明他们已经是放下了武器而受联邦军队保护的平民了。格兰特将军询问南军需要多少份这样的证明书。李将军给出数字,格兰特将军马上命令下属把房主迈克林斯找来,请他提供村里的几座空房子,立即安排在这些空房子里,手工印刷给南军士兵的证明书。结果,北军连夜开印,填写,由格兰特将军和他的助手签字,总共是28,231份。

就这样,投降的南军军官和将士,每人都得到一份联邦军队保证他们此后不受骚扰的证明书。那些印刷机和证明书的文本,今天还在原来的房子里,供人们参观。此后,事实也证明,格兰特将军的承诺确实是“君子之言”。一纸印刷粗糙的证明,确实保障了每一名降军的安全和个人尊严,不论那是一名普通士兵,还是排连级以上的“叛军军官”,在战争以后,都没有被追究和查处,没有被逮捕和坐牢,没有因“反叛历史问题”而承受任何压力,都立即开始拥有了一个普通平民的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最后,李将军提出,他的部下已经几个月没有很好的给养了,士兵们在挨饿。格兰特将军立即说,这好办。联邦军队刚刚到了两列车的给养,北军将把这些给养,先发给饥饿的南军。

格兰特将军就在面前的桌子上匆忙地起草了这些有关投降的事宜,所有条款简短、大方,双方都有尊严。格兰特的助手奥特将军还特地提醒他的上司,应该写上,所有南军军官可以保留他们的随身武器,手枪或佩剑。然后,李将军接受了这些条款。双方签字后,李将军告辞。格兰特将军率众来到门口台阶上,当李将军尊严而伤感地上马离去时,格兰特将军举帽致礼。在场的士兵和军官全体肃立,默默注视着这历史性的一幕。

南北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战争的苦难和杀戮结束了。将士们这才回过神来,他们可以回家了,可以重新享受和平的生活,和家人团聚了。此刻,参与者突然意识到,他们刚刚经历过的一幕,是美国历史上意义极其深远的事件。美国人天性中的天真机智、幽默快活的本性,又回到了这些经过4年浴血杀戮而疲惫不堪的军人身上。格兰特将军的助手们,一个个开始悄悄地跟屋主迈克林斯商量,要买他客厅里的一两样东西,作为这个历史事件的见证,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于是,迈克林斯客厅里的家具和摆设一件件地都给买走了,只剩下其中最贵重最有意义的一件:那张带有大理石桌面、用来起草投降条款的桌子。

奥特将军也想买一件纪念品回家,可是他知道,凭他菲薄的军饷积蓄,要买这样贵重的一张桌子是门儿也没有。他只能遗憾地离开这儿了。就在这时候,房主迈克林斯走到他面前,对着惊讶不已的奥特将军说,他要把这张桌子作为礼物送给他。奥特将军又惊又喜,却还是不愿意不付代价地收取这份礼物。他搜尽钱包,掏出已经是自己全部积蓄的40美元,坚持把这40美元付给了迈克林斯。临了,他还是忍不住问道,您为什么要送这样贵重的一件礼物?为什么是送给我呢?

迈克林斯说,还记得你当初送走的那个想家的南军小兵吗?他是我的儿子。

140年过去了,美国人在一代一代地讲述着这个真实的故事,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镌刻下来:兄弟不再相残,国家不再内战。从那儿出来,我们驱车去了阿波马托克斯镇。新年假期,小镇静悄悄的,街道上不见一个人影。冬日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镇口一块牌子,上面骄傲地写着:

我们的阿波马托克斯,是国家重新联合之地。





将军归葬之地

——访弗吉尼亚的一个小镇莱克辛顿

弗吉尼亚州的莱克辛顿是一个小山镇,在如诗如画的蓝岭山脉西麓,81号州际公路就在附近穿过。那年新春假期,我们从北方下来,是奔着阿波马托克斯去的,想去看那个南北战争停战签字,南军宣布投降的地方。天色太晚了,穿行在黑乎乎的山区公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好不容易看到有灯火,赶紧找地方住下吧。这就刚巧住在莱克辛顿,那个我们在历史书本中读到过的地方。

第二天拂晓,冬日的小镇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我们就来到了静悄悄的街头,等待第一缕朝阳把教堂的尖顶抹亮。小镇中心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街区,一眼就能看到头。两边的老房子整整齐齐,狭窄的街道还是马车时代的设计,现在只好规定车辆单行,这一条南行,下一条就北行。

站在街头,不可能不想到,136年前,1865年的春天,小镇上来过一位老军人。老人一头白发一丝不苟,笔挺的白色将军服,一匹白马伴随着他。将军没有带来嘶喊着的兵马,也没有参谋侍从的呼拥。他威严而孤独地来到山中这个静悄悄的小镇,无声无息地住进了一栋普通的民房。他就是战败了的南方邦联军队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

一、李将军是一个降将

想当年,李将军以出色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就在军队中服役。三十几年戎马生涯,转战东西。他曾在墨西哥战争中为合众国立下战功,在军界有口皆碑。他厌恶奴隶制度,当南北双方为奴隶制问题对立分裂的时候,他早已解放了自己家里的黑奴。他的夫人是华盛顿总统的后代,他热爱他的祖父辈建立的这个国家,热爱建国之父们的立国理念,反对南方分裂。在南北战争终于爆发的时候,林肯总统曾有意给李将军委以重任,可是李将军说,我永远不会把我的剑指向我的家乡——弗吉尼亚。战争将弗吉尼亚州推向了分离的南方邦联。李将军作为一个军人,报效祖国是他的职责,对他来说,祖国就是弗吉尼亚。在国家分裂的时刻,他出于自己一贯的内心道德原则,决定效忠弗吉尼亚,从而成为南方邦联军队的总司令,悲剧性地把剑指向了先辈们创建的合众国。

4年浴血战争,南北双方共损失了60万热血男儿。南方一片废墟。1865年4月,当大地万物在冬寒中开始苏醒的时候,南军将士饥寒交迫,战略上处于劣势。将军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就在离这儿不远,翻过蓝岭山脉的一个山村阿波马托克斯,李将军向北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签字投降。追随他4年的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士兵们,低垂着军旗,在北军队列前走过,放下武器,返回家乡。李将军在同格兰特将军谈判的时候,要求联邦政府保护和善待他的士兵。他还要求,允许那些带着马匹牲口来当兵的南方士兵,把他们的牲口带回家,这样,他们回家以后,还赶得上当年的春耕。春耕需要牲口。

部下将士都回家以后,李将军却无家可归了。他的家在东边,可是他不能回家。他在联邦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阿灵顿山庄,已经被联邦政府没收。一个战败投降的叛军将领,何处可安身?他策马向西。踏着丛林中去年的落叶,他翻过蓝岭山脉,来到了这西麓的莱克辛顿。

选择莱克辛顿这个小山镇,一定是有道理的。

在小镇南端的公共墓园里,安息着李将军最得力的战将,托马斯·杰克逊将军。杰克逊将军也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也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后来他却来到了弗吉尼亚的这个小镇上,因为这个小小的山镇上还有一所军事学校,著名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杰克逊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炮兵教官,以纪律严格、行事刻板闻名。他就住在这个小镇上,每个星期天准时上教堂,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南北战争一爆发,杰克逊就带领军校的学生上了前线。在南北战争的第一场战斗,马拿萨战役中,杰克逊就以骁勇顽强赢得了“石墙”的外号。从此以后,“石墙”杰克逊就是南军的骄傲。一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南方的民众中,说起南北战争,没有人不知道“石墙”杰克逊的。

“石墙”杰克逊是李将军的臂膀。那个时代的战争,正处于从冷兵器到全面热兵器的转变,军队的联络手段却还十分原始,还没有电话和电报。部队的调动和布局,一方面要隐蔽自己,迷惑敌军,另一方面要和友军配合,进退有序。很多时候,这样的作战意图,友军之间的配合进退、随机应变,根本无法借助原始的通讯,而只能依赖于指挥官的直觉和判断,依靠指挥官们之间的心灵相通。在这方面,杰克逊将军和他的统帅李将军配合得出神入化,留下了神话般的传说。

1863年5月,杰克逊在前线中了流弹,伤及左臂。那个时代的医学还很原始,战场上缺乏有效的消毒手段,更没有抗生素,我们在博物馆里经常看到那时的外科器具,令人联想起木工的家什。杰克逊的伤势恶化,截肢以后并发肺炎,8天后去世。士兵们把杰克逊将军送回了莱克辛顿,安葬在小镇的公共墓园里。李将军闻讯,写下了他的心头之痛:“他失去了左臂,我失去了右臂!”

我们在晨曦中慢慢走到了莱克辛顿墓园,它就在镇南头的马路边上,齐腰高的铁栅栏围着一大片墓地。铁门开着,有一块小小的牌子,写着:“莱克辛顿公共墓园,‘石墙’杰克逊纪念墓地,开放时间:从拂晓到黄昏。”杰克逊将军的墓地上,有将军扶剑挺立的雕像。墓园里,除了一代代莱克辛顿平民的墓,还有144个南军老兵安葬在这儿。

有多少个清晨,多少个黄昏,李将军曾走过莱克辛顿狭窄的老街,站在杰克逊将军的墓前,深深地低下他的头。今天的南方人有一个传说。说有一次,在激战的战场上,败退的士兵拖着阵亡者的尸体,搀扶着奄奄一息的伤者,气急败坏地向李将军报告前线失利的消息。将军却对着躺在地上的死者,低头说:“都是我的错!”这个传说难以考证其真假,但是南方人都相信是真的,相信世界上只有这一个将军,到了这样的时刻还会如此说。

李将军来到莱克辛顿,战场上的硝烟正在消散,南方还是一片焦土,李将军面对战死疆场的战友,面对地下的144个南军老兵,他会说什么呢?

他一定会问他的将士们,我们4年的浴血战斗,南方民众4年的苦难牺牲,值得吗?当初,我们应该不应该为南方的独立而战?他还一定会问,我命令将士们放下武器,向联邦军队投降,做得对不对?你们,曾经和我一起战斗,直到战死在战场上,你们是不是理解我,原谅我?将来的南方人,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理解我原谅我吗?我这个降将,会不会被子孙所唾弃,被后代引以为耻?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离开杰克逊将军墓,又一次穿过小镇,来到镇北头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新春假期,军事学院竟是一所空校,一个人影也没看到。大操场四周的建筑物,一律灰绿色,没有丝毫装饰,显出军校的冷峻。冷峻的建筑物却都大门洞开,只在门边立一小小的告示:“访客免进。”真要进去了,谁来管?不知道。我们站在空无一人的大操场上,抚摩着南北战争留下的大炮,又一次面对威风凛凛的杰克逊将军塑像。在这宁静的清晨,特别容易体会到:享受了一百多年和平的今日美国人,一定是理解李将军的,他们理解李将军在1865年4月下令投降时,胸中重如千钧的道德担当。

二、千钧一念

南北战争后期,南北实力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南军败局渐明。这时候,林肯总统和他的将领们最担心的是,南军虽然在军事上失利,南方人的战斗意志仍在,他们担心南方将作出战略上的转变,把军队化整为零,隐入南方广袤的山林,展开游击战。

南方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转入游击战几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山不转水转,东方不亮西方亮,南方地广林深,有的是回旋余地。一旦南军分散转入民间,和拥有武器的民众合为一体,为保卫家园而战,那么,不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不打到双方鲜血浸透南方的土壤,打到精疲力竭两败俱伤,北军要在南方的土地上彻底征服南方,是难以想象的。

这时候的南方邦联政府已经看到了这种前景,也作了这一战略转变的精神准备。林肯总统和北军也看到了这一点。北军认为,惟一的办法是摧毁南方人的战斗意志。为此,北军的谢尔曼将军在占领亚特兰大以后,下令焚烧这一南方重镇,并且在向海边挺进的路上,下令一路焚烧所有民房,一直烧到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载入史册的“谢尔曼大火”,已经没有什么军事战略和战术上的意义,纯粹是军队为了打垮对方的反抗意志而转向对平民的恫吓。与此同时,在被北军占领的南方城镇里,出现了南方民众对北军的攻击和骚扰。亦兵亦民、兵民不分的游击战已经初显端倪。受到攻击骚扰的北军,作出的反应必然是加倍的报复和反击,而不再顾忌对方是不是穿制服的军人。就这样,4年南北战争到最后的时刻,第一次出现了军队对平民的杀戮。这种情况一旦失控,伤及无辜将不可避免,战争的伦理将直线下滑。

1865年那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处于北军强劲攻势下的李将军,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抉择。如果不转入山林,那么还有什么路可走?他手下的参谋们,催促他们的司令,下令军队转入山林,展开长期游击战,直到把北军拖垮。一百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如果李将军发出了这个命令,那么,“人民战争”这一法宝,就会提早几十年,出现在美国南方这片土地上。

李将军曾经是合众国军队数得上的出色将军。他不是一个缺乏战斗意志的人。可是,对于李将军来说,军人是一个崇高的称呼,战争必须是一种道德高尚的事业。在是否作出游击战的战略抉择之际,李将军内心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道德障碍:游击战的战略,将打破军人和平民在战争中的角色区别,不可避免地出现军人对平民的战争暴力,这是平民遭受最大死亡、伤害、疾病、饥馑的战争形式。战争的剑会降临到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婴孩的头上,那将是这块土地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悲惨最苦难的战争。这种伤害到平民的残酷和苦难,将在所有的人中间,不分军人和平民,积累怨仇和报复,将造成整个民族的道德滑坡,正义将离开这个民族。这是一种民族灾难,无人能幸免。

采用这样的战略,南方有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却会迫使你的敌人把剑指向无辜的平民,这超出了李将军这样的老派军人的道德底线,是将军不能接受的。

李将军面前只有一条路了:交出他的剑,向格兰特将军投降。这就是1865年4月李将军所面对的命运。对于李将军,投降是什么分量,无人能够想象。对于他来说,作出这一选择的时候,个人生死已微不足道。自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投降,他作为叛乱首领的身份就将盖棺定论。当他前去会见北军格兰特将军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会作为叛国者而被吊死在绞刑架上。不止一个现场目击者后来记载说,当李将军在投降协议上签字后,向对手格兰特将军告辞,将离开阿波马托克斯那栋二层砖房的时候,他的坐骑,那匹陪伴他多年的名叫“旅行者”的白马,突然表现得暴躁不安,嘶叫着原地打转,不愿让将军上马。连战马也知道投降的屈辱。将军威严地轻声喝令:“安静!安静!”待到白马安静下来,李将军手扶马鞍,突然长叹一声。这一声叹,令全场所有的人肃然!

李将军的投降,标志着美国走出了内战的炼狱。林肯总统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在白宫庆祝南北战争的胜利,他要乐队演奏南方的歌曲,他说,南方人又是我们的兄弟了。

就这样,由于李将军的勇气,美国南方躲过了一场灾难。看看以往的人类历史,到了战争后期,战胜一方无不使用过度的暴力,滥开杀戒、滥杀平民,用鲜血和死亡来粉碎对方残存的战斗意志,再用杀戮和恐怖来维持胜利。几乎所有的内战,都会滑向军人对平民、平民对军人、平民对平民的混战。怨仇和愤怒,拌和着血污一层层的渗入大地。经历过一场内战的国家,要多少年才能将血污冲洗,才能把怨仇化解?人类自相残杀的血腥,无不化成不祥的怨恨阴云,笼罩在被战争摧残的民族头上,要多少年才能够消散?美国的南北战争却是一个特例。它结束得突然、平静、尊严。今日的美国人,回首一百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怎不深深庆幸,上帝给了他们一个李将军!

不幸的是,李将军投降仅仅5天,林肯总统被刺杀。当时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接替了总统的位置。他坚定地推行林肯生前对南方的战后温和政策。南方参加过叛军和叛乱政府的人,只要在联邦政府印发的一纸宽恕请求上签字,获得政府的赦免令,就一概既往不咎,还能够继续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一切公民权利。

可是,很多战败的南方人还是不愿意向联邦政府请求宽恕,自尊使他们被排斥在战后正常生活之外。李将军知道,南方人仍然注视着他。明知自己是最不可能得到政府赦免的叛乱首领,为了让这个国家能顺利越过这条由战争划出的鸿沟,李将军带头向联邦政府申请宽恕。国会的强硬派反对杰克逊总统的温和政策,南北关系进入紧张而不和睦的“重建时期”。有了林肯总统处理战后问题的思路,几乎所有南方人都得到了政府的赦免,南方的代表又重新进入美国国会。在许多国家发生过的战后报复,没有在这里发生。但是,由于强硬派的坚持,李将军本人却至死也没有获得赦免。他就在莱克辛顿隐居,默默咽下一个战败的降将的耻辱。

三、将军的回归

我们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出来,几分钟以后,走进了一所大学。这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地升起来了,老橡树们的遒干劲枝把它们的影子长长地洒在大草坪上。一幢幢大楼,古典形式的柱子,也沐浴在冬天金黄色的阳光里,透着一份温暖和轻松。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大学,却和小镇的历史一样长,而且以美国历史上两位伟人的名字作为标志。这就是华盛顿-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美国独立以前,这儿原来有一所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办的学校,在独立战争中毁于战火。独立以后,弗吉尼亚州议会于1782年正式通过立法,授权在莱克辛顿办一所私立学校,叫自由宫学院(Liberty Hall Academy)。就在我们脚下这俯瞰小镇的高坡上,学校建起了第一幢大理石的楼房。

1796年,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两届任期结束后,坚决拒绝竞选连任,回归平民。那个时代的联邦政府官员还是没有薪金的职位,华盛顿从担任大陆军队司令开始就没有拿过一分钱报酬,20年下来,已是两袖清风。为了感谢他对美国的无偿服务,家乡的詹姆斯河运公司决定,赠送一批股票给华盛顿,价值5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财产。

华盛顿并不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十几岁就工作,担任土地丈量员,用赚来的薪水买下一些那个时代很廉价的土地。但是北美人少地多,土地的收益十分有限。当他结束自己的总统生涯的时候,他需要钱来维持晚年的生活。这就是詹姆斯公司赠送股票的原因。

但是,华盛顿却在这合法的赠礼面前犹豫再三。他去征求托马斯·杰弗逊的意见。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以后是华盛顿的国务卿,后来还担任过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是华盛顿几十年的老友。他们的经济情况也有类似的地方,不同的是华盛顿的生活更朴素一点,而杰弗逊结束公职的时候已经开始负债了。当华盛顿为这份赠礼征求杰弗逊意见的时候,杰弗逊说,这钱虽然合法,但不该拿,因为这事关荣誉。那么,怎么办呢?最好是捐出去,把它捐给公益事业。

就在这时候,莱克辛顿的学校在财务上陷入困境,面临破产倒闭的局面。华盛顿把这笔詹姆斯河公司的股票捐给了学校。这是当时全美国私立学校所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这笔钱救下了这个学校。两年后,校董会决定把学校改名为华盛顿学院。华盛顿总统在1799年去世以后,受他的名声吸引,当地的富商和银行纷纷向学校捐款,学校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渐渐地扩大,一直到李将军来到莱克辛顿的时候。

这时的莱克辛顿已经半毁于南北战争后期的一场炮战,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被炸成废墟,所幸的是华盛顿学院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李将军在此隐居,莱克辛顿民众感到非常骄傲和荣幸。华盛顿学院校董会立即开会,一致决定聘请李将军担任校长。李将军担心自己的叛军司令身份会给学校带来不利,坚辞不允。校董会三顾茅庐,恳求李将军出来主持校政。同时,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聘书送达李将军,甚至有远在欧洲的邀请。李将军看到,战后的南方需要重建,特别需要新一代人认同国家的重新联合。在辞去其他所有聘任以后,他接受了华盛顿学院的邀请,担任校长,直至1870年逝世。几个月后,校董会决定,将学校改名为华盛顿-李大学。

莱克辛顿的民众在校园里为李将军建了一个小礼拜堂,礼拜堂里有安放将军大理石棺的墓室。李将军生前的校长办公室原封不动地保存到现在。李将军的坐骑,白马“旅行者”,死后也安葬在礼拜堂的院子里。

小小的莱克辛顿,以它独一无二的历史而骄傲。镇上有大大小小好几个博物馆。我们在一个博物馆里看到,小镇莱克辛顿的人说,我们这个地方,是全美国最幸运的小镇,因为我们这儿有幸是“将军归葬之地”。离开莱克辛顿的时候,我们不禁感慨,美国真是幸运,在南北战争临近结束的关键时刻,他们有一个以道德为最高准则的李将军。我们更由衷地感慨,这个国度的人民,竟能以降将李将军为荣。





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缺席者

——访佐治亚州的华盛顿小镇

离我们家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在78号公路边,有一个典型的南方小镇,叫“华盛顿”。据说这是全美国第一个以他们的建国之父命名的城镇。驶进华盛顿镇,一路上还可以看到当年棉花王国“白色黄金”的痕迹,那就是南方种植园特有的大房子大花园,房前有宽敞凉爽的柱廊,很多房子还是所谓维多利亚风格。现在的华盛顿镇上,黑人男女老少悠闲地逛着,他们想必是当年奴隶的后代。

和大多数南方老镇一样,华盛顿镇有一条十分耐看的商业街,一家一家小店,似乎家家雷同,却又家家不同。店主人会在门口摆上一张长椅,旁边放一盆盛开的花。街角的一家药店,墙上的铜牌镌刻着一百多年来主持药店的药剂师们的名字。

小镇的中心是一个广场。大多数南方小镇的广场就是十字路口,而这个小镇的广场却是在街的一侧,由四周的建筑物围成。这样的广场就有点像欧洲传统的城镇广场。四周建筑物的尺度和广场的大小很有讲究,给人既宽敞又有护卫的感觉。广场的中心是一座战士纪念碑。在美国南方城镇看到这样的纪念碑,你不用问就可以肯定这是本镇居民树立的南军纪念碑。广场的一端是镇上最壮观的建筑物,那是现在的法院。法院门口有若干纪念标牌,讲述这个小镇的历史和典故。

这个小镇上,有一个民间组织,名字特长,叫“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学会”。在法院门口,这个学会树了一块纪念牌,讲述华盛顿镇在南北战争结束时的独特历史。

一、南方邦联在此解体

1865年春天,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在南军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向北军投降以后,被迫撤离南方邦联的首都,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市,率领内阁人员向南方撤逃。车嶙嶙,马啸啸,兵败如山倒。5月初的一天,戴维斯逃到了小镇华盛顿,到了我们现在站立的小广场,下马驻扎。

他们在小镇上休息了2天。镇上悲哀而怀着敬意的民众尽一切可能招待了他们的总统和政府官员。5月4日,就在广场上的一栋房子里,戴维斯召集了他的内阁部长,举行了南方邦联政府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决定内阁化整为零,分头撤逃,到德克萨斯州汇合。

这是136年前美国南方人十分悲哀的一天。历史记载,就是这一天,他们指望独立的政府解体了,以后再也没能集合起来。戴维斯和他的家人向南逃难,不久后被北军包围而被捕。其他内阁部长们也陆续被捕。南北战争结束了。

二、战争部长布莱肯利奇将军

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引起我注意而令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位戴维斯总统,而是戴维斯内阁里一位最重要但因故缺席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阁员,那就是他的战争部长约翰·布莱肯利奇将军(General John Breckinridge)。

布莱肯利奇出身于肯塔基州的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祖父当过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的司法部长。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法律,毕业以后当过律师,后来却从军,参加过墨西哥战争。从战场上回来以后,他又当选为州议员。年纪轻轻就文武双全。1856年,他作为民主党推出的候选人,当选为副总统。这时候,他才35岁,达到宪法规定的竞选总统副总统的年龄才5个月。他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他被史家称为“天生的政治家”,前途无可限量。可是,有时候,命运比人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又一个传奇性的悲剧人物。

4年副总统满期,刚好是1860年,又一个总统大选年。这一年,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分裂。北方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共和党推出了林肯作为总统候选人,而主张保留奴隶制的民主党却一分为二,推出道格拉斯和布莱肯利奇两个总统候选人,从而使得民主党的选票大为分散,这是最终林肯当选为总统的重要原因。而林肯的当选,被史家公认是促使南方分离,从而爆发南北战争的重要因素。

根据宪法,大选举团选出总统的结果是由参议院开票宣布的,而此时主持参议院开票的必须是上届副总统,也就是说,刚好是布莱肯利奇。由于当时南北方严重分歧,开票前就传出谣言,说南方人一定会在参议院开票过程中做手脚,阻挠林肯当选。结果人们看到的是,布莱肯利奇以“铁腕般的严格”,公正地主持了开票过程,甚至赢得了共和党对手的衷心钦佩。

与此同时,肯塔基州又把他选为代表肯塔基的参议员。这样,他从副总统位置上一下来,就在参议院里代表肯塔基发言。这时候,全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奴隶制问题。他本人或许还算不上是个奴隶主。在他家里,他曾经有过一两个黑人仆人,可是一个人将另一个同类当作财产,这样的概念使他感到苦恼,所以他就主动解放了这些黑人仆人,还他们自由。在奴隶制问题上,他认为,既然美国宪法将是否保留奴隶制的权利划给了州一级,从理论推导,州政府就拥有这样的决定权。他成为林肯总统政治上的主要对手之一。巧的是,林肯总统也是肯塔基人。

南北战争爆发后,对北方发动这场战争感到不满的、位于南北之间的弗吉尼亚州、北卡罗莱纳州和田纳西州加入分裂的南方,使南方实力大为加强。这时,同样位于南北之间的肯塔基州参加哪一方,有可能改变南北实力的对比,所以林肯总统非常重视肯塔基的态度。当肯塔基最终决定参加北方的时候,林肯总统立即命令北军开入肯塔基,并下令见到布莱肯利奇立即加以逮捕,尽管直到此时为止,所有的人都承认,布莱肯利奇还没有做过任何非法的事情。林肯总统之所以能下这个命令,是因为他已经用总统名义中止了宪法规定的“人身保护令法”。这是在政治学史上林肯总统所做的最有争议的事情。

布莱肯利奇从一开始就认为,南方的分离是没有成功希望的,为此而打一场内战是愚蠢的错误。然而,当知情的朋友把逮捕他的消息通报他的时候,他变得没有选择余地。他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带领愿意追随他的肯塔基志愿兵,参加南方邦联作战。

由于肯塔基州归了北方,他能够带走的肯塔基民兵数量就不多,所以一开始他在南军中的地位并不高。4年战争期间,他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战场运气。在南北战争史上,只有他,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败仗。布莱肯利奇在南军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深得罗伯特·李将军的器重。到南北战争后期,他在南军中的地位上升到大约第10位,而这完全是靠他的战绩,靠他的指挥才能,南方人开始把他看作第二个“石墙”常胜将军。

可是,4年打下来,北方渐渐占了上风。1864年冬天,南军处境困难。南方邦联戴维斯总统决定,任命布莱肯利奇为战争部长。罗伯特·李将军得知消息,立即以个人名义敦促布莱肯利奇接受这个任命。李将军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影响总统的职位,而南方的命运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个决定对于布莱肯利奇也是个人命运的一个转折,他从战场上的一个军人又一变而为文官内阁的阁员。

布莱肯利奇接手战争部长以后,运用他的管理能力,大力改善了处于冰天雪地里的南军士兵的给养。他和罗伯特·李将军,一个是内阁的战争部长,一个是军队总司令,两人一致认为,南军败局已定,南方人已经为他们的理想奋战过,现在到了光荣投降的时候了。他们想说服戴维斯总统向联邦政府谈判讲和。以后的几个月,是布莱肯利奇企图全力说服南方邦联政府投降的几个月。他运用他的政治技巧,艰难地在南方邦联政府内阁中游说,成功地说服了几乎所有的人,但是却无法说服戴维斯总统。

1865年4月,李将军在战场上率军向北军投降。戴维斯带领内阁向南方撤逃。布莱肯利奇怎么办呢?

三、职责是政治家的天命

如果布莱肯利奇还像几个月前一样是一个带兵的将军,他大概会像李将军一样,为了自己的士兵而尊严地投降,然后坦然地接受一个降将的命运。但是,现在他是文官政府的一位部长,是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在他看来,只有总统有权宣布南方政府的投降,而他作为阁员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内阁成员,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尽职尽责,在他卸下战争部长这个职务以前,他必须做他应该做的工作。他惟一可以争取的是,只要一有机会,就继续说服总统投降。

这样,布莱肯利奇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逃亡。

由于他曾经是一个善于打仗的将军,在南方内阁的逃亡过程中,他理所当然地担任殿后掩护。一路上,他带兵留在最危险的地方,掩护庞大的内阁队伍撤退。一有机会,在能够见到戴维斯的时候,他还是指望戴维斯能倾听他和李将军的意见,立即同北军展开投降谈判。可惜的是,戴维斯非常固执,始终没有改变抵抗到底的决定。

当布莱肯利奇的马队到达华盛顿小镇的时候,戴维斯一行在前一天已经离去。这就是布莱肯利奇缺席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原因,他也因此而失去了最后一次说服戴维斯的机会。

这个时候,兵荒马乱,镇上到处是南军的败兵,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人心一乱,军纪开始涣散。布莱肯利奇在华盛顿镇停留期间,依然履行他战争部长的职责。他要处理戴维斯留下的大量钱币和文件。他命令给南军士兵发饷。对那些队伍已经散了的士兵,他下令告诉他们,南军司令已经投降,他们可以在北军到来的时候,向北军要求签发证明文件,然后平安回家。对那些队伍建制依然存在的士兵,他下令士兵们要服从命令,保持纪律,不得骚扰民间。

他安排了一大笔钱,交给镇上同南北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民间贤达,要他们在北军来到以后将这笔钱交给联邦政府,并且说明,这笔钱将用于将来戴维斯总统在法庭上的辩护费用,因为他预料,他们的总统被控以叛乱罪而上法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了。他还把一些重要的文件留了下来,要求妥善移交给联邦政府。

在这些文件里,有他调查的这样一个案子。

战争后期,有不少黑人加入北军。1864年10月,在一次战斗结束以后,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叫做罗伯森的南军军官,纵容手下的士兵,在战场上搜寻受伤的北军士兵,找到黑人伤兵就当场杀害,一共杀害了一百多个北军的黑人伤员。这一事件后来泄露了出来。差不多同时,布莱肯利奇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布莱肯利奇一上任就下令调查这一事件,传讯证人、收集证据。他认为,杀害对方伤员和俘虏,这是一种决不可饶恕的谋杀罪,必须受到法律惩罚。而调查和起诉这一罪行,是他这个战争部长的责任。以后的半年里,虽然南方邦联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最后阶段,他一直没有忘记要起诉这项罪行。可惜的是,尽管罗伯森一直追随在戴维斯周围,布莱肯利奇在掩护戴维斯撤退的一路上,却一直没有机会逮捕罗伯森。现在,他知道南方已经瓦解,他没有机会亲自把罗伯森送上南方政府的法庭了。他把有关这个案件的调查文件和证据都留下,要求把它们转交给北军,将来由北军来把罪犯绳之以法。

在安排了所有一切以后,布莱肯利奇给随行人员下令,凡愿意回家的,都可以领一份薪水后回家。最后,他带领几个愿意追随他的人,继续逃亡。在他的概念里,只要总统还在逃亡,他就还是内阁成员,还有职责在身。

在往南逃亡的路上,他一面打听总统的行迹,一面放慢自己的行军速度,或者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把追击的北军吸引过来,以保护总统。最后,他得到了戴维斯已经被北军逮捕的消息。他和随从逃到美国的最南端,弗罗里达州的海边。他自己花钱买了一条小船,取名“无名号”,渡海逃到了古巴。那时候,古巴是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就这样,历史在这儿创造了一点幽默。1865年的春末,北军抓住了南方邦联政府从总统戴维斯开始的所有官员,惟一出逃成功的是布莱肯利奇,而他恰恰是在战争一开始就认为南方必然失败,在战争临结束前还力主投降的人。

所幸的是,战后的美国渴望和解、恢复并迅速回到原来的法治状态。联邦并没有踏上向“叛乱”的南方报复的道路,没有像人们原来预料的那样,把南方政府的官员控以叛乱罪,送上法庭。布莱肯利奇在古巴用卖掉“无名号”的钱遣散了追随他到最后的人,让他们回家。他给他们每个人一份他的亲笔证明书,证明这些人只是听从他的命令,所有法律责任应该由他来负。其中包括一位黑人仆人,这位仆人是一个朋友“借”给他的奴隶。他为这位黑人写了证明信,宣布这是一个自由的黑人,并借助自己在南方的威望,用自己个人的名义要求沿途的南方人善待这位黑人。

这个时候,他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托人带回家报平安。据说,他的夫人见到照片后久久无法辨认:才44岁的他,已经苍老衰弱得无法相认了。

战后三年多,他在英国和加拿大流亡。虽然他在联邦政府里的朋友纷纷劝说他回国,虽然他也知道,他回国是安全的,没有任何危险,但是他没有回来。他居住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加拿大一侧,在那儿他可以看到边境另一边的星条旗在飘扬。他说,他不肯回国是出于这样的原则:在世界各地还有上千名原来南方政府的人在流亡,还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赦免,而现在他是惟一和他们共命运的内阁高官。他在道义上不能把他们扔下不管。这仍然是他的职责!

四、回归

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颁发了圣诞节大赦令,赦免了所有仍然在流亡中的原南方人员。据说,布莱肯利奇坚守职责而不肯回国,是促使总统下达这个大赦令的原因。布莱肯利奇闻讯立即回国,回到了家乡肯塔基。地方上和联邦政府里的朋友们纷纷劝说他返回政界,这时候他还不到50岁,远大前程仍然在等待他。特别是在肯塔基州,他的声望正隆,竞选州长或者联邦参议员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拒绝了。南北战争,特别是后期的逃亡,似乎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对朋友们说:“在政治上,我已经是一座死火山了。”

在华盛顿镇的小广场上,我坐在阳光下,静静地想象当年战乱中的小镇,想象当年的布莱肯利奇将军。我似乎被什么东西触动了。那个时候的布莱肯利奇,就像他们的祖父辈,像建立这个国家的早期领袖华盛顿、杰弗逊等一样,仍然保持着罗马古典共和主义的精神,他们用一种正面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在他们的眼睛里,政治,就像音乐、艺术一样,是高尚而道德的事业。政治家,就像艺术家、音乐家一样,是一种高尚而美好的生涯。好的艺术家要创作出美好的艺术,好的音乐家要创造出美好的音乐,而一个好的政治家,就要尽职尽责,把恪尽职守做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而成败反而是第二位的事情。道德和荣誉,高于生命和权力。职责是政治家的天命,权力只不过是完成职责的工具而已。抱持这样的信念,他们有时候表现得几乎是天真迂腐,缺乏算计,毫无谋略可言。

在今天的政治运作中,人们越来越清楚,政治的清明,必须依赖制度的制约和平衡,而不是企盼政治家的个人道德完美。然而,这种近于艺术家般天真的政治观之可能存在,为我们留下了对“干净的”政治的最后一点信心。对于我们如此半生经历的人,几乎有一种精神救赎的意义。

布莱肯利奇蛰居民间,但是影响犹在。他频频发表演讲,呼吁民众要耐心和宽容,呼吁南北和解。他谴责双方的极端分子,包括那时刚在南方出现的三K党分子,他说,这些极端分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恶棍。他极力主张保障黑人在肯塔基州的合法权利,包括黑人在法庭上作证以证明白人嫌犯有罪的权利。他拥护南方的重建,主张南方发展工业。他还帮助修建了通往偏僻地区的一条铁路。而在当年的南方政要们争论战争中的得失的时候,他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并且劝别人也不要再纠缠以往了。

1876年是美国建国100周年。从分裂和战争中终于走出来的美国,一年前就准备在费城庆祝这个重新联合起来的国家的生日。这个时候,布莱肯利奇已经成为举国一致公认的南北和好的象征。庆祝活动的筹备者打算来年7月4日独立日的时候,邀请布莱肯利奇来主持庆典的开幕式。不幸,战争时期的伤病这时突然发作,1875年5月17日,布莱肯利奇死于家乡肯塔基州莱克辛顿,距他离开我们的华盛顿小镇开始最后的逃亡,刚好10年。





战争不知道浪漫

——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记之一

安德森维尔在佐治亚州南部。沿着75号州际公路南下,经过南方重镇梅肯——当年宋庆龄姐妹上学的小城,折上49号公路,开上个把小时,就可以看到在公路左侧的战俘博物馆了。

安德森维尔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隐于佐治亚州的漫漫林海之中。一路上我们路过大片的国家森林保护区。从走出梅肯之后,感觉就是越来越偏僻,人烟越来越稀疏。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在一百三十多年前,曾经建立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最大的战俘营,也是当时生存条件最差、死亡率最高的战俘营。在南北战争之后,这个战俘营的主管,威尔兹上尉(Capt. Henry A Wirz),成为这次战争后惟一以“战争罪”处死的人。他的定罪是否恰当,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经久不息的争论话题。

然而,不论怎么说,正是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在历史上第一次引起了美国人对战俘待遇问题的关注。而在19世纪中叶,这样一种人道关注,可以被称为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印记。

南北战争发生在1861年,是美国惟一的国内战争。这场历时4年的战争,双方阵亡高达62万人,受伤和被俘的数字也十分惊人。直至战争结束,曾经有35万军人被俘,是此后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被俘人员总和的2.5倍。

在战争开始后一年,双方都已经无法承受战俘的压力。当时的联邦军队,也就是北军的司令格兰特将军,和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都毕业于“美国黄埔”——著名的西点军校。他们对于战争中产生的类似问题,因循传统,有他们之间正常的沟通方式。于是在1862年7月,两方将领达成了一项交换战俘的协定,那就是著名的“迪克西-黑尔协议”(Dix-Hill Cartel)。在这个协议里规定,双方被俘的军人,必须在被俘10天之后相互交换。士兵与士兵交换,军官与军官交换。这样,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虽然双方都有被俘人员,却不需要规模巨大的战俘营。

南北战争的双方,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士兵的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战俘营的状况更是等而下之。然而,战俘交换计划的执行,却在无意之中冲淡了战俘营存在的严重问题。战俘快速地流动,条件再差,他们也只不过待几天。可是,战俘营问题在南北战争结束的两年前,突然变得严峻起来。

在“迪克西-黑尔协议”中规定,双方战俘在被交换释放之后,必须离开战斗队伍,“还兵为民”。联邦军队的被俘人员,在被释放之后,基本上都回到了北方的老家。可是,由于战斗主要发生在南方土地上,因此,南军的被俘人员在交换释放之后,有相当高的比例又重新投入战争,事实上形成了南军的“违约”。这就使得北军逐步放慢了释放俘虏的步伐。终于,1863年5月,北军单方面停止了协议的执行。这样,战俘营人员暴增,他们不再是熬一熬住上几天就能出头的短暂“住客”。各个战俘营原本的恶劣生存条件,被突然产生的拥挤恶化了。

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是其中状况最差的一个。第一个到达这个战俘营的北军战俘,是在1864年2月,可是,此后的几个月,差不多以每天400人的速度递增。在6月底,这里已经有了1万名战俘。这个数字曾经就是这个战俘营计划中的最大容量。可是,最终,它竟然被挤入了4万5千人。

在博物馆小小的后院尽端,是一堵“照壁”式的战俘浮雕和雕塑。我们绕到它的后面,眼前突然展开一片幽静的峡谷。四周是森林,平缓的山坡顺势向中间下陷,一条不过一两英尺宽的小溪流,穿谷而过。今天,这样一片景致无疑是赏心悦目的。可是,没有人站在这里会感到轻松。这就是当年的战俘营营地。136年前,4万5千名北军战俘,就是被命运抛到这里,自生自灭。

在这26英亩的营地里,从来没有营房,仅有的构筑物,就是圈起他们的围栏。战俘营不发任何生活用品。所有的战俘,只能用自己随身带来的衣服毯子,用几根树枝,为自己支起小小的“营帐”。今天,在一个角落,向参观者展示了几个这样的“帐房”。只见在冬日的寒风中,小块的破布在那里嗦嗦飘荡。许多人则根本没有任何可以遮蔽风雨夜寒和南方烈日暴晒的材料。食物不足,医药奇缺,卫生条件恶劣到极点。到战争结束时,这儿共有1万3千名战俘死去,死亡率高达29%。

在当时的条件下,面对如此巨大的一个战俘营,战俘营主管威尔兹上尉手中,根本没有合理维持它的人力物力。战俘营中的混乱可想而知。不仅有饥饿伤痛病弱和死亡,战俘中也出现打架偷盗甚至谋杀。最后,战俘营的日常管理和维持秩序,就只能依靠战俘们自己的组织。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战俘中的一起重大抢劫谋杀。为首作案的6名战俘,被战俘自己组织的执法队逮捕,由战俘组织的法庭审判,被24名战俘组成的陪审团宣布有罪并判处死刑。

威尔兹上尉同意提供搭建绞架的材料。在死刑执行那天,他最后一次请求战俘们宽恕这6名被告,被战俘们拒绝。威尔兹上尉最后只能请求上帝关照他们的灵魂。今天,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墓地,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6名在这里被绞死的谋杀者的墓地。6块白色的墓碑单独一溜地站在青草地上,就像当年他们一起站在绞刑架下。

这是1864年,距离“日内瓦战争公约”还有整整64年。当时,在战争的非常状态下,人们还没有清醒地要求人道对待战俘的理性思考。威尔兹上尉,就其个人来说,始终没有发现他有贪污或克扣战俘营经费的情况,也并没有发现他有恶意折磨战俘的劣迹。可是,那些逃跑后被抓住的战俘,曾普遍受到长时间捆绑在柱子上,甚至受到双手悬吊的体罚。在当时,人们认为,对于“逃亡”,这样的惩罚是“不过分”的。

这个战俘营在1865年4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关闭。威尔兹上尉被判处死刑。他是美国第一个由于“虐待战俘”这样的“战争罪行”被处死的人,也是南北战争后惟一因“战争罪”而处死的人。临死之前,威尔兹上尉说,“我担任的职责是艰巨的,也是不愉快的。但是,我感到欣慰的是,没人能够为那些我所不能控制的事情而指责我。可是,我却不得不承担众怒。战俘们为自己遭受的苦难而需要发泄复仇。”有关“威尔兹上尉之死”的历史争论由此而起。

争论的焦点是,战争罪责的承担者究竟应该是谁。除了相关的军队领导人,以及当时战争期间的严酷条件以外,当时人们的人性觉醒的程度,都是造成悲剧的原因。南北战争时期,战俘的待遇普遍都很低。绝大多数战俘营的死亡率都在15%以上。由联邦军队管理的,关押南军俘虏的纽约州埃尔米拉战俘营,死亡率也高达24%。那里的高死亡率,是由于冰天雪地中的战俘营,没有提供给战俘足够的御寒设施,他们大多是被冻死的。

在南北战争期间,有55,814个战俘,死在双方的战俘营里,有大量战俘曾经生活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这是美国人共同的耻辱。

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南北战争期间,有《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在整版整版地刊登双方公布的战俘名单。这些报纸要在交通状况极差的条件下,由马车或是步行,长途跋涉送到战俘家属手里。当时双方都有战俘登记和公布名单的制度。一个叫克拉拉·巴彤(Clara Barton)的妇女,在战争中受林肯总统委托,专门收集失踪士兵的情况,以便通知他们的家属。战争刚刚结束两个月,她和联邦军队的摩尔上尉(Capt. James M. Moore),以及一名19岁的安德森维尔的前战俘,朵伦斯·安特瓦特(Dorence Atwater),来到安德森维尔。在作为战俘关押期间,安特瓦特曾被战俘营特别指派为登记死亡的书记员。他们带领34名士兵,在原来的战俘营地,在南军做的战俘营记录和安特瓦特原有的登记基础上,展开辨认和标志死亡战俘墓葬的工作。

2个月以后,1万2千多个死亡战俘的墓葬被确认和标志。最后,仅有460个墓葬无法得到确认。他们最后被安葬在一起,这就是“无名联邦士兵之墓”。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片绵延伸展的墓地。入口是三个相互扶持的战俘的塑像,似乎以他们最后的生命力,在支撑着生的欲望。墓碑都是统一的形式,十分简朴,不过尺把高的白色大理石,整齐地在大片草地上排开。每一块墓碑,都有受难者的姓名,和他来自什么地方。因此,他们的后人,今天依然能够找到他,给他放上一朵鲜红的玫瑰。当我们站在这样一朵靠着墓碑的玫瑰前,感受生与死的触摸,才更深切地理解,受难者的死亡记录对于人类的意义。假如忽略人类历史悲剧中的受难者,我们就是在轻践人类和生命本身。

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安德森维尔划归内务部国家公园局管辖,1999年4月9日,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正式成立。它是为历史上历次战争中的所有美国战俘而建。它是现今世界上惟一的战俘博物馆。它的建立,旨在伸张“日内瓦战争公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战争不知道浪漫。战俘是战争苦难的最大承受者。当士兵在战场上被迫放下武器成为战俘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战斗已经结束,苦难却刚刚开始。他们将要遭受的肉体磨难和屈辱,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悲惨的一面。他们为自己的军队和国家做出的牺牲最大,头上的光辉却最少。身为战俘,他们是最透彻地看到了战争本质的人。就像安德森维尔的一个战俘说过的:“人生都有其经验。我的一生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我们再也不要战争了,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

离开博物馆,我们穿过公路,又穿过铁路,来到不远的地方,森林中安静的安德森维尔村。那是一个小小的村子。村子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历史博物馆。看管的老太太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来这里参观,她已经习惯听到人们告诉她,他们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我们说,是啊,不论这里距离他们的家乡有多远,回去以后,他们一定都会记住安德森维尔的,就像我们一样。





南北战争的最后一个受难者

——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记之二

刚刚走进美国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的国家战俘博物馆展览长廊,一张大照片立即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拍摄地点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因为照片的背景,是这里每个人都熟悉的,联邦国会大厦仿古罗马式的巨大白色穹顶。可是,我还是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接着,不由自主地凑上去看照片的说明,想证实自己并没有搞错。是什么在困扰着我们呢?

照片的近景也是一个构筑物,可是,对比于它的背景,那洁白优雅的国会大厦,它们的反差实在太大。这个构筑物是临时的,深色的,简陋的。令人感到惊讶和震慑的不是这样一个外在的对比效果,而是它所包含的内容。这个构筑物虽然正在搭建,但是即将完工,可以确信无疑,那是一个绞刑架。

我们没有看错。那是在135年前,1865年11月10日的早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就在国会大厦附近,搭起了绞刑架。这个绞架将要执行的,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战争罪”被判处死刑的人。他就是亨利·埃·威尔兹上尉(Captain Henry A . Wirz) 。

亨利·威尔兹上尉是怎么会走向绞刑架的?在美国,这是一百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有人探讨的课题。

威尔兹上尉原来的生活轨迹是非常典型的“美国故事”。亨利·威尔兹出生在欧洲,他是瑞士人。在巴黎和柏林接受了多年教育以后,成为一名医生。在27岁的时候,移民来到美国,成了这个移民国家的公民。他在这里照样行医为生。一开始,在肯塔基州的大城市路易维尔,和一个从德国移民来的医生合作开业。然后,他搬到同是肯塔基州的一个小城,靠自己的医术获得了当地人的敬重。1854年,娶了一个31岁的寡妇,生活渐渐稳定下来。

大凡当时的欧洲移民,假如不是穷极潦倒而来,总是有一点冒险精神。威尔兹医生在自己的一个庄园主病人的鼓动下,除了行医,也试图在南方深腹地买下自己的庄园。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医生,也成了一个投资成功的庄园主。本来,这就是又一个移民实现“美国梦”的例子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惟一的一次国内战争——南北战争,爆发了。无数平民的正常生活被拦腰切断。当然,这场战争有它复杂的起因,双方有各自的政治诉求。可是对于参战的民众来说,并不一定就是自觉地在追随这样的诉求。尤其在南方,由于战争的基本战场是在南方,所以许多南方民众投入战争,只是为了一个“保护家园”的简单目标。南方当时奴隶主的比例其实相当低,威尔兹医生虽然拥有一个庄园,可是他并不蓄奴。当时美国南方的人口普查,奴隶人口都计入主人家庭。在战前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中,威尔兹医生家里,除了他们夫妇,只有医生夫人和前夫所生的两个女儿,还有他们自己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另一个还是11个月的婴孩。

很显然,这样和平生活着的平民,不会想打仗。可是,打不打仗却由不得他们。一旦战争发生,就像一台恐怖地呜呜作响着的绞肉机,一切都会被绞进去。开战时,北方的美国联邦军队,严重兵员不足,南方则根本没有军队。双方都依靠着临时招募的志愿兵。这样,威尔兹医生,就和千千万万个美国普通平民一样,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威尔兹医生渐渐变成了威尔兹上尉。

威尔兹参战不久,1861年8月,他就被南军派到一个特殊的战争部门任职。那就是战俘营。

假如借用现代语言来说,战争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人们总是把注意力投向前线轰轰烈烈的胜负,却很少把目光转向它“输出”的另一头,也就是战争的牺牲品:那些肢体不全、被草率掩埋的战死者,那些在缺医少药的、尘土飞扬的战地医院呻吟的伤兵,那些被愤怒的敌手俘获的战争俘虏。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史上,人类文明进程越靠前端,这一个部分的状况就越差。

威尔兹被派往战俘营,是十分自然的。一方面,他是个医生,另一方面,他又会说几个欧洲国家的语言。美国从一开始就遍地是移民,所以,战俘营里也有不少只会几句英语的欧洲移民。威尔兹两方面的知识背景,在这里都非常适用。在此后的几年中,他辗转在几个战俘营工作过,1862年的春天,在被称之为“七棵松战役”的战斗中,他肩臂受伤,而且始终没有痊愈。

1864年2月,已经成为上尉的威尔兹,被派往南北战争中最著名的南方战俘营,也就是今天的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所在地——安德森维尔,担任战俘营总管,直至1年2个月以后战争结束。从此,威尔兹上尉和安德森维尔,就成了紧密相连的两个历史名词。

安德森维尔,今天这里是一片风景如画的峡谷,可是,当年这里预定为容纳1万名战俘的场地,却被圈入了4万5千名战俘。说“圈入”,是因为这里只有“营地”,没有“营房”,没有任何起码的生存设施。食物医药都严重匮乏,惟一的生命源泉,只是一条小小的溪流。

4万5千名北军战俘,拥挤、肮脏,在南方的烈日下暴晒着,生存条件极其严酷。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是从恶劣的战场环境中,带着伤痛和疾病下来的。当战争结束,人们发现,这里的死亡率高达29%。有1万3千名北军战俘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安德森维尔战俘营。

随着罗伯特·李将军代表南军投降,这个战俘营也随隶属的部队向北军投降。南北战争正式结束了。李将军和北军的格兰特将军,有过投降协议,作为降军的南方官兵都将回到日常生活,不受骚扰。所以,一场历时4年,阵亡62万人的惨烈战争,结束的过程显得十分宁静。没有一方追捕,另一方隐姓埋名四处躲藏逃亡的情况。战俘营随部队投降解散之后,威尔兹上尉还是住在战俘营所在地自己的居所,开始计划如何回到原来的正常生活中去。

可是,投降协议的执行,出现了惟一的一个例外。1865年5月7日,一名联邦军官出现在安德森维尔的威尔兹上尉家中,逮捕了他,并且把他带往首都华盛顿。他的罪名是,与南方邦联的首领一起阴谋杀害和虐待北军战俘。

审判几经推迟,1865年8月21日终于开庭,威尔兹上尉被带往军事法庭。9名联邦军官,分别担任了这个案子的审判法官和陪审员。威尔兹本人则由于战争中旧伤未愈,身体虚弱,只能躺在一张沙发上受审。

经历3个半月的听证之后,1865年11月4日,军事法庭给出“罪名成立”的判决。同一天,由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给出死刑判决,定于11月10日执行。当时的绞架就搭在监禁威尔兹上尉的首都老监狱,位置在国会大厦附近。这就是我们在战俘博物馆看到的那张触目惊心的历史照片的来由。

1865年11月10日清晨,两名牧师和威尔兹上尉的律师去看望了他。他们后来说,威尔兹上尉只担心伤病体弱,不能自己走上绞刑台,会让别人误解他为怯弱恐惧所致。结果,围观的人们看到,威尔兹上尉不用人搀扶,自己走上了绞刑架。临刑前,他说:“我就要到我的上帝面前去,他会在我们之间作出判定。我是无罪的,我将死得像个男子汉。”

威尔兹上尉就这样死了。可是,一场异乎寻常的军事审判造成的震动,和“我是无罪的”的声音,却并没有在美国消散。历史学家们在不断地对这个案子进行分析。他们在问,整个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从威尔兹上尉个人来说,他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究竟有多少责任,刑责是否公正?

为威尔兹上尉辩解的一方指出,当时的审理过程并不是公正的。其理由是,当时在军事法庭作证的证人有明显的撒谎。最具有杀伤力的证词,是指控威尔兹上尉枪杀俘虏,但是,证人却提不出确切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同时,几名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却没有得到法庭的传讯。

同时,也有许多威尔兹上尉的同事熟人,提供了有关他的个人人品和管理行为的描述。他们眼中的威尔兹上尉,绝不是一个凶恶残暴的人。相反,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威尔兹上尉是个人品行良好和忠于职守的人。他们辩称,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是没有可能做得更好。

为威尔兹上尉辩解的一方,甚至指责说,威尔兹上尉是联邦一方的战争罪责的替罪羊。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如此残酷的一场战争过去,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人们总想寻找一个承担战争罪责的人,而这种罪责往往总是由胜利的一方指向失败的一方。人们指出,在威尔兹上尉的审理过程中,无法找到南方邦联首领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案件中的任何罪责证据,于是,在威尔兹上尉的死刑执行之前,他曾被要求,假如他能提供这样的南方邦联首领的罪证,他将可以被赦免。可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最为有力的一个辩解是,在威尔兹上尉被处死一年不到的时候,战后的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分支也恢复正常运作,这时,联邦最高法院在一次裁决中作出声明:类似审判威尔兹上尉这样的军事法庭,都是违反宪法的。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是,今天的联邦最高法院大厦,恰好建立在当年的首都老监狱的旧址上。也就是威尔兹上尉被处死的地方。

但是,对这个案子持肯定意见的一方,却似乎有着更为沉重的证据,那就是1万3千名埋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死亡者的灵魂。假如威尔兹上尉无罪,那么,还有谁能够为这些惨死在恶劣生存条件下的俘虏承担责任?

辩解的一方提出,发生在140年前的这场战争,事实上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士兵们都常常像乞丐一样缺吃少穿,战俘营的状况恶劣更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本身的客观条件,是被公认为最差的一个,这并不是一个总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根据战后的统计,各个战俘营死亡率都很高,例如在纽约州的一个北军关押南军战俘的战俘营,死亡率也高达24%。

辩解的一方甚至提出,应该承担罪责的,是北方的格兰特将军——后来的美国总统。因为他单方面停止了战争初期双方缔结的战俘在捕获后10天即必须交换的协议,而假如这个协议照常执行,安德森维尔战俘营不仅不会超员,而且将是一座空营!然而,格兰特将军停止这个协议,又源于南方事实上没有遵守协议“释放战俘不得重回战场”的规定。但是,再反过来说,战场是在南方的土地上,南方被释放的战俘们,回家几乎就是回战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天起,人们就公开地在媒体表明自己的态度,开始争论,争论延续了一百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停止。就在这样的争论中,引伸出了美国人认为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例如,特殊状态下的司法公正问题,战争的残酷性和如何避免的问题,战争俘虏的人道待遇问题,战争中军人的合法行为和战争罪行的问题,战争罪责追究的阶层问题,等等。

威尔兹上尉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南北战争的最后一个受难者,他死在战争的炮声平息以后,死在林肯总统被暗杀以后,死在暗杀林肯总统的刺客们被处死以后。在他死后,在宁静的林中小村庄安德森维尔,南方人为他竖起了一个纪念碑。我们看到,这些从135年前开始的围绕着他的讨论,事实上是十分超前的。那些135年前提出的问题,也已经非常“现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历史上发生的悲剧,但是,假如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分钟起,就容许持有异见的一方公开表达,容许充分的争论。那么,也许,这样的悲剧就只书写在那一页历史中,而不必在未来的历史中,让子孙后代一遍遍地重新记录。





一个医生的故事

我们是来到美国的第二年,搬到现在住的地方来的。

算起来一共住过三个地方,好像是团团转着,围着一个叫做“雅典”的小城,搬家只是从近郊到远郊,继而到乡村,越来越荒僻了。所以,遇到美国人问我们住在哪里,哪怕他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州,我都不会报出地名,而只会说,那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地方,因为报出来也没人会知道。

刚搬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小地方相当“有文化”。小镇中心有一栋标志性建筑,造型古朴,红得非常别致。那是旧日的县法院。看来,这还是旧时代的小镇规划思路:为了突出“中心地位”,建筑物就正正地挡在主干道上,车马人等,都必须减速绕行。所以,每次回家,都会在邻近小镇的最后一个高坡上,看到这幅以绛红色为主体的风景。然后减速,欣赏着画面的逼近,也暖暖地对自己说,要到家了。

在接近这栋建筑的时候,它的墙面已经成为整个画面红色的背景。此刻,正对着我们,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雕像会渐渐凸现出来,成为构图的主体。红白相映的色彩,对比非常鲜明。那是一个站立的人像,一个绅士模样的中年人。他微低着头,显得十分谦和。

我们一次次、甚至一年年地,开着车经过这里。我们无数次和他相遇,又绕过他的身旁,却每次都“马不停蹄”,匆匆回家。我们没有想过要停车,迈上那个车流中的“小岛”,去拜谒这个绅士。也许,来自中国大城市的我们,内心中还是不由自主地隐匿着对小镇和小镇名人的轻视?

第一次去探访“他”,还是借了一个朋友来访的机会。朋友是研究历史的,对我们的小镇充满好奇,执意要登上这个“孤岛”看看。我们陪着上去了,才发现那里内容相当丰富。例如,有历次战争期间,这里的居民参战和阵亡的纪念铜牌,有南北战争期间留下的大炮,等等,最后,我们来到这座大理石雕像前。底座上的文字非常简洁。我们这才发现,他是出生在这里的一名医生,似乎有过什么特殊的贡献,可惜这惟一要紧的内容,却牵涉一个对我们来说还很生僻的英语单词。也许是他谦卑的外貌,也许,是我们潜在的傲慢在令我们忽略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我们于是又一次错过,和他相遇却没有真正相识。但是,我们还是记住了他的姓名和生辰年月:

克劳弗德·威廉姆森·朗医生(Dr. Crawford Willanson Long,1815—1878)

万幸的是,这个记忆在不久以后派上了用场。一天,我们行驶在85号州际公路上,忽然在一块一晃而过的路牌上,发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克劳弗德·威廉姆森·朗医生博物馆”,杰弗逊县。

杰弗逊县,就是我们在搬家之前住的地方,是我们在美国的第二个住处。朗医生和我们真是有缘。这次下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去专程拜访这名乡村医生。朗医生的博物馆坐落在杰弗逊县的中心,杰克逊镇上。那是一栋小小的普通房子,当年,就是朗医生行医的诊所。博物馆今天是地方上的私人基金会在那里维持。这是美国小城镇的地方历史博物馆通常采用的形式。

美国是一个出了名的没有历史的国家。可是,你却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浓厚的“历史感”。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村镇,都会有他们的历史保护建筑;他们都会在自己的小报馆的铭牌上,标出它起始于18××年,甚至17××年;有时,他们建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虽然,其中的展品可能只是些旧时的农具,锄头犁耙什么的。他们却因此而认认真真地在那里筹款捐款,做义工。你看了就能够感觉出,这个年轻的国家,似乎有什么东西是一直在那里的,是持衡而且稳定的。也许,那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也许,那是对栽树的前人的一种敬重,也许,那是对文化积累的一点意识;也许,对于他们,那没有什么,只是自由自在生活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部分。他们的生活里,长久没有别处的那些“争斗”内容,当然,就要干点什么别的。

在朗医生博物馆里,我们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他确实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可是,他也是在这个世界树立了一块重要里程碑的人。当初,我们在他的纪念雕像前没能明白的那个英语单词,是“乙醚麻醉术”,这个使用至今、令全世界无数人受益的技术,是朗医生发明的,他是这项技术的第一个手术使用者。

克劳弗德·威廉姆森·朗医生是一个爱尔兰人的后裔。他的祖父和外公,都是被荣誉记录的美国独立战争的老战士。不知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北方移居到了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南方乡村小地方。因此,才有了他们的孩子们的结合。这个无名乡村,才在1815年11月1日,诞生了一个未来的被载入史册的乡村医生。

朗医生的一生是平凡度过的。他高高的个子,宽大的额头,一双蓝得非常纯净的眼睛。他性格温和,行医认真,是一个好医生。他也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兴趣宽泛,喜欢戏剧和文学。终其一生,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戏剧化的生活场景。他离世时非常突然。在他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发出什么惊人之语,而只是抓紧最后的时刻,妥善安排了他的遗产。一如他惯常的作风,对家人很负责也很认真。他是在27岁时结婚的,尽管他们的家长期住在乡村和小镇,可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回忆起来,总是说,“他使我们的家,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堂。”

学医之后,他也曾在纽约行医,可是,他最终回到家乡,决定做一名乡村医生。他和弟弟一起,开了一个小药铺。美国早期的生活是非常简朴的,当时的乡村医生,也是必须医药兼备,活像我们中国旧日的郎中。在今天的朗医生博物馆里,还陈列了他当年行医的诊所兼药铺,一些小手术也在里面进行。于是,如何快速有效地麻醉,成了乡村医生的一个大问题。

麻醉方式一直是医界的一个重大研究项目。朗医生和其他医界人士的区别,就是他是一个乡村医生,因此更注重实际的操作。他在苦于麻醉问题无法很好解决的时候,想起了他们在学生时代的游戏。他是科班出身的医科毕业生。那些年轻的学生们,曾经在一次“乙醚晚会”上吸食乙醚。他记得一个学生在那天被意外碰伤,却由于乙醚的作用,一点不感觉痛苦。这个细节使他开始着手研究,并且立即付诸实践。

1842年,他首次运用乙醚,为一个乡亲的颈部肿瘤作手术,获得成功。在成功之后,朗医生作出的反应,依然还是一个乡村医生的本能反应。他很高兴。接着,就是继续用乙醚麻醉术为乡亲们治病。他丝毫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应该做的事情,是赶紧去登记发明,去成名。

所以,在4年以后,别人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且登记了发明。朗医生听说了这件事情。同时,他也听说了有一笔可观的奖金。他不是富人,他需要钱。所以,他也开了佐治亚州的证明,试图取得他应得的那笔奖金。最终,奖金本身被取消了。他并没有因此愤愤不平,他还是回到小镇,继续做他的乡村医生。

朗医生从没有过度关注过自己的贡献。他只是安静地享受生活,也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直到最后时刻,他还在为一名妇女接生。当孩子顺利降生,朗医生突然感到眩晕,就在几小时后,在病人的家里,他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然而,淡泊人生的朗医生却似乎被命运注定,也要经历一个传奇。朗医生经历过一次战争,那就是美国惟一的一次内战——南北战争。对于朗医生来说,不论发生了什么,他还是他,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只不过战前他医治的是病患,现在他抢救的是伤员。这场国家的重大变故带给他的传奇故事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同寝室的室友、也是他的终身好友,亚力山大·汉密尔顿·斯蒂芬斯(Alexander Hamilton Stephens),在南北战争期间,成了南方邦联的副总统。这可是朗医生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斯蒂芬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虽然持有维护奴隶制的观点,可是,他曾坚决反对南方从联邦中分裂出去,并为此作了最大的努力。他的宪法意识很强。他对于当时的美国总统林肯的谴责,也是从“毁宪”的角度出发。他和林肯的私交很好。战争之前,林肯总统曾经给他写过一封秘密的私信,试图通过建立他们之间的理解,以达到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和解。战争结束之后,南方战败,斯蒂芬斯却潜心写了一本两卷本的政治学著作,《南北战争的宪法观》。虽然他在书中阐述的是南方观点,可是,这本书却受到整个美国学术界的重视,被公认是一本讨论“州权”以及“州与联邦关系”的重要学术著作。

朗医生一生没有涉入政治,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医生。但是,朗医生却和斯蒂芬斯,这位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互相之间非常敬重。斯蒂芬斯比朗医生大3岁,却比他还多活了5年。那时,美国联邦国会曾决定由每个州送两尊本州的英雄塑像,象征这个州的光荣,永久地安放在国会大厦。佐治亚州就“英雄的确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斯蒂芬斯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中,强烈地呼吁,将朗医生——这个为人类幸福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和在美国建国之前建立佐治亚殖民地的英国总督奥格拉索普(Orlethorpe)一起,作为佐治亚州的英雄,将他们的塑像送往联邦国会大厦。

这次演说的几个星期以后,斯蒂芬斯就去世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呼吁起了一半的作用:佐治亚的人民果然推举了朗医生,但是,却同时也推举了他——斯蒂芬斯,替代了他所推举的英国总督。就这样,当年在大学时代同寝室的两个年轻人,两个保持了一生友谊的好朋友,在他们死后,他们的塑像被一起送进了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作为佐治亚州的英雄,站在那里。

朗医生的大理石雕像被一式两份地制作了两个,一个被送去华盛顿,另一个就留在了他的家乡。那就是我们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的,在老法院砖墙的红色背景衬托下,在大橡树的绿荫庇护下的大理石雕像。我们这才发现,我们原来天天生活的乡村,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地方。





费镇的重生

1999年的感恩节,长周末,我们打算去访问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和著名的大城市费城同名,只是不在北方的宾夕法尼亚州,而是在南方的密西西比州,位于密西西比的绵延森林之中。它在地图上只是一个最小的点。没有任何一本旅游手册会提到这个小镇。我们管它叫做费镇。想去看看这个小镇的念头,已经存了好几年了。

一、费镇谋杀案

驱车沿着20号州际公路往西,横跨阿拉巴马州。深秋的季节,虽然是南方,落叶树也都只剩下了虬干细枝,只有鹅掌楸,还在树梢上留着一抹一抹的亮黄,给风景带来生动。进入密西西比州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天下起了濛濛细雨,显得更加阴沉。不久,折上19号公路,进入森林向北。林中的公路,似乎没头没尾,路上看不到一辆车,路边也很少有人家。我们不由得有点犯怵起来。我们之所以造访这个林中小镇,是因为这儿曾经发生过一起震动全国的谋杀案。

那是在1964年,美国民权运动到了彻底废除南方几个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关键时刻,而最顽固地维持种族歧视制度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一路走过的南方腹地,特别是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那年夏天,马丁·路德·金领导下的南方黑人民权运动,把志愿者组织起来,三两成组地进入密西西比,在黑人大众中宣传,动员他们参加选举,用选票表达自己的愿望。而保守白人中以三K党为主的极端分子,也用放火烧毁黑人教堂等手段恐吓黑人。这年夏天,民权运动者们情绪高涨,而密西西比的城镇,却气氛诡秘而紧张。

在从来没有实行过种族隔离的美国北方,有许多志愿者加入了民权运动的行列。就这样,有三个年轻人,在六月底从北方来到南方偏远闭塞的费镇。他们中的两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其中一个还来自富有的纽约犹太人家庭。他们是民权运动的“自由之夏”计划的积极分子。他们深入费镇周围的乡村,访问了黑人家庭,查看了给放火烧掉的黑人教堂。然后,在费镇附近,他们的汽车被治安警官普莱斯以超速名义拦截下来,并带往费镇警察局。深夜10点半,普莱斯要他们交出担保费以后,以取保候审名义释放了他们。

他们却就此失踪了。

民权运动组织很快发觉了他们的失踪,并且立即意识到无法依靠当地警察来查找他们,只能马上报告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来到费镇,看到的是密西西比夏日阳光下非常宁静平和的一个小镇。他们向所有的人询问,都被告知:这三个外来的年轻人好端端的走了。

可是,联邦探员还是很快在19号公路附近的密林深处,发现了这三个年轻人的汽车。车子被彻底地烧毁了,人却踪迹全无。这个事件立即轰动全国。约翰逊总统亲自过问,联邦调查局长胡佛派出了一百多个探员,再加上闻风而来的新闻记者,云集小小的费镇。随后开始了长达44天的调查搜索。联邦调查局出动了大量人力和设备,甚至借用了美国军队的丛林装备,对费镇附近的密林、沼泽和河叉像梳头一样地梳了一遍,甚至在通往密西西比河的小河水底下发现了另一个被害的无名黑人尸体,却还是找不到这三个年轻人的下落。探员们约谈了全镇和附近的上千个居民,没有得到一点线索,所有的人守口如瓶。

这时候,著名的1964年民权法在约翰逊总统的促使下,终于通过了。发生在费镇的这个失踪案件,其结果就将成为对新的民权法的考验,引起全国高度注目。约翰逊总统对胡佛施加压力,联邦调查局使出它的杀手锏:高额悬赏秘密举报。

这一做法终于奏效。联邦探员得到了一个人的秘报:三个年轻人的尸体被埋在沼泽丛林深处的一个人工水坝下面。联邦调查局从法庭申请得到开挖搜索的许可证,从外地调来大型挖土机械,终于在这个水坝下面发现了三个年轻人被伤残得惨不忍睹的尸体。

联邦调查局后来查出,这三个年轻人那天半夜被释放以后,费镇治安警官普莱斯和一伙三K党徒就尾随他们的汽车,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截住了他们。他们被拖出汽车,三K党徒用铁链、木棍殴打他们,然后当场枪杀了他们。后来的验尸报告证明,他们被枪杀以前就多处骨折。验尸官说,这样严重程度的伤残,通常只有在空难事故中才会出现。

这个谋杀案,有电视文献片,后来还拍成了故事片。我们在研究美国种族问题历史和民权运动的时候,曾经一遍一遍地看过讲述这个案子的电视镜头和书籍。然而,让我们真正震惊的是故事的后半部分。

对于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来说,这个案子是破了,他们终于调查出了谋杀案的真相。但是,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这样的谋杀案,是属于州法庭的司法权,必须由州法庭召集当地居民组成的大陪审团,根据证据同意起诉,才能由州检察官起诉。如果经过法庭审理,提供了合法取得的证据,最后还只能是本地居民组成的陪审团来判定有罪还是无罪。密西西比州当时的州长和州检察官,虽然必须依法秉公行事,他们个人却都同情三K党,都对联邦政府推行的民权立法心存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州检察官要求联邦调查局公开他们掌握的证据,这一要求是合法的。

可是,联邦探员手里的主要证据是知情者的秘密证词,这些证据是联邦调查局打算在正式庭审的时候才拿出来的,指望将来的正式庭审能够给嫌犯定罪。在此以前,他们出于保护这些证人的考虑,不敢过早暴露,因为在当时费镇这样的环境里,提供证词的人一旦暴露,其风险是令人担忧的。既然联邦调查局不愿提前公布证据,州检察官和同样同情三K党的州法官,就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起诉!

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明明杀了人,明明已经破案,这个案件却被堵在了法庭门外。可是,即使这个案子在法庭开审,即使铁证如山,罪犯却还不一定能定下罪来。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在佐治亚州我们所住的小镇上,开审过差不多同样的一个谋杀案,三K党徒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一个外来的黑人军人培尼。由我们那个小镇上清一色的白人居民组成的陪审团,把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看成是对南方人引以为傲的秩序的破坏,把联邦调查局侦破谋杀案看成是联邦政府对州权的入侵,居然面对如山铁证,宣布枪杀黑人的三K党徒无罪开释。

为什么杀人者没有得到惩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要理解这一点,你必须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陪审团制度和无罪推定的原则。除此之外,你还必须了解美国的小镇。

二、美国是小镇的国家

说到美国,人们容易想起纽约的摩天大楼,想起芝加哥、洛杉矶,想起繁华的大都市。其实这些大都市只是美国为数不多的特例。美国的基本面貌不是大城市,而是小城镇。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美国是一个小镇的国家。你只有理解了美国的小镇,才算是理解了美国。

在西方文明史上,城镇曾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城镇,很早就有自治的传统。自治的城镇,既不同于王宫所在的都市,也不同于贵族领主的城堡,它是具有自由身份的商人、手工艺人、文人们自愿的聚居地。西方城镇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居民一方面向国王纳税完赋,一方面自己管理自己。现代民主政体的很多基本程序和规则,比如行政长官的直选、代议制、全民公投、文官体系等等,都是从自治城镇发端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权利和公共空间,比如公共事业,新闻自由,公共场所的集会和言论自由,结社的自由,宗教信仰和崇拜自己的上帝的自由,都是在自治城镇的环境下,才得以实现的。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自治城镇是处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最重要的中间体。在西方国家建立的历史中,这样的中间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它,个人的生活就无遮挡地暴露在国家强权之下,是根本抵挡不住强权侵犯的。

美国的小镇是城镇自治的典型。在北美殖民开拓的初期,殖民者欲图向外开发,建立起一个新居民点,有点像我们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建“地营子”那样,就得由殖民地总督代表国王颁发一封文书,称为“章程”,这个居民点从此就是一个小镇。这种章程文书,和国王向任何贸易商家颁发的许可状,性质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殖民时代的小镇,其地位和合法的商号公司是一样的。

有时候,在新开发的地方,渡口要道上,聚居的人多了,管理的事务复杂了,居民们就商定建立一个有商号名义的合作社,按照公司商号的申请程序,向总督申请许可状。这样的合作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管理协调居民内部的一定事务,也成为一个正式的小镇。

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如今在很多小镇上,你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纪念标牌,告诉你这个小镇是18世纪或19世纪的哪一年“获颁章程”(Charted)或者“成立公司”(Coorperated)的。不管是早期获颁章程、选地开发的小镇,还是后来大多数先有居民,再成立公司申请章程的小镇,他们和政府的关系,都类似于商业公司和政府的关系。在这样的小镇上,道路、公共建筑物、公园、公共设施等等,是属于小镇的,而不是属于州政府或联邦政府的。这样的小镇,它的自治,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个人的种种自由,都涵盖在这样的自治小镇的外壳之下。小镇的自治,是个人自由的一个重要保障。

就在这样的自治小镇环境里,形成了美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美国是小镇的国家,典型的美国人是小镇的居民,他们勤劳、朴实、直率、守法。典型的美国传统文化,是小镇的文化,那是介于农人和城市生活之间的一种文化习俗。从政治学的层面上看,这种文化有很强的保守性和稳定性。

高度自治的小镇就像有着一个坚硬保护外壳的居民群落,它保护其中的个人免于外界强权,特别是免于政府强权的入侵,保障个人自由。可是,费镇谋杀案和我们所住的小镇上的培尼被杀案,却使我们不得不想到这样的问题:在这样高度自治的小镇上,如果出现了居民们一致的邪不压正,如果出现了多数人认可的黑道当政,怎么办?自治的小镇有没有可能演变成黑社会的山寨?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怎么办?

三、美国人怎样扫黑

费镇谋杀案的艰难侦破和随后被法庭拒绝,以及同时期在我们居住的小镇上,培尼被杀一案的凶手被陪审团公然开脱,这种公然默许谋杀犯罪的事情,触及了美国司法制度中最受人争议的问题,也反应了宁静平和的美国小镇自治社会有可能趋向于“黑道”的一面。

当我们研究费镇谋杀案的时候,看到那时候当地居民抱成团地同情和支持杀人凶手,看到以治安警官为首的三K党人不仅杀人,而且面对法律表现出那种傲慢、放肆和不可理喻的顽固,看到联邦检察官面对法律程序上的障碍束手无策,看到被害年轻人的亲属的悲哀、愤怒和无奈,这时,你会不由自主地盼着出现一个握有尚方宝剑的包青天,来到费镇,除邪扶正。可是我们知道,美国没有包青天,美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大快人心事”。美国人的概念里,只有法律,只有程序。即使是要扫黑,也只能根据法律,按照程序来。

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有强大的政府力量。费镇谋杀案引起轰动,全国舆论一边倒地谴责这个密西西比小镇纵容杀人犯罪,顽固地维护种族歧视制度。要说力量对比的话,联邦政府要把费镇名副其实地扫平,也不用费吹灰之力。可是联邦政府不可能这样做。费镇的民众,虽然同情支持和纵容了三K党的犯罪,但却是在法律的游戏规则下做的,他们并没有犯法。而联邦政府要主持正义,压倒邪恶的话,也必须根据法律,按照程序来做。

联邦法律没有司法权处理发生在费镇的谋杀案,但是根据新的联邦民权法,侵犯民权却是联邦民权法涵盖下的罪行,是归属联邦法庭处理的。在治安警官普莱斯等19名三K党人逃脱谋杀案的惩罚以后,联邦司法部派出重要检察官,来到密西西比,向位于密西西比州的联邦法庭,控告19名三K党人违反联邦民权法。与此同时,在我们住的小镇上,联邦检察官也向法庭控告培尼被杀案的被告盖斯特等人犯下了侵犯民权罪。

这两个案子,前者叫“合众国诉普莱斯等案”,后者叫“合众国诉盖斯特案”,在联邦法庭上也一波三折,其要害就是,联邦政府对这样发生在小镇上的罪案,如果仅仅是起诉侵犯民权罪,而不是谋杀罪,到底有没有司法权。被告的律师都申辩,联邦政府根本就没有权力管地方上的罪案,这样的犯罪案件的审理权是属于州政府的。也就是说,即使小镇上“黑”了,要“扫黑”也轮不到你。你出来“扫黑”是犯规的。盖斯特一案,联邦地区法庭的法官同意了被告的申辩,驳回了检察官的起诉。普莱斯一案也几乎以同样的理由被法庭拒绝。结果,这两个案件都因为联邦司法权的争议,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66年3月28日,联邦最高法院对这两个案件作出一致裁决:根据宪法和宪法第14修正案,根据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的法律,联邦政府都有合法权力对平民指控违犯联邦刑事法的第241和242条,也就是可以指控两案中被告违犯了联邦民权法。

四、完善制度舞台

两案在各自的法庭上展开。在费镇一案中,联邦检察官向仍然是由当地居民组成的陪审团解释:“联邦政府不是在入侵费镇,入侵密西西比州。现在,这些被告是在密西西比的一个城市里,面对着密西西比的联邦法官,在密西西比的法院房间里,由于他们犯下的违犯联邦法律的罪行,接受来自密西西比的12位男女公民的审判。判定这些人是否有罪的重大责任,仍然掌握在法定的裁判者手里,那就是你们——12位密西西比州公民的手里。”他沉重地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件。我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其他律师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都会很快被淡忘。但是你们12个人今天在这里所做的判定,将会被后人长久地记住。”

这是对当地陪审员们的法治和人性教育。这个教育从案件发生就开始了。发生在两个小镇的案件,所吸引的全国的舆论,首度冲击了他们闭塞的心智。他们发现自己长久生活的地方被全国关注,长久自以为是的价值观被大家评判,全国民众对于死者的悲痛追悼和对于谋杀行为的愤怒,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里的人们。

两案的陪审团最后都判定,大多数被告有罪,其中的主犯都判处了联邦民权罪的10年最高刑期。两案的案发到这次审判,分别都经历了2年以上的时间。联邦民权法给这个案件提供了一个再度审判的机会,而来自当地的陪审员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高扬人道的舆论和畅通的媒体,仍是打开偏远小镇的精神封闭的重要因素。

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判决。它们重申了法治的核心原则: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在一个高度自治的社区里,你可以享受高度自治带来的个人自由,但是也必须服从法律的约束。自治社区的“黑”和“不黑”,只有一个公认的标准,那就是法律。法治的体现是,任何人和事,只要是合法的就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只要是违法的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在研究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历史的时候,费镇谋杀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典型地表现了自治小镇上的民众和国家法律的关系。让我们深感震动的是,美国朝野在面对这样的民间“黑道”时候,表现出的理性和法治观念。法律永远是一把双刃剑。这把锋利的正义之剑,既能剪除邪恶,也会约束正义。这就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受害者及其家人所表现出的尊严和忍耐,当他们看到由于法律的局限,正义不能伸张的时候,他们寄希望于法律的完善、人性的觉醒、制度的改良。他们不要求政府特事特办,乱世重典,他们不指望在法律程序之外的报仇雪恨。他们知道,法律是不能图一时之痛快而滥用的,为一时一事而不按照规则行事,会对制度造成长远的伤害。作为所有人共同契约的制度框架,只能完善,不能砸锅卖铁,因为所有人的长远利益,只有在这个制度舞台上才能实现。

费镇谋杀案和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裁决,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历史和美国种族问题的历史中,写下了沉重的一笔。那么,今天,30多年以后,费镇是怎样的呢?

在暮色苍茫中,我们驶进了费镇。

五、重生的费镇

天色已晚,我们只能在镇口的汽车旅馆里住下。在旅馆里,和柜台上的女士聊起来,我们直截了当地提起当年的谋杀案,问到今日的种族状况。

这位从外地嫁到此地的女士说,她知道这个谋杀案,谁都知道这个谋杀案。她告诉我们,如今的费镇,已经变了。人人都看到了30年来的进步,人人都必须承认,今天的世界比30多年前“秩序井然的”种族隔离时代好。尽管今天有今天的问题,比如伴随着种族和移民问题的犯罪问题,但是谁都明白,今天相对于过去,是一种进步,是建立在人性觉醒的基础上的进步。她告诉我们,费镇仍然是典型的南方自治小镇,这儿的居民笃信基督教浸礼会,他们仍然有自己的价值观,行为作派仍然老式保守。在这个小镇的范围里,永远没有酒类出售,连小镇的饭店里都没有酒。但是,在小镇里工作的黑人,已经很多很多了。

她还告诉我们,前些日子,从北方的大城市里来了一帮三K党的人,他们特地来到费镇,举行了三K党身穿白袍的集会和游行,想激发和动员这个著名小镇上“白人至上主义”情绪,还指望发展一些新成员。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费镇的人们,当年的白人和他们的后代,警觉而冷淡地注视着这些外来的三K党。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响应他们的号召。

我们还得知,60年代发生在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一些迫害黑人的犯罪案件,在当年由于白人民众的偏见,检察官没有把握起诉而搁置,现在,30多年后,正一个一个地重新走上法庭,将罪犯绳之以法。密西西比州司法部的检察官,这些年来一直想在州法庭上重新起诉当年的费镇谋杀案,可是难度非常大,因为时间久远,很多关键证人已经相继离世了。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费镇的重生,这就够了。

第二天,大晴天。森林里的费镇,沐浴在南方秋天的金色阳光里。我们悠悠地游览了费镇的老住宅区,那都是一栋一栋精心维护的老房子,房子、台阶、花园,优美得就像童话里一样。看得出,这儿的居民为自己的社区非常自豪,保养得非常尽心。镇中心有一条街,有饭店、电影院、快餐店、百货店,就像大多数有点年头的小镇一样。

我们沐着阳光,离开了密西西比的费镇。





老家的歌

——那切兹镇法院地下室的新发现

一、肯塔基老家

不要哭了,我的女人,

我们今天不哭了。

我们唱一支歌吧,

为那遥远的肯塔基老家。

这是斯蒂芬·福斯特(Stephen Collins Foster,1826-1864)的著名歌曲《我的肯塔基老家》中的歌词。斯蒂芬·福斯特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最伟大的通俗歌曲创作者。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熟悉他的歌曲的。在除了样板戏和语录歌就什么也没有的年代里,我们曾经在那些已经翻烂了的歌本里寻找他的歌曲,抄在自己的小本子里,照着谱子慢慢吟唱。福斯特的歌,那真是如泣如诉的灵魂之歌。

斯蒂芬·福斯特是出生和生活在北方大城市的人,但是他有一种游吟诗人的天生气质。真正打动他的是当时黑人教堂里的黑人们,从非洲家乡带来的那种火一般的节奏、嘶喊和基督教唱诗班天使般的圣歌结合以后产生的黑人灵歌。他创作了大量这种黑人灵歌风格的通俗歌曲,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啊,苏珊娜!》、《老黑人》、《家乡的老人》、《苦日子不要再来了》等等。而他最有名的作品,还数《我的肯塔基老家》。在这首歌里,黑人们回忆家乡的美丽,鸟语花香,亲人的欢畅,可是,“厄运来敲门”,黑人们只得告别家乡。思念家乡的那种苦楚,对命运的无奈,对不平的愤懑,让你听过以后就难以忘怀,旋律会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久久回响。

到美国以后,新的流行歌曲排山倒海,而我们也早已过了照着歌谱学唱歌的年龄,可是斯蒂芬·福斯特是不那么容易忘怀的。特别是在肯塔基州旅行的话,你会时不时看到斯蒂芬·福斯特的痕迹。肯塔基州有名为“我的肯塔基老家”的州立公园,各地的商家也会时不时打出“肯塔基老家”的招牌。肯塔基州的州歌,就是斯蒂芬·福斯特的《我的肯塔基老家》。

不过,我们自然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肯塔基州在美国南北方之间,密西西比河的东岸。要说地理位置,它在早期的美国位于比较当中的地方。斯蒂芬·福斯特自己并不是肯塔基人,那么他是在替什么人、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肯塔基老家”的故事呢?

二、密西西比州的那切兹镇

那切兹(Natchez)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镇,它位于滔滔大河东岸的高坡上。镇的名字来自于原来在这一带生活的印第安部落的名字。18世纪初,法国人来到这儿,立即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所以那切兹镇的历史比密西西比河口著名的新奥尔良还要早。几十年以后,小镇易手到了英国人手里。美国建国以后,当密西西比州建立的时候,这儿是第一个州府的所在地。

那切兹的真正开始繁荣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轧棉籽机的发明,使密西西比河下游的美国东南部成为“棉花王国”,而那切兹镇以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白色黄金”的集散地。南方阳光地带盛产的棉花,运到这儿装船,顺河而下,出海运往北美东海岸的工业城市或者直接运往欧洲,又从欧洲运来家具、书籍、葡萄酒。在密西西比河边的庄园和城镇里,在堆砌起来的财富上,形成了一种奢华而优雅闲适的生活方式。

可是,白色黄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由黑人那黑色的肌肤上流下的汗水凝结而成,还有福斯特歌曲里回响着的黑人对不公平命运的痛苦呼喊。那切兹的老法院地下室里的一个新发现,为我们回答了“肯塔基老家”的问题。

三、地下室里的发现

那切兹镇是密西西比州亚当斯县法院的所在地。1999年的一天,州档案部门的工作人员汉纳,带着几个人在法院的地下室里清理堆积如山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老文件。这是州政府一个计划的一部分,要把地方法院历史上的老记录用新的技术重新整理出来。他们翻出了一厚本红色硬封面的账册,封面上只有简单的《记录本》三个字。也许是因为这记录看上去不像是很老旧的东西,它不知什么时候被归置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件堆里。汉纳打开记录本,细读两页,顿时被惊呆了:他看到的是19世纪50年代的黑奴买卖记录。

这样的奴隶制度下的原始记录,现在已经十分罕见了。县政府和州政府立即将这些记录制成缩微胶卷,向公众开放。经过一番努力,全部记录被数字化,建立了数据库,供研究使用。《记录本》所记载的南北战争前奴隶买卖的历史背景,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四、黑奴们从肯塔基来

在棉花成为美国南方主要经济作物以前,这儿种植的是烟草和大麻。进入19世纪,南方开始种植棉花,突然需要大量黑奴劳动力。美国的奴隶制是北美洲在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难题。由于美国是一个自治州的联邦,各州俨然是个小国家。尤其在建国初期,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十分有限。所以,在无法达到各州意见一致的情况下,美国宪法给各州解决奴隶制留下了一个渐进缓冲期。第一步是限定奴隶问题的规模,禁止再进口奴隶。美国国会在1808年立法禁止从非洲或其他地方进口奴隶。需要劳动力的南方棉花种植园主只得依赖国内的奴隶市场。

肯塔基是种植烟草的蓄奴州中最北方的一个州,林地基本上都清理出来种植了烟草,市场饱和,种植烟草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肯塔基州偏北,地势又高,不能种棉花,奴隶劳动力出现过剩。恰恰在这个时候,密西西比下游各州需要更多的黑奴。这样,奴隶贩子们就开始从肯塔基州向下游各州贩卖黑奴。当时的肯塔基州政府,见黑奴买卖实在是有利可图,就开了历史倒车,竟于1849年废除了自己制订的禁止州际进出口奴隶的法案。鉴于州自治的原则,美国联邦政府对此无权干涉。于是,这里的奴隶买卖又突然兴隆起来,肯塔基州每年出口黑奴高达2,500到4,000名,全部卖往南方的棉花庄园。

奴隶贩子们从肯塔基的庄园里采购黑奴,登记造册。为了防止逃跑,将他们用锁链连在一起,赶着他们来到大河港口。然后装上船,顺着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来到那切兹镇,在奴隶市场上拍卖。这个时候的那切兹,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拍卖场。那切兹镇一下子成了当时美国南方规模第二大的奴隶市场。

奴隶买卖对于奴隶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记录本》上记载着很多相同姓氏的奴隶,男女老少都有。那时的奴隶大多已经失去祖先从非洲带来的姓名,他们的姓通常就是奴隶主家的姓。这些同姓的奴隶,显然很多原来是同一个主人,他们之间很可能是夫妻,是母子。密西西比州政府法律规定,奴隶贩子必须出示“奴隶证”,证明这些奴隶来源正当,采购合法。《记录本》就是奴隶证的登记记录。但是,在拍卖市场上,他们却被视同牲口。谁也不知道,《记录本》上同一个家庭的夫妻母子,后来给卖到了什么地方。奴隶的命运如秋风落叶,随风飘荡。

肯塔基州的奴隶们,多数已经世代在这里生活。他们虽然祖先来自非洲,却已经把这里认作家乡。这样几代的生活,必然形成了黑人家庭稳定的亲属结构。奴隶买卖突如其来地破坏这样的家庭亲密关系,是格外残酷的。在肯塔基州的莱克辛顿,黑奴占人口的一半,那儿的黑人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的时候,神父要新婚夫妻说的,不是“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而是“直到死亡或千山万水把我们分开”。

五、被出卖的姐妹

历史是需要细节的。

肯塔基州莱克辛顿的第一黑人教堂,神父们还记录着历史上这样一件事。1860年,有个女黑奴南茜来到教堂,说她的两个女儿要让她的主人卖到南方去了。她的丈夫托尼是一个自由黑人,她却是奴隶,所以她的女儿也是奴隶。她告诉神父,丈夫生前已经用一生全部的积蓄,为两个女儿赎买了自由,在病逝前把自由证交给了她。可是,她的主人和奴隶贩子见贩卖这两个年轻女孩有厚利可图,就设法骗走了她们的自由证书。如今,奴隶贩子就要拍卖她的女儿了。她走投无路,只能到教堂来请求帮助。

黑人神父来到白人的浸信会教堂,请求普莱特神父的帮助。身为白人的普莱特神父答应尽力而为,惟一的办法就是在拍卖场上,用他的教堂积蓄,把南茜的女儿再买回来。

1860年2月13日,在县政府法院旁边的奴隶市场上,南茜的第一个女儿开始给拍卖。竞标价格迅速上升,到达1,000美元的时候,普莱特神父跳到了拍卖台上。他向台下的人们讲述南茜一家的故事,他用神父的名义恳求别人不要再竞标抬价了,因为,教堂的财力有限,再往上喊价,教堂买不起了。

可是,当贪欲蒙住了人们的心时,他们听不见人性和良知的声音。价格还是一路上扬,南茜的第一个女儿被人用1,700元买走,第二个女儿用1,600元买走。南茜和她的女儿们,从此天各一方。这一家人,他们用的姓是“李”(Lee)。这两位少女也登记在那切兹的《记录本》上,可是这个记录本上有一大串姓“李”的,没有人知道她们是哪两个,也没有人知道她们以后的下落。

六、歌声依然

从1820年到南北战争爆发的1860年,肯塔基州的黑人人口,60%被卖到了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棉花和水稻种植园,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奴隶增加了225%。这是美国黑人的血泪经历。当年最大的奴隶拍卖场在那切兹镇的“叉路口”(Forks of the Road),那是今天华盛顿路和自由路的交叉口。拍卖场已经荡然无存,那切兹人在那里竖起一块纪念标牌,记载着在这儿发生的野蛮和悲惨。一百多年过去了,黑人的痛苦经历留在了历史教科书上,留在了这块纪念牌上。但是,历史的血肉是它的细节。今天的那切兹人认为,要讲述历史、要吸取历史教训,呼唤人性,仅仅竖起一块纪念牌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在尽最大的努力,恢复修补这段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从法院地下室里《记录本》的发现开始,他们办起了网站,全部资料可以供公众研究,奴隶的后代可以在这里搜寻他们的祖先;他们号召学校、教会和群众团体利用地方政府的档案、法庭记录、教堂的文件记录、墓地的记录、家族遗嘱等等,来搜索、回顾和重新塑造当年奴隶制度的历史细节。只有当人们找到了细节,奴隶制度的残酷和不人道才在今天的人们面前呈现出来。他们要让那切兹镇法院地下室里那发黄发脆账本上的每一个名字,一次次提醒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怎样从历史上走过来的。

我们听到,斯蒂芬·福斯特的歌,依然在讲述着离开了肯塔基老家的黑人故事:

“不要哭了,我的女人,

我们今天不哭了。

我们唱一支歌吧,

为那遥远的肯塔基老家。”





眼泪之路的起点

——访切诺基国首都“新艾乔塔”

记得那是来美国后第一次开车出远门。那时我们到美国不满半年,开的又是700美元买的小号旧车,速度上不去。于是,身边不停地有集装箱“巨无霸”大车,呼啸着超越我们。这车就不免开得紧张。北上三个小时后,在75号州际公路边,看到一个休息区,决定转进去,歇口气缓缓神儿。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公路休息区,设施完备、整洁,室外花草树木疏落有致。转悠一圈,在建筑物的正立面,我们看到一块历史遗址标牌。牌子写着:离这里不远,曾经有过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是著名的印地安人“切诺基国”首都。切诺基人在那里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建立了自己的政府。美国联邦政府却在1838年,迫使切诺基国的印地安人,迁往800英里之外的西部。这一事件,史称“眼泪之路”。

“新艾乔塔”,就是这个切诺基小镇的名字。去年冬天,终于专程去寻访了它。在75号公路上看到“新艾乔塔”的指示牌,转向一条乡间公路。大约3公里,就可以看到马路左边的入口标志了。现在,这儿是佐治亚州的州立历史纪念公园。要不是有入口处的纪念碑,如果只看到芳草凄凄中散落的木头房子,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当年印地安人“切诺基国”的首都。

一、华盛顿总统的“光荣扩张”思想

230年前,当美国成立的时候,北美洲移民与印地安人大规模冲突的年代已经基本过去。新生的美国,基于北美殖民地时期和印地安人冲突的教训,试图同印第安人建立起一种和平相处的关系。美国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国家,而在合众国宪法下,印第安事务被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掌握在联邦议会和总统的手里,希望这样能够避免各州自行其事而造成冲突。联邦政府希望能够约束一些野心勃勃并且自私的州政府,尤其是东南部的南卡罗莱纳州,以及切诺基部落所在的佐治亚州。

当时有一个对比突出的现实是,人口很少的印地安人占有了数量巨大的山林土地;而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美国的土地势必日益紧张。由于印地安人在军事实力上的弱势,他们几乎无力对付移民的蚕食占有,更不要说一个强国的军事攻击了。他们的生存和权利,事实上必须依靠和强者的妥协。

在华盛顿总统时期,处理印第安事务的任务落在华盛顿总统的首任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身上。他认为,印第安部落应该是具有主权的、和美国各州一样的自治邦,美利坚合众国应该承认他们自治政府的权力,承认他们的边界。他认为,白人不断进入印第安人的土地定居是引起冲突的首要原因,而持久和平的惟一办法是联邦政府必须约束它的国民。而且,他还认为,联邦政府有道德上的义务来保护印第安文化免于灭绝。否则的话,发展差异如此之大的文化间的接触与冲突,导致文化上的灭绝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华盛顿和诺克斯,试图尽量善待印地安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贸易条约,平等合法地从印地安人那里购买土地,以扩展美国其他地区的需求。这就是被史家称为“光荣扩张”的概念。

华盛顿总统一上任,诺克斯就开始了他的印第安政策。联邦政府承认,印第安部落是主权自治邦国,美国必须通过条约来和印第安人打交道。这种条约,根据宪法,必须由参议院2/3通过。国会通过了1790年的《印第安贸易和交往法》,要求购买印第安部落土地的事务,必须通过总统任命的印第安事务专员和印第安人谈判达成条约来进行,各州不得自行强取豪夺。

二、“文明化”政策和切诺基的变化

这样,在和平的前提下,诺克斯提出了保存印第安文化的长期问题。华盛顿和诺克斯都认为,印第安人的弱势是文化发展上的,而不是种族上的。所以,印第安人完全有能力、也应该帮助他们变得“文明化”。他们认为,这不仅能使印第安人溶入美国社会,成为合格的公民,也惟有这样,才能扭转他们的弱势,避免文化灭绝的命运。在今天,这一从多元文化的观点看来似乎大有毛病可挑的看法,在当时却算是善意自然的。因此,他们认为印第安人需要学习,而政府的作用就是鼓励这种学习。

华盛顿和诺克斯首先必须面对历史遗留问题。他们看到,已经无法把以前侵入切诺基土地的白人定居者迁走,他们就和切诺基人谈判土地购买,把这些已经侵占的土地买下来,勘定新的边界,然后严格禁止白人进一步入侵。在1791年的《Holston条约》里,诺克斯要求写进了有关切诺基人“文明化”的条款,联邦政府将帮助他们从狩猎者转变成畜牧者和农耕者。国会在1793年《贸易和交往法》里,增加了向印第安人捐赠农具、家畜和其他“文明”用品的条款,要求向印第安人示范这些用品的使用方法。

这就是华盛顿总统的“文明化计划”,也是“光荣扩张”概念的核心。这个时候,切诺基传统的猎取鹿皮的经济方式也确实已经难以为继,迫切地需要新出路。这也是切诺基人热情地欢迎美国联邦政府的“文明化”计划的原因。

1804年,基督教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团在切诺基地区办起了第一所学校。到1817年,传教团纷纷来到,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等新教教派都派出了传教团。传教团同时也传授农业技术。

这样,切诺基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在起着明显的变化。在联邦政府指导下,以传教团和南方白人农民为样板,切诺基人开始务农,种棉花,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产品,积累资本。甚至像白人一样,拥有黑奴。富有的切诺基人在路边开设酒店,外出贩卖,开办商店,在渡口经营摆渡。这些人家的妇女不再下田,而是让黑奴下田干活,或者把土地出租给白人。

经过短短二三十年的“文明化”计划,到了19世纪20年代,新一代的切诺基领袖出现了。他们中很多是白人和切诺基混血儿,有些人的切诺基血统只占1/8。他们都从小在传教团学校里接受教育,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有些人在战争中帮助联邦军队,还有些人曾经到费城或首都华盛顿,和白人共事过。由于他们生活在尚未废奴的佐治亚州,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还有黑人奴隶。

今天的遗址博物馆里,展示着切诺基人Sequoyah发明的一套85个字母组成的切诺基文字。这种表音文字对切诺基人来说,十分易学易懂。直到今天,在切诺基人中,会读会写这种文字,仍然是他们的骄傲。1827年,切诺基人在如今佐治亚北部两条河流交汇的地方选定了切诺基国的首都,这就是新艾乔塔。

站在新艾乔塔的遗址上,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切诺基文化演变的深度。他们仿照白人的制度,建立了自己的三权分立的政府。他们的大头人掌管行政,另外有议会制定法律。议会仿照联邦议会的结构,也是两院制。如今修复的议会大厦,是一栋两层的木头房子,立法的两院分别在楼上楼下开会。室内虽然简陋到极点,却完全模仿首都华盛顿国会的布置。切诺基国还有最高法院。我们还看到一栋简朴的两层楼房,就是当年切诺基人的最高法院。

他们的议会在1829年曾经立法:凡私自向外人出卖土地者,判处死刑。由此可以看出切诺基对于他们民族生存的紧张不安心情。在整个新艾乔塔存在的13年里,共有246个案件在这里审理,其中大多是民事案件。不过,他们没有监狱制度,判定有罪的刑事犯,即以绞刑、鞭刑或罚款处之,没有监禁的处罚。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切诺基人用自己发明的切诺基文和英文,发行了他们自己的双语报纸,取名《切诺基凤凰》。当年的报馆已经修复,里面陈列着他们的铅字和印刷机器。

这是切诺基人“文明化”的高峰。他们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印第安人部落文化的印象。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大灾难正在等待着他们。

三、切诺基的灾难

切诺基部落等印第安人命运的转折点是1828年,安德鲁·杰克森当选为美国总统。

安德鲁·杰克森是美国建国以后第一位从平民中崛起,并且是军人出身的总统。他得到南方选民支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一贯主张西迁印第安人,让出土地来。他上台后,就敦促国会讨论通过他的前任就开始考虑的印第安人西迁计划。

这一计划由于佐治亚州的压力而变得急迫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英国殖民地时代,佐治亚殖民地包括直达密西西比河的大片土地,就是现在的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后来,在“Yazoo土地买卖案”中,佐治亚州政府出了反悔丑闻,最后在1802年不得不把那片土地交给了联邦政府,而联邦政府作为交换条件之一,答应将来替佐治亚州买下他们州内的印第安部落土地,交给佐治亚州,作为补偿。

佐治亚州一直对它境内具有主权的邦中之邦“切诺基国”很不满意,多年来催促联邦政府兑现当年的承诺,而托马斯·杰弗逊以后的两届总统门罗和亚当斯都一再地说,他们已经尽快地在办,但是法律规定,政府购买印第安土地必须通过谈判条约,联邦政府尊重印第安的自治主权,必须尊重印第安拒绝出售的意愿。他们必须等待进一步的贸易谈判。

就在杰克森总统上台,声称决心实现印第安人西迁的时候,又有一件事使“西迁”火上加油——在佐治亚北部切诺基的土地上,发现了黄金。这下,佐治亚的白人再也等不及了。佐治亚州议会决心自己掌握局势,他们通过法律宣布州的民事和刑事司法权覆盖切诺基印第安人的区域,这显然违背了联邦政府和印第安人的条约,也侵犯了联邦政府的权限。但是杰克森总统却不打算插手阻止,他反而说,佐治亚州有主权来统治它的边界之内的所有地区。

1830年5月,在杰克森总统的倡导下,联邦议会通过了《印第安迁移法》。然而,在美国的法治约束下,这个法案并不能强迫印地安人迁徙,而只是拨出用于购买土地的资金,以便和5个印第安部落谈判西迁,让他们定居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现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保留地。

印第安人的切诺基国到底是不是拥有独立主权?佐治亚州到底有没有对切诺基的管辖权?切诺基人决定寻求司法保护,他们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诉。在“切诺基国对佐治亚”一案的裁决中,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裁定印第安人不受州法律的管辖,但是他又说,切诺基国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是“内部附庸国”(domestic dependents)。

尽管如此,切诺基国这样的印第安政治实体到底是不是独立的主权所有者,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事实上,一直到几十年后的1871年,联邦政府还是把印第安部落看作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的,联邦政府和印第安部落的关系是条约关系。从1778年同印第安部落签订第一个条约开始,到1871年签订最后一个条约,总共370个条约,除了一个例外,都认定印第安人是他们的土地的所有者,只有通过条约才能从他们那儿得到土地,这就像和外国的关系一样。

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切诺基人拒绝服从佐治亚州的法律,而佐治亚州则拒绝执行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1830年底,佐治亚州议会立法,禁止白人未经州政府允许进入印第安土地,这个法律的动机是不让传教士去鼓励印第安人反抗州政府。结果就有十几个传教士被逮捕关押起来,但是多数在保证不再违反佐治亚法律以后就得到了州长的赦免。可是,一个叫SamuelWorcester的传教士宁可坐牢也不愿接受州长的条件。他向联邦法院申诉,要求他的自由。这个案子,“Worcester对佐治亚州”最后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作出了对佐治亚州政府不利的裁决,指出根据联邦宪法和法律,佐治亚州没有管辖印第安事务的权力,佐治亚州对印第安区域的干预是非法的,必须马上停止。

在得知最高法院的裁决以后,杰克森总统说了一句历史上很有名的话,几乎在所有有关的历史书里都要重复。第一个平民总统杰克森,表达了他对于这个制度本身的轻率,他说:

好啊,约翰·马歇尔作出了他的裁决。现在,让他去执法吧!

不幸的是,最高法院在作出这个裁决后进入休会期。杰克森总统和佐治亚州政府对最高法院的裁决既不公开抗辩,也不实行,事实上让这个裁决胎死腹中。杰克森总统一方面劝佐治亚州政府释放被捕的传教士,一方面让国会里和切诺基人关系较好的议员出面,劝切诺基人接受西迁的交易条件。

1834年2月5日,杰克森总统在白宫会见切诺基国大头人约翰·罗斯。约翰·罗斯是爱尔兰人后裔,只有1/8的切诺基血统。当时的联邦政府对西迁计划一直抱有希望,也因为切诺基的首领并不是一口回绝,而是在价格上有争执。罗斯让杰克森总统的计划屡屡受挫,因为他对联邦政府的西迁计划开出来的价格,是2,000万美元再加以前违背协议的补偿。这个要求使得杰克森总统非常恼火。他指责大头人罗斯等人已经成为切诺基人中的一个自私的精英阶层,他们只想利用这个机会,牺牲切诺基人的整体利益,以寻求更大的权力与财富。

1835年12月29日,杰克森总统的专员绕开罗斯大头人,与愿意妥协的切诺基领袖二十余人,就在这里,切诺基国首都新埃乔塔,签下了西迁的条约。这一条约规定,切诺基国将出让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东岸的所有土地,以换取联邦政府在西岸提供的同样面积的土地,同时,切诺基国获得500美元的补偿费,和30万美元的安家费。

签署条约的切诺基领袖认为:虽然族人反对搬迁,在条约上签字会招致怨恨,但是这样的交换条件对切诺基的生存是有利的。切诺基领袖梅杰·利基在签字后说,“我签署的是自己的死亡证书”。

1839年,主张签署条约的三个主要切诺基领袖,利基父子和《切诺基凤凰》的编辑Elias Boudinot,在切诺基人西迁以后被仇恨的族人暗杀。

切诺基国议会以79比7通过了西迁条约。不久联邦议会就收到14,000个切诺基人的抗议,人们不愿意离开故土。可是,联邦参议院最后还是以31比15通过条约,刚刚达到法定的2/3。1836年杰克森总统在协议上签字,并且给出2年时间,用于切诺基人的撤离和搬家。2年过去了,没有人搬离。1838年5月23日,条约正式生效,联邦政府和佐治亚州的军人和民兵强行执法,强迫切诺基国执行条约西迁。

四、眼泪之路

于是,在佐治亚州民兵和联邦军队的逼迫下,切诺基印第安人被迫踏上了西迁的长征。

这是一条非常悲惨的路途。在长达800英里的路上,总共迁移的18,000名切诺基男女老少中,有4,000名由于旅途艰辛和冬季的疾病,死在路途中。所以,它被叫做“眼泪之路”。

在他们离开以后,新艾乔塔,这个曾经兴盛了13年的小镇迅速衰败。镇上本来就只是一栋栋的木头房子,人去楼空之后,房子很快开始坍塌,又渐渐被四周蔓延过来的树木野草淹没了。

在我们特意寻访新艾乔塔之前,我们找了一些介绍资料,才了解到整个西迁协议的细节。作为一个历史旁观者来考察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从法律上来说,似乎并没有明显的违法“漏洞”,从交易的条件来说,也不可谓不宽厚。在俄克拉荷马,切诺基得到的同样面积的新土地并非不毛之地,500万美元的补偿费用和30万美元的搬迁费,在1835年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然而,联邦政府给的钱是否落到每一个切诺基人手中,是一件应该探究的事情,因为它肯定也是酿成悲剧的一部分原因。这些细节之所以让我们意外,是因为在一般的介绍中,都没有这些细节。今天的美国人,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些细节。

因为,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来说,不论有什么其他原因,眼泪之路的悲剧和4,000名切诺基人的死亡,压倒了一切。一个弱势民族,他们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强势民族的武装人员逼迫离开家园,这样的图景压倒了一切。人们把这看作是历史上政府策划的一种罪恶。人们一再提到的是,早在1890年12月11日,当年参与押送西迁的白人联邦军人Jone. G. Burnett,公开指责这一事件,他说这样的计划形同谋杀。他说:“谋杀就是谋杀,必须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人出来解释这4,000个作为切诺基迁徙标志的沉默的坟墓。我希望我能够忘掉,可是,那645个大篷车和那些人遭受的苦难,至今活在我的记忆里。”

今天的美国人认为,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让这种历史悲剧发生。

随着对历史的反省,佐治亚州政府开始恢复“新艾乔塔”遗址。20世纪50年代,这里只剩下一栋房子还没有灰飞烟灭。遗址的恢复就从这栋房子开始。在西迁之后,为了防止切诺基人重新跑回来,佐治亚州有过一条禁止他们返回原地的法律。一百多年过去,这条法律其实早已不起作用,美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过时法律,它们不再立法废除,只是因为早就失效、被遗忘了。为了治疗历史伤痛,佐治亚州议会特地宣布废除这条早已失效的古老法律。1962年5月12日,“新艾乔塔”遗址正式开放。许多切诺基人的后代,来到这里,凭吊他们祖先的首都。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冬季,寒风凛冽,似乎提醒我们当年切诺基人西迁的艰难。除了那个博物馆,小镇只能说是象征性的,因为小镇的街区已经不存在了,作为城镇的生命已经不存在了,那几栋被恢复的房子只是孤零零地站在冬季灰黄的草原上。我们只能在房子中间,依稀辨别那宽宽的街道,想象当年的小镇盛况。

在寒冬里,我们是那天惟一的参观者。离开小镇遗址时,最后一次回头,看到的是《切诺基凤凰》的报馆,那是我们很喜欢的一栋老房子。它有一种怀着历史感的、朴素的美。整整齐齐垛起来的黄石基脚,托起粗重厚实的、深褐色的木刻楞建筑主体,端头伸出一个简洁的小盖檐,和下面的柱子短栏形成一个精巧的回廊平台,一头是门,通往室内,另一头是没有任何装饰的几级木板踏步,步向青草的地面。深褐墙体上方的三角形山墙封口,却是白色的,上面是当年切诺基报纸的标志——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





“石头城”的故事

我们一年要几次从不同的路径穿越阿巴拉契山脉。

凡跨州旅行,人们总是选择走州际高速公路,我们也不例外。原因很简单,长途旅行花的时间长,要想早些抵达目的地的话,走这样的道路更顺畅、可以达到的车速最高。可是,我们其实又很不喜欢这样的道路,因为它虽然是公路,却和火车道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路,虽然在原来的山川河流中穿行,它和车子所经过的环境,却通常是半隔绝的。你坐在车里,会感觉这条道路是排斥性的,它颇为蛮横地一把将周围的村镇城市、甚至风光景致推得很远。高速公路多有一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峻面孔。

于是,路途常常就单调起来,而我是一个最怕单调的人。所以,每次要经过阿巴拉契山脉,就会悄悄生出一点期盼,期盼一段开车人通常并不喜欢的盘山路。在那里,山脉以它石头的坚实身躯顽强地抗拒被公路推开,因此,公路在这里被迫谦虚。它只能像是一条细细的山间裂缝,顺着山势曲折蜿蜒地爬行。车里的人也因此能够进到山里。不论春夏秋冬,你能感受山的呼吸,体验它的四季风情。虽然你会被前后左右的车们逼得仍然维持高速,复杂的地形也迫使你全神贯注,可是,山紧紧地围绕着你,你还是融入进去了,阿巴拉契山脉的灵气,不可抑制地已经进入你的身体,足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慢慢地给你滋养。从佐治亚北部进入田纳西州的24号公路,就有这样一段穿越阿巴拉契山脉的路程。

阿巴拉契山脉是一线漫长的、风光秀丽的风景,也是一个相对美国其他地方拥有更多穷人的地区。它曾经有过煤矿兴盛的年代,却随着开采的终结,盛极而衰。它的周边也有过许多小牧场和小农庄,却也因农牧业走向现代化大规模的农牧场而逐渐凋零。深山里还留下一些故土难离的村镇,生活得艰难。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哪里都一样。很多阿巴拉契人,就此离开家乡,奔向经济更为活跃的地区。靠近公路,如同靠近水流,失望的人群更容易得到新的信息,也更容易被带走。弃留的小牧场上有一些建筑物,就像一座座旧岁月的纪念碑一样,饱经沧桑地矗立在公路两旁。

这些建筑物我们叫它们谷仓,其实却是畜栏和饲料棚的结合。严格地说,它不是农业建筑,而是牧业建筑。它们遍布美国南方,记录着这里曾经牛羊遍地的牧歌式的浪漫历史,多得就连我们家里都有这么一个。我们有个艺术家朋友阿兰·南斯,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老农民,从来没有进过艺术学院,和美术也从不沾边。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谷仓这样一种实物历史已经在日日消失。他于是开始拿起画笔,精细地记录一个个坍塌中的谷仓。他的画是那么美,画中的谷仓,就像一个个布满皱纹的、老人的面容……

在南方的公路两旁,有许多这样神态各异的老谷仓。可是,在田纳西州24号公路的阿巴拉契山脉这一段,当我们贴近那些荒废的小牧场时,我们常常看到与众不同的谷仓,在它们歪歪斜斜的身躯顶着的枣红色大屋顶上,赫然可见巨大的几个白色的字迹,工整地铺满整个屋顶:

从石头城看7个州

我们一次次从它们身边驶过,总是行色匆匆,心里却存下个疑惑。石头城?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城?渐渐地,就留下印象,寻思着,哪一天没准去看看?直到今年10月中旬,一阵头霜过去,就在阿巴拉契山脉秋色最浓郁的时候,我们在山脚下的一个乡村节日中认识了我们的一个新朋友:摄影艺术家大卫·简肯。这才解开了这个“石头城”的谜。我们听到了一个有关石头城和谷仓广告的南方故事。

石头城原来只是大自然的一个杰作。那是深山中绿叶簇拥的悬崖、瀑布和清泉池,景色充满奇异的魅力。在本世纪初,这片300英亩的山林属于一对夫妇,噶奈·喀特和他的妻子弗丽达。喀特先生以男人的雄心创业,全力投资开发一个叫做“仙境”的居住小区,这时,他的妻子弗丽达,却怀着女人天然对美的敏感,在一心一意地营造一个真正的人间仙境——“石头城”。

“石头城”的名字竟是来自当时的美国儿童乐园。那时的美国还是一个被欧洲人看不上眼的落后野蛮的“开发中国家”,老百姓贫穷朴实,孩子们还没有迪斯尼乐园这样的现代儿童游乐场,他们常常在一片园地里竖立一些童话中小精灵的形象,吸引孩子来玩,其中一个孩子们熟知的小精灵,就叫“石头城”。

弗丽达有着儿童的天真和热忱,在山中建造“石头城”。那是一个自然园林,它本来就有着天造的美景,弗丽达又在其中修建步道,用无尽的南方野花装点,细心收集,竟有了几百种。“石头城”一天天趋近完美起来。美国南方一向是人们眼中没有文化的蛮荒之地,弗丽达在“石头城”的园林创作,却使她在1933年,为南方人赢来了第一个美国园林俱乐部的杰出作品铜质奖章。对于弗丽达来说,她得到的最大奖赏,是她享有了创造和生活的乐趣。

这家人的生活却不是一帆风顺的。30年代大萧条,喀特先生投资的钢铁股票从298美元一股,跌至30美元。他已经谈不上再发展事业,只差没有破产了。喀特先生遭遇重大挫折,当然很痛苦,这个时候,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妻子营造的人间乐园能够给人带来怎样的心灵抚慰。他开始以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眼光来打量这个花园,“石头城”使他有所改变,他开始热衷于参与妻子的创作。当然,喀特先生仍然是聪明的投资者,1932年5月21日,他决定将“石头城”作为旅游点,正式对外开放。喀特先生一生奔走、有心栽下的“事业”并没有成效,看来,妻子的“无心插柳”,反倒成为这家人最为成功的“业绩”了。

旅游点是要有人来参观,才会有收入的。这座园林从本身条件来说,无懈可击,不仅有天作人和的景致,而且地处几州交界的深山之中。所以,在悬崖之上放眼而去,据说可以遥遥看到7个州的风光。可是,在那个年代,并没有电视和现代化的广告手段,怎么才能用有限的资金,打响广告,吸引人来呢?喀特先生想到了那些南方无所不在的谷仓。他托自己的好朋友,找来了一个机灵可靠的男孩,雇他去做在谷仓屋顶写广告的“广告人”。男孩来了,问喀特先生,写什么呢?喀特先生在小纸片上写下四个大字:看石头城。

这个男孩叫克拉克·巴易尔,现在他已经80多岁了。他还是和南方的农民们一样,习惯地戴着一顶草帽,怎么看都不像今天意义的“广告人”。但是,在当时,他可是真正的广告人。从寻找推销对象、推销广告、直到制作广告,一个人全包。他开着车,寻找路边的谷仓,设法找到谷仓的主人。推销的方式说来简单,就是答应替对方免费油漆谷仓屋顶,以交换在屋顶上面刷上几个大字“看石头城”。然后,他就自己爬上屋顶,开始“制作广告”。老谷仓们的屋顶都是铁皮的,不用几年就锈迹斑斑,刷屋顶不仅花钱,还是个吃力活儿。所以,他的推销总能一举成功。

一开始,喀特先生还不放心撒手让这个小男孩自己干,总是他亲自出马,选到合适的谷仓,再派克拉克去。终于有一次,克拉克发现一个位置很好的谷仓,隐藏在几棵大树后面,他主动说服谷仓主人砍去那几棵树,结果,“刷出来的广告个把英里之外就能看到”。80多岁的克拉克今天还对此十分自豪。因为喀特先生也走过这条线路,可是他压根儿没看见躲在大树后的谷仓。从此,这个好眼力的男孩克拉克就放“单飞”了。后来越走越远,还带着两个帮手,足迹遍布美国东南部和中西部,我们看到的“石头城谷仓”,原来只是数以百计的同类谷仓广告中的几个。克拉克干着干着,还会编些新的广告词,自娱自乐,比如这个:“从石头城看7个州,世界第八大奇迹”!

“制作广告”就是一个技术活儿了。字迹要清楚漂亮不说,广告人至少要站在屋顶上能够保持平衡,不摔下来。这种“技术要求”我们倒是深有体会,因为我们给自己的住房,一栋百年的农民老屋,刚换过屋顶。他们先给谷仓屋顶刷上全黑的油漆,干了以后,上去刷白字。最要命的是,一不小心踩上白字,湿的油漆溜滑,一定是一溜到底。不但破坏了广告画面,往下跳还要技巧,既不要摔坏自己,还要让手里的油漆罐少洒掉点油漆。要是一罐子倒扣在草地上,还得挖去草皮掩埋,否则牛吃了要中毒。

这些广告过几年就要翻新,所以连新带旧的活儿干都干不完。克拉克后来还成为一个着迷的旅行者。可是,像只恋巢的鸟儿,离家一阵,他又惦着要回家。他会先寄张明信片回去通知喀特先生,有时写得挺风趣:“用光了钱也用光了漆,我要回家去看我的妻。(Out of paint and out of money, Going home to see my honey)”。

就这样一份兢兢业业的谷仓广告人的工作,使克拉克挣到了自己的土地,1947年,就在他制作广告的一个谷仓附近,他成为100英亩土地的主人,盖起了房子,和妻子一起,抚养了3个男孩、2个女孩。这是典型的所谓“美国梦”模式。在官不扰民的前提下,老百姓只要辛勤劳动,就能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些“美国梦”的个体集合以及时间积累,就是美国强盛起来的秘密。这一次,克拉克爬上了属于自己的屋顶,自豪地漆上几个大字:“看石头城”。

从60年代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美国开始建立跨州的高速公路网,从小公路带走了大量的旅行者,使得原来在小公路旁的广告,突然间失去了读者。1965年,约翰逊总统夫人促成了《公路美观法》,也迫使他们停止在很多路边的谷仓顶上刷写“石头城”广告。这个特殊的谷仓广告的制作,渐渐走进历史。然而,“石头城”已经“名扬天下”,成为美国东南部的著名旅游胜地。

又过了20来年,喀特夫妇的外孙比尔·卡宾,成为“石头城”的新一代经营者。1988年,比尔·卡宾和我们的这位新朋友大卫·简肯聊天。比尔·卡宾说自己一直有个梦想,就是为所有现存的谷仓出一本影集,只是他还不能立即投资去做。他请经常外出拍摄风景的大卫留意一下,假如顺路看到这样的谷仓,就先拍一些下来。他给了大卫110个谷仓的位置。6年以后,大卫拿着一些谷仓照片和调查结果,告诉比尔·卡宾,还像点样子没有全部坍塌的谷仓,不到100个了。

比尔·卡宾凝视着这些照片,15分钟后,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做。

几天后,大卫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大包老旧的明信片,每张明信片上,几乎都贴着一张小小、已经发黄的“石头城谷仓”的照片。这是几十年前克拉克寄回给喀特先生的广告记录。原来,当年克拉克每做完一个谷仓,就会为新完成的广告拍一张照片,并且记录谷仓的主人和位置。大卫告诉我们,这些照片透出的历史感,深深打动了他。此后,他尽可能抽出一切时间,以一个摄影艺术家的眼光,打量和拍摄这些“石头城谷仓”。2年后的1996年,大卫跑了3万5千英里,造访了500多座“石头城谷仓”的遗址,在14个州里,在大大小小的公路边,发现了现存的255个谷仓,可是,还没有坍塌的,只剩85个了。

我们听着这个故事,又想起我们老朋友阿兰·南斯和他画的老谷仓。他们在做着一件同样的事情,为一方土地描绘一部民间历史。他们都不是专家学者,他们只是热爱自己生活的地方。

就这样,我们的书架上又多了一本由大卫给我们签过名的摄影集:《石头城谷仓——一个过去的年代》。





洗不掉的血迹

——塞勒姆小镇和审巫案

从波士顿出来,沿95号州际公路往北开,不多久就可以看到通往小镇塞勒姆的标志了。塞勒姆是海湾边的一个老镇,她的历史几乎和英属北美殖民开发的历史一样长。1620年,“五月花号”载着第一批清教徒在附近的普利茅茨上岸,才5年后就有人在这个地方定居了。如今这个小镇就以它的早期建筑吸引游客。为方便外来的游客,小镇的人们在老城区街道上画了一条半尺宽的醒目红线。人行道上的这条红线,曲曲弯弯长达将近3公里,沿途尽是值得一看的老房子,门后藏着历史典故。说它是美国最老的小镇之一,那是当之无愧的。

塞勒姆这个小镇,它的名字几乎每个美国人都知道。我不知道在美国还有哪个小镇有它那样家喻户晓的名气。不过,这么大的名气,不是来自它在早期清教徒开发史上的地位,也不是来自于它精心保护的老建筑老街道,而是来自于300年前这儿发生的一系列法庭审判案,来自于这些案件在美国人心中投下的阴影,虽然案件发生的时候,还没有美国这个国家。

这就是写进了每一本历史教科书的“塞勒姆审巫案”。

一、塞勒姆怪案

300年前,在塞勒姆镇西北还有一个塞勒姆村,现在叫做丹佛斯镇。1688年,塞勒姆村的教堂请来一个叫帕利斯的牧师。这个牧师是从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搬来的,带着妻子、6岁的女儿蓓蒂、一个侄女和一个黑人女奴蒂图巴。

1691年漫长的冬天,又冷又阴,牧师的女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她行走跌跌撞撞,浑身疼痛,还会突然发作痉挛,表情非常恐怖。随后,平时和她形影不离一起玩的一共7个十几岁少女相继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本地的医生试了各种方法均无效,只得说,这种病症可能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造成的。在那个时候,这种说法就暗示着有人使用了巫术,使这些少女中了邪。而这些少女的举止也变得怪诞离奇,她们结成一伙,形影相随,互相重复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或者突然尖叫,又突然歪歪斜斜地摆出僵硬静止的姿态,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些少女的奇怪病症没法解释,猜疑和不安开始在人们脑子里发酵,酿造着恐慌和流言蜚语。他们必须有一个解释,而在300年前,这个解释看来只能是巫术。那么,谁在用巫术使邪呢?

人们首先怀疑的是帕利斯牧师从巴巴多斯带来的女奴蒂图巴。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传说,事实上,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传说的,说热带的巴巴多斯盛行种种巫术。巴巴多斯黑人的外貌、女奴的卑贱地位,都使得蒂图巴成为最容易遭受怀疑的对象。人们要这些“中了邪”的少女揭发,是谁对她们施了巫术,她们果然揭发是女奴蒂图巴,还有一个女乞丐和一个孤僻的从来不上教堂的老女人。

这三个女人,恰恰都是少女们平时不喜欢的人。

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向县政府投诉,县里安排了一次听证会,让这些少女和被指控的巫婆对质。1692年3月1日,听证会在村里的酒店举行,但是来了几百个村民,只好转移到村里的“会屋”。少女们活灵活现地讲述,这些巫婆都带着一个光圈,她们看到巫婆的光圈就“中了邪”。当把那三个女人带到会上的时候,这些少女果然一看到她们就发出惊恐的尖叫,然后摆出歪斜僵硬的姿态,凝固不动了。

随后,有些村民提供了一些他们认为也是巫婆作祟的现象:他们的牛奶和奶酪无缘无故地坏了。有一个女人来看过一家的牲口以后,牲口就生下了一个怪胎,等等等等。这一切,对于村民们来说,似乎毫无疑问是巫婆作怪的结果。如果不是巫婆作怪,那又会是什么呢?主持会议的官员一遍一遍地讯问那三个被指控的女人:你是巫婆吗?你见过恶魔吗?如果你不是巫婆,为什么那些少女见到你就中了邪?

终于,这个案件出现了一个缺口。那就是头号嫌疑蒂图巴。一开始,她还拼命地辩解,说自己和这些奇怪现象没有关系。后来,她明白自己是逃不过了,她一味抵赖也没有用,而巫婆是要被处死的。为了救自己,她答应弃恶从善,揭发恶魔。她承认自己是一个巫婆,恶魔从波士顿来,是一个高高的男人的样子,来和她接头。恶魔有时候装扮成一条狗,有时候装扮成一头猪,恶魔要她签下字来,在村子里作祟行邪。然后,她当场还揭发了另外四个巫婆,她说,她们能够像传说中的魔鬼和巫婆一样,在没有月亮的黑夜,或者冬天潮湿的浓雾里,骑着扫帚飞来飞去。蒂图巴的坦白和揭发打消了所有人的怀疑,人们突然都明白了,在他们周围,有恶魔发展的代理人,那些巫婆巫汉,在危害他们的生活。

如今,这个会屋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原址,福列斯特街和霍巴特街的交叉路口,人们立下了纪念标牌,纪念这一不幸事件的开端。

随后不久,马萨诸塞的总督费普斯从英国回来,他听说塞勒姆村的巫婆弄得人心惶惶,决定尽快采取法律行动。他下令组成正式的审判法庭(Court of Oyer and Terminer),把审判地点转移到县政府所在的塞勒姆镇。“塞勒姆审巫案”正式开始了。

在这个法庭上,共有5个法官,都是当地德高望重显赫一时的大人物。经过一番讨论,法官们决定,“中了邪”的人声称的,看到了巫婆身上的光圈的证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为了验证,他们还决定在法庭上进行“触摸检验”,就是命令巫婆嫌疑人当庭触摸声称是“中了邪”的人,看是不是发生了意料中的事。一些怀疑自己受到巫婆作祟伤害的人,说自己身上的红肿,或者任何不能解释的印痕,都可以作为巫婆伤人的证据。

被揭发出来的巫婆立即给关押了起来。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周围平时看起来没啥两样的老实巴交的人,其实骨子里是心怀恶意的巫婆巫汉,这些巫婆巫汉早就在寻觅机会,要加害于人。这些不可思议的怪事原来都是因为这些暗藏的巫婆巫汉在施法。这可太危险了,太可怕了。一旦处于这样的惊恐心态里,人们好像被恐惧挟持了,对最为荒诞不经的事情也会深信不疑。

受指控而关押起来的人发现,事情糟糕了,她们陷进了一个怎么也说不清的境地,弄不好就会给莫名其妙地吊死。为了避免这个命运,她们一个个走上了蒂图巴的同一条路,承认自己是巫婆,揭发别的恶魔和别的巫婆,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她们弃暗投明、隐恶从善,甚至于夫妻互相揭发,女儿检举父母。有人被揭发为巫婆的时候,家人纷纷表示“划清界线”,赞同惩罚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第一个受审判法庭审判的是村妇布列吉特·毕歇普(Bridget Bishop)。1692年6月2日,在法庭上,一个农夫作证说,他看到毕歇普偷了鸡蛋以后,把自己变成一只猫溜走。有两个村妇,其中一个显然有精神病,都宣称自己是巫婆,说毕歇普也是她们巫婆中的一个。还有一个村民说,毕歇普夜里来到他的屋里拷打他。有几个声称自己受巫婆作祟的少女作证说,她们看到毕歇普就感觉中了邪了。甚至有人声称,把毕歇普押解到法庭的路上,只要毕歇普眼睛注视过的房子,就会有一部分墙倒塌。这些天方夜谭般的指控都让法庭作为证据接受了。陪审团判定毕歇普有罪。有一个法官桑顿斯泰尔反对这样的审判,愤而辞职。而毕歇普坚持宣称自己是无辜的。

毕歇普被判处死刑,1692年6月10日,她被押往绞架山(Gallows Hill)吊死。7月19日,又有5个被审判法庭定罪的巫婆送上绞架山受刑。

受到指控的人,面对漫无边际的控诉和证据,求生的惟一机会就是认罪,并且揭发别的巫婆巫汉和恶魔。但是还是有人即使面对死刑也不愿承认罪过,不祸及他人,他们最终只能在绞架山结束自己的命运。1692年的夏天,塞勒姆审判法庭的一系列审巫案,一共把19个被告送上了绞架山,还有4个人死于监狱中。总共有200多人被逮捕和监禁。还有一个叫吉尔斯·柯莱(Giles Corey)的人,他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他和他的老伴都受到指控,而他拒绝接受这样的审判,以藐视法庭的罪名在塞勒姆监狱里关押了5个月。他仍然拒绝走上法庭接受审判。根据中世纪传下来的英国法律,对待这样的藐视法庭者,要施以peine et fort 的惩罚,即用巨石压在犯人身上,直到气绝身亡。柯莱在石头下压了2天后才死去。3天后,他的妻子和其他7个犯人被吊死。

历史证明,这些人全部是清白无辜的。

二、神与魔共舞

到1692年的秋后,审巫风潮像它的突然兴起一样,突然消退了。人们好像不约而同地从梦魇中醒来。塞勒姆镇受过教育的精英首先起来质疑审巫案。波士顿著名的牧师,曾经当过第一任哈佛学院校长的英克里斯·玛泰(Increase Mather),原来也赞成审巫,后来发现审巫案的株连越演越烈,连他的妻子也可能被别人揭发为巫婆了,终于大彻大悟。他发表了《良心案》(Cases of Conscience),被后世称为“北美的第一部证据系统”。他指出,“错放过十个巫婆也比冤枉一个无辜的人要好。”

这些质疑促使总督费普斯下令,审判法庭不能接受所谓看到巫婆的光圈的证词,不能采用当场触摸来检验巫婆的做法,定罪必须要有清楚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在排斥了“坦白揭发”的证据以后,最后一批33个被告,有28个被法庭认定无罪,其他的人后来也得到了赦免。1693年5月,在最初的审巫案差不多一年以后,总督费普斯下令释放所有被指控的人。塞勒姆审巫案结束了。

说来奇怪的是,塞勒姆的审判法庭一解散,巫婆神汉的怪现象也像当初突然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一年前引出审巫案的那些少女,那些奇怪的病症都消失了,后来她们都正常地长大、出嫁,正常地度过了一生。当人们不再一根筋地认定有巫婆作祟的时候,那些不能解释的现象也消失了。

可是,塞勒姆审巫案在北美历史上留下的阴影却一直没有消失,3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和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清教徒这块平静的英属殖民地上,会出现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

人们无法不沉重,为什么会在一个公认有法治的地方,设立了正式的法庭,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而处死了几十个绝对无辜的人?

人们检讨了当时的社会状态,指出清教徒的宗教执着,在相对封闭的社区环境下,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偏执和狭隘,只承认自己认可的东西,只信任自己相信的东西,不见容于任何不同于自己的异端,并且把一切异端都视作邪恶。当年,清教徒在欧洲受到残酷迫害,他们怀着坚毅的宗教信仰,逃离欧洲,来到新英格兰建立殖民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以后,他们也会像当年迫害他们的人一样,不能容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这种要纯洁自己心灵,纯洁世界的理想主义的执着,一瞬间就会变成残酷迫害异端的可怕动力。对神的追求,会变成同魔的舞蹈。正是基于这一教训,现在的人们把司法独立、政教分离,看作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把多元和容忍看作一种必须的进步。

对于塞勒姆少女的奇怪症状,长期来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这是一种集体歇斯底里,多发于比较紧密而孤僻的少女群体,和环境的压抑也有一定的关系。这种歇斯底里症状通常会在一段时间以后消失。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发现,真正的祸首很可能是一种寄生于黑麦的真菌:麦角菌。这种麦角菌会产生一种类似于现在的毒品LSD的毒素。吃了这种受麦角菌感染的麦子以后,抵抗力较低的人会产生幻觉。塞勒姆少女的奇怪症状,其实是一种麦角菌中毒。但是塞勒姆审巫案后来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迫害,其根源却在于当时司法体制和程序的缺陷,在于新英格兰的社会状态,和当时人们的不安全感。

塞勒姆审巫案留给后世的最重要遗产是法庭证据的严格认定原则。在塞勒姆审巫案中,被告和证人的互相坦白、揭发和道听途说都可以作为证据,逼供信是塞勒姆审巫案法庭失控的主要原因。300年前在塞勒姆发生的事情给了人们一个严重的教训,只有经过一定程序认定的确切无疑的证据,方能在法庭上作为陪审团判断的依据。法庭必须排斥那些不经呈证程序检验的证据,排斥非法取得的证据。被告必须享有专业律师为之作辩护的权利。

至于很多人在法庭内外的坦白、认罪和互相揭发指控,其原因虽然很复杂,难以用一句话讲清,这种现象却并不是我们所陌生的。原本无辜的弱者互相指责、互相迫害,大规模地残害同类,是很多地方多次发生过的事情。这种事情在局外人看来十分荒唐,事后也显得不可思议,身处其中的时候却几乎无人可以逃脱,大部分人都会像吃了迷魂药一样,身不由己地参与互相迫害。

300多年过去了。那条从审判法庭通往绞架山的路,还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的地图上清清楚楚地标着。当年牺牲在绞架山上的几十个无辜者,用他们的生命奠定了后世美国司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宁可放过十个,不可错杀一人。

三、历史的验证

在塞勒姆审巫事件中,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逆流而行,公开谴责这种审判。他叫约翰·普洛克特(John Proctor)。普洛克特是一个普通的农夫,还开了一个小酒店。审巫事件一开始,他就公开表示反对,谴责那些歇斯底里的少女是胡说八道。不久,有人揭发他的妻子就是一个巫婆,他立即大声疾呼地为妻子辩护,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对他非常危险,引火烧身几乎不可避免。果然,他家的女仆出来揭发,他也是一个巫汉。

1692年8月5日,普洛克特受到审判。当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普洛克特写信给波士顿的牧师,要求他们干预,要么把对他的审判转到波士顿去,要么掉换审判法庭的法官,因为塞勒姆审判法庭的法官已经形成偏见,审判纯属形式。受这封信影响,波士顿的8个牧师举行了一次会议。后世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是促使塞勒姆审巫风潮结束的一个重要事件。可惜的是,对普洛克特来说,结束得太晚了。8月19日,他被吊死在绞架山上。他的妻子,因为怀孕而挨到了风潮结束,幸免于难。19年后,1711年,他的家人获得了150英镑以作为他被害以及他妻子被囚禁的赔偿。

260年后,1953年,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根据普洛克特被害而创作的《验证》(The Crucible)在纽约百老汇上演。观众和评论界都认为,这是米勒继《推销员之死》以后最出色的作品。对于那个时代的很多观众和评论家来说,毫无疑问,米勒就“重大题材”创作的这个剧本,是对“麦卡锡主义”和“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勇敢回答。

塞勒姆审巫案和麦卡锡主义不同于历史上的民众私刑,它是在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下进行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是这种制度化的权力手里的工具,用来胁迫和挟持民众,冤枉无辜,迫害异己。塞勒姆审巫案的教训是,必须强调法庭程序,特别是有关证据的程序。麦卡锡主义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也正是因为主持调查的是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而不是法庭,因而回避了严格的司法验证程序。塞勒姆审巫事件警告所有的后人,即使在当时当地看来似乎确切无疑的事情,如果不严格按照独立的法庭程序和证据排斥方法加以检验,那么冤枉无辜的荒唐悲剧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在制度化的权力的参与下,罪名是可以罗织的。

1992年是塞勒姆审巫案300周年。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为300年前塞勒姆审巫风潮中的所有受害者恢复名誉。当年的人,不管是迫害无辜的人,还是受迫害的人,都早已在世界上消失了,历史却牢牢地记住了这一迫害无辜的事件。在当年审巫的法官中,有一个人叫约翰·霍桑。霍桑家的后代里,出了一个大作家,那就是写了《红字》的那塔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在说到他这位先祖的时候,他说,在约翰·霍桑的身上,那些受害者的血迹,是再也洗不掉的了。





美国的摇篮

——访殖民时代威廉斯堡

如果有人问,什么地方是美国的摇篮,相信大多数人都答得出来,那是“五月花号”靠岸的地方,是清教徒们在马萨诸塞建立的殖民地。这个回答不错。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就像我们的凤阳小岗村农民的民约一样,表达了民众自治的理念,那就是相信,普通人集合在一起,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管理好他们的公共事务。这种信念和随之建立的地方自治的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之一。这种信念至今没有中断。

不过,这个答案只答对了一半。在美国政治制度中,还有一个传统,一条从来没有中断的线索,那就是尊重以往的制度设置,重视过去的政治管理经验和政治智慧的保守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非常稳定,究其来源,就不得不追溯到北美大陆最早的殖民地——弗吉尼亚。

1606年冬天,在伦敦的弗吉尼亚公司,得到英王授权,组织了一批商人,分乘3条船,前往北美大陆。次年5月13日,他们在如今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上岸,建立了英国人在北美的第一个居民点。13年以后,普利茅斯公司组织的“五月花号”才抵达北方的新英格兰。先来的这些商人,在弗吉尼亚的殖民地几乎是照搬了故乡的法律制度,建立了早期北美殖民地最正规的政府。

以后,为了安全,他们把政府所在地向内陆迁移,建立了一个小镇,叫威廉斯堡。1693年,就在这儿,他们建立了北美殖民地仅次于哈佛大学的最古老的学院:国王威廉和王后玛利学院。从1699年到美国革命成功后的1780年约80余年里,这个小镇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首府所在。在这80余年的时间里,就是在这个小镇上,美国最早的一代既有理想又具务实精神和操作技巧的政治家成熟了,包括乔治·华盛顿、托玛斯·杰弗逊,派屈克·亨利,等等,如果一一列举,几乎就是美国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家的名单。

如今,这个地方叫“殖民时代威廉斯堡”。这儿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真正的摇篮。

一、北美第一镇

威廉斯堡在弗吉尼亚东部靠近海岸的地方,在一南一北詹姆斯河和约克河怀抱下的一个半岛上。这一带集中了殖民时代早期的遗迹,如今被划为国家殖民时代历史公园,但是殖民时代威廉斯堡这个小镇,却是一个民间非营利的历史遗迹保护机构的财产。

访问殖民时代威廉斯堡,交通十分方便。无论从那个方向,按照指示牌下了高速公路,跟着标志走,很容易找到。在小镇外面,先碰到一个十分现代化的旅游服务中心,有电影和录像介绍,有书面资料。汽车一律停在这儿的停车场上。殖民时代威廉斯堡恐怕是美国惟一的一个不允许汽车进入的小镇。

我们在进入威廉斯堡的旅游中心,观看介绍录像影片的时候,一个细节让我感到震动:这里是美国革命的摇篮。影片描述在独立战争之前,两个威廉斯堡人在讨论动荡的时局,一个说,“我最近打算回家(英国)去了,你呢?”另一个回答说,“我已经在家里了。”而正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的变化,为流亡情节划上句号,以主人翁的姿态热爱这块土地,才是威廉斯堡所象征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最终步入美国的前提,也是此后成千上万的各国移民逐步成为美国人的前提。

一旦进入殖民时代威廉斯堡,就好像科幻电影一样,你穿过时光隧道进入了200多年前的弗吉尼亚。漫步在殖民时代威廉斯堡,感觉是非常奇特的。这种奇特感一开始说不上来为什么,只是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这地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种感觉倒不是来自那些打扮出来的18世纪殖民地警官、铁匠、市民或村妇。他们虽然扮演得非常道地,兢兢业业,说起当年的历史来,都用第一人称,好像时光倒流,又回到了过去一样,而且一个个都十分的专业,有问必答,好像他们真的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一样,连说话的语音腔调都是模仿当年的殖民者。可我们知道这毕竟是一种表演。这种感觉也不是来自于那些保护得很好的建筑物。镇中心的大街两旁,几乎每一栋房子都有一番讲究,都有一连串大名鼎鼎的历史故事。例如前面提到的小小的“国王威廉和王后玛利学院”,就曾走出过三名美国总统。在独立战争期间,小镇上一栋被称为魏兹公馆的小屋,曾是华盛顿的独立军队的司令部,而这栋房子原来的主人魏兹,不仅是《独立宣言》签署者托玛斯·杰弗逊的老师,还是美国的第一位法学教授。

好半天以后,我突然明白了,这种感觉来自于这儿给人的独特的视觉印象。你走在殖民时代威廉斯堡的大街上,放眼出去,你就是看不到最近200年里“新”发明的东西。这儿没有水泥铺地,没有电线杆子和蛛网般的电线。大街是砂石铺的,人行道是石块铺的,大到教堂、商店、监狱,小到门把手、窗搭扣,大大小小,点点滴滴,所有的一切,全部是200多年前的式样。这时候方才感到一种震撼。我们真切地站在了殖民时代,站在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首府。

我们参观了当年的总督府,这是一栋两层楼的红砖房,镇上最壮观的建筑之一。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总督府的内部、大厅、楼梯、走廊,所有的墙面和天花板,都用200多年前的亮锃锃的长枪短枪排列成图案,这种特殊的墙面装饰,我们在其他地方还没有见到过。那个时候,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总督就是选举产生的。合众国成立以后,总督一词没有变,但我们却得将它翻译成州长了。独立战争以前,华盛顿是弗吉尼亚的一个民兵军官,也是总督府的常客。就是在这里,当年的华盛顿表示,他要自己出钱征募民兵,带他们前往北方,参加历时8年的独立战争。

在大街的另一头,是当年弗吉尼亚的议会大厦。议会大厦和总督府遥遥相对,很有点像如今联邦首都华盛顿市的国会大厦和白宫的关系。美国人习惯用建筑物来指称政府机构,这里头隐含着对政府结构的精心思考,建筑物的位置和布局象征着权力的区分、限制和互相约束。就是在这议会大厦里,1776年5月,议员们通过决议,派出代表参加大陆会议,由此迈出了美国独立的第一步。

大街上所有的商店都按照当年的式样开张,有些甚至还做买卖,出售的当然是应该作为旅游纪念品的东西。报馆里前店后堂,可以看到当年的印刷机在手工印制报章书籍。当年的邮局也开张着,可以寄出明信片,只不过用的邮票可不是200年前的。铁匠铺里,炉火熊熊,锤声叮当。历史上名气最大的是一家酒店。当年,弗吉尼亚的绅士们到首府来开会或做买卖,夜里就在这家酒店里畅饮阔论,从而酝酿出了和英国决裂的独立思想。就是在这里,1765年,派屈克·亨利慷慨演说,抨击英国强加给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印花税法。“没有代表不纳税”,这一呼声随后响遍了北美大陆。

就是这个小镇,就是弗吉尼亚,不仅向美国革命贡献了它的军队总司令和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不仅产生了《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和第三任总统托玛斯·杰弗逊,这儿也是美国政治制度设计方案的主要来源。1787年,前往费城参加制宪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们,带去了著名的“弗吉尼亚方案”。美国政治活动中的保守主义传统,就从这儿开启。它和北方来自于大都市和大学的更为活跃、更为开明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抵平衡,取长补短,发展出美国社会既不断变化又相对稳定的200多年历史。

这个殖民时代威廉斯堡,即使是在全盛时代也没有超过2,000个居民,却实在是一个值得一看的地方。当夜色降临,我们离开那儿的时候,一开始的奇怪感觉虽然是没有了,脑子里却留下了一个疑问:这芝麻大的一个小镇,怎么会保存得这么好的呢?

二、一个穷牧师的事业

1780年,弗吉尼亚议会决定,将首府向内陆迁移,迁到北面大约80公里的地方,就是后来南北战争时非常著名的城市里士满。威廉斯堡一夜之间冷落下来。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都市化,使得威廉斯堡和美国几乎所有小镇一样,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这种衰落是一种慢性的下滑。由于就业机会少,年轻人外流。居民的年龄老了,生活的节奏慢了,地方上越来越穷了。过了100年,老房子倒的倒、塌的塌,殖民时代的威廉斯堡,眼看着就要消失了。

1902年,威廉斯堡镇上一个历史悠久的教堂,由于经济困难,几乎维持不下去了。教会派来了一个牧师,叫威廉·古特温。他是一个普通的穷牧师,却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也敢想敢干的人。在这个衰破冷落的小镇上,他为自己踩在华盛顿和杰弗逊走过的土地上而激动不已。他下定决心,只要他在这儿,就要设法不让这个“伟大的小镇”衰败下去。可他自己没有钱,他只能四处动员有钱人捐款。

要打开有钱人的钱包,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924年,校小名气大的威廉和玛利学院在北方举行的一次活动上,穿着袖口磨光了的皱巴巴西装的古特温,偶然碰见了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古特温几乎是习惯性地不放过这种机会,立即邀请洛克菲勒访问“历史名镇”威廉斯堡。这个邀请当场就被谢绝了。

4个月后,这位穷牧师到纽约办事,顺便就给百老汇的洛克菲勒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要求富翁给威廉斯堡一栋老房子的保护项目捐款。他后来收到洛克菲勒的秘书一封短信,说洛克菲勒先生的捐款是通过专门的基金会机构进行的,他不会为威廉斯堡破例。

连连碰到这样冰冷而礼貌的钉子,要是常人就不干了,却不会使专门为上帝工作的牧师泄气。第二年4月,古特温又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信,邀请洛克菲勒来威廉斯堡。信里说了,你带着钱包来也好,把钱包留在家里不带来也好,都没关系的。穷牧师的这封信想来是让大富翁有所触动了。古特温又收到了表示谢绝的短信,但是这一次,是洛克菲勒亲自签名的。

第二年,古特温听说,洛克菲勒要出席50公里外汉普顿学院的一个活动。这是一所黑人学院,而洛克菲勒终其一生是以慷慨支持黑人教育机构出名的。古特温再给洛克菲勒写信,邀请他活动以后顺便来威廉斯堡看看。这一次,洛克菲勒答应来了,他和他的儿子大卫一起来到威廉斯堡。

古特温陪着洛克菲勒在镇上转转,介绍那些衰朽但是历史悠久的老房子。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次,洛克菲勒问道,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来保护这些老房子呢?这真是一个等候已久的天赐良机,他连忙抓住这个话题,急得“差点咬下了自己的舌头”。可是洛克菲勒随后什么也没有说。

可是,也许就是从这一次威廉斯堡之行开始,一个念头在洛克菲勒脑子里渐渐地诞生了。以后,洛克菲勒派他的精干助手约谈古特温,还多次要古特温提供一些历史老照片。不久以后,洛克菲勒趁开会路过的机会,又来了一次,和古特温谈得投机起来。他们谈到了这个小镇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谈到保护这个小镇对于未来美国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然而,精于理财的洛克菲勒却不肯轻易打开钱包,他只肯出点小钱要古特温请建筑师画一些测绘图纸。

古特温理解洛克菲勒的心机。要保护威廉斯堡这个小镇,光有钱还不行,还要精心地操作。关键是,这儿仍然是有人居住着的城镇,每一栋房子里,仍然住着当年殖民者的后代。房子是他们的私产。要保护这些历史性的老房子,先得处理好房子的产权关系。

1926年底的一天,古特温写信给洛克菲勒,告诉他,镇上有一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砖房,现在产权落到了原来主人的远房亲戚手里。这远房亲戚在不知什么地方,想立即就把房子卖了,“价格非常低”,开价8,000美元。古特温描述了这房子的情况,告诉洛克菲勒,房子里的墙上,甚至还保存着殖民时代的招贴画!3天后,古特温接到一封电报,“用8,000买下文物”,发报人写着,“大卫他爸”。只有古特温一个人知道,这大卫他爸就是洛克菲勒。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洛克菲勒推出了他的计划,他要古特温用牧师的名义一栋一栋地买下威廉斯堡的房子,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然后开展修复计划,但是他要复原的不是一栋一栋老房子,而是整个殖民时代的弗吉尼亚首府。为了防止房价的混乱,精打细算的洛克菲勒要古特温全盘出面操作,绝对不让外界知道这后面洛克菲勒捐款的背景。

可是,古特温十分了解威廉斯堡的居民。在这些老房子里,住着很多老人,他们一辈子就住在这儿,不可能迁移到别的地方了。把房子买下来是可能的,但是你不可能让这些一生都住在这儿的人离开。古特温就制订了一个办法,叫做“现在买,以后取”,就是用一个慷慨而合理的价格从房主那儿买下房产,再把房子租给原来的房主直到他们安度余生,每年只收象征性的1美元租金。

就这样,人们只看到那个穿着皱巴巴旧西服的穷牧师,进出于那些开始歪斜的老房子,把他们一栋一栋地买下来,却一直猜不出是谁在经济上支持这样庞大的收购计划。洛克菲勒这时候对古特温说,你现在是在为基金会工作了,我可以给你开一份薪水。这一次,是穷牧师高傲地拒绝了大富翁。他说,他是一个牧师,他是在保护“我的历史名镇”,所以他是不拿钱的。

一个庞大的修复保护计划开始了。这个时候,古特温才想到,古建筑的修复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他是不懂行的,必须由专家来进行。早在1926年,波士顿有一个叫佩利的建筑师有一次来这儿游览,古特温陪他在镇上转。在一栋古特温正着手修复的房子前,这位对古建筑修复有相当造诣的专家告诉古特温,古建筑修复的第一步是扎实的研究考证,查明当初建筑的真实情况,然后全盘恢复原样。作为对这个他慕名已久的名镇的贡献,他指着一扇陈旧的门上失落了的门锁留下的印痕说,我会把这印痕原样拓画下来,然后查找到当年这种牌号形式的老锁。他答应捐给威廉斯堡一把当年的这样的锁,原来他也是一个古锁收藏家。

修复计划在30年代大萧条的岁月里全面展开,工作量非常大。有很多房子由于陈旧或火灾已经消失,现在要重新确定位置。为此,专家们硬是一锹一锹地挖遍了整个镇几百英亩的范围,根据残存的地基分毫不差地查明了原来所有房子的位置。凡是原有而后来消失的房子,要按照原样重建,凡是原来没有而后来加建的房子,以后一律拆除。有些房子后来经过改建,已经不是原来的面目,现在要恢复原样,为此甚至派人远渡重洋,到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和牛津大学寻找当年的铜版设计图。威廉斯堡的居民们,很多人提供了自己家里的老照片,老辈人的日记和书信,从中可以查明老房子的真实原样。修复砖房的时候,发现以前的砖和现在的砖颜色有差异,经过再三研究,才查明,必须在老式的砖窑里用硬木才烧得出当年的砖,而不能用现在烧砖的松木。全镇所有的电线都要埋入地下,所有在殖民时代以后才加上去的东西,都要拆除干净。还要在附近各城镇收购一些老房子老家具,以便得到正宗的建筑配件和摆设。

古特温提出,在以后开放的殖民时代威廉斯堡,还要展示当年的手工艺和市民生活,包括弗吉尼亚历史上的缺憾,即奴隶制度的历史事实。1934年,当复原的殖民时代威廉斯堡重新向公众开放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前来主持仪式,朝拜这一美国历史的圣地。当殖民时代威廉斯堡的议会大厦修复的时候,弗吉尼亚州议会全体议员从首府里士满赶来,在议会大厅里举行了州议会相隔150年的又一次会议。

就在这时候,小镇穷牧师古特温的健康不行了。1939年,古特温去世,葬于威廉斯堡。洛克菲勒亲自在墓地里安放了一块纪念牌。殖民时代威廉斯堡这个美国最重要的小镇的历史,由于这位穷牧师的努力而延续下去了。





栗子树的故事

前不久,我们开车去芝加哥。美国中西部传统农区的平原,在身边缓缓掠过。感觉中,好像总是有什么地方不对。猛然醒悟过来,那是因为辽阔的冬天原野上,我们所习惯的南方莽莽苍苍的森林,已经被一望无际的农田所替代了。一撮一撮的树丛成了大片空白中的点缀。我想,这就是“人”在地球上做的事情了。人的生存发展,不断在使这个地球的面貌产生变化,只是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罢了。

我们来到美国东南部,喜欢上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无边无沿的森林。森林的神秘一直使我着迷。我们也曾经在中国的一个北方林区生活过,只是那里过量的砍伐,早已使得超过“一抱”的大树差不多绝迹了。每年冬天要砍柴取暖,在近处已经找不到“出柴”的像样林子,砍柴的路途,必须一年比一年更为遥远地深入大山。森林倒下的地方,密密的灌木站起来。阳刚的山岭变得柔弱。原来听到赫赫有名的山岭的名字,以为自己终于走近了森林,没想到,森林却在后退,后退的速度甚至超过我们走近的脚步。森林重又变成一个梦,似乎触到了它的边缘,却又无法真切地看到它的面容。

一个多年的森林之梦却圆在了这里。这里有松柏,却以落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