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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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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7
Publisher:
北京:东方出版社
Language:
chinese
ISBN 13:
9787506093415
File:
EPUB, 2.51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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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个案例告诉你怎样带团队

Year:
2017
Language:
chinese
File:
EPUB, 581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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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个十分钟

读懂《资本论》



余斌 著





目录


再版前言

前言

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 品 01.从简单的商品开始

02.自私与无私之争

03.丰产不丰收

04.美国不在乎的比较优势

05.市场经济助推信教





第二章 货 币 06.一块钱难倒经济学家

07.良心和古董的价格

08.纸币的诞生与超储备发行

09.“坚挺”的美元





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三章 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10.不得不办的企业

11.资本家发财的秘密

12.工人与资本家的“双赢”

1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障碍





第四章  剩余价值的生产 14.不自由的加班

15.三权分立和英美法系的恶行

16.贫富差距的扩大

17.经理们高收入的由来





第五章 资本主义经济的命门 18.挡不住的经济危机

19.笑到后面的中国老太太

20.中美贸易顺差的治理

21.诺贝尔奖得主对中国的无理指责

22.被西方经济学隐身的商业及其利润





第六章 资本主义积累 23.专制的企业私法

24.失业理论获诺贝尔奖青睐





第三篇变了形的商品经济 第七章 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 25.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

26.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无关





第八章 商业利润与地租 27.广告费和品牌的“价值”

28.地方政府卖地不如卖房

29.研发的收益来源于“租金”





第四篇金融资本的统治 第九章 生息资本 30.无穷大的“资本”回报率

31.偏高的首套房贷款利率





第十章 股份资本 32.股份制是工业封建主义

33.克林顿与中美“债转股”

34.股票的价格与泡沫





第十一章 通货膨胀 35.美元的流通与人民币的升值

36.通货膨胀不必物价上涨

37.金融寡头的垄断





第五篇新社会的曙光 第十二章 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 38.GDP增长的数字魔方

39.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40.不过剩也危机

41.历史并未终结





第十三章 自由人联合体 42.重建个人所有制要以公有制为基础

43.国有企业公有化

44.按需分配的真正含义

45.落后国家也能率先进入新社会





Landmarks





献给所有试图有所理性思考的人





再版前言


本书第一版的出版合同到期了,与出版社再续合同时,出版社方面的人问要不要改写本书?于是,本人打开电脑,尝试改动几处后,突然感到意兴阑珊。

放弃改写的原因,一个是因为改写难度较大但改写的意义并不大。本书也算是本人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框架结构曾经颇费思量。更重要的是,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自然在写作过程中大量选用了写作时的现实情况,如果改写,就必须选用新的现实材料,以便更贴合当前的实际,差不多相当于当年写作工作量的大半,可以用来再写一本书了。另一方面,当初写作时留了一些遗憾,主要是因为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只看完了80%,还有十卷左右没有来得及看,《列宁全集》更是没有来得及看,有些内容来不及添加进去了,但后来又出版了一本书即《〈资本论〉正义——怎样理解资本主义》(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版),已经基本上补上大部分缺憾,所以改写的意义不大了。

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想改写《共产党宣言》,但他们最后也放弃了,因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注1本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本书第一版出版于2011年12月,动手写作是在2010年。当时美国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两周年,很多人认为在各国政府调控下,这场危机很快就会过去,世界经济很快就能复苏。而本人在2009年参与美国金融危机的研究课题时曾经认为,这场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萧条期将长达十年以上。这个观点被课题负责人认为有点夸大,主张改为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本人只好在自己的著作中把这个观点写出来,立此存照。如今美国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八年了,世界经济仍然复苏无望,如果现在有人写作新书声称2008年那场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萧条期将长达十年以上,人们恐怕会认为这是后知后觉,而不是什么像样的理论研究了。书中对GDP的高速增长不会持久的分析也预先说明了后来中央提出的经济新常态的成因。而且当初写作时选用的一些资料,本人觉得有其历史价值,本书因而也可以算是一个历史文献,而且日本学术界花了两年时间组织人员翻译出版了本书的第一版(《さあ『資本論』を読んでみよう》,こぶし書房,ISBN978-4-87559-286-0),因此,与其改写本书,还不如保留其原貌,更有价值一些。

放弃改写本书,还给本人预留了今后写作《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教科书的空间,尽管本书也可以成为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用书。因此,此次再版,仅限于对第一版校对时的个别疏漏之处进行修订,重新制作了封面。

感谢第一版的读者对; 本书的认可,感谢您的阅读。


北京建国门 余斌

2016年10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前言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起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衰退时,西方一些国家的政要和资本家不得不压制住内心的厌恶和恐惧捧读《资本论》,就连罗马天主教会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有理。

过去,人们把《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为什么西方国家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即西方政要们要去读这样一本“圣经”呢?其实,在恩格斯为《资本论》第1卷所写的众多书评中就有一篇号召当时德国的工厂主不要害怕该书的倾向,尤其是要对书中关于英国工厂立法及其结果的历史加以认真研究。这是因为,不管《资本论》的倾向如何,它“包含着值得所有的人注意的科学研究和实际材料”注1。

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的德文版序言中,谈到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也指出,“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注2有人曾经用这段话来说明,中国应该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退回去,从头开始补资本主义的课,似乎中国不应该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在这里的上下文中只是指德国要从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中进行学习而已。当年英国资本家反对缩短工作日的工厂立法,与工人阶级展开了血腥的争斗,直到被迫缩短工作日后才发现,在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的同时,资本家的收益也大大增加了。这是因为:在新的情况下,一方面,资本家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得到了改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从而使资本家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显然,当年德国的资本家要想赶上英国资本家,并和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进行商业竞争,就不能重复走英国工厂立法早期的那些道路,而是要缩短这个阶段。

而《资本论》也的确对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产生了实际的作用。德国“格拉德巴赫的棉纺织业厂主们承认工作日过长,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协会,要把工作日首先从十三小时缩减为十二小时”注3。此后德国成为最早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而从西欧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与英法抗衡的资本主义强国,这不能不说与当时德国的资本家们多少看懂了《资本论》有关。如今,中国早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但进程缓慢,这与中国的工厂立法落后、执法更落后的现状有着直接的关系。

除了马克思提到的上述这一点外,德国的工厂主还能从《资本论》中学到的,是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中提到的,当年英国资本家利用经济危机,以破产的方式“偿还”了当时最发达和最富裕的英国所欠的进口谷物的债务。注4而在如今这场美国金融危机中,最发达和最富裕的美国同样也以破产的方式“偿还”了不少美国所欠的对包括德国资本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以及普通民众的债务。

其实,精明的西方资本家们早就清楚马克思就是那个说真话的“小男孩”,所以才掩耳盗铃地竭力支持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去否定他和他的学说,直到这些资本家们大难临头,发现自己所持有的被现代西方经济学视为“明晰”的产权突然透明得无影无踪了,才匆忙去抱他的“佛脚”。而马克思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他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危机“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注5。看来,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惨痛教训,也再次把《资本论》灌进西方政要和资本家的头脑里去了。实际上,控制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大亨们对马克思的观点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同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所揭露的正是他们发家致富的秘密。国际金融大亨们攫取经济利益的手法并没有超出《资本论》的描述,而那些不熟悉又愚蠢地拒绝了解马克思的观点的大大小小的其他资本家和政要们,自然要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

相比之下,对急于与国际接轨的中国人来说,自然没有任何理由能够阻止我们在这方面与国际接轨。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的中国中低阶层人士,更没有理由不好好地读一读这套工人阶级的“圣经”,因为这套“圣经”中的大部分内容揭示的是工人们尤其是农民工们所面临的困境的原因,以及工人阶级和人类社会未来可能的出路。

但是,尽管有现实中的危机的帮助,要想看懂《资本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马克思早就说过,“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著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注6。西方经济学家张五常就公开说过,他和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导师科斯就看不懂《资本论》。至于被中国网民称为“识字分子”的某些专家教授,他们一向不是盲目崇拜就是盲目贬斥,顶礼膜拜张五常和科斯等人为天才,就更看不懂《资本论》了。其次,长期以来,不正确的逻辑思维方式和错误观点的灌输多少也妨碍了人们阅读和理解《资本论》。马克思的夫人燕妮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建议,“要是您也像我一样还没有彻底领会开头几章的辩证的奥妙之处的话”,不妨先从《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几章读起,即“先读读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和现代殖民学说的几章”注7。对于这个建议,中国读者,尤其是中低阶层人士不妨一试。最后,中西方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也增加了阅读和理解的困难。为此,有必要写一本通俗的当代中国化的《资本论》导读物。

能够写这样一本书是幸福的。中国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能够为传播人类最至真的“道”而工作当然是幸福的。诚如燕妮曾提到的他们一位朋友所言,“马克思没有医治我们社会的脓血迸流的创伤的任何现成的特效药(现在也以社会主义自许的资产阶级世界正在大声叫卖这种特效药),没有任何丸药、药膏或纱布;然而我以为,他从现代社会产生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得出了实际结果和运用这些结果的方法,直到做出最大胆的结论;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历史对我来说已经像太阳光那样明亮了。”注8

同时,这本书的写作也帮笔者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自笔者以科学的视角彻底批判西方经济学以来,一直有人指责笔者只“破”不“立”。且不说这个世上原本就罕有只“破”不“立”这回事,其实笔者也完全没有必要去“立”什么新的经济学说,这是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早就“立”在那里了。如今这本书正好可以表现出笔者所认为的“立”是怎么一回事。当然,笔者也明白,那些指责笔者的人其实只是以此为借口来维护那个被“破”了的东西。西方经济学的辩护者现在只好以它的存在本身来“证明”它的科学性了。这种辩护词完全可以同样用来“证明”基督教的科学性,而这些辩护者没能在他们的经济学院中讲授《圣经》,哪怕是选读《圣经》,也真是憋屈了他们。

正如前面所表明的,三卷本的《资本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不完整地加以阅读,而像人们通常只注重读其第一卷那样,将难以把握《资本论》的理论内涵和分析方法,更谈不上运用《资本论》来理解和分析当前的经济问题。然而,要把200多万字的三卷《资本论》在不伤筋动骨保留其有机结构的情况下,压缩其90%以上的篇幅,缩写到一本不超过20万字并适合中国人的阅读和理解习惯,同时还要回应当代现实问题和分析一些错误观点的书,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好在笔者曾经在一所大学里用27个课时给研究生讲完过三卷《资本论》,具有这个基础。事实上,除了三卷《资本论》外,本书还包括了数十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含被称为《资本论》第4卷的部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一些内容。

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时曾经谈到,马克思逝世前不久希望恩格斯根据他留下的材料“做出点什么”来。但是,恩格斯只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接受了这种委托,即尽可能把他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马克思的文稿方面。注9既然恩格斯已经出色地将这些材料整理出来了,那么,我们倒是可以在这里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材料力图做出点什么来,至少不必拘泥于中译本的字词。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注10同样的,我们也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科学而不仅仅是信仰来对待。在这本书中笔者所在意的只是书中内容内在逻辑的一贯性。而西方经济学及某些杂拼理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其逻辑的非一贯性。

本书所有的光彩都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将《资本论》所献给的两个人——威廉·沃尔弗(第1卷)和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第2卷和第3卷);而本书所有的缺陷和问题自然都归笔者个人。笔者还将继续深入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和有关思想,努力缩小理解上的差距。有意指正者请致电邮haidianqu163@163.com。

本书适合所有试图有所理性思考的人阅读,因而也是献给他们的。同时,本书也适合作为高校真正具有创新意味的创新教材和干部培训的读本。


余斌

2011年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57页。↩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1页。↩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8页。↩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36页。↩

同上。↩

《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67页。↩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 品



01.从简单的商品开始


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1卷的序言中说,他要在该书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最终目的自然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他在这一卷的开篇讲的就是商品。

有人质疑,为什么《 资本论》 以资本命名,却不从资本而从商品分析开始?从马克思的原话来看,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注1于是,又有人质疑了,财富的元素形式为什么不是货币?为什么不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巨额的银行存款和巨量的股票?为了中国化地说明《资本论》 为什么从商品开始,国内有一些标准教科书式的说法,说这是因为“商品”是整个资本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 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注2然而,这种回答更像是长篇大论的一个开头,如此抽象的说法无疑会让人头疼不已,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避而远之。

正如高等数学的研究并不是从极限开始,再到微分和积分,但是完成了微积分体系研究的高等数学,在其教科书中的叙述却一定要从极限开始,而不能从微分或积分开始一样,马克思的研究也并不是从商品开始的,但是他的叙述却一定要从商品开始。这是因为,马克思与数学家们一样意识到,“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 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注3由于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家和第一个经济科学家的马克思,是第一个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人。自然他不会重蹈前辈李嘉图的覆辙,即在“ 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

相比之下,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们常常说他们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而开篇却是构成基础知识的西方经济学的几个教条,即所谓的法则和原理。在他们看来,这些法则和原理不应当是研究的结果,而是从上帝那里听来的研究的起点。在这之后,西方经济学家首先研究的是供给和需求理论。但是,他们并不研究供给和需求的对象——商品,而只是按照某种神学教义划出两条曲线来:一条是所谓的需求曲线,一条是所谓的供给曲线。每条线表示的就是在随意设定的价格下,某商品的需求量和供给量,比如一辆汽车标价10块钱时的需求量和供给量。但是,他们没有说明什么是货币、什么是1块钱,也就是说他们故意回避了什么是价格。他们这样做只是在说与科学背道而驰的虚伪的空话,以回避问题和绕圈子的方式,让人们似是而非地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同时,西方经济学家和跟着他们学舌的人,根本不理解“ 稀缺”是一个相对概念,说资源是稀缺的,就像说动物是瘦的一样,如果没有某种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西方经济学就从来没有研究过这种比较,也就是说从来没有研究过资源为什么是稀缺的。比如资源稀缺究竟是因为人口太多,还是因为资源被少数人所霸占?西方经济学家只是断言资源稀缺而已。再者,他们也从来就没有研究已有的资源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配置情况:为什么有的人手上有大量的资源,而有的人手上几乎什么也没有?他们也从来不去研究将现有的资源如何重新配置,因为在他们看来,拔一毛而利天下,会有损于拔一毛者,尽管天下人获利也不是有效率的配置方式。他们只是研究在已有的资源配置下,也就是说在来历不明的所谓收入约束下,人们如何按照西方经济学家为他们所规定的模式来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结果将会有什么样的特点。而且他们也从不研究人们决策后的行为,比如,从不研究工人在西方经济学家设定的条件下决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后,又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什么样强度的劳动。

西方经济学家这样做只是为了替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他们既无能也无心认真对待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就不是这样的,他“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注4

总之,无论马克思从何处开始研究,科学研究的结果最终都要回到商品这个出发点上来,并要从这个出发点来展开论述。这是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产品所采取的普遍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基本形式。更重要的是,离开了人类社会,比如在孤岛上的某单个个人那里,商品将不复存在。因而,商品本身也体现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正是因为从商品出发进行论述,我们才得以说明价值、说明货币、说明价格、说明经济危机,才能够一以贯之地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新社会的部分运行规律。

不过,只要事物及其相互关系在历史上不是固定的而是可变的,那么,它们在人们的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概念就同样会发生变化和变形。因此,对于它们,不能从僵硬的定义中,“ 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注5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形的商品出发进行研究。只有对简单商品分析清楚后,才能分析清楚变形的商品,正如了解了长方形的面积计算之后,才好了解梯形和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





02.自私与无私之争


在分析简单商品之前,我们先来谈谈西方经济学的一个“ 公理”或假设前提: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注6西方经济学因此认为,必须实行私有制,才符合这个公理。

有人也因此说,马克思的最大问题就是要求人们无私,而人是自私的。这种说法反映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现象,就是不少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的人,竟敢毫不脸红地把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有没有要求人们无私,我们稍后再谈。我们先来谈谈人是自私的这个说法。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首先,“ 私”(或“ 自私”)与“ 稀缺”一样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且,从哲学上讲,规定即否定。既然规定了自私,那就有否定自私的“ 无私”的存在。试想,如果太阳一直悬在当空,即始终是白天,那么人们是不会有白天这个概念的,因为那样是不可能有黑夜的,而没有黑夜作对比,人们怎么能认识白天呢?其次,即便人性的自私是公理,也不能证明必须实行私有制,反而证明必须限制私有制。这是因为,如果人人都极其自私,那就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损人利己,整个社会必然陷入混战的状态,从而人人有损无利。这样的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多次出现,但即便出现了,也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因此,生存下来的社会一定是对私有制有所限制的社会。

为了强调私有制,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说,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并要求把这一条写入中国的宪法。但是,作为中国西方经济学家所追逐的“理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里却没有这一条。原因很简单,正如恩格斯在他还是24岁的青年时的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征税的权利都是从所谓国家所有制来的。的确,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什么国家所有制,而国家也就无权征税; 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后面这个原则是大家公认的。”注7如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可以对私人的财产征税,其政府只能关门大吉,也不能允许破产现象的出现。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破产却是经常的现象。

有人说,马克思也同意人是自私的,因为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马克思所说的完整的话是这样的:“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它由此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 细小的’ 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注8马克思用“ 贪杯过度是要跌破自己的脑袋的”话来讽刺“这些聪明人对人和世界的了解首先就是糊里糊涂地跌破自己的脑袋”。注9

上述那句完整的话表明,马克思并不是从人性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这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从而马克思也不可能去要求人们无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注10当然,马克思更不会主张人是自私的。实际上,马克思笔下的人,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并认为,不管一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甚至不要求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注11。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人们认为什么东西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本身毫无关系。而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因此,在他看来,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注12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把个人感情引入到经济研究活动中,从而无法取得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他还强调经济学研究者要残酷无情,要做冷血动物。注13真可谓,无知者无畏啊! 而且西方经济学什么时候对资本家残酷无情过?对于这样的人和观点,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论据”。注14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的是马克思对于资产者的“ 慈善”的看法。既然生产制度是根本问题,那么不触及生产制度的慈善活动就只能是一种借口,一种供消遣用的材料。于是,人的贫穷以及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种极度窘迫的境遇,都可以成为金钱贵族和知识贵族肆意愚弄、满足私欲,以及摆架子和消遣的对象。而慈善事业早就已经被当做消遣来高调地举办了。为赈济穷人举办的音乐会、舞会、义演、义餐,甚至为遭遇不幸的人募捐——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只是使贫穷被有意识地用来使慈善家享受“ 风流韵事的乐趣,让他满足猎奇、冒险和乔装的欲望,使他陶醉于自己的超群出众,使他感到神经的激动,等等”注15。如今一些大资本家如美国的比尔·盖茨把财产捐给自己所掌控的基金会用于“ 慈善”事业也被吹捧。这种现象一来只不过表明控制财产可以不采用法律上的普通所有权形式; 二来表明基金会干的并不都是救济穷人的慈善事业,而是颠覆他国政府、收买主流媒体和博学家注16、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阴谋等名义上被称为“ 慈善”而实质是侵害穷人的根本利益的伎俩。对于这样的“ 慈善”,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道义上的支持或谴责。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慈善沦落到这个地步也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人性的善或恶,自私或无私,都不是经济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而且在对待人性方面,经济科学的态度也是一视同仁的。不像有些人,主张人性本恶,但却是有偏向的,只认为官员的人性本恶,只要求加强对官员的监督,限制官员的权力,以便让官员听命于资本家; 同时却有意地忽略资本家也是人性本恶的,而绝不要求加强对资本家的限制,也绝不要求加强对资本家及其手下对工人们的权力的限制。

附带地,我们在这里简单提一下经济研究中的假设问题。西方经济学经常要做出大量的假设,前面所提到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就是其中之一。西方经济学还假设人人都能最理性地计算出每一项行为所能给自己带来的收益,也就是说,假设人人都能达到大学数学系的高才生也未必能达到的水平,并能从中选择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案。但是,一方面,任何选择都要以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为前提,不讨论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而只讨论抽象的选择,就只能是承认既得利益者的权利,维护资产阶级和国际霸权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设地球是不动的,而且这个假设是那么的符合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受,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太阳绕地球旋转的结论,并认为过去教会所主张的地心说是无比正确的。但是,现代天文科学和任何一门自然科学都决不会去做这样的假设。然而,类似这样的假设在西方经济学中却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天主教会已经给主张地球是运动的伽利略平反并认错了,而西方经济学界却仍以荒唐的假设而“自豪”。

最后,虽然马克思没有要求人们无私,但是他却给出了判断一个人,尤其一个学者,是否卑鄙的标准:“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 卑鄙’。”注17按照这种标准,西方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是卑鄙的。

其实就人性而论,与其纠缠于自私还是无私,不如关注是卑鄙还是高尚。马克思曾经建议费尔巴哈“ 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注18





03.丰产不丰收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农产品丰产不丰收,并提到很多原因,比如市场难把握、入市环节多等。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的性质及其价值的决定。

商品的首要性质是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商品对人的这种有用性构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这种有用性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例如,教师们用茶叶泡水喝,用粉笔写字,而不会拿粉笔泡水喝,拿茶叶写字,就是因为不同的商品通常具有不同的有用性。当然,西方经济学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粉笔和茶叶对于人们的效用是抽象的,可以直接比较并互相替代,从而可以拿粉笔泡水喝。

商品的第二个性质是,商品对于它的生产者或占有者不是使用价值。这是因为,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做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即转到通常所说的消费者手里。商品的这种可交换性形成商品的交换价值。商品在它的生产者或占有者手里只是用于交换其他的使用价值,即商品是交换价值的载体,否则它的生产者或占有者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售卖。商品的第二个性质反映了商品的历史和社会的属性。

在商品经济出现之前,或者说在产品成为商品之前,产品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人的需要或他们所供养的人口(包括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主人,如果他们是奴隶的话)的直接需要而生产的。除少量剩余产品外,大部分产品并不用于交换。这时,丰产就是丰收。因为产品越多,使用价值越多,财富也就越多。但是,在商品经济中,产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而生产的。商品的生产者或占有者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往往需要用自己的商品去交换别人手里的不同的但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品。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商品交换的比例如何确定?会不会交换出去大量的产品却只换回来很少的其他产品?

西方经济学认为,商品交换的这个比例可以用商品带给人们的抽象效用来确定,比如我之所以用一个苹果换一个馒头,是因为苹果带给我的效用小于馒头带给我的效用。而对方愿意用一个馒头换一个苹果,则是因为苹果带给他的效用大于馒头带给他的效用。但是,一来,这种交换是基于不等式进行的,即便对双方都有所好处,也不能说这种交换就是公平的或等价的。因为一方得到的好处可能会远远多于另一方。二来,不同商品的效用又该由谁来决定呢?单凭商品交换的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方受骗。而如果采用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效用标准,那么,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个交换者都会以为自己受骗了。注19更何况,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品,比如铁水,对任何人都没有直接的消费效用,它又该如何根据效用来确定与其他商品的交换比例呢?三来,现在频频更新换代后的电脑的效用越来越大,但电脑的价格却越来越低,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与西方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注意到,商品的交换首先意味着不同的使用价值相交换。从而,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注20。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完全无关的东西。其次,商品的交换意味着劳动产品的交换。商品的不同使用价值体现了有用劳动的不同的具体形式。例如,纱和书的不同使用价值体现的是纺纱的劳动和印制的劳动在具体劳动形式上的差异。但是,与纱和书的使用价值不可以互相替代不同的是,人类的劳动却既可以用于纺纱,也可以用于印制,可以十分方便地在这两者中进行转换或配置。而且无论何种劳动,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就要求人们付出体力、智力方面的人类劳动,而且要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付出。因此,随着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抽去,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的人类劳动。注21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同样转化成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而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都转化成一种共同东西,不同形式的人类劳动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即凝结的时间量的长短。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商品的价值,它的多少就是价值量的高低。至此,各种商品才是可以交换的,并能按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即按商品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

不过,这种等价交换,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了一些变化,商品不再按自己的价值量来等价(值)交换,而是按生产价格来进行等价交换。但是,一方面,商品按自身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期及此前的商品经济时代的一般规律,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些不发达的角落里,还仍然存在着。注22另一方面,商品按生产价格来进行等价交换,仍然是以商品的价值量为前提的。所有试图用其他价值理论来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西方经济学家注23,都没有提出过把工厂里的劳动时间缩减到每天不超过4小时的观点,也没有反对过资本家要求工人加班,即延长劳动时间的主张。这有力地说明了,劳动时间的凝结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因此,在叙述经济规律时,我们首先要讲价值量和按价值量进行的等价交换,以后我们再来分析生产价格是怎么一回事。这也让我们的理论符合历史逻辑。

由于商品本身意味着交换,从而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商品的价值量中所体现的劳动,也不是个别人的劳动,而是相同的人类劳动。因此在考察商品的价值量时,我们使用的是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蒸汽织布机出现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那么,在蒸汽织布机普遍应用之后,尽管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注24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人类劳动是指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这个最复杂的劳动能够折算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否则这个产品就不能与简单劳动生产的产品进行(等价)交换。在这里,各种劳动转化为当做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注25。毕竟这不是他们个人能决定的。

按照上面的论述,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注26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而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因此,如果同一劳动量在丰产年表现为8公斤小麦,在歉产年只表现为4公斤小麦,那么丰产年的8公斤小麦的价值量就与歉产年的4公斤小麦的价值量相同,如果其他商品的生产不受自然条件影响,且劳动生产力不发生变化,那么丰产年的8公斤小麦与歉产年的4公斤小麦在各自当年所能交换回的其他商品的数量也相同。注27这就是在商品经济时代,丰产不丰收的主要原因。

在这里,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与抽象的人类劳动无关,从而劳动生产率也与价值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的抽象人类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却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注28当然,如果劳动强度提高了,肌肉、脑力比一般情况下更紧张一些、消耗得更多一些,那么在同样的时间内会提供更多的价值量。同一的抽象人类劳动是指社会上通常强度下的抽象人类劳动,那种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的较大量的劳动,是要算作较大的劳动量的。但是,劳动强度越高,一天中可以持续劳动的时间也就越短。

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注29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出现劳动生产力越高,单位商品的价值越大,也就要卖得越贵,这就会使得这种方式生产的商品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卖不出去,从而使这样的一种所谓较高的劳动生产力被淘汰掉。

既然价值量不能提高,那么发展生产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发展生产力意味着少数资本家可以在竞争中战胜其他资本家,意味着更多的人失去自由。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而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发展生产力意味着获得同样的使用价值量,只需要劳动更少的时间,从而人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更丰富多彩的劳动或其他活动,从而意味着把人从生存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

最后,做一点理论上的说明。实际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说法是马克思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在形成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不成熟的术语,正如物理学家牛顿曾经含糊使用过的无穷小这个概念一样。马克思用精确的理论分析挽救了这些概念。比如,他用物本身的物理量单位来计量使用价值量,像5公斤面粉,10米布料等,而绝不考虑用某个抽象的单位,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数效用来统一计量使用价值量。但是,由于人们企图撇开马克思,直接回到这些概念的历史来源中去,于是就造成了许多理解上的困惑。其中,最常见的是把使用价值与价值相混淆,试图从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中直接得出价值。比如,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曾感慨,水的使用价值很大但交换价值很小,于是张五常也力图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直接进行比较,并认为(边际的)使用价值(张五常称为“ 用值”)不可能比交换价值(张五常称为“ 换值”)小注30。还有人则声称商品具有两个使用价值,一个是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一个是商品可用于交换其他商品的价值。这是把物的有用性与物的可交换性弄混淆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也有人企图用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三位一体说来取代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二重性学说。对于这些理论错误,这里不展开分析,只提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者的贫穷,由于资本家要用最小的费用来“养活”劳动者,因而最便宜的物品使用最广,从而具有最大的效用注31。而在理想社会里,那些廉价但不能真正满足人们的需要的商品,将失去它们曾经具有的(较大的)效用。





04.美国不在乎的比较优势


由于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中人们习惯于追求产品的使用价值量,而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值量性质不了解,因而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在国内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甚至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然而这个理论在西方经济学所鼓吹的市场经济下是不成立的,以它为指导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只是为美国利益而不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

所谓比较优势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具有生产葡萄酒天赋的某甲和具有种植谷物天赋的某乙分别去生产葡萄酒和种植谷物,然后交换他们的产品,与两人不进行交换而各自都不得不为自己生产葡萄酒和谷物相比,某甲能得到更多的谷物,某乙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因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某甲应当专门去生产葡萄酒,而某乙应当专门去种植谷物。

美国西方经济学家曼昆在他的教科书中也曾指出,日本在生产汽车上有比较优势,美国在生产食物上有比较优势。因此,日本应该生产多于自己使用需要的汽车,并把一些汽车出口到美国; 美国应该生产多于自己消费需要的食物,并把一些食物出口到日本。注32但是,如果比较优势理论真的成立的话,为什么美国没有变成一个农业国呢?曼昆对此的解释是,每个国家都有许多具有不同利益的公民。当美国出口食物而进口汽车时,对美国农民和对美国汽车工人的影响是不同的。然而,他没有解释,是什么妨碍美国的汽车工人去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农民。

实际上,远在曼昆之前,也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有人指出,“ 一个有许多葡萄酒而没有谷物的人,同一个有许多谷物而没有葡萄酒的人进行交易,在他们之间,价值50的小麦和价值50的葡萄酒相交换了。这种交换不论对哪一方来说都不是交换价值的增多,因为每一方通过这次行为得到的价值,是和他在交换以前握有的价值相等的。”马克思就此指出,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利益,但在交换价值上,双方都不能得到利益。注33其原理其实与丰产不丰收相同。

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把使用价值当做是商品生产的进而也是市场经济的目的。但是,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例如铁水,绝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在市场经济中,之所以要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只有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才能使劳动凝结在相应的商品上。因而,资本家才会去生产他本人不想要的铁水,以便获得铁水中与其他商品中同样蕴含的价值量。

马克思指出,“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禀赋竞争。而这个自然禀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注34

如果说,在简单商品生产中,比较优势理论尚且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在变了形的商品生产,即当前的市场经济中,比较优势理论就对发展中国家有害了,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说明。而在谈到当年的爱尔兰地主和英国资本家关于“ 爱尔兰的气候已经注定了它只能为英国人提供肉类和油脂,而不能为爱尔兰人生产粮食; 因此,爱尔兰人命中注定了要迁居海外,以便在爱尔兰空出地方来饲养牛羊”的自私自利的叫嚷时,恩格斯也曾指出,“ 和英国相比,爱尔兰总的来说更适宜于畜牧业; 不过要把英国和法国相比,那英国也同样更适宜于畜牧业。但是,难道因此就可以说全英国都应该变成牧场,就可以说,为了要腾出地方来饲养牲畜以便日后把牲畜运到法国去换取丝织品和酒类,英国的所有农业人口,除了少数牧民以外,都得迁到工业城市或美国去?”注35

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就是让发展中国家为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马克思嘲笑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几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注36显然,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环境污染型产业和自然资源消耗型产业是不能与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业等量齐观的。马克思指出,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于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注37而今天的发达国家仍然是用他们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来统治世界市场的。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这种被统治的地位,就必须进入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从而就必须把比较优势理论置于脑后。日本生产的汽车原本不如美国,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日本最好成为一个农业国。但日本坚持自主生产汽车,后来居上,反而使得美国要按比较优势的理论去变成一个农业国。

如果说,当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正如他们弄不懂或不想弄懂,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一样注38,是一种无知的表现。那么,现如今在比较优势理论的鼓吹者中则有一部分人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故意。因为他们的背后站着对此有着上百年经验的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因此,中国至少要按发达国家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那里的或从那里回国来的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去做。





05.市场经济助推信教


自从改革开放将过去中国单一的计划经济,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国内的信教者越来越多,各地的教堂和庙宇日益增加。据说有调查表明,私有企业主中信教的比例最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这是因为,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做商品,从而当做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做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的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注39

如果说,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产物即各种神、鬼、上帝等,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那么,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即商品也是这样的。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相互之间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40

于是,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注41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最神圣的信条—— “看不见的手”原理所想说而又没能说清楚的道理。

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商品经济中也“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注42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往往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种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做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例如今天的生产外包和服务外包。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可能已经成熟,也可能尚未成熟。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即使某种劳动,例如织麻布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特许的一部分,这也绝不能恰好使他所生产的若干麻布的使用价值得到保证,即不能保证他所生产的这些麻布都能够找到需要它们的人。社会对麻布的需要,像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注43,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这位织麻布者的产品就是多余的、过剩的,因而也是无用的。即便他的产品不是过剩的,但是这些产品交换时的价值量,即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许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定量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而这种变化是在这位织麻布者的背后,没有也无须经过他的许可,就会发生的。他会发现:分工使他和其他人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 一方面是人与人的互相独立,另一方面是物与物的全面依赖。注44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西方经济学所鼓吹的“ 看不见的手”,即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不过,既然西方经济学所鼓吹的这个全能的神,既不能遏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不能使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那么宗教的神或上帝就粉墨登场了。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象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既然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那么,自然地,随着宗教所反映的这一事实基础的存在和发展,宗教本身也就一起存在和发展起来。注45这就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国内信教的越来越多,而企业家尤甚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消除宗教,就必须消除宗教的这一事实基础,消除种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支配。而这一点,只有当实际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极清晰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才是可能的。注46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只有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只有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本身也才会随着消失。注47换句话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彻底消除宗教。这也是今天我们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根本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信教者的日益增多,也反映出异己力量的日益强大,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存在某种导致历史倒退的势力。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真理、自然科学和无神论的传播,使人民群众自觉抵制宗教这一精神“ 鸦片”注48的毒害; 另一方面,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宗旨,勇于纠正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方向性偏差; 坚决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排除反科学的来自西方的各种资产阶级学说的干扰,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摆脱物权的奴役,坚定地推动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发展。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黄少安:《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载《经济评论》1999年第4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1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资本论》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张五常著:《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 (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6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1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同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75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起义将领既往不咎体现的就是这种原则。而日本右翼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则表明他们要对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负责,亚洲各国人民必须对这些右翼分子追究责任,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政府对有纳粹言行的人追责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46页。↩

《汪林海:经济学研究要残酷无情》,http://www.pinggu.org/bbs/thread-969296-1-1.html↩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7页。↩

中国网民称其为“砖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2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05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同上书,第51页。↩

《资本论》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8页。↩

国内还有一些学者企图按照或“ 借鉴”西方经济学来“ 改造”劳动价值论。这些“成果”就不在本书中详细分析了,因为它们比起正统的西方经济学来都差远了。↩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同上书,第58页。↩

同上书,第52—53页。↩

同上书,第53页。↩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同上书,第53—54页。↩

参见拙著:《 经济学的童话》,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67—7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5页。↩

[美] 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 (上册)(原书第3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3—18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4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58页。↩

同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同上书,第90—91页。↩

同上书,第717页。↩

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源是稀缺的。于是社会对于商品的需求就是相对无限的,因此西方经济学无法理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7—12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41—342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4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3页。↩





第二章 货 币



06.一块钱难倒经济学家


曾任英国首相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向英国的商会提出过一个有名的问题,“什么是1英镑?”而今天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如此,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常常是在数章或数十章之后才谈到什么是货币,尽管在此之前已经大量地谈论以货币来计量的价格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这种安排,就是为了回避“什么是1块钱”这个问题,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劳动价值论上去,而这正是西方经济学家竭力要回避的问题。

关于货币的定义和说明,西方经济学的著名教科书之一指出,“货币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充当交易媒介的任何一种东西。”注1西方经济学的另一部著名教科书则认为,“ 货币是经济中人们经常用于向其他人购买物品与劳务的一组资产。”注2该教科书还指出,“ 你钱包里的每一张纸币上都写着:‘这张纸币在法律上可以偿还公共与私人的一切债务。’ ”注3

然而,你不可能用1块钱(无论它是1美元,还是1欧元)去偿还你购买一幢住房所欠下的购房款。在过去,纺织品也曾做过货币。但是,在白居易的《 卖炭翁》 这首诗中,用“ 半匹红绡一丈绫”交易一车千余斤的炭却是强买强卖。仅仅是因为卖炭翁不愿意接受红绡和绫吗?不是的。而是因为红绡和绫的量太少,如果是千匹红绡百丈绫,卖炭翁是一定愿意接受的。可见,在货币的定义中,说明货币的量是非常重要的。不说明货币的一定量是指什么,就不能说明什么是货币。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定义货币的呢?他是这样说的:

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注4

在这里,价值尺度就是关于“ 货币的量”的规定。马克思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呢?这是因为他首先注意到,货币产生于商品交换中。能够与商品交换的货币,本身就应当是一种商品。虽然我们今天常用来与商品交换的是纸币,不是商品,但这个纸币只是货币商品的代表即货币符号而已。

在商品交换中存在着两个矛盾,其中一个矛盾来源于商品本身的二重性。商品是以铁、衣服、小麦等各式各样的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之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注5然而,它们并不能同时发挥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作用,即它们不能既作为使用价值被占有者消费掉,又作为价值承担者被占有者拿去交换其他的商品。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这种内部对立,在商品交换中,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注6比如,在“2公斤茶叶=1件上衣”这个交换公式中,茶叶代表对立中的使用价值一方,上衣代表对立中的价值一方。也就是说,在这里,被买来消费的是茶叶,茶叶发挥使用价值的职能。而购买2公斤茶叶付出的代价,是1件上衣。上衣不是直接用来穿的,而是用来购买茶叶的,1件上衣在这里表现了2公斤茶叶的价值。如果把这个等式反过来,即1件上衣=2公斤茶叶,那么含义也就大不相同了,上衣就成为代表使用价值的一方,而茶叶就成为代表价值的一方了。注7由于茶叶、上衣和其他商品在代表价值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比如不便分割、不便携带,尤其是这些商品单个产品的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贬值幅度较大,于是对立的价值一方,即表现价值的商品越来越固定在某种独特的商品上,并由这种独特的商品作为商品流通的中介,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于是货币就产生了。这种独特的商品,也就是金注8,就成为货币。由于它本身是包含有价值量的商品,因而就能够作为价值尺度去比较其他商品的价值量。

商品交换中的另一个矛盾是如何使商品交换按适当的交换比例进行。也就是说,在用上衣代表价值且2公斤茶叶=1件上衣时,如何用1件上衣只换1公斤茶叶并以上衣的形式保有相当于另1公斤茶叶的价值量?随着货币的出现,由于所有的商品都可以转换为便于分割的货币商品——金,它们的商品价值量也就都转化为同名的量,即金量,这个问题就由金作为货币商品执行一般的价值尺度的职能来解决了。不同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不同的金量,就可以互相比较和计量了。

但是,这样一来,在技术上就有必要把某一固定的金量作为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本身通过进一步等分而发展成为标准。贵金属在变成货币以前,在它们的金属重量中就有这种标准。因而,这些贵金属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的货币标准即价格标准的名称。注9例如,1英镑原来是真正1磅注10重的银的货币名称。

要注意的是,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价格标准,货币执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在“1件上衣=3克金”中,金是作为价值尺度来计量作为价值的上衣的,而在“3克金=3×1克金”和“6克金=6×1克金”中,1克金是作为价格标准去计量3克金和6克金的不同的金量。因此,如果金的价值跌去一半,而上衣的价值不变,那么“1件上衣=3克金”这个等式就要转变为“1件上衣=6克金”,而等式“3克金=3×1克金”和“6克金=6×1克金”则仍然保持不变。金本身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并且要通过其他凝结着同样多劳动时间的商品的量表现出来。

因为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又需要得到公认,所以,最后就由各国法律在本国来规定了。一定重量的贵金属,由各国官方分成若干等分,取得该国法定的教名,比如在英国是英镑、在德国是塔勒等等。注11一块钱就是这样逐步转化而来的。

尽管一定的金属重量仍旧是金属货币的标准,但是随着分法和名称的改变,在100公斤小麦等于多少克金上所体现的价值关系的痕迹,在100公斤小麦等于多少块钱(如英镑、美元)上消失了,这是因为钱已不再直接表示某种贵金属的具体数量了。不仅如此,它还使人们产生了奇怪的想法,以为金的价值是由国家规定的。也就是说,将1盎司(约30克)的金规定为35美元,原本是给作为金的符号的美元规定其所代表的金量,从而使得1美元可以像1克金那样作为价格标准去计量商品的价值量,结果竟然被误认为是以美元来确定金的价值,并由此把美元称为“美金”了。

在这种误解下,当二战后期一些国家在美国布雷顿森林达成协议,确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原则时,人们就以为世界货币就由金本位制改为美元本位制了; 而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宣布切断美元和黄金之间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比价联系时,人们就以为进入了多元化的本位制时代了。

实际上,今天的货币制度仍然是金本位制,这不是政治,也不是国际政治可以决定的,而是由商品的二重性所决定的。历史上,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而不是某种符号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了。纸制或电子货币的美元、欧元、英镑和人民币等都只是货币符号,只是货币的代表,而不是货币本身。货币,尤其是世界货币,仍然是金,只是金与代表它的纸币之间的比值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浮动的而已。2010年9月20日美国纽约黄金交易价格达到1盎司金可兑换1278.5美元,这说明从金本位来看,美元自尼克松时代起已经贬值了97.3% 。换句话说,尼克松时代持有的美元的价值量已经被发行美元的美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攫取了97.3% ,只剩不足3% 。尽管从使用价值量来看,剩下的会比3% 多一些。这是因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较少的价值量可以体现为较多的使用价值量。如果说存在温水煮青蛙这回事,那么这个就是。如果在此期间金本身的价值即生产一定量的金所需要的劳动量有所下降,即金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的话,那么美元就贬值得更多了,拥有美元的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产业资本家在内,被剥夺得也更多了。





07.良心和古董的价格


随着货币的出现,商品在货币上的价值表现,比如1件上衣=1盎司金,就是商品的货币形式或它的价格。注12当然这个价格又会进一步地用一定金量的教名,如英镑,或者一定量的货币符号,如38美元,来表示。

尽管价格只是以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但是,价格的这种表现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量。假定丰产年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表现为1公斤小麦和1块钱。1块钱就是1公斤小麦的价值量的货币表现或1公斤小麦的价格。如果为了防止丰产年谷贱伤农,政府强行把1公斤小麦标价为2块钱,那么作为小麦的价值量的表现,2块钱就多了。但是1块钱和2块钱都是小麦的价格。在市场经济中,商品通常就是按比价值量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注13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我们将看到,在没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价格能够在长期的平均运动中表现出商品的价值量。

由于价格会偏离价值量,于是,导致这种偏离的一些调节价格的因素就被西方经济学视为决定价格的因素。供求关系就是如此。的确,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会下降; 供给小于需求时,价格会上升。然而,就西方经济学所强调的供求均衡价格而言,当供求均衡时,为什么玩具汽车的价格会低于真正的汽车的价格,就不是供求关系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注14

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由于供给不足或需求剧增而大大上涨,那么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就不免要相应地下跌,因为商品的价格不过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别种商品和它交换的比例。注15举例来说,假如1件上衣的价格从100块钱上涨到150块钱,那么茶叶的价格虽然没有改变,但比起上衣来却是跌价了。人们在交换中必须拿出更多的茶叶或其他价格不变的商品才能得到原来那么多的上衣。

商品价格上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大量的生产资源将涌向这个繁荣的产业部门,直到该部门产品的价格跌落到正常的价值量水平为止,或者更确切地说,直到该部门产品的价格由于生产过剩而跌落到价值量水平以下时为止。

反之,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它的价值量水平以下,那么生产资源就会从该种商品的生产部门抽走。除了该工业部门已经不合时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该商品的生产,即该商品的供给,就要因为生产资源的外流而缩减,直到该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为止,就是说,直到该商品的价格重新上涨到它的价值量水平,或者更确切些说,直到供给低于需求,即直到商品价格又上涨到它的价值量水平以上为止。

从较长一段时间来看,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总是会重新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市场价值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市场价值,就是低于市场价值; 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把产业衰退和兴盛综合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市场价值而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价值决定的。当然,这不是就个别产业的产品来说的,而只是就所有产业部门来说的。

另一方面,如果市场价值发生了变化,总商品量得以出售的条件也就会发生变化。如果市场价值降低了,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西方经济学称为有效需求)平均说来就会扩大,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能够吸收较大的商品量; 如果市场价值提高了,商品的社会需要就会缩减,就只能吸收较小的商品量。因此,如果说供求调节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那么,市场价值就调节供求关系。注16

有人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3卷的话:“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注17进而认为马克思也主张供求决定价值。但是,在紧接下来的文字中,马克思写道,“ 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会根本卖不出去。”显然,商品量超过社会需要量,并没有影响商品本身的(市场)价值,而只是使商品按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

需要指出的是,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自身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注18另一方面,像古董这样不能由劳动再生产从而本身没有价值注19的东西的价格,则由一些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要出售一件东西,唯一的条件是,它可以被独占,并且可以让渡。注20这些虚幻的价格形式掩盖了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并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信徒攻击劳动价值理论的“ 论据”,似乎马克思从来没有研究过这类问题似的。

还要强调的是,当我们讨论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时,我们所说的商品,是指李嘉图所说的那些可以通过人的劳动增加其数量,同时竞争可以刺激它们的生产而且不会碰到任何障碍的商品。注21





08.纸币的诞生与超储备发行


记得我当年读金融学专业博士时,隔壁一个历史系的博士生考问我,中国的纸币最早出现于哪个朝代?我说,以前在中学学历史时学过,但不记得了。他见我答不上来,要告诉我答案。我说,你等等,我要推理一下。他说,这个怎么可能推理出来呢?我说,我同寝室的人也是你们历史系的,他的书桌上有一本讲唐朝末代皇帝的书,里面提到一种货币现象,有助于推理。我国唐朝末期,金属货币便已不敷使用,迫使人们开始使用“短陌钱”。每一贯钱中有一千文铜钱,称“足陌钱”,不足一千文称“ 短陌钱”。当时每成交价值一贯钱的商品,买方只需交付约定俗成的七八百文钱即可。这意味着货币符号已经在酝酿着了。只是唐朝末年社会动荡,不适宜推出这种信用产品,要等到下一个朝代,社会较为安定且经济较为繁荣之时,才好推出。因而,我当时的推理是,中国最早的纸币出现的朝代应当是在继唐朝之后的宋朝。而事实的确是,在宋朝时期,我国四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 “交子”。

其实,货币的出现,并没有消除商品二重性的内在矛盾,而是创造了这些矛盾得以在经济活动中运动的形式。但是,这样一来,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就二重化了。它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种由它的独特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然而,货币商品不能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当它执行货币职能时,它就不能执行商品职能,反之亦然。中国古代曾限制铜器的消费,尤其是耗铜量较大的铜制佛像的制作,就是因为铜本身也是制作钱币的材料。解决这个内在矛盾的办法也是形成外部的对立,创造这些矛盾得以运动的形式。结果就是出现货币符号来代替货币商品行使货币的职能。

货币符号得以出现,也与货币职能的一些特点有关。当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例如,一件上衣标价为100块钱时,并不需要实在的货币,而只需要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就可以了。而在货币不断转手的商品流通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

由于货币商品在流通中可以被单纯的货币符号代替,西方经济学就声称,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货币商品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也就是说,世界各国不必再储备黄金了,但是美国呢?美国不仅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黄金储备,还强迫其他国家将黄金储备交给美国保管,并在俄罗斯和韩国陷入金融危机之时,强迫他们用黄金而不是其他东西来还债。

事实上,纸币只有代表金量,才成为货币符号注22。但是,纸币所代表的金量却是可以发生变化的。纸币刚出现时,它是由私人机构以一定的金属货币为担保发行的,并可以按固定比率与金属货币兑换。这时由于有足额的金属货币退出流通作为担保,因此纸币所起的作用只是方便携带和便于交易,并没有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只有在纸币超储备发行的情况下,即在纸币的发行机构超出金属货币的储备量发行纸币,或者在纸币的发行机构还没有收回发行的纸币,就将原来储备的金属货币重新投入流通的情况下,流通中货币量(包括金属货币和纸币)才会增加,从而纸币发行才能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而社会的需求即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足的问题很快就促使纸币的超储备发行。

随着纸币的超储备发行,货币商品在使用价值上的二重性矛盾就得以缓解。此时,货币商品金或银就可以作为普通商品消费掉而不影响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不过,这时私人机构的信用不足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当人们拿着超储备发行的纸币要求发行纸币的私人机构兑换成金属货币时,类似银行挤兑的问题就出现了,而这种不能兑现的纠纷,最后必然要由政府出面处理。而政府也意识到发行纸币有利可图。后来,纸币的发行便由政府垄断,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并依靠国家权力来强制流通,而政府允许用纸币纳税也极大地扩大了纸币的使用范围。但是,这种以国家名义发行的货币,其发行权在欧美一些国家却完全掌握在控制了国家机器的私人寡头手里。发行美元的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就像马克思那个时代发行英镑纸币的英格兰银行一样,是一家私有且私营的机构注23。

纸币的出现虽然化解了一个旧矛盾,但也产生了一个新矛盾。由于纸币的印刷成本低,因此发行纸币的机构可以一本万利地用生产成本极低的纸币按纸币的面值套购物质财富,即获得所谓“ 铸币税”。这种铸币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得不花费在流通手段上的成本,相应的收益应当用于社会公共事业,因此铸币税归政府所有并用于公共财政支出要远比归极少数人,如发行纸币的中央银行的私人股东们所有要合理得多。

如果纸币的超储备发行使得流通中的纸币数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量,而纸币的发行机构又不收回多余的纸币且不限制纸币的发行量,就会导致纸币贬值,即出现通货膨胀。严重一点的会像20世纪40年代中国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一样严重贬值,直至退出流通; 轻微一点的就像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35美元纸币尚能代表约30克金量,而如今代表这么多金量却需要1000多美元纸币。但是,美国人民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在美国的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面前别无选择,只能以这样的美元来作为货币使用。

要消除或化解纸币的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消除这一切矛盾的根源——商品经济。而消除的办法则是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力,最终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或共产主义,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之所以要提高劳动生产力才能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因为在共产主义阶段,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的时间是较短的,更多的时间是用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足够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产品。同时,还必须保证这些产品能够有效地分配到每个人手里,不至于出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分配格局。





09.“坚挺”的美元


在近二十年来世界上发生的金融危机中,从俄罗斯、东南亚到南美,每个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货币(符号)相对于美元都贬值了。但是,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却使美元相对于欧元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符号)反而坚挺了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货币的支付职能说起。

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的赊买赊卖也发展起来。商品的买者可以先取走商品,承诺一段时间之后再付货款。这样,卖者就成为债权人,而买者则成为债务人。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所卖商品的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支付货币的承诺中,但它使商品的转手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才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注24

但是,在支付日期到来之前,卖者可能就需要用货币去购买第三者手中的商品。这时,卖者可以将买者承诺付款的债券或汇票作为货币的某种存在形式支付给第三者,而当支付日期到来时,买者支付的货币将交给第三者。这种债券或汇票就构成信用货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信用事业的扩大,信用货币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并在金融结算机构中通过互相抵消而结算; 而通常所说的货币(符号)如美元等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中去,或者用于结清信用货币互相抵消之后的少量余额。注25

然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只需要观念的存在。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则需要现实的存在。这种矛盾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暴露得特别明显。这时,信用机制被打乱,一些人实实在在地破产了,不再能够偿付信用货币,另一些人则面临破产的巨大风险,许许多多的债权人无法对自己的债务人继续抱有信心,从而信用货币不再能够相互抵消,而是全部或相当大一部分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货币(符号),或用于支付,或退出流通以待更有利的商业机会出现,于是货币(符号)一时间严重不足,爆发了货币荒。注26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连累其他国家时,各国中央银行都要大量向金融体系注入货币(符号)的原因。但是,这种货币(符号)的注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引发信用危机的问题,比如说,不是银行里有了货币,债台高筑的美国工人就能还得起巨额欠债了。即便这笔注入的货币用来免除工人的债务或购买不良资产,它所代表的也是已经不存在的价值量了,从而只会导致货币(符号)的贬值。这也是美联储表示将在必要时进一步采取放松货币发行的量化宽松措施时,国际金价会大幅走高的真正原因。注27实际上,金融垄断资本家发行的纸币是不会帮助工人甚至中小资本家免除债务的,而只会帮助他们自己的银行脱离困境,并大捞一笔。据有关资料披露,“在危机达到顶点的那个星期,美联储发放出去的货币里有大约70% 流向了外国银行。他们告诉我们,救助银行是为了避开一场大萧条。可这是谁的大萧条呢?我们现在知道,美联储的救市就没帮助到美国老百姓,人们照样失去了工作和房子,切身感受到了萧条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又知道相当多的贷款甚至根本就没落到美国的银行手中!”注28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小银行纷纷倒闭,美联储的股东们旗下的大银行的市场份额却提高了。这也是为什么美欧各国注入巨量货币救市却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

由于美元依靠美国霸权窃居了世界货币符号的地位,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中大量的信用货币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于是,在美国金融危机打乱了世界信用机制之后,世界各国大量的信用货币都要转化为美元。因此,美元的需要量大增,许多国家纷纷抛售其他可兑换货币如欧元、英镑等来换取美元,使得美元相对于其他各国的货币(符号)反而坚挺了起来。美元的发行者利用这场危机带来的美元货币荒,不仅摆脱了长期滥发美元导致的美元信用丧失的风险,还借机滥发大量的美元大大地赚了一笔,而且还获得了救市的好名声。但是,美元相对于真正的世界货币即黄金的大大贬值,充分说明美元的“ 坚挺”只是相对于虚弱的其他货币符号而言,在真正的货币商品面前美元是极其虚弱的。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有不少人质疑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即世界货币符号的地位,甚至有人提议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立一种新的超主权货币。但是,靠滥发货币符号掠夺人民群众的不只是美联储一家的行为,而是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发行机构的普遍行为。同时,美国还以几乎没有成本的美元纸币到一些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去投资,一方面套取这些国家的资源,另一方面迫使这些国家大量发行本国纸币以交换和储备美元,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的货币符号的发行和币值也逐渐被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所控制,不得不跟着美元贬值。只要不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改变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对于许多国家货币符号发行的控制,同样是货币符号的新的超主权货币的表现是不会比美元更好的,而且由于摆脱了主权国家对于这种货币符号发行的控制的最后一点可能性,新的超主权货币发行者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夺世界人民。要彻底改变目前的这种局面,只有消除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使生产的目的回到使用价值上来,即回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上来,而不是为了追逐价值量(更确切地说是追逐本书后面章节中将提到的“ 剩余价值量”)或更为虚幻的GDP注29。实际上,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经济危机。我们将看到这种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造成的,从而它是不可能通过货币制度的改革来消除的。



[美]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宏观经济学》 (第17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美] 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 (下册)(原书第3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美] 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 (下册)(原书第3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这里的纸币指的是美元纸币。↩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

同上书,第61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这是经济科学与数学的不同。在数学上,交换等式的两边,含义不变;而在经济科学上交换等式的两边,含义就大不一样。西方经济学就常常借助于数学等式的这个特性来因果倒置,编造教义,为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辩护。↩

历史上还有银、铜等。但是,银和铜的生产成本下降得远比金快得多,即单位重量的银和铜的价值量下降得较快,最终在注重币值稳定的货币商品的竞争中让位于金。↩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7—118页。↩

英镑与磅在英文中是同一个单词pound。↩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5页。↩

同上书,第123页。↩

《资本论》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0页。↩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同上书,第208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这里的价值仅仅是从经济学上讲的,不涉及历史文化价值等泛化的价值,更与使用价值无关。↩

《资本论》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4页。↩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0页。↩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人民币和解放区的边区币并不直接代表金量,而是代表以粮食、布匹等组成的商品的价值量。但那时的解放区经济和新中国的经济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本书是以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前提的。↩

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9—160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同上书,第162页。↩

《美联储暗示重启量化宽松 黄金再创纪录新高》,http://money.sohu.com/20100922/n275201398.shtml↩

《保罗的国会周刊——美联储损害了外交政策的有效性-罗恩· 保罗(Ron Paul)》,http://ronpaul.blog.sohu.com/170171099.html↩

有关GDP 的问题参见我的另一本著作:《经济学的真相——宏观经济学批判》,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版。↩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三章 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10.不得不办的企业


西方经济学导师科斯认为,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 只是由于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因此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 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注1但是,首先,资本家自己是不从事生产的,而即便生产能够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正如早期欧洲人到美洲新大陆移民开垦土地那样,资本家也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出现。他们的理论家即西方经济学家当年就曾千方百计地试图阻止这种自由的开垦土地的活动,试图迫使移民们到资本家手下干活。今天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也千方百计地试图消灭公有制企业,以便让劳动者都到资本家手下去做工。其次,既然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为什么不努力消除市场经济,从而彻底节省成本呢?

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另一个更为通常的观点认为,资本家办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但是,他们在用数学模型来表现这个利润最大化过程时,却以为生产活动不是靠工人使用机器加工原料,而是靠工人使用一笔不知是包含在机器还是厂房中的货币额并且不用任何原料来进行的。不过,尽管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好歹他们总算承认了资本家办企业是为了追求利润。

然而,什么是利润呢?这个利润就是剩余价值,或者严格地说,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由于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因此,西方经济学为了否定剥削,就要否定剩余价值的存在。否定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本不承认剩余价值的存在,一种是认为剩余价值来自于资本家的劳动或别的东西,从而不能算作是剩余价值。例如,张五常就说,“ ‘剩余价值’ 究竟是什么?一些学者说是租值,一些说是利息,一些说是利润,另有一些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说来说去都不清楚。马克思本人说‘剩余价值’ 是资本家付工资后所余下来的,但其他生产成本还没有被全部减除,又怎可以说是剥削工人之所得呢?”注2

涉嫌伪造古董出售的张五常,在这里不是没有看懂《 资本论》,而是伪造了《资本论》,以便能够通过否定他自己的伪造物来贬低马克思。这对于那些不去亲自了解真相而盲目相信所谓学者的人,即甘愿受骗的人,是一个教训。要知道,恩格斯早就指出过,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注3。显然,资产阶级不会只满足于伪造历史,他们还要伪造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对那些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经济学的高额奖励。

言归正传。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首次提到剩余价值时,举了个例子。如果用100块钱买的棉花卖100块+10块,即110块钱,那么,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就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100块钱加上一个增殖额10块钱。马克思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注4随后马克思在谈到生产过程时又进一步指出: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注5

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剩余价值中已经减除了其他生产成本; 第二,除非资本家不赚钱,不发财,否则资本家赚的钱和发的财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盈利,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提。现代经济学之鼻祖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其实就是要求增加这个剩余价值,并试图说明这个剩余价值的来源,即资本家发财的秘密,尽管他没有完成这个使命。

那么,有些资本家亏损了,或没有赚到钱,是否就不存在剩余价值了呢?不是的。我们将在下面说明,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因此,只要工人提供了剩余劳动,就存在剩余价值。资本家的亏损只不过说明这个剩余价值最后没有落到直接剥削这个工人的资本家手里,而是在竞争过程中由于资本家个人的过失而失去了。资本家的亏损并不妨碍其获得剩余价值,就好比小偷被强盗打劫,失去了偷来的钱财,并不等于他没有偷一样。

另一方面,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剩余价值本来也不能只看资本家的个案,而要研究一般规律,即要从整个资产阶级来研究。从资产阶级的整体来看,剩余价值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大量的中小资本家在竞争中不断地被大资本家挤兑得破产了。

总之,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一点,那就是资本家的目的绝不是要生产商品,而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因此,一旦不能得到剩余价值或者说赚不到钱,资本家就会关门歇业,把工人赶到大街上去。因此,出现下面这种景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就不稀奇了:织棉布的工人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失业了,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失业,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棉布充斥市场,尽管(曾经)织棉布的工人们缺乏棉布。注6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对资本家来说,生产过程和办企业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甚至不办企业而赚到钱。注7





11.资本家发财的秘密


为资本家辩护的西方经济学声称,资本家发财的秘密,一是在于资本家具有经营才能,从事了管理“ 劳动”。马克思用资本家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注8回应了这种说法。随着所谓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代的许多资本家早就不亲自参与管理了。

二是在于资本家慧眼识珠。找到了有本事的监工和经理。但是,资本家的慧眼识珠应当得到多少回报,又该如何测算呢?而且,他或许只是方便地让他的小舅子做了经理,而监工还是他小舅子找的。2010年9月中国当代商业史上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国美电器的创始股东黄光裕要求罢免他曾慧眼识出的董事会主席陈晓而未能如愿。这说明资本家所谓的慧眼识珠不足以成为他发财的秘密。

三是在于资本家的禁欲。资本家没有把他的资本吃光喝光而是拿去从事生产,因而应当获得回报。但是,资本家的消费水平远远超过工人,真正禁欲的是工人。而且古代的富人也常常把金银埋在地下实行禁欲,但是他们并没有从这种禁欲中得到过什么回报。可见,禁欲不是要求回报的理由。注9

四是在于资本家提供了生产要素。例如,纺纱厂的资本家提供了纺纱用的棉花和纱锭,就是向工人提供了服务,因而要获得回报。但是,如果工人不用纱锭把棉花纺成纱,棉花就会烂掉,纱锭就会生锈。因此,工人纺纱本身就已经保存了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就已经是为资本家服务,给了资本家回报,资本家应当满足于收回等值的东西,而不应再要求什么利润或剩余价值了。

五是在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一再尝试用胡乱估算的宏观数据和胡编的函数来“ 计算”资本、土地、劳动等各个生产要素的贡献,但他们只是满足于从中得到某种计算结果并加以发表,混个教授或得到一笔论文发表奖金,从来都不曾设想在现实生活中以此计算并规范每个资本家、地主以及每个工人应当得到多少。而对于农业生产有着巨大贡献的生产要素——阳光、雨水和空气也从来没有参与过农业产品的分配。另外,参与生产的资本也不能是货币形态的资本,只能是实物形态的资本,如机器、原料。货币本身并不参与生产。但是,即便我们“ 认可”资本和土地对于财富创造有所贡献,这个贡献也与资本家和地主无关,因为他们本身并没有参与生产过程。同时,那些将能够直接创造价值并作出贡献的机器和原料出卖给资本家的人就是傻瓜了,因为他们因此而失去了这些机器和原料所创造的东西注10。此外,如果真的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分配物也应当直接归资本和土地所得,比如把钱财直接埋进地里或贴在机器身上,而不能被资本家和地主拿走。如果因为资本家和地主是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就可以拿走这些分配物,那么一来,这实际上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分配; 二来,奴隶主也是奴隶的所有者自然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拿走奴隶劳动的果实,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就直接形成奴隶制度的合理性。

六是在于资本家承担了风险。但是,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就商人抱怨他们会遭到绑架、殴打、敲诈和抢劫,即经商必须冒巨大的危险的问题指出,如果商人是为了正义而甘冒这种风险,那么他们当然就成了圣人了。然而,既然商人每天都在抢劫全世界,那么,上帝让这样多的不义之财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抢走,甚至使他们自己遭到杀害,或者被绑架,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注11不知名的毕阿伯爵则说得更明白了。他认为,商人只是拿别人或者商品和货币去冒险。如果他们为了发财而让别人陷于明显的危险境地,那他们就是干了极坏的事情。而为了一个人的发财致富而拿商品去冒险,也不可能是什么功绩。注12至于那些大笔购买国债的金融资本家,更是不用冒什么风险,却获得了巨额的收益。更何况,西方经济学并不认为,纺纱厂的资本家购买了棉花和纱锭,从而承担了某种风险,就可以向出售棉花的商人和出售纱锭的资本家索取什么报酬。

实际上,工人承担的风险比资本家要大得多。煤矿工人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挖煤工作的,而他们的所得远远少于从来不冒这种生命危险的煤老板们。西方经济学把价格的波动看作是风险,那么,如果说价格向下波动,可能会使资本家面临亏损,那价格向上波动,则更可能使他大赚。相反地,如果资本家的商品卖不出去或者因纯属资本家的个人行为不当而导致破产,工人就会失业,甚至失去被拖欠的工资。如果经济不景气,商品价格长期低于市场价格,工人的工资就要下降到平均水平之下,工厂也会开工不足。所以,工人承担的风险最大注13,但是,工人却远没有发财致富。

那么,资本家发财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秘密就在于资本家在市场上买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

注意,这个商品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者。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最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即劳动,不能像私人财产那样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自废除奴隶制以来,将人的赚钱能力视为一种‘其他的资本财产’,是违法的。你不能自由地卖出你自己; 你只能在某个工资价位上将自己租借出去。”注14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劳动只有凝结在商品中才能买卖,而在等价交换的买卖中,资本家不能获得价值的增殖。其次,政治行为的背后存在着深刻的经济因素。奴隶制的废除并不是因为什么普世价值,也不是因为法律至上,而是因为使用奴隶劳动比使用工人劳动更贵。假如奴隶和工人都能劳动30年,奴隶主是一次性购买奴隶30年的劳动时间,而资本家只是按天购买工人的劳动时间。如果资本家对工人的工作、生存不再感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让他去饿死,同时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资本受到什么损失。注15而奴隶主对于奴隶就没有这么便利。而且如果奴隶劳动十年后就劳累而亡,该奴隶无法完成的余下的二十年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奴隶主的损失; 但如果工人出现过劳死,资本家第二天就可以轻易地用其他工人来代替他。英国《泰晤士报》 当年曾经为美国的奴隶制辩护说,“我们中间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自己是用饥饿的折磨来代替皮鞭的抽打,使我们本国的年轻妇女累死,我们就很难有权利用火和剑攻击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家族,他们至少是好好地养活他们的奴隶,并让奴隶进行适度的劳动。”注16而《泰晤士报》 当年所谴责的那个使英国年轻妇女累死的事件在中国也重演了注17。

为什么资本家买到了劳动力商品就可以发财呢?这是因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主要就是工人的存活和繁衍后代(还包括教育和医疗等)。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由这些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构成的。另一方面,作为商品,劳动力也有它的使用价值,那就是它可以从事劳动去创造价值,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注18但是,劳动力商品的消费者,不是它的出卖者即劳动者本人,而是它的购买者即资本家,因此,劳动者是为资本家从事劳动。

假定劳动力的价值按天数算,折合每天24元。再假定工人从事的是纺纱劳动,原料是棉花,产品是棉纱,机器的耗费体现在纱锭的耗费上。假设1小时内有1公斤棉花被纺掉,或者说,转化为1公斤棉纱。假如资本家已经按每公斤5元的价格购买了6公斤棉花,每小时纺纱活动要消耗价值1元的纱锭。假定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为4元,而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即每天24元。工人在6小时内把6公斤棉花转化为6公斤棉纱。于是,这6公斤棉纱的价值是消耗的原材料和机器的价值(其中,棉花的价值=5元×6=30元,纱锭的价值=1元×6=6元)加上工人新创造的价值(24元),共计60元。因此,一公斤棉纱的价格为10元。

这时,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30元购买棉花,6元购买所消耗的纱锭,24元购买劳动力。预付的价值没有增殖,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因而,货币还没有转化为资本。

然而,尽管维持一个工人24小时的生活只需要24元,即只需要工人劳动6个小时,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一天劳动10小时或者更多时间。而现实是,如果工人不去一天劳动10小时,他就得不到活命的24元日工资。因此,工人在纺织工厂中遇到的,不是6小时而是10小时劳动过程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6公斤棉花吸收6个劳动小时,转化为6公斤棉纱,那么10公斤棉花就会吸收10个劳动小时,转化为10公斤棉纱。

1公斤棉纱仍然和以前一样值10元,10公斤棉纱就值100元。但是,投入劳动过程的棉花值5元×10=50元,纱锭值=1元×10=10元,劳动力值24元,共计84元。84元转化为100元,带来了16元的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了。

在这里,剩余价值之所以等于16元,就在于工人每天第7个小时至第10个小时的劳动是没有报酬的。正是工人在这4小时的剩余劳动中创造的价值形成了剩余价值。

这就是资本家发财的秘密。从生产过程来看,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尽管工人决定不了使用什么种类和什么质量的生产资料,因为这是由资本家决定的。但是,从资本家发财的过程来看,生产资料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尤其是他人剩余劳动的手段。因此,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注19这样一来,工人的相对过剩和失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有句俗话说,“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从上面的叙述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用公式表示就是c+v+m。

这里不变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购买除劳动力商品以外其他生产资料商品的资本,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这部分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变地转移到产品的价值上; 可变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购买劳动力商品的资本,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不仅补偿了自身,而且形成了剩余价值。

我们将会看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处处脱离不了这个本质公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变资本中,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形态的不变资本的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是一次性消耗掉的,因此,这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一次性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这部分不变资本称为流动不变资本。通常原材料和一些辅助材料,如纺纱时消耗的棉花、电力等,就是这样的流动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形态。流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一起构成流动资本。而另一部分生产资料形态的不变资本的使用价值则是在生产过程中逐渐消耗掉的,如机器、厂房等。它们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总是反复地执行着相同的职能,直到最后老化报废。因此,这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就是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这部分不变资本称为固定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其每年转移的价值部分即其折旧,是该固定不变资本的价值额除以其使用年限。





12.工人与资本家的“双赢”


中国某个村庄的党支书曾经说,帅养活将、将养活兵。他后来因为草菅“兵”命而身陷囹圄。中国的一些博学家们也跟着说,资本家养活了工人和政府。还有人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契约是自由的、平等的。如果工人认为资本家剥削了他,可以辞职不干啦,可以自己单干啦。西方经济学认为,工人之所以不单干,而去资本家企业里打工,是因为工人单干挣得少,给资本家打工挣得多,因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双赢,不存在剥削的问题。但是,一方面,签订劳动契约注20的双方的地位其实是不平等的。对于资本家来说,问题只是利润或多或少而已; 对工人来说,则是生存问题。注21另一方面,按照博学家们的说法,奴隶主也可以说同样没有剥削奴隶,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因为有不少奴隶也是自愿卖身为奴的。这些奴隶与工人一样失去了为自己劳动的物质条件,从而不得不在为别人从事的劳动中苟延残喘。

事实上,当英国的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拿手工织工更为糟糕的生活状况来为他们剥削工厂里的机器织工辩护时,恩格斯就已经指出,资产阶级自己也明白,手工织工的状况这样坏,恰恰是工厂制度本身和机器的罪过。机器纺织的廉价竞争挤垮了与农业脱节的手工纺织,但又没有其他渠道吸纳多余出来的手工织工,从而没有出路的手工织工不得不在大大恶化了的条件下坚持与机器纺织进行竞争,十分辛苦地挣取极其微薄的收入,甚至饿死。而当英国的资产阶级为自己辩护时说,如果他们不雇用9岁的孩子们到污浊、潮湿而且闷热的工厂里来工作,这些孩子所处的环境还是一样地不利于他们的发育时,恩格斯则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是“ 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辩解”注22。正是资产阶级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恶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恶劣的条件为自己谋利益! 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强调私有企业贡献了75% 的就业岗位时也忘了,正是在他们的呐喊的帮助下,中国的农民失了地、国有企业的工人下了岗甚至个体户也破了产,才“壮大”了私有企业的就业人数。

在资本主义的祖国——西欧,在资本主义的形成阶段需要大量的工人,而当时的生产方式却是以耕地农业为主导,大量的劳动力待在农村之中。显然,如果不能把农民从农村吸引出来,就只能把他们从农村中赶出来,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大量的工人。而如果没有工人,也就没有资本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难以形成和发展,从而既谈不上资本家的发财致富,更谈不到资本家养活谁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当时西欧政府支持并参与了把农民从农村里赶出来的圈地运动以及圈地运动过程中的强制拆屋行为。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格兰的一位学过经济学的贵族夫人为了把本氏族公有的32万公顷耕地据为己有并改为牧场,驱逐了约3000户共计15000个居民。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政府派兵来破坏和烧毁这些居民所居住的村庄,并同当地居民发生了搏斗。一个老太太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近些年来,国内的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法学家们为了把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塞进中国宪法,频频引用18世纪英国一位首相的演讲中的句子: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中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间房子,雨也可以打进这间房子,房子甚至在风雨中飘摇战栗,但是国王不能随意踏进这间房子,国王的千军万马也不能踏进这间门槛早已磨损的破房子。但是,就在这位首相演讲后的19世纪,英国国王的士兵却将大火随意地覆盖在穷人的寒舍之上注23。

正是当年西欧政府所支持或主导的这种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残暴的恐怖手段剥夺封建财产和氏族财产并使之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大量的无产阶级。注24

然而,尽管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农村里赶了出来,城里的资本家并没有因此而自动得到工人,即便招到一些工人,也要付出很高的工资,也就是说得到的剩余劳动时间很少。这是因为,当时失地的农民还不习惯工厂里的纪律和生活,他们宁愿乞讨、偷盗和流浪。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的政府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英国政府曾经规定,身强力壮的流浪者要遭到鞭打和监禁。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 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做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血腥的法律一直延续到18世纪,历经数百年之久,才迫使工人阶级的祖先习惯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工厂纪律。自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自由”工人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劳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不仅如此,从14世纪起的400多年里,西欧的政府只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并常常颁布降低工资的法令,以便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资本家赚钱的界限内,直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规定最低工资反而成为必要,从而使得那些规定最高工资的法律成为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为止。注25

此后,当西欧的劳动者逃离资本主义的祖国来到美洲和大洋洲的殖民地时,历史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位英国的资本家把共值5万英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大利亚,而且还带去了300名工人阶级的成员——男人、妇女和儿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这位资本家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原因很简单,当时殖民地的生产关系不同于英国的生产关系。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由于劳动者得以成为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他就能够而且也只会为自己生产。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注26所谓的资本家的经营才能与工人的劳动才能的“ 自愿”结合,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那种情况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种结合在资本主义祖国的“自愿”是怎么一回事。这种“ 自愿”直到自由殖民地的“自由”在战争和政府的帮助下消失了之后,才在那里得以出现。

另一方面,如果工人的劳动效率只能够生产出维持工人生活的产品,那就没有余额,也没有剩余价值,可以供资本家占有。不管是否存在这个余额,工人的种族都在繁衍着,不需要别人来养活;同时,只有存在这个余额,并且这种余额依靠政府的帮助采取了利润的形式,才得以在这个基础上来“繁衍”资本家的种族。

因此,如果说,今天的资产阶级作为纳税人养活了政府,那么资产阶级自始至终都是在政府的扶持注27下靠工人阶级养活的。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完全不存在靠资本家养活的问题,公有制经济本身就是对无产阶级政府最大的支持。





1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障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但是却迟迟难以做到这一点。原因何在?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来看,主要有两条:一是市场经济的程度不高。二是工人的工资太低。

先说第一条。鸦片战争后,曾有外国人将中国的各种质地的土布样品寄到英国去,并且注明每一种样品的价格。但是,他得到的回信是,中国的这些布匹太便宜了,英国机器工厂的产品无法在中国进行低价竞争。为什么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出卖其布匹的价格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成的更便宜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程度很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程度较高。那时的农民不单单是庄稼汉,而且还是家庭手工业生产者。农民们利用自己和家人的空余时间生产布匹,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就是为了布匹的使用价值而生产,多余的产品才供应给市场。因此,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因而棉布的售价也很低。同样的生产方式也曾经长期阻挡英国的工厂产品输往印度,直到英国凭借自己的占领者地位在印度破坏了导致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为止。注28

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化道路,并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马克思就曾经告诫俄国不要走这样一条路,否则俄国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注29而俄国后来恰恰走了这条路,以至于灾难深重,触发了十月革命,此后短短三十余年,尽管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损失,但还是从欧洲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超级大国。而当俄国重新回到这条路上时,其国力与国际地位都大不如前了。

再说第二条。有人说机器创造价值,既然如此,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家们不大量使用机器呢?是他们没钱吗?那他们完全可以少雇一些工人,腾出钱来买机器嘛,更何况现在还有银行贷款,可以借钱买机器嘛,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还有一个事实是,发达的英国发明的机器曾经只能在相对不发达的北美使用,为什么会这样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先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公式举个例子。

仍然假定工人的工资为每天24元。假定工人一天工作12小时,每个工人每天创造48元的新价值,其中含24元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剩余价值率=100% 。不过,这个假设的比率是偏低的。“二战后1948—1988年的美国经济状况表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力剥削率不断增长,远远超过马克思当年所假定的水平,从1948年的170% ,增长到1989年的244% 。”注30

假定旧式的机器值1800元,使用180天后报废,每天的损耗为10元,每件产品的原料值10元,在20个工人的操作下,每天生产100件产品,每天产品的总价值中不变资本部分为10元(机器损耗)+1000元(原料)=1010元; 可变资本部分为480元(20个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部分480元(20个工人提供),共计1970元,因此,每件产品值19.7元。

现在采用新机器,该机器值36000元,使用180天后报废,每天的损耗是200元,但是新机器只需要15个工人操作,每天还增加产量10% ,即生产110件产品,每件产品的原料也是值10元。这样每天产品的总价值中不变资本部分为200元(机器损耗)+1100元(原料)=1300元; 可变资本部分为360元(15个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部分360元(15个工人提供),共计2020元,因此,每件产品值18.4元。

显然,采用新机器可以降低单位商品的价值,提高生产效率。但是,从资本家的角度看来,采用新机器反而使生产更贵。这是因为,使用旧机器时,每天100件商品的总成本为不变资本1010元+可变资本480元=1490元,即每件商品的成本为14.9元; 而采用新机器时,每天110件商品的总成本为不变资本1300元+可变资本360元=1660元,即每件商品的成本为15.1元。因此,如果竞争激烈,那么使用旧机器的资本家可以把商品的价格定为每件15.1元,这样每件商品仍然能给他带来0.2元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个价位上采用新机器的资本家将无法获得剩余价值,从而只能退出竞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它对资本家来说有利可图时,才会引起资本家的关心。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

但是,如果我们把工资从每天24元提高到每天30元,剩余价值率降为60% (=18元/30元),那么重复上面的计算,可以得到下面的结果:




单位商品的价值

单位商品的成本



使用旧机器

19.7元

16.1元



采用新机器

18.4元

15.9元



单位商品的价值不受工资变动的影响,但是单位商品的成本发生了变化,这时采用新机器的单位商品成本更低一些,资本家就会乐于采用新的机器来进行竞争并扩大生产规模。

这个例子表明,工资偏低的确妨碍了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年英国的机器之所以只能在北美使用,也是因为英国的工资太低了,对资本家来说,更多地使用人工更划算。如今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之所以做得不错,与那里的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流血抗争有关。加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迫使资本家不得不向工人阶级让步,提高了工人的待遇。“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也发现,在人工成本上升已经成为私有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时,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速度也在加快。注31

近年来,中国农民工工资开始上涨,究其原因,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工资形成机制正从传统的“ 生存工资定价法则”转向“ 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法则”。注32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以前一些市场化程度不高的、不费多少钱就可以获得的东西,现在却必须以较高的成本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尤其是新一代农民工已经脱离了农村经济,其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已经由生活成本较低的农村,转入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必然要以较高的工资来补偿。当然,这种工资上涨也与长期的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关,它也是近些年来通货膨胀累积和爆发的一个后果。

顺带说明的是,在上面的例子中,一旦资本家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普遍采用新的机器,单位商品的价值就由原来的19.7元下降到18.4元,体现出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这一原理。这时,原来生产出来的尚没有消耗掉的商品,其单位价值也降为18.4元。在这里,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动态的变化,不再由原来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并且这种时间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减少。由于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是以商品或物质形式存在的,因而会不断在再生产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贬值,从而在社会生产率的较高的发展阶段上,一切现有的资本不是表现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的结果,而是表现为相对地非常短的再生产时间的结果。注33



R.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New Series,1937.4(16):386-405.↩

张五常著:《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 (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4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73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6页。↩

同上书,第24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96—597页。↩

《资本论》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68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3—224页。↩

当然,这些人并不傻,因为他们至少是模模糊糊地明白,这些机器和原料并不会创造价值。↩

转引自《 资本论》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9页脚注。↩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0页。↩

[美]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宏观经济学》 (第17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4页。↩

转引自《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脚注。↩

《殷国安:何春梅累死了 血汗工厂加班仍在继续》,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zlhd/20051110/11172108891.shtml↩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6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9页。↩

既包括有形的契约,也包括无形的契约。中国一些私企只与工人有口头的无形的契约,一旦工人得了职业病,由于缺乏有形的契约,职业病医院可以拒绝给工人们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更谈不上使工人获得补偿。http://news.163.com/09/1208/23/5Q245LDA0001124J.html↩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4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37页。↩

本人所著《 经济学的童话》,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193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42页。↩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50页。↩

同上书,第876—878页。↩

河南省教育厅发文强迫中职学生“自愿”前往台资企业富士康实习,并且要加班。http://news.qq.com/a/20101011/000434.htm?pgv_ref=aio↩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03—60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29页。↩

[美] 米兰·查弗洛夫斯基:《当代社会劳动力剥削的测量和解释:一个比较分析》,载《海派经济学》 第10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64页。↩

《中国劳动力迎来拐点:农民工收入10年首次大涨》,http://business.sohu.com/20100930/n275362231.shtml↩

《中国未来5年面临加速工资上涨》,http://business.sohu.com/20101006/n275437625.shtml↩

《资本论》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8页。↩





第四章  剩余价值的生产



14.不自由的加班


一项粗略的调查表明,私企常加班。其中,电气/电子行业的加班时间最长,平均每月加班90个小时。注1而中国劳动法的规定是,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不过,我们并不能据此认定那些每月加班超过36小时的私企违犯了法律,因为劳动法还规定,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企业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相关劳动行政部门是否批准了或默认了这些私企的工时制度,我们不得而知注2。但是,仅就劳动法已经规定的具体数值来看,工作日的变动范围也未免过宽了。

中国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1日;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按照上述规定,每个工作日不得超过11个工作小时,按每月4周计算,平均每周加班时间不能超过9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3小时(含加班)。因此,如果每周5个工作日,则平均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至10.6小时,其中加班时间可达2.6小时,超时30% 以上; 如果每周6个工作日,则平均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7.3小时至8.8小时,其中加班时间可达1.5小时,超时亦达20% 。

然而,就在这样规定的劳动法实行后,一家著名的国企变私企的私企老板在某电视台公开夸耀其竞争力超过法国同行的原因在于,法国同行企业的每周工作时间是24小时(每周4天,每天6小时),而他的企业每天开工24小时,工人分两班倒,每班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也就是说,他的工人每周要工作72小时。

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家获得利润的正当性在于他们具有一种企业家精神,具有很强的经营能力。但是,如果中国的这些资本家或者他们手下的经理们真的有经营能力,真的具有超过普通人的才干,那就让他们也在他们的企业里实行每周工作24小时的制度试试。

实际上,实行上述每周72小时工时制度,即每月加班超过112小时(按每月4周算)的私企绝非个别。台资企业富士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注3。假如在8小时工作日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为4小时,剩余劳动时间为4小时,即剩余价值率=100% 。那么加班2.6小时,就会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到6.6小时/4小时=165% ,而加班4小时即每日工作12小时,就会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到8小时/4小时=200% 。

有人会说,加班会有加班费,从而剩余价值率提高不了那么多。但是,一方面网络上抱怨拿不到加班费的情况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在存在加班的情况下,资本家完全可以降低正常工作日的工资,不足部分由加班费补足。在一个产业部门内,工作日越长,工资就越低,这是当年英国官方报告里早就注意到了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注4而低工资也反过来促进了加班。2010年7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09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而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5053元。《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发现,上述数据表明私企平均工资比国企低48% 。注5显然,如果每小时的工资越低,工人为了保证达到可怜的最基本的日收入水平所付出的劳动量必然越大,或者说,工作日必然越长。劳动价格的低廉在这里起了刺激劳动时间延长的作用。同时,由于每小时的工资是由劳动力的日价值除以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来决定的,因此,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如果没有任何补偿,单是工作日的延长就会降低每小时的工资。而当一个人通过加班能够完成一个半人或两个人的工作时,即使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即劳动者的人数不变,劳动的供给即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总量还是增加了,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能够在增加劳动时数的情况下,不仅降低每小时的工资,而且压低日工资,进而工资的降低反过来又更能使他延长劳动时间。注6

西方经济学在分析工人的决策时,用消费和闲暇来构造工人的效用函数,认为工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多一些(从而在每小时工资不变的假定下劳动多一些),还是休闲多一些。但是,英国的官方报告表明,大多数“ 加班加点工人”声称:“ 他们宁愿劳动10小时而少拿些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们有很多人失业,有很多纺纱工人被迫去做零工,如果他们拒绝延长劳动时间,别人马上就会把他们挤走。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或者把劳动时间延长一些,或者流落街头。”注7最后这一个“ 二选一”就是西方经济学和西方法学所鼓吹的“自由选择”。

这种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它叫做绝对剩余价值。注8

另一方面,在不加班的情况下,资本家要在同样的天数中获得与在加班的情况下同样的剩余劳动时间,就必须增雇工人,同时也就必须增加机器等工具供增雇的工人使用。而在加班的情况下,只需要延长机器等工具的使用时间就可以了。这样除了可以节省添置机器等工具的成本,还可以加速将机器等工具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尽快回收机器的成本,减少因效率更高的新机器的出现给旧机器带来的贬值风险。

这样一来,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自然倾向于加班,即便要为此付出稍高一点的加班费。而工人则在加班中过度地消耗了自己的生命,没有人能够在每周72小时工时制下长期工作。因此,加班除了法律上的限制外,还会遇到劳动力的身体限制、精神限制和来自社会的道德限制。富士康的工人接九连十的跳楼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马克思认为,什么是一个工作日的问题远比什么是一块钱的问题重要得多。注9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劳动力商品买者的权利,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而这两种权利都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的结果。而这个结果的取得,除了工人运动的威慑之外,还具有深刻的经济因素。

如果说,一个工人平均能工作30年或10950天(=365×30),那么按照劳动力商品交换规律,他每天的工资就应当等于一生的劳动力价值的1/10950。如果由于资本家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在一天内使用掉工人三天还恢复不过来的劳动力的量,从而使得工人因为劳累过度引起的疾病等原因只能工作10年或3650天,那么资本家每天付出的工资就应当是劳动力总价值的1/3650,是正常劳动总价值的3倍。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仍然按劳动力总价值的1/10950支付工资,那就等于劫掠了劳动力商品价值的2/3。这不仅违反了劳动力商品的交换规律,而且无法持久。棉纺织业在英国有90年的历史,虽然只经历了正常的三代人的时间,却消耗甚至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的生命。而劳动力商品消耗掉得越快,就越需要迅速地得到补偿,就越要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花更多的费用注10,因此,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的工作日。注11

这样,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工作日终于从立法强制延长,转向强制缩短。这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它像机器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注12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这是因为,随着工作日的缩短,工人的体力和精神得以复活,工作强度也得以提高,工人的日工资增加了,资本家得到的则更多。由于不能够依靠延长工作日来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因此,资本家转向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为自己的生活资料劳动的时间来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为此,资本家更多地采用机器生产或者使用效率更高的机器生产来做到这一点(详情我们在后面再说)。而一旦采用机器成为必要,那就必须扩大资本支出,这样就加速了那些无法扩大资本支出的小资本家的破产注13,并促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日益普遍和加速地向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过程转化,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因为看到了英国缩短工作日的这些积极结果,马克思指出,欧洲大陆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法令进一步缩短工厂的工作日,是缩小这些国家和相对发达的英国的生产力水平差距的最有效手段。注14(实际上,这也是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最有效手段,并能维护国企与私企在工作日上的公平竞争。注15)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和中间阶层的分化瓦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也更直接、更成熟,从而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逐渐准备好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15.三权分立和英美法系的恶行


在工人阶级争取缩短工作日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和压迫工人阶级的强有力的工具。

从1802年起,英国工人就开始不断地为争取从法律上限制工厂工作日而斗争,直到1847年,在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废除《 谷物法》 进行报复这一事件的帮助下,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9年,资本家向高等控诉院提出控诉,法官的判决是:实行童工两班轮流工作,而成年工人在机器转动的全部时间内不停地工作的轮班制是完全合法的。于是,资产阶级就通过司法权取回了议会立法使他们丧失的权利。一年后,由于地主对资本家妥协,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又变成了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注16

恩格斯曾经提到法国鲁贝城的一次罢工,当地工人占多数的地方议会不仅承认罢工者的行为合理,而且决定拨款50000法郎支援罢工者。但是由于省长反对,这笔款项没有支付。因为根据当时法国的法律,只要省长认为市议会的决定超出了它的权限,他就有权停止市议会的任何决定的执行。注17

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鼓吹三权分立,即将国家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交给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执掌,既保持各自的权限,又要相互制约以保持平衡。其实,三权分立的思想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前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和分享统治的情况注18,而在资本主义时期,分权制只是方便资产阶级通过相互制约的权力,把一个权力对工人阶级的让步,通过另一个权力夺回来。恩格斯在谈到对工人住房实行卫生方面和建筑方面的警察监督时指出,英国每届自由主义政府所奉行的原则,都只是迫于极端必要才提出社会改良法案,至于已经存在的法律则尽可能完全不去执行。注19更为严重的是,所谓的三权分立,只不过是在推翻一个国王的同时,在司法独立的名义下,使终身制的法官成为千百个独裁者。注20这一点在英美法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英美法系与(欧洲)大陆法系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实行判例法。也就是说,行使司法权的法官可以通过自己的判决来取消立法权,从而成为独裁者。于是,我们在《资本论》 中就看到了这样的实例:1844年法令禁止在15小时工厂日内,用任意分小段时间的换班制度来使用少年和妇女,因为这种换班制度实际上逃避了对少年和妇女的工作日时间的法律限制,延长了他们的工作时间,但资本家们却用最冷静的态度向工厂视察员宣称,他们将不理睬法律的条文,他们打算自行恢复旧的制度。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诉讼,但由各郡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不领薪水的治安法官宣判资本家们无罪。其中,一家纺纱厂的资本家,一个叫埃斯克里格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察员。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以后,另一个纺纱厂的资本家,一个叫鲁宾逊的人,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里格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受到控告。庭上坐着4位法官,其中3位是纺纱厂的资本家,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格为首。埃斯克里格宣判鲁宾逊无罪,并且说,对鲁宾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格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种制度。注21

或许有人会说,在现在的法庭上执法的是职业法官。但是,这些法官并不是圣人,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他们同样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那么,他们偏袒与他们利益有关的纳税大户和诉讼费大户的资本家也就是很正常的了。要知道,法律不是上帝制定的,不是什么至高无上的东西,它只是现实中的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兰盖只用“ 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这样一句话,就把孟德斯鸠幻想的“法的精神”推翻了注22。这也是当今中国在市场经济中让物权优于人权,先为物权立法,使人权屈从于物权的原因。恩格斯还曾指出,无论资产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 而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这是因为,“ 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注23

从逻辑上讲,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是不存在的。三权分立的结果不是互相监督,而是互不买账或妥协分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历史上遭受弹劾提案的总统还没有遭受刺杀的总统多的原因。

事实上,三权分立只是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它就只是资产阶级玩弄“ 民主、自由”的一个把戏,是资产阶级对付国内沸腾着的激烈情绪和把人民的要求像蒸汽那样放出去的安全阀。注24





16.贫富差距的扩大


有人用西方经济学玩弄的数学模型来说明为什么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他们先假设工人没有积累欲而资本家有积累欲。然后,再用复杂的数学模型“ 证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贫富差距会扩大。可惜的是,这种做法虽然用积累欲把人类分成了两个不同的人种,但是,它既没有找出与积累欲相关的基因,又没有说明如果存在这种导致人种差异的基因,为什么它的遗传方式不同于其他基因?也就是说,别的基因的遗传是相对稳定的,而积累欲这个基因的遗传却没有那么稳定?比如,许多富豪的后代破了产,也不时出现一些并非富豪后代的暴发户。

贫富差距的扩大的确跟积累有关,但这种积累的发生不是源于只有少数人才会有的积累欲,而是源于经济条件。资本家是用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来积累的,而工人只能用工资的一部分来积累。但是,工资是根据劳动力价值来制定的,它只能满足工人生存和繁殖后代的需要,没有多少可以用来积累,而且疾病和失业等因素也会大量消耗工人微薄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当工人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他以前生产出来的被资本家拿去销售的一部分产品就已经销售完毕而再转化为货币了。因此,工人今天的劳动或下半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劳动来支付的。注25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定使工人不断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家购买工人劳动力的手段。无论工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资本家虽然早就不再劳动(假设他曾经劳动过的话),但他的财富却不断增加。注26虽然工人可以不给某个特定的资本家干活,但他必须要找到一个老板来雇佣他,并为这个老板的财富积累而劳动,否则他就得饿死。

因此,马克思指出,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某个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整个资产阶级了。注27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并不是劳动力这种商品能够买卖,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也就是说,资本关系之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他人(资本家)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工人)相分离了。因此,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在资本家购买某个具体的劳动力商品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也正因为如此,资本家才能够购买这一劳动力商品,货币也才能够转化为资本。注28在这种阶级关系不存在或不充分存在的地方,资本家雇佣工人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也是中国一些地方私有企业主感到存在民工荒的原因之一。工人在经济上的这种不自由的隶属地位,表面上看起来却是自由的,因为他可以“ 自由”地失业、“ 自由”地更换雇主,甚至“自由”地浮动工资。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法学家们竭力向世界人民鼓吹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目的只是使资本主义制度和剥削工人的条件永久化。

与西方经济学家在生产函数中只考虑产出品数量或产值不同,马克思在再生产过程中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他发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出资本,并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注29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私有经济得以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多种经济成分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具有很强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和舆论掌控能力,甚至能够迫使国退民进。因此,如何确保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使改革不超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框架,避免改革倒向资本主义,将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艰巨任务。

除此之外,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分析还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因素。下面我们先以第三章的例子来说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然后再说明它是如何扩大贫富差距的。

在日工资为24元的情况下,使用旧机器生产,每件产品值19.7元,其中工资占4.8元(=480元/100),剩余价值占4.8元,剩余价值率=4.8元/4.8元=100% 。而在采用新机器生产的情况下,每件产品值18.4元,其中工资占3.3元(=360元/110),剩余价值占3.3元,剩余价值率还是100% 。但是,如果新机器不是被普遍采用,而是被个别资本家所采用,且竞争不是那么激烈,那么,采用新机器的资本家就可以按每件产品19.7元或略低于19.7元的价格出售自己工厂的产品。假如他的标价是每件19.6元,那他还可以获得1.2元(=19.6元-18.4元)的超额剩余价值,从而单件商品的总剩余价值达到4.5元(=3.3元+1.2元),剩余价值率达到136% (=4.5元/3.3元),相当于该企业的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从原来的6小时[ =4.8/(4.8+4.8)×12小时] 缩短为5.1小时[ =3.3/(3.3+4.5] ×12小时)。于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时间就从原来的6小时增加到6.9小时,新机器的采用在这个场合就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采用新机器所获得的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被一些人当做机器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加以鼓吹。但是,这个超额剩余价值并不是新机器创造的,它来源于工人的劳动和其他资本家没有同样采用新机器。一旦其他资本家同样采用新机器,商品的价格就会等于新的再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商品的价值,即为每件18.4元,超额剩余价值,从而机器创造价值的假象,就消失了。

采用新机器不仅可以降低单位商品的价值,而且能够降低单位商品的生产成本,如本书第三章中日工资为30元的情形,那么个别资本家率先采用新机器,进而同行资本家普遍采用新机器就是市场竞争的必然后果了。即便由于新机器的普遍采用使得超额剩余价值不存在了,但是,只要采用新机器生产的这个商品是工人的生活消费品或是用于制造工人生活消费品的生产资料,那么,普遍采用新机器还有一个必然的后果,那就是降低了工人的生活消费品的价值。

由于使劳动者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是生活资料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随着生活消费品价值的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也下降了,而劳动在同样的工作日中创造的价值不变,因此,如果工资保持与劳动力价值相等即工资随着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而下降,那么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部分也就更多了。马克思指出,当一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例如衬衫便宜的时候,他绝不是必然抱有相应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 但是只要他最终促成这个结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注30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想要表达但又不便明说并被后来的西方经济学所回避了的现实情况。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虽然叫嚷得很厉害,但对中国出口的供美国工人阶级消费的便宜商品却很少实行反倾销的原因,因为那样将会妨碍美国资本家降低美国工人的工资,妨碍美国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假定说,所有生活资料都跌价2/3,而日工资只降低了1/3,比方由24元降低到16元。这时,虽然工人拿这16元可以买到比从前拿24元买到的商品更多,但是和资本家的利润比较起来,工人的工资终究是降低了。资本家的利润在一个工人身上增加了8元,在20个工人身上将增加160元注31。因此,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还能有所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注32马克思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即降低劳动力价值、相应地增大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注33

西方经济学家是不研究这个相对剩余价值的,但是他们研究实际工资,其目的就是强调工人生活资料的数量不要变,尤其是不要增加注34,尽管这一数量的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已经大大下降了。西方经济学家以不变的实际工资来安慰工人,只是为了掩盖数百年来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利益就都被资本家们拿去了的事实。而一旦资本家们遇到了困难或破产,工人们的工资不仅得下降注35,还要承受失掉自己的工资的风险注36。

另一方面,工人的生活资料的品质也可能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下降。在英国伦敦曾有两种面包房:一种是按面包的全价出售的,一种是按低价出售的。这些按低价出售给工人的面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搀了明矾、肥皂、珍珠灰、白垩、德比郡石粉等成分。法国化学家舍伐利埃曾指出,他所检查过的600多种商品中,很多商品都有10种、20种甚至30种掺假的方法,其中,盐有12种,面包有20种,面粉有24种,等等。注37一些合法的假货也大行其道,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廉价午餐肉,在美国被冷落了几十年后,又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东山再起。注38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100块钱,对于工人和对于资本家有不同的价值。工人不得不以更贵的价格买更坏的东西。他用100块钱能买到的商品,不像资本家的100块钱所能买到的那样多,那样好。工人不得不成为挥霍者,违反一切经济原则来进行买卖。注39

今天那些鼓吹自由贸易的人多数不知道,当年英国的资本家们相当坦率地承认,这种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 诡辩品”贸易注40。而当英格兰的农业工人不愿吃搀有杂粮的混合面粉时,博学家们则提醒他们,在有许多家庭一连几个月都只吃加盐和水的燕麦面和大麦面而不吃小麦、黑麦和肉的苏格兰,由于那里的人被“教育”得好而不会有这种“偏见”。注41

最后,劳动者消费的商品的品质除了绝对下降以外,还存在相对下降的问题。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的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 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甚至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在那四壁之内就会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注42这就是曾经议论纷纷的“ 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主要原因。它还表明,做大“蛋糕”,不仅要绝对做大,而且还要相对做大。显然,只有公平地分配“ 蛋糕”,才能相对地做大“蛋糕”。





17.经理们高收入的由来


国内长期从事《资本论》 研究和教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有一天突然发现,就资本家的管理而言,“ 管理好坏,小而言之,影响公司的盈亏和职工的福利; 大而言之,影响公司的成败和职工的饭碗。如果我们今天还是一言以蔽之为‘剥削’,不给合理地肯定和劳动报酬,就失之偏见了。”注43但是,难道工人们为了保住饭碗进而保住资本家的工厂就应当听任资本家的剥削吗?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经营发展得越好,工人的饭碗越得不到保障。私有企业里的工人们有持久的饭碗吗?劳动合同法对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不是让西方经济学家们忿忿不已,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吗?一些企业集团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也频频裁员吗?这其中的道理,我们稍后再来阐述。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看待经理层的管理活动及其收入。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管理好坏与资本家无关,资本家仅仅是大股东而已,管理者是其聘用的职业经理人。所以,说清楚了经理层的收入,也就说清楚了资本家亲自作为管理者时所得到的管理收入或监督工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这是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注44这种管理的形成,首先是因为,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支配下劳动。随着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同一资本家的利益而生产同种商品,工人之间的协作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指挥,就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而代表资本的一方之所以能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只是因为他是资本的代表注45,而不是因为他本人具有所谓的企业家才能。正像在早期,军官要由贵族来担任一样。

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资本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这种管理的内容必然涉及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对象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及相应的管理在没有剥削的生产方式中是不存在的。同样,随着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其次,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在劳动中的联系,在观念上是作为资本的计划,在实践中是作为资本的权威,作为他们必须服从的他人意志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的。

因此,决不能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正如,不能把国民党将军对于作战的部署和兵力的配置的指挥职能,同在士兵的背后架上机枪强迫士兵去冲锋的监督职能混为一谈。

资本主义管理的剥削性决定了就其形式来说这种管理必然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者,把监督工作固定为这些特种雇佣者的专职。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注46

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进行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 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 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内的事情。只要这种指挥劳动不只限于剥削他人劳动这个职能,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 只要这种指挥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而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像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西方经济学家们说这种指挥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作为资本家甚至他的代理人的职能是必要的,甚至影响巨大,从而必须获得什么剩余索取权以索取巨额剩余价值,这无非意味着,他们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竟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注47

有人或许要说了,撇开剥削的职能,资本家或他的经理的指挥职能也是有巨大的贡献,应当获得巨大的报酬的,因为单干的工人或者说同样数量的单干的工人达不到同样的生产效果。但是,所谓这种指挥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工人的结合劳动的贡献。

假设资本家雇佣了100个工人。和100个单干工人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100个结合工人的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的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作为一个结合工人而非单干工人的能力。

然而,资本家无须让这100个工人协作就能使用他们。因此,他支付的是100个独立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100个结合劳动力的价值。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或总体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注48只要这种结合生产力已经成为社会必要的劳动形式,它就不会形成超额剩余价值。

这也就是今天西方经济学家所鼓吹的资本家所具有的而工人所没有的经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某些人吹嘘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原因。但是,不费分文或花了钱得到的东西,并不等于是自己掌握了的东西。正如很多人拥有了手机,但不知道如何生产手机一样。马克思就提到过,“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对化学惊人地无知。”注49

当然,在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同时,资本家能够获得多少剩余价值或利润,还与资本家互相间的欺骗和诈取、与采购的原料的价格的贵贱、与原料采购人员的内行程度、与所使用的机器的生产效率、适用程度和便宜程度、与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总安排的完善程度等有一定的关系。这一情况使资本家进而使西方经济学家产生了错觉,以为资本家的利润不是来自对劳动的剥削,而是至少有一部分也来自于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些事情,特别是来自资本家或他的经理的个人的活动。注50

但是,一方面,资本家或他的经理的这些个人活动大部分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另一方面,英国当年的工人合作工厂的实验也已经给了这些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充分的教训。当时的资产阶级报纸发现,工人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影响下成立的生产合作机构的实验表明,“ 工人组合能够有成效地管理商店、工厂以及几乎一切工业形式,这些实验大大改善了工人本身的状况,但是它们却没有给资本家留下明显的位置。”注51

实际上,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根本没有西方经济学家们吹嘘的那么高深复杂,从而企业管理者的素质也不需要有多高。今天中国的一些私营业主在成了亿万富翁之后才有机会情愿或不情愿注52地到国内外高校的经营管理培训班里听听课,获得一些野鸡大学的正规文凭或正规大学的野鸡文凭。而英国当年的一些资本家在破产以后到已经改组成的合作工厂中担任经理,变成领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甚至一些资本家在破产以后,他们曾经的债权人成了新工厂主,他们自己却沦为从前所有的工厂的管理者。这些都表明这种指挥劳动,如果它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必需从事创造价值的劳动,也只能或只配得到与工人相当的报酬,因为其创造的价值量与普通工人的创造的差别不大,而且一个管理良好的公有制企业也绝对离不开工人群众积极参与的管理。

因此,今天资本主义企业的经理们远远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巨额报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对剥削收益的共享。马克思指出,正如亚当·斯密已经正确地发现的那样,在那些生产规模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至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注53不仅是经理的薪水,在实行“ 人训话”管理注54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中,辱骂和体罚工人的基层管理人员和保安的薪水也是来自于工人被剥削的剩余价值。这些并不组织生产而只是强迫工人的监工们的“ 管理”活动,在资本家看来自然是生产性的,因为它使资本家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是要给予肯定的。但这些活动只不过是最实在的剥削活动,这些监工们的报酬只是实实在在的剥削费用,是纯粹的必须消除的社会负担。

另一方面,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制度下,职业经理(指本身没有出资,而是受雇于资本家代其管理企业的人)们在管理时首先考虑的,既不是企业的盈亏和职工的福利,更不是公司的成败和职工的饭碗,而是自己的利益。职业经理们与企业老板(真正出资的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屡见不鲜。显然,企业的管理越复杂,职业经理们为自己谋求利益的空间越大,这也是管理变得复杂的一个因素。而一旦企业办砸了,也不意味着职业经理失去了饭碗或利益受损。如果职业经理以各种手法从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为自己获取了足够的原始资本或相应的技术和市场,那么,他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办一个自己做老板并由自己来经营的企业,从而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据为己有。即使他什么企业也不办,只要他此前获得的资金够多,也可以专门靠吃利息舒舒服服地做一个寄生者。前些年,中国一些破产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国有企业遇到了一时的经营困境,有些自诩为经济专家的人不去细致地分析形成这个问题的内部和外部的具体原因,只是一味地鼓吹和推行减员增效。但是,减员之后的国有企业似乎并没有增效多少,国有企业的总数持续不断地减少,以至国家统计部门不再公布国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或国内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了。其实,国有企业亏损首先应当追究的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包括上级管理部门有关人员的责任,应当让不称职的相关领导者下台甚至下岗,而不是让广大辛辛苦苦的普通员工去承担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责任。减员增效给予了国有企业管理者剥夺普通员工经济生命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使国有企业职工彻底沦落为普通的雇佣劳动者而不再是企业的主人翁,消除了原本就微弱的来自基层职工对于企业管理者的监督权,从而放任并无法阻止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损害企业、职工,进而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行为。这样不仅增不了效,而且败坏了公有经济的声誉。

最后,顺带说一下明星们的高收入问题。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唱片公司的老板们跪求歌星签约,可见剥削已然不再了,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但是,正如我们不能拿古董的定价作为一般商品的定价依据一样,我们也不能拿极少数歌星的境遇来说明广大劳动者的境遇。一方面,大量从事歌曲演唱者的收入并不高,不仅老板们不会求他们唱歌,反而他们需要求老板们给他们演唱的机会,否则就只能街头卖唱了; 另一方面,一些歌星是应当被看做小资产者的。他们与唱片公司老板之间是合作关系,是利润分成的。而他们的助手、身边的服务人员、唱片的生产制作人员才是被雇佣的劳动者。



《上班族加班调查:7成80后工作加班 国企加班少》,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524/13197991620.shtml↩

许多法律都包括这种实际上废除整部法律的例外条款,大概是延续早些年法国资产阶级宪法的传统。↩

《富士康高校调研组发表致全国总工会公开信》,http://it.sohu.com/20101009/n275494339.shtml↩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9页。↩

《私企年均工资仅国企一半 专家称10年都难追上》,http://business.sohu.com/20100723/n273703190.shtml↩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9—630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8—329页。↩

同上书,第366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

中国一些地方出现民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加班使得年轻劳动力消耗得太快,年纪稍大一点就跟不上加班的步伐,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而民工荒的后果之一,就是工资必需有所上涨。↩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1、307—308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3页。↩

同上书,第549页。↩

同上书,第600页。↩

中国劳动法应当明文规定8小时工时制,除抗灾抢险等应急公共事务外,加班不得超过1小时。违者没收一切加班所得利益,并加倍处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1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92—29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8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8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4页。↩

同上书,第711页脚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7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74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5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1页。↩

同上书,第666页。↩

《资本论》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39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6—667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7页。↩

对于生产非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是这样,对于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也是这样。这是因为,虽然生活资料的单位价格下降了,但是,工人一天生产的生活资料商品的价值总量没有变化。这种商品单位价格的下降是与商品数量的增加同步的。↩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7—598页。↩

同上书,第366页。↩

据深圳打工者反映,十年工资都没涨。http://news.sohu.com/20100222/n270359488.shtml↩

2009年8月,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以2008年“很多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效益明显下降”为由,降低了工资指导线。http://focus.scol.com.cn/zg-sz/20090807/20098781607.htm↩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203页。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这个风险的存在,而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家则声称工人拿固定的工资不冒任何风险。↩

转引自《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8—289页脚注。↩

《 危机改变生活 午餐肉东山再起!》,http://women.sohu.com/20091130/n268568067.shtml↩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43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这也是当前中国假货泛滥的原因。↩

同上书,第694页脚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92页。↩

胡培兆:《 马克思的有些经济学原理需要发展》,载《 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5页。↩

同上书,第386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4—386页。↩

《资本论》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4—435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6—387页。↩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4页脚注。↩

《资本论》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转引自《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5页脚注。↩

《浙江政府埋单 30“ 亿万富翁”进清华》,http://news.sina.com.cn/c/2005-11-09/01247393763s.shtml↩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0—431页。↩

《富士康高校调研组发表致全国总工会公开信》,http://it.sohu.com/20101009/n275494339.shtml↩





第五章 资本主义经济的命门



18.挡不住的经济危机


西方经济学的信徒们对于西方经济学大师们能够在讲桌前只用一个供求曲线就讲清楚了所有的经济问题佩服不已。其实,基督教也仅用一个上帝就讲清楚了所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并且那些西方经济学大师们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上帝的存在,因为基督教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的宗教,许多传统的节假日都因此而成为工作日。英国议会也曾宣布,用警犬捕杀印第安人和剥印第安人的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注1

言归正传,西方经济学的大师们从来就没有画出过任何一条实实在在的供求曲线,无论是关于小麦的,还是关于轧钢机的,或者是稍微抽象一点的总供给或总需求曲线。他们只是在黑板上信手画一条想象的曲线而已。因此,比起当年托勒密辛辛苦苦地做地心说模型,他们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在西方经济学的总供求曲线图上有一个交点,这个交点被称为均衡点,在这个点上,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不过,有一个西方经济学家,即凯恩斯对此提出了一点异议,因为他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并参考前苏联的做法,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也就是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但是,他把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归结为心理因素,并指望政府干预来弥补这个不足,从而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应当说,政府的公共工程建设对于消除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只是生产过剩的另一种蹩脚的说法)的经济危机可以起一定的作用。这是因为,像铁路建设等部门,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那么,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另一方面,社会的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压力。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进口也会增加,甚至还会出现欺诈盛行,资本发生大规模转移的现象。投机家、承包人、工程师、律师等一伙人,会发财致富。注2如果是在经济萧条、产品销售遇到困难,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下跌时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生产过剩的紧张状况的确会有所缓解。但是,随着建设项目的完成,一方面,相应的需求消失了,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大的供给,从而生产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了。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盛行一段时期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西方国家政府放弃的原因之一。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人说这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也有人说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其实,这两个主义的差别就在于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前者要求国家干预得少一些,后者要求国家干预得多一些。应当说,危机爆发前美国实行的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的色彩浓一些。但是,无论是这两者中的哪一个都阻止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也救不了市。

这是因为,生产过剩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决定的,从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危机。前面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公式是c+v+m。在这个公式中,不变资本c 反映了资本家对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可变资本v 反映了资本家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来源于他们的工资,因此这个v 反映了工人阶级对于商品的总需求。剩余价值m 则在资本家、经理人、资产阶级政府和其他寄生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因此,分享m 的资本家和相关阶层的消费将会小于m,剩下的那部分m 将会积累起来用于未来的扩大再生产,以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于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消费即总需求小于c+v+m,而资本家的总供给却等于c+v+m,从而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而且剩余价值越多,作为剩余价值载体的剩余商品也就越多,生产过剩也就越严重。这也是为什么国内消费与新增产值相比较低的国家,会有相对较大的贸易顺差(出口额与进口额之差)的原因。

既然资本家的目的在于追逐剩余价值,那么他们的目的就不在于使总供给和总需求相抵,而是尽可能使它们不相抵,使他们的总供给超出社会的总需求。注3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曾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存在,就必须有供他们通过贸易来掠夺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以便消化这种生产过剩。如果全世界都实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这个观点说明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实际上是对于海外市场的争夺,以及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行推广经济全球化和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原因和目的。但是,这个观点也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积累即相对过剩的部分在扩大再生产时即在扩大下一期的不变资本c,甚至是少量扩大v时,可以在短期内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因而可以容许全世界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都实行资本主义。但是,扩大的c+v,必然要带来扩大的m,从而扩大下一期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差额。这种通过积累来平衡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最后的平衡只能通过爆发一场严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使生产出来的商品和资本强制贬值,即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实现,从而形成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再危机的周期循环。

当然,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因为劳动者仍然大量缺乏那些卖不出去的商品。从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谈不上扩大内需的问题,劳动者需要满足的消费量远远超过了这些相对过剩的商品。相反地,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或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是产品的所有者,扩大的再生产也只是为了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从而不会发生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而只会存在要求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生产相对不足或相对短缺的问题。这也说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已经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

显然,只要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不能消除利润即不能消除剩余价值,那么这种干预就不可能消除生产过剩,也不可能扩大即便是相对的内需,从而也就不可能消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至多只能暂缓经济危机的发生,使经济危机稍后以更大的规模爆发。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制造或引爆经济危机,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邻为壑地消除部分生产过剩,也不能阻止而只能暂缓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还要指出的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也是金融资本掠夺民众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只能采取经济手段,而无论是减税还是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都必然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这部分差额在减税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政府向金融资本家借债获得。这样一来,金融资本家就通过手中持有的国债,直接控制了政府未来用于偿债的税收,也就是获得了通过政府直接掠夺民众的权力。同时,金融资本家可以借向政府放贷之时,开动他们控制的印钞机,增发货币,向民众攫取铸币税。

不仅如此,付息的国债使得金融资本家手中原有的不生产的货币也具有了生殖力,可以直接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债发行的巨额佣金也落入了金融资本家的腰包,国债的转让和交易也在他们的银行和交易所中进行,从而使他们的银行和交易所生意兴隆,并给他们带来一大笔收入。注4如果政府发行的国债被用于向金融资本家的银行注资,就像这次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一样,就又给他们提供了白白使用资本的机会。与此同时,日益沉重的税收负担加在了工人阶级和一切中等阶级与下层分子,包括部分产业资本家的身上。

通过c+v+m 这个本质公式,我们不仅简洁明了地说明了总供给为什么与总需求是不一致的,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而且还可以从这个公式中注意到,市场,尤其是容纳剩余商品的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命门。这既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四处侵略,强迫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老总要亲自因为质量问题前往美国道歉的原因。因为越是危机期间,市场的作用越重要,进而贸易摩擦和纠纷也越多,战争的威胁也越大。这也是日美、韩美军事同盟背后的经济因素。由于不得不仰仗美国市场,资本主义的日本和韩国都只能做美国的附属国,并不断地做出损害亚洲其他国家的事情。而这样做又使他们难以融入亚洲大市场,从而更加的受制于美国。





19.笑到后面的中国老太太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人认为,这场危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其理由是美国工人在透支消费,是有效需求过旺的危机。那么,美国工人透支消费就是有效需求过旺吗?

前面已经指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就像价格会偏离价值一样,工资也会偏离劳动力价值。与一般商品的价值有所不同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受一个国家的气候、自然特点和文化水平的影响,包括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并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注5显然,寒冷地区的工人阶级的工资中必须有足够用来添置御寒衣物和取暖的费用。而有些地区的人再穷,过年也得吃顿饺子、置办点年货,哪怕只是二尺红头绳。这样一来,工资对于劳动力价值的偏离的情况就会更复杂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并不等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价值的偏离更有利于工人一些,这种工资差别很可能会小于它们的劳动力价值的差别。

工资的最低限度从理论上讲是使劳动者本人得以活命的商品量的价值。但是,如果工资处于这个水平就会低于劳动力价值,劳动者的体力强度得不到维持,更谈不上增加,智力也谈不上发育和发展,更不可能生育后代,从而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注6这种情况通常是到劳动力严重相对过剩时才会出现。而在历史上,工资也出现过低于这个最低限度的情况。当时,英国的济贫法规定征收济贫税给贫困人口以救济,于是资本家就把工资压低到这个最低限额以下,而工资与活命钱之间的差额就由救济金来补足。注7这些救济金没能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反倒成为对资本家的补贴。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救济金,资本家将不得不按活命钱的标准发放工资。因此,这种济贫法最终沦为资产阶级利用政府来剥夺农民、手工业者等缴纳济贫税的中下层群众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要强调初次分配,即在工资额的规定上也要注重公平的原因。如果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社会保障和救济等再分配是不可能有助于公平的,而只会成为对资本家的补贴。

当然,工资即便高于这个最低限度,也可能低于劳动力价值。工资是否达到了劳动力价值水平,只需看劳动者能否只凭自己的工资收入娶到老婆和按一定的生活标准养育子女并使子女受到一定的教育注8。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说明工资还没有达到劳动力价值的水平。这时的不足额要么靠救济,要么靠负债来补足。美国工人的透支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后者,透支本身就说明收入不足。而由于可变资本(v)低于劳动力价值,那么剩余价值(m)就更高了,从而生产过剩就更严重了,“有效需求”就更不足了。这时,资本家向工人贷款,允许工人透支消费,不仅可以维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过剩有所缓解。但是,透支是要靠今后的收入来偿还的,这就使得今后的消费资金更为缺乏,需要更大的透支来弥补,直到透支难以为继为止。美国的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工人的贷款领域,绝非偶然。

不过,工人的透支消费对于资本家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在18世纪初就有人说过: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垂头丧气,或者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变得傲慢不逊,好逸恶劳;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但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注9显然,如果工人阶级个个是月光族注10或负债族,那么他们就会被牢牢地绑在资本家的战车上,不得不仰资本家的鼻息,为资本家卖命。一旦被某个资本家解雇就必须立即“自由”地到其他资本家手下找个工作,以便挣点工资活命或还债。这就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享有的值得作为“ 普世价值”在全球推广的“自由”。

为了推广这种“自由”,国内的西方经济学家们鼓吹中国老太太应当向美国老太太看齐。因为中国的老太太攒钱买大房子,等买到大房子时人也老了,住不了几天; 而美国老太太贷款买大房子,虽然还清房款时也老了,但毕竟住了一辈子大房子。这种说法与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的说法如出一辙,保尔森也曾批评中国人攒钱太多,花得太少。但是,这场美国金融危机却让加拿大的报纸嘲讽保尔森的说法为笑谈注11。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半老太太们(还没有来得及老到还清房款)失去了自己的房产,一无所有。而中国的半老太太们至少保住了攒下的钱。注12

值得指出的是,中美两国老太太的做法差异,反映的是两国所遭受的资本主义化程度的差异。恩格斯曾经指出,储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工人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较短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是短期的事,从而工人不能长久地保有财产。注13而假如工人能够长久地保有他的财产,那他就不再是工人了,但资本家是不会允许这样失去大批的工人的。长期的资本主义化生活使得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明明白白地了解到,他不可能摆脱被雇佣的地位。既然他不可能有足够的储蓄使他不再是工人,既然他的储蓄最终也难免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么他不去储蓄,甚至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稍稍“ 享受”一下,如酗酒,就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和绝望。注14相反地,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历史较短,中国的劳动者包括移民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华人仍然憧憬着能够凭借个人的努力摆脱被雇佣的命运,这才是中国人攒钱的根本原因。不过,中国老太太虽然笑到了美国老太太的后面,但还没有笑到最后,高房价正在吞噬她的积蓄。要笑到最后,只有摆脱资本主义成分的侵扰才有可能。





20.中美贸易顺差的治理


近年来,中美经济纠纷达到政府层面的是美方指责人民币被低估,其理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存在顺差,即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大于从美国的进口额。为此,美方要求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中方则认为,汇率和贸易顺差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有人搬出数据说,中国顺差扩大最快的几年,也恰恰是人民币升值最快的几年注15。还有一些国内学者运用西方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证明”,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同中美贸易顺差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从长期影响而言,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作用也有限。但是,美方却不理会这些得自他们所鼓吹的西方经济学的结论,继续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提议各国将经常账户差额(指对外贸易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控制在4% 以下,从而变相施压人民币汇率。注16另一方面,尽管中方认为汇率与贸易顺差关系不大,但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着手减少顺差(简称“减顺”),令中国出口企业叫苦不迭了注17。而且尽管美国的提议遭到G20主要出口国的普遍反对而未被采纳,但中方曾在美国学习过的高级技术官员表示,中方将缩小整体经常项目盈余,把经常项目盈余在GDP 中的比例降至4% 以下注18。这说明,中方即使意识到了汇率和贸易顺差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那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无法正面应对美方的压力。

其实,美方的理论依据只是这样一个西方经济学的模型。该模型认为,提高贸易双方中一国的汇率,一方面会提高该国出口商品的国外价格,从而减少国外对其出口商品的需求,降低出口额; 另一方面则会降低国外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增加进口额。于是乎,这两个方面的效应就会减少该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当然,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注19。但是,不论中美间的贸易是否满足西方经济学模型的条件,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都是不足以说明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即进口额超过出口额)的。

首先,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由于不能使用本国货币,如越南盾来支付,只能用对方国家的货币或第三方国家的货币如美元来支付,因而,汇率的变化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的确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美国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使用的是自己印刷的成本极低的美元,因此,汇率的变化根本不会影响美国大量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并用美元打欠条。反而是,其他国家的货币越升值,也就是说美元的面值越贬值,美国越有动力拿这些不值钱的美元去套购别国的财富。美国不可能放弃这种大捞便宜的做法,因而并不真心想削减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只不过以此为借口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更多地放弃自己的权益,输送给它更多的利益而已。

其次,即便美国没有滥印、滥用美元,也没有理由抱怨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要知道,一个半世纪之前,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类似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地位的是英国。而当时的英国同样存在巨额的对外贸易逆差。

在回应英国《泰晤士报》 对英国贸易逆差的抱怨时,马克思指出,单是英国在三年中进口比出口超过9700万英镑的事实,还决不能作为英国人目前叫嚷他们的贸易只是对外国有利的根据。注20对英国在世界各地大量的和日益增长的投资,必须支付利息、股息和利润,这些钱有很大一部分必须以外国产品的形式寄回英国,因而使英国的进口量扩大。除了与出口相应的进口以外,还必须有不是为了支付所提供的商品、而是作为资本收益的额外的进口。一般说来,所谓贸易差额应该对外国说来总是出超,对英国说来总是入超,因为世界各国每年不仅要向英国偿付货款,而且还要支付所欠英国债务的利息。注21

如今,中美间贸易的巨大差额同样是由于美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获得了巨大利益造成的。显然,美方的这些利益是不可以用中国自己印刷的人民币来支付的,只能用中国的商品或用中国的出口商品换得的美元来支付。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妨碍美国资本在中国继续获得利益,这才是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消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并不追求巨额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却降不下来。原来还是剩余价值m 惹的祸。由此也可以看到,中方一些人试图在不把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尽可能地排挤出中国的情况下,把经常项目盈余在GDP 中的比例降至4% 以下,有多么荒唐。

实际上,GDP 这个指标,只在一定条件下即在没有多少外资的条件下才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霸占了中国大量的矿藏并强迫中国人为他们挖矿,然后将这些矿产资源运回日本。如果当时统计GDP 的话,这些矿产资源的产值将计入中国的GDP,只要在形式上这些矿产资源是先卖给(出口到)日本,再由日本侵略军把卖矿所得带回日本。因此,这样的GDP 越高,日本侵略者的利益越大,中国的经济实力反而越小。现如今,外资进入中国,虽然并不是侵略,但是,外资企业的产值和利益同样不代表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同样计入中国的GDP。注22

由于引进外资早已不再只是今天中国各级政府引以为荣的事,而是为了体现自身的业绩必须去做的事,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只会越来越高,其产值在中国GDP 中的比重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外资收益也必将以越来越多的经常项目盈余输送到国外去。如果不彻底改变建立在GDP 基础上的政绩观,不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拒提GDP 这个指标,不注重发展中国真正的经济实力,要想把经常项目盈余在GDP 中的比例降至4% 以下也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降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关键在于美国,在于美国资本在华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