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套装共10册)(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和新发展理念三个维度,帮助读者把握宏观大势,科学制定决策。)

"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套装共10册)(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和新发展理念三个维度,帮助读者把握宏观大势,科学制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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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naissance

Year:
2012
Language:
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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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ancon

Language:
french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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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套装共10册)





樊纲 郑宇劼 曹钟雄 等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总目录


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

双循环:构建“十四五”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如何行稳致远

看世界

论中国

大国领导力

中欧班列:全球供应链变革的试验场

创造新需求





目录


序言 改革再突围

总报告 “十四五”和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方向与重点领域

第一篇 新发展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挑战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改革重点

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区域经济如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展与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



第二篇 新发展格局 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新增长潜能

双循环赋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

如何完成金融市场化改革

二次房改推动经济新一轮增长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第三篇 新发展理念 引领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四大战略重点:创新、开放、分配、法治

以全方位创新和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必须推进的土地制度改革

经济发展中的市场与政府

聚力于非资源性实体部门,迈进高收入安全区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序言

改革再突围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2020年初的时候,中央有关决策部门委托中国经济50人论坛开展了一项关于“十四五”和到2035年我国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改革的研究,论坛秘书处要求我具体组织。于是,我约请了包括但不限于论坛成员、对改革问题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学者组成课题组。时至疫情焦灼之际,如往常那样开会讨论已不可能,于是我们就把研究活动搬到了线上。课题组成员认真做功课,提交了一定篇幅的文字材料,并召开了线上研讨会。在此基础上,由我主笔,完成了课题总报告,后又征求论坛秘书处意见建议,修改后正式上报,得到了积极反馈。总报告上报后,课题组成员提出,大家有很多思考和研究积累,何不汇集成册出版。除了课题组成员,我们又约请了几位活跃、年轻实际上也相当资深的学者加盟,这本书就应运而生了。

改革就是突围。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深圳等特区改革开放实践经验中,其中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 [1] 所谓突围,就是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等重重包围中,披荆斩棘,开出一条新路。40多年来,不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的发展都堪称奇迹,但每向前走一步都不轻松,都是不断突围的结果,因为在不同时期,都会遇到未曾遇到的阻力,不经由改革突围就会停滞、反复甚至倒退。

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经济增长也经历着关键性转型。表面上看,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速,背后则是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全方位转换。在国际上,一些经济体在大体相同的增长节点上,经历了增长动力下降、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拉大、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社会共识减少乃至撕裂等冲击,以致增长减缓、停滞或后退,落入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事实上,这些挑战在中国或多或少都出现了。

中国在这个阶段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全球高收入人口总数将会扩大一倍。如果发展正常,今后5~10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将是大概率事件。大国经济规模顺序和相应的经济版图的改变,无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种种不适、疑虑乃至惊恐。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困难局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忽略人均和结构水平的总量规模易产生幻觉、误解或误判。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1/4。虽然中国创新能力增强了,但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高水平教育、产业结构等领域的差距依然不小,有些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历史上的大国争霸曾经历严重冲突,有的演变为战争。但与几十年或一二百年前相比,当今世界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全球化的大幅推进已经使包括大国在内的国家间利益连接空前密切,脱钩往往是损人又害己,相互均无好处。另一方面,核武器使大国的正面冲突不可能有赢家,实际上这也划出了大国冲突的底线。传统和非传统全球性问题清单不断加长,一个超级大国已经无力主宰或主导全球事务,更不可能公正有效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特朗普政府的不断退群与此直接有关。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中国也不会、不能更无必要成为另一个美国。出路就在于形成一个各国普遍参与且高效的全球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形成和运转,包括G20(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在内的大国,特别是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负有特殊的责任。然而,这种看; 起来比较理想的格局并不容易到来,有些势力借助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背道而驰,人类社会或许将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趋增加,但似乎很难再回到过去几十年相对宽松和缓的国际发展环境。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将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解决好由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特有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十四五”时期的改革,简单地说,就是要从这些挑战的压力下突围,踏上高收入阶段的台阶。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些研究认为,要实现这一增长目标,这一时期的平均增速不能低于4.7%或达到6%乃至更高。这些研究通常假定汇率水平不变或仅有小幅(如1%~2%)升值。然而,这个假定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多种变量,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部分取决于增长速度,部分取决于汇率水平的变动。从潜在增长率看,这一时期平均增速达到4.7%难度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重要的是汇率变化,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质量相关。

这方面的国际经验能够提供启示。日本、德国等国二战以后的发展经历表明,一段时期内与先行者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实际经济增速的贡献。我们的研究团队初步测算,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PWT9.1数据库资料,2019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2011年为不变价)约为14682国际元,相当于日本1975年、德国1971年的水平。从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平均增长4.4%,累计增长99.6%;日元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5.1%,累计升值幅度为120.3%。从按美元计价的日本人均GDP增长来看,日元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GDP实际增长的贡献。从1971年到1987年的16年间,德国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3%,累计增长43.2%;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4.3%,累计升值幅度为95.1%。从按美元计价的德国人均GDP增长来看,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要远大于德国GDP实际增长的贡献。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要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立足点、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而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

随着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宏观政策也要相应回归正常状态。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区别是,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期结构性潜能逐步消退后,“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1+3+2”结构性潜能框架。“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通过更高的集聚效应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今后5~10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长动能将处在这个范围之内。“3”指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主要是基础产业领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补这个短板将有利于全社会降成本;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今后10~15年时间,中等收入群体应力争实现倍增,由4亿人增加到8亿~9亿人,补这个短板将有利于扩大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同时扩大人力资本;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是我们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补上这个短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卡脖子”问题,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牢基础。“2”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是全球性且中国具备一定优势的新增长潜能。简单地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然而,这些结构性潜能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往往是看得见、抓不住。下一步应当通过更大力度、更具实效的改革开放,使这些结构性潜能“变现”。相关重要改革包括: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尊重人口流动的市场信号,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实质性、标志性的大动作;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逐步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改革,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在对外开放中采取更有前瞻性和冲击力的举措,如主动站上“三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制高点,在加入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通过制度规则性开放推动国内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本书总报告保持文稿原貌,是课题组的集体研究成果;专题研究报告则体现了各位作者对中长期战略问题的思考探索,他们有些着眼于全局性议题,有些则聚焦于某个专门领域。由于研究角度和专业背景的差异,各位作者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并不一定相同,而这正是研究的开放性、包容性所特有的;但相同的是,各位作者对国家发展的责任感和研究问题的想象力、创新性与专业精神。希望本书对关心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各界读者有所助益。


[1]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0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10/14/c_1126611290.htm。





总报告

“十四五”和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方向与重点领域


课题组 [1]





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提出的改革要求


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就是要用15年的时间,以2019年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为起点,稳定进入高收入社会,并接近或初步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

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看,2018年我国和美国名义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9800美元和62800美元,我国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5.6%。同年,我国和美国的人口分别为13.9亿和3.3亿,我国是美国的4.2倍;我国和美国的GDP分别为13.6万亿美元和20.5万亿美元,我国相当于美国的66%。

有关方面预测,到2035年我国人口为14亿左右,美国3.6亿,我国约为美国的4.1倍。届时,如果我国人均GDP能达到美国的25%,大约相当于2018年智利和匈牙利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则我国GDP总量将和美国相当。如果我国人均GDP能达到更高水平,则GDP总量将超过美国。比如,如果届时我国人均GDP水平达到美国的37%,大约相当于2018年捷克、爱沙尼亚、沙特和葡萄牙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则经济总规模将达到美国的1.5倍。

从2019年到2035年的17年时间里,我国人均GDP水平能够达到美国的多大比例,对此我们可以从国际经验中有所借鉴,虽然不能机械地加以类比。

我们选取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与我国目前情形接近的年份作为起点。1960年,日本名义人均GDP是美国的15.9%,10年后的1970年达到美国的39%,17年后的1977年达到美国的67%。1986年,韩国名义人均GDP是美国的14.7%,8年后的1994年达到美国的37%,之后的1996年一度达到美国的44%,后来因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韩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大幅度回落,但2003年又重新提高到美国的36%。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从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5%开始,如果发展进程顺利,10年就可以达到美国的37%,即使有所反复,17年后也能够达到美国的37%。

类比上述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即使考虑到我国已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只要能够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避免大起大落,管理好对外经济关系,从增长潜力上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名义人均GDP达到美国的37%、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1.5倍,是有可能的。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2018年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门槛为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8.4%。如果这一相对水平保持大体稳定,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30%左右,可以认为初步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在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动能将会呈现两类特征的交织或融合。一类是常规追赶型经济体固有的特征,另一类则是由发展理念、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等新因素催生的特征。

前者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通常会有的特征,主要包括:(1)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持续上升,比照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将由2018年的53.4%增加到74.2%,其中居民消费由38.7%上升到53.8%,居民服务消费则由20.7%上升到40.1%,投资比重相应下降;(2)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比照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将由2018年的52.2%上升到66.1%,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享受型和发展型服务业更有潜力,并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融为一体;(3)出口增速放缓并趋于稳定,净出口在增加值中占比下降,出口中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4)城市化进入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阶段,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城市人口占比由现阶段的60%上升到80%左右;(5)经济处在追赶阶段,仍有一些已有的先进技术需要引入消化吸收,但面临部分“脱钩”风险,创新在技术进步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并逐步成为主要来源;(6)收入差距扩大对增长和稳定的影响加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内需市场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

由新因素催生的特征则具有明确的时代印记,是先行发达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未曾有过的特征,例如:(1)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数字技术实体化、实体经济数字化已成潮流;(2)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共识,通过重新界定收益成本,推动发展方式转型;(3)全球化遭受重挫,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冲击,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和调整后的全球化愿景仍可期待。这些特征具有明显的“横向”影响力,所波及的并非部分领域,而是所有行业、地区和具体领域,进而使常规经济增长被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

两类特征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解和评估我国经济发展优势和短板的重要背景,并展示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的优势包括超大规模统一市场,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的多种类型企业主体,产业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强,供应链较为完整,数字技术领域的有利优势,经济内部的巨大对冲功能,等等。短板则既与以往遗留下来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有关,也与发展环境变化后的不适应有关,包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要素市场改革滞后、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过大,以及基础研究能力薄弱等。

这一时期的改革应当明确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变化,扬长“补”短。优化资源重点是中高级生产要素配置,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设对内适应高质量发展、对外引领全球化方向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就改革的驱动力来说,可分为三种类型的改革。一是“补短型改革”,主要是应完成但未完成的改革,如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要素市场自由流动改革,行政性垄断领域市场开放改革,等等;二是“升级型改革”,如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相关的改革;三是“接轨型改革”,重点是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适应并引领国际经贸、投资、金融等领域规则变革而进行的改革。这些改革中的相当多内容应在“十四五”时期重点推进。





二、稳定预期、竞争中性为导向的产权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改革


稳定预期有着较以往更重要的意义。过去一个时期,在对民营经济的看法上出现混乱,影响到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下一步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首先要有长期稳定预期,对产权保护、企业治理结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定位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给民营经济吃长效定心丸。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能否考虑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们党长期执政、领导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依靠力量。

把所有制分类与企业分类区别开来。 按照国有、民营区分企业类型,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低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企业的股权结构趋于多元化和相互融合,要找到一个单一所有制的企业越来越难。应摒弃按所有制对企业进行分类的传统做法,而应以企业规模、行业归属等进行分类,如大中小企业、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等。同时进行投资者分类,比如中央国有资本投资者、地方国有资本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

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除了对为数不多的特定行业和企业实行进入限制或经营活动管制,其他行业和企业一律实行“竞争中性”,切实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上公平竞争。国家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无歧视地平等对待,制定并实施不是针对某种类型企业,而是无差别地对所有企业平等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消除由于不公平竞争引起的资源错配,任何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

按照“管资本”的思路明确国有经济的作用范围。 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到位,是实现公平竞争的重要前提。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对国有经济由“管企业”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按照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国有资本的使命和任务,是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发挥支撑性、引导性作用,为此,国有资本应聚焦于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等。对这些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对其他领域则少进入或不进入,如确有必要进入,也主要是财务性投资,设定退出期限。国家主管部门对国有资本投资领域要进行合规性审查。

对已有国企全面进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改造。 除了为数不多、需要国有资本独资经营的特定企业,普遍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本的特定使命和任务,通过国家安全管理、特定行业管制和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等通道得到落实。国有资本持股企业实行董事会、管理层“双轨制”,董事会中的国有资本代表由国有资本管理机构派出,可由行政序列的公职人员担任;管理层人员则通过市场化途径和规则聘任并履行职责。国有资本持股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按照法律行使权利、发挥作用。有效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在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方面的作用,把部分国有股份划转到社保基金或类似持股机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加大国有资本收益和国有股转让收入的收缴公共财政的力度,加强对国有资本金注入和转增的规范化管理,对国有资本持股企业实行法治化破产制度。





三、治理效能提升为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制。为了适应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改革应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界定入手,重新匹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权责分明、事权财权相匹配、预算硬约束、可追溯可问责的财政新体制。

科学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相应的支出责任。 中央政府要加强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建设全局性重大社会基础设施体系。针对近期出现的突出问题,应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食品药品安全、国家安全、跨地区司法公平公正、跨地区环境保护等领域加强中央部门垂直管理能力。与此同时,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确定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快由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增强地方自主权,减少中央对地方的直接行政干预,必要的干预更多通过法律程序进行。顺应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提升城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城市不论大小,在生产要素获取、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环境建设发展等方面具有平等地位和权利,逐步确立与企业和社团法人类似的城市法人地位,把城市管理者行政级别与城市法律地位分开,不因城市管理者行政级别更高而使城市拥有特殊权力和利益。

与经济结构转变相适应推进税制改革。 改革重点是从流转税为主导转向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混合型框架,从单一针对企业法人征税转向对自然人和法人共同征税,逐步形成纳税人与享受公共福利相匹配的格局。流转税征收环节也要仅从生产环节征收转向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共同征收,征收价外型消费税,减轻地方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规范财政收入来源,形成制度化的稳健的预算收入。 在预算法基础上,切实打通税收收入、政府基金收入、国有资本所得收入和社保收入之间的联系,做到统一预算。更重要的是统筹支出,特别是建立将国有资产所得收入作为调节社保支出的规范化制度保障。在老龄化的高峰阶段,可通过国有资本变现的办法来弥补社保支出。

在强化地方预算约束的基础上扩大并稳定地方政府财力来源。 增加地方性税种,引入房地产税、消费税等,推动服务业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逐步减少地方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完善分税制,保持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转移支付占比,压缩专项转移支付。试点推进财政层级“扁平化”,实现中央、省、市三级政府和三级财政,促进城市之间的平等竞争。消除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债务的隐性担保,打破刚性兑付,更好地发挥地方人大等机构对地方预算和债务管理的决策监督作用,在此基础上允许拓展与地方发展能力和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市政债及其他融资渠道。

提高国家信用利用效率,建立国债弥补的正常化机制。 重点是形成以稳定财政预算赤字为基础、期限结构合理、有秩序的国债市场,以稳定金融市场预期,必要时可发行特别国债,以弥补非正常支出。这样的国债市场能够促进市场基准利率传导,有利于货币政策由数量调控转向价格调控,也有利于金融结构由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





四、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为导向的城乡间要素流动市场化改革


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我国经济今后5~10年最重要的结构性潜能,大部分新增长点会出现在这一范围。抓好这个龙头,就要把与此相关的要素市场改革置于优先位置。

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 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除特定公共用途要由国家征地外,一般应通过集体土地直接入市满足需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归原集体成员所有,可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可自由出让。宅基地流转目前仍限于集体组织内部,而真正的需求是在外部。那种认为宅基地属于集体财产、只能在集体组织内部流转的观点,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不利于真正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因此,应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

积极稳妥务实地解决好小产权房问题。 所谓小产权房问题,是在有关部门不承认农民在属于自己土地上应有的建造房屋权利,因而不可能符合城市建设规划的背景下形成的。小产权房,特别是以小产权房为主导的城中村,对满足城市化进程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需求,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和城市运营成本,促进产业和城市发展繁荣,客观上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正本清源、理顺关系的基础上,应给农民的权利要给,应缴的税费要缴,不符合规划的要纠正,使小产权房成为住房市场上一个正常组成部分。

农村转让收益优先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过去长时期内,我们把农村土地作为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屏障。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完全可以替代农村土地这种原始的、低效率的保障方式,把稀缺的土地资源解放出来。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收入的同时,由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

加快农村人口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 除个别超大型城市外,取消对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的限制。逐步取消伴随户籍的控房、控车、控学的限制性政策。农村进城人员对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施舍”,而是他们应有的“城市权利”。与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相配套,加快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继续推进并扩展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随人员流动可携带的政策,逐步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与都市圈建设相衔接,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从长期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

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 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对城里人下乡买房持开放态度,可开展核心城市老龄人口在都市圈范围下乡建养老社区试点。城乡居民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在小城镇建设中,允许、鼓励城乡人员、资金、技术等要素共同参与,共建共享。





五、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导向的放宽准入改革


目前仍然存在的低效率领域,大多与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缺少竞争有关。这方面的改革已经讲了多年,不能再拖下去了,要有实质性突破。

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 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 比如,石油天然气行业,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通信行业,允许设立一两家由民营资本或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行业外资本投资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这样的改革既能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

在历来由国有机构经营的高技术领域,如航空航天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和其 他行业外企业进入。 近年来在这方面已有所进展,步子可以更大一些。经验表明,民营经济在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具有更大潜能,中国航天领域也有可能出现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

实施中国的诺奖计划,设立30年30名科学诺贝尔奖和诺奖级别的世界科技 大奖,加快补上基础研究滞后的短板。 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建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

政府传统产业政策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政策转型。 政府应致力于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行业准入管理,不再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投资和设备规模等作为准入条件,不再给地方和企业戴帽子、发牌子,防止寻租和腐败行为。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并与国际规范接轨。

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形成更多的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 重要创新往往依托于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而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并非人为指定,而是在竞争中形成。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政策上的束缚和阻隔,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优化配置。鼓励地方特别是有潜力的城市改善创新环境,由以往的GDP竞争转为创新竞争,重点是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创新提供全链条金融支持等,吸引聚集全球优秀人才,促进原始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相互融合,争取形成若干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科学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





六、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金融结构和监管体系改革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发展状况如何,要以所惠及的实体经济发展状况做出评判。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在金融体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与经济转型、结构升级、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等相适应,并发挥促进引领作用,在此过程中驱动金融体系的变革、创新和稳定发展。

进一步改进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改变长期形成的国有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的格局,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适当降低准入门槛,给竞争力、创新力强的企业以更多的准入发展机会。与此同时,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以市场化方式将那些生存不下去的金融机构淘汰出局。有序处置信用债违约事件,逐步打破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处置和破产制度,完善金融机构法治化、市场化退出机制。通过优胜劣汰、有进有出,在金融机构数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持续提高金融机构质量。

构建适应支持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最优金融结构”。 进一步发展多层次、有差异、互补而又相互竞争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围绕实体经济创新创业、兼并重组、产业升级等需求,推进产品和服务创新,全面提高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水准。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形成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服务体系。银行体系为主还是资本市场为主,或者二者相互融合发展,主要由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市场竞争决定。

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形成有竞争力的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金融体系。 认真研究总结推广金融科技企业识别控制风险,降低融资成本,为大量中小微企业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的成功经验,建设开放银行,加强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优化业务流程,降低服务成本,不断增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和便利程度。稳步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等中小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充分利用熟悉本地客户等优势,根据市场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差异化服务。

进一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水平。 金融开放既要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提高股权占比,更重要的是引进国外行之有效的并适合国内金融发展的法规、制度、做法,促进形成规范、公平、法治的金融发展环境。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中国金融开放之锚,构建透明、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与汇率体制,从正面清单管理向负面清单管理转变,形成合理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体系。

建立目标明确、专业性强、可追责的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保障公平交易、保护金融消费者、维持金融稳定,把发展的责任从监管部门相对分离,避免产生道德风险。在明确责任、与政府相关机构顺畅沟通的基础上,不再把金融监管部门列入政府序列。完善监管追责机制,监管出了问题,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经济甚至法律责任。适当增加监管部门的编制与经费,适应数字技术发展要求,加强监管能力建设。





七、社会保护和人力资本提升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改革


无论是供过于求状态下的产业分化重组,还是创新导向的结构升级,都要求改进和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使其在“保基本”的基础上,重点转向人力资本的“提素质”。

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战略。 所谓中等收入群体,按官方统计标准,是指三口之家收入处在10万~50万元的人群。目前我国这一群体的规模大约为4亿人。争取10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中等收入群体将会从目前的4亿人增长到8亿~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以上。实施这一战略将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动能,也有利于社会长期稳定。

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 在全面脱贫目标实现后,要防止返贫,守住底线,稳定并逐步减少相对贫困人口比重。立足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创造财富能力,形成反贫困的长效机制。加快城乡融合基础上的城市化是最大的脱贫。要把农村减贫与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提升年青一代人力资本是农村减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所在,减贫资源要更多转向教育,在完善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强儿童早期发展教育和职业教育,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创业发展机会。

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以更大力度把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 从逻辑上说,国有资本具有全国人民社会保障基金的属性。这一改革有利于补充现有社保基金缺口,有利于减轻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的负担,也有利于改进企业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应提高划转比例,养老金支付压力较大的地区划转比例可以再高一些,并与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统筹层次等改革同步推进。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加快完善覆盖全国的“保基本”社会安全网,推动实现全国统筹、异地结转,增加便利性,为劳动力合理流动提供便利。

全面加强职业教育培训。 逐步将职业教育培训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加以提供,使面对结构和技术变化冲击的劳动者能有更强的职业选择能力,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韧性,形成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人力资本支撑体系。

促进机会公平。 进一步打破各种各样的行政性管制,开放个人发展权利,疏通社会流动渠道。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拓宽纵向流动通道,改变有些地方对低收入劳动者的歧视性做法。在大体相当的条件下,在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及机会。





八、绿色发展为导向的资源环境体系改革


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正在形成包括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创新、绿色金融在内的绿色经济体系。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到实处,加快形成包括发展理念、政策目标、重要领域、体制机制在内的绿色发展基本框架。

以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避免因经济下行压力而放松应对气候变化,制定更有力度的碳减排约束性目标,强化中国国家自主减排承诺。将绿色低碳转型纳入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战略规划,持续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值能源资源消耗量,实现人均收入提高与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逐步脱钩。逐步减少煤炭使用量,降低单位能源使用的温室气体和常规污染物排放量。全面深化经济转型、能源革命、环境治理、气候变化和公众健康的协同管理。将气候适应目标和行动纳入中长期规划,增强粮食生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发展韧性。

形成促进绿色城镇化的体制机制。 从城市规划、能源、交通、建筑到各类产业发展,都应采用绿色发展的理念、技术、工艺、材料、设备、方法等,如无废城市、海绵城市、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被动式建筑等。制定政策激励措施,引导功能型城市向亲自然城市模式转变,保护市区内重要的城市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栖息地,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城市规划。

推广重大绿色技术与相应支撑性政策。 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说要靠绿色技术驱动。选择推广较为成熟、能够带来明显经济社会效益、发挥示范引导作用的重大绿色技术,包括绿色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绿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和可再生能源系统、污水处理绿色技术、绿色交通工具等。在交通、能源、供水、粮食、固废管理等领域,制订并实施碳中和、零废弃物的循环经济试点计划。通过法律、规划、标准、信息披露、财税金融政策等,推动这些技术和计划得以实施并具有可持续性。

以绿色消费带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将食物、出行、家居、衣物、生活垃圾和废弃物、绿色认证产品作为重点领域,制定实施国家绿色消费战略。以绿色消费为龙头,引领和倒逼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全链条、全过程绿色化。餐饮、娱乐、物流等重点行业设定降低食物浪费率和废品率目标,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把人均消费碳排放和绿色认证产品比例作为衡量绿色消费的关键指标,并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完善促进绿色消费的财税金融政策、政府公共绿色采购政策,制定公民绿色消费指南,规范国家绿色产品标准和认证方法,设立绿色消费的国家统计指标体系。

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完善和市场建设。 把碳定价作为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能源革命的重要手段,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加快立法进程,将与碳市场相关的立法需求纳入《环境保护法》修订议程。加快建立和完善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标准体系,把温室气体纳入环境监测和管控体系,使碳市场交易与排污许可证制度相衔接。完善碳定价机制,加强碳价对有效减排、低碳技术研发创新、低碳投资等的激励引导作用。

形成经济社会环境协同发展的目标体系和核算方法。 加快探索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的生态资本服务价值核算方法,解决好生态资本及其服务价值的“算账”问题,推动生态资本服务价值可度量、可货币化、可交易,使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更多成为企业和居民的日常经济行为。通过发展观转换和核算方式改进,使传统工业化方式中外部化的成本内部化,绿色发展方式中外部化的收益内部化,重新定义、比较经济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在协调经济社会环境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形成更具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目标体系,推动绿色发展成为低成本、可持续、有竞争力的新发展方式。





九、引领全球化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改革


中国是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重要受益者。全球化时代的竞争,说到底是不同经济体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中,中国不能落在后面,只能站到前面,这样才能把握大局,赢得主动。

以长远眼光维护和引领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遭遇冲击,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内的全球贸易投资金融等规则面临重大调整,几大经济体有可能走向“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中国应以前瞻性、引领性举措,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推动全球治理结构合理变革,以顺应全球化进程的需要。

把对外开放的压力转化为对内改革的动力,加快制度规则性开放。 国际谈判中涉及的一些议题,如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并不是别人要我们改,而是我们自己要改,是我们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的主动选择。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相互推动,将有助于形成高标准市场体系,增强我们的长期竞争优势。

促进开放环境中的“中性竞争”。 一是在出口和进口之间保持“中性”,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在更大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保持“中性”,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优势等同等重要。三是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保持“中性”,两类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不同,通过公平竞争筛选出竞争力强的企业,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

在“备胎”“互卡”战略下构建技术和产业全球分工新格局。 近年来美国对我重要企业“断供”、鼓吹技术“脱钩”等,对产业发展战略将产生重要影响,“备胎”“互卡”可能成为重要经济体不得已的选择。这种战略必然降低参与国际分工的收益,但也有利于打破关键技术垄断,增加竞争,同时我国也可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降低研发和制造成本。应加大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研发投入,以企业为主体,加快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由国家集中资源开展的创新项目,应聚焦于公共产品范围内的“卡脖子”问题。坚持经济全球化、科技对外开放合作不动摇,同时平衡好产业链安全性与扩大开放的关系,在新产业竞争格局中赢得主动。

对外开放应谋划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举措。 比如把自贸区开放与国内改革相结合,对内对外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举措,可在自贸区率先主动试行;在较大范围内,比如海南省或粤港澳大湾区,开展“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试点,形成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并与有关国家的部分地区对接,在全球开放中起到引领作用。





十、改革方法论:摸着石头过河仍未过时


提出改革仍要摸着石头过河,不少人表示质疑: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还有这个必要吗?这涉及对改革方法论的理解。

我们经常讲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顶层设计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指方向,向东还是向西,方向不能走偏;二是画底线,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局面要避免。在此前提下,何种体制机制政策符合实际、管用有效,还是要靠基层试验,靠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去试,通过试错找到对的东西。

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总是要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的因素,不同时期要过不同的河流,并非只过一条河就可以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搞,城市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如何推,事先并不清楚,在试的过程中逐步摸出一条新路。许多成功的做法,是地方、企业先试,效果不错,中央发现后总结提高,推广到全国。中国经济进入中速稳定增长期,要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哪些行业、哪些地方能够率先突破,哪种办法切实管用,也是不大清楚或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顶层设计要求过这样一条新的河流,从此岸到达彼岸,但到底具体如何过,还是要靠基层试验。事后我们知道需要踩着五块石头过河,但开始时看到的是一片茫茫水面。可行的办法是把水面划分为100个方格,逐个试错。如果只有一个主体去试,需要很长时间;10个主体去试,时间只需1/10;100个主体去试,时间就更短了。创新本质上是一个试错过程,真正的改革就是体制机制政策的创新,需要调动社会各个方面去参与、去试验,好的体制机制政策在这个试错过程中才能脱颖而出。

关于政府作用,需要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以区分。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角色差别较大。中央政府在国家安全、发展共识、宏观经济稳定、全国统一市场、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地方政府则致力于经营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各种不可移动资源,硬的如基础设施,软的如营商环境,还要直接介入招商引资,通过有竞争力的不可移动资源去吸引企业这样的可移动资源。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得好,是由于地方政府经营的不可移动资源与企业经营的可移动资源形成了高效互补效应。换个角度说,企业面对市场竞争、开展创新,要花大量精力去应对不确定性。而政府经营好不可移动资源,是在减少不确定性。企业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就可以把主要精力分配到市场竞争和创新活动上,这就是好的发展环境的含义。反之,发展环境差,政府经营的不可移动资源问题多,如基础设施短缺、营商环境不稳,不仅不能减少,反而增加了不确定性,企业不得不抽出大量精力加以应对,能够用在市场竞争和创新方面的精力相应减少,市场活力和竞争力必然下降。

在这种格局下,地方政府的领导力、主要领导人的素质,进一步说,地方领导者的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所谓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创新精神,指能够对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的眼界、胆略和技巧。企业家精神并非企业领导者固有,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组织领导者应该也能够拥有。当然,企业领导者也不一定都是企业家,有的只是循规蹈矩乃至平庸的管理者,政府机构领导者亦是如此。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是地方竞争,这是传统的政府科层组织与市场经济相遇后的产物,或者说是改革前初始条件与改革开始后引入新要素相互融合的产物。地方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领导者之间的竞争,有些地方发展得快且好,是因为当地领导者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政府机构形成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敢于并善于重新组合当地各种不可移动的要素,也就是想干事、敢干事,而且能干成事。强调发挥地方基层的积极性、创造性,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把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推到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的领导岗位上去。有了这样一批人,加上地方之间的竞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东西就会冒出来。

改革就是要理顺关系,理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同的矛盾问题要用不同的体制机制政策应对,用经济学的观点说,就是要成本低、预期稳且可持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用法律的、经济的和必要的行政办法。有的问题要用法律办法,如产权保护;有的问题要用市场机制办法,如价格调节;还有的问题,如应对突发事件,较多的要用行政性办法。容易出现的倾向,是不适当地倚重行政性办法,这样层层加码、形式主义、走极端就在所难免。比如,治理污染无疑是正确目标,但在有些地方变成了一刀切,以行政命令将小企业或化工企业一律关停,产权保护、成本收益都不讲了,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甚至一地鸡毛。强调地方探索、基层试验,就是要找到真正符合规律、符合实际、管用有效的体制机制政策,法律的归法律,市场的归市场,行政的归行政,如此才能提高治理效能。

中国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黑天鹅式的挑战也不期而遇,如中美贸易摩擦、香港乱局和疫情冲击。这些挑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带来困难和压力,同时也蕴含机遇。对华为断供,逼着我们的企业去补短板,而这些短板在风平浪静时是不愿去补的。抗击疫情中所显露的诸多漏洞,也将推动公共卫生管理体制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能否把挑战转为机遇,关键在于能否调动起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创造力,尤其是科技人员、企业界人士和各级政府官员的企业家精神。这方面有大的进展,就能激发出全社会巨大的增长潜能,推动中国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化征途。

2020年5月


[1] “面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改革研究”课题组,课题组负责人、执笔人:刘世锦;课题组成员:曹远征、江小涓、唐杰、黄益平、徐林、李实、张平、刘守英、张文魁、张永生、刘培林、钟正生、赵勇、王子豪、徐晓龙。





第一篇

新发展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挑战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改革重点


曹远征 [1]





一、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经验


近200年的全球发展表明,当代的现代化是基于工业化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性过程。它既是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表现为GDP与人均GDP的大幅提高,更是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经济、教育、社会、文化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生态)制度安排形式的持续变迁。由于工业是以他人为目标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社会化生产,其内生逻辑及外在趋势是市场经济,所以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安排成为虽然不唯一但相对较佳的组织经济的体制形式。与此相适应,社会化的生产与消费使社会形态也逐渐由等级社会转向平民社会,并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呈现加速的趋势,突出表现为中等收入阶层的持续扩大。随着这一阶层的扩大,全民对经济社会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不仅使权利分布出现分散化态势,而且更加细致化。最典型的反映在产权上。产权不仅仅是所有权,也是一组产权束,可分解为所有、占有、使用、收益等多种形式,并具有继续细分的可能;相应地,在社会权利分布上出现知情、参与、表达形式的细致化。为规范社会生活,法治成为必然的选择。通过法治来实行治理,法治社会因而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样式。其中社会成员的决策参与形式成为问题的关键,并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生长的秩序,并可以持续地自我扩展。纵向上,它持续生长,将与之相适应的秩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横向上,它持续扩展至全世界。到20世纪90年代,以“冷战”结束为标志,绝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体制的一致性极大地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全球可贸易程度大大提高,不仅商品贸易有了快速增长,而且生产要素的国际交易也飞速发展。这体现为国际贸易增速快于GDP,而国际金融的发展速度又快于国际贸易。全球性投资贸易自由化的结果是出现了全球的供应链。一个产业不再拘泥于一国之中,而是横卧在各国之间,由此改变了产业的组织形式。产业链条上外包的大规模出现,使企业管理更加扁平化,全球供应链管理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最重要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的基础是体制的一致化。当代的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其他体制的一体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尤其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追求工业化的努力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和市场取向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体现了上述现代化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反思改革开放40年经济成功的基本经验,无外乎两条:通过改革,将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的民族工业化;通过开放,将这一民族工业化进程纳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与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接轨,使中国经济较为顺利地由初级进口替代转向初级出口导向,再由初级出口导向转向次级进口替代,进而转向次级出口导向。依此层层递进,螺旋式上升,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并因升级的加速引致经济总量的一维高速增长。这一特点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1世纪。短短4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2035年前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实际上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更大规模地重现了当年东亚国家经济成长的轨迹及经验。

综上,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深刻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在深刻认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现代化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剖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阶段呈现的经济社会结构,探寻其影响进一步现代化的主要症结,找出克服症结的主要领域和重要环节,徐徐图进,持续改革,力图在每一个时点上都能形成支撑现代化进程的体制依托。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新阶段


所谓中国在更大规模上重现当年东亚国家经济成长的轨迹及经验,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经济事实:一如其他亚洲国家,中国也同样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弱小的工业部门,因其劳动生产率较高而能提供较高的劳动报酬,吸引着边际劳动生产率趋近于零、劳动报酬递减的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这不仅能增加劳动力的报酬,同时也增加了资本产出,成为工业再投资、扩大再生产的来源。由此,形成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过程,即工业化过程。这一工业化过程,也是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不仅呈现为国民经济结构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变,而且在工业内部也呈现为由初级工业化(轻工业)向高级工业化(重工业)的转变。若将这一过程纳入全球经济体系,通过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有机衔接,层层递进,会加快上述结构转变。日本和韩国就是以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跃升的,并晋升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中国的改革开放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区别于其他亚洲国家,中国是在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基础上,引入市场经济并向世界开放的。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曾用“倒爬梯子”来形象地描述这一过程。它有别于在不加管制的自然状态,即市场经济中发育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换言之,4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同样也是体制改革的过程,两者相互缠绕,“横看成岭侧成峰”,构成了中国的特别国情。

从体制改革角度观察,中国过去40年的历程,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它发端于农村,进而出现了路径依赖。中国的改革是1978年从计划经济体制最薄弱的农村环节开始的。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被打破,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得到了发挥,粮食产量迅速上升,加之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取消和流通环境的改善,农民的货币收入大幅增加。受工业化规律的支配,农民将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投资于工业,尤其是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出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这些工业企业无论是所有制形式还是运行方式,都有别于传统的国有国营的工厂,其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由此,在经济的微观基础层面形成了市场主导的“一轨”,其目标和行为都有别于计划主导的国有国营工厂,形成相互对照的“双规并存”局面。反映在宏观层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价格双轨。由于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生长的秩序,在逻辑上,市场“一轨”对整个经济体制变迁具有边际引导作用,并随着这一引导作用日渐加大,市场经济终会取得主导地位,形成“一轨(计划轨)变两轨(计划与市场并存),两轨变一轨(市场轨)”渐进式体制演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事实表明,逻辑的进程与历史的进程是一致的。表现在微观基础层面,时至今日,市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成分,不仅占据GDP的一半以上,而且成为提供就业的绝对主体。更为重要的是,非国有经济所展现的竞争优势,诱导并促使着以指令为目标的国有国营工厂的行为及机制产生了质的变化,使其逐渐确立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治理机制也逐渐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如今,国有企业已基本完成公司化改造。表现在宏观层面,价格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核算的工具,而逐渐具有引导资源配置的功能。起初表现在生活资料上,随后是生产资料,进而是各种生产要素。如今,汇率、利率市场化尚在完善之中,其余价格配置资源的功能已开始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政府行政指令直接调控经济在减弱,而间接调控在加强,呈现出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加快过渡的态势。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并难以逆转。

从经济发展角度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国家战略。但是,在计划经济主导下,工业化都是以扭曲的形式展开的。计划经济强调第一部类优先增长,并利用行政力量以动员的方式进行国家工业化,使工业领域形成大量清一色的国有国营工厂。这种方式虽然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然而,由于国有国营工厂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是以计划指令而不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结果造成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轻的过轻,重的过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人为的国家工业化,为降低工业领域的工资成本,采取了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并通过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限制了人口流动,从而割断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产品与劳动力流动的自然联系。其结果是:一方面,从国民经济产值看,在工农业生产总值(计划经济口径)中,工业的比重占大头;但另一方面,从劳动力分布看,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大头。这表明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成为工业化的支持条件,反而以割裂的方式加剧着城乡的对立。需要指出的是,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动力。

1978年后,随着改革逐步深化,市场经济的发育,使以轻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及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在工业占GDP比重持续提高的同时,重工业比重却在下降,轻重工业的比例由此得到改善。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重工业的比重才再一次超过轻工业并持续上升。这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扭曲的经济结构得到了调整,并重现了亚洲国家工业产业升级的自然轨迹。截至目前,中国已进入重化工业化的中后期,经济结构面临着向服务业的转型。

中国经济体制及中国工业化的上述新变化也深刻地反映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并形成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困难。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吗?”这一问题上。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当代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中心—外围”体系,即发达国家是中心,发展中国家是外围;中心支配着外围,外围服务于中心。反映在经济关系上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两者形成垂直分工关系。若以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类似于发达国家,即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初级产品。但是换一个角度观察又会发现,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尽管是工业制成品,但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多是资本密集型,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又呈现出发展中国家的特征。

上述情况表明,在现有的“中心—外围”世界格局中,中国已处于半中心半外围的地位。从发展中国家角度观察,中国是中心;从发达国家角度观察,中国仍是外围。中国这种半中心半外围的国际地位,不仅带来认知的尴尬,更成为世界格局变动的新因素。中国以此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未来的世界秩序期待中国方案、中国行动以及中国发展。

通过对以往40年中国现代化努力的回顾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 表现在经济体制上,市场经济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并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市场经济活动在细枝末节的娴熟运行,奠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使其日趋完善且具有不可逆转的趋势;表现在经济发展上,经济结构出现了符合规律的升级,不仅重化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逐步升高并日益高技术化,而且服务业比重开始超过工业,显现出国民经济活动支柱产业的势头。这些都表明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并步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阶段。综合上述两个方面,中国在已有的“中心—外围”格局中已脱颖而出,不仅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而且成为半中心半外围的经济体,影响着全球的未来。凡此种种都表明,过去40年体制安排是有效的;通过持续性的因势利导式改革,体制已成为支撑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依托。这既是改革开放初心的体现,也是中国成功经验之所在。





三、财政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


然而,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经济社会又到了新的转型时期,需要体制创新,进行新的体制安排。过往的体制导向支持工业化,尤其是支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但是,一方面,重化工业产能的过剩标志着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产业升级的方向;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更好的生活质量也成为社会的需求。两者都指向了服务业,产生了服务业的发展日益快于制造业的历史趋势。目前,服务业在GDP的比重已达56%,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体部门。这预示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从而使得过往的体制安排显得应对空间局促,缺乏弹性。结论由此显而易见。面对后工业化服务型社会的来临,需要更新观念,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顶层体制设计并精心实施,通过持续深化改革,使体制始终成为支持现代化进程的依托。因此,需要对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需求做出描述。

首先,服务性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显著高于实物产品,即它更多地服从于偏好,更少地依赖基本需求。由此决定了其不仅行业分布广、分化日益细化,而且同种服务产品也有层次之分,品牌时尚也成为影响因素。个性化需求是服务业面对的基本事实,并因此形成有别于实物产品具有的客观标准,难以进行大规模制造,从而对经济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举例来说,乘用汽车是满足出行需求的,需求单一且可同质化。与此同时,汽车物理属性决定它的零配件数量标准,并因此决定了汽车的单位生产成本。从管理学角度观察,汽车的这种性质决定了汽车进入市场的时点及生产规模的参数。对政府来讲,这些参数形成的量产规模决定了用地面积、投资数额、建设进展及阶段划分等经济指标,政府可以借助这些参数形成产业政策及相关的扶持措施。换言之,由于汽车工业参数的客观性使其生产可以依赖行政手段进行安排。相比之下,服务性产品标准不具备物理的客观性,而是约定俗成的,并会持续衍生,从而难以利用行政手段介入产品的生产方式和提供方式。因此,创造适应服务业发展的氛围成为政府的要务。此前,政府的管理更多是通过专业监管来发挥作用。因此,简化行政审批,尤其是准入审批,规范准入后监管和加强政府全程服务应成为题中之义。深化“放、管、服”改革,使体制具备弹性是必然趋势;而立法立规,建立社会和产业的长期预期,依法依规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形成行业自律和外部专业监管相互支撑的体制机制是体制安排的要义。

其次,由于一般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通常低于制造业,这就使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下降,造成经济增速放缓。为避免经济增长的过分减速,就需要推动服务业高端化。国际经验表明,医疗、教育、科研、金融服务等是高端化的主要领域。在这些领域建立并完善与其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尤为重要。而现行经济体制极不适应创新国家建设的历史要求,并特别突出地反映在科研成果的转化上:既未有效地建立鼓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转化成果的体系制度安排,也缺乏对科研教学人员成果创新与转化的激励机制,全社会尚未形成尊重科研成果的氛围。从国际经验看,对科研人员和知识产权的专门立法及保护十分重要。这是推动创新与转化的关键。

最后,服务性产品的提供需要社会基础设施予以保障。除硬性基础设施外,更多的是需要诸如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基础教育、养老体系等软硬兼顾,甚至以软为主的基础设施。从目前的情况看,社会基础设施不仅投入不足而且也未形成长效机制。就医难、就业难、养老难就是体现。由于社会基础设施具有外部性,政府加大投入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创新制度安排,吸引民间资本参与也是可行的。各国经验表明,这一领域也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重要领域。举例来说,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是当前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对此政府不必一味加大投入,而可以采用教育券的形式,发放给需要受教育的儿童家庭,由其选择到教育资源充沛的地区,或公办或民办的学校就学。这种当地政府购买异地教育服务的PPP方式,既减轻了当地政府的财政压力,也有利于全国教育资源的均衡使用,同时还解决了家庭团聚等社会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PPP方式在中国运用已有多年,但多用于硬性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运营却始终不变。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已有的PPP方式运用中,不少项目发生在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这实际上与PPP的初衷相悖。PPP的核心是利用政府与民间商业机构迥然不同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彼此相异的激励机制,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政府与民间资本的伙伴关系,实现激励相容,这也是PPP成功的基础。而政府和国有企业,因目标一致,治理结构多有雷同,激励机制差异不大,极易造成过度投资,项目运营难以维持,陷入“债务陷阱”。简言之,在PPP方面,政府的职责仅是出制度、出监管,并以立法的形式巩固下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提醒我们,建立和完善包括PPP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投入与运营体制,并形成长效机制已刻不容缓。

综上所述,服务业发展以及由此预示的后工业化服务型社会的来临,产生了对体制安排的新需求。它不仅反映在经济体制上,还反映在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涉及国家治理体系的其他配套体制建设上。换言之,新时期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要求已迥然不同于工业化时期,它需要新体制,需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深化改革。

这一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要求首先反映在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职能改变上,突出地体现在财政体制改革上。现行的财政体制建立于1995年,那时中国尚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虽然工业快速发展,但重工业比重仍落后于轻工业,即轻型工业时期。当时的体制改革要求就是如何形成支持重化工业的制度安排。由于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是工业化的主要推动者,财政体制的设计目标就成为:在保护政府,尤其保护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积极性的同时,在国民收入方面,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理分配。在约束条件下,这种维持原有事权,仅就财力及相应财权的有限改革目标的设计,体现为两个比重的提高:财政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比重的提高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的提高。

近25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表现表明,当时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是合理的,效果也是明显的。这不仅反映在两个比重的提高,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提高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保障了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有序上。这一目标设计既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结构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支持,也支持了“抓大放小”、压锭限产、破产重组等一系列改革举措。1995年以来,重工业的比重再次并持续超过轻工业,既标志着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重新进入重化工业化,也彰显了这一轮财政体制改革的有效性。

必须指出的是,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重化工业纳入全球化,使中国工业水平开始全面升级,这一财政体制的历史任务不仅基本完成,而且因当年有限目标设计使其弊端日益暴露。由于在财力向中央集中的同时未界定政府的事权,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致使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责任不清晰,造成地方政府为经济建设过度举债,不得不依靠土地出让金来偿还,形成政府支出日益依赖“土地财政”的顽疾。这同时成为房价高涨、妨碍民生、营商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改革并重塑财政体制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重点领域。

首先,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看,财政体制改革应顺应后工业化服务型社会的要求,从政府职能由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着眼,从事权改革入手,重新厘定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加大包括社会基础设施在内的民生支出,减少对硬性基础设施,尤其是竞争性工业投资的支出;切实硬化预算约束,建立权责分明、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可追溯可问责的财政新体制。

其次,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上,基于中央财政财力占大头的客观事实,将包括社会基础设施投入在内的全局性和重大的支出责任集中于中央,以形成中央财政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厘定地方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以加快政府由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步伐。这既可以匹配其财力占小头的实际情况,又可满足服务型社会政府服务在基层的客观需要。若地方财力不足,可由上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在规范透明原则下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予以弥补。只有特定情况或特殊地区可使用专项转移支付。

再次,规范财政收入来源,全面纳入预算管理,使之正常化、制度化,形成稳健的预算收入。一是在《预算法》的基础上,切实打通税收收入、政府基金收入、国有资本所得收入以及社保收入之间的连接,做到统一预算。更重要的是统筹支出,特别是建立将国有资产所得收入作为调节社保支出的规范化制度保障,以应对老龄化趋势。除国有股权正常性地划入社保,使社保获得稳健资本利得收入外,在老龄化的高峰阶段,还可通过国有资本变现的办法来弥补社保支出。二是在稳定财政预算赤字的基础上,建立国债弥补的正常化机制。其中的重点是建立有序的、国债市场需要的、期限结构合理的体系性的国债品种,以稳定金融市场预期。必要时可发行特别国债,以弥补非正常支出。顺便指出,上述两条都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及金融体制的改革具有支持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需加以重视。

最后,在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展开适应服务业发展的税制改革。一是增值税转型改革。以前虽然进行了营业税的增值税改革,促进了服务业发展,但毕竟现有的增值税基础还是生产型的,需要加大向消费型转型的改革力度。二是推动消费税、房地产税及遗产税等税种的设立。这不仅有利于开辟、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而且具有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导向作用,并能公平赋税。

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是一半财一半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建立适应现代化新阶段后工业化服务型社会发展需要的财政体制,是一项基础性的龙头改革工程。这一改革只有定位准确并积极展开,其他改革任务才能相应展开,配套机制才能形成,功能才能发挥。以金融为例,一旦建立了在财政赤字稳定基础上的有秩序的国债市场,金融机构在资产配置中便会大规模持有国债,它们可以通过卖出国债来获取流动性,而央行可通过买入国债来影响利率。由于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即市场基准利率,如果国债品种期限和结构合理,这一基准利率便可以从近端向远端传导。如果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这一基准利率,就会使市场收益率曲线发生系统性响应,当前所谓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央行的货币政策便由数量调控转向价格调控,相应地,也会引导中国金融机构围绕这一无风险收益率曲线进行风险资产配置,从而推动中国金融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利率市场化,即“建立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金融体制改革目标的初衷所在。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正处于由工业服务型社会向后工业化转型的起始阶段,未雨绸缪,面向未来进行体制安排的设计十分重要,其中财政体制改革是关键。





四、重视城市化率与居民收入的增速


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其中后一个一百年又分两步走:第一步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步到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未来的15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经济总量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要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是人类千百年来的追求,也是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这就要求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此,需要建立支撑全面发展的体制依托,“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深化势在必行。当前以财政体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仅是前奏,是突破口,未来改革还需要深入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体制上。面对这一改革态势,有必要从更广的视角,通过梳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进一步确认改革的时序、顺序安排及推进方式。

一般认为,过往40年来通过持续性的深化改革,建设了满足工业化需求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合乎逻辑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实现了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这成为中国经验的基本内容。但这仅是故事的一面,中国故事的另一面,或许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更为重要的一面,是中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381元,当时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更低至134元。按当年的汇率核算成美元,人均收入分别为120美元和50美元。如果按2011年以不变价人均2300元、现价为3000元的贫困线标准计算,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1978年,97.5%的中国人口是达不到贫困线标准的。2019年,中国GDP已达99万亿元。换算成美元,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按人均收入通常为人均GDP的90%计算,201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已超过9000美元。

40年来中国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不仅扩大了物质产品消费,支持产业升级,也增大了服务产品消费,反映在社会指标上是人均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几乎人人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医疗健康水平也显著提高,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预期寿命显著增长。中国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带来的消费增长,使2019年中国商品零售总额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由此也使中美贸易之争变为世界消费中心转移之争。它使中美贸易摩擦不至于出现零和的结果,而有可能向中美共治(G2)的方向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居民收入的提高不仅扩大了物质产品消费,也使服务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均得以提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也得到发展,并且还有可能引领全球化。这些既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鲜亮底色,也决定了持续提高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在未来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如果更深层次细致观察中国的居民收入,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居民收入仍在增长,但是阶层却出现分化,出现了“两个中国”的现象,即一个高收入中国和一个低收入中国。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2019年相关研究报告,2018年有3亿人口的年人均收入在2万美元左右,而另外10亿人口的年人均收入仅为4500美元,两者之间不是通常的连续正态分布,而呈现为不连续“工”字形分布。对一个3亿人口的高收入中国而言,其人口总量已与美国人口相当,其消费能力与消费习惯直追美国,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人群,主导着消费升级,引导着产业变动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是3亿人口的高收入中国与3亿人口的美国之间的竞争。对一个10亿人口的中低收入的中国而言,其人均年收入水平仅仅达到小康,有的甚至刚刚脱离绝对贫困。在这个群体中,恩格尔系数仍在较高水平。他们虽然对美好生活具有强烈的向往,但消费能力有限。他们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沉默的主体,主动性不强,只是被动接受市场经济而尚未或难以积极参与。这“两个中国”构成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新二元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新的经济社会的二元性已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二元性。当时的二元性是工业经济和传统农业经济的二元性,在社会形态上表现为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的二元性。这存在于工业和农业之间,呈现在城乡之间。与此同时,因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人为割裂,导致了城乡对立,表现为农村拥有庞大的剩余劳动。现在的二元性是人均收入的二元性,虽然仍表现在城乡之间,但性质已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力量促使二元经济向一元化的工业经济转变。它表现为在工业GDP比重升高的同时,传统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领域转移,进而使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与工业部门同向上升。如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人均收入与工业部门劳动力人均收入的差距明显缩小,在许多地区已经基本持平。这预示着农业部门劳动力虽然还过剩,但只是相对过剩,绝对过剩的现象已经消失。这种工农业部门劳动力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表明目前人均收入的二元性不是因工业和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造成的,而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特殊城市化道路产生的新问题,集中体现为“地城市化了,人却未相应地城市化”。

用一种更学术化的详细表述,即由于工业是大规模生产的,工业的聚集地就是城市,所以工业化必然导致城市化。城市化表现为人口的集中,并因人口的集中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相应地产生了包括公用事业、房地产等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由此使工业化中后期出现了城市化快于工业化的现象。改革开放40年来,市场导向的工业化虽然无可避免地出现了符合规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但是更多地表现为工业基础设施的城市化。在出现多个千万人聚集的大城市的同时,对人服务的城市化却严重滞后,就业难、就医难长期存在。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从体制角度观察,是市场取向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克服了计划经济造成的工农业分割和城乡对立,从而支撑了工业化,但因社会体制的束缚,城市化又不能以其自然过程充分展开,从而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换言之,中国的城市化在受工业化规律支配的同时,却因社会体制的制约,以扭曲的形式展现出来,这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人的身份,尤其是农民工的身份上。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已达到60%,但其中仅有40%左右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常住居民,其余20%是农民工,人数高达2.8亿。他们在城市就业,但不拥有城市户籍,属于半城市化人口,不仅因流动性强,工资难以正常增长,而且也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各种福利。收入长期盘桓,使他们对未来预期不稳,造成了他们消费行为的扭曲。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2019年的研究发现,目前8亿农民中,家庭收入的50%以上来自城市务工收入,如果把诸如良种、化肥、农药、农机和休耕等补贴以及农产品支持价格也计算在内,农户来自城市的收入已近70%。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是维持基本生存,而不是发展,其消费仅占工资支出的30%。农民工家庭在城市拥有住房的比例仅为18%,培训、住房、娱乐等发展性人力资本支出更是微乎其微。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70%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由于农村缺少就业机会,又使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加重了其收入的徘徊。这种情形造成了其极低的边际消费倾向。虽然过去10年最低工资每年平均提高10%以上,但农民工的消费并未同比例上升。由于农民工数量庞大,这种态势开始在全局影响有效需求的提升,久而久之,会使产能过剩更加严重。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都是当务之急。这既是解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遗留问题,也为未来后工业化的服务型社会的城市化铺平道路,因为中国不可能带着8亿农民进入现代化。建议在“十四五”期间重点解决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两个问题:

第一,以农民工城市户籍为表征的深层次配套体制问题。2019年,中国政府宣布300万人口以下城市全部放开户籍,500万人口以下城市重点人口放开户籍,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积极落实积分落户政策,这为农民工市民化打开了大门。但是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一个户籍登记,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涉及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资源配置的众多方面。我们认为,在住房方面,发展方向是培育租赁,尤其是长租和以租代售市场,不仅政策要向这方面倾斜,而且应该形成制度并使之长效化;在子女教育方面,可用教育券来调配现有教育资源,挖掘潜力,并放松民办教育的准入限制,延长中小学教师的退休年龄,鼓励已退休的教师到民办学校任教,同时用政府购买的方式扩大特岗教师名额及支持力度;在社保方面,首先要解决异地社保以及新农合的转接,尤其医保的结算问题,形成规范并广而告之,在此基础上鼓励企业将年金制度及商业保险覆盖到农民工。

第二,土地尤其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流转制度问题。目前,农田用地已允许用益权的转让,同时也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但在细节上的改革深化仍不足,致使其流转不畅,需再抓落实,打通“毛细血管”。与此同时,要积极研究宅基地的流转制度并在“十四五”期间给予兑现。上述这些土地流转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克服农民瞻前顾后、不愿长期融入城市的心理,促使其生活习惯及消费行为向城市化转变,以克服社会的二元性。

我们认为,既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工业化以及由此推动的城市化是中国居民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的主要途径;既然中国经济社会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并呈现出服务业加速发展的势头,以后工业化服务型社会的全新视野,超前规划城市化路径、体制及区域安排就势在必行。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其城市化路径可能有别于其他国家,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和城市带可能是其发展方向,而不是遍地开花的城镇化。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城市发展规划及协同体制建设尤为重要。

从全局看,面对城市化的新趋势,可考虑调整行政区划,改革行政体制。过去的行政区域建立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以土地尤其是耕地面积为主要依据,相应的行政组织形式是省—地—县。尽管近年来因城市化发展,不少地和县已改为市,但总体来看仍未脱离原行政区划的体制框架,其行政管理思路,特别是县一级行政管理思路还拘泥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管理模式,仍不适应城市化的发展。我们认为,未来行政区划的框架应以城市为基础,不仅管理理念要告别传统农业社会,而且行政组织形式和政府功能也要相应地与现代城市管理相匹配。建议对此应未雨绸缪,早做研究,并做好预案。

我们注意到,过去10年是中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10年。“十二五”规划提出“两个提高,两个同步”,即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资收入的比重并使其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在国民收入中,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并使其增长与GDP增长同步。随着“十三五”规划的持续发力,10年来,顺应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开始制度性地进入经济社会生活,使中国城市化率一改过去波动增长的态势,进入每年1%以上的稳定增长轨道。与城市化相适应,10年来,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GDP增长同步,而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增长又显著高于GDP增长。经过两个五年规划,再加上脱贫攻坚,今年(2020年)不仅中国居民的平均收入有望比10年前翻番,而且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还将高于平均水平。特别是今年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使中国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有了强劲的扩大。中国因此成为超过美国的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测算,如果未来15年中国城市化率维持现有增速,中国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有望继续维持高于GDP增速的增长;如果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维持在5%以上,再增长15年,到2035年,中国居民收入会再翻番;如果10亿人口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平均速度,15年后可达到目前中高收入阶层的水平,仅此一项,2035年,中国就是20万亿美元的居民收入规模及相应的消费市场,它会使现有的低水平的产能过剩大大缓解,为夕阳产业转型提供时间和空间。如果不断深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使这一市场规模加入全球化,中国不仅能带动世界经济增长,而且能引领全球化的潮流,以实际行动改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而为人类实现全球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纲举目张。面向2035年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对内是以新型城市化为纲,着力促进中国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为扩大以最终消费为目标的内需创造条件;对外是以中美关系为纲,创造和发展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内需扩大的基础上,缔造以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性化为代表的制度性开放体系,使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有机地融入世界,以此来捍卫和引领全球化。


[1] 本文作者曹远征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刘培林 [1]


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我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我国面临着许多迥异于以往的问题和挑战,我国自身的经验、国际上的经验,似乎都难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直接的借鉴。为此,需要深入分析今后发展的潜力、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围绕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挑战、新问题,寻找可行的解决之道。





一、我国现代化的可能前景


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参照日本、韩国等一些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经济体经验,从潜力上讲,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我国名义人均GDP接近美国的40%,经济总量以一定幅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有可能的。 [2]

如果我国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避免大起大落,管理好对外经济关系,顺利释放到2035年的发展潜力,并在此基础上再经过15年的努力,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人均GDP水平达到美国的一半,那么,我国的GDP将有潜力接近美国的2倍,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将更加突出。

我国经济规模大起来,成为世界第一,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多直接的意义。巨大经济规模意味着许多现实和潜在的产业具有实现规模经济的空间;即使按照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比例投入研发资金,我国可以动员的研发资金总量也要比一般国家多得多,从而可以同时支撑很多领域的技术研发。同样一件技术突破在我国的溢出效应会很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间接意义,即我国将享受到不成比例的大优势,但也要承担不成比例的大责任。比如,在我国经济总规模世界第一、GDP占世界的份额达到30%后,全球500强榜单中落户我国的企业数量将远远超过30%;研发人才总量占全球的比例也将超过30%,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体系中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30%。当然,在全球诸多公共物品供给中,有一些公共物品需要我国承担大于30%的份额。从一定程度上讲,不成比例的大优势和大责任是对应的。





二、增强对财富的吸引力


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经济规模增长到上述体量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将相应增长,会形成一大批中等收入群体和一定数量更加富裕的群体。而中等收入群体和更加富裕群体的未来增量,将主要来自民营部门。为此,需要围绕提高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感深化改革,健全法治。没有这样的改革和法治保障,共享发展理念中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内涵将难以完全落实,进而创新发展和生产率提升的动力会打折扣,社会公平正义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深化这方面的改革,也是提高储蓄和资本积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内在需要。根据亚非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富转移报告》数据,2018年我国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私人财富市场,2008—2018年我国私人总财富增长了130%,增幅居全球之首。 [3]

但是,仅2018年一年,我国高净值人士净流出数量占比为2%,虽然从占比上不是全球最高的,但涉及的人数为1.5万,从流出的绝对数量看位居全球之首。 [4]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瑞士等作为高净值人士迁入数量最多的国家,分别净流入1.2万、1万、4000和3000人。

正是认识到高净值人士对于本国发展的积极意义,一些国家和城市,比如新加坡和迪拜,通过加强对私人财产保护的法律,完善配套政策,争相吸引高净值人士迁入。2013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星展银行举办的“亚洲洞察”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曾经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让10位10亿富翁迁入新加坡并在这里建立基地。这里的基尼系数一定会恶化,但我认为新加坡将变得更好,因为他们将带来企业、带来机会,他们将开设更多门店,他们将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5] 新加坡也早在2004年就颁布了《商业信托法》 (Business Trust Act)。目前,有20家商业信托机构依据该法而成立。凭借良好的法律保护,这些信托机构为新加坡吸引了大量的外来财富,包括来自我国的财富。其他的高净值人士净流入国,无不具有周详而严格的财产保护法律制度。

高净值人士的流向,主要取决于财产安全性,以及税负尤其是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高低。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而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背景下,我国高净值人士流出数量全球最多,说明流出主要是出于财产安全性方面的考虑。在可见的未来,全球各国政府不可能联合管制资本流动和资本避税。因此,税负这个影响因素对于高净值人士流动的影响程度,将会和目前类似。如果考虑到我国未来可能出台遗产税和赠与税,那么我国对高净值人士的吸引力将会比目前更低。今后我国要抵消这些促使高净值人士外流的推力,加大对他们的吸引力,就必须从法律上比其他国家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财产,给他们高于其他国家的财产安全感。这对于激发和创新企业家精神,活跃发明创造和创业,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提升国家竞争力,稳定社会,都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围绕为人民群众提供财产安全感而实施的改革,至少在近中期不会拉大收入和财富差距。

第一,这方面的改革将推动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扩大,这会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在可预见的未来,因为文化、宗教、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这方面的改革虽然可以增加我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对高净值人士的吸引力,但尚难以吸引其他国家高净值人士大规模迁入我国。这方面的改革在今后一段时期所能起到的效果,是减缓我国高净值人士外迁。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本土高净值人士如果大规模外迁,固然可以缩小我国的收入和财富基尼系数。看上去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状况改善,是以降低平均收入水平为代价的,且损害发展后劲。与这种格局相对照,如果我国高净值人士绝大部分留在国内,虽然收入差距会比他们都外迁的情景下高一些,但平均收入水平相对而言则会高一些,也更有利于积蓄发展后劲。这种意义上的收入差距是我们应该承认和接受的。我们谋划的现代化中的共同富裕的含义,本来就是指在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而不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作为唯一目标。

当然,实施这方面改革后,如果从更长期角度看我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其他国家高净值人士和顶级富裕阶层大量迁入我国,我国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会因此拉大,但所带来的税收、就业机会等也会增多,政府可用于转移支付的财力也会增多,社会捐赠也会增多。这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国家的发展。





三、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2020年之后,我国明显不再是在给定外部环境下谋求自己发展的小经济体,我国自己的战略判断、战略安排本身就会对外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并反过来影响自身。甚至在2020年之前这个态势就已经比较明显了。这就决定了今后对所处外部环境的判断需要一个新的角度,即把自身作为自变量的角度。以往我国在战略谋划时把外部环境作为给定条件的做法,需要做出重大调整。





(一)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堪比一个大洲的国家,之所以能在短短40年时间里,从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低收入国家,跻身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一个重要前提是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正是基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判断,我国才得以聚精会神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做出了“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部署。回顾过去的历史,可以说对国际环境的判断是准确而富有远见的。

今后10~20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最吃劲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要释放我国所具有的发展潜力,最重要的前提是和平的国际环境。历史经验表明,即使经济总规模处在世界第一,如果技术水平尚未达到全球前列,也未必有绝对的国家安全。比如,按照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收集的数据,1840年前后中国GDP是英国的4倍,但仍在与越洋而来的英国舰队在家门口进行的鸦片战争中败北。

历史经验也表明,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犹如逆水行舟。虽然1870年时中国经济总规模仍然为全球最大,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出40%,接近排名第三的英国和排名第四的美国的2倍,相当于当时日本的7.5倍,但是之后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经济总规模因为人均产出快速增长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而直线上升,中国经济总规模因为人均产出降低和人口减少而绝对下降。中国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在短短20年内被美国取代,用“其衰也忽焉”来形容中国经济当时的情形并不为过。这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

其他学者对历史经验的研究还表明,在世界第二大经济规模爬坡最吃劲、国际力量格局对比迅速变化的时期,更是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和相伴随的战争风险。

由此可见,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我国未来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有了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个条件,不论发展步伐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实现现代化都是可期的。但倘若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国的发展进程将和其他国家一道受到重大冲击,长远影响难以预计。从这个角度讲,和平的国际环境,不仅仅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外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国乃至其他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指出新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的同时,也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十九大报告还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我国在谋划未来改革发展时,应该进一步明确重申自己坚持和平发展的主张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明确提出自身对今后15年乃至30年世界环境的判断:全球格局和平重塑的关键期。其含义有两个:第一,世界格局会有重大重塑;第二,中国不谋求战争,只进行积极防御。

当然,在这种判断之下,需要处理国际关系的高超智慧,做出关于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的“可信承诺”,才能让对方也选择和平应对的博弈策略。如果甲方让他方确信甲方备战,他方的必然策略就是应战;如果甲方做出可信承诺,让他方相信甲方谋求和平,他方主动发动战争严重拖累其自身发展但又不能吃掉甲方的话,他方博弈的最佳策略才会是谋求和平。





(二)形成基于均势的技术安全格局


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是我国核心利益所在。维护该核心利益的一个决定性条件是,要有持续的技术来源。未来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技术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自主研发和引进。

两方面的技术来源,都要求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前文说到的给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的改革。无论是激发本土科学家和企业家创业创新的积极性,还是吸引华裔乃至发达国家的战略科学家和前沿科学家来华,都离不开这个前提。

两方面技术来源中,自主研发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是自主研发,也离不开和全球的技术合作,离不开全球产业链和技术网络的支撑。

要获得全球产业链和技术网络的可靠支撑,保障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技术来源,需要思考一个重大问题:我国秉持什么样的技术安全观,才有利于赢得全球技术网络中尽可能多的伙伴的信任和顺畅的合作?

我们的建议是,我国应该秉持基于大国间技术能力均势的技术安全观,并做出相应的可信承诺。直观地说,对于我国而言,并非只有在360行中行行皆状元,才是技术上安全的,而只要在120行中真正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就可以和其他主要技术伙伴形成技术上的均势。这种基于均势的技术安全观对于其他主要大国而言,构成了我国不会从技术上卡它们脖子的“可信承诺”,它们才愿意顺畅地和我国开展技术和贸易投资往来,大家都没有积极性改变技术均势。

之所以要秉持这样的技术安全观,最直接的原因是单个国家,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做不到360行行行皆状元。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原理,可以用博弈论中的逆向归纳法加以说明,即从21世纪中叶我国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情景出发,逆向归纳。

按照前文的预测,如果不发生重大反复,到“十四五”末期,最迟到2035年,我国经济总规模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再经过15年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我国按照官方汇率折算的规模,将成为世界第一,且远超世界第二的美国。

可以预期,随着届时我国经济总规模达到世界第一并远超世界第二,即使仅仅按照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比例投入研发经费,我国也可以在比其他国家宽得多的领域内开展研发活动。再加之前面说到的第一大经济体所享有的不成比例的大的资源配置能力优势,届时我国享有优势的技术领域会更宽,也许不只120行里是状元,而很可能是150行甚至180行里是状元。届时真正担心技术上被卡脖子的就是其他国家。

按照博弈论中逆向归纳的原理,其他国家出于对未来这种局面的担心,如果它们在眼下不能获得我国做出的保障它们技术安全的可信承诺,它们眼下的最优战略就是联手从技术上卡我国的脖子,遏制我国技术发展,从而阻止我国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一,进而避免对未来它们技术被卡脖子的担心。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发达国家与我国的技术交流和人才往来,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今后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力度进一步加大,持续时间过长,那么,我国技术进步速度会受到很大影响。虽然完全靠自力更生也能逐步实现技术进步,但在逆水行舟般的国际间技术竞争中,我国技术进步步伐会大大慢于其他国家的联合体,进而导致我国甚至连120行都难以成为状元。

要破解这样的困境,我国眼下就需要确立和阐明基于技术能力均势的技术安全观,并做出相应的可信承诺,即表明自己不会凭借新型举国体制追求在所有技术谱系上占据全球前沿;做出不发展某些产业和技术的可信承诺。只有秉持这种技术安全观和做出相应的可信承诺,才有可能使得眼下已经遭遇到的技术封锁力度不会进一步加大,并争取在未来逐步缓解。

秉持基于技术能力均势的技术安全观,并做出相应的放弃发展某些技术的可信承诺,会不会自废武功?能不能真正使我国发展获得全球产业链和技术网络的保障?这还取决于我国在自己所要发展的120行内能否真正成为状元,能否在别国从其他领域卡我国脖子时,对等地甚至更大力度地实施反制。只要我国在自己所要发展的120行内能通过技术能力累积效应形成正反馈,巩固并保持自身优势,那么,就可以期待顺畅地和其他国家开展技术和贸易投资往来,博弈各方都没有积极性改变技术均势。有了这样的技术安全格局,我国才能把现代化的可能前景变为现实。





(三)设置“四零”和“对等”议题,引导国际经济规则重塑


美国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挑起了一系列国际经贸摩擦。在贸易摩擦早期,特朗普提出国与国之间经贸关系要“对等”(reciprocal),并于2018年6月G7(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的“三零”。从字面上看,与“三高”(高关税、高非关税壁垒、高补贴)甚至“三中”和“三低”比起来,“三零”是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与目前实际发挥作用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比起来,也是更加自由的、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

特朗普高调地说着“三零”,却行着不断挑起贸易摩擦之实,对我国和很多国家加征关税,并重新谈判了包括《北美贸易协定》在内的重要贸易协定,退出了原来签署的一些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甚至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在倒退,全球经贸往来并未朝着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方向演变,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演变。所以有人认为,“三零”和“对等”从来就是特朗普开全球化倒车的借口,因为这根本不可能实现,注定了只能是一个口号。

但是也要看到,美国在主要针对我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也的确秉持“三零”的精神,和欧洲、日本进行了多次三边谈判,达成了一些初步共识,并有意识地在初步达成的意向中限制参与谈判各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6] 这似乎又表明美国提出“三零”是认真的,最终目的是推动形成对等的、更加开放、自由、高水平的国际经贸往来规则,若别国以“三零”来之,美国则以“三零”往之;若别国不以“三零”来之,美国则以“三中”甚至“三高”往之,直到别国接受“三零”。

我国在和美国艰难谈判的同时,采取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做法。我国积极主动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程度和层次,扩大深度开放的地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举办进口博览会,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了我国坚定扩大开放,引领和推动全球化向更高水平迈进的主张。尽管如此,在到目前为止的中美谈判中,我国并未赢得充分的主动。

放眼未来,如果我国长期对“三零”不接招,有可能会面临多方面挑战。首先,“三零”代表着比现行规则更开放、更自由、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可以预期,如果美国将来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提出什么系统性主张,很大程度上也将以“三零”为蓝本。应该说,“三零”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一直倡导的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主张并不矛盾。无论在中美双边往来还是在涉美的多边经贸规则(如WTO改革)中,我国对“三零”置之不理虽无不可,但姿态上比较被动,道义上处于下风。

其次,“三零”虽不可能完全落实,但美国确实秉持其精神,与欧、日进行了多次谈判,达成了初步共识,并有意识限制各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旨在排斥我国。如果这些共识成为主流,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将明显恶化。

最后,新冠疫情暴发前美国就有人推动与我国脱钩,疫情暴发以来该态势更明显。脱钩不符合我国利益,但我国如对“三零”长期不接招,则美国可能以下列由头推动脱钩:虽然美国愿以“三零”原则开展经贸往来,但中国却不接受,可见中国不愿意推动全球化深入,所以美国只能以“三中”甚至“三高”作为权宜之计,直到中国接受“三零”。如果中美真的在一定程度上脱钩,全球经贸往来会分化为以中美为核心的两个体系,则我国不仅在经济利益上不会受益,美国也很有可能以我国拒绝“三零”这样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为由,把“锅”甩给我国,我国在道义上有可能更加被动。

可见,长期对“三零”高挂免战牌,并不符合我国的利益。那么,我国接招“三零”的困难在哪里呢?最大难点是“零补贴”。我国接招“三零”中的“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虽有一定难度,但难度不及接招“零补贴”。从关税看,根据《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引用的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15年中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已降至4.4%,已接近美国(2.4%)和欧盟(3%)的水平。从非关税壁垒看,各国都有从自身情况出发设置的壁垒,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壁垒并不明显少于我国情形。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也与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相吻合。从补贴来看,美国也有大量针对企业的五花八门的补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但一般认为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对企业的补贴力度更大。我国对企业的补贴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二是为了促进研发和创新。

我国出于促进技术研发的目的而坚持补贴企业,而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则以我国的补贴为借口对我国实施高技术出口限制。我国不接招“三零”和美国实施高技术出口限制互为因果、互为理由,两者形成了一个“死扣”。

这个死扣导致美国对我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正在日益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我国产业链断链。美国历来对我国有高技术出口限制。贸易摩擦爆发以来,美国变本加厉,许多政府部长级官员公开针对华为开发的5G技术、我国的军民融合战略等,提出种种对抗的“阳谋”。就在最近,美国商务部提议进一步强化数十种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新产品对华出口限制,甚至考虑要将其长臂管辖延伸到国外,如付诸实施,则美国以外的企业在向中国出售某些“包含美国技术的商品”时,还要获得美国政府许可。可以预期,未来美国将针对我国实施更多、更严的出口技术管制。

从我国角度看,美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固然阻挡不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我国自主创新,但毕竟会影响我国技术进步速度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不符合我国核心利益。为此,我国也就不得不增加对企业的补贴。从美国角度看,高技术出口限制不利于缩小其对我国的贸易逆差。这样一来,对华出口限制的“扣”,会和我国对企业进行补贴的“扣”相互锁死,美国将有可能进一步把水搅浑,把贸易赤字归咎于我国没有实现“三零”,而不从其自身实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上找原因,导致我国更加被动。

综合考虑上述所有因素,为了在中美经贸摩擦有可能长期化的情况下赢得主动,避免中美经济脱钩和全球经济体系分割为两个体系,在阻力重重的背景下引领和推动全球化不断深化,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应在主动扩大开放的同时,拓宽思路,审时度势,择机设置国际经贸议题,以赢得主动。

具体而言,一种方案是接招“三零”,并把高技术出口限制也作为一种贸易壁垒,纳入“三零”中的“零非贸易壁垒”议题下,展开谈判。另一种更加主动、特色更鲜明的方案是“四零”和“对等”的国际经贸议题,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零出口限制”,和主要经济体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对等”的经贸往来规则。设置“四零”议题有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借力打力,进退自如,在包括中美经贸谈判在内的国际谈判中以攻为守,化被动为主动,更好地维护我国核心利益。设置“四零”议题,我国虽然接了“三零”的招,但“零出口限制”也对美国进行了强力反制,美国如拒绝“零出口限制”,就会失去道德上的合理性,推动和我国经济脱钩也就失去了“口实”。美国如果愿意在该议题下和我国展开谈判,将有利于我国获得长期发展所需的技术,更好地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将推动美国缩小贸易逆差,因而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第二,该议题代表的是真正高水平的全球化,是比目前国际上各种提议更加开放自由、更高水平的关于全球经贸往来规则的系统主张。虽然该议题无法完全落实,却是一个可以避免全球分裂为分别以中美为核心的两个体系、引领全球化深入下去的、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谈判起点。

第三,设置该议题未必会损害我国核心利益。这是因为,全球实际经贸运行规则从来都是谈出来的,而最终谈出来的格局,和谈判起点是“四零”还是“四高”(高关税、高非关税壁垒、高补贴、高出口限制)抑或是“四中”,关系并不是非常直接、非常紧密。以“四零”为起点的谈判,一定是在关税、非关税、补贴和出口限制方面“掺沙子”,往“非四零”方向做一定幅度“后退”。以“四高”或“四中”为起点的谈判,则一定是在关税、非关税措施、补贴和出口限制方面加以削减,往“四零”方向做一定幅度“前进”。这里的机制类似于学生成绩评判。学生成绩评判,可以以100分为基准,采用倒扣分的评判方法,做错一题扣一分;也可以以0分为基准,采用加分的方法,做对一题给一分。一个学生的最终成绩,和评分起点实际上没关系。

第四,以该议题引领全球经贸规则重塑,并不带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诉求,较之我国提出的其他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倡议,更容易获得别的国家特别是北美和欧洲国家的理解。

第五,我国可主张在该议题下赋予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一定的“非四零”待遇,以赢得它们的支持。





四、通过深化改革破解难题


今后10~20年,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最吃劲的阶段,我国将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能否妥善应对这些挑战,决定着能否比较顺利地释放我国的发展潜力,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目标。这些挑战,于我国而言,于国际社会而言,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只有以富有智慧的、可行的办法妥善应对好这些严峻挑战,我国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并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国能否提出并实施富有智慧的一揽子措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国内深化改革。比如,不难理解,如果我国推动形成基于均势的技术安全观,则出于技术升级考虑而补贴企业的动机就会弱一些,从而就更容易接招“三零”,进而可以更主动地设置“四零”议题。但在现实当中,这些并不容易做到。比如,按照只做120行状元的思路,该把哪些技术领域列为120行之外呢?所有的部门都想为国争光,所有的部门都认为,美国的技术封锁正是自身行业大发展的契机,只要国家给足够补贴,一定可以自主实现技术突破,打破美国的技术封锁。通过深化改革平衡好这些关系,节制全方位技术赶超的冲动,把有限资源用到我国真正具有优势的地方,才能形成真正符合我国核心利益的发展环境。


[1] 本文作者刘培林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纯属个人观点,与任何机构无关,基于本文内容所形成的更加技术性的版本已发表于《比较》2020年第6期。



[2] 请参见本书“总报告”有关部分的预测。我们认为,到2035年人均GDP接近美国届时水平的40%,也应当成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否则,很难说基本实现现代化。



[3] AfrAsia Bank, Global Wealth Migration Review, April, 2019. 该报告对于“财富”的定义是个人拥有资产、现金、股票、股权等之和减去负债之后的净财富。报告覆盖的范围是个人净财富超过10万美元的人群。



[4] 高净值人士指个人净财富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士。净流出数量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国家是俄罗斯和印度,分别为7000人和5000人。



[5] DBS ASIAN BANK, DBS ASIAN INSIGHTS CONFERENCE 2013: POST CONFERENCE REPORT,p.61.



[6] 参见两份美日欧三方贸易部长联合声明。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OL]. [201805-31].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ma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OL]. [2019-05-23].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9/ma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





区域经济如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陆铭 刘雅丽 [1]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布局。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各地区的自然、历史、地理条件差异巨大。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分散发展战略,同时农业占比较高,中国地区间的经济集聚程度不高。在开放进程中,能够借助低成本的海运条件发展外向型制造业的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但由于一些计划经济遗留的制度因素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经济的空间集聚伴随着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针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2] 2017年10月,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和区域平衡发展两者之间一直被认为是存在矛盾的。社会各界普遍认为,经济的过度集聚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原因。同时,东部地区大城市的人口迅速膨胀,拥堵、污染和各种公共服务资源紧张问题愈演愈烈,人们也普遍将这些问题归结为“人太多”。所以,近十几年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平衡战略层出不穷,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资源投入,包括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和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这些地区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吸引投资来促进增长。同时,政策对东部地区特别是超大城市实行土地供应收紧和严格的落户标准,来限制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以求治愈“城市病”。

政府的一系列平衡发展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但是,这些政策也包括了大量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生产要素地区间配置(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一方面,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地区依赖投资实现增长,出现开发区和工业园闲置,住房库存积压,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疯涨”的房价成为劳动力流入的障碍,劳动工资上升明显,企业不得不以资本替代劳动,经济结构出现过快的资本深化,甚至出现了产业向外转移的现象。总体上说,社会各界将区域间平衡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结果是以严重的“空间错配”换来了不可持续的“平衡发展”,陷入了效率和平等相冲突的局面。

本文首先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展示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梳理,回顾了中国地区间差距的演变。其次通过高度简化的空间均衡模型说明造成地区差距的根本原因,以及地区经济如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同时还提出了如何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建议。再次讨论了“中国式收敛”的代价以及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收敛”。最后给出了中国区域经济未来如何兼顾增长和平衡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地区间差距的演变


如果以最为常用的人均GDP指标来看,中国省与省之间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数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波动以及改革开放后先下降、再上升,之后又下降的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全国各省人均GDP基尼系数变化(1955—2017年)


注:1. 1949—1954年,除了海南省,其他省的名义人均GDP和指数也都不全,所以本文从1955年开始统计,以便各年覆盖的省份都相同,具有可比性。

2.海南省从1978年才开始有数据,所以1955—1977年的基尼系数包含全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不含海南省),1978—2017年的基尼系数包含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资料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2010—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具体来说,人均GDP的基尼系数随时间变化,不管是当年价还是以1978年为不变价,均呈现出三个倒U形:第一个倒U形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60年代中叶,以1960年作为转折点;第二个倒U形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到1990年,大约以1975年为转折点;第三个倒U形从1990年一直到现在,以2003年前后作为转折点。如果我们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之前基尼系数的波动频繁且幅度巨大: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不平等程度来看,1957—1960年短短4年基尼系数从0.24增长到0.33,1960—1967年基尼系数从0.33又下降到了0.26,之后10年又重新增加至更高位0.36左右。而改革开放之后,以1978年不变价衡量的基尼系数变化平缓很多,以当年价衡量的基尼系数虽然起伏较大,但二者变化趋势相同。具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基尼系数慢慢下降,90年代又缓慢上升,在21世纪初经历了3年左右的平稳期后于2003年前后开始下降,且下降速度和幅度均比80年代要大,而近年来(2014—2017年),基尼系数又相对平稳地维持在低位。

历史数据的变化背后都折射出了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与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政策分不开,所以本文根据以上地区间差距的变化梳理了一些相关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


这一阶段,由于主要致力于国防建设,中国实行以工业生产的空间平衡为目标的均衡发展政策。

1949年中国刚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冷战”的国际环境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和孤立,中央政府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的发展战略。而当时的中国工业分布十分不平衡,重工业主要集聚于东北地区,轻工业则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出于国防战略的考量,必须改变工业空间分布不合理的格局,所以“一五计划”加大了对内陆地区的投资,在华北、西北和西南建立了新的工业基地。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的“大跃进”打乱了原有的工业发展计划,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全民炼钢的工业热潮,农业发展被人为抑制去补贴工业,又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所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大起大落,区域差距的变化也随之大起大落。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当时国际局势的日趋紧张,国家的生产力布局大规模西移,中西部地区进行了以备战为目的,大规模投资于国防、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的“三线建设”。从70年代初开始,一方面,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开始得到缓和,工业和投资的布局不再以国防、战备为第一;另一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反思高指标、高速度、急躁冒进的发展方式,开始注重经济效益,所以调整了“四五计划”,从1973年开始,在“三线建设”收尾的同时,经济由内地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逐步转移,东部地区,主要是辽宁、京津、山东半岛以及长三角地区,投资比重上升。


第二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3年


这一阶段,国家的经济建设不再强调向内地大规模投资,以求生产力的空间均衡发展,而是更注重投资效率。在政策上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发展起来,形成经济增长极,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其他地区。

这一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因先天的港口优势,面临着吸引国际资本和技术、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巨大机会。所以从1979年以来,中国实行了对沿海地区重点倾斜的政策,从1979年设立4个经济特区,到1984年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再到1988年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这些开放区特别是经济特区,实行优惠的政策和特殊的管理方式,以吸引外商投资为主。但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沿海地区的发展看作是优惠政策的结果,即使没有这些优惠,在开放格局之下,先发展起来的依然是沿海地区。其关键原因在于地理优势,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大背景下,海运因成本远远低于陆上的铁路和公路运输而成为主要运输方式,而北方大量海港冬天结冰,又缺乏大江大河的内河航运条件,因此,东南沿海(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就具备了面向国际贸易的制造业发展优势。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同样享受优惠政策的不同地区,越是靠近香港和上海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好。 [3]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发展。1985年,中央政府在农村政策上再次做出重大调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合同收购的新政,其他农产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自由上市和交易。至此,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开始了由计划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改革在农村成功试点,农民收入得到极大提升,城乡间收入差距有了明显的缩小,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人均收入提升更快,导致80年代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缓慢缩小。

20世纪90年代,经济对外开放速度加快,东南沿海地区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这一时期,沿海省份增长迅猛,逐步拉开了与内陆地区的差距。90年代直到2003年,经济不断地向沿海地区集聚,但是需要特别强调,户籍制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跨地区流动的劳动力仍然面临着因户籍身份差异而受到的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歧视。正是由于户籍制度阻碍了人口自由流动,造成了人口的集聚没有跟上经济的集聚,为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的扩大埋下了祸根。 [4]





第三阶段:从2003年(政策拐点 [5] )至今


这一时期,经济继续向沿海集聚,人们担心过大的地区差距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日益严峻。面对如此困境,政府和社会各界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口流动不充分,人口集聚落后于经济的聚集,反而认为是经济过度集聚,造成了地区差距的扩大和大城市的城市病,因此政府开始着眼于向中西部转移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财政转移支付)。具体来说,在土地政策上,1999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1997—2010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强调了统筹平衡各区域用地,主要体现在对东南沿海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建设用地规模扩大加强限制。这一《纲要》并未立即起到作用,而是在2003年出现了政策拐点,中西部地区土地供应份额由减少变成了增加。2003年7月底,国务院发文对开发区和建设用地进行清理整顿,却对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开发区,在入园企业个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发展规模等具体审核条件上给予一定倾斜。 [6] 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2000年《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规定,要“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的比例”“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相比于资源配置人为地向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地区倾斜,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特别是超大城市)的发展却在不断地限制。比如,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从数据的表现上看,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在2003年之后有了明显的下降,但这是否意味着政府主导的这些倾向于中西部地区的平衡政策,以及限制东部地区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户籍和土地政策,就是最有效率的办法?导致地区差距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大国发展究竟应该如何做到效率与平衡的统一?本文接下来都会给出回答。





二、地区间如何平衡发展


(一)地区间平衡发展:一个高度简化的空间均衡模型


为分析中国地区间差距的形成,首先,我们通过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来理解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这个模型以简单的城乡二元经济为例,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或者两个地区之间也是类似的道理。

城市与农村之间(或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是由工资(收入)差别引起的。正如中国古语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口从低收入的地方流动到高收入的地方,直至各地区的人均收入几乎相同,达到所谓的空间均衡状态。

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不同的城市或地区之间也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应避免均匀和同质化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召开的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说,“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如城市和乡村、平原和山区、产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均衡性。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要符合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承认客观差异,不能搞一刀切”。 [7]





不同地区应实现基于比较优势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农村地区青山绿水,土壤肥沃,具有发展农业的比较优势。而一些中小城市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矿产和森林,从而具有发展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在这些地方,尽管有技术进步,但总产出是受资源总量约束的:农业的总产出受制于土地,旅游业的总产出受制于风景的接待游客能力,自然资源产业更是如此,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其总产出甚至可能出现萎缩。城市部门的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以资本和劳动力为生产要素,同时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城市也是技术创新的中心。所以在城市部门,人均GDP主要取决于技术和人均资本这两大因素。假设总人口是P ,城市部门的人口是U ,这样一来,城乡间平均收入相等的条件为:





这个等式说明,只要城市存在持续的资本积累,再加上城市部门的规模经济带来的技术创新,农村就必须通过持续减少人口来实现空间均衡。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大城市越发展,越吸引小城市的人流动到大城市来,带来了经济的集聚,同时也实现了大小城市的人均GDP意义上的均衡发展。这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理。

当然,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也有相应的成本,我们记为C (U ),所以最终的均衡应写作:





这个成本中有些抵消了实际收入,比如房价,这时,地区之间的名义收入虽然有差距,但考虑到生活成本后,实际收入差距就会更小。有些是难以量化的成本,比如拥堵和污染,当存在这些成本时,地区之间的“平衡”最终将实现生活质量的均等化。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拥堵和污染等被称为城市病的成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因于人口过多。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它们与人口规模的关系并不强。具体来说,在交通运输方面,虽然城市的人口会增加通勤时间,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人口规模和通勤时间的相关系数都不大。 [8] 环境污染和人口数量之间更是没有严格的正相关关系,原因是以下三个重要机制。第一,通常人口多的城市,服务业的比重会比较高,而服务业的污染排放较低。第二,排污本身是有规模效应的,如果规模效应足够强,那么人口数量和排污量之间就不一定有显著的关系。在实证研究中,除了生活污水,城市人口规模和各类污染排放指标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9] 第三,大城市往往具有更密集的地铁网络,这也使得汽车的使用量可以得到控制,从而表现出人口数量多和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反而人均碳排放也更低。 [10] 所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改进,加上治理城市病本身可以利用人口带来的规模效应,城市人口规模增大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并不是非常快。

此外,C (U )还包含与制度有关的成本。这个制度成本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国家之间表现为国界;在欧盟内部不同国家之间,表现为语言、文字和宗教等的文化差异;而在中国国内,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并不存在语言、文字和宗教等障碍。但是我们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制度成本,那就是户籍制度。外来人口在人口流入地,如果没有当地的户籍身份,他所享受的劳动力市场机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与本地居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在中国,户籍制度被认为能够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同时,有利于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均衡发展”。事实上,通过控制人口流动实现的并不是真正的均衡发展,而只是一种“均匀发展”。在上述模型里,我们来讨论一下阻碍劳动力流动会导致什么后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越大,两边的人均收入差距越大,看似“均匀”的发展,换来的是更大的城乡和地区间的人均差距。第二个后果是在方程右边产生对人口进行按身份区别对待的歧视性政策,同时,越是阻碍劳动力向右边的移动,越是会在方程右边产生劳动力短缺,并且通过劳动工资上涨的效应,使得右边的经济竞争力得以削弱。第三个后果,在方程左边由于存在大量劳动力,收入又比方程右边更低,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向方程左边提供更多的转移支付,来弥合两边的收入差距。而这样做的税收来源,其实是方程右边相对富裕的地区。越是阻碍劳动力流动,越是需要对方程右边增加税收。因此,出于政治经济学的考虑和片面地追求均匀发展的目标,所带来的代价是经济效率的下降和整体经济竞争力的弱化。同时,无论在城乡间、地区间,还是在人口流入地内部,均难以实现平等。





(二)欠发达地区如何发展:人均指标+比较优势


在一个国家内部讨论地区发展差距和区域平衡发展,人均指标是关键。不同的是,在国家层面,我们常常关注GDP的总量指标,这是因为国家层面的人口数量是稳定的,从而使得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是一致的。相比之下,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地区之间人口是可以流动的。这时,区域经济发展的关注点应着重于人均指标,而不是总量指标。

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实际上是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地区因为不同的比较优势而成为人口流入地或者流出地。人口流入地通常具有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较优势,通过人口集聚发挥规模经济,提升劳动生产率。人口流出地通常更加适合发展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伴随着人口流出,其人均资源占有量反而上升。这时,虽然在人口流出地会出现经济总量增长相对较慢的现象,但不同地区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整个国家实现了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意义上的地区平衡发展。

但遗憾的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往往只关注总量差距,过分担心人口流出对于经济总量增长的不利影响。比如近些年来,东北人口持续流出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随着全国层面地区间差距的收敛,南北差距成为新的关注点。有研究发现,2013年至今,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激增;2016年,南北两地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差距均为1953年以来之最,北方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均下降到40%以下。 [11] 北方经济增长主要受东北和华北地区增长较慢、工业服务业发展放缓、投资增速回落较多等因素的影响。 [12]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于南北差距的研究,讨论的主要是总量差距,而且关于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的讨论,本身只是产业结构差距以及劳动力、投资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差距,并不是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根本原因。从源头上分析,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北方不利于发展海洋贸易的自然条件劣势,才是造成其经济总量增速较慢的真正原因。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对于区域间发展差距而言,应更多关注人均指标。例如,在备受关注的东北三省,人口流出当然不利于其总量增长,但是,其人均GDP并没有明显比全国平均值更低。 [13]

在人均指标的评价体系下,欠发达地区还需要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中国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是幅员辽阔的地方,其内部差异非常大,因此每一个城市的比较优势也并不相同。总体来说,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内地的很多大城市周围,进一步集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空间仍然很大,因此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进一步向这些地区集中,仍然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给定这个中长期趋势,不同地区应找到不同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模式。

第一,对于距离核心大城市不远的中小城市,可以融入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成为某个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或者为核心大城市提供配套的居住和服务功能。

第二,对于一些交通运输条件还不错的中小城市,有承接制造业的机会。考虑到水运的成本大大低于陆上运输的成本,在中国的广阔内地,最有条件承接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将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沿江都市,因为这一段黄金水道有着可以和大海相媲美的运输能力。

第三,对于远离沿海大港口的城市,因为有相对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可以发展水运依赖程度较低的产业,比如电脑芯片等具有附加值高、体积小等特点的产品的制造业,以及依赖网络运输的软件业等。

第四,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大部分城市的产业发展,依据比较优势,应逐渐转为农业、旅游、自然资源和相关的配套产业。考虑到这些产业的经济总量是受到核心投入品的限制的,因此,要提高人均水平必须持续降低人口数量。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城市人口出现收缩并不是坏事。

第五,对于幅员辽阔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口,并产生相应的需求。对一些规模经济并不是非常强的产业来说,为了满足本地需求,产业会布局在当地以减少运输成本。





三、“中国式收敛”的思考


图1显示,大约2003年之后,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等程度在降低,说明地区发展差距在缩小,而这一现象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 [14] 为平衡区域发展,实现所谓的“收敛”,中国政府在2003年后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量资源倾斜,包括土地供应和转移支付,通过产业转移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中国的例子似乎完美印证了发展经济学中通过产业转移实现“收敛”的发展模式。但本文强调对理论的应用一定要注意它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

国家间的收敛和一国内部不同地区间的收敛本质上是不同的。“收敛”一词源于经济增长理论,其表达的含义是,当发达国家出现资本边际回报递减,而发展中国家仍有大量劳动力时,资本会从发达国家转移向发展中国家,以寻求更高的回报。发展中国家借助于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和发达国家的投资,人均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最终追赶上发达国家,实现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但请千万注意,这套理论的适用范围是国与国之间。我们在讨论国家之间的问题时,最为重要的前提是劳动力不能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发展经济学中产业梯度转移,就是建立在劳动力不能跨国流动的前提之上的。

当我们讨论问题的层面转移到一个国家内部时,为追求地区平衡发展,产业转移并不是唯一的手段,还可以通过地区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来实现。在中国的背景下,政策实施相应地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让人口自由地流动到高收入的地方,通过市场的力量达到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趋同,本文称之为“动人”的政策。另一种是在人口流动存在制度障碍时,通过行政力量转移资源给欠发达地区,带来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的提升,从而实现地区人均收入的均等化,本文称之为“动钱”的政策。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中国政府在2003年之后选择了“动钱”的方式来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动钱”本身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在了中西部地区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结果造成了资源的空间错配,损害了经济增长的效率。相比之下,更应该尊重经济规律,重视空间集聚的作用,让人动起来,即让人到最能发挥其能力、生产更多产出、获得更高收入的地方。对于欠发达地区未流动的人口,获得的则是更多的人均资源和人均收入,从而达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同时,由于人口流出,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再通过转移支付来补贴。在这条路径下,整个国家实现“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因此,基于人口自由流动的地区间收敛,是兼顾效率和公平的。

中国2003年之后出现的“收敛”现象,不仅没有基于人口的自由流动,为实现“收敛”所进行的产业转移也并不是资本追求更高回报的结果。中国的人口集聚落后于经济和产业的集聚,本应该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提高人口的集聚程度,实现地区的均衡发展,但社会各界没有理解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往往把经济在少数地区的集聚误解为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全球普遍存在的集聚效应被污名化为“虹吸效应”,造成了社会各界普遍反感产业向少数地区集中。于是,长期以来,政府在政策上对于发达地区采取抑制措施(比如收紧建设用地指标),试图“倒逼”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同时,用行政力量推动产业转移。





一方面,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尽管有少数符合了内地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比如一些不依赖于海运贸易的制造业,但大量产业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地区间平衡增长的效果。相反,有些欠发达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吸引污染型的产业来实现短期的GDP增长。更多的中西部地区政府利用政策优惠,投资兴建了大量的工业园和新城,短期内成为西部的增长明星。我们的研究显示,在中西部保留了大量的经济开发区和新城,这些政策虽然从短期看可以在经济总量上给欠发达地区带来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由于缺乏集聚效应,相应的政策伴随着低效率的发展。 [15] 新城大量建设在人口流出地,也已经出现了总量过剩和规划超标,还伴随着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 [16] 原本说“发展是硬道理”,但在人口流出地进行大量的无效投资,却造成了“硬发展是没道理”的局面。


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地区的抑制措施,比如建设用地指标的收紧,导致东部沿海特别是大城市房价的迅速攀升。 [17] 房价的上涨推高了工资水平,首先,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赶不上工资上涨的速度,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18] 其次,工资过快上涨带来的是劳动力成本的攀升,相比之下,资本的价格因为利率长期被压低而处于低位,所以企业被迫以资本投入代替劳动力投入,致使中国出现了过早的产业升级。过度使用资本,还造成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从而抑制居民的消费水平,抑制服务业的发展。 [19] 此外,钟粤俊等人的研究显示,人口密度能够显著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但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集聚,中国的行政力量将人口导向人口密度低的农村和小城市,这严重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20]

所以,“中国式收敛”是需要十分警惕的。国家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各类补贴和支持,要从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角度来考虑,如果资源配置出现低效率,那么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不利的。





四、如何兼顾区域经济的增长与平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经历了40年持续、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增长的奇迹。然而中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出现阶梯式的下滑,这常常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根据前文的分析,其实从2003年起一系列区域平衡发展政策的实施,带来了资源的空间错配,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埋下了祸根。只是在2003年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段时间,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源空间错配的现象。 [21] 这种资源空间错配现象本质是行政力量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向与市场驱动的人口流动方向出现了背离,不能被认为是“新常态”。资源空间错配与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忽视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效应驱动人口向少数大城市和都市圈集中的经济规律有关。一方面,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被认为是经济过度向东部少数地区集中导致的,所以行政主导的土地和资金大量向中西部投资回报率低的地区和产业投入,新城、工业园在中西部地区遍地开花却发展缓慢,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以效率损失换得了表面上的经济发展收敛。另一方面,在东部的人口流入地,大城市的城市病被归结为人口太多,所以户籍制度和土地收紧政策被用来限制人口流入和大城市发展,然而,这一政策不仅没有扭转人口进一步集聚的趋势,相反却造成大城市的高房价。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0年,从国家到地方都在启动“十四五”规划,迎接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如何发展需要认真的思考,当前的资源空间错配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有关,如果相关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将为未来更高质量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要保障民生底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在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指导下,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再加上中国自己过去所做的尝试,面向未来的空间发展规划,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第一,要加快实施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要重启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在城市群发展进程中,根据规模和功能定位差异,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半径30~80公里不等的都市圈,以轨道交通连接起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强化其增长极作用。要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特别是中下游)黄金水道沿线地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的竞争力,因为这一地区的内河航运和海运条件具有全球竞争力。

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城乡间和地区间更为自由的人口流动,可对冲人口红利总量下降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的劳动力短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占比将持续提高,可以创造大量就业,特别是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缓解贫困。建议在“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加快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人群的落户进程。

第三,加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资。为步入高收入国家做准备,建议尽快推行12年义务教育,其重点对象是农村户籍儿童。建议加强在人口流入地的教育均等化,促进留守儿童和进城随迁子女在城市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既有利于流动人口家庭团聚,又有利于人力资源大国建设。特别是在超大城市,人口老龄化和产业集聚带来大量劳动力需求,而面向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资源又严重不足。对此,建议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同,增加教育投入。随着12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口流入地,特别是在特大和超大城市,将面临大量新增的高中阶段教育需求,对此趋势应早做准备。





第四,增强土地和住房管理的灵活性。土地和住房供应要与人口流动方向相一致,真正做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建议在人口持续增长和房价高企的城市增加建设用地供应,加强低效利用的工业和商服用地向住宅用地灵活转换,建设更多商品房和公租房,适度放松容积率管制,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对城中村等低成本居住形态的包容度。在人口流出地区做减量规划,公共服务适度地向中心城区集中。对已经进行的投资要做科学的评估。要高度重视上一轮投资中形成的工业园、新城、基础设施等不动产所带来的地方金融和财政风险。对于缺乏回报且不可持续的项目应及时终止。进一步修改完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使人口流出地闲置的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跨地区交易和再配置,提高农民在指标异地交易中的收益。


第五,在人口流入地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在城市出现的拥挤和污染等问题,主要不是由城市的人口数量导致的。 [22] 特别是在拥堵方面,城市的外来人口大量在工作地附近租房,对于拥堵产生的影响不大,通过控制城市外来人口数量来治理拥堵效果有限。要看到,人口集聚背后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减少人口集聚来治理城市病是得不偿失的,不如从供给侧加大改革力度,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大城市和都市圈,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布局。相关投资既可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又可拥有可持续的回报,还可以缓解城市病,减少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压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宜居和社会和谐三个目标的共赢。

第六,在欠发达地区要实行有区分的、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对于在都市圈或者核心大城市周围的地区,可以进一步集聚制造业和服务业。其中,将有两种可持续的产业类型:一是服务于本地需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二是服务于外需但是出口不依赖于海运的制造业。在另外一些地区发展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由于创造GDP的总量受到资源限制,应该通过引导人口流出来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收入水平。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要与所对应的产业比较优势相关联。对于比较优势在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的地区,要相应地提供与产业竞争力相吻合的基础设施。要建设有利于将产品运出来、将游客运进去的基础设施。建议对于中西部地区已经大面积铺开的高铁项目进行投资回报评估,考虑在中西部地区以更多的机场建设取代过量的高铁项目,因为机场更加适合人口密度低且地形复杂的地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要更多强调“有效性”,要从投资于不动产转向投资于人。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园、新城、基础设施总体上已经过剩,未来应转而投资于教育和医疗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事业,改善生活质量,提升人口素质,为更长期的发展打下基础。

第七,行政和财税体制要向着促进一体化和区域分工协调发展的方向改革。对于地方官员的考核和评估,要淡化直至取消GDP总量的指标。特别是对于人口流出地,更是要减少对于GDP总量增长的激励,以免人口流出地仍然做总量的增量规划,以及地方之间在招商引资方面的恶性竞争,防止不同地区在产业选择上的雷同化发展。在淡化相对劣势地区的GDP总量目标的同时,国家向欠发达地区进行有效的转移支付,促进不同地区生活质量的均等化。城市群内部要在一体化进程中,形成不同城市之间更有效的共同发展和财税分享机制。


[1] 本文作者陆铭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刘雅丽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7030050、71834005)和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资助。本文也是上海国际经济与金融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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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陆铭。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第2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95.



[4] 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6:120;125.



[5] 在本文中2003年被称为政策拐点。



[6] 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6:120;125.



[7]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抓好重点工作,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N].人民日报,2020-08-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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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常晨,陆铭。新城之殇:密度、距离与债务[J].经济学(季刊),2017,16(04):1621-1642.



[17] 韩立彬,陆铭。供需错配:解开中国房价分化之谜[J].世界经济,2018,41(10):126-149.



[18] 陆铭,张航,梁文泉。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的工资[J].中国社会科学,2015(05):59-83;204-205.



[19] 陈斌开,陆铭。迈向平衡的增长:利率管制、多重失衡与改革战略[J].世界经济,2016,39(05):29-53.



[20] 钟粤俊,陆铭,奚锡灿。受抑制的服务业:人口密度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视角[J].管理世界,2020(即将发表).



[21] 陆铭。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J].经济学(季刊),2017,16(04):1499-1532.



[22] 李杰伟,陆铭。城市人多添堵?——人口与通勤的实证研究和中美比较[J].世界经济文汇,2018(06): 1-16; 郑怡林,陆铭。大城市更不环保吗?——基于规模效应与同群效应的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0(01):133-144.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展与差距


张斌 邹静娴 [1]





一、中国经济保持在迈向更高收入水平的正常轨道上


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广泛担心。备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制造会不会丧失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前景的判断非常具有挑战性,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禀赋等方面都能给出不同角度的判断和解释。然而迄今为止,理论层面还难以对经济赶超国家的经历做出令人信服的、普遍的、一致性的解释。正因为如此,国际比较方法在类似问题研究中广受关注。采用国际比较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是高收入经济体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有众多的规律性变化。 [2]

刘世锦等学者基于国际经验,较早指出中国经济增速会出现台阶性下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高收入经济体的成长过程中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都会经历类似的经济增速台阶式下降。 [3] 埃肯格林等人基于国际经验研究也有类似发现。 [4] 林毅夫基于东亚经济体的赶超经验,用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水平增速得出的判断是中国经济未来10年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速。 [5] 人均收入提高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侧面,众多的结构指标变化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其他侧面。人均收入提高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这些经济结构的变化轨迹在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当中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比如下文提到的超过一定收入门槛值以后经济活动从制造到服务的转移、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崛起、消费占比的下降等。大量的经济结构转型文献指出了高收入经济体所经历的类似的经济结构转型变化事实,以及背后的原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6] 这些经济成长进程中普遍的、规律性的结构转型事实和背后的理论分析是下文进行国际对比的依据。

本文将中国的经济结构指标变化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指标变化做出对比。与过去的研究相比,本文进行国际比较的对象除了人均收入,还包括比较完整的结构性指标。这些对比较单纯的收入水平对比而言,除了能够丰富人均收入变化背后更丰富的经济事实和依据,更重要的好处在于发现经济成长中可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或者说经济发展的短板,对理解和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都会有其发展的特色和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些产业结构比较的规律性更突出,而更细致的产业结构在国家之间有更丰富的多样性, [7] 所以结构比较的研究结论需要非常谨慎。我们这里比较的重点是那些有较强规律性的结构指标。

我们的主要发现包括:第一,从产业角度看,中国经济在2010—2012年跨过了工业化高峰期,此后经济活动正在从制造向服务转移。中国跨过工业化高峰期所对应的收入水平和工业增加值份额峰值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高度一致。第二,工业化高峰期过后,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取得更快发展。投入、生产和产品多个环节共同显示制造业升级总体态势良好。消费、投资和出口更加平衡,其中消费占比上升,投资占比缓慢下降,出口增速显著放缓。这些变化轨迹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高度一致。第三,经济增长进程中的主要短板从产业角度看是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与私人服务占比过低;从支出角度看可能存在私人消费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

上述发现说明,中国不存在过早地去工业化,中国经济保持在迈向更高收入水平的正常轨道上。从产业和支出两个角度观察到的经济发展短板背后有着共同的原因:政府的政策着力点过度强调通过项目建设发展经济,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关配套改革、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投入和改革措施不到位,以及对部分服务业过度管制。





二、从制造到服务


绝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都会经历经济活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赫伦多尔夫等人关于经济结构转型的综述性文章细致地描述了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事实。 [8] 他们的观察样本涵盖了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9] 从中得出了制造业份额随着收入增长而变化的驼峰形轨迹。当一个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8000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算法计算,1990年不变价格) [10] 时,该经济体的制造业名义增加值份额、实际增加值份额(剔除价格影响)、就业人数份额、工作时间份额等多种口径的份额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而与此同时,服务业上述相应份额开始上升。服务业份额的增加,不仅来自服务业相对价格的上升,也来自服务业相对真实供给数量的上升。

布埃拉和卡博斯基 [11] 基于包括所有发达国家的31个样本, [12] 得到了类似的发现,即制造业名义增加值份额的驼峰形变化轨迹。他们以7200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算法计算,1990年不变价格)作为门槛值,以此为界限分别做了两组回归。他们发现当人均收入低于门槛值时,收入增加1%使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上升0.11%,服务业增加值份额提高0.07%;人均收入高于门槛值时,收入增加1%使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下降0.13%,服务业增加值份额提高0.20%。

从时间上看,二战后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入结构转型期的次序如下:美国(1950)、加拿大(1957)、英国(1960)、法国(1965)、德国(1969)、日本(1970)、澳大利亚(1970)、西班牙(1972)、意大利(1976)、中国台湾(1986)、韩国(1992),进入结构转型期的收入临界点在7400~12000国际元之间,多数集中在9000国际元左右,工业增加值份额峰值处于34%~53%之间,多数在40%左右,城市经济体中国香港最低34%,德国最高53%。





从人均收入角度看,中国跨过了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的收入门槛。为了便于国际比较,我们使用与上述文献中一致的人均GDP度量口径,即1990年国际元。作为参照,我们还同时列出了人均GDP的名义值(美元)。其中,以1990年国际元为计价单位的人均GDP来自麦迪森项目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数据更新至2010年,2011—2016年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不变价人均GDP增速推算得到。人均GDP的名义值(美元)来自国家统计局,汇率采用当年年末汇率。按照1990年国际元口径计算,中国2010年人均GDP为8032国际元,达到国际经验中发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收入门槛临界值,2016年人均GDP为12130国际元。


从增加值份额看,中国已经跨过工业化高峰期 [13] ,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根据世界银行WDI(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在过去30年间,现价工业增加值 [14] 占全部现价增加值的份额峰值出现在2006年,达到47.5%,此后开始持续下降,2016年下降至39.8%。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不变价工业增加值份额在2010年达到高点42.7%,此后缓慢下降,2015年下降至40.1%。现价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从1980年的39.8%逐步降至1999年的31.3%,此后近20年间基本稳定在31%左右。对服务业而言,不论是现价还是不变价,其份额都在持续上升。

从就业份额看,中国已经跨过工业化高峰期,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中国缺少较长时间序列的制造业就业份额数据。目前能够获得的相关就业数据包括:过去30年的第二产业 [15] 就业份额,2006年以来的城镇制造业就业份额,2008年以来的农民工制造业就业份额,以及过去30年的第三产业就业份额。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的高点是2012年的30.3%,此后开始下降;城镇制造业就业份额相对稳定,自发布统计数据以来一直在28%~29%之间;农民工制造业就业份额自2008年发布以来呈持续下降趋势,即从2008年的37.2%下降至2014年的31.3%;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在过去30年中持续上升,2008年以来上升势头加快,1985—2007年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平均每年增加0.7个百分点,2008—2014年平均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从就业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是在2008—2012年。

基于以上收入、增加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等多方面的数据,中国经济在2010—2012年度过了工业化高峰期。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变化轨迹和水平值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高度一致。主要的差距在于第一产业就业份额高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过低(见图1)。





图1 各产业增加值和就业份额


注:横轴是1990年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国际元的对数值。空心正方形代表中国,其余样本经济体还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典、芬兰、比利时。

资料来源:Herrendorf, B., Rogerson, R., & Valentinyi,. (2014).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 855-941.





三、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崛起


并非所有的服务业都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出现更快的增长,只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才会更快增长。布埃拉和卡博斯基观察到,美国经济从1950年开始转型至今,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从60%提高到80%,增加了20个百分点,其中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份额增长了25个百分点,低技术水平的服务业份额下降。 [16] 他们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定义是依据该行业雇佣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其他高收入国家也有类似经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13个经济体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较多使用人力资本的行业是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政府服务等行业无论是增加值占比还是就业占比都在持续上升;较少使用人力资本的行业是贸易、餐饮和酒店,运输、仓储、交通和信息增加值占比则是下降或者持平(见图2)。





图2 各产业增加值和就业份额占比


注:图中横轴为人均GDP对数值,纵轴为细分服务业占比(增加值/GDP;就业/总就业)。空心方框表示中国,其他经济体还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

资料来源:GGDC(格罗宁根经济增长与发展中心)十部门数据库。




对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定义,文献中主要依据的是行业中受过较高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的占比。 [17]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行业“大专及以上占比”和“本科及以上占比”(2017年),我们可以量化各行业的人力资本情况。以“大专及以上占比”来衡量人力资本程度,分行业来看,我国服务业人力资本密集度由高到低依次是教育(78.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74.6%),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73.7%),金融业(73.2%),卫生和社会工作(70.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49.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48.6%),房地产业(42.1%),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35.9%),批发和零售业(24.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2.9%),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19.9%),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7.5%),住宿和餐饮业(13.3%)。可以看到,随着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的下降,行业增速大致呈现下降趋势(见图3)。并且,人力资本密集度最末的5个行业也恰恰是行业增速最末的5个行业。2011—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平均增速最快的依次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以上行业平均增速超过15%;接下来是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些行业平均增速均超过10.4%的GDP名义增速;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和餐饮的平均增速均低于10.4%的GDP名义增速。行业间的差异表现说明,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的人力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较GDP增速有更高的增长,劳动密集型行业则稍高或者低于GDP增速,这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相似。与其他人力资本密集行业相比,同样需要较多人力资本投入的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发展滞后。





图3 服务业分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与增加值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国际比较当中,我们使用格罗宁根大学提供的包含33个国家的1950—2013年的长时间序列数据库。这一数据库最大的优势在于给出了长时间(1950—2013年)、分部门的增加值和就业数据,其中属于服务业的包含贸易、餐饮和酒店,运输、仓储和通信,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政府服务 [18] ,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 [19] 中国公开发布的服务业分类与上述分类有显著区别,不能做到一一对应,我们将中国数据重新分类合并后, [20] 与其进行比较。

对比结果显示,中国在各大类服务业就业的占比都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这与此前看到的中国整体服务业就业占比偏低的现象一致。与高收入国家类似阶段相比,服务业就业当中的贸易、餐饮和酒店及政府服务就业占比差距最大。增加值占比方面,比较突出的差别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服务占比偏低,二是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





图4 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占比


注:“可比样本”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共计13个经济体,人均收入为11000~13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格罗宁根大学产业数据库(http://www.ggdc.net/dseries/10-sector.html);国家统计局。





四、制造业升级


世界上最发达的制造业都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虽然总体上制造业的增加值和就业增长放缓甚至是负增长,但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并未停步。制造业依然是推进生产率进步的重要源泉,依然对其他部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正面溢出效应。没有一个能够反映制造业升级状况的综合指标。下文从研发投入和专利、生产过程、产业和产品等多个维度观察,得到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状况的方向性判断。





(一)投入环节:研发投入和专利


魏尚进、谢专和张晓波整理了中国的研发投入和专利数据并进行了国际比较。 [21] 产业升级需要国家或企业在研发上大量投资。中国1991年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是0.7%。2010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OECD国家的中位数,到2012年则超过了OECD国家的均值(2012年是1.88%)。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另一个度量创新投入的指标是研发人员的比例。中国1996年每百万人口中研发人员数量是443人。当时中国的研发人员比例和巴西(420人/百万人)大体相当,高于印度(153人/百万人),低于俄罗斯(3796人/百万人)。美国、日本和韩国每百万人口的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3122、4947和2211人。中国2014年的研发人员比例上升至每百万人口1113人。除了全社会的总体研发情况,如果单看制造业内部的研发投入,也是增长十分迅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制造业细分的31个子行业在2006—2016年制造业行业研发人员投入和经费增速上分别达到年均16.0%和26.4%,并且研发经费增速在2006—2013年始终高于20%。

产业升级离不开创新,专利是衡量创新的重要维度。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从1995年的8万件上升到2014年的230多万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9%。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中国于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接收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是发明专利,其授权数量在所有专利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8%上升到2014年的18%。2005年,授权给外国申请人的专利占比超过20%,而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至7%。这说明2005年以来,自主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能够说明,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中国的专利增长同样很快。中国企业申请人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从1995年的62件增长到2014年的7236件。1995—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是21%,2005—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上升至38%。





(二)生产环节:中间投入品使用、产业集中度


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提出提高效率的重要源泉是专业化和更细密的分工。钱纳里等人结合众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指出,“工业化期间,尤为重要的是中间投入品的变化,中间品在生产中的使用增加,表明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产业联系的复杂程度都在提高。这种发展趋势是工业化的确定性特征之一”。 [22] 中间投入品在产出中的占比提升是专业化分工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标志。

中国工业部门的中间投入品在产出中的占比在持续提升。基于投入产出表 [23] 可以计算出制造业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占该行业产出的比例。各细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在产出中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即便是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工业部门中间投入品占比上升的进程并未因此打断,工业部门的专业化细分还在继续。加总的制造业中间投入品在总产出的占比从2004年的0.735上升到2014年的0.783。





低效率企业淘汰,行业集中度提升。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背后可能是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在发挥作用,但也可能是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结果。对此,本文认为前者应该是主因,原因如下:第一,由图5可见,行业集中度的上升是趋势性的变化,并非短期现象,并且加速提升阶段发生在2000年前后,当时并不存在明显的大规模行政干预。第二,一系列研究企业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发现,2000—2010年,中国企业行业集中度上升背后的主因是效率改善。例如,李玉红等人通过2000—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发现,由企业优胜劣汰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是中国TFP提高和行业集中度上升的重要因素。 [24] 此外,毛其淋和盛斌利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企业退出的具体机制,他们发现退出企业生产率不仅在当年低于存续企业,而且在退出前若干年就表现出相对低效,这一现象被作者称为退出企业的“死亡阴影”,表明这些企业是因为自身效率低下而退出市场,而非外生因素。 [25] 同时,作者还发现存在显著的市场选择效应,这一效应一方面会促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另一方面有助于新企业在进入市场后通过“干中学”迅速提高生产率。这些研究都表明,市场筛选机制是决定企业进入、退出和行业集中度向高效企业聚集的主因。





图5 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占比


注:基于投入产出表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市场竞争带来优胜劣汰,更高效率企业占据更高市场份额,同时也带来了行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工业化高峰期以后,中国工业部门面临需求增速放缓和严重的优胜劣汰压力,大量低效率企业被淘汰,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华泰证券的报告(2017)以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口径计算了CRn指数 [26] ,对比2016年和2010年,一级行业中极高寡占型行业数量由6个增加到9个,低集中寡占型行业数量由10个增加到15个。 [27] 采掘、纺织、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中的大量企业被淘汰。





(三)产品环节:出口产品复杂度、出口增加值率


出口是反映国家制造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面镜子。从出口数据透视制造业产品生产能力有多个维度,比如出口复杂度 [28] 、高新产品出口占比等。根据张斌、王雅琦、邹静娴的测算,以出口复杂度衡量,中国2000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14643美元,2014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24014美元。 [29] [30] 2010年以后,中国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仍保持持续提升。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占比自2000—2005年快速提升以后,一直保持在29%的相对稳定水平。近十多年来,中国出口产品的主要种类也没有大的变化,出口额前五位的大类产品基本不变。这是否意味着出口产品没有升级呢?基于大类的出口产品不能准确衡量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变化。比如,同样出口一部手机,中国以前60%以上的零部件从国外进口,现在只有不到20%的零部件从国外进口,从出口产品角度看没有变化,但是中国制造业厂商的生产能力却有巨大进步,而这些进步没有办法从产品分类和出口复杂度这样的指标中体现出来。

张斌、王雅琦、邹静娴基于生产链和出口增加值率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率持续上升。结果显示,2000—2014年,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率从69.1%上升到84.3%,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增加值率从56.3%上升到77.9%,一般贸易出口增加率从85.8%上升到88.9%。 [31] 可以看到,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上涨幅度高于一般贸易,这也与黄永明和张文洁的发现一致。黄永明和张文洁在研究中利用1996—2006年HS-10位编码商品贸易数据度量了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发现1996—2006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逐步改善,但加工贸易类出口产品复杂度进步快于非加工类,且国内投资的加工贸易产品为最主要的推动力。 [32] 除了国内投资作用,推动出口品质量升级的另一重要力量则是FDI(外商直接投资)。例如,李坤望和王有鑫利用1999—2007年的产品层面贸易数据研究发现,FDI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外商投资占比较高行业有明显的产品升级拉动作用。 [33] 此外,通过对出口附加值率的分解发现,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主要来自行业内效应,而非行业间效应。 [34] 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加专注于进口中间品替代,而不是出口新的产品。这与大类产品出口层面上的观察相一致,仅从出口产品种类上看不到近年来的中国制造业出口有明显升级,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把研发和技术进步的力量主要放在了进口中间品替代而不是出口新产品上。





五、消费、投资和出口再平衡


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随着工业化发展阶段推进先降后升。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看,消费占比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高峰期 [35] 保持趋势性下降,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开始持续回升。日本的消费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战后工业化重建时期的76%下降至70年代初工业化高峰期的60%,此后开始持续回升;中国台湾的消费占比从50年代初期的90%下降至80年代中后期工业化高峰期的61%,此后开始持续回升;韩国的消费占比从60年代初期的99%下降至80年代后期工业化高峰期的58%,此后开始持续回升。造成消费率上升的并非私人部门消费,而主要来自政府消费。

随着中国经济迈过工业化高峰期,消费占比开始回升。中国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下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61%下降至2010年工业化高峰期的48.5%,此后开始持续回升,2016年上升至53.6%。中国大陆的消费占比变化随着工业化阶段推进先降后升的轨迹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历类似,但是中国的消费占比水平显著低于上述经济体,与类似发展阶段的其他经济体相比大约低了10个百分点。





图6 居民和政府消费占GDP比重


注:图中横轴为人均GDP对数值,纵轴为各国消费(居民、政府)占GDP比重。空心方框表示中国,其他经济体还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





私人消费占比水平仍偏低。最终消费包括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二者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近十多年来一直分别稳定在74%和26%左右。中国政府的最终消费在GDP中占比14%,从国际比较视角看,与美国、韩国、中国台湾等接近,低于日本和欧元区;居民部分最终消费在GDP中占比39%,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50%以上的占比。朱天和张军认为,官方数据一是显著低估了居民居住消费,主要是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二是没有涵盖公司账户覆盖的私人消费;三是更主要的,即住户调查中高收入人均代表性不足,低估了全体居民的收入和消费, [36] 经过作者的调整后中国居民的消费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中国与类似发展阶段经济体相比不存在消费率过低。

固定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随着工业化发展阶段推进先升后降。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看,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高峰期持续上升,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开始下降。日本的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战后工业化重建时期的19%上升至70年代初工业化高峰期的36%,此后开始持续下降;中国台湾的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从50年代初期的11%上升至80年代初期的30%,此后开始持续下降;韩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从60年代初期的11%上升至90年代初的39%,此后开始持续下降。中国大陆的固定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与上述经济体的经验类似:固定资本形成占比80年代初为30%,此后不断抬升,2010年达到45%的峰值,此后停止上升步伐开始缓慢下降,目前仍停留在较高水平。





图7 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


注:图中横轴为人均GDP对数值,纵轴为各国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空心方框表示中国,其他经济体还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




固定资本形成构成当中,设备投资占据较高比重。从日本经验看,设备投资占比一直处于60%~70%的高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呈波浪式下降走势;房地产投资在全部固定资本形成中的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持续上升,高点达到25%,此后在20%上下波动;政府投资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台阶式上升,高点也曾超过20%。从中国台湾经验看,政府投资在固定资产形成中的占比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40%~60%的高位上下波动,90年代以后开始大幅下跌至20%,与之对应的是民营设备投资占比从30%大幅上升至50%;民营建筑工程投资占比相对稳定,一直在20%~30%之间。从韩国经验看,设备和无形资产投资在全部资本形成中的占比在40%~50%之间波动,住宅投资占比在10%~20%之间波动,政府投资占比在15%左右。

中国官方没有发布资本形成的详细分类数据,只能观察到比较详细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从构成上看,中国建筑安装投资在总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很高,2005—2008年为61%,2008年以后逐渐上升到70%。与其相对应,设备和其他投资(包括无形资产投资)从2005年的39%下降到目前的30%。考虑到建筑安装投资中涵盖了较多的土地购置费用,且很可能存在夸大的成分,观察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可能高估了建筑安装投资在固定资本形成中的占比,也因而会低估设备和其他投资在固定资本形成中的占比。作为参考,设备和其他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2005年以来持续上升,目前达到57%。

工业投资占比下降,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投资占比上升。从细分行业来看,工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自2008年以后从36.3%下降到33.6%;建筑和房地产投资占比近十多年来一直在25%左右小幅波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自2011年后从22.3%上升到25.8%。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包括三类:(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包括市政设施管理、供水设施管理、公交设施管理、园林设施管理、环卫设施管理等)在全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占比最大,2016年达到37.3%。从增速变化来看,2013年以来第一类和第二类持续下降,第三类的增速高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且没有持续下降,2016年,第一、二、三类的增速分别达到12%、10%和23%。农林牧渔、科教文卫以及其他(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投资占比较低,2010年以来保持持续上升走势。

出口增速放缓,出口市场份额增速对出口增长贡献下降。出口增速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全球出口市场增速,这主要来自全球需求增长以及全球贸易一体化程度提高;另一部分是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的增速。2000—2016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15.4%,其中8.4个百分点来自出口市场份额增长的贡献,7个百分点来自全球出口市场增长。近十多年来,出口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在持续收窄。出口市场份额增长放慢会直接带来出口增速放慢。2009—2016年,由出口市场份额增长带来的出口平均增速为5.2%,远低于2000—2008年危机前平均12.5%的水平。

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增速下降与收入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和高收入经济体以往的经验基本一致。基于1948—2013年17个发达国家的分析,出口市场份额随人均收入增长主要呈现出驼峰形变化轨迹。主要发达经济体到达出口市场份额峰值的收入临界点在7800~20000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1990年不变价),多数集中在15000国际元左右。按照中国过去15年的出口市场份额增速持续下降做趋势外推,中国大概在2020年前后的市场份额接近零增长,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达到峰值,届时的收入水平大概在14500国际元。这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基本吻合。





六、经济发展的短板


基于以上观察,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产业角度看,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高,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第二,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偏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第三,官方口径下的私人消费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这些差异很可能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最突出的结构性短板。





三次产业的就业数据以常住人口为口径,采取抽样调查方式得到。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可能部分来自统计原因:一是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从事二、三产业兼职,但是被统计为第一产业就业;二是部分建筑业劳动人口在抽样调查时间待在农村,被统计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三是16岁以上的劳动人口均被统计为劳动人口,大量年长的劳动人口留在农村并被统计为第一产业就业,实际劳动时间和劳动投入并不高。


与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城市化率。截至2016年,中国官方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57.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众多高收入国家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市化率都达到了70%以上。中国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市化率仍在持续攀升,即便如此,城市化率也大大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较低的城市化率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形成了对应。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