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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臣——一位内阁大臣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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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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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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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拂夜奔

Yea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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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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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拂夜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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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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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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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是,大臣——一位内阁大臣的日记

作者/乔纳森·林恩/安东尼·杰伊

译者/陈体芳 吴国绗 苏诚一 贾福田 马万里

出版/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年9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页码/578

字数/441,000

ISBN/ISBN 7-80510-810-2/I·285

定价/15.55



制作信息

制作声明/尊重知识,尊重版权。请勿商业使用!

排版制作/HiPDA@fail

排版样式/老牛样式 5.7beta

制作版本/1.10

制作时间/2013年4月5日

更新时间/2013-04-05

制作软件

EmEditor

Word 2013

sigil

@k4user脚本

老牛字体样式2.8beta

EpubSTAR lite 2.6.2.30120

特别感谢

凡剑(Ken777)制作的精校还原PDF

Summer 手打录入、TBLC(老王)一校,特此致谢

更新历史

v1.01 更新老牛字体样式2.8beta

v1.02 修正ADE中无法正确显示样式

v1.10 添加插图

v1.11 修正bug、修正版权页




编者的说明





由于我们把几百万字的日记缩短成了篇幅较短的一本书,从而有必要就删节的方法和指导原则作一些说明。

詹姆斯·哈克是从他进入内阁之日起就记下这些日记的。他向磁带录音机口述日记,有时每天这样做,更经常的是于周末在自己选区的家中进行的。他原来只打算做些记录来帮助记忆,但他不久就明白,一本描述一位内阁大臣日常斗争的日记会具有其内在的趣味性。

在他成为专职政治家之前,哈克曾经是一位工艺专科学校的讲师,后来又成为《改革》杂志的编辑。当日记首次以文字写下时,由于原来口述的话语就像他在讲课一样,是随口说的,所以几乎无法阅读。再者,他对事情的叙述,无论是就此书的本身范围而言或者是与外边情况的客观对比,都存在一些出入。由于哈克是新闻记者,他并不特别擅长报道事实。

除了上述不一致情况之外,还相当多地存在着政治家日记中无可避免的令人厌烦的重复的话。多年的政治锻炼和从政经验使哈克学会在使用一个词就足够了的地方用上二十个词,在用几千个字就足够的情况用几百万字来进行口述,而且学会用语言使问题变得模糊,从而回避问题,这样就可以使别人难于理解。难于理解可能为某些政治家提供庇护所。因为他们在其中可以暂时求得安全。

虽然滥用言语的天才对于一位在职的政治家是极有价值的,但对于想当作家的人却并不是有利条件。他显然曾经打算重写日记,以便提高它发表时的清晰度、正确度以及相关性,不过当他生命接近结束时却放弃了这项计划,因为——据他的遗孀(现在的)哈克夫人说——他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成为发表遵循上述准则的回忆录的唯一政治家。

于是编者就不得不挑起这付担子,并在这样做时发现了要清楚理解哈克录音的又一个障碍。本书的前几章在这位伟大政治家生前就已经根据录音用文字记录下来了。他本人约略看过而且就选材和编写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初步建议。可是当以后几章还有待于用文字记录时,后一次分组表决的铃声响了。[1]奇怪的是:随着每次录音的进行,哈克的讲话变得越来越含糊不清而且激动了。这可能是由于录音机出故障。但这并没有使我们的工作变得轻松一点。

尽管如此,这些日记在帮助我们了解英国在八十年代是如何治理的这一问题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而且由于哈克写日记旨在使公众更加明白、而不是更少明白政治过程,所以我们就拼命地对这些日记进行了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遇到三方面主要的问题——年代、技术和解释的问题。

首先,年代问题。我们大体上试图保存日记原来的叙述形式,所以我们旨在跟踪具体情节和一连串发生的事件直到结束为止。我们始终努力保持按照时间逐日叙述的方式,即使原来的磁带录音内容要紊乱得多。这一方法会冒一点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危险,由于哈克在职的大多数时间里,本人也处于十分困惑的状况,从而可以争辩说,日记应该反映出这种困惑的情况,不过如果我们容许日记完全反映他的困惑,那么读者———如他本人一样——就会对日记所述的情况无法理解了。

就技术方面而言,我们把句子变得完整而且加上标点符号,调整了胡乱混用的暗喻并纠正了语法错误,除非为了使读者深入了解哈克的思想状才保留原来句子。

后是解释工作方面,我们假定书中模棱两可之处是由于他故意运用政治技巧之故。虽然他的确常常对事的意义不太清楚,但有时故意把事情说得含糊的情况也是有的。

我们相信这些日记准确地反映出我国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思想;假如反映得似乎不太清楚的话,毛病可能不在于镜子本身。哈克本人以多种方式处理事情,读者得自己去判断任何一段话是否说明了:

(1)发生了什么事;

(2)他认为发生了什么事;

(3)他乐于见到什么事情发生了;

(4)他希望别人相信发生了什么事;

(5)他希望别人相信他本人相信发生了什么事。
; 
一般说来,政治家的回忆录叙述失败不如其叙述成功那么可靠,谈久远的事情不如谈新近事情那么可靠。由于哈克,正如所有的政治家一样,其经历中无可避免地以失败居多数,所以这些日记就可能存在历史价值不高的危险。但由于这位伟大的人物没有时间根据以后的事来修改或删节日记,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从这一大堆乱糟糟的资料中挑选出对研究那个时间英国历史的学者有独特价值的文献。

本书包含哈克担任行政事务大臣的整个经历。这是他首次参政的经历,这个部遵照六十年代威尔逊政府中乔治·布朗的经济事务部的构思,已于数年前作为一个综合性的部而建立,以便协调政府行政管理。在政治上,它向哈克提供了一个不肯定的任务——在整个系统中调查和控制任何地方发现的行政低效率以及费用超支的情况。不幸的是,行政事务部是为了控制行政部门而设立的,但是其人员得由文官来充实。从而读者就会明白哈克努力的必然结果了。

尽管如此,本书编者仍然有点感到迷惑:在政治交易中如此善于混淆是非的哈克,却在应付一群文官时感到如此困难,而这些人的手法基本是相同的。这些日记所披露的哈克的天真情况十分动人。

以《是,首相》为题名的续集将涉及哈克未能爬到唐宁街十号的那段经历并一直写到他升到上议院后去世为止。

当然我们也得益于其他资料来源。哈克对某些谈话内容和情况难免一无所知,如果他知道了,无疑是会改变他的认识和见解的。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根据“三十年规则”,[2]能看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所有备忘录和摘要。再有一个幸运的情况是:由于阿普尔比是第一流文官,他完全相信把一切情况写下来的价值。从而我们也得益于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日记。我们还要在此写下我们对档案局以及数量巨大的阿普尔比文件的受托人的感激之情。

后我们还要表示一些谢意。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由于年事渐高,虽然说话依旧十分流畅,但已经不能集中思想,往往说到题外去。我们能在此之前同他本人进行了几次谈话,感到由衷的谢意。我们也要向他晚年所居住的圣迪姆那的老年精神错乱病院的工作人员表示谢意。

我们尤其感谢文官的前任首脑伯纳德·伍利爵士(巴思十字勋章获得者)。他曾是哈克任大臣时的私人秘书。他慷慨地花费自己的时间,而且把我们所选的材料对照自己的记忆和记录加以核实。不过我们当然要为一切错误和遗漏负全部责任。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

公元2019年11月于牛津的哈克学院



* * *



[1]原文The Last Division相当于The Great Divide(生死界限),意指哈克之死——译者。

[2]“三十年规则”,即英国政府规定的三十年保密规定——译者。




1.开放性政治





10月22日

唔,此刻也许已是23日星期五凌晨了。我极为兴奋。我在伯明翰东区竞选获胜,刚刚回到国会。我党多年在野后终于在大选中获胜,于是我们又再度执政了。

选举结果公布后,我参加了在市参议员斯波蒂斯伍德家中举行的联欢会,[1]并且看到罗伯特·麦肯齐在电视中说:“这样,哈克在他占有微弱多数票的边缘选区中票数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又东山再起。他作为多年影子大臣,看来几乎肯定会在新政府中获得阁员职务。”

不过罗宾·戴对此似乎没有把握。我但愿麦肯齐的预言没有落空。



10月23日

我仍然抱着希望,不过我不知道罗宾·戴是否知道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内情。

我从早餐后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边,在一位新首相被任命后的二十四小时中,从来没有一个可能当上内阁大臣的人会走到离电话机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如果你在二十四小时内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你就不会进入内阁。

安妮在整个上午不断为我送上咖啡。午饭后当我回到电话机旁边的扶手椅时,她要我在没有其他事要做的情况下帮她拣晚餐用的汤菜。我对她解释说我不能帮她忙,因为我正在等电话。

“打来的电话?”安妮有时的确是有点傻。

电话铃响了。我赶紧抓起听筒,是我的特别政治顾问弗兰克·韦塞尔打来的。他说他已在路上,就要过来了。我告诉了安妮。

她却并不高兴。

“他为什么不直接来?”她忿忿地问我。

有时我简直不能理解她。我耐心地向她解释说,弗兰克作为我的政治顾问,我倚重他超过任何其他人。“那么你为什么不娶他呢?”她反问一句,“我现在宣布你们俩为丈夫和政治顾问。被政治结合在一起的人,别让妻子把他们拆开。”

我明白这对安妮是很不好过的。当一个国会议员的妻子是吃力不讨好的。不过现在由于我可能当上大臣,她将终得到报偿!电话铃整天不断响着。市参议员斯波蒂斯伍德、煤气供应局、弗兰克以及各种各样毫无用处的人都打电话祝贺我。“祝贺什么?”我对安妮说,“难道他们不明白我正在等电话吗?”

她说:“你的口气听上去好像自己就要进入内阁似的。”

“是的,”我说,“不过究竟是哪一个内阁?这便是问题所在。”突然间,安妮尖声叫起来。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喊道:

“这是开玩笑!”并且开始乱扯自己的头发。我断定她必定是有点紧张。

“你是否感到有些紧张?”我问她。她又喊叫起来,并且扑到地板上去。我原想去叫救护车,但又担心反宣传会在这一关键时刻影响到我的前途——“新任大臣夫人发了疯,穿上紧身衣被送走”。

“你是否感到有点紧张?”我又问她。语气十分谨慎。

“不,”她喊道——“不,不,不!我并不紧张。我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家的妻子。人家不允许我有感情。我只是一个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政治家的妻子而已。”

我便问她为什么要俯卧在地板上。“我正在找一支香烟。可就是找不到。”

“那就到烟盒里去找吧。”我劝她,一面尽力保持镇定。

“盒子是空的。”

“那么就吃一片安定吧!”

“我找不到安定,所以我才想去找一支香烟。吉姆,你出去给我弄一支吧。”

我对安妮解释说,我简直不敢离开电话机一步。安妮流露出她惯有的完全缺乏理解力的神。“瞧,假如首相要你进入该死的

内阁,你不在,他会再打电话来的。再不然,你还可以给他回电。”安妮永远也不理解政治中的微妙之处。

〔哈克对于自己进入内阁的前景把握不大,因为他先前曾经主持马丁·沃尔克旨在与新首相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政治运动。问题在于首相的力量是否强大得可以不理睬吉姆·哈克,[2]或者首相是否顾及党的团结而不得不给他一个好位置——编者。〕

在今天结束前,我已听到小道消息说比尔已受命主持欧洲事务。可怜的古老欧洲!比尔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讲德语。实际上,他甚至不会讲英语!一如预料,马丁主持外交部,杰克主持卫生部,而弗雷德则主持能源部。

我把这些任命告诉安妮,她就问我有主管智慧,我想她指的是教育部。



10月24日

我终于成为一名内阁大臣了。

今天我同文官首次见面,我得说自己得到很深的印象。

通宵不眠之后,我约于上午九时接到来自唐宁街十号的电话。弗兰克·韦塞尔和我立即赶上前往伦敦的火车,我乘出租车到唐宁街十号。在那儿,首相要我接管行政事务部。

这是一个重要职务。我想它在内阁中的名次约为第八或第九位,另一方面,马丁(当他打电话祝贺我时)提醒我说,这个部有点像内务部,是政治坟墓。首相可能把我提拔得过高了——这是一个报复之举。我决心牢牢控制住行政事务部,向首相证明我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我本想当农业大臣,因为我已经当了七年的影子农业大臣。而且在这方面有不少好主意,但是首相由于某些说不清的理由,决定不任命我担任此职。

〔我们发现了农业部常务次官安德鲁·唐纳利爵士致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备忘录。他恳求阿诺德爵士一定不让哈克主管农业部,因为他对该部“内情”过于“清楚”。内阁文件表明:阿诺德爵士设法向首相传达了下面的意旨:还是不让哈克到农业部为好,因为“他对之思念过久,他也许现在已有点因循守旧了”——编者。〕

我一走出唐宁街十号,便有公家汽车把我直接送往政事务部。在门前台阶上,我受到将成为我私人秘书的伯纳德·伍利和他的助手的迎接。他似乎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家伙。

使我吃惊的是:我们一下车,他便立刻知道弗兰克·韦尔塞是何等样人,不过他把弗兰克的姓念成weasel(鼬鼠),这使后者怒火冲天。

我们通过好几英里长的走廊。当走到我的办公室时,弗兰克和私人秘书的助手已经不见了。伯纳德向我保证弗兰克正受到照顾。他们的确不错,而且得力。

我的办公室很大,里面摆着一张大办公桌,一张周围放着许多椅子的会议桌以及环绕一张咖啡桌摆设的扶手椅形成一个谈话区,在其他方面则显得没有什么特色。伯纳德立即走到饮料橱前。

“大臣,要不要喝一杯?”

我点了点头。“叫我吉姆。”我说。我希望彼此以名字称呼。

“是不是叫做‘金’?”他显然听错了,所以这样问。

“不,”我说,“是‘吉姆’,叫我吉姆。”

伯纳德说:“反正对您都一样。我宁可叫您大臣,大臣。”

“大臣,大臣?”这使我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梅杰少校。[3]于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问他:“这是不是说我该叫你私人秘书,私人秘书?”

伯纳德要我以后就叫他伯纳德。我相信到时候我会说服他叫我吉姆的。

过一会,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来了。他是行政事务部的常务次官,亦即该部的文官首脑。我猜想他才年过五旬,但——不知怎么的——并不显老。他迷人而聪明,是一个典型的官吏。他欢迎我来到该部。

“我想你们以前见过面。”伯纳德说。这个青年人知道的事真不少,我第二次感到吃惊。

汉弗莱爵士说:“是的,去年当大臣就政府财务委员会的预算向我提出质询时,我们的确交锋过。他对我提出的全是我不希望人家提出的问题。”

这好极了。汉弗莱爵士显然对我很钦佩。我试图把这事一带而过,便说:“反对党就是要提令人尴尬的问题呗。”

“是呀。”汉弗莱爵士说:“政府就是不予答理呗。”

我感到惊讶。“可是你不是回答了我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吗?”我议论道。

“大臣,您这么认为,我很高兴。”汉弗莱爵士说。我不太明白他说这话用意何在,我决定去问他部里还有什么人。

“简单地说,先生,我是常任国务次官,通常叫做常任秘书。这个伍利是您的首席私人秘书。我也有一个首席私人秘书,他就是常任秘书的首席私人秘书。有十名秘书、八十七名副秘书以及二百十九名助理秘书直接向我负责。普通私人秘书则直接向首席私人秘书负责。首相将任命两名政务次官,你也将任命自己的议会私人秘书。”

“他们都会打字吗?”我打趣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打字,大臣,”汉弗莱爵士毫不犹豫地回答,“麦凯太太打字——她是您的秘书。”

我也说不准他是否在开玩笑。“多可惜呀,”我说,“我们大可开办一个机构呢。”

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笑了起来。“真滑稽,先生。”汉弗莱爵士说。“极其有趣,先生。”伯纳德说。他们真的对我的风趣话感到有趣还是仅仅装出相当赏脸的样子?我冒昧问道:“我想他们都是这样说吧?”

汉弗莱爵士就此消除了我的疑虑:“当然不是,大臣,”他回答说,“并不都是这样说的。”

我决定立即把工作抓起来。我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沮丧地发现那竟是一只转椅。我是不喜欢转椅的。不过伯纳德立即向我保证办公室里的一切都可以在我的命令下予以变更——家具、装饰、图画、办公程序。我是无可置疑的头头!

伯纳德接着告诉我,他们备有两种椅子以适应两种大臣——“一种可以立即折叠,另一种则不断打转。”回头想来,也许这是伯纳德的又一个小小的花招吧。

我断定该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一些正经事的时候了。“坦白地说,”我说道,“这个部该对整个因循守旧的白厅官僚主义大动手术了。我们需要一把新扫帚。我们要打开窗子,放一些新鲜空气进来。我们要打破繁文缛节,对这部老掉牙齿的官僚机器加以精简,我们要进行大换班。坐在办公桌后面吃饭不做事的人太多了。”我觉察自己事实上正坐在一只办公桌后面,不过我确信他们明白我说的话并不针对自己。

我解释道,我们必须着手打发走那些仅仅为彼此制造工作而繁忙的人。汉弗莱爵士很得力,他认为我的意思是要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我想这正是我的本意。我当然要精简人员,但是我并不真的要为解雇负责。

而我说要进行大换班,要新扫帚,是指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开放性政治”。我们在大选中对此许了愿。我要遵守这些诺言。我们必须向全国人民说知心话。我把这一切都对汉弗莱和伯纳德说了。他们出乎我意料之外,竟然全心全意赞成这些想法。

汉弗莱提到去年我就此问题在下院所作的发言,他还提到我在《观察家报》发表的文章、我对《每日邮报》的采访谈话以及我们的竞选宣言。

他对我了解得这么多,使我产生极深的印象。

接着汉弗莱拿出建议草案,以便在一份白皮书中来落实我的政策。我大为吃惊,文官的效率真够惊人。汉弗莱爵士告诉我说,他们甚至还计划把这白皮书叫做“开放性政治”呢!所有这些草拟的建议在新政府当选36小时、在我到职几分钟之内就向我提供了,而且是在一个周末完成的!真是出色的人才。我问汉弗莱是干的。

“那老掉牙齿的官僚机器,”他微笑着回答,“不,我们是认真的,大臣,我们充分理解改革的需要而且已经承担起工作了。”我告诉他我有点惊讶。

“我原以为自己得一直同你们斗争呢。”我说。

汉弗莱爵士说,人们对文官有可笑的看法。

“我在这儿只是帮助您去制订和执行您的政策”他解释道。

他看来很诚恳。

我把这些草拟的建议放在红色盒子里,于今晚带回我在伦敦的公寓。其中包含《简化建造计划申请的批准程序的建议》,妙极了。汉弗莱爵士还能够从英国议会的会议记录中引证我于今年早些时候在下院提出的相当有趣的问题:



詹姆斯·哈克先生(伯明翰东区):大臣是否知道计划程序使得人们在二十世纪造一间平房比在十二世纪造一座大教堂还要慢呢?反对党一片笑声,而政府党则大喊:“不像话!”





〔其实他们喊的是“放屁”——编者。〕



由于今天已是星期六,我们商定于星期一上午动手好好干。可是他们却交给我六只红盒子以便让我周末处理,其中四只得于今晚完成;还有两只于明天完成。伯纳德告诉我,前任大臣,尤其在竞选运动开展时,对文书工作有点放松。

我当然不会放松。我将成为一名好大臣。我将审阅他们向我提供的所有文件。



10月26日

我于周日阅毕红盒子中所有文件,共花了九个小时。我赶上早上7时15分的火车去尤斯顿。公家汽车来接我,我于9时20分到办公室。

主张开放性政治的所有草拟的建议在表面上都相当动人,不过我也恰巧知道文官们颇善于运用拖延战术。在今天的一次会议上,我对汉弗莱提出了这一点。我想他正开始知道是这里的头头。

不过还得先处理紧要的事。一天工作是从看工作日程登记簿开始的。我吃惊地发现其中已经登记下许多约会。我问这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些人甚至不知道会在大选中获胜。

伯纳德说:“我们知道总会有大臣的,大臣。”我告诉他别再来那一套了。

汉弗莱爵士解释道:“女王陛下希望即使在没有政治家在场的情况下,政府公务照常进行。”

“那不是很困难吗?”我问他。

“是……但又不是。”汉弗莱说。我得说,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在没有政治家的情况下进行治理。我怕汉弗莱可能对自己估计过高了……

我的工作日程是相当怕人的。星期一10时开内阁会议。本星期要召开九次内阁委员会会议。明天晚上对法学会作演讲,明天上午10时30分会见英国计算机协会代表团,星期三参加大学副校长午餐会(又一次演讲),星期四上午为公方雇主全国会议揭幕(再一次演讲),等等。

我往意到登记簿上的内容全是用铅笔写的,许多内容大概是可以而且会被更改的。我对伯纳德指出我还有其他各种任务。伯纳德显出困惑的神色。“诸如哪一类事情呢?”他问道。“唔……首先,我是党内四个政策委员会的成员。”

“我相信您不会把党放在国家前面。”汉弗莱爵士说。我是从来不曾这样看问题的。当然,他是绝对正确的。

顺便提一下,今晚他们还要再给我三只红盒子呢。当我对此有点不乐意时,汉弗莱爵士就解释说,许多事情有待作出决定,还有许多公告需加以批准。接着他便耍个花招,对我说:“其实我们可以减少工作量,这样您仅须对重要政策作出决定就可以了。”我立即看出那阴谋。我坚持由自己作出一切决定而且审阅一切有关文件。

他们交给我五只红盒子供今晚审阅。



10月27日

今天我发觉我们同弗兰克·韦塞尔之间产生了问题。今天是星期二,我明白自从上星期六上午我来到行政事务部以来就不曾见到他。

说得更真实些,直到他一面大声吵闹要求让他进来,一面闯进我的办公室时,我才真正明白这一点。

看来他从星期六起就一直呆在候见室里。(我猜想他星期天回过家。)伯纳德试图告诉他,他自己,汉弗莱和我正在进行秘密会议。但是我立刻解决了这一问题,我提出弗兰克作为我的顾问应该在部里有个办公室。

汉弗莱爵士企图回避这问题,他说我已经有整个部在为我做参谋了。但是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那好吧,”汉弗莱爵士说,“我想我们在瓦尔塞姆斯托有空余的办公地方,伯纳德,是不是这样?”

弗兰克大吃一惊,“瓦尔塞姆斯托?”

“是呀,这是不是使人感到吃惊?”汉弗莱爵士和蔼地说,“政府在伦敦到处拥有房产。”

“可是我不愿意呆在瓦尔塞姆斯托。”弗兰克大声解释说。

“它处在瓦尔塞姆斯托的一个极好的部位。”伯纳德插嘴说。

“而且我想瓦尔塞姆斯托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处所。”汉弗莱爵士补充说。

弗兰克和我交换了一下目光,如果他们不是这么笑容可掬而且又那么彬彬有礼,人家很可能认为他们正试图把弗兰克挤出去呢。

“我就在这儿、就在这栋房子里要一间办公室。”弗兰克说。语气坚定而且声音极大。

我对此表示同意。汉弗莱爵士立刻投降,并且关照伯纳德立即去找一间合适的办公室。为进一步保证落实,我便说我期望弗兰克能取得他们向我提供的一切文件的副本。

伯纳德显出惊讶的样子。“一切吗?”

“一切。”我说。

汉弗莱爵士立即同意。“一定照办———切合适的文件。”依我看来,这些文官并不完全像人们说的那么难弄。他们多数很肯合作,而且即使在开头并不是这样,但一当人家向他们坚决提出要求时,总是毫不犹豫地照办了。我认为自己终于取得一些进展了。



10月28日

经过过去四天的忙乱后,我有了一点时间——为了后世——去反思我上任头几天的情况。

首先,行政事务部官员对所有情况了如指掌,这给我极深的印象。其次,他们在压力下还是愿意同弗兰克·韦塞尔通力合作的。其三,我也为自己依赖于这些文官而感到十分惊讶。我就像我们新政府几乎所有的成员一样,对于白厅如何运转这一问题,除了间接听到的情况外一无所知。因为我们长期在野,现政府中只有三个人(包括首相)以往曾经担任过政府职位,我从来不曾见到红盒子内的文件、从来不曾会见过一位常任秘书而且也不知道事务如何处理。

〔这同工党政府于1964年所处情况相似——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是以前担任过内阁成员的唯一内阁成员——编者。〕

这使我们比大多数新政府更依赖于我们的官员们。幸而,他们办事诚实可靠。



〔在随后的星期一,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蓓尔美尔街改革俱乐部见到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汉弗莱爵士在他私人日记里记下了会见的情况。〕





〔高级文官也许由于在三十年的经历中一直在备忘录或者会议记录的页边写注释,即使纸上没有写什么内容也照样只在页边书写,这是很有趣的——编者。〕

阿诺德和我〔于11月2日〕就新政府交换了意见。他的新政府同上届政府没有多大差异。我的新小伙子正在很快地掌握规章制度。



我向阿诺德探询美国大使的事——谣传他同首相呆在一起已经不少时间了。



阿诺德证实了这一点。但他不愿意说出这是否涉及国防或贸易事务。他担心走漏消息——所以还绝对不能让内阁听到此事。



我正确断定此事同时涉及国防和贸易,也就是说,涉及新的航空航天系统合同。



这项航空航天合同将是大选后不到两星期中首相作出的相当成功之举。固然,此事已进行了好几个月,但是新首相显然将把这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这将意味着四十五亿美元的生意以及米德兰和西北地区无数新就业机会,而且全处在边缘席位所在选区——多巧合呀!



这是有价值的信息。所以我从阿诺德的话推测到,假如有一个爱空想的大臣要去动摇英美合作的小船,那就会使首相极为尴尬,就会有人落水,事实上也就此断送了一个新任大臣的光辉前程。



所以,我一定要让这只鼬鼠收到这些新式美国姓名地址储存机的发票副本。[4]他自然还不曾收到它,因为它是敏感的。不过我现在正是时候了。



我指示我的秘书务必让这只鼬鼠在一堆文件下面发现这张发票。让这人感到自己作出了成绩。



〔在俱乐部里,正当汉弗莱爵士和阿诺德爵士喝着餐后白兰地酒时,伯纳德·伯利来了,和他们一起喝餐后咖啡——编者。〕

我问小伯纳德他对新任大臣有何看法。伯纳德很满意。我也满意。哈克把整个工作日程一口气吞下,而且显然柔顺得像羔羊那样在上星期六和星期天把他的红盒子文件都看完了。他将很快被驯服。



我对伯纳德说,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拦阻他去推行这个“开放性政治”的乱七八糟的想法。伯纳德却说他还还以为我们赞同“开放性政治”呢。



我但愿自己不曾过份提拔小伯纳德。他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我解释道,我把这份白皮书叫作《开放性政治》,是因为人们总是能解决标题中的小小麻烦。这比写在法令全书中害处小。



这便是“反相关定律”:你越是不打算去干某件事,你就越是要不断谈论它。



伯纳德问我们,“‘开放性政治’究竟错在哪里呢?”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阿诺德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呢,有时候我弄不清伯纳德究竟是不是一个出色的人才,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他打发到现役军人士坟墓管理委员会去任职。



阿诺德明确指出,“开放性政治”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要么搞开放,要么搞政治。



伯纳德宣称民主国家公民有权利知道情况。我们解释道,实际上他们有权利不去知道情况,了解情况就意味着牵连和犯罪。不知情还有些庄严可言。



伯纳德就说:“大臣要搞开放性政治。”多年的训练有时似乎对伯纳德丝毫不起作用。



我说如果人们要的东西对他们没有好处,就不是要什么就给什么了。例如,对于一个酒精中毒病人就不给他喝威士忌酒。



阿诺德恰如其分地补充说,如果人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他们就无从知道你正在干错事。



当然,这不仅仅是官员们保护自己的办法,伯纳德必须明白,如果他帮助他的大臣去出丑就不是为大臣效劳。我们的每一个大臣,要不是因为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严格的、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那么,在上任的头三周里就已成为笑柄了。



伯纳德是一名私人秘书,我是常任秘书[5],秘书一词本身的含义就是:一个能保守秘密的人。



伯纳德问我打算怎么办。我当然不告诉他关于我打算让鼬鼠作出重大发现的事。伯纳德对哈克一片忠心,这会使他受不了。



我问伯纳德能不能保守秘密。他说他能够。我回答我也能够。[阿普尔比文件14/QLI/9a]





〔哈克当然对上述会晤完全不知情——编者。〕



11月5日

今天是盖伊·福克斯日[6]。办公室里也焚烧了他的模拟像。这是强调议会和女王政府高权威的合适的日子。

弗兰克·韦塞尔冲进我的办公室,手里挥动着一份文件,“你见到过这个吗?”他以四千分贝的强嗓音问道。

文官现在向他提供所有的文件了,这使我高兴,于是就这么说

了。

“这些都不是,”他嘲笑说,“不是真正的文件。”

“你没有拿到哪些真正的文件?”我想了解一下。

“我又怎么知道我没有拿到哪些文件呢?”

这话当然完全正确。而且我不知道他怎样才能知道。

〔这当然是管理顾问们称为“冰箱内部电灯现象”的一个事例,也就是说:门关上后灯还亮吗?要弄清楚,唯一办法是去开门——这样,门就再也关不上了——编者。〕

不过弗兰克不想讨论关于他从文官那里获得必要情报的问题。

“他们认为送给我的是废纸一堆。不过请看一下我发现的东西吧——啊哈!我们抓住他们的把柄了,他们已在我们掌握之中了。”

我仍然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弗兰克作了进一步说明。

“我们抓住了汉弗莱爵士——就是那个该死的——阿普尔比和势利鬼——私人秘书——那目中无人的——伍利的要害。”

他拿一叠文件在我的鼻子下面晃了一下。我仍旧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我现在的确认为他有一套绝妙的骂人话——也许我应该让他起草我明年在党的大会上的发言稿。

我让弗兰克坐下来平静地说明情况。原来他发现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普通办公室购物发票。行政事务部显然以每台一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一千台计算机图像显示终端。花掉了纳税人一千万英镑的钱。而且这些机器是在匹兹堡制造的!

这真令人震惊。汉弗莱对此只字不提。而我一点也不感到诧异,因为我们的选区伯明翰东区就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而且失业人数正不断增加。行政部门不买英国货是一桩丑闻。

我派人找汉弗莱,他整天都在开会,不过弗兰克和我于明天下午将拿这个同他当面对证。我对弗兰克很是感激。我们这么快就发现这事定会使汉弗莱爵士大吃一惊。



11月6日

同汉弗莱的晤面十分成功。

我把计算机图像显示终端的发票给他看。他承认行政事务部已为整个白厅购买了这种牌号的机器。

“但这些机器并不是英国货。”我向他指出。

“真遗憾,是这么回事。”他有点惭愧地表示同意我的话。

“我们在伯明翰东区生产这类机器。”

“质量可不一样。”他说。

这话极可能是对的,但即使是这样,我也当然不能予以承认。

“它们的质量比这更好,”我坚决地说,“它们来自我的选区。”我吩咐叹弗莱去取消订货合同。

他回答说他没有权力这样做,合同只能由财政部来撤。要行政部门去撤已经自愿签订的合同需要政策上的重大改变。同国外供应商签订的合同尤其是这样。

他建议(有点放肆,我想)我在内阁提出此事。“也许他们会推迟讨论中东或者核裁军问题,以便讨论办公室设备的事。”

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我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合同不能撤,我怎么有脸去见选区的党组织呢?

“他们为什么需要知道此事?”汉弗莱爵士问道,“为什么得让任何人都知道?我们知道,这事决不会泄漏出去。”

我大吃一惊,难道汉弗莱会看不出不声张此事是同我们“开放性政治”的新政策——他也同我一样坚决地予以支持的政策——背道而驰吗?

弗兰克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唯一的办法:“如果不能取消合同,就必须把它公之于众。”汉弗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一时也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但是弗莱克立刻看出这一情况。“有两个理由,”他解释道,“首先这是对一个宣言的承诺。其次,这会使前任大臣显得像个卖国贼。”这是两个无可反驳的理由。我的确十分感激弗兰克。而且他比汉弗莱爵士更棋高一着。也许汉弗莱爵士并非如我当初认为的那么聪明吧!

汉弗莱对于发表事情真相的念头似乎很担心。他对弗兰克说:“你肯定不是建议让大臣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提到这笔秘密交易吧?”

“就在演讲中提出来!”弗兰克说,“当然如此!这便是回答。”这确是弗兰克的一个绝妙的主意。我对职员工会所作的演讲将涉及这项丢脸的合同。我们还要事先向新闻界发表。

我就这样对汉弗莱说了。弗兰克说;“瞧,现在是在治理国家?”我感到他的高兴有点幼稚,但完全可以理解。

汉弗莱爵士似乎更加忧心忡忡了。我向他征求意见,而那意见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我想假如我们使美国人不高兴,这可能会是令人遗憾的。”

这话果然不出所料而且可笑。我向汉弗莱明白指出,早该让美国人尝尝厉害,使他们在商业上别再洋洋得意了。我们应当为英国穷人,而不是为美国富人着想!

汉弗莱说:“大臣,如果这真是您的意图,整个部将作您的后盾,面且不遗余力。”这真是忠心耿耿。应该表扬的就要表扬。

我说这的确是我的意图。伯纳德于是说,一旦演讲稿写好,他就把它向有关部门通报以便取得批准。

这对我来说是新花样。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需要“批准”的事。这又是官僚主义和无谓的文书工作。这事与任何其他部毫不相干。如果另一部门不同意,他们尽可以公开表。这正是“开放性政治”所涉及的内容。

汉弗莱请求我去通报我的演讲稿,就是作为传达信息也行。我开头反对这样做,但他争论说“开放性政治”要求我们不但通知我们在舰队街的朋友而且通知政府同僚,我想他的争论很有说服力。

会议结束时,我对汉弗莱的后指示是:务必使演讲稿立即付印。

“大臣,”他说,“我们一定尽力为您服务。”

这是弗兰克和我为“开放性政治”所赢得的显著胜利。

〔在行政事务部的档案里发现了哈克演讲的打字稿。由弗兰克·韦塞尔和伯纳德·伍利分别批注修改建议,还有哈克的评语——编者。〕





行政事务部



对职员工会的演讲稿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向人民保证实行“开放性政治”。我们既然打算这样干下去,那就开始吧!人民有权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我已经发现,上一届政府就在上个月,签订了一项从美国输入价值一千万英镑办公设备的合同以供政府部门之用。





而同样的产品——而且是更好的产品——就在英国生产,由英国工人在英国工厂里生产。这样,来自匹兹堡的神气活现的推人员通过强制推便把次等美国劣货硬塞给我们,而在此同时,英国的工厂却闲着,英国工人只好排长队领救济金。





唔,如果美国人要我们上当,英同人民至少有权利了解这一情况。我们要同他们在滩头上作战。我们要同他们斗。





11月9日

今天是灾难性的一天,事有了十分惊人的转折。

我的演讲稿写好了。当我在办公室阅览有关新闻稿时,伯纳德拿着来自首相私人办公室的一份摘录闯进来。

顺便提一下,我已获悉:摘录也好、备忘录也好、呈文也好,都是一回事。除了大臣向文官以及彼此发出摘录以外,文官则彼此发出备忘录和摘录,但他们却向大臣递上呈文。

〔这是因为摘录意味采取行动或者命令采取行动,而备忘录则提供得失利弊等背景论点。从而文官可以同政治家一样彼此发出上述两种文件之一——但由于文官不可以告诉大臣该怎么办,他就递上呈文,这词的本身就是旨在表明一种卑恭和尊敬的态度。当然,摘录也指正式会议的记录,这个含义导致了脍炙人口的文官的格言,那便是,会议是文官作记录而政治家消磨时间的场所——编者。〕

总之这份摘录清楚地说明我们在以后几周里得对美国佬十分亲善,我明白我那份已经付印的演说稿是再不合时宜不过的了。

我十分惊骇。这不仅是由于自己运气不好而已。我对自己作为内阁成员却对即将同美国人达成的国防协定一无所知感到难以置信。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到的集体负责原则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唐宁街十号



所有部门:



兹通知你们,首相计划于下月访问华盛顿,并且亟欲使这次访问促成英美之间涉及国防方面的一项有价值的贸易协定。这项协定的重要性是无可估量的。



11月7日





接着汉弗莱爵士奔进我的办公室,显得有点气急败坏。

“这样闯进来真对不起,大臣,但唐宁街十号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他们显然刚刚看到了您的演讲稿,在问为什么不事先征得许可。”

“你说什么?”我问道。

“我方才说我们相信‘开放性政治’,但这似乎把事情搞糟了。

首相要马上在下院见到您。”

我明白这一下我可能完了。我问汉弗莱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汉弗莱耸耸肩膀。

“首相赏赐,同时也剥夺。”

我心中感到一阵难过,离开办公室。当我开始沿走廊走去时,仿佛听到汉弗莱爵士添上这句话:“首相这名称真该赞颂呀!”不过我想一定是错觉。

汉弗莱、弗兰克和我沿特霍尔街急忙走去,经过世界大战死难者纪念碑(这名称是多么恰当呀!),这时寒风凛冽,我们直奔下院,我必须在下院议长座椅背后同首相会面。

〔并不是真的就在椅子背后。这是指下院的一个场所,首相、反对党领袖、两党总组织秘书、下院议长以及其他人以中立立场在此会面以安排下院事务。首相办公室也在那儿——编者。〕

我们在首相办公室外面等了几分钟。接着我党总组织秘书维克·古尔德出来了。他径直向我走来。

“你这个人真够讨厌,不是吗?”维克真的对自己的粗暴度引以为荣,“首相正在大发脾气,暴跳如雷。你不能这样到处发表演说。”

“这是涉及‘开放性政治’的事。”弗兰克说。

“闭嘴,鼬鼠,在问你?”粗暴的家伙维克反问一句。好一个典型的总组织秘书!

“该叫韦塞尔。”弗兰克庄重地说。

我立即为弗兰克辩护,“他是对的,维克。这事涉及‘开放性政治’,它写在我党宣言里。是我党政纲主要内容之一。首相也相信‘开放性政治’。”

“对呀,是‘开放性的’,”维克说,“但并不是张开大嘴。”很幽默,但我可不这么认为!“在政治上,”维克毫不留情地说下去,“你得学会机敏而策略地说话——你这个笨蛋!”

我想他说得有道理。但我感到很窘迫,这部分是由于我不太喜欢在汉弗莱和弗兰克面前如此丢脸地受人叱责。

“你当大臣多久了?”维克问我。无聊透顶的问题。这点他是一清二楚的。他问这个只是为了给人加深印象。

“一个半星期。”我对他说。

“这样,我认为你可能已经为自己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他说,“我已经能够看到这类报纸的大标题了——‘内阁就对美贸易发生分歧!’‘哈克带头反叛首相!’这难道就是你所希望的吗?”

他说着就走开了。

接着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从首相办公室走出来。汉弗莱爵士问他有什么消息。

阿诺德爵士说了同样的情况,只不过是用白厅的语言说的,”这演说稿使首相感到有些难过。它的内容是否肯定向新闻界发表了?”

我解释说我发了明确指示要在中午12时整把它送出去。阿诺德爵士似乎对汉弗莱爵士十分恼火。“你使我感到震惊。”他说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文官以这样严厉的口吻对另一个文官说话。“你怎么可以让你的大臣陷入这个境地,而不通过正当渠道?”汉弗莱求助于我。“大臣和我,”他开始说道,“都对‘开放性政治’深信不疑。我们希望打开窗子,放一点新鲜空气进来。对吗,大臣?”

我点点头,但不能说话。因为阿诺德爵士首次向我直接说话了。

“唔,大臣,这是不错的政党货色,但它却使首相个人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照阿诺德爵士的语言来说,这大概是他对我说的可怕的话了。

“那么……我们对‘开放性政治’的承诺又怎么办呢?”我终于好不容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阿诺德爵士冷冷地说:“现在似乎已是‘开放性政治’的禁猎季节了。”

接着汉弗莱爵士在我耳边低声咕哝,说出了我害怕的事,

“您是否要考虑起草一封辞呈?当然,这仅是以备万一。”

我知道汉弗莱只是想助我一臂之力,不过他在危难中没有真正提供多少精神援助。

我看出剩下的只有一个办法。“能不能不声张此事?”我突然说。

汉弗莱真值得赞扬,他被这个提议完全难住了。他甚至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这些文官其实相当天真。

“不声张吗?”他问道。

“是的,”我说,“不声张此事。”

“您的意思是,”汉弗莱显然终于听懂了,“要去把它压下来?”我并不真正喜欢“压下来”这字眼,但我不得不表示同意,说那正是我的意思。

汉弗莱便说出大意如下的话:“我明白了,您的提议是:我们在您已经制定的‘开放性政治’指导原则的框架内,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度。”文官极善于把简单易解的概念遮蔽起来,使它听起来似乎十分复杂。

回头再想一下,我感到这是我该去培养的一种真正才能。他的措词能使我显得自己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姿。

不过我们随着美国骑兵驰过地平线——其实是随着他们的化身伯纳德奔进候见室——而幸免于祸。

“是关于新闻稿的事,”他气喘吁吁地说;“看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它可能促使人们重新估计我们的情况。”

我起先不大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他接着说部里未能撤部际批准程序,这便是说补充的制止命令已经生效。这也就是说万事大吉!

换一句话说,我的演讲稿终并没有发给新闻界。真是吉星高照,它仅仅被送往首相私人办公室。在得到首相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许可之前,行政事务部的值勤办公室没有收到过把演说稿发出的指令。这是因为稿中涉及美国。

这一奇妙而幸运的疏忽似乎挽救了我,我当然不让汉弗莱看到我感到大大宽慰的样子。事实上,他向我道了歉。

“这错误完全是我造成的,大臣,”他说,“限制新闻稿程序早在 ‘开放性政治’时代之前已实行了。我不知为什么会忘了去撤它。我十分希望您会原谅这个过失。”

在这情况下,我感到话说得越少就越好。我决定对他宽宏大量,“不要紧,汉弗莱,”我说,“毕竟我们大家都会犯错误的。”

“是,大臣。”汉弗莱爵士说。



* * *



[1]斯波蒂斯伍德是哈克自己选区的党主席。

[2]吉姆·哈克是詹姆斯·哈克的爱称——译者。

[3]梅杰少校的英文原文为Major Major,军衔与姓氏的拼法和读音都一致。与“大臣,大臣”有异曲同工之妙——译者。

[4]鼬鼠:指弗兰克·韦塞尔。

[5]对外也称常务次官——译者。

[6]盖伊·福克斯,1605年11月5日在阴谋直通国会大厦的地下室埋下炸药以炸死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关键人物。后事泄被捕处死,此后每年11月5日人们都要焚烧其模拟像以示庆祝——译者。




2.正式访问





11月10日

我渐渐发现工作根本做不完,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得不断写发言稿,做报告。每晚都得详细审阅装满一只又一只红盒子的文件、文献、备忘录、摘录、呈文和信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我在这里试图起一个类似一家规模极大而且重要的企业总经理的作用,而先前对部里工作或者(实际上)对任何管理工作都毫无经验。政治经历并不能为政府工作做准备。

更甚者,好像把自己变成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还不够似的,我还试图把它当作兼职工作呢。我得经常离开行政事务部去参加下院辩论、投票,参加内阁和内阁委员会以及党的行政会议。我现在明白,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妥善或者甚至仅仅过得去也是不可能的。我感到抑郁。

能够认真地想象有哪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不论是什么时候——在下午或者晚上的任何时刻,都像一个伊斯兰教苦修教徒似的,铃声一响就一跃而起,离开正在自己办公室进行的会议,像史蒂夫·奥维特那样奔跑八分钟,前往马路那一头的一座房子,穿过一处门厅,然后再奔回办公室去继续进行会议。这便是每次分组表决铃一响我得去做的事。有时一个晚上就有六七次。我究竟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投票?当然不知道。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今天一到办公室就因见到满满的收文篮立刻感到沮丧,满得要溢出来了。而发文篮却空空如也。

伯纳德正在耐心地等我去看他找出的一篇费解的文章。这是他对我昨天所提问题的解答——在诸如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这些联合王国的边远地区我有什么实际权限?

他骄傲地向我提供了一份文件,其内容如下:“尽管有了《1978年(苏格兰)行政程序条例》第二百十四条 A款第三分款的规定,兹已商定:就法律规定的执行而言,处理负责部门之间非正常的和不确定的情况属于行政事务大臣权限之内。”

我茫然盯着这文件看了不知多久,如坠五里雾中,就像过去在学校中面对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微积分那样,我很想睡觉。而此时不过是早上9时15分。我问伯纳德,条文的内容是什么意思。他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困惑。他对自己提供的那份文件复本望了一眼。

“唔,大臣,”他开始说了,“它的含义是:尽管有了《1978年(苏格兰)行政程序条例》第二百十四条A款第三分款的规定……”我打断了他。“别念了,”我说,“我方才已听你念过了。它是什么意思呢?”

伯纳德对我茫然凝视着,“就是它所说的那些,大臣。”

他并不是不想帮助我。我明白,虽然说普通英语的人完全不能

理解白厅文件,但这些文件却是用白厅工作人员的日常用语写的。

伯纳德奔到私人办公室为我取来工作日程登记簿。

〔私人办公室连接大臣办公室。在这里放着私人秘书和三四名助理私人秘书的办公桌,他们之中有工作日程秘书——这是一个全日工作的职位。连接私人办公室里间的是私人办公室外间,其中约有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全是干秘书和文书工作的人员,处理诸如答复议会质询和信件等事务。要走进大臣办公室得穿过私人办公室,一天到晚,不断有人——不论是外人或是本部工作人员——来来往往通过私人办公室。从而,私人办公室却显得有点公开了——编者。〕

“大臣,允许我提醒您,您要在15分钟内会见工会大会派来的代表团,再过半小时接见英国工业联合会代表团,并在中午12时会见国家企业局代表团。”

我更加感到绝望了。“他们都要干什么——简单说一下好吗?”我问道。

“他们都对通货膨胀、紧缩和再膨胀的机器放不下心。”伯纳德告诉我说。他们当我是什么人?一位王国大臣,还是一只自行车打气筒?





我指着收文篮厌倦地问伯纳德说:“要我什么时候处理完所有这些信件?”伯纳德说:“大臣,您不是明白您其实用不着这么干吗?”我根本不了解这情况。这话听上去不错。

伯纳德接着说。“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起草一份正式复信去回答任何来信。”

“正式复信是什么内容?”我很想了解一下。

伯纳德解释说,“它仅仅说,大臣要我对您的来信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作内容大体如下的答复:‘此事还在考虑之中。’如果我们高兴的话,我们或者甚至说‘此事正在积极考虑之中!’”

“‘在考虑之中’和‘正在积极考虑之中’有什么区别?”我问道。

“‘在考虑之中’是说我们已把档案丢失了。‘正在积极考虑之中’是说我们正在设法寻找它!”我想这可能是伯纳德开的小小玩笑之一,不过我并不绝对有把握。

伯纳德很想告诉我该怎么办以便减轻我处理信件的负担。“您只要把所有的信件从收文篮搬到发文篮里去就行了。如果您要看复信,只要在页边空白处简单批注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您不要看复信,您再也不必看到或者听到人家提及这封信。”

我大吃一惊,我的秘书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把一大堆未经答复的来信从办公桌的一边搬到另一边便是我得做的一切。〔克罗斯曼在他上任的头几周里提出一个类似的建议——编者。〕

于是,我问伯纳德,“那么大臣干什么呢?”

“作出决策,”他对答如流,“您决定了政策,我们就能遵照执行。”

我感到,如果我不看信件就会消息不灵,从而所谓的决策数量就会少得无以复加。

更糟糕的是:我对于自己有必要作出哪些决策将一无所知。我得依靠下属官员提供信息。我担心剩下来的就没有多少决策要进行了。

于是我问伯纳德:“要多长时间才需要进行决策?”伯纳德犹豫了一下,“嗯……不时进行,大臣。”他和蔼地回答。

应该尽早坚强起来。我决心要在部里开始用我的意图干下去。“伯纳德,”我以坚定的口吻说,“本政府要治理国家。它不只是像我们的前任那样当头头而已。当国运衰落时,得有人坐在驾驶台上,把脚放在加速器上。”

“我想您是指刹车吧,大臣。”伯纳德说。

我简直不知道这个热心的青年是要显得有助于我呢?还是要奚落我?

11月11日

今天又见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已经有二三天没有见到他了。

在我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有关布兰达总统正式访问联合王国的会议。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布兰达这个国家。

昨晚伯纳德向我提供了一份概要。我是在第三只红盒子里找到它的。可是我没有什么时间去研究它。我叫汉弗莱告诉我关于布兰达的情况——诸如,它在哪儿?

“大臣,这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国家,过去它被称为英属赤道非洲。它就是处于地中海下边的那一小片红颜色的地区,离开地中海只有几英寸。”

我看不出布兰达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肯定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管的事。但我被告知,这里存在一个行政上的问题。因为女王陛下预定于总统到达时,从巴尔莫拉前来这里。所以她还得到伦敦来。

这使我感到惊讶。我原来总是认为国事访问是在多年前就安排好的。我也这样说了。

“这不是国事访问,”汉弗莱爵士说,“这是政府首脑访问。”我就问他难道布兰达总统不是国家元首吗?汉弗莱爵士说他的确是元首,但也是政府首脑。

我说如果他仅仅作为政府首脑前来,我不明白女王为什么得去迎接他。汉弗莱说这是因为她是国家元首。我不懂这个逻辑。汉弗莱说国家元首必须去迎接国家元首,即使这个国家元首不是作为国家元首,而仅是作为政府首脑来访。

于是伯纳德决定对此进行解释。“这只不过是帽子的问题。”他说。

“帽子?”我变得更加糊涂了。“是呀,”伯纳德说,“他戴着政府首脑的帽子来到这儿。他同时也是国家元首。但由于他不戴国家元首的帽子。所以这次就不是国事访问。可是外交礼仪却要求:即使他戴着政府首脑帽子也必须受到……”我看得出他拼命要做到既不使暗喻混淆起来,又不至于放弃自己精心构成的明喻。他想出后一顶帽子后,便得意地以“……受到皇冠的迎接”来结束他的话。[1]

我说总而言之我可没有听说过布兰达这个国家,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为来自这个非洲弹丸小国的正式访问而费神,汉弗莱 ·阿普尔比爵士和伯纳德·伍利显然大惊失色,我望着他们吓呆的脸。

“大臣,”汉弗莱说,“我恳求您别把它叫作非洲弹丸小国。它是一个LDC。”

LDC对我说来是陌生的词。布兰达在过去似乎是被称为不发达国家的。不过这个称法显然变得令人厌恶了,因此它们便被叫做发展中国家。这叫法又显得神气十足。于是它们便变成欠发达国家——或者简称LDC[2]。

汉弗莱爵士认为我必须对有关非洲的术语十分清楚,否则我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简单地说,“欠发达国家”这个称法似乎还不曾使任何人产生反感。一旦引起反感,我们就立即用HRRC[3]来代替LDC。这是

“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简称。换句话说,它们是人口严重过剩,讨钱过日子的国家。不过布兰达却不是一个HRRC。它也不是”富有”或者“贫穷”国家之一——我们显然也已经不再使用这两个称呼了。作为替代,我们大谈“南北”对话。实际上布兰达似乎是一个“未来富有”国家,假定有这么一个叫法,而且假定它不至引起我们的“亚非”或者“第三世界”或者“不结盟国家”兄弟们的反感的话。

“布兰达将在二三年内拥有巨大数量的石油。”汉弗莱爵士对我吐露了一个秘密。

“噢,我明白了,”我说,“这样说它根本不是一个TPLAC[4]了。”

汉弗莱爵士给搞糊涂了。这次破例地难住他使我感到高兴。

“TPLAC?”他小心地问我。

“是‘非洲弹丸小国’。”我解释道。

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都吓了一跳,他们显得十分震惊。他们紧张地四处张望,检查一下我的话有没有被人家听到。他们无疑没有被逗乐。多无聊,都认为我的办公室遭到窃听了。〔也许是被窃听了。——编者。〕





11月12日

今天早晨在上班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启发。

昨天同汉弗莱开会时已经交待他去安排把女王从巴尔莫拉接来同布兰达总统会面。但今天早晨我记起我们就要在三个苏格兰边缘选区举行补缺选举。一个补缺选举是由于一位议员的去世引起的。尽管他腐化、不诚实,却仍然被重新选上,因而大吃一惊,以致心力衰竭而死亡。另外两个补缺选举则由于新政府成立后,有两名议员被提升为上院议员而引起的。〔贵族爵位和(或)心力衰竭自然是对腐化和不诚实经历的两种最常见的奖赏啰——编者。〕我把汉弗莱叫到办公室来,我宣布,“女王根本不用从巴尔莫拉来到这儿。”

一时没有人说话。

“您是否建议,”汉弗莱爵士显出痛苦的样子说,“让女王陛下和总统通过电话互致正式的问候?”

“不是的。”

“那么,”汉弗莱爵士显得更加痛苦地说,“您也许只是要他们大声叫喊了。”

“也不是,”我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将在苏格兰举行正式访问仪式。就在霍利鲁得宫。”

汉弗莱爵士立即回答说:“完全不可能。”

“汉弗莱,”我说,“你确信自己已经对这个主意进行过充分考虑了吗?”

“这不是我们作得了主的。”他回答,“这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管的事。”

我对此已有准备。昨晚我花了一个晚上去研究那份昨天使我大伤脑筋的讨厌文件。“我不这么认为,”我说着,拿出那份档案炫耀地一晃。“尽管有了等等……行政程序等等……第三分款的规定等等……属于行政事务大臣权限之内。”我靠在椅背上瞧着。

汉弗莱爵士被难住了。“是的,不过……您为什么要这样办呢?”他问道。

“这可以使女王陛下免得去作无谓的旅行。我们还有三个苏格兰边缘选区要进行补缺选举。一当访问结束就举行。”

他突然变得冷若冰霜。“大臣,我只为国家而不为党派政治理由去举行政府首脑访问接待会。”

他说得有道理,我的话有纰漏,但是我极力辩解,说这没有错。

“不过我的计划的的确确显示苏格兰是联合王国中的地位平等的伙伴。她也是苏格兰女王呀。而且在苏格兰有许多边缘……”我想我总算及时制止了自己,“……有许多经济萧条区。”

但是汉弗莱爵士对这绝妙的想法显然持完全反对的度。“我不认为,大臣,”他揶揄地说,同时神气活现地摆出那种贵族目中无人的样子瞧着我,“我不认为让我们的君王卷入那肮脏的争取选票活动——恕我使用这字眼——就能利用上她。”

我不认为争取选票有什么肮脏的地方,我是一个民主派并且引以为骄傲,而这正是民主所要做的事呀!但是我明白自己得想出一个(至少让文官听得进的)更好的理由,否则这一美妙的计划就会搁浅。于是我问汉弗莱为什么布兰达总统要来英国。

“要就共同感兴趣的事交换意见。”他回答道。为什么这家伙老是用官方公报的用语来说话呢?他是否可以不这样讲话呢?

“现在告诉我他为什么来。”我装得极度耐心地问他。我打算一直问到自己听到真正的回答为止。

“他到这里来是向英国政府定购大批近海石油钻井设备的。”好极了!我准备一下子使他哑口无言。“他又能在哪儿看到我们所有的近海钻井设备呢?还不是阿伯丁、克莱德赛德等地。”汉弗莱试图同我争论,“是呀,不过……”

“你们在哈斯利米尔有多少钻塔,汉弗莱?”他不喜欢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行政上的问题……”他开始说道。

我骄傲地打断他的话:“建立这个部正是要解决行政问题。我确信你能办妥此事,汉弗莱。”

“可是苏格兰太远了。”他此刻是在哀诉,是在小声抱怨呢。我知道我已使他溃败。“并不是那么远吧,”我一面说,一面指着墙上挂的联合王国地图,“就是那一小块淡红色的地方,它处于波特沙洲以北约两英尺。”汉弗莱并没有被逗乐——“很有趣,大臣。”他说。但即使这样也没能使我软下来。

“一定要在苏格兰!”我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的决策。这便是我在这儿的任务。伯纳德,你说是不是?”

伯纳德不愿支持任何一方来反对汉弗莱或者反对我。他被难住了。“嗯……”他说。

我打发走汉弗莱,告诉他要继续进行安排。他大步走出我的办公室。伯纳德的目光仍然盯着地板。

伯纳德是我的私人秘书,就以这种身份来说,他显然理应站在我这一边。而在另一方面,他的前途有赖于本部门,这便是说,他得站在汉弗莱那一边。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脚踏两只船的可能。可是很显然,只有他成功地完成这任务——这个从本身定义看来无法完成的任务——他才会继续被迅速提升到高职位。这一切使人十分费解,我必须试探一下是否可以信赖他。



11月13日

我在加的夫对城市司库和总行政官大会致辞。在回来的路上同伯纳德稍微闲聊几句。

伯纳德警告我说,汉弗莱在苏格兰这桩事情中所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将是成立一个部际委员会来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

我把部际委员会看作一个走投无路的官僚的后庇护所。当你找不出理由来反对你所不愿做的事,你就成立一个部际委员会去扼杀它,慢慢地扼杀。我就这样对伯纳德说了,他同意我的观点。

“政治家就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而设立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伯纳德说。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他不是等闲之辈。

我决心问伯纳德,汉弗莱反对这想法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问题在于,”伯纳德解释道,“一旦他们都在苏格兰,整个访问的事宜就属于苏格兰国务大臣权限之内。”我说汉弗莱该为此高兴,因为他可以清闲点。

伯纳德立即指正我的错误,显然问题在于汉弗莱爵士喜欢带着白领结,身穿燕尾服,胸别勋章,打扮得整整齐齐到皇宫去。而在苏格兰,整个场面就小得多了。没有那么多招待会和宴会。汉弗莱能参加的场面不多,而只有苏格兰事务部的常任秘书才有份。汉弗莱爵士甚至可能不被邀请参加答谢宴会,因为驻爱丁堡的布兰达领事馆大概小得可怜。

我根本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些礼仪方面的事。不过据伯纳德说,所有出风头的事对于常任秘书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就问伯纳德,汉弗莱是否有许多勋章可以佩带。

“不少呢,”伯纳德告诉我说,“他早已获得K头衔,他现在是

KCB。不过现在又在谣传他还可能在下次授勋名单里获得G。”[5]

“你怎么听到的?”我问道。我想授勋的事一直是严格保密的。

“我是从小道听到的。”伯纳德说。

我想假如汉弗莱得不到G,我们总会从酸溜溜的小道上听到消息。

〔这次谈话后不久,汉弗莱爵士给伯纳德·伍利送来一张便条。汉弗莱爵士照常把字写在页边上。——编者。〕





行政事务部





伯纳德: 布兰达总统访问日程

已同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谈及对苏格兰的正式访问。不巧我部大臣已同外交大臣过了。我想他们是好朋友。 (初稿)

看来内阁对此事完全一致。他们公然颁布了于访问日举行三个补缺选举的文件。 14:00 总统下飞机并受到女王陛下迎接。

布兰达领事馆似乎小得可怜。答谢宴会席位不多,我不打算去了。真的颇感到宽慰。 14:07 奏国歌:

不过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暗示内地不太平。我国驻芒戈维尔的人预料会出事。可能是政变。 《上帝保佑女王》——约45秒钟。

同英联邦保持关系的友好非洲国家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和古巴搭上关系的敌对的LDC。在这情况下一切都会很好。 《布兰卡赞歌》——约3分又25秒钟。

14:11 女王陛下和总统检阅仪仗队。

14:15 女王致欢迎辞。

14:18 总统简短答辞。

14:30 上车,前往霍利鲁得宫。

15:00 到达霍利鲁得宫。

H·A·



〔汉弗莱爵士说的“一切都会很好”大概是取消正式访问,而不是指又一个中非国家倒向共产党——编者。〕



11月18日

好久不记日记了。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周末被令人厌烦的选区事务所占用。另一部分由于工作忙碌——令人厌烦的大臣工作。

我感到人家正使我不接触工作。并不是工作少。我的盒子里装满无关的以及无足轻重的“垃圾”。

昨天下午根本无事可干。没有任何约见。伯纳德不得不劝我到下院去听听在那里进行的辩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可笑的建议。下午晚些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审阅接待布兰达总统来访的计划,并且打开电视机收听新闻。据报道,布兰达发生了政变,这使我大吃一惊。据信,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还报道,由于布兰达的丰富的石油储藏量,此事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兴趣和关注。武装部队总司令、那享有有趣名字的萨利姆·穆罕默德上校似乎已经被宣布为总统,或者更可能是自己宣布为总统。没有人知道原来的总统情况如何。

我十分震惊,伯纳德正在我的身边,我叫他立即为我拨通外交大臣的电话。

“我们是否要赶紧抢先一步?”伯纳德问道。

“到哪里去?”我说。接着因为明白了他的用意,又觉得自己在犯傻。我知道这是伯纳德的又一个愚蠢的建议:赶紧抢先就电视新闻刚报道过的某条消息进行一次电话交谈有什么意思呢?我打通马丁在外交部的电话。

他对于布兰达政变的竟毫不知情,真难以置信。

“你怎么知道的?”我把消息告诉他时他问道。

“是由电视台播出的。你竟然不知道吗?你可是外交大臣呀,老天!”

“是呀,”马丁说,“不过我的电视机坏了。”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的电视机?你是否经常接到外交部电文?”

马丁说:“是的,不过要很久以后才来。可能要三两天后。我总是从电视听到国际新闻的。”

我想他是在开玩笑,但看来他并没有在打趣。我说我们必须设计确保那正式访问在任何情况下都照常进行。因为有三个补缺选举都有赖于此。他表示同意这一观点。

我挂断电话,不过是在我要马丁告知我有没有听到进一步详情以后才挂断的。

“没有,是你告知我的。”马丁说,“你是唯一拥有电视机的人。”



11月20日

今晨第一件事便是同汉弗莱爵士会面,他样子十分愉快,几乎是春风满面。

“您听到那糟糕的消息了吧,大臣?”他开腔说道,一面毫不掩饰地微笑着。

我点了点头。

“这仅是一个小小的麻烦事,”他接着说,并且用双手作了一个表示转动的手势,“轮子一直在运转,要取消这次访问安排其实十分简单。”

“你不能这么干。”我告诉他说。

“可是大臣,我们没有选择余地。”

“有,”我反驳说,“我已经同外交大臣谈妥了。”他的面部肌肉似乎微微抽动一下。“我们要向新总统重新发出邀请。”

“新总统?”汉弗莱大吃一惊,“可是我们甚至还不曾承认他的政府呢。”

我用双手同样作了一个表示转动的手势。“轮子一直在运转中。”我微笑着。我终于感到很愉快。

汉弗莱说:“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呢。”

“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我解释说。

“可是……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是何等样人?”

我指出,而且我想是相当诙谐地指出:我们并不考虑让他加入文学俱乐部。我说我一点也不介意他是何等样人。

汉弗莱爵士打算寸步不让。“大臣,”他说,“布兰达现在一片混乱。我们不知道在支持他。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苏联人撑腰,或者仅仅是一个狂暴的普通布兰达人。我们不能在外交上冒风险。”

“政府别无选择。”我说。

汉弗莱爵士又弄一个新花招,“我们还不曾完成文书工作呢。”我对这无聊的事置之不理。文书工作是文官奉若神明的事。我完全可以想像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卧在临终病榻之上,周围全是遗嘱和保险索赔表格。他抬起头说:“我还不能一走了事,上帝,我还没有完成文书工作呢。”

汉弗莱爵士步步逼进。“宫里坚持女王陛下应该得到适当的简报。如果没有文书工作,这是办不到的。”

我站了起来。“女王陛下会应付的。她一直能够应付。”我逼得他处于去批评女王陛下的地位。

他处理得很好。他也站了起来。“完全办不到,”他回答说,“他是?他可能不曾受过良好教养。他可能对她言行粗鲁。他可能 ……失礼!”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而且他肯定要和女王陛下合影……假如他那时原形毕露,显出自己是又一个艾迪·阿明,那可怎么办?其反响之可怕将是难以想象的。”

应该说后一点的确使我略微感到忧虑,但是这到底不像丢弃三个边缘地区那么严重。我清清楚楚地对汉弗莱提出相反的意见。我说:“国家大政方针使这次访问成为必要。布兰达是一个潜在的极为富饶的国家。它需要钻塔,而我们在克莱德赛德的造船厂却

闲着。而且布兰达对于政府的非洲政策还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

“政府并没有对非洲的政策。”汉弗莱爵士说。

“现在已经有了,”我厉声说,“就算这位新总统是由共产党支持的,还有比女王陛下更能把他争取过来呢?更何况我们已经向苏格兰人民许了愿,说是将有重大国事活动在他们那里举行,我们决不能说话不算数。”汉弗莱爵士冷冷地添了一句,“更不用提在边缘选区进行的三个补缺选举了。”

“这与此无关,”我一面说,一面对他怒目而视。

他说:“当然无关,大臣。”不过我可没有把握他是否相信。

电话铃响了。由伯纳德接电话。是马丁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打来的。

伯纳德听着,然后告诉我们说,布兰达新总统已经宣布他根据前任总统的原有安排,打算于下星期访问英国。

这给我很深印象。外交部终于接到消息了。我问伯纳德,电报是否从芒戈维尔打过来的。“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他说,“是外交大臣的司机从他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的一则新闻中说的。”

其结果是:现在得由首相根据我的或者马丁的建议去取消这次访问了。而我则已经决定干下去,这是又一个决策。我到底还是作了不少决策呢,不错!



11月26日

今天是期待已久的正式访问的第一天。电视台播出了穆罕默德总统到达的镜头。伯纳德和我在办公室里观看着——我得承认自己有点心神不定,生怕他万一真的有点粗野。

一架机身漆着“布兰达航空公司”字样的巨型喷气客机着陆了。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英国航空公司眼看就得把他们的”协和式”飞机典当出去了,而这个小小的非洲国家却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而且还有巨型客机等等。

我就问伯纳德,布兰达航空公司共有多少飞机。“一架也没有。”他回答道。

我告诉他别犯傻,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不是的,大臣,这飞机是弗雷迪·莱克尔的,”他说,“他们上星期才租下来,特地把它重新漆过。”大多数贫穷国家(LDG)看来都这么做——联合国大会召开时,肯尼迪机场的跑道上挤满了冒牌国籍的飞机。“实际上,”伯纳德狡猾一笑,补充说道,“有一架747飞机在一个月内分别归属于九家不同的非洲航空公司。人们把它叫做受盲目崇拜的庞然大物。”

我们观看时,在电视屏幕上除了这受盲目崇拜的庞然大物环绕普雷斯特威克滑行以及女王有点冷淡的表情外,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时,伯纳德把今天的日程表交给我,并且解释道,已为我订好从金斯克罗斯到爱丁堡的夜间卧车票。因为今晚我得根据紧急指令在下院参加投票,因而赶不上后一班飞机。接着新闻广播员以任何涉及皇族的场合中一律使用的那种特殊的BBC放低了的音调,恭敬地宣布:我们即将首次看到萨利姆总统了。

于是查利便步出飞机。原来他是我的老朋友查利·乌姆塔利。我们曾经在伦敦经济学院一起学习。根本不是萨利姆·穆罕默德,而是查利。

伯纳德问我有没有把握。多愚蠢的问题!怎么会忘掉像查利·乌姆塔利那样的名字呢?

我叫伯纳德把汉弗莱爵士找来,他听说我们现在对来访官员有所了解而感到高兴。

伯纳德的官方简报没有说明什么。真令人惊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对情况了解得那么少,真叫人吃惊。也许他们还在希望这一切都可以从汽车收音机里接收到呢。简报说的只不过是:萨利姆·穆罕默德上校在若干年前改信伊斯兰教。他们不知道他原来的名字,从而对他的背景也就不大了解。

我却能够把他的全部底细说给汉弗莱和伯纳德。我告诉他们,查利是一个激烈的政治经济学家。他首先到达制高点,然后打败所有的对手。伯纳德似乎松了一口气。“好啦,这样就很好。”

“为什么呢?”我问他。

“我想伯纳德的意思是,”汉弗莱爵士对我开导说,“如果他曾经在英国大学学习过,他就会知道检点自己的行为。即使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也行。”我一直弄不清汉弗莱究竟是不是存心侮辱我。

汉弗莱对查利的政治色彩颇为关注。“你说他十分激烈,是不是指政治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这个意思。“关于查利的情况是这样的:和他在一起你根本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是这样的一种人,他跟着你走进旋转门,而出来时却走在你的前面。”

“没有抱着什么很深的信仰吧?”汉弗莱爵士问道。

“没有,查利所竭力献身的对象便是查利。”“噢,我明白了,大臣。他是一个政治家。”

这肯定是汉弗莱的小小玩笑之一。否则他决不会这么无礼。不过我有时候怀疑汉弗莱说的确是他的本意。而他却打招呼说他只是“打趣而已”。不过我却能够用他自己那无法摹仿的用语来表示对他赏脸,从而也就奚落了他。“很有趣,汉弗莱。”我带讥讽地说。我还指出,因为查利只在这里呆一两天,他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害。

汉弗莱爵士仍然显得关注,“且记住,大臣,”他说,“是您而不是我要他来的。”

“对不起,汉弗莱,我必须继续处理信件。”我说,一面试图掩盖自己的愠怒。

“就在您继续工作之前,”汉弗莱爵士说,“我恳请您看一下这份有关非洲政治的简报。”他交给我厚厚的一份卷宗。又是文件!我拒绝去看它。“不,谢谢。”我说,“我想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好呀,”他高兴地说,“是因为人们不愿意去破坏FROLINAT和FRETELIN之间微妙的势力平衡吧?”

我猜想他知道可以这一点上抓住我的要害,于是就充分利用这有利因素。“我的意思是:如果新总统对ZIPRA比ZANLA更为同情,且不提ZAPU和ZANU,那么CARECOM和COREPER就可能要把GRAPO扯进来,当然这就意味着要重新考虑同ECOSOC和UNIDO的所有老问题,而且IBRD和OECD之间的争吵可能再度爆发……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HMG又将怎么办呢?”[6]

他所说的缩写词中,我唯一听得懂的是HMG〔女王政府——编者。〕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我——尽可能淡淡地——说,我还是看一遍罢。

“我将在火车上见到您。”他说。于是顺顺当当地离开了。我担心他已赢了一次精神胜利。

伯纳德便催我到下院去,可是收文篮里的一大堆信件正怕人地不断增加,好像正在进行自身繁殖似的。“这一切怎么办?”我绝望地说,“我该咋办呢?

“唔,大臣……”伯纳德开口了。他几乎在我不知不觉之中,三番两次把目光投向送文篮。我明白已别无选择了,我抓起整叠信件,郑重地把它们从收文篮移到送文篮中去。

这是一种可笑的感觉,我感到既内疚又轻松。

伯纳德似乎认为我做对了。也许还非这样做不可呢。“对啦,大臣,”他用温和的语调说,“送出去总比收进来好。”



11月27日

昨晚有一个可怕的经历,我不想将此一笔带过。

而今天还得去解决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全是我的过错。而且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顺利处理此事,上帝!

我此刻正坐在头等卧车的床上写日记。同时担心今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且把事情经过从头说起。罗伊斯把我从下院送到金斯克罗斯。我到达后时间还很充裕。我找到了卧车,要了早茶和饼干。火车刚刚开出车站,我打算上床,才把裤子脱了一半,就听到有人气急败坏地敲门。

“呀?”我喊道。

“是伯纳德。”是伯纳德的声音在说话。果然是他。我让他进来。他气喘吁吁而且满头大汗。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官员急成这个样子。他们这些人一般似乎都极其冷静而且富有自制力。说来也可笑,看到他们有时也像其他人一样惊恐万状,同时像掉了头的鸡一样团团转,我就会感到安慰。

伯纳德手里抓着一叠褐色马尼拉纸大公文袋。

“进来吧,伯纳德。”我以安慰的口气说,“怎么啦?”

“看这个,大臣。”他以引人注意的口气说。并且把其中一个公文袋朝我胸口一塞。我十分气恼。伯纳德老是朝我塞文件,在我的卧铺上已经有了四只红盒子。

我把公文袋塞还给他。“不,我不看。”我说。

“您一定得看。”他说。于是公文袋又塞了过来。我们似乎正在把装有炸弹的邮包推来推去,也不要。“这是应予优先处理的事。”

“你对任何事情总是这样说。”我对他指出,并且继续脱裤子。

伯纳德告诉我,他正向我预先提供萨利姆总统明天(天呀,就是今天!)即将发表的演说稿,这份演听稿已由布兰达大使馆向各方散发。

我并不感兴趣。这些演说总是老一套:来这里很高兴呀,感谢殷勤的接待呀,两国之间关系呀,有着共同的体验作为纽带呀,今后愉快而富有成果的合作呀,以及一切常有的蠢话。

伯纳德表示同意,说这些废话在演说中全有。但他坚持要我立即看一下重要的片断——他已经用红笔在下面划线的那些片断,他接着说他正在整列火车散发文件副本。在整列火车散发?我想他准是完全发疯了——但他解释说汉弗莱爵士和外交大臣以及外交大臣的常任秘书,还有我们的新闻官以及其他要人都在列车上。这我却还不曾知道。

我打开文件袋,看到了极其可怕的情况。原来这是一篇我们不可能同意发表的演说稿。





布兰达人,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感到自己和凯尔特民族有特别近似之处。我们在过去同样也得进行战斗以便从英国殖民主义锁链中挣脱出来。我们要你们回忆伟大的过去,去记住威廉·华莱士、罗伯特·布鲁斯、班诺克伯恩和卡拉登。布兰达人民催促苏格兰和爱尔兰人站起来反抗英国的压迫,摆脱帝国主义锁链,并参加自由民族的联谊会。





接着汉弗莱爵士走进来,顺便提一下,他身穿一件相当令人吃惊的金色丝绸晨衣,整件衣服上绣着一条红色中国巨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汉弗莱会穿这种衣服。我仅仅穿着衬衫和短袜,也许难免相形见绌。

“唔,大臣,”汉弗莱爵士开腔了,“看来我们似乎冷不防被人家暗算了。”他继续说他可不愿意说他已经对我这么说了——可是他实际上已经这么对我说了。

“我们的脸将会涂满鸡蛋。”[7]我说。

“不是鸡蛋,大臣,”他温和地说,“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枷锁。”我问他是不是想开玩笑。因为我的确对这情况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开心的。我仿佛听见他说,“不,这只不过是我的小小的枷罢了。[8]”不过由于列车的嘈杂声,我不是十分有把握。

我重复说必须采取措施。在苏格兰举行的三个补缺选举成败未决,且不说对乌尔斯特的影响![9]“这真是一场灾难。”我低声说着。

汉弗莱爵士似乎并不想去尽力缩小局势的严重性,“这的确是一场大灾难,”他庄重地同意我的看法,而且还在火上浇油,“一场悲剧。一场极其剧烈的、极其可怕的、极其巨大的灾祸。”他停了一下,吸口气,接着直截了当地补充说:“而且这是您干的好事。”这些话并不对我有什么帮助。“汉弗莱,”我责备他说,“给你工资就是要你向我提供建议。你就说吧!”

“总而言之,”汉弗莱爵士回答说,“这倒有点像是在泰坦尼克号轮撞上冰山后向船长提出建议似的。”

“说吧!”我说,“我们肯定能想些办法。”

“我们可以唱《和我呆在一起》。”

又有敲门声,接着伯纳德闯进来。“大臣,外交大臣想同您说句话。”

马丁进来了。

“噢,是外交大臣。”汉弗莱爵士此刻话里充满巴结的口气。

“是的。”马丁说。他知道他是。“你看过那演说稿了吗?”汉弗莱爵士抢在我前面插话说:“是的,我的大臣担心政府的脸上会涂满鸡蛋。大概是苏格兰鸡蛋吧!”[10]

我对于汉弗莱愚蠢的双关诙谐语感到有点讨厌。我问马丁为什么萨利姆·穆罕默德要在这儿作这样的演讲。马丁估计这是说给国内听的,以便向其他非洲领导人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反殖民主义者。

伯纳德把头伸进门口,建议起草一个声明来回答这演讲,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他宣布已经把比尔·普里查德从新闻处找来了。

我自己、汉弗莱、马丁和伯纳德都已经在我的卧车上了。比尔·普里查德原来是个具有橄榄球第一排前锋的体格的人。“再容纳一个小家伙的地方有吗?”他乐呵呵地问道,把汉弗莱脸朝前撞倒在卧铺上。

我问汉弗莱发表声明是不是好主意。

“唔,大臣。”他一面站起来,一面小心回答。尽管身穿那可笑的中国长袍,他那官吏本色不改。“具体说来,我们其实有六个通常可选择的办法。第一是听之任之。第二是发表一个声明,对演说深表遗憾。第三,提出正式抗议。第四,停止援助。第五,断绝外交关系。第六,宣战。”

听上去建议可不少。我感到高兴,便问他该怎么办。

“第一,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这等于默认这篇演讲。第二,如果我们发表声明,我们就会出丑。第三,如果我们提抗议,对方会置之不理。第四,我们无法停止援助,因为我们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援助。第五,如果我们断绝外交关系,我们就不能进行有关石油钻塔合同的谈判。第六,如果我们宣战,那就可能显得反应过火了。”他停了一下。“当然在过去,我们大有可能派一艘炮艇去。”

此刻我绝望了。我说:“我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他们都恐惧地盯着我瞧。很显然,这是办不到的。

当汉弗莱列举各种可能性时,伯纳德已经走开。此刻他又挤进车厢来。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正从车厢那一头走来了。”他宣布说。

“真怕人呀。”比尔·普里查德咕哝着,“这里不会像加尔各答的黑牢那样。”

接着我便明白了他的意思。在朋友中以“巨人”而闻名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弗雷里克·斯图尔特爵士猛地推开了门,把伯纳德撞到壁上,马丁冲到洗脸盆那边去,而汉弗莱则脸朝下倒在卧铺上。那座巨大的肉山开口了:

“可以进来吗,大臣?”巨人却有一把意想不到的既细又尖的嗓音。

“不妨试试看。”我说。

“这似乎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了。”比尔·普里查德抱怨说,因为那颤动的大肉球正往这小小的包厢硬挤进来,把比尔挤到镜子边,把我挤到窗边。大家都紧紧地站在一起。“欢迎你来到常务委员会。”汉弗莱一面把身子勉强撑直,一面说。

“我们对这可怕的事该咋办?我是指这可怕的演讲。”我生怕巨人误解而生气,赶紧添了后面这句话。他的秃顶反射着头顶上的灯光而闪闪发亮。

“哎,”巨人开口了,“我想我们知道这一举动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吗,汉皮?”

汉皮?这是不是他的绰号呢?我以新的目光望着他,他显然认为我正等待他回答。

“我认为弗雷德里克的意思是说演讲中讨厌的那段话说不定是讨价还价的本钱。”

“是棋赛中的一着。”巨人说。

“是战役中的第一枪。”汉弗莱说。

“是开场白。”伯纳德说。

这些官员真是讲陈旧套语的能手。他们可以整夜说个不停。如果不加制止,他们是会这么干的。于是我打断了他们。

“你们的意思是说他想问我们要什么东西?”我明明白白地说。

幸而有人很有见识。

“如果他不想要什么,”巨人斯图尔特问,“为什么在事前给我们一份副本?”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但不幸由于大使馆人员都是新人,通常的渠道都被堵住,而且我们也才刚刚见到这份演说稿。又没有了解这位新总统的情况。”我看出汉弗莱给我使个眼色。

“我了解一些。”我有点勉强地自告奋勇。

马丁显出惊讶之状。巨人也是这样。

“他们过去是大学同学,”汉弗莱朝我说,“老同学还有交情吗?”这里似乎有问题。我对于情况的这一转变并不太热衷,我到底有二十五年没见到他了,他可能不认得我了。我对自己能取得什么成就缺乏信心。

“我想您该去见见他,弗雷德里克爵士。”我回答说。

“大臣,我想您更能起作用。”巨人说。他似乎不理解话中的讥讽意味。

接着一阵沉默,这时比尔·普里查德企图把自己吃吃笑声变成咳嗽声以掩盖笑声,但没有成功。

“这么说我们大家都同意,”汉弗莱爵士问道,“让这座大山去见穆罕默德了?”

“不,该让吉姆去。”马丁说。这时他那超重的常任秘书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新闻官屏住气发出更多的噗哧声。

我明白我别无选择。“好吧,”我表示同意,朝汉弗莱爵士说,

“你可要和我一起去了。”

“那当然,”汉弗莱爵士说,“我是不会让您独自去处理这件事的。”

这是不是又一个侮辱,或者只是我的过分猜疑而已?



今天晚些时候。

查利·乌姆塔利——或者我不如从今以后叫他萨利姆总统吧

——欢迎我们于上午10时来到他在卡列多尼亚饭店下榻的套间。

“啊,吉姆,”他站起来客气地招呼我们。我早已忘掉他那一口漂亮的英语。“请进来,见到你多高兴。”

唔,我可真的因他热诚的接待而感到相当高兴。

“查利,”我说。我们握了握手。“长时间不见了。”

“你不用对我讲洋泾浜英语啦。”他说,一面把脸转向助手,要他为我们大家送上咖啡。

我介绍了汉弗莱,接着大家都坐下。“我老是认为常任秘书是一个低三下四的头衔。”他说。汉弗莱的眉毛往上一竖。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它听上去就像是助理打字员什么的。”查利愉快地说。于是汉弗莱的眉毛扬得更高,几乎消失在发际线中。“不过,”他以同样的语调说下去,“您其实不是主管一切事务的吗?”查利一点也没有变。

汉弗莱恢复镇静后夸耀说:“并不是一切全管。”

接着,我祝贺查利成为国家元首。“谢谢,”他说,“不过这并不困难。我用不着去做任何令人厌烦的事情,比如竞选,”他停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加了一句,“或者比如补缺选举之类的事。”并且对我们温和地微笑。

这是不是一个暗示?我决定对此只字不提。于是他过了一会接着说下去。“吉姆,当然啰,我很高兴见到你,不过你这次纯然是社交性质的拜访,还是有什么事要特地找我谈呢?因为我的确有必要对自己的演说稿作后修正呢。”又是一个暗示吗?

我告诉他,我们已经事先见到那发言稿了。他问我们是否喜欢它。我就问他,作为朋友,我是否可以坦率地讲?他点点头。

我试图使他明白那关于殖民主义压迫的话可有点——唔,其实是极其令人尴尬的。我问他是否可以把涉及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那一段话整个删去。

查利回答说:“我深深感到这些话是真实的。当然英国人不至于相信真话是可以压制的吧?”了不起的一着呀。

汉弗莱爵士想从旁帮我一下:“我想也许有什么办法能说服总统去考虑改变有关的措词,这样就可以把重点从具体事例转移到抽象的概念上去,而又不至于影响主题的观念完整性?”这话算不上有什么帮助。

我啜饮着咖啡,脸上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连查利也不曾听懂。我不相信他听得懂,因为他等了好一会才说:“现在趁着你在这里,吉姆,是否可以就我打算在会谈中向首相提出的建议听一下你的意见?”我点了点头。

他便告诉我说,他在布兰达搞的小小政治变动已经使他们石油工业的某些投资者感到恐慌。在他看来,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所以他希望从英国得到一些投资以度过难关。

我们终于坦率地谈到正题了。

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要五千万英磅。

汉弗莱爵士显得十分关注,他给我写了一张小条子。“问他是什么条件。”于是我就问了。

“十年后开始还本。不收利息。”

我觉得不错,但汉弗莱却朝他的咖啡杯呛了一下。于是我便说五千万英磅是一笔巨款。

“好吧,如果这样……”查利开口了。我看出他就要结束会谈了。

“我们还是谈下去吧。”我使他平静下来。又从汉弗莱那里接到一张条子,里面说如果平均利率是百分之十,而贷款是免息十年的,那末他实际上是要求给他五千万英磅的无偿赠予。

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一点告诉了查利。他十分有理由地(我是这么认为的)解释说,这完全对我们有利,因为他们将用这笔贷款去购买在克莱塞德制造的石油钻塔。

我明白这话的正确性,而我却从汉弗莱那里收到又一张焦急的写出来的、此刻几乎无法辨认的条子。上面说,查利要我们给他五千万英磅,这样他就能用我们的钱购买我们的石油钻塔。(词下面的点是他加上去的。)

我们不能像顽皮的小学生那样继续彼此传递纸条了。于是我们进而小声交谈。“我觉得这话相当合理。”我低声说道。

“你不可能真的这么说吧。”汉弗莱用嘘嘘声说话以示反对。

“大量就业机会。”我反驳一句,并问查利如果我们达成这笔交易,他是否对演说作适当的删改?这便是我们摊在桌上的牌。

查利对我把这两桩事联系在一起假装吃惊,不过同意进行删改。但是他要马上知道结果。

“是讹诈!”汉弗莱爵士进而把话声提高到像舞台上的高声私语,就是从王子街另一边也可以听到。

“你是指我还是指我的建议?”查利问道。

“当然是指你的建议,”我急忙说道,但马上领悟到这是一个引人上当的问题。“不,甚至也不指你的建议。”

我转向汉弗莱,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同意这建议。这种类型的交易到底还是有过先例的。[11]

汉弗莱爵士要求同我私下讲句话,于是我们便走出去,站在走廊中。

我不明白汉弗莱为什么如此冒火。其实查利已经给了我们一条出路了。

汉弗莱说我们永远也收不回那笔款子。因此他不可能向财政部建议这笔贷款,而财政部也不会向内阁提出建议。他神气地宣布:“您是打算用五千万英磅公款进行收买,以解决政治上的困难。”

我解释说这是外交手腕,他说这是舞弊。我就说:“巴思大十字勋章。”把声音压得刚好听得见。

经过了好一会。

“您刚才说什么,大臣?”

“我没说什么。”我说。

汉弗莱突然显出沉思的样子。“在另一方面……”他说,“…… 我们不希望苏联人在布兰达投资,是不是?”我摇摇头。“噢,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他低声说。

“如果我们不去投资,他们就会。”我说,顺势再帮他一把。

汉弗莱开始站在我这一边列举所有理由。“我认为我们可以争辩说,我们作为南北对话之一员有责任去……”

“TPLAC吗?”我说。

汉弗莱不理睬我的俏皮话。“的确,”他说,“要是我们坚持取得十年后石油年收入百分之一的权益……是的,总的说来,我认为我就可以根据我们对第三世界的义务设想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再把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拉进来……还有萧条地区的就业问题,这将推动劳动就业部和苏格兰事务部……钻塔的建造还会把贸易与工业部调动起来,还有,如果我们能向财政部保证不危及国际收支平衡……是的,我想我们可能就此促进共识。”

我想他早已作出这个结论了。于是我们就回到查利的房间去。

“总统先生,”汉弗莱爵士说,“我想我们终于可以彼此达成协议了。”

“你是知道我出的价格的。”查利说。

“你也知道我出的价格了。”我说着朝汉弗莱爵士笑笑,“人人都是可以收买的,不是吗?”

汉弗莱爵士又显得神秘莫测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些人被称为官吏的原因吧。

“是,大臣。”他回答道。



* * *



[1]皇冠,即“君主”——译者。

[2]Less DevelepeDCountries的缩写——译者。

[3]HumaNResource-Rich Countries的缩写——译者。

[4]Tin-PotLittle AfricaNCountry的缩写——译者注。

[5]K是爵士衔,KCB是高级巴思勋爵士。G是大十字勋章。GCB是巴思大十字勋章爵士。

[6]FROLINAT是法文词首字母拼凑词,意为“乍得全国解放阵线”。FRETELIN是葡萄牙文词首字母拼凑词,意为“解放帝汶托管机构”,[帝汶是被印尼占领的葡萄牙一处小小的殖民地。]ZIPRA是“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ANLA是“津巴布韦非洲人解放军”。ZAPU是“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NU是“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联盟”。CARECOM是“加勒比共同市场”的词首字母拼凑词。COREPER是法文词首字母拼凑词,意为“欧洲共同市场全民代表委员会”。ECOSOC是“联合国经济会理事会”。UNIDO是“联合国发展组织”。IBRD是“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OECD是“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GRAPO竟然不可思议地被拉进去了,因为它是西班牙文的词首字母拼凑词,意为“十月一日反法西斯革命小组”。可能是汉弗莱爵士试图以此来困惑他的大臣。

[7]丢尽脸的意思——译者。

[8]“玩笑”的英文为joke,而“枷”的英文是yoke,听上去可能引起混淆——译者。

[9]即北爱尔兰——译者。

[10]这里的鸡蛋是指忿怒的群众向政治家投掷的鸡蛋,表示抗议——译者。

[11]哈克或许可能想到了卡拉罕政府时代与波兰达成的造船交易,根据协定,联合王国向波兰人无息贷款,这样他们便可以用我们的钱向我们购买以后将同我们自己的航运业竞争的油轮。这批油轮要在泰恩塞得建造,那是工党控制的失业率极高的边缘选区。可以说,工党政府是用国家资金来收买工党选票。不过没有人这么说——也许因为就像细菌战一样,没有人愿意冒险去使用一种无法控制的、到头来会危及自己的武器。




3.节约运动





12月7日

在选区里度过一个不平静的周末以后,我坐上了开往城里的火车,信手翻开了《每日邮报》,报上有一篇攻击我个人的长文章。

我向车厢环视了一周。通常头等车厢总是坐满了看《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或者《金融时报》的乘客。可是今天所有的人似乎都在看《每日邮报》。





让我们把吉姆·哈克辞退吧!



作者:约翰·皮尔格林——特别调研员





吉姆·哈克议员阁下答应要履行政府提出的精简行政部门的保证,消除白厅和市政厅那些爱管闲事的人的干预。可事实上,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行政部门反而日益庞大呢?



我发现,至少有四个部门负责检查同一种类的军服供应情况。国防部检查是否收到了自己的订货。贸易与工业部检查这些服装是否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制作。劳动部就全部检查制造商是否遵守了劳动力安排计划标准。而吉姆·哈克手下的那伙乱哄哄的人则要对其他人个个进行审查!



吉姆·哈克本人是白厅内部人员超编的明显不过的例子了,作为第一步,就让我们首先将他辞退吧,这样政府至少可以节省一份薪水开支。





我一走进办公室,伯纳德便把报纸递给了我,并问我是否看过。我告诉他,我已经看过了。伯纳德说弗兰克已见到文章并要见我。接着,弗兰克走了进来,问我是否看过这篇文章,我告诉他我已看了。

接着,弗兰克便对我念了起来。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对着我念。我对他说我已看过了。看来,他似乎觉得把这篇文章大声念出来会让他好受些。但这却使我心情更沉重了。

我不知道他们每天能卖出多少份报纸。“二百万份,还是三百万份?”我问伯纳德。

“不,不,大臣,”瞧他回答的模样,似乎是说我所提出的数字过大,简直荒谬绝伦。

我催他快回答。“那么,倒底有多少份?”

“嗯……四百万份,”他带点勉强地说,“所以只有……只有一千二百万人看过那文章。一千二百万人或者一千五百万人。您知道该报的许多读者并不理解所读的内容。”

在此同时,弗兰克变得越来越惹人生气了。他不断地说,“您看过这段吗?”说着,便念出了又一段骇人听闻的话,譬如:“你们是否知道在国内税务部门工作的人甚至比在皇家海军服役的人还要多?”这点我可从没听说过,不过当我朝伯纳德望去时,他点了点头,表示确有其事。

“……或许,”弗兰克还在大声念那份该死的报纸,“……或许政府以为课税是好的防御形式吧。”

伯纳德在一旁暗笑,等他看到我并没有被逗乐这才不笑。他试图将自己的窃笑声装成咳嗽声。

此时,弗兰克告诉我说——好像我本来不知道似的——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我必须把精简行政部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我把这一点向弗兰克指出了。“要不要我把实情告诉你?”他生气地说,“你已经被驯服了。”对此,我不屑回答,再说,我一时也想不出怎么回答。

〔“驯服”这一词是英国文官的专门用语,意思是使一位新任大臣照他们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如果一位大臣已经驯服了,能自动以文官的观点来对待一切事务,在威斯敏斯特,[1]这位大臣便被说成是已经“同化”了——编者。〕

这时,汉弗莱爵士走了进来,他手里挥动着一份《每日邮报》。

“您看过了吗?”他说道。

这未免太过份了。我终于发火了。“是的,是的!是的!!!我已经看过那份该死的报纸了。我看过了,你也看过了,我们全都他妈的看过了。我的话你们都弄明白了吧?”

“相当明白,大臣。”经过一阵短暂而痛苦的沉默以后,汉弗莱爵士冷冷地说道。

我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请他们一一坐下。“汉弗莱,”我说,“我们只得精简行政部门了。这个部共有多少人?”

“这个部?”他闪烁其词地说,“噢,我们这个部很小。”

“怎么个小法?”我问道,但不见回答,于是我决定妄自猜测一下。“两千?……还是三千?”我提出了一个数目,唯恐情况糟得不能再糟。

“我想大约有二万三千人,大臣。”

我大吃一惊。二万三千人?在行政事务部里?二万三千名行政人员都是用来管理其他行政人员的?“我们必须进行一次体制和工作方法的研究,”我说,“来看看有多少人是用不着的。”

“去年我们曾经作过这种研究,”汉弗莱爵士淡淡说道,“当时我们发现我们还需要再增加五百人。不过,大臣,我们完全可以关闭掉您的那个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2]

“公众,”汉弗莱爵士说,“他们对浪费公家钱财的事一窍不通。

而我们则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笑了笑说:“你可以把这话写下来吗?”汉弗莱变得十分暴躁。“您明白我并不是那个意思,”他厉声说道,“监察办公室充其量只不过是制造麻烦者的信箱而已。”

“它得保留下去。”我回答。

我们双方冷冰冰地对视了一会。汉弗莱爵士终于开口说:“好吧,您要我马上拿出办法来,那我可再也提不出其他什么节约之道了。”

这很可笑。“你是否真的想告诉我,”我问,“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节省了吗?”他耸耸肩。“唔……我想我们可以裁掉一二名端茶小姐。”我又发火了。我叫他别再胡闹。我说我要的是事实和答案。

我将它们一一列了出来:

1.有多少人在此工作?

2.他们都在干什么?

3.我们有几幢楼房?

4.楼里都有些什么人和什么东西?

我清清楚楚地讲了这些问题并且要求对之进行彻底的研究。我们要先把自己的事处理妥当,然后再去处理白厅其他部门的事。只有彻底研究以后,我们才能知道哪些地方需要节省开支、减少人员和取消各种手续。

汉弗莱有点不耐烦地听着。“大臣,行政部门,”他趁我停下来喘气之际回答道,“完全是为了贯彻议会通过的法律而存在的。只要议会为了越来越多地控制人民生活而不断立法的话,那么行政部门就必然不断扩大。”

“哈!”弗兰克发出一声嘲笑。

汉弗莱爵士转过脸,以呆滞的目光凝视着他。“我是否可以认为韦塞尔先生不同意我的话?”“哈!”弗兰克又发出声来。

弗兰克也不断使我心烦。“弗兰克,你要么笑出声来,要么就干脆别笑。”我对他说。

“大臣,”汉弗莱说着站了起来,“我已经充分明白您的要求,因此,如果允许的话,我好是马上行动起来。”

汉弗莱走后,弗兰克告诉我,有人正在故意掩盖事实。很明显,一位西北地区的审计官单单在他的地区就节约了三千二百万英磅的开支。可是文官却把这消息压下来了。我问是什么原因。

“他们不愿意削减开支,”弗兰克不耐烦地说,“叫汉弗莱爵士去精简行政部门岂不等于叫酒鬼去炸掉酿酒厂吗?”

我问伯纳德,这情况是否确实。伯纳德说他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不过,如果情况属实,他会感到非常惊讶的。我请他们两人去核实一下。伯纳德说他将通过内线去了解事实真相。我和弗兰克商定去进一步打听情况。

〔几天后的某个时刻,伯纳德·伍利和汉弗莱·阿普尔比有一次会晤。汉弗莱爵士在会晤后写了一份备忘录,我们在沃尔塞姆斯托的行政事务部人事档案中发现了这一备忘录——编者。〕

伍利于下午5点15分来讨论西北地区审计官节省了三千二百万英磅的事。我评论说,我十分惊讶。



伍利说他也十分震惊,并说这件事居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他有时显得忧心忡忡,过于幼稚。当然,这一切我是知道的。我感到惊讶的只是这事怎么会捅出去。这样一来,在下一年度的政府开支审查委员会复核中,我们只能从财政部获得较少的经费。



我觉得如果我和伯纳德·伍利谈得随便些,我就会对他了解得更深些。



〔为此,汉弗莱爵士从他的办公桌后面转移到谈话区来,并说此刻已过了5点30分,并将一杯雪利酒递给伍利。——编者。〕

接着我问他为什么发愁。他表示他真诚希望行政事务部能省些钱。这真让人吃惊。他显然至还不明白我们工作的要旨。



政府部门必须有个衡量工作成就的方法。英国莱兰公司可以用利润来衡量它的成就。



〔英国莱兰公司是一家汽车厂的名字,八十年代纳税人曾将几十亿英镑投入该厂,为的是在英格兰中西部地区造成充分就业的局面。更确切地说,英国莱兰公司是以它的亏损大小来衡量自己的失败的——编者。〕

可是,行政部门不存在赚钱或亏损的情况。从而我们是以雇员的人数和预算的大小来衡量成就的。按照这一定义,大部门就比小部门更为成功。伍利连这一简单提法就是我们整个体制的基石这一点也不懂,居然还能通过行政学院考试,真是不可思议。



也没有叫西北地区审计官去节约三千二百万英镑,要是人人都这么做呢?是要所有的人都开始不负责任地到处节省呢?



伍利提出主张,说是大臣希望节省开支,这又暴露出他的可笑和无知。我于是不得不阐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实:



1.大臣像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在所有部门中,大臣平均任期不到十一个月。



〔蒙蒂·芬尼斯顿爵士在担任英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的十年期间,至少和十九个工业大臣打过交道——编者。〕

2.尽管大臣本人的反应惊慌,但我们协助大臣为部里争取经费责无旁贷。



3.但是,必须允许大臣惊慌失措。政治家喜欢这样。他们需要的是活动——他们以此来替代成就。



4.认为我们必须去做大臣要求的每一件事,因为他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这种论点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议员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们是由他们所在的选区党组织挑选出来的,也就是说,由三十五个穿着肮脏雨衣的男人和三十五个头戴滑稽可笑的帽子的女人挑选出来的。以后的“挑选”过程同样是荒谬的:一共只有六百三十名议员,一个超过三百名议员的党便组成政府——在这三百人中,有一百人太老又太笨,不可能成为大臣,另外一百人太年轻幼稚,也不可能成为大臣。于是剩下的一百名议员便填补了一百个政府官职。实际上毫无选择可言。



5.从而大臣们既未经过适当的挑选又未经过训练,因此我们的爱国责任便是尽可能多地为他们安排好,以便作出正确的决策。



后我开导伍利怎样对大臣说明节省三千二百万英磅的事,我向他提供了下列各种可能性。伍利可以说:



1.他们在西北地区改变了原先的会计制度。或者



2.他们重新划定了地区疆界,所以本年度的数字已经变得不可比较了。或者



3.这笔钱原是用来补偿过去两年的特殊额外支出。每年一千六百万英镑,而今年已经停止补偿了。或者



4.这只是一种帐面上的节省,这笔钱将在下年度花掉。或者



5.由于一项巨额支出完成付款较迟,因此该地区在下一年度就会相应地出现预算赤字了。



〔这个办法在技术上称为分阶段处理——编者。〕或者



6.有一次事前未曾估计到的、然而却是十分重要的人员和企业的异地搬迁,从而其他地区的支出便相应地增加了。或者



7.在会计年度初期为了节约的原因而取消了一些大项目。结果这笔支出并未发生,但却已经进行预算拨款了。



伍利看来明白过来了。我担心他还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我要对他密切注视,因为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仍然认为他是有培养前途的。



他主动告诉我说,弗兰克·韦塞尔正在进行窥探。我当然会安排一辆公家汽车助他一臂之力。



〔为那些找麻烦的外来人提供公车是行政事务部的惯常做法。只要司机说明行车里程,就可以依赖他来报告所去过的地方。司机是白厅获取消息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他们的乘客往往疏忽大意,忘记自己在汽车后座所讲的每句话都可能被前座听见。何况,大臣们又往往会忘记机密文件,把它遗忘在车里。情报是白厅最值钱的硬通货。司机则用情报做买卖——编者。〕

〔下面几份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弗雷德里克·斯图尔特之间传递的备忘录是在一个部的档案里发现的——编者。〕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弗雷德里克·斯图尔特写的便条:





亲爱的汉弗莱:



我担心你们的那位大臣还在尝试那无谓的节约。



巨人



12月10日





汉弗莱爵士写给弗雷德里克爵士的答复:





亲爱的巨人:



希望这次就像所有其他政府的节约运动一样——三天发布新闻,三个星期的内阁备忘录,然后中东发生危机。于是一切恢复正常。



H.



12月10日





弗雷德里克的回复:





亲爱的汉弗莱:



希望你是对的,但是你我何必抱侥幸心理呢?我建议再来一个刚毛衬衣行动。[3]



节约先及自身。个人先树立榜样。不可能期待别人去做我们自己也不愿做的事。云云。



巨人



12月11日





汉弗莱爵士的回复:





巨人:



好主意!我会试一试。谢谢。自我克制常常是解决问题的好途径。



H.



又及:在市长阁下的宴会上见。



12月11日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12月15日

今天我们开了个节约开支的大会。弗兰克已经作了两个星期的调查。会议并不完全如我所设想的那样收场,不过我们目前的确有了一个行动纲领,尽管它不是我所期望的那个纲领。

参加会议的有汉弗莱爵士、伯纳德和弗兰克。弗兰克提供了有关我们挥霍浪费的一些似乎令人吃惊的内情。我对汉弗莱爵士说他会对这一切感到震惊,并告诉他说,这些新揭露的事实看来是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自我放纵行为的可怕谴责。

汉弗莱爵士似乎很关切而且感兴趣,他极欲了解在哪些方面可以进行大幅度的节约。

弗兰克准备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关于人力资源;一份是关于房屋。我决定先看关于房屋的那份。

“查德威克大楼,”我开口道,“在西奥德利街。”

“这是一幢极大的建筑物,”弗兰克说,“在里边办公的人很少。”汉弗莱说他凑巧知道这幢楼房的情况。“目前那幢楼的确没有被充分利用,但是它已经被指定为新设立的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办公楼。其实我们还吃不准,待到所有的办公人员搬进去以后,那幢楼会不会还嫌太小呢。”

这话倒是很在理的。因此我往下研究位于瓦尔塞姆斯托的斯密斯夫人大楼。那楼是完全空着的。

“当然应当空着,”汉弗莱爵士说,“有关安全问题嘛。大臣,我不能多说了。”

我问他这话怎么讲。“你指的是MI6?”[4]问道。

汉弗莱摇摇头,什么也没说。于是我追问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承认有MI6这回事。”他回答。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蠢话。我指出其实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

“然而,我们并不承认。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上的人不是个个都经过vetted(审查)的。”

“vetted”是很愚蠢的表达方式。我说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对待猫儿一样。

“是的,不过可没有指鼬鼠[5]呀,大臣,”汉弗莱爵士很尖刻地说道,同时瞧着弗兰克,“斯密斯夫人大楼是绝对保密的。”

我嘲讽地问道:“瓦尔塞姆斯托的一幢七层楼房怎么会是一个秘密呢?”

“有志者事竟成呗。”汉弗莱回答,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这是我的感觉)。那目光看来是和善的,但我看得出,只要弗兰克在场,他就不打算讨论哪怕是稍微涉及安全的事情。我不打算叫弗兰克离开,于是只得不情愿地接着讨论下面的两只白象[6]。

“海德公园的韦林顿大厦,价值估计七百五十万英镑。萨克维尔广场的威斯敏斯特老市政厅楼,估价为一千一百万英镑。两幢楼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少,里边放满了档案柜。”

“请问这些估价的根据是什么?”汉弗莱爵士问。

“本地区办公用房地产的现行价格。”弗兰克说。

“啊,不幸的是,”汉弗莱爵士用他那肯帮助人的口吻说道,

“这两幢楼其实都卖不到现行价钱。”我问他为什么。

“韦林顿大厦没有太平梯或防火安全门,而且大楼的构造也不容许改建,因此不能作为办公楼出售。”

“那么我们怎么能使用这幢楼呢?”弗兰克咄咄逼人的问道。

“政府办公大楼可以不需要防火安全许可证。”

“为什么?”弗兰克问道。

汉弗莱回答:“大概是因为女王陛下的公务人员不容易着火[7]吧。”这回他咯咯地笑了。又是他开的一个玩笑。他似乎越来越沾沾自喜了。我可不喜欢他这个样子。

〔事实上,政府办公大楼也必须遵守大多数法定防火要求,至于逃命设施则不必照规定办!——编者。〕

节约的事进展不大。于是我就问为什么威斯敏斯特老市政厅楼不能作为办公楼出售。

“那是登记入册的一级建筑物。不可能改变目前房屋使用人

——环境保护委员会的户名。这点您是明白的。”

我们一无进展。弗兰克换了个话题,建议我们把比肯斯菲尔德大街上的3号楼至17楼卖掉。

汉弗莱说:“那里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三层地下室。”

“那又怎么了?”我说。

“是以备万一。”汉弗莱爵士说。我等着他的下文,但是过了一会,他显然认为自己已经把话讲完了。

“万一吗?”我终于发问了。

“您明白,大臣,”他话里有话,“必要时政府的应急总部所在地。”

我摸不着头脑。“什么必要时?”

汉弗莱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必要时’[8]……您知道是指什么吗?”他回答的声音轻得连听都听不清。

“什么?”我吃不准自己有没有听错。

“‘必要时’您知道是指什么吗?”

“我不知道是指什么,”我困惑地说,“究竟是什么?”

“什么?”此刻他也似乎感到困惑了。

“‘必要时您知道是指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必要时’,我知道是指什么——什么?”

后汉弗莱才下定决心把他的意思弄明白。“等到危机来临,出了乱子,灯火熄灭时,大臣……即使其他各处都陷入了瘫痪状

,政府也总得有个场所继续维持下去呀。”

我小心思考片刻,问道:“为什么?”

汉弗莱显然被这个问题给完全搞昏了。他像是开导一个反应迟钝的五岁小孩似的说道,“政府不会仅仅因为国家被破坏而停止工作。毁灭已经是够糟糕的事了,不能让无政府状使它变得更为糟糕。”

很明显,汉弗莱担心的是许许多多反叛的余烬。

但是,这显然是该由国防部操心的事。我明白我对比肯斯菲尔德街3至17号楼的处置是无能为力的。

在弗兰克的清单上还有一幢差不多完全未加利用的楼房。这可是我后的希望了。“那么,中央户籍登记处的那幢房呢?”我没多大把握地问道。

“那里没有建筑许可,”汉弗莱满不在乎地一笑置之,就像是一个知道自己已经连胜五盘,比分遥遥领先的人那样。

弗兰克突然插嘴。“他怎么会对这一切全都一清二楚?”他以挑衅的语气问道,然后朝向汉弗莱爵士,显出责备的度,“你早就知道我去过的地方了。”

我可不曾想到这一层,不过弗兰克显然猜对了。我正准备就此质问汉弗莱,他却先开口了,使得我无法加以责难,“我们当然知道他去过哪里。他难道应该偷偷摸摸暗中刺探不成?”

对于这个变向曲线球,我毫无思想准备。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处境十分尴尬。

汉弗莱乘胜追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完全相信公开调查,不是吗?”

对此,我无言以对,于是我便一本正经地合上了大楼档案的卷宗。

〔总之,不可能一下子同时把所有的政府大楼全部卖掉。如果你把伦敦的政府地产全都同时投放市场,你就会把整个市场搞垮——就像钻石的情况那样——编者。〕

我转向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我觉得自己踏实得多了。

“显而易见,”我开口道,“在森德兰就有九十名文官重复做着白厅这里的另外九十个人所做的工作。”

汉弗莱点点头。“那是内阁的决定。要在西北地区创造就业机会。”

后我们达成了某种协议。“把这些人给裁了吧。”我提议。

弗兰克迫不及待地表示赞同:“是啊,这样一下子便裁掉了九十名文官。”弗兰克狠狠说出“文官”这个词的腔调叫人听起来仿佛他们比小偷还要可鄙。如果我是个文官,我想弗兰克的语气是会使我生气的。不过我应当说汉弗莱爵士似乎并不太介意。

但是他对弗兰克那个“一下子”却找了个岔儿。

〔实际上这是爱德华·希思的用语。他当时讲的是一下子降低物价,不用说,这种降低物价的好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编者。〕

“或者该更确切地说,一击之下吧。”汉弗莱爵士说。

“什么?”我问。

“大臣,我个人完全赞成这个行动。那是一项可观的节约措施。但是……我该提醒您,那是一个经济萧条地区,所以才有了当初创造就业的计划。政府要在一个萧条的边缘选区裁员,会显示极大的政治魄力。”

我们默不作声地坐了好一阵子。我必须说,我认为汉弗莱能提醒我一个边缘选区可能因此丧失掉是非常宽宏大量的。一般说来,文官对那些重大的政治分析是不感兴趣的。

我显然不能冒发生罢工的危险。此外我对节约的事真的感到一筹莫展了。我打定主意要汉弗莱出点子。“瞧,汉弗莱,”我说,“话固然不错……不过……嗯,我真的不相信在行政部门就没有节约的余地了。其实我到处都看到浪费的情况。”

“我同意您的话,大臣,”对方的回答使我吃惊。“的确有可以节约的地方……”

“那么……”我打断他的话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说说哪里有浪费?”

令我惊讶的是汉弗莱爵士突然变得十分积极起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办公的整个排场实在太大了。您知道,汽车呀,家具呀,私人办公室人员呀,娱乐设备呀,复印机呀……”

这可太妙了。我举双手赞成,我起劲地点头,表示同意。

“但是这里有个困难,”他补充道。我的心又往下一沉,但我还是等着他的下文。“如果上头那些人继续享受各种方便和令人舒适的设施,却不让下面的人享受这些待遇的话,那就肯定会引起很大的不满,更不用说那些会造成极大损害的宣传了……”

他停了下来,不说下去,等我作出反应。我必须承认自己不是很起劲。显然,汉弗莱的打算是要他和我两个人率先带个头。所谓节约先及自身,不可能期望别人去做我们自己也不愿做的事,云云。

我质问汉弗莱,“靠这个就能省出那么多钱吗?”

“当然不会直接省出那么多钱,”他说,“不过从对整个政府部门所起的模范作用来说……是不可估量的!”

此时,弗兰克提出了一个重要理由来支持汉弗莱的计划。他指出这里面会有很大的宣传作用。他说报上会有这样的标题:“大臣在带路”。或者“精简政府机构——哈克作出表率”。我们甚至会见到以名字称呼以表示友好的标题:“把这个省下来,吉姆如是说”。我授意汉弗莱尽快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巴望看到这个计划如何起作用。此刻,我心中充满希望。



12月20日

此刻是星期天早晨。我是在选区中自己的家里写日记的。

几天来一直挤不出时间写日记。因为节约运动增加了大量的额外工作。不过,我确信这一切将是值得的。

星期五夜晚回家,一路上真可怕。我半夜才到达。安妮已经睡了。看得出她为我们准备了晚餐,而这顿饭菜已经不能再吃了。

我想叫辆出租车把我从白厅送到尤斯顿,可是雷雨正在发作,根本就租不到车。于是我就提着三只红盒子去乘地铁,这些盒子装满时是十分沉重的。在尤斯顿站又误了车,所以回到家里又累又湿。

我叫醒了安妮并为此向她表示抱歉,告诉她一路上所遇到的麻烦。“那你的那辆公家司机开的车子呢?”她焦虑地问道。

“我已经退掉了公家车,”我自豪地向她解释道,“我还辞退了司机,退掉了那些豪华的办公室家具,还有酒柜,连我手下的办公人员也辞退了一半。”

“你被开除了!”她说。安妮常常会贸然作出极其可笑的危言耸听的结论来。我解释道,现在正开展节约运动,我在带头取消所有的虚架子、奢侈品和特权呢。

安妮似乎不能理解。“你疯了!”她发怒道,“你做了二十年的后座议员,一直在抱怨自己缺少设备,缺少帮手,如今人家给了你这些东西,可你去毫不珍惜,统统放弃。”

我试图向她解释,可她连水都泼不进去。“二十年来你一直希望自己取得成功——既然成功不比失败给你带来更多的享受,那又何苦呢?”

我解释说这个行动终会给我带来更大的权力。

安妮无动于衷,“等到你成了首相,你怎么个旅行法?难道要沿途求人免费搭车吗?”她为何不能理解呢?



12月21日

今天节约运动大有进展。

由于我的私人办公室少了十二个人手,工作有点跟不上。伯纳德在加班工作,我也是这样。不过我们的确不需要那么多人手在外边看我的信、为我写信、预约会晤、接听电话、起草对质问的答复等等——总之——把我保护起来不受外部世界影像。我不需要这么多人护着我。我是人民的代表,应该使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我接触,不是吗?

但是,我们应当避免像今天早晨那种糟糕情况,当时我得为一个会议主持开幕仪式,但却迟到了一个半钟头。更为不巧的是,那是企业经营效率会议!

由于我们取消清洁工人的夜班工作(我认为这是一项相当有利的节约措施),因此白天,我让一名女清洁工在我的办公室里用吸尘器打扫房间。于是伯纳德和我在讨论一周工作日程时不得不高声叫喊才能听清楚对方的话。但我敢肯定,这点小小麻烦是能够克服的。

明天我和东北地区劳动力安排规划局主任布拉夫先生就人员削减的事有一次重要的会晤。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但是伯纳德告诉我此人是热衷于节省开支的。

大的成就在于新闻媒介对我的报道。《每日快报》的头版报道写得不能再好了。





在哈克的新紧缩体制下不再供应丰盛午餐



“节约先及自己。”今天吉姆一边如是说,一边吃着纸盘上的三明治。他为英国那一大群头戴圆顶礼帽,平时娇生惯养的官僚树立了榜样。





伯纳德·伍利爵士(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



我对吉姆·哈克的第一次节约运动记忆犹新。尽管我当时仍然很不老练,但是我已觉察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已经造成了一个潜在的灾难性局面。



当时只有两名打字员帮助我,叫我单枪匹马一个人管理私人办公室是不可能的。差错是必然会发生的,并且迟早会出灾祸。



结果灾祸来得比我预料的还早。12月22日也就是哈克取得新闻界一点赞扬的第二天,罗恩·沃森未经预约便来到了我们部里。沃森是行政部门交通工人和政府辅助人员工会的总书记。



他当即求见大臣,因为据称有“令人不安”的谣言报道了将会影响到他的组织成员的紧缩和裁员措施。这些谣言显然是众多新闻报道所造成的,而吉姆·哈克却正在令人可笑地为这些报道感到骄傲呢。



我对沃森说未经预约是不能见大臣的,然后便离开了私人办公室,前往党的组织秘书办公室。由于人手不够,我甚至不得不干些跑腿的差使。要是我们的人手充裕的话,也决不会听凭沃森不经预约便擅自闯进哈克的私人办公室来。我让一名打字员留下来为沃森安排约见哈克的事。



显然,在我离开办公室后,劳动力安排规划局的布拉夫来电话说他在纽卡斯尔误了火车,因此没法恪守约会。沃森在旁边听到了电话,他猜到哈克此时正有空,于是便直接走入他的办公室。



节约运动使得当时再也没有其他私人秘书在场,也就没有人去阻挡他。而且,也没有人去通知大臣,说来人不是预先约见的布拉夫,而是沃森。



于是发生了莫大的灾难。





12月22日

今天,一切都乱了套。一场彻底的灾难。

下午3点,我正等着会见东北地区劳动力安排规划局的布拉夫先生。只见一个男子走进我的办公室,我自然认为这便是布拉夫了。

“布拉夫先生?”我说。

“不,”他说道,“我叫罗恩·沃森。布拉夫先生不能来赴约了。”我自然认为沃森是布拉夫派来见我的。所以我便打断他的话,对他的来临表示感谢,并请他坐下。我说:“哎,沃森先生,在你我交谈前我要首先强调一点,这事决不能泄漏出去,如果工会听到了风声那会闹翻天的。”

“我明白。”他说。

“当然要裁员,”我继续往下说,“不裁减人员就不可能精简庞大的官僚机构。终是要裁减大批人员的。”他问我是否准备先和工会方面磋商一下。

我继续自掘坟墓。“我们通常先要进行做做样子的商讨,”我轻松地说道,一点也没有察觉灾难即将临头,“但你要知道工会分子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就是同你过不去,愚蠢得要命。”我怎么会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说这种话呢?

“他们所有的人都如此吗?”他有礼貌地问。

这个问题使我吃惊。我认为他本人应当心里明白,因为他终究常常要跟这些人打交道的。“几乎全部,”我说,“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相互挖取对方的成员或者争着上电视——他们从来不会把大嘴闭上。”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说的每一个词。每个词都铭刻在我心里。更有甚者,在会晤中我的每一句话都被当面记了下来。事后我才知道,沃森一走出我的办公室便跑到《旗帜报》社去,把会晤记录交给他们。

当时这个人还特地问了我有关司机和交通服务人员的情况。

“他们这些人得早辞退,”我说,“我们在汽车和司机上花了许多钱。再说他们都是行为不端的人。”

直到这个时刻,沃森才亮出自己的身份,说他不是布拉夫的代表,而是行政部门交通工人和政府辅助人员工会的总书记。他来我办公室的目的是要核实有关要裁减他的会员的谣言是不是真实的!

哎呀,我的天呀!……



12月24日

昨天和今天都毫无圣诞节的快乐气氛。

政府行政部门的全体司机都参加了罢工。我读过报上登载的罢工消息后于昨天上午来到了办公室。所有的报纸都引用了罗恩 ·沃森所引述的我的谈话:“毫无疑问,将会裁员,有许多人将被辞退。”

我责问伯纳德为什么他竟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CBE,[9]大臣。”他闷闷不乐地回答。

我吃不准他的意思,莫非我该荣获CBE?——抑或是他?他解释道:“是Can’t Be Everywhere(我一个人不可能到处都照顾得到)。”这是文官的又一个愚蠢的缩略语。“在正常情况下……”他逐渐平静下来。不管怎样,我们俩都明白这一悲剧是怎么发生的。

伯纳德向我提醒今天的所有约见。办公室里的圣诞聚会,一些会议——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会议。我整天都避开报纸。我想跟汉弗莱爵士讨论眼下的局面,可他整天不见人影。

安妮和我被邀请出席晚上8时在法国大使馆举行的圣诞宴会。我叫伯纳德给我备车——刚一开口马上就意识到没有司机。

于是我请他打电话给安妮,让她把我们自己的车开来接我。

伯纳德早就想到这点了,但是我们的车看来整天老是有毛病,安妮想把车开到修理厂去。我和她通上了话,对她说这车可以慢点修——汽车可以把我们从白厅送到肯辛顿,这一路不至于出问题。

安妮来接我。我们穿着夜礼服一齐出发。

可是我又失算了。这该死的汽车在骑士桥发生了故障,正是交通高峰期间,加上倾盆大雨。我试图把车修一下。当时我穿的是无尾礼服。我向安妮要把伞,她说伞在我这儿,可我知道伞在她那儿。我们相互大声叫喊了起来,她走出汽车,砰地一下关上车门便自顾自地走开了。我同汽车被丢在马路中,把海洛兹街上圣诞节交通繁忙时刻的车流给堵住了,汽车喇叭嘟嘟地响,开车的人朝我大声咒骂。

我晚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了法国大使馆,全身湿透,礼服沾满了油污。我立刻喝下了三四杯香槟酒——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这么个喝法呢?我需要香槟!

当我离开时,还不算太醉,不过我得承认,已经十分疲倦了。我把一串钥匙掉在汽车旁边的一个排水沟里,接着钥匙又从格栅眼里往下掉进去,于是我不得不趴下身子伸手去摸钥匙。凑巧几个报馆里的狗杂种也在旁边。

早晨醒来,宿醉仍然发作得很厉害,感到疲惫难受。报纸对我所谓的醉倒在地真的大肆渲染。其不负责任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节约先生昨夜参加香槟酒会以后醉倒在阴沟边



另一份报纸的标题是:“哈克参加大使馆招待会以后疲惫不堪,情绪激动”。

汉弗莱爵士大声朗读着,同时评论道,这写得比第一篇要好些。

“好些?”我问道。

“唔……至少有点区别。”汉弗莱爵士说。

我问是否有人说过“疲惫不堪,情绪激动”以外的话。伯纳德告诉我,威廉·希基说我“过度兴奋”。对此我并不很介意,可是后来汉弗莱爵士——为了进一步说明——又加了一句话:“这其实是说过度兴奋得真像个笨蛋。”

现在我才感到事情没有再比这更糟的了。然而,我又错了。伯纳德让我看今天的《每日电讯报》的头条新闻,其中说我正为行政事务部招募额外雇员,这真是令人震惊而害怕的消息。





哈克新招聘了四百名文官



本报政治编辑部



在所谓的“节约运动期间”,行政事务部大臣詹姆斯·哈克又招聘了四百名新的文官。





我要求汉弗莱爵士对此作出解释。他当然早有准备。

“大臣,是您吩咐过要配备这些额外人员的。您要求我们进行一次彻底的研究,进行一次调查,要收集事实和数据。这些措施非得有人手才行。如果您再想出额外的工作来,就得雇用更多的人来干。这是个常识问题。”

当我下巴挨上这一拳时,他又朝我头部来一个钩拳。“要是您还坚持不撤您那个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的话,至少还要再聘用四百名新手。”

我完全垮了。头痛得厉害,想呕吐,我的事业看来毁了。我成了报纸的嘲笑对象。自从我来这儿以后我尚能推行的唯一主张现在也不得不放弃了。

不过从我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所有的常任官员们似乎都在尽一切可能地极力帮助我。难道他们完全都是无能之辈吗?或者是我自己无能?难道他们是装出帮忙的样子而暗地里却在阻挠我的每一个行动吗?或者是他们不能理解处理本部门工作的新方式?他们是否试图帮助我,使我向本部门的政策靠拢?大臣的政策和本部门的政策之间是否有什么不同?我为什么要提出那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呢?海有多深?天有多高?〔欧文·伯林语——编者。〕

办公室里悄无声息。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处置那四百名监督我们节约运动的新人或是另外四百名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的新人,或是其他什么事情!我只顾坐着,等着,但愿我的脑袋不再砰砰作响,但愿有人很快就会提出个建议来。

汉弗莱爵士终于开了恩。“大臣……如果我们要结束节约运动并且关闭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的话,我们就可以立即向新闻界发布一个通告,说您砍掉了八百个职位。”他显然事先已经仔细考虑过这次裁员了,因为他此刻就从腋下取出了一只薄薄的文件夹。

“如果您同意这个草案……”

我无法相信这个建议有多荒唐。砍掉八百个职位?“可是本来就没有人担任这些职位呀,”我满腹狐疑地向他指出,“还不曾任命过任何人呢。”“这样的节约就更为可观了,”他立即回答说,“我们还节省了八百份裁员费。”

“可是……”我试图去作解释,“……那是假的,是不诚实的,是在玩弄数字把戏,蒙蔽他人的耳目而已。”

“其实只是政府发布的新闻稿。”汉弗莱说。我年轻时曾见过一些玩世不恭的政客,但这话竟出自我的常任秘书之口,真让我开了眼界。

我无力地点了点头。很显然,假使我想避免这一场灾难,不雇用四百名新人去推行节约,那么,我就得放弃雇用去充实我所珍爱的监察办公室的四百名新人。非此即彼。别无选择。不管怎样,政治嘛,说到底就是“可能”的艺术。〔人们普遍认为这是 R.A.巴特勒的话,而实际上它是俾斯麦(1815—1898)1867年和迈耶·冯· 瓦尔德克的一次谈话中的一句名言——编者。〕

但是,一个关键的中心问题,即这次惨败的核心问题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可是,汉弗莱,”我说,“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真正精简行政部门呢?”

大家沉默了一会。然后他说:“唔……我想我们不妨辞退一二名端茶小姐吧。”



* * *



[1]指白厅——译者。

[2]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是哈克的一项革新措施。公众被邀请来举报他们个人见到的政府部门任何严重官僚主义现象,该部门成立了四个月就被解散了。

[3]刚毛衬衣是指苦行者或忏悔者贴身穿的衬衣。此处意思是让这位大臣亲身尝尝节约的味道使他日子不好过——译者。

[4]MI6是英国情报局——译者。

[5]原文为Ferrets。这词作为动词时意为窥探——译者。

[6]英语“白象”意指沉重的负担,硕大而无用的东西,此处指楼房——译者。

[7]着火,原文为inflamed,另一含义为冒火——译者。

[8]“必要时”原文为You knowwhat,另一含义是“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你?”——译者。

[9]哈克误以为这个CBE是指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Empice(高级英帝国爵士)的缩写——译者。




4.老大哥[1]





1月4日

圣诞节过得平淡无奇。我在选区中度过了一周。我参加了通常为选区党组织举行的圣诞舞会,视察了养老院、综合性医院,出席了其他各种各样聚会。一切进行得很好——我的照片在当地报上登载了四五次,我还避免说任何使自己背上责任的话。

但是,我感觉到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气氛,并且已经感觉到自己处于双重压迫的困难情况中。当地的党组织、选民、我的家属,他们都为我进入内阁而感到骄傲——但是他们又都因为我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少了而忿忿不平,他们还迫切希望提醒我,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仅仅是他们地区的下院议员而已,要我千万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他们设法既对我卑躬屈膝,又对我以恩人自居。我真不知道怎样来处理这件事。

只要我能把白厅的生活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就会了解,绝对不会出现我会自以为了不起的危险。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会保证这一点的。

今天我回到伦敦,为的是同罗伯特·麦肯齐在名为《话题》的节目里进行电视谈话,他向我提出许多有关全国信息库的难弄的问题。

在该节目进行录音之前,我们在会客室碰头,我设法找出他的观点。当然,我们之间关系有点紧张。〔麦肯齐惯常把会客室称作敌对室——编者〕

“我们将讨论削减政府铺张浪费的开支以及这一类的事情,是不是?”我问道,并且立即意识到我的措词不佳。

罗伯特·麦肯齐感到很有趣。“你要讨论政府的铺张浪费吗?”他说着,眼睛闪闪发光。

“我的意思是说,要谈我削减它的方法。”我坚定地说。

“在讨论全国信息库之后,如果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会讨论这问题的。”他说。

我试图使他相信,人们对信息库问题不感兴趣,这太琐碎了。他说他认为人们对它很感兴趣,并为“老大哥”担心。这使我很恼火,我告诉他,他不可能以这种耸人听闻的方法来使全国信息库显得琐碎。罗伯特回答说,为什么不可能?就像我方才说的那样,它已经足够琐碎的了。

我们离开会客室。在播音室里,我们等待节目开始,一个女孩子拿了一只粉扑不断跑来跑去并且在我脸上轻轻地搽粉,使我无法好好思索。她说我的脸有点红。“我们不会脸红,”罗伯特愉快地说,“否则《每日电讯报》会怎么说呢?”

就在我们开始录音之前,我说我可以用不着那老一套的问题,如“我们是否正在创建一个警察国家?”等等。

回想起来,这或许是一个错误。

〔在英国广播公司档案馆中,我们发现了罗伯特·麦肯齐采访詹姆斯·哈克的录音记录。这份材料已印于下面——编者。〕





这份记录是根据采访录音作出的,并不是根据原稿抄录的。由于听错的可能性以及在有些情况中难以区别各个发言者,英国广播公司不能保证本稿的绝对精确性。





1月4日,罗伯特·麦肯齐与下院议员詹姆斯·哈克阁下之间的谈话。





麦肯齐:晚安。老大哥正在监视您吗?说得更精确一点,您知道不知道政府是否正在建立您的档案材料?



它那个听上去似乎不会损害别人的名称是“全国联合信息库”。它的实际意义是:任何一个公务人员只要按一下按钮,就能够检查你生活的几乎每一个细节——你的纳税情况、你的医疗记录、你使用的汽车、你住的房屋、驾车违反交通规则次数、失业次数、你的孩子学习成绩等等一应俱全——而该公务人员可能恰巧是你的隔壁邻居。



最近,人们日益关注计算机革命为政府带来的这一强有力的极权主义武器,而挥动这武器的人就是行政事物大臣,即下院议员詹姆士·哈克先生阁下。



大臣,您是否正在这国家里为建立一个警察国家打基础?





哈克:要知道,我很高兴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停顿)





麦肯齐:既然如此,大臣,能否给我一个答复呢?





哈克:(继续说)当然可以。如果可能,我就要给你一个答复。正如我说的,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因为……嗯,因为这正是许多人在问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嗯,因为许多人都希望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我们应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不拐弯抹角——关于此事明摆着的事实是,它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们有权利知道。





(停顿)





麦肯齐:但是,大臣,您还没有答复我的问题呢。





(停顿)





哈克:我很抱歉,你问的是什么问题?





麦肯齐:我想知道,在这次会见后如果我冒犯了您,您会不会回到您的办公室去,揿下按钮,来查查我的纳税申报单,我的医疗记录,我的前科记录……





哈克:啊,罗伯特,得啦,你和我一样清楚,我们这个国家是不会这么干的。总之,组织不起来。





麦肯齐:大臣,您是不是说,您是要做那些事情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您还没有能力办到,是吗?





哈克:(继续说)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肯定能对你进行审查,那就是,呃,对人们进行审查。当然,不是你,我并不指你。但是,我们对人们不感兴趣。呃,这就是说,当我说我们对人们不感兴趣时,我并不是说我们对人们不感兴趣,当然我们是感兴趣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以那种方式对人们感兴趣,如果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对……人们进行检查。





麦肯齐:如果它不是为了对人们进行检查,那么信息库是派什么用场的?





哈克:你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停顿)瞧,问题是人们刚刚被报纸上的一两篇可笑的文章弄得惊慌失措了。它仅是一架计算机。就是这么一回事,它是用来储存信息,加速政府工作的,这样就避免文官的大量增加,计算机是福音。





麦肯齐:但是如果您把信息输入计算机,您以后就要把信息输出来!





哈克:不一定。





麦肯齐:这么说,您难道正在花费二千五百万英镑来储存您将来永远不用的信息吗?





哈克:不——是的——不,嗯——是的,不,将会有保护措施。





麦肯齐:(继续说)比如什么?





哈克:呃,我们将考虑各种可能性。但是,你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具有高度技术性的事情。





麦肯齐:唔,或许我能帮您一把。让我给您读一段《改革》杂志的编辑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的摘录吧。我想他的名字是吉姆·哈克。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老大哥和不那么文明的勾当》。[2]我引原文如下:“如果我们要保护公民不受政府暗中监视,亟须采取三条措施。第一、没有大臣特别签署的授权书,公务人员不得查阅另一部门的档案。第二、未经授权的窥探必须作为犯罪行为来处理。第三、每一个公民应有权查阅他本人的档案并纠正其错误。”哈克先生,您对这些建议有什么看法?是危言耸听吗?





哈克:不,唔,我支持它。我意思是说,所有这些措施必须执行。哦,在适当的时候。





麦肯齐: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





哈克:唔,罗马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它正在复审中。但是…… 唔,你知道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





麦肯齐:哈克先生,我现在是同《改革》杂志的前任编辑还是同一位行政部门发言人谈话呢?





哈克:(继续说)唔,我们还没有谈到保护措施。例如,我们新的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以及……





麦肯齐:哈克先生,照您的话说,似乎我们不久还将需要一大群看门狗呢。[3]非常感谢。





我还要想唠叨几句,但是罗伯特对我说,我已经巧妙地阻碍了讨论的进行。我们回到会客室,喝一杯酒互祝新年。我祝贺他找到了我的那一篇旧文章——真是一个机灵之举。他说是他的一个女研究人员找到的,并问我是否要见见她。我婉言谢绝——并说我就要回办公室,去看看她的档案!

我在晚上看了这个节目。我认为这个节目很好。无论如何,我希望汉弗莱爵士满意。



1月7日

今天下午在办公室开会时,大家对我三天前在电视上露面有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是在下午4时同汉弗莱爵士、伯纳德和弗兰克·韦塞尔开会时发生的。

汉弗莱和伯纳德认为我很出色,既庄重又适度。但是,弗兰克保持沉默,在这一片赞扬声中特别引人注目。当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就像一匹马那样发出哼声。我请他解释。

他并不回答我,而是转向汉弗莱爵士。“我祝贺你,”他开始说,他的度甚至比平时还差劲些,“吉姆现在完全被驯服了。”汉弗莱想找个借口,离开房间。

“对不起,威索尔先生[4]……”

“是韦塞尔!”弗兰克狠狠地说。他转向我说:“你是否意识到你说的就是文官安排你讲的话呢?你是什么?是人还是喉舌?”没有人为他的小小双关语发笑。

“这件事对一位政治顾问来说可能是很难理解的,”汉弗莱爵士以其傲慢的口气说,“我仅仅是一名公务人员,我只不过遵照我的主人的指示办事而已。”

弗兰克怒气冲冲,咕哝着说,“你的主人,他妈的典型的傻瓜用语,小学校里的胡言乱语。”等等。我得说,过去我对弗兰克的这句话也曾感兴趣过。

“如果大臣是女的,”我问道,“怎么办?你怎样称呼她?”汉弗莱立刻大显身手。他喜欢回答有关良好举止和礼仪方面的问题。“是的,这是极为有趣的。1947年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博士被委任为大臣,我担任首席私人秘书时,我们要针对这一点寻找答案。因为我很不喜欢称她为我的女主人。”

他不说下去。我开头想,他这是为了增加说话效果才这样,不过他好像就这话题还有话要说。

“是怎样的一个答案?”我问道。

“我们现在还在等待答案呢。”他解释说。

弗兰克插话了,话里带了一点辛辣的冷嘲热讽。“它是不是正在复审之中呢?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是吗,汉弗莱爵士?这些事情需要时间,是吗?”

弗兰克实际上已经开始触及我的神经了。他对文官们的恶劣情绪与日俱增。我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一间办公室,他可以自由找我,并且他们告诉我已把所有可能对他有用的文件都提供给他了吗?现在他已经开始向我寻衅了。他动不动就发火。或许,他还没有完全克服新年的宿醉吧。

汉弗莱要离开,我也想走,但是伯纳德开始把我的工作日程中安排的约会告诉我——这就引起了又一场争吵。伯纳德告诉我说,我得于明天早晨8时在帕定顿饭店同他碰头,因为我要在斯旺西的车辆执照办理中心召开的城市司库会议午餐会上发表演说。弗兰克当即提醒我,明天晚上我预定要到纽卡斯尔去,在补缺选举上发表演说。伯纳德向我指出,我不可能把这两件事都办到,我把这事向弗兰克解释了一下。弗兰克指出,这次补缺选举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而斯旺西之行仅仅是公务员的公费旅游,我也把这点给伯纳德解释了。伯纳德便提醒我说,这次会议列入日程安排已经好些时候了,他们都希望我到斯旺西去,我把这点又给弗兰克作了解释,弗兰克又提醒我说中央大厦〔党的总部——编者。〕希望我到纽卡斯尔去,但是我没有把这点向伯纳德解释,因为在这时候我已经懒得去解释了,并且也这样说了。因此弗兰克要伯纳德解释为什么让我同时预约两个约会。伯纳德说没有人把纽卡斯尔的事告诉过他,我问弗兰克为什么他不曾告诉伯纳德,弗兰克问我

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伯纳德,我则指出我不可能每件事都记得。

“那我就到斯旺西去。”我说。

“决定了吗?大臣。”伯纳德问。

“这是后的决定。”我说。

接着弗兰克使出了他的王牌。“首相希望你到纽卡斯尔去。”他说。为什么他到现在才说呢?笨蛋。我问他这句话是否靠得住。他点点头。

“伯纳德,我想我好还是到纽卡斯尔去。”我说。

“决定了吗?”弗兰克问。

“是的,这是后的决定,”我说,“现在我要回家了。”

“就这样决定了吗?”汉弗莱爵士问。我吃不准他是为了澄清我的决定而问我呢?还是在取笑我?我仍然发现他完全令人摸不透。总之他接着说:“大臣,我想您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您到斯旺西去的事是安排在日程中的,也已经是公布了,您可不能真的撒手不管呀。”

这简直是办不到的事。他们似乎都希望我同时在两个地方出席。我叫他们找一个把我从斯旺西送到纽卡斯尔去的办法——火车、汽车、或者直升飞机。哪种办法都行——只要我能如期赴两个

约会。“而现在,”我宣布,“我要回家了——这是后的决定!”

“是后的决定吗?”伯纳德问道。

他的意图同样是令人摸不透的。

当我离去时,伯纳德把四只红盒子交给我的司机罗伊,并要求我保证今晚审阅完毕,因为这些都是明天要用的委员会文件以及必须在周末以前发出的信件。

“而如果你是一个乖孩子,”弗兰克蹩脚地学着伯纳德的腔调说道,“你的保姆会给你一块糖。”

我实际上没有必要忍受弗兰克的所有这些令人气恼的话。我被这些该死的常任官员缠住了。但是弗兰克是在我邀请下才来的,我可能不得不很快提醒他这一点。

当我回家时,安妮在整理行装。“终于要离开我了?”我轻松愉快地问。她提醒我,明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我们已经安排好要到巴黎去。

我大吃一惊!我没法对她说明自己得去斯旺西和纽卡斯尔的事。她说她不愿在斯旺西和纽卡斯尔度过结婚周年纪念日,特别是不愿参加在车辆执照办理中心举行的城市司库午餐会。我能理解她的道理。她叫我取消我的约会。我说,这不可能。她说,那就自己独自去巴黎。

于是我打电话给伯纳德。我告诉他,这天是我妻子的结婚纪念日——安妮说:“也是你的。”——也是我的。伯纳德对这一巧合开了一个愚蠢的玩笑。我告诉他,我明天要到巴黎去而且那是后的决定,我并且告诉他,我知道以前我曾经说过后决定的话,但是现在才是真正的后决定——我告诉他,你得把一切事情处理好。接着他谈了三分钟,当我把电话挂断后,我明天还是得去斯旺西和纽卡斯尔。

这些文官总能说服你去干或者不干任何一件事情。我似乎不再知道自己的主意到哪里去了。

房间里暂时没有声音,我们都怒气冲冲。后我问她当天真正的重要问题:她有没有在电视谈话节目中看到我——(当时我在伦敦,而她则在选区里)。

“我看到一个像你的人。”

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不回答。

“弗兰克说,我只是文官的喉舌。”我不满地咕哝说。

安妮说:“对。”

我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你同意这话?”

“当然,”她说,“你原是可以雇一位演员替你说这些话的。他会比你说得更好。而当你在作电视谈话前,为什么不就用个橡皮图章签发你的信,或者叫一个助理秘书签这些信——反正都是他们写的。”

我想我得保持庄严的度。“助理秘书们不写我的信,”我说。“信是由副秘书写的。”

“作证到此为止,大人。”她说。

“你认为我也变成一个傀儡了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也许他们应该叫小猪小姐去干你的工作。至少,她更漂亮。”

我必须说,我受到极大的打击。我叹了口气,坐在床上。我真正感到要流泪了。我纳闷,这难道就是一位内阁大臣通常的感受,或者我就是一个彻底失败者吗?我看不出毛病出在哪里,但是肯定出了毛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轻声说,“我就是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来。我是多么忧郁呀。”

安妮提议,由于我们不再去巴黎了,我们至少可以到街角的饭店去吃一顿安安静静的、点着蜡烛的晚餐。我告诉她,我不能去,因为伯纳德告诉我,今天晚上得看完三只红盒子的文件。

安妮说了一些话,改变了我对自己处境的整个看法。她说:“‘伯纳德告诉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当你还是《改革》杂志的编辑时,你完全不是这样——你投身进去,你告诉人们该做什么,提出你的要求,并且达到目的!什么东西变了?你还是你——你只会听任他们欺凌你。”

突然,我认识到那是真的。她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弗兰克也一直在挖苦我的原因。不是我卡住他们的喉咙,便是他们卡住我的喉咙!这是弱肉强食的规律,正像我在内阁中一样。

“在那些日子里,你用蓝笔划去和撕掉多少篇文章?”她问道。

“几十篇,”我回忆之后回答。

“而你到目前撕了多少官方文件?”

“一篇也没有,”我告诉她,“人家不允许我这样做。”她以责备的神对我笑笑,我认识到,自己仍然没有冲出这个具有破坏性的行动模式。

“不允许吗?”她握了我的手。“亲爱的,你是大臣。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任何事情。”

她是对的。我是大臣。我能做我喜欢做的任何事情。而不知怎么地,我的官员们已经驯服了我。现在我明白了。老实说,我是非常感谢安妮的,她具有这样卓越的见识。好吧,他们会吃一惊的。突然我急于到办公室去。我的新年决心是:把事情管起来。



1月11日

今天情况好一点。

但也只是稍好一点点而已。我的姿态甚好,但不幸的是,他的姿态看来没有多大的改变。

我把汉弗莱叫到我的办公室来。我认为他并不喜欢被叫进来。接着我告诉他,弗兰克是绝对正确的,罗伯特·麦肯齐也是正确的——全国信息库必须以另一个方式组织起来。

出乎我意外的是,他顺从地同意了。“是,大臣。”他低声说道。

“我们将使它具备一切可能具备的内部保护措施。”我继续说。

“是,大臣。”他又低声地说。

“立刻执行。”我加了一句。这句话使他吃了一惊。

“呃……立刻执行,您的确切意思是什么?”

“我意思是立刻执行。”我说。

“噢,我懂了,您的意思是立刻执行,大臣。”

“马上就办,汉弗莱。”

到此为止,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不过他现在却开始把我的决心一点一点砍掉,尽管在谈话开始时他完全同意一切都会变样。

“唯一的事情是,”他开始了,“也许我应该提醒您,在本届政府才上任的头几个月中,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大臣……”

我打断了他的话。“汉弗莱,”我坚定地重申说,“我们要修改信息库的规则。就是现在!”

“可是您不能这样做,大臣。”他说,公然表示反对了。

“我能,”我说,想起昨晚安妮对我说的严厉的话,“我是大臣。”他又改变了策略。“的确,您是,大臣,”他说,很快从威吓转变成卑躬屈膝,“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大臣,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不管他那一套花言巧语。“别说奉承话了。汉弗莱,”我回答说,“我要使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利检查他们自己的档案,我要进行立法,宣布未经许可查阅私人档案的行为为非法行为。”

“很好,”汉弗莱爵士说,“会照办的。”

这样他就占了我的上风,“对。”我说,“好,”我又说。“那么我们就干吧。”我说着,心里却纳闷,他话里有什么花样?

我猜对了。的确有一个花样。汉弗莱爵士抓住这个机会向我解释,如果内阁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并把这事交给大臣委员会处理,然后再交给官员委员会。在这以后,当然它就一路顺风——直接到内阁委员会!接着又回到内阁。我打断他的话,指出我们就是从内阁开始的。

“上面说明只是政策而已,大臣,”汉弗莱解释说,“这时候内阁才不得不考虑具体建议。”

我承认这点,但是指出,回到内阁以后,我们该干起来了。汉弗莱爵士同意了——但是有个条件,如果内阁提出异议,这几乎是肯定会的,那么这些建议将不得不——再经大臣委员会、官员委员内阁委员会和内阁来处理。

“这我全知道,”我生硬地说,“我是假定内阁不提什么反对意见。”汉弗莱爵士扬了扬眉毛,显然不想对此加以评论。

事实上,我对这些一点也不知道——当你还是反对党或是后座议员时,你是不会真正弄清这个立法的复杂细节的。

“这样,经内阁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干了,对吗?”

“是的,”他说,“再送交议院委员会领袖,然后送到议会——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委员会的阶段。”

不过我突然明白了。我突然认识到,他正在把整个问题搞糊涂。障眼物突然从我眼前消失了,“汉弗莱,”我说道,“你在谈立法问题——但是我却在谈行政和手续上的改革。”

汉弗莱爵士得意地笑了笑。“如果公众要拥有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那么立法是必须的,并且将会是很复杂的。”

对这个问题,我自有答案。“为了使公民能看到他自己的档案,立法不是必须的,是不是?”

汉弗莱爵士对此仔细想了一下。“不,不……”他后很勉强地说。

“那么我们就这样干吧。”我想,对我来说,这就是第一回合的胜利。

但是汉弗莱爵士甚至还没有作出这么多的让步呢。“大臣,”他开始说,“我们可以搞得稍快一点,但是这里也有许许多多行政手续问题。”

“哎,”我说,“这早就应该提出来了。这项数据库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它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这些问题肯定已经讨论过了。”

“是的,的确如此。”他表示同意。

“那么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我问道。

汉弗莱爵士没有回答。起先我以为他是在考虑问题。后来我想他是为了某种奇怪的原因而没有听到我的话,于是我又问他:“得出过什么结论没有?”我的声音提高了一点,以防他万一听不清。又没有明显的反应,我以为他生病了。“汉弗莱,”我问道,有点为他的健康和精神状况担心,“你能听见我的话吗?”

“我的嘴唇封住了。”他通过未封住的嘴唇回答说。

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权利讨论上届政府的计划。”他说。我迷惑不解。

“为什么不可以?”我问。

“大臣——您是否愿意把您在这办公室里私下说的每一句话或做的每一件事今后泄漏给您的对手呢?”

我从未想到过这点。当然,这会把我吓坏的。这将成为经常的威胁。我将永远不能在我自己的办公室中畅所欲言。

汉弗莱爵士知道自己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利用有利形势紧接着说:“我们不能把军火交给您的对手来反对您——反之也是这样。”

当然,我能懂得他的观点,但是在这件事中有一个基本不同点。我对汉弗莱爵士指出,汤姆·萨金特是我的前任,他是不会介意的。他是一位非常正派的人。数据库问题毕竟不是个党派政治斗争问题,所有党派的政治家在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汉弗莱不为所动。“这是原则,大臣。”他说,并且补充了一句话,说否则就不是正大光明。

这是一个有力的论点。我自然不愿做任何不正大光明的事。所以我猜想,我将永远不知道在我来到之前,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我就是想不出一个办法来。

那么,我们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呢?我们已经确认,不需要立法来使公民们能看到自己的档案,但是还有许多不明确的行政问题有待解决。

今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事。伯纳德说由于新闻界对于我在《话题》节目中露面的反应不佳(伯纳德称之为“不完全有利”),另一家电视网要我在他们的《镜头对准下的世界》节目上露面。真可笑,当你有重要事情要公布时,人们对电视从来不感兴趣,但是一当琐细小事出了差错时,电话铃就是响个不停。起初,我要他去婉言谢绝,但是他说,如果我不露面,他们还照样播放这个节目,这样就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我问汉弗莱,鉴于我们今天进展很有限,关于信息库保护措施我将说些什么。“大臣,或许您可以提醒他们罗马不是在一天里建造起来的。”帮大忙!

当我回顾这次会面并把它全部写在日记里时,我现在感到今天事情毫无进展。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一定有什么办法使汉弗莱爵士和行政事务部照我的意思办。

〔根据哈克的经验和挫折,不妨记住,如果不使白厅委员会完全解散的话,它将继续活动下去。说不定会有一个克里米亚委员会,很可能还会有一个定量供应簿委员会和一个身份证委员会呢——编者。〕



1月12日

今天我碰巧又学会了一些同汉弗莱爵士打交道的办法。

我在下议院吸烟室碰到汉姆·萨金特。我问他是否可以一起谈谈,他说这真是太乐意不过的了。

“当反对党的味道怎样?”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愧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掌权的味道怎么样?”他回答说。

我觉得没有理由东拉西扯,我很老实地告诉他,我没有像我原来期望的那样喜欢它。

“汉弗莱把你驯服了吗?”他笑道。我避开了那个问题,但是说要办点事实在难得很。他点点头,我就问他,“你办成过什么事吗?”

“几乎没有,”他愉快地回答,“是在那里呆了一年多以后才搞清他的手法——当然接着便是大选。”

从谈话中可知他提到的手法就是汉弗莱的拖延战术。

据汤姆说,这个战术系统有五个阶段。为供将来参考,我在谈话时做了记录。

第一阶段:汉弗莱会说政府才上台几个月,还有许多许多其他事情要办。(汤姆显然知道他的废话。那就是汉弗莱前天对我说的话。)

第二阶段:如果我挨过了第一阶段,他就会说他很欣赏这个意图,当然该做点事情——但这是不是达到目的的正确办法呢?第三阶段:如果我仍然没有被吓住,他就把他的立足点从我该怎样去做转移到我该在什么时候去做,那便是:“大臣,这不是时候,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第四阶段:据汤姆说,许多大臣在第三阶段就停顿下来了。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说政策碰到了困难——技术上的困难,政治上的困难,或法律上的困难。(法律上的困难派用场,因为这些困难可以搞得使人完全不理解,并且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第五阶段:到了后,由于开头的四个阶段已经耗费了三年时间,因此在后阶段要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下一次大选前的竞选时期了——所以我们对这项政策能否获得通过没有把握。”

可以使这些阶段延续三年,因为在每一阶段,大臣不去催他,汉弗莱爵士就绝对不会做什么事。而他正确地估计到大臣要做的其他事情实在太多了。〔整个过程被称为创造性的惰性——编者。〕汤姆问我要设法通过的政策是什么?当我告诉他我正设法使全国联合信息库不那么像老大哥时,他大笑起来。

“我想他假装这是全新的念头吧。”我点点头。

“老奸巨滑,”汤姆说,“我们为此花了几年时间了。我们几乎把白皮书都准备好就要公布了,但是选举来临了。我已经把一切都办好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询问他关于行政的问题。汤姆说没有了——全都解决了。汤姆猜到我问及过去的情况时受到了无声的拒绝。“聪明的家伙,他把过去的事一笔勾了。”

不管怎样,现在我知道了五个阶段,我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付汉弗莱了。汤姆提醒我不要泄漏我们有过这次谈话,因为它会把事情弄糟的。他也提醒我留意“文官的三种沉默”,如果他无路可走的话,这将是汉弗莱的后一招。这三种沉默是:

1.他们不愿意告诉你任何事实的沉默:谨慎的沉默。

2.他们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的沉默:固执的沉默。

3.你抓到他们弱点而他们毫无理由可说时的沉默:他们暗示只要他们可以自由地对大家讲,他们就完全能替自己辩护,但是他们太高尚了,不会这样做:这是勇敢的沉默。

最后,汤姆告诉我汉弗莱的下一个行动可能是什么。他问今晚他们给我几只盒子:“三只?四只?”

“五只。”我承认,有点儿难为情。

“五只?”他无法掩饰他对我搞得这么糟糕所感到的惊讶,“他们有没有告诉你无需为第五只盒子担心过多吗?”我点点头。“就这样吧,唔,我和你打赌,在第五只盒子底,将有一份请示报告,解释为什么任何涉及信息库的新动作都必须推迟——如果你不曾发现或者审阅它,他们就不把事情办下去,六个月后他们会说早就告诉过你了。”还有一件事我要问汤姆。他确实是非常非常友好而且肯帮助别人。他从政多年,担任过各种政府职务。所以我就对他说:“哎,汤姆,你对所有文官的花招真是了如指掌。”

“并非所有的人,”他露齿笑道,“仅有几百人。”

“好!”我说,“现在说说,你怎么制服他们?你怎样使他们做一些他们不愿做的事。”

汤姆苦笑了一下,摇摇他的头。“我亲爱的伙计,”他回答说,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不会在野了。”



1月13日

昨天晚上,我看盒子里的文件看得很晚,以致拖到今天才写下昨天的发现。

汤姆对我帮助很大。我回到家后,在吃饭时把一切都告诉了安妮。她不能理解汤姆作为反对派的一员,为什么会这样帮忙。

我向她解释道,反对派并不是真正的反对派。他们只是被称做反对派而已。其实他们不过是在野的反对派。而文官则是在朝的反对派。

晚饭后,我看盒子里的文件,果然在第五只盒子的底上发现了关于信息库的请示报告。不仅是放在第五只盒子的底下——为了双倍保险,这请示报告还被夹在一份长达八十页的福利措施报告书的里面。

顺便说一下,汤姆还把他有关信息库的私人文件借给我,这些是他去职时保存的。非常有用!

这份请示报告中包含我们预料到的拖延话:“主题还在讨论之中……计划还没有后拍板……毫无仓猝行事的理由……若无相反的指示,建议等待新的发展情况。”安妮建议我打电话给汉弗莱,并告诉他,我不同意他的请示报告。我不愿这样做——这时是早晨两点,他可能正在熟睡。

“为什么他可以熟睡,而你却在工作?”安妮问我。

“三个月来,毕竟是他在叫你奔忙不停。现在该轮到你叫他了。”安妮接着说。

“我不可能那样做。”我说道。

安妮看着我。“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问道,一边把手伸向通讯录。

安妮很有理由地加了一句:“说到底,由于它是放在第五只盒子中,你不可能很早找到它,是吗?”

汉弗莱带着奇怪的咕哝声听电话。显然是我把他叫醒了。“这么晚打电话给你,真对不起,你不是在吃晚饭吧?”

“没有,”他的口气听起来有点被弄糊涂了,“我们早些时候吃过晚饭了。现在几点了?”我告诉他是早晨两点。

“天哪!”听他的口气似乎他现在真的醒了,“有什么紧急事情?”

“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我还在看红盒子里的文件呢。我知道你一定还在努力办公。”

“是呀,”他说,忍住了一个呵欠,“正在埋头苦干呢。”我告诉他,我刚看到关于信息库的文件。

“噢,您已经发现……”他立即更正自己的话,“您已经看过了。”

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必须立即知道我对这份请示不太满意。我告诉他,我知道他会因为再花点额外的时间做一些别的工作而感激我的,而且我希望他不介意我打电话给他。

“我听到您的话永远是一件愉快的事,大臣。”他说,我想他是把电话筒砰地一声重重放下的。我把电话挂断后,发觉自己忘了告诉他明天内阁开会之前来讨论一下。我正要拿起电话筒时,安妮说:“现在不要打电话给他。”

她对汉弗莱爵士突然表示仁慈体贴使我感到惊讶,不过我还是同意了。“不打了,也许时间是晚了点。”她笑道:“是呀,再让他睡十分钟。”



1月14日

今天早晨,我在为控制汉弗莱和我这个部所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点进展,尽管这场斗争还没有取得胜利。

但是我随身带着和汤姆·萨金特谈话的记录,而——正如汤姆所预料的那样——汉弗莱爵士在他的打球动作中则用上了他那一套拖延战术。

“汉弗莱,”我开始说,“信息库保护措施你起草了没有?”

“大臣,”他花言巧语地说,“我很欣赏您的意图,我也完全同意要有保护措施,不过我疑这是不是达到目的的正确方法。”

“这是我的方法,”我斩钉截铁地说,并把我那小小笔记簿上记下的第一个反对手法勾去,“而且这是我的决定。”

不经过冗长的讨论,那么快就把他的反对意见推在一边,这使汉弗莱感到惊讶——他惊奇之余便直接进入了第二阶段。

“即使这样,大臣,”他说,“由于种种原因,这真的不是时候。”我把笔记本上的第二条勾去,回答说:“现在是好的时候——保护措施必须与信息系统平行发展,而不是在这以后——那是普通常识。”

汉弗莱被迫提出他的第三个反对意见。汤姆把他的技巧分析得真透彻。

“不幸的是,大臣,”汉弗莱固执地说,“我们以前试过,但是,咳……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我把我小小本子里的第三条勾掉。汉弗莱现在注意到这一点了,并设法从我背后偷看我本子里写的东西。我把本子拿开,不让他看。

“是什么样的困难?”我问道。

“比如说,技术上的困难。”汉弗莱说。

感谢汤姆的私人文件,我早已作过仔细研究,回答也早已准备好了。

“一点儿没有问题,”我轻松地说,“我已经作了一些研究。我们可以使用跟美国国务院和瑞典内政部相同的基本档案讯问程序。没有技术问题。

汉弗莱爵士显然有点慌张,但是他坚持说:“还有庞大的行政问题。各个部都受到影响。势必需要建立起一个部际委员会……”我打断了他的话。“不,”我坚定地说,“我想如果你对它深入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现有的安全程序是适当的。这可能只是一个扩大部分而已。还有什么吗?”

汉弗莱惊讶地盯着我看。他就是不能理解我怎么会这样全面彻底地掌握情况。他疑我是否作了一系列凭灵感作出的猜想。

见他一时说不出话,我决定帮他一把。

“法律问题呢?”我建议。

“是的,大臣。”他立刻同意,希望后把我难住。法律问题始终是他的拿手好戏。

“好,好,”我说,并把我小小的清单上的倒数第二阶段勾去。他又想来看我所写的东西。

“有一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开始说,“是关于我们有没有法定权力……”

“我将回答这个问题,”我神气地宣布,“我们有权力。”他惊奇地注视我,“所有有关的工作人员不管怎样都受他们服务合同的约束。”

他无法争辩,因为我当然是对的。

他抓住救命稻草说:“但是,大臣,还会有额外人员配备问题

——您是否有把握可以使这问题得到内阁和议会党团的批准?”

“当然有把握,”我说,“还有其他问题吗?”我看看我的清单。

“不,没有其他问题了。好,那么我们就着手干吧?”

汉弗莱不响。我搞不清他此刻的沉默是谨慎、固执、还是勇敢。我认为他是固执。

后,还是我说了话。“你一句话也不说,”我评论说。他还是沉默不语。“顺便问问,你为什么这样沉默不语?”

他明白自己不能不说话了。否则一切都完了。“大臣,看来您不明白这里包含多少工作。”

我若无其事地问,难道你过去在另一届政府中从来没有研究过保护措施?因为我记得以前有过涉及此类议会质询的书面答复。

他的答复大致如下:“大臣,首先,我们已经一致认为这问题不是光明磊落的。其次,如果曾经研究过,其实根本不曾研究过或者也没有必要这么做,更何况我也不能随便说是否研究过。这样,就会成立一个规划小组,就算这个小组曾经成立过的话,对此我也不能加以评论。再说这个小组即使有过,现在也已经解散了,其成员都已回到各自的部门里去了,即使的确曾经有过这些成员的话。”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我一直待他把这些滔滔不绝的废话讲完,才提出我的后通牒。我告诉他,我要他立即准备好使用信息库所需的保护措施。他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他这是可能的。他再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我又告诉他这是可能的。我们这样一来一往(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不可能的),像一对三岁的孩子,彼此怒目而视,直到伯纳德突然走进来为止。

我不打算披露汤姆告诉我关于保护措施已准备好只等使用的情况,因为这样我手里就没有王牌了。

当我正反复考虑这个难题时,伯纳德提醒我有关约会的事:内阁在10点开会、在英美协会午餐上演说、今晚在《镜头对准下的世界》节目中谈话。我问他是否可以不去参加午餐会。“真的办不到,大臣,”他回答说,“这事已公布了。已列在日程中。”

突然间,我明白了。我心中形成了一个奇妙的计划——世纪的伟大计划。

我告诉汉弗莱和伯纳德,今晚务必看我在电视中的露面。

〔下面是当时哈克在《镜头对准的世界》节目中露面的情况。其中包含他挫败手下官员而第一次赢得的真正值得纪念的胜利——编者。〕





本文仅是未经订正的录音文字纪录。未经节目负责人同意,不得流传。





《镜头对准下的世界》——1月14日——对哈克的采访。





节目主持人:今晚在座的是行政事务大臣,吉姆·哈克阁下,他是有关老大哥计算机设施争论的中心人物。他此刻正与戈弗雷·芬奇谈话。



芬奇:大臣,正如你知道的,在本星期,人们对行政部门官僚显然正在开始为国内每个公民建立个人档案材料一事表示过强烈不满。有谣言说,这不是你的政策,说你是愿意为各个公民提供保护措施,但是又说你每走一步都受到行政部门机器的阻挠而使希望完全落空。





哈克:戈弗雷,你要知道,关于行政部门,社会上有许多胡说八道的评价。其实它是出色的、高效率的专业性机构。能以极大的速度作出巨大努力。它拥有许多有才华、有献身精神的人们,他们尽一切努力帮助政府把政策变成法律。





芬奇:感谢你所做的这番广告,大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哈克:事实上,文官和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建议现在就要发表了。今晚,我高兴地宣布,从3月1日起,联合王国的每个公民将有绝对权利检查他个人的档案,并检查他或她曾向政府提供的信息。



其次,如果没有大臣的书面授权书,没有一个公务人员会获准查阅来自另一个部门的个人档案。下星期我将在下院宣布要制订法律,使公民可以对任何一个公务人员私自查阅他的档案提出起诉。





芬奇:唔……那是,呃……唔,那是非常令人感兴趣和令人鼓舞的事,大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使人们安心呢?





哈克:坦率地说,戈弗雷,我原先不相信文官能冲破这些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他们已经使我相信,他们能够。真的,我的常任秘书正在这问题上以他的名誉打赌。



如果不是这样,有人就会蒙受侮辱。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谈话中)回忆说:



吉姆·哈克老是把这一辉煌之举归功于我,因为我无意之中说了一句有双重意义的话:“这事已经公布,已经在日程中。”



然而,我个人相信,哈克是受了爱德华·希思当首相时那个脍炙人口的策略的启发。希思不顾文官的反对,希望宣布向老年养老金领取者再提供十英镑圣诞节额外津贴。他的想法在受到唐宁街十号许多星期的阻挠后,他就干脆在《全景》电视节目中露面,把这事作为既成事实予以公布。这事办成了,虽然晚了一点,但是到底办成了。



我清楚地记得在吉姆作声明时汉弗莱·阿普尔比的脸部表情——特别是当他说他的常任秘书把他的名誉押上去的时候。



他转向我说:“不行。”我没有作答。



接着他对我说:“好吧,伯纳德,你对大臣的表演有何想法?”



我不得不说,我认为这一下他把大家将死了。





1月15日

今天是我当大臣以来快乐的日子。

“昨晚,你看到我在证人席上吗?”我高兴地问汉弗莱,他正闷

闷不乐地走进办公室,看上去活像沙欧贝利先生参加葬礼一样。[5]

“当然。“他回答说,嘴唇闭得紧紧的。

其实他有没有看到我在电视上露面无关紧要,因为今天早报已作了全面报道。“我表现得怎么样?”我天真地问,“还不错吗?”

“一次出色的演出,大臣,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以琢磨过的模棱两可的话回答。

“可以,可以。”我说,装得一点也不在意。

“大臣,我们昨晚整夜努力工作。我很高兴能向您报告,我们已经提出了建议草案,它将使您在指定的日期之前达到您所期望的目标。”

换句话说,他费了五分钟时间从档案中找出去年汤姆当大臣时所同意的那些建议。

“干得好,汉弗莱,”我真诚地说,“你瞧,我告诉了全国人民你是多么杰出,我说对了。我对你完全信任。”

“的确如此,大臣。”他通过咬紧的牙齿缝迸出了这句话。

他拿出了一只存着他的建议的文件夹。

“这是你的建议吗?”我问道。

“是的,”

“这是我的建议。”我说着,也拿出一只文件夹。

“您也准备好建议了吗?”他吃惊地说。

我叫汉弗莱念出他所提出的保护措施。然后我再念出我的建议。这样我们可以加以比较。

汉弗莱开始念道:“第一部分——个人资料——第一条。甲款。保护措施的运用必须以两个原则为准绳……”

我再也忍不住了,便根据自己文件夹中的文件内容和他齐声念起来。我们念道:“……以两个原则为准绳——即,有没有必要及有没有权利去了解。第一条甲款第(1)分款,有没有必要去了解。只有信息是为某些官员提供时,这些官员才可以被认为的确有必要去了解它。”我们彼此对视。

“我们似乎想到一处了。”我说。

“这些建议是从哪里来的?”他问道。我不说话。过了一会他又问,“这些建议是从哪里来的?”

“汉弗莱,”我以略带责备的口吻说:“我的嘴被封住了。”



* * *



[1]老大哥(Big Brother)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讽刺小说《1984》中的独裁者,本书比喻为独裁国家或组织,讽刺意味十分明显——译者。

[2]原文为Not-So-Civil-Service,是在civilservice(“文官,行政部门”或“文明的服务”)前面加notso(不那么)。起了挖苦讽刺的效果——译者。

[3]英文里watch day可以解释为监察人,也可以解释为看门狗,这里是骂人——译者。

[4]是weasel(鼬鼠)的读音。——译者。

[5]沙欧贝利先生,是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中的殡仪馆老板。——译者。




5.凶兆





1月18日

对于置身于政治这个特殊圈子之外的人说来,汤姆·萨金特在全国信息库这件事情上所给予我的帮助似乎非同寻常。两个主要政党的成员平时都要发表演说,口出恶言,互相攻讦,不是指责对方颟顸无能,行为不端,就是说某某人玩忽职守,愚蠢透顶,负罪国人等等。公众当中凡读过大量此类演说词者或许会感到奇怪的是:在两党交恶的背后,党际友好其实是家常便饭。事实上,与敌党成员交好要比与本党人士交好容易得多——因为执政党成员不会像同本党同僚那样地同反对党人直接在个人之间竞争官职。

我和所有的内阁同僚,在未执政的年代里,理所当然地互相激烈竞争。在过去三个月里,我们都忙于对付真正的反对派——文官——顾不上互相贬低。不过我凭直觉感到,近来内阁的气氛预示着有人将再次玩弄政治花招。

这里还有许多其他涉及我自己的事情,我于本周末趁还有点时间已予以考虑了。早先(实际上是在我当大臣的最初一周里),我就明白开放性政治带来了一些现实问题。我很清楚,要是人们不再保有秘密,他们就别想保住权力。

说实在的,一个越是不开放的政府,结果往往反而越是开放。这话听来自相矛盾,实际上倒是千真万确的。开放性政府好比是现场演出,观众在这里看表演,并作出反应。但就像演戏一样,要让人家看到什么,首先必须有许多隐蔽的活动。在排练过程中要进行各种删节或修改,直到一切安排停当才公诸于众。

所有这一切的弊端在于人们试图回避问题实质——这就是说,文官对大臣保密。尽管他们否认,我肯定他们是这么干的。当然,我现在也完全赞成对公众保密,理由我已经在前面交代清楚了。作为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我有特权决定什么时候不让人民知道真情。而文官则无权对我保密。

不幸的是,对他们说清楚这个道理是非常困难的。

我还得到了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只要有可能避免,我绝对不能在汉弗莱面前流露出自己的希望或是担忧——特别是涉及党的担忧。如果你暴露自己政治上的弱点,人家就会毁掉你。你必须使人家猜不透你的意图。

我现在懂得要让文官先表。绝对不要说,“我认为如何如何”;该说,“你认为如何如何?”

我也搞懂了“是”和“不”的用法。你总是可以把“不”字变成“是”字——而不是倒过来。不但如此,要是你想说“不”字,得由私人办公室来代你说——但是如果你要想说“是”,那你就得抢在私人办公室前面自己动手打电话。这样就可由他人受过而由我自己居功。

实际上,你自己动手打电话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整个制度的设计安排就是要阻止你自己动手去做任何事情。从文官这方面来说,你万万不能打电话或是处理一个问题。一个大臣如果拿起电话来处理——比如说,某项外贸业务,那就够他倒霉的。文官会从四面八方走过来,装模作样地说什么“这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事……正确的渠道……政策岌岌可危……这您是明白的,不是吗?……要是出了差错可怎么办?……大臣,您可要负全部责任啦!”等等。

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重要的知名人士来说,实在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你一不留神,他们就会使你陷入困境,吓得你不敢向波特酒吧打电话。

而且不管你做什么事,总有人留神观察着监督着。伯纳德监听我所有的电话,只有我的私人专线电话例外。这么做的理由是替我做点有用的记录,以便充分了解我的观点和活动——这倒是真话!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情报是一把双刃的利剑,它能砍敌人,也会伤自己人。〔绝非偶然的是,世界上真正有权有势的官职大多叫secretary(秘书或大臣)——国务大臣、常任秘书、秘书长、党的书记等等。Secertary的意思是被委以他人所不知道的机密的人,亦即“权势人物”——编者。〕

即使这样,我得说我发现这倒是传达我对那些常任官员们的批评的极其有用的途径,因为我知道伯纳德一直在监听我说的每一句话!

今晚,我的一只红盒子里有一份向智囊团提出的关于行政部门人浮于事情况的报告草案。这份报告已是第三次重新起草了。

〔“智囊团”是“中央政策研究组”的俗称——编者。〕我对这份报告还是不满意。我对此还有许多问题要在明天上午问个明白。



1月19日

我们开了一次会来讨论写给智囊团的报告。我告诉汉弗莱我对报告还是不满意;他客气地表示愿意重新起草。

这不像是一个答复。我指出,他已经重新起草过三次了。

伯纳德同我争辩。“这话不大正确,大臣。”他说。

我对他说,我算得出来,这已经是第三份草稿了。“是这样,”他说,“报告起草了一次,重新起草了两次。”真是典型的学究式吹毛求疵的反对意见,令人讨厌。伯纳德讲话喜欢一丝不苟斟酌字句,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幸亏他没有置身于政治。

我叫他别挑剔字眼了。汉弗莱打圆场说,他很乐于第三次重新起草报告。他当然乐于这么做。还有第四次、第五次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后面还有第六次呢,”我接着说,“不过报告上还是不会说出我要它说的话,报告要说的是你要它说的话。而我要它说的是我要它说的话。”

“您要它说什么呢?”伯纳德问。

“我们要它说您要它说的话。”汉弗莱抚慰似的轻声说。

“我确信,”伯纳德罗哩罗嗦地说,“部里不会要您说您不要说的话。”

我又作了一次尝试。这是我在四个星期里第四次说明情况了。

“六个星期前,智囊团向我们要行政部门人浮于事的证据。我已经三次明白无误地向几位文官通报了情况,而每次我得到的只是一份叫人根本无法看懂的报告草案,里面说的跟我要他们说的恰恰相反。”

“大臣,恕我直言,”汉弗莱爵士虚伪地反驳道,“如果报告草案根本无法叫人看懂,您怎么知道它说了相反的意思呢?”真不愧是左右打岔,搪塞敷衍的大师。

“我要说的全部意思就是:文官编制过大,必须压缩。”我伤心地解释道。

“我确信我们大家都想这么说,”我的常任秘书在撒谎,“这也正是报告里讲的意思。”

“不,报告里没有这么讲。”

“不,讲的。”

于是我们就你一句我一句:“没有讲。”“讲的。”“没有讲。”彼此说了一阵。说到后来,我向他念了报告草稿里的几句话为例。比如,报告里说,分阶段裁员十万人,“不符合公众利益。”其实可理解为:这样做符合公众利益,但不符合文官的利益。又如“舆论对这一措施尚无思想准备。”其实是:舆论对此已有准备,但文官却还没有。接下去还有一句话,“不过这是一个紧急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成立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这句话的本意是:这问题真是讨厌透顶,但是我们希望四年后,当皇家委员会提出报告时,大家都会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要不,我们就另外找个替罪羊。

〔哈克开始懂得文官的代码语言了。这里还有几个其他的例子:



“我认为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应理解为:我们不打算干这个。



“你有没有通盘考虑过这件事的全部责任?”应理解为:你不会这么干。



“这决定有点令人费解。”该理解为:蠢极了!



“不能说这是完全坦率的。”应理解为:可恶。



“恕我直言,大臣……”该理解为:大臣,我从来没有听说这么傻的想法——编者。〕



这一下把汉弗莱难住了。他说,“大臣,我看只好重新起草报告了。”真高明!

“汉弗莱,我说,你能直截了当地回答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吗?”

这一问题弄得他措手不及,他犹豫了一下。

“只要您不要求我笼统地提出不成熟的看法,或者过于简单地作出浅薄的结论;比方说,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我愿意尽大努力来满足您的要求。”他说话时的口气既真诚坦率又令人难以捉摸。

“你的意思是,你能直截了当地给我回答?”我问。看来他心里正在进行着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是的。”他终于说。

“好吧,”我说,“现在我就坦率地问你。”

汉弗莱爵士沉下了脸。“咦,”他说,“我还以为您刚才已经问过了。”

我紧迫不舍。“汉弗莱,在你向智囊团提出的证词里,你是否打算支持我认为行政部门人事臃肿,无所事事的观点呢,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坦率地回答!”

难道我还能问得更简单明了吗?我想不可能。而下面就是他的答复:“大臣,要是我被迫坦率地回答,那么我得说,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也就是从总体上来看,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从各部门的大致情况来看,那么归根结蒂,或许可以这么说,那就是,到头来,您会发现,就一般意义而言,明明白白地说,不管这样还是那样,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正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时,他又开腔了,无疑是为了进一步澄清他的话意。“就人们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在现阶段……”我作了后一次努力。“你到底想说‘是’还是‘不是’?”我问他。心中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

“既是又不是。”他对我大有帮助地回答说。

“假如,”我说,“假如你没有被要求直截了当地回答,那你怎么办?”

“噢,”他高兴地说,“那我就可拖则拖,争取时间,大臣。”汉弗莱永远不会改变。我肯定改变不了他。今天我没有利落地办妥过一件事。不,不但不利落,——我可以说是慢慢地而且痛苦地一事无成。谈话结束时汉弗莱建议我把报告草案带回家细细推敲两天,因为这样也许我会发现报告真的讲了我要它讲的话。这自然是一个愚蠢的浪费时间的建议。他只不过是想慢慢地瓦解我的意志罢了。

“要是它没说出我要它说的话呢?”我气恼地问。

汉弗莱爵士笑了笑。“那么我们将会乐于为您重新起草一份,大臣。”他说。

这样又兜回到了原地。



1月20日

我仔细考虑了昨天的情况。我不打算把这份草案送到部里重新起草。我要自己来写,写好了我就压住,过一段时期再送去,让他们来不及修改。

我跟伯纳德提起这个打算,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对他透露时,叮嘱他切勿外传,而且我希望我能信任他,我确信我能信任他。

〔哈克没有估计到文官对自己人可能施加的压力。汉弗莱爵士在此后两星期里多次问起第四份报告草案的事,并且注意到伯纳德·伍利的回答总是躲躲闪闪。终于伯纳德被邀去蓓尔美尔街汉弗莱爵士的俱乐部领受一次训戒性的小酌。我们从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文件中找到这次会见的备忘录——编者。〕



伯·伍来俱乐部小酌。



我问他部里给智囊团的报告怎么样了。



他说,“你是指大臣的报告吗?”这绝非随口说的话。



当回答我所提的报告为什么还没有送回的问题时,他建议我自己去问大臣。这是一个极难令人满意的答复。



我解释道我宁可问他。由于他固执地保持沉默,因此我向他指出他不像是在回答问题。



“既是也不是。”他说。他完全知道这是我喜欢用得答复之一,所以我觉得不能不斥责他无礼。在回答其他问题时,伯·伍坚持认为大臣在认真处理他的红盒子文件,但他一再拒绝解释报告草案被搁置的原因,只是建议我去问大臣本人,因为他(伯·伍)是大臣的私人秘书。



看来他为自己的处境担忧。很明显,大臣要他承担对某一消息严格保密的某种义务。我因此决定大大激化他的不安情绪,迫使他设法让我和他那位大臣双方都感到满意,从而表明他确是名副其实的前程远大的人。



〔“前程远大的人”指注定会提拔到文官最高官阶的年轻人——编者。〕

不然,他就得站在一边反对另一边,暴露出他不具有在风大浪高的时候走钢丝的本领。



所以我提醒他,他是行政事务部的人员。忠于自己的大臣,这固然值得钦佩,但通常一位大臣的任期只有十一个月,而伯纳德总是希望自己的事业能持续到六十岁。



伯纳德巧妙地应付了这一情况。他决定向我提一个假设性问题来了结这件事。这一直是个好办法。



他问我,如果一位纯粹假设的大臣对某个部向某委员会提出的证词草案感到不满意,如果这位假设的大臣打算以他在自己党的总部里由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一起写出的草案来取代原草案,如果这位大臣打算在临时委员会听证的后日期才提出自己的报告,以致别人来不及重新起草,如果一位假设的私人秘书知道——私下被告知——这份假设的草案,那么,这位假设的私人秘书是否该把这消息传给假设的那个部的常任秘书呢?



这问题提得真好。当然,我回答伯·伍说,如果这是私下告知的,私人秘书就不该把这种消息传出去。



伯·伍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有出息。〔阿普尔比文件。23/RPY/BC〕





2月1日

自从我决定接管向智囊团写报告的工作迄今已有两个星期了。定稿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弗兰克和他的伙伴们一直干得很卖力,我也一直挑灯夜战。这情况看来使汉弗莱非常恼火,使我觉得很有趣。

今天他又向我问起报告草案的修正稿的再修正稿。

“给中央政策研究组的报告怎样了?”他问。

“你是指智囊团吧?”我问道,想能推则推。

“是的,大臣。”

“你为什么要这个呢?”我问。

“这样我们可以再起草一份。”

“没必要了。”

“我想有必要,大臣。”

“汉弗莱,”我坚定地说,“起草文件不是文官的专利。”

“这是一种高级专业化的技巧,”他回答说,“非文官的人很少能干得了。”

“胡说,”我说,“起草文件挺容易,这是人人都会玩的把戏。”

“可玩的时候免不了会肝火旺。”他回答说。他真是个十分风趣的人,真的。

这句话使我格格笑起来,我改变了话题。可是他不肯放过我。

“那么,请把报告草案还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