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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入海:三十年民企风云人物沉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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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入海:三十年民企风云人物沉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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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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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o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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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人变有钱真简单

Language:
chamo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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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第1节: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1)

第2节: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2)

第3节: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3)

第4节:1978:光明的中国(1)

第5节:1978:光明的中国(2)

第6节:1978:光明的中国(3)

第7节:1978:光明的中国(4)

第8节:1978:光明的中国(5)

第9节:1978:光明的中国(6)

第10节:1978:光明的中国(7)

第11节:年度延伸人物:时代伟人邓小平(1)

第12节:年度延伸人物:时代伟人邓小平(2)

第13节:1979:富起来吧(1)

第14节:1979:富起来吧(2)

第15节:1979:富起来吧(3)

第16节:1979:富起来吧(4)

第17节:1979:富起来吧(5)

第18节:1979:富起来吧(6)

第19节:年度延伸人物:"傻子"出的难题(1)

第20节:年度延伸人物:"傻子"出的难题(2)

第21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1)

第22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2)

第23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3)

第24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4)

第25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5)

第26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6)

第27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7)

第28节:年度延伸人物:厚积薄发:刘家四兄弟(1)

第29节:年度延伸人物:厚积薄发:刘家四兄弟(2)

第30节: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1)

第31节: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2)

第32节: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3)

第33节: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4)

第34节: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5)

第35节: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6)

第36节:年度延伸人物:李东生:鹰的重生

第37节: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1)

第38节: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2)

第39节: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3)

第40节: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4)

第41节: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5)

第42节: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6)

第43节: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7)

第44节: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8)

第45节: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9)

第46节:年度延伸人物:重庆摩帮

第47节: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1)

第48节: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2)

第49节: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3)

第50节: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4)

第51节: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5)

第52节: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6)

第53节:年度延伸人物:创业英雄 "马大侠"(1)

第54节:年度延伸人物:创业英雄 "马大侠"(2)

第55节:1984:空前绝后(1)

第56节:1984:空前绝后(2)

第57节:1984:空前绝后(3)

第58节:1984:空前绝后(4)

第59节:1984:空前绝后(5)

第60节:1984:空前绝后(6)

第61节:1984:空前绝后(7)

第62节:年度延伸人物一:企业教父柳传志(1)

第63节:年度延伸人物一:企业教父柳传志(2)

第64节: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1)

第65节: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2)

第66节: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3)

第67节: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4)

第68节: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5)

第69节: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6)

第70节: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7)

第71节:年度延伸人物:翟氏夫妇

第72节:1986:与青春无关的日子(1)

第73节:1986:与青春无关的日子(2)

第74节:1986:与青春无关的日子(3)

第75节:1986:与青春无关的日子(4)

第76节:1986:与青春无关的日子(5)

第77节:1986:与青春无关的日子(6)

第78节:1986:与青春无关的日子(7)

第79节:年度延伸人物:鲁冠球:民营企业家中的常青树

第80节:1987:拉开狂欢的序幕(1)

第81节:1987:拉开狂欢的序幕(2)

第82节:1987:拉开狂欢的序幕(3)

第83节:1987:拉开狂欢的序幕(4)

第84节:1987:拉开狂欢的序幕(5)

第85节:1987:拉开狂欢的序幕(6; )

第86节:年度延伸人物:华为BOSS任正非(1)

第87节:年度延伸人物:华为BOSS任正非(2)

第88节:1988:海岛狂欢(1)

第89节:1988:海岛狂欢(2)

第90节:1988:海岛狂欢(3)

第91节:1988:海岛狂欢(4)

第92节:1988:海岛狂欢(5)

第93节:1988:海岛狂欢(6)

第94节:1988:海岛狂欢(7)

第95节:1988:海岛狂欢(8)





第1节: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1)





奔腾入海:三十年民企风云人物沉浮史(上)



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在开启一个大时代,你一定是一个白痴!



--汤姆o彼得斯《追求卓越》



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



那本是一个振奋的年代,



那又是一段苦闷的岁月,



面对外在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



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陷入无言的兴奋之中。



一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听起来不免残酷,成王败寇是千百年来历史书遵循的铁定规律。历史从来是巅峰者立于烽火台的薪火相传,后来的书写者必定立于当下仰望,创作出回溯性的宏大场景。



经济领域内优胜劣汰的规律,无疑是对历史这一属性的最好注解。三十年的岁月,不断有经济英雄时隐时现。从影响格局的政策制定者,到奋勇开拓产业市场的企业家,他们都曾通过异乎寻常的手腕和想象力,在发展的每一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最终有的被擦亮,有的被隐藏。因此,如何从优秀者当中筛选出卓越者?如何在我们的视野中定格英雄?是书写这段岁月的命脉所在。



从古至今,将命脉捆绑于英雄身上的历史书籍,是命悬一线。从这里走进历史,走进现实。选出自己的英雄,才能在大场景中聚焦出气血贯通的画卷,而非罗列出一个毫无生命力的中药铺子。这样一种"英雄史观",或许才能保留历史的细节,还原岁月的真相,也使更多人的辉煌抑或苦难不会被一笔勾销。他们的命运如能被真实地记入史册,不仅增添历史的广度深度,也是"大众群体创造了历史"这一历史观的回归。



有人说,时间像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可总有几件事、几个人,顽强地占据着人群的思维一角。而我想要表达的正是:在如何历史地看待30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未来路径这一宏观基本面的话题之上,将其间的点点繁星串起整个过程中经济、社会变迁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彰显出他们的独特价值。



站在岁月的节点,回首,呼吸着扑面而来的气息,其中的呐喊、呼吁甚至转型的阵痛、断裂,让人着迷。我忍不住频频回头,以自己的视角,小心翼翼诠释三十年的一个侧面,探索它到底蕴藏着多大的力量。



二



绵长的岁月,以延续或断点、悲或欢、离或合、耀眼或黯淡的方式,让个体承载时,将嫁接出怎样的宏大叙事,刻画出怎样的历史痕迹?因此,如果将三十年放之于五千年中,不过如苏轼所云"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然而,短短三十年,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甚至五十年代的人,是势如破竹的冲击。他们沉湎于战火纷纷及新中国成立时的激情岁月时,改革的新鲜空气已开始侵占他们的思维领地。旧有的激情隐退,而不得不否定自我,在不舍、不忍中逆流而上。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人,三十年是时势造英雄的契机。他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三十年成为生命里难以割舍的记忆。他们热血沸腾,更容易受改革大方向的熏陶而意气风发。



三十年风云激荡,透过他们,我看到被无限拉伸的经济变革,其丰富的底蕴超过任何一个时代在经济上的裂变乃至突变。新旧交替的意识流冲突、秩序的重构、伦理道德的徘徊、商业规则的确立……一切,都以他们为载体而变得异常清晰而活跃,考验着政府的执行力,企业的生存力以及创造力。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所幸时间还足够充裕,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样一段令我着迷的岁月里去寻觅那些史上留名的英雄,他们的成败荣辱,留给我许多基于历史事实的反思。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旷日已久的写作中,并始终保持着对写作的激情,同时又尽量维持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价值中立,但或许我做得并不够彻底地好。



价值中立是一种科学规范,价值关联又是一种科学的构成性原则。当社会对初生的非公经济嗤之以鼻的时候,这种价值中立往往能够通过日后社会环境和群众态度的转变获得支持;但当这一群体以一种所谓的"精英阶层"的身份出现,社会以一种仰视的角度观望时,价值关联似乎比价值中立对于历史和个案的解读更为重要。初稿完成时,我发觉内心对那些时隐时现的各路英雄们产生了隐约的好感。



三



后现代思想大师德里达说过:"没有事件就没有历史和未来。"历史意味着什么?历史总是事件的历史,事件构成历史的本身。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中国》。西方艺术家理解的"为人民服务"势必与中宣部异同,片子毫不奇怪的被以"反华"理由集中批判,虽然究竟有多少人看过并不为人所知。30多年过去,《中国》竟然成了陷入"集体失忆"的中国人了解那个年代相对较为真实的影像之一。





第2节: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2)





所以,传奇往往会剔除现实的真实,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其实更能让人兴趣盎然或者扼腕惋惜:温州的无名作坊、开店的普通夫妻、中学老师严介和的"家庭作坊"遭到"错杀","反革命"尹明善当上英语教师,乔金岭意外死亡、涂景新被误判死刑、唐万新的德隆崩塌于浪漫的理想主义之下……这些被放在三十年就成细枝末节,一旦放在企业家身上则是天大的生死命题的历史事件,在书中将被描述与和记载。而当我以如此高密度、高频率,把被尘封的陈年往事或一再被人们乐道的创业史,搬上纸面时,才发觉自己置身于历史汪洋。但信手拈来,每一个角落都能折射出经济的荣光或者悲怆。



1978年,拉开破冰之旅的序幕,"中国会向何处去"成为巨大的句号。正月,邓小平"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的一句话,让卢志民,这个刚摘去戴了108天"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帽子的生产队长在一穷二白的恶劣条件下建起翻砂铸造厂。



改革序幕并不顺利。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看到经济领域里荒诞的主题: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在于雇佣工人的数量。1981年,坚冰还未完全消融,改革走起了回头路。投机倒把,演变成轰轰烈烈的经济运动,原本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对私营经济的强烈打击。1985年,万元户诞生。社会对于个体户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穷得只剩下钱了"是对财富的嘲讽,虽然嘲讽中不难看到艳羡的神情。不易察觉的神情中,是来自经济领域的希望。不过,几年后意识形态风波让苏醒的民营经济再次举步维艰。



改革中的精彩坐标,很多源于时间与空间的碰撞。如果说,前15年,注定某些年份是具有地域属性的,那么1984年当之无愧地属于北京中关村。在那个弹丸之地,寂寥的勇士与无畏的先驱们壮志凌云,柳传志、段永基、万润南、张旋龙……悉数登场。1988年则属于狂欢无度的海南。凄凉而孤独的海岛上机会主义盛行,日后的地产大亨在这里得到了市场的锤炼。潘石屹投靠冯仑,后者创立了万通,尽管万通的名气并没有冯仑这个名字值得媒体大肆炒作;前者创立了SOHO中国,一个难得的企业与企业家同时名声大振的绝佳案例。



政治思想、社会政策的激烈反复是改革这条曲折路线的极好佐证。这也是为什么多数人会将目光集中于改革开放15年后的1992年。



1992年,全民经商的夏天随之而来。许多日后耀眼中国的明星企业都在这一年诞生、壮大:华旗咨询、复星集团、新东方学校、波司登羽绒服、太平洋集团、德隆实业、汇源集团……1992年令日后崛起的新贵们,在社会舆论与政策环境两方面得到了双重支持。他们加速度般地聚敛资源,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财富。他们改变了社会对财富的整体认知,创意和资本成为最具魅力而富有内涵的词汇。



1992年,一个分水岭。此后十五年,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其彼此的交汇,界限变得模糊。哪是断点,哪是重墨,不能一目了然。经历15年的岁月涤荡,时间变得流畅,空间变得平坦。世界是平的,中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更是。



岁月又是一个巨大的滑坡,坠落仿佛是个人的宿命。30年的背景下,一些人的得与失,命运的跌宕起伏显得微不足道,可我依然尊重那些在身体滑落的同时内心升腾的人,即使他们已成为悲情过往。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的一切成功都垮台。"常规的角度理解,商业史就是一部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史。但唐万新,我想他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书写本身,尽管他败得很惨,败得体无完肤、败得千夫所指。



至今仍然有许多人无法理解唐万新。从本质上看,唐万新是一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而且他的理想很大。在他大规模的产业整合中,很多企业借着德隆的东风飞黄腾达,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企业龙头:插手湘火炬,短短5年,主营业务增长30 倍;入主新疆屯河,将其投资改造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番茄酱生产基地;合并水泥企业,造就一个年产近千万吨的"天山水泥"…… 仅为唐万新所做的,即使在其沦为阶下囚的今天,我依然希望能以个人的名义表达敬意。若没有他,这三十年会些许会缺乏点深刻而清醒的意味。



四



走得太快了,就要歇一歇,让灵魂赶上来。但经济不能停步,在三十年这个关键点,再回首,是为了走得更远。也正是有不断在制度与现实的衔接,改革的渗透力才会无孔不入,执行力才会长驱直入,经济的蓝图才会迅速而广泛地在整个社会的前线落地生根,不至于流于形式、成为空想。可是当走进这些被我有幸捕捉到或者因为触角有限而无法触及的商业空间时,我总会有这样的遗憾:大开大阖的历史变迁,却没有产生伟大而令人敬仰的企业,这不能不说是三十年发展的一个残缺。





第3节: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3)





一位外国管理学家评价中国的企业,"没有因为发展太慢而垮掉的企业,只有因发展太快而拖垮的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在与世界企业的成长规律背道而驰。听多了"5年内进军世界500强"的豪言壮志,民营企业家在"做大做强论"的驱使下,跑马圈地,不断做加法,不料却中了自己的埋伏。



如今,越来越多的产业纳入中国的经济范畴,有人做出断言--下一个世界级中国公司将是互联网。但我更倾向于那些专注,以聚沙成塔的方式成长的企业。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需要背着厚厚的时间贝壳,在行业滚爬多年。他们的年增长率可能不那么辉煌,但他们能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岁月长河里保持稳定而持续的几何级数增长。他们不看重昙花一现,而执着于源远流长。



在中国,其实也确实有一批这样的民营企业,冯军的华旗、梁稳根的三一集团、南存辉的正泰。强烈的成长渴望深深植根于这些企业家的信念之中,但他们保持着不愠不火的增长,虽然也不排除间接性的跳跃。冯军表示要用17年的时间与索尼看齐。17年并不算长,相对于5年,已是慢下来的加速度。



1972的若干年后,安东尼奥尼再次扛着他的摄像机回到中国。此刻的他也开始尝试商业化的运作,去迎合强大的主流意愿。镜头里的中国华丽转身,鸟巢取代了天安门成为标志。变化仿佛有些无奈,却印证了一个年轻国家回归世界的冲动和豪迈,这一切无法背离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



三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也是社会不断调整和适应财富的过程。我们看到他们在改革初期夹缝中求生存的卑微,也不应忘记如今崛起的这个群体所拥有的影响力。显然,这个社会是一直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的。从重农抑商、重工抑商的阴霾中走出来,需要耐心和时间,三十年远远不够。但是,从这三十年的巨变中,我们看到了革新的力量与不可阻挡的希望。



在凯鲁亚克一夜成名的《在路上》一书中,这样写道:"每当太阳西沉,我坐在河边破旧的码头上,遥望新泽西上方辽阔的天空,我感到似乎有未经开垦的土地,所有的道路,所有的人都在不可思议地走向西部海岸。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小伙子们总是不停地骚动喧闹,因为那片土地使他们如此无法平静。"每当读到这段文字,我总是能够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吸引力。或许,这也正是我所记载地那段岁月里的那群人,坚持不懈的根本动力。





第4节:1978:光明的中国(1)





听潮涨了,



听潮涨了,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郭沫若《凤凰更生歌》



1978:光明的中国



光明来自东方,中国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的解放:



刚摘去"走资派"帽子的卢志民用100元筹建翻砂厂;



日后的钢铁大王李海仓和日化大王陈凯旋抓住了计划经济的软肋:日化轻工业;



吴仁宝成为改革模板;



俞敏洪与顾雏军通过高考改变了人生;



胡成中在寒风中推销、孤儿牛根生进了养牛场;



因为父亲是右派,李如成未能随知青返城;而父亲右派平反,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



1978年的新年前夕,一位路透社的记者在文章中写道:对于世界经济来说,这是令人焦急的一年,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人们期望的恢复。大多数地方的通货膨胀仍然很高,这使商店物价上涨,造成了不安全的气氛,使人对未来缺乏信心。人们担心,世界可能回到停滞状态中,还会有更多的人失业……



在论调如此悲观的国际环境中,197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却共同发表社论《光明的中国》: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这是外界抛出的问题,也是内部试图回答的问题。光明从何而来?或许来自浩劫刚刚过去的晴朗心情。不过,什么能做、什么不能;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都还没有现成的答案。与此相对应的是,僵化强大的体制与理论体系,对试探性的问与答毫不感兴趣,只是不断地说"是"与"凡是",延续着自己的统治力。1978年春,距离北京500多公里,山东一个偏僻的村落,一户农民被当成"资本主义暴发户"典型批斗,原因是村里除了这户农民外,其余各家都背井离乡,在外讨饭。



然而,中国的现状在外国评论家看来,实在差强人意。不管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意识形态专家,还是拿着放大镜的科学考察员,都对多年积贫后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丧气地摇头。据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估计,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中的数据。



如果人民的生活总是贫苦不堪,又怎么能证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呢?穷则思变的冲动与僵而不死的思想体系已势如水火。



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短暂停留。在听取了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后,邓小平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邓小平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对政治敏锐的人开始觉察到中国经济风向的微妙变化。这些人多为乡村的基层干部。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身上的政治属性让这些人时刻留心并揣摩着权力最高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而所处的基层位置给予了他们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所以,我们更愿意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希望的田野上。



此时,远在吉林四平红嘴村生产队长卢志民刚刚摘去戴了108天"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帽子"。1976年夏天,卢志民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最起劲的生产队长"而关进牛棚。"牛棚"的日子,卢志民无奈、彷徨、度日如年,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现在,他又思前想后,决定办一个翻砂铸造厂,"中央已经允许,此时不干,更待何时?"



翻砂铸造厂建厂初期的工作情景



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企业起跑的原动力。办厂经费只有100元,卢志却定下了年底盈利3万的目标。建翻砂铸造厂,冲天炉是必需的。买不起,就四处寻觅,看到挡猪圈的,堵鸡窝的,搭小仓的,不管在哪里,只要有块破铁板破铁皮,说服人家先给出来,以后加倍奉还。借来电焊机,用破铁,自己设计,焊接出个冲天炉。



鼓风机也是需要的。还是买不起,到四平市里求借。终于在制锹厂废料堆搜罗半天,发现一台报废的老式鼓风机,央求人家低价卖出。买不起电机,搬来碾房用来磨米的一台旧电机,装上轴承、瓦盒,凑合用。不到两个月,红嘴翻砂铸造厂宣告竣工。一切因陋就简、拼凑利用,然而一切符合规范。这一年,铸造厂产值达到7.2万元,超额一倍多完成指标。红嘴的成就引起了个别上级部门的注意。有公社领导很不自在地说:"卢志民吃一百个豆不嫌腥,搞资本主义差点没进班房子,一解放出来,就整翻砂厂。他怎么整起来,我怎么给他平了。"卢志民的胆量没有夭折在改革前夕,因为他恰到好处地"撞"对了时机,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地处天津郊区西部的王兰庄村,也在这年开启了改革的变局。一位年仅22岁的新支书郭宝印走马上任了。但过于沉重的现实让村民难以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全村人均耕地半亩,人均年收入160元,生产方式落后、效率低下,以至于全村4个生产大队垮掉3个,大多数村民连烧火做饭的柴禾都没有;与贫穷相伴的还有日渐恶劣的民风,赌博、盗窃、斗殴的事件层出不穷。



在逐渐开放的经济形势中,郭宝印开始了探索,筹建第一个企业:小型拔丝厂。拔丝厂需要投资十几万元,这对人均年收入160元的王兰庄无异于天文数字。郭宝印每天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一家一户地说服,费尽口舌地筹钱。



几个月的施工和调试,试车成功。可初次出来的产品质量不过关,没人要。为了提高拔丝厂的产品质量,郭宝印又开始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国营企业学习,受尽奚落。最终,津南区一家企业的老技术员被郭宝印感动,偷着给他们指导技术,拔丝的质量问题得到解决。正式生产那天,郭宝印亲自开动机器拔第一盘丝。不料操作中,齿轮咬住郭宝印的手套,把他的胳膊往机器里拽。他急忙退步拔手,慌乱中踩断电源,才停了机器。



产品制造出来,销路又成了问题。七十年代末,乡镇企业刚刚兴起,大众不放心乡镇企业产品的质量,不相信乡镇企业的实力。乡镇企业仿佛石头下的种子,在努力地发芽,却迫于重重阻力,需要寻找裂隙,破土而出,向上生长。郭宝印三番五次地上门推销,一次次被人赶出来,他还是挂着笑脸。厂家最终被郭宝印的执著打动,答应试用,发现他们的产品质量同样合格,签订了购货合同。心情激动的郭宝印为此流下了眼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任何一个有志于通过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去获取成功人生的壮志未酬者,都没有理由不为之落泪。



不仅仅只是邓小平有意无意的几句讲话,应该说整个78年的政策、舆论环境都在发生显而易见的改变。这恰是大众情绪的体现:渴望改革。



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或者农村的基层组织统一安排和管理下,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





第5节:1978:光明的中国(2)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一系列文章,批判过左倾向,赞成个体经济的发展:



赚钱就等于搞资本主义?这是万恶的"四人帮"编造出来的。这个谬论不批判,社会主义事业就还要受影响(《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



人们爱用"大河"与"小河"来比喻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相互依赖关系。"大河有水小河满",这说明只有国家和集体经济发展了,个人的收入才能增加。但是,大河的水是小河汇集起来的,"小河水涨大河满",不也是一个大家熟知的道理吗(《姓"钱"和姓"资"是一家吗?》)?



江、浙地区的"老虎灶"陆续恢复了,各地历来受群众欢迎的茶馆、风味小吃店、说书场……,是不是也可以恢复,来一个"旧瓶装新酒",满足广大群众的渴望呢(《恢复"老虎灶"的启示》)?



3月18日,邓小平主持全国科学大会,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大会改变了知识界的命运,这才有了新时期人才辈出的局面。出席大会的若干人中,有个叫任正非的青年。他文革时在重庆读大学,毕业后参军,是年从部队转业,10年后,创立了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价 "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的华为。他本人在2005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世界100位名人,也是作为"商界巨子"入选的唯一中国人。



伟大的变革,需要伟大的思想作为先导。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虽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但讨论受到党中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的积极领导和支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只有亲历过1978年12月的中国人才会明白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时算起,改革开放的30年,最终被证明是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的30年。这30年,能从昨天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全在于起点高、起跳早。若将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进行评价,即使时间的纵轴再延长几倍,都不会缩小它的贡献。



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政策的鼓励,舆论的支持,社会环境的好转,商业形态处于一种懵懂的姿态萌芽。在历史的感召下,许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动或被动地纷纷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这些企业家包括,本土日化大王陈凯旋、2003年死于非命的钢铁大王李海仓以及三十年后在低压电器行业形成鼎足之势的"柳市三雄"中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与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



1978年用陈凯旋的话说,是一个"垃圾都能卖出价钱"的年代。这年,已经在广州打工三年的他正式跳入商海。



三年前,普宁流沙公社流管站组织青年外出打工,高中刚毕业的陈凯旋通过熟人介绍争取到一个名额。最初在棠下广州市化工研究所做建筑工,而后到沿江路清拆旧楼,还在黄埔新港挖排水工程,陈凯旋做的都是苦力活,只求温饱,不求其他。提起这段经历,陈凯旋感叹:"很苦,但受用无穷。"



单干后,起初做些小规模的买卖,只要赚钱,他什么都做。直到看见宝洁,这个早早进入国内的世界标杆企业用眼花缭乱的广告撩动起了陈凯旋好奇的神经。他顿悟式地发现,家乡的广大地区,物资匮乏,消费需求渐涨。



1978年春节,陈凯旋用3000元的储蓄装了满满两箱洗衣粉、洗发水回家倒卖。从此,他每周奔波于广州与潮汕地区倒腾商品。卑贱的命运在瞬间被改写,跑遍了潮汕地区各大乡镇的陈凯旋积累起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倒卖商品终究是买低卖高的"小本生意",有了积蓄的陈凯旋决定办家生产洗衣粉的工厂。为了拉开档次,他花了5000块钱在县电视台做了立白"史上的第一个广告"。广告的效果吹糠见米,不到半年,"立白"洗衣粉占据普宁县60%的市场份额。之后,陈凯旋一个个地上门拜访临近县城做洗涤的商户,游说他们成为自己的经销商,并带着他们到普宁县观摩。队伍慢慢地扩大,陈凯旋在广州成立了立白洗涤用品有限公司。一年过后,立白的销售额做到了一个亿,产品占领了潮汕地区。





第6节:1978:光明的中国(3)





日化行业内有个默认的"潜规则",厂商间以赊销的方式先货后款,就连宝洁也不得不遵守这样的"中国国情"。经销商胃口有多大厂家就得铺多大的货,货款再多厂家必须垫着。1996年,陈凯旋广撒英雄帖,请全省日化行业的经销商,到广州参加立白招商大会。



在会上,陈凯旋想方设法说服经销商现款现货。反抗的姿态形形色色--臭骂、白眼、当面把他恭敬递出的名片扔进垃圾桶里……构想失败,陈凯旋没有放弃。他找到最初跟着立白拼天下的经销商们,逐一谈话。最终,广告的强势拉动,忠心经销商们的全力配合,立白"广东攻略"立竿见影。几个月后,到处都是立白的产品,一些"相信陈凯旋不是骗子"的经销商主动找来寻求合作。第二次经销商大会超出想象的顺利。"跳得最凶"的经销商抢过话筒表态:"老陈,我们服了。"



2008年1月28日,3000多人的礼堂,数千名业内精英的注视,陈凯旋畅谈《立白的光荣与梦想》:



我们创业的时候,国内日化行业早已兵荒马乱,一些产品价格奇高,更多的消费者买不到或买不起优质的洗衣粉,所以我们觉得一定有市场,抱着这个朴素的理念,我们坚持做下去,所以就有了立足的机会。



没有任何一条路是畅通无阻的,做企业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看到了太多规则的瑕疵,我们不断完善,不断地改变规则,所以就有了机会。很多人抱怨找不到机会,问问自己,你对规则的理解和利用有多少?



在做企业的过程中,我们心存善念。因为只有首先对别人好了,别人才会同样地回报你。所以我们的合作伙伴、经销商、供应商,乃至员工,都是我们大家庭的一员。我们选择了一个不被看好的行业,选择了一条注定充满坎坷的道路,我们深知自己的弱小,所以我们走一步看一步,从产品、市场、工厂、渠道、品牌、知名度,一步步地提升,一点点地学习。失败的变数太多,我们尽可能地走得小心,走得平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着自己的责任。做企业如做人,我们不能留下大笔的财富,但我们至少可以留下一个让人尊敬的名声。



其实这是一条简单的道路,作为立白,我们就这样坚持了14年!"



一直如履薄冰的陈凯旋不知道,他能顺利地一路走来,是因为他的起步,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日化轻工业。随后才能快马扬鞭,一路奔跑。



建国后,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一直学习、效仿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经过30年的时间,日化轻工业已经跌入低谷。开放以来,虽然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路线,但仍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在运转。幸好有千千万万个投身于此的陈凯旋们,才让日化产品重新在市场上富裕起来。仅仅10年之后,中国人已经可以用积压的此类产品换苏联的飞机。可见在起跑的初期,陈凯旋们的机遇有多大。从这个角度看,山西人李海仓的曲线和陈凯旋异常巧合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同样是1975年,李海仓发现了一点门道:商店里紧缺肥皂,人们买不到只有用猪胰子、皂角水代替。作为生活必需品,要是能自己生产肥皂,肯定不愁销路。三年后中秋节的前两天,李海仓向父亲提出要出去闯闯。他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思想深处渴望出人头地,二话没说给了30元作路费。



背着一个小包,李海仓上路了,目的地是距家乡川口村59公里的运城。在火车站候车室睡了一个晚上,他找到运城生产肥皂的粮油加工厂。中秋节全厂放假休息,只剩下守门的大爷。原本失望的李海仓听说大爷做过肥皂,立刻把刚买的两盒月饼送给了他,还硬拉着去小店里喝了几杯。几杯下肚,大爷决定收下这个"徒弟"。大爷找来一只铁桶,教他如何配料、如何熬制。一个星期后,李海仓如法炮制,做出了第一块肥皂。有了技术,他返回家乡,找到大队干部,要求大队投资。



队里没有资金,只能提供给小麦和一口大锅。他卖了小麦,支起大锅,办起了肥皂厂,和队里签订协议"第一年交出6000,第二年1万。"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这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肥皂生产出来,供不应求。一年后,李海仓如数把6000元交到大队。利用这笔钱,大队提高了村民的福利,每工分从5毛增加到了1元。村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第二年,李海仓上交的1万元又使工分涨到了1.2元。相比其他收入差的村子每工分只有1毛钱,川口村成为了令人羡慕的富裕村。



肥皂生产毕竟技术含量太低,短缺只是暂时的。随着全国轻工业的发展,李海仓的小肥皂厂无论规模还是价格都已竞争不过大厂。坚持只能亏损,明智的选择就是歇业。他瞄准了流通领域。他听说把300 万斤高粱卖给江苏海门一家酒厂,除去运费可赚五万。因为车皮不好搞,这个生意却没有人做。





第7节:1978:光明的中国(4)





李海仓接下生意,打听到和闻喜相邻的介休车站要给职工发电扇作福利,自己垫款从扬州拉回1000台电风扇,并以每台低于进价20元的价格卖给介休车站。车站被李海仓的诚意打动,给了4 个车皮的焦炭作为补偿,并解决了运高粱的车皮。一转手,4 个车皮的焦炭卖了3 万,扣去电扇亏的2万,还挣了1万。再加上卖高梁所得利润,李海仓又赚了一笔。最重要的是,在介休车站运输高粱时,李海仓结识了焦炭大王李安民。



李安民做焦炭多年,生意甚至做到了国外。在与李安民的交往中,李海仓了解到,相比流通业,焦炭行业更有利润可图。他动心了,背着铺盖卷来到了李安民的焦炭厂,在那里学原料选购、焦炭生产的全套工艺、生产管理和市场销售。1987年春节,李海仓拿出20万元,又向信用社贷款10万元,和国有企业闻喜县白水泥厂一起,成立年产1万吨的联合焦化厂。但当1000吨焦炭生产出来,销售却成了难题。临汾、运城、西安、三门峡、洛阳、焦作、新乡,李海仓跑了无数地方,可对方要么只用机焦,要么只用土焦。



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很多人倒在明天的晚上,坚持到后天的,总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不言放弃的李海仓,带着焦炭找到了河南济源钢铁厂的厂长,最终这位厂长买下了他的全部焦炭。



李海仓打听到南方焦炭价格更高,只是运输有困难。他找到三门峡车务段,提出"运输单位和焦炭厂形成长期合作,双方共同出资建厂,也就是实现双方的捆绑经营"的设想。车务段负责人听了李海仓的想法,也对焦炭业的丰厚利润产生了兴趣,双方各出资70万元,成立了年产3万吨的闻喜三铁焦炭厂。以闻喜三铁焦炭厂为依托,李海仓组建了三铁焦化总厂,这便是后来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海鑫集团的前身。



像陈凯旋与李海仓不显山不露水,他们的"出格"往往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所以,创业之初注定少为人知。之所以被历史提及,在于日后的辉煌。不过,1978年不只是企业家们"隐姓埋名"式的开端,同样也有改革的模板。他们的改革,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但在这一年,他们的成功可以为人们理直气壮的倡导改革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年,虽然吴仁宝还没有达到红遍全中国、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极盛,可华西村已开始有了名头。初冬,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会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家新闻单位,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一批农村的先进典型,华西村被列为重点。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袁养和受总社之召赴北京撰写稿件。第一篇报道《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几乎以整版篇幅刊出了此稿,头版右上方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全国所有的省报(除台湾外)和直辖市报,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这篇通讯。



华西村确实值得国内主流的媒体如此大张旗鼓的报道,因为这一年华西总计实现产值296.35万元,创造利税135.03万元,人均分配水平达到220元;200多户社员全部住进新盖的瓦房,建成了当时连苏南大部分县城都还没有的五层大楼,用来办托儿所、中小学;粮食亩产达到2720斤,妇女生孩子或计划生育动手术,给予假期,假期内工分照记,发营养费;老人或五保户,不仅供应口粮、柴草、蔬菜,每月还发零用钱。



华西村的成就很大程度源于吴仁宝。这个外表慈祥的老头,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正是这个有着极强政治情节的农民企业家在1970年发动了一次胆大的举措。1970年,政治环境对于非农业化的发展变得有利起来。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通过年度经济计划,政府决定要加速农村现代化和尽力发展小型地方工业。并且在1970年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上,提出了增加农村基本建设和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号召。



吴仁宝(左一)在田间劳作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70年代初的中国,极左势力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在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干农业,抓粮食,气豪胆壮;干工业,抓钞票,偷偷摸摸,矮人三分"。极左分子把社队企业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掀起了一场反对社会企业的运动,"以粮为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在那个疯狂年代,办工厂无疑更是疯狂的举动。但在吴仁宝看来,农业本身难以积累到足够的资金用来发展现代化,那么就有必要"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支农业"。



在造反派的监视下,吴仁宝北上天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调查市场,搜集信息。历经三十天旅途辗转,终于在市场上找到了国营工厂不生产,市场又需要的两种产品--螺丝帽的模具"丝攻"和螺丝的模具"板牙"。他利用农村地广人稀的地理优势将厂子办在了一片泽地中,周围林木环抱,还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围墙,窗户蒙上厚布,对外守口如瓶。就在工厂办得热火朝天之际,苏州地区(那时江阴县行政区隶属苏州,后划归无锡)要开农业学大寨学习会,地址选在了华西村。会议三天,各地区主要领导均到会,还吸引了许多媒体记者。几百号人,人多?杂,华西村"偷偷"办厂的事难保不穿帮。





第8节:1978:光明的中国(5)





吴仁宝最后出谋划策,"会议期间,舍小利,保大利,工厂关门,工人放假。会议结束,立即开工,加班加点也要把损失赶回来。"正是这个隐姓埋名的小厂,为华西村创造了百万元的利润。几十年过去,吴仁宝不无感慨:"办工厂是资本主义,正在批资本主义,怎么好搞资本主义?我们偷偷地办五金厂,不给外面参观的人看。凡首长来了,我们就把工厂的门锁上,让工人出去,首长走了,再让工人回来加班加点地干。"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智慧形象跃然纸上。而华西村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经济企业组织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成长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之一(另一个源头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



1978年是改变命运的开端,于国家如此,个人更是如此。在光明的中国,年轻人的前途也光明起来。头年8月4日,复出一个月的邓小平,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拍板,决定恢复高考。由于邓小平的果断,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也是结束"十年浩劫"后,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事。据说,补习老师家坐满了学生,有些在农村插队的青年向生产队请了几个月假复习。所有的辅导都是免费的,很多培训都是自发的。



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1160多万考生带着积聚了十年的饥渴和梦想,从四面八方涌向久违的考场,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让人惊讶的是,"文革"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竟使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第一届高考过后,无数个体的生命轨迹被彻底地扭转,命运发生了裂变,只可惜其中没有俞敏洪。这位日后中国英语培训教父级的人物,由于知识基础薄弱,第一次高考失败得很惨,英语仅仅33分。高考失利后,他回到家喂猪种地。



俞敏洪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曲折和不可知的变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资源紧缺,一家只允许一个孩子读到高中。由于姐姐初中成绩出色,老师在俞敏洪姐弟都到了考学的年龄时选中了姐姐去读高中。所以,读完了初中的俞敏洪,依照规定,回到生产队里种田,开拖拉机。1978年,俞敏洪的母亲打听到村里有一家的女孩不读书后,费尽周折找到校长,请求他允许俞敏洪顶替女孩的名额。在母亲的努力下,如此峰回路转,俞敏洪回到了教室。然后有了第一次高考的名落孙山。



第二次高考,满怀希望的俞敏洪等来的又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英语分数虽然提高到52.5,但79年的分数线水涨船高,录取线是60分。能登上金字塔的生物,只有两种--鹰和蜗牛。凭借鹰击长空的决心和蜗牛的毅力,俞敏洪参加了第三次高考。他回忆说:"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我是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



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95分,虽然排在了现任新东方常务副总裁周成98分的后面,但已然很高。而500分的总分,俞敏洪考了387分,超过北大380分的录取分数线。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为此,在离北京大学开学只有一周时,俞敏洪的母亲为庆祝儿子中榜,大宴乡亲,提前把结婚的酒席一起请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村里还从城里调了一辆拉土的卡车,把他从江阴一直送到了常州。俞敏洪在常州上了火车,站了36个小时到北京。就这样,他进入了北京大学。



如果要进一步凸显恢复高考对一代人命运的意义,那么白卷英雄张铁生则是最好的反衬。1973年,在辽宁白塔公社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理化考试时,他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于是,张铁生在空白试卷的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诉说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告诉领导因为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没有选择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进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原因。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标题,刊登了张铁生试卷上的信。其中,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做了转载,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一夜之间勇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红得发紫的反潮流英雄。





第9节:1978:光明的中国(6)





"四人帮"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从此张铁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同年,张铁生顺利进入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8月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判处15年徒刑,刑期从1976年算起。



张铁生得到了历史公正的判决。但是,"四人帮"统治的那些年,不搞政治投机,而脚踏实地,想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青年们却始终报国无门,虚度十年青春。正因如此,77、78级的学生非常珍惜高考恢复后所获得的机会。所以,在80年代中旬和90年代初期,经商蔚然成风时,这批人仍舍不得扔掉铁饭碗下海。



三十年回过头来看,如今生意做的风生水起的民营企业家中,确实少有77、78级的大学毕业生。黄鸣是个特殊。考上中国石油大学后,没想到第一节课上教授就告诉他:世界石油只够用50年,中国的时间更短。黄鸣一听差点没跳起来,"等不到70岁,我学的专业就毫无用处?"而顾雏军则更是个例外,即使在接近二十年的企业家生涯中,他留下了一段传奇,却善始而未能善终。



顾雏军生于1959年,江苏泰县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顾雏军早年的生活清贫而艰苦,成名后的顾雏军很少提及自己的童年时代,不过从村民的回忆中仍然可以勾勒出一个少年的意气风发。



少年顾雏军酷爱读书。那个时代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匮乏,偶尔有电影队下乡放电影或戏班子来村里表演,就算是文化盛事。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去看,但顾雏军似乎对这些热闹的场面不感兴趣。每当此时,他就会躲在一边安安静静地读书。顾雏军特立独行的做法让不少村民们很是惊奇。年少的顾雏军对机械设备同样兴趣浓厚。为了弄清柴油机的构造原理,他曾经在晚上偷偷地把村里公用的柴油机拆得七零八落,第二天又从容不迫地把零散的部件组合起来,重新装好。



顾雏军也表现出善于创新的行事风格。1975年下乡插队的仓西村,16岁的顾雏军对棉花种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经过细心钻研和科学实验,打破农村长期以来的种植习惯,扩大棉花种植间距,减少棉花的栽培密度。事实证明,他的尝试是成功的,试验的棉花产量从亩产50公斤提高到了90公斤。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顾雏军从小就不满于现状,总是寻求改变和突破,而这一点,正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备的素质之一。



不过,真正改变顾雏军命运的还是读书。1977年恢复高考,18岁的顾雏军靠平时积累的功底和天生的聪明,从本公社37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1981年本科毕业后,进入天津大学深造,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热能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其出色表现也使他得以留校从事热能科研。也许按照这样的道路走下去,顾雏军最终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科研教学人员。但顾雏军天生就不是个安分的人。他很快借助"顾氏热力循环系统"在圈内名声大噪,并在此基础上发明的"顾氏制冷剂"。



年轻的顾雏军(左一)在实验室



怀揣着"顾氏制冷剂",顾雏军走出国门。几年时间,他先后在英国、美国成功开拓业务,于1995年携在海外掘得的第一桶金回国创业,在天津投资5000万美元建造起号称"亚洲最大无氟制冷剂"的天津格林柯尔厂。



关于顾雏军的第一桶金,众多媒体一直质疑和追问。顾雏军回答是:"我的钱有海外背景"或者"都是我自己当年在欧洲卖制冷剂专利分来的"。显然,他对自己发明的"顾氏制冷剂"颇为自信,这个专利也可能确实为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不过,这笔收入有没有5000万美元之巨,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说清。他的辩白反而加重了人们的质疑。这又是一场有关原罪的辩论,可由于没有确凿的事实,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质疑归质疑,顾氏的企业依旧是相当的蒸蒸日上。2000年7月,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其超强的盈利能力引发市场抢购,最终融资5.46亿。一时间,顾雏军风光无限。



光明来自东方。"光荣与梦想"的深处,留下的是奋斗者的回忆。1978年,知青大返城,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李如成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根本无法返回上海。他只好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青春服装厂。



1978年,上年秋天"右派"父亲平反了,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将搬往清水县城。回城前,潘家长子潘石屹必须将家里所有的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甘肃省粮票。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一米四几的14岁"小潘",艰辛不言而喻,"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不久,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一年后,潘石屹接到省城兰州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第10节:1978:光明的中国(7)





1978年,一出生就被父母卖了,十四岁失去养母,十九岁又失去养父的苦孩子牛根生,成为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人,终于不再挨饿、受冻和申请救济了。



1978年,李途纯再次参加高考,又被录取,可当地有关部门还是不让走。他跑到市里、省里,据理力争给自己赢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事实上,恢复高考第一年,李途纯的高考成绩名列县前几名,正是因为政审不过关,没被录取。历经高考磨难的还有徐冠巨。他连续两次考试失利,不得以参加了鲁冠球万向节厂招工考试,从600人中脱颖而出,担任厂会计。当然,徐冠巨后来创办的传化集团从实力上丝毫不逊于万向,而其政治声望也在当选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后如日中天。



1978年,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夜里9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4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睡一觉。这天,他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法国人说:"大门非开即关。"建国后,将近30年时间,中国人选择了关闭,中国躲在经济的长城后面,与世界隔绝。结果是灾难性的:中国走向困境,世界经济领域排名不断下滑。1978年开始,邓小平推出开放政策,这似乎成了"有魔力的药水"。年末,西方平安夜的那天,法新社驻北京记者比昂尼克发表了"中国人民进入正常的充满希望的时代"的新闻评论。文章称:



三中全会把过去政治动乱和文化革命的帷幕拉了下来,采取了可能加速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任何措施。



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大,尽管达到这个目标可能要费若干年的时间。



从明年起,经济将同政治处于同等地位,将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搞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在经济方面,随着全面向外国技术援助打开了大门,目前正在准备进行深刻的结构改革,包括权力下放、同"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斗争以及把行政责任转到企业身上。



的确,形势日趋明朗,旧时代的伤痕正在淡去。1978年是气象万新的一年,中国的前景由此变得异常光明:



1月1日,北京电视台推出《新闻联播》,每晚6:55开始,国歌和节目预告后,倒计时5秒节目开播,不过没有主持人出镜。5个月后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中国领导人借助这档节目,将一些信息公开披露。



这一年,邓小平访日,中美建交。夏天,一批中国大陆的核科学家来到美国访问。中方12名代表中,有位44岁的教授,他是中国托卡马克核聚变试验事业的奠基人。除了带回美国先进实验室的最新知识之外,这位教授带回一些当时中国同行都很新鲜的事物--硅谷创业精神。谁也未曾想到,这直接导致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八年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国家科委也启动了全国科技园区的高潮:"火炬计划"。这名教授的名字叫陈春先。



这一年,德国大众和意大利范思哲进入中国。这一年,北京流行卷发和电烫发型。公开约会不再被视作无耻和堕落,恋人们可以公开手拉着手逛公园。"五一"节,北京十年来第一次演出了西方的巴蕾舞,国家已经在修建为了旅游业而设的饭店。一切微观的变化都令中国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自由。



1978年,电影《望乡》引起轰动



这一年,《望乡》,这部原名《山打根八号妓院》的日本电影对国人前所未有的冲击,反响程度竟达到了北京电视台转播市民代表座谈会实况的地步。有人说:还可以有色情场面更浓厚的镜头。



这一年,新华书店里有了过去10年还是违禁品的少数几本外国文学名著。这一年,失学青年郑渊洁写了一本童话《黑黑的诚实岛》,吸引了爱好童话的人,此后一发不可收拾。郑渊洁的童话能够大行其道,也就证明中国人已经对沉闷的风气产生了反感。



这一年,中国加速实现着商业的现代化。国内急需发展的心理膨胀,以至于当年高考作文题目都是《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相比1977年的《心中有话向党说》,有了很大区别。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而禁止拥有私家车的决定也将在79年初取缔。



这一年还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名词:"补偿贸易"。珠海前山公社根据与澳门客商签订的补偿贸易合同建设起羊毛衫厂和手袋制品厂。合同规定,设备从澳门引进,资金由客商提供,工厂在投产后用收入的加工费分期偿还。预计两年内可偿还全部机器设备的资金。补偿贸易方式后来被很多创业初期资金有限的民营企业家借鉴和使用,尤其是汇源集团的朱新礼,用的更是炉火纯青。



春风能够拂面沉醉,春风也能够使人清醒。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召唤,是出类拔萃者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1978年,一个动荡却叫?有换了人间感觉的转折期。



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人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尽管当时无人知晓,这会把中国带往何处,更无人能够想象得到,接下来30年的中国,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而在这样的盛世之下,中国的非公经济将得到闻所未闻的跃进式发展,浩浩荡荡,无可阻挡。





第11节:年度延伸人物:时代伟人邓小平(1)





年度延伸人物:时代伟人邓小平



1978年是中国时刻。中国经济开始转型,向光明迈进。在新的领导下,中国结束20年的政治动荡,迈步向前,追逐民族复兴的梦想。邓小平在其中,举足轻重。



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中认为,"一般来讲,出色的革命领袖都不是优秀的国家建设者。革命领袖必须摧毁旧体制,国家建设必须建立新体制。"毫无疑问,邓小平除了是一名优秀的革命领袖,更是一名出色的国家建设者。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邓小平设计并参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拉开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序幕。但是这个奇迹的起点,是他屡遭迫害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邓小平几度沉浮,但从那时起,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改革思想的闪烁: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 "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1977年7月,73岁的邓小平恢复党政军职务,开始了他辉煌的古稀岁月。时机的成熟、思想的沉淀再加上超人的胆识与智慧,邓小平打破了旧体制的锁链,带领整个时代翻过新的一页。



事实上,在邓小平正式复出之前,他已经奏响改革开放的前奏。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此,邓小平态度鲜明地对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这次表态,是邓小平开始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先声。来年春天爆发的世人皆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此已定下基调。



复出后的邓小平迈出了一连串坚定而有力的改革步伐:



他一步步带领人们走出思想的牢笼。他先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他支持安徽农民的"出格举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偷偷地搞起分田到户,邓小平听取完安徽省有关农村改革的汇报后,坚定地说,"你们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



他改革的决心人民可鉴。他在东北视察时,曾这样动情:"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句话,道尽改革乾坤。



他转动了改革开放的枢纽--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提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先富带动后富的观点也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济被束缚的手脚开始伸展了。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但拨了乱、反了正,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国经济的破冰之举就此开始,百废待兴的局面就此撬动。自此,中国演奏出一曲激情澎湃的改革进行曲。



然而,改革是欣喜的,也是冒险的,更是未知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像邓小平那样从容坚定地推动改革的步伐。所以,在改革中,邓小平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师、开拓者,更是一个倡导者与鼓励者:当人们对改革持观望态度,不敢将改革付诸实践时,邓小平一再扫清改革障碍为他们铺平道路。这些障碍有思想上的,也有政策上的;当有人战战兢兢响应改革的号角时,邓小平一再鼓励,哪怕是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邓小平都给予了前进一大步的掌声。





第12节:年度延伸人物:时代伟人邓小平(2)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且他也在1980年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1981年到1985年,为六五计划,也属于走向改革开放阶段。邓小平不断解放人们的思想,告诉人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在提防着经济过热的风险,他认为,"今后经济发展速度总的来说不会慢,但是头一个五年、十年,速度不可能很高。头几年,要非常谨慎,重大的事情要稳当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再搞。" 六五期间,我国顺利完成了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开始向比较协调、注重效益迈进,整个经济体制也开始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从1986年到1990年,为七五计划,这一时期为改革闯关阶段。"六五"后期还是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货币放行过多等经济过热现象。到七五期间,经济过热的现象仍然存在。同时,计划与市场新旧体制共存也开始出现矛盾,计划与市场何去何从,成为改革者在会议桌上最重要的议题。邓小平一方面制止经济过热,提出该阶段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认为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到1989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慢了下来;另一方面,他继续为市场在中国的发展拓展空间,他反问道,"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七五"时期经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格局和国民经济运行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已经不可扭转。



从1990年到1995年,为八五计划。到1990年,邓小平已经是87岁高龄,并退休一年,但他从未停止对改革开放的思考,他对改革的速度以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存在疑虑,他指出,"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可能丧失时机"。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的春天之行,彻底打破了旧体制的坚冰,一个新时代正式敞开了大门。而邓小平在南巡中的讲话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确定不移的坐标:"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把板块式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市场经济推向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重叠、共同覆盖全社会的新阶段。10月,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束了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交锋之争,在改革上达到空前一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突破瓶颈,大踏步向前。



回顾邓小平的一生,其生涯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疾风骤雨的100年。贫困、革命、战争、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经济改革、国家转型和中国崛起,所有一切都成为邓小平人生经历的生动参照。



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临之际,请向伟人致敬!



富起来吧!



--弗朗索瓦·基佐





第13节:1979:富起来吧(1)





1979:富起来吧



彷徨无措与疑虑感在一片万象更新中渐渐消解,变化总是积极且显著:



梁庆德的格兰仕挂牌投产,产品是鸡毛掸子;



"反革命"尹明善当上英语教师;最终锒铛入狱的"上海首富"周正毅靠摆馄饨摊白手起家;



许荣茂涉足香港股市,有人估算其赚了五亿,不过几年后遭遇股灾;



罗忠福开打广告,女主角是他的妻子;



中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张果喜第二次来到上海;



15岁的王文京和16岁的施正荣考入大学;在甘肃,潘石屹也考上了兰州培黎学校,虽然只是中专。



1月1日,复出接近一年半时间的邓小平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其头像赫然印在杂志封面上,标题写着:《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序言里,撰稿人激情澎湃地写道:"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时代》周刊的评价,无疑是中国与美国两个超级大的国家之间在重新打量彼此后的媒体反应。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描述的"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人丁兴旺,旅途也更为安全"的状况,现在一去不复返。在傲慢的《时代》周刊看来,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标志着中国对世界的大门正式敞开。



无论如何,中美建交对于国外和国内来说,都非同凡响。即使1979年的中国经济依然一片凋敝,政治上在世界的影响力仍旧微不足道,可人们都感到一个新的纪元正在开启。包括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王维在内,很多中国人十年来第一次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正是在王维的主导下,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大年初一,睽隔13年后,在全国媒体中率先恢复刊登商品广告。



广告刊登在《解放日报》第二版和第三版下方的两条六分之一通栏,每条收费700元左右,不久调价为每条1280元。此后,一呼百应,各地广告客户接踵而至,"到后来做广告要排队了,盛况空前!而登了广告的厂商,几天里滞销商品就能卖到脱销。"当然,也有个别读者愤忿地给报社寄去了投诉信:"广告里画的有些是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妖形怪状的女人,对广大群众到底有啥好处?"



这是1979年春天里的问号。但这样的疑问显然难以阻挡整个意识形态的冰雪消融,中国的商品大潮已经动地而来。



几乎在邓小平登上《时代》封面的同一时间,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香港地价昂贵,劳动力不足,国内劳动力便宜,资源丰富,港澳华侨和外籍华人都愿意在广东投资。



但是,外贸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不适应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需要,一报一批手续繁琐,效率极低。广州市引进香港会德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的全套设备项目,从78年8月洽谈,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才办完银行担保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有外商说:"第一次谈得高兴,第二次谈就扫兴,第三次就不想来了。"各地也反映说:"外面热,下面急,上面卡,中间团团转。"



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向邓小平汇报: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



晚上,谷牧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邓小平。一见面邓小平就说:"谷牧,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当晚谷牧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找到谷牧问:"叫"特区",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文件明确指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两地设置。次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现在来看,特区的建立是为了引进外资,增加外汇。然而,经济特区支撑起一方蓝天,让广东得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特区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就是珠三角民营经济发展的半部史;它的命运浮沉,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洪流的大浪淘沙。如今,从与外资、国资三分天下,到独占半壁江山,珠三角成为最稠密、经济最繁荣的城市群。民营经济在此唱出了时代的主旋律。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所有的变化,都是从一个偶然开始。许许多多的偶然可能汇成一股潮流,一种趋势。这种潮流甚至可能形成一种格局,左右着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小人物"陈兴昌和容志仁,顺应潮流,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



1979年,广州做服装生意的人并不多,而且大多数人对时局仍不放心,不敢放开手脚。陈兴昌却雷厉风行,在别人对形势忐忑不安时,运营童装生意。可邻居看他不顺眼,少有朋友愿意跟他来往,连儿子成年后都难找对象。"街边仔"代替了他的名字,得不到尊重,不被社会所接受。创业的艰难,让陈兴昌和妻子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直到生意上了正轨,才将睡眠时间增加到5个小时。他自学香港和国外的设计书,再进行创新,渐渐做出了风格,打出了名气,慢慢有人连夜排队抢购他的童服。



说起"街边创业第一代",广东人首先会想到容志仁。3月从农村回到广州,4月他便申请领取个体营业执照,以100元本钱开饮食店做学生餐,"本想根据特长搞工艺美术,但西华路一带不是文化区。居民多,早餐店、小吃店少。"因为饮食店附近有4中、11中、82中学和3间小学,容志仁的店小,生意火。一时媒体争相报道,他本人成了羊城妇孺皆知的个体户。



容志仁(左)与妻子在经营中



1980年,任仲夷接见个体代表,会上很多人不敢说话,容志仁带头把自己生意难处反映给任书记听。任仲夷一拍桌子说:"这是个有独特经营思想的年轻人,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种人,报纸要报道。"《南方日报》立即用整版报道了他。随后,容志仁作为个体经济代表,进京接受胡耀邦的接见。胡耀邦握着他的手打趣:"你是足球名将容志行的兄弟吧?"



个体户,在当时听来明显暗含贬义,容志仁却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这份来自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礼遇,与普遍存在的民众观念形成强烈的反差。可正当事业飞黄腾达,容志仁停下生意,花五年时间游历了十几个国家。今天,容志仁买了几间铺子,专门用来出租,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第14节:1979:富起来吧(2)





珠三角民营经济的火种熊熊燃烧,但烧得最旺的,还是后来将产品销得全世界都是的顺德。可怕的顺德人在这个广州和香港之间狭小土地上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家庭作坊式工厂,将印有"中国制造"的玩具、家电、服装等输送到世界的角落。其中,风头最盛的莫过于格兰仕和梁庆德。



年初,广东顺德桂洲这个贫穷的农业镇,政府提出了一个"10年建一个亿元工业区"的设想,并由镇工交办副主任,42岁的梁庆德来操办此事。9月,梁庆德辞去公职,规划办厂。 国庆节时,格兰仕前身"桂洲羽葵工艺厂"挂牌投产,产品是:鸡毛掸子、羽毛扇、皮革制品。梁庆德和同事挨家挨户到农家赊购些鸡鸭毛。其间,梁庆德得知目前国外羽绒需求量大后,他说服镇里给贷了30万元,涉足羽绒,几年下来收入百万。



随着国际羽绒制品市场日趋饱和,企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梁庆德把眼光放到业界之外去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他调查了全国市场后发现:在国内微波炉尚属高档商品,市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线都市。市场虽没培育起来,可趋势明显--因公出国人员,按规定回国时可在免税商场买一件小家电,许多人买的就是微波炉。



卖鸡毛掸子的梁庆德要做家电,这在顺德被传为天大的笑话。但他力排众议、义无反顾。再后来,就是这个以生产鸡毛掸子起家的梁庆德,将"格兰仕"商标贴向全球--全球每两台微波炉就有一台贴着格兰仕的标签。



现在,精明的梁氏父子在顺德的影响力远超过该区区长。而较之科龙略显冷清的厂区,格兰仕厂门口总是车水马龙的景象。不过,举止粗狂的梁家父子,因为价格战使得格兰仕的品牌带上了狰狞的血腥味道。所以,没有人知道,这家立志为跨国公司做50年苦力,活500年的企业,它的繁荣能持续多久?



如果将容志仁和梁庆德放在中国经济改革浪潮中,只能是其中微不足道的角色。如作家高梦龄所说,"这就是经济领域的一场革命,而第一批人起来闹革命,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往往是"痞子运动",在大浪淘沙中这些人闪出亮光,就因为这些人有敢冲敢闯的精神。"因此,无论是浮出水面的幸运者,还是永远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在推进社会的进程,从而改变着国家的命运。而更多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像野草一样满珠三角疯长着,越来越多的工厂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活力。



一年后,广东省工商局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82年5月,佛山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20多年过去,广东的个体私营经济异军突起,在市场经济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说起晋江做服装的渊源,要讲到洪家七兄弟。此七人是当地有名的裁缝,手艺高超到看人一眼便知穿衣的尺寸。



5月,为了生计,七兄弟组建服装厂。当时政策规定,一个乡只能申请一个工厂。七人商议决定,由大家集资,老七注册新艺佳丽服装厂(柒牌前身)。



第二年,为了降低七兄弟共同经营的风险,老二洪肇明,在生日那天,创办佳丽二厂(劲霸前身)。46岁的洪肇明有5个女儿与1个儿子。他小学三年级文化,当过20多年生产队长,卖过水果蔬菜,还杀过猪。他觉得做小买卖尽管挣不了钱,倒也够糊口。因此,人生最大心愿是找一个唱闽曲的和女儿唱曲,就此度日。但朋友鼓励他:"唐朝武则天80岁还在执政,精神矍铄,可一退位,没几年就死了。你年轻,应该继续干下去。"这句话给了洪肇明信心。



创业之初,洪肇明穷得连做衣服的裁床也没有。他拆了家里的两扇门板,做了最早的裁床。因为怕工商抓,不敢光明正大地做买卖,洪肇明父子想出各种办法伪装,用鱼篓、木工箱盖在服装上面,用自行车驮着。



终于,创业过程中,七兄弟渐渐分开。老大单干,创立瑞迪·登高和艾格斯顿两个品牌。老三上学、参军、转业教书。老五身体有恙退出企业。再后来,劲霸生产夹克,拥有柒牌的洪家老四、老六、老七,走传统路线,专攻"中华立领"。如今,这两家已经做大各自的企业,但兄弟间仍能和睦共处,逢年过节都会相互走动。



改革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不仅要有"新花样",更要铲除"旧花样"。同样是在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17日,邓小平同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听取他们对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第15节:1979:富起来吧(3)





6月15日,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在京开幕,邓小平在会上致开幕词:三十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如果说个体私营经济的放开,牵扯到的仅仅是在经济政策上放开了一条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更好的口子。这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政策,下面的人不知道,上面的人也是在摸索中看风向。好的话,就不断地豁大口子,不好的话,就收紧口子。但是对于原来的"资本家"态度的转变,牵扯到的就是经济与政治的两根弦。其余的不论,单讲邓小平,以前将他打倒,用的名义也是"正在走的最大的走资派"。可见对待"资"的问题上政治的敏感性有多强。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文件下达后,各地摘掉了一批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人在重庆,已经41岁的尹明善终于迎来了"平反"的日子,摘掉了压在头上20多年的"反革命"帽子。



尹明善的前半辈子过的很苦。1938年,他出生于重庆涪陵一个小地主家庭。解放初,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因为出身不好,尹明善母子二人被赶到郊外一座荒山上。在一间废弃的茅屋里,他与50多岁的母亲相依为命。



为了谋生,12岁的尹明善借了5角钱,做了一个被人们所不齿的货担郎,卖起针头线脑。但也就从那时起,尹明善的经商天赋得到实践和锤炼:卖针,学会了资金的调用和拆借--他乡下卖针,赚着钱后再到重庆进货。而一个相识的年轻人则先在乡下拿钱收鸡蛋,然后运到重庆卖掉。尹明善和他商量,把两人资金合在一处,这样可以多收购一些鸡蛋,到重庆卖掉鸡蛋后,又可以多进些针头线脑。



一年后,尹明善赚到了几十元钱。有了钱的尹明善独自一人来到重庆求学,不仅考上了公立中学,还因成绩优异获得助学金。高一上半学期自修完高中阶段所有数学课程,下半学期学完大学数学专业的课程。但是,1958年春天反右复查,即将高中毕业的尹明善被打成了"右派",1961年升格为"反革命",发配到塑料厂监督劳动。从此尹明善的人生轨迹180度大拐弯,做了20多年的"牛鬼蛇神",直到1979年"平反"。



平反后,尹明善以优异成绩考入重庆电视大学当了一名英语教师,成为教研组长。1982年重庆出版社恢复,他调到出版社当编辑,人生重新开始,尽管历史的细账已无法精算和补偿。



中国改革开放刚刚破题,整个中国紧绷的情绪正在松弛下来。在这样的情境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开始发生作用,带来了缤纷变化:邓小平点将荣毅仁,中信宣告成立,公司第一个章程中写进了,"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的原则"。



国家正在破例地计划把上万的学生送到非共产党国家去学习,来自日本的"资产阶级"企业家代表的松下幸之助访华,还发表了"中国在本世纪内肯定会跨入先进国家行列"的言论,他也成为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仰视的经济偶像。



一些传统的观点开始受到怀疑和质疑,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进入中国,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亲率12名法国姑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进行了一场时装表演;跳舞从电影中的故事里内蔓延出来,女青年们纷纷涌入涉外餐厅,抱着外国男人准确地踩着舞步,25年来第一代涉外婚姻就此播下了种子。



北京新机场大楼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出现全裸的女性画像,那么远的机场,能走得动的一半北京人携家带口都去看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评价说: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首都机场出现少女裸体……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霍英东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社会的变革往往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它的反映速度要比经济基础快好几倍。或者说,与意识形态形成复杂互动关系的社会生活,同样是经济基础要发生地震前的先声。古诗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作为社会中的个人,往往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判断社会情境的冷暖。今天,各种新潮事物的不断涌现,让敏锐的人感觉到社会或政策正在回暖。回头看当时的一些闲暇事物时,就都能涂抹上一层厚重的色彩。



旅游,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上海恢复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报道称,"一日游"、"二日游"的旅游活动在文革中被污蔑为"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停办了十多年。现恢复"一日游"、"二日游",报名参加者踊跃。因为,旅游业崭露头角,高中毕业后翟美卿进入中国旅行社广州分公司工作。





第16节:1979:富起来吧(4)





邓丽君的名字迅速传开,罗大佑的《恋曲1980》很是流行,日本电影《追捕》里的高仓健硬汉形象受到欢迎;当时惟一一本有彩页的娱乐杂志《大众电影》在第5期的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剧照,一个读者愤怒地给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这一诘问还是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只是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更为喧嚣的声音中。



颓废之气一扫而光。最终,多元文化带来了多元的经济。陈云写出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这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2、市场调节部分,这一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此后,个体经济兴起、民营经济有了萌芽。个体户进入水果行业、水产行业和点心行业,赚了钱后带上了很粗的金项链和显眼的劳力士,尽管大多都是来自香港的伪造货。



多元的经济成为时髦,不仅仅是被中央"钦点"为特区的地区才有的专有名词。大都市上海,上演着一幕幕或大或小的,与改革有关的故事。一段时间内被媒体炒的声名远扬,却最终锒铛入狱的"上海首富"周正毅便是在这年,以摆馄饨摊白手起家。



出生于上海杨浦区的周正毅,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一家七口靠在国有企业做工人的父亲养活,家境自然贫困。17岁时,只有小学文化的他离家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街道工厂做会计。月薪30多元,虽然不高,却锻炼了周正毅对数字的敏感,为以后在资本市场驰骋风云增添了经验。



有了一定积蓄,周正毅不再满足于工厂的刻板生活和少得可怜的收入。1979年初,他拿出所有积蓄在杨浦区开了一家馄饨店。显然,馄饨店老板不是周正毅的终极目标。在混沌多于秩序的年代,精明的周正毅不甘偏于馄饨店这"钱途"黯淡的一隅。他浑水摸鱼,踏上了去往日本的飞机,美其名曰"留学",实则暗度陈仓,走私商品去日本销售,"带的货物很多,记不清楚,好像是101生发水"。



在日本,混的不算理想的周正毅有一次在咖啡馆里扮演了英雄救美的角色,救下了一个被人调戏的香港女子。这位女子后来和他同居,并资助600万港元用于发展事业。靠着这些钱,周正毅返回上海,在上海北京路开了家生意还较火爆的美通饭店,同时经营桑拿和卡拉OK。



三心二意的周正毅还是放弃了香港女子。对方由爱生恨决心报复,在珠海花50万港元雇凶欲断其一手,好在命大的周正毅躲过一劫。而与周正毅几乎同龄的新欢毛玉萍,的确是个精明能干的角色。她年轻时颇有姿色,后闯荡商海多年,在香港积累了大量的人脉,最终因有两名东南亚富豪的干爹发迹,身价过千万。两人结合也算是一对不折不扣的"黄金搭档"。此后,二人携手踏上了疯狂的敛财之路,贩卖服装、开点心店、搞"阿毛炖品"……只要能够赚钱的生意,都做过尝试。



直到1995年,周氏夫妇才完成了由"个体户"向"投资家"的转变过程。那年,正值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和如今全民炒股热相反,那时的国企员工对股票一知半解,几乎所有人都对股票敬而远之。只要有人愿意用同等价值的现金购买,他们一般都会抛之不及。多年的从商经验,让周正看到股票的升值希望。他倾囊投资,获利甚丰,"很多国企排队上市,我用个体户名义,收购职工股。购进的股票等到上市,由几元升到几十元,最厉害的是格力空调,由二三元一股升到二十多元。"



这次收购让周正毅获利数亿,同时贯穿其此后商业生涯的投资理念--"低价买进别人不要的东西,再等时机高价卖出"由此而生。中国另外两个资本大鳄唐万新与袁宝璟莫不是以此方式"敛财"。巧合的是,三人成功的因素几乎惊人的相似,且结局都令人扼腕,即便每个人身触红线的方式各有千秋。



亚洲金融风暴突至,香港股市一片低迷。周氏夫妇大量购进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李嘉诚旗下的蓝筹股。等到股市强劲反弹,周氏夫妇再次获利数亿港币。与此同时,周正毅看中正处于低潮时期的上海房地产。当年10月他的上海农凯集团刚刚成立,就以每平方米6000多元和每平方米4100元的价格收购江宁路上的"烂尾工程"兴业大厦与古北新区的"烂尾楼"伦敦广场,随后分别增资一亿元完工且装修。两项投资,用周正毅的话说"获利均在3亿以上"



短短几年,周正毅在上海渗透了房地产、金融、贸易、农业和高科技产业等5大行业。有了钱的他以6200万港币的价格购入湾仔会景阁西翼顶层复式豪宅和价值200多万元港币的宾利一部,从此迈入香港上流富豪圈。而后,他又耗资8600万元购入渣甸山一幢900多平方米豪宅,与刘銮雄等香港著名富豪为邻,仅装修费就花去了3000万港币。直到2000年,豪宅被窃130万港币现金后,周正毅"上海首富"的名头才为外人所知晓。





第17节:1979:富起来吧(5)





也就是2000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估算周正毅资产为0.66亿美元,名列富豪榜第94位。得知排名后的周正毅不屑地说:"不止这么少。我家族在上海发展房地产及基建为主,总资产近150亿元人民币,每年营业额达40多亿元。投资的一些公路项目,数十亿元。静安地皮,总销售面积约6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0亿。"2002年胡润编制富豪榜时,周正毅主动找到胡润。这一次,他排名列第11位。



周正毅不止一次流露出和李嘉诚一比高下的心思,"李嘉诚如果有1000亿现金,其中也有可能有1500亿元的借贷。"鲜有富豪愿意公开自己的显赫家底,他的特立独行让人感到了一种对财富的几乎疯狂的显摆欲望。



与周正毅截然相反,几乎同一时间以涉足香港证券市场起家,后改行房地产的许荣茂则低调异常。1979年,许荣茂来到香港。无钱无背景,他什么行业都做,只要不违法的钱就赚。常年累月的勤奋他小有积蓄,而敏锐的判断能力和过人的投资天分帮助其在香港资本市场大展拳脚。从此以后,在"买入卖出"的几年间,他获利丰厚。有人推算,许荣茂炒股所赚的钱至少在5亿左右。



股市里的钱来得容易,去得快。恰逢87年香港股灾,看着周围股友家破人亡,体会到股市炎凉,许荣茂决定把钱"固化"下来。他回到内地,先在深圳和兰州做纺织和成衣,出口美国,而后进军房地产业,赚的钵满盆满。



许老板在业界那是出了名的低调。曾经《福布斯》富豪榜,把他列入榜单曝光后,弄得许荣茂大发雷霆。所以,至今没有人了解许荣茂在香港股市上到底赚了多少钱,当然更不会有人知道他炒过哪些股票。但是,十几年前,许荣茂炒别人公司的股票;十几年后,世茂系股票风声水起,购买者趋之若鹜。这或许就是成就感吧。



再回过头看周正毅。2003年,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周正毅被上海市公安机关依法予以逮捕。第二年6月,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周正毅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处罚金4000万元。一审判决后,周正毅没有上诉。



上海首富周正毅一审被判3年



三年后,周正毅牢狱生活宣告结束。监狱的生活没有给他带来些许风霜,出来时依旧春风满面,频繁与以前的商业伙伴接触。很多上海人会经常看到周正毅不时出没于南京西路的"缤纷年代"夜总会,"有时过去为人买单,有时消遣娱乐"。



2007年一场轰动全国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周正毅再次牵涉其中,因涉嫌行贿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上海市检察院依法逮捕。时任上海市委代理书记的韩正针对扰乱经济秩序的周正毅,表态"一定要坚决依法查办,让其在上海无立足之处。"11月30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周正毅犯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6年。



由一个普通个体户到民间富豪再到坠落,周正毅的人生曲线打上了政企、银企和男女关系学的烙印。"搞钱、搞关系"对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草莽富豪而来游刃有余。可他最终的结局却是演绎了一个民营商人沉浮的生态样本。不知周正毅的悲剧是中国民企崛起的"原罪"还是必然经历的"淬砺"?



如果说三年的时间,对于周正毅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那么十六年的牢狱生涯绝非朝夕可度。他的故事有个春天般的开头,却以落败而剧终,迅速的升空,陡然的陨落。这就是周正毅1979年拉开并延展的故事。与此同时,罗忠福和张果喜,这两个日后在经济领域内呼风唤雨的人物,正在用经济行为诠释思想解放,踏上了和周正毅同样的起程。



1979年,国家落实政策,罗忠福父辈、祖父辈遗留的几十万财产连同罗家的"天府别墅"被一起归还。但他却以做沙发揭开了事业的发端。



由插队的农村回城后,罗忠福准备结婚。苦于在遵义买不到养眼的沙发,又受汽车废垫启示,察觉做沙发简单,于是他参考国外电影上沙发式样,开始试做。他结婚时,前来贺喜的人无一例外地看中了罗忠福设计的沙发,羡慕至极,当场委托他定做。看到市场,罗忠福干脆聘了几个待业青年办起家具厂来,渐成气候,订货者蜂拥而至,名声传遍川黔。



之后,有想法的他在遵义搞了一个家具展销会,出人意料地跑到电视台花钱播了一个广告,广告片中的模特儿由他妻子客串。一经播出,家具展销会可谓获得巨大成功。他的第一个十万就这样信手拈来。



这一年的秋天,张果喜第二次来到上海。第一次闯上海,张果喜是为了混碗饭吃。第二次闯上海是他向中国第一个亿万富翁迈出的第一步。





第18节:1979:富起来吧(6)





中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张果喜



1967年,15岁的张果喜辍学进入余江邓家埠农具修造社木工车间,每天锯木材。锯木材不需太多专业技术,但把一堆一堆的木材,用手拉锯成木锹、犁把、独轮木车,却要很大体力。张果喜没日没夜地拉,结果把肾给累坏了,拉尿带血,几乎每周一次。5年的"血尿",给他换来了"好木工"的称号和"车间主任"的职务。可主任没当几天,农具厂垮了。



为求生存,张果喜带上200元钱和3名工友第一次闯进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舍不得住旅馆,蜷缩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屋檐下过了一夜。第二天,找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软磨硬泡签下20套雕花樟木箱的出口合同。



回到余江,张果喜说服老父亲,卖掉家里土改时分的惟一一座老房,所得的1400元,成为雕刻厂第一笔启动资金。为节省运输费用,采购回的木料在河水中放流。寒冬季节,尽管冷得要命,他还是脱掉毛衣,跳到河里捞木材。还有一次,张果喜到金溪山里采运一棵大樟树。天下大雨,拖拉机陷入泥地,他带着工人冒雨一天一夜,靠手推肩扛,把两吨多重的樟木弄上了拖拉机。



雕刻厂账面上开始盈利,盖起了一座1.2万平方米的新厂房,工人工资有了提高,求生存的最低目标基本实现。张国喜第二次去了上海。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样品陈列厅里,工作人员告诉张国喜"一尊出口日本的雕花佛龛有70%利润",而他生产的雕花套箱的利润才25%。



佛龛是用来供奉释迦牟尼的木雕宫殿,大小几尺见方,结构非常复杂,成百上千造型各异的部件,只要一块不合规格或稍有变形,便不能组装起来。因为工艺要求高,利润再高,许多厂家也不敢轻易接手。尽管初次接触,张果喜还是毫不犹豫地与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签了合同。带着样品回到厂里,他一连20天泡在车间和工人们揣摩、仿制,终于成功做出来"佛龛"。这年,木雕厂创外汇100万日元,其中65万日元是佛龛收入。此时,组织让他出任鹰潭市副市长。张果喜拒绝了,理由是:"每个人爱好不一样,追求也不一样,我能把一个企业搞好,不等于说我能把一个鹰潭市搞好。"1985年,万元户都稀缺少见时,张果喜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改革的步子,走得不紧不慢,但人们总能在空气中嗅到改革的味道。还有很多细节,因为主角当时的不起眼,而被历史轻易掠过。似乎与经济无关,却又实实在在是经济的铺垫。



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15岁的王文京考入大学,因此成为了家族的荣誉。



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供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道路只有三条:招工、当兵和考大学。"招工,我没有背景;当兵,成分不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考大学。"王文京说。



恢复高考是1977年的事情,王文京正读初中三年级,"第一次听说,中国恢复高考,可以考大学了,有的人可以成为大学生了,我想就是说以后做一个大学生最好。"两年后,王文京到了省城,投考西南政法学院,未被录取,阴差阳错地进了江西财经大学。据说时隔多年,王文京常暗自庆幸自己与法律的失之交臂。但第一志愿落榜后,他还是自怨自艾了好久。



在江西财经大学,王文京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财富故事。他读了一套书,介绍美国十个企业家和日本十个企业家的传记故事,一套20本,"我开始梦想能够在某一个领域开创一个实业。如果这个实业对社会有所价值,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企业,而且这个企业要变得有生命力。"直到现在,这套书王文京还一直保存着。



这年考上大学的,还有只比王文京大一岁的施正荣。



本该姓陈的施正荣出生时,中国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和他一起出生的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因为自然灾害,家里贫穷,无法同时养活两个孩子。而施家出生的女孩却因病夭折。所以,他被送到施家,骨肉分离。



和绝大部分农村孩子一样,施正荣从小插秧种田,泥地里摸爬滚打,饱受蚊虫叮咬。那时他不断勉励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1979年,16岁的施正荣顺利考上长春理工大学,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



在甘肃,潘石屹也考上了兰州培黎学校,虽然只是中专。临走之前,老潘的父亲将自己头上还不算太破的帽子戴在儿子头上,把儿子更破旧的帽子留给自己,说:"孩子,你要出门了,不管在什么时候,没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



记住老父亲话的潘石屹,独自一人挤上了去兰州的火车。当他赶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踉踉跄跄赶到学校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站在教学楼前,身心俱疲的潘石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坐在楼梯口睡着了。有人推醒了迷迷糊糊的他,"你是我们班的,跟我来吧。"叫醒潘石屹的是班主任老师。老师将迟到的小潘带到教室,让他做自我介绍。"我忘记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我刚一开口,全班哄堂大笑。"潘石屹猜测,"那可能和自己的口音有关"。直到今天,西北口音依然无改的潘石屹,取了一个海归老婆,成了一个"古灵精怪"的房地产商。



一本《当中国改变世界》的书将21世纪的开端定格在1979年。就在这一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与邓小平,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大人物共同震撼着世界。他们提出相同的口号,都借用弗朗索瓦·基佐的号召"富起来吧!"



前者当选英国首相后,坚决促使经济领域中的国家大规模撤退。她采取非国有化策略与放松管制,形成一股潮流,扩展到她的老朋友里根的家乡,而后缓慢且有力地影响,并改变着"老欧洲"的运作模式。世界的另一端,邓小平,这位"身上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气味"的小个子男人,信奉着务实的发展观。他敞开中国的大门,希望改革开放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



但是,1979年,毕竟只是改革开放的第二年。那个时候,在中国只有厂长经理,还没有企业家的概念,更不敢有民营企业家的提法;那个时候,工厂的生产变得红红火火起来,"四人帮"最猖狂时代下降到极点的出勤率据说上升到了平均93%左右,但7%的缺勤率依然让现在的人很难理解。



然而,压抑了太久的激情与思考对中国的未来抱着多大的渴望。万象更新,变化总是积极且显著的--彷徨无措与疑虑感渐渐消解。冬天过了,春天还会远吗?





第19节:年度延伸人物:"傻子"出的难题(1)





年度延伸人物:"傻子"出的难题



1979年,安徽芜湖,那个只会写5个字("年广久"与"同乙")、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中国的经济学界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7岁在街头巷尾捡烟头、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就接手父亲的水果摊、1963年因"投机倒把罪"而被判有期徒刑1年的"傻子",能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引起阵阵涟漪。



1964年,年广九为维持生计,炒起了瓜子。他偷学来的手艺派上了用场,炒出来的瓜子一咬三瓣,满口清香,于是慢慢"炒"出了名。而且,他卖瓜子是连卖带送.年广九这样说,"别人买一袋瓜子后,总会问这够秤吗,我就抓起一大把递到他手上!"薄利多销策略招徕了大量顾客,广九成了顾客眼中的"傻子"。年广久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从小也有"小傻子"的绰号,所以年广九的瓜子美其名曰"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招牌一挂,高峰时店门口两排队伍排了100多米。年广九为此定了店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不排队,结婚的买十斤瓜子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独辟蹊径的店规,更让人们觉得这个"傻子瓜子"不一般,前来买瓜子的人络绎不绝,一天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生意红火,年广久纵使生出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于是请来一些无业青年来帮工,帮工越来越多,竟达12个,"傻子"出的难题也就应运而生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明确划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在19世纪中叶,雇佣工人在8人以下,业主是与工人一起参加生产的,为介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中间任务,是小业主。而一旦超过8人,则是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年广九的帮工竟达12个,那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了,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剥削了。诸如 "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九的资本家"、"年广九是剥削分子"这样的流言在安徽流传甚广。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年广九划到资本家的行列。1979年,经济改革刚刚凿出第一道光,很多人都在观望,"傻子"年广九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如果把这"经济越轨"直接打压下去,"枪打出头鸟",还有多少人愿意试水?况且,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在数字"8"卡了壳?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把理论嫁接到现实中,也不能完全被限制在理论的条框中,改革更需要变通。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傻子"出的难题成了经济学界的尴尬,他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能给年广久的做法下定论。理论界吵成了一锅粥,年广久却"你吵你的,我炒我的",闷声发大财,把"傻子瓜子"做得风生水起,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利润已过百万元大关。



1982年,邓小平给这场尘埃未定的争论划上了句号,"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年广九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他也因邓小平的提及而在中国改革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直到1987年,私营企业的工人人数才没有了限制。但邓小平的一席话,毕竟为民营企业破土而出提供了一缕曙光,尽管微弱,却决定了民营企业的命运。



有邓小平"撑腰",年广久干劲十足。20世纪80年代,年广久厂里的工人工资已有50元,还提供管吃管喝的优惠,而机关人员的工资也不过几十元。年广九敢干,也敢尝试新鲜事物。1985年,有奖销售在全国遍地开花,刺激着年广久的神经。他要"玩"就"玩"大的,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以一辆轿车作为头等奖,把风靡一时的有奖销售推向高潮。





第20节:年度延伸人物:"傻子"出的难题(2)





好景不长,仅仅18天后,国家"停止一切有奖销售"的政策,将年广九"杀"了个措手不及。有奖销售虎头蛇尾,各地纷纷要求退货,供应商要账要上门,银行追也着年广九要贷款,年广九忙得焦头烂额,"那一次亏了六七十万元,这不是我的能力问题吧?是政策形势变化造成的。"



1989年,中国的私营经济再度进入困难时期,年广九的日子也不好过。芜湖市人民检查院以贪污罪、流氓罪起诉年广九。后经法庭调查,年广九在联营期间虽然帐目不清,但不构成贪污。法院仍因流氓罪的罪名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这一次,邓小平再次成为年广九的救星,他在1992年南巡时谈到,"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年广久被释放,邓小平成为年广九一生中最感谢的人,他还把邓小平的这段话印在了自己名片的背面。这成为年广久的招牌,也足见其对邓小平的感恩之情。



1993年,年广九复出。然而,复出之路一波三折。年广九共有四任妻子,第一任妻子耿秀云见证了年广九在创业初期的潮起潮落,但1980年前后两人离婚。离婚后年广九只剩下几件用来炒瓜子的工具;1989年,52岁的年广九与23岁的彭晓红结婚,不久年广九因流氓罪锒铛入狱,傻子瓜子商标授权给第二任妻子,两人分道扬镳。在年广九落魄之际,第三任妻子李爱华慷慨相助,但也于2000年离婚。2000年,第四任妻子、小年广九30岁的陈慧芳生下了年的第四个儿子年龙。



2001年,老来得子的年广九宣布退出江湖,将自己的商标权以一分钱的价格转让给长子年金宝,二儿子年强跳出来反驳。两人反目成仇,对簿公堂。直到2006年,年金宝因意外死亡年广九收回了傻子瓜子商标权。由于傻子瓜子的商标权成为横亘在他与家人面前的一堵墙,他与二儿子、三儿子的关系每况愈下。如今,年广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年龙身上。



这就是年广久,他是"中国第一商贩",他为中国经济界出了一道难题,他是企业家人群的创造者,他代表了中国一代个体私营者的命运……到现在,年广久时代已渐行渐远,正如他的傻子瓜子也不再家喻户晓。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上,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截面:投机倒把不是罪,雇佣8人以上的工人不是罪,创造财富更不是罪。





第21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1)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



--鲁迅《呐喊》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



沉湎了几代的经商意识在刹那间全部被释放出来,一些人重新审视生活的环境,并努力寻找出路:



章华妹领到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5个孩子的母亲刘桂仙开了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



以5块毛料和手表,郑秀康创办康奈;而"河南首富"乔金岭事业先扬后抑,最终自杀,原因至今不明;



科学家陈春先转型为企业家,过程虽颇不顺利,但在"一盘死水"的中关村掀起涟漪;



沈阳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董事长刘希贵卖血养猪;



刘永好四兄弟创业起步即遭打击;



图书管理员张跃读到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原版,此书激励他日后辞去公职。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一个划年代的拐点,正应了此话,似乎沉湎了几代的经商意识仿佛在一刹那间全部被激发出来。一些中国人重新审视生活的环境,并努力寻找出路。



春节前一天,山西省潞城县石梁公社西坡底大队社员刘三则思前想后,写了一副对联:"林业政策暖人心,果实累累富家庭",横批:"五果芬香"。六年前的除夕,刘三则写了副对联:"苹果梨树栽满院,一年净收二百元",横批:"林茂钱丰"。不久,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刘三则的果树被没收了三分之二,他赌气写了对联:"树大根深长得旺,开花结果收不上"。



新年第一天,邓小平在茶话会上指出,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80年代我们需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以政治家、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出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远景的历史性蓝图。



1月,人民日报《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动地写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千万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能带领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呢?"



2月,一家居然逃过文革浩劫,"侥幸"经营了二十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报纸上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北京海淀区八里庄街东口路南有一家夫妻店--八里庄天义客店。客店是乔天民夫妻俩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开办的,至今已坚持营业二十多年……夫妻小店开业二十多年来,以每月平均缴税十元计算,共交给国家三千多元的税款;按每天房客为五人次计算,一年是一千八百人次,二十多年间来住店的,就有四万六千多人次,这该为多少群众解决了无处投宿的困难啊!至于老乔一家,每月能有七、八十元收入,能供养孩子们念完中学,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客店有什么理由不许它存在呢?



总之,鼓励个体户的新闻见于全国乃至世界诸多媒体。《人民日报》为长途贩运是否是"投机倒把"辩护:"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的"。北京钱粮胡同的张素珍把三台缝纫机抬进拥挤的卧室,办起了一家私营西服缝纫店。美联社的记者报道说:"她在赚钱,也有点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北京西城区锦什坊街的个体理发店店主刘万春上了香港《大公报》的版面:北京个人商店受欢迎,服务态度良好,市民称便利。店主刘万春为了一位顾客,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这在以前的国营理发店是万万不可能的。刘万春1个月的工资据计算是15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厂一个3级工3个月的工资,或者相当于十三级局、处级干部1个月的工资。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为"三轮车又回到了北京"感叹不已:"中国的三轮车,在消失了十年之后,如今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1980年,上海市中心延安东路一家夫妻百货文化用品小店



经济发展的浪潮,迎面扑打而来,让人心生迷茫,甚至不知所措。与人的心态相同,那些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在混沌中探索发展。每一点变化都是细微的,引发变化的背景却是深刻的。



夏天,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北京,参加一个"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许多学者认为,"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当命运加诸其身的枷锁开始显现松动的迹象时,有些人没有片刻犹豫。他们一把抓住了机会,虽然机会来得并非恰如其时。所以,上面春雷滚滚,下面春潮涌动,经济的活跃因素以核聚变的力量正在爆发。



1980年,中国个体户?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重庆,一批文化大革命前,曾经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已各有了一万多户,6月底,光是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福州,一直都在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终于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了。"只是他们还需遵守"五定":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且经常被教育"要注意卫生,摆摊时不要影响交通。"新疆乌鲁木齐,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也越做越兴隆。一年来,日营业额由刚开始的三、四十元上升到两百元。



偏远的滇南,从昆明到西双版纳,沿途都可以见到来云南做生意的外乡人。这些千里迢迢来云南做生意的人大多来自四川、江苏和浙江等省。他们中做什么小生意的都有,缝鞋的、卖眼镜的,甚至还有镶牙的,让当地人感到好奇。浙江商人和浙江制造的产品开始对全国甚至国际市场产生影响,虽然影响要若干年以后才会彰显出来。不过,温州乐清的百万电器营销大军已悄然地走向了全国。



综览温州发展简史,皆由本能的自发自生启端,进化到自觉自然的境界。此时的温州,早有人试探着"偷偷摸摸"地做起了小生意,章华妹是其中之一。章华妹的店铺最早开张于1979年11月,一张放在自家门口的小桌子,几毛钱的日用品,摆点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如此简单。后来,她自己加工小商品,然后再拿出来卖,收入还比较可观。当时,温州鼓楼工商所刚刚成立,所里的人找到章华妹,说现在对做生意放开了,可以去领一个营业执照过来。



"自己门口卖东西还要什么执照?"章华妹回家跟父亲商量。经验老道的父亲,告诉她:"这个执照对我们以后的生意会很有用",马上让去申请领一张。章华妹拿了申请表格,送到了鼓楼工商所。1980年12月11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红印章盖在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上--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上清楚地写着: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拿到执照后,实在的章华妹将开业日期改为1979年11月30日。





第22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2)





这张用毛笔填写的营业执照尘封多年以后,竟然成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而某种程度上,这张纸片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开始: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有了解冻的迹象,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民营经济释放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在今后岁月的磨砺中,一些出身"寒微"的民营企业先行者与后入者,虽如草根一样,土生土长,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有土壤就发芽,一见阳光就灿烂,经历着喜怒哀乐后的锤炼,享受着悲欢离合中的欢欣。



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人们一样看到了民营经济的萌芽。10月,北京,已经是五个孩子母亲的刘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了20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这个只有三张桌子的饭馆花了刘桂仙1100元人民币,包括前半辈子500元的积蓄,银行贷款500元和丈夫借来的100元。



十几岁就离开河北老家到京谋生的刘桂仙夫妇都做得一手好菜。刘桂仙曾在一位中央首长家做过17年的厨子,丈夫郭培基"文革"前也在中南海和北京饭店干过。偶然的机会,刘桂仙听到广播里的消息,南方有俩人开了夫妻店,这让她很心动。她向曾经工作过的首长请示想开饭馆。首长表示支持后,指点她去东城区工商局办执照。一开始,工商局人告诉刘桂仙:"没有营业执照不能开店,要营业执照又没政策,也没接到指示。"可刘桂仙天天去工商局,最后感动了副局长靳云平,同意选择刘桂仙家的饭馆作为试点。



刘桂仙开店的消息传开了北京。闻听此事,一个记者冒充炊事员找到郭培基套近乎。郭培基以为是同行也就没了顾虑,说出"开店碰到没粮没油没政策"的苦衷。记者写的新闻被广播出来,以为会受到批评的刘桂仙竟然收到有人特意送来的粮本。原来,新闻广播后,工商局的干部说服了东城区粮食局,给刘桂仙拿到了批条。区长为了鼓励这个"第一家"的积极性,甚至端着盆帮他们找豆腐。而为解决城里的配给供应难题,刘桂仙每天一早带着两个大口袋,坐火车去保定和高碑店集市,用买回来的各种原料做出国营饭店都没有的菜肴。



饭馆定在"十一"开张,前一天刘桂仙夫妇打算试开业,先做给街坊尝尝。9月30日中午刘桂仙开火时,《北京晚报》的一个记者意识到这是要开张了,赶快找到一家电话亭,口述新闻稿给报社。这天晚报上登出一篇两百来字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 见报的这条消息立刻引来了不少好奇的群众。当晚,许多人慕名来到饭店。这天晚上,刘桂仙忙得满头大汗,工商局的人都赶来帮忙。听闻消息立刻赶到现场的合众社记者说,三天之内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开了个体饭店。



不知道是否与美国记者的报道有关,1个月后,美国使馆突然提出按每个人10块钱的标准包桌。那时候一个炒豆腐1毛2,一个沙锅白菜1毛9,1块钱能吃得很好,10块钱一个人的标准是很高的了。



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悦宾饭馆



饭店开业后,"个体第一家"的名号引来众多食客,也遭到许多敌视和风言风语,"有人给我定性成了反革命"。刘桂仙担心会被批斗,所以再累,都不敢雇工。因为没有得到批准就让刘桂仙开业,工商局的靳云平遭到一位上级的批评,"我承认我是有错误,但决定让她开饭店是没有错的"。公安局也私下调查刘桂仙夫妇。不堪种种压力,刘桂仙关掉了饭店。



饭店关掉没几天就是春节,市政府领导亲自到刘桂仙家,劝说她重新开业,说"过年时有国家领导人要来"。最后,领导们看着刘桂仙拢上火准备开张才离开。1981年春节,姚依林、陈幕华到刘桂仙家拜年,告诉她不用害怕,有国家支持。而姚依林看了餐馆的菜单后,建议刘桂仙别光做热菜,弄一些可以下酒的凉菜,既可以满足顾客不同需求,又可以多赚钱。



两位领导人走后,刘桂仙放了半小时的鞭炮。半年后,夫妇俩用赚到的钱在距悦宾饭店200米的地方买了房,开了"悦仙"饭店。20多年后,刘桂仙坐上了"奥迪",创建了洪喜木业公司,成了北京紫檀木古玩的最大收购者,还在京郊盖了座仿古的四合院,并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个体户代表载入史册。



在乍暖还寒的初春,冬天和春天的界限是那么的模糊,以至于明明有人感受到的是春天,有人感受到的还是寒冬。并不是所有个体户都像刘桂仙这样一帆风顺,至少长沙市经营个体饮食摊的李分龙、浙江省黄岩路桥镇的个体户蔡继泽和上海人陈贵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长沙,国营红星饭店营业员唐明德一连摔了李分龙饮食摊的四五个碗。事情起因是,长沙市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了年近50的个体劳动者李分龙,在指定地点摆摊卖饭。李分龙周到服务,热情待客,同样的一份饭菜,比红星饭店便宜三五分钱。因此,她的饭摊上座无虚席。相比之下,红星饭店生意逐渐冷落,最少的一天只卖了7元钱。红星饭店的有些人认为李分龙抢了他们的生意,越想越生气,最后发生了砸碗事件。





第23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3)





事后,有关部门派人调查。调查人只听取红星饭店片面之词,回来汇报说:打碗事件全是李分龙的责任,与红星饭店无关。当记者将调查真相和目睹现场情况的群众意见向长沙市有关部门领导人反映时,一位领导人竟说:我们知道这件事。你说的不是事实。记者搞报道要实事求是。记者回答说:正是因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才来找你,不然直接就见报了。领导听后,拍桌而起,"你们有权利就登报!"



浙江路桥是东南沿海的著名集镇,戒指、耳环等传统小五金加工手工业品行销全国。然而,路桥区委却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对个体手工业予以打击、取缔。5月23日路桥区几个干部检查农业生产,路过蔡继泽家,看见他正在家里加工小五金品,就跑回区委向副区长林寿透作了汇报。林寿透没有经过任何调查,认定蔡家是资本主义"冒尖户",决定对其抄家。中午,林寿透带队前往,搬走了蔡敦林小五金生产的所有原料、工具和设备,闯入蔡继泽夫妇卧房,用锤子砸开衣橱、谷仓、写字台、衣箱等,把衣物一件一件抖开搜查,撕破糊墙纸,扯开棉被,翻动床板,从衣箱,写字台等处搜出现金数叠,未作清点即放入提包带走。随后,这群人砸开早与蔡继泽分家的长子蔡敦震家的门锁,抬走了蔡敦震新买的电视机和电风扇。



7月12日,味美馆在上海开张了。26岁的饭馆主人陈贵根,是70届的中学毕业生,出身也算饭店世家。建国前,陈贵根的父母在自家三层住宅的底楼开过"顺鸿兴面饭馆",顾客盈门,还为中国红十字医院的医生送过外卖。1958年,"顺鸿兴"公私合营,饭店关门,他的母亲去了国营饮食公司,父亲开了一家烟纸店。



开业后的味美馆,生意非常好,一些外国人和华侨也常来参观和用餐。8月,《文汇报》报道,小餐馆的每月营业额可以达到3000元左右,扣除税收外,获利相当可观。但是,显然陈贵根的小店没能得到刘桂仙那样的照顾。房管所的人认为,把住房改为店面,应该按照营业用房的标准提高房租。税务局的人觉得,店的税收标准不能以个体户照顾,应该从3%提到5%,并要加征所得税。静安区工商局的人也觉得,批准开店时,以为是一家小点心铺,卖些面条、馄饨之类,"不料竟大干起来,看来有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10月,有专车接陈贵根到北京,接受中央领导接见。但回上海不久,他突然被公安机关带走。开张才3个月的味美馆被吊销执照。



1981年,陈福根出狱后无心经营味美馆,其哥哥陈福根便顶替成为新一任饭馆主人。1982年底,隔壁医院工程改建。医院每月补贴500元,要求饭馆暂停营业。无事可做的陈福根因盗窃罪被抓,适逢全国声势浩大的"严打",公判大会上陈福根被判无期。从此,上海这个"001号"个体饭店一直关门。1997年10月10日,陈福根提前出狱,味美馆17年来第三次开张,但上海华山路乌鲁木齐路口西侧,沿街饭店比比皆是,味美馆置身其中,招牌斑驳,已无昔日风采。



改革开放30年的一项巨大成果,就是个人财富的积累。所以姗姗来迟的《物权法》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诞生时,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因为它的诞生为积累而成的财富的拥有者吃上了一颗法律的"定心丸"。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第一代富豪"。那是特殊的一代富豪,他们大多由手工业者、城市无业者和农民组成,徘徊于社会的边缘,饱受冷落与歧视。他们曾经彷徨,曾经绝望,曾经痛苦不堪,曾经生不如死。最后,迫于生计的他们,在走上相似的道路后,担当起"个体户"这个共同的名姓。但是,并非每个个体户都是如此。下海前的郑秀康与乔金岭都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前者收入不高,但还不至于会被人看扁;后者则担任公社砖瓦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官衔听起来也还不错。



初中毕业,只有16岁的郑秀康到一家国有集体企业--温州市通用机械厂求职。和他一起去的有18个人,他年龄最小,个子倒数第二。17年后,已经33岁的郑秀康开始边工作边做制鞋学徒,目的只是为了改善日子,养活老婆孩子。1980年,生活依然艰辛,郑秀康终于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创办红象皮鞋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挤在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连个沙发都放不下。"



温州早期的工厂基本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只需一笔不大的资金就能运作。即使是这样,场地和资金问题还是让郑秀康焦头烂额。最终,郑秀康的老婆将陪嫁的物品悉数拿出,包括那个年代最少见的5块毛料和手表,全部照半价忍痛贱卖了。"她的压力也很大,娘家人也不能理解,女儿四岁,小儿子还在襁褓中。"郑秀康说:"她吃了很多苦,孩子全交给了她一人,没有自来水,去河里挑水洗衣做饭,担心把孩子留在家里影响我干活,扁担一头是孩子,一头是装满水的桶,毫无怨言。"





第24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4)





初建的"红象"小得不足以被称为企业。郑秀康就在仅仅3平方米的作坊里,从下午5点多做鞋,晚上八九点钟吃晚饭,饭后继续,一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天天如此。由于双手过度疲劳,十个手指竟颤抖不止。这样一天,他能做3双,赚十几块,一个月下来能有几百元钱。这对以前只拿51元工资的郑秀康,无疑是个天文数字!财富缓慢而有序地被积攒着。现在,郑秀康拥有了中国第一枚人头像商标--康奈,成为了中国鞋业仅有的两个"真皮领先鞋王"之一。



郑秀康(左二)向江泽民介绍康奈产品



财富的原始积累,是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充斥着太多的,不能为外人所道的"秘密"。但乔金岭,这位在2002年有"河南首富"之称的企业家,早年的生活背景和创业脉络却相当清晰。他靠3000元借款白手起家,清白的创业故事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和今天绝大多数活跃在中国经济领域,和改革开放共同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一样,乔金岭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出生于河南一个贫困农民家庭。父亲在一次出外做生意时,淹死在黄河里,尸骨无存。父亲的突然死亡,让原本便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继续生活,乔金岭的母亲带着他改嫁别户。中国农村,改嫁的女子往往成为白眼的对象。于是,贫困且遭人歧视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乔金岭内向又要强的性格--这种人格可能促使人奋发上进,也可能对心灵造成创伤,使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蒙受在阴影之中。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13岁的乔金岭在县农业局做起了一名通讯员。通讯员的生活无聊又呆板,工资待遇少得可怜,乔金岭渐渐感觉到一丝厌倦。隐藏在内心的那份对知识的渴望重新涌入心头。在一片反对声中,执意继续求学的乔金岭,踏上了开往兰州的列车,进入到兰州纺织学院学习。



物质是精神的基础,在物质得不到保证的基础上,追求精神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举动。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温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饭都吃不起的人来说,读书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和浪费。无奈之下,17岁的乔金岭远赴山西卖苦力做瓦工。为了给他凑齐去山西的路费,爷爷把自己的寿木都卖了。



"四清"运动中,乔金岭被工作队队长看中,当上了乔黄村第四生产队的队长兼公社砖瓦厂厂长。随后,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1972年,县里决定在农村选拔一批基层干部转成"国家干部",符合条件并且渴望当上"国家干部"的乔金岭,却被县领导的一位亲戚顶替了名额。事情发生后,他立下绝誓:"25岁以后,不入仕途不当官。"



1980年,一无所有的乔金岭准备筹建长葛县第二化工厂,生产石棉瓦和硫酸铜。他面对的现实是无厂房、无土地、无设备。这样的"三无"工厂想要盈利,谈何容易!磨破嘴皮子、跑断了腿,乔金岭最终筹集到3000元,勉强满足工厂生产所用。年底结算,除还清所有债务外,化工厂净赚10万余元,职工由最初20余人增到160人。可没人想到的是,很快,县乡镇企业局的一纸红头文件将企业收归集体,乔金岭被迫离开工厂。



乔金岭走了,工厂的生命力随之萎缩。两年半后,应职工强烈要求,乔金岭再次回到这家工厂。此时,原本蒸蒸日上的工厂已经亏损47.2万元,银行贷款72万元。面对残局,乔金岭积极自救。他用厂里积压的编织袋换回了3000吨化肥,出售后获利50万元。靠着这笔资金,乔金岭买断了河南省技术研究所研制的人造金刚石模具技术,黄河集团初具雏形。在此之后,黄河集团迅猛发展。



上世纪末,国家仍然重点支持国有企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许民营企业上市,但股票市场实行额度制,数量由国家证监会统一分配,每个省只有6至7家。那时河南省上市公司只有莲花味精、双汇等四家国有企业,黄河集团上市,难度可想而知。就是这样,1998年,作为河南民企中第一家获准股票上市的民营企业,黄河集团控股的黄河旋风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募集资金5.6亿元。



正因为黄河集团发展得顺风顺水,所以悲剧来临时,一切都让人感到那么的不可思议。2003年9月7日,乔金岭如同往常一样,一个人回到房间里思考问题。当老伴推开房门的时候,发现乔金岭已经停止了呼吸。没有任何预兆的死亡,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事后,关于乔金岭死亡的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但不管是黄河集团内部,还是长葛市公安部门,都认可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自杀。事业有成、德高望重、子女能够自食其力……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的乔金岭,自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直到今天,他的自杀还是一个未解的谜团。



整个80年,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原始股"的个体户元年,因为民营经济的参与者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社会声誉不佳的代名词,所以它在时间的序列里很长时间内也是一个灰色的年份。这里面除了民营经济参与者经营与管理的不规范甚至闯红灯之外,整个社会陈旧的保守观念也是他们名声的来源之一。但一扇扇小天窗,在放进苍蝇的同时,更带进了清新的空气。





第25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5)





1980年可以说是陈春先人生的分界点。之前,他是位成功的科学家,无尽辉煌;之后,他由科学家向创业者的身份转换,而"屡战屡败"的创业经历让他心力憔悴,不断重塑着自我的痛苦。



陈春先,1934年出生于成都-个书香世家,父亲陈之长乃清华大学早期留美学者,曾为中华畜牧兽医学会秘书长,属畜牧兽医领域权威专家。他自幼才智过人,18岁入党,19岁因成绩优异被四川大学保送至前苏联乌拉尔大学及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深造。还是普通学员时,即以科研突出而名声鹊起。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接见留苏中国学生,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时,陈春先坐在第三排。



1970年代,陈春先在中科院物理所研制"受控核聚变托克马克"装置



归国后,陈春先在中科院物理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后来在合肥建设成功中科院核聚变基地,该基地直到目前在规模和水平上仍为国内之冠。1978年,陈春先和陈景润、何祚庥、郝柏林被中科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同时他也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而1978到1980的三次硅谷之旅彻底地改变了陈春先的生命轨迹。



80年代,中科院物理所在中关村已经从40年前70户住家、276口人、周边坟地占了土地30%多的自然小村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也是世界少有的智力密集区。这里每年推出的科研成果数以千计,令人遗憾的是,却往往束之高阁。此时的美国,一大群科学家在波士顿"128号公路"两旁创办了几百家高技术工厂;一大群知识分子在硅谷开垦了"新技术扩散区"。



"中关村的人才密度和素质并不亚于美国的一些地方,只是潜力没有挖出来。"这是陈春先访美归来的感受。在回国后的两个月,陈春先狂热地四处向上级呼吁,"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终于,北京市科协认可了他的想法,借给他200元钱,并开证明准许他在银行开一个账户。



1980年,北京的这个冬天特别寒冷,仅12月就下了六场大雪。有报道说,这年冬天的下雪量是近二十年来最大的一次。23日,中关村某仓库一角发生着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陈春先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春先提出,"服务部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这些思路后来成为建设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以及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思想。



与一帆风顺的科研经历不同,陈春先的创业一开始就显得非常坎坷。在布满蜘蛛网、落满灰尘的库房角落里,陈春先低调的做事,却依然引起中科院内外的震动,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定认他不务正业。然而只要有生意上门,他还是会乐此不疲地去谈判。于是,在创业的第一年,服务部有了两万多元的收入。陈春先给服务部同事每人每月发了15元的津贴。



陈春先他们确实在获取体制外的收入,虽然这笔钱在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笔下"少得像是在开玩笑"。即便是这样,一个思想僵硬、体制束缚且物质匮乏的年代里,陈春先之举很难不招致恶毒的非议和状告。告状的人忿忿地说,"陈春先居然给自己长了两级工资。"



在毫不留情的指责中,陈春先被扣上了"扰乱了科研秩序","歪门邪道、腐蚀干部"的帽子,甚至遭到上级部门的审查。但倔强的陈春先则坚持自己没错,不做检讨,最后竟然闹到查账封门的地步。



1983年,事情才出现转机。新华社记者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引起胡耀邦、胡启立、方毅三位中央领导的重视。三位领导先后就此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可请科技小组研究方针政策"。《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随后对陈春先连续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由此,"气候"逐渐回暖,海淀区放宽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1983年,陈春先成立了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1984年,四通、信通、科海以及联想公司相继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



陈春先新技术研究所高峰时拥有资金两百多万美元,数百员工,分公司遍布深圳、天津、北京、成都、昆明,甚至在香港还有办事机构。不过,出色的科学家不等同于出色的企业家。46岁前,从未脱离过知识分子圈子的陈春先,几乎具备所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自尊、坚韧、重义轻利。可当角色转换为陈春先并不熟悉的创业者后,优秀科学家的品性有时恰恰成为了负累。用他身边工作人员的话说:"很长时间内,陈春先都是以科学家的思维在办企业。"





第26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6)





创业以来,陈春先经常为大量的债务发愁,不时承担经济和法律的压力,因为企业间的纠纷先后两次遭人绑架。与此同时,带病坚持工作的陈春先糖尿病日益严重,多次晕倒在公司开会的现场。他的公司帮过一家美国公司做数据录入,为此聘用了100多个大学生,1000个字符挣0.4元,如果顺利,一年能有30万美元的收入,但这个业务半途流产。他搞过排版系统,且先于方正推出;搞文字处理系统,也比WPS要早;1990年代做了能录音的BP机,但所有产品投向市场,一遇竞争仓猝而败,少有例外。磕磕碰碰地坚持到1996年,精神上不堪重负的陈春先终于退出一线,公司也随之烟消云散。



那时候有教养与志气的人还是钟情与当科学家。而不考虑历史的因素,陈春先在选择创业的时候,已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与希望抛弃。回过头来设想,假如他没有作出创业的选择,他会怎么样?陈春先没有给出答案。但事实是,他原来在中科院一起工作过的人中,有七八个成了院士。他所在的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小组,整整出了五名院士,创业前他就是组长。



2004年,陈春先因病辞世,享年70岁,百余名民营科技企业家为他送行。去世之前,这位立志"把光明留给后人"的科学家,捐献了自己的角膜。



启蒙者的梦想,总是由被启蒙者来完成。对大多数只是活着的人来说,失败未必不是一种荣耀。而从宏观的视野来审视,就人的志向而言,生意上的失败并不掩盖思想的光芒,陈春先应该算是个成功者。



英雄往往只有两个结局:扶植者的假赏识与真遗弃,普通人的假崇拜与真妒忌,但却不能就此否定信仰与追求。所以,在中国如火如荼的经济改革中,陈春先只是沧海一粟。几十年后,或许他将淡出人们的记忆。尽管如此,在中国整个经济改革的宏大叙事中,充当了领跑者角色的陈春先,无法被略去。他值得被历史铭记。



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可能是80年孩子们二十八年后最深刻的记忆。而这时期的成人,《大西洋底来的人》的主人公哈里斯应该是他们当年的偶像。据说某单位评选先进典型,有的选票上竟填写了"哈里斯"的大名。但就走上个体经营道路的刘希贵和刘永好兄弟而言,那一年百感交集。



《大西洋底来的人》剧照



刘希贵早已记不清是1980年的哪一天了。这天,上午才卖过血的他,下午又进了另一家医院,求大夫买他300毫升血,因为家里养的40头猪还饿着,等着喂饲料。



几年后,刘希贵成为沈阳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又过了十多年,他作为民营企业代表出现在省"两会"会场上。坎坷过后,他风光起来,只是当年过度卖血,落下了病根,手脚冰凉,常年要穿棉裤、棉鞋,睡觉必须用电褥。他的经历折射出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参与者辛酸的成长历程。



1980年,24岁的刘希贵和他的兄弟、小舅子一家凑了几百元钱,办起了养猪场和豆腐坊。刚开始猪场里的猪还少,豆腐渣也够做饲料。可后来发展到40头的时候,刘希贵有些招架不住了。没有太多余粮可以用来做养猪的饲料,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有偿献血。托人要来血证,刘希贵献了300毫升血,换回48元钱、2.5公斤糖票、2.5公斤鸡蛋票和一些票据。他用那笔钱买回了250公斤玉米面。一来二去,刘希贵熟悉了卖血这项"业务"。年轻的他在沈阳、抚顺、本溪弄了四个血证,两年内卖了30多次血。20多年后,卖血的印记在刘希贵的胳臂上依然清晰可见。



卖血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养猪的收益也越来越可观。有了钱的刘希贵改行做起运输,车队慢慢壮大,他因此成了沈阳乃至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第一批百万富翁,沈阳人都叫他"刘百万"。1988年,"刘百万"公司升级为民营企业集团,时任沈阳市工商局局长亲自上门给他送匾。



在没有对个体户有大是大非的定论阶段,当中央的政策还不是那么旗帜鲜明时,个体户会被深深打上"幸运"与"不幸"的烙印。幸运的个体户,相关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瞒天过海,欢天喜地地做自己的小买卖了。不幸的"小商小贩",碍了不少不开明者的眼,被他们"开涮"也就不足为怪了。作为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开拓了中国多个第一,他本人则几乎见证了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每一步。但在他记忆里,一直念念不忘的是1980年第一次创业的尴尬。



1980年,刘永好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教书。由于职业原因,他是中国较早能看到参考消息的这一部分人,也是较早感受到改革开放信息的人。"那段时间,提到改革开放,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中国的经济将有重大变化,感到了一种机遇正在靠近。"刘永好回忆道。



刘永好兄弟四人,老大刘永言学计算机,老二刘永行善于修理家用电器,老四也就是他自己学机械,生产电子产品不是件麻烦事情。于是兄弟三个动手制作了市面上还没有的音响,取名叫"新意音响"。音响投产需要资金。刘永好想到找生产队合作,"我们出技术和管理,他们出钱,工厂一人一半。"没有想到生产队都同意的事情竟在公社卡了壳。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怎么能和私人合作?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让刘永好的美梦胎死腹中。两年后,他们几兄弟的创业梦想才最终变为现实。





第27节: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7)





下层的人民在经济的前行中磕磕碰碰地寻找着被指引的方向,上层的领导也在政策的前思后想中寻找着指引的方向。只是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思考与践行没有在当时形成合力。中国的历史往往是,理论的指导在后来释放出的能量比当时更为巨大。



回过头来,1980年的一些事对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怎样大的影响。4月2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这或许是国家领导人最早有关住房改革的建议。而二十多年后房地产不但没有赔钱,且还成为中国最赚钱、最暴利的一个行业。



5月5日,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首位论"的争论在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中盖棺定论。邓小平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在此之前,鼓吹生产力还是犯忌的。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经济学家熊映梧在内部刊物《经济学动态》刊发文章,提出一个经过30年思考得出的结论:理论经济学研究中当把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放在首位。接着他相继在《学习与探索》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强调研究生产力的必要性。然而,真正引起震动的却是1980年,熊映梧的《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一文。文章说,"忽视生产力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致命弱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丢掉了生产力这个根本的东西,光在生产关系上面做文章,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进了"死胡同"。"在"生产关系不断革命"还没彻底退热的年代,熊映梧的观点,无异是向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公开宣战,立即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首位论"是一大突破,反映了时代的趋势;反对者斥之为"违背了马克思列宁的教训"。



1980年也是海南的机遇之年。6月底,中央召开了一个"海南岛问题座谈会",明确了开发建设海南岛的新方针:"主要靠发挥政策的威力,放宽政策,把经济搞活。"虽然面对如此好的机遇,海南与之擦肩而过--1980年至1982年,海南全岛实际利用外资不足200万美元。但是,这对中央确立以开放促开发的建设海南岛的新思路,直至建立经济特区,做了铺垫,引发了1988-1992年全国上下闯海南的热潮。包括冯仑、易小迪、潘石屹在内的民营房地产商都在海南干出了名堂。



如今经济运行到高位,每个人都是看着个体户发光、发亮的一面,全然忘了当初是怎样将他们视为黑暗的角落。不过,毕竟个体户中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个体户欺诈顾客、强买强卖的负面现象也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一部分人就是不喜欢个体户的出现的。一些人向媒体投诉说,上海外滩一带出现了一些强拉硬卖的小贩,"要求有关部门制止这种恶劣行为。"



一位上海市民陪同来沪亲戚在外滩游玩,有人上来从他胸前的口袋里取下钢笔,对他们说:"同志,请给三角钱,刻个字留念。"游客说不要,中年人面孔一板,拿了钢笔就走,"那就对不起了,这个你也不要了。"游客无奈只好"字不刻了,给一角钱。"方才作罢。在外滩总有人会强拉硬卖地你拍照片,6分钱的《上海市交通地图》被卖到2角。



但无论如何,个体户是越来越多了,自由市场也越来越多。1980年的中国,也因为个体户的大量涌现,成为中国民营经济进入新时期的前奏。2月,《解放日报》上的一则社论《八十年代一天也不能耽误》代表了整整一代人,发出急切的呼唤。



7月,北京丰泽园厨师陈爱武写了一封揭发商业部部长王磊白吃白喝的检举信,寄到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属实后,王磊被免去商业部部长职务。而后,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配发了题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播了通讯和社论。一个在旧社会被看作"店小二"的厨师,能够公开批评、揭发中央人民政府部长的错误行为,这让个体经营者感到振奋。



8月,天安门广场上的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巨幅画像被拿走,只是在重要日子时再放上。同月来华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快人快语,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1980年8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



9月,北京市著名文化街琉璃厂,一个原本产品专供外宾的商店,已没有不让国内群众进入的"禁区"。天坛公园内一批商店也都摘掉了"只供外宾、华侨"的牌子。伤痕文学揭开时代的伤口,给噩梦初醒的人们以慰藉的温情。新《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爱情灵魂"的重要。



托夫勒振聋发聩的鸿篇巨制《第三次浪潮》,在时间和空间的穿越中,以未来学犀利独特的视角,给打开国门之初的中国人心灵造成强烈的冲击。当时,郴州师专美术专业毕业后,留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张跃接触到了原版的《第三次浪潮》,书中的思想或多或少连绵不绝地指引着他"创造未来"。四年后,张跃辞去公职开始创业,靠卖摩托车掘得第一桶金。多年以后,像张跃这样,当年阅读《第三次浪潮》的年轻人已成为中国非公经济的中流砥柱。



西装、夹克衫流行起来,街头单调"蓝黑色"中跳跃着多姿的色彩。英国《卫报》4月14日报道,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有一块牌子,写着"出租西服",迎合了人们喜欢穿外国衣服照相的爱好。



报纸上,有人来信询问该如何看待交谊舞。当上海芭蕾舞学校在湖南演出时,观众对舞台上身穿白色紧身衣的青年男子十分惊讶,在他们看来,这仅次于全裸。而谷建芬作曲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流氓歌曲"的批判声中,唱响全国。



这一年,朝气蓬勃。虽然,央视在播完《加里森敢死队》的第16集后,便停止了后10集的播放。停播给出的理由是:"这部26集的连续剧播放一半时,被认为是一部打斗胡闹的纯娱乐片,没有多少艺术价值而停播。"但是,解冻的中国,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当年的格调,一切都充满着希望。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





第28节:年度延伸人物:厚积薄发:刘家四兄弟(1)





年度延伸人物:厚积薄发:刘家四兄弟



民企是粒种子,上面曾经盖着块大石板。后来邓小平挥锤将石板打碎了,那我得赶紧吸收水分和空气,但绝不提出要别人浇水、施肥的苛求。有些困难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惑要自己思考。心甘情愿就无怨无悔。



--刘永行



"三十年曰一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到今天,我们有必要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作一个注脚。辉煌是注定的,但是我们同样需要铭记,财富故事也不是繁华都市里高楼大厦的神话,在农村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一样有一群在此发迹的优秀民营企业家。



著名的刘家四兄弟,属此列。



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改革初期靠的是胆量。的确如此,如果没有足够的胆量,即使邓小平挥锤将石板打碎了,他们也没有勇气吸收水分和空气。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刚刚起步。在政策的鼓励下,很多人跃跃欲试。与此同时,四处蔓延的贫穷也让更加坚定了某些人创业的决心。1980年发生在刘家四兄弟刘永行身上的一件事,让他终身难忘:那年春节,还在学校上学的刘永行,家里仅有两块多钱,4岁的儿子要吃肉,买不起猪肉的刘永行买了一只鹅,不想被高兴坏了的儿子不小心放跑了。儿子哭闹着要吃肉,被逼无奈的刘永行开始修收音机挣钱,几天的工夫竟挣了300多元,儿子有肉吃了,刘永行的学费也有了着落。而正是刘永行的这次"外快",让刘家四兄弟看到了创业的曙光。



1982年,刘家四兄弟陈育新(本地农业局技术员)与老大刘永言(在成都一家军工企业计算机室工作)、老二刘永行(在四川从事电子设备设计)、老四刘永好(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一起,召开了刘氏家族历史上的"四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作出决定:全部辞职下乡搞实业。



创业需要资本,刘家四兄弟创业唯一的资本,是知识和技术。他们卖手表、自行车,勉强凑够了一千块钱。1983年,刘家四兄弟办起了第一家养殖场--育新良种厂。虽然挂着"厂"的名分,也不过是个体户。这一年,全国城乡的个体户已有了近136万,是1978年的9倍。刘家四兄弟也算赶上了经济时髦。当时,中国正流行吃鹌鹑蛋,四兄弟开发出了一套鹌鹑养殖繁育技术,摸索出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再用鱼粪养鹌鹑的生态循环养殖法。科学养殖一下把鹌鹑蛋的成本降了下来,他们开始盈利,成了万元户,养殖厂也开始远近闻名。



养殖场大了,四兄弟喜忧参半。喜的是艰苦创业有了回报,忧的是人手不够。养殖厂亟需扩大规模,单雇工政策还很紧,不能超过8人。"傻子瓜子"年广久就曾因为雇工问题,给中国的经济学界出了一道难题,刘家四兄弟不想趟这个浑水。但企业要扩大规模,他们也只有在中央三原则,即"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中摸着石头过河。四兄弟揣摩着政策,打着擦边球往前走。刘永好这样说,"到底是包括我们4个内的8个,还是除了我们4个再加8个,结果说法是含糊的,没有人给我们说得清楚,我想可能除了我们4个,另外再找8个人吧,所以说我们打了个擦边球,我们就请了8个人,加上我们4个就是12个人,就这样一步步做过来的。"





第29节:年度延伸人物:厚积薄发:刘家四兄弟(2)





1982年,邓小平为年广久解决了难题,但并没有就雇工问题提出解决方案。1984年,邓小平明确指出雇工问题"可以放两年再看"。两年到了,邓小平还是说,"再看看。"刘家四兄弟的养殖厂,就在"再看看"中不断发展壮大。



1988年,有了"私营经济"的提法,同时国务院发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经济终于得到正式承认。此时的刘家兄弟养殖厂年产鹌鹑达到了15万只,远销海外。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视察了刘氏兄弟的企业之后,欣然题词:"中国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所以,刘家四兄弟的育新良种厂更名为四川新津希望饲料厂。在他们的带动下,新津县的鹌鹑养殖业基地般地遍地开花。



刘家四兄弟振兴地方经济的"善举",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难题:县里养鹌鹑的农户越来越多,市场趋向饱和,鹌鹑蛋的利润越来越薄。于是,四兄弟决定转型。1988年,他们转型到饲料生产,并于1989年成功研制出希望牌1号猪饲料,并以质量好、价格低的优势跃居四川省第一大饲料。然而,好景不长,转向的大气候又让四兄弟惴惴不安。1989年,私营经济到底姓"社"姓"资"的讨论又开始升温,全国个体工商从业人员锐减360万人,私营经济发展几乎完全停滞。很多好心人劝四兄弟把企业交给政府,当地政府给他们出了个缓兵之计,他们回去悄悄地继续做。



刘家四兄弟"悄悄"做了两年,迎来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四兄弟异常振奋,他们的第二次创业高潮到来,成立希望集团。10年磨一剑,在四兄弟的经营下,希望集团蒸蒸日上,不断扩张。扩张中,四兄弟因经营思路不同而出现分歧。所以他们进行了第一次分家:除了集团在新津县的饲料基地作为大家共同的业务和资产保持不变之外,其余的资产则被平均分成四份,老大刘永言进军高科技产业;老三陈育新维持原有市场和基地的运营;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则共同拓展国内其他市场。



分家后的希望集团发展势头更足:希望集团在各地建立了12家独资、合资企业,年生产能力达到100万吨,产值高达15亿元,产品销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俄罗斯、越南、韩国等地,希望集团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饲料王。 但是,四兄弟还觉得分家分得不够彻底。1996年,他们开始了第二次分家。1997年11月4号,《中国证券报》有这样一个公告,"根据希望集团董事会决议,希望下设大陆、东方、华西、南方4个二级实业公司,分别由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好负责。"



正如陈育新所言,这次分家是在明晰产权,扫清发展障碍,"实际上分家就是把家族企业的原来的管理方式,管理模式、经营模式、组织架构理顺了,以后发展就没有障碍了。"自此,老大刘永言负责中央空调市场,老三陈育新负责新津县生产基地的同时并涉足房地产领域试水,老二刘永行、老四刘永好则分别负责东北和西南市场。



分家后的希望集团,朝着更为顺畅的方向发展,从"富豪榜"可见一斑:2001年,刘氏兄弟再次成为《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第一名,拥有的财富已经变成83亿元;2005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上,刘永行以11.6亿美元排在第5位,刘永好以11.24美元排在第6位。



"农业上就要讲气候,又要大气候,又有小气候,我们企业发展的环境来看,大气候是我们国家,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这个大气候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小气候,小气候就地方政府营造的这小气候,如果小气候不好,也寸步难行。"陈育新的这段话或许能解开我们疑惑--刘家四兄弟到底靠什么致富。





第30节: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1)





"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



--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从来》



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大环境的初步解冻与小环境依然处于冰冷状态的深层次矛盾,埋下了私营经济危机的种子:



中学老师严介和的"家庭作坊"遭到"错杀";传奇色彩人物邱光和却创立温州森马;



失业青年李晓华在北戴河卖冷饮,此人后来拥有中国第一辆法拉利,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李晓华星";



宗庆后当上校办工厂的推销员;



青年团干部王正华放弃仕途,从事旅游;



大学生李东生加入TCL,工作地点是破旧的农机仓库;蒋锡培高考名落孙山,学修钟表,目标是能赚够5万。



上一年,也就是1980年年鉴上所称的"本年度,国民经济稳步发展,较好地完成了国家计划,但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物价有所上涨,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状况继续。



路透社北京二月十八日电中对此给出的判断是,1981年的状况是这样的:中国正在试行比较放宽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必然带来像通货膨胀和严重的预算赤字这样一些过去所不熟悉的问题。



照片《个体户上街》



5月,《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拍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张获奖照片《个体户上街》。照片通过一位面带微笑卖大碗茶的小伙子,手捧茶水递给顾客的场景,反映民营经济的萌芽。图片文字写道:"大碗茶",这无疑是北京个体经营最早走入市场的象征。



然而,刚入新闻业的贺延光忽略了当时复杂多变的经济背景,要守住大碗茶的摊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环境的初步解冻与小环境依然处于冰冷状态的深层次矛盾,埋下了私营经济危机的种子。改革的形势在年初急转直下,1981年上半年民营经济的状况其实并不太好,三中全会后建立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遭遇寒流。日后贺延光再回忆起来时,说"后来才发现,这张照片问题很大。"



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7日发文《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30日,又发文《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两个文件口气严厉,措施细密,均被要求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进行刊登报道。一时间,"打击投机倒把"成为当年度最重要的经济运动。



不幸的是,决策层做出打击"投机倒把"的决定,竟然出于这样一种判断:一个物资短缺的时代,新兴的私营经济正以无孔不入的姿态,与国营企业争夺有限的资源。由此,原本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对私营经济的打击。



在这种局面下,众多在改革开放前3年事业小成的私营经济业主们被"纷纷错杀,并引发桩桩公案"。有的案子闹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典型性的一件是淮南市谢家集贸易货栈起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执法不当案。3月,这家货栈从内蒙古购进葵花籽3.5万公斤,经主管部门批准以批发价每公斤1.48元、零售价每公斤1.68元出售。但当地区工商局经市工商局批准,以货栈擅自提价支持职工搞"投机倒把"为由,进行罚款。货栈不服,四次向市有关主管部门及市财办报告,要求处理,均未获结果,最终提起诉讼。此时,与私营经济举步维艰相对应的是,投资数百亿,正在建设的上海宝钢项目即使承担着来自各方面的指责,但也自然不会因为非议而停下脚步。



被错杀的小私营业主中有个叫严介和的人。从78年底开始,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让体制和出身的壁垒逐渐消融。严介和意识到改变命运的途径不再局限于读书和教书这一条道路上。当时,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的他,成功地挤进了一所中学的民办语文老师队伍。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改革大潮风起云涌的同时,体制遗留下来的思维惯性对人的影响还是无法短期消除。僵化滞后的教育体制成了一道难过的关卡,严介和想要把民办老师的身份转正似乎机会渺茫。而那时民办教师工资只有十几元钱。这位白天在讲台上意气风发的年轻教师,晚上回到家中却内心沉重、辗转反侧。明天该怎么继续?下一步该向哪里去?



突破限制,有可能获得成功,也有可能面临危险。更好的事业是严介和想要的,丢掉教师饭碗却是他不希望的。前途,成为摆在严介和面前一道艰难的选择题。对于害怕危险的人,这个世界总是危险的。当了解到附近烧砖的窑厂需要大量的柴帘子搭盖砖坯挡雨时,严介和心动了。一张草帘子卖出去能赚一两毛钱。利用闲暇时间,他边骑着自行车到周边窑厂联系销售业务,边组织同村的青年收购芦苇编织草帘子,一个月轻松能赚几十块。不久,他搞起家庭手工作坊搞编织,编一些草帽、斗笠、簸箕等在集市上卖。做大了一些后,他又陆续组织一些人编草帘子,自己收购,再卖到窑厂。



良好的经济效益在翻番,严介和成了淮安有名的有钱人、万元户。可是,在村民的举报下,严介和变成当地部门眼中"资本主义"色彩的典型,有关执法部门取缔了他的家庭作坊。



经济改革,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少有人能预想到,到了下半年,一纸规定似乎顷刻间又扭转了个私经济从业者们的命运。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制定了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经营项目、范围、国家鼓励支持的各种政策,经营者享有的权利等共12条内容。《规定》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从事个体经营的公民,是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对个体经济的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第31节: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2)





《规定》如同一支空气清新剂,认可了个体户的合法身份--"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从此,这个称呼成为政策偏向他们时的法定身份。日后,也正是在政策不断左右摇摆中生存并发展的他们,刺激了中国资本在民间的苏醒,并最终以非公经济的身份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邱光和就是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浮出了水面。



邱光和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他73年退伍返乡后,担任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农机厂厂长。不甘受穷,要出人头地,厂长邱光和起了闯荡商海的激情。1981年,他和两个朋友创建了瓯海娄桥家电公司。因为三人决策意见常发生冲突,邱光和干脆自己借钱把朋友手上的股份买了下来。凭借"先做好人,后做生意人"的经商之道,他先后在温州最繁华的解放南路、解放北路一口气开了五家门市部,并在温州其他主要发达城镇开设了80多家销售网点,生意一派红火。



随后几年,温州家电销售市场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台洗衣机的利润仅有15元左右,一台冰箱或彩电的利润也只维持在50元左右。而一场百年未遇的台风夹着大潮,卷光了邱光和门市部和仓库的上千万存货。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邱光和冷静而谨慎地做些挽救和弥补工作,同时关注起服装市场从香港"吹来"的一股"休闲风"。邱光和意识到,开放后的中国必将与国外发达国家一样,生活方式将越来越休闲化,着装也会更趋于个性。于是,他创立了温州市森马企业有限公司。



80年代初,着装新潮的女士在花市上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肯定了上年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指出"今后要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并增加自谋职业的渠道……"《规定》直接促使各地方政府用各种形式鼓励当地的个体经济的发展。上海市副市长裴先白在《规定》颁布第三天,专门召集一些从事个体商业、服务业的青年以及他们的家长开会座谈,鼓励他们积极经营,同时号召更多的城镇待业青年从事个体经营活动。



《规定》的颁布,其实与始于1979,终于1981的知青返城有很深的渊源。作家梁晓声把那场知青返城称为"飓风",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场景: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犹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状态。



三年来,全国返城的知识青年大约1700万人,大体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么多人忽然涌回城市,第一个压力就是就业。



"待业青年"是那时候诞生的一个新词汇,仅仅比"失业"好听一些。广州把到工厂、商店做临时工的返城青年称为"八路军"--他们每天工资8角钱。尽管如此,"八路军"们也该庆幸,因为只能仰食父母的待业青年为数更多。黑龙江齐齐哈尔市11万知识青年回城,只有2万多人找到工作。《中国知青史》一书披露,北京市1979年调查了10个区7万多名待业青年的情况。家庭平均生活费在15元以下的有7000多人,约占10 %。知青回城的第一年前五个月,北京一市自杀80人。更严重的是,一些人整天游荡在街头巷尾,无事生非,成为潜在的犯罪因素。资料统计,当年犯罪分子中,返城待业青年占2/3。



5月,还只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提议没有什么反响,厉以宁为此在会议期间写了一首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三个月后,在杨万里主持的中共中央"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厉以宁再次提出实行股份制,得到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秖、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的支持。会议结束后,杨万里告诉北京市,可以用股份制解决北京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市委书记段君毅说,"我们考虑考虑"。过了几个月,段君毅说,不用了,我们通过银行贷款都解决了。



问题是解决了,但新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尝试。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改革步伐迈得反而更大一些,股份制在农村已经出现端倪。在试行股份制上进度的区别,只是改革初期农村将城市甩在身后的一个个案。这是由于城市的肌体更为复杂,处于权力的中心,利益犬牙交错,让改革始终迈不开步子。现在,千万知青"回城风潮"引发的就业压力,汇集成推动城市经济改革的最强大动力。中国人的求生本能,终于冲破了种种阻碍,打破旧体制的刚性约束,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第32节: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3)





1981年,作为77年第一批返城的知青,李晓华已经在北京呆了将近四年。13年前,16岁的李晓华被卷入上山下乡的大潮,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道去了北大荒,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干就是八年。八年磨练后,他辗转回到北京。



李晓华(左一)的北大荒生活



回京后,李晓华不忍心再给操劳了半辈子的母亲增加负担。他待过业,当过锅炉工、炊事员,做过贩卖服装的小本生意。在经贸部一下属单位做炊事员时,有一回,正在揉馒头的他莫明其妙地说:"我这人适合经商。"周围的人哄堂大笑。可是,李晓华成功后,回到曾经工作过的食堂,昔日的工友们仍在揉馒头,他感慨万千。



这年夏天,李晓华南下广州,花3000元带回了台冷饮机,到北戴河海滨卖冷饮,很快实现了自己的原始积累。随后,他开办了秦皇岛第一家录像厅,生意火爆。但是,竞争对手蜂拥而至,赚钱变得艰难起来。几番考虑,李晓华去了日本,边在餐馆里洗碗端盘子边学习日语。一年以后,日语流利的他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争取到了"章光101毛发再生精"在日本的代理权。通过积极运作,"章光101"红遍日本。由此,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亲自接见了李晓华,称他是"中国最优秀和最有智慧的企业家"。日本获得的成功,让李晓华加快了创业的步伐。他南下香港、东南亚涉足房地产业和高速公路;回到大陆,投资机械制造和餐饮;为拓展澳洲市场,竟然聘请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作为集团顾问。



1996年3月,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并提名,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3556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李晓华星"。同年9月,应美国前总统布什邀请,李晓华访问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见到他时说:"听说你过去很贫穷,通过努力变得很富裕了,你是中国成功的商人,是美国青年学习的榜样。"消息经报道后,在美国引起轰动,一位定居纽约多年的华侨给李晓华来电话说:"李先生,你太为中国人争气了。"



33岁的宗庆后比李晓华晚回城了一年。幸运的他回杭州,找到了工作,当上了校办工厂的推销员。



宗庆后的身世比较有故事。据说,南宋名将宗泽是他的祖宗。而资料显示,他的家族确曾显赫一时,祖父在张作霖手下当过财政部长,父亲则任职国民党政府。待到解放之后,父亲失去工作,小学教师的母亲一份微薄的工资要养活一家老小,家庭异常困难。初中毕业后,16岁的宗庆后随知青下乡,辗转于舟山农场和绍兴茶场,挖渠、筑海塘、挑盐、种茶、拉砖,一呆就是15年。奥古斯狄尼斯说过:"在任何情况下,遭受的痛苦越深,随之而来的喜悦也就越大。"痛苦能够毁灭人,受苦的人也能把痛苦毁灭。创造需要苦难,苦难是上帝的礼物。在灰色的岁月中,宗庆后学会靠自己才能赢得一切。



在回杭州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宗庆后折腾于几家校办企业,郁郁不得志。直到1987年,他被任命为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那年,与他同龄且同居杭州的鲁冠球被评为全国十大农民企业家。从此以后,42岁的宗庆后踩着三轮车,来回于杭州的街头巷尾叫卖棒冰和笔记本,风里来雨里去。但已然跃上舞台的他,其后的经历成为了中国商业上的一个闪光印记。



大动荡、大迁徙,以及大返城,使得知青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种悲欢离合的情节,相互之间的命运、前途形成巨大落差。在这种意义上,李晓华和宗庆后的个人奋斗史,可以说是一个底层知青的成功史。但从更大范围内看,更多的知青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彻底改变命运。有人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车,后来就趟趟被落下。这股强大的就业压力,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席卷全国。即使是中国最为富裕的城市上海,也难以应对它。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官员,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压力,也首当其冲地在化解这股压力。



1981年,上海遵义街道党委副书记,市委重点培养的青年团干部王正华,前程远大。因为还在1975年的时候,中央组织部长就亲自来上海考察过他,要将他调任北京。一个仕途坦荡的聪明人怎甘心放弃一切?但王正华毅然决定选择成本较低的旅游业,解决街道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他在街道贴出招聘告示,两天有1600多人报名。报名费一元,然后开班上课费,一人40元。这样,凑到3000元,成为春秋旅行社起家的家底。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实际上在内部系统对国内旅游采取"不鼓励、不提倡、不支持"的"三不政策"。所以,80年代初,中国的旅游限于接待外国人入境游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团体奖励游。但外国人入境客源被有外宾接待资格的国有旅行社垄断,单位奖励旅游市场也由各个单位系统内部的旅行社瓜分完毕。王正华只好将旅行社定位在以散客为主。





第33节: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4)





自费参加旅游的散客数量有限,春秋开出的第一班旅游线路上海到苏州,就亏损:一辆30多座的客车,必须卖出25张左右的票才能保本,但他只拉到18个客人。亏损的现实让王正华必须求变。经过反复思考,他将门店换在了上海大世界的附近,那里不仅地处闹市,更是来沪人员必经之地。事实印证了王正华的选择,店面还没有完成装修,只是在窗口挂上了旅行社的广告,询问的人络绎不绝,开张一个月盈利。



1984年,在机关与商业之间行走了3年,王正华辞去公职,专门从事春秋旅游。十年后,国家旅游局把年度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颁给春秋旅行社,"有想法"的王正华却又做起了航空梦。这一梦,又是10年。



"错杀"与"正名"交织,知青返城的疯狂,个体在宏大历史事件中的蜕变,遮住1981年的半边天。这一年,灰色的基调很重,但无论如何总有温暖的色彩,在观念的冲击中、转型的阵痛中,不断为某些"叛逆者"抹去"叛逆"的影子。



中国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重新引入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的过程,在国有与民营不断变革、裂变的作用下,经济这盘棋盘最终盘活。而在苏南,最先盘活经济这盘棋的是"苏南模式"下的乡镇企业。那是一个民营经济的理念被引入,并萌生和逐渐成熟的阶段,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急速膨胀的奔腾年代。



每一个历史节点,都会有明星涌现。人如是,企业如是,城市亦如是。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苏南的开弦弓村。他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是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且加起来占到了人均总收入的一半。经过调查,费孝通写出了《三访江村》,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费孝通的观点被提到全国人大,引发激烈争议:苏南的乡村工业被指责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还责令国家有关部门专门调查。



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革命。革命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势必会受到观念、体制等等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阻挠。所以,并不是每个人迈向革命的脚步都那么义无反顾。但是,总要有人迈出第一步,尽管他的步伐稍显凌乱甚至踉跄。于是,人们跃跃欲试,却又左顾右盼。终究,苏南那些,几乎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因陋就简的小作坊形成了所谓的"苏南模式"。



每个时间点,都有先锋出现,出现得越早,其魄力与勇气就越大。在"苏南模式"成型并被放大的过程中,蒋锡培有意无意间走到了前台。



这年,成绩出众的蒋锡培高考意外名落孙山。知道成绩后,他跑去太湖边坐了一夜。父母希望他复读,继续考大学。但性格好胜的蒋锡培觉得已无脸再面对昔日的老师。跟随二哥去杭州学修钟表,成为他寻找颜面的唯一道路。当时他的目标是能赚够5万,"回家造两间房子,剩余的放在银行里面存定期,每年吃利息,一年花销就差不多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赚到5万元钱,顺利实现当初定下的"最大目标"时,蒋锡培的自信和"野心"被激发了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蒋锡培



1981年,邱光和、李晓华与蒋锡培这些以个体经营为起点的民营企业家,在经历了不断挫折和无尽期的低质量生活后,终于开始了热血沸腾的创业历程。尽管如此,个体户在那时的人们心目中仍然没有地位,传统观念带来的阴影还笼罩着他们。民间和舆论的争议让他们承受着时代的阵痛,时刻胆战心惊。



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人赞赏,也有人提出疑问。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专栏开展讨论,历时3个月,至同年8月30日,发表21篇讨论文章。



讨论中,有人引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的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马克思的计算,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也就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 "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高层领导间也产生了争论和分歧,到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国政府在政策上才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被彻底放开。



舆论的交锋中,华南师范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郑炎潮悄悄完成了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毕业论文。论文中"私营经济"这个概念,接近三十年后重新见诸文字。



1956年前共和国的话语体系里,"私营经济"曾经出现过一次--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临时宪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但1956年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不仅现实中的私营经济不再有合法容身之地,概念和话语上的"私营经济"也完全消失。





第34节: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5)





郑炎潮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后分配至陕西汽车大修厂。在汽修厂企业工作的日子里,郑炎潮目睹了国营经济存在的诸多弊端。而渐有起色的个体经济,让他看到了一种新经济形式的活力。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第二年,郑炎潮考入华南师范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做毕业论文时,他和导师黄家驹与丁家树教授反复讨论后,把论文方向确定在"我国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上。



拿着300元论文经费,郑炎潮走访了杭州、上海、大连、重庆、武汉等地的国有企业,调研了当时几乎所有广东有名的个体户。



调研过程中,郑炎潮了解到,虽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雇工人数不能超过八个",但很多广州第一批个体户雇用的人数早已不止八人。以"周生记太爷鸡"为例,一天销售100只鸡,就必须有劳动力来辅助采购、宰鸡、调料、烧炉、运装、销售工作,超过8个人才能运转正常。否则,全靠老板本人一天卖二三十只鸡,且不能保本。类似情况,绝不止一例。面对不可阻挡的个体经济趋势,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着的落差,郑炎潮既想找到解决办法,又想在论文中对其定义。最后,他花费心思,给这种复杂环境下,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界定了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



3月,经过多次斟酌修改后,郑炎潮完成论文初稿,交给了导师。看完十万多字的论文初稿,导师对郑炎潮说,"调研的仔细,资料详实也有说服力,但有关私营经济的论述过于敏感,与现行政策不符,不符合马克思理论,建议删除,如果不删除,论文答辩可能无法通过。"听了导师的建议,郑炎潮犹豫不决,"删除的话,很可惜,毕竟是论文研究的主要成果;不删,过不了答辩,研究生念了白念"。



"是放弃还是坚持",郑炎潮很痛苦。这年,和郑炎潮一样痛苦的还有任仲夷书记。1980年,任仲夷调任广东,来之后就遇到了难题: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问题到底怎么处理?"任仲夷百思不得其解,指令广东社科界好好研究。



听到任仲夷的提议后,郑炎潮从毕业论文中抽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中内容最敏感的一章打印稿,没作任何修改,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仲夷。一周后,任仲夷打来电话,约郑炎潮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到他办公室面谈。



第二天,郑炎潮赶到省委,直接进了任仲夷的办公室。见面后,郑炎潮简单陈述论文的基本观点、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任书记听完介绍后说,"个体经济超过马克思的规定,我们不好坐视,但管错了,会压制新生力量,给经济带来损失。我们正在苦恼,你的论文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任仲夷语气激动地对郑炎潮说:"私营经济的概念提得好,它不属于传统的公有经济范畴,但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按你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构成,并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辅助和补充",它不但没有损害社会主义,反而发展了社会主义,那么当然是有益的,当然不能够约束,它该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我们准备在广东先行一步,制订支持超过8个雇工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若有可能的话,我到北京后将会向中央领导反映广东在发展私营经济方面的体会和具体政策,希望能把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



和任仲夷见面后,郑炎潮需要修改的毕业论文,最后顺利通过答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提法也有了正式的名字--"私营经济"。



1988年,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个别条款。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内容。此时,距郑炎潮和任仲夷首倡"私营经济",过去了整整6年。



"雇佣"、"私营经济",如此敏感的词,被多次拿上桌面已不足为怪。让个体户们庆幸的是,毕竟没有人要霸道地给他们盖棺定论为"资本家"。决策者、理论家们为此谨慎地争论,恰恰说明了焦点价值的所在。甚至诸如任仲夷这样的官员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支持立场,个体户的路也就不那么难走了。正是因为有任仲夷这样的主政官员的存在,广东省许多小企业的起步顺畅了许多。这中间包括身处经济特区的TTK磁带公司。它的初始规模和家庭小作坊差不多,但是在创办人之一李东生的带领下,这家个性并不张扬、胸中却自有丘壑的公司越做越大,而后更名为TCL。



故事从几位不甘寂寞的惠州人开始。他们凭着借贷来的5000元"创投"资金,开始了异常艰苦的创业。他们当中的李东生甚至没有毕业,还是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无线电班大四的学生,"我大学就加入TCL,大概有40多人。"





第35节: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6)





李东生们租了一间破旧的农机仓库,成立TTK磁带公司。没钱,另一位创办人张济时找到外商,提出"我们出厂房你出设备,做录音磁带,一起挣钱。"最后,外商掏了100万港币,双方股份比例五五分。由此,TTK磁带公司成了第一批13家合资企业之一。



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接下来的三年磁带公司都赚了钱,生产"TTK"录音磁带,基本不愁销路,且受消费者欢迎,至今很多人记忆犹新。83年底,外商增加了50万美金的投资,李东生则当上了铺带车间的主任。



1981年,很多第一次在中国和世界诞生,日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程,尽管那时候还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事件其中的价值--就其深度而言,它们能大大改观我们的国家: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垅,这是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一位美国人在参观葛洲坝后,把葛洲坝比作"中国的新长城"。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发表社论,认为"和美国把宇航员送上月球一样了不起"。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做出总结和评价。合众国际社评论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终于对过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现在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未来了。"



六中全会,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成了正式议题。邓小平想找位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的人士,向海内外传递中共新的对台态度。恰好,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报告送到邓小平那里,他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在邓小平看来,金庸是两岸极好的传话人: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和多年来与林彪、"四人帮"笔斗,在海外与台湾有留下了忠厚正直的口碑。在金庸眼里,邓小平是郭靖般的人物,"几十年啦,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钦佩他的风骨。他真像我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七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金庸。中央电视台以新闻的形式播放了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



湖北沙市幸运地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推出首部个人电脑,至此计算机的发展,走过了从大型机到小型机,再到微机的道路,成为开辟通往新经济时代的一件大事。中国第一次在外国发行债券,地点是日本,共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中国第一次试办英文报纸,三毛钱(相当于十便士)一份;中国首次举办"托福"考试,只有15个人参加。十年内,俞敏洪、邓中翰、李彦宏等在内的年轻一代就已成为坚定不移的"托派"。



第一部九集国产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故事讲述解放前夕,共产党员江波为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只身打入敌人内部十八年,与敌人斗智斗勇,一次次将情报安全送出,粉碎了敌人阴谋诡计。和今天大手笔的电视剧制作相比,《敌营十八年》拍摄条件"简陋"得让人难以置信。江波的国民党军装,没有经费特别赶制,只好将人物的全身镜头改为半身镜头;领子太小,系不上风纪扣,"国民党少将高参"居然整场戏敞着领子;帽子太小,拿在手里,只是作作样子;八个匪兵,一共两条裤子,于是有裤子穿的在前,用身体挡住没有军裤的另外六个的下半身……电视剧播出后,很多老资格地下工作者写信到报社反映,"按江波的玩法,别说潜伏18年,恐怕连18天都混不下去"。可该剧在当年热播,轰动一时。



新中国第一条征婚广告刊于年初的《市场》报,政治和经济"问题"一一交代,很土但很认真。短期内引来270多名应征者,吉林某校任教的28岁姑娘最后与求婚人结为伉俪。



新中国第一条征婚广告



最令国人振奋的则是11月16日,历时11天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国队以3:2战胜日本队,七战七捷,第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赛场上,女排姑娘哭成一团,电视机前不知也有多少观众热泪盈眶。



然而,在一部分记录中国企业史的人的笔下,1981年算不上一个吉利的年份。就连颇受邓小平赏识的,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也由于支持改革开放,扶持特区非公经济,遭受到了巨大压力。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封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内容直指任仲夷。2008年,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上)》中对1981年有如此悲观的总结:紧张的空气依然弥漫在整个国家上空,报纸每天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整治"投机倒把"的新闻,很多人都隐隐预感到了,更严厉的打击可能即将开始了。



当然,尽管私营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但因为经济一度放活,买得起自行车、收音机和缝纫机的市民比前几年增加了不少。尽管物质生活仍然不够丰富,全国大部分地区老百姓上街,还用46种票证,香烟也要票,肥皂也要票,甚至火柴也要?;但在广东,"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率先进行物价闯关之后,空荡荡的商店货架忽然间琳琅满目,轻飘飘的菜篮子一下变得沉甸甸。



经营者的日子仿佛在变坏,老百姓的日子却实实在在地变好。有好有坏的1981年,其实也就是不好也不坏。





第36节:年度延伸人物:李东生:鹰的重生





年度延伸人物:李东生:鹰的重生



原本设想解决"中国制造"越来越陷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金字塔低端的"宿命"与"轮回"困局,去比肩松下幸之助、李健熙等行业标杆,没想到走上备受煎熬的海外并购"不归路"。李东升与TCL遭遇了生存的瓶颈,经历着一场"鹰的重生。"



李东生出生于广东惠州,一个离深圳只有一小时车程的城市。1957年的惠州,没有留给人们多少想象空间,如今繁华的深圳都还只是一方无名的小渔村,惠州的贫困与艰难可想而知。生于斯,长于斯,李东生最初的二十一年便在此籍籍地度过。



1981年,李东生与创业伙伴在个体户名目繁多的深圳,以一家TTK磁带公司伴随着中国改革的跌宕起伏,创造着螺旋式上升的神话。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车间主任"。不过,不足以启齿的愿望并没有阻碍梦想的发育。二十年后,李东生获选CCTV十大经济风云人物时,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将TCL创建成世界级的企业。"此时此刻,他即将成为影响全球彩电业乃至亚洲经济的家电大佬。



1985年,28岁的李东生被任命为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九个月后被迫离职。他与TCL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如此短暂地结束。时隔八年,谁也没想到,李东生竟卷土重来。那一年,他出任集团公司总经理。从此,TCL按照国际化的标准高起点运作,得益于李东生的眼光、策略,也得益于外部潮流的推动,集团步入辉煌,在极短的时间内站稳脚跟,三年后问鼎行业榜眼。TCL更是凭借朝阳产业固定电话业务一路高涨,创造资本回报率在20%以上的奇迹,每年产生几千万元公司可用的流动资金。



辉煌并没有到达顶峰。李东生依旧不那么显山露水。直到1996年底,他临危受命,出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这一年,TCL改制案成为焦点。李东生渐进式路线,不但成功回避了很多敏感的问题,他本人也得到身家6亿的回报。



两年后,TCL在离康佳总部300米远的地方树起了一块广告牌。不久,似乎被激怒的康佳赶制了一块更大的广告牌,堵在了TCL的门口。李东生指着那块牌子,语重心长地对销售经理们说:"这是我们的对手,大家需加倍努力。"那一年,这只是一个序曲,一个为李东生从优秀企业家序列中的脱颖而出所奏出的序曲。TCL速度惊人、势如破竹。眼光敏锐的李东生率领TCL进军彩电、PC和手机行业,百战不殆,创下商业奇迹。但是,奇迹背后是TCL缺少技术含量及质量保证的品牌污点。



当不断地有人谈论TCL是否会超越海尔时,李东生提出"龙虎计划"。"龙计划"是未来3到5年内,彩电和手机业务建立国际竞争力,进入全球前五名;"虎计划"则是家电产品、信息、电工照明及文化产业要同时形成国内领先优势;销售额目标则为全球500强的门槛之数:1500亿元。计划的实现势必要有跨越式的机会,走国际化,收购汤姆逊旗下的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由此而来。可事后证明,这是一串激进、冒险,甚至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可怕念头--跨文化管理和国际运营上,TCL宛若白纸,满眼空白。



2005年,李东生第四个本命年。按中国人的说法,这年是他的一个命"坎"。这个全球电视和手机行业的Mr Big迎来他经商后从未面临的挑战:全球第一大彩电生产商和第七大手机生产商的TCL业绩下滑,产业布局开始回归原点。年底,为维持资金流的运转,TCL将盈利正好的TCL电工作价10多亿港元,卖给罗格朗集团;TCL通讯董事会建议进行扩股,期望筹资5.9亿元还债;TCL在三、四线城市代卖摩托罗拉手机,或称出租销售人员。与此同时,李东生讲了鹰的故事: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要活那么长的寿命,它在40岁时必须做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这时,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脯;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翅膀变得十分沉重,使得飞翔十分吃力。此时的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150天漫长的蜕变。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在悬崖上筑巢,并停留在那里,不得飞翔。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鹰会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鲜血一滴滴洒落。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鹰便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重新开始飞翔,重新再度过30年的岁月!



李东生执意前行,在他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管理思维:企业要靠有竞争力的规模来支持竞争力。正是这种重趋势而不重细节的思维方式,让TCL走过了井喷式发展的五年后,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