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掌控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掌控这个变化的世界

掌控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掌控这个变化的世界

,
0 / 0
How much do you like this book?
What’s the quality of the file?
Download the book for quality assessment
What’s the quality of the downloaded files?
Year:
2018
Publisher:
中信出版社
Language:
chinese
ISBN 13:
9787508681863
File:
EPUB, 1.02 MB
Download (epub, 1.02 MB)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Powered by Rec2Me

 

Most frequently terms

 
0 comments
 

You can write a book review and share your experiences. Other readers will always be interested in your opinion of the books you've read. Whether you've loved the book or not, if you give your honest and detailed thoughts then people will find new books that are right for them.
1

掌控情绪的心理学

Year:
2018
Language:
chinese
File:
EPUB, 421 KB
0 / 0
2

掌控:开启不疲惫、不焦虑的人生

Year:
2018
Language:
chinese
File:
EPUB, 11.61 MB
0 / 0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掌控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掌控这个变化的世界

作者:【美】约翰·奈斯比特【奥】多丽丝·奈斯比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ISBN:9787508681863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掌控大趋势

——如何正确认识、掌控这个变化的世界





[奥] 多丽丝·奈斯比特 [美] 约翰·奈斯比特 著

西江月 译





中信出版社





人类总是抱怨他成为现在的自己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但我不相信这是因为环境。改变世界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寻找梦想中的乐园,当他们找不到时,他们就亲手创造了。

——萧伯纳





推荐序1

奈斯比特:把脉趋势,定见未来


汤敏

严格来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跟着奈斯比特夫妇的“趋势”作品成长起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把中国人点醒的《大趋势》,到1996年的《亚洲大趋势》,再到2010年的《中国大趋势》,及近期与这本书一同面世的《定见未来》,奈斯比特夫妇已经单独写作或合著了9部“趋势”作品。虽然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情况,至少在中国人家中的书架上可能都会有一本或数本奈斯比特夫妇的“大趋势”系列著作,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那么,未来新趋势的核心是什么?奈斯比特夫妇提出了他们的观点:“未来几十年里,单一的大趋势将转变成系统的、整体的、全球性的变革,不管是在政治意义上、经济意义上、社会意义上还是规则或程序上。而且,所有这些变革的速度也将会加快。”

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面世之时,全球化趋势才刚刚开始。那时,美苏两国正忙着在全球称霸;英国还在急着与阿根廷打马岛战争;邓小平向撒切尔夫人展示了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的坚定决心;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第二届大学生正踌躇满志地跨出校门,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在科技领域,当时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个人电脑刚刚问世,而乔布斯还在为他的苹果Ⅲ商用计算机在市场上遭到恶评而焦头烂额。今天,连幼儿园的孩子都在接触的互联网在那时才刚被严格定义,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根本不知它是何物。

世界的发展变化可谓日新月异,今天,全球化的过程已经从以西方为中心跨越到多中心。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曾经被宣称是“历史的终结”,但之后的历史演变成了“全球大变局”。美国经过了90年代风光一时的独霸全球后,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元气大伤。在书中,奈斯比特夫妇不无感慨地说,美国正在从最伟大到伟大的转变中。“这不是美国人民的发展潜力出了问题,而是源于美国政治体制束缚下美国政治人物的极端、无能和固执。”而在民粹主义思潮正在泛起的欧洲大陆,奈斯比特夫妇认为:“欧洲更有可能成为吸引富有的美国人和亚洲人前来参观的历史主题公园,而不是它自己展望的美好前景——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

当然,我们中国人更感兴趣的是想知道奈斯比特夫妇是如何用他们的“第三只眼”看中国的。在过去几十年里,奈斯比特夫妇游遍了中国大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大趋势”系列著作在中国影响很大,他们经常受到各方的盛情邀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想近距离观察这个对世界趋势变化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有意思的是,奈斯比特夫妇并不只是到中国来参加几次研讨会,在大学做几场讲座就回去了,他们深入很多中国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与各类的中国人交朋友,以此来把握中国社会变化的脉搏。他们那犀利的“第三只慧眼”确实看到了许多走马观花的外国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也看到了很多中国人习以为常且没有给予关注的现象。

奈斯比特夫妇眼中的中国是历史长河中的中国。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数据表明,在过去两千年的世界历史中,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直到19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还位居世界第二。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排名不断下降。改革开放后,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又不断赶超,到2010年重回世界第二的位置。各种预测都显示,再用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的GDP很可能又重回世界第一。但从另一角度看,国“大”而不“强”,还是要挨打的。1840年,当我们还是“世界第一”时就被几艘英国炮舰轰开了大门。历史再次印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要从“大国”向“强国”转变,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最重要任务。

最近,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第一次用了中英文两种语言“中国赢了”(China Won)为标题。内中一文《中国经济是如何做好赢得未来的准备的》,对美国现状爱之深,痛之切,跃然纸上。这篇文章从国内安全、经济管控、就业提供、科技进步,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等5个方面进行了美中对比,认为中国都“赢”了,美国屈居第二。历史是如此相似,美国人可能又一次在吓唬自己,激励自己。当50年代末苏联卫星率先上天,80年代《日本第一》一书出版时,美国社会都响起了“我们落后了”的警报,逼着各行各业奋起直追,结果证明是虚惊; 一场。这次是不是“狼”又来了?

作为中国人,我们对国际上交替出现的对中国的“骂杀”和“捧杀”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在这本书中,对美中双方都有很深了解的奈斯比特夫妇就警告说:“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一个多中心世界的转变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更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将一直是这场巨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正如任何巨变一样,这次转变也将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适应外部条件的过程。欧洲一直以全球的道德权威而自居。美国把自己看作受到上帝眷顾的国家,而且它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是绝不愿意退避一边,让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自由通行的。请一定不要低估这场巨变的能量。”特别是最后的这一句话,分量很重,寓意颇深,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除了地缘政治的大变化外,人类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科技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为代表的震撼世界的新科技日益发展的同时,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将发生史无前例的大变化。这一方面让人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另一方面人们对未来的变化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战战兢兢、心存疑虑。牛津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现有的大量工作在未来的20年内将会被机器人所替代。大量的信贷员、柜台服务员、法务助理、销售员会被机器人夺走饭碗,连电脑程序员、记者甚至医生这些岗位也岌岌可危。

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坏消息接踵而来。在临床执业医师最近的综合笔试中,科大讯飞研发的“智医助理”机器人取得了456分的成绩,属于全国53万名考生中的中高级水平。科大讯飞“智医助理”机器人将致力于辅助医生进行临床诊疗。无独有偶,日前IBM的机器人沃森只用了十多秒钟就给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一位胃癌晚期患者开出了诊疗方案。目前,美国的癌症5年存活率已经达到66%,而由于诊疗水平参差不齐,我国这一比率只有31%。肿瘤领域知识更新发展极快,2015年癌症领域新发表的文献为44万篇,勤奋的医生一年或许也只能看1 000篇,而沃森用几十秒就能看完,不但全记住,还能进行分析。沃森诊断的准确率已经比美国几个主流医院的顶尖医生高出很多。

目前,各个行业、各个年龄段的人们对新科技带来的变化都有着强烈的焦虑感。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不久会不会被淘汰?我们现在的工作岗位未来会不会消失?在过去的蒸汽机革命、电气革命以及迄今为止的计算机革命中,人们对就业岗位的悲观预测一次又一次地被新的工作机会所打破,人类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机器。但是要注意,过去的机器代替的是人的手脚,而现在的人工智能却直指人类的最核心竞争力——大脑。按牛津大学尼克·波斯特洛姆教授的预测,超级智能将在包括科学创造、普通智慧和社会技能的每一个方面都要比最有智慧的人类头脑还要聪明。软件银行集团董事长孙正义更是悲观地预测,未来30年内人工智能的智商,将达到10 000,而现在人类的平均智商只有100。即使是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智商也只有200。如果孙正义的预测真的实现了的话,哪怕再晚上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又如何与超级智能机器人竞争?

面对如此扑朔迷离的未来,无怪乎奈斯比特夫妇要在书中大声疾呼:“作为一个全球性社会,我们正站在当下与未来的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该如何准备?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对每个人、每个国家和我们这个世界而言,我们面前的最大可能性是什么?”

未来趋势到底如何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掌控与应对?还是去看他们的书吧!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





推荐序2

从察今到察明:中国学即未来学


王义桅

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吕氏春秋·察今》



在中国,托夫勒、奈斯比特是与未来学连在一起的。他们的著作,一下子把善于从丰富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的中华民族的目光投向了人类未来。近年来,奈斯比特夫妇将目光转向中国,与中国人更接近了。《掌控大趋势》就是他们的最新力作,其中不仅论述中国的未来美好前景,且对“一带一路”倡议等都做出了预测,读起来十分亲切。





一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是中国人的素养;以大见大,见宏知趋,则是我们的短板。如今大数据时代,预测大趋势日益成为国人的习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4年发表的全球趋势预测报告,无疑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奈斯比特夫妇的著作,则更接地气,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品味。

未来已至,只是分布不均。智者知而愚者背。因此,人们常对诸葛亮、刘伯温知五百年前五百年后的神机妙算赞叹不已,对《推背图》的未来学如痴如醉。剔除其神秘色彩,探讨未来科学之演变趋势,美国未来学家的著作给我们以启示。我就是在阅读奈斯比特、托夫勒的著作中憧憬世界和中国未来的。

我从未来来,这是未来学家的视角。美国历史短出未来学家,中国历史长出历史学者,因此有《史记》2040年9月9日“五星出东方”的预言。不过,古代智者的预言勿宁说是一种信念。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当今时代,仁智者乐海洋。我们的目光要投向深海、极地、太空、网络等全球公域,实现中华文明从内陆走向海洋、从农耕走向工业化及信息化,从区域走向全球的三大文明转型。奈斯比特夫妇的最新力作《掌控大趋势》,坚定了中华文明转型的自信与自觉。





二


以后天看明天,以昨天看明天,中国不只是历史,中国正成为未来代名词。从察今到察明,这就是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夫妇近年将中国作为素材的缘故吧。中国不再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而越来越成为未来学家的关注国度。

21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国学即未来学。五千年悠久文明,第一次实现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倡议——“一带一路”,正再造中国,再造世界。

奈斯比特是未来学代名词,但是当今世界陷入海德堡测不准原理困境,不再是线性进化逻辑所能描绘,亦非未来学家所能憧憬。大趋势的随机性在增加。我们对未来学家的著作也要批判阅读,不能迷信。为什么预测难?因为世界不确定性:当今世界,几十亿人在搞工业化、全球化,规模上超越历史;质量上人类步入天地一体、人机交互、万物互联的时代,结构上权力分散化、信息碎片化,也使得预测难。中国古人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今世界的分与合交织,中国学与世界学相互促进,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世界;研究世界,也为研究中国。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1]在这种不确定性世界里,中国是最大的确定性力量。中国的“基因”经历数千年的沉淀,不会变。因此,中国的国家认同成本最低——汉字的贡献巨大,故此才能伟大复兴,符合道法自然的规律,其表现形式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当今中国政治最大优势。美国、欧盟人造组织,过去靠民主去建构合法性,如今民主陷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困扰,凸显文明底蕴的缺失,不能实事求是的尴尬。





三


世事无常。掌控大趋势,是每一个战略家的理想,然而大战略家是塑造趋势,使人趋之若鹜,而非简单造势,势尽权倾。虽天道无常,人心恒久。我们阅读奈斯比特等未来学家著作,当以“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不足以谋一时”的气魄,批判吸收。还是那句话,关键在人心之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中国版的《掌控大趋势》。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近著《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分获“2015年中国好书”“2016年中国好书”,新著为《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再造中国:领导型国家的文明担当》)


[1] 参见《人民日报》2017年1月22日01版《与世界同行,助人类共赢》一文。——编者注





专家导读

追寻大趋势的脚步,感悟趋势之美


时寒冰

大趋势在哪里?如何找到它,并沿着它的指引前行?

对于很多人关心的这个问题,作为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埃森哲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的约翰·奈斯比特,在连续几部著作中给出了他的预测。他撰写的《大趋势》一书,在全球的销量超过惊人的1 400万册。

约翰·奈斯比特的研究非常接地气。他使用自创的“内容分析法”做研究,而所谓的“内容分析法”,就是广泛收集各地报纸,每天对这些报纸的内容进行分类编排,建立索引和分析比较,从中判断出将来的一些发展趋势。这种分析方法,也是我做趋势研究时比较常用的方法之一,只是,我把它叫作“新闻解读”。

在这部与多丽丝·奈斯比特合著的《掌控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掌控这个变化的世界》中,他对全球的趋势做了比较宏观的推导,其中,美国、中国、欧盟占据着更多的比例。无论从既有实力,还是从对世界的影响来看,这样的安排都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安排,毕竟,大家更喜欢阅读更多与中国相关的内容。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曾经傲然屹立于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之巅,无出其右者,这是一段无比辉煌的历史,随后,逐渐衰落,昔日的辉煌被惨痛的记忆所取代。

相比中国曾经在数百年内保持的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美国作为一个军事和经济大国的优势地位实际上是很短暂的。约翰·奈斯比特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相对悲观。他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至少在特朗普任职中期,中国都将是赢家。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是对中国政治自信心的一种提振,中国治理模式也会因此在美国国内受到更多的追捧,还有中国在其友好国家中的地位也会随之更加稳固。当选总统特朗普宣称要退出把中国排斥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还要停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简称TTIP)的谈判进程,这些都给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发挥可信赖的引领作用创造了机会”。

无论是TPP,还是TTIP,都是把中国排挤出去的一种贸易网络,这种战略布局的用意,就是为了阻止中国的崛起,当中国难以找到更好的破局方案时,特朗普一手撕碎了这个战略布局。不得不说,这是特朗普先生送给中国的一份大礼。

这种局面让很多美国人难掩心中的淡淡的忧伤与失落感,以至在如此严肃的趋势研究书中,也出现了如下充满感情色彩的表述:“丑陋不堪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进一步破坏了美国的形象,这也使得美国模式更难成为其他国家加以效仿的国家治理模式。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被30年前还是极度贫困、落后的国家推下神坛的日子好像也为时不远了。”

特朗普退出TPP及之后的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做法,相当于放弃了美国的领导权,放弃了对全球游戏规则的掌控,而一直以来,美国强大国力的形成与其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把控者是密切相关的。

《掌控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掌控这个变化的世界》也特别提到了科技进步对于大趋势的巨大影响力:“数据可以影响并改善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书中同时指出,“算法已经让机器达到了模仿人类行为的程度。这不仅是科技进步的一个优势,而且还蕴藏着影响人类思想和公众观点的无限机会……很多国家正在使用机器人作为宣传机器以影响公众舆论。某些政府使用虚拟机器人压制反对的声音,政治家用虚拟机器人中伤他们的对手,而且使得这种中伤看起来非常可信”。甚至连Twitter(推特网)也承认,2 300万活跃用户实际上是虚拟机器人,大约占其用户基数的14%。虚拟机器人能够人为地提升政治候选人的支持率。

这其实就是事物发展的两面性。

如同趋势的发展一样,原本流畅的脉络也许会突然因为某个重要人物或事件的发生而改变。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前,没有谁会想到TPP会因美国的退出而陷入困局。这种不确定性正是趋势研究的重大挑战,当然,也是趋势研究的魅力所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仅仅半年的表现,就已经让美国民众大失所望,使得特朗普成为自1945年以来上任前6个月支持率最低的美国总统。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问题所在,这种问题就可能在下一次的选举中得到修正,美国强大的纠错机制永远是其走向强大的永恒力量。而后,大趋势重回原先的轨道。所以,大趋势一直都在,它的脚步所指引的方向一直都非常明确,尽管,在某个阶段它会偏离原有的轨道。

这就是趋势之美。站在当下,感悟未来,感悟趋势之美,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

中国面对着特朗普馈赠的机会,不应该沾沾自喜,而应该抓住宝贵的机会,修正自己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受益者。尽管这本书对中国有着诸多溢美之词,但它也冷静地指出:“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这是由于中国把很大一部分的固定投资放在了房地产领域,推升了房地产价格。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降低了房地产的需求,最终导致产能的急剧扩张和过剩。与此同时,劳动者权利的提升也使得中国的投资效益不高。一些投资也正流向他处……”

这些顽疾对未来趋势的影响,跟美国选出一个年迈的商人总统以致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角色的暂时改变,孰重孰轻呢?谁更容易得以修正呢?冷静思考这些问题,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性而准确地研判、把握未来的大趋势。

作为一名趋势研究者,应邀为趋势研究前辈的著作写序,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还必须提到的是,这本书的译者给了我很多感动,他不仅仅是一位认真的翻译者,更是一位专业而严谨的研究者,他对作者在书中提及的数据、案例等,一一核对,对明显的错误之处进行校正,对不确定或有疑问之处与作者逐一进行沟通、修正。译者对细节近乎完美的追求,其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使得此书的中译本变得更为精彩。我相信,这种认真的态度也必然会得到读者的认可与欢迎。

(作者系知名经济趋势研究专家)





引言

把思想变成一本书


自从《大趋势》在1982年首次出版以来,我们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下一轮大趋势是什么?”

几乎每个人——包括我们,都想要一幅清晰的路线图来帮助我们描绘一个可预见的未来。凭借或多或少的信息,再加上我们的想象,我们能够大体描绘出一幅未来的画面。《大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和其成功之处是帮助人们有条不紊地应对这个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世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当前这个世界的观察和分析,勾勒出一幅未来世界的图景。那本书陪伴读者经历了美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型。

回过头去看一下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它在帮助人们“轻松驾驭前进道路上的大趋势”方面所提供的真知灼见。在那本书中,我们阐述了从工业化社会到信息化社会的巨变,概述了意义重大、影响力巨大的10个大趋势,这些巨变和趋势一直影响着社会的变革,并且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生产、劳动力市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娱乐产业和社会生活。人们所讲述的通过阅读《大趋势》而获益的故事大体是:那本书帮助他们认识到了正呈现在面前的10个大趋势,它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更加明晰,“《大趋势》帮助我把散乱的游戏拼图拼在了一起”。





1982年的《大趋势》: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消息


虽然《大趋势》是基于美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撰写的,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大趋势》在57个国家出版过)也能获益良多。因为,单一的发展趋势正从西方世界向其他世界扩展。读者朋友们在其思想理念的指引下,通过不断反思,提升了自己的思维。正是在这种清晰思路的指引和帮助下,学生们、企业员工和公司管理者才得以完美地规划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商业战略。

虽然《大趋势》所描述的变革是根本性的,但它是已经存在的变化的自然延伸——虽然不是很明显。或者可以说,《大趋势》一书所阐述的基本上都是已经存在的事物,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再思考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变革都是很受欢迎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革的驱动力总是来自美国。因此,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不过亚洲人也是持欢迎态度的,尤其是中国人,因为在那时,中国人学习和进步的目标与方向就是西方世界,而且主要是美国。即使在西欧——虽然他们从来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态,但他们仍然坦然接受了美国的引领。因此,1982年《大趋势》的出版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消息。

在《大趋势》出版后30多年里,它所描述的趋势变化越发明显,变成现实的速度也在加快。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作为合著者,我们一直详细地记叙《大趋势》所描绘的变化。《亚洲大趋势》(Megatrends Asia)一书描述了亚洲的经济崛起;《高科技,高感触》(High Tech High Touch)阐述了信息时代所带来的让人始料未及的结果;《中国大趋势》(China’s Megatrends)所讨论的是中国的支柱问题,以及中国对西方正在建立并固守的世界领头羊地位所发起的挑战;《全球大变局》(Global Game Change)于2015年首次在中国出版,主要讨论的是地缘政治的变化。这些书中提到的很多变化在《大趋势》一书中都有相关预测,而且还做出了一些阐释。





新的大趋势正在到来


关于下一轮大趋势是什么的问题还悬而未决。趋势是不能强制出现的,大多数所谓的趋势都是转瞬即逝的时尚风潮。大趋势并不是每两年都会出现的。你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睁大你的双眼——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慢慢地,随着我们不断游历和观察世界,一些事情看起来发生了变化。它开始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难以察觉的,就像飘浮在空中一般。我们抓不住它,却能感觉到那就是一种深刻的变化。

我们开始的研究就是想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真正发生了变化。后来我们感觉到了很多变化都是与15世纪的改革运动并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15世纪的宗教改革催生了现代社会、西方的崛起,也塑造了我们过去200年里一直固守的世界秩序。我们开始了一份创作草稿,选择《全球改革运动》(Global Reformation)作为暂定书名。当我们继续创作的时候,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正像历史上的改革运动一样,我们这个时代也充满了机遇。因此,我们把暂定书名改为《伟大的开放》(The Great Opening Up)。我们继续我们的研究,然而当你深入研究一个课题时,有一天我们突然明白:它所描述的不仅仅是新的大趋势。我们正在见证的是全球规则的根本改变。这不是我们在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一书所描述的那种变化——变化的路径是从美国向其他世界——而是平行的变化,几乎涉及各大洲的国家,发生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向,彼此相互催生,政治上、经济上和技术相互连接。正像在15世纪一样,我们所见证的这种变化将会带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我们的第一种研究路径,就是对比15世纪的改革运动,它指引我们走上了正确的研究轨道。在15世纪,机械式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沟通与交流的革命,也使得教育机会从精英阶层扩展到大众。城市在扩张,平民阶层的财富也在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天主教会的权威正在慢慢褪去。在我们这个时代,与印刷机同时并存的是互联网,它使得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一起相互沟通、交流并相互影响。个人的发展和商业的运作不再仅仅依靠单打独斗,或者局限于特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依赖全球发展的各个板块的协调和整合。

开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16世纪改革运动的强力推动下,天主教会的政治影响力和它对教育与科学的控制力消逝殆尽了。直到那时,人们所接受的教育还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就像罗马教皇和罗马是宗教的中心一样。科学家开始站起来与数千年来的“智慧”相抗争——那种太阳围绕着地球旋转的信仰。虽然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演变并没有直接改变普通人的生活,但它带来广泛的影响,使得科学告别封闭状态走向了突破与爆发。关于我们自身的起源问题,在宗教思想统治了人类400多年之后,达尔文才开始质疑天主教的最后一片信仰领地。

与500年前社会发展对等的,是我们今天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然而美国已经不再声称它是全世界的引领者。它对全球权威的自我认知已经不再无法挑战了,它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受到了挑战。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驱动者和引领者,在全球经济体中的地位正在日趋稳固,这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西方国家长期占有优势地位的科技进步上。总体上,西方民主的内生危机、经济萧条、政治分化都呈现出整体性、系统变化的特征。事实上,最终的书名《全球大变局》还是很恰当的,它于2015年在中国出版,之后版权输出到了16个国家。

《全球大变局》解决的是什么正在发生的问题,但它没有触及如何应对的问题。如何应对变化的复杂性成为我们关注的核心,所以最后才撰写了本书——《掌控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掌控这个变化的世界》。





第一章

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从单一大趋势到系统和整体的改变




在我们的前一本书《全球大变局》中,我们阐述了全球格局的新变化,同时也分析了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但在那本书里,我们没有完全抓住当前正在发生的全球变革的综合特征。根据我们的判断,未来几十年里,单一的大趋势将转变成系统的、整体的、全球性的变革,不管是在政治意义上、经济意义上、社会意义上还是规则或程序上。而且,所有这些变革的速度也将会加快。

抓住并描述大趋势的特征是一回事,真正理解引起全球经济领域和政治体系内系统性、整体性、颠覆性变革的推动力又是另一回事。当然,聚焦于如何掌控并利用这些大趋势也是另一回事。

在很多方面,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地缘政治格局、经济图景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革,我们渐渐很难跟上变革的步伐,也难以适应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在20世纪80年代,当我们创作《大趋势》时,还不需要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结构进行反思,因为那时西方世界一直保持优势地位,而且还在加强这种优势。而如果我们想要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哪些变革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打开思维,在全球新的背景和规则下,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思考这些问题。





掌控今天的大趋势


正如我们所强调的,我们今天必须掌控的多数大趋势在20世纪都已经扎根了,在那时很多颠覆性技术已经开始萌芽。最具有颠覆性的两大技术——计算机和互联网,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这两大技术推动社会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转变。而且,这两大技术还将继续驱动今天的大趋势。还有两个极具跨越性的大趋势是数字化和全球化,这两个大趋势相互连接,它们也影响和放大了所有的其他趋势。





数字化


数字化(把信息转换成数字格式的过程)可以无缝对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功能,它能够实现文本、图片、图示、音频、视频等信息的转换、存储和电子传送。最开始,计算机和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平台,以促进信息共享和交流的方式促使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变。近年来,这个平台的角色又转换成一个社交平台,使得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够实时交流和分享。现在,它又正在改变我们受教育的方式、工作的方式、生产的方式、交换的方式以及对商品和服务进行支付的方式,还包括我们娱乐的方式、投票的方式,甚至是我们驾驶汽车的方式(无人驾驶也可能会变成现实)。

数字化是大多数产业和政府机构的主要颠覆性驱动力。可以举一个例子,现在媒体公司都在为博得受众的眼球而绞尽脑汁。在过去,媒体消费者对电视频道、无线电台、新闻报纸、图书、杂志和其他形式媒体的选择范围相对很小。媒体类公司所面对的竞争不仅是行业内的竞争,也会面临非媒体类公司甚至是个人的竞争,这些非媒体类公司或个人能够通过数不胜数的互联网渠道近乎实时地制作、记录以及发布各种各类的媒体信息。现在,媒体类公司正在积极采用多渠道进行信息传播,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渠道并不能扭转局面。正如地平线传媒公司(Horizon Media)分析师布拉德·阿德盖特(Brad Adgate)所指出的,“在一个媒体喧嚣的时代,很多公司都在尝试多渠道传播模式。但要想成功并不容易,因为如果你忽视了你的核心业务,你就有可能一败涂地”。

然而,正如我在《高科技,高感触》一书中所言,技术是平衡人类对这个世界反应的重要因素,因此当我们观察技术驱动所带来的变革时,我们也能观察到人们对基本需求的关注度在不断增长。也就是说,技术的崛起会带来人们对自然、健康、娱乐、运动、音乐、艺术、精神和其他人类基本需求的关注。

不幸的是,这种平衡高科技与高感触的需求并不总是能引起人类的反应。例如,在美国,教育体系已经把关注的重点从人文学科(有些人认为没有多少商业价值)转移到了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课程上。虽然关注STEM课程对培养高科技劳动力队伍相当重要,但教育系统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削减了能够提升创造力的课程和课堂活动,比如艺术、音乐和体育。毕竟,虽然很多高科技公司是由工程师创立并经营的(其中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是苹果公司,它是史蒂夫·乔布斯创造性思维的产物),但相对而言,中国的书法要比完美的算法更能启发人的灵感。





全球化


经济的全球化——在1982年的《大趋势》一书中所讨论的——还将持续下去,但由于受数字化的影响,其速度、互联性、互通性都会增强。另一方面,驱动力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洪流从西方世界涌向东方,其中从南方新兴经济体一直涌向北方的一股强大洪流正在获得力量,并改变着地缘政治格局。

毫无疑问,全球南环经济带经济权力的增长带来了政治影响力的崛起。了解新兴经济体的思维模式,不仅是了解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转向多中心世界的关键,而且对于了解这些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消费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西方商业世界也至关重要。

了解中国——关于它的崛起我们在《亚洲大趋势》《中国大趋势》这两本书中进行过阐述,不仅有助于我们获得其长期战略规划的远见卓识,也助于我们充分利用其巨大的消费市场。

互联网的出现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才刚刚开始。现在,又到了我们拥抱新技术之无限潜力的时候了。





聚焦大趋势


我们的经济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城市之间、行业之间的关联性与综合性日益增强。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全球日益增长的中产阶层的消费和需求对政治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老龄化人口与日益增长的涌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壮年劳动者的人口数量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挑战也越发明显。

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我们看到了世界正朝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数字化正在放大公司的互联性,也在培育研发新产品和服务以及开拓新业务的商界精英。教育领域的数字化也将使得素质教育跨过地理疆界。

从地缘政治上看,我们正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跨越到一个多中心的世界。我们正在见证全球南环经济带国家的崛起。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促动下,新的商业贸易路线也将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新的经济联盟也正在经济力量和政治地位的转移过程中施展魔力。

全球权力平衡的变化将会是遭遇最大抗拒的大趋势。而在其他大趋势中,不论是对技术进步的适应、不断增长的互联性和互通性所带来的影响,还是解决人口挑战问题、进行教育改革以及实施环境监测评估,它们对我们心理上的影响都不如全球权力的转移强烈。





竞争与合作:参与者们的游戏


过去200年,西方是世界主宰者。它是经济、文化和技术进步的驱动力。它也宣称是全球商业标准和政治规则的制定者。

西方所宣称的优越性的其中一大支柱是,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西方模式在过去是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西方生活方式、西方商业规则、西方服饰和饮食等西方文化席卷各大洲。请想象一下,当我们谈论西方时,它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7%,但就是这17%的人口占据了世界75%的财富。然而现在,这一切就将要终结。

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一个多中心世界的转变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更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在21世纪的上半叶,我们将一直是这场巨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正如任何巨变一样,这次转变也将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适应外部条件的过程。欧洲一直以全球的道德权威而自居。美国把自己看作受到上帝眷顾的国家,而且它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是绝不愿意退避一边,让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自由通行的。请一定不要低估这场巨变的能量。





自信还是和平崛起?


如果不分析中国的作用,那么探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就没有什么意义。中国是全球权力大变迁的主要角色,正像我们在《全球大变局》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当谈到权力均衡时,军事力量可能会首当其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是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过去30年里,聚焦的重点从俄美关系转移到中美竞争关系,它们都牵涉两个国家的地缘战略竞争。中国正在大规模推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且,虽然中国还是以大规模生产而著称,但它现在已经开始聚焦于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生产质量与生产水平。

2016年6月,我们被邀请参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的大阅兵。虽然我们最终没有接受邀请去参加大阅兵,但我们感受到了大阅兵的热度。整个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了天安门广场上整齐划一、步伐精准的阅兵队伍,它不仅象征着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也代表着无限忠诚的群众力量。在中国设计制造的卫星指引下,1.2万人的大阅兵队伍的实际位置和指定位置相比,误差不超过几厘米。

BBC(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评论员对此评论道:“创造和革新已不重要,整齐划一和服从才最重要。”“中国被‘二战’蹂躏时是历史上最衰弱的时期,”中国报纸《环球时报》在一篇评论中写道,“但70年之后,中国已经成长为令人瞩目的全球性大国。”





在竞争中共存


中国是东亚地缘战略和军事现代化的驱动力,它正在获得日益强大的地位,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实力和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使得它有能力在其三大海洋——东海、南海和黄海——施展地缘政治影响力。

中国宣称它一定会和平崛起。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将不断增长,从长期来看,这也将有力地支撑中国经济一体化和繁荣的发展战略。

尽管有不少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甚至垮掉的预测,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让这个国家越来越密集地置于全球的聚光灯下。凭借其世界大国的地位,中国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强。中国没有西方选举政治的束缚,所以它能执行长期的战略规划,也能在必要时进行政策转向。中国成功成为世界工厂,但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国家制造业衰落的替罪羊。它们把错失数年的适应生产和工作环境的机会,以及错过开拓新的贸易路线和新市场的机遇都怪罪在了中国的头上。

现在,中国正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依靠政府的权威和领导解决它的问题,而西方国家正受制于党派纷争,其决策和行动都受到阻碍。





西方民主的危机:控制还是推波助澜


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我们都能看到政治上的不满和分歧。右翼政治家和党派正在获得执政根基。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力正在抬头,不满、不信任和分裂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变革的任务极其艰巨。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美国一直在不懈地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用于支撑其过去的增长速度。对美国来说,经济危机并不是始于2008年,而是在当时最显著。今天的美国还缺少200多万个工作机会,很多人为了养家糊口需要从事不止一份工作。低迷的投资和萧条的生产正在破坏这个国家曾经强有力的恢复机能。

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难以平复的裂痕,以及两党领导阶层弥补这种裂痕时的挫败已经导致政府陷入一场僵局。国家已经接近瘫痪边缘,其有效应对严重挑战的能力正在急剧弱化:日益膨胀的国家债务、资金匮乏的社会安全体系、不断减少的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机会、缺少规划的医疗保健系统、恐怖主义日益增长的威胁、贸易不平衡、不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松散的移民制度、正在衰减的美国军事力量、党派之间的不信任……所有这些挑战他们必须都要解决。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陷入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对抗之中:一位令人难以置信,另外一位让人心生芥蒂。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大选,但他没有任何政治纲领,只是抓住了那些反对政治制度、反对全球化、反对移民制度和自由化,以及感觉被抛弃、害怕失去的人的心理。

毫不奇怪,关于如何才能使美国变得更加强大,如何才能使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美国经济等问题,怒火和不满情绪超越了理性的争论。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不是美国人民的发展潜力出问题了,而是源于在美国政治体制束缚下美国政治人物的极端、无能和固执。





美国梦:覆灭还是重生


这不是突然就出现的。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西方的优势地位正在走向终结。这无关好坏,它是非西方国家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尤其是中国,以及搭乘中国顺风车的经济体,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考虑到中国的历史,这并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真正让人吃惊的是美国政治的变化。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支持还是反对这位新总统,也收起震惊或快慰之心,我们应该思考的不是这场竞选,而是这位当选的特朗普总统在任期内究竟该如何实现他的宏伟蓝图(抑或是未来他将如何一败涂地)。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是无法做到让美国再次强大的。而“一起更强大”[1]也不足以赢得大选胜利。现在的重点不是反对这个体系,而是如何去改造这个体系。接下来,要想打消国内选民和全球的质疑之声,就要看特朗普总统该怎么做了。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预计,至少在特朗普任职中期,中国都将是赢家。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是对中国政治自信心的一种提振,中国治理模式也会因此在美国国内受到更多的追捧,还有中国在其友好国家中的地位也会随之更加稳固。当选总统特朗普宣称要退出把中国排斥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还要停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简称TTIP)的谈判进程,这些都给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发挥可信赖的引领作用创造了机会。谁能想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成为坚定拥护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的领导人——就像2016年11月他在秘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上所表示的,整个世界却又因美国关闭自由贸易大门、否认气候变化的声明而担惊受怕呢?

最近的事态发展明显有利于中国的战略目标。在《中国大趋势》中,我们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运转就像一家企业,它有着很强的目标指向。在中国,要想加入中国共产党,考察是很关键的,它在政治上的精英管理制度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至于美国,一位政治上的新人能否重建美国的企业还有待观察。

这虽然是个老话题,但我们目睹的是一场逐底竞争。面对这种局面,投机主义者可能会说,一旦达到最底部,你就有坚实的基础可以用力一搏了。





欧盟:如何应对28种思维模式


在海洋的另一边是欧盟,尽管欧盟的思想与理念堪称宏大、高远,但实际上,欧盟成员国中没有一位领导者愿意服务两个“主人”——既要服务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又要照顾到整个联盟的利益。





服务两个“主人”


在《定见未来》(Mindset)[2]一书的第十三章《欧洲:主题公园变形记》中我们写道(我们对美国的看法依然是乐观的):

整个“欧洲的塑像”共有25种思维模式和两个心脏。25个国家的思维模式与其他无法融合的因素——传统、雄心、福利和经济领导权——混杂在一起。它的两个心脏也是以不同的节奏在跳动,一个是经济霸权,另一个是社会福利。骄傲和雄心都想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无论要达到哪个目标,这两方面都必须相互妥协,但它们又都不愿意这样做。根据经验,我们相信欧洲更有可能成为吸引富有的美国人和亚洲人前来参观的历史主题公园,而不是它自己展望的美好前景——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



在我们写作之时,欧盟共有25个成员国。后来又增加了3个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克洛地亚,这使得欧盟的运转变得更加困难重重。





对“精英政治”的反抗


欧盟很多国家的公众都宣称反对所谓的“富人”,他们深受右翼政党和政治人物的鼓动,这些政治人物和政党有法国的玛丽·勒庞(Marie Le Pen)[3]、荷兰的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4]、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简称AfD)[5]、意大利的贝佩·格里洛(Beppo Grillo)[6]、奥地利的海因茨–克里斯蒂安·斯特拉赫(Heinz-Christian Strache)[7]等,名单还会继续增加。

我们担心的是,西方的民主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对“精英政治”的反抗只是冰山一角。在民粹主义的口号、任意滋生的分歧、普遍的不信任倾轧之下,文化的冲突愈演愈烈,已经深入到身份认同感、社会归属感严重缺失,最重要的是希望已荡然无存的国家和社会的根基之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其一是努力达成共识,以此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其二是不畏艰难险阻,在民族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充斥的世界中摸索前行。





掌控危机?


利用机会的第一步是排除最近的障碍——不论是处理个人事务还是公众事务。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中国和韩国,如果没有行动上的破釜沉舟,它们就不可能实现崛起。“实事求是”是扭转其政府治理体系的支柱之一。对西方民主困局的解决方案并不是重返专制的治理体系(就像匈牙利所发生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土耳其所发生的事情)这么简单。

这里的解决方案是在多党体制下排除障碍、寻求共识——而不让与之相反的意见有生存的土壤。还需要为不同的政党投票,但在大选结束之后必须要整合各方分歧。这种机制从长期来看都是有效的,而且如果我们懂得责任和义务,它会一直有效。





辨清、掌控大趋势


解决当前的危机是需要时间的,当然世界发展的脚步不会停下来等待我们,却也无法阻止我们思考自己的观点并发现属于自己的机会。时不我待,要转变就要立即行动。尽管主流媒体都在传播厄运连连的负面消息,尽管你还深受由社会化媒体狂轰滥炸的“点赞”“转发”所带来的挫败情绪的感染,但你能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是,从负面的现实环境中逃离出来,摆脱固有思维的羁绊,重新思考并做出你的判断。

在这里,准确而完整的信息是关键。在搜集事实根据和信息的过程中,高质量的媒体是很重要的——即使花费不菲也值得获取。不过它只是我们所需要的整合信息中的一部分。在这个迫近转变的时间节点,我们将使用案例并提供工具帮助你调整思维以及做出自己的判断,也帮助你形成自己的思维模式,从现实角度来判断这个世纪的第一个50年。





旧的世界正在消逝,新的世界正在崛起


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你对这个世界都会产生一种观点——不论这种观点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你甚至可以选择忽视它,或者把你的脑袋埋在沙子里。我们强烈鼓励你乐观看待这个世界,正如萧伯纳所言:

人类总是抱怨他成为现在的自己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但我不相信这是因为环境。改变世界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寻找梦想中的乐园,当他们找不到时,他们就会亲手创造。



如果你看透了未来的现实图景,如果你能预见到新的变革和正在发展的力量核心,那么你就能提前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未雨绸缪地做好你的商业规划。我们的目的是让你更好地了解展现在你面前的这个大环境,帮助你排除掉影响你发挥最大潜能的障碍。《掌控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掌控这个变化的世界》将会帮助你聚焦并利用未来的机会——不论是什么样的机会。变革正在路上,你不能阻止它,但你有能力选择融入其中或者游离于边缘之外。


[1] 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竞选口号,另有译法为:团结就是力量。——译者注



[2] 《定见未来》中文版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17年11月与本书同步出版。——编者注



[3]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创始人。——译者注



[4] 荷兰最具代表性的右翼人物,荷兰自由党领导人。由于极为激进的言论,他成功登顶荷兰政治圈的“第一网红”。——译者注



[5] 也被称为“德国的选择”“德国新选项党”,是2013年成立的德国小党派。该党认为欧元为失败的货币,一些无竞争力的国家使用欧元而拖累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因而阻碍欧洲融合。所以该党也被德国大众传媒称为“反欧元政党”。——译者注



[6] 意大利喜剧明星,2009年,组建了意大利政党“五星运动”,主张反欧洲一体化、反紧缩、反移民。——译者注



[7] 奥地利自由党政治家,2005年4月任自由党党主席。——译者注





第二章

摆脱思维惯性:

如何做出判断并掌控你的情感




“变化的十字路口”是2016年10月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的一次会议的主题。此次会议的声明和提出的问题已经表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深刻变化已经触手可及,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变化的各种可能性:

在每一个即将到来的10年里,变化的速度都呈现指数级增长。作为一个全球性社会,我们正站在当下与未来的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该如何准备?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对于每个人、每个国家和我们这个世界而言,我们面前的最大可能性是什么?



毋庸置疑,即使拥有同样的知识水平,人们对未来所发生事情以及未来可能性的描绘都是大不一样的。





不要把一切建立在预想之上


我们常常拿拼图来比对未来世界的场景,这种比对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一张拼图总是有预先设定的图像,不论这张拼图由多少块模块组成,只有一种拼法才能拼成预先设定的图像。相对而言,当我们想象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头脑里会有不同的模块、不同的拼法,也会拼成不同的图像。你可能会说,在我们头脑里有多少幅图像就决定有多少种结果。就我们的命运而言,只要我们能够选择、利用、改变并创造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那么乐观、坚定、坚韧的心态总要比悲观的情绪让我们走得更远,获得更多。法国小说家阿尔方斯·卡尔(Alphonse Karr)曾经写道:“一些人抱怨玫瑰上的刺,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刺上还有玫瑰。”





准备并时刻警醒


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很少出现以我们满意的方式达成的满意结果。因此,一个长期可行的人生规划是很难实现的,这其中有太多的干扰因素,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也会让我们改弦易张。既然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难规划好一条笔直的且能轻松驾驭的人生道路,那么要想描绘全球发展的未来图景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论是规划我们的人生道路,还是预判我们生存的环境,关键的问题都是要获得最可靠的信息。只有这样,当机会真正来临时,我们才能不失时机地抓住它、利用它。

当然,机会的出现不会像火车进站。机会甚至可以在一个让人极其沮丧的、最初看起来很不利的情况下出现。在大约90年前,作为获得个人非凡成就的作者之一,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描述了机会的几个不同特征。在其经典畅销书《思考致富》(Think and Grow Rich)中,希尔指出,机会经常超出你的预想,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或者从一个不同的方向出现:

这就是机会的其中一个小把戏。它会悄悄躲藏在门后面,常常伪装成不幸或暂时的失败。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能辨识机会的原因。



希尔这本书是写给那个时期的美国读者的,以此指导他们如何做好人生规划。虽然那时的美国人还在忍受着1929年的经济大崩溃及其后续影响,但他很确定地说:“史无前例的重大机遇将会出现。”不过,他也警告说:“那些害怕新思想的人们注定是抓不住机会的。”





重新调整不是扼杀希望,而是打开新的局面


对于新的思想和新的环境,如果我们不足够了解,也会是令人恐惧的。而且,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言,让人恐惧是主流媒体报道的一大利器。《现代启示录》是2016年《明镜周刊》(Der Spiegel)第30期里的一篇文章,它提出了一个问题:2016年是不是21世纪最糟糕的一年。我们赞同这篇文章的作者马蒂厄·冯·罗尔(Mathieu von Rohr)的看法,他认为世界“暗流涌动”,但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取决于我们自己。

变化既可能成为蕴藏着机会的重新调整,也可以成为浇灭我们内心希望的潜在威胁。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而且正在经历着全球规则的大转变。变化是好还是坏,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如何未雨绸缪,还取决于我们如何抓住变化所带来的机会。下面让我们放松心情,回望一下过去,也让我们以现实的观点向你解释一下与大趋势相伴而生的机会和风险。





向过去学习


1989年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回想起的充满变化的一年,随之又发生了苏联解体,冷战也结束了,全球权力均衡出现了转移。一方面,冷战的恐怖场景终结了,意识形态对立的苏联和西方之间的经济竞赛也终结了;另一方面,这也标志着西方国家短期引领世界的开始,美国开始登上全球权力的巅峰并称霸全球。这些事件发生的速度实在让我们瞠目结舌。

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相关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出于种种原因美国和德国在其中的角色扮演,我们很容易看出,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出乎意料的。实际上,除了政治上的战略和谋划,一些公司早已经预料到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开发利用新开放的东方市场。在苏联解体、割离东西欧的“铁幕”落下还不到10年,仅小国奥地利出口到东方市场的商品就翻了两番。在7年里,它为这个国家的GDP增长贡献了3.3%,增加了6万个工作岗位。

相对于规模较小的开放的东欧市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市场的开放,以及全球中产阶层的崛起正在形成更大的市场潜力。当然,我们对此也要保持审慎之心。在东欧市场开放之初,那些过高估计商业机会、误判商业风险以及忽视消费行为差异的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当然,政治上的变局未必会动摇固有的市场格局。对任何行业来说,在任何时候,对市场的了解都是必要的。就新闻出版行业而言,很多从事新闻出版的公司都是小规模的便于管理的本土公司。很多年来,杂志和报纸行业的最主要收入来源都是广告收入。除了经济上的起伏之外,广告收入与读者的订阅量密切相关。最近一些年,这个行业失去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因为读者更青睐于从线上获得信息。在这种趋势背景下,纸媒广告几近枯竭,很多纸媒的发行量也急剧锐减。我们听到了很多抱怨和不满之声,那么纸媒行业拿出什么战略以应对这种可预见的变局了吗?几乎没有。即使互联网广告已成为全球广告营收的主要来源,但很多纸媒仍旧不以为然。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16年8月当Facebook(脸谱网)和谷歌赚取了全世界(不包括中国)线上广告收入的72%时,纸媒行业那么震惊了。





摆脱思维惯性


任何商业,不论是本土的还是全球性的,都需要不断地提升其赖以运转的外部环境。要想停留在这个游戏规则之内,你一定要熟知这种正在变化的环境,并且能够主动去适应它。其中有一个群体适应得很慢,那就是学术界。现在,学术界和商业界之间仍旧存在着大量的脱节。例如,尽管信息学(信息科学)的毕业生在今天的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已经形成社会共识,但奥地利的技术大学却正在砍掉一半的信息学专业实习课。在这种传统不变的教育体系下,思维惯性抑制了变化的潮流,没有人做出更全面的思考。教育改革如果不聚焦于解决产业之需,那么这个国家的竞争力就会直线下降。

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新技术驱动的区域和全球性事件的综合体。我们对外部环境了解得越多,我们从变化的图景中所得出的判断越准确,所获得的连接越精确,那么我们对自身道路的驾驭就会越轻松。从个人到社会、从城市到国家、从个人独资企业到跨国公司,这条规则几乎在所有层面都是适用的。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是真实存在的,但如何处理要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们的邻居费尔南多·迪·费立波(Fernando Di Filippo)——纽约前律师、欧洲远程购物公司DMC的创始人兼CEO(首席执行官),把不确定性和障碍看作“汤里放的盐”,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已经成为箴言妙语。机遇之门是打开还是关闭,取决于你是用积极还是怯弱的手段去应对。有一些人,他们倾向于找借口,认为变化近在咫尺,总是出其不意地让人毫无防备。你的确可以心安理得地以此作为借口去解释错过的机会,但正像下面这个例子所表述的,对于一位拥有开放思维的人来说,很多发展都是可以预见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机会来临时的信号并不像鸣笛的火车一样呼啸而来,但它们通常的强度足以让你为那些无法预料的机会做好实现的准备。





紧跟变化的环境


对当下事实的阐释和可能性的预测是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的主线——这本书聚焦于美国的变化。它同样是1994年出版的《亚洲大趋势》的主线,此书主要描述了改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劳动者。而《定见未来》主要是指导人们如何运用思维模式去预判未来的场景。这本书描绘了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其中有一个章节是描述欧盟的,其得出的结论基于的都是我们所目睹的一切,虽然那时欧洲的狂欢还一直那么激昂。

之前让人无法想象的英国“脱欧”只是冰山一角,虽然它在欧盟衰落的过程中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我们可以说,政治上的鼓吹者擅于使用虚假的承诺达成他们的目标,但欧盟自身为反欧盟力量的胜利铺就了光明大道,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





客观性和心理情感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断定的,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将要经历系统性、整体性、颠覆性的变化,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居于核心且得到普遍认可,又堪称正统的世界观。关于一种情势如何判断,我们并没有一个绝对准确的判断标准。当15世纪针对地心说和日心说的激烈争论开始时,即使最猛烈的辩护也无法撼动那个颠扑不破的事实——太阳而非地球才是我们所认识的宇宙的核心。

当谈到西方是否继续保持支配地位还是被一个多中心的世界代替时,我们都会从不同角度思考一个问题:你确信这一切会发生吗?它的发生是否有利?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变化,然后是如何运用我们的技能和策略去应对这种变化。以西方为主导有好的一面,但现在西方已经失去了其内部稳定性。美国的根基在哪里?如何才能让这一根基牢不可破?欧盟的转折点在哪里?

获取个人自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但同样重要的是,个人自由有时会被误用。对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来说,举证另一方的错误已经成为它们的既定策略。在我们个人生活中,了解我们是谁、别人如何看待我们,这种自我意识是沟通与协调我们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必然通道。我们的名声,不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由我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镜子,墙上的镜子……


当预想未来新世界是什么样子时,我们想到了格林兄弟[1]所编撰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故事里的一段话:

镜子,墙上的镜子,我们之中谁才是最美的?



今天的社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评判的,但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却受到内心情感的支配。奥巴马总统眼里的“美国全盛时代还没有到来”,很可能会一语中的,当然他所说的不是基于对过去的反思,而是以现在和未来都要努力奋进为前提。对全世界来说,奥巴马所构想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取决于人们在心理情感上对美国的看法。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那些希望中国起到平衡西方支配地位作用的新兴国家,非常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以及其在全球地位的日益提高,但也有人把中国的崛起看作对西方的成就、经济进步、自由言论和人权的威胁。从国内层面上看,中国梦可能是鼓舞人心的,但这也需要向中国民众阐述清楚中国梦到底是什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情感上形成共鸣,并最终贡献出中国梦得以实现的自下而上、无往而不胜的不竭动力。

如果欧盟能够重启思维、坚定信念,并逐步获得人们的信赖,它的发展目标同样前景可期。

非洲的人力资源优势丝毫不亚于其他大陆,它却无法发挥出来。人们不相信机会的存在,也不会去做任何尝试。他们的希望已经被面对权力和贪婪成性的统治者时的无助之感碾压得粉碎。

拉丁美洲,在迈向未来的道路上,是有能力摆脱羁绊的,但即使最为强大、火热的动能也会被政府的失职和腐败打入冰窖。有时,政治看起来是唯一一个即使失败了也能获得褒奖的职业。





技术、经济和社会


今天,我们很难熟知变化的图景,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的某一个领域的大趋势,而面对的是撼动和重构地缘政治和经济基本层面的系统变化,这些变化在技术的促动下都是相伴相生、互联互通的。

但我们用不着担忧。潜藏的唯一危险是,我们还在固守昨天的思维模式,还在相信我们能够让时间停下来,能够继续按照我们习以为常的方式做事情。对美国来说,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成功的目标将不再是达成不切实际的承诺,重振制造业和煤矿开采业。

这种思维模式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是在用没有升级的导航系统为我们的汽车导航。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导航仪告诉我们要右转或左转,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死路或者说根本就无路可走。这让我们大为恼火,但我们却没有把车开到经销商那里对导航仪进行重新设置、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抱怨导航仪把我们误导了。对车辆导航仪进行升级是我们的责任。用一个没有升级的GPS(全球定位系统)进行导航就类似于我们在用一个过时的全球图景为我们的人生导航。

一些发展现状会让我们焦躁不安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们放入当前的背景去思考,或者因为我们仍旧生活在昨天的背景里。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就能轻松地理解全球状况是如何变化的,身处其中的人们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或者,甚至做得更好一点,我们能够预测这种变化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生存方式的。我们只需要思考一下就会明白这一切: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商品的生产方式,改变了商业的运转模式,以及如何创造了一个新的运转中的世界。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驱动力,蒸汽机首次在工厂中使用是在18世纪末,它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亨利·福特以一种卓越的方式掌控了这个大趋势,他在1913年就开始在组装线上生产汽车了,并由此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新的生产方式提升了生产率,同时也提高了工人的安全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微电子技术又带来了另一波工业劳动力的变革。它引入了计算机可编程控制器,以及另一种职业——也就是软件工程师,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以电能为前提的。

现在我们又面临着下一波数字工业革命,即工业4.0。工业4.0这一术语来源于德国经济、科学研究联盟(德国政府的咨询机构)的高科技战略报告,这份报告为了介绍第四次工业革命而使用了这一术语。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若引入工业4.0或者物联网,在未来10年里,仅仅在德国就会创造40万个工作岗位。这与我们经常听到的数字化生产会失去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是自相矛盾的,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认,那就是工厂里非技术类工作岗位会大量流失。





为工业4.0做准备?


在201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麦肯锡公司调查了300位生产制造业的领导者,发现他们之中只有48%的人已经做好了迎接工业4.0的准备:“仅有30%的技术供应商和16%的生产制造商制定了完备的工业4.0战略,而能够做到制定清晰的职责去贯彻实施的企业也仅占24%。”

生产商和供应商的未来将会大大受到企业主调整投资组合速度和力度的影响,同时也大大受到其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和力度应对数字化革命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的影响。研究表明,就应对这种变局的基本状况而言,美国(占比50%)和德国(占比56%)要优于日本,让人吃惊的是,日本这一比率仅为16%。

中国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描绘了其在2016—2020年升级和深化工业4.0的战略规划,在加快中国和德国的智能制造技术合作方面,其对于双方合作和竞争的表述还是很细致的。[2]





整个链条的联动


数字化生产制造方式的转变仅仅是一个片段。工作的未来将会受到教育体系以什么样的速度将这种变革纳入规划并最终启动教育改革的影响。

数字化技术影响的不仅仅是生产制造商及生产场所的未来,销售、市场和消费体系都会发生变化。请想一想音乐下载是如何改变音乐行业的,或者想一想互联网是如何让印刷版的大百科全书成为历史的。这样的名单可以继续列下去。在第六章我们将会对此详细阐释。

技术不仅对我们如何做以及做什么有很大的影响,它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它将为新兴经济体提供经济发展的机会——直到现在有一些新兴经济体还没有共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我们花费一年的时间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进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在这里,新技术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高科技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科技的帮助下,小学生很容易就能观看优秀教师录制的讲课视频,而这些优秀教师在当地的学校是没有的。没有阅读能力的农民可以通过观看视频提高农业生产率,妇女也可以在网上出售手工制品,不一而足。没有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全世界中产阶层的崛起将是不可能的。

而现在我们又将要开启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区块链,一个稳定的、防篡改的分布式账本,有人说它能改变世界经济[3]。利用区块链,商业网络可以使用一个共享的账本来追踪交易和资产,能够促进彼此的信任和透明、削减成本,以及简化操作流程。

与此同时,技术正在改变经济的先决条件,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它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工具。作为政府有效地应对反对者的声音或提升沟通效果的工具,对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社会行为来说,技术都是一种覆盖范围广泛的强大工具。

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我们将会详细阐述以下这些话题,包括生产和工作方式的整体变化、社会/经济大转折,以及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政治行为方式的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刚刚浮出水面,但早已暗流涌动。





全球社会的转型


我们都是习惯性物种,不论我们做什么,如何生存,以什么样的方式看待事物。这其中包括我们对全球社会的看法。当我们讨论全球社会时,在我们视线范围内的206个国家据说有193个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实际上,这些国家对世界的看法并不是相同的。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的的国内环境和个人生存状况。除了个人生存状况、国内环境和相互关系之外,我们自己的国家在全球社会中的地位还受到政治环境和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假如我们看一下几十年前的世界大局,我们就会看到世界被分割成不同的阵营。在不久之前,也就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东方的共产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就属于世界意识形态的两大阵营。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共产主义国家中逐渐增长的资本主义特点,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差距。虽然本书中我们一直在用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但事实上,这不是一个适时的概念,而且还经常引起误导。一些国家,包括中国,都兼具新兴经济体和工业化社会两方面的特征。卡塔尔虽然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它还是被称作新兴经济体。





机会导向还是问题驱动?


就像人一样,很多国家都拥有集体思维,有一些国家倾向于聚焦问题,而另一些国家则是以机会为导向。中国和美国是机会导向的典型例子,但它们表现得很不同。就对外直接投资来说,美国的投资基本是受市场驱动的,关注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提供良好的回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是与政治战略考量和长期的规划密切相关的,市场的力量是第二位的。

在做决策的过程中,如果感觉有必要,中国的决策者会做出重大的战略转变(不会犹豫不决)。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无法扭转灾难性的经济状况时,中国开启了一个重大转变——从战略性的集体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虽然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奋斗目标都是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思路制定的,但后来这种结构逐渐扩大,人们的市场行为也更加自由了。

美国却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它的机会导向思维模式植根于其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历史——人们抓住机会离开故土并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这些善于创造的人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相信,他们凭借个人的能力就能创造未来,也能创造国家的未来。正是这种思维的汇聚,经过无数创造性头脑以及怀有大无畏精神的人们的努力,才产生了最终所谓的美国梦。





机会与勤奋、战略相伴而生


在今天的国家中,最善于寻找机会的国家之一应该是以色列。在其1948年成立后的最初42个月里,就有68.5万名移民迁移到新的国土,大大超过其长久以来的人口数量。在建国的第一个10年里,以色列不得不着重应对这个最大的现代移民潮。它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巨大的移民人口,更是这些移民饱受创伤的心理和贫乏的教育环境。当时,这个年轻的国家在各种问题和麻烦的重压之下几近崩溃。到1951年中期的时候,第二批移民几乎都居住在临时住房里,而失业率接近15%,通货膨胀率更是上升到30%。然而,一方面,这个国家不放过一切从与德国签订的赔偿条款中获得资金的机会;另一方面,它还通过向美国犹太社区出售债券、增加税收、削减国防开支以增加财力,其建设的重点领域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住房、农业和工业建设,所有这些建设几乎耗尽了以色列人所有的力量。在这种努力下,1950—1959年,以色列的GDP增长了165%。

阅读以色列的早期历史就如同面对一连串需要解决但又不可克服的障碍一样。正像阿里·沙维特在他的书《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s and Tragedy of Israel)中所言,“这是一个融合了现代性、民族主义,以及激进与冒险精神的务实国家”,它常常会因让周围的人们猝不及防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瑞士,一个联邦制国家,却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历史。虽然从地理位置上看,瑞士位于欧洲的中部,但它拒绝成为欧盟的一部分,它抓住的是成为世界一部分的机会。由于缺少原材料,瑞士——这个直到18世纪声名远扬的还是母牛、绵羊、牛奶和爱蒙塔尔芝士[4]的国家,开始展现出活力。在16—18世纪,这个国家开始受益于新教派胡格诺派[5]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勤劳品性和道德伦理也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瑞士幸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又在后来的欧洲重建中分得了一杯羹,但它没有选择欧盟之路,成功避开了萧条经济的拖累,超越了美国、德国等地成为最具创新性的国家。不过,欧盟还是瑞士最大的贸易伙伴。瑞士跨国公司,像雀巢公司、罗氏公司、诺华制药公司、艾波比集团、斯沃琪集团,以及大部分的奢侈手表品牌都是兼具知识含量和完美质量的代表。在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报告和欧盟的创新能力排行榜中,瑞士位列第一。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在生活品质上也名列前茅。





排名要看排行榜?


评价需要一个基础,在一个喜欢评价任何事物的世界上,对所有事物进行评级都是很受欢迎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评级都能像标准普尔、惠誉国际和穆迪公司这类评级机构所做的评级一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然而,一个国家在不同领域的评级,包括竞争力、商业环境友好程度、生活质量以及其他的很多评级不仅关注度很高,而且若把这些评级放在一起,一个整体状况就能清晰描绘出来。

不过,评级的渠道不同,评级也会大不相同。比如,在《福布斯》“最佳商业国家”排名榜上,丹麦就击败了新西兰和挪威。这三个国家的人口数量都很少(分别是560万、440万和520万)。排名榜上的第一个拥有超过1 000万人口的国家是加拿大,它排在第7位。韩国排在第33位,美国排在第22位,中国则排在第94位。很明显,一个国家的规模大小在这种个别领域的排名中是会发挥重要影响力的。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却有点不同。在它的“商业开放度”评级中,卢森堡排在第1位,瑞典和加拿大分列第2位、第3位。美国排在第23位,韩国排在第38位,而中国排在第42位。丹麦——《福布斯》排行榜的第1位,却排在第10位。在世界银行的“商业便利性”排名中,中国排在第83位,丹麦排第3位,美国排第7位,挪威排第8位,新西兰排第2位,韩国排第4位。

三种评级,三种结果。





自我感知与外部感知


每个国家对其在世界上的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都会有自己的观点。甚至,每个地区、每座城市对它们自身的定位都有不同的观点,当然民众和政治家们也是如此。

不论不同的评级指示的是什么,也不论一个国家的评级高低,每个国家都要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自身以及这个世界。同样,在全球社会中,当面对一个国家的角色、定位发生变化时也是如此。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态度也会迥异。自然地,那些认为自己是变化的受益者的国家,就会更容易接受这种变化,甚至可能去主动拥抱这种变化。而那些处在优势地位的国家则会全力抵制这种变化,因为那会威胁到它们的领导地位——这一点让人毫不吃惊。

在所有的评价系统中,很少有人会保持中立,但你可以训练控制自己的思维——在评价中基于事实或者心理情感的成分有多少。一旦你达成这种认知,一旦你能够评判自己的评价,你就能控制自己的心理情感,进而对数据进行评估,以及更客观地进行观测与评价。


[1] 格林兄弟是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两人的合称,他们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民间故事和古老传说的搜集者。两人因经历相似、兴趣相近,合作研究语言学,搜集和整理民间童话与传说。他们共同整理了《格林童话》。——译者注



[2] 详见http://economists-pick-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ResearchArticles/China-s-13th-Five-Year-Plan-Made-in-China-2025-and-Industrie-4-0Cooperative-Opportunities/rp/en/1/1X000000/1X0A6AZ7.htm。



[3] 详见http://www.mckinsey.com/industries/high-tech/our-insights/howblockchains-could-change-the-world。



[4] 又译作“埃文达”,闻名世界的瑞士奶酪,被称作奶酪之王。——译者注



[5] 又译雨格诺派、休京诺派,16—17世纪法国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译者注





第三章

谁代表未来:

理解主要角色的思维模式




美国、欧盟和中国是这个世界舞台上三个最主要的角色。它们的行为和相互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角色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因为正是这几个因素塑造了它们展望未来和选择发展目标的思维模式。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探究每个主要角色在变化的环境下如何定位自己并抓住机会,以及如何面对挑战——在不断发展的全球经济中克服困难并提升成功的机率。





美国:踌躇满志的全球舵手


当观察美国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维持作为全球经济最大引擎的角色正变得愈加困难。在1890年,美国成功登顶世界最大经济体,现在它的位置依然无法撼动,虽然世界银行曾经声称中国从购买力平价上看将成为最大经济体。

在100多年前,美国代表就毫不掩饰对其国家的自豪之感。在1900年世界博览会上,美国领事费迪南·派克(Ferdinand Peck)夸口说,美国的贸易差额要比德国和法国加起来还要多。菲利普·布鲁姆(Philip Bloom)在他的书《躁动的大陆:欧洲1900—1914年》(The Tumbling Continent)中对派克的言论进行了引用:

美国的发展速度不仅超越了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所有国家,而且在整个宇宙文明中,美国也堪称第一。



在“二战”之后,美国不仅巩固了它作为西方领导者的地位,还成为自由和进步的保护者。事实上,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1 290亿美元(以现值核算)的投资帮助创建、修复了被战争摧毁的工业,实现了工业现代化,重建了被炮火蹂躏的城市,也阻止了共产主义的扩散。可以说,从“二战”结束到世纪之交的几十年时间里,大多数的发明、创造、创新、运动和文化都是从美国传播到全世界的。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就已经不断地向世界推广晶体管、超音速飞机、计算机,以及信用卡、电子游戏、纸尿裤、特百惠产品了。互联网和新经济,社交网络和大部分的创新型公司都是在美国创建的。





从高科技的领导者位置上跌落下来?


曾经在全球人权、经济和军事力量领域坐头把交椅的美国正在失去自己的根据地。此外,关于美国中产阶层的萎缩也有争议性的报道,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这一话题。从我们的经历来看,那种相信依靠勤奋和努力工作就能实现美国梦的想法正在消退。我们也从一些家庭和朋友那里得知,现在积累财富已经变得多么困难。而我们所说的恰恰就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白人,如果是非裔美国人或者是西班牙裔,情况会更糟糕。毫无疑问,很多人感到政治已经抛弃了他们,而转向了那些善于使用除了出现奇迹否则根本无法兑现的政治承诺取悦他人的政客。恐惧再一次发挥了很大作用。要不然,脆弱不堪的承诺和令人憎恶的口号如何能对那么多人洗脑?

尽管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但就军事力量和防御措施而言,美国仍旧是世界上的超级强国。到现在为止,它的飞机数量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拥有最尖端的技术,配备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核武库,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人员。而当涉及直接军事部署时,其局限性就突显出来了。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损失是,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其他国家对美国引以为豪的军事力量的顶礼膜拜也不复存在。

很多年以来,美国对新的更高目标的设定好像都是毫无限制的。而一个超级大国无法维持其基本现状,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社会安全、学校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被撇在一边,拯救因过大而不能倒闭的银行变成了无底洞。2015年7月14日,福布斯网站的迈克·柯林斯(Mike Collins)预计,政府所承诺的对银行的救助资金已经达到了16.8万亿美元,而其中4.6万亿美元已经划拨到账。[1]

正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根据我们的判断,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感已经土崩瓦解。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的声音变得更坚定而自信。丑陋不堪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进一步破坏了美国的形象,这也使得美国模式更难成为其他国家加以效仿的国家治理模式。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被30年前还是极度贫困、落后的国家推下神坛的日子好像为时不远了。





美国:从最伟大到伟大


美国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按照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标准,它已经不是最伟大的国家了。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把自己定位为正在追赶和进步的伟大国家,根本不会承认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毫无疑问,大多数的技术创新,包括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的思想理念都是在美国被创造出来的。然而,美国已经失去了最具创新性国家的引领者头衔,在2015年它只排在第5位。而小国瑞士连续5年名列榜首,领先于英国、瑞典和荷兰。[2]美国的人均增长率最后一次超过3%是在2004年,当时这一年的GDP增长了3.7%。2016年5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表明,从2000年到2014年,美国中产阶层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都处于不利状况。当然,相对下降的生活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还是有转机的,但进行变革和摆脱政治僵局的第一步是要面对现实。





美国没有失去人才优势,失去的是政治优势


可以理解的是,美国官方并不认为自己失去了优势。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美国官方指的是两种声音。越来越极端化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相互指责对方所犯的错误。如果两党的目标是攀登珠穆朗玛峰,现在他们所做的就是想证明对方的攀登策略是错误的,这样哪一方都不会成功。而这些很明显的例子在政治现实中好像令人难以置信。

奥巴马2008年的竞选口号“是的,我们能”和他2012年的竞选口号“赢得未来”,就像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一样,为无数人点燃了希望与梦想之火。当然,没有什么声音会反对“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导致美国受排斥的根源是“美国至高无上”以及“美国例外论”这样的声明和论调。面对这样的声明和论调,怎么会有人相信美国会欢迎一个对保持它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地位毫无助益的全球游戏规则的改变呢?

然而,全球的大转变并不在输赢之间,主要在于新的规则的设定以及我们该如何掌控这些规则。

当2015年5月12日费城一列载客列车发生脱轨时,你该怎样来判断美国国会所做出的决策?美国国会没有就是否对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而投票,相反却决定削减2.52亿美元对美国铁路公司的投资,继续让这些“铁家伙”垂死挣扎。在美国旅行,你随时随地都会注意到破败的桥梁、高低不平的高速公路和普遍稀缺的公共交通设施。美国的基础设施曾经领先于大多数国家的基础设施,而现在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中一些国家了,甚至是某些新兴国家。





美国让人最悲哀的纪录


美国所保持的最让人悲哀的纪录是,它是世界监禁率最高的国家。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5%,但其被监禁者却大约占到了世界的25%。大部分的被监禁者都和罪名不大的毒品犯罪有关,比如藏有大麻。美国白人使用毒品的人数是非裔美国人的5倍,但非裔美国人因毒品犯罪被投入监狱的人数却是美国白人的10倍。

虽然打击毒品滥用是当今大多数国家都很关切的事情,但在美国,严厉的低限度处罚已经导致美国监狱爆满。从1980年到2008年,美国被监禁的人数从大约50万人飙升到了23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私人监狱的决议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3]

大多数触碰法律的非裔美国人无法承担雇用律师的费用,因此,很多被指派的辩护律师都是超负荷工作。如果不改变相关法律,不改革司法体系,美国的悲哀纪录极有可能不断增长。





“让美国再次伟大”促使所有党派联合起来


美国梦是不可能很快就恢复的,它也不可能在当前的政府还处于僵局的背景下就复原。现在美国的两个党派都把对方看作对国家生存的威胁,而不是把对方看作相互竞争的两个利益团体,更不是把对方看作为了国家最佳利益而合作的团体。

《经济学人》杂志把共和党大会描述成“为被窃取的伟大国家所做的4天哀悼”,而民主党则开始“迫不及待地赞美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终于可以着手解决美国的社会、种族和经济顽疾了”。

很长时期以来,美国几乎只身孤立于全球经济的动荡局面之外。美国经济的关注点和驱动力都是国内消费,这也是它得以繁荣的基础,所以大多数的普通美国人对国界线之外的世界毫无兴趣,但在大洋的另一边,世界的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生活方式看起来还是非常向往的。曾经,还有国家幻想着拥抱西方式的民主,沿着美国走过的脚印前行。

实际上,在“二战”后,西欧经济上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援助和帮助,但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地上才能生根发芽。欧洲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德国虽然是这场灾难性战争的失败者,但它也是在魏玛共和国(1918—1933)的根基上建立的。

美国一直把传播西方民主作为目标,但在非洲显得“曲高和寡”。非洲的一些部落国家完全是被挤压进所处的国界线中的,而非他们自己的选择。在这里,民主的种子很难播种,因为民主是被强行施加在很难接受这种理念的文化上的。不可否认,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大多数人们都希望拥有美国式的财富和安全感,但非洲国家固有的部落、宗教和文化思维模式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改变的。按照我们的经验判断,民主需要培育,而不是强加。

毋庸置疑,不论是从正面角度还是从批判角度来评判,美国都是西方优势地位的守护者,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西方抵抗极权主义蔓延的中流砥柱。现在华盛顿的优越性已经荡然无存,极权主义领导力量抵制不住诱惑正在跃跃欲试,试图卷土重来,这在美洲、在西方世界都有发生,以及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助推之下,全球南环经济带也名列其中。美国在开放的世界舞台上已失去了权力,就像我们在《全球大变局》所阐述的那样,一个多中心的全球秩序已经悄然登场。

不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声音有多大,共鸣有多强,光明的未来是不可能依靠复制过去的模式而实现的。美国要想恢复在其他国家心目中榜样国家的地位,需要世界各国来评判。作为西方民主守护者和全球经济发动机,美国的影响力也将由它如何解决国内顽疾以及在新的全球背景下如何界定自己的作用来衡量。





欧盟:思想是伟大的,实施却是困难的


想象把两次世界大战中你死我活的战争对手联合在一起,这是幻想家才能想象出来的事情。让人毫不吃惊的是,迈向联合的第一步是为了实现一个经济目的:创建欧洲炼钢共同体。6个创始成员国是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

冷战使得欧洲分为东欧和西欧。1956年匈牙利谋求脱离苏联体制的改革运动被苏联压制了下去,这导致匈牙利大批的移民搬迁到欧洲西部。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这一条约于1992年经过修订,在马斯特里赫特正式签署,重新命名为《欧洲联盟条约》。

另一个联合的举措是贸易双方取消关税,到1973年,丹麦、爱尔兰和英国加入欧盟。1981年,希腊成为欧盟的第10个成员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摆脱了佛朗哥将军和萨拉查首相的统治之后也加入进来。





欧盟边界的自由贸易


1981年欧盟签署了《单一欧洲法案》,使得跨边界自由贸易成为可能。1985年,德国、法国等在卢森堡小镇申根签署《申根协定》之后,人们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也可以跨过边界自由行动了。英国从来没有加入申根区,保加利亚、克洛地亚、塞浦路斯、爱尔兰和罗马尼亚也没有加入,而非欧盟成员国的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却加入了申根区。

欧元,现在作为19个成员国的流通货币,在1999年1月1日以非实物的形态被引入欧盟,随后在2002年1月1日,新票据和硬币也正式流通。我们还记得在1月1日这一天,大多数欧盟国家的人们都在度假,我们站在越南市区一台ATM(自动取款机)前取出了我们的第一枚实实在在的欧元新硬币。





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体?


欧盟的建立不仅带来了和平和稳定,还打造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体。梦想正展翅高飞。虽然未曾直接表达,但欧盟清晰地把自己定位于美国的挑战者。在《定见未来》一书中,在标题“谁有权利来统治世界?”下我们写道:

人道主义——文艺复兴这个文化和历史新纪元中的精神核心,已经成为欧洲的一面旗帜。人道主义在哲学上的含义就是任何关注人类需求和兴趣的观点与生活方式。它在许多方面都被视为欧洲的遗产和理想。

很显然,欧洲是带着相当的优越感来看待一些人的,特别是法国人,把小布什总统领导的美国描绘成一个吐着帝国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火焰的三头怪物。自认为在精神上优越,并因此宣称自己对经济和军事霸权也负有道义责任的欧洲,与思想自由而且毫无疑问在事实上具有经济和军事霸权地位的美国之间的敌对是不可避免的。



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对欧盟未来的描绘还是相当现实的:

当然,欧盟现在对废气排放、可再生能源、物种多样性和社会融合等问题都进行了广泛关注,但是在经济增长方面却没有什么作为,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阻碍了它的发展。经济改革也根本没有实施。社会模式仍然深得人心,以至基本没有一个政治家强烈反对它。的确,有人提出过福利应该减少,或者想办法使这一体系更加有效,但是这种模式本身没有受到丝毫质疑。

经济改革就是要提高生产能力。这是唯一标准。所有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都应该由这一标准来进行评价。现在,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敌视企业、企业家,而现在正是最需要它们的时候。



从1996年到2006年,欧洲人均GDP年增长率是1.68%,而1995年的人均GDP年增长率都要高于这一数据,甚至在这一年的第二季度达到了5%。在这10年中,最低的数据是2009年的第一季度,低至–5.5%。[4]





用失败的思想摆脱经济萧条?中国却与众不同


令很多人吃惊的是,随着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参与了美国总统竞选的初选,玛丽·勒庞参加了法国总统竞选,以及意大利前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的崛起,社会主义思潮出现了复苏。玛丽·勒庞为2017年法国大选所做的经济规划被瑞士批判性的报纸《新苏黎世报》视为“极左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敌视市场的”。我们很喜欢奥地利记者克里斯汀·奥特纳(Christian Ortner)所说的:“玛丽·勒庞的规划就像是让民主德国源源不断地供应红葡萄酒。”

当然,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时候,不同国家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失败关键看我们的关注点在哪里。社会主义思想在苏联、民主德国都遭遇到了失败,也使得瑞典几近破产。谁会对平等、公正和团结说不呢,就像politik.lexicon.at网站上对社会主义所描述的那样。这里的问题出在理论和实践的错位上。虽然人们对弱者常常怀有同情之心,但当面对经济萧条的现实状况和西方国家良好的社会福利时,人们看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因委内瑞拉取得的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称赞有加。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委内瑞拉的现实状况,会发现这个国家虽然拥有世界级的石油储备,它的人们却生活在困顿之中。

如果我们把画面转向中国,就大不一样了。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整个世界看到的都是中国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的故事。虽然中国实行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但它把这种制度界定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要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它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也能够充分考虑到各个省的实际发展环境。

和中国不同的是,欧盟国家过多关注于阻碍改革的本土政治和国内政党政治,这是欧盟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欧盟的最大障碍是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欧盟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曾经还让人无法想象的英国“脱欧”、经济萧条、无休止的货币联盟危机、难民危机、德国和意大利银行危机的威胁,根本无法支撑一体化的呆板规则和条款,以及北方富裕成员国和南方贫穷成员国之间不断拉大的发展差距,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撼动着欧盟的稳定。在欧盟货币联盟的背景之下,为了解决意大利的难题而改变相关的运行机制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已经有人在谈论意大利有退出欧盟的危险。和2008年相比,意大利2015年的GDP下降了7%,失业率是12%。如果我们和德国对比一下(德国在2008—2015年GDP增长了6%,失业率是4.7%),就能明白这种担忧。只要脱离欧盟的恐惧感大于留在欧盟的疼痛感,意大利就会选择继续待在欧元区。就像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Max Plank Institute)的前院长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所说:

如果没有恢复到国家能够行动自由的财力,或者说作为另一种选择,北方成员国不同意在有利于南方成员国的基础上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那么地中海地区将会一直保持着救济院的本色,并且承受着这种分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到那时不论欧洲已经终结还是处于瘫痪状态,都激不起人们的任何兴趣了。[5]



欧洲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它们自己制造的。回看一下2002年德国Bilanz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可以找到证据:

不论欧盟最终的结局是不是成为欧洲合众国(这个结果并不为很多人所愿),也不论这些民族国家是否会对内下放权力、对外行使国家主权,这些都不具备经济意义。重要的是,一个共同的货币政策需要共同的经济政策和合适的地区性清算制度。第一个目标已经在最低限度上实现了,而后一个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



欧盟所设想的在欧洲中央银行制定的利率政策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严格的趋同标准之间实现无缝对接的计划也明显破产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被丢弃一边,共同的利率政策使得欣欣向荣的经济体和羸弱不堪的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愈加明显。

当准入标准被无端忽视,南部欧洲国家被肆意拉入欧盟时,情况变得更糟糕了。正如在美国一样,欧盟问题的根源在于缺少变革的力量以及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党派的选举思维,还包括欧盟各个成员国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定位。这是一种严重的状况,但这种状况只停留在理论层面,根本没有现实的解决方案。

而随着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ker)[6]在德国杂志《明镜周刊》上说的那一段自鸣得意的话被曝光之后,人们对欧盟的信任和信心又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我们决定,把它关在屋子里,等上一段时间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没有尖叫声和激烈反抗,那是因为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会一步一步地持续推进——直到木已成舟。[7]



对这一切,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却无能为力。





欧洲移民危机


对错误政策和做法拒不承认的自尊自大心理以及受选举操控的思维模式,再加上很多政治领导人的自私自利行为——三大因素融合在一起总是周而复始地把必要的变革推给下一届政府。

欧洲的经济问题已经让当政者焦头烂额了,移民危机却又给他们增加了另一重挑战——害怕。害怕是民粹主义者释放他们诉求最站得住脚的理由之一:害怕工作机会被抢走、害怕恐怖袭击。在巴黎、布鲁塞尔和尼斯发生的令人恐惧的恐怖袭击已经证明了害怕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通过对风险事件的认真分析,成为恐怖分子袭击对象的机会要比成为一次交通事故牺牲者的机会还要小得多。一边是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不断增长的难民从不同的路线涌入欧洲,另一边是欧盟对此却一筹莫展,由此引起的恐惧感也在不断加剧。从2013年到2016年5月,移民的数量增长了40%。欧盟边界主管机构——欧洲国际边界管理署预测,跨欧洲的移民数量将会达到180万。和超过7.25亿的欧洲总人口相比,这些移民还不足欧洲总人口的0.3%。

然而,很多国家却感到非常害怕,尤其是德国和法国,传统上它们就是穆斯林人口的聚居地。土耳其移民在德国人数最多,而在法国的外籍穆斯林是其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居住在欧洲国家的穆斯林人数的百分比,法国和德国在数量上绝对遥遥领先,每个国家都超过了470万,但如果看一下所占比例,小国塞浦路斯则名列榜首,占总人口的25.3%,紧跟之后的是保加利亚,占13.7%。[8]

真正需要评估的是,这些移民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激进的人生观、单纯的头脑,再加上散漫的生活习性,使得一群备受挫折的穆斯林移民义无反顾地投进了激进穆斯林难民群体张开的怀抱。

我们从一个侧面看一下正陷入一场“非正规战争”中的欧洲,或者我们尝试着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看上去麻烦重重的地区,或许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欧洲正在迅速地老去。德国声称,62%的德国公司已经无法填补熟练性的技术工作岗位的空缺。中小规模的公司预计空缺接近36万个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虽然85%的公司愿意雇用难民,却又受到官僚体系和缺少语言技能的束缚。[9]正像我们在《全球大变局》一书中所言,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两个大“E”,即教育和经济。教育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以及芸芸众生的视角之一。贫穷国家未受过正规教育的数百万人评判其人生际遇的方式和那些足够幸运拥有良好教育的人们相比是有很大不同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最有可能发现全球化给他们所生活的国家带来的发展机会,而且他们很难受到激进主义团体和非法武装团体的蛊惑,因而很难被这些团体招募。

2016年9月14日,让–克洛德·容克在欧盟委员会所做的联盟咨文演讲中声称,“从某种程度上看,欧洲正陷入一场生存危机”。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重复了容克警戒性的讲话:“我们的欧盟、各个成员国、欧洲民众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危机。”舒尔茨还呼吁英国,不要削弱欧盟。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在给27国政府的信中写道:

欧洲人民想要知道政治精英们是否能够全面恢复掌控让他们感到压抑、失控、有时甚至令人恐惧的整个局面和发展进程。今天的很多人民,不仅仅是英国的人民,都认为欧盟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稳定和安全的问题。[10]



而我们还要再加上一条,那就是经济增长。





中国:中央王国的复兴


在全球主要角色中,中国是最具有争议性的国家。而且,我们还要加上一点,中国还是让外人最不熟悉、最少了解的国家,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人们去评判这个国家和它的领导人。

在美国和欧洲看来很熟悉的事情在中国都是神秘的,如对重要领导人的私人生活报道得不多。法律体系还在完善中。尽管如此,中国在它这种规模的国家中仍然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且史无前例的国家。

当然,我们听过、读过中国即将崩溃的传言。每当中国的工业生产或GDP增长出现下降时,都会被视作中国即将崩溃的信号。工资上涨、污染严重,还有贫富悬殊加剧也是推波助澜的因素。关于腐败和侵犯人权的报告充斥着西方报纸和杂志的很多页面。然而,中国的GDP仍在持续增长,它的基础设施建设超过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水平,政府也持续不断地得到更高的支持率。如果你看一下皮尤研究中心得出的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全球平均接受度,49%是支持中国的,而32%是不赞成中国的。如果我们看一下评判——中国增长的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自己的国家,就会发现整体的观点是不好的部分占27%,而好的部分占53%,虽然这其中的数据变化比较大。意大利的负面评价最高,达到75%,而肯尼亚的正面评价则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达到了80%。[11]不过,不论这些观点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它们基本上都是主观的、短期的。在这里,我们尽可能尝试着提出一个更加客观、全方位、长远的观点来评判中国。





中国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


首先,和美国、欧洲一样,中国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最佳的对比视角可能是美国各具特色的50个州。中国被分成了23个省、5个自治区(其中包括西藏和内蒙古)、4个直辖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和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有着特别的政府地位,以及程度很高的自治权力。

谈到中国是如何在地理上或行政上被分开的,是很有趣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要理解中国是如何思考的。中国的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从中国的观点出发——我们这里指的是从大多数中国人的角度出发,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的政府一直维持着经济增长和经济自由。





中国与民主问题


西方国家错误地认为,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尽管中国人对美国人和欧洲人自由至上的价值观是不排斥的,但中国人眼里的自由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是不同的。中国人的思想受两个基本需求的深刻影响:社会秩序与和谐。社会秩序与和谐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只有秩序才能让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有点像团体运动的规则,自由需要设定一定的条件,每个参与者都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参与运动。同样,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要为自由行动的人们设定一定的背景条件。秩序,按照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并不是压制自由,而是限定了自由的运转空间。

美国人的自由则指的是,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决定权是不受其他任何人随意干涉的。在个人权力构成社会主要支柱的西方世界里,大多数人都持有这种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又基于特定的社会和法律背景,西方社会所理解的个人选择自由也就形成了是非曲直的思维定式。实际上,很多西方人都相信,争辩和不一致才会带来创新、突破,才会激发新的思想,但这种冲突和不和谐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格格不入,尤其是在事关政府治理这类大是大非的事情上。思维模式的不同是很难抹平的。虽然我们可以不承认,但必须接受这种不同是真实存在的。





国家的复兴和人们生活的改善


我们的中国朋友维吉(Vigi)曾经总结道:“毛泽东解放了我们的国家,邓小平则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如何理解这种评论?即使对我们来说,虽然我们在中国旅行了很多年,也同很多不同社会阶层和教育背景的中国人进行过交流,但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经历了很多年。毛泽东把中国从百年屈辱历史(始于19世纪中叶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解救了出来。中国收回了租界,但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接下来的30年中生活还不富裕。获得经济自由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由邓小平来完成,他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很多西方人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的头像现在仍被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俯瞰天安门广场呢?因为广大民众认为,如果没有他,中国就不会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头像仍被高高悬挂的原因。从一个政党的政治立场出发,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中国犯过战略和经济错误,但政党政治从来没有脱离常轨。

在中国这个集体观念浓厚的社会里,维持秩序和稳定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西方人眼里是很难理解的。这是我们发现的中国和西方思维方式的另一个主要不同点。西方是所谓的普世社会,认为某些事实、真理或价值观都是不言自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中国和其他文化信奉的是特殊性,在他们的信仰里,我认为对的东西只适用于我,你认为对的东西只适用于你。如果你来自一个集体性社会,那么,对集体忠诚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个人,你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你的行为方式是最适合你的,而其他人是无权干涉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特定的社会都可以决定什么才是基于他们自身需要的最佳行为方式。大多数信奉个人主义的国家都倾向于普世性的价值观,而大多数拥有集体观念的社会都会倾向于特殊性的价值观。





对中国的心理情感转折点


给某些群体或某些国家贴上一定的属性标签是不明智的做法,因为那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情感而已。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经历过这种心理情感的转变,在中国也经历过这种转变。正如我们之前所言,中国正在获得自信心,与此同时,它也在软实力竞赛中坚持不懈地赢得人们在心理和思想上的认同感。原因很简单:基于理性判断的心理感应是很难改变的。政治、商业和个人生活概莫如此。要想走进人们的思想世界,就需要打开他们的心扉。

我们不是中国政府的信使,但我们的确感受到了,有必要转换一下角度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当对敏感的问题发表看法的时候,使用比喻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平抑人们不安的情绪,便于他们自己得出结论和判断。当我们面对西方读者时,经常很难化解他们对中国的偏见,因为理性的判断难以抹平心理情感上的障碍。





自信心: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


多年以来,当我们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时,我们总是能从一名中国高中学生勇敢的性格中吸取到很多有用的东西。这名17岁的男孩是我们在重庆的时候碰到的,当时我们被邀请在一所高中谈论中国的未来。会议礼堂里坐着大约500名学生,还有大约4 500名学生是通过视频直播在教室里观看的。当时的宣传海报上写的是,著名未来学家向你讲述你想知道的一切。在讲述的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最适合讲些什么,我们首先让他们告诉我们,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直到坐在第三排的一个男孩轻轻地举起了手。当时我们并不确定,他是否要问问题。我们微笑着看着他,停顿了一下,他颤巍巍地说道:“我喜欢一个女孩,但她不喜欢我。”

是的,就是这个男孩,站起来,主动说出那段没有任何回应的爱慕之情。后来我们感觉到,这就像中国,它主动向西方世界表示爱意,却常常被拒绝。对我们来说,在这个男孩的故事中——就像我们讲的中国故事一样——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当我们很多次谈论中国的时候,这个男孩的故事都成为我们和听众沟通的情感桥梁。

虽然有时候我们还引用这个故事,但背景不同了。虽然中国仍然示爱,但中国对深闭固拒的西方世界的心理情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中国的自我感知和自信心发生了变化,对西方世界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西方世界,西方世界体系的孱弱不堪显露无遗,但即使这样,变革的进程也面临着重重困难。而中国却能轻松驾驭这场危机,继续引领GDP的高速增长。而且用不了多久,中国就将冲上世界之巅。与此同时,中国已经从全球的边缘地带跨度到全球治理的核心角色。中国不再追求被爱,它想要获得被尊重的地位。

在这些发展进程的推动下,2016年的G20(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杭州召开了,这是中国获得全球新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标志。G20成员国占全世界人口的90%,占全世界GDP的75%。在这个集团里,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中国承担的角色,但中国代表的是我们之前所称的全球南环经济带国家的利益——虽然全球南环经济带只包括8个国家(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证实了中国这种自我感知的变化。

这次G20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正像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所言,这必将是一个“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力量必须保持平衡


随着习近平主席大手笔施政,宏伟的蓝图徐徐展开,中国公共精神层面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变化。在中国国内,这些施政方针得到了大力支持,尤其是反腐举措。不过很多和决策进程相关的人会认为,这种“清理期”会导致发展停滞。有些人看不懂大趋势,对决策开始感到害怕,他们不确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与此同时,新的一代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互联互通,也与世界连接在一起。他们对中国感到自豪,但和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相比,他们的需求也更多。在中国共产党设定的目标和构建的体系指引下,中国一直在奋力前行,每个人也都在自由自主地实现着自己的奋斗目标。

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我们对中国的治理体系做了以下描述:

维持中国新社会稳定最重要、最微妙也最关键的支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政治理念的关键。

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念和方式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吸纳民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执政党。在这个纵向民主社会中,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参政议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也在逐步提高。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的治理框架看起来好像更紧密了。指引超过13亿的人口过渡到下一个发展阶段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社会发展的钟摆不至于向一个方向偏离太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长期来看,钟摆最终会向其中一个方向摇摆。创造力是需要空间的。官僚体制和线形思维是无法带来创造和创新的,我们需要的是鼓励创新思想和创业家精神的社会环境。

硬币的另一面是掌控大趋势,要知道,任何公司和国家都承担不起推迟决策进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国高效的治理模式培育了中国的竞争优势,它所追求的是“要想领先别人一步,就要先追随别人的脚步”的思维模式。举一个中国最近取得的成就:把世界上第一台量子科学卫星发射进了太空。

习近平说得很明白,必须意识到把经济发展转变到正确轨道上来的紧迫性,经济结构调整的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关键的阶段,如果犹豫决策,半途而废,就会失去这难得的机遇。这同样适用于科技领域,也适用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改革和生态环境治理,还要恰当应对让民众承受巨大成功压力的竞争环境。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在承受着心理方面的焦虑。我们在中学和大学做访谈时都深刻地感受到,达成家庭、老师和社会的崇高目标和期望已经成为年轻学子们最关切的事情。另外,越来越多的人也在追求与反思人生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当我连充足睡眠都没有的时候,我又该怎么追寻真正的自我?

中国的变革已经持续30多年了,现在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虽然这其中面临着很多风险,但中国人能够而且终将能够应对这一切,因为他们拥有一个极其乐观的心态。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研究结果,虽然大部分国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中国却能一枝独秀。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是信心满满的,他们普遍地认为,“中国是全球大家庭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中国人对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评价也是正面的,因为它为中国提供了新的市场和增长机遇。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中国人对未来个人生活的判断也是积极向上的。

和美国人一样,大多数中国人都会优先关注国内问题,这一比例占到了56%。只有22%的中国人支持中国去帮助其他国家解决问题,实际上,这样的观点和“77%的中国人认为与10年前相比,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更加重要”的观点是不相匹配的。他们是对的,但在全球社会重要性的提升意味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已经处在聚光灯之下,它的成就和目标、未来它将如何发挥在全球中的作用将会备受瞩目。2016年,中国在全球地位中值得庆贺的里程碑事件是,人民币成为一篮子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12]的其中一部分。中国媒体对此进行了大篇幅报道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特别提款权是什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没有多少人知道特别提款权也毫不让人吃惊。

毋庸置疑,对中国人来说,作为经济和金融大国,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中国的军事工业


随着中国军事工业的战略性扩张,中国已经获得了全球影响力,成为能够撼动全球股市的重要力量——就像在2015年6月它所做的那样。在常规武器出口的份额中,中国已经跃升到第三位(排在美国和俄罗斯之后),成为军事行业中有影响力的大国。从2011年到2015年,中国的武器出口增长了88%。它在全球武器出口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差不多达到6%,成为全球第三大出口国。当然,同美国(占比为33%)和俄罗斯(占比为25%)相比,中国这个第三大国距离它们还很远,但它的发展势头很好。中国75%的武器出口是在亚洲,如果中国向土耳其出口导弹防御系统的合同签署完成,那么土耳其就有可能成为北约成员国中第一个向中国订购武器的国家。[13]

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不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商业世界,都无法承担忽视或者误解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如果中国的政治体系能够让中国充分发挥出发展的潜能,那么中国的地位和重要性将会获得巨大的提升。与此相对应的是,作为全球社会中的一员,中国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会大幅提升。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新作用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也是全球体系权力转移的一部分。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在东西方中轴线上的核心位置——不论是从陆地范围看还是从海洋范围看。在国际制度的全球政策制定中,中国在经济、安全和法律领域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强。中国所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旨在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的变革中心。

不可否认,中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担忧,当然也加大了人们对中国将如何向全球社会贡献的期待。人们对此的评判标准也将变成“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这不仅体现在国内事务的处理上,在国际舞台上也是如此。

虽然中国社会的思维模式将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人权在中国国内层面和全球层面上都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在人权和自由上,中国又该保持怎样的立场,才能使之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设想相匹配呢?

在中国国内,人们想要赚钱,政府需要给人们提供一个能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发展环境,并且GDP的增长必须要跟中国家庭的收入增长相匹配。

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正走在从一个中上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路上。这从中国人的心态也能看出来。教育背景良好的中国中产阶层所发出的声音日益强劲。他们不再质疑社会发展体制,更关注如何在影响他们的领域中施展权力,比如有关法律规则的制定、环境保护以及更健全的社会安全网络。

不论有什么样的缺陷,中国人都不希望西方国家教导他们该怎么行动,该怎么改变。


[1] 详见http://www.forbes.com/sites/mikecollins/2015/07/14/the-big-bankbailout/%232ad2ffae3723。



[2] 详见https://www.globalinnovationindex.org/gii-2015-report。



[3] 详见http://www.naacp.org/criminal-justice-fact-sheet/。



[4]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5] 参见2013年10月13日《德国时代周报》。



[6] 1995年1月20日至2013年7月10日任卢森堡首相,2014年11月1日当选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任期5年。——译者注



[7] 容克用这段文字用来形容欧元在欧盟的渐进式推广。这一段的英文原文是“We decide,put it into the room,wait some time to see what happens. If there is no big screaming and no rebellion,because most don’t even get what was decided,we continue step by step- until there is no point of return”。而据查证,容克的原文是“We decide on something,leave it lying around,and wait and see what happens. If no one kicks up a fuss,because most people don’t understand what has been decided,we continue step by step until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读者朋友可以自行对比这段意味深长的文字。——译者注



[8] 参见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19/5-facts-about-themuslim-population-in-europe/。



[9] 参见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fachkraeftemangelmittelstand-befuerchtet-umsatzeinbussen-a-1073903.html。



[10] 参见http://ec.europa.eu/priorities/state-union-2016_en。



[11] 参见http://www.pewglobal.org/2014/07/14/chapter-2-chinas-image/。



[12] 特别提款权,亦称“纸黄金”,最早发行于1969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的,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其价值目前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组成的一篮子储备货币决定。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此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2016年10月1日,特别提款权的价值是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这5种货币所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当期汇率确定,所占权重分别为41.73%、30.93%、10.92%、8.33%和8.09%。——译者注



[13] 参见2016年10月21日《德国时代周报》。





第四章

后来者:

新兴角色走上舞台




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旅行时,我们所经历的既有人们对当前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愤愤不平,也有他们对未来的乐观期待。那是对变革和进步的渴望,全球南环经济带的新兴经济体是不会静坐等待的。全球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制定新的经济目标、创立新的联盟。当一些西方国家高枕无忧地沉迷于过去的辉煌时,新兴经济体正在全力以赴地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新兴经济体要想改头换面、开创美好未来,必须清除横亘在经济增长结构面前的高高壁垒。在可持续增长的结构真正建立之前,必然会存在着上下颠簸,甚至令人恐惧的挫折。不过即使面临着大的波动,全球南环经济带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趋势是无法改变的。

全世界超过80%的人口都处在国家建设的进程之中,他们既在吸取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在吸取西方国家的失败教训。在《定见未来》一书中,我们提到,在中国,外围即是中心。中国当时的状况就是现在的世界状况。曾经被西方国家看作外围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都在变成多中心世界的新的经济中心。我们这一章的目的就是描绘我们在21世纪上半叶所看到的大转变图景。这幅大画面基于我们多年以来,甚至是几十年以来在个人游历的过程中从不同渠道获取的数据和信息。





哪些人属于全球中产阶层?


很多新兴经济体我们都统一称作全球南环经济带,这些经济体将会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水平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从既是一个发达经济体又是一个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到远远落后的塞内加尔,甚至更糟糕的,像委内瑞拉,它很难符合新兴经济体的标准。我们没有把俄罗斯计算在内,因为它游离于边线之外:它从心理情感上向西方靠拢,但在发展战略上又与中国和全球南环经济带绑在一起;它在政治上关系重大,但在经济上却笨拙不堪。

虽然关于全球中产阶层崛起的报道已经很多了,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再探讨一下中产阶层究竟代表了什么。这是一个主观性的思维判断,当然同时也有一个客观的可衡量标准。中产阶层对各大洲的各个国家来说,标准都是不同的。当对消费需求和商业机会进行判断时,我们必须要区分每个不同的中产阶层的不同消费水平和文化习惯。





界定中产阶层的不同标准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从2001年到2011年所做的研究报告[1],全球有7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但仅是勉强脱贫。在2011年,有13%的世界人口稍稍高于美国设定的贫困线,他们每天赚取10—20美元的收入(每年按照365天计算),“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每年赚取14 600—29 200美元”。对比一下,美国在2011年为四口之家设定的贫困线是23 021美元。很显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贫困线标准是有很大不同的,范围从每天10美元到每天190美元。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定义,美国中产阶层的起始标准是年收入41 000美元。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把一个年收入为23 850美元的四口之家定义为贫困家庭。瑞士的定义标准是,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其年收入达到约7万美元才能达到中产阶层的标准。一些详细的研究分析数据也显示,一些中产阶级消失了未必是因为他们重新陷入贫困,而是因为他们加入富裕家庭的行列。





新的市场,不同的购买力


如果我们转向非洲,图景又发生了变化。根据《经济学人》的一份研究报告,90%的非洲人每天还赚不到10美元。每天赚取10—20美元的中产阶层(每年按照365个工作日计算,每人每年赚取3 650—7 300美元)大约占6.2%。而每天赚取20—25美元的被列为上层中产阶层,这一阶层仅占2.3%,但这些人在美国和欧洲是非常贫穷的。大型跨国公司,比如可口可乐和雀巢不得不承认,非洲中产阶层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他们不像亚洲中产阶层有那么快的增长速度,亚洲中产阶层有条件在薪酬良好的工厂里工作——这些工厂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国家界定的中产阶层标准是每天赚取10—100美元。根据这样的统计标准,在2012年差不多有2亿人口可以被划定为中产阶层。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预测,到2020年,这一数据会翻番,达到4亿人口。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几乎没有中产阶层,但现在其年收入在11 500—43 000美元的人口却达到2.25亿。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新中产阶层都是在城市中出现的。快速的城市化和中产阶层的崛起是相互关联的。另一方面,非洲的消费水平被高估了,而亚洲的消费群体却在冉冉升起。

拉丁美洲的中产阶层从2001年占比16%上升到2011年占比27%。另外,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消费行为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我们在拉丁美洲看到的是,几乎所有国家的人们的日常消费活动都是清一色地在饭店消费,以及与朋友聚会、进行娱乐活动。巴西人的储蓄仅占其收入的10%,而中国人却占1/3。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地区,储蓄都很重要,而你越往中国南方走,你会发现其生活方式更随意自如。不过有一点,中国各地的财富都在迅速增长。





非洲:从国外援助到机会遍地


任何仔细研究非洲的人士都能观察到非洲正在苏醒。不幸的是,关于非洲的坏消息在全球媒体上接连不断——虽然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听到北非的坏消息了。

本书里谈及的非洲,主要是指撒哈拉以南非洲。令人难过的是,我们很难期待北非国家有多么大的发展空间。它的人口被马格里布人[2]、柏柏尔人、科普特人、埃及人和富尔人,以及有着1 400年宗教冲突历史的占多数的逊尼派和占少数的什叶派从种族上深深地割裂开来。“阿拉伯之春”更多的是对经济失策、腐败和社会不平等的一种不满和宣泄,而不是对西方民主的呼吁与追求。这里既没有国家建设的辉煌历史,也没有共同的建国基础。各个派别之间的障碍和分歧越来越大,相互融合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微乎其微。





解决之道


非洲研究专家、跨国律师、经济学家、作者,以及喜马拉雅和非洲共识经济模式创始人劳伦斯·布拉姆(Laurence Brahm,中文名为龙安志)认为:

恐怖主义并不仅仅是某些主流媒体所评论的是激进主义宗教信仰的结果。当人们无法排解贫困、种族边缘化(或者二者兼有)的处境时,往往会转向极端行为。宗教信仰通常会被悲剧性地看作这种极端主义出现的理由或者前提。极端不满及其催生的恐怖主义是对此类问题的连锁反应。这些问题与种族群体的异化结合在一起,要想解决必须从根源入手,通过经济赋权、教育、健康护理,以及返还原本属于他们的利益,认可他们每个人的身份、多元性和自尊。否则,分歧和争斗将会不断出现,不论你有多么精良的军事技术,也不论选民国家的社会再造理论有多么成功。



除了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不同发展进程之外,和亚洲一样,非洲也不是整体划一的。大的国家像阿尔及利亚(面积达到2 381 741平方公里),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的3.5倍,也有像冈比亚这样的小国(面积仅10 120平方公里),领土面积还不到特拉华州的两倍。尼日利亚是非洲所有国家中GDP最高的(接近5 000亿美元),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GDP是3.33亿美元,处在非洲国家的最底端。





非洲54个主权国家的多样面孔


当有人提到非洲时,好像它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大陆。然而,在非洲54个国家中,从那些充满冲突动荡、令人绝望、积贫积弱的国家到那些遍地都是自信满满的中产阶层的现代化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张不同的面孔。

南非一直是最富有生机和前景的国家之一,它在2016年重返非洲最大经济体的位置。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这个国家让超过350万的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虽然非洲的中产阶层增长速度要比亚洲缓慢得多,但这些中产阶层也成为非洲发展的驱动力,而非洲的3.1亿消费阶层已经在这个贫穷、懒散、令人绝望的古老大陆上冉冉升起了。然而,尽管非洲的GDP增长很快,但它的失业率、贫困程度和不平等现象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另外,非洲的经济发展前景也不是很乐观。

尼日利亚已经回落成为非洲第二大经济体,和前一个季度相比,在2016年第一季度,其GDP增长直线下滑,达到了–13.70%,面临衰退的可能性非常大(据尼日利亚中央银行统计)。这一令人失望的衰退发生在2004年GDP跳跃式增长33%之后,但在2007年还出现了7%的强劲增长。富有活力的年轻小企业主和尼日利亚伊斯兰军事组织博科圣地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一边是恐怖行为,另一边是企业家精神和满满的激情。





实现可持续发展


尽管非洲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根据2016年8月提出的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联盟)生态系统加速器创新基金计划(该基金的使命是通过运营商和创新者之间的合作在新兴市场扩大创新和可持续的移动服务),非洲技术中心的数量已经增长了两倍多——从2015年的117家扩张到2016年8月的314家,但超过一半的技术中心只坐落于5个国家——埃及、肯尼亚、尼日利亚、摩洛哥、南非,其中有54家技术中心名列前茅。

美国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在非洲大陆正在不断增加对初创企业的投资。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拉各斯(尼日利亚首都)和卡萨布兰卡创立了创新中心。一些大公司,包括谷歌和微软,在得出“是时候投资非洲”的评估结果之后,投资7 500万美元创建了4个非洲项目。除了2015年11月投资1 200万美元的太阳能项目之外,谷歌宣布了投资图尔卡纳湖风力发电项目的计划,这个项目是在肯尼亚投资建立的非洲最大的风力发电项目。带宽成本的下降有利于支撑这些投资项目,而数字化转型也在非洲国家不断提升。IBM研究员兼科学和技术副总裁索罗蒙·阿塞法(Solomon Assefa)看到了非洲的这种转型:

带宽增加了,也更稳定了,经济亦出现了强劲增长,伴随而来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大量外国投资的引进。



非洲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缺少基础设施、缺少公路,能够带来电子商务繁荣的银行系统也不健全。投资线上产品和服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信系统在非洲发展得很慢,陆上线路铺设也颇耗费时日。随着PayPal(在中国大陆的品牌为贝宝)的引入,尼日利亚成为第三大移动电子商务市场,其交易额在2015年超过6.1亿美元,而PayPal当时预计在2016年其交易额将达到8.19亿美元。虽然这些数字大部分是国际交易,但对目标客户是新中产阶层的本地中小企业来说,电子商务也蕴含着大量的机会。肯尼亚的M-Pesa是为数极少的做得比较成功的移动金融服务项目之一,和传统银行相比,它采用了一个低成本、易操作的运营模式。这样的发展机会是成熟的,因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有2/3的成年人都在使用手机。

2016年2月,在摩纳哥召开的三星非洲论坛上,三星电子提出了“创新改变人们生活”的发展理念。三星电子非洲公司宣布将大力支持在非洲的企业公民计划,以此帮助非洲大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三星电子承诺将使用数字技术在非洲国家创新学习进程。由太阳能供电的网络学校、智慧学校、在线学校都能够通过转变教学环节提升学习效果。它还有助于减少辍学的学生,帮助毕业生成功进入劳动力市场。





普通非洲人面临的机会


新的思想不仅能改变消费习惯,也能为普通非洲人打开发展的机会,这其中并不需要较大规模的投资。

Airbnb(爱彼迎)不仅改变了旅行者的习惯,它也给愿意把自己的住房出租出去的人们带来了收入。仅仅在南非,2015年就有超过13万名旅客在Airbnb网站登记了住处。开普敦名列榜首,有10万名旅客登记,跟在后面的是约翰内斯堡,有2 000名旅客登记,每一年为这些房主平均创造了2 260美元的收入。优步的非洲通信助理萨曼沙·艾伦伯格(Samantha Allenberg)这样来描述其社会影响力:“我们在非洲创造了数千个工作机会,相信我们在未来还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优步在8座非洲城市创建了基地,它相信伴随着非洲中产阶层的崛起,优步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增长潜力。





和非洲国家相匹配的投资


非洲人并不仅仅是被动等待跨国公司的援助,非洲本地的企业家也在开发为非洲量身定做的数字化产品。其中的例子包括卢旺达对旅游业和咖啡工厂的支持、肯尼亚的IT(信息技术)专家开发的移动手机应用程序、埃塞俄比亚的花卉出口。博茨瓦纳正致力于打造钻石产业的增值链,在将来,它不仅出口钻石原材料,还会进行钻石深加工。

非洲绝大多数中产消费群体都是数字化一族。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预测到2020年,非洲的互联网渗透率将达到75%。要知道,非洲的手机用户已经达到6.5亿。对于在线时间不断增长并且在信息社会中不断受益的非洲年轻人来说,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商业世界的机会窗口已经敞开了。继而,公民社会的创建和社会的转型也会获得加速发展的动力。

《纽约时报》在头条文章《自由不断扩展,艺术人才在非洲遍地开花》中对这种积极影响进行了评论,“随着民主前景的日益明朗,独裁体制的日渐式微以及互联网的大爆发”,非洲艺术人才正在不断茁壮成长。新的项目和产品正一步步地创造出绚丽多姿的艺术景象:以“诺莱坞”[3]著称的尼日利亚电影产业、肯尼亚的东非大裂谷音乐节,以及类似《Kwani?》的文学期刊——《Kwani?》是由肯尼亚一些最富有激情的新锐作者创建的旗舰出版物。

随着非洲越来越自给自足,其艺术正在逐渐摆脱欧美风格的影响。在2013年1月,吉南尼·布朗奈尔(Ginanne Brownell)在《纽约时报》中写道:

在非洲,即便在艺术领域,长久以来要想获得资金支持和认可,也必须通过西方世界。随着非洲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版图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以及西方世界金融危机的旷日持久,越来越多的艺术人才、策展人和非营利组织网络被建立起来,他们也一直在探寻如何让非洲艺术世界摆脱欧美轴心的影响。





非洲将一直是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世界银行最新一期的《非洲脉搏》(Africa’s Pulse)提供了分析非洲大陆经济发展趋势和数据的最新数据。该报告对2014年非洲整体情况的分析是:基于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农业生产、服务业扩张、电力供应和交通等方面都正在强劲复苏。非洲经济增长从2014年4.6%的年增长率增长到了2015—2016年的5.2%,而且非洲将一直保持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的地位。

非洲大陆未来前景是否光明远大还是一个值得公开讨论的话题。我们的判断,和投资者的判断一样,都是基于对非洲实际看得见的发展潜力的衡量和评估。在一份研究和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44个国家的报告中,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预测了数字化给非洲国家发展所带来的潜力。基于肯尼亚的数字化比率,非举债经营所带来的可能性增长范围从南非的28%到埃塞俄比亚的155%不等。很大一部分的移动提供商市场还没有被开发出来,但要想深入了解还需要更多可靠的数据。

“机会数不胜数”这种说法基于非洲年轻人口众多的思维,而且这些年轻人还没有背负殖民时期受害者心态的沉重包袱。一些非洲国家羸弱的治理措施浇灭了很多年轻创业者的创业热情。支撑非洲增长的支柱之一——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言——是中国,这个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百年基础设施项目——新海上丝绸之路,给非洲国家和产业更好地融入全球贸易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总的来说,我们的预测将不会像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nsanjo)所预测的那么远——他曾经预测21世纪将是非洲的世纪。我们的预测也不会像罗兰贝格咨询公司所言“机会数不胜数”,但我们是乐观的。非洲需要的是企业家精神、勇气、创新的思想,以及努力付出而得到的收获。





欧洲的非洲政治?


2015年11月12日,欧盟和24个非洲国家自豪地宣布了瓦莱塔行动计划(Valetta Action Plan)。这个行动计划明确界定了双方的利益和需求,按照德国外交部的说法,这即使算不上一种合作模式的变化,也标志着一种转折。欧盟创建了一个信托基金,其中18亿欧元由欧盟成员国提供。每个成员国可以自愿提供额外的资金,但根据最新的数据,到2016年10月,资金只增加了8 100万欧元。

“非洲能够拯救自己”是牛津大学教授、德国财政部顾问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潜台词——德国将在2017年成为G20新一任主席国。对他来说,非洲的移民潮将会带来人才流失问题,因为最富有活力和最具创造性的人才都离开了。科利尔把这一问题当作重要而紧迫的社会问题为当地政府建言献策:

对非洲国家政府来说,如果把为人们建房子、建学校的责任和义务都撇在一边,那么又怎么能指望它的人民为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发光发热呢?



他认为,“企业能够带来财富。它们是进步的发动机,能够激发整体的社会变革,就像在中国所发生的那样”。





掌控自己的命运


从我们自己的经历出发,我们知道西方完全采用中国的模式未必会运转得很好。每个国家的人们都想依靠自己的双手运行自己创立的发展模式,以此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一观点也是科利尔着重强调的:

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中国还是极其贫困的,今天它却成了一个经济大国。所以说,如果一切运转良好,那么一个国家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就能解决贫困。

大英帝国曾经让中国陷入了鸦片战争的漩涡,但中国人并没有一蹶不振。我并不想贬低非洲的殖民主义,前提是我们宣称还在迫害那些非洲受害者。我认为,非洲年轻人并不希望能听到那些故事。他们是想把自己的命运操纵在自己手里的一代。他们所代表的是非洲的未来。





亚洲:从向西方学习到主导世界


亚洲在很多方面都是众所瞩目的。它是人口最多的大陆,有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贝加尔湖是世界最深、最古老的内陆湖泊,马里亚纳群岛海沟是世界大洋中最深的海沟,而死海是陆地上海拔最低以及盐度最高的水域。印度被看作世界上最大的(西方式)民主国家。

亚洲还有最多的跨洲国家,即国家领土延伸到另一个大洲,这些国家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土耳其。亚洲作为很多文化的摇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大多数宗教都起源于亚洲。

对我们来说,亚洲也是非常特别的,这也是我们作为作者能和出版商达成一致而出版《亚洲大趋势》的原因。那时,我和多丽丝并不知道我们日后能成为伴侣,并且成为和亚洲、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合著者。虽然我们是在1994年撰写的《亚洲大趋势》,但那时我们就已经很明白,亚洲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在亚洲所发生的事情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进程。没有任何发展进程可以比拟,对亚洲、对世界来说都是如此。在下一个千年到来的时候,亚洲的现代化将重塑这个世界。



《亚洲大趋势》是这样结尾的:

在过去的150年时间里,进步与繁荣是西方国家所享有的,亚洲很多地区都处于贫困状态。现在,亚洲人开始了他们的复兴之路,他们正紧紧抓住机会以实现文明的繁荣和昌盛。在科学和技术的带动下,亚洲人将会为世界展现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现代化集合了东方的美德和西方的价值观,是自由和秩序、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大融合。东方崛起所带来的最深刻的结果是,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诞生了。



亚洲国家和地区秉承的是机会导向发展模式。首先是“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960—1990年实现了强劲增长和迅速的工业化。新加坡跨越工业化阶段,大踏步地迈进了信息时代。这个城市国家建设了世界上最高端、成熟的基础设施,成为很多跨国公司的运营中心。中国香港崛起为堪与伦敦和纽约相匹敌的全球金融中心。韩国则成为世界高科技优质产品制造的领头羊。





东盟:消费阶层的7 000万个家庭


在《亚洲大趋势》出版不久之后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市场,于是出现了很多质疑亚洲作为经济发动机的声音,现在看来,那是言之过早了。东亚正取代日本成为区域经济繁荣的驱动力量。在1995年,日本的GDP已经连续5年出现了衰落。我们在《亚洲大趋势》中曾预测,日本将经历一个长时期的经济下滑期,很不幸的是,这一切都应验了。

尽管日本出现了萧条,但亚洲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将会持续提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些国家的经济,这其中包括现在的印度、持续强劲发展的韩国、持续快速增长的东盟国家。东盟是50多年前成立的,它一直是世界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它的10个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现在东盟有6亿人口,其总体GDP达到了2.4万亿美元(2014年的数据)。东盟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南环经济带国家中的发动机。如果按照单一国家计算,它的GDP已经位列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而且它还是世界上第四大出口地区,紧随欧盟、北美和中国之后。

牛津经济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将会接近45%。亚洲不仅覆盖了全球陆地面积的1/3,它也正在成为主导全球的大陆,到现在为止,亚洲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另外,亚洲在很多方面也是佼佼者。





企业领域中一个不断变化的场景


在2014年5月31日关于亚洲商业的一份特别报告中,《经济学人》写道:“到2030年,从GDP、人口规模、军费开支和技术投资这几个指标来衡量,亚洲将会全面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一些世界级企业的巨头都在亚洲:市值2 030亿美元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市值1 980亿美元的中国工商银行、市值1 610亿美元的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市值1 930亿美元的日本丰田公司、市值1 620亿美元的中国建设银行、市值2 000亿美元的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市值1 010亿美元的中国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上面提到的仅仅是超过1 000亿美元的公司。对比一下:印度最大的公司信实工业(Reliance Industries)市值是506亿美元(据《福布斯》和《经济学人》的统计)。

相比之下,苹果公司的市值是5 860亿美元,德国西门子公司市值是910亿美元,而瑞士诺华公司的市值是2 030亿美元。

《福布斯》发布的排行榜上最大的10家公司有一半是美国的,另一半是中国的。中国的5家公司是国有的,而美国的5家公司是私有的。不过按照习近平主席复兴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中国的国有公司也需要向民营资本开放。

亚洲资本现在占全球资本市场的27%。亚洲的消费市场是巨大的,大约占全世界中产阶层消费市场的30%,而世界上47%的制造业都位于亚洲。亚洲55%的贸易都是在其区域之内发生的。[4]

正是在亚洲大陆的这一发展背景之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也就是要复兴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这毫无疑问将是未来10年经济大变革的一部分,它将影响所有的大陆。我们将在第五章详细阐述这幅新的世界图景。





拉丁美洲:进一步,退半步


如果拉丁美洲人在经济领域能够付出和正常相比一半的时间和努力,那么它在全球的舞台上也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可能是如画的风景和明媚的阳光消磨掉了拉丁美洲人的斗志——虽然他们面临着种种问题。不论是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海滨酒吧风味独特的凯匹林纳鸡尾酒、激情四射的探戈舞,还是西班牙式的生活方式,拉丁美洲总能让世人体验到一种别样的风情。

如果你能实地考察,更深入地了解拉丁美洲的国家和人民,你会发现灿烂的阳光也会投下斑驳的阴影。行政管理、司法体系、公共安全、法院和议会,这些都是拉丁美洲的孱弱之处。事实上,这些公共服务领域的弱势培育了拉丁美洲的自立意识,拉丁美洲的人民并不是简单地坐等政府的投入,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且还会做得更好。巴西自从20世纪30年代就一直严重地衰退。巴西总统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s)的政府管理团队承诺要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和一个新的时代”——即使他本人正陷入腐败调查的漩涡。对巴西人来说,最好的迹象之一就是审判腐败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然后把他们投入监狱。

在阿根廷,这个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正在采取大胆措施以应对经济的下滑。尽管阿根廷在2016年出现了经济下滑,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其2017年的增长率将达到2.7%,虽然如果不忍痛削减补贴和社会福利,这一目标很难完成。而且,这种削减也很可能会遭到那些支持马克里当选总统的选民的抵制。现在,巴西和阿根廷都在努力争抢国外投资以转变落后的发展局面。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拉丁美洲人乐观的天性,拉丁美洲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迷失了方向,并没有对自己在全球化中的作用进行清晰的定位。而且它们忽略了全球贸易的一个主要支柱——良好的基础设施。这种缺失也给拉丁美洲基础设施项目最大的投资者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内基础设施的投资超过其他任何地区,但中国的投资也只占到拉丁美洲地区外资总额的6%。拉丁美洲和中国现在正紧密地靠拢在一起,而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却在渐行渐远。中拉贸易总额从2000年的2%(占拉丁美洲贸易总额的比例)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11%,而美国的强劲影响力正在不断下滑。

不论美国是不愿意还是无力与中国在拉丁美洲展开竞争,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同美国的市场驱动战略大为不同的是,中国秉承了一个长达数千年的目标达成战略思想,即“实践战略思想”。它上溯到公元前5世纪,中国古代的战略大家孙子在他的杰作《孙子兵法》中就倡导中国人要有一种全局观。时至今天这个时代,这也是中国在地缘政治领域所采用的战略思维。

拉丁美洲受益于中国的巨额投资——当然美国也不例外。从另一个方向来考虑,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而是得益于自由市场,才使得中国的华为能够超越爱立信。华为正在拉丁美洲全力建设通信网络——巴西6/7的4G移动电话通信网络都是华为建设的。当然,这也得益于对移动电话通信网络不加限制的日益增长的消费市场。而法国跨国零售商家乐福在拉丁美洲的销售收入也增长了9.7%(将汇率影响考虑在内),而它在巴西的增长率高达25%。





征服者与投资者


现如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33个国家组成了世界上最多样化的地区之一。它们的人口增长到了6.42亿。但在过去的数千年发展史中,拉丁美洲的人口鲜有超过3 000万的时期。很多本土文化,有一些还是高度文明的文化,像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化和玛雅文化,都在厚重的历史积淀中独立地发展起来了。然而,这些文化的发展却在1492年被残暴地打断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位意大利出生的探险家,打着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的旗帜踏上这片“新世界”。在16世纪之交时,由探险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的一支船队到达了一片新的陆地,并立即宣布这是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领土——这片新的陆地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巴西。正是由于“拉丁”一词源于征服者的语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所以才有了“拉丁美洲”这个名字。

虽然20世纪经历了困顿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时期,但拉丁美洲的国家已基本发展成民主的、受市场驱动的经济体。在拉丁美洲北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极端社会主义”已经让这几个国家下滑到2016年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经济自由度排名中的底部——分列第176名、第160名和第159名(根据我们最新的查证),并被归在“被压制”的国家行列。它们都是美洲玻利瓦尔联盟[5]的成员国,这个组织实施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贸易和投资都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国家政府,比如中国。根据美洲各国之间的对话,从2007年到2016年,中国国有银行向委内瑞拉提供了600亿美元的贷款,但中国的投资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根据美国企业协会的数据,中国每年向委内瑞拉提供约25亿美元的贷款,然而在2016年上半年,投资金额仅为3亿美元。

在大陆的西边,是太平洋联盟[6],它的成员国包括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和巴拿马,实施的是市场驱动的发展战略,其目的是提升资本流动、商品、法律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透明度与效率。在2008年5月,南美国家联盟得以创建——现在签约国包括全部12个南美独立国家。它的目标是经济一体化,以及共同的货币政策、议会制度和护照。美国评论员把这一政策解释为,美国在这一地区主导权的一大损失。





太平洋联盟vs.玻利瓦尔联盟


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太平洋联盟国家所获得的国外直接投资远超过玻利瓦尔联盟。[7]

拉丁美洲也正在成为全球中产阶层的来源地,2011年是个分水岭,在这一年里其中产阶层的人数超过了贫困人口。2001—2011年,和中国、东欧一起,拉丁美洲成为全球中产阶层扩张最为迅猛的三个地区之一(按照皮尤研究中心的标准计算,即每天赚取10—20美元),现在其中产阶层的人数已经占总人口的30%[8]。展现在这个大陆面前的是一片新的坦途。在增长的竞赛中,巴拉圭名列榜首——世界银行估计其增长率达到了11%,其后是巴拿马(9%)和秘鲁(6%)。

拉丁美洲人渴求教育、渴求成功,他们正准备抓住未来几十年中变革的机遇。正像我们的朋友,刚刚从秘鲁旅行回来的前拉丁美洲记者伍尔夫冈·斯多克(Wolfgang Stock)博士所说的:

根基已经打牢了,拉丁美洲现在有能力把弱势变成优势了。国外直接投资不仅可用于建设基础设施,还能够为投资者和当地政府与人民创造工作机会和新的市场。



巴西企业及其CEO的顾问,我们的朋友沃尔特·林克(Walter Link)却看到了拉丁美洲发展的困境:一方面,政治和商业的既有势力想要维持现状;另一方面,反对者和年轻的企业家们想要真正的变革。他认为,事实上很多CEO已经被判处多年监禁,这也是从做表面文章到实际实施的明显信号。

变革固然有些迟钝,但努力一直在进行。除非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始更少地依赖自然资源,并开始注重长期规划,否则,可持续的发展与进步将不会实现。大部分投资要想有效果也尚需时日。不幸的是,政治思维更多由选举驱动,而不是由结果驱动,这必将导致政治领导者将目标更多锁定在以牺牲长期经济发展与进步为代价而换来的短期政治收益上。如何逃脱这个怪圈不仅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大问题,对大部分的西方民主国家来说也是个大问题。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来说,都会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它们的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策略来发展,没有谁可以替代它们。


[1] 参见http://www.pewglobal.org/2015/07/08/a-global-middle-class-is-morepromise-than-reality/。



[2] 马格里布位于非洲西北部,阿拉伯语意为“日落之地”。该词在古代原指阿特拉斯山脉至地中海海岸之间的地区,有时也包括穆斯林统治下的部分西班牙地区,后逐渐成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的代称。——译者注



[3] 诺莱坞,该词发源于尼日利亚,因此以其英文首字母冠名为“Nollywood”,类似于美国的好莱坞和印度的宝莱坞。——译者注



[4] 参见http://dupress.com/articles/asia-pacific-economic-outlook-q1-2016-asiaeconomic-growth-continues/。



[5]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是一个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为宗旨的地区性合作组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前身为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该计划由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于2001年提出,2004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成立,旨在加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抵制美国倡导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2009年6月,根据委内瑞拉的倡议,该组织更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译者注



[6] 太平洋联盟是一个新兴经济组织,该组织于2011年4月在秘鲁成立,2012年6月6日正式签署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主要成员国为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太平洋联盟自由贸易区是一个由2.06亿人口组成的大市场,GDP总量将达到1.7万亿美元,该联盟的建立目的是进一步加强该地区一体化进程,大力推动成员国之间在货物、服务、资金和人员方面的自由流动。——译者注



[7] 数据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和世界银行。



[8] 数据来自2014年世界银行。





第五章

世界新图景




本书不是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读者所写,它的阅读群体是全世界的读者朋友。因此,我们假设,本书的读者能够以我们所描述的不同方式观察这个世界。大多数的人们观察这个世界都是从他们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出发的,也就是说他们习惯于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核心。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的国家塑造了我们现在的世界观。而有时,我们的思想以及基于我们思想之上的所有东西都需要再审视,尤其是当这些思想和思维模式的塑造还需要追溯到过去之时。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回顾历史以此掌控未来并培养对世界新图景更具洞察力的见解。





过去的长尾:两千年的故事


实力强大的国家和领先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世界的塑造者,它们不仅在自己所在的大陆施展影响力,而且还把影响力扩展到全世界。想一想哲学世界的创立者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民主的摇篮雅典,以及西方文学之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今天,雅典和罗马的政治、法律与文化影响仍旧伴随我们左右。直到今天,《德国民法典籍》还是以19世纪的法律体系为基础的——它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欧洲的罗马帝国、非洲的库施王国和埃及人,中国的春秋五霸和周朝,南美洲的印加文化、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都在全球留下了印记。

经济发展也扎根于过去。得益于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年的研究,我们可以估计出过去2 000多年的经济发展(见图5–1)。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分析有些滑稽,不过也有一些人会认真看待,但这是在数据缺乏、国家边界多变以及数个世纪以来各种阻碍获取精确数据的因素下所做的最佳评估。即使他的计算与评估存在争议,但他以自己的观察与远见为世界各国力量的历史性变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看一下这幅图,就会明白两点。首先,中国傲然屹立于全球GDP之巅,难逢对手——它现在只是把19世纪末输给美国的领先地位重新夺回来。其次,美国作为一个军事和经济大国的优势地位实际上是很短暂的。第三点要注意的是,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GDP方面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并不长。即使在耶稣出生时——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世界强国,意大利也仅排在世界第三位。还有,即使在大英帝国统治时期,它在大部分时间里也落后于中国和印度。





图5–1 世界各国力量排列简史[1]





麦迪森除了在2001年做出了这份跨度两千年的各国力量对比概览,他还估算出,全球经济的产出在公元元年的时候达到了1 054亿美元——以1990年的价格为基准来衡量,而2016年2月柏林的经济产生是1 246亿欧元。(为了避开不同国家的币值和价格水平的波动,麦迪森的计算方法是以GDP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

在15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北京,它的人口估计达到了60—70万。当时中国的GDP估计为1 00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则紧跟其后。法国的GDP位列第三,大约为1 800万美元,而巴黎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是20万。罗马,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中心,但自从罗马教皇迁居到阿维尼翁,这座城市就江河日下了。[2]





1517年:欧洲历史的转折点


始于14世纪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通过科学大发现开始尖锐地刺破基督教的教义,这也预示着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向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当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教育运动与对天主教的神学根基批判观点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霸权力量获得了复兴。





霸权力量的衰落


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德国维登堡城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了抗议论纲。[3]他的行动掀起轩然大波:旧的世界观被一扫而空,那个时代拥有最强大力量的天主教会的根基也被撼动了。它是历史的转折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社会体系的改变力量。曾经把科学视为异端的教会的权势被转移到了掌握权力的世俗国王、皇帝、公爵手中。

强大的文化和教育运动从意大利北部扩展到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人们对这种转变的接受也经历了从开始的疑惑不解、分歧不断,到后来的思维转变,直到最后接受了现实。教育运动提倡文化、社会和政治的相互交融,启迪了人们的思想。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不同的职业群体也获得了创造财富的机会,城市开始繁荣起来。教会手中掌控的教育和经济实力成为天主教会强大权力的重要支柱。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展开,接受教育的门槛也越来越低。

随着教会权力的土崩瓦解,地心说世界观让位于日心说,科学开始摆脱一千多年来被视为异端的宗教枷锁。不过,虽然天主教会的权力在不断衰减,但如果不出现时代的根本变革,其权力的终结也基本是不可能的。





欧洲权力之根


天主教会的崛起开始于1 700年前,当时罗马的继承者君士坦丁登上了帝位,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君士坦丁是第一个受基督教洗礼的罗马皇帝。这是从罗马多神教向基督一神教的一次大转变。君士坦丁也可以借此来宣示他像上帝一样拥有无上的权威:上帝是宇宙的唯一统治者,君士坦丁是世界上唯一得到上帝护佑的罗马皇帝。

这是天主教会和世俗国家相互倚重的开始。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支持对方的权力以达成共同的利益。不平等是上帝赋予的。神职人员、贵族、公民、农场主都处于一定的社会阶层,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位置。

在那个时代,流行病和瘟疫带来了很高的死亡率,那些在人世间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们都会祈求死后的救赎,而教堂就是他们唯一能去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堂已经从服务信徒退化为依靠信徒的需求而肆意敛财的工具。通向天国的大门都是明码标价的,这一切直到15世纪才开始改变。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到1890年的时候,美国最终崛起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紧随其后的是中国、英国和日本,而欧洲被分裂成众多的国家和公国,在GDP规模上已经无法名列麦迪森的榜单了。





以西方为中心世界的开始


在过去的500年里,尤其是过去的100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那样获得如此广泛的全球影响力——美国是在逐渐消灭印第安原住民之后而成为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国家的。它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被传播到全世界,席卷了大多数国家的当地文化。西方的服装、音乐、商业、行为方式、发明创造和创新都从西方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区。西方那种超越世界其他地区的自我优越感也逐渐形成。西方把自己看作道义权威的化身,并由此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基础上设定了全球标准,然后以此标准来评判世界的对与错。





西方权威和权力的破灭


当我们在全球旅行、进行研究时,我们看到的是西方世界的全球权威已经不再是不可挑战的了,西方的世界观也不再具有普适性。在全球范围内,新兴经济体正在塑造它们自己的标准。





两个国家的起点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美国的领先地位越来越巩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1930年还处在社会秩序混乱、国共两党分裂和日本帝国侵略的社会背景之下的中国,虽然其GDP的规模仅及美国的1/3,差不多和德国、英国和印度的GDP相当,但它仍旧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重登领先地位的转折点


到1980年,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登上了世界第二的宝座,联邦德国位列第三,中国则滑落到第十位,落后于位列第九的印度。随着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又开始向GDP霸主地位迈进了。

到2015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分析显示,中国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的GDP名列世界第一,而其GDP跃居世界第一位也仅仅是时间问题。普华永道对未来几十年的变化甚至看得更深、更远。普华永道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61万亿美元,印度将以42万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二,以微弱优势领先于41万亿美元的美国。看起来以前历史上的世界大国以及全球舞台上的新角色将会主导世界的未来。而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已经毫无悬念了——中央王国将会获得这一桂冠。当然,对普通民众来说,更为重要的可能仍旧是哪个国家能够通过竞争获得最适宜居住国家的桂冠。[4]

虽然我们不能预言未来,因为这可能会涉及数十亿、数万亿美元的战略决策,还有无法预见的发展进程,以及让人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但最为保险的赌注是中国将在全球发挥领先作用。使用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如果我们对人才的随机分布进行计算,并把它与人口数量联系起来,那么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会达到一个很高的发展高度。

而国家不会按照任何可能的发展理论进行发展。预测未来最保险的策略始终都是研究现在。





从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到一个多中心的世界


我们的判断是,全球南环经济带国家将会描绘一幅新的世界图景。虽然全球南环经济带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和增长阶段,而且其中有一些国家还处于经济和政治动荡状态之中,但它们从整体上看将会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西方的霸主地位已经从不同的方向开始衰减了。随着经济权力的不断削减,西方自我标榜的民主和自由市场是全球发展范本的言论也不攻自破。新的发展动力正在改变全球社会。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正在蜕变为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在这个多中心的世界里有很多国家,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城市都在设定全球的规则。一幅新的世界图景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混合着各种意见,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的世界;同时,从一个长期框架来衡量,这也是一个多种新治理模式层出不穷的世界。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将是全球南环经济带的国家和城市,它们将重塑我们未来几十年的世界。





为什么要掌控未来必须先熟知过去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言,我们在开始生活的时候并非一纸空白。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国家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所处的国内环境和个人发展环境,当然这些环境本身也是随着时间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思维深受我们生存的环境所影响,而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由历史和过去塑造。

社会发展进步并不仅限于西方世界。如果我们回看一下200多年前的世界,不平等现象在大部分国家都是存在的,在这些国家里,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平民被划分为富人和穷人。社会的流动性很小,贫穷的环境往往被视为命中注定。而200年之后,这种发展的鸿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体现出来。

这幅新的世界图景并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它也与我们的心理情感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相关。在西方主导的200年时间里,西方对主导权和道德权威的自我认知得到了不断加强。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不仅实现了GDP的快速增长,还实现了很高的个人收入和生活质量,虽然西方国家的不平等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以及政党政治讨论的热点话题。在西方地位正不断受到新兴经济体以及自身缺点的质疑和挑战的背景下,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国家和全球南环经济带国家必将会重塑这个世界——在一个正在演变的新的世界秩序下。





过去的全球体系有助于我们掌控未来吗


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架构下的世界体系大体是70年前全球权力的体现。接下来,全球体系和西方国家政府将无法再挥动指挥棒来指挥新兴经济体的管弦乐队了。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由西方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发起成立的全球治理机构一直占据着世界的政治舞台。而现在的世界已经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创立时的世界大不一样了。

“我认为,虽然这些体系可能在应对20世纪的问题时获得了一些成功,但它们已经无法应对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新的全球挑战了。”世界银行前副行长伊恩·高登(Ian Goldin)在他的著作《分裂的国家:为什么全球治理正在失败,我们又该如何应对》(Divided Nations: Why Global Governance is Faili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中写道。

联合国已经无法兑现1959年苏联赠送给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的青铜雕塑上雕刻的“铸剑为犁”[5]的誓言。

世界银行—1944年创建于布雷顿森林大会,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重建欧洲,但后来发现它的核心使命变成了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发展资金。世界银行为了减轻贫困经常会对贫困国家进行结构调整,政府为了结构调整而削减开支也常常会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带来灾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目标是保持汇率稳定,虽然它的使命迅速扩展为几乎无所不包——从金融监管到改善空气质量。





掌控21世纪的全球治理


新的世界秩序的演变将会深深打上全球政府的烙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单一的大趋势将会引起系统的、整体的变化,也就是一场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发展进程上的全球大变革。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在所有这些进程中,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的复杂性必将会触发新的系统风险,全球体系中引人警醒的缺陷也会暴露无遗。

这些缺陷中的一个例子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体系已经无法阻止或者有效应对这种危机。然而,这种明显的失效却没有触发体系架构的变化。全球体系的当前架构与解决21世纪的多重复杂风险是错位的。目前的困境是,一方面,人们对全球体系的迫切需求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全球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却跟不上风险滋生和增长的速度。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5年,全球对外投资额增长了18倍。真实的全球GDP增长了约32%,而全球商品进出口增长了7倍多。全球移民是全球机制很难解决的问题,在2015年跨国移民人口达到2.44亿,成为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2015年,欧盟收到首次申请庇护的人数就达到120万人。欧洲接收的难民数量巨大——与差不多5.1亿的欧盟人口数量相比,所以对难民进行充分的管理也是必要的。

全球体系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21世纪的复杂性、相互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但大多数倡议都是空头支票。影响国内政策的全球性系统风险超越了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也刺激了更多政府间的谈判。

全球体系架构的变革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世界各国对新的全球权力平衡现实状况的接受程度。





放下过去是拥抱未来的前提条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言——“为了有潜能成为谁,我必须放弃我是谁”,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意义。

作为人类,掌控大趋势的程度与我们掌控自己的程度紧密相连。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放弃过时的观点并接受开发适应现实环境的新思维模式的挑战?个人和群体对事情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我们是否经常听到一些人或机构习惯于墨守成规,甚至对不断叠加的权力难以割舍,即使这样做是在损害整个系统?





西方不再是普世价值的守护者


新的全球体系已经不再适合西方世界,但这不会改变西方国家继续自我标榜为“普世价值和权利的守护者,全球道德和经济中心地位的捍卫者”的思维模式。

全球南环经济带的新兴市场——时常被西方国家低估的力量,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基于它们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新兴市场已经形成了与未来前景相符的新的认知基础——没有受历史包袱所限制。它们发现凭借自己的力量就能自力更生了。曾经被宣称的“历史的终结”演变成了“全球大变局”,在世界观已然变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新的经济联盟,以及新的地缘政治和新的经济格局都成为其重要特征。





全球发展的新动力


乍一看,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悠闲自在的拉丁美洲生活方式与中国奋发拼搏的职业伦理格格不入。在非洲,每个部落都拥有自己的文化,这些部落生活在58个国家里,很难形成共同的基础。

中国人口有明显的同种同源特征,而拉丁美洲20个国家的人口来源却多种多样,从占人口少数的本土拉丁美洲人到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德国移民。虽然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发展历史进程也不同,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却能够成为一个整体,为全球带来新的发展动力。中国是让全球数亿人口摆脱贫困状态的引领者。拉丁美洲虽然问题很多,但最近几十年里在减少贫困方面成就显著。

一份世界银行的非洲贫困报告显示了一个悖论,虽然贫困状况比人们预想的要好,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却在上升。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人口出生率很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每个妇女要生育5个孩子,而全球的平均数量是2.5个孩子。

中国的崛起,包括它的经济权力、政治上的长期战略规划,以及它实施改革的能力都为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创造了一个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进步这一共同目标的合作平台。中国参与其中所激发出的能量为新兴经济体提升双赢关系创造了很多可能。法律规则的完善也有助于促进这种多边关系,进而有助于把合作关系扩展到下一个舞台——从商业领域扩展到投资领域。

正如大西洋理事会在2015年的报告中所显示的,自从2000年,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接近20倍,这其中主要得益于中国与一些国家,比如智利和秘鲁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由于商品市场的繁荣不断萎缩,这一支柱也被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想要更多地分散市场和商品来源,以及开拓更多的投资渠道。

拉丁美洲国家想要弱化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合作关系,但也没有完全把目标转向中国。到2016年,中国成为拉丁美洲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美国还是第一位),以及第三大出口目的地。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巴西成为中国主要的拉丁美洲贸易合作伙伴,其贸易额在2014年达到780亿美元。对于正在应对经济萧条和政治丑闻的巴西来说,有一个好消息:中国曾宣布,到2016年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将增长到2 500亿美元,而贸易额将达到5 000亿美元。





交往源远流长


中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通常被看作20世纪和21世纪的重要发展进程,虽然中国的海上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与亚洲、非洲国家之间关系的记载可谓乏善可陈,但实际上,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首次有记录的非洲与中国的关系是在15世纪,那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6]从摩洛哥到达中国。此后,中国皇帝逐渐把其权力扩展到海洋。随着中国人航行到非洲,印度人和穆斯林也旅行到中国,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得到极大的扩展,也促进了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在宋朝,中国更是为了获取原料而拓宽了香料的商业进口渠道。





中国航船让最强大的葡萄牙船队相形见绌


对于中国的宝船航海,一般人鲜有耳闻。回溯到15世纪,明朝统治期间,郑和率领一支由70艘船、超过27 000名船员组成的舰队开启了7次航行的第一次“宝船之旅”。这支舰队的旗舰长达400英尺[7],有9个桅杆,12张红色的船帆,可承载1 000人。郑和的船让当时最大的葡萄牙航船相形见绌,因为前者体积达到了后者的7倍。这艘船与气宇轩昂、身高7尺(约合2.1米)的领航人郑和相当匹配。怪不得一些人会认为这个巨人来自美国。

然而,尽管郑和这支舰队的规模非同一般,但它航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宝船舰队扬帆太平洋、印度洋,远航到阿拉伯半岛、东非,这要比葡萄牙航海船队经由非洲最南端抵达印度要早了近一个世纪。

郑和的第7次航行,抵达了东南亚、印度海岸、波斯湾、红海、非洲东岸。两年之后,也就是1433年,返航的郑和在古里[8]病逝,之后舰队返回中国。当然,也有人认为,在15世纪初,这样的舰队过于豪华、造价昂贵,大大削弱了其实际的经济意义。





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没有殖民主义的烙印


作为一个海上强国,中国是有能力扩张其领土的,但中国没有这样做。今天,中国人以“友好使者”来纪念郑和,因为正如中国人所强调的,郑和带去的是瓷器和丝绸,而不是杀戮、掠夺和殖民主义。在这一方面,中国人非常喜欢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所说的一句名言。当时有听众问他,是否担心中国会掌控马来西亚。他笑着说:“在马来西亚,我们与中国做贸易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掌控过我们。不过,有一天,三艘葡萄牙的船出现在了马六甲海峡沿岸,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三个月后,我们成了一块殖民地。”

在2005年,中国为了庆祝郑和首航600周年,复制了一个小型舰队,从青岛航行到了亚洲和非洲的港口。对中国人来说,郑和就是中国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威胁的一个符号。





寻求合作基础


中非关系和双方心理情感在20世纪得到了加强,因为中国支持反对种族隔离,而非洲也跨出了远离西方国家,寻求新的、更平等的联盟关系的一步。

这一切也确定了中非关系发展的基调。就像历史塑造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样,西方国家在历史课程方面的盲点也导致了它们对过去历史的误读。缅因州东高中,也就是希拉里·克林顿读高中的那所学校,对中国航海历史的关注可能要比德国和澳大利亚的高中少得多。希拉里·克林顿把当前中国针对非洲的“宝船之旅”同西方的历史联系起来。她在2011年访问赞比亚期间,对中国进行了猛烈抨击:“我们目睹了殖民时代的到来,它轻轻松松闯进来,挖走了天然资源,贿赂完领导人,然后扬长而去。”

津巴布韦经济学家、《赢者通吃:中国的资源之争,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Winner Take All: China’s Race for Resources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却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2012年6月29日她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并不是新型帝国主义,而是非洲经济增长最大的希望。在2015年,中非贸易额从2014年的2 200亿美元跃升到约3 000亿美元,增长了差不多30%。而且,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中国将为非洲培训20万名职业技术人才,并帮助非洲国家提升教育水平。到2040年,每年将会有1 000万名非洲青年融入劳动力市场。

为了更好地掌控日益增长的青年失业率所带来的危险,非洲迫切地希望提振经济发展。任何投资,不论是私有还是国有企业的投资,以及任何对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的鼓励措施,都有助于非洲的经济稳定。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国家,这类投资有助于解决向其他大洲(尤其是欧洲)移民的那些棘手问题。





全球劳动人口的增长主要取决于非洲


联合国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劳动人口(从15岁到64岁)将从2016年的10亿增长到2050年的25亿人。这和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非允许大规模移民或者大幅提高人口增长率,否则欧洲的劳动人口将会从2015年的4.92亿下降到2050年的4.05亿,现在看来两者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在某种程度也会受到人口因素的冲击。同样的时段,它的劳动人口将从10亿上下缩减到7.94亿。

美国的状况会好一些。它的劳动人口将会从2015年的2.13亿增长到2050年的2.34亿,仍然大大低于1960—2015年的增长率。

金砖国家整体经历了劳动人口强劲增长的过程,但从现在开始它的增长率将会变缓,而印度的劳动人口将会持续增长。[9]





中非双赢


为了帮助非洲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将主动在10家中国农业机构和10家非洲农业机构之间搭建合作关系。当然这一设想也能给中国带来利益,因为中国对有机、天然、健康农产品的需求量正在不断上升。非洲国家能为日渐富裕起来的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而独特的食物。以咖啡为例,非洲的特色咖啡店就能够提供口味独特的单品咖啡。

中非卓越基金会[10]的主管Jinghau Lu[11]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把非洲的产品看作“原生的、天然的,并且有着异国文化情调的”,这是吸引中国消费者的原因。注重质量和异国情调而不是数量与批量产品为中非商业合作开启了机会之窗。

在参与非洲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常被看作一个庞然大物。不过,虽然传统上中非合作关系是基于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但也有很多合作是在省级层面上展开的。例如,加扎–湖北友谊农场(Gaza-Hubei Friendship Farm)就是湖北省与莫桑比克加扎省之间签署的合作项目。

另外,民营公司的参与速度也在加快。中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以市场导向为主。他们不仅学习当地的语言,还改造他们的产品以适应当地的口味和需求。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分析,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正在加快铺开,从尼日利亚、南非这类较富裕的国家到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这类非资源性的富裕国家。与此同时,当西方国家的投资因非洲法律规范的缺失而撤离时,中国却大为不同,它的对外直接投资看重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





非洲的人口红利


对非洲国家来说,如果政府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环境,就可以从非洲不断增长的人口中收获很大的红利。“政治上自由民主的模式已经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资深非洲研究专家兼记者巴赫罗马斯·吉瑞尔(Bartholomäus Grill)在他的书《噢,非洲》(Oh Africa)中写道。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途中,非洲的政府精英不再关注美国,因为非洲和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他们把目光瞄准了新兴经济体,实践已经证明这是最可能让他们摆脱贫困、融入全球经济的道路。西方的主导权、西方的道德和政治权威以及非洲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接受,正在慢慢烟消云散。

“怪不得美国政府要猛烈抨击它的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正在非洲进行巨额投资,而美国却呆呆地站在那里,眼看着自己在非洲的影响力慢慢消失。”丹比萨·莫约写道。她在2013年的TED[12]演讲中讲道:“中国的发展体系正在新兴经济体的人们中获得广泛认同,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这种发展体系完全可以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质量以及更快地提高生活水平。”

基于这种共同的发展理念,54个非洲国家创建了非洲联盟,其总部位于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2012年,在肯尼亚设立的中央电视台分部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正式的交流平台,“有助于中国人更好地了解非洲,提升中非关系,也有助于把真正的中国引介到非洲,同时把真正的非洲引介到中国”。

其实完全不用过多解读,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和非洲国家越来越融入世界,它们的自我认知也逐渐从弱变强。





新的发展动力、新的政治格局


中国新的自我认知以及其在全球舞台上日渐展现的魄力与自信使它对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不同的评估标准。它不再受所谓优势国家的支配,而是要自己做出选择。

在2014年1月,英国《卫报》引用了《世界邮报》上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认为,中国正在开启一种新的外交政策,正在走一条融合而非冲突的道路:

邓小平以低姿态的外交风格(韬光养晦)优先发展对美关系,但最近在习主席的几次讲话中,他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不同的战略方向:努力有所作为(奋发有为)。



阎学通还补充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新观点:

2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执行的是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框架。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中国对待所有其他国家的态度基本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把努力维持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作为中国的优先目标。而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开始以朋友和敌人区别对待不同的国家。对于那些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愿意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国家,中国将寻求多种方式让它们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




[1] 图中所列的1 700年之前的“苏联”,实际上指的是1922年之后苏联所覆盖的疆域。——译者注



[2] 详见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3] 路德于在1517年10月31日(一说11月1日)以学术争论的方式在维登堡城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论纲以神学论辩的笔调写成,语气甚和缓,仅指责某些教会的弊端而无意攻击教会本身,在第七十一条中还明确肯定教皇的赦罪权。论纲使赎罪券在德国各地的销路大减,有些地方已无人购买。路德此举得到各阶层支持,同时也触怒了教廷。——译者注



[4] 参见http://www.newgeography.com/content/005050-500-years-gdp-a-taletwo-countries。



[5] “铸剑为犁”是《旧约》中对未来太平盛世的一个描述。以“铸剑为犁”为名的青铜雕像位于联合国总部的花园中。这座青铜雕像是叶夫根尼·武切季奇(Yevgeny Vuchetich)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的召开而创作的,雕塑中的男子一手拿着锤子,另一只手拿着他要改铸为犁的剑,象征着人类要求终结战争,把毁灭的武器变为创造的工具,以此造福全人类。——译者注



[6] 全名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拉·伊本·穆罕默德·伊本·伊布拉欣·赖瓦蒂·团智·伊本·白图泰(1304—1377),摩洛哥穆斯林学者,大旅行家。据传,伊本·白图泰在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到达泉州,游览了泉州、广州、鄱阳、杭州等地,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译者注



[7] 1英尺=0.304 8米。——编者注



[8] 即卡利卡特(Calicut),中国古籍称其为古里,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第三大城市。——译者注



[9] 参见http://www.newgeography.com/content/005071-working-age-populationaround-world-1960-2050。



[10] 中非卓越基金会于2013年2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成立。作为中非应用型智库,该基金会致力于打造中非交流平台,努力促进中国与非洲商业及贸易发展,促进在非中企在投资、管理经营、文化差异领域的本地化。同时,协助非洲企业走进中国。——译者注



[11] 该中文名无法确认。——编者注



[12] 全称为“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即技术、娱乐、设计,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该机构以其组织的TED大会著称,这个会议的宗旨是“值得传播的创意”。——译者注





第六章

掌控一个新的世界




当有年轻人问你,他们该学习什么的时候,你该如何回答?你该如何回应那些职业受困的人们?你该对那些失业的人们讲些什么?未来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有没有适合所有人的解决方案?

未来是人类和机器共存的,还是机器会取代人力劳动者?可能你会轻松地认为,你的职业不可能会被机器所替代。更可能的是,你往往是错的。

回溯一下200年前,那个时代大多数人还都是农民。后来在发达国家,自动化技术几乎完全取代了农业劳动者。近几十年以来,制造业工人又慢慢地被能进行锤打、组装、焊接、切割的工业机器人所替代。但所有被取代的农业和工业劳动者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工作,因为与此同时自动化又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作机会。很多给我们孩子提供的工作机会在我们的祖父辈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这样的进程会停止呢?为什么我们会质疑那种告诉我们到21世纪末今天70%的职业都会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所取代的预测呢?可能这样说还太过谨慎。

展望对我们很难产生影响的遥远的未来要比观察、判断一二十年时间里正在影响我们工作、生活的发展趋势要容易得多。要真正理解这一点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我们都经历过体力劳动者被自动化技术所替代的过程。而我们很多时候也可能会认为或者希望,机器所取代的也许仅仅限于蓝领工人的工作。但现在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了,那就是自动化技术已经渗透进了知识工作领域,并正在扩展到复杂性的工作领域。

我们的孩子已经无法想象使用传统相机,而且还需要在黑暗的冲洗间里冲洗胶卷的那个时代了。那个冲洗过程早已经自动化,然后随着数码相机的出现这一过程也显得多余了。现在,人工技术人员已经没有必要在医学实验室里进行血液测试,医院里也没有专门的护士再为病人送药了。即使牙科医生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职业去向,因为现在3D打印机都可以“打印”牙冠、牙桥、移植牙,而且还具有更高的精密度,花费的时间更少,成本也更低。

一些工作机会将永远消失,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新的工作机会将会取代那些失去的工作机会。关键是,面对这种大趋势,你要学会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做好准备,从现在开始


人工智能以及光学字符识别系统几乎让所有的职业都无法再高枕无忧了。人工智能已经植入了我们的很多机器,虽然我们无法辨别,也无法命名。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在中国的一座城市的街道上迷了路,然后想要找到回旅馆的路。没问题。在大街上你几乎碰不到没有智能手机的人,他或她只要把你的问题用英语或其他语言输入手机,立刻就能把中文翻译出来。专业翻译人员需要提升自身价值以留住自己饭碗的时间已经为时不远。

或者我们可以拿随意在网页上抓取图片就能写出准确标题的谷歌计算机作为例子。如果没有今天的技术手段,我们为撰写本书所做的研究将会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完成。你想知道“敏感而有灵性”的工作机器人Baxter能为你的公司做些什么吗?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可以手到擒来。而且比任何文字性说明都更好的是,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就可以轻松知道这台机器人是如何学会工作流程的。





那些处于危险边缘的最普通的工作


我们已经习惯了乘坐航班时大部分航程都是自动驾驶的,那么卡车实现自动驾驶还需要多长时间呢?根据美国卡车协会的数据,在美国差不多有350万名职业卡车司机。如果根据预测到2050年绝大多数卡车都能实现无人驾驶的话,年轻一些的卡车司机最好就得做好失业的准备了。那么还有多达差不多200万名仓储管理员、250万名物料操作员、350万名出纳员又该如何保住他们的工作岗位呢?

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也面临着他们的美国同行同样的问题。中国儒家思想有“有备而无患”

的说法,现在是时候为未来新的工作世界而准备了!





生或死的命题


当然,敢于预测人工智能下一步的发展就像投机一样让人兴趣盎然。很多科学家预测,从长期来看,我们正进入人工超级智能的发展阶段。早在1998年,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的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就对超级智能做出以下阐释:

所谓的超级智能指的是,它在每个领域(包括科学创造、普通智慧和社会技能)的实际操作中都要比最有智慧的人类头脑还要聪明。但对于超级智能是如何运转的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不论它是一台数字电脑、联网的组合电脑,还是人工培养的皮层组织或者你所想到的其他东西。对于超级智能是否有意识,是否拥有主观体验,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几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调查中,有专家被问到:合理地推测一下超级智能哪一年能够实现。答案是,有可能改变世界的超级智能将会在2060年出现。这一预测的准确性并不是让人难以相信的,回想一下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从调查问卷到最终实现也差不多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当然它可能要比我们预计的花费时间更长,不过事实是它越来越迫近了。但是,超级智能足够安全吗?我们能否以及能够预先对超级智能进行设定以确保其足够安全呢?就现在的世界而言,我们还是有理由去怀疑它的。然而,比较明确的一点是,随着超级智能的到来,我们众多的工作机会将让位于机器。哪些工作岗位将会失去,哪一类工作将会被替代,以及我们该如何准备、如何应对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让我们拭目以待。





未来之路就在眼前


机器人将不会很快取代口若悬河的职业律师,但它们已经进入了律师们的后台办公室。据波士顿咨询和德国汉堡法学院所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