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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强军:中国八大古战精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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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6
Publisher:
吉林文史出版社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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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强军:中国八大古战精锐/指文烽火工作室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472-3007-7

Ⅰ.①帝… Ⅱ.①指… Ⅲ.①军队史—中国—古代 Ⅳ.①E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7731号




DIGUO QIANGJUN ZHONGGUO BADA GUZHAN JINGRUI

帝国强军:中国八大古战精锐



* * *



著/指文烽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吕莹 执行编辑/谭兵兵

装帧设计/杨静思

策划制作/指文图书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电话/0431-86037503 传真/0431-86037589

印刷/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 字数/295千

书号/ISBN 978-7-5472-3007-7

定价/49.80元





目录


前言

秦咸阳卫戍军 文/原廓

汉羽林骑兵 文/矢锋

东晋北府军 文/陈峰韬

北齐百保甲骑 文/廉震

唐玄甲骑兵 文/龙语者

蒙古怯薛军 文/明月吹箫

明戚家军 文/梁栋

后金巴牙喇 文/暗夜惠玉





前言


这是八支曾经如星辰般闪耀的中国古代精锐军队,他们或是无坚不摧、迅猛如风的骑兵,或是坚韧不拔、勇敢无畏的步兵,而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曾经主宰着一个时代甚至几个世纪的战场。

秦帝国的咸阳卫戍军,是帝国最为倚重的禁卫力量和皇帝直辖的核心机动兵团,秦始皇兵马俑就是以其为原型。他们是吞并六国、北伐匈奴、南征百越的虎狼秦军中的佼佼者,可谓是“虎狼”中的“虎狼”。

“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留下“强汉”威名的大汉帝国之所以能够远征大漠,封狼居胥,依靠的是由良家子所组成的精锐骑兵,他们中的佼佼者则被称为“羽林孤儿”,装备着当时最优良的战马、最精良的装备,由最优秀的指挥官统率。

公元383年,前秦帝国动员将近90万人的兵力南侵东晋。然而在淝水之畔,苻坚那“投鞭断流”的宏伟梦想、那25万人的前锋,甚至连同他那帝国,却被一支军队击得粉碎。这支军队,正是以北方流民为主体的、称雄东晋南朝百余年的超级军团——北府军。

“铁猛兽”是南北朝时期重装骑兵——甲骑具装的代名词。在南北朝乱世中,这些动辄数万的重装骑兵部队以摧枯拉朽的破坏力,主宰着战场,摧毁了一个个帝国,又建立了一个个新帝国。其中黑槊龙骧军、凉州大马、鲜卑连环马、胡夏铁骑、北魏虎纹具装,都是一时精锐,但最为强悍者,莫过北破柔然、西抵北周的北齐“百保鲜卑”甲士。

曾拥有70.6万匹军马的大唐帝国,算得上中原王朝骑兵最繁盛的时代。唐帝国骑兵无论是规模、武器装备、披甲率,还是战马的饲养、引进与杂交,都处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其中最具盛名的,莫过于李世民麾下那一千名铠甲与战袍均为漆黑色的精锐骑兵——玄甲军。

13世纪,蒙古的统一、崛起、扩张、征服、分裂是当时世界的最重大事件。无论对蒙古帝国有怎样的看法,13世纪蒙古帝国军队的强悍是不可否认的,而蒙古军队中最精锐的军团自然非怯薛军莫属。他们是可汗的心腹、帝国的弯刀,之后更成为帝国中枢的掌控者。

在《剑桥战争史》中,明帝国的戚继光与荷兰的莫里斯亲王并列,被誉为东西方步兵复兴的两大代表人物。戚继光的威名建立在那支他亲手打造的传奇军队——戚家军之上。这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锐之师,是明帝国中后期最具标志性,也最具传奇色彩的捍卫者。

17世纪,八旗劲旅曾横行东亚大陆,创造出“小民族征服大帝国”的奇迹,而八旗中的“最为勇健者”莫过于巴牙喇(白甲军)。这支“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的精锐之师,成为清帝国崛起的最核心力量。

本书就是要揭示他们的强大源自何处,进行着怎样的严苛训练,拥有怎样的军事素养;他们如何凭借严格的纪律、合理科学的战术战法成为战场上的常胜者,如何成为敌人的噩梦、国人的依靠、帝国的基石。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他们的过往荣耀,理解那些从古至今的军事智慧。



2015年12月





秦咸阳卫戍军


文/原廓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寒风乍起,肃杀的大地成为天然的战场,锋利的戈矛期待着鲜血的狂欢。由周文率领的数十万张楚大军正沿着秦帝国的驰道急速西进。在这支大军的身后,是关中地区的东大门,秦帝国扼守关中本土的咽喉要地——函谷关。这座保卫了秦国数百年之久的关城,已被张楚大军所攻破。

当时,张楚大军的前面是无险可守的八百里秦川平原,再往前就是秦帝国的中枢和心脏——首都咸阳。只要沿着那条秦始皇所修建的高速公路——驰道,继续奋勇前进,张楚大; 军就能对整个秦帝国一击致命!

但是此时,周文和他率领的大军却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千古谜案。司马迁记载,张楚大军没有迅速进军咸阳,而是突然停在了骊山附近的戏水河畔,此后再也没有前进一步。大军突然停步,就等于放弃了千载难逢且转瞬即逝的战机,让反应迟缓的秦帝国获得喘息之机。帝国军队得以调动,预备军得以征发、训练,曾经门户大开的咸阳,重新武装到牙齿。

◎张楚大将周文(又作周章)西进路线图





戏水河畔的虎贲


张楚大军为什么在形势如此有利的情况下停步不前,错失千载难逢的战机?因为史料的缺乏,这个问题连司马迁都没能做出解答。难道是反秦义军的将领缺乏战略决策目光,犯了骄傲轻敌的严重错误?

要知道这支大军的统军大将周文,是从秦灭六国时代就开始与秦军作战的老练军人了。正是因为如此,陈胜、吴广才会命令他率军绕过荥阳,直取关中。攻陷函谷关,就是他的杰作;迅速挥师西进,一举攻克咸阳,更是周文既定的战略目标。这样一个久经沙场的将领怎能犯无故贻误战机的低级错误?因此,周文必定是遇到了让他无法前进的阻碍。

根据军事常识,军队突然停止攻击行动,大多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后勤补给遭遇困难,无力继续发动进攻;另一个就是面前出现了一支强悍的敌军。

可是张楚军的目标咸阳,堆积着秦国数百年间积累和掠夺自六国的无数财富。咸阳周围的府库里囤积着大量的补给物资。如果是反秦义军遭遇后勤困难,那他们只会更加急迫地去攻击咸阳。

于是,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周文统率的反秦义军被一支强悍的秦军阻挡住了。可查看当时的秦军作战序列就会发现,曾经持戟百万的秦帝国其实已经无兵可用了。北逐匈奴的帝国北方军团还远在长城,根本不可能及时赶回来救援。南征百越的帝国南方军团已经趁乱割据自保,无视秦帝国的危机。秦帝国的最后一支机动兵团,现在正被陈胜、吴广亲率的反秦大军围困于荥阳。所以,周文也是趁着关中空虚,才攻陷函谷关,逼近咸阳。秦二世那个昏庸的朝廷,更是在周文大军攻陷函谷关之后才正式做出了反应和紧急动员。秦二世虽然委派了章邯去征发骊山刑徒参战,但将数十万刑徒编制成军并发放武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更别说,秦代法度严酷,凡用兵五十人以上,都需要有虎符。

◎秦代铜车马



虎符,亦称兵符,因为被做成伏虎状,所以被称作虎符。它是君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动军队所用的凭证。虎符能分成左右两半,左一半交给带兵的将帅,右一半由君王保存。要动员和调动军队时,帝王将右一半交给差遣的将领。受命的将领将右一半和带兵将领手中的左一半扣合,互相符合完整,才能验证命令可信,方有权调动军队。不过考虑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况,秦帝国也规定,如果突然遭遇烽火军情,将领不通过虎符也可以用兵。

因此,那支阻挡住周文的秦军,不可能是被调过来或临时征发的,他们应该是早已经驻扎在戏水周围,并在秦帝国的中枢还没来得及反应时就见烽火而动。

戏水,在陕西临潼东,源出骊山,向北流入渭水。渭水,自陇西渭源而来,经天水由甘肃入陕西,横贯关中平原,经过秦都咸阳,最后折向东南直冲骊山而来。于是,在骊山与渭水河道之间形成的一个较为狭窄的通道,成为函谷关通向咸阳的大道上一个关键的交通节点。戏水则正好南北纵贯这个交通节点的东口。根据田余庆先生的弟子李开元教授的实地考察和推断,当年一举挡住周文大军的,正是驻扎于此的秦帝国最核心精锐的力量——秦帝国禁卫军中的咸阳卫戍军。

秦帝国实行严密的禁卫制度。在首都咸阳,有八万左右的禁卫军守卫着帝国皇帝的安全。帝国皇帝身边最核心的一层防卫线,由一千人的武装郎官组成。他们由郎中令指挥,负责皇帝的日常安全。每天在秦宫殿门外廊中或陛阶两旁执戟护卫皇帝。卫尉所掌握的三万卫士是保卫帝国皇帝的第二道防线。他们白天警卫于皇宫的各处大门,夜晚在各处宫室间巡逻。最外围,则是多达五万人的咸阳卫戍部队。他们是保卫咸阳和关中地区的主力,也是帝国的重要战略机动部队,平时按野战军模式驻扎,遇有情况由皇帝直接指挥。而将核心精锐力量纳入禁卫军体系、掌握在君王手中的这一传统,甚至要追溯至商周交替的那个年代。

◎现代复原的秦咸阳宫



◎秦代虎符



周文王六年(约公元前1062年),灭崇之战到了最紧要的关头。灭崇是周国征伐商朝前的最后一战。拿下殷商重要属国——崇国(今陕西户县附近),周国就获得了灭商的前进基地。

这已经是周文王亲率大军第二次来攻了。之前,崇国凭借着高大的城墙整整抵抗了三十天,“军三旬而不降”。这次,周文王率军堆起了土山,形成登城垒道,周军冲上了崇国的城墙。在《左传》的记载中,崇国最后的结局仅仅是四个字——“因垒而降”。(1)

难道曾经顽强抵抗过的崇国军人就这么轻易地投降了?《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记载了背后的血腥和残酷:“以伐崇墉……攸馘安安。”可见周军冲上了城墙之后,顽强的崇国军人仍然不打算屈服,到处都是殊死的搏斗,鲜血涂满了城墙。周军杀死的崇国军人如此之多,以至于搜集首级都力不从心,只能搜集敌人的左耳来献功。

甚至连《易经》中都留下类似的场景描写:“乘其墉,弗克攻,吉。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能承担先锋登城任务的士兵历来都是敢战之士。他们登上了城墙,没有获得胜利,甚至有的士兵被吓得号啕大哭。也就是说,战斗的激烈和残酷、场面的恐怖和血腥将先登士兵的意志压垮了。直到有一支后续精锐部队投入战斗,攻城方才破涕而笑,最终战胜了顽强的敌人。

很遗憾的是,后续那些骁勇的拥有青铜般意志的精锐军人,虽然能够无视眼前的恐怖杀场,用纵情大笑来表达对死亡的蔑视,却没能在史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精锐战士的奋战并不总会湮灭于历史的尘埃当中。周文王灭崇之战的十六年后,一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出现于历史舞台上。

◎牧野之战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果),在商郊的牧野(现河南淇县附近),一方是如林的十七万殷商军队;一方是规模小得多的周军,“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人”(2)。此前,周武王与诸侯会兵,有战车四千乘。现在以这么少的前兵力来攻打殷商,是什么给了他此等胆量?曾有人试图以君王的仁德来作为解读,仿佛周武王的义兵一到,殷商军队就纷纷倒戈了。可孟子曰:“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3)

那周武王的勇气和信心到底来自哪里?来自他的精锐部队——“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4)。《史记·周本纪》则记载下了这支精锐的名字——“虎贲三千”。

对于“虎贲”两个字,汉代经学家孔安国有如下解释:“虎贲,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奔驰中的猛虎,是力量和速度的最完美结合体,是大自然中最强悍的杀戮机器。用虎贲来形容这支精锐部队,既说明了其骁勇无比,也隐喻了其作战方式:担任全军的开路先锋,如猛虎般咆哮着直冲敌阵,“进厥虎臣,阚如虓虎”(5)。

牧野之战中就是如此。周武王先派姜尚率领一百人去试探商军阵形的薄弱之处,“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这就如同一只啄木鸟轻啄树皮来探查一棵大树哪里有蛀虫的孔洞,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猛虎的致命一击,“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6)。

这一击一举击溃了十七万殷商大军,奠定了周王朝三十代、三十七王、七百九十一年的基业。这样的雄伟功绩,也让虎贲成为所有中国精锐军队的代称。在中国历史上,与兵圣孙武齐名的军事家——吴起曾经说过,军队当中,必定要有能被称作虎贲的勇士。他们力能扛鼎,腿脚轻捷能追上战马,斩将夺旗就要靠这些人,他们是军队的命脉。这样的精锐力量更让历代周王放心地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他们来保卫,将其作为“重兵之卫”的精锐禁卫军。

周代的禁卫体系由腹心之卫、重兵之卫、环列之卫三部分组成,被形容为“周庐千列,设戟百重,入守虎关,出陪豹尾”(7)。其中,“腹心之卫”由贵族子弟所组成,负责宫殿里的宿卫;“环列之卫”由五隶(主要是被征服的外族奴隶)所组成,负责宫城大门外的保卫工作。

“重兵之卫”的重担则被交付给了虎贲军。掌领这支禁军的官员被叫作虎贲氏(虎臣),其下有下大夫二十人、中士十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小吏)八十人、常设虎贲士八百人。平时,虎贲军驻扎在宫廷内外,保卫周天子及宫廷安全。周天子出行或出征时,虎贲军在前后护卫或充当决定性精锐力量。在虎贲军的职责中,还包括跟随大夫出使四方;倘遇道路不通或有征召师役之事,虎贲士则可以直接手持征令简书出使四方。

国家如遇重大变故,比如周天子亡故,虎贲军还要负责严密把守王宫的各个宫门,并在送葬时组成出殡队列,护送周王的灵柩,而且一路哀哭。虎贲军甚至在新天子即位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金文中屡屡出现册命虎贲长官的铭文,而且往往是新王即位后便立即册命。如师酉簋铭文:“唯王元年正月,王才(在)吴”,册命师酉“司乃祖啻官邑人、虎臣”等。这是西周中期一位新王即位后立即掌握虎贲军的典型事例。《尚书·周书·顾命》也曾记载:“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迎太子钊继承天子位)于南门之外。”

◎周代战车攻击步兵复原图(杨翌绘)



◎周代持干戈武士复原图(杨翌绘)



◎师酉簋



从这里可以看出,虎贲军在强化王权方面相当重要,是周天子须臾不可掉以轻心的重要军事力量。因此,历代周王对他们自然极为重视,并给予虎贲军很高的地位。在周代,普通的“虎贲士”身份排在“千夫长”“百夫长”之后、“甲士”之前,普通一兵的身份就已经相当于下级军官。

这种将精锐力量作为禁卫军的制度,也为周王朝的各个诸侯国所继承和复制。特别是进入东周之后,诸侯国之间战乱不断,《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就提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因此各国国君自然需要一支可以依靠的精锐军队。所以,“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旅贲就是属于各诸侯国的禁卫力量。连被视作南蛮的楚国也建立了自己的禁卫军“乘广”。这些军队同样以勇气、力量、忠诚成了国君最可依靠的力量,并多次投入到关键性会战之中。





帝国皇帝倚重的虎狼


自战国时代厮杀出来的秦帝国,自然也建立了完备的禁卫系统,更将核心精锐的力量纳入其中。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三层禁卫系统。至于咸阳卫戍军的缘起,则是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即位后,命魏冉屯兵护卫咸阳,以此开创了精锐卫戍咸阳的制度。此后,秦帝国的统治者也将掌控住禁卫军视作掌握住权柄的关键。

虽然根据《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赵正书》的记载,秦二世胡亥其实是秦始皇指定的合法继承人,但是这丝毫不影响秦二世为了巩固权柄,对他的兄弟姐妹和禁卫军系统大下杀手。“王死胡亥立,即杀其兄父骨(扶苏)、中尉(蒙)恬……”同时,秦始皇的十二位皇子被诛杀于咸阳,十位公主被肢解于杜县。侍卫禁中的中郎、侍卫宫中的中郎、侍卫于宫外的骑郎,也都惨遭株连屠杀。秦始皇原有的核心禁卫军——郎官系统被一扫而空。

屠杀过后,秦二世立刻着手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禁卫军。史载:秦二世征集五万精锐,屯卫咸阳,担任咸阳卫戍军。为了照顾这些人的饮食起居,秦二世还特意命令下面郡县调拨豆类、小米以及干草等物资进行“特供”。根据《云梦秦简》的记载,秦军中拥有第三级爵位——簪袅的人才能享受到提供干草的待遇。可见,秦代禁卫军的待遇标准要比普通士卒高两个档次。

秦帝国禁卫军的受重视程度,还能从沿袭秦制的汉朝管中窥豹。汉代迎送禁卫军士兵有一套较为隆重的仪式。士兵们初至,丞相要亲自“到都门外劳赐”,服役期间还要赐给士兵肉、米等,当士兵服役期满,皇帝要亲自到场“飨赐作乐”。

不过无论是在戏水抵挡住周文大军,还是在从军时受到优待和重视,最重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咸阳卫戍军是整个帝国的精锐所在。

感谢众多的历史资料和出土文物,让我们能够比较系统和详细地了解秦帝国的军事体制。根据秦律,男子到了十五周岁,就要到帝国的军事机构里去办理登记手续——“傅籍”。这也代表这个人被纳入了帝国的“耕战”机器。“傅籍”之后的男子,被称为“更卒”,相当于预备役军人,之后他每年要服一个月的“更卒之役”。这一个月里,更卒并不接受军事训练,但要为家乡承担劳役,比如修路、治河、开渠、漕运、运输物资。通过这种集体劳作,可以培养每个男子的团队精神、协作能力、管理统筹能力,并使之养成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的习惯。每个服过更卒之役的更卒,大约在二十岁的时候,就要转成“正卒”。正卒首先在秦帝国的地方部队里服役一年,负责当地的防卫和治安,也就是地方军。期间,他们将接受一整年的军事训练。

秦国的军事训练是全方位的。正卒首先要进行队列的训练。秦帝国的战士要按照口令练习前进、后退、向左、向右、立定;掌握慢行、快进、跑步等行动节奏。最终要做到人人能够定位,保持行列整齐;进退左右,俱成行列;起坐跪伏,俱从号令;疾徐迅缓,俱循节制。

队列训练之后,正卒就要接受信号识别的训练。古代作战,位于广阔战场上的战士不可能听到将帅的声音,军人的行动就全靠听金鼓的声音,看旌旗的摇动。秦军训练的目的是要军人做到鸣鼓则进,并根据鼓声的轻重缓急来决定行动疾缓;鸣金则退,并根据金鼓声次序来行动,比如第一响停止,第二响后退。

另外,为了识别和约束队伍,各部队的旗帜和羽饰都有不同的颜色。秦军旗帜尚黑,各部以旗上绶带的颜色为标识。比如分五部,就以青、赤、黄、白、黑区分,该部士兵也会佩戴同色羽饰。同时,为了让阵列齐整,各行列的将士还会佩戴不同颜色的徽章,并佩戴于不同的位置。比如第一行士兵会佩戴青色徽章,第二行佩红色徽章,第三行用黄色徽章,第四行佩白色徽章,第五行佩黑色标记。而每行的第一列会把徽章佩戴在头上,第二列佩戴在颈上,第三列佩在胸前,第四列佩在腹部,第五列佩在腰间。再辅以长时间的训练,这样才能保证军人在残酷沙场之中认清自己的位置,找出自己的部队。

最后一步则是军阵的训练。秦代的军阵,已经有多种样式。比如作为基本队形的方阵;用于环形防御的圆阵;用于虚张声势、散开阵形的疏阵;用于集中兵力进行防守的数阵;用来突击的锥行阵;用来包围、夹击敌人的雁行阵;用于掩护侧翼的钩行阵等。这些战阵又有多种复杂的变化,并能相互转换。

之前秦军的士卒已经了解自己在队伍中的位置,现在又要适应自己队伍在军阵中的位置,并且知道怎样集中或分散等。另外,士卒还需要适应各种阵法的变化,以及高山、丘陵、河流等各种复杂地形如何布阵。

在群体训练的同时,身体素质和个人格斗技术的训练也是秦军操练的重中之重。秦人主要开展“蹴鞠”“投石”“超距”等活动,来增强军人体质。“蹴鞠”与其说像现代足球,不如说像英式橄榄球或美式足球。“投石”“超距”则分别是投掷巨石和跳高、跳远。秦军格斗训练的内容则相当广泛。手搏,即徒手搏斗,类似于现代的散打。角抵,又名角力,颇似现代的摔跤。此外还有习练弓弩的射技,以及冷兵器使用的剑戟之术。

此外,秦军还会因为地域、个人情况以及国家需要的不同,对正卒进行步兵(材士)、骑兵(骑士)、车兵(轻车)和水军(楼船士)等不同兵种的针对性训练。

在经过一年严格军事训练后,那些达到材士、骑士、轻车和楼船士标准的士兵,就会转服戍卒之役。戍卒的服役期也为一年,其去向有两个:一是成为帝国边防军,驻扎帝国边疆,为帝国开疆扩土;二是戍卒中的精锐,成为“卫士”,去宿卫京师,加入相当于帝国中央军的咸阳卫戍军。比如秦二世所精选的五万精锐,就以善于射弩而闻名。

◎匈奴角抵青铜牌饰



每个正卒、戍卒、卫士退役之后将重新成为预备役,定期服每年一个月的更卒之役。在需要时,他们还会被重新征集入伍。总之,秦帝国每个身体健康的成年男子,要一直为帝国服务到六十岁;如果立有功劳,获得过爵位,那么他们可以在五十六岁之后就不再服役了。当然在服役期间,这些战士都是脱产的,全部由国家来供养。

正是依托这种“全民皆兵”、“寓兵于农”的征兵制度,以及预备役、地方卫戍部队、边防军和中央禁卫军的三级军事体制,秦帝国拥有了充足的训练有素的士兵兵源。因此,秦国才能在二十万大军败于楚军之后,继续动员起六十万大军一举灭亡“带甲百万”的楚国。

秦帝国的动员能力已经相当可怕,比这种动员能力更为可怕的是秦人对首级的狂热,《商君书》载:“(秦)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实行军功赐爵制度。如秦人在战斗中斩杀或捕获敌方一名战士,即可晋爵一级,并相应获得一顷土地和九亩园宅地的报偿,还配给农奴一人,供其役使。秦人也只有获得爵位后,才能在军队或衙门中做官。有爵位的人犯罪,可以以爵抵罪,还可以用爵位为亲属中有奴隶身份的人求得赎免。军官要想晋升也同样要取得一定数量的首级。应得爵赏的人如已战死,就由其家人来继承爵位。对于咸阳卫戍军来说,首级也是获得爵位的最佳途径。咸阳卫戍军的军士曾在秦王嬴政平定嫪毐叛乱的战斗中,“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

秦国落实爵赏也极为严肃认真。首先,官员要陈列敌军的首级三天,作为检查和公示。然后由将军提出准确无误的战功和应得的爵赏。如果县衙在落实爵赏时超过三天或发生差错,那就撤去该县的官员。

同时秦军对作战不力的处罚也非常严酷。战斗中退缩不前的人,当场就要处以刺面、割鼻等刑罚。军官阵亡,就加刑于他的部下,部下中只有斩得敌人首级的才能免罪。一伍之中若有一人临阵脱逃,则临阵脱逃者要在千人大会上被车裂,其余四人都要连坐,只有斩得敌首才能免罪。一支百人的队伍,一次作战中如没能取得敌首,队长就要被处死!

从严治军、厚赏与严刑紧密结合,配以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军事体制,终于让秦国成为一只古典军国主义怪兽,并缔造出一支山东六国无法匹敌的强悍军队。韩非子这样评价秦军对首级与军功的狂热:“(秦人)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是故秦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张仪则有这样的描述:(秦军)左手提着人头,右腋夹着俘虏,勇猛地追击着敌人。秦军悍勇可见一斑。

根据对《史记》记载的统计,自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一年的一百零九年间,秦国同山东六国大战六十五次,全胜五十八次,斩首一百二十九万级,拔城百四十七座,略地十四郡!因此山东六国对秦军的评语则最为简练、贴切:“虎狼!”

◎秦始皇兵马俑



那么秦帝国咸阳卫戍军作为秦军中的精锐、虎狼中的虎狼,又拥有怎样的战力和多么锐利的爪牙呢?秦始皇兵马俑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素材模版。就如有“秦俑之父”美誉的袁仲一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秦俑“象征着秦始皇生前的宿卫军”,而以野战军军阵状态所存在的宿卫军,自然就是咸阳卫戍军了。

目前已经出土的“兵马俑坑”一共有四处,分别编号为一、二、三、四号坑。坑中共有八千余件“兵俑”加“马俑”,另有驷马战车一百三十余辆。各坑中的兵马俑均列成方阵排列,构成了一个宏伟的古代军阵。

一号坑长二百三十米,宽六十二米。根据发掘的情况推算,坑内共有徒步步兵和车兵俑六千个左右,驷马战车三十余辆。坑内虽有马俑,但均为战车用马。

二号坑长一百二十四米,宽九十八米,分为四个不同编组的小方阵。第一小阵为弩兵阵,共有一百六十个跪射重装俑和一百七十二个立射轻装俑,并有军官俑和军吏俑各一。第二小阵为战车阵,共有战车六十四乘,每车有甲士三人,无配属步兵。第三小阵为步、骑、战车混编指挥方阵,合计战车十九辆(其中含指挥车一辆)、步兵俑二百六十四个、骑兵俑八个。第四小阵为车骑混编阵,共计战车六辆、骑兵俑一百零八个。

三号坑占地五百二十平方米,共有战车一辆、武士俑六十八个,判断为军阵的指挥机关所在。

四号坑则空无一物,可能未建成就被迫停工。

根据秦俑和相关文献的配合研究来看,秦军的基层步兵编制为六级: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二伍为仕,设仕长一人;五仕为屯,设屯长一人;二屯为百,设百将一人;五百设五百主一人;两五百,设千人将一人。骑兵编制为四骑一组,三组为一列,九列一百零八骑为一队。车兵编制是八乘为一偏,二偏为一组,四组六十四乘为一队。

◎秦始皇兵马俑坑布局图



一般来说,一个千人队再配属一定的独立骑兵与战车部队,就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立作战效力的曲,曲有军侯一人。若干个曲构成一部,部的长官为校尉。通常秦军由将军统领若干个校尉,但咸阳卫戍军作为秦帝国皇帝的直属部队,其校尉直辖于皇帝本人。这正和三号坑中未见统帅俑相对应。另外,五百主以上的军官就拥有自己的亲兵卫队,兵力大约是该军官所辖兵力的十分之一,也正和三号坑的情况相对应。

不过说到这里,笔者要特别提出阵法的概念与兵马俑所处的态势。为了战胜敌人,指挥官必须按一定组织形式将战士统合起来,以便指挥和控制,以适应不同的战斗模式,这就是阵法。不过阵法其实是两个词,阵是某个状态下军队的组织形态,法是如何指挥军阵变化的方法。阵法总体而言是动态的,是不断变化的。





兵马俑坑里的凌厉杀阵


兵马俑所处的态势则属于“陈兵”状态,类似咸阳卫戍军处于检阅状态而非临战状态。如果转入行军或接战状态,咸阳卫戍军的布局和组织形式必然发生变化。因此不能形而上学地静态地理解兵马俑所提供给我们的军阵信息,只有从实战角度,配合相关历史记载才能真正了解秦军的作战方式,并破除之前对秦军作战模式的很多误解。

第一个要破除的误解就是秦弩在秦军作战体系中的作用。一些影视作品塑造了秦军“无敌箭雨”的艺术形象,仿佛弩是秦军最重要的打击力量。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不可否认的是,秦人确实非常重视弩的使用。对普通士兵弩射考核不通过的惩罚也是特别严厉的。使用强弩的士兵如果射不中目标,不光他要被处分,负责管理他的官员也要被罚,他们二人会被要求上交两套甲。出土的秦弩弓干长176.1厘米,径4.5厘米,弦长140厘米,而另一军事强国楚国的弓干长160厘米。出土的秦弩机与楚弩机相比,秦弩的弩臂由51.8厘米增至60厘米,悬刀也有所增长,望山与弦牙距也有所加宽。秦军的青铜镞,大都是三棱镞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演化成的三出刃镞,其特点是飞行稳定,方向性和瞄准性较好。由此可见,秦弩比楚弩更有威力。

但要注意的是,战国时代秦弩在七雄武备中并不突出,比如“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而且,秦弩没有弩郭(弩机匣),各个零件是直接装到弩臂中去的。这样结构就不够牢固,同时削弱了弩机和弩臂的强度,弩的拉力也不可能做得太强。因此,秦弩自然不可能拥有影视作品中那样的杀伤力,仅凭弩箭也无法击垮山东六国的敌人。

那么,秦军作战体系中真正倚重的武器和战术是什么呢?配合前面“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以及左手提着人头,右腋夹着俘虏,勇猛地追击敌人的描写,其实可以推断出秦军真正倚重的是白刃冲锋。根据一号坑的出土情况来看,步兵主战兵器为将近4米长的铍和3米长的戟。铍是一种春秋到汉代所特有的长兵,其形制类似一把短剑插到柲柄当中。铍又叫作锬,其刃长25厘米左右,是六面的扁体,前锐后宽,刃口直线前收为锋,极具杀伤力。虽然有说法认为秦军有6米长的长矛,但那个成两段状的遗物是否为一根柲柄,抑或是旗杆都尚存争议。

配合“强弩在前,锬戈在后”的记述来看,秦军步兵的核心打击手段是强弩掩护下,阵列步兵所发动的长铍冲锋。这正与兵马俑一号坑的兵源构成和武器配备相对应。一号俑坑,由前锋、本阵、两翼和后卫构成。前锋为三横排、每排六十八人,共二百零四人,其中三人带甲,二百零一人轻装。这二百零四人大部分为弓弩兵,但还夹杂少量持戟士兵。前锋士兵之后,是由三十八列纵队组成的战车与步兵本阵,其中有少量使用弓弩与剑戟的轻装战士,绝大部分都是手持铍戟的重装战士。在方阵两翼各是一百七十人的单列警戒部队,其中一百三十五人重装,三十五人轻装。方阵后卫也为三横排、每排六十八人,共二百零四人,但是全员重装着甲。两翼和后卫都是大部分手持弓弩,少部分持剑戟。总体而言,方阵中,重装步兵的比例要占到72.7%。这种布局符合中国传统的“前轻后重”兵力布局,以及“阵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的理论,即列阵要紧密,遇敌进攻时则攻不破;前锋要疏松,向敌进攻时便于战斗。

◎秦弩(左图),秦铍(中图),秦王政七年戟(右图)





◎秦俑一号坑前锋照片,可以看到前三列的轻装俑 ◎着甲秦俑



◎秦俑一号坑步兵本阵照片,前排的轻装俑和后排的着甲俑 ◎秦俑一号坑示意图

当然兵马俑所处的是一种检阅时候的“陈兵”状态。如果临战,必然是前锋和本阵中的轻装战士,也就是秦军中的锐士前出散开,组成散兵群,袭扰敌人。重装战士变阵,减少纵深,扩大正面,以便发动长铍冲锋。至于方阵中的战车,考虑到其极少的数量,以及战国时代步兵的兴盛,其在方阵中应该更多的是起指挥车和运输车的作用,并不直接参与战斗。



◎复原秦军头盔 ◎复原秦军身甲

其实秦军步兵方阵的兵力武备情况,与一千五百多年后的欧洲瑞士步兵方阵有着某些共同点。瑞士人也组织配备长戟和弩的散兵部队,在开战前去袭扰纠缠敌人的步兵阵列,并在这种袭扰和纠缠中试探出敌人步兵阵列中的薄弱点。之后被瑞士人当作核心力量的长矛方阵将向这些薄弱点发动勇猛的冲击。其实这种战法在牧野之战中,也曾被周军以“致师”的形式所采用,与周人渊源颇深的秦人继承这种战法也是情理之中。因此,也就可以明白荀子为什么会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因为只要给秦军锐士以可乘之机,六国军队就可能在己方阵列最薄弱的地方遭受到秦军长铍冲锋的致命打击。

第二个要破除的误解就是秦军不重视防护。在20世纪,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发掘兵马俑的过程中出土兵器上万,却没有一顶头盔的存在。而《战国策》中又提到秦军“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捐甲徒裎以趋敌”,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是秦军为了彰显勇敢而不装备头盔,由此引申出秦军不重视防护。

不过,1998年,在秦始皇陵墓内发掘出一座大型陪葬坑,里面有大量石质头盔模型,从而颠覆了以往秦军无盔的说法。兵马俑无盔,更多是因为其处于检阅状态,“免胄”是一种礼仪的需求。

其实根据复原秦甲的情况来看,秦军其实十分重视战士的防护。秦甲由前甲(护胸腹)、后甲(护背腰)、披膊(肩甲)、盆领(护颈项)、臂甲(护臂)和手甲(护手)等不同部分组成。不同的兵马俑还因兵种、身份、战斗需要的不同而设计铠甲。比如步兵的前胸、后背和肩部易受伤,其铠甲多由前甲、后甲和披膊等三部分合成。骑兵必须便于骑射,其铠甲比较短小,长仅及腹,没有披膊。车御的臂、手、颈易受攻击,其铠甲不仅有前甲、后甲,甚至还有臂甲、手甲和盆领。

一般来说,秦代处于中国军队由皮质札甲向铁质札甲过渡的时期。中国甲胄修复专家白荣金先生认为,用皮革而不是青铜制甲不能简单理解为防御装备落后。因为青铜的结构强度和硬度并不算理想,并且容易破裂。此外,青铜密度高,也就意味着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皮甲能够提供更好的防护厚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结合曾侯乙墓出土的髹漆皮甲胄进行过复制试验,发现皮甲甲片经过鞣制、合成、髹漆之后,质地十分紧密结实,拥有良好的防护性。此外由于皮革的弹性,其对钝器的打击也拥有较好的防护性。

当然,秦军重装步兵缺乏对腿部的防护,其防御力要弱于装备着“三士,但属之甲”的魏国战这是为了机动性而做出的必要牺牲。

最后一个要破除的是关于秦剑的一些误解。以往有种说法,认为秦剑刃薄、坚硬、锋利,是合理的铜锡比让这种窄而薄的长剑拥有很好的实战性。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俑坑出土的青铜剑其实很脆,易断易折,并不是实战兵器。由此,也引出一种新的观点。那就是俑坑青铜剑其实是钢剑的青铜模型。

这种观点的理由如下:

首先,秦俑坑青铜剑太长了,接近90厘米。青铜长剑确实有,比如希腊迈锡尼地区就出土过1米多长的青铜剑。但是中国青铜剑其实没有很长这个传统,战国中晚期的青铜剑最多也就60多厘米。也就是说,战国青铜剑和秦俑坑青铜剑之间找不到传承和过渡,这不符合武器发展的正常规律。

其次,秦俑坑青铜剑太窄了。青铜比钢铁脆弱,所以所有先秦青铜剑都很宽,古希腊青铜剑也是如此,都是为了避免折断。更不要说秦俑坑青铜剑含锡20%,更脆。但是这个形制对于钢剑却不是问题,因为3厘米上下的宽度对于钢材来说正合适。

最后,青铜剑是铸造剑。从西周开始,中国制剑就一直是先铸造一个剑条,大致磨好之后,再在上面铸造护手和手柄。但是秦俑坑青铜剑却是后世钢剑的结构——一条扁平的剑条,套接另作的护手、剑柄。这是因为钢剑是锻造的,钢剑条套其他部件才是合理的工序流程。

◎秦剑



因此,如果排除秦帝国所装备的长剑都是样子货这种最不可能的情况,就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秦军特别是咸阳卫戍军现实中所装备的其实是钢剑,兵马俑里出土的其实是钢剑的陪葬模型——明器。由此引申而来,真正的秦军特别是咸阳卫戍军这样的精锐,已经开始装备钢铁武器。

总之,经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更真实的秦帝国咸阳卫戍军的形象:他们在保证机动性的前提下,拥有良好的防护,已经开始装备钢铁武器;在重视远程弓弩打击的同时,他们更敢于白刃格斗,善于以长铍发动凶猛突击。

当然,以上论述都是基于秦俑一号坑而言。其实按照《孙子兵法》的“奇正”理论,即“以正合,以奇胜”,一号坑的步兵方阵属于“正兵”;二号坑那种步、骑、战车混编,拥有机动力、防护力和远程打击力量,并单独拥有建制的合成军阵,则应该属于“奇兵”范畴。根据其构成,该部军阵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和相当强的实力,能于敌情不明的状况下前出侦查袭扰,遭遇战时争取先机,双方僵持时进行侧翼打击,敌阵动摇时迅速扩张战果,退却时殿后掩护。做个不太恰当的类比,二号坑军阵有些类似现代美军的装甲骑兵团。

至于那个未完工的四号坑,位于一号坑之左,二号坑之后,三号坑之前,所以应该不会是后勤辎重部队。这个位置恰好是一支战场机动部队所在的位置。

首先,秦之先祖曾在汧水与渭水之间替周天子养马,而其后历代“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到了秦惠王时代,已经有了“骑万匹”的说法。

其次,秦帝国建立后立即对匈奴动兵。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军针对匈奴的攻击作战开始了。

第一阶段夺取河南地。秦军预先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部署,发挥步、骑、车等多兵种大兵团协同作战的优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痛击了匈奴。秦军的攻势甚为凌厉,蒙恬率主力由上郡经今榆林北上,迅速攻占河套北部地区,几乎没有遭到什么重大抵抗;同时,驻守北地、陇西两郡的秦军也向河套的南部地区发起进攻。秦军这一东西并进、南北夹击的攻势,很快就将河套以内的匈奴军队击溃,一举收复了河南地,一直推进到北河(今乌加河,当时为黄河的主流道)南岸。

第二阶段驱逐匈奴到阴山以北和贺兰山以西地区。秦军夺取河南地后,稍事巩固和休整,接着于第二年发起新的攻势,战略目标是把匈奴全部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此时,匈奴的头曼单于已经在集中兵力,试图夺回河南地。不料秦军很快发起第二阶段攻势,头曼被迫应战,双方遂于高阙、阳山、北假一带展开激战。秦军由于具有数量、质量、多兵种协同作战和统一组织指挥的优势,连战皆捷,夺取了整个阴山地区和贺兰山高地。

公元前214年,大秦北征军已踏破贺兰山缺!

如此迅猛地击败以“天之骄子”自称、凭借着大骑兵集团雄霸河朔威加大漠的匈奴人,秦帝国必然要拥有一支精良的骑兵部队。因此以秦帝国最精锐部队为模版的兵马俑里,却无独立骑兵部队,显然是不可能的。

◎秦甲士复原图(杨翌绘)



另外,考虑到四号坑的形制与二号坑车骑步混编小阵颇为相似,并且面积是其四倍,因此四号坑最为可能的布局就是一支骑兵部队,是配合一号坑方阵作战的另一支奇兵。这也符合《孙膑兵法》中“以一侵敌,以二收”的理论。

总体看来,一号坑的步兵方阵如同铁砧,二号坑和四号坑的两支奇兵为铁锤,任何陷入其中的敌人都将被粉碎。当年长平之战,白起就是以主力步兵方阵,抵挡住了赵军的猛攻;以两万五千名车骑步混编的奇兵,包抄到赵军后方,断其归路;以五千骑兵机动部队突入赵军营垒,袭扰其后方,断其粮道。最终,四十万赵军陷入了锤砧之间,成就了秦帝国的累累战功。

因此,当咸阳卫戍军抵挡住了周文的张楚大军时,获得喘息之机的秦帝国一方面征发骊山刑徒,一方面将咸阳卫戍军分散到其中去担任骨干,由章邯统率东进出关与周文决战。

史书没有记载他们作战的详细经过,却记载了他们辉煌的胜利:“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馀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郯,章邯别将击破之,……铚人伍徐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8)。

三战灭周文,两战解荥阳围,两战扫清陈地的外围,两战败陈胜,使之被手下叛徒所杀!短短数月之内,大战九次,每战皆捷!一个气势磅礴、声威满天下的张楚帝国被基本消灭。咸阳卫戍军让山东六国旧民再次见识到了曾令他们闻风丧胆的虎狼秦军!

此后,“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于钜鹿。”(9)这种一往无前的决死攻击精神,依稀是长平之战、灭楚、灭燕中凶悍秦军的再现。不过就在帝国禁卫军即将挽救帝国于危亡之时的关键时刻,如虎如狼的咸阳卫戍军遇到了他们宿命中的敌人——西楚霸王项羽和他亲手组建的楚国精锐——八千子弟兵!司马迁对这支军队的评语为“楚兵冠诸侯”。等待着吞噬血肉的虎狼同样遇到了“猛如虎,贪如狼”的饕餮巨兽。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二月,巨鹿之战爆发。史载,“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汙水上,大破之”(10)。

◎章邯击败张楚军,陈胜被刺



当时作壁上观的诸侯军见此残酷杀场无不人人丧胆。等到秦军已破,项羽召见诸侯众将,他们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秦军素耐苦战,他们虽然数次败北,却总是死战不降。他们苦苦支持着,希望能得到帝国的支援。然而此时历史却发出了最沉重的叹息,赵高、胡亥猜忌弄权于内,章邯要市谋上于外。咸阳卫戍军,这支帝国军队最后的精华,最终没有等来帝国的支援。他们或战陨于之后的激战,或被项羽坑杀于新安城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荣耀和军功,殉于自己亲手缔造的帝国。

而随着咸阳卫戍军的消逝,刘邦率军乘虚进逼洛阳。其后数月,项羽的大军入关灭秦,屠咸阳,焚宫室。秦帝国的辉煌与威势,以及横扫六国的气魄,就这样消亡于屠杀和大火之中。

……

但我们从历史的缝隙中却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楚汉战争时,刘邦手下的骑士多自称“故秦民”、“故秦骑士”或秦“里中子也”。这说明,秦帝国咸阳卫戍军的血脉很可能就这样流入了大汉帝国的军队之中。不过,那是属于另一个强悍帝国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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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人围曹,讨不服也。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出自《左传·僖公十九年》。

(2) 关于牧野之战的双方兵力多有争议,此处选取的是最通常的记载。

(3) 见《孟子·尽心章句下》。

(4) 见《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

(5) 虎臣为虎贲之统帅,原文出自《诗经·大雅·荡之什·常武》。

(6) 见《逸周书·克殷解》。

(7) 见《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五·兵考七》。

(8) 见《史记·陈涉世家》。

(9)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10) 见《史记·项羽本纪》。





汉羽林骑兵


文/矢锋





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九月初十,长安城外,未央宫北,秋风肃杀。

巨大的军阵覆盖在平原上,一色的绛甲将大地染得血红。没有人说话。数万将士如同沉默的雕像,将时间凝固在这强汉之红当中。二十年来,这些将士曾经跟随高祖刘邦——那位已经踏入传说的帝王——南征北讨。项羽、臧荼、陈豨、英布、卢绾……这些曾经威名赫赫的传奇,都已经覆灭在他们的刀锋之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西汉王朝的普遍征兵制下,军阵中的将士换了一茬又一茬,流传下来的是作为王朝禁军、皇帝近卫的无上荣耀。他们,就是西汉禁卫军的主力——北军。

但如今,钢铁般的军阵之中却是暗流涌动。高祖死后,吕后专权,吕氏一族长期窃取朝廷大权,胡作非为。八年前,年仅二十四岁的汉惠帝郁郁而终,吕后一手遮天,废立幼帝,迫害刘姓诸王与大臣。七月三十日,吕后病死,吕禄、吕产等人密谋政变,欲尽杀刘氏诸王,夺取汉家天下。齐王刘襄首先发难,发兵讨吕。吕产令颍阴侯灌婴率军迎击,但刘邦禁卫军出身的灌婴不愿为吕氏一族卖命,不仅不进军,反而联络各诸侯王准备一同讨吕。局势危如累卵。刘氏与吕氏之间的决战即将爆发,每一个持剑者都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

这个阅兵台上曾矗立过那些为这个王朝开天辟地的名将:张良、韩信、彭越、樊哙……数十年腥风血雨之后,太尉周勃是这曾经灿烂的星河中仅存的孤星。周勃和刘邦一样是沛县人,他身材高大,自幼习武,弓马娴熟,孔武有力。刘邦起兵时,他作为材官(步兵)随军起义。司马迁记述说,作为一个军事家,周勃没有韩信那样的天纵之资。他文化不高,才能平庸,但是作为军人,他质朴、刚强、忠诚,任何时候都能不打折扣地完成任务。历经反秦、楚汉、削平异姓诸王之战,周勃战功等身,从一个普通武士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太尉这个国家武装力量总指挥官的位置上。

◎周勃像,程十发作品



在周勃之后,军正走上阅兵台。军正就是军法官,军中法律的执行者。军正不受将军管辖,即使主将违纪,军正也有权责罚。军正高声宣布:军印已验,从即日起,周勃以太尉亲统北军。

周勃上前两步,直面这强汉之红的森严军阵,下达他即将传诵千古的命令:“为吕氏者右袒,为刘氏者左袒!”说完,周勃一把扯下自己的袖子,将肌肉饱满、布满战伤的左臂举过头顶。军阵中传来一阵阵织物撕裂之声,数万北军将士一同袒露出左臂,将自己的抉择高高举起。西汉王朝的命运,在此刻由军人们决定。

在中国军事史中,汉代是一个特殊的朝代。继承了战国时代的传统,汉代的皇权与军事力量紧密结合,使得古典军国主义在西汉时期走向了顶峰。那些围绕在皇帝周围的禁卫军人:南军、北军、诸郎、期门、羽林,不仅承担着宿卫京畿的重任,还是国家常备军的精锐与核心,更是皇帝本人的左膀右臂,成为皇帝统治帝国、与门阀世族斗争的重要工具。他们,就是汉帝国古典军国主义的具现。





郎中骑兵


作为马上天子,建立汉王朝的刘邦既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军事家。司马迁基于私怨而刻意放大的彭城之败,不应成为评价刘邦军事能力的唯一标准。但是,彭城之战也成了西汉禁卫军组建的诱因。在彭城之战中,项羽率领他的三万精骑,以强大的冲击力,将刘邦整合五路诸侯而成的数十万乌合之众打得一败涂地。司马迁不无幸灾乐祸地写道:“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馀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馀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

彭城之战,汉军不仅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诸侯联盟被打得分崩离析。败退到荥阳的汉军立足未稳,楚军已经紧紧追击而来。危急时刻,刘邦痛感楚军骑兵难以招架,必须建立自己的精锐骑兵部队才能与之对抗。于是,刘邦下令集中军中所有擅骑将士,组建骑兵。将士们公推曾经在秦军中当骑兵的李必、骆甲为校尉。李必、骆甲因为自己是秦人,怕不受信任,又报请刘邦指派年少勇猛、长期跟随刘邦作战的灌婴做中大夫,统领这支骑兵。这样,西汉精锐骑兵,也是第一支西汉禁卫军——郎中(1)就建立起来了。骁勇的灌婴几乎不及练兵,就统率着这支新生的部队踏上战场,在京索之战中与楚军骑兵正面交手。这一战,灌婴一血彭城惨败之耻,率领郎中骑兵大破楚军,成功遏制住了楚军战略进攻的势头,将楚汉争霸重新导入战略相持。

郎中骑兵也由此得到刘邦的特别信任,成为刘邦最为重视的亲卫队。在激烈的楚汉争霸中,郎中骑兵屡立战功。在井陉之战中,郎中骑兵拔旗易帜,大败赵军;灭齐之战,郎中骑兵齐破田横,擒齐王广;后又深入楚地,纵横扫荡项羽的大后方。在楚汉最终的大决战垓下之围中,正是郎中骑兵对项羽紧紧追击。根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在乌江之畔截取项羽遗体而获得封侯的五名武士——王翳、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都是郎中骑。这也说明在乌江之畔与项羽进行最后的惨烈搏杀,并最终迫使楚霸王乌江自刎的部队,正是郎中骑兵。

除了因斩首项羽而获得封侯的五人外,郎中骑兵因战功获得封侯的人还有很多。如魏其侯周定、宣曲侯丁义、乐成侯丁礼、阳河侯卞欣、汾阳侯靳强等等,均出自这支战功卓著的部队。作为郎中骑兵的首任指挥官,灌婴在楚汉战争及汉初平叛战争中立下很多功劳,成为最受刘邦信任的将领。汉高祖六年,跟随刘邦逮捕楚王韩信的就是灌婴。之后,为了表彰灌婴的功绩,刘邦“剖符为信”,封灌婴为颍阴侯。在平定诸吕之乱中,灌婴旗帜鲜明地站在刘氏一边,成为政治天平上举足轻重的砝码。汉文帝即位后,灌婴被封为太尉,继续担任汉王朝忠实的守卫者。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灌婴死于丞相任上,谥号懿侯。



◎狮子山汉墓骑兵俑,狮子山汉墓是西汉早期分封在徐州的第三代楚王刘戊的陵墓。其墓葬中的骑兵俑反映了西汉早期骑兵的风貌 ◎杨家湾兵马俑。杨家湾汉墓位于陕西咸阳,共出土骑兵俑580多件,人物俑近2000件

汉王朝建立后,战功彪炳的郎中骑兵作为刘邦的亲卫队,被改组为皇帝的宫廷禁军,称为“郎卫”、“郎官”或“诸郎”。郎官由郎中令主管,下辖五官中郎将和左右中郎将三署,每署又分车、户、骑三将,总兵力一千余人,分为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等衔级。郎官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宫廷,在刘邦出行时担任他的车骑侍卫,在上阵作战时担任刘邦身边的亲卫队。同时,他们也是刘邦的参谋和助手,随时听从刘邦的差遣。很多郎官因此获得皇帝的信任,踏入仕途。历史学家认为,郎官是战国时期“门客”制度的一种发展。大批奇才异能之士,正是通过郎官这一特殊途径在皇帝身边效力。例如司马相如、东方朔、田蚡等人,都是郎官出身。毫无疑问,成为郎官是王朝上下所有年轻人的梦想。在汉初,只有功臣之后方可能得到这样的荣耀。文帝时,采取赀选(捐官)的方式征召郎官。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就是花了数百万钱在汉景帝那里买了个“武骑常侍”的郎官。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又开始招收地方上有才德的年轻人为郎官,称为“举孝廉”。这成为汉朝官僚的重要来源。

为了巩固统治,除了郎官以外,刘邦还需要一支既能守卫京师,又能随时跟随左右作战的野战部队。因此,在汉初绝大部分军队复员的情况下,刘邦保留了两支强大的中央军戍屯于长安南北。戍守在未央宫以南的称为南军,在未央宫以北的称为北军。南军总兵力大约为两万人,是主要负责宫门外的宿卫防御的警卫部队,由卫尉主管。北军的兵力是长安所有禁卫军中最多的,总兵力达四万至七万人。北军是真正的野战部队,平日由中尉主管,负责长安城内的治安,作战时则由刘邦亲自统率,作为中央军的核心与骨干力量,上阵杀敌。

这样,郎中令、卫尉和中尉分别统领郎官、南军和北军,分别负责宫廷内、宫廷外和长安城的防卫。这三支武装力量互相制衡又分工协作,职责明确,互不隶属,各自对刘邦本人负责,共同保卫长安和宫廷。

这三支部队当中,除郎官外,南军与北军的兵源都来自一个叫“良家子”的特殊阶层。所谓“良家子”,就是“良家”的子弟。“良家”首先要是医、巫、商贾、百工之外的人。《汉书·食货志》载:“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看来在汉代,工匠、医、巫及商贾被列为一类人。在以农业为重的社会中,他们都被视为末业。

除了要从事农业以外,良家还要求品行端正,有教养,没有家族犯罪史,更要有一定经济基础。一般认为,良家的经济基础为中民以上。汉文帝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2),可见当时“中民”的财产大约是十金,一金为一万钱。根据《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等出土的西汉竹简上的记载,汉初一名成年奴隶价值一万至两万钱,马每匹约六千钱,牛每头二千至三千钱(3)。这样基本可以认为,良家子应以中小地主为主,至少为富裕自耕农出身。

正是由于南、北军士兵出身社会主流家庭,具有较为稳定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才有着安定团结的政治追求。在诸吕之乱中,北军将士在关键时刻团结在太尉周勃身边,剪除诸吕,维护了汉王朝的统一。汉武帝时期,太子刘据造反,北军再一次投了反对票,直接导致了刘据的失败。终西汉一世,北军一直是维护国家安定统一最为重要的砝码之一。

南、北军虽然都主要由良家子组成,但来源并不相同。北军兵源选自长安附近的京畿三辅地区,可以说都是长安本地人,而南军则来自全国各郡国。根据西汉兵制,良家子们将在二十三岁时应征入伍。他们的服役期为两年,第一年在本郡的郡国兵中服役,称为材官或骑士(骑兵)。第二年,他们将前往长安,在南、北军中服役,称为卫士。因此,南、北军的士卒都是已经至少服役一年的有经验的士兵。加之政治、经济待遇优厚,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使得南、北军明显强于各地方上的郡国兵,成为西汉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在巩固西汉的战争中,禁卫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平叛战争中,刘邦每每在郎官的拱卫下,亲率北军作为军队的中坚,并征发数十万郡国兵协同作战。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首举叛旗。结果,刘邦亲率大军,仅仅两个月就剿灭了臧荼军,臧荼本人逃往匈奴。在后来的诛灭韩王信(4)、陈豨、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的战斗中,刘邦无不亲率禁军,连战连捷。经过五次大规模战争,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诸侯王,除了势力弱小、封地偏远的长沙王吴臣外,其他均被刘邦剿灭。





匈奴的挑战


在剿灭异姓王的战斗中,白登之围无疑是刘邦最为危险的时刻,同时也是对禁卫军最大的考验。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在匈奴的军事压力下叛国投降。第二年,震怒的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讨伐韩王信。韩王信被汉军击败后投奔匈奴。匈奴王冒顿令左右贤王以万骑南下,抢占广武到晋阳之间的有利地形,企图阻止汉军北进。汉军杀至晋阳,在铜鞮、晋阳、广武、离石、楼烦等战斗中连战连捷,大破韩王信与匈奴联军,追亡逐北。鉴于正面作战无法取胜,冒顿率军且战且退,诱敌深入。其时隆冬已至,天降大雪,刘邦急于结束战事,轻敌冒进,仅率少数禁卫骑兵追击冒顿到达平城附近的白登山,不幸陷入冒顿大军重围之中。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说,刘邦率领十万骑兵,在白登山上被冒顿四十万大军围困。但后人考察古战场后发现,白登山平台的总面积仅有一万平方米(5)左右,根本不可能摆下十万大军。因此,这一仗的实际规模要远远小于《史记》中的记载。当时刘邦手下可能仅有万余禁卫骑兵,他们在登上白登山时,遭遇大雪封山,又被冒顿率军断绝归路。由于大雪封路,汉军后续部队无法前来解围,刘邦和他的禁卫军在优势敌军与恶劣天气的双重夹击下陷入绝境。《汉书》记载,天气极寒,汉军士卒“堕指者十之二三”,有很多人连指头都冻掉了。七天七夜,汉军粮尽援绝,陷入绝境。《史记》载,最终谋士陈平设计,找人画了一张美女图,送给冒顿的阏氏(6),说刘邦将把此美女献给冒顿。害怕失宠的阏氏于是大吹枕头风,鼓动冒顿网开一面,放刘邦逃跑。

现代历史学家对这个近乎演义小说一般的说法多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冒顿素以心狠手辣著称。他刺杀头曼单于时,曾经以响箭射向阏氏,以训练手下的绝对服从。为了向东胡示弱以骄敌,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最喜欢的阏氏送给东胡。说他会因为枕头风而改变军国大事的决策,很难令人信服。

◎汉代铁戟,汉代戟矛头部分加长,枝有所缩小,增强了刺杀能力,更加适应骑兵作战要求



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冒顿兵围白登山七日,但面对万余汉军却迟迟不敢攻山,可能另有隐情。晁错认为,匈奴有“长技三”,汉军有“长技五”(7)。匈奴的长处是战马能够上山下涧,士卒擅长骑射,吃苦耐劳;汉军的长处是骑兵和车兵的冲击能力强,有严格的队列纪律,擅长肉搏战、下马列阵作战,步弓手和弩手的射程远、精度高。咸阳杨家沟汉墓出土的汉兵马俑表明,禁卫军骑兵坚铠长戟,是执锐冲坚的重骑兵。在正面作战中,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驱散匈奴骑射手。在铜鞮、晋阳、广武、离石、楼烦等地的一系列作战中,汉军连战连捷,打得匈奴连连败退。加之韩王信的叛军迟迟不来汇合,即使匈奴占尽优势,但冒顿对于正面进攻仍迟迟下不了决心。

最终,被围七日之后,利用一个大雾天,禁卫军们架起上了双矢的强弩,突围而走。冒顿并没有追击。此时,汉军主力也已赶到平城,与禁卫军汇合。刘邦终于脱险了。

从战略上看,白登之战展现出汉初国力与军力上的局限。刘邦动员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不可谓兵力不强;汉军士卒冒着严寒大雪,连战连捷,也可谓三军用命;但是匈奴骑兵利用其强大的机动性,不与汉军正面交战,而是用游击战消耗、迟滞汉军,这样,汉军的庞大兵力与劲弩坚甲均无法发挥作用,而庞大兵力带来的巨大消耗反而成为汉军最大的弱点。从高祖到景帝的数十年间,尽管一直在执行和亲政策,但匈奴仍然多次入寇,杀掠汉朝人民。文帝、景帝多次组织军力驱逐匈奴,但匈奴始终避免与汉军主力交战,使汉军耗费巨大的出征只能做到驱逐匈奴,无法对匈奴造成实质性的打击。历史事实证明,战国时代全民皆兵式的庞大军队,已经不再适应全新的时代与全新的战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时代正唱起《大风歌》,时代正需要新的英雄。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年仅十六岁的刘彻继位。景帝留下的帝国,表面上富裕而兴盛,但水面之下却暗流涌动。经过汉初七十年推行黄老之道的无为而治,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已经被压缩到极致。农业税仅为3.3%,商业税也只有3%—6%(8),郡国甚至民间都有自行铸币的权力。较轻的田租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增强了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经济实力,加速了小农的破产。低商业税的政策导致商人收入丰厚,进一步加强了富裕阶层的经济实力。铸币权的泛滥则进一步损伤了中央集权,造成诸侯贵族普遍强大而中央相对弱小。所以纵观整个文景之治,诸侯王叛乱时有发生。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所发动的七国之乱,叛军总兵力竟达五十万之巨。如果不是刘濞本人指挥技能拙劣,连续犯下不可饶恕的战略错误,这次七国之乱很可能对汉帝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更令有识之士忧虑的是匈奴的不断南犯。高祖至景帝时期,汉王朝一直在执行对匈奴和亲与互市的政策。但是,无论是和亲还是互市,都无法满足匈奴贵族越发贪婪的胃口。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率军入侵上郡,劫掠大量人口牲畜而去。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亲率十四万大军攻向北地郡,一度深入到皇帝避暑的甘泉宫附近,又一次掳掠大量人口而归。景帝中原六年,匈奴突袭雁门郡的汉朝马苑,掠走大量良马,汉军两千人战死……匈奴右贤王跨过黄河河套地区,其进攻出发阵地距离长安仅有七百里地,严重威胁长安的安全。

◎铜弩机,汉代弩机在秦弩机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结构更加精巧



在此背景下,汉武帝决定废弃黄老之学,采用董仲舒的儒家之学,任用田蚡等青年儒生,强化中央集权,展开了一轮轮改革。通过这些改革,汉武帝削弱诸侯贵族,打击豪强势力,增加中央收入,强化中央权力,汉王朝的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网罗人才,对抗匈奴与旧贵族势力,军事改革尤其是对禁卫军的改革是汉武帝改革中的重要环节。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即位的第三年,他决定在郎卫内部增设一个叫作“期门”的禁卫组织,拉开了军事改革的序幕。

“期门”的意思是殿门,也就是随时等候在殿门外,听候皇帝的调遣。期门主官称为“仆射”。汉武帝喜欢微服出访,身着便衣巡视长安郊县。他在微服出访时自称“平阳侯”,只带少数随从,骑马出行。期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汉武帝微服出行时担任他的便衣侍卫——至少在刚刚建立时是如此规定的。

最早的期门卫士是在郎卫内部选拔的,但汉武帝很快就把期门作为一块特殊的试验田经营起来。他开始在关东、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两河等六郡良家子中,选拔新的期门卫士。这六个郡都距离长安不远,而且历来以出优秀骑兵著称,即所谓“六郡骑士”。汉武帝希望亲自训练期门,培育出一支精锐骑兵。

汉武帝如此行事自有其道理。西汉军事制度继承自战国时期的普遍征兵制,每个适龄青年都要在二十三岁开始服役两年,之后转入预备役。在诸侯王国之间以步兵为主的战争中,这样的兵役制度无疑能够提供庞大的补充兵力。但是,这样的军队却不适应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兵力强大、行动迟缓的步兵集团尽管无坚不摧,但是却无法在北方的广袤原野上抓住行动快捷、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在人口稀少、粮食全靠长途运输的北方草原作战时,庞大兵力所带来的巨大粮食消耗,则成为比敌军更加难以对付的敌人。审视汉王朝前七十年与匈奴交战的历史,汉武帝认为,汉军必须建立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这支骑兵部队不仅能像传统的汉族骑兵那样执锐冲坚,而且能够像匈奴人一样长途奔袭,大漠猎逐。而期门,就将是这支新型骑兵的孵化场与军事学校。

◎新疆鄯善苏贝希墓出土的马鞍,我国现存较为完整的年代最早的马鞍



和只需要学习队列、射弩和刺杀等一般性军事技能的义务兵不同,这种新型骑兵不仅需要精通骑射与格斗,还要学会野外生存、照顾马匹、辨向导航、长途追踪等等高级军事技能和指挥技能。因此,期门没有南、北军中严格限定的服役期限。他们长期服役,反复打磨自己的军事技能,成为远超普通士兵的职业战士。为了训练期门骑兵,武帝经常率领他们在野兽出没的山林里骑马射猎,甚至亲自示范与熊等猛兽搏斗。

据说,有一次,武帝率领期门骑兵到长安周边打猎。他们晓伏夜行,在田野之间追逐野猪、狐狸,踩坏了很多庄稼。受害的农民不干了,告到县令那里。县令大怒,说哪儿来的“平阳侯”?八成是哪个京城恶少招摇撞骗来了。于是县令点起手下,把武帝一行人围住不放。骑士们好说歹说,最后不得不拿出皇帝的御物表明身份,县令才把他们放走。

从此以后,武帝也觉得老是这样出去打猎实有扰民的问题。于是,他下令修建上林苑,专门作为期门军骑马射猎与军事训练用地。随着上林苑的建立,期门军的训练走上正轨,很快扩充到一千五百人左右。





羽林孤儿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又在期门之外、光禄勋(原郎中令)属下,新建一支武装力量——建章营骑。建章宫是武帝在长安城外、邻接长安城墙的西侧修建的一座大型离宫,武帝中年以后长期流连于此。建章营骑建立的初衷,就是负责该离宫的警卫。

不久,建章营骑改名羽林军。羽林原本是二十八宿之一,属于北方玄武,在中国的古星象学说中代表军队。羽林军总兵力约两千五百人,羽林军的士卒叫“羽林郎”,首领叫作“羽林令”,副职叫作“羽林丞”。他们全都是汉匈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子弟,因此又号“羽林孤儿”。他们从小在军营中长大,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长大后编入羽林军。他们和期门一样,没有服役时间限制。和主要在微服出巡中护卫皇帝的期门不同,羽林军是武帝正式出巡时的正规仪仗队。他们身着华丽的盔甲,手举用牦牛尾装饰起来的大旗,骑马行进在皇帝车驾之前,为皇帝开路。羽林孤儿是西汉王朝厚待烈士子弟的标志,羽林也由此成为一种延续军事传统与家族荣誉的象征,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和认可。《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军和期门军一样,既是武帝的禁卫,又是特殊的军官学校。

汉匈战争中,禁卫军被大量派上战场。在汉高祖刘邦之后,除了北军之外,由于皇帝不再亲临战场,南军和郎卫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参与战争,但汉武帝扩充禁卫军的目的,就是增强禁军的战斗力,提升与匈奴作战的能力。经过武帝亲自培训和考察,在期门、羽林当中有大量青年军官进入北军等作战部队服役,率领汉军踏入与匈奴决战的战场。即位的第七年,武帝任命原属禁卫军系统的李广为骁骑将军,程不识为车骑将军,令二人率军屯集于北部边寨,开启了用兵北边的序幕。

此后几十年中,汉武帝发动了三次对匈奴的远征和数次较小规模的出征。在这些远征中,期门军和北军都随军出征,并且作为精锐与中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武帝时期远征汉军的组成方式是从期门中抽调军官,从北军中抽调精锐士兵,组成远征军的核心,然后征发陇西、北地等边郡士卒,组成一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军队,交由皇帝亲自任命的将军率领,踏上与匈奴之间的殊死战场。

◎西汉高桥鞍,汉代高桥鞍的出现表明汉代骑兵越来越倾向于冲击格斗



“将军”这种全新的指挥体系也在汉武帝时期得以成型。在武帝之前,汉军的总指挥是太尉(大司马),是代表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三公”之一。除了朝廷有自己的太尉之外,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太尉,作为自身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汉武帝时期,临时任命的杂号将军成为军事体系中新的宠儿。汉武帝常常把“将军”的称号破格授予一些年轻军官,并授予其率领大军的权力。为了指挥作战,将军将会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指挥、参谋团队,称为“幕府”。“幕府”主要由期门和郎卫中与将军本人交好的年轻人组成。这样,整个“幕府”就成为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团队,为全军注入了昂扬的活力。

因此,这一时期的汉军和文帝、景帝乃至武帝早期持重慎战的汉军相比,在作战风格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彪悍轻捷的精锐骑兵取代坚韧厚重的集团步兵,成为军队中最受重视的部分。在此后的汉匈战争中,汉帝国以少数精锐骑兵通过长距离隐蔽机动直接打击匈奴指挥机关的作战方式,在汉匈战争中连战连捷,立下不世的战功。

在汉匈战争时期,这种斩首战术可以说正好切中匈奴在军事组织上的最大弱点。匈奴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强大的兵力资源,来自匈奴作为奴隶制游牧部落联盟王国所建立的全民皆兵式的民兵制度。匈奴由大量小部落联盟而成,在秦末汉初,这些小部落的首领已经逐渐转化为贵族首领。单于作为全匈奴的国王,自领一支规模最大的部落,可以出动几万兵力,其下有左右贤王至当户的贵族首领,“凡二十四长”,各有几千到一万兵力。作为游牧民族,匈奴每一个男子从小就会骑马射箭,在部落中接受军事训练,并接受贵族的领导,因此随时可以上阵作战,使得总人口只有约两百万人的匈奴可以出动数十万大军。但是,由于游牧民族低下的生产力,绝大部分匈奴士兵的军事装备只有他们的生活用具——粗劣的刀具、弓箭与普通的蒙古马。这让绝大部分匈奴士兵只能作为骑射手参战,即“控弦之士”。但是,大规模骑兵会战的结局通常是由重骑兵决定的。身披坚甲、集群冲锋的重骑兵能够轻而易举地打散敌方骑射手,然后再由己方骑射手将对方逐一围杀、歼灭。

◎西汉钢剑,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剑,最长一把长达146厘米,显示出高超的铸剑技术



◎西汉钢甲,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铁甲(复制品),金相鉴定表明该甲甲片为渗碳钢制品



因此,除了“控弦之士”以外,匈奴贵族们都建立有自己的亲卫队伍,即“侍卫之士”。和“控弦之士”不同,“侍卫之士”拥有相对精良的盔甲,骑着来自西域的优良骑乘马,使用金属箭头的弓箭和刀矛等武器。在匈奴的军事体系中,“侍卫之士”起着关键作用。正是匈奴贵族的亲卫队相对于其他牧民的军事优势,使得牧民不得不依附于匈奴贵族生存。在作战中,匈奴的贵族亲卫队首先保证了其指挥机构的安全,其次他们还是匈奴军队战术行动的中坚力量,是匈奴军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汉帝国之所以能够一反过去汉军面对匈奴如同公牛难以对付恶狼一般的困境,正是因为抓住了匈奴“侍卫之士”这一关键点。由于匈奴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不发达,匈奴贵族的“侍卫之士”数量上相对于汉军禁卫军来说不仅没有优势,反而是劣势。一旦“侍卫之士”被击溃,匈奴指挥机构将受到直接威胁,只能狼狈逃跑。失去了指挥与监督,庞大的匈奴军队也必然变成一盘散沙,四散溃逃。同时,经过长期训练,汉军禁卫军的军事素质完全不比匈奴“侍卫之士”来得差。此外,除了期门骑士的锐气与锋芒之外,汉军精锐骑兵的军事装备的进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景时期,中国在金属冶炼技术方面取得巨大突破。随着炼钢技术的成熟,到汉武帝时期,中国已经从秦汉之交的铜铁武器并用时代进化到钢铁武器时代。通过对考古出土的西汉盔甲残片进行金相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西汉铁甲主要为渗碳钢和炒钢制品,也有铸铁脱碳钢产品,甚至发现过冷锻甲叶(9)。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使得汉军精锐骑兵手持炒钢环首刀,身上穿着同样钢制的玄甲,连弓箭的箭镞都是钢制的。相对于仍然停留在铜铁复合时代的匈奴骑兵,汉军在武器装备上已经有了跨代的优势。

但是再充分的物质条件,再精良的兵源,也需要优秀的将领率领才能发挥效能。结果,一次浪漫的邂逅让两位汉帝国最杰出的骑兵统帅登上了历史舞台。





马踏匈奴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武帝前往霸上祭祀先祖。回来的路上,武帝顺道去看望自己的姐姐平阳公主。回宫时,武帝的车队里多了一位秀发如瀑的歌女。她叫卫子夫,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得到独立谥号的皇后。

一年后,卫子夫怀孕了。而未央宫中的一场风暴却因此爆发。时任皇后陈阿娇(10)是武帝青梅竹马的初恋,其母不仅是武帝的姑姑,而且对武帝有拥立之功。因此,即使在嫁给武帝多年、花费巨额的医疗费用之后仍然没有子嗣的阿娇依旧独享武帝的宠爱。卫子夫的怀孕使得皇后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而她反击的矛头,则瞄准了卫子夫年仅十三岁(11)的弟弟——卫青。为了保护卫青,武帝宣布将卫青招入宫中,加入刚刚成立的期门军。由此开始了中国军事史上的一段传奇故事。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卫青首开记录,长驱直入,攻破匈奴大会诸侯、祭祀先祖的圣地龙城。

元光六年,匈奴南下入侵上谷郡,汉武帝起四路大军,各带一万骑兵迎击。由于战场多在汉匈双方互市的关市附近,因此史称关市之战。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在期门军中经过十年训练的卫青作为车骑将军率军出征。由于兵力分散,准备不足,四路汉军中两路战败,一路无功而返,只有卫青果敢冷静,长驱直入,突袭河南地区,一举击溃了白羊王与楼烦王的武装力量,歼敌数千,缴获牛羊百余万,收复河南地,兵锋直至匈奴王庭,攻占并摧毁了匈奴圣地龙城,获得汉匈战争中第一场战略性胜利。汉武帝大喜过望,立即封卫青为关内侯。

龙城被毁令匈奴军臣单于大为震怒。第二年(公元前128年),军臣单于发兵六万骑,兵分三路攻打辽西、渔阳、雁门,并且一改往日避免与汉军主力作战的传统,主动发起主力会战。汲取了关市之战兵力分散致败的教训,汉武帝令卫青率三万骑兵出雁门,集中力量打击匈奴右路部队。卫青成功击败匈奴军,“斩首虏数千”,挫败了匈奴的攻势。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不甘心失败的匈奴集中兵力,再次入侵上谷、渔阳。这一次,汉武帝决定敌进我进,令材官将军韩安国率领步兵部队在东面坚守壁垒不出,而卫青、李息率领骑兵,利用秦长城的掩护,沿着黄河西岸隐蔽推进,突然袭击了河套、河南地区。驻守此地的匈奴白羊、楼烦二王措手不及,被打得一败涂地,仅带着少数亲兵逃跑。汉军歼敌数千,虏获牛羊百万,占领了河套到陇西的广阔地区。

◎湖北荆门包山墓地(战国到西汉)出土的马铠复原图



◎汉突骑马上长戟攻击复原图(杨翌绘)



元朔二年汉帝国闪击河南之战虽然投入兵力不多,但却大大改变了汉匈之间的战略形势。匈奴不仅丧失了一片最为肥美的草场,而且丧失了直接威胁长安的能力。汉军在河套地区筑朔方城,兵锋直指匈奴统治核心——漠南地区。攻占陇西,不仅使汉军拥有了一片上好的马场,还构筑起通向河西走廊、打开丝绸之路的出发阵地。

元朔三年,军臣单于在愤怒与忧郁中去世,其弟伊稚斜杀太子于丹,自立为单于。伊稚斜登基后,连年发动大军,对汉朝进攻。汉匈战争的高潮来临。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汉匈双方决定性的战略会战——漠南之战爆发。卫青率领的十万汉军出定襄,向北长途跋涉数百里,在漠南地区与严阵以待的匈奴主力展开决战。卫青沉着冷静的指挥让汉军在初战失利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最终大败匈奴,斩首近两万。伊稚斜单于从此远遁漠北。

在这次战役中,卫青的外甥,年仅十七岁,同样出身期门军的霍去病大放异彩。他仅率八百骑兵,长驱直入数百里,不仅歼敌数千,而且俘虏了大量匈奴贵族,甚至还有单于本人爷爷一辈的王(12),战果勇冠全军。胜利归来,武帝立刻加封霍去病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在收到张骞所带回的西域信息之后,武帝以年仅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一万骑兵,对河西走廊进行威力侦察,试探打通河西走廊的可能性。结果,胆大妄为的霍去病在匈奴境内隐蔽行军千里,突然袭击了统治河西地区的匈奴浑邪、休屠二王,把二王打得一败涂地,不仅歼敌近万,而且俘虏了浑邪王子、相国等大量贵族,连休屠王祭天的金人都搬回来了。尽管恶劣的敌后环境和匈奴援军的狙击使得汉军“师率减什七”(13),但这次军事冒险的胜利证明了打通河西走廊完全可行。当年夏天,霍去病刚刚回师,武帝即令公孙敖、霍去病分别从南北两路率军夹击河西。霍去病率领以期门为核心的精锐骑兵,翻越贺兰山,穿过巴丹吉林沙漠,沿弱水通过小月氏地区,远征两千余里,绕到匈奴军背后。在公孙敖因迷路未能会合的情况下,霍去病毅然率军单独发动进攻。尚未从春季的打击中恢复元气的浑邪、休屠二王再一次一败涂地,三万多匈奴人战死,两个部落两千五百人就地投降,一百多名王公贵族被俘。霍去病回军小月氏时,武帝送上美酒犒赏。浪漫的霍去病将美酒倾入泉水,令军士共饮。小月氏从此得名“酒泉”。当年秋天,浑邪王杀死休屠王,率众向汉朝投降。汉朝由此彻底控制了河西地区,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大门。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以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在十余万步兵的配合下,远赴大漠以北,寻歼匈奴主力。这就是漠北之战。该战中,卫青率军与单于主力交战,以车骑协同战术彻底击败伊稚斜单于,歼敌两万,攻占了匈奴积蓄粮草的窴颜山赵信城,伊稚斜单于仅以身免。同时,霍去病大破此前一直未受重大打击的匈奴左贤王部,歼敌七万余人,俘虏近百名贵族,一直追杀到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封山祭天而归。

卫青与霍去病的胜利是西汉对匈奴军事胜利的巅峰,也代表着西汉古典军国主义的顶峰。数千年来,“卫霍”不仅是中国军事史上闪光的篇章,更是“强汉”的代名词,代表着中国军人建功立业的顶峰。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三岁。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守护西汉王朝二十多年的卫青也因病去世。历史学家们认为卫青死时不超过五十岁。西汉王朝的两位守护者均英年早逝,让王朝的国运笼罩上不祥的色彩。

卫子夫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为武帝生下太子刘据,随即成为皇后。尽管她一生克己奉公,不嫉不争,兢兢业业帮助武帝打理后宫,但命运并没有放过她。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14)中,卫子夫的姐姐、女儿相继被构陷、杀害。最终,以仁慈恭谨著称的太子刘据也被陷害,被迫起兵造反,欲以生命为代价,诛杀武帝身边的一众奸邪。征和二年(公元前92年)秋,太子刘据兵败自杀,卫子夫在未央宫内以三尺白绫明志。第二年,汉武帝查出太子造反真相,痛悔不已。他再也没有迎娶过皇后。多年以后,刘据的孙子刘询即位,这就是汉宣帝。卫子夫被重新安葬,并加谥号“思后”。从此以后,中国的皇后,都有了独立的谥号。

◎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霍去病铜像,两千一百年前,霍去病率领一万汉军经过这里,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到达河西走廊





良家子的绝唱


如前面所说,漫长的汉匈战争中,郎卫、期门、羽林贡献了大量优秀将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李蔡、李陵、程不识、路博德等,这些英雄群像,成为禁卫军们命运的缩影,更是西汉王朝军国体制的缩影。

期门军和北军也因为在汉匈战争中闪耀的表现,使得汉武帝充满了骄傲。精锐骑兵在战争中展现出巨大威力,也使得武帝开始酝酿进一步扩充骑兵力量。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国丞相吕嘉发动叛乱(15),汉武帝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动员二十万大军,发动了对南越的远征。在送走路博德后,考虑到禁卫军精锐出征南越,长安空虚,武帝决定新建七支部队,分别由校尉领兵,他们分别是:

胡骑校尉——由通晓匈奴及西域事务的汉族军官担任,所部全部由招募的西域及匈奴士兵组成,驻扎在池阳,故其又称池阳校尉;

长水校尉——和胡骑校尉一样,所部由招募的西域及匈奴士兵组成,驻扎在长水、宣曲;

越骑校尉——由通晓山越事务的汉族军官担任,所部全部由招募的南方山越族士兵组成;

步兵校尉——掌管上林苑内屯兵;

射声校尉——统领在全国范围内招募的射术极高的骑射手;

屯骑校尉——所部为精锐汉族骑兵;

虎贲校尉——所部为精锐车兵。

这七校尉各领军七百人。此外,汉武帝还改组北军,将原来统管北军的中尉改称“执金吾”,令其专管长安城的治安,剥夺了其对北军的控制。原中尉属官,主管北军营垒的中磊升为中磊校尉,掌管北军营垒。中磊校尉与新建的七校尉合称“北军八校尉”,直接对皇帝负责。

这几支新建的野战禁卫军不再是基于普遍征兵制的义务兵部队,而是以军事素养被招募而来的雇佣兵,其中有三支部队还是外族雇佣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成建制的雇佣兵部队。他们的出现,意味着汉王朝的军事制度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良家子的时代即将步入黄昏。

李广及其家族的命运成为良家子黄昏时代的最好例证。李广出自陇西武将世家,是秦国大将李信的后人。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入侵中,李广以“良家子”身份从军,展示出过人的武艺。战后,李广作为郎官加入禁卫军,成为一名骑常侍。七国之乱期间,李广随军出征,显示出过人的作战才华。于是景帝调用李广为边郡太守,分别在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云中等地与匈奴作战。

武帝即位时,李广已经在与匈奴之间的小规模摩擦战中赢得显赫的声名。如前面所说,武帝后来将边郡将领中声名最盛的李广和程不识重新调回禁军,李广任未央校尉,程不识任长乐卫尉。对于汉武帝来说,这既是加强禁军建设的举动,也是对这两位将军的考察。

《史记》载,李广和程不识两人的治军方式截然相反。李广的队伍纪律散漫,平时看上去如同乌合之众,行军途中遇水草而息,大家随便倒卧,将军幕府里也不设文书管理文案。但是,李广武艺高强,与士卒同甘共苦,每战必身先士卒,所以士兵们都乐意在李广麾下服役,作战时无一不效死奋战。程不识的队伍则军纪严格,部队行伍和军垒条例清楚,幕府里的文案表格也十分严谨。有人问程不识两种带兵方式孰优孰劣,程不识十分谦逊地说没有优劣之分,但李将军带兵简单,难免受到敌军的偷袭。

◎李广射虎,史殿生作品



在元光六年的关市之战中,李广部一万人被匈奴集中主力围歼,全军覆没。李广重伤被俘,但他趁敌不备,忍着伤痛夺取了一匹好马逃了回来。公平地说,李广的失利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关市之战汉军四路平分兵力,彼此又不能救应,如同张开五指打人,被敌人各个击破也是情理之中。卫青借匈奴围攻李广之机攻破龙城,反倒有侥幸的成分。汉武帝大概也清楚这一点,因此虽然在诏书中严厉指责李广带兵不严,但也同意李广交钱赎罪,不再追究丧师之责。

不久,汉武帝再次启用李广为北平太守,后来又调入禁军担任郎中令。元朔六年的漠南之战中,李广率领禁卫军加入卫青的大军。但是命运再一次与李广开了玩笑,漠南之战中很多将领建功封侯,李广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取得足够的敌军首级而未获封侯。元狩二年,为了掩护霍去病攻打河西,武帝令李广、张骞出右北平,进攻匈奴左贤王部。途中李广再一次交上厄运,张骞率领的主力部队竟然在行军途中迷失了方向,与李广率领的四千骑兵失去联系。此时,左贤王率领的四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李广。李广令三子李敢率数十精骑杀进匈奴阵中,三进三出,杀得匈奴兵一片大乱。于是汉军士气大振,排成圆阵御敌。四万匈奴大军攻打了一整天,竟然完全奈何不得这支小小的部队。战至深夜,汉军将士们个个疲惫不堪,而已经六十多岁的李广却像没事人一样气定神闲。到第二天,张骞率领的主力终于赶到,匈奴撤围而走。此战李广部虽然杀匈奴三千多人,但是自身也受到惨重损失,“是时广军几没”(16)。

元狩四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出征漠北。考虑到李广年纪已经很大了,汉武帝本来没有安排李广随军出征,但在李广的一再要求下,武帝最终任命李广为前将军,加入卫青大军。卫青将先锋之位交予公孙敖,令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军从东路迂回。闷闷不乐的李广与赵食其率军上路,却不慎在沙漠中迷失方向,未能按期与卫青会和。卫青击败单于后回军南返,在半道上遇上李广与赵食其,责问其为何迷失道路,准备上书向皇帝汇报。年逾花甲的郎中令李广,被迫到幕府称述过失。在这里,绝望的李广引刀自刎,结束了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

李广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李当户、李椒和李敢,都自少年时就加入禁卫军。李当户和李椒英年早逝,李敢就是在右北平一战中在匈奴军中三进三出的勇士。漠北之战中,李敢随霍去病出征,立下战功,获封关内侯。因李广自杀,武帝令李敢代父担任郎中令。

听闻李广因卫青而死,悲愤难当的李敢与卫青发生冲突,打伤了卫青。卫青没有声张这件事,但是年少气盛的霍去病却大发雷霆,借狩猎之机以弓箭射杀李敢。武帝没有追究霍去病的责任,而是赶紧将他调往边疆,并掩盖李敢的死因称其在狩猎中不慎被鹿抵死。一年后,霍去病因病去世。

李广长子李当户去世时,留下一名遗腹子,这就是李陵。李陵的性格和祖父李广很像,最终的结局也同样悲剧。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让李陵负责后勤。李陵急于立功,自带五千步兵,向皇帝允诺以少胜多,出居延一千里与李广利共击匈奴。结果,李陵的五千步兵与三万匈奴骑兵相遇。与二十年前右北平之战中的李广一样,李陵率领汉军死战,三万匈奴骑兵竟然被杀得大败。单于大惊,急忙调集八万大军增援。李陵且战且走,逐步退向汉朝边境。匈奴紧紧追击,但每次进攻都被李陵杀败。尽管李陵坚持的时间比李广长得多,却没有等到李广利的救援。最终,矢尽粮绝的李陵部全军覆没,仅四百人逃回,李陵本人被俘。

之后,投降匈奴并为其练兵的原汉军校尉李绪被误传为李陵,这条消息令武帝大为震怒,下令对李家执行族诛。但是,以司马迁为首的一批士人却为李陵辩护,认为李陵以数千步兵御敌数万,转战千里,杀敌无数,虽败犹荣,他虽不死,必是想寻机立功以报国。司马迁的辩护激怒了武帝,被武帝付之腐刑。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司马迁的辩护,不仅仅是因为司马迁本人与李陵交好,更代表着西汉王朝政治斗争的风向。卫青、霍去病之后,武帝逐渐开始宠信外戚,疏远李广、李陵这些“良家子”出身的禁卫军。贰师将军李广利,既没有卫青的公正无私,也没有霍去病的英勇无畏,仅仅因为其妹李夫人得宠,就得以青云直上,每每率军出征。他每战必败,丧师无数,却从未被问罪。李陵、路博德等“良家子”出身、没有外戚贵族背景的禁卫军将领,即使战功无数也难得重用,稍有过失,就获罪受罚。司马迁为李陵鸣冤,既是替友人不平,更代表了整个“良家子”阶层不甘的呐喊。

汉武帝晚期的巫蛊之祸还有一个尾声。汉武帝在查出巫蛊之祸的起因后,对诬陷太子的江充一党予以灭族的惩罚。但这一行动却导致了一场著名的刺杀。侍中仆射马何罗曾是江充党徒,惧怕被武帝查出,于是铤而走险,于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谋刺武帝。幸得武帝身边的一个匈奴侍卫金日磾(17)十分警惕,发现了马何罗的阴谋,并勇敢地与之搏斗,这才使武帝化险为夷。从那以后,禁卫军们被赶出了内廷,宦官取代禁卫军成为帝王最亲近的人。

◎司马迁像,王西京作品。司马迁在记述汉朝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个人情绪,但却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尖锐的政治斗争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病逝。死前,武帝指派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以为人小心做事周到著称的霍光为顾命大臣,总领禁卫军系统。汉武帝不会想到,尽管霍光确实极力尽心地辅佐刘家天下,但他仍然开启了外戚控制禁卫军乃至整个朝政的先河。从此以后,外戚专权成为西汉王朝的常态,直到王氏外戚的王莽彻底篡夺了政权。

到东汉王朝建立时,王朝的禁卫军已经与汉武帝时代完全不同。西汉禁卫军主要由“良家子”构成,而东汉禁卫军则完全成了外戚、勋贵们的游乐场。无论光禄勋、卫尉,还是执金吾、北军中侯、城门校尉,所有的禁卫军官全部由外戚控制,士兵则由募兵充任。虎贲(18)、羽林逐渐变成父死子继的世兵,实战机能完全退化,成为纯粹的仪仗。郎官变成官僚预备队,成为外戚贵族们安插门生控制朝政的手段。良家子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外戚与贵族的胜利,意味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成熟。古典军国主义的时代远去了,贵族地主的时代宣告来临。

良家子的时代结束了,但羽林的故事却远未结束。羽林军制度成为很多后世君王效仿的榜样,其中诸如唐初的左右羽林军、首领北衙禁军,也是高宗、则天等朝的重要军事力量,直至明朝仍有羽林卫。羽林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不死的浪漫”——持续时间最长、最为知名的军队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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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郎中,原意为战国时期的宫廷侍卫。因此郎中骑兵也就是禁卫骑兵的意思。

(2) 见《史记·孝文本纪》。

(3) 见《汉代物价新探》,丁邦友。

(4) 韩襄王庶孙,名信,为了与韩信相区别,一般称为韩王信。

(5) 见《“白登之围”兵员数目考》,曾宪法。

(6) 阏氏并非人名,而是一种称号,类似于“王后”或“贵妃”。

(7) 见《言兵事书》,晁错。

(8) 见《汉代税史论纲》,洪钢。

(9) 呼和浩特二十家子铁甲和满城汉墓铁甲为渗碳钢,广州南越王墓铁甲和吉林老河深铁甲为炒钢,徐州狮子山汉墓铁甲为铸铁脱碳钢。

(10) 陈阿娇即为成语“金屋藏娇”的主人公,此典故见于志怪小说《汉武故事》。

(11) 卫青的生年在史书中没有明文记载,学者们根据间接史料推算公元前139年时他在十二岁至十五岁之间。

(12)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载:“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指的就是当时在位的伊稚斜单于的祖父冒顿单于的同辈兄弟。

(13) 见《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14)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大案。由于身体不适,武帝怀疑自己受到巫蛊诅咒,奸臣江充趁机诬陷太子刘据,最终刘据被迫发动政变,杀江充。但由于政变没能得到北军支持,最终被武帝镇压。皇后卫子夫与太子刘据双双自杀,长安城血流成河。第二年,武帝查出真相,痛悔不已,建思子宫纪念皇后与爱子。

(15) 由秦军南征大军建立的南越国,在汉朝建立后宣布臣服于汉朝。汉武帝时期,南越国内部分为亲汉派和拒汉派。拒汉派在丞相吕嘉的领导下发动叛乱,杀南越王及汉使,武帝遂发兵平叛。

(16) 见《史记·李将军列传》。

(17) 金日磾是匈奴休屠王王子。元狩二年,休屠王意图与浑邪王投降汉朝,后又反悔,被浑邪王所杀。金日磾降汉后沦为官奴,被送到黄门署饲养马匹。后升马监、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赐姓金,深受宠爱。

(18) 虎贲原为周代禁卫军中的精锐,王莽时期,将期门军改称虎贲。东汉建立后,延续了王莽时期的做法。





东晋北府军


文/陈峰韬





公元383年的初冬,已经扫平了北方的前秦天王苻坚站在寿阳城的城楼上,向城外八公山远远望去。江淮之间的气候不同于寒冷的北国,这个时节山上的草木依然葱茏,冷风吹来,草木随风摆动,从远处眺望,竟然分不清到底是人还是树。苻坚再一看城下淝水对岸的晋军,这支衣甲鲜明的部队严阵以待,发出逼人寒气。苻坚想起出征前,慕容垂、姚苌等人曾说东晋军兵少力弱,此时他下意识地对身边的弟弟苻融说:“此亦勍敌也,何谓少乎!”

之后,对岸的晋军提出一个要求,为了速战,请在淝水北岸的秦军稍稍后退,腾出一片空地好让双方开战。苻坚鬼使神差地同意了这个请求,命令苻融亲自指挥大军后退,等待晋军过河决战。然而他显然低估了对面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和把握战场时机的超一流功力。秦军大阵缓缓后撤,由于数万人的大阵前后通讯较慢,后队见到前队后退,不知到底是败了还是要调换阵型,开始出现一些混乱。对面的晋军抓住时机,不等全部过河,立即发起攻击,瞬间冲乱秦军大阵。庞大的秦军军团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击,战场局面急转直下,几乎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激战半天,秦军仍然无法挽回局面,被晋军杀得尸横遍野,溃不成军。无奈之下,苻坚仓皇逃出寿阳,志在必得的伐晋之战,就此以失败收场。

断送苻坚灭晋美梦的这支军队,正是称雄东晋南朝百余年的超级军团——北府军。

北府军是组建于东晋初年、以北方流民为主体的一支军队。因为其基地所在地京口历来是征北、镇北、北中郎将府所在地,简称北府,所以这支军队被称为北府军。

◎淝水之战,刘凌沧作品



◎京口今貌



这支带有军阀性质的地方军队几经演变,从最初的私人武装变化成最后的中央军主力。这支传奇的军队以其超强的战斗力,对支撑摇摇欲坠的南渡政权,维持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族共治局面,以及开启南朝二百七十多年历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该军也以淝水之战、二次北伐的辉煌战绩光耀史册,是名副其实的强军。





乱世流民军——郗鉴第一次开创北府军


总体来说,北府军大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划分的标准,一则以时间为线,一则以统军的大将为区别。

公元322年,随着八王之乱的扩大化,西晋被蜂拥而入的五胡灭亡,大量汉人跟着晋室南迁。山东一带的大族郗鉴率领族人和私人武装南逃,在逃亡的过程中不断招募青州、徐州一带的流民入伍,他的私人武装渐渐扩大,变为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军队。郗鉴的初衷和大多数南渡的汉人一样,只不过是为了躲避战乱,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无意中创建的一支私人武装最后竟然演化为左右东晋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东晋南渡后,开国之君晋元帝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全靠琅琊王敦、王导兄弟的武装帮助其立国。因此后来东晋的形势,在政治上表现为大族共治,“王与马,共天下”是其典型形态。田余庆先生将之总结概括为门阀政治,因其概括到位阐发精微,遂被治史者奉为圭臬。晋元帝司马睿的政治班底是其受封琅琊王时的势力,渡江后得到琅琊王氏的大力支持。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士族相继控制东晋政局,在皇室与大族对抗妥协的斗争中,各士族之间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斗争。同时,以顾、陆、朱、张为代表的江南土著士族被北来的皇室和大族压制,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对抗。这些政治矛盾一直在不断酝酿积累,有时爆发为士族内部的战争,有时转化为对外战争。

就在北府军刚刚具备雏形时,东晋内部便爆发了内乱——王敦叛乱。晋元帝刚立国时,王敦、王导兄弟一内一外夹辅朝政,王敦控制了荆州(今湖南湖北)、扬州,王导则在朝中主政。王敦为人嚣张,晋元帝不甘为其所制,遂在建康外围征发和部署军队,命令亲信周顗、戴若思分别掌握两支部队。王敦对这种赤裸裸的挑战行为不能容忍,于公元322年自荆州举兵东下,攻陷都城建康,晋元帝无可奈何,于当年底忧愤而死。王敦虽然在军事上完全压制了皇室和其他士族,可以凭借武力篡晋自立,但是当时南渡士族为维护自身利益,都不希望王氏一家独大。王导也明白王氏还没有具备禅代的条件,他在叛军进攻建康时,亲率王氏一族子弟在皇宫外请罪。王敦看到这样的局面,深恐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只得返回荆州,继续遥控朝局。这是王敦第一次叛乱。

◎晋元帝画像



当时郗鉴已将其部曲迁移至合肥,并在实质上获得东晋政府的承认,因而专心在合肥编练军队。得益于东晋初年军队和行政体制的崩坏,郗鉴实际上成为合肥的军政一把手,统管当地的军事、人事、财政大权,这为北府军扩充力量带来极大便利。当时晋军力量体系主要分为中军、外军、州郡兵和私兵部曲。中军的职责主要是保卫皇帝和中央,其驻扎地在皇城内部和京城外围,其主管将军是中军将军。外军的主要职责是弹压地方,对外征战,主要接受都督的管辖。都督制始于曹魏,西晋沿袭这一制度,晋武帝出于防范外军都督拥兵作乱的考虑,曾一度将属于军队系统的都督和属于行政系统的刺史分开,实行都督管军,刺史管行政。这一制度,同时也与州郡兵的罢废有关。西晋建立后,国内没有大的战事,中央统治力、威慑力很强,晋武帝决定罢州郡兵,但实际上州郡武装力量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有争论说,晋武帝罢州郡兵实质是剥夺刺史管军制度,因而出现了短暂的都督与刺史分治军政的局面。但到了晋惠帝时期,随着宗室诸王对各王国控制的加强,诸侯王与中央分庭抗礼,都督的权力逐渐加大,很多地方出现都督兼管军政的局面。这种趋势,推动西晋走向内乱,同时也规范形成了贯彻东晋历史一百多年的军事体制。

在东晋时代,作为中央政权基本实力的皇帝宿卫军和京师主力部队早已衰弱不堪,取而代之的是由各大州士族所掌握的外军,在实力配置上也变为外军强而中军弱。所以当王敦叛乱时,缺少中央宿卫军的晋元帝丝毫没有抵抗能力。

至于北府军这种由士族建立的地方军队,则带有州郡兵和私兵部曲的双重属性。郗鉴此人对晋室怀有忠义之心,他对王敦叛乱之举痛心疾首,但苦于自身实力太弱,没办法南下帮助建康讨平叛乱,于是加强北府军的建设,开始更大规模地招募北来流民。这更促成了东晋兵制由世兵制和征兵制向募兵制转变。晋代的兵役制度,起初继承三国的世兵制,即从军者世代为兵,父死子继,兄亡弟补。到了后来,世兵军户地位逐渐卑微化,很多世兵实际上成为贵族和大将的奴仆,世兵户逃亡现象愈演愈烈,兵员难以补充,这种征兵制度难以为继。晋军于是不得不用征兵来补充,征兵制是一种面向全体成年男丁的兵役制度,但是这种制度能否施行取决于国家的控制力。东晋时户口隐匿和人民流亡现象严重,在籍的民丁数量很少,而且在征战频繁的条件下,临时征集的民丁训练时间少,作战能力很弱,所以征兵制度此时也不是主流。诸般形势演化,使得募兵制成为北府军征兵的主要方式。募兵制即面向广大成年民丁,设置较高的入伍条件,募集想从军而体质又较强的兵员。郗鉴最初在山东组建本家部曲,包括其后在合肥招募流民为兵,其主要来源是从山东、河北、河南、两淮逃亡而来的汉人流民。郗鉴开出较高的应募条件,同时又保证这些流民的生命安全,为他们提供可以生活的环境,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可正当北府军实力逐步壮大时,东晋再次爆发了内战——第二次王敦叛乱。

晋元帝死后,其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晋明帝对父亲被王敦气死一事耿耿于怀,图谋消灭王敦。他惩于晋元帝手中无兵因而失败的教训,希望引入一支强军来对抗王敦。于是便想借助郗鉴的军事力量,他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

王敦对晋明帝的意图洞若观火,再次举兵东下进攻建康,顺便还上书中央,迫使朝廷召郗鉴到建康任职,从而使北府军将帅分离,阻止其渡江参战。郗鉴自己的部曲都远在合肥,无法引军入援,但他知道流民部队战斗力较其他部队为强,于是建议召苏峻、刘遐等流民帅带兵入援。

◎王敦之乱地图



当时形势依然严峻,无论是北府军,还是苏峻等人的流民军,都没有实战经验,谁也不知道他们能否挡住王敦大军。不料天赐其便,已是风烛残年的王敦不久病死。王导身在建康,不敢回荆州领军,荆州军由此群龙无首。苏峻、刘遐趁势发起进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王敦经营多年的荆州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第二次王敦叛乱以中央胜利告终。

这场仗打完,晋明帝深感手中无兵的痛苦,于是任命郗鉴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任兖州刺史、假节,镇广陵。郗鉴在合肥的部曲遂得以迁至京口。晋明帝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以北府军为皇室外援,防范再次发生王敦式的叛乱。然而晋明帝对流民部队的猜忌并不因郗鉴的忠诚而稍有减少,郗鉴的北府军一直不能过江入驻建康。这也是晋元帝父子对流民军的一贯态度。以祖逖之忠,凭收复河南之功,尚且不见容于晋元帝,何况他人?事实上这种态度也不无道理,晋室没有强大的中军,这使得皇帝不可能对任何一支外军放心。而这种担心,在北府军刚刚到达京口后,就变成了事实——流民帅苏峻叛乱了!

在平定王敦之乱后,苏峻因功被任命为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即历阳郡守。王敦死后,王氏领军人物王导虽然没有被杀,但地位大不如前。政治新星颍川庾亮以帝舅身份(庾亮妹妹系晋明帝之妃,晋成帝之母)执政。庾亮对这支与建康近在咫尺的流民军很不放心,想削去苏峻的兵权,苏峻立刻联合祖约(祖逖之弟)起兵反叛。庾亮发各州州兵勤王平叛,但出于防范其他流民军借平叛再度控制中央的考虑,他严令北府军不得渡江参战。郗鉴只能隔岸观火,眼见苏峻、祖约攻陷建康而不敢南下入援。后来庾亮联合温峤、陶侃合力打败苏峻,庾亮则引咎自责,不再居朝执政,请求出镇豫州,王导又执掌了中央权柄。

郗鉴和北府军没有参与战争,反而趁机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通过不断训练逐步提高战斗力。军队训练内容,除演习列队阵法外,还要进行实战演习,其历时从七八天到十天不等。同时,因为地近建康,北府军的后勤军械供应也较在合肥时期有了进一步改善。

北府军所需的物资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兵器和车船等装备,二是粮秣。中央力量较强时,这些物资本应由中央政府统一供应。然而东晋时代迥异于前代,中央政府力量衰弱已极,所控制范围不出三吴,因此制造兵器、装备的“作部”,主要由各州当政的士族控制。当时军器被制造完毕后,除极少部分上交中央外,大多数存入地方州郡的武库,一旦战争爆发便自行取用。粮秣供应也是如此,北府军所需粮食、被服多为青州、徐州、兖州(以上皆为东晋侨置州)本地所产。当然京口地近京师,中央政府有时也供应一部分,但大多数情况下,东晋政府是无力顾及外军的。例如南渡之初,袓逖请求北伐,晋元帝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口头同意祖逖北伐,但一不给兵,二不给粮。祖逖慨然应允,自筹钱粮,自募兵士,居然也组建起一支数万人的北伐军,打下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土地。北府军此时的情形,与祖逖是别无二致的。

◎东晋武士俑



纵观从王敦到苏峻的三次叛乱,郗鉴及北府军实质上是置身事外的。东晋立国之初,各大士族分别握有强兵,互相征战,都是朝不保夕。而这三次叛乱,客观上将东晋各派兵力进一步削平,各派互相制衡的态势越发明显。北府军在这一过程中却没有受到丝毫削弱,反而在郗鉴的苦心经营下,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小部队,慢慢成长壮大为能够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

◎祖逖中流击水北伐地图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庾亮出镇豫州,对居中执政的王导很是不满,欲谋举兵入京废掉王导。荆州刺史陶侃,平定苏峻之乱后实力膨胀,也想东下入京废王导。但二者的军事实力已远不如当年的王敦,而北府军多年养精蓄锐,已不能再视若无睹了。陶侃、庾亮在决策之前均向郗鉴咨询废王导之事,一则试图与之联合,二则探明北府军的政治态度。郗鉴为维护大族共治的局面,坚决反对再度举兵反抗中央。陶、庾忌惮北府军的实力,虽蠢蠢欲动而终不敢举兵。北府军不发一兵而屈人之兵,足见其潜力之深、影响之大。

公元339年,北府军的开山人物郗鉴病逝,军权由其子郗愔接掌。此后遂成为惯例,掌握京口兵权的不是郗氏子弟就是故将。东晋中央为了保持局面的稳定,对徐兖青三州特别是京口的人事并不多做干预,而是刻意保持郗氏势力在京口的存在,以使中央始终能够借助这支忠于中央的军队威慑各士族。

但这一形势随着桓温的崛起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源头是士族力量的消长。庾亮兄弟去世后,其势力也渐渐衰落,曾是庾氏门下将领的谯国桓温势力逐渐壮大。桓温担任荆州刺史,全盘继承了庾氏在荆州的力量,但因为其宗族子弟没有人在朝中任显职,虽然实力强劲,却没有达到王敦当年军政皆专的局面。桓温为提升其威望,先后两次率荆州之众北伐。第一次在公元354年,北伐前秦,桓温率晋军一度打破长安城,因为粮运不继和诸路协同出现问题而退兵;第二次在公元356年,桓温北伐姚襄(割据河南山西一带的羌族势力),并成功收复旧都洛阳。其声望渐渐超越诸士族,与中央的矛盾也越发显现,但桓温忌惮北府军这一存在,不敢贸然举兵威胁建康。

◎桓温第二次北伐路线图



北府军虽未参与东晋历次内战,但徐州流民历来骁勇好斗,其所组成的流民部队战斗力非常强悍。桓温就曾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因而解决京口的异己力量,扫清控制中央的绊脚石,成了桓温念兹在兹的心结。

公元369年,桓温发动第三次北伐。这次北伐的真正重心其实仍在于解决桓温和中央的矛盾,一方面,桓温企图再次通过北伐提高威望,为篡夺帝位积累资本;另一方面,借这次机会彻底解决北府兵的问题。大军出发前,桓温邀请徐州都督郗愔一同襄赞北伐事宜。此前,庾氏忌惮北府势力时,也曾要求北府兵向北移驻,以便更直接地与北方作战,但郗鉴始终不同意北移。此次,桓温的意图与庾氏相同,然而郗愔政治野心不大,不欲与桓温相争。最终在桓温的裹挟和儿子郗超的怂恿之下,郗愔让出了京口的兵权,北府军被分解编入桓温军中。京口的镇守权也落入桓温手中。至此,这一阶段的北府兵告一段落。





应运而生——谢玄重建北府军


北府军的第二个阶段大致处于公元377年至公元402年。此时陈郡谢氏的旗帜人物谢安开始进入东晋中枢决策层,标志着谢氏成为新一代当轴士族。

同时,北中国渐渐被前秦统一,前秦天王苻坚伐晋意图非常明显,东晋国防压力越来越重。重新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成为东晋的当务之急,新的北府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但要论其缘由,还要从桓温第三次北伐说起。

桓温第三次北伐的对象是前燕,此次北伐声势虽然浩大,但由于东晋内部的掣肘,没有形成一致对外的力量。桓温攻入前燕境内,出现了严重的持重守成心态,黄河水道方面和后勤补给线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关键时刻,前燕起用了鲜卑族的传奇名将慕容垂与桓温对抗。桓温一再失策,屡战失利后,大军自枋头(今河南浚县)南撤,慕容垂率骑兵尾追七百里,在襄邑大败晋军,桓温一败涂地。

桓温撤军回到姑孰,于公元371年废海西公立简文帝。两年后,简文帝死,皇帝临崩前,桓温希望简文帝遗命能禅位于自己,但限于王、谢两大士族的抵制,皇位最终没有被桓温篡夺。孝武帝即位后,风烛残年的桓温仍然没有放弃篡位的打算,他在重病中仍在时不时地暗示皇帝授予他九锡。授予权臣九锡历来是禅位的前奏,居中辅政的王坦之、谢安运用门阀政治的约束力,极力拖延,抵制这一图谋。桓温此时已经掌握建康周围所有中央军,再加上他荆州大本营的军事力量,单论实力而言,他已经远远超越当年的王敦。王谢两家这么抵制,实在是在刀尖上走路,一个不小心,就会殒身毙命。所幸,桓温在等待九锡的期望中病死,王谢两家得以转危为安。

经历了这样一场虽然并不残酷却异常惊心动魄的斗争,已经走在时代潮头的陈郡谢氏感到,不掌握一支军事力量,而任由方镇大族手握强兵任意凌割,终有一天会再次出现王敦、桓温逼宫的局面。陈郡谢氏必须掌握一支绝对可靠的军队,这样才能确保当前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此同时,前秦兵力逐渐进逼至淮河沿线。曾经是抗敌主要力量的桓氏军队,因为北伐失败和桓温去世,已经全面缩回荆州,两淮防线几近真空。再不建军,国将亡矣。

◎《东山报捷图》,傅抱石作品。佩冠而思者即为谢安



◎枋头之战示意图



双重需求之下,公元376年,谢安推荐侄子谢玄出任兖州刺史,重掌江北的军权。徐兖青三州都在江北,是建康的门户,徐兖青三州的军事历来由一人通盘掌握。谢玄到任后,借鉴郗鉴当年组建北府军的经验,大规模招募北方逃亡来的流民,彭城人刘牢之、东海人何谦、琅邪人诸葛侃、乐安人高衡、东平人刘轨、西河人田洛及晋陵人孙无终等后来名重一时的猛将,都在这时应募入伍。谢玄以刘牢之为参军,命他率领精锐部队为前锋,与南侵的前秦军队接战。刘牢之等人率领的部队作战勇猛,与前秦作战胜多败少,号称“北府兵”,这也是北府兵这个专门称号首次出现。

由于得到东晋中央的大力支持,这支全新的北府军的编制和装备比郗鉴时代更加规范和有力了。晋军的编制,以军为基本单位,其规模大小视军种而定。一般来说,中央军一军兵力较多,地方王国和郡国兵一军兵力较少。中央军一军兵力,最大记载有两千五百人,例如《太平御览·职官部》云,积弩、积射二将军营“各二千五百人”;最少的只有一千人,如《晋书·职官志》云:“其卫、镇四军如五校,各置千人”。晋武帝分封诸王,为宗室王们规定了一军的兵力。当时宗室封国的大国置上、中、下三军,上下军各一千五百人,中军两千人;次国置上下二军,各两千五百人;小国仅置上军一军,兵两千人。军之下有幢、队、什、伍等编制,一军有若干幢,一幢大致有十队,一队有十什,一什两伍,一伍五人。各个级别的长官分别是幢主、队主、什长、伍长。如宋武帝刘裕时代的白直队主丁旿,也就是“勿跋扈,付丁旿”的那位刘裕的亲兵队长。

两晋时军队主用兵器,通行说法是步骑五兵,即枪、刀、剑、弓矢和盾牌。这与汉末三国大体相同,但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比如由于冶铁技术和士兵防护能力的发展,晋军的枪(也被称作矟)更考虑穿甲能力。

当时的刀比较流行的还是环首刀。该种刀的刀身窄而直,刀尖下斜,刀柄一般是在铁芯外包裹木把,缠绕丝绳。这种刀属于短刀的范畴,既适合劈砍,也可用来击刺,使用非常灵活,是一种非常适合步兵的兵器。同时也有长柄大刀,如《宋书·武帝本纪》载,刘裕在镇压孙恩叛军作战时,“会遇贼至,众数千人,高祖便进与战。所将人多死,而战意方厉,手奋长刀,所杀伤甚众”。所谓长刀,即柄特长而刀身宽的刀,这种刀不是主流,只有少数军官或勇力非凡的人使用。

剑,由于剑身细窄,实战中用以劈砍,其强度不如刀,因而不再大范围装配到部队,只是作为将领防身使用或名士装饰用品。

远射武器主要是弩。东晋时期的弩机与汉代的制式弩机相比没有多大演化。之所以没有太大改进,不是时人创新程度不够,而是汉弩机已达到冷兵器时代单兵弩机的技术巅峰。李约瑟博士赞誉汉代的弩机:“中国人很早就使弩臻于高度的完善,他们用青铜制作的弩机,在任何古代文明中,都可以立于冶金和机械实践的最高成就之林。”两晋军队用弩很普遍,例如《晋书·舆服志》中记载,中朝大驾卤薄,以神弩二十张夹道,其五张神弩置一将;陇西羌人发生叛乱后,将军马隆请募勇士从军,其中的一条标准是,应募士兵能够以腰力拉开三十六钧(1钧等于30斤,晋代1斤大约220克)的弩,或以臂力拉开四钧。

当时单兵用弩主要用于战阵中的防御,特别是立营以后的固定防御,或是步兵阵中的防御。这与北府军以步为主的编制特点是相伴相生的。但北府军时代弩的使用处于一个转折期。北方少数民族军队惯于马上骑射,远射武器主要是弓,弓完全靠人力发射,相较依靠弩机发射的单兵弩,弓力量较小,稳定性和精确度也差,然而弓使用灵活,机动性强,单位时间射击数量多。在与少数民族对抗中,弓的便利性也渐渐得到北府军的重视,使用范围逐渐扩大。这也使得单兵弩的使用渐渐弱化,仅仅到了南北朝后期,主流远射武器便成为轻便的弓了。

◎古弩结构图(杨翌绘)



◎明光铠持盾武士俑



大型弩具方面,北府军还装备了万钧神弩等大型弩。这类弩多是安装在战车或固定机架上,弩力可达到1500斤,弩弓长度可达5米,需要多人合力、依靠绞机才能张弦。大型弩所用弩矢也相当惊人,其尺寸两晋南北朝没有确切的数字记录,但唐时车弩弩矢可供参考。该车弩所用最大的弩矢,矢长90厘米,镞长21厘米,矢身周长15厘米。其所用小矢的最大射程可达1000米!可以想见,东晋时即使弩矢还没有这么夸张,其威力也相当惊人。例如,《宋书·本纪第一》记载刘裕北伐南燕后与卢循义军在石头城对垒,“(卢循)遣十余舰来拔石头栅。公(刘裕)命神弩射之,发辄摧陷,循乃止,不复攻栅”。可见其威力足以击毁木质的楼船。

铠甲方面,晋军仍然沿用三国时期的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等甲具。两当铠形制最为简单,由一片胸甲和一片背甲在肩上用革带前后扣联而构成,主要的功能就是保护前胸和后背。明光铠形制较为复杂,一种说法,该甲在前后心都安装了一大片明亮的金属片,能够像镜子一样反射日光,俗称“护心镜”;另一说法,该甲其实是铁制扎甲,因在阳光下甲片耀眼而得名。总之这种铠甲防护力较好,除了胸甲和背甲,还有护颈的盆领,更有保护肩臂的披膊和保护大腿的膝裙。这种铠甲在南北朝后期东西魏争霸时仍在使用,而且能够配属到低级军官身上,可知在北府军时代,这种铠甲当有广泛使用。此外,还曾出现过一种据说诸葛亮所制的筒袖铠和铁帽,但是这种装具在刘宋时期已经沦为仪仗之用。这类能够抵御25石弩的超级硬甲,必然十分笨重,即使北府兵曾经装备过,估计也不会大规模推广。

除了人穿铠甲,战马同样装备有马铠。三国时代,曹植就曾经自述有“马铠一领”。马铠有的简陋,比如只配有防护马头、马胸的;有的完备,由一系列的面帘(护马头)、鸡颈(护颈)、当胸(护胸)、马身甲(护躯干)、搭后(护臀)和竖在马臀上的“寄生”(遮挡来自后面的流矢)组成。战马装上完备的马铠,马上的骑士再穿上明光铠之类的重甲,配备弓矢和马矟,这便是名震一时的“甲骑具装”。这种重型骑兵在北方少数民族军队中较为常见,战场防护能力强,冲击步兵战阵的能力也比较强,宛如一座小型的移动堡垒,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名副其实的骑兵之王。东晋虽然地处南方缺少战马,骑兵部队较少,但由于北方政权重装骑兵的兴盛,以北府军为代表的东晋军队也逐渐装备马铠。比如,东晋霍承嗣墓中便出现了甲骑具装的壁画。

◎甲骑具装俑



其他装备方面,马镫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划时代的装具。西晋之前骑兵没有马镫,只有一种类似马镫的帮助上马的器具,这种器具也具有双马镫的一些基本形态,可以供人上马时蹬踏助力,但不能用于骑行过程中的踩踏。成熟的双马镫,最早的考古证据见于南京象山东晋墓(约公元322年)出土的陶马俑。双马镫供骑兵前进时使用,使得骑士能够借助腿力保持身体稳定,即使高速冲锋时也不必再手抓缰绳,同时还可以在马镫上站立,使骑士得以发挥全身力量进行格斗。这件装具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骑兵的作战效能。

北府军除了步骑之外,还有强大的水军,这与大型楼船的出现密不可分。西晋时水军便已有发展,西晋灭吴前,王濬在蜀地大造楼船,木屑顺流而下,直到下游还能看到。东晋南渡后,造船和使船的技术更加完善。孙恩、卢循叛乱时,晋军为了对抗叛军的大型楼船,在刘裕一力推动下,北府军也大规模建造能容纳多达两千人的大型楼船。这种大型船只多在内河航运,一则体积巨大,防护能力强;二则运输能力强,不论运送兵力还是输送后勤补给物资,效率都是陆地交通的数倍。

东晋时期还出现了车船。车船使用了轮桨,轮桨与旧式直桨相比有很多优点。一是动力连续,直桨划水,在桨出水时没有动力,而轮桨可以连续产生动力;二是协作容易,直桨船要增加动力,必须尽量多地配置人力,但是直桨越多,多人同时划桨,很难做到步调一致,造成人力浪费,而轮桨连续转动,不存在协同和人力浪费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动力输出效率。北府军北伐后秦时,王镇恶所率先锋部队沿渭河进军,“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羌见舰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1)不知王镇恶部所乘蒙冲仍用老式直桨还是轮桨,但从其舰外不见有人的特点来看,或许就是车船。

凭借着种种便利条件,北府兵被再次组建起来。由于北府军掌握在对中央极度忠诚的陈郡谢氏手中,中央的威权得以再次树立起来。外镇士族势力最大的桓氏,由于其领军人物桓冲野心不如兄长桓温,同时又有顾全大局的心胸,在前秦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能够搁置矛盾一致对外,这使得东晋内部诸股力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协调。

就在这一形势下,前秦与东晋的全面战争爆发了。





淝水大捷——击破前秦的虚火


要跻身强军之列,辉煌的战绩是硬标准。与历史上其他强军相比,北府军的战绩自然也非常过硬。谢氏北府军诞生之初,东晋的军事形势是相当严峻的。此前,后赵石勒攻逼山东、淮北和河南,四川又被成汉所占,东晋的防线退至淮南、江北。其间虽有祖逖、庾亮、桓温等北伐,但面临北方新兴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强大攻势,北伐的成果都没有最终巩固下来。东晋的国防压力始终严峻异常,特别是前秦统一北方后,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急时刻。然而越是在这种时刻,越能显出北府军这支传奇军队的巨大威力和光辉。

公元378年,前秦天王苻坚先后攻灭了前燕、前凉、代国、姚羌等诸少数民族势力,逐步夺取了东晋汉中、四川等地,形成西、北夹击东晋的战略态势。屡战屡胜的苻坚不听王猛死前的劝告,分兵数路从襄阳、彭城两个方向大举进攻东晋。

襄阳方面,秦将苻丕率七万大军进攻东晋的襄阳,加上诸路配合作战的部队,兵力达到十七万人。襄阳是长江以北的重镇,守将朱序属于荆州刺史桓冲系统,但桓冲畏惧秦军势大,虽有主力七万,却不敢离开大本营上明(今湖北松滋)去救援襄阳。朱序指挥部队坚守城池行有余力,甚至有时还能出城挑战。苻丕认为前秦军十倍于襄阳晋军,因此围而不战,企图困死襄阳。直到次年,前秦军在苻坚严令催逼之下才发力进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城中出现了叛徒,襄阳督护李伯护招诱秦军入城,襄阳因而沦陷,朱序本人被生俘送到长安。苻坚赞赏朱序为主尽忠的气节,封他为度支尚书。襄阳丢失之后,东晋在长江中游外围再没有稳固的战役支点,桓冲只好沿长江设防。

在襄阳大战的同时,前秦调十万大军展开了对淮北方向的进攻,这里正是北府军的防区。战争首先在彭城打响。彭城是淮北第一大重镇,是两淮地区的捍蔽。晋将戴禄率兵数千人驻守于此,前秦方面则由兖州刺史彭超率军五万围攻彭城。当时前秦同时分别进攻下邳、淮阴、盱眙,铁蹄踏遍淮北和淮南。前秦的战略非常强势,以优势兵力在南北纵线上同时进攻淮北和淮南,让晋军无所适从,首尾不能相顾。眼见淮北淮南同时受敌,前秦军又在每个方向上都是绝对优势的兵力,东晋的决策方认为要想同时救援淮南淮北,对兵力寡弱的东晋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两下相权,东晋做出了抉择,先救淮南。晋将毛武生率军五万出镇扬州,加强了北府军方向的兵力,与前秦军相持于盱眙以南的淮南地区。同时,谢玄紧急招募徐兖青三州流民,扩充北府军兵力,全军迅速增至五万余人。

◎前秦疆域图



远在淮北敌后的彭城非常艰难,淮南的救兵过不来,戴禄又不敢弃城。前秦彭超志在必得,反而不急于进攻,企图逼迫戴禄不战而降。这时,奇变出现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突然进至泗口(今江苏淮阴西南)附近,来势汹汹,意图救援彭城。此时南边盱眙的攻守正酣,盱眙是淮南要津,对江南来说,保盱眙更重于保彭城,晋军何以突然舍盱眙而不顾,难道盱眙方向有变?秦将彭超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但是不管晋军耍什么花招,彭城之围坚决不能撤。当务之急,是摸清晋军的虚实,他迅速派出了斥候探听情况,结果报回来——是谢玄的北府军!

彭超久在山东镇守,也听说过北府军的名声,但两军还未交手,不知究竟战斗力怎么样。彭超加紧彭城外围的防务,决心在彭城打一个歼灭战,把城内守军和谢玄的北府军统统吃掉。谢玄也摆出一副不救彭城不撤的拼死劲头,他派小将田泓下水潜游,偷偷进城告知戴禄援兵已到。不料田泓被围城的秦军截住,彭超威逼利诱田泓,让他在城下告诉戴禄晋军援军已被打退。田泓假意答应,届时却在城下大喊,援兵已经来到泗口,城中一定要固守。彭超一怒之下杀了田泓。

此时又一个消息传来,谢玄已派北府大将何谦率兵偷袭留城(今江苏沛县附近)。留城是彭超大军的后勤补给中心,所有粮秣辎重都在那里,留城一旦失守,自己将退无所据。彭超不敢怠慢,立即率军驰援留城。

事实上,这又是谢玄的诡计。彭超赶到留城后扑了个空,何谦所部虚晃一枪,早已杀奔彭城。城下前秦兵力不多,晋军内外夹击成功破围,稍后又放弃彭城,大军迅速南返固守淮南。这一系列战术动作干净利落,把前秦军打得晕头转向。从全局来看,谢玄的真正目的只在于救出彭城的有生力量,在淮南受敌的情况下,固守彭城事实上已没有意义。谢玄成功进行了战役欺骗,可以说在两淮遍地狼烟中增添了一抹亮色。

彭超眼睁睁看着晋军破围南返,一脸尴尬地占领了彭城这座空城。此时秦将俱难攻下了下邳,淮北全境沦陷。彭、俱两军会合,与襄阳方向赶来的援军一同南下,合力进攻淮南重镇盱眙,盱眙顶不住压力也被攻下。仗打到这个份上,再像彭城之战那样玩虚招已无条件,秦晋两军只能硬碰硬地打了。

前秦军乘胜进围三阿(在今扬州西北),谢玄率北府兵自扬州出击救三阿,两军遭遇。北府兵大破俱难的骑兵,前秦骑将都颜当场阵亡。俱难、彭超再整大军来战,又被北府兵击败,只好退守盱眙。谢玄一鼓作气,与三阿守军合兵一处猛攻盱眙,再次大败秦军。秦军退守淮阴,北府军穷追不舍,又打下淮阴,阵斩秦军大将邵保,秦军接连败退,一直逃回彭城才勉强稳住阵脚。淮南大战遂告结束。

淮南的胜利,有力遏制了前秦南侵的势头,北府军以五万余兵力逆推秦军十余万人,表现堪称惊艳。前秦在襄阳和淮南一胜一败,由此感觉灭亡东晋的条件还不成熟,于是没有贸然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直到公元382年,苻坚打理了内部一系列矛盾后,方始再次调集大军进攻东晋。

◎前秦夺取寿阳之战地图



此次前秦的总兵力相当惊人,达九十万,共分四路进攻。第一路是前锋,由苻融率领,兵力共计二十五万人,攻打寿阳方向(今安徽寿县),这是秦军的精锐,但是因为东晋桓冲先组织反攻襄阳,前锋序列的慕容垂部五万人实际还在救援襄阳,到达寿阳的只有二十万人;第二路是苻坚主力军,由长安出发,各州兵陆续与苻坚在项城(今河南沈丘)聚集,这路兵力的目标也是寿阳;第三路是幽冀二州的军队,自彭城南下,兵力不详;第四路是梁益二州的军队,主力是水师,自蜀地顺流而下,先打荆州,后至建康会攻东晋老巢。

前秦的主攻方向比前次稍作调整。鉴于前次淮南的惨败,前秦不再从彭城南攻,而是避开两淮的水网,从河南直插淮河中游,企图在这里打开缺口。很快,寿阳的晋军抵挡不住苻融进攻,城池陷落。苻融派出尖刀部队五万人前据洛涧,由大将梁成统领。东晋以谢玄、谢石统率北府军迎击。由于互不知虚实,双方在洛涧对峙。

从洛口(今安徽怀远)赶赴寿阳救援的胡彬所部五千人被苻融阻隔在硖石,胡彬遣使向谢玄报信,不料信使被苻融截获。苻融遂将内容告知还在项城的苻坚,一方面派兵去围攻胡彬所部,一方面劝苻坚尽早集齐大军,在寿阳附近抓住晋军主力决战。苻坚大喜,遂只带八千轻骑,驰赴寿阳苻融部。为防晋军得悉这一消息,苻坚严令军中:“敢言吾至寿春者拔舌”。

东晋合荆州和北府兵力还不到二十万,实力悬殊显而易见。但苻坚犯了轻敌的毛病,在战略部署上分别三路虽属中规中矩,但对东晋荆州方面扼守长江的战略无可奈何,益州方面水军还未建成,进攻荆州的部队也被桓冲死死抵住,幽冀二州部队还远在彭城,苻坚主力大军远在项城,构不成战役支持。也就是说,作为重中之重的进攻方向,淮南的秦军实际上只有前锋军在孤军作战。这还不算。秦军进至寿阳的部队只有二十多万人,苻融又分出五万(2)前赴洛涧,还分出一股部队包围胡彬的五千偏师。所以,看起来声势浩大的秦军,对晋军实际上只有不到三倍的兵力优势。而在局部,梁成这个突出部已然弱于晋军力量。

然而前秦统帅苻坚却还沉浸在兵多将广的美梦中。他派东晋原襄阳守将朱序去劝降谢玄。朱序身在前秦却仍旧忠于东晋,他将前秦军的部署情况向谢玄和盘托出,并劝谢玄急速出击,否则等秦军各路大军云集于淮南,再想打胜就不太可能了。

谢玄得知这一情报,速派刘牢之以精兵五千人直击前秦梁成所部,刘牢之指挥部队强渡洛涧,前秦军迎战大败,主将梁成及其弟梁云当场阵亡,梁他、王显、梁悌、慕容屈氏等大将被生擒。北府军四下控制洛涧渡口,将溃乱的前秦军赶入涧中,俘斩达万余人。此战北府军硬碰硬地以少打多,完胜前秦精锐中的精锐。梁成是前秦独当一面的大将,曾参与灭前燕、攻襄阳之战,此战打刘牢之完败,可见北府军的战斗力已然超越前秦军。

洛涧之战后,前秦军并未伤根动本,北府军进至寿阳城下,寻机攻击苻融本部。苻坚登上寿阳城头远望北府军的军阵,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草木皆兵的一幕。

北府兵与前秦军隔淝水对峙,前秦前锋主力仍有十五六万之多,晋军如果贸然强渡淝水并且以少击多,必然不利。谢玄心生妙计,他致信秦军主帅苻融,请秦军稍作后退,让出淝水对岸的战场,两军痛痛快快地打一仗。

若是有王猛在,谢玄之计必然不能得逞。现在前秦军中只有苻坚能做主,这位虽然开明却开明得有点过头的君主,不顾战场牵一发而动全局的紧张态势,居然命令大军后撤。当然苻天王也有他的打算,他想趁晋军半渡而击之,让淝水成为谢玄的坟墓。

这位理想化的天子显然没有充分料到庞大的军阵是多么不容易控制,前秦军前军后移,后军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阵开始变得混乱。没等命令巡行过来,朱序趁机大呼:“秦军败矣!秦军败矣!”这几个字,无异于晴天霹雳,秦军后军马上乱作一团。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北府军迅速抢渡淝水,不等全军渡河就趁乱发起攻击,秦军彻底陷入崩溃。苻融急得团团转,亲自骑马略阵,大声呼喝后军不要乱,但是大阵一动,任你嗓门再大、官位再高,一个人也控制不住十多万人。乱军之中,苻融的战马被冲倒,北府军赶上,当场杀死苻融。

前秦军可怕的大乱在北府军的猛攻下变成无序的逃亡,苻坚本人也被流矢射中,寿阳城中的辎重全都丢弃不顾,诸军一路狂奔,数十万大军星落云散。襄阳、彭城等方向的晋军闻讯都发起反攻,前秦军诸路皆溃,唯有郧城的慕容垂全师而返,护送苻坚回到了洛阳。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北府军这场大战打出了声威,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古代强军队伍中的一席之地。然而胜利还不仅于此。

苻坚败回长安后,战前苻融等人关于诸族酋长不服的分析和预测,都变成了可怕的事实。鲜卑族慕容冲、慕容垂、羌族姚苌分别拥兵反叛,鲜卑族拓跋部在代北复国。东晋趁机发起大反攻,蜀地、襄汉等地区都被晋军收复。作为抗击前秦的主力,北府军也乘胜北攻,谢玄指挥大军收复淮北失地,彭城重新归东晋所有。北府军继续北攻,相继打下兖州、青州(这是北方的真兖州、青州,而非南方的侨置州郡),刘牢之率前锋相继攻占鄄城和碻磝津(在今山东茌平),北府军的兵锋像一把尖刀,深深扎进前秦的腹地。苻坚的儿子苻丕此时正据守邺郡孤城,与反叛前秦的慕容垂激战,北府军趁势拿下黄河南岸广大地区。前后受敌的苻丕打不过慕容垂,转而向晋军求救,刘牢之因此得以进驻邺城,与慕容垂直接对抗。然而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北府军的极限了。虽然谢玄在彭城堰起吕梁之水,使得河道畅通,但邺城远处河北,已超出水运的范围,不管是后勤补给还是部队机动,北府军步多骑少的劣势开始显现出来。慕容垂抓住时机,主动后撤引诱北府军,刘牢之轻敌冒进,在五桥泽被慕容垂伏击,刘牢之所部溃败,深入河北的北府军前锋部队大部分被歼灭,刘牢之本人仅以身免。

虽然有此失利,但纵观东晋前后历史,除了之后的刘裕北伐,谢玄主持北府军的这次带有反攻性质的北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除关中、陇西和河北,东晋几乎恢复了西晋时代的其余所有领土。这无疑极大地鼓舞了东晋士人对兴复北方的信心。特别是北府军强悍的战斗力,让南方军队重新树起了战胜北方少数民族骑兵部队的强大自信,这对此后刘裕北伐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淝水之战的大胜使北府军的声势达于极点。然而盛极则衰,作为北府军的掌门人,陈郡谢氏却遭到了司马氏皇室的猜忌。门阀士族共治的局面之下,任何一个大族一枝独秀都不见容于其他大族和皇帝,谢氏也是如此。北府军如日中天,又与建康近在咫尺,作为制衡力量的王氏力量弱小,桓氏又远在荆州,都无法有效约束谢氏的力量。孝武帝和中枢重臣司马道子,不仅没有褒赏谢安淝水之战的功劳,反而对谢安渐加约束,其他大族也不断在背后诋毁谢氏图谋不轨。在此形势之下,谢安主动退避,不欲与中央和其他大族产生纷争。

◎淝水之战示意图



◎慕容垂背叛前秦,抢占河北之地



最关键的,则是谢玄让出北府军的兵权。司马道子在谢安退避后,逼迫谢玄主动解除兖州刺史、都督江北诸军事的职位,北府军的领导权归于司马氏皇室之手。不久后,谢安、谢玄相继病死,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谢氏执政地位的衰落。虽然东晋后期以迄南朝,谢氏仍不断有人物活跃在朝中,但再也没有出现谢安、谢玄这样能够左右政局的人物。

然而与郗鉴北府军瓦解有所不同的是,谢氏虽然离开了京口,北府军的基本力量仍然存在,刘牢之等北府旧将还是军中骨干。缺少了士族引导的北府军,虽然仍保有强大的战斗力,但在波谲云诡的东晋政局浪潮下,它已无法稳稳掌握自己的命运之舵了。





随波浮沉——东晋局势对北府军的影响


北府军的第三个阶段大致处于公元404年至公元424年,代表人物是宋武帝刘裕。

谢氏失掉中枢执政权和北府兵权后,晋孝武帝的弟弟司马道子掌握了中枢政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不久便产生矛盾,为了制衡司马道子,孝武帝任命外戚王恭(孝武帝王皇后的哥哥)出镇京口,控制北府军以支持皇帝。孝武帝死后,司马道子一手遮天,与王国宝、司马尚之等人合谋削弱外镇实力。王恭自以为手握北府兵便有恃无恐,伙同荆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桓温之少子)起兵进攻建康。司马道子手中无兵,于是杀了王国宝向王恭等人谢罪,王恭没有识破司马道子的缓兵之计,暂时退回京口。然而双方矛盾并未解决。公元398年,王恭再度联合殷、桓起兵,兵锋直指建康,其所用主力,自然是北府军。

北府军将领、王恭的司马刘牢之劝王恭不要对抗中央,但王恭不听,刘牢之因此对王恭产生了异心。加之王恭自视甚高,看不起流民出身的刘牢之,二者早有嫌隙。司马道子看准了这一点,派人策反刘牢之,并许诺,如果刘牢之帮助中央平叛,事成之后,中央将任命刘牢之为北府军的最高长官。刘牢之心动,和儿子刘敬宣密谋,不料被参军何澹之告发。但是王恭不信刘牢之要背叛他,一如既往地信任刘牢之。刘牢之遂起兵归顺中央,并反戈一击,将王恭打得败逃,随后王恭被司马道子俘虏后杀掉。刘牢之遂被任命为都督徐、青、兖等州军事。此时王恭的盟友殷仲堪、杨佺期、桓玄举兵威逼建康,上表为王恭申诉冤屈,刘牢之率北府军渡江驰援建康。殷、杨等人没有打败北府兵的把握,因此在司马道子承诺不再侵犯荆州、江州等方镇的利益后,纷纷退兵。

◎刘裕画像



王恭之乱标志着北府军开始介入东晋士族内斗,然而作为北府首领的刘牢之既没有足够威望,也没有士族根底,在诸多大族争斗中,他显然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政治素质,这使得北府军的命运开始走向衰败。

桓玄、殷仲堪、杨佺期等人随后也发生了内斗,最终桓玄凭借桓氏在荆州的积威,先后攻灭殷、杨,将荆州、江州等八州的军政大权收归己有,桓氏的势力又恢复到桓温时代的规模。这一问题引起东晋中央的警觉,晋孝武帝采取诸多措施意图遏制桓氏势力。恰巧这时三吴地区发生了孙恩、卢循领导的叛乱,桓玄借口帮助中央平定叛军,起兵东下威胁建康。看到政治羁縻已经无法阻止桓玄的野心,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司马元显遂起兵讨伐桓玄,所用军队,自然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军。

桓玄兵多地广,实力强盛,北府军则挟有战胜前秦的余威,麻秆打狼两头怕,桓玄和司马元显彼此都颇为忌惮,一时对峙下来。正在此时,北府军又出现了问题。这次问题又出在了刘牢之身上。他和司马元显素来不和,生恐司马元显哪天夺去自己的兵权。因此他虽然出兵,却逗留不进,意图让桓军攻进建康,借桓玄之手除掉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他再出手干掉桓玄,从而夺取更大的权力。这位四肢发达却头脑简单的将军把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但他却太低估了桓玄这个枭雄的智慧。

火中取栗的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北府军虽然有实力,但与桓玄、司马道子等掌握数州之地的大族相比,北府军没有可资凭借的士族力量、土地、人民和财富,其实力仅停留在战斗力层面上。即使曾经通过背叛王恭成功地取得数州军权,刘牢之和桓玄仍有云泥之别。这一点,北府军将领何无忌、刘裕等人都看得非常清楚,力劝刘牢之不要再次叛变。刘牢之一意孤行,举全军投降桓玄。如此一来,全局形势顿时形成一边倒,桓玄以压倒性优势打进建康,废杀司马道子父子。与此同时,桓玄又迅速夺取刘牢之兵权,任命他为会稽太守。刘牢之明白桓玄的意图,他拒不受命,企图返回江北与桓玄对抗。然而刘牢之的反复无常早已让北府军将士心灰意冷,参与到士族内斗本非下层将士所愿,现在首领又朝三暮四,于是官兵拒不听从刘牢之的安排。此后桓玄遣军进攻刘牢之,刘牢之万念俱灰,自缢而死。桓玄随后以其弟桓修统领北府兵,北府军权再次易手。桓玄为了彻底瓦解北府军,从建制和驻地上打乱北府军,将其配给桓氏诸兄弟。值得注意的是,北府军经历了谢玄、刘牢之组建与统领,更取得过淝水大捷,自有一股向心力存在,这种向心力不因主将变化而改变。因此即使桓修、桓谦等人领有部分北府旧兵,他们对北府兵实际上并未实现真正控制。

◎覆舟山今貌



桓玄眼见建康周边形势都已落入他的控制之中,便于公元403年篡晋自立,建号大楚。东晋南渡已八十多年,司马氏统治虽然腐败,但限于门阀政治的约束,没有哪一家士族能够打破藩篱代晋自立,各家都希望在晋室这一共主的维持之下保住自己的利益。尽管王、庾、谢等高门大族都已趋没落,但大族的利益诉求和江南土著士族日益高涨的政治意图,仍然在顽强地遏制着桓玄一家独大的努力。要想真正代晋自立,其前提条件除了掌握相当强大的武力外,还要彻底削平各大士族的力量。桓玄分割北府军后成为晋朝唯一强大的势力,但在消灭士族这件事情上,他显然还远远没有做到。

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府军旧将刘裕联合何无忌、刘毅、诸葛长民等人,以恢复晋室为名起兵讨伐桓玄。北府军强大的向心力,使得刘裕的召唤得到了广泛响应。他们在历阳、京口、广陵各自起事,杀死京口镇将桓修等诸桓人物,随即起兵渡江进攻建康。

桓玄在建康附近并没有稳固的根基,刘裕复晋的旗号很有杀伤力,同时刘裕作战勇猛,在北府军中很有威信,而桓玄所用部队有很多北府将士,他们素来佩服刘裕,不愿为桓玄卖命。桓玄派桓谦迎击刘裕,结果覆舟山一战,桓谦大败。桓玄在建康城闻讯大惊,立即与其亲信、子侄逃回荆州大本营。

此时京口的北府兵因为桓玄的拆解没有多少现兵可用,刘裕一边讨伐桓玄,一边效法谢玄,重新招募京口附近的流民入伍,再次组建北府军。与此同时,刘裕派军西上追击桓玄,桓玄聚拢起荆州兵力意图再战,但建康的失败彻底击溃了荆州的人心。北府军以少胜多,在峥嵘州大败桓玄水军,桓玄再度西逃,最终被益州刺史毛琚所杀。北府军迎回晋安帝在建康复位,桓玄篡晋的闹剧终于被平息。

这场大变乱,可以算作是东晋门阀政治自身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士族共治无法再行维持,东晋政治局面终于向一家独大转变。桓玄在东晋百年历史上第一个尝试走向独大,然而却没有将各方面关系理顺,究其原因,有复杂的政治因素,也有荆州的方镇势力没有及时转移到建康的缘故。然而没有妥善处置北府势力,特别是没有彻底掌控徐兖青诸州流民潜在的武装力量,是桓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刘裕起兵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也在于他很好地利用了京口流民力量,这股近在肘腋的武装力量打得桓玄措手不及,进而引发荆州方镇和桓氏大族势力的多米诺式坍塌。





气吞万里如虎——刘裕北伐的鼎盛战绩


刘裕消灭桓玄后,东晋政坛第一次出现了非名门人物掌握中枢的局面。刘裕以北府军之力控制朝政,各地士族手中的武力都不足以和刘裕抗衡,东晋从此进入了刘裕时代。这也标志着门阀政治的终场。当了近百年傀儡的晋室司马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共治局面,它的生命自然也快终结了。北府军也终于不再为其他士族卖命,转而成了刘裕夺取皇权的支柱。这之后,刘裕扩建北府军,对内平定孙恩、卢循、徐道覆的起义,打平刘毅、诸葛长民等旧日盟友,对外击灭四川的谯蜀政权。可以说,他已超越王、庾、桓、谢等任何一家士族,成为东晋事实上的第一号人物。自然而然地,刘裕把目光转向了外部。

淝水之战后,前秦内部积累的民族矛盾大爆发,军事上的失利直接导致前秦政权的总崩溃。前秦灭亡后,慕容垂在河北、山东、河南、山西一带建立后燕;姚苌在关中和陇右地区建立后秦;拓跋珪在山西北部和蒙古复立代国,后称北魏。北魏勃兴后和后燕展开大战,参合陂一战,后燕国力大衰,最终被北魏灭掉,鲜卑慕容部硕果仅存的英雄人物慕容德(慕容垂之弟)逃到山东半岛建立南燕。公元409年,南燕第二任皇帝慕容超派兵南下侵扰淮北之地。

东晋与南燕、后秦接壤,两国对东晋的威胁以南燕为大。南燕的主要势力范围在今天的山东省中东部,东晋与之接壤地区是淮北,这里是保卫淮南、江北的战略要地,如果任由南燕侵扰,江北的国防安全便不能确保。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刘裕的提议下,东晋决定北伐南燕。

东晋国内的形势相比淝水之战后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是桓玄势力被削平,国内再没有可以挑战刘裕的方镇势力,东晋政治环境出现前所未有的稳定;其次是以刘裕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是寒门士人的杰出群体,门第劣势压抑之下的政治诉求和长期底层实践的丰富经验,使得他们具有王谢大族不具备的朝气和活力。两者结合,使得以刘裕为核心的东晋焕发出新的光芒。

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出师北伐,目标直指南燕。此次北伐主力当仁不让又是北府军。全军由淮河入泗水,一个月后到达下邳。鉴于再往北进没有足够宽大的河道可供舟师航行,北府军留下船只和辎重,徒步行军进至琅琊(今山东临沂),然后继续北进,目标直指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琅琊以北是连绵不断的沂蒙山区,道路起伏不平,这种地理条件下,无论军事支援还是后勤补给都有一定难度,为了防范发生当年桓温枋头之战那样的失败,刘裕命北府军在沿路重要的地段留兵驻守,并筑起城垒,防止南燕骑兵切断后路。

南燕对如何应对刘裕进攻发生了分歧。尚书公孙五楼认为,从双方形势来看,晋军远道来攻,在丘陵地区作战失去了水军优势,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晋军必须速战速决。燕军据守本国,占据了地理优势,以骑兵为主的燕军,既可以据险固守闭门不战把晋军耗死,也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以骑兵在大岘山之外与晋军决战。这其中大岘山非常关键,大岘山在今山东沂山,这里是雄关穆陵关所在地,山口以南是沂蒙山区的丘陵地带,以北则是临朐和青州,地形平坦,利于作战,如果把晋军放进来,燕军除了后勤保障方面略有优势,在地理条件上就拉平了差距。

基于这样的考虑,公孙五楼提出上中下三条建议:第一条是包抄困敌,燕军主力据守大岘山不出,将晋军挡在大岘山外,然后派精锐骑兵沿海边南下,再派驻守兖州的部队沿沂蒙山东下,绕到晋军背后掐断退路。届时再前后夹击,消灭晋军。第二条是据险不战,燕军以主力部队坚守都城广固,各地防守部队统统实行坚壁清野,使晋军在燕军境内得不到物资补充,等到晋军粮食耗尽无以为继时,再乘虚出击消灭之。第三条则是任由晋军通过大岘山,燕军在临朐、广固城下与晋军决战。慕容超不采纳前两条合理的建议,决议不守大岘山,以主力部队和晋军在临朐城下决战。

◎穆陵关遗址



平心而论,公孙五楼前两条计策都切中了晋军的要害。如果慕容超照计实施,北府军很可能会陷入当年桓温在枋头的窘境。刘裕决策北伐前,就曾有人向刘裕建议说,如果南燕扼守大岘,或是坚壁清野,那么北伐将不易取得成绩,甚至还可能全军覆没。刘裕分析南燕慕容超的特点说,南燕一向目光短浅,以往进攻淮北,不重夺地,只在乎掠夺人口和钱财;退守的时候,以他们贪鄙的性格,必然也不舍得毁掉粮食。

客观来说,刘裕此举实在有些冒险。然而战场征伐,有时偏偏足够大胆才能出奇制胜。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刘裕赌博式的冒险战略居然收到了奇效。北府军到达大岘,果然如刘裕所料,燕军并没有凭险据守。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越过大岘山,大军略事休整后,直逼临朐城下。

慕容超拒绝公孙五楼的建议后,将燕军主力近十万人猥集在临朐城。闻听晋军已迫近临朐,慕容超命公孙五楼率骑兵四万去占据四十里外的巨蔑水(山东境内古弥河,疑在今临朐城南约四十里处的冶源水库附近)。不料刘裕已先派孟龙符占据了该取水点,公孙五楼与战不利,退回临朐城。

刘裕敢在战略上冒险,在战术上却部署得十分谨慎,从巨蔑水一战中即可看出。稍后,针对燕军骑兵多的特点,刘裕命令将四千辆战车放在大军两翼,以防止敌骑冲突,战车上都张挂布幔,以遮挡敌军的弓矢。同时再以轻骑兵在外围游走,作为步兵的支援。

相比刘裕的充分准备,慕容超的战术显得简单粗暴。燕军闻知晋军已到,便倾巢而出以重甲骑兵猛攻晋军。北府军刘藩(刘裕北府起事二十七将之一,刘毅之弟)、刘道怜(刘裕之弟)、刘敬宣(刘牢之之子)等部合力迎击。北府军以车阻骑的战术布置收到了良好效果,燕军铁骑虽然势大,却不能冲破北府军的步兵方阵。两军交战半天未分胜负,刘裕看出燕军后方命门所在,命大将檀韶(檀道济之兄)、向弥、胡藩等人率轻骑进攻防守空虚的临朐城。临朐的燕军此时都在城南与晋军大战,城内守军数量少得可怜。檀韶等人一击得手,打破临朐城,拔掉慕容超的牙旗,俘获慕容超所用御马、步辇、玉玺、豹尾等,慕容超遂逃向城外的段晖部。燕军后院起火,无心恋战,北府军趁势猛攻,遂将燕军击溃,当场斩杀南燕兖州刺史段晖等十名大将。

慕容超率残部逃回都城广固,北府军尾随追击,将广固团团包围,随后轻易攻克其大城。慕容超退回小城固守。小城坚固而守兵多,北府军一时不易攻下,于是沿城筑起围墙,墙高三丈,又在墙外挖三道堑壕,摆出一副长期围困的架势。

南燕都城被围,其余各地守军纷纷投降。北府军因而得以就地获取补给,不再从江南、淮北长途运输后勤物资。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刘裕在南燕境内大规模招降封赏以收拢人心。这一招,不仅使南燕的汉人遗民非常高兴,其官员军将也不再抵抗,大将垣遵、垣苗率众归顺,这无疑极大地减轻了北府军的军事压力。

围城之战过程中,北府军意外抓获了南燕的攻城专家张纲。张纲本来受命去后秦求援,在其返回途中被晋军截获。北府军将张纲升到敌楼上,让张纲扬言后秦军主力被夏国(赫连勃勃所建)大败,已无力来救,城内燕军大惊,固守的意志开始动摇。

事实上后秦虽然在与夏国的战争中屡屡失利,但并未伤根动本,只是对赫连勃勃的游击战无可奈何而已。南燕去向后秦求救的人除了张纲还有韩范,当时后秦已派出姚强率一万骑兵出关中救南燕,韩范正在姚强军中。不料援军刚到洛阳,后秦军被赫连勃勃大败,关中形势危急,后秦皇帝姚兴追回姚强的援兵。韩范悲叹天亡南燕,因而投降刘裕。南燕彻底断绝了外援,军心更加涣散。八个月后,张纲主持制造的冲车、飞楼、云梯等攻城器具都已完成,北府军利用这些精妙的装备加紧攻城,愤怒的慕容超将张纲的母亲肢解。绝望的南燕军掘地道进攻北府军,都被击退。很快北府军攻破城池,慕容超逃跑不成,被北府军生擒,不久后被斩于建康。东晋因之收复山东泰山以东的疆土。

◎古代云梯复原图



至此,存在了十一年的南燕宣告灭亡。自慕容廆崛起开始,慕容皝、慕容俊、慕容泓、慕容垂、慕容德,四代人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四国,涌现出慕容恪、慕容垂、慕容德等称雄一时的一流人物。九十年的光荣与梦想,随着慕容超在建康东市人头落地被北府军画上句号。此后鲜卑慕容部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平定南燕后,刘裕又率北府军彻底击灭孙恩的余部,消灭意图割据荆州的盟友刘毅,并派朱龄石收复了益州,国内形势更加巩固。刘裕的眼光再次投向北方。北魏刚刚复国不久,硬碰硬将后燕击灭,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实在不可小觑。后秦自姚兴死后,诸子都才能平庸,在强敌环伺的危境之中,不仅没有奋发图强攘敌兴国,反而热衷于内斗。北不能拒夏,西不能灭诸凉,南不敢侵东晋,这样一个软柿子,自然逃不过刘裕锐利的眼睛。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决策伐秦。

后秦的版图像一个不规则的矩形,陇西地区以兰州为西界,关中地区以延安为北界,山西一带以介休为北界,河南一带则只据有黄河以南的洛阳、郑州、商丘一线,南则以信阳、南阳和陕西商南汉中为界。刘裕的计划是,首先切割河南洛阳以东的矩形地区,然后合兵进攻关中。这个计划比较稳妥而科学,河南东部是后秦力所不及的地方,击之易取;后秦的北界正好有宽阔的黄河水道,利于北府军舟师行进。具体的行军安排:

第一路,北府军头号大将王镇恶、檀道济出寿阳攻项城、颍川方向,目标是洛阳。这一路兵是主力,其行军路线斜向切入矩形地带,所经路途最长,面对的后秦部队也最多。

第二路是偏师,兵力万余人,由傅弘之和新兴的吴郡将领沈田子率领,进攻武关(今陕西丹凤)方向,目的是牵制关中的后秦军主力。

第三路由朱超石、胡藩率领,从新野北攻阳城(今河南登封)。

第四路是水军,由沈林子(沈田子之弟)、刘遵考率领,从石门入黄河。以上第三、第四两路部队的战役意图都是确保通向关中的黄河水道的安全。

第五路由王仲德率领,从山东后方开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今已无水泽)河道入黄河,为前面四路大军提供战役支撑,以确保顺利拿下河南,并为进攻关中做好准备。

同时,刘裕还派遣蜀地方面的偏师姚珍、窦霸率数千兵力分别从子午谷和骆谷进攻汉中方向。一时间后秦国境线四面闻警,局势大坏。

檀道济和王镇恶攻入河南,北府军锐不可当,连克新蔡、项城、颍川,俘虏颍川太守姚坦、大将杨业、新蔡太守董遵等。颍川以北的后秦部队无不望风而降,第一路军成功打到成皋附近。此时沈林子、朱超石两部也打到荥阳、成皋一带,与檀部会合。王仲德的后军也打通了巨野泽进入黄河水道,并在沿河重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与北魏守军遭遇。魏军弃城而逃,王仲德得以继续西进。就此,刘裕切割河南东部的计策此时收到成效,后秦对河南东南形势更加没有信心,一度欲将洛阳以东的军民迁入关中以集中兵力、收缩防线。

北府军稍后逼降成皋、荥阳等地的后秦军,大军逼近洛阳。洛阳守将姚洸的部下姚禹与檀道济暗中勾连,意欲投降晋军,极力怂恿姚洸出城与北府军决战。忠于后秦的将军赵玄力劝姚洸不要贸然出战,被拒后赵玄带兵与檀道济在柏谷坞大战,结果当场被杀,所部全军覆没,姚洸见势不好便举城而降。消息传到后方,本来要来救援洛阳的后秦军纷纷后撤。

面对前线的不利形势,后秦皇室的诸王们不仅没有团结起来对敌,反而又翻起当年诸子争位的老账。后秦皇帝姚泓的弟弟姚懿、姚恢先后发动叛乱进攻长安,企图趁乱夺取帝位。正所谓堡垒先从内部攻破,后秦这口大油锅本来就被北府军煮得滚沸,二姚之乱则是直接把锅里的油给点燃了。姚泓顾不上潼关外黑云压城的北府军,反而让叔父姚绍率大军抵挡已经杀到长安城下的叛军。所幸二姚兵力不多,先后被姚绍平定。但是如此一来,后秦不仅又消耗了一部分有生力量,还丧失了打击潼关之外立足未稳的北府军的大好时机。

后秦内乱期间,北府军前锋诸军不顾后面王仲德等军尚未会齐,抓住时机快速西进。王镇恶西出洛阳拿下宜阳、渑池等地,檀道济分兵进攻晋南的蒲阪。因为地形失利和准备不足,檀部被后秦守将姚成都所败。姚绍是后秦中唯一一个尚有能力的大将,他平定二姚之乱后,率五万援军急驰赶到潼关,与檀、王诸部接战。北府军连克要地,士气正盛,沈林子率大军衔枚夜袭一举击败姚绍军,姚绍力不能支,败退回定城(潼关西三十里处)死守不出,分派诸军各扼险要,企图耗尽北府军的粮食后再寻隙出击。檀、王各部从洛阳西攻时携带粮草本就不多,王仲德的后军又没有跟进,北府军的军粮发生危机。王镇恶亲自到弘农等地劝当地百姓捐献粮食,他本是关中人,在当地甚有号召力,百姓于是竞相捐献军粮,北府军军势复振。

就在定城相持时,刘裕主力大军在黄河打了一场以步制骑的传奇之战。

当时刘裕大军在沿河西上之时,出于礼节,遣使向北魏借道伐秦。北魏君臣动起了心思。此前东晋伐后秦,已在北魏中央掀起一场争论,有的认为应该联合后秦抵抗东晋,有的认为不能招惹新兴的刘裕集团,最终在崔浩等大臣的建议下,北魏明元帝拓拔嗣决定坐山观虎斗。此时刘裕下书借道,再次刺激了魏帝敏感的神经,虽然截至目前东晋并未表露出北攻的趋势,但其大军就在国门之外,难保其不会趁势北攻。出于这样的考虑,明元帝派大将长孙嵩率骑兵三万沿河备御,双方在黄河沿岸畔城附近(今山东聊城西)发生摩擦。刘裕的水军沿河而行,拉纤的士兵有被河水漂到对岸的,都被魏军所杀。刘裕气不过,便派兵上岸攻击,但是北魏军一击则走,不击复来,北府军不胜其扰。

刘裕望着黄河北岸狼一样的鲜卑骑兵,终于忍不住杀气,祭出了千古一见的“神器”——却月阵。

刘裕先遣白直队主丁旿率七百步卒上岸,将百余辆战车沿河布设,车阵两头抱河,队形弯成弧形,因为形似新月,故称却月阵。每车上有七名战士,又竖起一根白毦。北魏骑兵不知晋军是何用意,暂时按兵不动。刘裕又派猛将朱超石(朱龄石之弟)率两千人,每车增加二十人和一张大弩,车外竖起盾牌。北魏骑兵此刻方才明白,原来晋军这是结阵来着,于是麾骑进攻。朱超石命令诸车先以力弱的单兵弓弩射击,北魏骑兵见晋军兵少箭弱,便放心大胆地加速进攻。此时迫近却月阵的北魏骑兵已达三万多骑,朱超石遂令诸车用大弩发箭,魏骑纷纷中箭。但此时魏骑既多,距离又近,大弩近距离的杀伤效果已经不能遏制魏军的进攻。朱超石急中生智,遂命将士把手中的千余支槊截成三四尺的短槊,“以锤锤之,一槊辄洞贯三四虏,虏众不能当,一时奔溃”。关于《宋书·列传第八》中的这段记载,一种解释大概是,这些断槊是当作大弩的箭矢发射出去的,弩力强劲,足以击穿三四个骑兵的身体。但另一种解释是当时北魏重装骑兵防御良好,晋军士兵缺乏破甲手段,只能手握一段断槊,后面另有人用大锤锤击,向前突刺贯穿北魏骑兵的身体。因为却月阵的正面狭窄,数万北魏骑兵当时已经是拥挤不动,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晋军扎上来。当然,不管朱超石是怎么用槊的,这种战术很是有效,魏军死伤惨重,大将阿薄干当场被北府军斩杀。魏军退回畔城,刘裕派朱超石、胡藩追击,再败北魏军一场。自此北魏不敢再袭击北府军,刘裕得以顺利沿河西上。

◎后秦内乱形势图



却月阵是以步制骑的经典阵型。它凭恃的是水军优势,以河中的舟师保障战车的后方,岸上则以战车阻滞骑兵的冲击速度,又以大型弩箭杀伤敌军,再加上北府军强大的战斗力,因而创造出以少量步兵杀伤数倍之多的骑兵的记录。这辉煌的战绩使得却月阵名垂千古。但这个阵型因为其条件苛刻,除了北府军使用过一次,竟再也没有别的军队或别的战例使用过。阵型是死的,人是活的,却月阵的成功,只是刘裕和北府军灵活的战术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也正是靠着这种优势,北府军才成为历史上的强军。

北府军一战击败北魏部队,随后沿河西上,与定城诸军会合。姚绍抵挡不住北府军的犀利攻势,又忧又气,病发而死。姚绍一死,后秦军失去主心骨,仗打得更加狼狈。沈田子、傅弘之的偏师打进武关。秦主姚泓自引大军要援救定城,见这支晋军偏师攻入,便想先灭沈、傅再救定城。沈田子趁秦军刚到立足未稳,以己部兵力猛冲猛打,后秦军措手不及,大军被杀散,姚泓的御用器物都被北府军缴获。沈田子诸部遂继续进攻关中,郡县多降。

仗打到这个份上,后秦已经没有希望了。姚泓将诸军收合在长安周围,企图做困兽之斗。北府军一时攻不进,王镇恶便以舟师溯渭水而上。北人不惯坐船,看到王镇恶所部的舟师行动迅速,船外都看不到使船的人,都以为南军有神明相助,军心更加溃乱。王镇恶到达长安城外,把船都扔到渭河里顺流冲走,他激励将士,事已至此,绝无后路,唯有猛攻长安才能有活路。北府将士奋勇冲杀,打败姚丕的防守部队,突入长安平朔门。长安其他防守部队纷纷来攻,均被北府军击败。姚泓无可奈何,只好率宗族出降。姚泓本人被押送至建康斩首,宗族子弟皆被杀。后秦遂告灭亡。

刘裕北伐南燕、后秦,收复山东、河南、淮北和关中大片失地,将东晋疆土扩至极大。其赖以成事的,都是北府军。刘裕代晋建宋后,北府军完成了最后的蜕变,由地方部队升级为中央军,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是皇权政治的基础。北府军重镇京口也结束了东晋年间由大族势力控制的状态,改由刘宋皇室子弟直接镇守。自此之后,南北形势逐渐趋于稳定,作为北府军基础的北方流民逐渐减少,兵员渐渐枯竭。特别是刘宋立国前后,随着刘敬宣、王镇恶、檀道济等一批北府旧将逐渐凋零,北府军在刘宋文帝后已慢慢不再存在。

纵观汉魏以来历史,从未有哪支部队像北府军这样,对王朝政局影响如此之大,反过来又被政局操控着命运。回顾自郗鉴组建北府军以来,其三个阶段虽然互不联系,但它先后发挥了震慑士族、平定内乱、抵御敌国的作用,尤以在政治上起到的作用为重。郗鉴时欲参与士族共治而不得,谢玄时以抗秦而威重一时,刘牢之时迷失于政争中,刘裕总其成而克成帝业,可以说不同阶段的政治实践总体来说是连续的,它们构成了北府军完整的政治路线图。

◎后秦灭亡后的东晋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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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宋书·列传第五》。

(2) 《晋书·苻坚载记》云梁成和扬州刺史王显、弋阳太守王咏所部共五万,《刘牢之传》则云梁成部共两万人,史无明证,姑且存疑。





北齐百保甲骑


文/廉震





甲骑具装的身影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可以说是丝路所出土的最为珍贵的一件汉晋时期文物。这件精美的丝绸制品,承载了中原皇室对其统治稳固的祈祝,也承载了护臂主人对中原王朝兴盛的祈望。但就在古墓与织锦被黄沙掩埋后,护臂主人的祈望却没有立刻降临。

自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之后,南朝士人“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上演了放浪形骸的魏晋风度,只有少数人还能记得北定中原的大业。曾经是中原王朝生存根基的北方大地,完全变成了游牧民族的演兵场。北地百年战乱过后,数不清的旧势力被消灭,又有无数新的势力登台。直到出身鲜卑族的北魏王朝统一中原,推行均田、三长制才给北方人民带来了短暂的安宁。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同时也带来了军制和兵种的全新变化。其中最为著名和最具标志性的莫过于前面章节提到过的人马都配备铠甲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历史记载中也多次出现北魏王朝在一次战役中出动上万“铁马”的字样。比如北朝末年具有转折性与决定意义的沙苑大战中,东魏方面“丧甲士八万”(1)。除了庞大的数量,甲骑具装还是最具战斗力、主宰战场的精锐部队。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



南朝少有的军略天才刘裕北伐南燕时,南燕朝廷上下都认为东晋兵势强盛当坚壁清野,逼其锋锐,待机而动。然而后来成为南燕末代皇帝的慕容超则主张:“今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纵令过岘,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2)主动将敌军引到最能发挥骑兵优势的平原战场,以甲骑为核心,用多次冲击的模式来击败其步阵,直观地说明了在正面对战中,南燕国铁马(甲骑具装)对东晋的步卒具有绝对优势。

在北魏阻击后秦的柴壁之战中,拓跋珪“诏毗陵王顺以精骑冲击,获兴甲骑数百,斩首千余级”(3)。北魏太武帝时期,秦州大族杨难当起兵反魏,围攻上邽城,北魏镇将元意头率领千余名骑兵“直冲难当军,众皆披靡”(4)。

◎北齐墓室壁画中的轻骑兵形象



北魏攻打后燕的战役中,后燕一方“出步卒六千余”攻击拓跋氏的屯田。拓跋珪“诏将军长孙肥等轻骑挑之,帝以虎队五千横截其后,斩首五千,生虏七百人,宥而遣之”(5)。其中,北魏的“虎队”甲骑具装直接以“横截”的战术,将敌军一分为二,使其失去照应而败。

北魏末年,柔然入寇,入侵凉州,北魏将军费穆“简练精骑,伏于山谷,使羸步之众为外营以诱之。贼骑觇见,谓为信弱,俄而竞至。穆伏兵奔击,大破之。斩其帅郁厥乌尔、俟斤十代等”(6)。

《北齐书》记载:“韶以彼徒我骑,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马击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溃。其中军所当者,亦一时瓦解”,“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经昌黎城。复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趣,断契丹走路。癸卯,至阳师水,倍道兼行,掩袭契丹。甲辰,帝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7)

《隋书·卷三十九》记载,北周末年,宇文亮叛乱,“以轻兵袭孝宽。孝宽窘迫,未得整阵,为亮所薄。景山率铁骑三百出击,破之,斩亮传首。”

可见甲骑具装即是当时战场上最主要的突击力量,往往起着“战场消防队”或“一锤定音”的作用。比如,魏晋南北朝经常使用的骑兵战术中,甲骑具装不光可以从正面直接冲击敌阵;还可以以其机动能力突击敌阵背后,或从敌阵的结合部突进,一举摧毁敌军的指挥系统与建制关系,让敌军丧失组织能力,成为一盘散沙。

另外,《宋书·卷九十七》记载,南朝刘宋军队在讨伐“沔北诸蛮”时,“军以具装马夹射,大破之”。可见甲骑不但可以实施冲击任务,也可以凭借其绝佳的防御力,建立稳固战线,用其他战术灵活击败敌人。但是必须注意:此战中敌方缺乏冲击力量,也是实行该战术的前提。东西魏的邙山河桥大战中,由于双方都拥有大量骑兵,缺乏优质步兵,导致了双方的战线多次被对方所冲破,高欢和宇文泰二人也因此数次遇险。

◎西魏壁画中的甲骑具装



既然甲骑具装在战场上如此重要,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莫不把甲骑具装作为己方的重要军事力量。其中诸如石赵黑槊龙骧军、凉州大马、慕容鲜卑铁甲连环马、赫连勃勃胡夏铁骑、北魏虎纹具装骑兵,都是一时名震天下的精锐铁骑,不过纵观魏晋南北朝这三百余年间,甲骑具装战斗力最为强悍者,莫过北齐的“百保鲜卑”甲士了。

南北朝时期,北魏为了应对草原新崛起的游牧势力——柔然(史书中又称茹茹、蠕蠕),在其边疆地区设置了六个军镇。而后六镇军士因为自身境遇每况愈下,认为是朝廷待遇不公正,愤而起兵作乱,史称六镇之乱。大乱中有俩堪称宿命的对手脱颖而出:高欢、宇文泰。他们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曾经作为北魏帝国最强大武力的六镇军,也被二者瓜分。

两国在历经数场死伤逾十万的大战之后,趋于稳定。占据富庶之地的东魏,朝堂之上的斗争却愈发激烈起来:高欢病逝,侯景作乱,高澄遇刺,东魏帝禅位,最后高欢之子高洋正式建立北齐王朝。北齐文宣皇帝高洋对军事颇为看重,亲自选拔军士,组建一支名为“百保鲜卑”的精锐部队。“又以三方鼎跱,诸夷未宾,修缮甲兵,简练士卒,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每临行阵,亲当矢石,锋刃交接,唯恐前敌之不多,屡犯艰危,常致克捷。”(8)

说来颇为有趣,关于“百保鲜卑”一词最为明确的史料记载,并没有出现在《北齐书》中,而出现在了《隋书·食货志》中:“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

◎北朝甲骑具装攻击步兵复原图(根据敦煌壁画创作,杨翌绘)



两段记载中都特别强调了“百保”一词,以凸显这支部队的强横战斗力——独一人可当百人。早在高欢当权时期,高欢本人就特别组建了一支精锐的骑兵卫队,其选拔标准是以一人之力可搏杀熊虎,可以说这支精锐卫队正是百保鲜卑甲士的雏形。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名词“六坊”。六坊原本是北魏王朝的中央军,主要驻守在洛阳一带,而后为高欢所控制。同时,高欢也将其所收降的六镇军事力量与原有六坊军士一起重新整编,而后继续以“六坊”为名,驻镇晋阳、邺城。

六坊军士基本是鲜卑族武士,也是东魏在建立之初一直所仰仗的主要军事力量。在战场上,百保鲜卑经常以少击多,并获得大胜:“帝率麾下千余骑,遇茹茹别部数万,四面围逼。帝神色自若,指画形势,虏众披靡,遂纵兵溃围而出。虏乃退走,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9)以千余人对抗数万敌人,并且大破之,由此可见这支重装骑兵部队确实不愧“百保”的称号。





铁甲、马铠、长槊、环刀


那么,这种强有力的兵种到底从何而来呢?结合史料与出土文物,现代比较公认的情况是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那种人马均披挂铠甲的重装骑兵,较早的源头是前面章节提到过的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侍卫之士”,而最早的源头则是来自纵马中西亚的斯基泰人王朝、帕提亚帝国(今伊朗),以及之后的波斯萨珊。比如在斯基泰人的墓葬中发现了最早的重甲骑兵形象。一些学者认为,盛行于我国南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是沿丝绸之路,从帕提亚帝国传来的。当然,还有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重甲骑兵是我国军事技术自行发展的结果。

比如就重装骑兵标志性的马铠进行探究,从提高战马防护力的角度来看,我国“甲马”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中原战场尚为兵车所统治的时期,诸侯国的甲士们不但身穿“三属之甲”,同时也给战马披挂上了厚重的皮革护甲。这一点,在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已被发掘的诸多春秋战国时期楚、曾等国的贵族墓葬中,得到了考古证实。比如湖北省荆门市包山楚墓中,就出土了一整套十分完备的战马护甲。另外,从出土的三国到西晋期间的兵马陶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当胸”(实物可能为铁质)已经被大量装备(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东汉时期,我国已经给骑兵装备马当胸了)。西汉时期建立的“北军八校尉”中的越骑校尉部(10),也被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装备了马铠的重装骑兵。三国时期,曹魏最为精锐的“虎豹骑”,更被认为是一支成建制的重装甲骑部队。



◎越骑校尉部骑兵 ◎画像砖上的南朝甲骑形象

其实,纵观中国古代军事发展史,可以发现存在着两个重甲骑兵盛行于古战场的高潮。第一个是从魏晋南北朝直到唐朝:唐统一后,不着马铠的突击骑兵逐渐替代了具装重骑在战场上的核心地位。第二个高潮则是宋辽金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转化为新式的农牧帝国后,重甲骑兵再度成为战场的主宰,辽国的鹰军、西夏的铁鹞子、金国的铁浮屠都曾在战场上与宋朝军队死战。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次重甲骑兵发展的高峰,都是游牧民族势力冲破长城线之后,在中原地区逐步建立起封建国家的时期。

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当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封建国家后,会将自身的军事优势与在中原新获得的生产技术进行结合。表现在军事科技上就是骑兵的“护甲化、重装化”,以便在骑兵部队对中原王朝的步兵坚阵发起冲锋的路上,保护其精锐免遭弓弩箭矢的迟阻杀伤;同时,也使之在近战肉搏中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实际上,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也保有相当数量的甲骑具装部队(这一点在南朝画像砖中有着大量的反映),不过其为北朝甲骑的光辉所掩盖。因此稳妥地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崛起的甲骑具装是由北方草原传播而来的西亚军事技术与中原军事传统相融合的产物。

这种军事技术的融合,根源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军事技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过渡期。已知确认的最早最完备的实用硬质马镫实物(11),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再加上高桥马鞍在东汉已经得到广泛运用,这两者结合并一同发展,使得骑兵与战马的结合更加密切,使得“人马合一”的时代到来了。完备的马具让骑兵的机动能力与打击力日益增强。

当骑兵的打击力与机动力增强之后,如何增强骑兵防御力的问题,也浮现出来。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同样出自辽宁北票市的考古发掘成果。1995年至1998年所发掘的北票喇嘛洞十六国时期三燕文化墓地中,出土了一批随葬的铁甲实物。经过我国知名考古学家、甲胄复原专家白荣金先生的修复,我们可以充分了解这一时期甲骑具装所装备的全套铠甲的真容。不但马上的骑士装备了钢铁盔甲,战马也拥有防护完备的马铠。终于,在南北朝时期,甲骑具装成为战场上的统治者。

可以说南北朝甲骑具装的武器装备与防护,要超过数百年后的欧洲中世纪骑士。要知道,一直到13世纪中前期,欧洲中世纪骑士仅由一套俗称“铁毛衣”(这一俗称十分传神地描述了当时锁甲的型制)的锁子甲来提供防护。同时,当时欧洲骑士的战马是没有防护装备的。当装备着重型札甲、人马俱装的蒙古人(12)从东方袭来之后,钣金甲片才作为加强锁子甲防御力的附件开始在欧洲被大量运用。另外,十字军东征也带来了新的风俗:骑士们在穿着铠甲的同时,也会穿上一件布料制作的罩衣,在使铠甲穿着更为舒适(13)并在增强一定防御力的同时,也提供装饰与敌我识别的功能,最后发展为战马的防护装备。

13世纪末,西欧骑士首先使用护腕、护胫增强对前臂、小腿的保护,接着护肘、护膝、护肩、大腿甲叶开始应用,当时,腿甲和臂甲往往是半开的。之后,一种通过覆盖在表面的织物将几块甲片进行连接的胸甲(coat of plates)出现了。这种铠甲一般被称为铁甲衣,其形制类似于蒙元和明清时期东方(比如中国、李氏朝鲜以及一些东南亚地区)军队大量装备的布面甲。

14世纪之后,在铁甲衣的基础上,欧洲人发展出了防御力更为完善、被俗称为山贼甲的板链甲(Brigandine)。最后随着金属加工技术的发展,在15世纪初期,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板甲”才正式登场。

那么,甲骑具装的铠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让我们首先来说说马铠。正如我们上文所提到的,中国古代在很早的时候就考虑到为战马提供防护。在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武士墓葬(以楚国居多,主要原因在于南方的气候与土壤环境利于一些文物的保存)中,就出土了多套武士盔甲与战马护甲。

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中出土过彩绘马甲残片,其中贴金彩绘马胄保存得比较完整。同样的马甲与贴金马胄,在曾侯乙墓中也有出土。上文曾说过,在湖北荆门包山楚墓中,还出土了一套保存十分完好的东周时期马甲,并被复原。整套护甲由三部分组成:马胄、马颈甲、左右马身甲。与后世比较完备的具装马铠相对比,这一时期的马铠虽然可以为战马提供相对完善的保护,但是其缺点是很明显的——没有马当胸且侧面身甲为整体式。在高速跑动中,这种老式的马铠会妨碍战马的动作,甚至会因为剧烈运动而暴露出需要防护的部位。

到了汉末时期的官渡之战,曹操曾说:“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后汉书》中也有明确的对马当胸的记载,这里用马铠一词,显然是指包括当胸在内的完备战马护具。)比较袁绍的骑兵总兵力而言,三百比一万,此时甲骑的比例还是偏小。另外要说,汉代“铠”字特指铁制甲,而且特用量词“具”,也可以说明此时的马铠已经是比较完备的战马具装铁甲了。

◎铁甲衣





◎板链甲的外观 ◎板链甲的内部结构

辽宁北票市喇嘛洞十六国时期鲜卑墓地中出土了现存已知年代最早,同时也最完备的一整套铁质战马具装铠甲与重骑兵盔甲。

甲骑武士墓中所出土的马具装由六个部分组成:马胄、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寄生。这一点与后世文献中对马铠构成的描述基本一致,可以说我国的甲骑具装形制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已经基本定型。当然,后世的马铠也经历过改进,比如优化甲片造型与编缀方式,提高马铠组件的防御能力。本套马铠的铁甲片均是细长的柳叶甲片,而出土的可考宋金时代马铠,则使用了更多的长方形铁甲片。改进各组件形状,更能贴合战马体型,方便战马运动,减轻战马负担。

至于骑兵的盔甲,由裲裆铠甲衣、左右披膊、左右腿裙、盆领和铁盔组成,全部使用铁质札甲片缀合(串联材料为皮绳或麻绳)而成。并且理论上,铁甲之下应该附有可以提高防箭能力的皮革制衬里。

不过,现场出土时,所有铁质铠甲组件散乱堆积在一处可以推断这套马具装与骑兵盔甲应该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物品,在被分解后,被放置于木箱中埋入墓中作为陪葬。其中骑兵盔甲与同期发掘墓葬中(已发掘的墓葬中有三座出土了比较完备的铁质盔甲)所出土的铁甲相比,虽然甲衣形制都属于裲裆铠,但甲骑武士墓中的铁甲在制作上更为精良。虽然所有铁质甲片厚度基本在1—2毫米之间,但从具体形制上看,甲骑武士的铁甲全是由小札甲片编缀,仅身甲部分就耗费甲片846片。而其他两座墓葬中的铁甲使用了大札甲片与部分长条甲片相结合。显然单从甲片的制作工艺上来看,甲骑武士的铁甲更耗费工时,而且活动性与防御力也最好,同时盔甲组件更为完备。可以明确地推断几座墓葬中墓主人之间身份高低。据此也可以看出,北朝甲骑在战场上绝对不是单独出现的,每名甲骑都会配属几名普通骑兵护卫(甲骑与苍头),这一点也与后来西欧的骑士扈从十分接近。还有一点十分有趣,三座墓葬中,只有甲骑武士墓中出土了铁盔,而另外两个武士墓中出土的铠甲仅有身甲,缺少腿裙、披膊与头盔,不能确认是并未陪葬还是原本铁甲主人生前没有装备。



◎东周时代马甲 ◎魏晋南北朝时期铁质马胄

那么北齐百保鲜卑甲士的盔甲是什么样子的呢?考古工作者在北朝邺城朱明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北朝时期铁质盔甲遗存。由于这里曾经是北周灭齐战争的重要古战场,而且这批铠甲残片出土的具体位置是在当年的护城河内,基本可以断定是战死士兵所穿戴的盔甲,由于掉入护城河中未能被回收(在古代,铠甲是十分宝贵的物资,战后胜利者都会组织回收被遗弃的武器装备,尤其是铁质盔甲)。与古墓中出土的盔甲不同,该遗址所出土铁质铠甲都比较残破且锈蚀严重。除了部分头盔保存得比较完整之外,基本没有发现保存完整的铠甲组件。

该遗址出土了两种铁质头盔,其中一种是用皮绳串联长条甲片组成的透顶式软壳胄体,另一种是由五块胄片铆合为一个硬式的胄体。第一种铁盔是汉代一种铁盔(西汉齐王墓中就出土过一件比较早期的该型铁盔)的直系后代,在北朝步兵陶俑上十分多见。第二种铁盔显然是冶金技术进步的产物。一般来说,古代铁匠难以制造出整块铁质钣金。铁质甲片也是先冶炼出铁条,然后按一定长度截断,再锻打成片,而后钻孔成品。与喇嘛洞三燕墓葬出土的铁盔相比,这种头盔防御力更强、重量更轻、佩戴也更加舒适。这一种铁盔在出土的北齐骑兵陶俑中有大量反映,因此第二种铁盔正是百保鲜卑甲士当年佩戴过的头盔。很可惜,在该遗址中未能发现成套的铠甲。



◎魏十六国时期甲骑具装武士头盔 ◎现代复原的十六国时期甲骑武士铠甲

◎邺城遗址出土铁兜鍪结构复原图,左侧为Ⅱ型,右侧为Ⅰ型



既然防护良好的甲骑具装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精锐部队的核心,那么如何击破敌方甲骑具装的铠甲,就成为甲骑具装所配备武器的首要要求。

因此,拥有良好破甲能力的马槊(“槊”有时也被写作“矟”),就成为甲骑具装骑兵手中最重要的兵器。马槊这种武器,在《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水浒传》等我国古典小说中多次出现。比如当阳长坂桥夺槊三条的赵子龙、横槊赋诗的曹操、使用金钉枣阳槊的好汉单雄信,又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年轻还是将领时,曾豪言,他亲自执弓,尉迟敬德持槊,天下无可当者。

不过在近几年的网络上,槊逐渐被神话。尤其在某些小说中,骑兵长槊由于柄杆使用“积竹柲”导致其成为一件昂贵到夸张的兵器。事实上,“积竹柲”的制作工艺并不那么昂贵,实际工期也没有多漫长。其中,包裹竹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长柄被敌方砍断,用织物包裹上漆是为了防止其受潮损坏,并增强整体结构强度。

在西汉长安武库遗址以及我国其他地区所出土的汉代钢铁长矛中,就发现了大量的该种长柄。实际生产中,该种长柄完全可以使用类似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每一个步骤有专人负责,大批量地一批接着一批地制造,可以有效地提高产量,降低平均成本,而且还能保证随时向军队提供充足的武器。总而言之,在现代人看来会觉得很昂贵的“积竹柲”,在古代其实是一件优质但很理所当然的消耗品,其成本甚至要低于优质的纯木质柲。

真正使得长槊成本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钢铁制造的槊锋。锻造一件钢质槊锋需要消耗较多的优质钢铁材料,当时生产条件下,优质钢材很多时候甚至比金银还要珍贵。同时,锻造长而锋利的槊锋更需要经验最为丰富、技术最为熟练的优秀铁匠(14)从工艺流程上看,积竹柲完全可以被拆分成多道简单工序,由许多水平一般的工匠(15)。们合作大批量制作;而一个钢铁槊锋必须由一个优秀的铁匠从头到尾不间断地完成全部工序才能造好。两者的生产效率与成品率高下立判。

◎南北朝槊锋与明清时代枪头对比,可见槊锋长度极大



◎出土钢铁槊内残存的积竹柄痕迹,可以清晰地看到木柄周围包裹着竹篾



◎在我国南方出土的汉代钢铁长铍。可见其插入式链接方式,另外用一个金属套筒增加牢固程度,并提供一定装饰效果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槊是汉代钢铁长矛进化的产物,并非由铍这种长柄兵器发展而来。尽管扁平的槊锋看上去是继承了铍的造型,但是铍的插入连接方式与槊的套接完全不同,实际上汉代也有钢铁长铍存在。

◎出图实物中汉代钢铁长矛发展过程



两汉之际,使用长兵器的突击骑兵首次出现于中原,当时骑兵的主要兵器还是环首刀与长戟。随着技术的发展,钢铁铠甲逐渐普及装备,戟作为旧时代流传下来的兵器,面对新的战场已力不从心。骑兵平端长兵冲击时,戟的小枝失去其意义。钩、啄、推、叉的杀伤方式对于冲锋中的骑兵没有太多意义:既不方便出招,也容易因钩挂造成兵器的遗失。同时由于钢铁锻造中,其小枝与套筒的锻造工艺麻烦,导致了成本上升。刺杀类的长柄兵器更适合骑兵的作战方式,也利于击破日益坚固的铠甲。因此枪矛类刺杀兵器在汉代的发展十分迅速,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代的长铩、钢铁长矛和钢铁长铍。

我们可以从出土文物看到汉代钢铁矛头演化的过程。

第一个发展趋势:矛锋由八面(截面为八边形)逐渐转变为六面、四面,这一点是与材料性能和锻造工艺紧密相连的。早期铁矛头简单地沿用了青铜长矛造型,由于青铜材料性能的限制,不得不采用八边形或六边形截面的造型来提高结构强度,同时其造型也比较圆润。改用钢铁材料后,由于锻造工艺的大量运用,矛头锋部分的造型变得扁平。同时由于材料性能的提升,矛头不再需要复杂的多面体截面结构与相对很大的厚度来提高强度。并且锻造多个平面的工艺过于繁杂、费时费力,逐渐被简化为四面结构。

第二个发展趋势:金属矛头的长度越来越长,从早期的铁质矛头长度不过20厘米左右,发展到后期全长已经超过半米。一些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槊锋,其全长甚至达到了84厘米!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观来看,尺寸较长的金属矛头可以防止因木柄被敌方刀剑砍断而失效(这一时期刀的发展十分迅速)。锻造一个较长的锋比锻造一个长的套筒工艺难度低很多。同时也要看到,这样长的锋可以用来挥砍,还可以利用其重量砸击。同时,造型细长的槊锋对坚固铁铠的穿透能力也十分强悍。与之对比,明清时期的金属枪头普遍偏短,为解决对重甲目标穿刺力不足的问题,出现了一种锋刃细长的“透甲锥”枪头来专门对付重甲。

◎清代透甲锥枪头



可以看出,制造一柄南北朝甲骑具装的长槊,其槊锋就必须用优质的钢铁来锻造——材料性能必须兼顾强度(保证其在突刺过程中不会弯曲变形)、韧性(保证细长的槊锋不会折断)与硬度(破坚甲的先决条件),这样的优质钢铁兵器在古代自然价值不菲,更何况马槊还会被当作标枪来投掷使用。南朝猛将萧摩诃成名之战,就是掷槊杀死了一名敌将而获大胜。

题外话:其实欧洲中世纪骑士的骑枪在很多时候也会被当成标枪来投掷的。比如我们在反映黑斯廷斯战役的巴约挂毯中可以看到,诺曼骑士常用的战术就包括奔马掷矛。在其他一些欧洲骑士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战术。比如波兰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显克维支所著《十字军骑士》中就有大量相关描写,可见奔马掷矛这一骑兵战术在东西方都是通用的。

除了马槊之外,甲骑具装的另一个重要武器就是著名的环首刀了。环首刀堪称汉代兵器的代表作,一直被沿用到唐代。刀的出现与骑兵在战场上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早期骑兵缺乏合适马具,在使用兵器刺击时,很可能被反作用力推下战马。因此,利用马速劈砍一直以来都是骑兵最有效的杀伤手段。据出土实物证明,环首刀出现的早期也曾出现过用青铜制造的,但青铜铸造的长刀不适于劈砍,故很有可能是陪葬用的明器,或者专门的礼器。

与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大片刀”(16)不同,环首刀显得非常细长。就大多数出土实物来看,出土环首刀最大全长可达1.2米,刀条的宽幅都在3厘米以下!那么,如此细长的刀在战斗中难道不容易折断吗?答案是否定的,多数人只看到了环首刀的细长造型,而忽略了环首刀刀刃的厚度。环首刀刀刃最大厚度普遍在8—10毫米之间,作为对比,14世纪欧洲骑士佩剑平均剑刃厚度则为4毫米左右。

在对任何刀剑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能割裂使用技法而单独去看型制。可以说,使用技法是软件系统,刀剑型制是硬件基础,两者必须相互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杀伤力。环首刀的细长造型隐藏了背后的原理,我们需要从其型制上找到更多信息。

环首刀最大的特色就是长度大、刀条宽幅小,刀背脊厚度大。这些特点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另外一样兵器——色雷斯逆刃大刀(rhomphaia),色雷斯民族(17)的成名兵刃。在西方,它的大名如雷贯耳;在它的面前,罗马士兵胆战心惊。曾有记载,在几次重要的会战中,剽悍的色雷斯战士奋力挥砍,一刀将罗马士兵的盾牌(18)和手臂一同卸掉。当年逆刃大刀曾经迫使罗马人不得不在盾牌内侧再钉一圈铁条,以避免被色雷斯战士砍得缺胳膊少腿。而这个“成就”,就连一向以蛮勇著称的日耳曼野人都没达成过。

通过对比,我们会发现环首刀与逆刃大刀的设计思路十分近似。虽然刀条宽幅狭窄、体态细长,但刃体厚实得夸张,实际重量也较后世的战刀大,其横截面如同斧头一般敦实,在面对有防护的目标时,其劈砍能力远远强于长剑。汉朝人称赞环首刀:“陆断马牛,水击鹄雁。”

不过,早期环首刀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刀条刃部前后厚度几乎一致,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环首刀重心过于靠前,使用不便。当然技术是不断进步的,国内曾有一位环首刀收藏者,对其收藏的一把全长约1.2米的环首刀进行了研磨。根据其研磨笔记我们可知:刀体全长120厘米,刃长约90厘米,握柄长度约为30厘米(典型的双手刀剑类型),刀脊最厚处在9毫米上下,然后向刀尖慢慢过渡到5毫米左右,刃部最宽处大概2.8厘米。刃体厚度的变化有效控制了刀整体的重心位置,使得如此沉重的环首刀(比后世的宋代手刀、戚家刀、雁翎刀都要沉重)手感并不“蠢”。

另一个问题是,越长的刀剑,其重心位置越是不可避免地靠前。然而重心太过靠前,就会造成刀剑手感变差,不利于精确快速地出招。一般而言,控制刀剑重心的最简单手段,就是在握柄末端增加一个配重球。但是这样做有两个缺陷:首先,配重球在使用的时候时常会和手腕相互干涉,把剑直直伸向前的时候格外如此;其次,这使得整剑的质量分布更靠近两端而不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