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当美国倒下

当美国倒下

0 / 0
How much do you like this book?
What’s the quality of the file?
Download the book for quality assessment
What’s the quality of the downloaded files?
当美国倒下
Publisher:
COAY.COM
Language:
chamorro
File:
EPUB, 110 KB
Download (epub, 110 KB)
0 comments
 

You can write a book review and share your experiences. Other readers will always be interested in your opinion of the books you've read. Whether you've loved the book or not, if you give your honest and detailed thoughts then people will find new books that are right for them.
1

形象决定未来

Language:
chamorro
File:
EPUB, 137 KB
2

当理想掉进茅房

Language:
chamorro
File:
EPUB, 246 KB
目录

Content


前言(1)

前言(2)

导言(1)

导言(2)

导言(3)

导言(4)

导言(5)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1)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2)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3)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4)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5)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6)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7)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8)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9)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1)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2)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3)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4)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5)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6)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7)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8)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9)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10)





前言(1)


很多人对他们生活当中经历的各种变化习以为常。他们出生、变老,然后死亡。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人生道路起起伏伏,不断向前发展。他们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与他人相互影响,以一种平常的态度处理各种新的不同寻常的情况,并且不用付出多大的努力就可以不断增加各种独特的人生阅历。与此同时,前进的步伐和大量自然的或者是人为的周期性问题总是会自作主张地闯进来,迫使人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情况。



但有时这种情况并不是人们所能接受的。举个例子说,如果你问问美国人在美国告别了世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领导者——甚至可以说是各方面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时,他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将会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你,仿佛在看一个长着两个脑袋的怪物。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帝国总是不断易主。在美国之前,就存在过大不列颠、西班牙和荷兰。再往前说,还有罗马。事情怎么可能到现在就会不一样呢?美国时代真的能够成为地缘政治生死轮回模式的唯一例外而长命百岁吗?坦率地说,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事实上,现在有大量证据说明美国作为霸权领袖的日子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了。



曾经作为经济繁荣化身的美国,现在发现自己的经济状况岌岌可危,完全依赖举债以及外国人的善举度日。美元不再是无可非议的保值选择,也不再是被广为接受的交易媒介。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灯塔,照亮了整个世界;在最近的这几年,这个灯塔的基础已经开始破败。与此同时,新兴的国家,比如像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越来越不会对美国听之任之。就连美国长期引以为傲的军事霸权也由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遭遇的失败而引来了一片质疑。



雪上加霜的是,众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位自由世界长期以来的领袖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深受尊重和推崇了。很多生活在中东、亚洲、南美洲甚至西欧的人都拒绝美国的标准、规则、政治目标和文化准则,而更加推崇他们自己的。他们正在变得更加自信和坚决,对自己的生活、工作和管理方式深信不疑,而且认为他们无论作为个人还是民族来说,其全面的潜在能力都不亚于美国式的行事方式,甚至还要好于美国。他们对美国是否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系的质疑也越来越普遍。总之,外国人都在谈论世界秩序的结构性变化,对此,大多数美国人甚至都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现实的问题是,似乎连那些同意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这一说法的人也还没有能够看透这些问题。目前最为典型的情况是,很多人相信无论发生什么变化,从更广泛的角度说,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有人认为,或许事情可能会有些难以捉摸,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成熟的时代。他们深信,对于一种似乎运行得非常良好的体系,不论它的本源是什么,过多的指责和干预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好处。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种认为任何忽然爆发出来的麻烦都可以很快得到解决的错误认识。最终,会有不少人形成一种模糊的概念,认为无论出现什么转变,其结果都会是良性的——或许与几十年前美国从其讲英语的前辈——大不列颠手里接过指挥棒时的情况一样。



但是,现在的情况与那时比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代价也更高了。核扩散、令人惊异的技术进步以及连续十几年的经济繁荣,已经极大地拉平了全球的竞争地位。无数金融和结构的失衡,对能源、食品、淡水以及其他资源的争夺,以及越演越烈的社会和政治纷争,都加大了利益分歧,使矛盾更加激化。综合各种因素,这些问题充分说明,在即将到来的岁月里,这个世界将是一个存在着巨大危险的是非之地。这将是一个充满了冲突、混乱和分裂的时期,个人、团体和民族都将发现他们被困在了一个常常与他人发生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的无情困局之中——有时是别无选择,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身不由己。





前言(2)


身陷于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冲突、资源短缺、后勤保障的中断以及市场和金融机制的崩溃等各种纷繁复杂的局面之中,企业将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更不要奢想什么繁荣发展。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将被迫认真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生活方式、生活安排以及生活的场所。政治结构陷入剧烈的动荡之中,因为地方及区域的领导人不惜以牺牲国家权威为代价来谋求自己的政治; 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狂热分子以及暴徒将与现有的政权机构争夺统治权。核攻击、国内恐怖主义以及其他那些曾经一度被大多数美国人看成是天方夜谭的威胁,将会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实存在。各种各样的偶发事件、流行病以及其他源于经济局势恶化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也将是这样的情况,社会的不安定和犯罪现象将进一步恶化,人们将被迫向自我防卫和自给自足的方向转变。



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即将到来的日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中世纪,他们每天都将面临新的焦虑、完全陌生的风险,甚至有一种影响非常深远的不祥的预感。然而,对于极少数聪明睿智的人来说,他们完全掌握了将要发生的全部情况,而且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为应对即将发生的情况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因此,在后美国时代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他们完全可能达成他们过去连想都不敢想象的金融目标。那些密切关注着时局发展、认真计划并且采取了相应行动的人,有可能获得远远超出他人的不菲财富,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内心会更平和。



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人们当然得清楚事情是怎样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知道未来事情将会如何演变。本书回答了这些问题——甚至更多。从对关键的经济、政治、地缘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自我检讨,到安身立命、保护并维持财富、管理一个企业以及对自己所关爱的人的照顾等现实问题,本书对于如何在这个非常独特的不确定时期取得最好的效果提供了直接和广泛的意见。对那些经不起再次失败的人来说,本书是一本明晰的、全面的指南,将会为你提供帮助,确保你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导言(1)


2007年底,美国媒体报道,当美国在太平洋上举行的军事演习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艘中国潜艇忽然冒了出来。按照英国《每日邮报》记者马修·西克勒的说法,这艘160英尺①长的常规电动潜艇“行进在可以”向美国舰艇小鹰号(一艘载有4 500名军人的1 000英尺长的航空母舰)“发射鱼雷或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小鹰号当时有十几艘军舰和至少两艘潜艇护航。该报纸还在一篇没有引起美国媒体注意的报道中补充说,美国军方的高层人士“只落得个目瞪口呆”。一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的官员说:“后果与‘俄国人发射卫星所造成的冲击同样严重。’”——这里指的是苏联在1957年发射的轨道卫星,这标志着太空时代的开始。



然而美国人井底之蛙的表现并不只在军事竞争领域。《纽约时报》2007年8月的一篇社论,《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一文中重点介绍了两项研究,这两项研究的结果显示,与大家普遍的看法恰恰相反,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首先,按照世界卫生组织7年前所公布的数据,美国在全球191个国家中名列第37位。其次,在广受尊重的共同基金会5月份发布的报告中,对美国的评价是“在与另外5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新西兰和英国——就大多数绩效指标(包括对医疗保健关注的程度以及获得医疗保健的便利程度方面)进行比较,美国都是倒数第一,或者接近倒数第一”。



对于一个很多年以来一直把自己看成是这个集团领袖的国家来说,这些结论是相当令人诧异的。然而,这恰恰是美国表面的经济地位与其长期的金融健康运行之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鸿沟的情况的真实反映。这种情况可以从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J·科特利科夫一篇发表在《圣路易斯评论》2006年七、八月的联邦储备局行业专刊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评论中看出端倪,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美国濒临破产了吗?” 科特利科夫引述了源自7 700万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一直期待能够在他们的黄金年华里获得津贴和医疗保健福利,但是这没有着落的65.9美元成了“财政缺口”,他断言“除非美国尽快采取根本性改变的手段,并且对其财政行为有所节制,否则破产将会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



很多美国人,假如还不能说是大多数的话,都相信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20年前的情况并无二致,当时的情况是柏林墙的倒塌给了美国最后的超级大国地位。有些记忆甚至还可以追溯得更远,回到美国以极大的善意庇护盟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恢复,甚至竞争对手也获得了同等的好处。这样的光环与其他各种证据一起都指向了这样的事实,正如音乐奇才鲍勃·戴兰曾经写过的“世事难料”。事实上,美国正在失去它掌控全球的领导地位,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和委内瑞拉都在主张它们参与管理国际事务的权利。



对于那些具备一定历史常识的人来说,对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展望其实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事实上,当人们认真了解相关国家和帝国的命运以后,你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明天的王者将与今天的不同。那些曾经把一个国家推到世界之巅的有利条件会变成令人难以为继的负担。技术的进步会逐渐拉平所有玩家的起跑线,这种程度有时候非常出人意料。那些曾经落后的国家会更加努力,期待着有一天它们可以领先。有时候,人们可能只是厌倦了旧的,想找点新鲜玩意儿。无论理由是什么,美国的失势和来自全球范围的各种个人、集团和国家对世界支配权的主张,都将会对经济和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情况还不只如此。就像所有波及全球的地缘政治变化所能带来的震撼一样,这并不是世界在未来几年需要面对的唯一重大挑战。那些在导致地缘政治剧变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各种发展力量同时也会加重其他方面的紧张局势,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原材料的紧缺问题。对于经历过煤气价格忽然剧烈上涨的所有美国人来说,情况显然与他们几年前所看到的完全不同。其他重要资源和大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易的商品的价格也是同样的情况。突然之间,曾经很充裕的土地资源优势也变成了过眼烟云。





导言(2)


得益于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多年的经济繁荣增长,现在有更多的人拥有了机会——同时也拥有了这种要求——去享受美国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人民长期以来所享有的一切。例如在中国这样的地方,拥有13亿人口,已经出现了对汽车、空调和暖气系统,以及一种曾经被很多人看成是奢侈品,只能在特别场合才能享用的农产品——肉类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变化也日新月异。数不胜数的人购买了住房、汽车、平板电视和电脑,他们驾车和旅行的里程不断延长,并且一直保持着对消费的高涨热情,仿佛世界永远只可能朝着更加富饶的方向发展。



报应就要来临



然而,现在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将为过去所犯的错误和所做的那些过分的事情而遭到报应。比如,获取支撑一个能源依赖越来越严重的世界的支出和消费习惯所需要的燃料成本更加昂贵,而且也越来越困难。不断增加的对食物的需求已经让全球的生态系统不堪重负,而对人类从远古以来就一直赖以生存的那些资源,获取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水资源的供应和卫生设施不仅没有能够跟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且已经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在过去10年来出现的人均消耗水平的增长速度。



放眼世界,这些关切已经引发了不安定因素、保护主义和骚乱。然而,有证据表明,造成这种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局面的根源有着非常广泛的基础。在经过来自商业领域和政策决策者层面更大范围的一体化宣传和压力下,人们正在向有关全球化和跨境自由贸易区的那种乌托邦式的承诺发起挑战。在那些由不断增加的财富所激起的自信的驱动下,中国人、印度人、俄罗斯人以及其他那些正在崛起的力量不愿再对西方的要求听之任之。很多人都感受到了那种源自民族情感深处的强大力量。好像在忽然之间,人们克制原始冲动的动力多了很多。



新兴国家出现的巨大经济成功,再加上贸易战略、地理条件方面的好运气,以及经济和政治强有力的帮助,也促成了其他发展成果,这些成果也将会加剧前面所说的经济和金融前景不稳定的状况。放眼整个世界,数不胜数的发展不均衡的情况此起彼伏,其中很多是非常出人意料的。一方面,那些出口驱动型的“发动机”以及商品丰富的国家,像中国、日本、俄罗斯、巴西和中东的产油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其中的绝大部分至少到最近为止还是以美元的形式保存。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已经深入到了美国的股票、地产和债券市场,特别是那些政府和有关机构所发行的债券中。



从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这个循环的周期似乎是一种共生的状态,就像是一部永动机。美国政府和居民可以花费超过他们自己支付能力的资金在范围广泛的由其他国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上面。外国的卖主,或者更为形象地说是公共部门的监管人,会将收益重新投回到美国资产上面,帮助保持充裕的流动性、稳定的市场条件以及较低的借贷成本。这个组合会促成一个永无止境的幻象,鼓励各个环节的参与者继续像过去那样工作和生活。花费,借贷,重复。这看起来似乎就是一个为所有人提供了和平与繁荣的太平盛世。



然而,事情最终的发展方向并不太像很多人所希望的那样。美国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债务水平飙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工资提升乏力,美国国内的机会烟消云散,生活的成本忽然上涨到了普通美国工薪阶层难以承受的水平。那种从设在外国的工厂买到贴着美国跨国企业标签的便宜产品的诱惑,使这些公司把自己的生产线搬到了那些劳动力和其他运营成本很低的海外地区,造成了国家生产能力在整个产业链条上的衰弱,严重破坏了未来的发展前景。周而复始,这种依赖性的循环往复蚕食着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支撑基础。





导言(3)


美国地位的丧失



可以肯定,那些一直喂养这头“猛兽”的人也是怨声载道,因为美元资产总体的价值在下跌。无论如何,美国的外贸顺差以及其他经济资源稳定的累积,已经给其提供了稳定的武器,让其能够确保其地缘政治的优势。比如说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在非洲、亚洲、欧洲和南美展示着它们的金融力量。在那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它们已经谈判达成了贸易协定,并且建立了生产和物流设施;它们为当地提供了捐赠和贷款,并且援助基础设施项目;它们也提供高科技防卫能力——一种在这个纷扰不断的世界上越来越流行的选择,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交换现在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那些东西。



地缘政治领域新冒头的这些新面孔在处理与那些老牌大国的关系时所采用的方针越来越强硬。比如在近几年,中国公开表示将对其1.8万亿美元的官方储备进行多元化安排,其目的只是想显露一下谁在真正掌握着美国经济的未来。这个雄心勃勃的亚洲国家也对任何可能破坏其出口战略的举动发出了措辞更加强硬的警告,他们声称,如果需要的话,中国会采取其所谓的经济原子弹——同时抛出它所持有的全部美国资产,不惜任何代价。而俄罗斯在对欧洲能源的供应控制方面越来越随心所欲的做法,以及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颐指气使的行为,并没有遮遮掩掩。



诸如此类的小动作给在西方世界和很多地方不断涌现的憎恶自由贸易和不断增加的跨区域合作的人提供了话柄。在来自全球金融危机和不断深化的经济衰退所产生的副作用的影响下,保护主义的倾向也在加强。纷乱和扭曲的残酷现实给经济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的崇高理想蒙上了阴影。在集体性的政治安排中,裂痕已经出现了。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所达成的货币联盟和货币稳定计划,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现在也广受质疑。从整个世界来看,多边主义已经让位给了地区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



与此同时,关键资源市场内已经变化了的那些动态为不断增多的为获得优势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提供了舞台。《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提出了“零和世界”的概念,他认为生产力提高导致的能源短缺可能会把宇宙时钟拨回到那个收益只能建立在别人的损失之上的时代。对进一步恶化的数不胜数的全球性不均衡——除了已经看到的那些异乎寻常的不均衡——的展望,也预示着未来将会遇到麻烦。近几年在生产力提高方面出现的逆转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动荡、经济规模的收缩以及人口增长的反向趋势,促使逆转发生。



当然,进一步动摇未来前景的因素是美国在各方面优势地位的丧失——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以及军事方面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曾经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因素,其中有两个特别令人瞩目——第一个自然是美国保护伞的存在,这使得大量资源可以进入到和平时期的生产性活动中;第二个是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原则为中心。但是由于对全球的稳定性存在怀疑,现有的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规则和机制遭到了攻击,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出现了问题,发达国家将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品尝这些苦果。





导言(4)


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增长预期。经济变化和打击也会影响其他领域的稳定。事实上,分裂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财富增长的不均衡以及对关键商品的争夺已经在富国和穷国之间造成了紧张和摩擦。长距离的以碳氢化合物为燃料的全球供应链不再能发挥以往的优势,使它在加强全球联系方面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一直努力想通过在表面看似基于平等和公平交易原则的贸易体制来实现巨额收益的国家相对很少,这一事实让人对其他国家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怀疑。过去的成功不仅没能把大家吸引到一起,反而把大家分开了。



放眼整个世界,由经济利益所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煽动起了针对外来者的傲慢和敌意。对多样化的强调催生了对分离的认可。对于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大家曾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在经济繁荣快速增长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对低成本劳动力似乎永不满足的需求,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却忽然成为愤怒的抗议活动中千夫所指的目标。在像南非、意大利和美国这样的地方,与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一直存在着惩戒、掠夺和驱赶外国人的很草根性质的传统。四处蔓延的焦虑情绪也激发了更多的呼吁——要求做出更多激烈的政治反应。在美国,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的忧虑与怨愤,让孤立主义的倾向得以在这个时候大行其道。



应对美国时代的结束



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这些各不相同的发展问题对每个美国人的经济前景都形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威胁,特别是对于那些一直相信未来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的人来说,问题尤为严重。急剧变化的时代需要新的方式来处理每天的日常事务。人们需要把生存将会持续处于风险之中的这种可能性考虑在内。很多人将被迫在找出能够适应和熬过这段时间的新方法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人们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燃料、食物和水——需要比以前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也远比以前困难的时候,人们将不得不对生活的安排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类似乎是第二本能的东西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



那些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将不得不对他们在哪里生活、怎样生活、他们依靠谁生活,以及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有些什么选择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操更多的心。他们现在也需要对预计未来将会出现什么剧变、需要采取些什么步骤有所考虑。比如,在恶化的公共财政、司空见惯的企业破产,以及崩溃的基础设施共同导致犯罪增加、社会安全网络遭到破坏并且使关键的服务——包括医疗保健——越来越难以获得的时候,健康安全将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在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正在加剧,而且国内外的利益集团都在不择手段地想在竞争中赢得先机的时候,世界也正在变成一个更加险恶的地方。



就算不能说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的企业将很快会发现,现有的这些模式不是不可避免地被打破,就是必须进行重大的重组,以应对那些与更加不确定而且也不稳定的营运环境有关的风险和挑战。与全球化时代不同,更大并不一定是更强。事实上,在灵活性和快速反应成为一种必备素质的时候,大型企业所拥有的更像是一种严重的劣势。当薪水负担不断加重、厂房和成本也不断增加,而且所承担的财务风险超过了潜在收益的成本和风险的时候,为增长而增长的策略将使企业走向衰败。





导言(5)


物流体系的瓦解、边境局势的日趋紧张、地缘政治不稳定程度的加剧、关键投入比如水和能源的成本上涨,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紊乱状态的上演,已经将过去关于怎样提高效率和促进增长的理论打得千疮百孔。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那些曾经可能增加了成功概率的方法,包括及时库存管理、对冗长而复杂的供应链的开发,部分功能外包到其他地方的决策,将会出现动摇。更为严重的是,公司的所有者及管理者不仅没有能够积极地专注于削减业务来减少成本,反而为了在灾难降临时能够继续在生意场上生存下去,被迫在哪些可以放弃、哪些必须掌握在手中这样的问题上力求达到一个很微妙的平衡。



不用说,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人在保持和扩张财富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大。不仅是经济和金融条件造成了近现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最变幻莫测的贸易环境,而且那些看起来正确的决定在突发情况介入的时候最终变成了灾难。很多层面上表现出了这样的情况,比如把赌注压在看衰美元上。然而,在一个充满了动荡以及地缘政治冲突不断激化的时期,从投资于其他货币、市场以及经济体或者将资金转移到其他货币、市场以及经济体所引发的风险,可能抵消掉所有可能的收益——最起码也要抵消掉一部分。让人觉得难以理解的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占有其他人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在一个所有东西忽然间变得唾手可得的时候,有些东西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去碰。



最后,前方的道路可能充满了无数的没人能够轻视也没人能够幸免的危险——无论现在的情况怎样。可能更加糟糕的是,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地步的那些发展变化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一个新的、更具挑战性的环境,并不只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暴风雨。不要奢望局势能够恢复到往日的情况,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投资人,将不得不习惯于一种“新的常态”,在这种局面下,只有那些灵活、思想开放、随机应变以及完全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人能够幸免于难,并能够立于潮头。那些不愿意认真考虑这些威胁的人将面临变得一无所有的风险。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幅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的完整的、特别的路线图。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1)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您是在寻找和平,如果是在为苏联和东欧寻找繁荣,如果在寻找自由,请走到这道大门来。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道门。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拆除这道墙!”



——罗纳德·里根总统





1987年6月,当美国的第40任总统在博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的基座上发表讲话的时候,空中有闪电掠过。博兰登堡门就矗立在把柏林分成东方和西方的那座世人瞩目的水泥墙的附近。很多人都认为里根那篇现在仍闻名于世的讲话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以及前苏联的灭亡。此后不久,美国就成了孤独的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



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颐指气使,以及其发展成为一个似乎没有任何敌手的当今“帝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事实上,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美国展示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实力和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美国不仅在联军击败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轴心国的战斗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而且在重建战后千疮百孔的经济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仅帮助了朋友,也帮助了敌手。



无论是自愿还是勉强默许,几乎世界各国都认同美国在那场毁灭性的冲突后几十年中所提出的报价,尽管援助通常都带有其他一系列条件。与财政和其他援助一起到来的还有安全和稳定的承诺,这种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令人畏惧的美国核武器以及美国在几乎所有大陆积极扩张的军事存在的支持。



通过提供经济学家们所描绘的“公共商品”,保持政治稳定以及作为最后手段的世界警察,美国促进了各国间的一体化进程——全球化,而且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世纪提供了保障。很多国家也通过相对比较开放的进入美国市场的途径而获利颇丰——美国市场一直到欧洲联盟建立起来之前都是利润空间最大的广阔市场。按照《华盛顿邮报》的罗伯特·J·萨缪尔森(Robert J. Samuelson)引用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告别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一文中的说法,从1950~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了6个百分点”,而“全球贸易增长了20倍”。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难看出,从历史的角度看,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一直都不太愿意挑战美国的霸权——或者那种被现代评论家描绘为“单极”的世界。现在有很多证据表明,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态度处在变化之中,同时也证明了美国当局正在因为深陷几处战争泥潭难以自拔而被质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那两场代价非常昂贵而且遥遥无期的战争,已经暴露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局限。美国显而易见的外部失衡以及毁灭性的金融危机,已经影响了别人对其在经济事务上的领导力的认同。很多国家在它们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时候,自觉自愿地在谈判席上坚决抵制美国,或者干脆把美国在谈判席上驱逐出去,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



军事与财政的危险



这样或那样的因素表明进行地缘政治清算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从过去的种种预兆中还可以看到其他的证据。比如像写过《罗马帝国的衰亡》(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爱德华·吉本斯(Edward Gibbons),以及《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的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都发掘出了为庞大帝国贪得无厌的前任领导敲响警钟的典型警示,而且这些过气的领导者都错误地认为自己所坚信的能够长久。



其中最常被引用的警示之一是“过度的帝国扩张”,学者兼作家弗雷德·霍利德(Fred Halliday)把这种情况描绘为“政治和战略目标以及经济和财务现实方面的错误搭配”。这样的例子还有罗马和大不列颠,这两个帝国都曾以高昂代价占领了地域辽阔的帝国,而正是这个举动为它们最终的灭亡播下了种子。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情况来描述美国吗?有些人可能会说不行。除了种种理由之外,他们可能会指出的一个事实是,按照正式的政府报告,2008年9月30日结束的这个财政年度,美国的国防支出为643.9万亿美元,只占GDP——也就是这个国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4.5%,低于数十年来的中数值6%,更远低于越南战争年代的最高值9.4%。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2)


但是,像历史学家以及《复仇:美洲共和国最后的日子》(Nemesis: The Last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一书的作者查尔梅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所认为的,大量与军事目的相关的数据并没有收录到国防部的统计数据里。按照他的算法(他把全球反恐战争的花费、美国国务院给外国的军事援助预算、退伍军人事务部花在伤兵身上的费用,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项目开支包括在内),实际的数据至少是1.1万亿美元,或者说是占GDP的8%。



然而,即使报告数据没有被极大地低估,其他的证据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过度扩张的图景。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会的说法,美国2006年的军费支出几乎等于其他所有国家军费支出的总和——占了全球军费总支出的46%。 统计数据也支持了帝国已经异乎寻常的“幅员辽阔”的说法。比如,美国国防部的数据表明,美国在全球各地的130个国家拥有737个军事基地。按布朗大学的教授兼作家凯瑟琳·鲁兹(Catherine Lutz)的说法,“军方拥有(或者租赁了)超过2 800万英亩的土地,以及价值6 000亿美元的不动产”。查尔梅斯·约翰逊指出,这些还不包括位于美国本土及其领地内的6 000个基地。



雪上加霜的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长期战争的过程暴露了美国在能源获取方面的紧张程度。2006年1月BBC新闻报道中说,“美国军事实力‘进入了临界点’”,它引用了两项研究——一项是前克林顿政府官员的,而另一项是五角大楼自己的——警告说美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进入了非常危险的过度扩张阶段,主要是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行动的规模所致”。在2008年由《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以及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对3 400名最高统帅部在职和退休的军官进行的一项调查的基础上,生成了“美国军事实力指数”,结果发现,返回的问卷中60%的人认为“美国今天的军事实力弱于5年前。在所提供的理由中,半数以上的人认为是因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那些冲突所要求的军队的部署速度……接近90%的人说他们相信伊拉克战争的需要已经‘把美国的军事战线拉得过长——长到了危险的境地’”。



帝国退位即将到来的另一个迹象源自一个似乎很棘手的不负责任的财政模式,以及不断加重的经济恶化情况,而且美国国民生产经常低于过去几十年以来的水平。可以肯定的是,历史学家已经说明了经济活力与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事实上,很少有人质疑美国的全球地位一直得到了军事实力支持的说法,而这种军事实力又主要得益于其过去所获得的巨额财富。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生产了大约全世界商品的一半,这使得美国军事权威的建立成为可能。从那时起,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开始慢慢受到了削弱,部分原因在于世界各地出现的迅速增长势头,同时也由于实施了鼓励将工作和生产外包到低成本地区、过度强调金融工程以及日趋腐朽的工作伦理的政策。



国家的财政健康不只是遭受了重点缺失和“挖空”我们产业基础之痛,而且这些情况当中的很多部分传统上曾经被看成是实力的象征,有的甚至曾被当成是一种实力。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也已经染上了过度消费和过度借贷的毛病,这种毛病长期以来被看成是那些病入膏肓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垂死挣扎的帝国的一种显著特征。例如2007年经常项目账户赤字占GDP的5.5%,比上年创纪录的6.6%有所下降,但是无论如何还是非常严峻。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面临着这样的事实——持续且不断扩大的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财务失衡需要每天流入20亿美元或者更多的资本,其中的大部分为从中国、日本以及中东产油国这样的国家的借款。美国财政不稳定的情况还可以从我们的国际资本投资净值的排位看出端倪,这个指标衡量了美国拥有的外国资产以及外国人拥有的美国资产的差额。在最近的一次计算中,这项指标出现了占GDP大约20%的赤字,这是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高值,与20世纪80年代的盈余比较起来差距更大。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3)


其他的数据也都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丧失了财政平衡的国家的形象。比如,在2007年底,总的公共和私人债务达到了异乎寻常的GDP的340%,这个统计的来源是美国联邦储备局和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而且远远高于保持了几十年纪录的大萧条时代出现过的最高值265%。没有变化的经过通货膨胀率调整的工资,恶化的家庭资产负债表,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毁灭性的而且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其他问题,只会带给人们更多倒退和衰退的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听到2008年2月盖洛普民意调查(由莉迪亚·萨阿德报道)的结果——有40%的美国人相信中国是“今天世界上起领导作用的经济大国”的时候,就不应该感觉诧异了。只有33%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这个数字远低于8年前那种绝对优势的数字。



标志着昔日帝国进入垂暮之年的还有那些被描述为代表文化、伦理和道德沦丧的传染病,尽管这些方面的情况并不容易进行量化。有时候,只能以“眼见为实”来衡量。但是,人们想不看到这些证据都很难。简单一点说,美国已经开始“疲软”了。人们更喜欢旁观或者装聋作哑,而不是出手相助。与此同时,教育的水准降低。按照“PISA 2006”,即2006年国际学生评价项目,一个对世界上15岁青少年三年一度的调查。在57个国家的总评价中,美国在科学方面名列第29位,数学方面名列第35位。一项2008年由公共核心网(Common Core)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美国人生活在“对历史和文学‘令人惊异的无知’之中”。《纽约时报》的山姆·迪龙在题为“调查发现青少年对基本历史和文学问题知之甚少”的文章中对此做了报道。



社会的道德标准也在下滑。对年长者的礼貌和尊敬已经被丢弃一旁,取而代之的是粗俗的言辞、谋财害命、对权威的广泛蔑视以及YouTube上的展示癖。合理的争辩被恶意中伤所取代,对话被谩骂所淹没,事实和基本原则被感觉和幻想所侵蚀。目前还存在以信仰为基础的政府立法和行动,试图用特创论①的教旨来代替达尔文的科学学说。按照作家苏珊·雅克比(Susan Jacoby)的说法,有一半的美国成年人相信有鬼,1/3的人相信星座,4/5的人相信奇迹。一项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有一个更为惊人的发现——5个人中就有1个认为太阳围绕着地球转。



我们的医疗保健体系也成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国家的真实情况的写照。尽管我们长期以来一直骄傲于这样一个想法,认为美国是名副其实的最好的地方,然而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包括前面所提及的调查——情况其实大相径庭。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在工业化国家里是最高的。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人中胖人的比例几乎翻倍。将平均预期寿命与花费在医疗保健的人均费用进行比较后,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图表上的位置非常显眼,但遗憾的是并非在正向上。



反美情绪



在对21世纪的美国和罗马帝国最后日子进行的一些比较似乎特别有说服力,尽管现在的进步出现在更加成熟的时代里。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他的文章《帝国的没落》里认为,我们用赛车、电子游戏以及逼真的电视代替了面包和马戏(当然持这种观点的还大有人在)。实际上,这些不只是警示标志。其他的证据也说明,美国发号施令并主宰全球事务的实力和能力也在衰退,这是大多数美国人在他们一生中从来都无法想象的。



总的说来,一个国家的实力分为两类,两者相辅相成。第一类为软实力,它源自国家的声誉,长期以来所积蓄起来的善意、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榜样的力量,引领其他国家,让它们自然而然地跟随我们的脚步。外交政策专家兼作家约瑟夫·耐尔(Joseph Nye)将这个概念描绘为“通过魅力而不是压迫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用语言而不是行动来发挥影响力。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4)


然而,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作为灯塔和很多经济及文化活动的领导者的情况现在正在改变。很多人谴责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灾难性的军事冒险,也谴责那些新发现的野蛮折磨及丑闻,比如在伊拉克阿布–格里布监狱的虐囚事件。也有人把它归结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傲慢情绪,一种单边的决策机制以及一种过分自得的优越感,特别是在乔治·W·布什的两个任期内。也许,它反映了一种累积的不满情绪,对那种在民主社会中忽左忽右摇摆不定的情况的不满。



无论原因是什么,有很多情况似乎都表明美国的地位岌岌可危。比如, 2007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发现,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的不信任在增加。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3个国家中,有26个国家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形象与2002年相比“满意度下降”,主要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源自它那种采取强制性、进攻性行动和单打独斗的意愿,以及人们对这个国家混乱的对外政策不断增加的担忧。另一项由哈里斯研究中心(Harris Research)为《金融时报》所做的调查(由丹尼尔·董贝和斯丹利·皮格纳尔报道),显示了欧洲认为美国是“对世界稳定的最大的威胁”。



约瑟夫·耐尔在瑞士达沃斯出席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他的态度更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为《哈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所写的一份简短评论中,他提到了德国的第一任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她的讲话中重点谈到了软实力的重要性。但是当天我最大的收获,”耐尔写道,“是有一位资深的亚洲外交人士告诉我说,在他所有的经历中,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美国的软实力处于如此低潮之中。用他的话说,只有以色列、印度和越南对美国有正面的评价。”



随着对这个已经矗立了很久的超级大国的尊敬的丧失,竞争对手的反美言论也变得越来越口无遮拦——而且他们听众中的知音越来越多。例如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2006年在联合国的演讲中(《华尔街日报》的小尼尔·金(Neil King Jr.)在《反美主义在联合国获得巨大成功》一文中报道),当他把乔治·W·布什总统称为“魔鬼”,把美国比作是一把“高悬在我们头上的利剑”的时候,“赢得了在场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笑声和欢呼声”。



类似的一幕出现在2007年2月第43届慕尼黑泛大西洋安全政策大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讲话中说:“一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所有的方向上都超越了它的国家边界。”《地球的血液:争夺世界上正在消失的石油资源》(Blood of the Earth: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s Vanishing Oil Resources)一书的作者迪利普·西洛(Dilip Hiro)在TomDispatch.com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谴责‘单极世界’的理念时,普京补充道,‘不管你怎样美化这个说法,到了最后时刻,它所描绘的就是这么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下,只有一个权力中心、一个军事中心、一个决策中心……就是一个只有一个老板、一个君主的世界。这是非常有害的。’”按照西洛的说法,普京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政要的认同”。



被侵蚀的货币



但是,正在遭受破坏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影响力和全球地位。美国的核心能力——那些被地缘政治分析师描绘为“硬实力”的东西——也正在遭受攻击。硬实力主要是指美国的军事实力,尽管也包括美国可以处置的其他关键资源,比如我们印制的截至目前还一直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纸币,它具有一种广为认同的财富储值以及交换媒介的功能。历史已经证明金融手段和权力格局是紧密相关的。例如,如果没有获得低成本融资的途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确保长期维持一个全球帝国的开销而又可以不掏空大众的钱袋子。



出于同样的理由,像尼尔·弗格森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在研究中脱颖而出,他们证实了健康的财政体制在维持超级军事地位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然而,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教训在20世纪这个超级大国的领导层中已经逐渐被淡忘了。在20年的历程中,永无止境的预算增长以及贸易失衡已经将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对它那些走上了类似的挥霍无度道路的前辈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准确地说,美国现在主要依靠的是那些政治、军事和社会的观点不一定与我们一致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这种情况很自然地限制了政策制定时的选择范围,而且让美国暴露在可能性极大的经济危机的危险之中。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5)


但是,这种依赖性还不是使我们易受攻击的唯一原因。一直到最近,我们很多大规模的融资需求一直都是通过外国中央银行购买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资助的机构所发行的债券的方式来满足的,而发行债券的条件是它过去的含金量,而不是其未来可能的价值——在过去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种货币的价值已经蒸发了1/3。事实上,美元弱势已经迫使我们最大的债权人蒙受了巨大损失。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反思以美元为主的外币储备结构。传统上,这些储备一直用来支付进口的账单和当市场出现混乱时进行对冲。在这些国家中,中国由于其积极的出口导向型政策而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



2006年10月的《市场观察》报道说,俄罗斯中央银行继几个月之前对由国家控制的石油稳定基金(Oil Stabilization Fund)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改造后,准备在其外汇组合中通过把日元的份额从零提高至几个百分点来拓宽其储备货币的种类(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多样化也可以说是打击了美元,提振了日元)。2006年的早些时候,中国暗示计划“让其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跳出单一美元和政府债券,进行多元化安排”,这个说法来自由乔夫·戴尔和安德鲁·波尔斯撰写的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题为“中国发出将美元从其储备中移走的信号”的文章中。



竞争对手推动了美元在跨境贸易以及作为主要全球性商品作价基准使用中被边缘化的命运。在2007年11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峰会上,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再次重复了其早前提出的非美元定价的OPEC石油交易以及建立OPEC银行的呼吁。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以及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对将石油价格与货币篮子挂钩的提议表达了声援和支持。另外,那些传统上将货币与美元挂钩作为达到经济稳定手段的国家,已经开始考虑替代方案。这是因为美元持续走弱已经开始导致人们不愿意看到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2007年12月由阿姆布洛斯·伊万斯·普瑞查德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26名主要的沙特阿拉伯神职人员呼吁沙特阿拉伯这个是美国几十年盟友国家的领导人放弃其“紧盯单一美元”的货币政策,这被报纸描绘成了对抗美元的“法特瓦”(Fatwa)——一道宗教敕令。在一个月之后,《金融时报》的西梅翁·科尔报道说,为美国军方在中东地区提供最大军事基地的卡塔尔,也在考虑切断与美元的联系。从官方渠道得到的数据表明,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说法,全球储备货币中美元所占的份额从1999年第一季度的81.1%下降到了2007年第三季度的63.8%。



其他因素也让大家对美元的未来所存的疑虑进一步深化。几年前,愿意拥有美元并且在美国投资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一直对这个国家的结构性支持体系(包括它的金融体系)充满信任。然而,这个信念遭受了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机构中出现的毁灭性信贷危机和严重的金融灾难的严峻考验,这些机构的财富曾经被看成是美国全球霸权影响力的反映。为数众多的美国大银行在2007年年底对亚洲投资人毕恭毕敬的景象并没有传达出一种令人放心的稳定和强大实力的信号。2008年秋季美国对最大的抵押贷款放款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过去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的美国国际集团所采取的救市行动,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事实上,按照2008年10月路透社一篇由罗伯·泰勒所写的题为“加拿大被评为世界上最可靠银行体系:调查报告”报道的说法,在世界经济论坛对银行系统的评估中,美国名列第40位。



评论员们断言,这种情况的影响超出了经济层面的考虑,因为身陷困境的美元成为“破坏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帮凶。这种说法来自2007年12月《金融时报》上一篇由丹尼尔·董贝所写的题为“美元贬值使美国面临外交惩罚”的报道。“‘这是美元衰落过程中被人遗忘的维度,’乔治·W·布什总统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弗林特·勒夫雷特(Flynt Leverett)说,‘过去关于美元衰落的说法几乎都是用经济的观点来表述,但是货币政策确实非常重要,而且是能够让美国长期保持霸权的部分原因,这种情况与之前的英国如出一辙。’”事实上,奢望一种不稳定的货币不会在很多领域引发别人对美国领导人某些方面的质疑,根本就不现实。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6)


霸权的末日



当然,那些不同意美国这个明星的光芒正在褪去这一说法的人会很快将讨论引到这个国家的军事能力上来,这个做法一点都不会令人奇怪。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很少会有人否认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超级大国拥有着世界上最致命的技术和最先进的军事武器。但是,美国真的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天下无敌吗?首先来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已经暴露出了这个国家军事实力方面的深深的裂痕。说得具体些就是,美国应对恐怖行动显然无法通过打击某些国家来达到目的。



曾经出任美国两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对此有过很多表述。“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权力的性质已经改变。我曾经常说,我们的国防和情报机构在应对20世纪的军事威胁方面仍然游刃有余。”他在2007年7月为《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所写的评论中写道:“但是,正如我们在伊拉克所发现的,我们被一个甚至算不上有组织的政府反对派拖入了肉搏之中。这种时候,我们的航母战斗群、我们的重型坦克师、我们的卫星成像系统——所有这些兵力以及打击传统的超级大国对手挑战的能力支柱——派不上太大的用场。”事实上,这一说法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2008年9月在国防大学举行的军官晋升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这是来自法新社在“盖茨警告要关注对美国军事实力的限制”的报道中的说法。



除了美国军事实力是否能够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的问题,人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储备去满足所有的愿望——或者说需求。例如,2007年6月《经济学人》上一篇题为“步履蹒跚的霸权”的报道中声称,尽管美国在全球拥有150万男女武装士兵,军队的数量还是不足以满足履行义务的要求,也不可能“使军队随时准备应对各地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这本杂志补充道,很显然,“美国需要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



已无须再多说,与不断攀升的赤字、创纪录的借债、脆弱的货币以及日益深化的经济灾难的成本如影随形的金融压力,只会使问题雪上加霜。2008年初,按照《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发表的由戈登·拉波尔德(Gordon Lubold)写的一篇题为“美国国防支出创纪录,但是未来预算可能下降”的报道的说法,已经有报告指出各种财政挑战将可能导致 “把国防的优先放到一边”,“有太多的对资源的竞争需求,而增加税收总额人们又不是很情愿”(美国企业研究所驻所学者文森特·勒因纳特说)。另外,这份报纸补充道,“2009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本身似乎已经‘暗示了军费支出可能见顶’,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预算分析师史蒂文·科赛这样认为……‘在军费开支计划下,2010年到2013财政年度内,国防部的基础预算将会被削减1.5%。’他说,‘因此,管理层认为,这个开始于2001年9月恐怖袭击的预算增长趋势应该在2010财年结束。’”



因此,在身陷众多漩涡的美国军队不得不疲于应付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在提升它们的作战能力,急增的贸易盈余和2000年后能源及其他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也刺激了这一过程。例如,斯德哥尔摩国家和平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正式公布的军事支出在2006年增长迅速,首次超过了日本,从而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大而在世界排第四位的军费支出大国”。按照作家兼外交政策分析师马克·赫尔普林(Mark Helprin)的说法,“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向全能型的、能够应对大规模战斗和向偏远地区投放兵力的军队转型”。 毋庸置疑,在一些国家,很多与国防相关的举措在牵涉其战略利益的时候肯定会秘密进行。



竞争者不只是采用简单的迎头赶上的战略,它们已经瞄准了美国的软肋,把可能发生当面对决的危险降到了最低。那些潜在的对手采取了不尽相同的做法,尽管其方针令人不安——致力于开发美国没有或者不大可能掌握的火力和后勤保障能力。例如2007年12月一篇来自美联社的报道说,俄罗斯这位美国冷战时期的老对手“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携带多枚核弹头,这是一种准备用于替代前苏联时期的导弹的武器”。这种导弹从移动的平台上发射,使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很难跟踪其目标。9个月之后,按照法新社在一篇题为“俄罗斯试射新一代战略导弹”的文章中的说法,俄罗斯宣布“最近(从潜艇)发射的多弹头武器的目的是打破反导防卫系统”。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7)


尽管有这些新的情况出现,很多专家还是坚持美国在军事上仍然鹤立鸡群的观点。《经济学人》认为,就算有巨大的核武器库,俄罗斯仍然是外强中干,因为它的常规力量情况依然糟糕(尽管公平地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俄罗斯在2008年9月对南奥塞梯成功进行了军事占领给出了与这种说法完全相反的证据)。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问题有可能使其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与美国爆发大规模冲突,特别是针对那些没有与地区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但是这样的说法没有考虑到更广泛的大局。通过这些标志着过去的帝国不断衰落的所有迹象,以及美国的实力今不如昔——至少最近的情况是这样——的种种证据,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美国霸权的末日已经临近——如果还不能说已经到来的话。



在骚乱中解体



那么,这样的转换暗示着什么?有些分析师坚持认为,美国地位的相对衰落并不一定导致剧变或者是冲突,因为世界各国一直在现有的体制下繁荣发展,无论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按照外交政策专家G·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所写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一书中所说的:“战后西方的秩序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是很独特的。”依据他的观点:



任何由某一个大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建立在强权和他国默许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美国领导的秩序具有其独特的地方,它一度比帝国制度更加自由——如此容易获取、合理合法而且还很持久……这个过程代价昂贵,涉及广泛的不同立场的参与者与利益相关者,而且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它能够促成巨大的经济增长并且增强实力,同时也发出了限制的信号——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它很难被推翻,而要想加入很容易。



尽管如此,很多新情况表明过去的成功并不足以保证目前的体系能够平稳运行或者说幸免于难,因为美国的影响力确实下降了。比如,2006年多哈回合的全球贸易谈判揭示了当今世界秩序中存在的很多错误路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对美国和西方解决分歧所提方案的不屑。之后,突然间出现了追捧双边和区域性安排的热潮,这种方式给予了参与国更大的控制权——但同时也加深了所有人的疑虑。



地缘政治中新出现的这些雄心勃勃的新贵一直致力于推翻他们认为不公平且不合时宜的体制。“俄罗斯领导人在2007年6月呼吁建立基于区域性联盟而不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全球性组织的新世界经济框架。”《国际先驱导报》的安德鲁·E·克拉默在《普京想要新的经济“结构”》一文中这样说,“他说,新的体系应该反映出像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断提升的力量,以及像美国、日本和很多欧洲国家这些过去的重量级国家衰落的现实。”6个月后,“巴西、委内瑞拉和其他6个拉丁美洲国家试图通过建立南方银行来切断与美国霸权主义有关的组织的联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委内瑞拉还与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和古巴就建立一家新的开发银行为其成员国提供发展融资服务进行了协商”。人民网这样报道。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已经明确指出它们接受与现有的自由主义体制不一样的经济框架,现有的这种框架显然是建立在民主资本主义理想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之上的。罗伯特·J·萨缪尔森指出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正在“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化。它们正在采用的那些政策试图以他人的代价来发展它们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其他地缘政治方面的做法表明各国正在准备迎接更为剧烈的转型。按照2007年8月美联社伊万·塞克勒塔雷夫(Ivan Sekretarev)的报道,俄罗斯、中国的“军队在俄罗斯的领土上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展示它们不断加深的军事联系,并相互交流抗击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愿望……峰会上通过了一份公报,要求美国不要染指那些具有战略地位、资源丰富的地区”。几个月之后,俄罗斯和印度“就联合发射无人登月飞船达成协议,同时加强了武器和能源方面的合作”,这是来自汤姆森金融公司(Thomson Financial)在《福布斯》上发表的报告(《俄罗斯、印度加入到登月计划》)。两国的领导人呼吁推进双边关系,“目标是在这个10年结束的时候将贸易额至少翻一番……高科技,特别是军事合作,是双边关系的中心(普京说)”。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8)


2007年12月合众国际社的一篇报道《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强调了很多观察家认为特别令人惊诧的新情况:“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美国整整一代人的盟友,竟然自顾自地在数周之内各自与克里姆林宫达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尽管部分原因是由于俄罗斯所报出的很吸引人的融资条款(这主要是得益于这个国家连续几年增加的石油和天然气收益),但是武器协定似乎也反映了一种对长期伙伴关系的安排更为现实的态度。



变革之风不只是吹进了东方世界,也开始在美国的后院吹起。2006年5月巴巴拉·斯拉文在《今日美国》上的一篇文章《北京与拉美国家构建友好关系》中指出,“在拉丁美洲出现的反美的总统候选人当选的浪潮,以及美国对十几个拉丁美洲国家采取军事培训和援助禁令的时候,中国在不失时机地加强与拉美的关系,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扩展军事和经济关系……‘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形象已经急剧上升。’”美联社的史蒂夫·加特曼(Steve Gutterman)在2008年9月的一篇报道《普京说与拉美关系占有最优先地位》中,也着重谈到了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类似的扩张。



因此,无数预兆都显示出国际秩序即将出现变化,有很多证据都显示各种利益团体已经采取切实的步骤准备迎接它的到来。他们并不是在坐等真相自己大白于天下,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演练怎样利用未来可能出现的巨大真空。尽管某些人也许会辩称时机尚不确定,然而真正的问题是随着美国统治的衰败,事情将会怎样展开。会有另一个国家站出来接过领导的权柄吗?就像美国当年从与它有相似文化传统的前任那里接手领导权一样。考虑到语言、政治、经济和其他综合因素,分析家们很难找出任何一名候选者,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



向多极化转变



有些观察家提出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相对有序地向良性多极化转变,或许,这个转变要在美国的协助下才能促成。在他们看来,美国令人生畏的核武器以及常规武器将继续对那些最不安分的利益集团产生威慑作用,就算美国失去了它高高在上的第一把交椅的位置,这种威慑力依然有效。而且,因为如此众多的国家都已经深深融入了现在这个国际框架内,因此很少国家会有想改朝换代或惹是生非的真正动机。用牛顿第一运动定律解释,乐观的人相信在现在的体系中各种规则和体制拥有其自身的动力,而且很可能将继续保持其目前的形式,除非某些其他外在的影响作用于它。



然而美国不稳定的金融条件就是一个这样的作用力。那些曾经把美国看成是经济活力跳板以及可靠的金融伙伴的国家,将被迫重新评估它们的看法,并且在面对日趋严重、持续很久和实质上无法停止的经济困难,以及重塑平衡的过程中重新考虑它们的支撑。那些长期依赖于美国援助——甚至对其腐败的领导人明目张胆地进行贿赂——的国家将把眼光转向其他地方,因为美元的流入很快就会干涸。不断增加的孤立主义者在华盛顿和整个国家所发起的活动,将被外面人看成是过去的规则和关系不再适用的明显信号。



与此同时,降低失控的公共支出——2008年针对金融领域所进行的花费异常巨大的救市行动使公共支出进一步恶化——的无情压力,以及在快速恶化的经济条件之下将资源分配调整得更加有利于民生项目,将会进一步激起要求美国大量的海内外军事存在进行缩减和撤销的呼声。当帝国的光辉不再像过去那样耀眼之后,强硬的美国干预所产生的后果将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比如说在像日本和中东这样的地方,长期存在的对美国基地的抗议将加快美国撤离的步伐,同时,那些鼓动者将反复考验美国不断收缩的广袤帝国责任的底线。



从更为广泛的角度看,在美国出现一次深层次的而且持续时间更长的紧缩,同时伴随着令人惊讶但又不可持续的一些地方出现的投资繁荣,将会为一次世界范围内长期性的灾难埋下祸根。这将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很多以有利于经济条件持续改善为前提的各种关系、协定、体系以及结构之间的问题。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将会专注于确保自己不要输掉,这会迫使别的国家也这样做。代替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旧的世界秩序的,将是一个自由混战的环境。与这些争斗如影随形的是一个即将出现的领导真空,这个真空将会煽动起一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盟的大混战。





第一章 混乱的时代(9)


从很多方面看,前苏联在一系列经济灾难和对领导中心缺乏合法性的广泛认识所激发的骚乱中的解体,将可能会成为我们可能面临的剧变的蓝本。就像各加盟共和国很生硬地拒绝莫斯科权威的回应,美国的盟友和对手也一样将变得不受任何约束。它们将会在很多战场上发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新兴的全球性大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将会与已有的区域性对手一起,共同主张它们的影响力,而且通过为其大规模的人口寻找经济馅饼,将会使它们走得更远。还有一些国家将会以一种长期积怨终于有了突破口的方式加入进来,发出要求美国血债血还的呼声。



多年的傲慢和自以为是地干预他国事务的做法,将会让美国付出代价。比如在中东,风云变幻的世界秩序将会毫无疑问地煽动起个人、团体和国家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义务置于考验之下,希望彻底打破那些长期以来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并且在平衡这个地区的权力过程中强制性地做出剧烈的改变。美国的长期盟友包括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几乎将肯定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由于现有框架被打破,以及美国入侵的威胁已不复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和武装斗争的倾向将会在所有地方出现反弹,似乎到处都是暗流涌动。互联网和近年出现的国家支持的新闻社以及其他替代西方媒体渠道的思想传播,将会组合起来激发出革命的热情。在全世界,都将拒绝那些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制、标准及文化典范。很多地方、很多国家以及很多地区都将被分离、改革甚至起义的呼喊所动摇。那些不坚定而且胆小的国家将会寻找能够保护它们利益的途径,那些坚定而且刚刚脱颖而出的国家则会试图把它们的想法变成行动。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1)


如果没有灾难和罪恶,人生不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人口将自然、持续地增长,人口增长的无穷威力就会显现。



——托马斯·马尔萨斯



在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于两个世纪前的《论人口原则》的论文中,这位英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建立了这样的理论:人类的数量倾向于以一个远大于可利用能源增长的速度增长,最终导致很突然地重新返回到贫困的生活状态。然而,随着人口数量的指数性增长,多种因素也激发了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应方面类似的急剧增长,从而防止了那种很多人曾经描绘的“马尔萨斯灾难”的发生。



那些据认为推动了产量增长的发展因素,主要包括长期的全球经济繁荣、投机技术创新、生产力提高,以及低成本能源的自由流入渠道,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时间。《底之上:灾难、创新以及文明的复兴》(The Upside of Down: Catastrophe, Creativity, and the Renewal of Civilization)一书的作者托马斯·霍默–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在2007年特伦斯·麦克奈利进行的一次AlterNet采访中声称,由于获得了似乎是取之不尽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供应,“让我们在过去100年间把在食品生产系统中使用的能源数量增加了80倍”,导致农业生产力显著提升——尽管应该强调的是提升的幅度远没有达到同样的水平。



然而,现在有证据表明,世界上66亿人口——按照美国统计局的说法,这个数字约是20世纪初人口数量的4倍,是1960年的两倍以上——已经开始对资源的供应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食物、水到很多其他重要资源。有意思的是,尽管快速的增长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就已经发生了,人口增长率并不是今天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中的主要问题。事实上,许多专家认为,这个增长过程实际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



对能源供需等式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区域消费模式的结构性转变,因为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正希望达到美国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崩溃:社会怎样选择失败或者成功》(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一书的作者杰雷德·戴梦德(Jared Diamond)在2008年《纽约时报》上一篇名为“你的消费因子是多少?”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据预计,生活在发达国家的10亿人的人均消耗率是32;而世界上另外55亿中的大多数处于发展中国家,相应的人均消耗率低于32,其中多半趋近于1。”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达到了与美国同等的水平,总的消耗率将会是现在的两倍;如果印度达到这个水平,总的消耗率将会是现在的三倍还多。“如果整个世界突然都赶上来了,” 戴梦德警告说,“这个世界的消耗率就会增长11倍,相当于是全世界的总人口飙升到720亿(按照现在的消耗率计)。”



人口统计学的变动因素



其他的人口统计学趋势也并不能说没有表现出威胁,尽管原因各异。当很多人把人口总增长率的趋缓看成是一种受欢迎的变化的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情况则相当不同。这种差异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出各种问题。例如,联合国和美国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一些西欧国家,生育率——育龄妇女所生育后代的平均数字——已经远低于2.1的均衡水平,这对人口的总体规模产生了下行的压力。这样的下降趋势带来了经济方面的压力,包括社会需求和生产性资源不匹配,以及对未来的需求预计很难令人乐观。另外的担心来自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所出现的所谓人口统计学海啸,在这些地方,快速老龄化的人口加重了数量正在减少的工人们的负担。这样一个短缺为将来的代沟冲突埋下了隐患,而人们长期以来对生命预期的持续增长只会使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2)


与此同时,在很多贫穷的国家里,大幅度的人口增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超过了均衡生育率的3倍还多。按照专栏作家马克·斯丹(Mark Steyn)在《华尔街日报》观点版所发表的评论,这就是人口统计学所说的问题所在,索马里每个妇女生育6.91个孩子,尼日尔6.83个,阿富汗6.78个,而也门是6.75个。相比较一下西班牙的1.1个——这使得这个国家的人口有效地在一代人中下降了一半,所有其他方面的配置也都合理,意大利和俄罗斯是1.2个。这些区域性出生率差异已经导致了很多动荡的趋势,包括大量进入西欧的非法移民所造成的移民潮。这些移民的大量流入使公共资源变得紧张,并且激发了西欧国家的仇外情绪,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对那些开支巨大的福利项目已经难以为继。贫困和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的增加也加剧了国内外的不稳定因素,为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征募兵员提供了更多的条件。



与此同时,在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由于长期的社会偏见等原因,已经出现了性别比例失衡。在中国,政府30年前采取了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而印度也出现了人口统计学上非典型意义的男性比例上升,这种情况据称受到了性别选择性堕胎以及溺婴习俗的推波助澜。很多分析家相信,单身男性的过剩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以及一种好斗的倾向。事实上,2007年一项由勒娜·爱德兰德等人所进行的研究——“更多的男人意味着更多的犯罪”发现,从1988~2004年,“年轻成年人口中男性比例的上升可能在犯罪现象上升的所有原因中排第三位”。但问题还不仅于此。按照彭博社的威廉姆·佩瑟克的说法,这种情况下“对在未来没有希望找到配偶的担心已经超出了年轻男人忧虑的正常范围。经济学家说这个缺口可能破坏亚洲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并引发更大的预算赤字”。



繁荣的终结



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汇总起来,这些人口统计学上的暗礁再加上其他问题,将很有可能在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已经面临剧烈变化的时候把威胁引向了我们康宁和稳定的生活。在相对容易地获得那些看起来似乎可以无限量供应的资源(比如能源和淡水,以及新鲜空气和阳光)几十年——或者是1 000年或更长时间之后,人类不得不向新的现实妥协:结束这个繁荣的年代。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世纪”,正如前《时报》发行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曾经描绘的,全球经济已经快速增长,提高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生活水平。尽管美国在人均收入方面已经连续几十年独占鳌头,其他国家也没有停下脚步。最近,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了美国以及其他成熟国家过去的水平,已经使中国能够取代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经济财富,几十年的经济起飞也增加了对无数种资源的需求,自然也提升了这些资源的价格,包括石油以及其他碳基的化石燃料,同时也包括与食物有关的产品、饮用水以及各种工业产品。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3)


长期以来,这种需求通过同步快速增长的资源供应得到了满足,而资源供应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以及那些有钱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搜寻。然而,在过去10年间,已经出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压力的累积和瓶颈,发出了在供应与需求之间似乎无法调和的信号。那些曾经以一个相对低廉的成本唾手可得的基础性资源和工业原料现在变得非常昂贵,而且很难找到。更为严重的是,最大的消费者和最积极的买家不再限于传统的资源需求地区(像美国或者欧洲);他们几乎出现在所有的角落,包括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与此同时,很多传统的供应商都清楚地表明他们不再希望按照过去西方主导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



这种力量转换的一个原因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对不断扩展的资源中最主要的能源来说,轻松获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过去相比,在从现有渠道提取以及寻找新的供应来源方面,人们现在所花费的时间、金钱和努力比过去要多得多。在很多情况下,尽管有了重大的发现,但储备消失的速度似乎更快,人们预期未来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将逐渐减小直至没有。这样的预期为越来越广为接受的“石油峰顶”的概念设定了底线。这个概念基于地球物理学家M·金·哈勃特(M. King Hubbert)所提出的一个理论,用来描述全球石油产量达到其最高点后开始下滑的那个点。M·金·哈勃特曾经在1956年成功预言美国石油产量将在10~15年间达到最高峰而负有盛名。这是无法回避的结果:那种曾经是增长和繁荣最主要发动机的商品的价格将会越来越高,而且资源短缺在所难免。



可以肯定,在能源产业的官员和石油峰顶论的怀疑者中,有很多人拥有足够的知识,足以对世界石油和其他碳氢化合物的供应会最终枯竭的说法发起挑战。他们中的很多人相信越来越高的价格,再加上其他的因素总是会刺激那些增加全球总储量以及提升可用产量的努力。比如在2007年年末,巴西的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在里约热内卢海滨地区非常深的地层里发现了高达80亿桶的轻质原油,这一数字足以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输出国”。这来自美联社的阿兰·克勒恩邓宁在题为“巴西油田可能储油80亿桶”中的报道。



其他人预言说技术进步和各种有效的手段将会让更多的石油从现有的供应源中开采出来。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前负责资源储量管理的南森·G·萨勒利(Nansen G. Saleri)2008年3月在《华尔街日报》上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现代的开采方法毫无疑问将”把哈勃特理论假设的拐点延长20年或者更久,萨勒利认为哈勃特的假设是基于“五六十年代的技术”。



有些人甚至根本就质疑石油是否来自生物转化,想从根本上否定广为认同的供应有限的说法。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发现土星的卫星太阳神上存在着“比地球上全部已知的石油和天然气总和多出几百倍的液态碳氢化合物”后,这种观点获得了一些认同。这个说法来自2008年2月《世界互联网日报》上杰罗姆·R·科西(Jerome R. Corsi)的一篇报道。



然而,来自石油与天然气峰顶研究协会(ASPO)的其他研究表明,全世界大型油田的产量形成了一个钟形的产量曲线,这个曲线最初由哈勃特发现。这个结果使对未来的展望更加悲观。在2008年1月,《巴伦》的阿兰·阿贝尔森(Alan Abelson)重点介绍了能源专家、《沙漠上的曙光:即将到来的沙特石油冲击和世界经济》(Twilight in the Desert: The Coming Saudi Oil Shock and the World Economy)一书的作者马特·西蒙斯(Matt Simmons)的说法,他认为“2005年全球产量最高为每天74 298 000桶”,而需求是“快速接近8 800万桶”。按照小尼尔·金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白宫制定长期石油战略》的说法,用来应急的超出部分的产能在2008年初每天大约是200万桶,已经比8年以前的310万桶有所下降。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4)


《鲜血与石油:美国不断增长的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的危险和后果》(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Dependence on Imported Petroleum)一书的作者麦克尔·T·克莱尔(Michael T. Klare)在2006年《外交政策热点》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自从20世纪60年代这个世界上新油田发现成果最为丰硕的那10年之后,按照……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说法,新的储油带的发现已经稳步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20世纪80年代,油田开发的比率远低于全球石油消费的比率,而且自此以后,约跌落到了消耗比率的一半。这就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现的油田来满足我们那欲壑难填的对石油的饥渴。”



甚至那些挑战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化石燃料注定会枯竭这一理念的人也承认,给市场带来新的资源供应存在着一些限制。比如,发表在2007年11月《华尔街日报》上由罗素·苟尔德(Russel Gold)和安·戴维斯(Ann Davis)所写的名为“石油官员看到产量见底迹象”的文章,揭示“越来越多的石油界大亨认可了从长期看(石油供应)注定收缩的观点,世界已经开始接近每天可以产出原油桶数的产量极限”。在所列举的原因中,包括“对获得油田的限制、螺旋式上升的成本以及越来越复杂的油田开发技术”。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分析师也提到了由于对质量较差的低品质石油的供应已经超过了轻质的高品质种类的基准线,炼油设施和系统需要进行大规模改造来适应新产品所需的工艺,这表明给后勤体系带来了成本巨大而且耗时的改造挑战。



当供应无法满足需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关切并不是石油峰顶论的支持者正确与否。无论你是同意全球碳氢化合物储备会全面枯竭,或者只认为现有的产量无法保证跟上需求的步伐,很显然的问题是,一个造成不稳定因素的缺口已经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打开。事实上,很多专家可能会说,需求方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前面引述过的那些变化的驱使,代表了全球能源方程式中那些问题的最主要部分。在过去的40年中,全球石油消耗急剧上扬。基于《BP世界能源统计评论2007》的那些数据,需求量从1965年的每天3 120万桶提高到了2006年的8 370万桶,上涨了大约170%。在此期间,印度和中国大陆总的复合份额增长了8倍,从1.5%涨到了12%,而美国的份额从37%下跌到了不足世界消耗的1/4。



在2007年11月份《金融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欢迎来到一个能源需求失控的世界》中,马丁·沃尔夫引用了来自国际能源局(IEA)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的数据,强调了生活水平提高对总体能源消耗的巨大影响。按照国际能源局的说法:“中国在2002~2005年能源需求的增长量相当于日本目前的年度能源使用量。”更为严重的是,沃尔夫补充道,“如果政府坚持目前的政策……世界能源需求到2030年将会在今天的基础上提高50%,在增量中,发展中国家将占74%,而中国和印度两国就将占45%”。他也提到能源局预测化石燃料将“占2005~2030年全球能源消耗增量部分的84%”。



在人口大国例如中国和印度出现的爆炸性经济增长,已经促成从农业为基础的轻量级经济体向现代工业和商业巨无霸的转型,这进一步加大了它们对能源的似乎永无止境的需求。按照雷拉·阿布德和约翰·比尔斯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商业在能源不足的条件下成长》中的说法,商业活动是“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大的活动之一。人们需要大量的电能来保证工厂运转,为商店提供空调,同时还有无数汽油用于运货卡车……光生产部门就几乎占用了世界全球能源消耗的1/3。”



关切之外是这样的事实:很大比例的产油国最近几年在它们的消费习惯上已经出现了剧烈的转变,能源消费的公共补贴以及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对此更是火上浇油。2007年一份《纽约时报》上由克利福德·克劳斯报道的《富油国使用更多能源,降低出口》中说:“很多大型石油出口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自己国家能源的需求正在大量地削减它们在海外销售的数量,给全球石油市场的紧张局面增加了新的因素。专家说如果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这种势头,也就意味着有几个世界最重要的供应国可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将会开始进口石油,来为它们用石油财富购买的新车、新房子和新的业务提供动力。”同样,2008年5月《时报》(伦敦)上一篇由卡尔·莫提歇德写的文章中提出,某些中东国家可能会“很快需要进口煤炭来保证点亮它们的灯”。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5)


可以肯定,某些新的进步让人们对能源饥渴可能在最近几年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持续加大的说法产生怀疑。首先是影响深远的美国以及各地出现的经济减速、美国在世界舞台地位的滑落、杂乱无章的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等各种因素搅和在一起,将会破坏全球化所带来的繁荣。另外,近年的价格上涨模式表明,对于石油的结构性价格限制水平似乎已经上移,完全排除了原油回到每桶10美元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两个方面的需求都将在一个水平上调和,这种影响力将会部分或者全部被那些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国家的边际消费增长所抵消,而这些国家一直在试图追赶发达国家。



变化的消费模式也将会激化现有的资源紧张矛盾,这种情况已经受到了历史学家兼作家尼尔·弗格森和其他人的高度重视:可利用资源供应的不均衡地理分布以及在富国和缺乏资源的穷国之间的分歧日趋严重,这些资源既包括能源也包括其他关键的商品。比如,按照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的“国家能源分布”数据,2006年最大的5个石油净出口国是沙特阿拉伯、俄罗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挪威和伊朗,而主要的进口国是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和韩国,石油进口国进口的石油量大致占了石油净出口国出口的一半。毋庸讳言,这种不对称已经激起了大量的口角和冲突。



然而,当各种利益体都强势地竞争地缘政治话语权的时候,这种麻烦将会更加引人注目。只要石油市场一直受关注,产量将主要集中在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的生产国集团,这样一个预期只可能意味着对所有相关方来说,未来将会充斥着更浓的火药味。《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在其《2007年世界能源展望》一文中报道说,国际能源局预测“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世界供应的份额将从42%上升到(2030年时的)52%。另外,‘在2015年前的这段时间内,供应方可能采取的使石油价格忽然飙升的突然行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有意思的是,能源消费方并不是让人感觉到危险的唯一方面。各种新闻报道详细描述了俄罗斯这个世界上主要的天然气生产国(欧洲天然气需求的25%均由它提供)最近几年致力于把它的客户基础进行多元化安排,并且减少对其国内产能销售的依赖。这位美国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中亚生产国签署了合同,与相关方达成了协议,为新增加的天然气的销售建立通向欧洲以及进入日本、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新管道。这些做法已经部分减少了可能存在的欧洲客户联合施压的威胁,过去威胁之所以可能出现,是因为它们的总需求占了俄罗斯碳氢化合物出口的巨大份额。



环境的破坏



随着情况的进一步发展,供需的不匹配还不是令人担心的唯一问题。长期以来的能源依赖型增长和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附带破坏,特别是环境方面的破坏。这种情况在未来只会更加严重。例如,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曾经预测,煤炭这种在空气中碳排放量更大的燃料在全球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重将在随后30年中从26%上升到28%,而煤炭的每个能源单位中所排放的其他有害副产品比石油和其他碳氢化合物都要多。它还预测:“从2004~2030年,中国和印度合并(将)占全球煤炭消耗计划增量的72%。强劲的经济增长……使两个国家显得很突出,而它们对能源需求的增长,特别是工业和电力部门的增长,预计主要靠煤炭来满足。”当然,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假设可能最终会被证明过度乐观了,特别是在最近这种经济灾难的情况下,但是其他方面的限制可能仍然让这些国家在面临燃料选择方面的问题时很难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6)


事实上,当石油峰顶的副作用之一是带来了商品的高价格,而很多人把降低对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产品的需求看成是值得欢迎的情况时,在发展中国家的消耗模式中出现的结构性增长,则引发了更加令人不容乐观的后果。按照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主任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的说法:“煤炭的供应弹性远高于石油,因此,需求的上升鼓励用肮脏的煤炭来代替清洁的石油——而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转入容易转出难。”他在为《沃克斯》所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认为:“在随后的10年中,中国新增的发电装机总量将超过欧洲目前的水平。如果都是燃煤型的,排放量问题在今后几十年中都很难减下来。”



有毒废气的排放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引起了严重的问题。在2006年一篇题为“来自中国的燃煤污染造成了全球阴影”的文章中,《纽约时报》的科斯·布雷德希尔和戴维·巴波扎认为:“在煤炭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硫对中国公民的健康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同时引起的酸雨污染了湖泊、江河,损害了森林和农作物。”



然而,对于很多专家来说,来自燃烧肮脏的煤炭以及其他化石燃料的那些污染物的排放,以及由于没有任何限制的那些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恶化,与对地球气候所造成的损害比起来可能根本不值一提。在对这些发展是否值得的考量中,《金融时报》的沃尔夫引用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如下报告: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以每年1.9/1 000 000个单位的比率持续上升。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排放的增长率比过去40年的平均增长率快了30%;如果排放率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35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可能是工业化前水平的2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认为,将可能导致气温升高3摄氏度,超过4.5摄氏度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环境组织、传统的左翼政治家和政治团体的警醒,并都采取了实际行动。另外,也引出了以反对不受欢迎的气候变化为目标的国际协议,尽管结果至今并不乐观。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京都议定书》,这个协定在1997年开始谈判,随后有超过175个国家加入,那些签字国承诺减少它们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发展中国家只被要求监测并报告它们的排放情况。



公正地说,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质疑人类活动是否会引起全球变暖。然而,尽管他们声称证据不清楚、数据不完善、模型不可靠,还有像太阳的变化会影响地球等其他因素,按照BBC新闻理查德·布莱克的说法,2007年来自气候变化委员会的一份划时代的报告声称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确实影响着气候变化。通过引用那些支持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计划署设立的政府间组织做出评估的科学家的说法,英国新闻机构声称“自1900年以来气温上升了0.8摄氏度,而超过一半的上升出现在1979年之后”。



2008年3月,一份由两名区域性资深外交政策官员所起草的欧洲联盟的研究报告说得更严重,这份报告认为:“气候变化的危险已经从威胁转变成了现实的冲突——达尔富尔的纷争、来自流血冲突的孟加拉的移民,以及对中东地区局势造成的不稳定。”法新社在一篇题为“气候变化:全球竞争的新因素”的文章中报道:“从非洲到亚洲,从南极到北极,气候变化已经变成了‘威胁放大器,它加剧了现有的趋势、紧张和不稳定’。这些威胁包括可耕地的减少、大范围的水荒、越来越少的食物和鱼类存量、洪灾的增加以及干旱期的延长。”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7)


能源问题



事实上,尽管与能源有关的问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开始以来就已经引起了持续的关注,但这种托马斯·马尔萨斯早已识别出来的资源受限的情况在过去几年中还是凸显出来。在2008年3月的文章《我们已经经历着骚乱、囤积和恐慌:大难将临的标志出现了吗?》,《时报》(伦敦)的卡尔·莫提歇德报道说:“食物短缺的恐慌已经在全球撒下了阴影,在非洲引发了骚乱,在欧洲出现了消费者抗议,食品进口国也陷入了恐慌。”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基本食物的获取方面。“这个星球上半数的人依赖大米,”他说,“而当孟加拉遭受可怕的饥荒的时候,大米的存量达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今年大米的生产将低于全球消费量4.3亿吨的水平。”



造成最近出现的供需缺口的有很多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和主要产粮区出现的干旱。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催生了对各种副食品需求的增长,包括蛋白质,比如鱼和肉。在托马斯·霍默·迪克森的一次访谈中,特伦斯·麦克奈利说:“自1950年以来,在世界各大洋的产业化捕鱼活动使大鱼总数量减少了90%。”在2007年12月《经济学人》的一篇《便宜食品时代的终结》的报道中说,不断上涨的食物价格“得到了随着新兴经济体财富的增长而出现的饮食习惯的支持——中国的消费者在1985年人均吃20公斤肉(44磅),而今年的消费量将轻松超过50公斤。这反过来推高了对谷物的需求:生产1公斤牛肉需要消耗8公斤的谷物”。



更为严重的是,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现代的食物生产已经成为高耗能的产业。“从农场到餐桌,”地球政策研究会(Earth Policy Institute)的丹尼尔·梅瑞在2005年的一篇评论中写道,“现代的食品体系严重依赖便宜的石油。对我们石油供应的威胁也同样是对我们食品供应的威胁。由于食品需要经过更多道的加工程序,而且运输的路途也更长,食品系统每年消耗的能源更多。”按照梅瑞的说法:“美国的食品系统每年使用了1018个英国热量单位的能量,与法国总的年度能源消耗一样多。其中,食物的生长所需的能源只占这个数字的1/5。其他的4/5用于食物离开农场后的运送、加工、包装、销售和储存。”



《经济学人》也强调了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在将食品价格指数推高至其自1845年创立以来的最高点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美国草率的乙醇补贴”。生物能源占用了美国2007年有记录的谷物产量的1/3,而且“3 000万吨额外变成了乙醇的粮食(该年的合计数)达到了世界总的谷物存量下降数的一半”,该杂志的报道中这样说。2008年7月,《卫报》的阿迪提亚·查科拉波迪详细披露了一份世界银行的秘密报告,该报告发现生物燃料“迫使全球的食品价格上涨了75%”。按照CNN的一篇题为“由于食品价格飙升导致骚乱、动荡蔓延”的文章中说,联合国粮食特别大会报告起草人杰恩·捷格勒 “称使用食用粮食生产乙醇的行为为‘反人类罪’”。对可耕地需求的急剧上升——同时还有对建筑和生产木制品所需的木材需求的上升——导致了毁林开荒的行为,使南美、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大片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和雨林被毁,加深了气候灾难的程度。



按照类似的思路,瑞士消费品巨头雀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警告食品产业可能需要起来反对生物燃料产业,保护可耕地,因为世界正在闹水荒”,《金融时报》的珍妮·威金斯在《雀巢领导人警示土地资源冲突》一文中这样报道。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对洁净的饮用水的需求和供应之间,一个更为可怕的缺口已经打开。这种令人尴尬的经济增长、没有限制的工业化、考虑不周的现代化计划、处理设施的不足、宽松的环境标准以及导向错误的政府补贴——再加上已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浪费巨大的腐败现象,导致了这种被称为“生命基本元素”的资源在世界上很多城市、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8)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数据表明,世界人口中的20%缺乏取得这种最基本资源的途径。按照杰雷德·戴梦德的说法:“世界上有70%的淡水基本上已经被使用过了。”在《奥运会调水计划威胁百万人》一文中,《金融时报》的贾米尔·安德里尼引用一名官员的话说,他“警告一个已经迫近的由于过度使用稀缺的水资源所面临的社会和环境灾难”。2008年3月路透社一篇由吉拉德·威恩所做的报道详细介绍了位于苏黎世的可持续资产管理组织的研究,该组织认为“水资源短缺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包括西班牙南部、马格里布、中东、中亚、巴基斯坦、印度南部以及中国北方。在美洲,美国中西部、墨西哥和安第斯地区是最为严重的区域。东澳大利亚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专家同时也指出了一个相关的很可能是最大的潜在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料,大约有26亿人口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包括简单的公共厕所。每年有超过200万儿童死于痢疾,而那些生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半数遭受着同样的折磨或者是其他疾病(比如霍乱、伤寒、沙眼以及寄生虫病)的折磨。彭博社的安迪·穆克尔基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认为,水的问题而不是油的问题,才是对亚洲长期繁荣的最大威胁。他强调:“亚洲那些淡水资源将要枯竭的城市似乎不太可能引起这个地区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因为被废水淹没的危险似乎要更大。”



然而,与资源有关的一长串问题并没有就此打住的迹象。其他重要商品的市场也已经在供需的动态转换中被反向的转化弄了个天翻地覆,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在2006年12月《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评论中,尼尔·弗格森描述了出现在亚洲的繁荣怎样影响各种工业用金属的需求,“2002~2005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中国占有了全球锌和铅消费增长的绝大部分,而在锡和镍的消费增长中占了80%”。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刺激了对稀有金属兴趣的增长——作为珠宝首饰、对通货膨胀的对冲以及财富的储存和传承。



与此同时,供应则受到了多种障碍的限制,包括像弗格森说指出的,“缺乏投资和政治风险增加”。加拿大《金融邮报》的彼得·霍德森在2008年2月一篇题为“全球金属短缺现象迫近”的文章中报道说,成本失控、融资困难、对环境更关注,甚至连大自然母亲都在阻碍扩产计划,推迟新的采矿项目的启动,确保在未来仍可以获取铜、锌、铅这类资源。



绿色的替代品



可以肯定,为应对不断严重的资源限制和相关的问题,各国政府都曾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有些可能比较成功。毋庸置疑,举例来说,更高的价格以及与有害的排放和处理副产品废物所带来的成本是很强烈的驱动因素。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关注的重点一直在试图通过教育和说服、提倡和鼓励效率、政府赞助或者其他方式来减少消耗。商业上也对更多地通过降低燃料和其他投入的费用来保证利润空间表现出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比如说一份国际能源局的研究显示,“重工业的能源消耗只是通过采用最好的操作方式以及已有的技术就可以减少18%~26%”,这是《华尔街日报》雷拉·阿布德和约翰·比尔斯关于能源使用的一篇文章中的内容,这篇文章我们已经在前面引用过。



那些对石油和其他竞争性商品具有很大的而且还在不断增大的胃口的国家,特别是在那些政府广泛参与到私营领域中的情况下,已经进入了对潜在能源供应源的开发、改进和扩张过程之中,无论这些供应源在什么地方被发现。比如中国和印度已经与广大的能源和商品生产国取得一致并且建立了贸易关系,这些国家大多数长期以来都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利益集团充满了敌意。大型的消费型国家也开始在世界上极度偏远的地区寻找资源供应,而且负担修建管道和建立后勤保障能力的费用,让能源可以很好地运到国内市场。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9)


与这些减少对石油及其他碳氢化合物的需求并增加供给的努力同样重要的,还有对替代物和其他可选能源的重点研究。正如早前已经说过的,目前这种高油价模式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用煤炭来代替石油,因为一些地方煤炭资源很充裕,因而忽视了它那破坏性的副作用。但就算是这样,人们对所涉及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也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在2007年12月一篇题为“中国环境监管力度加大”的文章中,《华尔街日报》的安德鲁·拜承报道说:“长期被批评效率低下的中国环境控制,正在开始拥有真正的经济性手段。”



这样的问题激发了对能够使废物重复利用或者转换成有用的副产品的技术和工艺的研究。2008年1月《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中国计划“利用甲烷这种煤炭开采过程中的副产品气体,为钢铁厂提供动力、为家庭供暖,并且供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使用”。这个国家的空气质量也得益于减少甲烷的排放,这种气体“包含了比二氧化碳高出21倍的碳”,该杂志这样说。



而且,尽管通过扩大生物能源的使用来达到能源独立和减少排放的努力存在着很多显而易见的后果,然而,某些国家还是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2006年2月《华尔街日报》刊登了戴维·鲁赫瑙撰写的题为“巴西是怎样打破其石油习惯的”报道,详细介绍了这个崛起中的拉丁美洲大国努力戒掉它“对进口石油的‘瘾’,方法是采用其他可替代能源”,包括甘蔗——生成乙醇。然而,这份报纸还强调,要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取得类似的结果,还需要做出非常困难的政治选择。



然而,问题是生物能源并不是所有问题中最关键的。起码来说,2007年下半年期间发生的全球食品市场的突变,会将这种努力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进行重大的调整。取而代之的,应该会有其他更为环保的选择,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按照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的资料,后者已经占了全球发电总量的近1/5。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希望“2030年全国电力的20%由风能提供”,这是来自《夏洛特观察者报》劳伦·巴里的说法。



走近核能的讽刺



某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对形势变化的一种讥讽说法,不过越来越多的国家也会把核裂变当成是一种对燃烧化石燃料的清洁的替代方式。一直到最近几年,对源自俄罗斯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1986年事故灾难以及与核废料处置有关的放射性问题而引发的对安全的担心,严重阻碍了这个产业的发展。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对传统能源在未来将面临供应不足的困扰的认识,核能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对核能的担心已经逐渐消失。甚至绿色运动也基本接受这个观点,认为原子能比其他的方式,比如生物能源,更切实可行。



各种各样的报告记录下了各种态度的最新变化,其中一个例子包括2008年1月《商业周刊》上一篇由马克·斯科特写的题为“在欧洲,原子能活动重获新生”的文章,这篇文章报道说英国在主导欧盟“考虑一种可以减少对石油依赖和排放的能源来源”。该杂志补充道:“伦敦并不是反思原子能的唯一首都。考虑到核能产生的二氧化碳很低以及在抵御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方面的优势,核能发电满足了欧洲国家希望达到严格的欧盟减少温室气体以及减少从俄罗斯和中东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的目标要求。”



可以肯定,对核能复兴的支持也不是毫无保留的,尽管它得到了很多新的支持。“有些希望炫耀核能力的国家拥有非常糟糕的安全记录以及道德败坏的方式,让人们的想法不由得踌躇起来。”美联社的乔治·贾恩在一篇题为“发展中国家在核能复兴中的作用将引发安全问题”的文章中这样认为,“现在在建或者规划的100座核反应堆中,大约半数在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阿根廷、巴西和南非计划扩展其已有的项目,而越南、泰国、埃及和土耳其都想建造它们的首座核反应堆。”





第二章 能源的威胁(10)


然而,最大的问题来自对技术的扩散会加速全球军备竞赛的担心。按照2007年2月《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面一篇由霍华德·拉法兰奇撰写的题为“伊朗对核能的追求为世界敲响警钟”的文章所说:“如果允许获取核能及其燃料的这种权利意识生根发芽,专家说,世界很快将出现几十个有核国家,它们事实上拥有在一夜之间把和平能源生产转化成核武器生产的方法……这样的国家很多都处于中东和东南亚这样的热点地区,在这些地方存在着太多与虎视眈眈的邻国保持军事力量均衡发展的诱惑,它们无法拒绝。”



在现实中,跟美国和俄罗斯一道已经被认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说确定已经成为核俱乐部成员的国家至少有7个。这种情况本身就刺激了其他国家进行赶超。尽管存在着《核不扩散条约》以及采取了对专有技术和材料的安全保护措施,违约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比如在2008年1月,在一篇题为“大甩卖:西方致命的核机密”的文章中,《星期日泰晤士报》(伦敦)报道了由斯贝尔·爱德蒙兹(一名37岁的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前土耳其语翻译)所报道的“一系列关于腐败的政府怎样允许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国家偷窃核武器机密的特别的指责”。6个月后,《华尔街日报》的杰·所罗门详细披露了瑞士政府部门侦破出来的从巴基斯坦走私网络查获的先进核武器设计的电子文档。



为了尽可能避免不断出现的资源限制引起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世界各国已经竞相去寻找各种选择方案。在它们已经选取的这些选择项中,有一个几乎注定不受欢迎而且预想不到结果的选项——核能,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控制,它们会在一个本将变得更加危险和暴力的世界增加它的风险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