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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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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
Publisher:
CO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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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o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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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没有任何借口

Language:
chamo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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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出版说明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1)

推荐序二(2)

推荐序二(3)

推荐序二(4)

推荐序二(5)

推荐序二(6)

序言(1)

序言(2)

工业社会之战(1)

工业社会之战(2)

工业社会之战(3)

工业社会之战(4)

工业社会之战(5)

工业社会之战(6)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1)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2)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3)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4)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5)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6)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7)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1)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2)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3)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4)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5)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6)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7)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8)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9)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10)





出版说明


彼得·德鲁克是管理学的一代宗师,现代组织理论的奠基者,由于他开创了管理这门学科,被尊称为 现代管理之父 。他终生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著作等身,是名副其实的 大师中的大师 。德鲁克的著作思想博大深邃,往往在书中融合了跨学科的多方面智慧。本书是 德鲁克社会学经典 系列著作之一,从初版到现在,历经沧桑、饱经岁月锤炼,尽管人类已经迈进了21世纪,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发展到了知识经济,但重温本书,读者仍能清晰地感觉到书中依旧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的一面,深刻体会到现今出版和阅读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书中大师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开理论认识之先河,跨时空岁月之局限,借鉴学习之意义不言而喻,但由于受当时时代背景、社会氛围、个人社会阅历、政治立场等方方面面的局限性,作者的某些观点仍不免过于体现个人主观认识,偏颇、囿困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在阅读时仔细斟辨,批判接受、客观继承。





推荐序一


我总是感觉自己没有资格为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写序,但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邀稿盛情难却,此外,作为德鲁克先生生前少数耳提面命过的中国人之一,我也有责任和大家分享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启迪。





改革开放初期,德鲁克夫妇来过中国。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从战争创伤的心理阴影中复原的艰难过程,他遇到的中国人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这一点令他惊讶不已。十年前我刚认识德鲁克先生时,他告诉我,世界在苏联解体后,只有美国一国独强的局面是不健康的,应该至少还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国互相制约,在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这几个正在上升的大国中,只有中国有这种可能。他还说,中国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迅速培养大批有道德和有效的管理者至关重要。这也是他后来全力支持我创办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原因。





德鲁克管理学院开办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学院的教授建议我们走精英教育的路线,收昂贵的学费,德鲁克先生反对这么做。他对我说: 中国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领导它们的精英人才,但中国像任何国家一样,90%的组织将是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们必须发挥作用,单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中国最大的弱点是作为一个大国,没有足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你们有一大批能干的人,这些人在实际磨练中学会了怎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并取得了成效。他们可能只受过普通教育,也不是特别聪明和优秀,但却知道如何精巧地处理事情。这样的人可能有几百万,他们可以领导那些中型、小型和地方性的组织,他们将建设一个发达的中国。





这段话透露出德鲁克先生对肩负中国未来的管理者,特别是对中小型和地方性组织的普通管理者的殷切期望。身为其中的一员,每当我回忆起来都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剧变时代,而且这些变化影响所及,已经没有国家、种族、文化和行业的界限。这时德鲁克学说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尤其显得重要。德鲁克先生主张以创新这类演进的方式解决发展问题(剧变时期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机会),他力图避免战争、革命和 运动 及其背后的强权与暴力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他一生致力于在延续和变革之间寻求平衡,创新是保持动态平衡的变革手段,而延续的基础则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那些普世价值观,包括同情与包容、诚实与正直,以及让个人享有自由与尊严并同时承担起责任。这些普世价值观并不是他的发明,它们深深地根植于每一种代表人类文明的信仰和文化中。另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著述和咨询工作,示范一种他称之为 后现代主义 的观察与思考方式,这就是从理解全局或整体出发,寻找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达到把握和解决个别问题的目的。他的著作里没有令我们这些普通人望而却步的理论说教,而是把这些 大道理 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演绎,朴实无华地表达出来。





我想上述贯穿在德鲁克学说中的精髓所在,可能正是人们总是称他的著作为 经典 的原因。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值得人们; 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不会代替你做出决策,制订方案,但是它会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它们的历史渊源。





迄今为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可能是在国内翻译出版德鲁克著作最多,也是最认真的一家出版社。我不知道这给它们带来的经济收入如何,但是我知道这给成千上万渴望学习和成长的管理者以及知识工作者所带来的方便和欣喜,也可以猜想到由此华章的工作人员所获得的成就感。让我们衷心感谢他们,并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邵明路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德鲁克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共同主席





推荐序二(1)


我对彼得·德鲁克的理解





伟大人物似乎都是一个使命在身的人。德鲁克毕生的使命,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新社会,是要帮助世人去理解如何组织一个工业社会。德鲁克是幸运的,他的思想最终为世人所接受,使人们理解了工业社会的本质,理解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以及理解了工业社会的基本单元即企业及其管理全貌。德鲁克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社会学家,一个现代组织理论的奠基者,最后还是管理学的一代宗师。





我们称德鲁克为大师,并不表明德鲁克的思想源于某种莫名的启示。他的思想以及庞大的思维规模,源于独特的思维结构,很可能受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这只是猜测,德鲁克本人没有提及过。德鲁克分析 社会、政治和经济 问题的思维框架、概念体系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与这两位思想伟人极为相似。韦伯曾经说过,现代西方学者以及他们所体会到的精神世界,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与思维结构相对应的是价值立场。德鲁克早年深受詹姆斯的心理学影响,使他的基本价值立场倾向于保守或中庸,自称是 自由保守派 ;对待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既不悲观又不激进,主张有限理性,强调人的尊严;强调在社会成员共识的基础上形成公正,以此为基础来推动社会进步。德鲁克与历史上的伟人一样,终其一生所建立起来的思想成就,是可以 还原 的,可以还原到他的基本价值立场上。德鲁克庞大的思想和等身的著作,有着内在的统一性,统一于他的基本价值立场,统一于对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主张。





德鲁克自称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能非常准确地解析和叙述一个复杂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他的著作很直白,少有歧义,不必揣摩,也没有必要用心去悟;与巴纳德,乃至西蒙深邃而周延的 现代组织和管理 理论不同,这也许是德鲁克难以融入学术界或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德鲁克的思想是由普通人的经验和良知支撑着的,加上他 人本主义 的基本价值立场,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这也许是他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德鲁克在其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共写了29本书,大约发行了600万册。





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管理要面对的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性的世界;管理要应对的是一个 社会群体心理 的组织过程。管理面对的不是物理世界,管理要应对的不是技术经济的组织过程。他始终不认为管理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充其量只是临床应用医学;管理强调的是有效性,需要实践的检验,而不是自我检验。企业是很实际的,关心 结果 胜于 理论 ,在乎 实效 胜于 真理 。企业的成就或经济成果,是靠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干出来的。德鲁克把自己的第一本管理著作,取名为《管理的实践》,而不是 管理学原理 ,这让很多人至今感到莫名其妙,尤其是让那些崇尚 从客观事物中发现绝对理性法则 的西方人备感困惑。





尽管德鲁克具有驾驭思想和文字的天赋,可他并不擅长也不打算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把概念、原理和方法结构化,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在他看来只要思想和观念合乎社会的需要,合乎人们的基本道德准则和直觉即可。而且他不喜欢咬文嚼字,四平八稳,做秀才文章;他追求思想上的完整性,讲究表达上的准确性,这导致他的作品思维跨度大,叙述上的附加成分多。解读德鲁克的著作,必须学学他把握问题的方式,即弄清楚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弄清楚德鲁克在说一件什么事情。否则,我们很难跟上他的思想主线,容易迷失在他那随心所欲的语言丛林之中。





德鲁克强调实践,始终把各个学科当做一种专业知识的来源,或当做多角度思考问题的工具,为自己 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服务。他习惯于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借用他的概念就是 使现实变得具有未来意义 。加上他涉猎广泛,尤其擅长从实践中提炼概念,终其一生不断强化自己的思维规模,不断演绎发展自己的思想体系,可谓与时俱进。要想领略彼得·德鲁克的精神力量,必须从他的思想源头开始,从他早期的四本著作开始,即《经济人的终结》(1939年)、《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公司的概念》(1946年)和《新社会》(1950年)。否则,难以把握他不断涌动的思想潮流,就像我们难以把握韦伯活的思想灵魂一样,只能窥其片断,不能与之神游。





推荐序二(2)


《经济人的终结》是德鲁克移居美国大约两年之后写成的,那年他30岁。该书第一次展现了德鲁克的精神力量,即站在思想伟人的肩上,站在 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 两者统一的高度,从普遍联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演变的内在动因,进而综合应用各类知识于现实,形成自己的概念和见解。尽管《经济人的终结》中形成的思想还很年轻,然而却有着毋庸置疑的洞察力,宣告着 经济人时代 的结束,认为人类将面临着时代的转变,令人震惊。而且,事实证明德鲁克是正确的。





按照德鲁克书中的观点,在重商主义原则上建立的 经济人社会 ,企图通过 经济自由 带来 社会公平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相反,随着大工业的出现,经济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使社会大众对市场机制,以及对实现社会的经济目标失去信心和兴趣;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人类浩劫,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的生活信念,不再相信资本主义是好的,不再相信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政治原则和生活方式是可靠的,甚至是虚幻的,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在秩序上的全面危机;人们普遍期待着 非经济的社会奇迹 ,结果落入法西斯主义的圈套,人类将为此面临一场灾难。





经济是基础,一个社会不可能在背离经济成就的情况下创造所谓的奇迹。社会的希望在于经济领域之中,在于那些不辞辛劳、努力工作、创造财富的人们,是他们始终默默无闻地支持着一个社会的运行,是他们的存在,保障着人类社会能够从灾难中走出来。他主张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依靠新观念的引导,确立一套稳妥的组织原则、政治方略和制度规范,重建社会新秩序。





刚出版《经济人的终结》,德鲁克就动笔撰写《工业人的未来》。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纳粹的军队在隆隆炮声中连连得手。对德鲁克来说,这一切并不决定未来社会的命运,只是历史表象上的一个事件,战争终究会成为过去,世界大战之后,一定是世界和平。他要窥测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的内在动因,赶在和平之前,为工业社会的正常运行,识别出有价值的观念和原则。





那个时期德鲁克是在本宁顿大学任教,他大约花了两年时间写成《工业人的未来》,于1942年出版。德鲁克认为,宣告经济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自然而然地建立一个新社会。事实上工业化生产方式,正在迅速改变着经济领域的结构,从而迅速改变着整个社会的结构,不断加深了现实社会的危机,加剧了现实社会的冲突。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不会是新社会的建立,而是人类社会的崩塌;伴随而来的是工业化实践以及工业主义,将以失败告终。可以断言,整合或组织一个新的社会,需要新的观念、原则和制度。





我们只知道有关 经济人社会 的一切都已经过时,但是并不知道新的观念、原则和制度是什么,这种缺失最终都通过社会转折期的种种震荡表现出来。必须透过现实社会震荡的表象,从社会转折的内在动因中寻找正确的答案,找到新的观念;依靠新观念的引导,形成普遍认定的原则,实现制度创新,重建社会的新秩序。毫无疑问,经济领域中的工业化是社会转折的本质动因;必须按照工业化的客观要求,建立 工业人的社会 ,这是现实社会的根本目标,也是解决社会转折期阵痛的关键。





一个社会正常运行,涉及三个基本概念,即地位、权力和功能。满足一个社会正常运行,涉及三个最基本的条件,即每个人有明确的社会地位,并拥有正当的社会权力,按照整体目标发挥社会功能。因此,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 工业人社会 ,必须首先把人放在第一位,必须建立在 人的基本诉求 基础之上,这是建立一个新社会必须确立的核心观念和基本原则。由此而论,必须赋予工业人或 工作中的人 以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和社会功能。然而,这个过程不可能直接或自然完成,每一社会成员只能依托一个社会基本单位或企业,获取社会地位、行使社会权力和发挥社会功能。那么,合乎逻辑的派生观念和原则就是,企业必须成为一个社会组织,承担起整合社会成员或工业人的责任。同时,社会必须把企业当做一个社区,赋予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和社会功能。形成社会、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新社会基本结构。





推荐序二(3)


可是现实社会呈现出来的状态是,社会、企业和个人三者脱节。大规模生产方式,使每一个 工作中的人 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更不清楚自己的社会价值。企业并没有把他们当做组织的一个成员,他们在丧失家庭经济和家庭生活的依托之后,并没有在企业组织中找到归属而融入社会,获得相应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相反, 工作中的人 或工业人被边缘化了,成了可以随意替换的零件,被安置在只注重效率且毫无人性的机器中,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导致个人无意为企业承担责任,也无意为社会承担责任,只是一群 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 的自然人;新生的工业人处在离散状态,企业和社会没有产生出内在的整合力量,新的社会秩序无法自然形成。





也许受韦伯职业研究生涯的启发,德鲁克意识到组织理论和企业管理是关键环节,而自己对企业的事情知之甚少,更缺乏质感,不知道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究竟是如何运行的。这关系到他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能否落到实处,能否用于指导未来的社会实践。于是,德鲁克开始寻找机会,进入一个大企业,从企业的内部去研究组织过程。当年一些关心德鲁克的人,为他进入企业深表遗憾或不解。由于《工业人的未来》的原因,也许是天意,1943年底,德鲁克接到了通用汽车公司的邀请,希望他来帮助企业进行专题研究,弄清楚战后的企业应该如何管理员工。他们相信德鲁克有这样的思维高度,能够提出合乎未来工业社会客观要求的建议方案。1946年,德鲁克基于通用汽车公司为期18个月的调研,发表了《公司的概念》。该书标志着德鲁克在 组织理论 上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德鲁克打通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构建了 企业(组织)、管理、工业社会 之间的内在联系。





让德鲁克深感不安的是,《公司的概念》激怒了斯隆。时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的斯隆,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视公司为生命,希望德鲁克忠实记录所见所闻。而德鲁克却带着自己 对未来社会 的期待,按照自己既定的思维或假设,对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过程进行主观剖析;而且书中大量的篇幅是在阐述自己有关整合工业社会的思想,无异于借题发挥,写了一本不像通用汽车公司的著作。斯隆决定要拿出证据,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通用汽车公司,阐明自己对公司的见解,这就是《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的由来。斯隆几乎凝聚了职业生涯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写成此书,于1960年出版,一举名垂青史,据说日本人从中学会了管理一个大企业。结局不错,令人欣慰。





先前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中已经明确:企业是什么,工业人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整合社会的核心观念和基本原则。《公司的概念》的任务是要赋予企业以具体的内涵,告诉企业应该如何按照社会的要求组织起来,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这也许是德鲁克与斯隆冲突的根本原因。斯隆始终想不清楚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在斯隆的思维逻辑中,责任与权力应该是对等的,企业的责任是如何把各种生产经营要素有效地组织起来,企业并不对社会拥有权力,也谈不上社会责任。





推荐序二(4)


在德鲁克思想体系中, 企业的社会责任 是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概念联系着 社会、企业和个人 三者的相互关系。在德鲁克的思维逻辑中,离开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整个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行。德鲁克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必要的,因此与斯隆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除非他能说服斯隆。问题在于斯隆是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人,是一个能为原则献身的人。事情只能这样,等待历史的裁决;大约十年后,历史选择了德鲁克。他的思想比斯隆具有高度和贴近现实,具有道德上的感召力和前瞻性。所以有人称德鲁克为乌托邦,把《公司的概念》比作柏拉图的《理想国》。





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很自然的事情。任何社会的运行,都是建立在基本单元基础上的,各个基本单元承担着社会运行的各项职能。即便是处在自然经济状态的家庭社会,也必须赋予自然家庭、家族进而社会团体以独立的身份或地位,赋予社会基本单位以完整的社会责任,包括经济、生活、伦理、教育、政治、宗教,甚至军事等方面责任,确保社会中的每个人能够依托企业或组织机构,谋求个人的发展,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工业社会要想正常运行,企业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就要像以往社会的家庭一样,发挥稳定社会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这就是德鲁克所说的 一个组织机构的社会功能 ,有人把社会功能译做 社会机能 。





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企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不是单纯的经济单位;企业是员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组织,不是雇主借以挣钱的机器。企业的目的不是利润,企业的目的存在于外部,存在于社会责任之中;利润是企业能否有效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结果,利润只是检验企业有无效能,有无存在价值以及能否存在下去的一个衡量指标。这是 经济自由与社会公平 ,进而 经济与社会 的内在联系。





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如当年的通用汽车公司那样,单纯追逐经济利益或利润,忽视了人的社会存在,忽视了人作为社会一员的尊严,结果导致 工作中的人 对工作的敌视,对企业管理当局的敌视,导致组织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这种状态下,企业无法让一个 工作中的人 站在企业整体的立场上为产量、质量、成本和利润或效率做贡献,企业也因此无法在更大的运行规模上保持效能。可谓社会、企业和个人同时陷入困境。在德鲁克的思想中,社会是靠大家来维护的,如果某人丧失了社会功能,也就丧失了社会身份,就丧失了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成为一个被社会 放逐 的人,自然他也就不会关心或维护这个社会。





究竟如何摆脱现实困境,以及解决企业内部普遍的对立和冲突,尤其是劳资冲突,实现企业内部利益关系的整合,有赖于一个具体企业的 管理 。尽管我们不能给一个具体企业设定管理的内容,但是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思路是确定的,因为整个社会需要有内在的一致性。这就是承认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组织机构,是一个 社区 或社会的不可分割的 分子区域 ;企业成员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地位,据此建立起一个组织的公正,形成组织协同的制度性规范,包括保障组织成员的生活和就业安全,以及满足组织成员的需求,统一企业成员的意志。





德鲁克认为,就像企业是社会的一个 功能组织 或一个 器官 一样,管理是企业或一个组织机构的 器官 ,即通过管理来实现组织机构的效能。管理和组织,就像人体与器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可以从观念上分辨出来,分辨出管理部门和管理系统的存在,如同人体中的器官,以及某个器官主导下的功能性子系统。真是妙不可言,德鲁克总算自圆其说了,把组织理论和管理理论,在观念上区别开来了,也使自己成为现代组织理论的第一人,当然是基于 政治社会学领域 的现代组织理论,否则就是对巴纳德、西蒙和斯隆的不公。德鲁克一直强调,《公司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开创了 组织研究的领域 ,而社会上的人则始终认定《公司的概念》是一本管理著作。





推荐序二(5)


《公司的概念》出版后,德鲁克直面自己的未来选择,必须在 政治社会学 与 组织管理学 之间做出选择。当年韦伯始终是站在 政治社会学 领域研究 官僚科层制组织 的;而德鲁克从 政治社会学 领域出发,最终进入 组织管理学 领域。不过他的心依然系于社会问题,尤其到了晚年更是这样。德鲁克的选择有种种主客观动因,他自己认为 组织管理领域 是一个空白,补全这个空白对工业社会的正常运行意义重大。





客观地说,他是为自己开创的 现代组织理论 找落脚点。《公司的概念》毕竟是在通用汽车公司的 管理实践 基础上完成的,远在德鲁克介入之前,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成功地使生产经营过程处在 有组织的状态 ,已经形成了一个 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组织 。德鲁克必须用 现代组织理论 ,重新对过往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进行整合,包括重新解读通用汽车公司的 管理实践 ,赋予斯隆创立的分权制管理以全新的含义,赋予泰勒进而福特的生产作业过程管理以人文精神,等等。否则,他从 工业社会 的政治社会学领域演绎出来的 现代组织理论 ,以及他不断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主张,无法形成始终一贯的体系,具有形态上的完整性,从而也就无法证明用他的工业社会的思想和主张,去改造现实企业的组织理论,并不是一种乌托邦,一种观念形态上的假说或空想,而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 不可避免 的客观必然性。





《公司的概念》出版后,德鲁克必须为自己的早期思想做一个总结,把自己完整的思想聚焦于未来研究的方向,准备无拐点地向 组织管理领域 纵深开拓,这就是1950年出版的《新社会》。《新社会》更加集中,也更加清晰了他 建立工业社会秩序 的思想,明确指出企业组织是现实社会的代表性机构,代表着社会的经济基础;政府组织也是社会的代表性机构,代表着社会的上层建筑。企业组织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互为前提、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如果不改变现实上层建筑的观念、原则和制度,就无法解决工业社会的根本问题,无法使工业社会正常运行。上层建筑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依据企业组织的改变。现实社会动荡的根源,存在于企业组织之中,存在于大规模生产经营的组织方式之中,存在于企业非人化的组织方式之中。





企业作为工业社会一个独立的组织成员,必须像社会的一个普通公民一样,必须按照社会正常运行的要求自律,必须依靠自己的内在力量,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目标,获取经济成果,获取企业自身在社会生态中的存在价值和理由,这就是所谓的 经济自由 。上层建筑及其代表的组织机构即政府,必须按照企业组织运行的这种要求,形成相应的政治原则、政策方略和制度规范,两者互动,实现所谓的 社会公正 ,或称社会的公平和社会的正义。经过这样一总结,德鲁克就有理由,也很有力量,去深入研究现代组织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预示着一个思想伟人的诞生。





从20世纪50年代起,德鲁克的主要精力是从事组织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咨询实践工作,主要代表作是《管理的实践》和《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最终打通了 社会、企业、个人及其管理 之间的关系,而且与现实非常契合。尤其是通过 企业的使命 、 企业的目的性 ,或企业在社会生态中的 存在价值和理由 等一系列引申的概念,在 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 ,进而 经济与社会 之间建立了联系,使他的思想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成为大企业普遍的指导原则。后人把德鲁克定义为管理学的集大成者,不无道理。





推荐序二(6)


关于 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 的联系,是他思想脉络中最重要的节点,顺便做一个简单的释义。比如一个职业球队,它也是社会的一个组织机构。球队的存在价值取决于组织的效能,取决于该组织能否使每一个成员按照球迷的要求,做好每一个动作,打好每一个球;取决于它有无优秀卓越的表现,而不是积分牌上的成绩。只有那些赌球赛的赌徒,才是唯一关心积分的人;就像炒股票的人一样,对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企业的利润,或企业是否挣钱。





如何理解或定义彼得·德鲁克并非本意,我等莘莘学子唯有心存感激之情。他的思想成就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他对社会的价值贡献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德鲁克走了,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朋友也时常提醒我,难道不想说点什么?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向中国的读者谈谈彼得·德鲁克,谈谈他的思想脉络,谈谈他的早期著作,以表达我和朋友们对大师的感激之情。为了不辜负华章的厚望,不得不用心再读德鲁克,再读他的著作和他的生平,这段经历使我备感愉悦,更受益匪浅;我喜欢德鲁克活跃的思想,更喜欢他思维方式中的智慧和精神气质。当我写完本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彼得·德鲁克的早期著作,了解他完整的思想。





包政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言(1)


《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书被许多朋友和一些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所有书中最棒的一本书。确实,我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我最得意之作。它也是我唯一一部公开阐发基本社会理论的书籍。事实上,本书尝试阐明的不是一个社会理论,而是两个。一个或者可称为 一般性社会理论 ,它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有其功能性和合法性方面的要求。另一个或者可称为 特殊性工业社会理论 ,它将这些一般性社会理论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例,这种工业社会出现于20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获得主导地位。我曾经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 保守之路 ,其原因就在于书中有两个关键性概念, 身份 和 功能 ,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保守性的术语。这两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或者詹姆斯·麦迪逊,而不是约翰·洛克,更不是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卡尔·马克思。本书的第三个关键术语是 合法性 ,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保守性的术语。如果当时这个术语已创造出来的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可能就会用到这个术语(该术语可追溯到1820年前后,当时汉密尔顿已逝世很久),而本杰明·迪斯雷利则确实使用过该术语。这个术语承认合法性权力已是一种社会现实,但要求这种权力必须建立在普遍公认、义务、责任和共识的基础之上。





尽管 保守主义 这个词确实有着非常陈旧过时的含义,但本书并非 新保守主义 (该术语在本书初版的1942年时还不存在)。因为首先,对我而言,根本就毫无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必要,毕竟这个词所指的是那些前左翼分子,而我从来就与此无缘。我们现在所谈的新保守主义,我在本书中称之为 重商主义 不过,我前面已经申明,这一术语已经过时,并且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 这里我再重申一遍。因为新保守主义否认而不是肯定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实际上,新保守主义只是鼓吹经济学重于一切的 19 世纪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别称,而这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并不相容。保守主义的立场是,而且总是将社会置于首位。它并不否认经济和经济学的重要性 事实上,还远不止是不否认。在那些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和 现实政治 的真正信徒(如亨利·基辛格)中,我经常被怀疑说我对经济和经济学过分感兴趣,说我是在鼓吹只有自由市场才能产生经济的结果和控制的力量,总有人怀疑说我在鼓吹经济的首要任务是赚取资本成本,即赢得丰厚的利润,还有人怀疑说我断言缺乏经济基础的军事力量只是痴人说梦的幻想,等等。不过,将社会各个维度都唯一地纳入这一个维度(甚至是精神方面),却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所不齿的。在19世纪的埃德蒙·伯克、罗伯特·沃尔浦尔、温斯顿·丘吉尔、本杰明·迪斯雷利等人的眼中,还有同样在亚伯拉罕·林肯和乔治·华盛顿看来 社会是个多面体,不是单向的。巨大的挑战 无穷无尽的冒险 ,霍勒斯·沃尔浦尔称之为政治伎俩 就是要在这多个维度间保持平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就必须成为一个功能性社会。它必须给个人赋予社会身份和功能,而且其权力必须被承认具有合法性。





斐迪南·腾尼斯所著《社区与社会》(1888年版)一书,是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最伟大的经典之一。腾尼斯把社区与社会并置同论,前者关注于存在(being)即身份,后者关注于行事(doing)即功能。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我提出,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必须两方面都兼顾,社区赋予身份,社会行使功能,而这个制度自身还需要能使其达到预定目的的具体制度。我当时还没有将这种制度称之为 组织 ,这一术语当时还没人使用,甚至还没人知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才有所改变(也许这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我的下一本书《公司的概念》(1946年)中,该书也正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发行)。我当时还没有察觉 实际上当时谁也没有察觉,这一工业社会将成为一个包含各种组织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仅仅包含工业组织的社会 意识到这一点,那已经是10年后了。实际上,许多著作家,尤其是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他们眼里还仍然只有政府和工商企业,而对其他各种组织,如大学、医院、工会、教会(还有其他许多)都熟视无睹,也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执行其社会功能、组织其社会任务的。而《工业人的未来》当时就洞察到,工业社会在结构上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已经有所不同,并且其面临的挑战、其价值观和机会也同样有所不同。





序言(2)


那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已走到了头儿 还有少数人认为,即使在美国,这种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也不一定能够捱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不用说在欧洲了。虽然不能说世人皆醉我独醒,但本书确实洞察到,工业社会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恰恰预示着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成就。《工业人的未来》并不是一本 乐观主义 的书,在写作其主要章节的1940年夏,当时可以说并没有多少令人乐观的东西,收音机里倒是天天都在播放着纳粹的胜利、法国的陷落和英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之类的新闻。但是,本书却再次肯定了各种价值、希望和责任 而这些都由战后时期的各种事件给予了证实,也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的一个 工业 国 美国取得领导地位这一事实得到了证实。





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工业时代。而且实际上,我们甚至已经超越了 后工业社会 。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我称之为 后资本主义 (以此命名的另一本书,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Transaction版就绪之后也将面世)。这是一个 知识 社会,而不是一个 工业 社会。但是,就这一工业社会而言,它对身份和功能的需要、需求和孜孜以求,却与50年前并没什么两样 毕竟这些都属于一般性社会理论,而不是工业社会的特殊特征。借以实现这些需要的制度仍然是组织,尽管不再仅仅是发达国家主导着1870年或1880年到1960年或1970年间的工业(也就是制造业)组织。我们所需要的具体应用肯定也会有所不同,但原则却都是相同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本书的写作始于欧洲已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完成(尽管尚未出版)则是在美国参战之前。那时我已非常清楚美国肯定会参战 虽然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参战当时还不很清楚,也不可能清楚。由此,第1章 工业社会之战 也许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特别有趣。书中所描述的各种事情当时都还很新奇,事实上都是非常异端的。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个个愁眉紧锁忧心如焚 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 如何才能挨过那场战争,如何才能不被黑暗势力所吞没。当然,我当时也同样忧心如焚:在写作此书的那几个月里,好多个夜晚我都辗转难寐。然而本书(这本书在那时几乎可称唯一)却敢于发问:我们对战后的世界抱有什么希望?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担当得起那个世界? 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不得不一直努力尝试 ,这是我的一位好友在78岁高龄开始投入一项 新事业 时所说的,这也完全可用来作为本书的题词箴言。





彼得·德鲁克





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





工业社会之战(1)


1





这次世界大战是为工业社会的结构而起,它所谋求的,是工业社会的原则、目标和制度。工业社会的一个论题,也是其唯一的一个论题就是社会与政治秩序问题:自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的大约200年期间,整个西方为自己创建起了一个全新的栖息地,在这个丰裕的物质世界里,其秩序是否与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呢?





最能清晰地反映这个论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作为工业战争的一次大战 在这场大战中,工业不再是一个附属品,而成了战斗主力。工业战争所带来的必然是工业和平 在这种和平状态下,工业不再仅是和平时期社会组织的外围而成了其中心。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社会组织必然都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上,遵从同样的结构规则,这是政治生活的一个规律。有时,它可能表现为一场缔造新社会,或者至少是逐渐显化新社会的战争;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却可能表现为和平。这就出现了第一个论题,一个最为古老的推想 也是最无意义的推想 关于政治哲学的推想,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可能感觉这无异于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之类的推想。但是作为事实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疑问:战争社会与和平社会必然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当今的工业战争社会,必将成为明天的工业和平社会的先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可能将工业体系及其社会组织仅仅视为纯粹的从属性副产品。虽然有用好用坏之嫌,机枪、飞机、坦克和汽车都还是被作为了步兵作战这种传统模式的辅助手段。就基本的社会单位而言,1914年的战争仍然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组织结构:步兵团中没有职能和技能的分工,它们几乎原样照搬封建社会的结构特征,治安官带领佃户和农奴随从出征。





的确,在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战争就已经开始演变为一种工业战争。1917年和1918年的诸多重大战役,都已是工业战役。但最后的和平并非是工业的和平。大战期间,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未曾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它甚至未曾尝试找寻这种解决方案。而恰恰是由于这种差距,导致了凡尔赛体系的崩溃垮塌。凡尔赛时期及此后的若干年 直到1929年,很多国家甚至直到1939年 断然延迟和逃避解决这个工业体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尽管这样做往往并无意识。此时,有一种试图恢复前工业社会(1913年)基本状态的强大愿望。基本上,在战争间隔之间的人们(其时间间隔非常接近,然而其思想甚至对于我们这些同类都完全难以理解)非常清楚差距所在。这点表现为他们坚持认为持久和平是维系凡尔赛体系的社会结构的一种方式。





认为自由社会经受不住再次战争的考验,这种想法(在1928年或者1934年很少有人会怀疑这点)就等于是说我们已知的自由社会不能够寻找到适合工业体系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如果这一点还有什么意义的话,这实际上是宣判了自由社会的死刑,唯一可能的最大奇迹也就是祈望缓刑。指望永久的和平属于幻想中的太平盛世,而不是任何人间社会所能为的。事实上,死刑在即,随时可被执行。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为自由而战斗,并非是由于自由国家中缓和姑息之类情绪有什么回归返潮,这种情感根源于认为工业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我们还能够为自由而战斗只是因为希特勒自己的根本错误。





在下一次的和平会议上,我们可能再次致力于构建永久和平 尽管我认为我们都已经开始怀疑这种尝试是否明智。但是,我们无疑不能也不会推卸寻找解决工业体系基本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责任。而工业战争的现实,且不提战后的现实,更将使得它不可能去推卸这个责任。





今天,战争的工业机器是自发形成的,其他一切都以此为中心来构建。步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次要的战斗力。轰炸机的领航员与机组工作人员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或者坦克指挥与部下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如同生产线上的领班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它建立在技能和职能层级基础之上,同样也建立在指挥层级基础之上。今天,每一支军队的社会性困境,如旧军律、旧的升迁制度和论资排辈(个人技能水平无足轻重)等都无以维系甚至于难以为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军队陈旧的前工业社会状态已经无法组织和驾驭新工业社会的现实。在今天的每一支军队中,陈旧的社会形态都让位于新的社会形态 这点在纳粹军团中表现得最为剧烈,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在未来社会里,前工业时代的旧社会形态将必须让位于新工业社会形态。





工业社会之战(2)


每一位历史学家都知道,由于法国军队需要在新的社会形态基础上组织军队,这就迫使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接受法国革命的基本社会准则。未来的历史学家将看到,正是出于要在工业体系基础上组织战斗的需要,促使我们这代人努力构建一个工业社会。确定我们这个社会要建构于什么基础之上,是我们这代人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





这与参战本身的善恶问题完全无关。我也不会断言战争就是有意义的,它造就了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了任何问题。相反,我确信,战争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或者解决任何问题。我要说的就是战争已是一个现实 一个至关重要、无法否认但又仅仅只是现实的现实。现实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或者解决任何问题。它们只是存在于那里。它们是否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什么意义;它们是创造还是毁灭;它们是否解决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它们。





无疑正确的是,战争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设法克敌制胜。然而,同样正确的是,我们希望赢得胜利难道不是为了赋予这次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以某种意义吗。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这些就是本书唯一关注的问题。因此,全书的唯一主题就是:如何才能将一个工业社会建构为一个自由社会?





人微言轻,对于诸如战后蓝图规划、疆域划分、国际同盟、国家联盟或者金本位制之类问题,我显然很少能说什么,甚至根本就无法置喙,无话可说。当然我不是认为那些国内国际组织的现实问题就不够重要。实际上这种片面的想法就像我们某些蓝图制作者一样愚蠢,他们认为自己在寻找唯一可行的社会机制。总是不让两全 要么选择社会机制而没有政治原则,要么相反 这比无用更糟糕,而且非常有害。有时,具体现实的结果恰恰滋生于观点和原则的讨论当中。有时,一个政治上的堵漏人员,丝毫不曾考虑到一般的规则而只是单纯凭借现场随机应变一拍脑袋得出的一些贸然发现,就缔造了一门新的哲学。在政治领域,只能要么是个二元论者要么什么也不是,因此, 现实主义者 和 理想主义者 都排除了单纯的政治效果论。然而,本书的研究并非是要试图就某些具体的情况给出具体的解决之道,而仅仅只是因为作为研究者很难了解未来变化的具体情况。按照笔者的观点,今天解决战后具体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应该是收集拟定多种在不同可能情况和偶然情况下的应对之道,以作为今后的方案选择备选 这就类似于参谋本部那样,总是要拟定很多作战方案,以便从中选择最适宜的方案。当然,完全达成这一任务不仅超出了压缩进一本书的范围所限,而且即便是穷一个人毕生精力也不可能完成。何况,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办法能够将战时自身的问题隔离开来,而单独只讨论战后的问题。在我看来,将来的某一天,和平得以在历史的旅程中实现只能是通过改车换骑,而不是结束我们的旅程或者重新开始我们的旅程。





简而言之,本书的任务是深入思考一些基本性问题,详解阐明一些基本性论题,基于我们现有的自由社会,未雨绸缪勾画准备一个全新的方案。在此笔者无意妄称自己未卜先知,能够洞察未来工业社会的图景,而只是希望能够指明如何平稳到达这一未来彼岸。





工业社会之战(3)


2





也许,在构建一个自由的功能性工业社会的准备过程中,最重要,显然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就是认识到我们的危机是一种正在严重威胁和影响到西方世界社会和政治基础的危机。所有西方各国通行的价值观、信仰和制度都在分崩离析,而在其废墟上,极权主义得以蔓延滋长大行其道。当前这场战争实际上是西方社会追求美好未来的一场内战,它不可能 除了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 仅仅通过打退外来入侵者来赢得胜利。这表明解决之道就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内部:在于从原有成熟的自由原则出发构建新制度的过程中,在于新的社会权力组织形式的萌生过程中,总之在于我们再次思考和重塑我们的社会基础之际。这场战争最终,我希望也是最后的爆发带来了巨大动荡,要理解这种动荡的性质和特征,就必须把所有浅薄浮夸的理论都拒之门外,这些理论将这场战争和纳粹对社会的极权主义威胁,归结为德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的 民族性 ,归结为德国的历史走向,归结为德国人特定的信仰或制度。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因素的确存在,甚至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凡尔赛和平,德国出现的通货膨胀,希特勒在维也纳帝国度过的失落童年 所有这些都有一定影响。但是,它们仅仅解释了某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是谁做的,却并未解释为什么发生和最终的结果如何。





毋庸置疑,过去50年来,德国成了欧洲的 地质断层带 在这里每一次的骚动都将演化出一次地震。但是,法国在之前的100年时间内实际上也同样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两个例子中,失去平衡、倾向暴政和诉求侵略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它们与民族性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极权主义在任何工业国中都有可能发生,如果它并非首先发生在德国,那它可能在欧洲其他地方起源。魏玛共和制在德国的掌权,无疑是由于20世纪德国所具备的某些特质。希特勒主义的很多内容都是19世纪或20世纪德国所特有的。但是,希特勒主义无论多么惊人多么壮观,德国卓绝一世的事业和特有的德国现象都只是问题的表象。它们解释了希特勒主义的 如何 甚至是 何时 的问题,但并未回答为何这样以及事实怎样的问题。





法国极权主义毫无疑问在很多方面与德国有所区别,比如其口号、具体制度和特定的表现,等等。它们都与西班牙或者捷克斯洛伐克的极权主义大不相同。但是,如果它们所接受的基本原则一样,那么在本质上它们的区别也就微乎其微了。这些原则并非是 必然 ,在民族性、历史或者制度结构方面都很难发现这些原则的影子。它们都经过了刻意的、有目的的选择,它们是赋予了自由意志的人们的选择。





民族性无疑是存在的。然而,它通常表现为行为方式的某种倾向 或不紧不慢或心急如焚,或谋定而后动或临时抱佛脚,或感性灵动或理性自持,或深刻透彻或肤浅草率。换句话说,民族气质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它并未给我们揭示出任何真正的行为本质,而只是一个事实:说某人是肤浅草率的,而另外某人是深刻透彻的,这个事实并未告诉我们谁更可能犯罪。除了一个民族或者种族的性格倾向之外,对于某种类型的人、某种类型的职业和某种类型的行为,存在一些有意识或者传统上认为的社会性优劣判断。正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社会 理想类型 ,被错误地认为是 民族性 。但是,社会 理想类型 的变化是如此频繁、迅速并且令人难以捉摸,这是其他一切都难以企及的。昨天曾经非常受欢迎的东西,例如所有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误以为是美国民族性真实代表的美国佬银行家,到今天却已经风光不再。在每一个欧洲国家的历史上, 理想类型 都经历了多次变化。对于希特勒主义,唯一有把握可以说的事,如果确实存在,就是纳粹领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过德国社会的 理想类型 ,无论是在其背景方面,还是其个性、等级优先性、职业、行为或是信仰方面,这种类型以前都从未普遍化过。但它告诉我们什么呢?纳粹主义是一种革命?这纯粹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废话而已,除此之外,它还能在革命的特性、根源及其意义方面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除了让我们知道德国有着与其他民族一样的革命能力之外,它没有再进一步告诉我们有关德国民族性的任何东西。





工业社会之战(4)


一般来说,那些接受了民族性解释的人也就对于希特勒教义有着天然的亲和接受力。因为在关于一个民族性不可避免和亘古不变的理论与关于种族的生生不息与不可改变的理论之间,实在是半斤八两差别甚微。一旦接受了这一点,那么离那种民族或种族天生优越论也就近在咫尺。为了战胜纳粹主义,我们必须采取传统的宽容原则立场,这种原则认为在德性方面,无论种族、民族或肤色如何,普世民众都差别无几。这本身不能解答纳粹主义源流 除了在纯粹个体性伦理领域之外。它也不是政治行动的基础,因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模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属性,而不过是伦理原则、客观现实以及伦理原则在客观现实组织上的应用 政治制度。原则和现实都与普通人的先天品性无关 原则是人类自由意志的抉择,而现实则是受制于外部的状况。但是两者都同样与什么民族性或种族性毫无关系。





如果民族性的解释不能成立,那么各种民族历史的解释就毫无意义。如果德国没有发展出纳粹主义,而是发展了德国版本的甘地和平主义,那么我们现在将可以看到很多书籍都会滔滔不绝地谈论按照宗教改革运动、路德、康德、贝多芬或者 F. W. 福斯特等的观点,这种发展是多么地 不可避免 。在1927年的德国,和平主义忠诚者的数量远胜于纳粹忠诚分子。而如果英国人发展了极权主义哲学,那么那些伪历史学家们就会逮着亨利八世、极端的极权主义分子克伦威尔、霍布斯、边沁、卡莱尔、斯宾塞和博赞基特等不放狠命挖掘。在任何国家,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和行为都将被曲解为某种 必然性 ,同时,却又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对立结论。一个世纪前,英国和美国都有这样一个惯例,在每一本历史书籍中都以大段的赞美诗开篇,赞美体现在阿米尼斯、路德和腓特烈大帝等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日耳曼人的高贵品质如何引领着欧洲挣脱拉丁暴政的统治,让自由重见天日。其后的敌人来自法国和天主教会。现在,则有纳粹主义的危险横亘面前。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希特勒的暴政是必然的,因为罗马帝国的文明辉煌从来没有照耀到北部德国使之跟上文明的步伐,再加上因为路德的宗教改革摧毁了中世纪的天主教文化。然而,面对挪威人,或者面对尽管罗马化程度更低但同样属于新教的苏格兰人或荷兰人,这种理论做何解释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雅克·巴赞先生在这个领域做了先驱性的工作。他的书,尤其是《法国的种族》和《种族:一种对迷信的研究》,对于那些希望理解当前政治思潮中伪科学生物进化理论的真实本质的人来说,应该是必读书籍。实际上,这些尤其让人目瞪口呆的纳粹教义和口号,其直接先驱者几乎都不是德国人。极权主义最早而且最一以贯之的哲学家是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 19世纪最具影响的著作家之一。孔德是第一个将思考的目光集中投射到工业的思想家,这点非常重要。他的极权主义,尤其是他那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道德自由所充斥的愤恨,都源于要围绕工业制造商来组织社会的企图。激进的反犹太种族主义也起源于法国,它是由戈宾诺首次宣示提出的;而戈宾诺自己,又是法国那样一支长长政治思想家队伍的嫡传弟子,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将法国社会秩序及其正当性用不同社会阶层的种族起源和不同种族天生的优劣性来解释和辨识。他们甚至像纳粹那样,披着同样 科学主义 的外衣而大放厥词。 拿破仑叔侄俩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原则,大多数被希特勒所吸收采纳;而这叔侄俩则是从奉行强权政治哲学的马基雅维里以及精明狡诈的威尼斯和荷兰政治家们那里寻找思想泉源。 上帝特选子民 的概念诚然是从犹太人那里直接拿来的,却又被凶残恶毒地用做反对犹太人本身的理由。而美国人威廉·詹姆斯所首创的非经济的等级制度思想,却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纳粹偷来用做建立其纳粹集团及其组织的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许多思想被沦落的典型方式,詹姆斯首次在一篇题为《战争的道德价值》的文章中提出这一思想的初衷,却是探讨如何构建永久和平。 地缘政治学 的基础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奠定的。而现代总体战争的经济则是1917年的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首先拟制。让戈宾诺、詹姆斯或者其他什么人对纳粹使用或滥用其理论的行为负责,这显然就像仅仅因为很多著作家和政治家们的国籍,就称他们 法国人、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为先天的法西斯主义者或必然的法西斯主义者一样荒谬可笑。同样,要想从德国历史中去追踪某种必然性的逻辑,这样的做法同样愚蠢可笑。我们既然能够确认各种欧洲文化都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存在广泛持久的交流接触,那么那些关于任何一个国家的 先天特性 的论说如何能站得住脚,这难道不是同样荒谬可笑吗?





工业社会之战(5)


事实上,每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和民族特性中都存在着为善和造恶的无限能力;每一种正面行为或负面行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先例和权威辩说;由此,每个国家的决策都只是其自身的决策,而用不着拉出其民族本性或者是过去的传统来解释辩护。





关于纳粹主义,或者关于其他种种历史现象,最经不起推敲的理论,就是那些试图以某种特定的制度或者某种地理位置的巧合,来解释或阐释其意义和起源问题。有时,人们容易天真而盲目地轻信纳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控制下工业长期集中发展的结果。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某些纳粹制度的具体细节是由这种发展形成的。但是,作为德国邻邦的捷克斯洛伐克其工业更为集中,卡特尔化更为严重,政府控制更为全面。而被说成是德国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的纳粹主义,显然在捷克斯洛伐克却是不存在的。在现代欧洲,家长制经济政策最为严重的国家是法国,那里18世纪的重商主义从未被真正放弃。然而,如果要让法国的贸易监管部门对那些亲纳粹的 维希的男人们 负责的话,那就实在太可笑了。





再者,纳粹主义向东扩进并征服了欧洲东部和东南地区的一些小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纳粹主义不仅是东进运动政策,也不仅是一场德国 斯拉夫的千年战争。每次德国试图扩张的时候,它都不可避免地要与斯拉夫人发生冲突,只是由于斯拉夫人而不是暹罗人居住生活在了德国东部边陲。出于同样的原因,斯拉夫人常常也西进。换句话说,斯拉夫人和德国人在过去的一千年来,不可避免地有着非常密切的接触,偶尔彼此发生战争,但是彼此也能和平共处相互学习。德国与斯拉夫国家接壤,这个事实本身并未解释纳粹极力想征服或者主宰世界的强烈欲望出于何因。而德国过去试图征服斯拉夫领土的企图也解释不了它现在这种想法的本质 除非中欧的地质和地理面貌仍然保持五百多年前的原貌未变。





纳粹主义不能用德国的民族性、德国的历史或者是德国的制度和地理条件来解释,理解这点非常重要。如果未意识到这点,目前的战争就将变得毫无意义,而更为严重的是,纳粹主义巨大的危害也可能难以为人们所充分意识到。如果确实像人们通常流行的说法那样,纳粹是德国的某种民族性或者德国的历史中某种必然性的结果,那么英国或者美国参战就毫无道理了。恐怕难以看得出美国会有什么明显的兴趣必然要去阻止德国 历史的难以消解的 对征服斯拉夫的欲望。想遏制这种念头的希望是渺茫的;我们难道指望在过去五百多年都未曾做到的事情在五年的战争中就化解吗?必然性理论的唯一结论将是,听任德国人自己按照其必然的途径大行其道为所欲为,再插手坐地分赃。希特勒本人作为必然性理论的主要人物,他显然正希望别人都持这种想法,同时他的全部政策也都建立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之上。





工业社会之战(6)


我们必须能够意识到,纳粹主义的本质正是在于尝试解决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即工业社会的问题,并且意识到纳粹这种尝试所基于的基本原则绝不可能仅仅限于德国,否则,我们就连我们参战所反对的是什么、支持的又是什么这种基本参战目的都浑然不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虽然需要构建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但我们要反对将这种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努力建立在奴役和征服的基础之上。否则,我们所构想的建立一个不仅是功能性的而且是自由的、和平的工业社会的努力,就没有基本的立足之地。如果这样,那此时我们能够期望的就只是消除纳粹主义的一些根本无足轻重的特征 那些可归因于德国1933年经济地位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其具体制度的意外事件而已。如果我们都认为自己只是在为反对国际贸易中的易货贸易制度而战,或者是仅仅为支持莱茵河边界而战,那么我们就是在玩火自焚,抱着赌博撞大运的心态拿战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不当回事。





极权主义专制的凶残暴虐已经充分证明,那种为这一噩梦这一危险的可能出现提供了滋生地的社会,必然没有履行好自己的基本功能。极权主义残酷压制人们的自由,这表明它们是在试图通过否定自由来使社会得以发挥功能。为了战胜极权主义,我们就必须重新构建一个功能性社会,而且这个功能性社会至少能像极权主义的伪社会那样成功发挥功能。同时,它必须是一个自由的社会。理解这一难题,明确这一任务,找寻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不仅对于赢得和平至关重要,而且它本身就是这场战争所取得的胜利的一部分。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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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业已成型运转的功能性工业社会尚不存在。我们只是在借助于广大工程师、化学家以及熟练技工为我们建构并运营着的庞大技术机器,进行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业生产。此外,我们也仰赖于一架虽然不够成熟、不够有力却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重大影响的经济机器进行着工业产品的分配。然而这一工业化的图景,远未能够充分扩展到政治和社会层面,在那里我们尚未生成工业文明,也没有工业的社会生活和工业的秩序或组织。正是由于缺乏一个能充分整合交融于我们的工业现实的功能性工业社会,我们的时代潜伏下了危机的种子。





放眼整个欧洲和北美大陆,大约有5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正身临其境地感受着工业世界的世俗现实。如果离开这一工业世界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和制度,人们简直寸步难行,更别提生存与发展这种人生大计。毕竟,我们饮食起居这类日常俗世生活,无不有赖于这一工业世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依存于这一工业世界,在其中谋求生计、图取快乐。因此,其社会之问题,也就是我们每个个人之问题;其社会之危机,也就是对我们的个人安全和社会稳定之直接冲击;其社会之胜利,也就是我们最引以为豪之战利品。似乎可以宣称,西方人已经成为工业人。





但是,究其本真,就西方社会的社会信仰和价值观,及其仰赖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手段等方面看,它基本上仍然处于前工业时代。归根结底,西方社会只不过是 18 世纪晚期发展并形成起来的重商主义社会的当代投影。这一前工业社会曾经担负起了成功组织 19世纪世俗化物质现实的责任。但是,它却无法整合交融今天的工业现实。





正如人类的生物性存在决定了人类片刻也离不开空气呼吸一样,人类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存在要求有一个功能性社会辅助其间。然而,人类必须要有一个社会以托身其间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就一定已经拥有了这么一个社会,毕竟必要条件并不能够代表充分条件。譬如,面对海难事件中那些毫无组织、惊慌失措、横冲直撞的难民们,可能没有人愿意称之为是一个 社会 。这种情况下,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却并不存在社会。事实上导致人们惊慌失措的直接原因也正是社会的崩溃瓦解。而克服这种惊慌失措的唯一办法,便是社会的恢复重建,使其重新获得自己的社会价值观、社会纪律、社会权力和社会组织。





社会生活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不难想象,没有社会的社会生活甚至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转。反观过去25年的西方文明,我们很难有资格说我们的社会生活运转得非常正常,也不足以使我们确信存在着这么一个功能性的社会。





当然,如果说一个社会必然能从培植它的现实土壤中破土而出并发展起来,这无疑是错误的。某一社会组织植根于某一世俗物质现实,但是其价值观、规则、理想、习俗和权力等却完全属于另一社会现实,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就以鲁滨逊·克鲁索和他的仆人 星期五 为例,他们之间无疑存在一个社会。毫无疑问,那种将鲁滨逊视做孤立的经济人个体的传统观点是荒谬无比的。鲁滨逊有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习俗、禁忌和权力等。他的社会并非根据南太平洋某个亚热带小岛上的生活要求发展而来,而基本上是一个在寒冷的北大西洋海岸生活的加尔文主义的苏格兰人发展起来的社会。鲁滨逊身上所呈现的讶异之处,不在于他为了适应环境而做出的种种调适改变,而恰恰在于他居然几乎完全没有做任何改变。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他是另一个阶层或另一个时代的人,那么他必然要穿戴整齐才开始吃晚餐。这一实例说明,成功的社会生活可以建立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理念之上,而无论这种社会的物质现实和社会问题是否与其已经适应的社会相同。





一个社会,可能立基于专门用于组织特定物质现实的观念和信仰之上。或者,它也可能依托于与其环境大不相同的基础,就像鲁滨逊·克鲁索的社会之于圣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一样。不过,它必须总是能够将客观现实组织为处于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它必须掌控这一物质世界,使其对个人而言具有意义并且可以理解;并且,它还必须建立起合法的社会和政治权力。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2)


工业体系这一现实,尽管渊源于重商主义社会和市场之中,但是从一开始就与重商主义社会所依托的基本假设大为不同,并且常常是非兼容般格格不入。不过,就整个19世纪而言,重商主义社会还是成功地掌控、组织和整合了日益成长中的工业现实。当然,不同方面的紧张关系早就存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百年社会史,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各种紧张关系的冲突史:重商主义假设与工业现实之间,杰斐逊式的政策与汉密尔顿式的事实之间,市场与工业生产体系之间,无时不演绎着不断的冲突与紧张。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重商主义社会正在崩塌解构,工业体系正在失去社会控制,这些事实都已慢慢呈现得越来越清楚。不过,还是一直苟延残喘到1918年后,甚至一直到1929年之后,重商主义社会才真正解体。时至今日,它已经辉煌不再,停止了其对社会的功能支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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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越是简单的事物,越是难以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而要定义何为社会,就恰如定义何为生命一般是不可能的。只因我们距离太近,反而令其基本的简单特征被一片玄惑而错综的局部细节所遮蔽。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因身陷其中而难窥全貌。何况,在非生命与生命,无社会与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或临界点。不过,尽管我们难以确切知道何为生命,但一个活体何时停止生命而变成一具尸体则是稍具常识就能周知的。我们知道,倘若心脏不再跳动或两肺不再呼吸,人体就谈不上是活灵活现的生命。所以,只要心脏还在跳动或还有一口气,就还有生命活体存在;而停止了心跳,丧失了呼吸,剩下的就只不过是一具尸体。类似地,难以给社会寻求一个确切的定义这一点,并不能成为阻止我们从其功能方面去理解社会的理由。只有当社会能够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并且社会的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时,社会才能够成为社会。前者建立社会生活的基本骨架 社会的宗旨和意义;而后者则为这一骨架丰满血肉 给社会赋形并创造社会制度。如果个人都被剥夺了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那就不会有社会,有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社会原子,在社会空间中毫无目标地飘游浮荡。而且,那些决定性的权力本身必须具有合法性,否则就无以形成社会结构,有的只是一个空白虚置的社会,仅靠奴役和惰性而勉强聚合在一起。





那么,人们会很自然地追问,这两条标准中何者更重要呢?或者说,这两条社会生活原则中是否有轻重缓急呢?这个问题的历史实际上与政治思考本身一样历史悠久,绵亘久远。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政治理论的历史上产生了第一次重大分歧,这种分歧存在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社会目的优先论与制度化组织优先论之间。然而,尽管这一问题曾被古代先哲伟人们奉为神圣,但实际上却意味索然,可以说没有什么意义。在基本政治观念和基本政治制度之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重要性上,都本无所谓孰先孰后。事实上,以信仰、目的、欲望和价值观等观念领域为一极,以事实、制度和机构的实践领域为另一极,二者同时构成了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本质所在。两极之间偏袒诋毁一方,就不是政治学了。如果只有观念这一极,则政治学就会等同于哲学或伦理学;而只有实践这一极,则政治学无异于人类学或新闻学。两极中无论仅仅着重哪一极,都会使得政治学名不符实,或者事实上取消了政治学本身。





个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可以看做群体与个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方程式。它符号化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交融整合。它表达了根据社会话语言说的个人意志以及根据个人话语言说的社会意志。这样,它就使群体视角中的个人存在和个人视角中的群体存在变得可以理解,并且将其合理化。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3)


对个人而言,缺乏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就意味着社会也不存在。仅当社会的意志、目标、观念和理想从个人的意志、目标、观念和理想角度看有意义时才存在所谓社会。因此,在个人生活和群体生活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明确的功能关系。





这种关系也许在于一种意志的认同。有了这种意志的认同,就不存在非社会生活的个人生活,也不存在非社会目标的个人目标。这正是那些伟大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们的基本立场,尤其是柏拉图。苏格拉底学派抨击诡辩学派,主要针对的正是其人格上的 个人主义 观念。苏格拉底学派的 城邦 是绝对集体主义的,也就是说,在群体意志和个人意志之间、群体道德和个人道德之间、群体生活和个人生活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区分的可能性。当然同样也可能假设说,在个人意志和个人生活之外,何来所谓群体意志和社会生活 而这正是19世纪早期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立场。





就既缺乏功能又缺乏地位的个人而言,社会绝对是不合理、不可捉摸的,也毫无吸引力可言。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的缺失,使得个人被其同类社会遗弃放逐,沦为流落 无根 的个人,对他们而言社会真的存在吗?投射到他们眼中的,只是种种宿命般的超人力量,似乎能理解又似乎不理解,似乎有意义又似乎无意义,半是光明半是黑暗,但却永远是那么遥不可及不可捉摸。这些宿命般的超人力量左右着他的生活,掌控着他的生计,而他自己却无从插手、无从改变,根本就是不可能理解。就像是一个被蒙起了双眼的人,被带到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进行一种他连规则都丝毫不知的游戏,而赌注却是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计,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对社会而言,个人应该拥有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这一点和对个人的重要性是对等的。个体成员的意志、目标、行动和动机,若不与社会的意志、目标、行动和动机相融合一致,社会就无以理解也无以接纳他。那些脱离社会、流落无根、未被社会融合的个人,不仅仅显得非理性,而且对社会构成危险,成为一种起消解作用的、威胁性的幽灵般的神秘力量。人间流传着的那么多伟大神话 无家可归的犹太人、浮士德博士、唐璜,实际上都是关于已经失去或被剥夺了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的个人的神话,这也就绝非偶然了。丧失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缺乏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功能关系,这乃是少数族群所遭受的每一次迫害的根本原因。这些少数族群要不就是没有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 不被融入社会(如美国的黑人),要不就是被当做了造成社会难以融合的替罪羊(如纳粹德国时的犹太人)。





处于社会中的个人必须具有明确的社会身份,这并不意味着其社会身份就必须固定不变。将 明确的 混同于 冻结不变的 ,这正是19世纪初边沁之流自由主义者们的一大谬误。这是一种悲剧性的谬解,它导致一种否定一切社会价值的社会原子主义。当然,一个社会并不排除给予个人固定不变的地位和功能的可能性。通过将群体和个人融入宗教意志之中,印度种姓制度就体现了一种群体与个人之间明确的功能关系。通过宣扬永恒的轮回转世直至彻底涤罪的宗教教义,这种制度获得了其合理性。正是基于这一点,甚至连贱民们都获得了一种社会身份和功能,使得社会及置身其中的个人生活对他们本人而言有了意义,而他们的生活也对社会有了意义并且不可或缺。因此,只要这一宗教信仰本身不崩塌解体,印度的这种社会制度对个人和社会二者就都不会丧失其合理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印度的社会制度是从印度宗教中生成的。即便印度教之所以发明,只是为了合理化由征服者强加的等级化奴隶制度,这与我们的论点仍然并不矛盾。毕竟,我们进行的只是一种纯粹的功能性分析,而不是一种历史哲学。从另一方面说,在美国以往的流动性极强的边疆开发区社会中,个人已经有了一种明确的社会身份和功能,就像种姓制度极端僵化、等级森严的印度社会中的贱民或婆罗门贵族那样。进而言之,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个社会像杰克逊、亨利·克雷或林肯时期的边疆开发区那样,在融合其成员的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功能关系方面曾经取得过如此完美的成功。重要的是地位必须明确,功能易于理解并且意图合乎理性,而不在于是否固定不变,是否有弹性,或是否流动。说每一个男孩都有成为总统的均等机会,与说个人都是生来命定、唯有设法逃避来世不再出生在同一种姓中一样,二者都明确定义了群体与个人之间的功能关系。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4)


上文可以清楚地表明,无论何种社会,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功能关系的种类和形式,无不取决于该社会关于人的本质和终极圆满的基本信念。关于人的本质,可以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平等的或不平等的,善的或恶的,完美的、可臻于完美的或无法臻于完美的。而终极圆满的实现,则可在现世或是在来世,可在于灵魂之不朽或东方宗教所宣扬的个体灵魂最终隐灭,可在于和平或战争,可在于经济成功或子孙满堂。关于人的本质的信念,主宰着社会的意志;而关于其终极圆满的信念,则创造了实现这一意志的追求氛围。





这些关于人的本质以及人的终极圆满的基本信念,每一个都将引致生成一个不同的社会,以及生成一种不同的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基本功能关系。至于上述诸般信念孰是孰非、孰真孰伪、孰善孰恶,或者到底是基督教的还是反基督教的,这些均非笔者在此论说的主题。关键在于,这些信念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成为一个有效运作或能够有效运作的社会的基础,亦即成为个人在其中获得其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从而各得其所、各司其职的社会的基础。反之,任何社会,无论其基本信念的性质如何,只有在赋予个人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时才能有效运作。





具有合法性的权力本身正是根源于上述同一个有关人的本质和终极圆满的基本信念,这一基本信念使得个人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功能得以依托其上。确切地讲,合法性的权力可定义为是一种政治统治权,该统治权的正当性根源于社会的基本精神特质。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诸多的权力,但都似乎与这一基本原则毫不搭界甚至南辕北辙,许多制度的设计与运用也不是用以践行这一基本原则的。换言之,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也到处充斥着诸多 不自由 的制度;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也总是涌现着诸多不平等;在一群道德高尚的圣徒周围,也不免挤满了许许多多的无赖。但是,只要正义还在,只要我们称之为政治统治权的那个决定性社会权力,没有脱离抛弃自由、平等或道德高尚的基本诉求,只要它还是通过那些旨在践行这些理想目标的制度而行使的,那么社会就会作为一个自由、平等或道德高尚的社会而发挥功能,毕竟其制度构架仍然不失为是一种合法性的权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下一点是无关紧要的:社会的那些非决定性权力和制度与其基本原则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和冲突。事实上正相反,那些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往往正是发端于诸如此类的冲突。并且,一个社会将会发现,某种非决定性的制度或权力关系尽管只是非决定性的,但由于与其基本信念过于截然不同,以至于会将社会生活推向危急的边缘。这方面最恰当不过的实例便是美国内战,当时人们感觉到南方的奴隶制度构成了对自由社会整个结构的威胁。但毫无疑问,战前美国的决定性权力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因为其主张源自自由原则,而且正是通过专门为实现自由而定制的制度来践行的。美国当时确实作为一个自由社会发挥着其功能。而且,也正是因为它是这样发挥功能的,所以它才感觉到奴隶制度是一种威胁。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什么是决定性权力,什么是决定性的制度组织,这是不能用统计分析来确定的。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5)


通过计点人数、援引税单或比较收入水平的方法去衡量一个社会,这是徒劳无益、毫无价值的。因为 决定性 乃是政治的,由此也就意味着它只能是一个纯粹定性的术语。英国能够拥有土地的绅士从来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且自商人阶层与制造业主兴起以后,绅士阶层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也只占全国很小的一份。但是,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仍然掌握着决定性的社会权力。他们拟制的制度构成英国社会决定性的制度,他们秉持的信念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他们订立的标准构成代表性的标准,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社会的楷模。而其理想化人格 绅士,依然是一切社会的理想类型,其权力不仅是决定性的,而且也深具合法性。





同样,法律和宪法很少能够告诉我们决定性权力到底何在。换言之,统治权力与政治政府两者并不等同。统治地位乃是一种社会权力,而政治政府则主要属于法律范畴。比如,1870~1914年期间的普鲁士军队,在德意志帝国宪法中几乎未被提及,但它却无疑掌控了当时的决定性权力,并且还似乎具有合法性。那时的政府受到军队控制而变成了事实上的军人政府,虽然看上去还苟存了一个通常是反军国主义的文官议会。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在某些非洲殖民地的 间接统治 。在那里,社会的决定性权力仍然属于其部落内部。至少从理论上说,白人管辖的政府根本并不掌控社会权力,它只是将自身职能限定于设计建构用以支持和维护部落社会组织治安的警察事务,使部落维持处于一种松散而纯粹的 法律和秩序 的名义框架之下。尽管从宪法上讲,总督及其政府内阁的确拥有绝对权力。





最后,必须注意 合法性 只是一个纯功能性的概念。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合法性。权力仅当与基本社会信念相容时,才能合法化。 合法性 的构成要素必须根据具体社会及其特定政治信念才能确定其内容。一种权力只有被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伦理或先验原则认为正当合理的时候才是合法的。无论这一原则本身的道德伦理善恶、先验真伪如何,都与合法性无关,这一点与其他正式标准本身都必须具有伦理和先验合理性并没有什么不同。合法性权力本身当然具备社会功能,至于其发挥功能的动因及其功能宗旨本身是什么,这一问题则完全外在于并先在于合法性问题本身。





而正是由于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导致了19世纪初错误地将一种政治信条称做 正统主义 的谬误。当然,1815年的欧洲保守派们,他们有权力宣称专制君主统治下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什么是理想的社会或者什么是社会的基础,抱持对此的相关观点不仅是人的权力,而且也是人的责任。但是,他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功能的社会除了君主专制社会外舍此无他,这种观点也的确是混同了价值化选择与功能性分析。而且,他们对只有专制君主制度才具有合法性这一信条的宣称,这本身也很可能是错误的。事实上,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欧洲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封建性王朝原则对于决定性权力也已不再是一种合法的主张。1815年以前半个世纪的革命,已经改变了社会的基本信念,除了宪政政府外,其他任何政府都被认为已丧失了合法性。这一变化无论是令人向往还是令人生悲,都已经成了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正统主义者们也许曾经试图尽力抹煞这一信念的变化,他们也许曾经坚持认为,不具合法性的专制统治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比合法性的宪政统治更好。或者,他们也许还可诉诸于 抵抗的权力 要么退出,要么革命。他们唯一不能再主张的就是将政治依据建基于合法性观念之上。





关于何为合法性权力的功能性分析,丝毫不涉及臆断个人是否具有抵抗他认为有害的权力的权利或责任。社会毁灭是否比正义毁灭更好,乃是一个超出并且先于功能分析范围的问题。那些坚持不懈地认为社会只有在合法性权力统治下才能发挥功能的人,同时也完全可以认定,相对于某些个人权力和信念而言,社会并不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他不能像那些正统主义者那样,认定他的价值观和信仰因为 应该 ,所以就 必然 地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信仰。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6)


不具合法性的权力,其主张并非源于社会的基本信念。由此,就不可能识别出掌控权力的统治者行使权力时是否遵循了权力的目的,因为社会目的并不存在。不具合法性的权力无法加以控制,而且本质上它也是不可控制的。更不能让它负起责任,因为缺乏责任的标准,在其正义性上也不存在全社会公认的最终权威。而凡是正当性得不到证明的权力,都是无法担负起责任的。





基于相同的原因,这种不具合法性的权力也非常难以加以限制。限制权力的行使就是划定界线,超出了这一界线,权力就不再是合法的,也就是不再体现基本的社会意志。并且如果权力本身一开始就不具有合法性,也就并不存在界定合法性与否的界线。





任何一个不具合法性的统治者都不可能成为好的或明智的统治者。不具合法性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因为它仅仅只是一种 强权 ,而绝不会是权威。这种权力不可能受节制、受限制,它难以承当责任,也难以理性地终止。甚至从塔西佗在其《罗马帝王史》中给我们所提供的一个又一个案例研究开始,政治中就形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自明公理 无论什么人,不管他多么善良、多么英明或多么明断,在掌握了不受节制的、无限制的或不能理性终止的权力后,都无可避免地很快蜕变为独断专制、残忍暴戾、不近人情和反复无常者 换言之,即暴君。





基于上述如许原因,一个社会,如果其决定性权力本身不具有合法性,该社会就难以作为社会正常发挥功能,整合维系社会的力量只能依赖于野蛮残暴的武力 暴政、奴役、内战。当然,任何一个权力都必须有暴力作为其最后屏障,但是在一个功能社会中,它仅仅只能用做对付各种异常而罕见的弊病的最后补救措施。功能社会中的权力是作为一种权威得以行使的,而权威则是超越于强权之上的统治权力。然而,只有具备合法性的权力才能拥有权威,才能指望并要求社会自律,使得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而不具备合法性的权力,即使由最善良、最明智的人掌握着,也只能依赖暴力来达成社会的服从,除此之外再难以指望别的什么。基于这种社会运转基础,功能性的、制度化的社会生活不可能建立起来。即便是最好的暴君也只不过是个暴君而已。





那么,至此我们业已证明了一些什么呢?那就是:一个社会,除非赋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除非其社会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否则就不能发挥功能。这也许可称之为一种 纯社会理论 。像所有 纯理论 一样,它仅仅是形式性的,而没有涉及社会的内涵,也没有涉及自由、宗教、平等、正义、个人权力、进步、和平安宁,以及一切其他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如果像今天许许多多的社会效率谋划者们那样,认为发挥功能是社会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情,这完全是对纯粹效率的局限性和重要性的一种误解。如果我们不能够搞清楚效率是为了何种目的,效率的达成又要付出何种代价,那么功能的效率本身就毫无意义。





当然,我也不能完全摆脱那种相对主义者的视角,即认为只要功能发挥正常,所有的社会就都一样好。但是,另一方面,我确实反对那些极端主义者,他们将一切功能和效率问题都抛诸一边,除了基本信念和基本观念之外,他们也拒绝思考任何事情。在我看来,这一群体 姑且称之为 绝对主义者 ,不仅无视基本价值观只能在一个功能社会中产生效果这一事实,而且对于功能社会唯一的替代形式,就是社会瓦解为一群无政府状态的乌合之众,对这一事实也视而不见。





也许我们这一时代最大的谎言莫过于关于群众的神话了,这一神话居然将无组织的、无社会的、一盘散沙般的群氓说得天花乱坠。而实际上,群氓不过是社会瓦解、等级崩塌的产物。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7)


危险并不在于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设想的 群氓的造反 。毕竟,造反仍然是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的形式,虽然是以抗议的形式。群氓根本不可能形成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组织为先决条件的积极的社会参与。而群氓的危险也恰恰在于这种无能力参与,在于其无动于衷、犬儒主义的漠不关心,以及彻底地绝望。由于他们没有被赋予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因而社会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种恶魔般的、非理性的、不可理喻的威胁。由于他们缺乏可作为合法性权力基础的基本信念,因此任何合法性权威对于他们都不过是残暴和专制的代名词。因此,他们经常热衷于听从各种非理性的呼吁,也愿意服从于专制暴君,只要这个暴君许诺变革现实。作为被社会遗弃的贱民,群氓失去的只会是锁链。由于缺乏组织导致一盘散沙,他们也就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架构,可用以抵抗专制暴君使他们就范的企图。由于缺乏信仰,除社会秩序之外,他们总是轻易相信任何东西。换而言之,群氓总是落入那些善于煽惑人心的政客,或者为权力而追逐权力的暴君设下的圈套中。他们只能用暴力、奴役和消极否定的方法组织起来。而且他们也必须如此组织起来,除非他们能被重新融入一个功能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有效地避免或者阻止乌合之众似的群氓的形成和发展,那么它就注定在劫难逃。未能将成员交融整合起来乃是社会的过错,而不是作为社会瓦解副产品的群氓的过错,不过这么说并没有改变鱼龙混杂、组织涣散、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群氓的毁灭性特征。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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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次战争之前的150年里的西方世界,无疑存在过一个功能性的社会 一个通过共同意志整合成员,并且由合法性权力统治着的社会。它不仅是一个功能性社会,而且也是一个自由社会。而社会如果不是功能性的,那么就不可能是自由的。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视角看,19世纪的社会都难以说是一个工业社会。虽然事实上它成功地掌握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业现实,但是这一点它从来就不是有意为之的,社会组织过程也从来没有为达成这一任务而进行过。从社会的起源、目标、信念和制度这些角度而言,19世纪的社会即使不能说是反工业的社会,也只能说是一种前工业社会。





尽管我们的文明在19世纪中日趋成为工业城市的文明,但我们的社会形式却仍然处于以乡村社会支持和环绕商业城镇那么一种形式。这是一个重商主义社会 虽然商业流行,但仍然是乡村式的。那时我们实际上是尽力将工业现实拒之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外。因为工业现实在我们看来似乎污浊不堪、粗俗难耐,似乎与我们真正的价值观毫不搭界。现在,有许多城里孩子因为从来没见过牛就常被大家认为很丢脸 这一点确实如此。然而有更多的人 尤其是在欧洲,从来没有进过工厂,这却更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那时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工业体系尚未融入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秩序中。





这一情况在英格兰表现得最为明显。直到1914年,英格兰都一直代表着欧洲社会组织和社会理想的标准模式。英格兰是最彻底的工业化国家,农业几乎全然消失。然而,英格兰那时却也可以说是重商主义社会奠定得最牢固并且发展得最成功的国家。在19世纪的英格兰,居支配地位的社会理想阶层 绅士 ,基本上被定义为是与工业体系毫无关系、生活在前工业秩序之中的人。典型的是,整个社会对地位上升中的城市中产阶级所做的让步,只是将专业人士和商人接纳为绅士阶层。由此,外科医生和律师成了绅士;出口商人、股票和商品经纪人、银行家、批发商、保险代理人和船主也都相继成了绅士。但是,唯独制造业却一直没有能够成为绅士的职业。直到1935年,年轻人还是宁愿在一家小保险代理公司当低级合伙人,也不愿意到一家制造业公司做薪水高得多的行政管理工作,理由不过是: 城里起码还是一个绅士适合待的地方。





在当时英格兰的社会生活中,几乎只有一种理想楷模和社会榜样,那就是乡村绅士。这一楷模不仅受到来自上层阶级的称颂,也深受小职员和产业工人的认可和肯定。它构成了他们对社会的观念,模塑了他们的行为和礼仪标准,并且形成为固定的明星,充当着他们据以自我定向的参照和在社会中自我定位的基准。而那时的工业界却没有社交生活,没有社区,也没有组织。英格兰自1830年以来所出版的小说可谓汉牛充栋,难以尽数,但描写的都只是乡村生活或伦敦的生活,这一点也就绝非偶然了。据我所知,唯一的例外只有阿诺德·贝内特,记述了当时多数英国人生活其间的工业城镇生活。





大约100年前,迪斯雷利就曾说过英格兰存在着 两个民族 ,农业 商业民族和工业民族。而实际上,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二者中的后者仍未被整合融入社会之中。虽然较之1838年英格兰仍主要是一个商业国家时的工业化村落而言,1938年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那些烟囱里浓烟滚滚一片繁忙景象的巨大工业城,在政治上已经变得重要多了,但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这些工业城市仍然处于边缘的地位。社会治理的基础当然得到了拓展,更多的人成了 绅士 。手艺不再被视为丢份儿,甚至有的手艺被社会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声望。爱好猎狐的乡绅,对许多人而言已显得滑稽可笑 尽管笑他们的人多属本阶层。然而,英格兰的社会信念和理想,行为的规范,生活的方式,以及衡量个人及社会抱负的尺度等等,从英格兰伟大的社会分析家简·奥斯汀以来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奥斯汀描绘了1800年的那一代人的生活画卷,那时候商人还刚刚成为绅士,而制造商和产业工人却仍属异类,以至于根本未在她的书中提及过。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2)


直到当今时代,工业群体 无论是工人,还是雇主,都似乎仍然心满意足、心安理得地听命于绅士阶层掌控。他们似乎总是希望由绅士来领导并负起责任,一遇到什么现实的危机,他们就转向绅士 当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14年,而大部分甚至到1940年才总算有所改变。一直到1926年发生总罢工,交通运输协会(该行业工会总部)和英国钢铁联合会才开始直接介入政治。





绅士所执掌的领导,绅士所承担的责任,绅士所积累的政治智慧,无疑是一种高雅的秩序所需。那些试图揭露乡绅阶级和 校友圈子 不过是一帮反动的篡权夺位者的宣传,实在是最不明智了。就像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一样,他们虽然也沾染着愚昧、贪婪、目光短浅和权力欲等等毛病,但他们却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直觉和政治责任感。他们也真正而忠心地代表着工业化后的英国所仍保有的那种重商主义理想和信念。再要找到一个像他们那样优秀或比他们更优秀的阶层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麦克唐纳、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等代表着工业价值观和工业信念的领袖们,他们的最先一批试验,并没有太多鼓舞到人心。一直到本次大战以来一直统治着并且代表着英国的绅士阶级,以他们的全部美德以及缺点,构成了前工业时代重商主义社会的社会人物的理想类型,他们有着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理想和信念,他们也从那种前工业时代的半乡村、半商业化社会的意志和观念中导出了其对权力的诉求主张。





在欧洲大陆,1918年之前的150年间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组织,不仅是前工业的,而且具有反工业的性质。





直到当前的这场战争为止,法国也有着与其海峡对面的英国绅士一样坚定不渝的社会理想: 自耕农 的理想。从罗伯斯庇尔时期到贝当时期,独立躬耕于自己的土地之上且基本自给自足的农场主构成了法国社会的理想代表人物。并且,从拿破仑垮台以后,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大人物几乎都来自这一阶级,操着这个阶级的语言,秉持着这一阶级的信念。他们也都期望,作为其成功人生的一个合适的回报,他们退休之后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农场主,享受着田园生活。而那些中产阶级的其他成员们,虽然不得不在城市营生,充当着公务员、职员、店主、律师或医生,他们也和这些伟人们一样共有着这种人生理想态度。他们的志向目标就是积攒了足够的钱后便急流勇退,尽快返回到自己所拥有的小农场上,过一种恬淡朴实、独立自在、悠闲雅致的田园生活。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工业失业在法国算不上什么大的现实问题,因为大多数失业者可以回家返归农场去。这一论点虽然没有包含多少真理性内容,不过它在法国内外被普遍接受这一事实,生动地表明了法国人所向往寄托的社会形态。法国的生活方式曾是整个西欧社会中最具中产阶级保守性也最具反工业性的生活方式。它明确地代表了18世纪后期的顽固信念,这种信念认为乡村式,但又商业化了的重商主义社会,可以说是时代的无上成就,是达于极致的创造。而基于19世纪工业欧洲的全部信仰基调,最不可能达成的便是将社会组织成一个工业体系。正是那种始终如一、平均和谐、高贵典雅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使得过去的法国彰显出了巨大的吸引力。但是所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同样是这样一些品质,也构成了法国未能成功实现工业化整合、未能给予产业工人以社会身份和功能的主要原因,也导致了法国在工业体系内除了专制霸道外别无长物。当然,这在1914年之前也许只是个次要问题,因为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大体上是符合其重商主义假设的。但是,到了1918年以后的法国,由于工业进程的巨大张力,重商主义信念与工业现实之间的冲突就变得已经无法忍受了。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3)


对于法国的城市有产者而言,工业似乎真是令人憎恶,它否定摒弃了一切他们所信奉的价值。由于认为没有财产就不会有人的尊严和人之美德,他们向产业工人报以惧怕而又憎恨的目光,视其为天生就缺乏尊严和充满邪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着像法国那样深刻的阶级仇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其主流社会与产业工人之间的社会接触像法国那样少。巴黎的工业郊区、波里纳的幽僻贫困、法国与比利时边境的矿区,这些令人不忍目睹的工业现实却仿佛都被一条无形的隔离线与悠闲典雅的社会分隔开来。这些地方又像是聚居区,又像是被围困的堡垒,他们都被置于周围中产阶级的严密监视之下。这些中产阶级最后居然认定,宁愿被一支外国军队征服,也不愿赋予工业体系中的人们以责任和社会身份。





即便是工业雇主,也像产业工人一样几乎没有被融入接纳到法国社会。尽管财大气粗、组织良好而且令人羡慕,法国的工业经理们对普通法国人而言,仍然是神秘莫测、令人疑惧的人物。在中产阶级看来,工业生产的过程好像是个黑色魔术 令人完全不可理解,而且异常恐怖。这一点在法国中产阶级对待投资的态度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那些致为精明、致为审慎,而又最具商业头脑的有产者,竟然就是分不清不折不扣的骗局与真刀真枪的工业企业经营之间的区别。他在投资时似乎总是搞不清向一家在制糖业中早已地位稳固的百年老厂投资,与向在撒哈拉沙漠中心修建溜冰场这种计划进行投资有什么区别。原本简单的工业制糖过程对他而言是如此神秘难知,他觉得那简直是毫无理性的天方夜谭。





其他许多迹象也表明,当时的法国社会基础,基本上是前工业的和反工业的。一个虽然不一定重要但却是特征化的事实是,当时法国最大的技术学校是一所公路和桥梁建筑学校,两者都在18世纪的前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并备受珍视。面对活生生的工业现实人们却毫无意识,由此也就导致了对工业雇主的力量毫无意识。就连1935~1937年的人民阵线,名义上虽是工业劳工的政府,但其抨击的对象却不是工业雇主的权力,而是假想中那唬人的 100个家族 1848年的大商人和大银行家家族的权力,而这些权力实际上在1918年之后就已经转移到了工业经理及其行业协会手中。





法国社会当时对工业的理解仍然停留在18世纪的水平。一家拥有1万名工人的工厂,只不过仍被看做一间拥有3名工匠和4名学徒的手工作坊的放大版本而已。整个社会无视一家现代工厂的经理与裁缝师傅或鞋匠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它一方面不懂得需要对经理们的权力施加限定,另一方面却又对其僭取的权力愤懑不平。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曾像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那样,其工业管理者们一方面极其专权自负,另一方面又极度缺乏安全感。





1918年之后国家巨大的工业扩张,更加将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决定权迅速推向经理们的怀抱。而与此同时这一权力却依然犹如无根浮萍,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信念一直处于公开而直接的冲突状态。我们时代的社会和精神危机,没有哪儿比法国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更加明显了;这种危机存在于一种革命的气氛之中,并且比起莱茵河东岸导致了实际革命的那种危机显然更具有威胁性。





在普鲁士 而且或多或少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德国,情况与英国或法国在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很大不同,那就是:普鲁士从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一个真正统一的重商主义社会。从文化和社会上讲,其理想的社会类型和主导性社会秩序还属于重商主义社会类型,其代表群体则是专业人士、大学教师、文职公务员、商人和银行业者组成的中产阶级。但是,其政治权力,却掌控在反重商主义的 容克 地主手中。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4)


从渊源上说, 容克 本是乡村的中上层阶级,其经济地位和社会信念与英国的乡绅非常相像。如果仅仅因为其姓名前有一个作为高贵象征的 冯 (von)字,就把困窘而僵化的路德派的 容克 们当做贵族,这简直是离题万里,无与伦比地远离了真实状况。鉴于对作为军官的一份薪水以维持生计的依赖,以及梦寐以求晋到少校军衔的仕途野心, 容克 实际上也就像英国拥有土地的乡绅和法国的自耕农一样,不过是17世纪和18世纪商业革命的产物而已。在经济上,他依赖于向国家出售其服务和向城市出售其农产品。从社会而言,他不过是集权国家的产物,而常备军队、城市以及集权国家,本身都不是封建主义的产物,而恰恰是封建主义遭到毁灭的产物。 容克 尽管身属中产阶级,但其心态却是反重商主义的。他穷困潦倒;他属于路德派教会并坚信贪欲的危险;尤其至关重要的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不愿意将个人私利作为道德行为的指导准则。





容克 与自由派城市中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敌对状态,给德国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种对抗,使得拿破仑时代普鲁士的伟大改革家施泰因、沙恩霍斯特和格纳森们,试图在19世纪的普鲁士开创一个成功而统一的重商主义社会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它造成了德国社会人格的根本分裂 而这正是隐藏在一切 两个德国 或 德国 化身博士的双重人格 之类妄言背后的真相。最后,它还得部分地为那种保守性的幻想负责,他们居然幻想希特勒也会变成一个保守派,理由是他也反对自由派的中产阶级。





包含于前工业社会内部的冲突,赋予了德国的工业生产者们 包括雇主和工人双方,比在法国或英国更多的突出地位和威望。表面看来,19世纪的德国似乎比英国和法国都更接近于问题的解决。19世纪80年代由 容克 们倡导的给工人提供某些社会保障的社会立法,起初似乎确实提供了一条真正的社会融合之路。德国的银行与工业之间紧密的金融联系,也似乎使全国的经济一体化看到了曙光。但实际上,德国未能融合的状况远比它的西边邻居们糟糕得多。因为这种前工业的社会在西边邻居们那里是统一的,并且发挥着功能,而在德国却是分裂的,并且混乱无序。这样,在西边邻居们尚能抓住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而一息尚存,保持着一定的社会承受力时,德国早已因不堪重负而陷入混乱、分崩离析了。





美国的情况则与工业欧洲的情况极其不同。乍看上去,这个国家的社会似乎已成功地实现了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欧洲大陆上极其突出的城乡冲突在这里似乎是销声匿迹、无足轻重了。它也不像英国那样存在着一个前工业时代的统治阶层。不过,尽管美国与欧洲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兹比较的基础,但美国的价值观、信念和主导性社会秩序,也仍然属于前工业社会的形态,而且也还尚未发展形成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大致说来,还是那句老话说得不错,这个国家是杰斐逊的社会信条和汉密尔顿的现实的混合物。有着个人自由的农场主,作为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自主、自负责任的公民,已经充当了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理想的典型代表。但是现代化的大批量生产工业,也已经成为代表性的社会现实。





美国的社会信念和社会理想的前工业时代特征表现在, 边疆开发区 总是处于美国政治思考的核心性重要位置上。而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以下的危险谬论能够流行的原因,这种谬论认为:由于不再有可自由垦植的土地,我们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正日益遭受着威胁。新大陆上独立自由的农场主的边疆开发区,也许是一个仍处于乡村式的重商主义商业社会最符合逻辑的 当然也是最成功的伟大社会理想。它不仅仅是前工业时代的,而且就其排斥一切社会功能性的组织而言,它还是直接反工业的。





美国社会的前工业特征,还表现在美国那些成功故事的典型模式上 这种典型性既体现在虚构的也体现在真实的故事中 这种故事总是从某个新英格兰或堪萨斯州的贫穷农场上的童年开始;总统竞选运动中那些老套路的 小木屋 故事,不过是这一伟大的美国传奇的一个传统惯例化版本而已。这一事实表明,其成员多数经由农场选票选出来的政治机构 参议院,已成为所有经由选举产生的机构中最受人尊敬并且被认为是最忠实地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机构。那种认为只有新来移民才去做非熟练工人的传统信念,以及那种认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总是能够独立于工业体系之外(充当农场主、店主、专业人员)的传统信念,同样反映了这一社会的基本的前工业性质。此外,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属于南方的地区,有着浓重的意识性反工业主义,及其代代相传于乡村的统治阶级的前工业残余。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5)


当然,美国人对机械学所怀有的巨大热情,也许某种程度上表明这个国家比欧洲离问题的解决更近了一步。但是,机械和技术天赋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是药到病除地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较之昨天的欧洲代表性群体眼中那充满敌意、遥不可及而又令人疑惧不堪的工业的形象,对于典型的美国人而言,工业无疑有了令人尊敬、振奋人心并且贴近生活的品性。然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和信念,却仍然是那种传统的社会的价值观和信念,没有大公司,没有大批量生产,没有永久性劳动阶级,没有强大的管理层力量。从心灵深处看,普通的美国人其实是人民党人。而直至今天,人民党主义的骨子里仍然主要包含着对工业体系现实的拒绝认同。





2





通过将个人整合融入市场,重商主义社会赋予了个人以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而市场上的合法性权力则掌控着社会的决定性统治。





市场通常被视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性制度,但其实它本是19世纪处于中心地位的社会性制度。置身市场并且通过市场,19世纪掌控起了它的物质现实。置身市场并且通过市场,它也表达了自己的基本信念和目标。19世纪将人的本质视做 经济人 ,将社会的目标视做通过经济发展建构起自由和正义。相应地,个人则通过行使其个人财产权参与到社会中来,而这种权力,也构成了市场上的合法性权力的基础。





财产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它自始至终都构成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源头。较之19世纪西方世界的商品日渐丰富和经济上的贫富差距通过市场方法日趋得到平抑,20世纪的商品极度稀缺,财富分配在穷人与富人之间有巨大差距,这就使得财产在20世纪比在19世纪更加彰显了其对个人的重要性。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在维持生计上日渐容易,因此个人也变得不再那么蝇营狗苟唯利是图。只要读一读简·奥斯汀的作品,再把她有关1800年的英国中上层阶级的描写与100年后的同一阶级做比较,就可以发现,在重商主义的世纪中,那种对财富和金钱的贪欲在个人的行为动机中正一步步变得不再那么凸现。而日思夜想,最强烈最迫切地抱持着那种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的欲望的人,反而是那些最远离市场,并且对市场最充满敌意的群体,比如极度缺乏土地的爱尔兰人和巴尔干的农民。





那种人所共知的指责 重商主义社会以其唯利是图的 营利主义 而使人蜕化成了只知道抓钱的猪猡式的守财奴 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伪妄之辞。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将个人行为和社会结构也混为一谈了。





重商主义社会并没有使人变得对经济财富更感兴趣,它并没有改变人类的本性,而且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真正改变人类的本性。人们在其经济生活中总是要努力获取经济成功,这与他们在其他一切生活领域也都会去努力获取成功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便 经济人 作为社会理想的类型退去以后,人们在其经济生活中仍然需要获取经济成就。未来的银行从业者,或者其他承担信贷经纪人功能的无论任何人,在经营或者执业中主要总是以营利为目的,或者总是要以从其管理中获取报酬为目的,而不是为了 获取健康 或者其他什么非营利性目的。不同的人面对不同领域的事业活动中的不同报酬,会有着不同的价值评价。但显然存在着基本的人的类型,他们以不同的活动实现的都是追求其个人满足。而且很可能的是,这些类型及其各自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在整个历史上大体保持不变,并且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也大致如此。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6)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与社会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从社会角度看,重商主义社会给财产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在以往,财产一直被看做社会秩序的结果。人们获取财产的资格通常与他们的某种社会身份相联系;或者,他们获得财产是作为他们在某一突出的社会领域所取得成就的回报。财产过去是作为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附属物的。但是,重商主义社会却将其颠倒了过来,把财产看做社会身份的原因。它使得个人财产权的行使过程体现为个人的社会功能。它使得经济报酬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报酬,使得经济声望成为社会重要性的决定声望,使得经济活动成为社会的代表性活动。





从纯粹统计数字上看,主要致力于获取经济收益的人数在19世纪的社会可能与先前的社会一样多;而不通过市场满足自身需要的人也可能一样多。然而,社会并不是一个纯粹统计的问题,而是要看重点所在。值得关注的不应该是数字,而是隐藏在统计数字背后的起选择和组织性作用的原则与信念。决定社会特性的不是主导性的社会领域,而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领域。而重商主义社会的重点所在、选择和组织的原则、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领域,都聚焦于经济活动之上,这种经济活动基于个人财产权之上并通过市场彰显出来。





财产权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它的社会意义和社会效果却是变化的。洛克在17世纪接近尾声时说过:某物之所以成为某人的财产,乃是因为此人在此物上附加了自己的劳动。这句话代表了一种作为社会基础和作为社会权力正义性的革命性激进的崭新财产观念。财产以往被定义为人类行动和社会权力的目标,而现在它成了社会行动的工具。这也正是亨利·梅恩爵士的著名警句 社会进步是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的含义。梅恩说,以前,首先是身份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据此衍生出人与财产的关系。现在则是颠倒过来,由财产与财产之间的关系 这是契约的本质,决定着尚无其他社会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身份关系。换言之,正是通过财产,个人才得以被整合成为群体。





这一新的财产观念意味着整个经济领域都得受市场支配,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能够转化为财产。由此,坚持市场体制意味着必须将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基本因素都视为商品并且作为商品来对待:土地、劳动力、金钱。那种认为土地与其他财产或劳动力与其他财产在类型性质上有所不同的主张,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种主张会导致需要对社会进行非市场的整合,而且这种主张将会构成对 经济人 的否定。工人必须被视为拥有一种被称为 劳动力 的商品财产的人 这种财产与其他任何财产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由此他才能被认为有能力和资格通过市场参与社会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其作为 经济人 的本性,并且在这种活动中,他得以获得其社会身份和功能。





最重要的但也最不被理解的,是如何组织市场内部的决定性社会权力。根据教科书的说法(即使是那些承认财产功能是19世纪社会的合法性社会权力之基础的少数教科书),重商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领域不存在统制。经济活动中不存在统制,在传统上被看做 自由放任 的典型特征。然而,这一信念仅当统制一词被最狭隘地定义为政治主宰的意思时才站得住脚,而且才真正有意义。而从其他任何定义角度,这种传统信念的真实性都大有问题。许多作者坚持认为经济领域实在过于重要,不能任其没有统制,而且需要有政府介入。他们这么认为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他们错只错在认为他们自己是在批驳自由放任或是在抨击重商主义社会。其实他们所抨击的要不就是他们自己所主观臆造的一个令人厌憎的怪物 无政府主义市场 ,要不就是19世纪的自由所主要依傍的那种政治原则,这种原则主张将政治政府与社会决定性领域里的统制分离开来。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7)


其实,所谓无统制、无正式建立的管理机构的 无政府主义市场 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自由放任的意思不过是指政治政府的管理只被限制于狭义的政治领域,越出这一范围的管理就不再具有合法性。然而,市场有其自身的合法性权力。它有着自己的统制和权威机构,尽管这些统制和权威机构不属于政治领域的政府。经济领域的统制者们,也像政治领域的政府一样,满怀着各种权力动机。他们就像议会或国会那样充分耍弄着权谋伎俩,只是他们各种活动的动机、目标和手段,有别于且独立于政治领域本身的动机、目标和手段而已。总之,自由放任并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要求政治领域的政府遵守不同领域和统制规则的职能分工而已。它不仅不反对市场的规则,而且要求发展这类规则。





通过自由放任的理论要求,市场不仅仅保护了自身免遭政治政府的干预,还通过形成自己的政治制度而将政治政府排斥在外。这其中,最重要并且最强大的莫过于国际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使货币和信用服从于最完善的市场 国际贸易的支配之下。





从经济上看,一旦一国的工业的成长超越了初始阶段,再将国内商业置于对外贸易平衡的支配之下就丧失了正当的理由。只有在英国,对外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才到了需要保证其首要地位的地步。但是,即使是在英国,如果当初对外贸易与国内信贷及利率之间不存在这种直接联系的话,工业体系从经济上说不定会表现得更好。1931年,随着金本位制被废止,这一直接的联系自然被切断,其后的实践证明金本位制的传统理由并不成立。对类似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其对外贸易基本上只处于边缘地位,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工业,因而金本位制在经济上很可能就弊大于利,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优势条件。





但是,这种从经济效率视角对金本位制的讨论完全是一个错误。因为,金本位制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制度 一种工具,用以建立凌驾于工业体系之上的市场霸权,也用以维持政治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并列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重商主义社会的政治自由。随着货币和信用自动受市场流转的决定,创造信用的权力就不再由政府控制。而金本位制正是阻止政治政府觊觎该权力和该领域的制度障碍。重要的是,它不仅使市场把握控制着工业体系,而且防止了政治政府对工业体系的侵蚀。





即使那种试图通过金本位制把工业体系置于市场控制之下的努力被证明无效之后,金本位制至少也保证了工业领域处于一个非个人化的区域 该区域是市场社会与多数统治的政治政府之间的缓冲区。1918年以后,尤其是1931年以后政府对这一缓冲区的侵占,在经济制度领域的最大意义就是它意味着作为社会的市场的坍塌瓦解。1918年以来动态信用政策的发展 始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 开放市场 政策,在瓦解重商主义社会所基于的政府和市场并列状态方面,也许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因此,将货币和信用置于工业生产的从属地位,这是目前各国的战争经济中异常突出的做法,这无疑是一种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改变。





3





将市场发展到一个完美程度应该归功于英国。也正是作为最成熟的重商主义社会这一角色,给了英国领导19世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地位,并使它成为代表着19世纪的国家。然而,任何一个有过英国商务经历的人都知道,英国社会经济领域并不是没有规则,个人自利的机械行为论不过是一个不实的神话。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其时笔者本人就在伦敦城工作,从业于被认为是所有职业中 最自由的 国际银行业),旧的市场性质的重商主义政府依然还在发挥功能。尽管已经风光不再,已经只是25年或50年前状况的一个缩影,但它依然是一条强大、高效而又铁面无情的规则。没有任何商务人士 银行家、股票经纪人、批发商或保险代理人,能够承受漠视这一规则的代价。将适度建构起的市场权威规则甩开一边,意味着将迅速受到惩罚。即便是那些金融大亨或商业巨贾,也不能够长久地刻意违反这些规则或统制者的管理规范。否则,违背者所得到的惩罚对其企业将会是毁灭性的。这一经济死刑的判决将由统制者宣布做出,并且执行起来将迅速而毫不留情,还不可上诉。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8)


市场管理者行使其权力都是通过典型的市场化制度机构进行:中央银行、证券交易所、货币市场、商品交易所、外汇交易市场、货运交易机构,等等。这些机构都以市场利益作为统制的依据;也就是说,为的是保持商业主义社会运转这一政治目的。人们必须了解到,将市场的运转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之上,这其实不过是市场上的政治才能象征而已。这与政治体系中将国家的利益基于个人的仕途升迁之上这一声誉并无二致。最后,市场治理的强制性权力是通过管理者授予或否定个人进入市场成为市场成员的资格而行使的。例如,如果英格兰银行(在所有商业管理者中是最强大最典型的)要抑制外汇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它并不是通过发布什么法令来进行,因为那样做简直与市场精神格格不入,它只是通过暗示信息的传播扩展来进行。显然,暗示信息是非正式地放出去的 譬如在午饭的餐桌上,在打电话闲聊中,在证券交易所里,或是通过外汇经纪人等等。没有人,最起码是直到上次大战后整个市场结构开始解体之前,还没有人被正式要求削减其外汇交易量。违背者当然不会被送上法庭也不会被羁押。但假如他无视这一暗示 随后也许还有谨慎的提醒,他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被置身于这样一个悲惨境地:信用被削减甚至终止了,自己的 名字 在证券交易市场不再被视为 按规定条例交付 ,自己的汇票背书在货币市场上不再被接受为 银行可兑签名 。他的人身当然将毫发未损,但是其个人财产所赋予他的社会权力 即市场的进入资格和在市场中的平等成员资格将被取消。





重商主义社会里经济领域的这种治理,也就是统制着每一个商业体系的同一种治理:商业的寡头治理。就权力、组成、规范和目标而言,19世纪英国、美国或德国经济领域的合法性统制与15世纪的商业城市 威尼斯、佛罗伦萨、汉萨同盟或16世纪的安特卫普的商业精英统制并没有什么不同。宪法不可能规定谁是规则制定者,以及如何才能成为规则制定者。在这方面1850年的伦敦城与1450年的威尼斯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不过,19世纪在伦敦、纽约、波士顿、阿姆斯特丹、汉堡或巴黎商界的每一个人,都准确无误地知道,谁是 圈内的 而谁又不是,谁举足轻重而谁又无足轻重,为何这家商号强大而另一家只是富有,为什么来自这个人的暗示就是规则命令而来自另一个人的却毫无价值。规则制定者的资格是不确定的,就如同他们何以众所周知和不言而喻一样。仅仅只有财富是不够的,事实上,商业寡头中最富有的那些商号常常并不是 圈内的 。同样,仅仅只有名声和传统也不够。当然,更不是只靠着经营技巧的娴熟。实际上往往相反,过于 精明 或 敏锐 反而几乎会使其资格自动丧失。因此,这种资格应是财富与经验,传统与机敏,经营上的敏锐与对非成文法规的看不见的限制的通晓把握,以及责任心、正直感和首创精神等等的混合 那种无声无息但却又具体实在的资格,也许只能用 位望 (standing)一词来表述。商业体系中某个成员被提升到规则制定者的行列,这本身乃是该社会群体心照不宣的赞许和寡头集团同样心照不宣的共同选择的结果。这种提升可能通过下列一些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受邀参加某次债券的发行,受选作为英格兰银行董事会董事,又或者只是受邀参加某场牌局或成为某个早餐俱乐部成员。这些表面上看来不拘形式的每一种形式的含义,在整个这一社会群体中完全是人所共知的。在简·奥斯汀、萨克雷或伊迪丝·华顿笔下所描绘的社会中,对处于规则制定者地位的寡头集团的勾画确实非常清晰生动,但是要准确地说出其界限何在,却又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统治结构不仅在寡头集团中非常典型,而且对既需要高度弹性,又需要高度纪律的市场而言,更是无可避免的。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9)


总体来说,18世纪后期的庞大体系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运转良好的功能性工业社会。其实,甚至根本就难觅工业兴起的影子。





那代人中,只有一个人对工业进行了关注 汉密尔顿。他不仅留意了工业革命,还洞察了其意义。他的一生身处那些伟大发明层出不穷的时代。他一生的黄金时期正好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后整整40年,而他又刚好去世于蒸汽机车面世之前20年。但是,他的同时代人都没有意识到,在汉密尔顿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必要性的坚持以及他对民众的不信任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对即将来临的工业化革命过程的惊人洞察。在今天不带偏见的读者看来 无论其是否与汉密尔顿有着相同的政治信念 无论是《制造业报告》还是其任财政部长时所提出的诸多有关财政和银行业的提议,汉密尔顿都似乎充满了先知先觉。在其同时代人看来,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保守的托利党分子试图建立一个凌驾于自由农场主之上的君主政体的企图而已。工业化问题至关重大,这可以说是汉密尔顿全部政治思想的基础,可惜高处不胜寒,当时无人理解。





这种普遍的短视之所以尤其值得关注,是因为其同时代可谓伟人辈出,杰斐逊、麦迪逊、查理时代的泰勒、约翰·亚当斯,个个洞察入微、天才横溢,都是充满了伟大原创力的顶级政治思想家。他们对于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的理解,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他国可以说都无人能出其右。但是,过分植根于重商主义社会的思考取向遮蔽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眼中的主要经济问题是农业生产者与贸易经销商之间的关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正在迅速地酝酿形成,助力这一形成过程的是它自身拥有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力量 工业体系。在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有关工业的谈话中,口气中充满了轻蔑和反感。在他们的头脑和思想中,根本就没有为工业留下任何空间,因为工业与他们的信仰、制度和价值观都是格格不入、针锋相对的。





无力察觉并理解各自时代的工业革命,这绝对不是美国人独有的情况。同一时期的欧洲几乎同样也没有意识到这一新生力量的意义,尽管这一力量在旧有力量终于组织起来的时候才刚刚开始。亚当·斯密也曾讨论到了工业生产,但却似乎对它嗤之以鼻、不以为然,认定它毫无前景。伯克,这位19世纪英国自由社会之父,在其社会学和经济学著作中也几乎对工业生产只字未提。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们的情况也几乎如出一辙。普鲁士的施泰因虽然自己本身就直接管理着大规模的工业企业 王国政府所拥有的矿山和铁厂,但他对工业生产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却毫无觉察,以至于在对新的自由普鲁士社会阶层基础的提议中,排他性地只包括三个前工业时代的社会阶层 乡村的乡绅阶层,城市的专业人士、商人和工匠,以及自由的农民。





直到19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危机,工业体系才被视为一种新的因素。但是,即便是马克思,他挖掘和融合了那一时期许多伟人,无论是保守者还是激进者,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空想主义者的分析和诊断,也未能察觉到工业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整合与政治力量问题,与重商主义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不仅仅是马克思的思想,这一点已经经常被提及,而且他的社会都不过是18世纪和前工业时期的正统观点。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10)


只是到了19世纪末,人们才认识到存在着一个与工业社会有关的问题。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美国的布鲁克斯和亨利·亚当斯,法国的索雷尔,以及德国的 学院社会主义者 们,首先看到了工业体系的成员尚没有被融合进来,而且工业体系中的决定性政治权力并不具有合法性。是他们首先看出了我们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工业社会,而是一个重商主义社会,而且这一社会充其量只能囫囵吞枣地容纳而不能交融整合我们时代的工业现实。亨利·亚当斯关于直流发电机作为社会权力的新来源的著名发现,预示了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在1941年秋美国参战时到达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





重商主义社会的组织与工业现实之间的冲突,在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所基于的两种经济行为理论之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一种是通常被称为 自由贸易理论 的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另一种是垄断理论。二者都假定了一种生产体系,在这种生产体系下,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不同程度地严格受到土壤肥沃程度、气候条件和其他非人类所能控制的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二者假设的都是一种前工业时代的体系。





自由贸易仍是基于上帝决定且人类自身无从改变的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互补性商品交换。英国出口羊毛织品以换取葡萄牙的酒类,这正是自由贸易的典型例子。基于此,期望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和平安宁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因为假如所有贸易都是互补的,并且假如生产总量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所有生产者都可自由地获取所有原材料,就应该能够真正消除那些通常导致经济对抗的因素。





垄断理论与其前工业假设同样具有一致性。假如供给不管需求如何都被固定在一个极其窄的限度内而不能有所增加,那么通过削减产量和提高价格就能获取最大利润。





一旦我们从重商主义社会的理论假设转向工业体系的现实,自由贸易理论和传统垄断理论二者就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在工业体系中,生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固定不变,因为丝毫不可改变的生产条件是不存在的 除了极端的限制。今天,如果某个国家不生产铁钉,而且也生产不了铁钉,除非花费其邻国五倍以上的成本,这也并不能肯定20年之后它就成不了规模最大价格最低的铁钉生产国。工业体系的生产是竞争性的,而不是互补性的;是变化无定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自由贸易,可能使尚未完全工业化国家的偶然劣势变成永远的劣势,同时也使那些已充分工业化的国家居于不败之地永远获益。自由贸易,在重商主义社会里可以给遵守礼让规则的国家联合体中的最弱小成员带来好处,而在工业条件下,它却劫贫济富,总是以牺牲弱国利益来富强最强的国家。它不仅是造成经济迟滞的工具,而且也成了歧视新工业和新国家的工具。这一点,至少在1840年宣传奉行这一政策的工业上更先进的英国对当时又弱又小尚处于襁褓时期的美国工业体系来说是如此,而今天奉行这一政策的美国对拉美、亚洲和非洲这些以前的原材料生产国的弱小工业体系来说,也是如此。





重商主义的垄断理论更是沦落到了极其荒唐的境地。在工业体系自身并不存在生产上的技术限制,而需求却并不是无限弹性的。因此最有利可图的经济行为,恰好与适应前工业体系中限止供给的情况下的行为相反。不是削减产量和提高价格,而是最大化产量和最低化价格,这才是工业体系经济最有利可图的政策。毫无疑问,亨利·福特所赚的钱,比旧学派中所有垄断者加起来赚的还要多。他与他的追随者们,通过那些较之小规模竞争性企业所可能达到的效率高得多、强大得多的垄断或半垄断组织而大肆获利。





由此,旧派的重商主义理论发现自己难以对新的垄断者们加以抨击,因为它自己的论点之一就是垄断从经济上讲应该就是低效率的。它没有能够察觉,对于现代大型企业公司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效率问题,而是政治结构和权力问题,因为重商主义社会对于市场之外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根本就是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