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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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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余杰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散文集(他自己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的修订版,里面少了一篇驳斥吴小如的文章(我实在是找不到了,目录有,但是内容里漏了),其他,应该无误。
没有现成的介绍,就按照毛孙子体写一句吧:
《火与冰》是一本好书。
Year:
2011
Publisher:
子乌书简
Language:
chinese
ISBN 13:
9787537823531
ISBN:
57271d10-7061-4654-b5e0-2deed539bbc7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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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之境界 未来福音

Year:
2012
Language:
chinese
File:
MOBI , 9.61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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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草山(修订)

Year:
2011
Language:
chinese
File:
MOBI , 834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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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破冰船


——《火与冰》修订版序言

四年之前,当《火与冰》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拿到了样书,并怀着喜悦与遗憾交织的感情重新阅读它——同时,也是阅读我的一段青春、一缕柔情与一片侠骨。

说喜悦,因为《火与冰》是我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作品。

在此之前,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的作品只能零零星星地散见于一些非常边缘的报刊上——而且,问世的还是其中自己最不满意的那些篇章,最好的文字被深深地埋葬在抽屉之中。

记得还是一九九二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时候,有一天教官突然告诉我们说,北大的老师来看望你们了。对于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冰山上的来客”般遥远的消息。虽然我们考上北大已经大半年了,却还没有真正进入北大的校门——我们是拿着通知书、带着《毛泽东选集》直接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的。几个月以来刻板而痛苦的训练和说教,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我每天都在憧憬着北大校园的湖光塔影。虽然见不到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和胡适他们了,也见不到八十年代叱咤风云的启蒙先驱们了,但北大在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丝毫没有淡薄。我多么渴望见到北大的老师们啊,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像跟我有着骨肉联系的亲人们一样。

会见的时候,改变了陆军学院的“中队”和“区队”的编制,而按照系别来安排。于是,在一间教室里,我们四十多个中文系九二级的学生见到了当时的系主任孙玉石先生以及几位年轻的班主任。

然而,会见的场面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温情。孙先生简短的讲话一直很严肃,而那几位看上去不到还三十岁的年轻老师更显得冷淡,没有带来我们所渴望的关心和安慰——那时,正是我们最需要关心和安慰的时刻。

老师讲完之后,就是学生提问的时间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言,问起北大里的一切,幼稚而热忱。

我也鼓起勇气问孙先生:“老师,北大有没有自己的出版社,会不会出学生的作品?”

孙先生绷着脸回答说:“北大有出版社,不过一般出版教授的学术著作,不大可能出版学生创作的文学作品。我还想告诉大家,北大中文系不鼓励学生当作家,这里是培养学者的地方。”

孙先生的回答是真实的。的确,将近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看到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哪个学生的作品,无论他是如何的优秀。但是,当时孙先生的回答如同给了我一记当头的棒喝。那时,我手头已经积攒了二十多万字的文稿,正想寻找机会出版呢。

而孙先生说中文系只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也让我们感到相当的沮丧。对于少年人来说,文学是亲切的、温柔的、甜蜜的,而学术则是严肃的、僵硬的、高傲的,显然大家都会选择前者而疏远后者。孙先生的提醒是及时的。然而,我却认为,教育不应划定一个模式和界限,学生最后究竟是成为一个学者还是成为一个作家,还是应当让他的天赋得以自由的发展。那时,我那里敢与孙先生辩论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舍不得自己的文学梦。

第二年正式进入北大之后,除了听课——包括专业课、各种各样的选修课以及五花八门的讲座之外,我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在我那洗得发白的牛仔包中,是砖头一样厚的书籍,书页间是我的稿子。

在流水和落叶的交错中,在青草和白云的转换里,我的文字也一页接着一页地积攒下来。我没有考虑过我写的是什么——是散文,是随笔?是杂文,还是笔记?北大中文系有两个悠远的传统,一个是校园文学的传统,也就是试验诗歌的传统,晦涩艰深的先锋诗歌是一代又一代有才华的北大人最愿意尝试和沉迷的文体;另一个就是严肃的学术传统,也就是考据和注释的传统,写作那种注释比正文还要长的论文是另一些有远大抱负的北大学子的梦想所在。我对这两种选择都充满了敬意,但我都不感兴趣,更不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一生。我愿意按照我生命的本来状态来写作,至于这种写作应当怎样命名,在我看来则是一个末流的问题。

在每年的假期里,我会积攒下来一点点稿费。利用这几百元钱的稿费,我请人将这学期写作的文字打印出来,然后复制、装订成二三十份。到了下学期的开学,再送给老师和朋友,请他们指点。于是,这些文字便开始在朋友和师长之间流传开来。

有一段时期,我的一本名叫《思人》的文稿,刚刚打印了一半,就没有后续的经费了。我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刻,我的好朋友昝爱宗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从城里赶到北大,捎给我一千元钱。

昝爱宗并不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年轻的小伙子,在一家小小的报社当记者,怀着纯真、青春与理想,奔波在风沙扑面的京城。后来我才知道,他一个月的收入其实才一千多块钱。每个月他得应付昂贵的房租和其他日常生活的开支。这笔钱是他好几个月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

我把他的情谊深藏在内心深处。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谢谢”,对于这样的朋友,这是多余的礼节。

在《火与冰》正式出版以前,我自己已经编辑了四本文稿:《行者手记》、《明天》、《远方》和《思人》,每本从十万字到二十多万字不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几本粗糙的打印稿,慢慢开始在北京的一些高校中流传开来。而《火与冰》中的若干文章,便是从这些简陋的; 小册子中挑选出来的。

《火与冰》的出版,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促成的。

一九九七年十月,钱理群先生邀请我参加一次名为“鲁迅立人思想”的学术研讨会。那时,我刚刚上研究生不到一个月,按照常理,这样一个连研究的门径都还没有进入的学生,哪里有资格参加全部都是第一流学者出席的学术讨论会?

可是,钱先生鼓励我说,鲁迅研究界的研究者们年龄普遍都偏大,这些年来已经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危机。他们希望鲁迅研究能够多吸引一些青年人参加,他们也愿意多听倾听些青年人的声音。年轻人能够给学术界注入新鲜的血液。

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正式出席了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是萧军先生的儿子萧鸣。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现代文学研究界许多让我景仰的学者:王得后、王乾坤、张梦阳、徐麟、孙郁、王世家、朱正、高远东、摩罗……以及两位一生致力于绘画鲁迅作品的画家——裘沙与王伟君夫妇。此后的几年来,这些学者大都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会后,我将自己作品的打印稿送给诸位先生请他们指正。

孙郁先生是一位有心人,开始积极为这些作品的出版而操心。他认识了出版商贺雄飞先生,并将我的稿件转交给他,希望他帮助联系出版。

颇有眼光的贺先生,是在返回内蒙的火车上读完书稿的,据他后来说,那个在火车上的夜晚,“耳边是火车的轰鸣,眼前是闪闪的灯光”。

第二天我便收到了贺先生的电话,他当即表示愿意投资出版此书。那时,他远还在内蒙打理公司,偶尔到北京来联络作者,也是行程匆匆。几经周折,我们在孙郁先生的办公室里见了第一面。那是一九九七年冬天一个寒冷的中午,我转了几辆公交车,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在饭桌上,我口头同意委托贺先生负责《火与冰》的出版事宜。

又经过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坎坷——其间的花絮足以写成一篇长长的文章。到了一九九八年四月,《火与冰》终于出版了。

此后四年间,这本不成熟的、“带着血的蒸汽”的随笔集,获得了远远高于其自身价值的评价,也引起了不少人咬牙切齿的痛恨。我意识到,在世纪交替的沉寂与冰封中,人们是如此地希望听见一点异样的声音从远方传来。人们希望有一种文字能够像破冰船一样,带来冰层破裂的讯息。

《火与冰》不过恰逢其时罢了。

《火与冰》的出版带给我的除了喜悦,还有遗憾。之所以说遗憾,因为每本书、每篇文章都不可能是“最后的成品”。文学和艺术都是向完美发起冲锋、却又永远达不到完美的事业,也是永远被遗憾所折磨的事业。

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正如鲁迅与李小峰之间那样,由朋友走上了法庭。出版商首先考虑的是商业上的成功,是买点、是利润、是炒作,这是毫不奇怪的;而作者首先考虑的则是保持作品自身的完整性,是书籍与文字形成统一的风格。

因此,从一开始起,我与贺先生之间就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分歧。我在对他那敢于推出一个无名作者的胆识表示敬意的同时,也难以接受他对《火与冰》所作的包装与炒作——很不幸的是,它的封面最后成了一种花里胡哨的、类似于地摊书的格调。贺先生还坚持在封面上还加上“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北京大学的第二个王小波”这两句“触目惊心”的广告语。然后,许多文章的标题被贺先生按照他自己的喜好以及他所认为的市场的喜好加以篡改,许多我钟爱的篇目和段落也被大刀阔斧地砍去了。当时,我虽然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在中国,出版的艰难,大概每个年轻的作者都深有体验。

后来,因为《火与冰》牛头不对马嘴的广告语、花哨的封面、粗劣的纸张和草率的装订,我受到了许多热心读者严厉的批评。当然,这是当初的妥协所付出的代价,我也乐于接受这些善意的批评——我相信,批评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关爱。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说出自己的苦衷:在出版过程中经历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作者本人所能够完全控制的。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个作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这一切。虽然这本书发行了几十万册,我却仅仅拿到五千册的稿费。在一个知识产权没有受到有效保护的国家里,这也是一件让许多作者都感到无可奈何的尴尬处境。

四年过去了。《火与冰》遭遇到了一本“别样”的书籍在中国所可能遭遇到的一切。后来,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也以《火与冰》这个名字,将《火与冰》里的“思想札记”部分与《铁屋中的呐喊》里的“《资治通鉴》批判”部分合在一起,出版了一个小小选本。这个选本受到了许多海外读者的注意。

我的文字就是我的灵魂。回音壁上的回音是喧杂的,有赞扬和辱骂,有理解和同情,也有担心和欣慰……对我个人来说,更加重要的是,正是通过《火与冰》这本处女作,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在她那里,我找到了最甜美的爱情、最深切的理解和最无畏的支持。

四年过去了。我觉得有了重新出版《火与冰》的必要。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让那些被修改、被伪饰、被删节的地方,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同时,我也删除了数篇自己认为不太满意的文章。我希望,经过这一次修订之后的重新出版,我能够拥有一本自己真正喜欢的处女作——它最好能够精美得像一件艺术品。它将是“表里如一”的,它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包括编排形式)都是属于我的。这本“全本”的《火与冰》,文字有相当程度的调整和复原,它像一只蛰伏了许久的海豚破冰而出。

我的文字带给我无数的朋友,记得有一次我应西西弗书店的邀请到贵州遵义讲学,在书店门口遇到了两位从几百里外某个煤矿赶来见我的退休工人。他们的脸上还留着艰辛劳作的痕迹,花白的头发在料峭的春风中飘拂着。他们说,他们喜爱我的文章,因为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书店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他们脚上深深的筒靴上沾满了泥土。

忽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了我生活过的那个矿山。我想,我们的心是联结在一起的。我们都承受了苦难而不对苦难屈服,我们都经历了谎言而始终坚持说真话。

有这样的读者,我还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

有这样的读者,写作难道不是一件美好的事业吗?

我的文字也带给我阴险的敌人。还在北大的时候,一位官员就扬言要开除我,因为我“给母校抹黑”。我不知道蔡元培校长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幸运的是,中文系的教授们像大树一样留给我一片绿荫,让我在困难的时刻依然能够自由地思考和写作。

两千年夏天,我离开了校园;紧接着,我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在我的面前,明枪和暗箭像一幅画卷一样徐徐展开。

但是,我丝毫不会后悔。走上文学之路、走上思想之路,是我一生都会改变的选择。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过:“文学的生命长过绝对的统治者、神学或意识形态的教条、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审查制度一再被解除,言论获自由。文学的历史有一部分是书籍战胜审查制度的历史,作家战胜权势者的历史。因此,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永远葆有一位盟友:未来。意大利小说家西洛内和莫拉维亚、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和小说家德布林的生命比法西斯主义更长久,就像俄国作家巴别尔和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生命比斯大林更长久——虽然斯大林主义把他们杀死了。”刚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格拉斯也许太乐观了。还有那么多清脆的声音被冻结在冰层里呢——何况,如《日瓦戈一生》所描述的那样,在刀枪和坦克的面前,文字和书写文字的人从来都是软弱无能的。文学真能像破冰船划开冰面一样战胜邪恶吗?

但是,我又看到了格拉斯下面的一段话:“文学永远具有一种强大的持久力,它确信自己的长远影响,它可以寄望于时间,哪怕文字和句子、诗行和音节的回声要等到数十年后、甚至数百年后才被听见。这种预先的支付,这种时间的储备,使得最穷的作家也变得富裕起来。即使在最可恶的时代,这些以‘永恒’的名义计算增长率的自由灵魂,也是不可征服的,他们可以被监禁、被处死、或被流放,就像我们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那样——但最后还是书籍胜利了,还有文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格拉斯不是乐观,而是在客观描述一种历史的、也是现实的状况。

我们不可妄自菲薄。

曼德尔斯塔姆的妻子在《回忆录》中写到:“革命初期,在取得胜利的人中间有许多诗歌爱好者。他们是怎样兼顾这种爱好与野蛮部落的道德:如果我杀人——很好;如果我被人杀——不好的呢?”真正兼顾了这两点的只有斯大林。

对此,帕斯捷尔纳克解释说:“诗人与沙皇是彼此敌对的:一个带着子弹,另一个带着言辞。子弹在一瞬间取胜,而言辞则永恒地取胜。”格拉斯再次印证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观点:我们失败了,但我们更胜利了。

自古以来,身体可能会遭到禁锢,然而灵魂却无法被禁锢,灵魂像飞鸟一样在蓝天上飞翔;生命可能遭到屠杀,然而思想却无法被屠杀,思想像游鱼一样在大海中游弋;书籍可能遭到焚烧,然而文明却无法被焚烧,文明像树的根系一样深深扎根在大地上。

最软弱的必战胜那强悍的,而最黑暗的深夜,也正是黎明到来的前夕。

《圣经》中说: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罗马书13:12》)

破冰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鸟儿的翅膀划过天幕的声音,也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还听见了花朵在开放,露珠在滚动,以及我自己的心跳。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刻,也是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

最后,衷心祝愿所有善良的读者朋友们,“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2002年1月

大风中的京郊





第一辑 太监中国





太监中国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西方直到希腊文明晚期才有关于“阉人”的记载,今天英文中的eunuch便是从希腊言语中沿用而来。《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中记载:“他是天生的阉人,有被人阉的,但也有为天国而自阉的,能够接受他的人就接受他吧!”这句话是要令国粹家们失望的:怎么,蛮夷之邦也有阉人?呸,红胡子绿眼睛,他们算什么东西!

不过,国粹家们确实有骄傲的本钱:没有哪个国家的太监有中国这么多,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会在这样大的程度上受到太监的支配,即使是雄踞西亚与我们并称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

上帝造出了亚当和夏娃两种性别,殊不知东方还有个民族,运用他们卓越的魄力与想像,创造了无比伦比的“第三性”。上帝,在他们的成就面前低下你高贵的头颅吧!

幸亏我们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我发现了创造“第三性”的方法:被手术者仰面躺下,两名助手一名按住他的双肩,一名分开他的双腿。用白色的绳子或纱布将手术者的下腹及腰间上部绑紧,用热胡椒将阳具附近仔细洗三遍,然后用一根极韧的细丝系在阳具的尽头,另一端系在屋梁之上。这时,“刀子匠”上场了。所谓“刀子匠”,是公认的行业专家,是人人眼红的一种技术型的职业,一次手术的收入抵得上小康之家一年的开支。“刀子匠”拿起镰刀状的小刀,先用手感觉一下阳具的大小,然后手起刀落,寒光一闪便将阳具及阴囊一起切除。无论怎样凄烈的惨叫,都无力回天了。之后用白蜡的针形栓插入尿道,伤口则用浸过冷水的纸小心地包起来。手术完成后,被手术者由两名助手扶着在房间里走动二至三小时,然后才允许躺下。三天之内不许喝开水,据说这段伤痛及口渴的时间最是痛苦难熬。等过了三天之后将栓拔出,如果尿像泉水般涌出来就表示手术完成成功了,否则便是失败。大约手术后一百天才能基本痊愈。至于割下来的阳具,则呈送大内有关部门放在瓶子里,置于房间的高处,取“高升”意,祝福该名未来的太监飞黄腾达,荣登高位。

一个帝制大厦中的尤物又产生了。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我在古籍中看到了一些年纪不等的太监的画像,经过比较发现:年轻时被阉的宦官会逐渐发胖,但肌肉却柔软不结实,当然也无缚鸡之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又会持续下降,而且皮肤易生皱纹,往往四十岁的宦官看起来就像六十岁的老人一样。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讯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朋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王夫之在《沿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大发了一通议论“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收养,死无与殡。天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于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内乖,肢体外痿,性情内琢。故阉腐之子,豹声阴鸷,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又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埋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稔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惜,子孙之虑耳,故悯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船山先生的推论大抵是正确的,汉、唐、明三代都有皇帝死于太监之手,这大概是发明太监制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吧。船山先生隐晦地讽刺了君主们作茧自缚的行为。正所谓“害人终害己”。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太监的来源,多为战争俘虏和贫寒之子。如明英宗时征苗,便阉了苗族贵族男童一千五百六十五人,显然有种族灭绝的动机在其中。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三千人,结果应征者多达二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一千五百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丐阉》中记载:“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选者,以致为乞为劫,固其所宜也。”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变色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今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刨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十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种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忠、赠上柱国”,简真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这样的行为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艾森斯塔德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各式各样的创造活动冲击了一般性文化,而且相当高的程度上持续地形塑了中国文化。其次,对社会制度架构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成为政策联盟的一员,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基础,也丧失了从既存制度结构中改造的机会。”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正如明人李刚主在《恕谷集·与方灵皋书》中尖刻的批评,“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喜欢“太监知识”的唯有皇帝,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用“乾德”作年号,一位“知识太监”诚惶诚恐地告诉他,五代时蜀国有个亡国之君也用过这个年号,恐怕不太吉利。赵匡胤重赏此人,并深有感慨地说:“以后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于是“知识太监”们向这位英明君主对“太监知识”的重视感激涕零。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怒其不争好,还是哀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全文如下:“奎曜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侔天地。尊临华夏,普六合以咸宁;仁者黎元,无一夫之不获。至敬恒持于夙夜,渊衷每敕于时几。神圣独隆,犹切永贤之念;雍熙见洽,尚勤望治之心。爱降丝伦,下询韦布。图用人理财之大要,迓祈天永命之洪休。自分刍荛,曷克对扬明命;岂期葑菲,猥蒙次第恩荣。际会风云,共庆泰交之盛;沾濡雨露,叨承晋锡之蕃。京兆送归,南宫赐宴。冠袍特赐,出尚方玲珑之奇;楮镪均颁,布内帑宝元之富。臣等仰龙宸而戴德,极知覆载之难名;趋列以观光,何幸照临之孙逊。敢不勉行幼学,誓励初心,斯不负于登廷,庶少申于报答。伏泉建中三极介福万年。文运与国运并隆,地久天长,永抚亨昌之祚;臣心体君而共济,景从云附,载赓喜起之歌。”

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所谓“文运与国运并隆”、“臣心体君心而共济”,简真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的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宫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

《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些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人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舒芜曾在一九七六年作《四皓新咏》,用汉代“商山四皓”的典故咏北大的四位文化大师。舒芜

本人就是“反胡风运动”中挥刀自宫的急先锋,残疾的痛楚他有亲身的体验,因而对比他迟几年登场的四位大知识分子的心态洞若烛火。《四皓新咏》在当时知识界中激起很大的反响。

我不愿意引用舒芜的诗句,他本人其实是没有资格写这样的诗句的。不过,唐兰先生有四首《和四皓新咏》,却是写得入木三分,不妨引用在下面:

(一)

贞元世论阐天书,元老丘明学谴儒。

耳畔缪然环佩响,招摇过市女同车。

(二)

盲目诗人辱爱罗,少年轻薄记曾呵。

濯缨濯足须重论,山鬼能知事几多。

(三)

司寇重新论孔丘,尚须含蓄隐机谋。

捉刀尽尔翻云雨,学舌鹦鹉岂识羞。

(四)

獭祭虫鱼老玉溪,巫山沧海总无题。

郑笺昨日翻新样,前度刘郎温比齐。

王利器先生也有四首《和新四皓》。第一首注为“河南佬”(冯友兰),第二首注为“苏北生”(魏建功),第三首注为“徽商”(周一良),第四首注为“福建子”(林庚)。在讽刺之余,也有沉痛的反思:

(一)

东鲁归来道益尊,无端狗曲恣穷经。

世间笑骂由他去,自有诸生呼圣人。

(二)

盗丘女谒启宗风,国子先生一脉通。

若问当年齐楚事,是咻是传大江东。

(三)

迥黄转绿无定期,又是经筵侍讲时。

一部宫闱彤管史,野鸡先讳汉宫仪。

(四)

美人芳草寄幽思,不尽亲扯说楚辞。

自古谈诗无达诂,腐儒集注有朱熹。

今天重提这些诗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令未死的或已死去的先生们难堪,令先生们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难堪。然而,难堪与事实真伪无关,它只能提醒我们: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必须付出精神的残疾为代价。当然,他们四人参加“梁效”写作班子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积极主动的,有的是半推半就的,还有的是被逼无奈的。那是一个精神遭到普遍扼杀的年代。虐杀是合法化的,被虐杀也是合法化的,指责谁的品德毫无意义,正如指责泥鳅为什么生活在污泥中。我所思考的角度是:污泥如何让泥鳅适应它,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它。

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所谓“知识”,便是“应帝王”的本钱。一代大哲冯友兰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在《三松堂自序》中,他这样评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实在论占优势……后来我的哲学思想逐渐改变为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后来他却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学问,畸形的学问则导致畸形的用途。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召见一批学者,每个人进去谈几分钟。出来以后,其他学者们都没有说什么,独独冯氏大大地赞美蒋:“真英雄也!”可惜,不久之后“英雄”败退台岛。于是,冯氏又把新的统治者毛泽东当作“伟大领袖”供奉起来。“文革”期间,他写下了不少歌颂领袖甚至领袖老婆的文字。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台,可怜哲学家,侍奉江娘娘。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绝对找不到读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全集时的那种感觉——清晰的逻辑、严密的体系、超乎于功利之上的对知识的单纯的渴求,这一切都充满了阳刚之气,令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我想起美国社会学家西尔斯论述知识分子本质的一段话:“在每个社会里,总有一些对神圣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引导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个社会都有少数人愿意经常苦思冥想一些象征性的事物,这些事物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很遥远。这些少数人有一个需要,需要把这种追求,表现在真挚的笔下对话中、诗歌中、雕塑中、历史回顾和写作中、仪式操演和崇拜活动中。”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恰恰少了这少数非太监化的知识分子。

既然魏连殳、范爱农们都逃脱不了太监化的命运,那么阿Q、华老栓们更是无知无觉地生活在庞大的“蚕室”里。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舀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舀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上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舀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锢大大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觉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在了。

赖希认为,“自由”指的是每个人为了以合理的方式塑造个人的、职业的和社会的存在而承担的责任。那么,中国人之所以不需要自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责任感。而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责任感,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生殖器。这就是国民性问题的实质。就好像一处悬崖,智者们中有不少人到达这里,张望一会儿,发觉深不可测,便又悄悄地缩了回去。因此,“什么是中国”或“中国是什么”,至今仍是学者们手中理不清的一团乱麻。

一个冬日的黄昏,我骑着自行车沿着皇城根儿赶路。疲惫的太阳斜挂在角楼上,几个缩头缩脑的老头在护城河边聊天,厚棉袄包裹下的,是一颗颗怡然自得的心。我忽然想起老舍的《四世同堂》来,这座古老的城市,这个古老的国家,在蹂躏在践踏中生存了下来,但却只剩下一副残缺的身躯。一切都在过去,一切都在重演。一些丑陋的面孔在微笑,一些美丽的面孔在流泪。梦还得做下去,只有在梦里才不知身是客。时间打磨着鲜活的记忆,空间定格着飞扬的想像,无处逃遁,无从挣扎,无法改变。

鲁讯说,这是一间黑屋子,满屋子熟睡的人们。我说,这是一间蚕室,满屋子快活的太监。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

一

那一天,阳光如此灿烂。那一天,人潮如此汹涌。那一天,青春如此妩媚。那一天,枪声如此清脆。

七十二年了,岁月无声无息地过去。五千年的文明,在这一天之前,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在这一天之后,也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于是,我们忘却了这一天: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我们已然不堪重负,过去的就让它们过去吧。英特尔给我们奔驰的心,宝洁给我们洗发水,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听着刘德华长大的一代人,需要全副精力面对一个变化太快的世界。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报纸,热热闹闹的。一个电影明星赴外国电影节,她佩戴的钻石的价值相当于一名工人一千年的收入总和;又一座巨型商场开张了,世界名牌的春装全面打折酬宾……关于七十二年前的那一天,只字不提。仅仅是疏忽么?有的火山被海水淹没,睡着了。谁也没有权利谴责今天,但关于昨天,关于记忆,关于爱和恨,我还有许多话想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北大、清华、师大、师大附中等八十多所大中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共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会议,大会通电全国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签证卖国密约。会后,与会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卫队突然向群众开枪,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多人,失踪者四十人。三月二十一日,《京报》记载当时的情景:“民众在此枪林弹雨之下,血花飞溅,尸骸遍地,血流成渠,陈尸累累,景象惨酷,悲痛之极。”“悲痛”前面没有主语,谁悲痛呢?段政府的高官和士兵们是不会悲痛的。他们书写公文,盖章签字,优雅如诗人;他们端起枪支,挥动大刀,潇洒如侠士。他们面带微笑,看着你们像稻谷一样一茬一茬地倒下;他们说现在胜利了,“暴徒”统统被消灭,可以安安稳稳地举起装满香槟的酒杯;他们说鲜血不是鲜血,尸体不是尸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往事如烟。

他们以为杀戮能够保护他们罪恶的生活,他们以为死亡能够威胁所有的心灵。他们错了。一位身材矮小、神色凛然的文人站了出来。“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他的心原本是一团死火,冻在冰层里,这一刻,喷涌而出。我想,鲁讯先生的这段文字是和着泪写成的,尽管他绝少流泪。“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死者无法开口说话,但是死者还有爱人,还有师长和朋友。死者的声音通过爱人、师长和朋友留存、传播。要么,杀死所有的人?杀死“历史”?像爱因斯坦那样,穿越时空隧道,打碎那面惨白的镜子?

一九二六年三月底,京师地方检察厅在调查结果中承认:“群众并无犯罪行为,且未达到不正当侵害之程度,府院卫队实无开枪之必要,不能认为正当防卫。”墨写的谎言怎么能掩盖血写的事实呢?“大学者”陈源教授嘲笑学生“自蹈死地”。鲁讯先生说,这样的议论“比刀枪更可惊心动魄”。这是不见血的屠杀。七十二年以后,陈源式的“学者散文”似乎重新复活。制造“流言”的技巧,或许可以换取红顶戴。我在书店里看到“陈源”的著作,便想猛吐唾沫。周作人很少这样愤怒地骂人:“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段祺瑞们为什么不怕“史官”呢?因为陈源之流就是他们的“史官”。我用刀枪写经典,你用笔墨来注释。狼与狈的亲密合作,完成了一部中国“大历史”。

二

然而,我却想写一部中国“小历史”。三月十八日,是一扇透出微光的窗户。

刘和珍,一九零四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自幼丧父,家境清贫。我可以想见你的勤劳,你高超的针线与厨艺,你与母亲相依为命,你在一盏如豆的灯下读书到天明。一九一八年,刘和珍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女子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校刊《江西女子师范周刊》的编辑。我在图书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你的文章,但我猜想,你的文字必不同于卓文君,不同于薛涛,不同于袁枚的女弟子们。蕴藉中有锋芒,温婉中有热情。一九二三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预科,不久,转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鲁讯先生的印象是“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然而,子弹却不会还报你以微笑。一颗子弹从你背部入,斜穿心肺。你才二十二岁。

杨德群,一九零二年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九一三年考入湖南女子师范学校,深受杨昌济、徐特立的赏识。一九二四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一九二五年到北京求学,先考入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入女子师范大学。我想,你的案头一定放着《娜拉》,放着《狂人日记》,放着《新青年》,放着《新潮》。然而,潮已落,新已变旧,你愤慨地说:“处在这个内敌外侮交相逼迫的次殖民地之中国,倒不如死了干净。可是,我要死,也要先炸死几个卖国贼才甘心。”你仿佛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女侠的转世。当刘和珍中弹后,你想去扶起她,弹从右肩入,穿胸偏右出。你倒下了,但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你的头部和胸部猛击两棍。二十四岁的你殒身不恤。

魏士毅,一九零四年出生于天津商人家庭。你的父亲一定想要个男孩,否则怎么会给你取一个男孩的名字呢?你是锦衣玉食的小姐,偏偏又极有才华,读书过目不忘。十岁时入天津普育小学读书。一九一九年秋考入有名的严氏女中。一九二三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预科。你没有丝毫大家闺秀的娇气,在湖光塔影间认认真真地做功课。你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女学者。那一天,你自告奋勇举起校旗,走在女校队伍前头。你的手臂纤细,风吹乱了平时“一丝不苟”的头发。两颗子弹击中了你的胸膛,你还来不及理一理额前的刘海儿便倒下了。卫兵又用刀砍,棒打,鲜血染红了人雪白的棉布衫。你快满二十三岁了。

如花似玉的年龄,诗与歌的年龄。你们如许平凡,以致我想找一点更为鲜活的资料也未能如愿。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恋爱过或者正在恋爱。我想,你们收到男孩子的情书时一定脸红心跳,你们去约会前一定不忘在鬓角插一朵栀子花。你们读《伤逝》,为子君的不幸而流泪。你们除了校服以外,以喜欢鲜艳的旗袍。你们在宿舍里,制造着女孩子的秘密,同学亲如姐妹。你们到北京才一两年,还没有吃够冰糖葫芦,还没有看够香山的红叶,还没有听够飒飒的风声。你们原本以为,古老的北京城一团和气,就像北京腔一样平缓悠长。那一天,你们放下那本没有看完的书,小心地折个角,想:回来再接着看。三三两两地,你们上路了。

母亲还在遥远的家乡等你们归来,等你们静静在伏在膝下。最后一封家书还没有寄出,最后一句是俏皮的笑话。你们抬着头,蹦蹦跳跳的。你们与我同龄,还是孩子呵。三月早春,北京的天空中飞满各式各样的风筝。冰刚化,草刚绿。风沙很大,扑打在你们娇嫩的皮肤上。

谁会想到呢,枪声在风声中响起来,你们吃惊地看着士兵们举起枪,你们举着小旗的手捂住突然喷血的伤口。你们还来不及奔跑,白色的围巾飘落。你们呼叫着同伴的名字,却没有回答。

鲁讯先生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你们喜欢读先生的文章。先生写道:“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七十二年之后,我读先生的文章,看你们的照片,流我自己的眼泪。这眼泪与你们的鲜血相比,该是怎样地微不足道呵。活着或者死去,已然不是一个问题,正如知堂在挽联中的叹息:“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著,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三

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合作完成了音乐史上最悲愤的歌曲《呜呼!三月一十八》: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民贼大试毒辣手,

半天黄尘翻血花!

地流赤血成血洼!

死者血中躺,

伤者血中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

谁知化作豺与蛇!

“豺与蛇”都是你们的同胞,你们的“兄弟”。他们整齐地瞄准,然后射击。他们家里也有跟你们一样年轻的兄弟姊妹,然而他们还是开枪。他们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他们屠杀手无寸铁的同胞时是勇敢的,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凶残的侵略者时是胆怯的。先生说得好,中国军人只会屠戮妇婴!

他们服从谁的命令?段祺瑞、徐树铮、贾德耀、章士钊……惨剧既成,段祺瑞及其阁员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电,称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察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暴徒手枪数支。”在领袖们的谈笑风生中,年轻的生命们灰飞烟灭;在刀笔吏们绞尽脑汁之后,天真的孩子全都成了“暴徒”。他们心安理得,咀嚼着金黄的北京烤鸭。他们学习王阳明、曾国藩的“修养”,一手拿笔,一手拿刀;一手写诗,一手剃头。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国家,就像面前的蛋糕一样,想怎么切就怎么切。他们的勋章挂满胸膛,一枚勋章抵多少条人命?

目击者称,“当时共开排枪三四次,众人四散,当学生逃时,犹枪击不已。”开枪的,是卑微的士兵,是农民的儿子,是工人的儿子,而不是段祺瑞的儿子。士兵的老父老母在家里忍饥挨饿,士兵的姊妹已沦为街头的妓女,士兵自己也被官长像狗一样地责打。但士兵还是开枪,还是挥刀,还是无情地剥夺跟他们同样年轻的生命。他们把你们逼向墙角,他们的枪口滚烫,他们砍钝了锋利的刀刃,他们发出野兽一样的喘息。你到死都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在帝国时代,就连专制的皇帝也没有这样赤裸裸地杀害一群请愿的太学生啊!何况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白纸黑字神圣地写着,这是“共和国”。领袖们挥舞戴着白手套的手时,和蔼得像家庭里的父亲。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商报》电报:“此次惨剧,政府早有决心。”原来如此!

尸体真的那么沉重吗?你们错了。他们照样唱他们的戏,程式一点也没有改变。“民国”并不因你们的死亡而成为真正的“民国”,他们有的是子弹,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忏悔”这个词。他们还会屠杀,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会有更残暴的屠杀降临。他们教唆那些病痛者:来,快来,快来蘸人血馒头吃!

而你们的眼睛永远睁着,眸子里定格的是最后一眼看到的蔚蓝的天空。那时候,北京的天还很蓝很蓝,不像今天一样灰蒙蒙乌沉沉的。你们的眸子像钻石,晶莹透明。母亲握着你们冰凉的手,同伴梳理你们凌乱的发丝,暗恋你们的男孩伤心欲绝。你们太爱这个国家,太爱这个世界,这便是你们的报应。你们的裙裾再不能飞扬,你们的乌发再不能编起来。一盏盏的灯熄灭了,一颗颗的星坠落了。

他们又开始开会,围着巨大的圆桌。他们说,没事了,吃蛋糕吧。死者如同尘土,被他们轻轻抹去。他们讨论通辑令的名单,追捕那些还能开口的生者。他们自认为是强者,而你们是弱者。先生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先生不知道,在以后的时代里,我们还将遭遇到更深广、更厚实的黑暗。

七十二年过去了。保存下来的只有文字和图片,我的案头,一片狼藉。我听见了枪声,看见了鲜血,红色的大地与蓝色的天空,黑色的军警制服与白色的学生装,悠宛的鸽哨与短暂的枪声。那一刹那,我已经死过,紧紧地挽着你们的手。那一刹那,我重新复活,在你们的血泊中前行。我知道,你们的眸子注视着我,你们将为我祝福。

(后记)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我在北大中文系会议室听钱理群先生讲鲁迅、讲北大精神、讲王瑶先生。王瑶先生本来身体很好,但是一九八九年夏天之后,他的健康状况便迅速恶化了。心爱的女儿浪迹天涯,有家不能归。有一次,有人要上门来查抄他女儿的物品。系里的老师担心王先生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和刺激,便跟吴组缃先生商量,由吴先生给王先生打电话,请他去做客。这样,王先生就可以避免跟有关人员碰面了。如是,王先生来到吴先生的家中,一进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立即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学生这才明白:原来王先生什么都知道啊!不久,王先生就在上海的学术会议上病倒并迅速去世了,学者死在讲坛上,也算死得其所。然而,王先生直到逝世之前也没有见到女儿一面。

听完钱先生的讲座,我独自一人来到西校门附近的“三·一八”纪念碑。那里,寂静无人,人们都去舞厅跳舞去了。在微弱的月光下,我阅读着墓碑上的文字,想象着她们燃烧的青春。她们跟我一样年轻。她们为这个“老大帝国”而香消玉殒。

我想,有的东西是不能忘却的。忘却了,我们就生活在虚空之中。于是,回到宿舍之后,我连夜写下了这篇文字,献给在“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几位女孩——当然,又不仅仅是献给她们。





他们的世界

重新阅读这篇大二时候所写的文字,觉得分外亲切。那时,离我们结束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已经两年了,我有了足够的距离来对自己和自己同龄人的这段历史进行审视、进行观照、进行反思。北京大学1989级、1990级、1991级、1992级和复旦大学1990级、1991级、1991级的学生,一共大约15000人被迫接受了长达一年的所谓“军政训练”,而我恰恰好是北京大学最后的一批军训学生之一。我承受了历史的“后遗症”。当时,我被迫进入“他们的世界”,用他们的方式存在,忍受了巨大的精神上的磨难。我有怨,但我不悔。

1994年所写的这篇文字,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些幼稚,但是它们如此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我的情感状态和思想状态,展示了当时我对军训的反思所能达到的深度。我把这篇文字看着自己思想历程中的一篇重要的文字,说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毫不夸张的。很快6年过去了,我在整理这篇稿纸都已发黄的文章时,却觉得宛如是昨天所写的,墨迹刚刚干。

我拒绝遗忘,以我自己的方式。

——写在前面的话·2000年春



其实,那根本算不上苦难。当我看到自己放在箱子底的几套几乎还是崭新的军装时,终于有勇气对自己这样说。军装代表着他们的世界,而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融入他们的世界。即使我自己的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宁愿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之中。

其实,那仅仅是一段注定了要由我们划上句号的历史。我们充当了这列火车的最后一批乘客,这没有什么幸运与不幸。我们都没有资格抱怨命运。并不是我们缺乏合理的理由,而是因为抱怨本身毫无意义。比起抱怨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的一个生活准则:与其同情自己,不如尊重自己。我有替自己感到无比骄傲的原由——当时,虽然我仅仅是一个不谙人事的少年,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我没有被黑暗所吞没,我没有陷入到卑劣之中。我保持了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我让那些试图“惩罚”我们或者“改造”我们的人感到了后悔——拙劣的“惩罚”和“改造”反而使得对象变得更加聪明。我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想到此,我早已身在美丽的燕园。而燕园的花开花谢也已经两个轮回了。

一切都需要距离。尤其是回忆。当我身处黑暗之中的时候,整天害怕自己被黑暗所挟裹而去,我是一个脆弱的孩子;当我身处光明之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也曾经是肩负过闸门的那群人之一,那么,我又是一个勇敢的少年。脆弱和勇敢,集中在我的身上。军训的过程中,在我们中间流行着一句笑话——“哥哥调皮,弟弟挨打”。1989年的时候,我们这届学生都还在上初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面对这句充满禅宗机锋的幽默,我却没有一丝一毫想笑的意思。这种幽默无法让人笑。从短暂的、特定的时空来看,我们确实是无辜者,因为我们与上一段历史无关,我们是“身家清白”的70年代出生人;但是,从更加长远的、更加阔大的时空来衡量,我们却又并非完完全全的无辜者,自一出生起我们就被镶嵌在历史之中。

我不是受虐狂。我对耻辱比谁都敏感。然而,我又对自己说:既然渴望光明,就得直面黑暗。谁让我选择钻石的命运、而不选择沦落为泥潭呢?既然自命为钻石,就得经受最初的、与黑暗为伍的历程,之后才可能从黑暗中冲杀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暗当然不可能赋予钻石以光辉,但是它却能够让钻石的光辉更加耀眼、更加夺目。1992年我参加高考,在填报志愿之前,我就清楚地知道,选择北大对我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到此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一年的“军政训练”。至于“军政训练”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怎样进行的,那却不是一个18岁的、一直就呆学校园里的单单纯纯的少年所能洞悉的了。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一旦选择上北大,就意味着自己将在未来的365个日日夜夜里失去选择的权利。一旦选择进入“他们的世界”,自我将遭到最残酷的压制乃至于消灭。

我不想渲染自己所经历过的苦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它轻如鸿毛。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著名学者张志扬来。他在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时代里身陷牢笼。据张先生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张志扬在仅有四平方米的囚笼中整整呆了8年的时间,一个人。他的手中只有两套书:一套是中文版的马恩全集,另一套是德文版的马恩全集。他用了8年的时间,仅仅依靠这两套全集,使用最原始的中文词语与德文单词对照的办法,居然完全掌握了德文——不会听、说,却能书写自如的德文。正是用这种办法,张志扬才让自己的精神免于崩溃。我在向张志扬先生的意志和毅力表示深深的敬意的同时,自知本人决没有这样的意志和毅力。如果说没有丝毫的痛苦会让人容易喋喋不休,而过度的痛苦却又会让人陷入永久的沉默之中,那么既然我还有想表达的意愿、而且我的表达又不至于冗长,这就说明我所承受的痛苦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当时,18岁的我猛然看到鲜活的绿色之后无边无际的沼泽地时,震惊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我虽然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世界”,但我能够坚执说:我不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从小就恐惧“井”。在外婆家,有一口深深的老井,我老是担心掉进去。如今,我能否跨过这口“井”呢?这是在我生命历程中,第一次,爱、尊严、希望和怜悯被恨、冷漠、绝望和苛刻所取代,真、善良、坦率和友好被假、恶毒、虚伪和敌视所压抑。石家庄陆军学院这所号称“中国西点”的军营,与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了。我的梦破灭了,我追问——人与人之间难道应当这样?应当是一种施加恐惧与承担恐惧的关系?我从小就厌倦甚至厌恶有关军队、有关武器、有关战争的一切。在情感上,我是一个胆怯的、懦弱的孩子,天生如此。自从出生以来,我就与暴力无缘。一个凶恶的眼神就能够让我恐惧半天,更何况粗暴的语言和行为呢?这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是不“正常”的。与我同龄的男孩子,一般都喜爱军队、喜爱武器、喜爱战争,以勇猛、以粗犷、以凶狠为美。就连女孩子也“不爱红妆爱武装”呢。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成了一棵在荒漠中固执地生长着的小树。1992年9月8日,我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的那一天,18岁突然离我而去,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变得坚强,但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脆弱。我知道,生命中有一份重荷是属于我的、一定要我来承担的。

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孩子。在军训的时候,我找到的许多做白日梦的机会。军训的全称是“军政训练”,一半是“军事”,另一半是“政治”。所谓的“政治”,对我来说无非是考试时背一条条的条文罢了,这难不倒有记忆天赋的我。于是,当教官在讲台上热情澎湃地宣讲他自己以为正确的或者连他自己也认为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我便倾听窗外白杨树在风中的沙沙的声音。我们的教室在四楼,但高高的白杨树远远比四楼还高,它们才不管什么规矩呢,一个劲地往天上长。树干上的斑痕就像是一双双的眼睛,它们注视着我。我也注视着它们,同时开始做自己的白日梦了。我羡慕白杨树的自由,虽然被种植的时候,它们也是不自由的,但是它们却自由地生长着,向着无穷无尽的天野。每一丛树枝都是一只伸开的手臂,每一丛树枝都是一颗敞开的心灵。我在梦中变成了一棵白杨树。直到猛然醒来,才发觉教官已经讲到《毛选》第三卷了。现在,我在北大的校园里读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观古今于一瞬,抚四海于须臾。”回想起当日的白日梦,简直与书中的描述一模一样。吟咏着这几句话,顿有隔世之感。当时,做白日梦是解放自己的唯一办法——在一个没有一分钟私人的时间、也没有一厘米私人的空间的环境里,难道还有解放自己的其他办法吗?古代有哲人说过:“思想是不说话的言语。”然而,有些愚昧的人,总是以为不让人说话就能够断绝思想和扼杀思想。在那最艰难的环境里,我依然与这一邪恶的理念对抗着。有了白日梦,看上去一点自由也没有的我,却拥有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而那些企图剥夺他人自由的家伙,却沦落到最缺乏自由的境地——他们连因和果都分不清。在历史的链条上,我们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他们最多是上面的尘埃罢了。他们以为自己是主人,把我们当作奴隶来驱使,殊不知我们才是主人——他们连奴隶也不配。

白天,规范与命令淹没了我们的生活。已经有多久没有追问过“为什么”了呢?他们要我们绝对服从,要我们放弃思考的权利,他们说我们没有权利思考,也没有必要思考。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制定了严格的规矩,这些规矩是屡试不爽的,你们只需要执行就行了。夜晚,等他们用手电筒查完铺,我才自由地开始思考。这时,空虚像闪电一样击中我的心灵。真正的痛苦是没有沟通和交流的痛苦。然而,既然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空虚,已然不是病入膏肓的空虚。病入膏肓的空虚是没有反省的。空虚的极致是麻木。某些肩头星星挤星星的人正是如此,某些与我一同来到这里的同学、已经被诱惑或者征服的同学也是如此。我为自己还有那么多值得执迷和眷恋的而骄傲、而自豪。我尊重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不尊重人的世界。我信任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不信任人的世界。敝帚自珍是此时此刻最宝贵的品质。

没有人身处黑暗之外。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对黑暗有自己的态度。鲁迅先生说,肩起黑暗的闸门,让孩子们跑到光明的地方去。同时,他对肩着闸门的人是否会被黑暗所吞没有着深深的忧虑。南京的民谣:“找人找不到,自己顶石坟”,成了先生的自况。但先生却没有想到,他去世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闸门要让孩子们来顶,我就是孩子中的一员。你能否顶得起是一回事,别人要你顶又是另一回事。先生早料到他之后的时代会更加恶劣。

在许多“战友”都抛弃爱、尊严、希望和怜悯,抛弃真、善良、坦率和友好的时候,我依然抱着它们不放。在军训结束前进行的野营拉练中,我们走过太行山深处一个又一个的村庄。这些村庄破败的让我触目惊心。我来自富庶的成都平原,我第一次深入到贫瘠的北方的乡村。我发现村庄的土墙上用白色涂料写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一个被军官们誉为“太行明珠”的村庄,是陆军学院拉练时长期的“结对”村庄,他们派出了上百个小孩在村头迎接我们。然而,我却发现孩子们穿着破破烂烂的,眼睛中是一片茫然与困惑。在孩子们的眼中,我们仿佛是奇异的外星人。在休息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小男孩,大约七、八岁的样子,他对我说:“我想念书!”眼睛眨巴眨巴的,却空空洞洞、没有一点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灵气。原来,他没有上学!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村子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而真正能够入学的孩子却少得可怜。“希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成其为希望。当时,我躲避着孩子的眼睛,无言以对,唯有泪落黄土地——仿佛我也参与了罪恶。肩头的闸门顿时显得如此沉重,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有多少同胞在这样像蚂蚁一样卑微的生存着啊。

在村子里,军官们与当地的官员们组织了大会。大会让,让村支书讲述农民的生活如何如何幸福。这是他们安排好的节目,一年一度的节目。村支书已经相当娴熟了。他们把我们当作一群城里来看热闹的孩子。他精确地背诵出一连串的数字,以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也许,按照支书的想法,这群学生娃娃只会读书,所以多讲些数据,就会让他们信以为真。然而,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这群年轻人的眼睛和心灵,他们以为这些年轻人是由他们摆布的白痴。他们不知道,青年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欺骗的人。他们以为这是又一个“洗脑”的机会,没想到却让我们更加清醒了。

拉练的队伍在宿营地用晚餐。补给车上有充足的食品,老实说,质量确实不错。用完晚饭后,吃剩的馒头、油条都扔到了大桶里。人很多,桶很快就满扔了。这时,一个苍老的农夫肩着两只桶来搜罗这些东西了。而就在同一时间,又有一个中年妇女肩着同样的两只桶来了。他们互不相让,激烈地争执起来,而一名教官笑呵呵地在一旁调解,他的调解让两人的争执更加剧烈了。他大概有意如此,与其说是调解,不如说是挑拨。这样,自己好做一个不花钱的观众,开心地观看一场“好戏”。我知道,这名教官是农民的儿子。不久以前,他还在家里跟可怜的父母亲一起过着同样的生活。他是士兵出身,因为表现良好才被推荐上了军校,毕业后留校。为什么他这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村子、忘记了自己的父母、忘记了自己的昨天?他是有意要这样做的,他要奋不顾身地脱离他过去的生活状态。我愤怒地扭过头去。我至今还为自己当时没有当面谴责那名教官而感到耻辱。我匆匆地走开了。面对千年沉默的大山,我痛苦地想,大山里有多少人像一棵棵的草一样生生死死。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理解他们的痛苦?而在他们的眼中,我又是一个怎样的“我”呢?

拉练的另一个宿营地是著名的“圣地”西柏坡。这里曾经居住过一大群领袖。领袖们的故居被耗费巨资精心整修过,而村庄里依然缺水,村民们吃水要到几里外的水库去挑。又是一个夜晚,星光如水,只有在山里才有如此美丽的星光。我们在村边的宿营地上放映电影,电影是《蒋筑英》,当然是教官们精心安排的。但是,我却发现他们与蒋筑英并非一类人,人人都在从蒋筑英的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让自己变得聪明一些。他们都不当蒋筑英,为什么要我们当呢?他们躲在一边,粗俗地嘲笑着电影里那个迂腐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最瞧不起知识分子的,而我们却恰恰是“准知识分子”。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电影,但他们知道这样的电影可以用来教育我们。对此,我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是,这部电影确实让我很感动。晚上,到了睡觉的时间,我们一个班12个人睡一个窑洞,12个人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并排着席地而睡。我彻夜不眠。尽管整日的行军已经让身体并不强健的我早就疲惫不堪,但太多的东西让我无法进入安眠的状态,它们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关于这即将“熬”过的一年,关于我即将到来的在北大的生活,关于我今后整个的生活,关于我与世界的联系,关于我在这个时代的位置。这是一间废弃已久的窑洞,其他11位同班的“战友”已经鼾声如雷。

这时,正是因为鼾声让深夜的大山显得更加宁静。在这似乎是永恒的宁静中,我忽然想起了遥远的法兰西,想起了那个最有智慧的法国人——加缪。我所体验到的荒谬与加缪所体验到的荒谬是一致的。加缪所说的荒谬,就是一种在非人性的因素面前产生的不适感,就是一种在我们所见的东西面前所引起的堕落。加缪认为,人一旦在平庸无奇、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到了荒谬,荒谬就开始了,而人也就清醒了。一方面,人看到了这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世界,它是希望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人自身中又深含着对幸福与理性的希望,荒谬就产生于“这种对人性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当我认识到纸上的真理的卑鄙无耻的时候,我开始寻找我自己的、从生命中直接生发出来的真理。别人的拐杖支撑不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需要我自己制造的拐杖。这个时刻,真理早已晦暗不明,每个寻找真理的的人尤其要小心。加缪说过:“在这个时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或违背历史剑拔弩张,为的是重新接受考验并夺得他已经拥有的东西:他田地里微薄的收成,对这块土地的短暂的爱情;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必须留下时代和它青春的狂想。我对生活的全部爱就在于此:一种对于可能逃避我的东西的激情,一种火焰上的苦味。我静止而紧张,没有力量反抗要把世界放在我手中的巨大激情。”是的,那些屈辱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会把它们像蛛丝一样抹去。我在经过了长久的犹豫之后,坚决地回答了加缪的提问:我能够义无反顾地生活。生活在过去,生活在现在,生活在未来。加缪说得那么好:“如果我确信这种生活只具有荒谬的面貌,如果我体验到它的全部平衡都系于我的意识反抗与这反抗要与之斗争的暧昧之间的对立,如果我承认我的自由只有对被限制的命运而言才有意义的话,那我就应该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这一点,我做到了。在一年的军训中,我没有获得什么奖赏,诸如入党、嘉奖之类的。然而,这段岁月成为我一笔巨大的精神资源,它是我生命的暗流,它存在着,时刻在提醒着我保持清醒的头脑——那种企图摧毁我们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我从他们的世界里走了出来,而许多与我同时进去的同学却没有走出来,而且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来了。我彻底洞悉了鲁迅先生“闸门”的意象。在阳光与苦难之间,在黎明与黑暗之间,在“他们”与“我”之间,在“我”与“非我”之间,我变得越来越强大。今天,当我在北大图书馆里写作这篇文字时,我拥有了将军的气魄,尽管我依然脆弱,但我不再恐惧。

——1994年冬



1998年5月3日,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前夜,我与当年军训的“战友”、《南风窗》杂志的编辑翁宝在北大南门外的中关村酒店里彻夜长谈。翁宝是专程回母校来采访校庆的,但我们的话题却与校庆几乎无关,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当年的军训。我们回忆起他们的世界,并思考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世界。

士兵与士兵之间是不同的,正如星星与星星之间的不同。翁宝是一个极其勇敢的“士兵”,他是1992年的北大军训生中唯一被关过禁闭的人。而原因仅仅是与教官的一次口角。他告诉我,当他在黑屋子里时,才算开始了真正意义上上的“生活”。自由只有在被剥夺以后才会觉得可贵。面对他,我感到惭愧,同时吸收到勇气。

那天晚上,许多要人们正在准备着在第二天的“百年庆典”上的发言,当然是慷慨激昂的发言。而我们却在舔着5年以前的伤口。我们以我们的方式迎接校庆的到来。同样是经历过军训的人,像我和翁宝这样依然还有伤痛感的人已经“多乎哉?不多矣!”

一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淡漠的更加淡漠,空虚的更加空虚,麻木的更加麻木,卑鄙的更加卑鄙。于是,我更加觉得应当把这篇文字原原本本地发表出来,以纪念我当年度过的一年的青春岁月。这一年的青春不属于我一个人。它们嵌在了长城里。

这究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还是为了纪念的“忘却”呢?

——写在后面的话·2000年春





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的打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脚下时,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和热烈,正因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谈“弘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二十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所控制和操纵,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我身处“五四”发源地的北大,亦有这种痛切的感觉。“五四”已经退却成一道遥远的背景,我们谈论“五四”,惮憬“五四”,却并不知道“五四”为何物。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许多当事人来得真切。他很少这样热情地称赞一个异国的学生运动:“他们要以学生的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十四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而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沸腾的学运及一系列戏剧性事件背后,杜威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第一个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当许多当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历史地位时,杜威已经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现代中国变革的关键,它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的真精神不仅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和信念。”在“五四”时期,这两种精神是水乳交融,互为因果的状态。然而,二十年代之后,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两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团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张“爱国主义”的旗帜,诱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传统浸染的知识者参与其中。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同时,“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爱国主义”对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神圣的字眼,谁敢对它发生疑问,谁就与“五四”中举国声讨的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无异。因此,“爱国主义”使一切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询就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伪“爱国主义”,在其名义下盲从家长,崇拜权威,思想有许多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

胡适晚年曾说,“五四”运动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他这里所指的“五四”,正是从被改写的“五四”的意义上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高潮的“五四”运动里,新兴知识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称,中国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论述:“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败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论。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四”改头换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另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勇敢者”游戏

——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1998年6月29日上午,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刚刚结束百年校庆的北京大学。

克林顿首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发表长篇演讲。演讲以后,有7名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总统提问。早在6月25日,北大副校长迟惠生先生就对中外新闻界说,北大将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参加聆听克林顿总统讲演的学生名单。然而,许多北大学生并没有获得参加抽签的机会,他们纷纷表示根本就不知入场券分配的内情。

据1998年8月号的《华声》月刊报道说,400多张“珍贵”的学生入场券,以3种方式发放下去:一是直接进入班级,由学生民主抽签,运气好的自然“登堂有门”;二是流入学生团体,由平时就喜好参加此类活动的积极分子获得;三是系里支配,主要“照顾”对象,是那些口才好、思维敏捷的“优秀学生”。通过第一种途经分发的票数量最少。后来,进入礼堂的学生大部分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和有向这两方面发展的“积极分子”。这些学生能够代表北大吗?尤其是那7名学生所提的问题,真的就是北大学生的水准吗?

当时在会场外面,就有一家香港电视台采访场外的北大学生。有几名学生就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不配!真正的北大人不在里面。”里面与外面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分野。

那天北大学生所提的问题,大多数确实非常尖锐,有的甚至有挑衅的味道。事实上,北大校方在提问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暗示学生:要注意友好气氛,毕竟克林顿是10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和访问北大的美国总统。但是,提问的学生依然要表示他们的勇敢和爱国,他们的“勇敢”使整个提问过程充满了火药味。他们的情绪普遍都激动,仿佛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似的,仿佛被压迫已久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出气筒。克林顿在会后坦率地表示,“当天批评的成分多了一些”。这些学生也许因此而满意了——他们在提问中表现出了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的“勇气”和“信念”。

在苏联斯大林时代,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见面了,两人谈论谁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说:“当然是我们美国了,我们能够到白宫门口去张着标语骂罗斯福。”而苏联人说:“那算什么,你们充其量只能到白宫外面,而我们却能够到克里姆林宫里面去,当作斯大林的面大骂罗斯福。”相同的道理,在北大的礼堂里,无论怎样尖刻地质问克林顿都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相反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样有利可图的游戏,谁不愿意玩呢?今天,一本万利的好事也许就只剩下这么一桩了。

持续半个小时的“辩论”,由CNN向全球直播。世界各国的观众,很大程度上从这7个学生的身上捕捉北大的形象。这所大学,是中国最进步的力量的集结地。这所大学,是世界关注中国的一扇窗口。然而,这次北大的形象却在克林顿访问的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们由此对北大产生了彻头彻尾的失望。北大不仅没有把握住一次站起来的机会,反而再次重重地跌了下去。

那么,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勇敢者”们的游戏,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寻找一条条的线索,那让我们羞愧的一切之所以发生的线索。找到了这些线索,复杂的疑团也许就迎刃而解了。这次北大学生的表现,是若干年以来北大疾病的一次大发作,是一次原形毕露——丑陋虽然丑陋,但丑陋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天下,对北大自身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了,疮长到了脸上,怎么办呢?

从《华声》杂志上,我们发现了提问的学生的名字,以及他们各自在会后的想法。于是,结合会场的一问一答,让我们返过头去,对这一特殊的、意味深长的事件作一次有趣的解读。

克林顿的演讲十分精彩。鉴于今年正值北大百年校庆,演讲中,克林顿以中文“恭喜,北大”开始,引起全场长时间的掌声。在演讲中,他从历史和思想层面展开,着重谈了中国的转型、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人权问题。克林顿强调人天生的基本权利的普遍性,认为个人自由是人类创造性的来源,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他说:“我们相信,并且我们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自由可以加强国家的稳定并推动它的变革。”他也反复恭维北大,大概他的智囊班子深知北大人爱听恭维话的习惯。他说:“北大正领导着中国迈向未来。”“我们来这里是想同你们——中国的下一代领导者们——交流一下有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个提问的是北大艺术系学生梁山鹰。他的问题是:“总统先生,很荣幸第一个提问。一如您在演讲中提到的,中美两国人民应向前迈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增加交流。我个人认为,自从中国开放改革以来,我们对美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已有很多了解,对美国总统也知道得很多。我们还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但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却似乎没有那么多。也许他们只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所以我的问题是,身为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阁下计划怎样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

有趣的是,这个学生后来表示,当时所提的问题只是大家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却并非自己认为最感兴趣的问题。他坦白说,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熟悉美国许多摇滚乐队,如同熟悉他的广告专业术语。“如果有时间,我倒希望像朋友一样,问问克林顿,他最喜欢的摇滚乐队是哪一支?”

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格的分裂。你自己心里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呢?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在于,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果在外部的压力之下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样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如果自己主动放弃说自己心里话的自由,这样的人是最可耻的人。

梁山鹰同学有什么样的理由认为他在大会上所提的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呢?他经过怎样的统计和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即使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关心,为什么就不能问自己的问题呢?老想充当大众的代表和代言人,这样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一个连自己也代表不了的人,又能够代表谁呢?这种“代表”是虚幻的代表。

接着我们来分析梁山鹰所提问题本身的矛盾和混乱。首先,中国是否很深入地了解了美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学?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文化在中国社会一直仅仅是游离体,像油浮在水面一样,并没有被中国真正地吸收。对于美国的清教主义、对于美国的人权理念、对于美国的法律制度,即使是自称精英的北大学生和教授,又有多少的了解?梁山鹰同学用《泰坦尼克号》来作为自己了解美国的例子,显得十分荒唐。这部电影能够代表美国文化的精华吗?这样的自信还是少一点的好。在这样自以为是地发言之前,应该好好泡在图书馆里,读读杰斐逊、富兰克林、爱默生等美国第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了解究竟什么是美国和美国的精神。凭空而来的自信是空中楼阁。作为北大学生,举一部娱乐电影来证明自己了解美国的文化,未免有点太掉价了。为什么不说惠特曼、梭罗、马克·吐温、福克纳呢?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频频引用胡适的名言,与对方相比,倒是显出自己不了解美国了。

其次,强迫别人了解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行为。我们需要了解美国,是因为美国已经民主、富强到了非让我们了解不可的地步。美国对我们的了解,确实远远没有我们对美国的了解那么多,这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民主、富强到让美国必须深刻了解我们的程度。关键在于,我们得从自己做起,一步一步地做起,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中国强大了,人家自然就会来了解你的,那时候,用鞭子抽他们也抽不走。而现在呢,还是埋头苦干吧,埋怨别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平等过。美国人即使一点也不了解中国,他们也没有必要内疚。梁的理直气壮实际上最没有理由。

第三,梁山鹰很轻率地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也许他们只是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了解中国,当然要了解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中国,但是就能够忘却文革的中国吗?了解中国,当然要了解大城市的中国,但更加广袤的农村就能够抹掉吗?

梁同学很轻松地谈到文革。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梁本人能有多少呢?作为文革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对文革已经极其陌生了。第一流的文革研究的著作是美国人些出来的,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质问别人?作为一个中国的青年,梁同学自己倒是需要读一些有关文革的历史书籍,包括就在北大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甚至就在这个办公楼礼堂里所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批斗会。你知道这里曾经染过多少人的鲜血吗?你知道北大有多少位教授在文革中自杀身亡吗?好像文革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伤疤,自己不说,也不让别人说。

再就是关于农村的问题,张艺谋等导演所拍摄的农村题材的电影在海外获奖,国内就有人表示谴责,谴责西方世界的猎奇心理,谴责他们希望看到我们的落后和愚昧。然而,谴责是无济于事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农村是不是这样落后和愚昧?稍微对中国农村有所了解的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农村比电影里所表现的还要落后与愚昧。农村的苦难不是梁同学这样整天喝着可口可乐的孩子所能了解的。农村是中国的大多数,为什么我们要回避农村呢?在梁同学的叙述语气里,仿佛农村与中国无关,这是他的表述里最要命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是谈一个具体的问题——台湾问题。问问题的方式是咄咄逼人的,克林顿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第三个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糟糕的一个问题。这是地质系学生段玉祺提的:“据我们所知,你来中国之前,在国内表示,之所以去中国,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接触是最好的压制方式,你这句话是否是为了使这次访华成行而向反对派作出的承诺?此时你站在讲台上,带着伪善的微笑,这微笑背后是否还藏着真正的、压制的初衷呢?请总统先生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克林顿总统听到这样的问题后,面露惊讶之色。他没有想到北大学生会这样对待一位客人。他把北大学生当作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来看待,没有想到他们连起码的待客之道都不具有。受到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的北大学生,居然缺乏基本的外交礼貌,这是怎样的一种教育呢?难怪总统先生要神色大变了。而许多北大人则以此为荣:克林顿为难了、克林顿尴尬了、我们难倒了克林顿!我们多么伟大啊!殊不知,想侮辱别人,首先侮辱的是自己。全世界都发现,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的学生怎么这样没有礼貌?连幼儿园的孩子也比不上?

这时,克林顿表现出大国领袖的风范来,他从容地回答说:“要是我有遏制中国的意思的话,我不会把它藏在笑脸后面。但我没有,那就是说,我讲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必须做决定,我们大家都得做决定,特别是生活在一个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的人,更得决定如何界定他们何以是大国。”他谈到俄罗斯的选择,俄罗斯选择了向前看,他希望中国也如此。而美国的政策是:“我想要有伙伴关系,我没有笑里藏刀,这是我真正的信念。”

相比之下,段玉祺同学的说话的方式让人极其不舒服。这种叙述,让人联想起文革中的大字报来。斩钉截铁、不容对方有回旋的余地。将对方逼进死胡同,自己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位年轻的学生,是怎样沾染上文革的气味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避免粗暴和专横。这两种性格,是文化的对立面。段同学两者兼而有之,并且很是为此骄傲。念了十几年的书,连粗暴和专横都没有磨洗掉,这书是怎么念的?一向自称最有礼节的中国人,却表现得最没有礼节,让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机前面摇头。

第四个问题是问高等教育对未来的意义以及克林顿对中美两国青年的期望。

第五个问题的恶劣程度直追第三个问题。提问的是经济学院的学生刘丽娜。她的问题使会场的气氛再次变热:“老实说,中美两国对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议题确有歧见。您非常骄傲地回顾了美国贯彻民主、自由的历史,同时也为中国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当然欢迎发乎至诚的建言。可是,我记得有人说过,我们应该在虚心接受批评之余,勇于自我检讨。您认为时下的美国社会里,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是否同样存在问题?”

这位女同学的言谈是激情澎湃的,每个字的发音都抑扬顿挫,好像在演出一场话剧。她的炉火纯青的演技可以跟人艺的著名演员们相比美。她的观点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一模一样,她说的话,发言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她再来重复,有点画蛇添足了。

其实,克林顿在演讲中已经检讨了美国的民主历程:“当我们由于种族、宗教、价值观等问题而剥夺人民的自由,或限制新移民的自由,美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便出现了。但当我们致力落实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自由提供保护、并把自由交还给以往曾遭受剥夺之人时,美国的历史便进入最辉煌的时期。”

克林顿回答刘丽娜的问题时继续说:“我从未在其他国家——当然不只是中国——访问的时候,自欺欺人地不承认我国也有类似严重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自称住在应该凡事十全十美的国家。为了创造并享受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断向理想迈进。”

女发言人不是在问问题,而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也不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在阐述官方的观点。她不知道什么是提问、不知道怎么提问。这就是北大学生的素质,能不让人失望吗?

紧接着,另一位女发言人发言了。这是中文系学生马楠。她反驳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这同样是在阐发中国政治书本上的教条。

这是一个认真读书的女学生,她背下来了那么多条条框框。后来,马楠与第一个提问的梁山鹰一样,也透露说,这不是她所想问的问题,她与克林顿一家一样,是素食主义者,她想与总统交流一下对“健康、绿色的食品”的看法。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她不问自己内心深处想问的问题呢?连自己的心灵也不自由的人、连心口都不能[yujie1]保持同一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洛克说过:“最低级的自由是大声说出自己心里话的自由。”

蔡元培先生的话,前提是“伟大的道德精神”,然而,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并不伟大的道德精神,还有一些甚至是邪恶的价值观的存在。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既有融合的时候,也有冲突的时候,不然,人类社会就没有矛盾了。纳粹的集体与个人的自由有没有矛盾呢?在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说里,有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不是积极自由的反面,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哪能分开它们呢?这名学生对自由理念的内涵与外延都缺乏起码的厘定,却轻率地、滔滔不绝地发表似乎是“自己”个人的见解,真让人啼笑皆非。

马楠当然是在一个优越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她觉得在中国没有什么不自由的——一切都在蓬勃发展嘛!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林黛玉的感受与焦大的感受绝不会一样,虽然他们同样都生活在贾府里。这名清秀的短发的中文系女生,应该在学习之余到学校外面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人们的生活,看看失业工人的生活,看看山区农民的生活。那时,再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才不会如此轻率。

最后一个学生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美国经济的,一个是如果有人在外面示威,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克林顿对此作了很好的发挥。

这次对话,显示出北大学生似乎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似乎很坚持自己的理念。但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们统统露出了“原形”。《华声》杂志披露说,7名北大学生在谈到对美国的看法时,都一致“叫好”。他们喜欢美国的理由五花八门,艺术系的学生说,“美国人自由奔放的民族个性非常吸引人。”经济系的学生则表示,“尖端的科技研究环境,有利于个人成就的诞生。”中文系的女生理由很别致:“因为美国吸引走了我的一个亲密朋友。”

学生们对美国其实早有了共识:美国是一个文化包容性极强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身处美国,也就身处了世界。

目前,北大每年有将近40%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赴美留学成功的人数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近20%。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问的7名学生中,有5人明确表示,他们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美国。

那么,他们在会场上的言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表演了。他们把提问当作体现自己“勇敢”的好机会。这是对“辩论”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们的表演却给世界一个错误的认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成了民族主义的重灾区。

据了解,北大学生与克林顿“交锋”的一幕,在美国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于当天给出的反应信息是:在中国这一代青年人身上,有一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未来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处理。而中国学者大部分对北大学生的表现给予喝彩。美国人的误解和中国学者的不理智,在同一个层面上相会了。他们都不了解这最年轻的一代精英分子。这些年轻人与他们所想象的相差很远很远。

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在北大平时的学生社团活动中,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口说我心”,对他们来说,早就是一个比盘古开天地还要古老的神话。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色。平时,他们还“养在深闺人未识”,现在,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精英们”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顿的对立面,在此一特定时空中能够让自己获得利益。所以,尽管他们心里深爱美国,他们也要故意与美国总统过不去——因为这样做有好处。康德所说的“内心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并不利于获取现实利益,所以干脆抛弃掉。

这是人格极度扭曲的、却自己以为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

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

这是可怕的教育所酿造出来的可怕的一代人。

到了这样的时刻,还能够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吗?





龙性岂能驯

——纪念陈独秀逝世五十五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讯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八年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我认为,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汩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逝世五十五周年——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





流亡者

一

文学与流亡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家与流亡者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克斯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开篇便是“流亡文学”。他对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夏多布里安、勒奈、史南古、诺底叶、斯塔尔夫人等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勃兰克斯这样写道:“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十九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持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的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拢起来。为此他们想到屈辱,他们的感情的迸发表露了这种情绪,在这里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激发人心的力量。”

从天性上讲,勃兰兑斯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位批评家。否则,他就不可能超越“进步/反动”的辩证思维模式,直接进入文学的内核——文学之所以产生,源于人类灵魂深处有一种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足感。与芸芸众生相比,文学家的这种不满足感体现得如暴风骤雨般强烈。与现世维系的纽带往往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强力,终于断裂了。最后,文学家含泪告别他们熟悉的世界,踏上了漫漫流亡路。

被勃兰克斯称为“天真得像一个孩子,渊博得像一位老人”的诗人诺底叶,是一个天生的流亡者。他的父亲是革命法庭的首席法官,有一次准备处死一名资助保皇军的贵妇人。十三岁的诺底叶百般恳求父亲豁免贵妇人。但是没有用。他便宣布,如果对贵妇人判处死刑自己就自杀。在最后一刻,担心失去儿子的父亲不得不让步。诗人说:“我没有什么政治信念,我只是热爱自由。”因此,他成为永远的反对派——既反对共和国,也反对帝国。在刺刀破门而入之前,他匆匆离开自己赞美过并将继续赞美的土地。

诗人选择流亡,政治家选择坚守。这是诗人与政治家之间最大的区别。罗伯斯庇尔即将签发丹东的逮捕令时,丹东的朋友向他通风报信,劝他逃往英国。丹东却平静地说:“我能把共和国的土地带在我的鞋底上么?”丹东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流亡,他心甘情愿为了某种理念和信仰而牺牲。诗人却不同,诗人什么也不信,除了自由与独立。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可以放弃国籍和家庭、名誉和财产,背上“叛徒”的恶名。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有勇气对抗任何强大的政权,在极端的孤独中消解命运的残酷。

流亡者是思想者、回忆者、写作者,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是统治者不共戴天的敌人。

流亡本身便已显示出流亡者所具备的内在力量,以及令统治者杯弓蛇影的恐惧。在历史的天平上,柔弱的斯塔尔夫人并不比强大的拿破仑轻。“自然赋予我的各种能力中,我唯一充分发展的就是忍受痛苦的能力。”她出版的书被宪兵毁掉,警察总监告诉她:“你的流放是你过去几年所坚持的行为造成的自然结果。看来这个国家的空气对你不合适……你最近的作品是不忠于法国的。”斯塔尔夫人便戴着这样的“高帽子”开始了她遍及欧洲大陆的流亡生涯。第一次出国之时,“驿马每前进一步就给我增添一分苦痛,当赶车人问是否车没赶好时,我想到他们给我干的可悲的差事,禁不住哭了起来。”以后,她逐渐对流亡安之若素,甚至对拿破仑主动表示的和解也不屑一顾。拿破仑悻悻地说,任何人在和斯塔尔夫人谈过话之后,对他的看法就差了一大截。占领整个欧洲的法国皇帝却不能征服女流亡者的心,这对他来说多少是一种讽刺。

“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勃兰克斯的这一结论意昧深长,他个人的隐痛亦浓缩其中。丹麦的教会与政府十分讨厌这名“不信神的犹太人”,他们撤销了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教席,并采用其他卑鄙的手段继续对他进行迫害。一八七七年,勃兰克斯不得不移居柏林,开始了六年漫长的流亡生活。结果,敌人弄巧成拙,将自身置于更加不安的境况中,勃兰兑斯的影响力比他在国内时更大了。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都分别流放了他们最伟大的作家:英国流放了拜伦,德国流放了海涅,法国流放了雨果。但流放并没有使他们任何一个失掉他的任何文化影响。作为“祖国的异邦人”,他们用自己的流亡为“祖国”构建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二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个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状态。流亡者是人类文化的承载者,他是最容易受到伤害,却又最不容易被伤害所摧毁的人。

“如果我们造了一个孩子/就叫他安德烈,叫她安娜/使我们的俄罗斯语/烙印在孩他皱褶的小脸上/我们的字母/第一个音只是一声延长的叹息/屹立在未来。”这是一九八七年诺贝尔奖得主、被驱逐出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布罗茨基痛楚的诗句。如果说法国的流亡者仍然保持着他们热情浪漫的情怀与放荡张扬的个性,那么俄国的流亡者则以他们广博的心胸包孕故土,以他们坚韧的神经承受咫尺天涯的辛酸。

从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到楼高车挤的美国,都有俄国流亡者的踪迹。几代俄罗斯作家都逃避不了流亡的命运:沙皇时代的屠格涅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苏维埃时代的高尔基、布宁、阿·托尔斯泰,一直到斯大林时代的索尔仁尼琴、辛尼亚夫斯基、艾克萧洛夫。有的作家虽然没有走上这条荆棘之路,但精神早已流亡——这中间,既有得志的法捷耶夫(他用自杀来宣布流亡),也有遭贬斥的帕斯捷尔纳克。

俄罗斯的土地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俄罗斯人的家园是生活艰苦、视野空旷的乡村原野。俄罗斯人在富饶而贫瘠的土地上吃苦耐劳,并用宿命的观点看待自己的不幸,为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感到自豪。他们的精神缺乏均衡感,时而激情迸发,时而郁悒沮丧。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是在这样的河床上形成的——如果说西方人在认识真理时是通过个体去研究人身上的宇宙,那么俄罗斯人的意识要认识的对象首先是在宇宙中的人。这样,悲剧的因素便蕴含在其中了:极权统治的秘密在于蔑视“人”、遮蔽“人”、迷惑“人”,将人“锁定”在某一位置上;而文学家的使命在于发现“人”,拯救“人”,张扬“人”,让人按自己的意愿活活泼泼地生存。两者之间必然展开一场不可调和的战争。

一九一九年,少年纳博科夫随同父亲离开动荡的祖国。船匆匆起锚时,岸上响起的机枪声是他关于故国最后的回忆。“孤独意谓自由与发现,一片广阔无垠的沙漠,会比一座城市还令人兴奋。”这位贵族后裔漂泊于德、英、法、美、瑞诸国,不仅疏离于新政权,还疏离于形形色色的流亡组织。“我一直过着独立清醒的日子,我从不附属于任何党派团体,因为我并没有在哪个公司商号当过白领阶级,更不曾在矿坑里干过普罗阶级。任何党纲或信条都不会影响我的创作。”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流亡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我选择的。绝对的流亡带来绝对自由,而自由是创作的源泉。从旅馆到客栈,他只携带一只小小的行李箱,箱子里是一叠叠的文稿;从轮船到火车,他只携带一颗俄罗斯的心脏,心脏的博动宛如俄罗斯森林中霍霍的风声。

斯大林时代表面上万马齐喑,爱伦堡却说:“你可以用沥青覆盖世界,但是总有几株青草能自隙缝中萌芽滋生。”艾克萧洛夫便是这样一株青草。他的童年在“人民之敌后裔收容教养所”度过,如同置身于一堆人的废躯残体中,如同零落在战场或屠场上。几本破旧的古典名著拯救了他即将沉沦的心灵。他开始思考,写作,被捕,坐牢,最后流亡。

一九七九年,艾克萧洛夫在美国出版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钢鸟》。小说主要叙述一个背覆金属外壳、非人非鸟的怪物,强行住进大楼的公共电梯。不久,他便用暴力控制了全栋大厦和公寓里的居民。因为钢鸟日日夜夜肆意破坏,大厦溃塌了,只留下钢鸟依旧意气风发,昂首挺胸站在电梯顶端,冷漠地俯瞰大楼的断坦残壁。苏联当局恼羞成怒,将艾克萧洛夫定义为“人民公敌”。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流亡者都是“人民公敌”。其实呢,流亡者就像一只跳蚤,活跃在统治者的床头,使服了过量安眠药的统治者仍然无法安眠。

布罗茨基把自己形容为“一条残存于沙滩的鱼”。他的案头贴着一句中国的古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然而,归乡之途老是跨不出足下这一步,千里即意味着“严禁你回首望故乡”。回去了又能怎样呢?结果是无须猜测的——暴政时代,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遭遇是,“诗自然不可能发表,甚至不能用笔或打字机写出来。只能保存在作者的记忆里。有人因为比一张写了几行字的纸更小的东西失踪过”。为了防止遗忘,女诗人只好请密友低声朗诵。另一位诗人曼捷施塔姆去世后,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紧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默背诵那些诗句,时刻提防执搜查证的便衣闯入内室。

民主时代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多次电请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返国。索尔仁尼琴确实也回过祖国,可最终还是走了。为什么呢?他坦白地说:“在长达十五年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潜匿于深处。而现在我刚露出地面就一夜成名,就好像一条惯于生存在高气压的深海鱼,浮出水面就死亡,因为这条鱼无法适应突然的低气压。”作家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然陌生的国度,他的讲演言不及意,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都企图利用他。古拉格群岛已经成为过去,民众也把他看作过去。他自己则已适应了流亡的生涯;流亡像一条大毒蛇,紧紧裹住了他。在一个不需要流亡的时代,索尔仁尼琴依然流亡。

流亡者生活在一个破碎的时空中,流亡者在这个时空中捍卫着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土地与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倔强地延伸。“流亡”是一个极为生动的词语。逝者如斯的大川,标识着这群人动态的生存。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乾坤在日夜流转。“流亡”成了不可终结的神话。

三

地球上,有一个民族,全部都是流亡者。《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二节中有这样的话:“你们一切赶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么?你们喜欢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痛苦像盐一样深在水中,而水在永恒地流动。

这个民族便是犹太民族。他们流亡了整整两千年,足迹遍布世界。他们曾经拥有家,拥有财富,拥有知识,但转瞬之间就可能丧失一切,包括生命。他们的自由是以丧失任何生存空间为代价的自由,是被抛弃、被杀戮、被追踪的自由。

我最喜欢读的是斯·茨威格的书。心灵的焦灼既是书中主人公的,也是作者自己的。当流亡并不是作为上帝考验人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本体而存在的时候,茨威格开始动摇了。他的书被从书店和图书馆里取出来,汇集到广场上付之一炬。这对写书的人来说,是一种近于原罪般的痛苦。面对这种痛苦,人天性中的脆弱最终都将暴露无遗。

茨威格一直在思索“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出走”的问题。在《茫茫苍天》中,他试图解答,却未能真正解答。茨威格本人是个不情愿流亡的人。他是个水晶一样脆弱的人——他常常希望得到爱、怜悯和尊重,而这些领域恰恰都具有脆弱的本性,它们需要周围的人无微不至的呵护。流亡生涯带来的却是冷漠与苛待,在陌生的环境里,绝望像爬墙草一样疯狂地滋长。

茨威格越走越远,告别了欧洲的心脏奥地利,告别了欧洲大陆,甚至不得不告别大陆之外的英伦,来到彼岸的巴西。他终于痛切地体验到:流亡并不是人生的某个阶段,也不是历史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那在记忆中美不胜收的“昨日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流亡不是一条通向胜利与光明的征途,而是自己终身承载的负荷。精神敏感、心灵脆弱的茨威格不可能向普罗米修斯那样,日复一日地忍受被苍鹰叼走心脏的痛苦。听到日军侵占新加坡的消息后,他静静地喝完最后一杯酒,向妻子微笑,相互告别。

那天,阳光灿烂,枪声清脆,流亡到此为止。

与茨威格对流亡的拒斥相反,同为犹太人的索尔·贝娄却选择了自觉的流亡——在他的作品中。贝娄一生在芝加哥大学里过着平静而优越的学院生活,但他笔下的主人公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流亡者。在浪荡与漂泊中,这些志高运坏、事与愿违的人物坚韧地忍受折磨,嘲笑着自己接二连三的挫败。

《雨王汉德逊》塑造了一个既成世界的背离者的形象。贝娄认为,根深蒂固的位移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表征,“谁也不能真正在生活中占有一个地位,人们都觉得占据了正当的属于旁人的地位,到处都是离开原位而被取代的人。”拥有亿万家私、美满家庭的汉德逊应当满足了,可他仍然不满足。他的灵魂被贪得无厌的声音“我要!我要”所咬啮着。他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烦得要命,他是千千万万正在萎缩的灵魂中的一个。他离开美国,走向非洲,走向原始森林中的狮子与酋长。汉德逊的流亡不同于此前所有人的流亡——没有人迫害他,他也不缺少自由。流亡的原因只有一个:有诗人气质的人不可能适应散文的世界。

在实用主义泛滥的美国,当一个诗人,要干学者的事,女人的事,教会的事。俄狄甫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们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手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诗人之所以受到“爱戴”,正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无能为力。诗人的存在,仅仅是为某些人的玩世不恭辩护。那些人说:“如果我不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下流胚,不是一个讨厌鬼,不是一个贼和贪得无厌的人,那么我就不会取得成功。看看那些善良温顺的人吧,他们虽然堪称我们中间的精华,但他们却都被挫败了。可怜的傻瓜们!”汉德逊是个成功者,但诗性仍然顽强地与他的成功作对。他是犹太人,他也是诗人,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名“完美”的成功者。他孤独得可怕,而且恐惧,他对行为缺乏信任,对自命为英雄的行径表示怀疑。他想实现尊严,并给生命加上一种道德的量度。这一切,只有在疏离于“文明”的流亡中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贝娄笔下的流亡者都是“受苦和受辱的学徒”。作为一名心灵敏感的犹太人,贝娄保持了一种在盛世中的末日感。他看到,一般公民已经获得自由,不再像兽类似的每日劳役,天天都有奢侈的生活供人们享受,可是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悬空吊在新的安适之中,看不出应该享有此类生活的权力或理由。这样便导致了具有反讽意味的结果:新获得的自由反而使人们更加孤立,更加受制于权力。“人不能单独地生活,而应兄弟般地生活。”流亡的汉德逊们终于悟出这样的道理。回荡在他耳边的声音“我要!我要!”变成了“他要,她要,他们要”。生命的意义在艰苦卓绝的流亡的过程中凸现出来,我们都有一个“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流亡是渺小的人与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搏。流亡的动因各不相同,流亡导致的结果却大致相同——那就是具有金刚石般的品质、文化与思想的诞生。伟大的流亡者们以流亡的行动来作为思想的前奏曲。所有的钟声在那一刹那间响起,流亡者们在路上聆听到钟声,清醒地知道:伊甸园是不存在的。流亡的姿态呼应着流亡者身上某种神圣的素质。能够改变什么,不能够改变什么,关于这一点,流亡者要流亡很多年才能给出真正的答案。

一部呆板的历史,因流亡者而生动。

一部虚伪的历史,因流亡者而真实。

一个平凡的人,因流亡而拥有不平凡的世界。

一个软弱的人,因流亡而在火与电中迫近永桓。





叛徒们

一

阿瑞斯山天然半圆形剧场人山人海。雅典最高民众法院及陪审法院五千人会的十分之一组成的陪审团业已就座。

这是雅典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审判。审判的罪人是全希腊最有名望的人——苏格拉底。他的罪名是“不承认国家信奉的神,另立新神,腐蚀青年”。

苏格拉底出生的时候,不是以哭声而是以笑声向世界致敬的。少年苏格拉底在父亲的培养下,已雕刻出伟大的作品,受到伯利克里的赏识。但他就在取得一位雕塑家最辉煌的成就之前,转行研究哲学——与其雕塑石头,不如塑造人的心灵。

尽管祭司宣布,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强调说,他不是有智慧的人,他并不拥有真理,但他是一个探索者、研究者、真理的热爱者。他解释说,这就是“哲学家”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即智慧的热爱者,智慧的寻求者,而与“智者”相反,即与自称有智慧的人相反。他认为,政治家必须是哲学家——他们还有重大的责任,它们必须是真理的探求者并且知道自己的限度。

苏格拉底的生命在街道上、运动场和广场里。他滔滔不绝地跟几十、几百个弟子和信徒谈话;或者赤足行走、突然站住,在街道中央立成一棵树。按照波普尔的说法,他是道德主义者和感情主义者,“他典型地属于这样的人,他批评任何形式的政府的缺点,但他又承认忠于国家法律的重要性”。他是纯粹的民主派,他曾勇敢地反对三十僭主的独裁政权,他更勇敢地反对日益失去自身真正目的的民主制。于是,统治者和庸众把他指认为“反对民主的叛徒”。

苏格拉底自己一生中没有写过一行字,他的思想通过弟子们的记录部分地流传下来。“谁想要推动世界,就让他先推动自己。”他领会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一只“牛虻”,把民众从冷淡、驯服、自我安慰中唤醒。“不管有什么权威,我也只依赖于我知道得很少的这个认识。”他是个教育家,他相信教育的使命也是政治的使命。他认为改善城邦政治的途径就是教育公民进行自我批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宣称自己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政治家”。

这样的人无论在怎样的体制下都是最危险的人物。独裁者克里提阿斯说:“我们要除掉长痂疮的羊羔,痂疮传染得愈快,我们愈要加紧清除。”民主政体下的执政官阿尼特说:“这个流浪汉恨不得把我的肠子挖出来。”于是,一道一道的禁令下来了:禁止苏格拉底跟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谈话。

要以塑造活人的灵魂来代替塑造静止的人体,这是一种天真而危险的癖好。然而,命运选择了苏格拉底。他摆脱不了命运,命运像蝎子一样蜇得他发痛。他一贫如洗,承受妻子的责骂;他如履薄冰,面对敌人的暗箭。最可怕的还是那些他所接受的、教导的、为他们的利益而奔波的雅典公民们,他们背叛了哲学家,却宣布哲学家是叛徒。法庭上,由陪审员向瓦罐里投豆子——白的代表无罪,黑的代表有罪。结果,黑豆比白豆多,苏格拉底这位民主的捍卫者却被民主所处死,这位创造民众命运的人却被民众决定了他的命运。此时,他发现自己未能战胜人在走向真善美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贫困的邪恶”和“黄金的邪恶”。穷人和富人居然联合起来处死他。他终身与不平等作战,“我的智慧在此枯竭,我的痛苦和忧患由此开始”,但他却成了公认的罪人。

弟子们劝苏格拉底逃走,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将以他的死来申明民主的不完善、法律的不正义。这是一个人对人类的背叛。正因为有这样的背叛,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幼稚。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换上雪白的长衫,静静地接过毒芹汁。喝下之前,他还微笑着欣赏碗上清晰的花纹。饮完之后,他开始在站成一排一动不动的朋友们面前走来走去。然后,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边,躺下了,把一束黄金花紧紧贴在胸前。

最后一刻,苏格拉底笑了。他的眼睛没有离开黄金花,“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太阳——只是要让它发光。”被宣判为叛徒、邪恶地创造新神的苏格拉底、太阳神的教子,直到生命的终结,对尘世生活的美,对人和自然界的和谐一致,都抱有偶像崇拜的乐观信念。

他的死,震撼了所有身上有太阳的人。

他的死,与耶稣的死、释迦牟尼的死同为人类心灵史上的三块高耸入云的里程碑。

二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的追求真理的人。

有史以来,无数的“权威”以“真理”的名义,毁灭真理及探索真理的人;也有无数的“异端”对权威发出必败的挑战,在身败名裂之后完成了对真理的捍卫。

茨威格笔下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一名“异端”。“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而前行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这是叛徒们所共享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一理想的存在,使人类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它的分量比汗牛充栋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沉重。知识是死的,人是活的;智慧是天赋的,而人类追求智慧的精神渴求却是后天孕育的。与愚昧作斗争,除了智慧,还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热爱自由,首先就得为自由付出巨大的、超乎想像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这本身就是英雄的举动。

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他是一个穷学者,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然而,他站了出来,当狂热的宗教徒追猎异教徒并对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他站了出来。

他的对手是加尔文,是日内瓦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是拥有数百万信徒的新教教宗,是权力足以同罗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这是一场“苍蝇撼大象”的劳而无功的战斗: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就物质力量来说,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后者远远比前者强大。

西班牙神学家塞维特斯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被加尔文宣布处以死刑。“我们判处你,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的书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烧掉,直烧得你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末日,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你覆辙的犯罪人们的警告。”暴行造就了普遍的沉默。整个欧洲默默地注视着加尔文在日内瓦导演这出喜剧。人人都闻到了人肉烧焦的气味,人人都听到了受刑者持续半小时的尖叫。加尔文对这一“虔诚的虐杀”非常满意,吹嘘这是伟大的功绩。

这时候,又一个叛徒出现了,他大声呼吁:“寻求真理,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意识到自由的可贵,这本身就是极其可贵的思想。在蒙昧主义盛行的欧洲,民众只知道恐惧,不知道自由;只知道匍匐在神的脚下,不知道沿着神走过的寻找光明的道路阔步前进。民众是庞大的,却是软弱的,他们任由暴力耍弄人道,自动交出自己的心灵。卑微的卡斯特利奥就从这样的民众之中站出来,发表了《答加尔文书》。他写道:“把一个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这是一个角色错位的法庭:“叛徒”站在法官席上,而“权威”站在被告席上。全欧洲,只有卡氏那斩钉截铁的声音在风中传播:“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枉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

加尔文手上的鲜血被曝光在阳光之下。他惊恐不安地抛出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渎神者,野蛮的文字一页比一页下流,结尾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他调动一切力量,实施一切可能的对卡氏的打击。加尔文指示宗教会议通过法令,禁止在辖区内传播卡氏的著作,并通过外交压力,迫使卡氏的著作无法在巴塞尔出版。卡斯特利奥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加尔文则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以不用害怕。”

加尔文的手已经卡在最危险的叛徒——主张宽容的卡斯特利奥的喉咙上。看来,监狱和火刑柱是这名叛徒的归宿。幸运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卡氏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四十八岁。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了。这场战斗仍然在继续着。只不过换了主角,战斗的性质依旧。

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得到昙花一现的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为了精神上的自由,为了人道主义而献身的叛徒们。

三

葛兰西是个体弱多病的驼背的孩子。家里人给他做了一个带铁环的胸圈,让他套在身上,并把他挂在天花板上,悬在空中。大家以为这是把他弄直的好办法,然而背后的突起部分越来越高,后来胸前也突起了,长大以后,畸形的葛兰西身高不足一米五。

然而,正是这个驼背的意大利人,以他非凡的创造性的思想震撼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胡萨尔认为,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深湛和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也是本世纪少数的几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八日晚,墨索里尼发动政变。葛兰西刚从议会回家就被捕了,尽管他有议员豁免权。对他的审判拖了很长时间,要用充分的材料把葛兰西描述成“颠覆分子”、“对公共秩序非常危险的人物”是不容易的。但葛兰西早已对审判的结局不抱幻想,他说:“我的精神状态极好,因此有人以为我是魔鬼,有人以为我是个圣人。我既不想当烈士,也不想当英雄。我认为我只是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普通的中间人物,他不拿自己的信念与世界上任何东西做交易。”看守“好心”地劝他倒戈,倒戈后至少能当部长,他微笑着拒绝了,看守便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傻子。

一九二八年五月,墨索里尼指定政治法庭——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对葛兰西进行审判。葛兰西的罪名是“从事阴谋活动、煽动内战、包疵犯罪、挑动阶级仇恨”,检察长指着葛兰西说:“我们要使这个头脑二十年不能工作。”果然,葛兰西被判处二十年四个月零五天的徒刑。然而,这个伟大的头脑并没有停止一天的工作,在病魔的折磨下,他完成了辉煌的《狱中札记》,总共两千八百四十八页,合打字纸四千页。

审判前夕,葛兰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无疑是一篇可与《神曲》并肩的文字:“我希望您很好地理解,从思想感情上理解:我是政治犯,也将作为政治犯而判刑。对此我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要求被关押的判刑的,因为我从来不想改变我的观点。我已准备为我的观点贡献生命,而不仅仅是坐牢。我只能感到平静,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亲爱的妈妈,我真想紧紧地拥抱您,以便使您感到我是多么地爱您,多想安慰你,因为我给您带来不幸,但我只能这样做。生活就是如此,非常艰难。儿女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有时不得不给妈妈带来极大的痛苦。”读着这样的文字时,我想起了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感情澎湃如大海,葛兰西却镇静如磐石,一点也没有意大利人的浪漫,也许苦难早早地将他导入澄明之境。

刚入狱时,葛兰西的健康状况就已恶化,他掉了十二颗牙齿,患有尿毒症引发的突发性牙周炎和神经衰弱症。非人的监狱生活继续毁坏着他的身体,他患上了胃病和脑溢血。艰苦的思考和写作让他失眠,“我进出牢门像一只苍蝇,不知要飞向哪里,也不知要死在何方。”在病痛和监禁中,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逐渐成形。这是一种批判“常识”,恢复人的“个性”的哲学,它在取代现存思想方式和现存具体思潮时,“必然表现出爱好争论和批判的姿态”。这名垂死的囚徒,这名“可恶”的叛徒,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

一九三三年,葛兰西的生命已走近死亡线。他又添上了脊椎结核、动脉硬化、高血压。五个月内体重猛减七公斤。法西斯政府暗示,只要他谦恭地恳求宽恕,保证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就能重获自由,入院治疗。可是,葛兰西认为请求宽恕便意味着道义上的自杀。一次昏迷之后他对赶来的牧师说:“牧师,你是灵魂的监护人,不是吗?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灵魂,一种是肉体,赦免会拯救我的肉体,但会毁了我的灵魂,你明白吗?”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葛兰西死于突发性脑溢血,享年四十六岁。死前,他已预料到法西斯可耻的命运。

崇高的理想,只能属于崇高的心灵。葛兰西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比任何书藉和广播中的字眼都要美好千万倍。因为他为之而献身。被终身放逐的叛徒但丁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丰碑,被囚系而死的叛徒葛兰西则是二十世纪的丰碑。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葛兰西的思想是可以质疑的,但葛兰西“叛徒”的人格将像恒星一样永恒地闪烁。

四

纳粹德国。这个谋求全面统治的国家并不满足于占有官方的权力部门,而是从一开始起就追求这一目标:使各阶层人民都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力,不仅在物质上,而且也在思想上把他们纳入这个制度。内政部长弗里克宣称:“必须是一个意志,必须由一个意志来领导”,并把必须盲目服从的党说成是唯领袖马首是瞻的组织体制的基础。党通过街道和支部组织,深入到每一个家庭,企图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放逐与效忠同时上演了。

戈培尔说,德国文化应该“保持纯洁,摆脱一切有害的和不受欢迎的作品”。焚书公开化了,一大批作家被放逐。

更多的人选择了效忠,学者胡贝尔说:“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先于国家或离开国家的个人自由。”物理学家恩斯特、莱纳德、约翰内斯、施塔克等人,写信辱骂爱因斯坦,声称存在着纯粹的“德意志物理学”。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建议把劳役、兵役、脑力劳动结合起来,革新大学精神。他指出:“大加称颂的‘学术自由’应遭到德国大学的唾弃……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就是活生生的、本来的德国现实及法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百多名教授在效忠希特勒的声明书上签字。

是以效忠屈从暴力换取生存,还是以背叛坚持良知,面对死亡?在这决定主义的领域里,无法避开价值问题。

在普遍的效忠声里,也出现了不知谐的背叛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在阴暗的集中营里和空旷的刑场上回荡着。

自希特勒政权一诞生,叛徒们就不绝如缕。受纳粹迫害的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勒伯尔、洛伊施纳、米伦多夫、赖希维因和豪巴赫等人组织了秘密活动小组。神职人员中,加伦·福尔哈贝尔和武尔姆主教,公开谴责大量杀死不治之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畸形人和消灭犹太人。

公开的背叛出现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印刷了大量传单,他们不愿再“为一个党派的卑劣的统治本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德国青年的名义”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把他卑鄙地从我们这里骗走的德国人最珍贵的财富,即个人自由还给我们”。兄妹俩在散发传单时被捕,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处决。

我久久地凝视着兄妹俩的照片。他们俩惊人地相似,忧郁而深邃的眸子,跟他们的年龄那么地不相称。他们似乎在望着远方,一个天水相接的地方,对于“此外”他们毫不在意。他们只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大学生,但他们比海德格尔更懂得什么叫“哲学”。哥哥的眼里多几分刚毅,妹妹的眼里多几分轻蔑。两双叛徒的眼睛,至今仍在深情地注视着世界。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大本营企图用炸弹炸死希特勒。暗算失败了,希特勒狂怒之下,立即将二百多人处以绞刑。此外,在几周的时间里,有近五千人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被杀害。就实际意义来说,施陶芬贝格伯爵未能实现他的暴动计划,但他们的“叛国”终于使神话崩溃了。行刺前夕,东线的特雷希科这样告知在柏林的施陶芬贝格:“行刺必须进行,不惜任何代价。即使不成功,也必须在柏林行动。因为问题已不再在于具体目的,而是德国抵抗运动在世界和历史面前敢于作出这一决定性的举动。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想,当施陶芬贝格面对瞄准他的步枪的时候,他一定在微笑。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他以自己的背叛交上了一份致历史的厚礼。

这批国防军将领的背叛,多半还是出于未受毒化的“爱国心”;相比之下,哲学教授胡伯的背叛则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背叛。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胡伯因为参予组织地下抵抗运动,被纳粹以叛国罪处以极刑。审判他的军官百思不得其解:你是纯种的日尔曼人,又是有名望有地位的教授,为什么要跟叛徒搅和在一起呢?是不是受了蒙蔽和欺骗,或者一时失足?

胡伯拒绝了军官为他开脱的好意,在最后陈述中,他声称康德的“绝对道德命令”是他采取反纳粹立场的根据:“呼吁反对政治上的胡作非为,这不只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道德责任。我曾以康德之范畴命令观念反问我自己,如果我的这些主观准则成为普遍法则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回答只有一个:将会有秩序、和平及对我们政府的信任。每个肯对道德负责的人,都会发出反对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统治的呼声。我要求:把自由还给人民,使他们挣脱奴役的锁链。我确信,无情的历史进程,必将证明我的希望和行为是正确的。”

叛徒们以他们的背叛标定了何谓正义,他们握住了正义的内核,历史所做的,仅仅是完成一次命名。

五

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这个庞大的帝国里,盛产乡愿、老好人、和事佬,人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他们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因此也不会背叛什么,最多不过是在旧朝的衣冠外面套上新朝的衣冠而已,那绝对不是“叛徒”。

二十世纪的中国,鲁讯堪称彻头彻尾的叛徒。先生逝世前所写的《女吊》,是一篇奇怪的文章。女吊是兴地方戏里的女鬼角色,即“带有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那时,先生的生命犹如一盏即将烧尽的油灯,童年的记忆浮出昏浊的冰层,那长袖飘飘的女吊,一直就深藏在他心灵的深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对俗人而言。先生即死,其言仍不善。“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因此,他像猫头鹰一样,终生作恶声。“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先生已然背叛了西土的“绅士风”的中土的“君子风”,必然是一头孤独的、受伤的狼。

鲁讯不仅选择了背叛,而且选择了对背叛者的背叛。背叛者们想把他奉为教主,正如毛泽东经典的评价:“鲁讯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讯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然而,鲁讯却再次抽身出来,与这个“大方向”逆向而行。他发现周扬等人是拿着鞭子的“奴隶工头”,那么这个工头之上呢?鲁讯没有说,但他对革命成功后自己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早已成竹于胸。早逝是先生的幸运,否则先生的命运从他的精神传人胡风、萧军的命运中不难推测出来。

《孤独者》是先生最好的小说。魏连殳“素性这么冷”,“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走路是“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进来了”,在母亲灵前的那一幕,堪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他流下泪来,接着就是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那凄烈的叫声常常把我从梦中惊醒,这哪里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民族英雄”的声音呢?先生既失去了自我,也丧失了他者——他的行动赖以获得意义的一种规划的理想。于是,他只是跟黑暗捣乱,这是他唯一的乐趣。

“背叛者”们想让“教主”充当木偶,他们在后面拉线指挥,可先生拒绝当傀儡“教主”。这样,“教主”便成了“叛徒”。郭沫若说,鲁讯是法西斯蒂,是封建余孽;成仿吾说,鲁讯是三重的封建余孽、四重的反革命。郭沫若、成仿吾毕竟是当过“叛徒”的,比陈四滢、苏雪林之流有眼力得多,他们看出了先生的“三重”、“四重”性,即对反叛的反叛。

反叛已经堕落为独裁——把至高无上的权力交给一群其本身不具有民主理念而又从社会结构的所有其他部分孤立出来的反叛精英,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谁最了解先生?瞿秋白最了解先生。瞿秋白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国民党之后,而是死于共产党之手。后者是法官,前者是刽子手,两个政党都是“昨日世界”的反叛者,他们却罕有他携起手来,执行了对一介书生的死刑。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含笑就义时的枪声,不知远在上海的鲁讯是否听到?秋白的命运就是鲁讯的命运。秋白说过,鲁讯是“逆子贰臣”,他自己也是。

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了。华小栓吃人血馒头仅仅是因为愚昧,但现在有了比愚昧更可怕的东西。秋白因此而死。先生这样写道:“他们在社会的冷笑恶哭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先生不需要那么辉煌的、万人空巷的、不是国葬的国葬。那长长的队伍里,多半是他的敌人。即使是抬棺的青年里,也没有几个是合格的学生。

增田涉在《鲁讯印象》中说:“他的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凛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人们只注意到先生伟大的一面,却看不到他“可怜”的一面。我相信,越到晚年,先生越发“可怜”。活在这样的地方,活在这样的时代,他大口喝酒,大口吐血。

许广平说,鲁讯“成天靠着藤椅,不食不言。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愿动,看了真叫难受”,许寿棠也看见鲁讯“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这是怎样一种可怜呢?最后,先生连人也不想做了,想做鬼,做“女吊”,因为“女吊”决绝于恶的人世。

这就注定了他死后也休想获得安宁。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

历史学家汤恩比把中国称作“隐土王国”。他认为中国处于一个静态性的农业社会中,富有一种自足的系统,而在世界秩序中,享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光荣的孤立”。维护这种“光荣的孤立”的核心便是——皇帝。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帝王中,明君实在少得可怜。退一万步说,即便称得上昏君的也不多,因为有半数以上的皇帝不是婴儿就是老朽,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治国的能力,因此用明君/昏君的模式来评判他们是毫无意义的。

东汉的十四任皇帝中,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其他的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充数。其中有四个皇帝即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十岁的生日。据柏杨《中国人史纲》统计,东汉第三任到第十四任皇帝即位的年龄分别是:刘旦,十八岁;刘肇,十岁;刘隆,三个月;刘祜,十三岁;刘懿,八个月;刘保,十一岁;刘炳,两岁;刘缵,八岁;刘志,十五岁;刘宏,十三岁;刘辩,十七岁;刘协,九岁。按照现代法律的观点来看,十八岁以下的公民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人”,即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东汉一朝,居然百分之九十的皇帝都是这样无法主宰自己言行的皇帝,有的甚至只能在奶娘的怀里吃奶——除了吃奶,什么也干不了,能要求一个仅仅三个月或八个月的婴孩独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吗?

于是,外戚与宦官专政便开始交替进行。外戚当权的先后有窦氏、邓氏、梁氏,分别形成盘根错节的政客集团。这自然引起士大夫的不满,大臣杜根曾要求邓太后归政于皇帝。杜根当然是出于耿耿忠心,但他的“忠”显然也很荒谬:婴儿能够运用权力吗?而杜根的下场也颇为惨烈:邓太后下令将他装到布袋里,当场乱棒打死。传奇式的,杜根居然还剩一口气,他假装死亡,僵卧三天,眼中都生出虫蛆,才骗走监视的人,得以逃生。外戚的辉煌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出现了更为可怕的宦官集团。某一外戚势力达到顶峰时,宦官便发动攻击,结果是外戚被整族戮灭。这样的场景像单调的循环数一样不断地重演着。

婴儿治国,婴儿是没有罪过的。老人治国,老人却会干无数的荒唐事。中国历史上,治国的老人虽不如婴儿多,却也不乏其人,如清代的乾隆帝弘历,掌权一直到八十多岁。年轻时代,乾隆确有不少文治武功,可是到了自封为“十全老人”的时候,他就成为不可雕的朽木,将国事搞得一塌糊涂。

燕园据说曾是和坤的私家花园。和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却能将“十全老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和坤加速了全国官僚机构腐化的过程,当时文官从建设工程和司法冤狱中发财,武官则从兵粮饷甚至军事行动中直接抢劫百姓而发财。发财最多的当然是和坤了,他在乾隆末期当权二十年,敛私产九亿两,足足等于全国国库十二年的总收入。老朽的弘历,对这样骇人听闻的贪污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是想把财富留给儿子,所以他死后,嘉庆处死和坤,清算其财产,有“倒了和坤,饱了嘉庆”之说。

文字狱就更可怕了。老人的心理是阴暗的,多疑的,尤其是大权在握的老人。他的思维已经停滞,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他的心灵已经枯涸,不可能拥有任何温暖的感情。可以设想,整日与一大群小太监为伍的八旬老人,缩在阴森森的大殿的尽头,日子长了,不成为偏执狂才怪呢。看到年轻貌美的嫔妃,却再无当年风流快活的功能,同样令老人焦心如焚。于是,弘历大兴文字狱了,他晚年所兴的文字狱是他在位前四十年的几倍。弘历的变态心理,从他对沈德潜的态度上就可看出。沈德潜是当时的大诗人,乾隆还是皇子时就很欣赏他的诗作,即位后不久,他不断提拔沈德潜,待其极为优厚,多次赐诗、唱和,如“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我命德潜来,岂宜遽引年。泷冈表轩罢,白驹来贲然。即此至性纯,令我愈以怜”。将这段君臣的诗文之交写得颇为感人。乾隆的诗稿十二本,均由沈改定,甚至不少由沈代作,后编成《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乾隆因此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榷,相知见始终。”然后,“友谊”并未善始善终。晚年乾隆发现沈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咏黑牡丹诗,又听说沈好像透露过替皇上代笔的秘密,终于大发雷霆。是时,沈早已去世,弘历犹不解恨,大骂其“卑污无耻,尤为玷辱晋绅”,命令开棺戮尸、夺其谥号、撤出贤良祠、仆其墓碑。这样的举动,难道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为么?可见,老人治国比婴儿治国更加可怕,破坏力也更加巨大。老人时不时会有疯狂举措而婴儿却不能主动干坏事。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都已成为历史,不然的话,作为古老帝国的国民,每天起床都得摸摸颈项,实证脑袋是否真的没有搬家。然而,即使是历史,阅读时也令我心惊胆颤。





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女人们

在这座并不贫穷也不富有的小城,开张最多的是卡拉OK厅。这座城市刚刚开始经济的腾飞,老城轰然倒塌,新建的花花绿绿的建筑向城郊延伸着。街道上,建筑材料还没有收拾干净,两边鳞次栉比的卡拉OK已经开张了。

“天外天”、“楼外楼”、“小瀛州”、“芳草地”、“红太阳”、“凤凰台”……一家接一家的招牌、标志和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标示着城市最有活力的去处。当街的铺面是餐馆,OK厅在后面的曲径通幽处。一间间华美富丽的厅堂和包间,地毯、墙纸、吊灯、音像设备、沙发、塑料花、正在唱歌或做唱歌之外的事的人们。当跑调的歌声传出门外,传到街道上时,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们往往皱起眉头——他们都是没有钱破费的可怜人。

卡拉OK厅里的男人们都是成功的男人。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桥,他们凭着智慧与机遇,以及智慧与机遇以外的东西,终于到达彼岸。在中国,此岸是烦恼人生:挤公共汽车、啃大白菜、睡亭子间、做美丽了无数年的梦;彼岸则是快乐人生:坐豪华轿车、吃飞禽走兽、住广厦别墅、享受提前实现的梦境。卡拉OK厅,为彼岸的男人而存在。他们不是官员便是老板,这是两种能在任何地方获得尊重的身份——尤其是卡拉OK厅。他们在这里比在自己的家里还要舒服,舌间的美酒,杯里的女人,是辛劳了一天之后最好的休息方式。是的,他们太累了,官场、商场、战场三位一体,在明枪暗箭、尔虞我诈中生存下来,比那些此岸的人的想象要艰难得多,复杂得多。

女人们也在战斗着。她们并排坐在暗红色的真皮沙发上,等待着客人的召唤。在这四季都开着空调的房间里,她们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温度,永远是盛夏的打扮,背带裙、小背心、牛仔短裤、水晶凉高跟鞋,裸露着大片大片的面积——肩、背、腰、肚脐和大腿,捕捉着黑暗中窥探的眼光。狩猎的是被窥视者,被狩猎的是窥视者,这里执行着另一套逻辑。她们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嘴唇打上了鲜艳的口红,脸上冻结着冰凉的笑容,微笑是指挥一组脸部肌肉精巧地配合运动的产物。她们翘着“二郎腿”。让大腿更加修长,让裙子显得更短。她们涂着指甲油的手指夹着燃烧的香烟,香烟越燃越短,正如她们的青春。她们却浑然不觉。

这时,肥大的身躯的面孔贴了上来,娇小的她们迎了上去。

她们的身世并不扑朔迷离。也许昨天她还是一名初中课堂上的学生,不用功,成绩平平。没有考上高中,既不愿到父亲工作的每月只有二百元工资的小厂里干活,也不愿留在家里受窝囊气。某一天在父母的责骂声中跑出来,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最能赚钱的行当。也许她刚刚嫁给一个同村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干不了农活,受不了穷,跑到城市里来。可她一没技术,二没文化,能做什么呢?这个庞大的行业里,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女子,没几个拥有传奇故事。她们几年前还那么胆小、羞怯、没心眼;几年后却已练达人情世故,一眼看透男人的内心世界,知道怎样让对方愉悦,怎样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风尘。她们跟老板商讨分成的比例,不愿干了,立刻转到另一家。这个行业是流动性最大的行业,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小姐却换了无数个新面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门口永远是闪烁的灯火。

关于爱情,她们无话可说。她们相信的只有钱。关于信仰,她们同样无话可说——那些伟大的偶像般的男人们,在她们面前露出猪的本性。那些万人大会上宣讲理想与崇高的男人们,那些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不可一世的男人们,那些在电视节目里满脸和霭可亲的笑容的男人们,那些名字在报纸上散发着诗意的男人们,那些在剪彩仪式上手拿金剪刀剪彩的男人们,那些制造着灿烂的辞章和颠扑不破的真理的男人们,扑到她们的身体上时,都变成了一堆蠕动的烂肉。她们还能相信什么呢?她们的小屋,只有一张弹簧床,一只皮箱。客人走后,她们擦洗着脸上的脂粉和男人的唾液,耳边还回荡着男人野兽般的喘息,腹内汹涌着经潮的疼痛,她们捏着一大把钞票,这是一个农民几个月、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而她们只需要几个小时。她们想笑,脸上的表情却比哭还要难看。镜子里越来越近的三围显示了她们已不再年轻。退役吧,退役后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找个老实男人成个家,却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儿子?再三修补的处女膜,还是一条通往幸福的孔道吗?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她们梦见了满天星辰。

男人们在这里谈成了白天里谈不成的生意,暖昧的灯光下,欲望在蛹壳里激荡着,发出金戈铁马的声音。白天,彼此那样不同,文质彬彬的官与粗俗不堪的商,不苟言笑的官与笑容可掬的商,被欲望征服时却变得如此相同。还在唱歌的时候,就已经急不可耐,目光像一双手,抚摸着坐在沙发另一端的女人的隐秘的地方。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如意,他们的世界不是一轮满月:家里是蛮不讲理的黄脸婆、整天打电子游戏机的儿子、接二连三的有事相求的穷亲戚、一笔账目正受到上司的追查、一个下属正在兴风作浪准备取而代之。没有卡拉OK厅轻松一下神经,行吗?连孔夫子也说:“食色性也”。这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从广袤的乡村和小镇涌向城市。城市容纳了她们,她们也容纳着城市的阳具。城市教会了她们很多东西,她们也给城市增添了很多东西,她们终于把城市缩小在自己的子宫里,她们却告别了母亲的身份。华伦夫人与茶花女,李师师与柳如是,仅仅是异国的或过去的传说,今天她们无数的同行们正在凸现着这个时代仅存的真实。

这是一座陷落的城市。城市在进行着最后的、无所不在的巷战。战争,在卡拉OK厅及类似的场所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之间展开。

金庸在他最后的杰作《鹿鼎记》中暗示,要了解中国,先得了解皇宫和妓院。

今天,皇宫已经消失。





第二辑 今夜飞雪





今夜飞雪


半夜里忽然醒来,夜出奇地静。梅影横窗瘦,窗外一种“沙沙”的声音充满天地之间,若有若无,若远若近,如春蚕嚼桑叶般透明。忍着刺骨的寒意打开窗,呵,下雪啦!在漆黑的夜空里,绵绵不断的雪花轻盈地飞舞着,空灵而晶莹。有几片还调皮地飞进窗来,吻我的脸,钻到我的脖子里。昨天广播说今夜西伯利亚寒潮南下,北京将降第一场雪。今年北方的冬天来得真早,南方呢,南方的南方呢?今夜,我在京城一个寂寥的角落里,与这场不约而至的飞雪相对无语。而你带着绿纱的窗前,是否依旧椰影婆娑,海风里带着咸味?你呢,是否枕着一本《简爱》甜甜地做梦,梦见到了英格兰的庄园里?寒潮一直南下,但愿爱穿黄裙子的你珍重加衣。

收到你的第一封信是在我到燕园的第一个浓秋。在一颗金灿灿的银杏树下,我疑惑地展开你的信笺。树荫浓浓,漏下点点温暖的跳动着的光斑。信笺上清香的字迹,如你清秀的面容。我们中学时并不很熟。那时我还是个故意让自己寂寞的少年。女孩子们悄悄地把我的诗句抄在日记本上,我却对她们的叽叽喳喳不屑一顾。你与我迥然不同,担任文娱委员的你像一颗燃烧的凤凰树,几乎所有男孩都对你敬且畏——别看你满脸清秀,要是哪个男孩欺负了女孩,你会走到他面前,当众把他斥责得手足无措。有一次文具盒里爬出一条手指粗的毛毛虫,你淡淡一笑,用铅笔把它拨到窗外,后排那个牛高马大的男孩子目瞪口呆。你在枯燥无味的政治课上聚精会神地读三毛的小说,你在运动会上拖着摔伤的腿跑到终点,你在校园艺术节上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轰动全校、毁誉参半的现代舞。虽然我在表面上对你和别的女孩没有什么两样,但你一袭与众不同的黄裙子开始成为我案头一枚伶俐清晰的藏书票——女孩子们都说,那件最美丽的黄裙子是你自己做的。高考像一阵狂风,刮走了我们像旧报纸一样没有重量的昨天,我幸运地收到了梦寐以求的通知书,而你却落榜了。我北上的那一天,你托朋友捎来一张小小的纸条:“谢谢你的诗,祝福你学业有成。而那个丑小鸭一样的女孩,渴望实现流浪的梦想。”

今夜,我拉开台灯,在雪的夜曲中翻拣你半年多以来给我的信。我不习惯遥远的北国,却深深地被今夜的雪感动。蜀地没有这样的雪。我用单纯的灵魂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雪,我沉醉于它的淡泊、温柔,它那冷中的暖,静中的动。雪中我似乎看到了你,你略略仰起的头,你齐耳的短发,你忽闪忽闪的眼睛,叠印着我昔日人为的寂寞。而蜀西那个潮湿而阴雨的小城显然留不住你,你穿着学生时代的黄裙子,提着小小的行李箱,独自一人飘呀飘,飘到了海南,那个有阳光,有沙滩,有海浪的地方,那天空很高,海风很热,椰汁很甜的地方。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的招聘,在一次关键的面试中,你灵机一动穿上一双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跟鞋,掩藏了略显娇小的身材,瞒过了经理那双对身高要求苛刻的眼睛。从此,穿黄裙子的你满面春风地坐在信息公司的一台电脑前。你在信中兴致勃勃地说;“我的办公室正对着东方。早晨,我第一个来到办公室,一开门便是一束红艳艳的阳光投怀而来。我伸出手去,真想把阳光抱在胸口。”

雪还在下着。漫漫长夜,并不因为你案头的信而变短。我真想把今夜几片最轻盈的雪花寄给你。在南国你见不到这样大瓣大瓣的雪花。也许面对那一次次用舌头舔着岸的海浪时,你才可能拥有与我面对雪花时相通的情感。流年似雪,是因为我们在孤独的光影里走了太长的路,还是因为一场雪后我们昨天的足迹都将不复存在?你没有见过北方的雪花,你却与北方的雪花一模一样,执着地寻找自己的着陆点,执着地寻找自己栖居的大地。学校里,老夫子对你糟糕的数学成绩施以白眼;家里,继母把沉重的家务甩给你一个人干。给你写情书被拒绝的男孩,四处传播着谣言;妒嫉你的笑声的女孩,想方设法让你流泪。这些,都被你当作一缕蛛丝轻轻抹去。你一如继往地笑着,那么明媚。在学校,在家里,在高考落榜的日子里,在异乡陌生城市擦肩而过的人流中,你倔强地笑着,像一朵朵的雪花,不容一点杂色来污染,旋转奋飞在凛冽的天宇下。你珍惜自己的美丽,在淡妆中明艳若盛开的迎春花,金黄的裙裾一闪一闪的;你珍惜自己的青春,在同事去逛商场的假日,你却趴在小床上有滋有味地读我寄给你的《苔丝》。你在信中自我夸奖:“虽然比起你来觉得惭愧,但是还能够学一点英语,读一点唐诗宋词,还有精神挥动球拍把经理打得败走网球场。我说自己没有学坏,真好!同来海南的一批女孩,有许多陷进金钱的漩涡,为了金钱出卖自己也在所不惜。生活在这样的坏环境中,得时时提防潜移默化的种种影响啊!”你说你要学习我坚强的心性,像棵树一样在盐碱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你说你抱着一把吉它,弹一曲自己编的歌,约一个时间让我在北国古城的星空下收听这心灵的旋律。你说你穿着半旧的黄裙子跳舞,一个人跳,却好像握着我宽厚的手掌。你说你收到我的信时,在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上,一边读一边旁若无人地开心大笑。是呵,什么都被岁月改变了,只有你还是当年那个什么也不在乎、不懂得忧虑、不害怕苦难的女孩。但是,也只有你才最理解寒冷,最理解今夜的雪,最理解不停变换驿站的生命之旅。

面对飞雪,我敞开自己的心灵,却发现它已退化成沙漠。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今夜的飞雪,用它无声胜有声的语言告诉我生命原本就是一场“甜美的苦役”。窗口对面,是隐隐约约的阁楼的飞檐,在飞檐与飞檐间,回荡着唐时的那曲琵琶曲。二十岁的我们只能部分地领略它的蕴含,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悲伤,我们只知道不低头、不抱怨,这就已经够了。不抱怨生命,就意味着拥有了充实的生命;不向命运低头,便意味着命运向你低头。用世俗的眼光看你,你也许算不上一个“好女孩”——你没有学历文凭,没有小家碧玉的安分贤淑,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你任性,你倔强,你出人意料的言行,你把握现实又不安于现实。一天十几个小时紧张地工作后,你居然还能做这样的梦:“梦见有一扇配着绿色窗帘的好大好大的窗,窗前不是闪烁着霓虹灯的街道,最好是片郁郁的树林,一条小河也成。干干净净的一张大书桌上,摆着一本本的文学著作:《红楼梦》、《漱玉词》、《追忆逝水年华》、《狄金森诗集》……”真好,我们都还有梦,尽管我们都像蜗牛一样挤在集体宿舍里,但我们并不为此而耿耿于怀。大亨有大亨的别墅轿车,我们却坚守我们自己的生活原则和生存方式,简单、自然、快乐、不强求、不逃避、不奢望,平静地接受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

今夜的飞雪,如山花般盛开,如清泉般流泻,如时光般永久,如生命般高贵。面对今夜的飞雪,面对我们的心灵,何须牵挂于苦,何须自足于甜?今夜的飞雪,属于我,也属于你。愿我们都能好好地生活着。





水边的故事

水边的故事,是一叠由瞬间流向永恒的故事。

我是个在水边长大的孩子,外婆的小阁楼后面就是一条小河,河水潺潺,是我最好的催眠曲。长在水边,却一直没有学会游泳。伙伴们个个都是皮肤光亮、身手矫健的浪里白条,我却从早到晚静静地坐在河边,像一尊古代的石像。正是在无数静止的时刻,水边的故事像一面面镜子,伸出闪烁的手捕捞着岁月的流痕。波光粼粼,人在水的边缘,心灵深处常常涌起潸然欲泪的难以言说的寂寞。每根脆弱如蛛丝的神经,都被当作琴弦拨动了。

河边的每个故事都像桃花源那样美丽奇幻。翻开一本线装的《诗经》,最先牵着你的眼光走的是这样的句子:“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于是,满纸的方块字都荡漾起来,青青的是河畔的草,盈盈的是河中的波。是不是眼睛花了呢?“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在可采莲的江南,如果说每一朵莲花下都有一条自由自在的小鱼,那么每条河边岂不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水边盛产至纯至真的感情,水是一种由我们的眼泪汇集成的,却能让我们忘忧的液体。在这平坦如砥光洁如玉的水里映着朝朝代代都不动声色的明月,拥有梅的疏影与藕的深根,也刚刚掠过鹤的白羽与蝶的金翅。对于人类的健忘而言,水是一部宇宙间最大的留声机:诗人苦涩的歌吟,舟子旷达的渔唱,纤夫苍凉的纤歌,女子悠闲的捣衣声……还有那湘水的屈子、乌江的霸王、赤壁的东坡、梁山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每个深陷在苦难中无法自拔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到水边去,去寻找他们最后的安慰。水的使命则是寻找与她最知心的人,所以济慈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水上。水与我们血管中的血一样,存在着鲜明的爱与憎,而爱与憎又冰炭相容。在水沉默的表象背后,演奏着交响乐中循环不止的延长号。

对于极少的那部分人而言,水象征着一种绝望且高傲的理想。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尝言:“人生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实,在人生不同的分分秒秒里,人又何尝拥有过同一颗心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心灵就是一条流动的河。逝者如斯,水同生命一样,无法被赋予某种特定的形象。因此,伟大的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远处恰恰正是艺术的局限处。梵高那令人赞叹的怨言就是所有艺术家高傲而绝望的呼声:“在生活中,在绘画中也一样,我完全能够没有上帝。但是,痛苦的我不能够没有某种比我更伟大的东西。”梵高找到了支撑我们躯体的土壤,却没有发现憩息着我们灵魂的流水。梵高无法面对人类不可能突破的局限,便向自己举起了沉重的手枪。真的,没有哪门艺术能与流水交锋,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在水的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与粗糙。

与河水相比,海水更为神秘莫测。在太平洋中一个苍凉荒芜的小岛上,消瘦的高更日日夜夜面对茫茫无涯的海水。巴黎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脂粉与金钱、权势与令名,统统比不上环绕在他四周的水。终于有一天,高更的眸子变得比海还要深邃,他在画布上重重地写上三个问号: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海水是否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那一瞬间,高更确实在海边与自己的灵魂不期而遇。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发现自己的灵魂丢失了呢?又有几个人愿意到海边倾听灵魂的声音?生活像水一样如此之轻,也如此之重。在风的吹拂下,我们的青丝忽然化作白发,而水依旧汩汩地从我们的指缝里流过,哪里才有岸呢?流逝的水不会问尽头在哪里,或许根本就没有尽头?那么,我们剩下的使命便是在已经成为汪洋的世界中展示一个倔强的小岛,用自己真实的感受去预示另一种可能性的来临:人类面临的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让我们如暴风雨中飞回来的海燕,静静地坐在水边,承受那即将降临的幸福或苦难。

水边,最让我无法忘怀的故事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它像一支灵魂的温度计,测量着我们心灵的冷暖。在这个诗一般透明的故事里,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与水一样永远也不会变得丑陋、混浊的世界。孩子每天在湖边的山坡上遥望湖里停泊的白轮船,这是孤寂中长大的孩子唯一的乐趣:没有父母,与爷爷相依为命的孩子,爱森林、爱湖水、爱湖上的白轮船、爱爷爷故事里的长角鹿妈妈。然而,迫于生计,在守林官员的压迫下,爷爷不得不射杀了长角鹿。孩子从堆满鹿肉的餐桌上狂奔出来,跑到湖边痛苦地向远方眺望,却再也望不见白轮船了,白轮船已起碇开往伊塞克库尔。孩子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有的人歹毒,有的人善良?为什么歹毒的人幸运,善良的人不幸?孩子无法接受残忍的成人世界,终于去实现自己变成鱼的梦想了。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也许是含泪写下这段后记的:“你游走了,我的小兄弟,游到自己的童话里去了。你是否知道,你永远不会变成鱼,永远游不到伊塞克库尔,看不到白轮船,不能对他说‘你好,白轮船,这是我!’我现在只能说一点——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而这一点就是我的安慰。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闪电在天空中划过,而天空是永恒的。这也是我的安慰。孩子,在向你告别的时候,我要重复你的话:‘你好,白轮船,这是我!’”合上书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水和白轮船都隐喻着一个未给定的世界,一个唯有真、善、美和自由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有人为它献身,与贫乏和虚伪抗争是艰难的,生活的奇迹豁然出现的时刻毕竟太少了。这便是《白轮船》的可贵之处:明知满载真理的小舟已经倾覆,宁愿遭受灭顶之灾也不苟且偷生。卡夫卡说过:“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因为他连他们的世界也不要了,于是他就开始觉察真正的人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无非是被人爱。”水边的故事大多以悲剧结局,然而这种悲剧之中却蕴含了一种火山喷发一般强烈的热情。水边那些平凡或伟大的人们,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去解答时与变的谜底,并在残忍与非正义之中展现永生之爱。

一切的矛盾最后都纠结到水边。无论你是预言家还是落伍者,水都是你无须付出什么的知音。加缪在《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一书中写道:“在阿尔及利亚的郊区,有一处小小的装有黑铁门的墓地,一直走到底,就可以发现山谷与海湾。面对这块与大海一起呻吟的祭献地,人们能够长久地沉湎于梦想。但是,当人们走上回头路,就会在一座被人遗忘的墓地上发现一块‘深切哀悼’的墓碑。幸运的是,有种种顺应诸物的理想者。”我是一个在南方水畔长大的孩子,身上有许许多多水的特质。看惯水面的波澜,听惯水边的故事,这才发现自己度过的那段并不漫长的岁月,也成为水边故事峰回路转的细节。无可奈何,作为一个心甘情愿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彻头彻尾的理想者,我只能虔诚地掬起一捧水,细细咀嚼其中的苦涩与甘甜——不管是苦涩还是甘甜,都固执地让河边的故事演绎下去。





屠杀的血泊

北京的街道,我最喜欢的是经常行走的白颐路,因为路上有树。一路都是高大挺拔的白杨、梧桐,夏天绿荫如伞。我骑自行车飞奔的时候,烈日都被树荫筛成点点星光,在车轮前闪耀着。这是唯一的骑车不会汗流浃背的街道。有时,乘坐三三二公共汽车,总爱眺望窗外可爱的树们,宛如一群行走的朋友,向我招手。因为有这些树,街道才有几分田园乡村的诗意,令我想起久已不归的故乡。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最容易被毁灭的是美好的事物。今年夏天,白颐路拓宽,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一天我出门去,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昔日延绵十几公里的悠悠绿荫已荡然无存,剩下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树桩。有关部门说,白颐路太窄,交通拥挤,不得不拓展。要进步,就会有牺牲,树就只好消失了。确实,海淀区一带堵车的情形令人头痛,好几次打的,一听去海淀,司机都摆手不愿去。然而,我仍然感到心头像被砍了一刀般疼痛,为这些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被杀戮的树。

屠杀的现场还有蛛丝马迹,不过很快连蛛丝马迹都不复存在。漆黑的沥青将迅速铺到柔软的泥土上,很多年以后的孩子们,不会知道沥青下面,曾经是树的根系。我最后一次走向树的年轮,它散发着浓烈的香气和潮气。树是不流血的,或许流的是一种比血更深的东西,渗入到地下,像把咬碎的牙咽回腹中。旁边坐有几个休息的工人,是他们挥起锋利的电锯,顷刻之间便将树们砍杀?我知道,临刑前你们不曾屈过膝,不曾呼过痛,你们像嵇康一样,最后一次仰望已经不是蔚蓝的天空,然后渐渐仆倒,声如落发。广陵散响起来。

树一生都没有选择过,记得一位搞文字学的老先生曾对我说,“树”由“木”和“对”组成,因此“木”总是“对”的。灾难会毁灭木,但毁灭不了木所代表的真理。又有一位红学专家对我说,曹雪芹欣赏的是木石因缘,拒斥的是金玉良缘,木代表着人间正道。我佩服两位老先生的智慧和固执,他们揭示了人与树之间纯粹的关系:树为人在提供诗意的栖居,背叛树就意味着背叛自然、背叛历史、背叛文明。

《诗经》和《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对这两部诗集有千百种读法。我有我的读法:我把它们看作关于“生物”的著作,这里的“生物”当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冷冰冰的“生物”;而是洋溢着生命气息的、孕育着人类成长的“生物”。孔子说过,读《诗经》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其中,木的比重最大。那时的情人们都在树下约会,树下有花有草,随手拔起一根初生的小草赠给心爱的男孩,“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树下才能有令人心醉的单纯朴素,树下才能有心灵与心灵的直接碰撞。《诗经》中的名作《伐檀》,我视之为第一首关于“绿色和平”主题的作品。“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砍树人的痛苦与树的痛苦交织在一起,砍树人的命运也就是树的命运。他们共同诅骂的是那些真正与树为敌的人。同样,《楚辞》中的树木种类更是五花八门:宿莽、辛夷、若木、桂树、松柏、若蕙……许多树的名字,我们已经陌生,尽管我们与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星球上。“风飒飒兮木萧萧”、“洞庭波兮木叶下”,树上挂着屈原的心,树叶飘零,屈原的心也感受到树的疼痛。谁说现代人的感觉比古人敏锐和丰富?至少在对树的态度上,现代人是极其迟钝的。

各国的民间故事里,几乎都有老树精这一角色。某些印第安部落认为,人死了以后,灵魂便寄居到树里,永远不灭。一旦有什么重大的决策,祭司便到森林里去,聆听树的指示,也就是祖先的指示,这些行为并不代表愚昧与弱智,而显示着:树是人类某种特定观念标准的象征和化身。我在国子监里瞻仰过那棵千年的古柏。圣庙内是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圣庙外是数人方能合抱的巨柏。这棵柏树被称作“辨奸柏”,据说奸相严嵩率领文武百官拜祭孔庙时,突然狂风大作,柏枝飞舞,将严嵩头上的乌纱帽扫落尘埃。这是野史中的记载,我却宁可信其有。

与人一样,树的生存是艰难的,因为有人间的刀斧和莫名的野火。庄子把自己喻为“樗”,这是一种“恶木”,用来修屋要朽,用来造舟要沉,它以自身的“无用”捍卫了生存的权利,尽管无奈,也不失悲壮。比起龚自珍笔下的“病梅”来,这种自由生长的可能毕竟值得珍惜。

与树为敌的后果是可怕的。佛祖为什么要选择在森林边的草地上坐化呢?我不是佛教徒,但我知道,释迦牟尼起码是怀着对树的敬畏之心来到树下,走完他的人生历程的。六祖惠能说得好:“菩提本非树!”是的,菩提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呀!后来,有个指点江山的伟人偏偏不理解这一点,他仅仅把树看作炼钢的燃料,于是这个民族将长久地承受没有树的灾难,我行经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时,一整天没有遇到一棵树,那时,我只想哭。

在海淀白颐路旁,面对齐地的树桩时,我的感觉也是想哭,我仰望着这些曾经很高的树,它们的灵魂依然站立着,在风中沙沙作响。齐克果把自己比作一棵枞树,加缪也说自己是沙漠中那棵最寂寞的树。他们都忍受着无形的杀戮。而今天,我却在有形的杀戮的现场,身边是车水马龙,一辆车比一辆车更加豪华,这是一个爱车不爱树的时代。情人们不再在树下约会,而在香车里做爱。就连泥土也睡着了,那吸收不到养分的根系还能支撑多久呢?树怎么也想像不到,那群当年在它们身上玩耍的猴子,会如此残酷地对待他们昔日的恩人。没有血泊比血泊更加可怕——自然给人类一个天堂,人类还自然半个地狱。

绿荫消失了,根被拨起来。心中的绿荫也消失了,人类自己的根也被拔起来。我与故乡唯一的联系被斩断了,我真的成了流浪儿。也许,若干年后,我的后代只有在公园里,指着那些水泥做的坚硬而冰冷的树桩问:“这就是树吗?”

不,这不是树。树是站着的魂魄。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写道:如果一个年老的农民弥留之际请求他的儿子不要砍倒窗前的老梨树,老梨树便不会被砍倒,只要他的儿子回忆父亲时充满着爱。

昆德拉是一位不轻易动感情的作家,这是他少数的最动感情的文字。是的,老梨树会留在窗前,老梨树也会留在窗前,只要那位农民的儿子活着。





牛

在所有的生命里,我对牛怀有特殊的敬意。这并不仅仅因为我属牛,也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享受着牛耕种的粮食的中国人。

牛是最有生命感的动物。它们是从文明之前的险峻高原,来到大河流域的。粗暴消尽,温驯凸现。它们行走的姿态,像是有智慧的人。老子出函谷关去的时候,为什么不骑马、不骑驴,而要骑着青牛呢?也许只有牛才配得上老子这样的大哲人。出了函谷关后,青牛与老子到哪里去了呢?这又是一个中华文化的谜,恐怕只有从青牛的子子孙孙的眼睛里才能读解出来吧!

牛的眼睛很大。据说,牛眼里的事物比实物本身大许多倍。我没有向学生物的朋友证实过,但我宁可相信这是真的。这种动人的谦恭显示着世间温暖的精神。《圣经》中,神这样说:“你要把公牛牵到公墓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公墓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四角上。……这牛是赎罪祭。”在众多的动物中,只有牛是没有罪孽的,所以牛能够充当人类赎罪的祭品。它那庞大的身体汇纳众厄,命定与舍身联系在一起。它们以极其悲壮的牺牲,维系着众生的终极平衡,把地狱引向天国。

小时候,七夕之夜母亲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被哥嫂虐待的牛郎赚了我不少泪水,而那会说话的老牛最牵动我的心。织女被抓回天国后,是老牛以自己的献身,给予牛郎一条通往上天的路径。那时我还很小,不懂得牛郎织女爱情的酸甜苦辣、刻骨铭心,只是把满腔的心思都倾注在老牛的身上。少年寂寞的我,没有同龄的好友,便羡慕起有老牛作伴的牛郎来。我访遍了村里的牛们,不厌其烦地跟它们说话,但没有一头牛回答我的问题。它们只顾低头默默地吃草,用尾巴扫蝇蚊。但我在它们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一个透明的孩子。

对于农人来说,牛是伴侣,是家庭成员,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心痛牛的农民算不上真正的农民,奶奶说。说这句话时,奶奶干涸的眼眶湿润了。那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胡宗南在大西南兵败如山倒,刘邓大军节节挺进,在家乡五面山下的平原上,两军最后一战。一群国军的散兵游勇闯进村里,饥饿了几天,他们嚷着杀牛来吃。他们找到了爷爷的牛,那头叫“黑炭”的骠悍的牛,皮毛像缎子一样光滑的牛。连长举起了枪,爷爷嚎叫着扑了上去。士兵们原以为此地民风淳朴,没想到百姓也会拼命。爷爷倒在了血泊中,“黑炭”活了下来。愤怒的村民们抄起锄头犁铧,溃兵们狼狈逃出村子。

爷爷死了,用他的生命换取了牛的生命。“黑炭”自从爷爷死后,拼命地为这个家庭卖力。

奶奶一个寡妇,带大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大伯和父亲先后成为村里第一个和第二个大学生。这在当地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除了奶奶,还有“黑炭”,奶奶不分白昼夜地劳动,“黑炭”也一样。父亲说,念小学时,他半夜里醒来,借着月光,透过窗户,看见院坝里人影晃动。原来,是奶奶和“黑炭”一起推磨,雪白的豆浆在月光下像水银一样透明,从磨盘眼里涓涓流出。他还看见,奶奶额头亮晶晶的一片,“黑炭”的身上也是亮晶晶的一片。那是汗水。

我出生的时候,“黑炭”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它的坟就在爷爷的坟旁边。“阴间里你爷爷也不孤单了。”奶奶自言自语说。每年清明回乡扫墓,奶奶准备纸钱香烛时,总忘不了“黑炭”也有一份。有一次,童言无忌的弟弟说了一句:“那只是一头牛呀!”奶奶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不!它是通人性的牛!”斩钉截铁的。

从本质上来说,牛是孩子。听王岳川教授讲课,他回忆起十三岁的时候,作为年龄最小的知识青年下乡放牛。有一次,他从牛背上摔下来,摔下悬崖,不省人事。不知道过了多久,感到有热气喷到脸上,挣扎着睁开眼睛,原来是牛,牛跪在地上,目光温存地看着他,示意让他骑上去。以前人们以为,只有训练过的战马才会跪下来让主人骑上去,没想到一头普通的村野间的牛, 也会这样做。我忽然又想起了奶奶斩钉截铁的话:“它是通人性的牛!”爷爷救了一头牛的命,而另一头牛救了一个孩子的命,这仅仅是巧合吗?

最先意识到自己罪孽的犹太人,用牛来作为他们与上帝交流的中介。而上帝赐予他的子民的,往往是漫山遍野的牛羊和跟牛羊一样多的后代子孙;上帝愤怒的时候,则让牛都死光,牛死了,也就意味着善死了,这一族人的灭顶之灾也就降临了。牛在印度等南亚国家是圣物,慢吞吞地行走在街道上时,连总统的车队都不敢鸣笛驱赶。对牛的亲近与敬畏,也就是对善的亲近与敬畏。牛与善一样,都处于造物秩序的最低级,却像金字塔的基座一样,承受着所有的重量。难怪有人把牛比作哲学家。

我常常想起爷爷,爷爷的形象是模糊的,爷爷死的时候刚好四十岁,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常常想起“黑炭”,“黑炭”的形象是清晰的,栩栩如生的。人与人之间很不同,我很难在人们中间找到一个人来作为爷爷的参照系,牛与牛之间却很近似,我很容易发现一头与奶奶的描述相近的“黑炭”。我离故乡越来越远了,离故乡的牛们也越来越远了。读到铁凝的散文《孕妇和牛》,我感动得一夜辗转未眠,那是在写我的奶奶和“黑炭”啊!孕妇和牛停在村头,一起阅读斑驳的古碑,孕妇和牛都不识字,但都在“阅读”,用各自的心在阅读。我有时天真地想:假如希特勒读到这样的文章,有一头这样的牛,他还会发动血流成河的战争吗?

我开始理解死也不宽恕敌人的鲁讯先生为什么自比为“孺子牛”了。其实,这并不矛盾,消灭恶,也就保存了善。我站在远方的山岗上,眺望看不见的故乡,仿佛有一群牛向我走来,它们是一支暴力与罪恶之外的力量,微弱不息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舟

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便有了舟。

《圣经·创世纪》中,神对诺亚说:“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透光外,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洪水泛滥的时候,诺亚整六百岁。诺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媳,都迁入方舟,躲避洪水。洪水退去后,地上一切恶的生命都消失了,诺亚走出方舟,重建以善为根基的生活。这是一个悲惨中又透着一丝温情的故事,那一丝温情便系在方舟之上,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真的始于这艘方舟吗?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唯我仪。”这是《诗经》中的句子,舟被作为起兴的景物,可见它在先民心目中和日常生活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舟,不仅是水上的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