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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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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20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Language:
chinese
ISBN 13:
9787521723458
ISBN:
4d6d4eee-40bf-4179-91d6-22c3df514613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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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讲义

作者:[美]保罗·克鲁格曼

译者:余江

ISBN:9787521723458

中信出版集团





纪念


以此纪念我已故的同事和朋友乌韦·莱因哈特,他为推进医疗经济学讨论所做的工作无与伦比,特别是还帮助我免出洋相。





致谢


本书收录的大部分文章起初是作为报纸专栏发表的。专栏写作的性质就其定义而言不允许及时开展讨论或合作,你早上起床,喝杯咖啡,决定要写的主题——提前计划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总会被各种事件冲乱——然后在下午五点交稿。博客帖子亦是如此,可以在一小时甚至更短时间内从形成模糊概念到公开发表,往往更没有同他人讨论文稿的机会。大多数情况下,我能够寻求有效批评和意见的唯一人选是我的太太罗宾·威尔斯(Robin Wells),所幸她经常能给出无价的反馈。

不过,专栏写作依然是以有关课题的现实讨论为背景的。在本书记录的15年写作历程中,我吸收了许多人的智慧。我要列出其中一些人的名字,但完全清楚该名单很不完整,不公平地忽略了好多人。这一时期,我竟然写了数以千计的专栏和博客帖子,以至于经常想不起必要的专业知识是从谁那里借鉴的。

在医疗领域,我从乌韦·莱因哈特与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那里获得了大量帮助。本书也特别献给乌韦。

迪恩·贝克尔(Dean Baker)帮助我认定美国当时面临巨大的房地产泡沫问题。

我与布拉德·德龙(Brad DeLong)在呼吁对本轮危机采取凯恩斯主义应对策略方面可以说结成了双打组合。

我对有效市场金融理论问题的阐述,大量借鉴了贾斯汀·福克斯(Justin Fox)的研究成果。

迈克·康克扎尔(Mike Konczal)帮助我理解了奥地利学派的糟糕逻辑,西蒙·雷恩-刘易斯(Simon Wren-Lewis)则帮助我弄清楚了为什么这一糟糕逻辑会在英国盛行。

理查德·科根(Richard Kogan)或许是第一个提醒我所谓债务滚雪球问题并不存在的人。

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与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除了带给我们大量有关税收的知识外,还极大地促进了我对民主党新政策建议的理解,尤其是沃伦的财富税建议。

查德·鲍恩(Chad Bown)向我详细介绍了关于特朗普关税的来龙去脉。

关于技术和不平等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我的大部分认识来自拉里·米歇尔(Larry Mishel)的讲授。更一般地说,我还经常向斯通中心(Stone Center)的同事珍妮特·戈尼克(Janet Gornick)求教不平等数据的具体含义。

我对保守主义运动的大部分认识来自里克·珀尔斯坦(Rick Perlstein)。

斯通中心的另一位同事莱斯利·麦考尔(Leslie McCall)帮助我正确认识了选民对税收和政府支出的态度的政治学,或者说至少帮助减少了部分错误认识。

同无可比拟的迈克尔·曼(Michael Mann)通信,帮助我理解了对气候科学研究的肮脏政治操作。

最后要感谢诺顿出版社(Norton)的德雷克·迈克菲里(Drake McFeely),早在我开始为《纽约时报》写稿之前,他就帮忙出版了我的贸易理论著作,并使这些作品的品质大为改观。





引言:那美好的仗


做舆论权威人士从来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在1977年完成研究生学业时,我憧憬着献身于教学和研究的人生。假如需要在公共讨论中扮演任何角色,我想会是作为一名技术专家,不带情感地为决策者提供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的意见。

如果看一下我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研究成果,你会发现大多与政治无关。其中主要是经济地理与国际贸易领域的论文,它们不仅无关乎政治,而且基本上不涉及政策。这些文章只是试图弄清楚全球贸易的面貌和产业活动的选址,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它们属于分析世界如何运转的“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而非指示应该怎样运转的“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

然而到21世纪的美国,所有事情都成了政治。在许多情况下,承认某个经济问题的现实证据会被视为有党派倾向的行为。例如,美联储大量购入政府债券,会不会推高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明确的实证回答是:如果经济处于萧条期,就不会。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购买了3万亿美元债券,通胀率依旧维持在低水平。可是在现实中,美联储政策有推高通胀风险的观点成了共和党的官方观点,于是承认客观事实将被贴上进步派立场的标签。

甚至在有些时候,哪怕提出某类疑问也会被当作党派行为。如果对收入不平等的现状提出疑问,会有相当多保守派谴责你不像个美国人。在他们眼中,只要提及收入分配议题,或者把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同富人加以比较,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调”。

当然,这种现象并不限于经济领域。可以说同气候学家相比,我们经济学家的境遇还算轻松,他们会; 因为得出了强势利益集团不愿意让其他人知晓的结论而遭到迫害。还有研究枪支暴力问题的社会科学家:1996年到2017年,美国疾控中心被明令禁止资助有关枪支伤亡的研究项目。

此时,有志于学者生涯的人该何去何从?一种办法是忽略政治热度,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这是令我尊敬的选择,对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大多数学者而言也是正确的选择。

但我们还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即了解和尊重学术研究,同时又愿意加入政治斗争的人。

本书收录的正是我在努力扮演这一角色时所著的文章,其中多数发表于《纽约时报》。后面我会谈及自己如何来到那个位置,以及我现在还试图做些什么。这里让我们先谈谈另一个问题:全盘政治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政治化的根源

政治议题多如牛毛,而且你可以想象,人们有着各式各样的立场,并不对应简单的左右之分。例如有这样一类选民:他们强烈支持枪支管控,要求用积极政策遏制全球变暖,却希望看到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被私有化(如果不是完全取消的话)。

可是在现实中,现代美国的政治生活呈现出高度的一维特征,尤其是在选举产生的代表人身上。只要知道某位国会议员在全民医保等议题上的立场,你就能推测出他对气候政策的态度,反之亦然。

这种单一的政治维度是如何定义的?它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左右方向的连续变化区间:你认为公共政策对减少市场经济的风险和不平等应发挥多大作用?你希望所在的社会更像今天的丹麦,有着较高的税负、健全的社会安全网和广泛的劳工保护,还是更像镀金时代的美国,奉行自由放任准则?

在某种层面上,此类争论的轴心与价值观相关。左翼人士往往沿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思路秉持社会正义观念,他们认为,当民众不清楚自己是谁、会扮演什么角色时就应该拥护这些左翼人士选择的社会类型。大致而言,此类观点的道德立场就是“幸得上帝眷顾”,然而上帝常常不会临幸。

相反,右翼人士认为(或自认为)政府为缓和风险与不平等而采取干预措施是不道德的。在他们眼中,对富人征税来帮助穷人是一种盗窃,无论其目的有多么高尚。

经济学说不清你应该接受何种价值观,但可以描述反映特定价值观体系的政策会带来何种结果。不过这也是政治化乘虚而入的地方。特别是,反对扩大政府作用的人想证明,政府干预不仅有违道德,还对生产有反作用甚至破坏作用。如果证据不能支持,他们就会攻击证据及提供证据的人。

原则上,这种政治化行动可能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确实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我们看到过某些大人物拒绝承认价格管制导致短缺、过度印钞引发通胀等现象,例如在近期的委内瑞拉。即使在美国,也有某些左翼人士会指责你(好吧,其实是在说我)是代表大公司利益的骗子,只因为你指出实现全民医保有多种途径,可以在私人保险业继续发挥显著作用的情况下实现。

然而鉴于金钱和权力的现实格局,现代美国无所不在的政治化现象大多数还是反映了来自右翼的压力。

归根到底,虽然低税收、小政府的社会主张有其哲学根据,现代保守主义却不那么依靠哲理上的劝诫,而是植根于如果社会退回镀金时代会有一些人大发横财的现实。这些人的数量或许不多,但极为富有。大力宣扬朝他们的方向前进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观点,完全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来自右翼的亿万富翁的财力支持是唤起僵尸学说的强大魔力,这样的学说本应该被截然相反的证据杀死,却依旧迈着蹒跚的步伐,吞噬人们的头脑。

最顽固的一种僵尸学说坚持认为,对富人征税会对整体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因此对高收入减税将带来神奇的增长。这种说法在现实中不断碰壁,却越来越牢固地控制了共和党。

还有其他僵尸学说:如果想要一个低税收、低福利的国家,他们会声称社会安全网体系有害无益,也无法运行。因此很多人不停地宣扬提供全民医保不可能实现,尽管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该目标。

你明白了吧。把税收和政府支出研究扯上政治内容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这一现象还会延伸到同阶级利益并无明显关联的领域?例如亿万富翁们也需要宜居的地球,那为什么气候变化会成为具有如此强烈的左右之争色彩的议题?经济衰退会伤害所有人,为什么保守派还反对用印钞来挽救经济下滑?还有,为什么对种族问题的态度同税收和支出问题的立场存在极其紧密的关联?

很大部分答案在于,政治玩家相信存在一种把所有形式的政府行动主义连接起来的光环效应,我也认为的确如此。如果说服人们让他们认同我们需要用公共政策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他们就会更容易接受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缓和不平等。如果让他们相信货币政策能遏制衰退,他们将更有可能支持扩大医疗可及性的政策。

事情向来如此。美国右翼阵营曾经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至于试图阻止在大学讲授相关课程,尽管凯恩斯本人恰当地指出,他的学说属于“温和的保守主义”,其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而非取而代之。那为什么还会遭到激烈反对?因为右翼人士把它看成了普遍的大政府主张打进来的锋利楔子。而我们今天的政治极端化程度远超当时,所以政治化的议题范围也就更加泛滥。

除了光环效应,还有政治策略效应。我们知道,美国的政治生活过去有两个维度,不像如今只有一个:在左右之分的轴线之外,还有种族平等与种族隔离的轴线。至今依然有相当数量的选民,他们喜欢为自己服务的大政府,却不喜欢深色皮肤的人。与之相反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立场——喜欢小政府,接受种族宽容——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除了几十个打着领带的拥趸外并无太多支持者。不过我们几乎看不到倾向于大政府的种族主义政客。经济上的右翼势力通过迎合白人劳工阶层的种族仇视情绪,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却攻击这群人所依赖的社会福利计划。就这样,种族宽容以及性别平等和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等其他社会进步主义运动也像所有议题一样卷入了政治划界。

前文提到,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泛政治化。借用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名言:“每个人都有权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无权坚持只有自己认定的事实。”可是在当今美国,却有许多人相信他们有权宣扬自己认定的事实。这意味着专家治国梦——政治上中立的思考者帮助决策者实现高效治理——至少在目前已经幻灭。当然对关心我们的社会何去何从的学者而言,那并不是唯一可以出任的角色。

极端化时代的公共舆论权威

设想一下,你对某个专业领域(如经济学)颇有了解,又希望对公共议题讨论——不熟悉或不在乎技术内容的人们开展的讨论——发挥影响力。显然这描述的是我本人的状态,也适用于很多其他人士,例如,加入公共事务的其他经济学家,包括把自己从杰出经济学家改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英国的西蒙·雷恩-刘易斯等。越来越多的记者也拥有良好的经济学教育背景,例如《纽约时报》的大卫·莱昂哈特(David Leonhardt)和《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兰佩尔(Catherine Rampell)。演好这样的角色有哪些要求?

本书的最后一章收录了我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我的工作方法》,其中讲到做研究的四项规则。这里也谈谈我理解的做公共舆论权威的四项规则,适用于本书的几乎所有内容。我估计前两项应该没有多少争议,后两项则不然。它们是:

·多关注简单议题;

·用直白语言写作;

·以诚实揭露虚伪;

·别害怕谈论动机。

多关注简单议题。经济学中有很多严肃而诚恳的学者仍不能达成共识的难题。作为公共舆论专家的经济学家该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多数时候他们应该尽可能远离此类问题。真实情况是现实世界的绝大多数经济争论是围绕简单问题展开的,对这些问题有显见的正确答案,可强势的利益团体不愿意接受。你可以聚焦于这些问题,对正确答案加以诠释,从而为公共讨论做出贡献。困难的问题自然还在那里,而媒体评论专栏并不是适合讨论它们的地方。

例如,就政府债务的影响而言,公众需要了解的内容是:试图在经济萧条期维持平衡预算会加深萧条程度,另外对政府债务失控螺旋飙升的担忧被过度夸大了。这里也有某些难度更大的问题,如对基础设施支出做评估的时候应采用何种利率水平,但简单的问题已经有大量内容可供讨论撰写。

用直白语言写作。作为公共舆论专家的经济学家应该用英语写作,当然我说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事实上如果有更多人用德语解释基本经济概念,这个世界或许会变得更好。我想说的是,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公共舆论权威,你必须采用平易的语言,不要以为大家都理解那些并不常见的概念。

为此可以看看我被引用最多的一篇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在只做学术研究的岁月里(那篇文章发表于1991年),我已经被经济学家誉为风格清新的作者,擅长借助直觉,不追求数学难度。但在那篇文章中,抛开数学公式,你依然会读到这样的句子:“在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环境下,货币的外部性关系重大。”我在《纽约时报》的读者中,会有哪怕1%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

摆脱专业术语不是听上去那么容易。部分原因是大多数术语有其服务的目标,即这种语言给既定的听众传递了重要信息。假如不依靠术语,那可能需要多得多的篇幅和时间,用成百上千个字来表述同样的内容。另外的原因则是,当你在某个专业领域沉浸多年后,可能已难以记得普通人(哪怕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在现实中是如何讲话的。

我为《纽约时报》写作已有20多年,依然会偶尔收到文字编辑们的疑问,说他们(以及普通读者)理解不了某些段落,只因我无意间认为公众会像经济学家那样使用某些词语。例如当经济学家提到“投资”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指新的工厂或写字楼的建设,但如果不想让大众读者误解为是在谈论购买股票,他们就需要把意思更直接地说出来。

这并不是说你应该把读者想象得很愚笨,而是要对如何传递沟通下功夫。比如我于2019年发表的专栏文章《了解真实的美国农村》,其部分内容正是对上述1991年论文的观点重述。估计大多数读者看懂了文章的意思,尽管我的论点令其中许多人感到恼怒。

以诚实揭露虚伪。下面进入争议比较多的规则部分。前文提到,如今一切都变得政治化。结果导致,经济乃至任何领域的许多公共讨论是出于蓄意欺骗。

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有些主张对富人减税的人可能假装是从现实证据中得出自己的判断,但这不符合事实:没有证据能说服他们改变看法。事实上,他们经常用偷梁换柱来应付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比如,有人曾预测比尔·克林顿的加税政策会导致经济衰退,到如今他们又改口称,克林顿时代的经济繁荣是受益于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减税的长期效果。还有些时候,他们纯粹是撒谎、编造数据和其他的所谓事实。

作为公共舆论权威的经济学家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我知道许多经济学家倾向于采用的一个办法是,继续像真诚讨论那样开展对话:罗列证据,解释为什么某种观点正确、另一种观点错误,然后到此为止。

而我认为(你可能猜到了),这还不够,而且对读者很不公平。当你直面虚伪的争论时,应该让公众获知,不仅那些论证是错误的,而且是出于恶意欺骗。例如,指出那些预测美联储购入债券会引发通胀失控的人错了固然重要,强调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错误同样重要。此外还应点明:他们从未解释导致错误的原因,而且在共和党入主白宫之后,其中某些人的立场马上反转。

换句话说,我们要勇于直面政治讨论中大肆弥漫的欺诈虚伪,经常揭露他们在传递谎言。由此联系到我说的最后一项规则。

别害怕讨论动机。我希望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人们通常可以认为政策讨论是出于真诚和善意。某些讨论的确如此,例如关于“量化宽松”,即美联储大量购买债券对刺激经济繁荣究竟发挥了多大效用,就展开了真正的理性讨论。我属于怀疑派,但我能尊重乐观派的意见,而且我相信论战双方都保持着开放心态。

然而,在21世纪美国的大多数重要政策讨论中,某一阵营始终在做欺诈陈述。我已经提到,这应该明确指出来,让读者知道,不仅关于减税作用的不切实际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是在故意欺骗。我还要更进一步指出,为了对读者公正起见,还需要解释清楚那些人为什么在欺骗。

大致而言,这是指揭露美国的现代保守主义的实质,揭露服务于右翼亿万富翁利益并有效控制了共和党的媒体组织和智库的密切网络。正是这一网络,即保守主义运动,让各种僵尸学说得以苟延残喘,这其中也包括共和党对减税魔力的信念。如果你是在参与真正善意的辩论,指责对方的动机并非好事。但如果你是在同不诚实的对手辩论,承认他们的动机只不过是接受现实而已。

我希望世界本来不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我怀念职业生涯初期的天真幼稚,那时的我只想找出正确答案,会很自然地以为同我论争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但如果要成为有作用的公共知识分子,你就必须同自己身处的世界而非自己理想的世界打交道。

关于本书

我从2000年起为《纽约时报》写稿,之前几年还为《财富》和《石板书》杂志撰写月度专栏,但我的主要身份还是研究型经济学家。事实上我自认为最出色的学术论文是作于1998年的《再现:日本的低迷与流动性陷阱的回归》。

对于我的稿件,《纽约时报》希望基本专注于商业和经济。但结果我来到了他们和我本人都未曾预料的位置上。小布什政府的不诚实达到了美国政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程度(当然现在已被特朗普主义者超越),在我看来,这显然已把大家卷入了同虚伪陈述交锋的战争。主流报纸的专栏作家当中并没有其他人愿意说破这一点,于是我感觉自己必须站出来。

当然那段时期我所撰写的最好作品已经收录进2003年的专栏文集《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目前并无回顾的必要。

本书收录的文章,除少数之外,作于2004年小布什连任之后。当时其他许多人已经加入反对谎言执政的战斗,让我能安心聚焦于更多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议题,如把社会保障计划私有化的尝试,以及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行动等。

本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各个方面及后续影响的。没有谁真正预见到那场危机,除非那些预测了很多从未发生的其他危机的人。我本人已认识到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但泡沫破灭造成的巨大破坏仍令我震惊不已,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看到由于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业务的增长,金融体系已变得何其脆弱。

不过崩溃一旦发生,就进入了关注这些课题的经济学家熟悉的领域。我们从理论和历史上知道很多关于金融危机的事情,也比较清楚危机之后的经济体会如何运转。我在1998年写成的那篇论文就是讲,当零利率都不足以恢复充分就业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现象已经从日本特有的问题变成了西方各国的常态。

于是对我而言,2008年之后的5年左右既是最好又是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是因为担任专栏作家的角色与我的学术研究几乎完美合拍,我可以就政策制定者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畅所欲言。最坏的时代则是说,政策制定者始终拒绝采纳我们已有的正确认识,转而迷恋于以糟糕(且往往不诚实)的论点为基础的预算赤字问题,带来了大量不必要的痛苦。

本书其余部分主要是与书名有关的内容:与各种僵尸学说的论战,从减税僵尸到否认气候变化僵尸,以及支撑这些僵尸蹒跚而行的保守主义运动。书中的确有太多内容涉及唐纳德·特朗普,但我认为他并非对过去路线的偏离,而是数十年来的保守主义运动的必然结果。

本书的结尾部分将较为光明,或许并非如此,只是让我心情较好的话题。最后一章挑选了若干植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偏经济理论的文章,相比《纽约时报》的专栏,它们更难读一些,包含更多术语。但我仍希望,部分读者能投入精力看看我在背后是如何思考各种议题的。

本书讲述的是为了真理和正义同僵尸学说战斗的故事。我不知道这场战斗能否彻底获胜,还是可能失败,但绝对值得一搏。





1 挽救社会保障计划





战时选举之后


相比2016年,2004年的大选夜不算多大冲击,但依然令美国的进步派感觉苦涩失望。回头看,小布什的形象有所提升,人们看到他确实好过特朗普,却忘记了他主政下发生的暴行。毕竟是他以错误的借口把美国拖入战争,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看到选民对如此卑劣的家伙表示欣赏着实令人不快。

此外,许多评论家认为那场选举不仅仅是一次性事件,而是保守派建立起长期统治的预兆。从电视网络上看——当时的人们依然观看普通的电视节目——很多人出来宣告美国式进步主义的死亡,确认我们整体上仍是个保守主义国家。

然而更细致地看,会发现一个不同的故事。2004年大选并不是对保守主义政策的认可,因为那场选举以缺乏政策辩论著称,部分原因在于政策议题没有冲破大量新闻媒体制造的琐碎氛围。例如,我曾经查阅了一个月的电视新闻记录,以核查观众可以从中了解两位候选人对于医疗服务各自有哪些建议,而他们的立场相差悬殊。结果发现毫无这方面的实质性报道。曾有过两三篇报道说医疗方面的建议如何受到政治操纵,却对建议的具体内容只字未提。

那场选举是关于形象和感受的争夺。小布什依然笼罩在后“9·11”的光辉与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幻觉中,许多美国人仍把他视为捍卫国家安全的英勇象征,造就了英国人所说的“卡其布选举”(khaki election)。一个次要但仍较为显眼的选举主题是传统价值观,某些倡导者开始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引来了恶意的反对声音。

于是就像我当时喜欢取笑的那样,小布什把自己打扮成抗击同性婚姻恐怖分子的美国保卫者,从而赢得了连任。可是选举一结束,他就宣布选民授权自己……把美国社会保障计划私有化,打算将其改造成一套个人投资账户体制。

为什么小布什及其顾问认为这种操作在政治上混得过去?部分原因在于,与许多有钱人一样,他们丝毫不清楚社会保障计划对大多数美国人是多么重要。

如果你是拿着高薪的政治顾问、媒体记者或智库专家等,或许会有优厚的私人退休计划,并期待在65岁时积攒下相当数额的资产。可是大多数退休人员依靠社会保障计划提供主要收入,并且对大约1/3的人来说,那几乎是他们的唯一收入来源。一旦人们发觉小布什想要破坏这个制度,自然很不高兴。

然而,小布什及其同伙不仅没意识到社会保障计划在普通选民中是多么受欢迎,他们还过分依赖精英群体的共识。

事情在后来或许有了变化。不过在本书收录的文章写作期间的任何时间点上,在华盛顿特区环城路以内的圈子里,所有希望表现得头脑聪明和消息灵通的人士都需要“知道”某些事情,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是真相,而是因为精英圈里的其他人都在议论它们。其中一个话题就是:社会保障计划正陷入危机,必须加以大力改革。说这种话的人自己并没有考察美国的退休制度如何运转,或对其未来进行核算,他们只知道这是别人希望他们讲的话。正如我当时所述,说社会保障计划面临危机、需要削减福利待遇,是一种表彰“严肃认真的勋章”。

除了突出自己的严肃性外,他们往往还希望带点时髦感。在发起社会保障私有化议题时,美国社会保障计划已经有70年的运行历史,于是有相当数量的评论者把该制度的古老作为需要变革的一条理由,提出要将其改造成某种与21世纪相称的样子。

他们称,公司退休金已经有了巨大变革:老式的“待遇确定型”计划(每个月给你支付固定数额的养老金)让位于“缴费确定型”计划(把养老缴费放到投资账户里)。为什么社会保障计划不能照此办理呢?实际上我们有非常强有力的理由。私人退休计划面临的新风险意味着,为防止投资失败,人们有一笔有保障的稳定收入将变得更加重要。但这些道理对尚不习惯深入思考退休经济学的普通人而言,并非显而易见。

这就是需要我和若干进步派政策钻研者加入讨论的时候。

美国社会保障计划后来得以免于私有化,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普通民众弄明白怎么回事之后发起了广泛的反对运动,以及民主党领导人(尤其是南希·佩洛西)反击精英群体谬论的坚定立场。在被问及何时会提交她自己对社会保障的改革方案时,佩洛西回复说:“永远不会,对你来说够好了吗?”其实还有一个在当时显得同样重要的因素,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在揭露那些谬论,说明所谓的危机并不存在,私有化不是对真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为退休者提供基本生活扶持是政府本应该承担的任务之一,而且能够比私人部门做得更好。

接下来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自成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以来,我所在的阵营首次赢得了政策辩论的胜利。

卡其布曾是英国军装的主要材料。——译者注





社会保障大恐慌


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受托人的年度报告显示出非常良好的财务状况。实际上只需要适度的资金注入,就可以在今后至少75年中维持现有的福利发放水平。不过,其他报告似乎将它描述为一个深陷财务困境的体系,例如,本周二的《纽约时报》介绍说,美国财政部在2002年完成的一份研究认为,社会保障计划与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的赤字高达440亿美元。真相究竟如何?

这里给点提示:尽管右翼政客在公开场合都坚持说他们希望挽救社会保障计划,决定他们观点的意识形态却在急切寻找拆散这个体系的理由。因此在阅读由意识形态驱动的机构——这份名单里如今居然包括美国财政部——的职员撰写的耸人听闻的报告时,你必须保持极大警惕。

首先,他们的用词——“与医疗保险计划”(and Medicare)这两个词极其重要。按照财政部的那份研究,所谓440亿美元的赤字中仅有16%来自社会保障计划。其次,这两个社会保障项目的所谓资金缺口主要源自很远期的预测:62%的合计资金缺口将出现在2077年之后。

因此财政部的报告说明社会保障计划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吗?非也。

社会保障计划目前的问题其实是人口问题:随着人口结构老化,退休人员数量的增长将超过劳动者。由此导致,福利发放的成本将在未来30年提升约2个百分点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并在之后继续缓慢提高。相比之下,小布什的减税政策如果被永久执行,将使政府收入的减幅达到GDP的至少2.5%,而且立刻生效。考虑到不同于联邦政府的其他支出项目,社会保障计划目前还有资金盈余,这已充分说明为什么对国家的财政前景而言,小布什的减税是比社会保障计划资金缺口大得多的问题。

经常同社会保障计划混为一谈的医疗保险计划,其实是面临不同问题的不同福利项目。医疗保险计划的预计支出增长主要不是源自人口结构因素,而是医疗费用上涨。后者主要反映了医疗进步让医生可以治疗更多的疾病。

假如该趋势延续——当我们做极为长远的打算时,这其实并不确定——我们或许会在长期陷入真正的两难困境,不仅是退休人员的医疗服务,还关系到所有医疗服务,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涉及道德考虑。给全体美国人提供全套的现代医疗服务将迫使政府筹集远超当前水平的资金,这样的情形也许会出现。然而,不提供这样的服务将意味着穷人和中产阶级无法负担全套医疗救治,只能坐视他们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乃至过早死亡。

当然,无论我们如何改变社会保障计划,上述两难处境都会存在。我们甚至不清楚是否应该现在就着手解决这种困境。我全力赞成着眼于长远。如果政府为了把成本多隐瞒几年,而只做5年期的预测,那是很令人气愤的伎俩。我们应该尽一切办法预先筹划,但也该设置些限度。例如当有人对医疗保险计划在2077年之后的成本发出不祥警告时,我会质疑:为什么今天做财政决策需要考虑给尚未出生的若干代人提供尚未发明出来的医疗服务的可能成本?

社会保障计划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事实上来自政治方面。对该体系持仇视态度的那些人会不会利用恐吓策略和模糊数学将其搞垮?

继艾伦·格林斯潘呼吁削减社会保障计划的福利之后,共和党国会议员们宣称解决方案是创立个人退休账户。他们仍在贩卖这种万灵药已够令人惊讶,而新闻界继续任由他们为所欲为则更加神奇。昨天的《华尔街日报》上有位作者审慎地指出:“仅靠个人账户不足以根治社会保障计划的弊病。”我感觉这话也没错,好比只吃甜甜圈并不会让你减肥一样。直截了当地说出私有化只会恶化而非改善社会保障计划的财务状况,有那么难吗?

我们是否应该考虑通过恰当的改革,以减轻社会保障计划的开支,或扩大其收入基础?当然应该。然而,对于那些宣称只有摧毁该体系才能挽救它的人,则必须保持警惕。

2004年3月5日。





发明一场危机


把社会保障计划私有化,即用个人投资账户整体或部分地取代现有体系,丝毫不会改善该体系的财务状况。如果有影响,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然而关于私有化建议的政治角逐主要取决于让公众相信该体系面临迫在眉睫的崩溃,只有摧毁社会保障计划才能挽救之。

我原先计划在2005年1月份回归专栏的时候,对这个议题再发表评论。但目前看来有必要打破自己的休假,拆穿关于社会保障计划危机的弥天大谎。

美国社会保障计划的运行并没有任何奇特或神秘的内容,不过是由专门的工资税收入作为资金来源的一个政府项目,正如由专门的汽油税支持的高速公路维护项目。

目前而言,来自工资税的收入大于社会保障计划发放的福利支出。这是有意而为的结果,由20年前提高工资税所致,当时的建议人正是艾伦·格林斯潘。工资税上涨的负担大多落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头上,而里根政府此前刚削减的税负的主要受益者却是富豪阶层。格林斯潘对这一安排给出的理由是需要更多收入来建立一笔信托基金,当婴儿潮世代的人们进入退休期之后,可以用信托基金补充福利支出。

社会保障计划危机论中的些许真理是,当时的加税幅度还不够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近期的一份报告预计,该信托基金将在2052年耗尽(或许比社会保障管理局给出的极为谨慎的预测更现实)。届时,社会保障体系并不会“破产”,即使信托基金用完,社保工资税的收入依然能支持承诺福利支出的81%。当然,从长期看确实面临融资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的规模并不太大。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在福利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把信托基金的寿命延长到22世纪,只需要增加相当于0.54%GDP的工资税。该数字不到联邦预算支出的3%,低于我们现阶段在伊拉克的开销。而且这仅相当于每年因为小布什总统减税而损失的税收收入的1/4,大致等同于对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人群减税的部分。

有了上述数据后,我们不难得出可以确保退休计划在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维持若干代人的财政解决方案。

的确,美国联邦政府目前整体上面临极大的财政缺口。可是这一缺口有太多是源于减税而非社会保障计划,小布什先生还坚持使减税永久化。

但由于鼓吹私有化的政治操作必须让公众相信社会保障计划面临危机,他们便不遗余力地发明了一场危机。

我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他们玩的“三张牌游戏”式的逻辑:首先,他们坚持说社会保障体系的现有盈余和由此积累的信托基金没有意义。他们讲,社会保障计划并不是真正独立的实体,只是联邦政府的一个附属部分。

假设信托基金毫无意义,那么格林斯潘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的加税方案除了加剧阶级斗争以外还有什么作用呢?美国工薪阶层的税负提高,富豪阶层的税负下降,而且劳动者做出的牺牲还毫无意义。

请不要介意:在社会保障计划有盈余时说它不是独立实体的同一拨人,又坚持认为到下个10年末期,当社保福利支出开始超出工资税收入时,将意味着一场危机。你看,社会保障计划既然有自己的专项资金来源,就必须自负盈亏了。

以上两种观点,任何诚实的人都不可得兼。然而私有化鼓吹者的观点是完全与诚实无关的,他们是来埋葬社会保障计划而不是来拯救它的。他们并不真正关心社会保障体系有朝一日会破产的可能性,只是对该体系的成功历史愤愤不平。

因为社会保障计划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政府福利项目,说明适度的政府税收和支出可以让民众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安全,所以右翼势力才希望摧毁这个体系。

2004年12月7日。





借鉴失败案例


鉴于小布什政府试图说服美国人把社会保障计划改造成一个超大型私人养老金401(k)体系,我们可以从已经实践过这条道路的其他国家那里获得许多启发。

有关其他国家养老金私有化经验的信息不难找到,例如世纪基金会(Century Foundation,www.tcf.org)就提供了内容广泛的网页链接。

但除了给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其他鼓励社会保障计划私有化的机构提供版面,以展示智利的正面案例外,美国新闻界给读者和观众提供的国际经验介绍非常少。特别是,公众还不清楚两个公开的秘密:

•私有化把很大一部分劳动者的缴费消耗在了投资公司的管理费里。

•私有化让许多退休人员陷入了贫困。

数十年来的保守主义营销让美国人相信,政府项目始终在制造臃肿不堪的官僚机构,私人部门则总是精干而高效的。然而在养老保险领域,情况恰恰相反。美国社会保障计划有超过99%的收入是用于福利发放,日常管理费消耗的部分不到1%。而在智利的体系中,管理费占比约为美国的20倍,这是私有化养老金体系常见的水平。

管理费严重侵蚀了人们在自己账户中的预期收益。在自从撒切尔时代便有了私有化养老金体系的英国,某些投资公司收取的大额费用引发警报,最终迫使政府监管机构实施了“费用封顶”政策。即便如此,管理费依旧在大口吞噬英国人的退休储蓄。

对美国个人账户实际回报率较为合理的预测是每年4%左右。假如我们引入一个类似英国管理费水平的体系,劳动者从中获得的净回报率将被缩减1/4以上。加上有保障的待遇水平大幅削减和风险的显著提升,这样的“改革”将令除投资产业之外的所有人受害。

倡导者坚持说,私有化后的美国养老金体系可以大幅降低费用。的确,如果把投资限于管理费较低的指数基金,即让政府官员而非个人做投资决策,成本确实会较低。但如果养老金体系真是这样运作,那么劳动者可以控制其养老存款的说法就是虚假宣传。要知道在两年前,加图研究所就把它的“社会保障私有化项目”之中的“私有化”替换成了“选择”一词。

而且如果真有什么规则把劳动者的选择限制在低费用投资,那么投资产业的游说集团就会竭力推翻这些规则。

需要申明的是,我并不认为给金融机构带来庞大的意外之财是倡导养老金私有化的主要动机,他们的出发点更多是源自意识形态。可是,这笔好处毕竟是华尔街希望养老金私有化的主要原因,其他所有人应该对此保持高度怀疑。

接下来是老年人的贫困问题。

鼓吹智利模式的私有化倡导者从来不提,该国尚未实现减少相关政府支出的承诺。在智利养老金体系创立20多年之后,政府依然在往其中注入资金。为什么?因为如美联储的研究所示,智利政府必须“给未能积累下足够资本以提供最低养老金的劳动者提供补贴”。换句话说,私有化会让许多退休人员陷入极端贫困,必须靠政府介入来救助他们。

同样的事情也正在英国发生。该国的养老金委员会警告说,认为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解决了养老金问题的人是活在“傻子天堂”里。为避免老年人大量返贫——与美国一样,英国自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需要大量增加政府支出。

英国的经历对小布什政府的计划有直接启示。按目前的迹象所示,他们的最终计划或许是以给将来省钱为借口,要求削减社会保障计划保证的福利水平。以这种方式节约资金将是个幻觉,20年之后,美国会出现类似于英国养老金委员会发出的警告:为避免退休人员的贫困现象泛滥,需要大笔增加政府投入。

可见,小布什政府打算摧毁一个运转正常、能通过适度改革在今后数个世代维持良好财务状况的养老金体系。他们想引入失败案例,模仿其他国家尝试过的既不能节约资金又无法让老年人免于贫困的体制。

2004年12月17日。





社会保障计划的经验教训


昨天,美国社会保障计划满70岁了。令几乎所有人惊讶的是,这个国家最成功的政府福利项目依旧完好无损。

短短几个月前,人们还普遍认为小布什总统将在社会保障计划上得手。然而他的私有化计划遭遇了彻底失败,以至于这个话题在全国讨论中基本踪迹全无。

但在这里,我想再谈谈社会保障计划,因为我们必须记住小布什先生试图做成些什么事情。

许多公共舆论权威与媒体编委依然肯定小布什先生试图“改革”美国社会保障计划的举动,但事实上他是来埋葬这个体系,而不是想挽救它的。假以时日,他的方案会把社会保障计划从社会保险项目改造为共同基金,除了名字之外,将完全不同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创立的体系。

除了歪曲地表述其目标外,小布什先生还反复就现行体系的情况撒谎。哦,抱歉,这么说可能过于粗鲁了!但事实如此,小布什先生反复讲述那些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以及他的下属们肯定知道是错误的东西。此类谎言包括,他声称社会保障计划对非洲裔美国人不公平,还说“多耽误一年,修复社会保障计划的成本将增加6000亿美元”,等等。

与此同时,他的政府把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政治化,利用纳税人的钱推动有党派倾向的行动纲领。社会保障管理局的官员参加了事实上由纳税人的资金支持的政治集会,而来自公众的怀疑派人士被排斥在外。

以上内容我是用过去时描写的,但某些情况当前仍在继续上演。上周,担任社会保障计划理事职位的乔·安妮·巴恩哈特(Jo Anne Barnhart)发表一篇评论称:如我们所知,当初设计社会保障计划时,人们的预期寿命并不太长,不至于领取太多的福利收入。她写道:“目前活着的美国老人的数量是1935年的任何人难以想象的。”

结果我们发现,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官方网站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社会保障计划采用的预期寿命》,就明确驳斥了当初对社会保障计划的设计“使领取福利的人数较少”的说法,以及认为该体系的问题源于“预期寿命在近年来显著延长”的相关观点。

美国老年人目前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恰好符合社会保障计划创建者的预计。罗斯福的经济保障委员会于1934年发表的报告给《社会保障法案》奠定了基础,其中预测:到2000年将有12.7%的美国人年龄达到65岁及以上。实际数字为12.4%。

尽管有巴恩哈特女士等人的操作,但就当前而言私有化之路似乎已行不通。国会的民主党领导人对强烈支持私有化的意见权威人士表示蔑视,拒绝让步。美国民众也明确表示喜欢社会保障计划现有的运转方式。

不过社会保障私有化运动给我们上了一堂现实教育课,关于当局如何通过曲解目的、罔顾事实和滥用对下属机构的操纵来兜售其政策主张。这跟兜售减税和伊拉克战争属于同样的伎俩。

重视这些教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需要对小布什先生之后的任何行动有所预防。虽然他对伊朗问题放了狠话,但我认为不至于再发动一场战争,因为我们已没有足够的军队去打仗。然而他仍有空间提出另一项重大国内议题,或许是涉及税收改革。

凡事有备无患。改革的真正目标不会如宣传所示,当局会罔顾事实指摘现行体制,财政部可能作为纯粹的党派势力发挥作用。

另一个原因是公众对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本能拒绝,加上对伊拉克败局日渐浓厚的沮丧,给民主党带来了大举揭露当局欺骗模式的机遇。问题在于,当其中某些人需要承认自己也遭到愚弄的时候,他们是否还有勇气把握这一机遇。

2005年8月15日。





私有化记忆


在戴夫·魏格尔(Dave Weigel)对哈里·瑞德(Harry Reid)的回顾中,最有意思的内容之一聚焦于瑞德试图反击小布什的社会保障计划私有化,特别是他与进步派博客写手结盟的方式。

出于几个缘由,我对那次事件记忆犹新。其中之一是我当时也写了很多,逐一拆穿主张私有化的糟糕借口。那不是我第一次做类似的事情,但在两个点上显得较为特殊:论战确实很激烈,而且我所在的阵营居然赢得了政治角逐的胜利。

同样是在这个时期,我形成了对现代美国的政策讨论实际如何展开的认识。其中总有三方面的势力:右翼,他们对事实或逻辑并不关心;左翼,并非美国真正的激进左派,其实是其他任何人眼里的中左翼;以及自诩的中间派,他们在美国国内并无太多选民基础,却在华盛顿圈子内部极具影响力。

你之前了解的关于社会保障计划争论的情况是,中间派极力认为,左翼和右翼是对称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各自的方向上走得同样极端。而这意味着他们始终在想办法为共和党及其政策建议说好话,无论这些建议是如何糟糕。正是在此情形下,保罗·瑞恩(Paul Ryan)才因为所谓的财政责任心受到表彰。

回到2005年时,小布什提出了缺乏根据的观点和完全不合逻辑的推论。首先他声称美国社会保障计划处于危机中,其次说私有化是解决办法,尽管这完全无助于改善该体系的财务问题。对如此赤裸裸的诱导转向式欺骗,中间派会如何加以粉饰呢?

那好,请看看乔·克莱因(Joe Klein)在2005年的表态:

我赞同保罗·克鲁格曼的看法,个人账户与偿付能力无关,而偿付能力是问题所在。但与他不同,我认为个人账户是个极好的政策,在信息时代,你需要在福利设计方面采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结构安排。然而当政党之间存在如此对立的政治气氛时,很难推动这类变革。

至少在过去10—15年里,民主党一直在无耻地公开煽动这个议题。无论对于社会保障计划、医疗保险计划或者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他们都没有提供任何积极的帮助,是时候要求他们做出妥协了。

怎么说呢?值得称道的是,克莱因后来承认他在这里完全弄错了。但关键之处在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一种本能:拿出某种说法、任何说法,然后让中间派假装在两党之间保持不偏不倚。

顺便讲几句,关于民主党对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救助计划是否无所作为:看看社会保障计划争论时期的预算推测很有意思。国会预算办公室当时预计,到2014财年,医疗保险计划的支出将增加到7080亿美元,医疗救助计划的支出将达到3610亿美元。2014年的实际数字分别为6000亿美元和3010亿美元,而且医疗救助计划在奥巴马医改下还有所扩张。实际费用之低出乎意料,至少应该部分归功于《平价医疗法案》(又称《奥巴马医改法案》)之中包含的某些措施。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成就是在没有破坏医疗保险计划或将其私有化的情况下取得的。

然而在2005年,哈里·瑞德已认识到是时候停止讨好那些“一本正经的人士”,转而同肮脏的嬉皮士(DFHs,Dirty Foolish Hippies)结盟了。肮脏愚蠢的嬉皮士与真正的蠢人(VSPs)不同,他们在政策与政治上都产生了实际影响。那是个关键的转折点。

《纽约时报》博客,2015年3月28日。





政府做得更出色的地方


当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炫耀他们的政策纲领时——总是涉及对富人减税,并大力削减给穷人和中产阶级的福利——某些真正的新思维却在国会走廊另一侧发生。似乎突然之间,许多民主党人下定了决心同始终呼吁降低“福利权益”的华盛顿正统观点决裂,他们正在提议扩大社会保障计划的福利水平。

这在两个方面是令人欢迎的进步。首先,扩大社会保障计划这个具体建议本身非常好。其次,更基本的是,民主党人终于站起来迎战反政府宣传攻势,并承认在某些事情上政府比私人部门做得更好的事实。

与所有发达国家一样,美国主要依赖私人市场和私人项目为其国民提供他们想要和需要的东西。在我们的政治议论中,几乎没有人会提议改变此现状。让政府直接负责很大部分经济运转被当作好主意的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不过我们也知道,某些事情或多或少必须由政府来做。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在讲述像国防和空中交通管制等公共品,如果不对所有人提供,也就不能对任何人提供,因此追求利润的企业没有激励提供这类产品。然而公共品是政府比私人部门做得更好的唯一领域吗?绝非如此。

政府能表现更好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医疗保险。事实上保守派经常在鼓动更多地开展私有化,他们尤其希望把美国医疗保险计划变成购买私人保险的代金券。可是所有证据都表明,这会把我们推到事与愿违的方向。医疗保险计划与医疗救助计划比私人保险便宜和高效得多,甚至官僚习气也更少。在国际上,美国医疗体制对私人部门的依赖程度是独一无二的,这个领域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效率和高成本也同样与众不同。

政府的优越性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例子:提供养老保险。

如果普通人都是真正完全理性、有远见的行为人,好比经济学家喜欢的模型里以及右翼分子喜欢的宣传里假设的那样,我们或许并不需要社会保障计划。在理想化的世界里,25岁的劳动者会对自己在70多岁时安享晚年需要多少储蓄做符合现实的评估,以制定决策。他们还非常聪明和老练,知道如何把储蓄资金用于投资,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小心寻找最佳平衡。

可是在真实世界里,许多乃至大多数美国劳动者为退休留下的储蓄太少。他们对储蓄资金的投资也很糟糕。例如,白宫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由于投资顾问试图最大化自己的收费,而非维护好客户的利益,美国人每年会因此损失数十亿美元。

你或许会指出,如果劳动者储蓄太少,投资太糟糕,那是他们自己的错。然而人们有自己的工作和孩子,必须应付生活中的各种危机,指望他们同时成为投资专家是不公平的。无论如何,经济的运转是为了让真实的人过真实的生活,不应该成为只有少数人能顺利渡过的险滩。

另外在真实的退休世界里,社会保障计划是个运转良好、光彩夺目的表率。这个体系简单而廉洁,运转费用很低,官僚作风最少。它为毕生勤奋工作的美国老年人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提供了机会,而不需要他们展示自己有几十年的远见和非凡的投资天赋。唯一的麻烦在于,私人养老金的没落以及用不够充分的401(k)养老金计划来替代,造成了社会保障计划目前的规模不足以填补的缺口。那么为什么不把社会保障计划做得更大呢?

毋庸赘言,根据这一思路提出的建议已经激起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不仅来自右翼,也包括自称的中间派。正如我在若干年前所写的那样,呼吁削减社会保障计划很久以来已经在华盛顿圈子里被当作“严肃认真的勋章,一种展示你多么像国务活动家、多么意志坚定的方式”。而且就在10年以前,小布什总统还曾试图把该计划私有化,并得到了大量中间派人士的支持。

其实真正严肃认真的态度意味着搞清楚何为可行、何为不可行。私有化的养老金计划运转非常糟糕,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运转非常出色。我们应该继续以这一成功案例为前进基础。

2015年4月10日。





2 通向奥巴马医改之路





制定一份积极的纲领


我不是真正的医疗经济学家,但在电视节目及更重要的《纽约时报》专栏评论里扮演这一角色。于是我对角色加以钻研,向最出色的医疗经济学家学习,尤其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已故同事乌韦·莱因哈特。

为什么选择医疗议题?在反击社会保障计划私有化取得鼓舞人心的大胜后,进步派政策专家遇到了一个挑战:我们已经展示了自己反对哪些做法,但我们赞成的又是什么方案?我们希望看到美国的政策发生怎样的改变?

对熟悉发达国家之间差异的任何人而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我们应该尝试其他所有人都在做的事:为全体民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美国在富裕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好工作的人或者有既往病史的人无法获得医疗保险,假如需要昂贵的治疗,他们会遭遇财务破产,甚至过早死亡。那我们为什么不努力向文明世界看齐呢?

可是在21世纪头10年中期,民主党人依旧生活在1993年克林顿医疗改革失败的阴影之下。克林顿试图对美国医疗体制做大规模修补,然而他的改革计划一败涂地,堪比小布什推进的社会保障计划修补行动。卷土重来会有一丁点儿成功希望吗?

希望的确存在。《平价医疗法案》是不彻底、不完美的改革,但毕竟让基本医疗服务多覆盖了数千万美国人。取得这一成就的过程毫不轻松。

时机至关重要。《平价医疗法案》是在非常短的时间窗口内(2009—2010年)通过的,当时民主党人掌握着对国会和白宫的统一控制权,而这一局面很大程度上源自小布什政府末期爆发的经济灾难。政治领导力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假如不是南希·佩洛西击败了对社会保障计划的攻击,压住了民主党的阵脚,机会将稍纵即逝。

当然,辛苦的谋划也必不可少。民主党人能够比较从容地推动医疗改革,得益于倡导者与政策专家之前已花费多年时间做好了铺垫:论述医疗改革的理由,为实现目标制定政策和政治策略。

这一策略的核心部分是,民主党人的改革计划有意识地保留了尽可能多的现有医疗体制。

理解现代医疗体制的一个关键在于,医疗费用必须主要由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来负担。原因何在?因为医疗费用的分布不平衡,一旦发生金额又很大。日常的医生出诊和非处方药花费不多,而血液透析、心脏手术等则代价不菲。在任何给定年份,大多数人都不会发生这种大额开销,因此在任何时间段里,大多数医疗费用发生在一小部分人身上。你并不清楚自己会不会是那个倒霉蛋,假如是,你将难以负担昂贵的治疗,除非你极其富有或者拥有合适的保险。

那么如何让人们获得保险呢?在21世纪头10年中期,美国的体制好比一张有若干大洞的破被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老年人由医疗保险计划覆盖,许多穷人(但并非全部)由医疗救助计划覆盖,它们是直接负责支付医疗费用的政府福利项目。其余人中的大多数则是通过各自的雇主获得医疗保险,背后是各种税收优惠和法规组合,迫使企业在提供保险时要覆盖全体雇员。可是仍有千百万人被遗漏:他们过于年轻,不符合医疗保险计划要求;不那么贫穷,没资格参加医疗救助计划;他们的工作不够好,雇主没有提供医疗保险福利。

这些漏洞该如何弥补?有关的经济学理论并不复杂:我们很容易就能把医疗保险计划之类的福利扩大到所有人。毕竟其他许多国家正是这样做的,包括美国的近邻加拿大。我认识的大多数医疗政策专家也完全赞成这种“单一支付方”(single payer)体制。

麻烦在于转轨的过程。具体来说,转向单一支付方体制将意味着用政府保险项目取代以雇主为基础的现有保险体制,这将导致极其重大的政治影响,原因有两个。

较为次要的原因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这不是个小问题,但相对而言确实是次要原因。当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试图推动重大医疗改革时,各保险公司资助了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来抹黑他的医改计划,它们的反对是克林顿遭遇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产业利益之外,把整个体制转向单一支付方的行动将意味着:要求1.56亿美国人——约占整个人口的半数——必须放弃现在拥有的保险。当然,将有另外一种医疗保险取而代之,而且你可以很公正地讲: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新的保险计划会比其雇主现在提供的保险更好。然而,他们会相信你吗?在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的攻击下,有多少人能不受蛊惑?

2005—2008年,进步派的政策专家与政客做成了一件事,就次优解决方案达成共识:保留以雇主为基础的现行医疗保险体制,但通过监管加补贴把医疗保险覆盖到没有保险的人群。从外国的经验中,我们知道这是可行的,如瑞士就是沿此思路,用分散化的体制实现了全民医保。与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 for All)相比,这一方案的政治可行性要高得多。

于是就有了《平价医疗法案》,即奥巴马医改计划。本章收录的专栏文章记录了有关的争论如何展开,计划如何制订,以及奥巴马医改生效时发生的故事。





生病的美国医疗体制


我们这些批评当局编造社会保障计划危机的人,经常反被指责为空谈主义、拒绝面对国家的现实问题。我拒不认罪:美国确实面临一场危机,但并非社会保障计划的危机,而是出在医疗领域。

信息敏感的企业高管认可我的这一判断,最近对大公司首席财务官的一项调查发现:65%的人认为对医疗费用立刻采取行动是“非常重要”的,仅有31%的人对社会保障计划改革持同样的态度。

然而严肃的医疗改革议题尚未摆上台面,甚至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或许根本就做不到。你知道,医疗体制的危机在意识形态上颇让人棘手。

让我们首先来梳理下医疗领域的一些基本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我谈的是“医疗体制改革”,而非“医疗保险计划改革”。医疗保险计划成本上涨的问题或许经常在政治讨论中出现,因为它是个政府项目,并时常被危机鼓吹者错误地同社会保障计划捆绑起来,但问题不在于政府支出失控。医疗保险计划与私人医疗保险计划的成本增速都远高于人均GDP增速,而且平均到每个参保人的增速差不多。

因此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医疗服务的整体支出在快速上涨,而不仅仅是目前由纳税人负担的那部分医疗服务。

医疗支出费用上涨主要是医疗价格膨胀的结果,而这主要来自对创新的反应:医学能提供帮助的范围在不断扩展。例如,医疗保险计划近期开始为许多有心脏问题的病人负担植入心脏辅助装置的费用,因为研究发现此类治疗效果很好。这本是好消息,而非坏事。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不欢迎医学的进步,不认为这些钱花得值?这里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员工通过雇主获得保险的美国传统私人医疗保险体系正在崩溃。凯撒家族基金会估计,相比2001年,2004年提供医疗保险的职位数减少了至少500万个。同时,医疗费用已成为继续提供保险的企业的沉重负担:例如,通用汽车公司目前每生产一辆汽车,就要花大约1500美元在医疗保险上面。

第二,医疗保险计划的支出增加或许是医疗进步的标志,但必须有人付钱。而当前很少有政客愿意谈论:如果要通过该计划让所有美国老年人享受到医学进步的好处,需要增加多少税收。

第三,美国医疗体制普遍缺乏效率。美国人经常以为自己拥有全世界最出色的医疗体制,但这不是真的。我遇到过新闻界的若干精英分子,他们就坚决不相信在大多数医疗服务质量指标上法国的排名远高于美国。美国在医疗服务上的人均花费远超其他任何国家,比加拿大或法国高出75%以上,然而从预期寿命到婴儿死亡率的众多指标来看,美国都在工业化国家中近乎垫底。

最后这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好消息。就长期而言,医学进步将迫使我们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假如不希望变成一个只有富人能得到挽救生命的医疗服务、其他人听天由命的社会,我们就必须缴纳高得多的税收。而现行体制中的巨大浪费意味着,通过有效的改革可以既改进质量,又削减成本,从而推迟“审判日”的到来。

可是要推动有效改革,我们就必须去除某些偏见,尤其是意识形态造成的“政府永远是问题,市场竞争总是解决办法”的信念。

实际情况是,在医疗领域,私人部门往往较为臃肿,带有官僚主义,而某些政府机构,特别是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系统显得精干而高效。在医疗领域,竞争与个人选择可能也确实会导致高费用、低品质的结果。在发达国家里,美国有着私有化程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医疗体系,然而费用也远高于其他国家,效果则几乎是最差的。

2005年4月11日。





美国医疗服务的秘密


美国医疗体制迫切需要改革。但变革应该采取何种形式?有没有哪些案例能让我们作为指导?

我的确知道有个医疗体系在限制费用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同时又提供了出色的服务。而这一体系的成功故事对于反政府意识形态是有益的纠正,因为政府不仅在为该体系支付账单,并且负责医院和诊所的运营。

不,我不是在谈论某个遥远的国度。我说的这个体系就是美国自己的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它的成功历史是美国政策讨论中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

《美国管理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有着官僚主义、效率低下和服务平庸的糟糕名声”。不过自90年代中期着手推进的改革改变了它的面貌,“该体系在改进质量、安全和价值上取得的成果使其在医疗领域成为越来越公认的领导者”。

美国国家质量研究中心开展的年度调查表明,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在2005年的消费者满意度已连续6年超过私人医疗体系。取得如此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同时还得到了客观业绩测评指标的证实),并没有伴随着预算的大幅增加。事实上,该体系成功避免了美国医疗界其他部分泛滥成灾的成本暴涨现象。

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是如何做到的?

成功的秘密在于:这是一个全员的、全面的体系。由于覆盖了所有退伍军人,该体系不需要再雇用大批管理职员来核对病人的保险状况、要求各自的保险公司付款。由于覆盖了所有方面的医疗服务,该体系能够率先采用电子记录和其他创新手段,以降低成本、确保疗效,并避免医疗差错。

除此之外,正如菲利普·朗曼(Phillip Longman)在《华盛顿月刊》发表的评论所述,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与它的病人有着近乎维持终生的联系”。结果使该体系“实际上对疾病预防和改善疾病管理有了投资激励,因为采取这些措施不仅是在为别人省钱,还可以让自己的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简单地说,该体系能做到医疗界的其他部分不太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系统性地提升质量,并且不会威胁到自身的财务生存能力”。

哦,还有一件事:退伍军人医疗体系对医疗供应方的砍价很强硬,支付的药品价格比大多数私人保险公司便宜得多。

我不想把退伍军人医疗体系描述得过于理想化。实际上,有理由对该体系的未来感到担忧:能不能得到足够的资源,以安抚从伊拉克战场回来的大量受伤和受创老兵?不过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的转型显然是过去10年最鼓舞人心的医疗政策变革故事。但为什么你从未听说过呢?

我理解的背景是,公共舆论权威与政策制定者不谈论退伍军人医疗体系,是因为他们无法处理认知上的冲突。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当我打算讲述该体系的成功案例时,有位知名评论家便对我大喊大叫。原因在于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的成功经验,即政府机构可以比私人部门提供质量更好、成本更低的医疗服务,同他们支持的私有化方案完全相悖,而后者是如今主导华盛顿的通行反政府观点。

主流意识形态与医疗服务现实之间的失调,造成医疗保险计划每次制定药品法案时,仿佛有人在对照退伍军人医疗体系的正确做法列出清单,然后在每个地方都做相反的选择。例如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避免与保险公司打交道,而药品法案却非要把不发挥实际作用的它们加入计划。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获得了优厚的药品价格折扣,药品法案则禁止医疗保险计划做同样的操作。

当然,意识形态不能永远遮挡现实。对“公费医疗制度”的惊恐最终没能阻止美国医疗保险计划的创立。有远见的思想家已经在议论,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而非小布什总统提出的不切实际的医疗体制,让民众像买“地砖”(这是他举的例子,不是我)那样货比三家地购买医疗服务,这才代表着美国医疗体制真正的未来。

2006年1月27日。





医疗恐怖


这些日子里,恐怖主义成了无赖们的避难所。当英国政府宣布为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工作的一伙穆斯林医生是近期未遂炸弹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时,我们应该知道会激起怎样的反应。

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尼尔·卡夫托(Neil Cavuto)与评论员杰瑞·鲍耶(Jerry Bowyer)一脸严肃地讨论全民医保如何鼓励了恐怖主义的问题,屏幕上打出的标题是:“国家医疗体制:恐怖活动的温床?”

即使以小布什时代政治讨论的标准看,这也过分粗鄙无礼,然而福克斯电视台是在追随一个悠久的传统。60多年来,医疗—产业联合体及其政治盟友一直借助恐吓策略阻止美国遵从自己的良心,让医疗服务成为全体国民可以享受的权利。

之所以说良心,是因为医疗服务首先是个道德问题。

这是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拍摄的《医疗内幕》激起的普遍反响告诉我们的。医疗改革者应该尽一切可能解决美国中产阶级的焦虑:对于自己没有保险,或者在最需要保险偿付时被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日渐增长、事出有因的恐惧。但改革者不能仅强调个人利益的考虑,还应该呼唤美国人对于正直和仁慈的感情。

令观看《医疗内幕》的人深感愤怒的是美国医疗服务体系的极度残忍与不公:无力支付医治费用的人实实在在地被丢弃在人行道上,一个小女孩因为急诊治疗不在她母亲的保险范围内被拒绝提供治疗而死亡,辛勤劳作的美国人被医疗账单弄到令人羞辱的赤贫境地。

《医疗内幕》对采取行动发出了强烈呼吁,但不要指望现状的维护者。历史已证明他们是多么善于找到新的路子来恐吓大众,以阻碍改革。

这样的恐吓策略往往包括过度宣扬政府保险带来的危险。《医疗内幕》放映了罗纳德·里根有一次对美国医疗协会所做演讲的录像,他警告说,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的一项建议计划,即如今大家所知的医疗保险计划,将导致极权主义。

多说一句,并没有导致独裁却做了太多好事的医疗保险计划如今正受到私有化的侵蚀破坏。

当然更主要的方面是,在现有体制中捞取好处的庞大利益集团希望你相信:全民医疗保险会造成沉重的税负与低劣的医疗服务。

除美国之外,所有富裕国家目前都有某种形式的全民医疗保险。这些国家的公民为此需要多缴一些税,但减少了在保险费和自费医疗上的支出。有全民医保的国家的总体医疗费用远低于美国的水平。

与此同时,每个现有指标都表明在服务质量、医疗可及性与健康效果上,美国医疗体制的表现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差而非更好。甚至也包括英国,它的人均医疗支出仅为美国的40%左右。

诚然,在非急需手术方面,加拿大人要比有保险的美国人等待更长时间。但总体而言,普通加拿大人的医疗可及性与普通有保险的美国人相当,并大大优于没有保险的美国人,后一部分中的很多人从未接受过必要的治疗。

另外法国人提供了或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服务,同时没有任何太长的排队。《医疗内幕》中有旅居巴黎的美国人称赞法国体制的场景。从真实数据看,他们并未美化对方,法国的确做得那么好。

所有这些都指向摩尔先生在《医疗内幕》开头所提的问题: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从来都知道,漠不关心他人的自私自利是不道德的,而我们现在知道,这也是不利于经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7年的这段演说完全适用于今天的医疗体制。它并不属于让我们感到痛苦的两难决策的情况,而是做好事的同时也会提高效率。全民医疗保险可以每年挽救万千美国人的生命,同时节约支出。

这正是考验所在。阻挡全民医保的唯一障碍是利益集团贩卖的恐惧和收买的影响力。假如不能克服它们,美国的未来将没有多少希望。

2007年7月9日。





等待游戏


没有医疗保险不算什么大事。这可以问问小布什总统,他上周说,“我觉得,人们有途径获得美国的医疗服务。无论如何,你可以直接去急诊室”。

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后果严重的麻木不仁。白宫宣布小布什先生将否决一项扩大医疗保险的两党联合计划,其中包含定期检查和预防治疗等内容,面向约410万名目前没有保险的儿童。无论如何,看起来这些孩子并不真正需要保险——他们不是可以直接去急诊室吗?

唉,小布什先生对不如他自己幸运的人缺乏同情心,这早已不是新闻。然而,他在这里表现出的任性无知代表着更大的图景:全民医疗保险的反对派整体上描述的光彩的美国医疗体制,以及他们所讲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医疗体制的吓人故事,都完全与事实不符。

所谓没有保险的人能在急诊室得到所需的各种医疗服务,只是个开头。此外流传的奇迹包括,有幸参加了保险的美国人从来不需要为医疗服务排长队。

实际上,我对这一传说的持续流传感到非常迷惑。我可以理解像小布什或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这类人如何能无视缺乏保险的美国人——往往是缺乏话语权的穷人——的绝望,后者最近宣称“最穷的美国人获得的医疗服务也远远好于”加拿大人或英国人。可是当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反证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假装说没有保险的美国人总能得到及时救治,而不被当场戳穿?

近期《商业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不客气地讲:“现实中的数据和报道都表明,与其他国家全民医疗保险体制中的病人相比,美国人现在等待治疗的时间同样长,甚至更长。”

联邦基金会(Commonwealth Fund)开展的一项跨国调查发现,在获得临时医疗救治的难度方面,美国在发达国家中近乎垫底(只略好于加拿大)。而在提供数小时内或周末需要的医疗服务方面,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做得最差的。

在专家接诊和非急需手术方面,美国的表现要好一些。不过德国在这些指标上依然超越美国,另外我推测,上述研究中没有纳入的法国会与德国的表现相当。

此外,并非所有医疗等待都事出同因。在加拿大和英国,等待是因为医生试图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最紧急的病例。而在美国,等待通常是源于保险公司试图节约资金。

这带来了许多苦难。例如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教授马克·克莱曼(Mark Kleiman)最近由于保险商迟迟不批准做必要的活体检测,差点死于癌症。克莱曼先生在他的博客上写道:“只是到后来我才发现保险公司拖延的原因,我有个合同选项(但当时我并不知道),可以不走任何批准手续,直接进入‘第二级’,但那样意味着承担更高的共付金额。”

他补充说:“我不清楚这家保险公司在那年坐视多少人死亡,但我能肯定数字绝不是零。”

公正地说,克莱曼教授只是在推测:他的保险公司拿他的生命去冒险,试图让他本人承担更多的治疗费用。但毫无疑问,某些看似拥有稳妥保险的美国人确实是因为保险公司试图控制“医疗损失”(medical loss)而死,保险产业用医疗损失这个术语描述为治疗实际承担的必需支出。

另一方面,美国人做髋关节置换手术的速度的确快于加拿大人。这经常被用来作为私人医疗保险比政府医疗保险体制优越的案例,但其中有个好笑之处:给美国的绝大多数髋关节置换手术买单的,恰恰是政府的医疗保险计划。

不错,髋关节置换手术的差距其实是两个政府医疗保险体制的对比。美国的医疗保险计划比加拿大的医疗保险计划——对,他们的计划也叫这名字(Medicare)——排队时间更短,因为美国的资金更充裕,这就是真相。所谓私人保险体制的优越性完全与此无关。

最后的结论是,全民医疗保险的反对者根本不是在做实事求是的讨论,他们留下的只是幻想:关于其他国家医疗体制的恐怖故事,以及关于美国医疗服务的神话传说。

2007年7月16日。





医疗服务的希望


所有证据都表明,给美国人提供其他发达国家的国民都已享受的有保障医疗保险,终于在政治上变得可行了。全民医保的经济学理由很充分,民意测验也显示公众对医疗保障的支持度很高。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不幸的是,这方面的问题还很多。

当然,有一类恐惧就目前看已被克服:民主党政客因为当初的克林顿医改方案失败留下的怯懦心理。

事情已有了多大的变化,从希拉里·克林顿身上可见一斑。《纽约时报》在15个月前曾报道:“她的扩大保险覆盖面的计划是温和、渐进式的……她依然不愿面对终极挑战,没有描述民主党的全面医疗改革计划会是什么样子。”

确实在被问及如何控制成本时,希拉里辩解说,“这取决于你设计的是哪种体系,全体国民愿意承受什么,我对此依然看不清”。

但这只是当时的表态。

2007年2月,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打破医疗体制改革议题,提出实施全民医保的睿智而严肃的计划,并且勇敢地宣布愿意终结小布什的部分减税措施,以便为该计划筹集资金。突然之间,全民医保从一个遥远的进步主义梦想变成了你确实可以期待在下届政府实现的事业。

希拉里参议员用了很长时间才提出她自己的计划,这一拖延给医疗体制改革派带来了莫大焦虑,并可能成为将来的不祥之兆(稍后我再解释)。当然她在本周确实提出了计划,而且与爱德华兹的计划同样强势,因为除非你去深究细节,希拉里计划基本上就是爱德华兹计划。

这么说不是批评。一位政客在医疗体制问题上走对路子,比她展示出原创能力重要得多。希拉里参议员或许在政治上较为谨慎,但她确实懂医疗经济学,而且有识货的眼光。

爱德华兹计划、希拉里计划以及略微弱势但也类似的奥巴马计划,都是通过对保险监管、补贴、公私并存竞争的深思熟虑的组合,以实现全民或近乎全民的医疗保险覆盖。这些计划或许会让更简洁的单一支付方体制的倡导者感到失望,但我们很难想象全民医保计划能在近期内被国会通过,而爱德华兹之类的计划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次优选项,你确实可以憧憬能在短短两年之后被民主党主导的国会通过,由民主党人的总统签署生效。

不过要走到那一步,还必须克服多得多的恐惧。

不会有认真严肃的共和党的替代方案。目前居领先地位的共和党候选人的医疗改革计划都同样老旧:主要依赖让富人拿走多数好处的税收优惠,自称可以召唤出市场的魔力。正如《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杂志的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残忍却准确的描述:“在共和党描述的世界里,病人和将死之人可以从自己的税收里扣除他们并不拥有、也无力拥有的医疗保险的部分费用。”

然而无论共和党的提名人是谁,他/她都不会努力让公众信服其计划的优点。与之相反,他/她将竭力恐吓依然保有优厚医疗保险的比例日渐缩小的那些美国人,宣称民主党会把这个好处夺走。

抹黑加恐吓的竞选宣传已经发起。民主党人的几个计划都与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马萨诸塞州州长任上签署生效的医疗保险方案非常相似,不同点主要是在提供更多选项方面。但这并未阻止罗姆尼先生谴责希拉里的计划是“欧洲式的公费医疗”。弗雷德·汤普森则宣称,希拉里的计划不提供选择权(实际上提供的选项相当多),而是依靠“处罚”来推行。

这些攻击或许不足以阻止民主党人赢得来年的大选,但事情不会到此为止:即使民主党人拿下白宫并扩大在国会的多数席位,保险业和制药业的游说集团仍会试图要挟他们冲淡自己的竞选承诺。

所以,希拉里参议员在发布其医疗改革计划前的持续拖延才让全民医疗保险的支持者(我也是其中之一)深感紧张,这种紧张并没有随着她最终提出计划而完全消解。无论谁获得民主党提名都将在竞选中主打出色的医疗改革计划,这当然是好消息。剩下的疑问是,他/她是否有决心把计划变成现实。

2007年9月21日。





击杀恐惧


在周日举行医疗改革法案投票的前一天,奥巴马总统向众议院民主党人做了一次脱稿讲话。临近结束时,他谈到自己的政党为何应该支持这一改革:“每过一段时间总会有那么一刻,你有机会捍卫你对自己和这个国家的最美好的愿望,你有机会兑现自己做过的承诺……现在就是让那个承诺兑现的时刻。我们不是必然会成功,但我们必须让自己拥有的所有光芒照耀出来。”

同时在另一侧,前任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被其党内的许多人誉为智慧型领袖的人,不得不站出来说:如果民主党人通过医疗改革法案,“他们将摧毁自己的政党,就像林登·约翰逊通过《民权法案》让民主党破败了40年那样”。

我要指出,金里奇先生搞错了:提供医疗保险的法案通常在生效前充满争议——罗纳德·里根的名言是医疗保险计划意味着美国式自由的终结——而一旦表决通过,总是大受欢迎。

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关键点。我希望大家看看对比:一方的结案陈词是呼唤我们的善良天性,鼓励政客做正确的事,哪怕这会毁掉他们的职业;另一方则是冷酷无情的现代犬儒主义。请想一想,为了贬低医疗改革而将其类比为《民权法案》意味着什么?在现代美国,有谁会说林登·约翰逊推动种族平等是做了错事?当然我们知道是谁:在投票前夜参与茶党组织的抗议活动,朝民主党国会议员叫喊种族主义口号的那帮人。

那种现代犬儒主义始终是整个反改革运动的标志。

的确,有少数保守派政策专家在展示出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后,宣称对改革的财政影响感到不安(但很奇怪,他们对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财政健康得以维持的报表无动于衷),或要求对控制成本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其实目前的改革计划在控制医疗费用上比之前的任何法案都做得更多)。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的反对者甚至都没有假装关心一下事实:无论是有关现行医疗体制,还是民主党提议的温和的中间派改革计划,其纲领同米特·罗姆尼在马萨诸塞州引入的改革极为接近。

可以说,反对派蛊惑人心的核心是赤裸裸的恐吓宣传,不受任何事实或者荣誉感的束缚。

不只是“死亡委员会”(death panel)之类的污蔑,还宣扬种族仇恨,例如《投资者商业日报》的一篇文章宣布,医疗改革是“关于类固醇的平权运动,根据肤色决定一切事务,从谁会成为医生到谁会获得治疗等”。有关堕胎资金的胡乱说法,还有坚持宣扬给年轻的美国劳动者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保障带有独裁色彩等。其实自从林登·约翰逊——金里奇先生眼里的失败总统——在保守派的呼喊抗议声中成功推出医疗保险计划以来,美国的老年人一直在享受这样的保障。

需要澄清的是,推行恐吓运动的人并非与共和党建制派无关的边缘激进分子。恰恰相反,建制派一直卷入其中并积极支持。萨拉·佩林(Sarah Palin)——请记住,她当时是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之流的政客大力宣扬“死亡委员会”的谎言,而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等号称明智、温和的政客则拒绝承认这些言论不符合事实。共和党国会议员在投票前夜还警告说“自由在今天死掉了一部分”,并指责民主党人采取“极权主义策略”,也就是我理解的“投票”程序。

确定无疑的是,恐吓运动起到了效果:医疗改革从高度受欢迎变成了广泛不受支持,虽然近期的支持度又有所反弹。但问题在于:这是否足以妨碍改革?

答案是否定的。民主党做成了。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的医疗改革方案,通过协商将达成最终的修订版本。

这当然是奥巴马总统的政治胜利、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是美国精神的胜利。最终,无原则的恶意恐吓攻势没能阻碍改革的步伐。恐惧在这一次被击杀出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辑注解:2010年3月23日

保罗·克鲁格曼在本周一关于医疗改革法案的专栏文章里引用纽特·金里奇的话说:林登·约翰逊通过《民权法案》让民主党破败了40年。这部分引文最早出现在《华盛顿邮报》,该报在克鲁格曼的专栏文章发表后又报道说,金里奇称自己指的是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政策,而非1964年的《民权法案》。

2010年3月21日。





奥巴马医改没有失败


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医疗改革目前的推进情况如何?在这个议题上,有多少媒体人在追踪积极的进展?

我推测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太多”,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是“或许更少”,原因将在稍后阐述。假如我的推测没错,这是很令人惊奇的现象:一项重大政策成就正在改善千百万美国人的生活,却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受到关注。

这怎么可能呢?想想不负责任的无休止的负面宣传吧。《平价医疗法案》受到狂热分子与右翼媒体的不停攻击,主流媒体也往往对其缺陷喋喋不休。很多攻击性预测称,该法案将招致灾难,却没有一个兑现。然而灾难的缺席不是吸引眼球的标题,做出错误预测的那些人又回来继续新的耸人听闻。

请特别看一看奥巴马医改对缺乏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数量的具体影响。联邦医疗网站在初期的崩溃让右翼势力幸灾乐祸,主流媒体也对此有大量负面报道。2014年初,许多报道信誓旦旦地说第一年的参保人数将远远落后于白宫的预测。

结果之后的参保人数大大增加。那些悲观主义者是否受到了为什么错得离谱的诘问呢?当然没有。同样的这波人只是卷土重来,混杂着各种阴谋论与新的末日预测。怀俄明州参议员约翰·巴拉索(John Barrasso)说“政府在做假账”;若干“专家”宣称报名参保的人实际上不会付费;还有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声称失去保险的人会比得到保险的人更多。

然而大多数报名参保者确实支付了保费,而且如今来自盖洛普、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及联邦基金会等机构的多项独立调查显示,无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的数量自2013年秋季以来大幅减少。

我已看到来自右翼的某些说法,认为无保险人数的大量减少是因为经济复苏而非医疗改革,这些保守派又在称赞奥巴马的经济表现了?但那完全可以被证实为错误的蹩脚看法。

一方面,无医疗保险人数下降如此剧烈,完全不足以用就业状况的适度改善来解释。另一方面,城市研究所的调查表明,扩大医疗保险计划覆盖面的各州,同时也基本上是尽最大努力让医疗改革奏效的各州,与拒绝让联邦政府的保障覆盖贫困人群的各州之间出现了惊人对比。不出意料,扩大医疗保险计划的各州的无保险居民人数下降幅度达到拒绝扩大的各州的3倍。傻瓜们,这不是因为经济,而是因为政策。

花费的成本呢?2013年有很多人说会出现保险费率暴涨的“费率冲击”。可是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在上月报告,所有获得联邦补贴的人占报名参保者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平均净保费仅为每月82美元。

不错,奥巴马医改中有些人成了输家。如果你年轻、健康,收入达到不足以获得补贴的水平(同时雇主并不提供医疗保险),你的保费可能会提高。如果你的收入达到要为支持这些补贴而缴纳更多税收的水平,你会有财务上的损失。然而有意思的是,哪怕改革的反对者也不爱多讲此类故事。相反,他们总是在寻找那些年龄更大、疾病更多的中产阶级受害者,而且总是找不到。

另外按照联邦基金会的调查,新参保人中的绝大多数,其中包括74%的共和党人,对自己获得的保险感到满意。

你或许想问,如果医疗改革进展如此顺利,为什么民意调查结果依然糟糕?我认为关键在于需要认识到,奥巴马医改的设计基本上不会影响已经拥有良好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因此许多人的观点会被新闻媒体上占主导的负面报道所扭曲。不过凯撒家族基金会的最新跟踪调查显示,有更多美国人在通过家人和朋友了解改革的信息,这意味着他们将开始听到改革的受益者的说法。

正如前文所述,媒体从业者尤其是舆论权威们或许是最后听到好消息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圈层的人通常已经有较优厚的医疗保险。

而对不那么幸运的人,《平价医疗法案》已带来了巨大的积极效果。常见的怀疑派将继续呼喊失败,但真相是医疗改革正在发挥作用!

2014年7月13日。





幻想中的医疗改革恐怖场景


美国政坛存在大量“模糊数学”,但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皮特·塞申斯(Pete Sessions)先生最近在宣布奥巴马医改计划的成本“不合理”时,仍在这方面树立了新的标杆。他坚持说,如果你做点“简单的乘法计算”,就会发现扩大保险覆盖面的花费高达每名受益者500万美元。但他的算法有点离谱——错了1000多倍。每名新参保的美国人的实际成本约为4000美元。

虽说每个人都在犯错,但以上错误属于不可原谅的类型。无论你对《平价医疗法案》的总体看法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花掉的纳税人的钱远低于预期,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大约节省了20%。国会的一位资深议员应该知道这点,假如他花点心思读一下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肯定就不会有兴趣再去议论此话题。

然而,这正是围绕奥巴马医改计划一直发生的故事。在法案生效前,反对派预计会在各种层面爆发灾难,但实际结果是法案的推行非常顺利。于是,这些灾难预测者是如何回应的呢?他们假装预测的那些糟糕结果确实发生了。

改革的敌人喜欢谈论的灾难幻想(而非成功现实)里面,费用只是一个方面。别忘了,奥巴马医改计划还被他们说成了超级就业杀手。众议院甚至在2011年通过了一部《废除打击就业的医疗法的法案》(Repealing the Job-Killing Health Care Law Act)。反对派声称,医疗改革会打击经济,尤其是让企业迫使员工接受兼职工作。

其实在奥巴马医改计划于2014年初全面生效时,私人部门的就业增长正在加速中,达到自克林顿政府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与此同时,想从事全职工作却不能实现的非自愿的兼职工作的数量迅速减少。可怀疑派通常的表现就像是自己的预测已成为现实一般。例如,杰布·布什(Jeb Bush)在一周前讲,奥巴马医改是“所谓的经济复苏中压抑就业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最后还有对奇谈怪事的无休止搜索:关于辛勤工作的普通美国人如何因为医疗改革而变得举步维艰。我们已经看到,奥巴马医改的反对者基本上不会做数学计算,做的时候很抱歉会算错。他们真正需要的只是几个凄惨的故事,因为法案的某些条款而遭到剥夺的可怜人的诉说。

然而引入瞩目的是,他们没能够找到此类故事。2014年早些时候,科赫兄弟支持的“繁荣美国人协会”(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奥巴马医改受害者的广告,可这些悲惨传说没有一个经得起查证。近期则有来自华盛顿州的众议员凯茜·罗杰斯(Cathy McMorris Rodgers)到脸书网站征集奥巴马医改造成的恐怖故事,而她看到的,是生活因为医疗改革而获得改善甚至生命得以挽救的人们提供的大量证词。

实际上,因医疗改革受损的只是收入极高的那部分美国人,以及保费有所提高的数量较少的一部分人,前者缴纳的税收增加了,后者年轻、健康(因此之前的保险商认为风险较小)、收入不算太低(因此无法获得补贴)。这两个群体都无法给广告抹黑提供合适的受害者形象。

简而言之,在寻找事实依据时,对医疗改革的攻击一无所获。但公众并不了解这些背景。在控制成本方面做得好的消息完全没有传播开,Voc.com网站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仅有5%的美国人知道奥巴马医改计划的费用低于预期,而42%的人以为政府花了比预期更多的钱。

目前有接近1600万美国人因为医改而新获得保险,他们的正面经历对改变公众的感受效果甚微。部分原因是《平价医疗法案》从设计上就对已经有良好医疗保险的人不起什么作用。在该法案生效前,大部分美国人已经被雇主医疗保险、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救助计划覆盖,他们没觉得自己的保险状态有什么变化。

但是在更深的层面,我们今天目睹的是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操作的影响。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政客以及为之服务的所谓专家从来不认为必须接受令人不快的事实,无论表明他们观点错误的证据有多么充分,也绝不放弃其立场。

这样的结果就是幻想的灾难可以遮蔽真实的成功。奥巴马医改并不完美,但它确实大幅改善了千百万人的生活质量。需要有人把这些告诉选民。

2015年3月30日。





3 对奥巴马医改计划的攻击





残酷的党团会议


当美国最高法院于2012年6月做出关于奥巴马医改计划合宪问题的关键判决时,你身在何地?如果记不清,那你肯定不是关心医疗政策领域的痴人。而我自然是,我当时在英国度假,与太太一起坐在一家有无线网络的酒吧,密切跟踪着有关报道。

记得第一篇报道断章取义,让人感觉最高法院给医改计划判了死刑。所幸事实并非如此,在搞清楚医疗改革得以存续之后,就只有一件事可做了:我要了双份的苏格兰威士忌,并很快喝了个精光。

虽然改革得以存续,最高法院仍给《平价医疗法案》设置了一个限制:使法案中的一项内容,即把医疗救助计划扩展到贫困线133%之内的所有人,成为各州的可选项。

你可能认为这不会造成多大区别。毕竟在该法案下,联邦政府在初期将承担全部成本,虽然过几年会下降至90%,但仍是极其优厚的安排。我的意思是,什么样的州政府会拒绝给大量本州居民提供医疗保险的建议,几乎不用当地花钱,还能带来有助于振兴地方经济的联邦资金?

答案却是:几乎所有被共和党控制的州政府。某些州后来改变了主意,但到2019年中期依然有14个州拒绝给部分最弱势的国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哪怕不用这些地方付出任何代价。

乍一看,你或许会解释说拒绝扩展医疗救助计划是一种策略行动,试图从总体上诋毁奥巴马医改。可是《平价医疗法案》到今天已生效很长时间,如果拒绝扩展医疗救助计划会扼杀该法案,那早就该发生了。因此,到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还有某些更加丑陋的企图仍在继续。

我是说,阻挠向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的计划是一回事。你可以用向富人征税会打击就业创造者之类的说辞予以辩解,或者直接说你更关心富人而非穷人。然而,拒绝可以帮助穷人的免费拨款则是另一回事,这种事本身就非常残忍。

因此我们从2012年以来的美国政治中得到的教训是,有相当多的人带着这种特殊形式的残忍心态。尽管我相信那仍然只是一小部分选民,但在共和党基本盘中所占的比例却高得多,而且在共和党的职业政客中牢牢占据多数。

这让我想起2016年大选后出现的对奥巴马医改计划的反对运动,共和党那时再次短暂获得了对国会和白宫的一致掌控权。共和党最终获得了破坏奥巴马最重要的国内遗产的机会:废除整部《平价医疗法案》。这样做在他们看来是有某种意义的,因为废除整部法案将代表撤销为扩张医疗救助计划和补贴中等收入家庭而对高收入者征缴的税收。可一旦认识到这种废除将剥夺数千万人的保障时,即便是老大党也对此前景避而不谈。

剩下的事情变成了一场蓄意破坏运动:为颠覆奥巴马医改,试图改变其中某些条款,不是过分明目张胆地夺走人们的医疗保险,而是让保险变得更难获得或更贵,或兼而有之。遭到这种形式的攻击,跟民主党人起初为使医改法案通过而做出的让步有关:《平价医疗法案》是公私混合型体制,而非统一的政府保险项目,它包含若干可变的部分,往里面掺沙子搞破坏并不太难。

这场破坏运动的真相是,它对任何人都没有直接的好处,即使富人缴纳的税收也没有减少。因此与拒绝扩大医疗救助计划覆盖面一样,它纯粹是在伤害医改法案的受益者,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花的钱比维持原法案时更多。

好消息则是,奥巴马医改计划的设计比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之前的认识更为出色。法案很难避免遭到破坏,但比许多人担忧的情况更显得稳健。在本章收录的专栏评论里,我描述了对该法案的各种攻击,及其大部分内容如何得以存续的过程。





健康三支柱,没有坏的


会不会有50位共和党参议员愿意以“对党忠诚”的名义给自己的选民带来巨大伤害?我不清楚。

但目前似乎是个好时机,来检讨一下为什么共和党无法针对奥巴马医改提出非灾难性的替代方案。这不是因为他们太愚蠢(尽管其反智主义已达到惊人程度),而是因为你不可能在不摧毁整部《平价医疗法案》的情况下改变其中的任何核心成分。

假设你希望给所有人提供医疗保险,包括有既往病史的人。我知道的大多数医疗经济学家都喜欢单一支付方体制,即全民医疗保险计划。但现实地说,这在目前还难以做到。

一方面,保险业界不会坐以待毙,它们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向单一支付方体制转轨需要大幅增税。尽管大多数人从取消保险费中得到的好处多于增加缴税造成的损失,然而这在竞选中是个很难讲清楚的理由。

此外,大多数65岁以下的美国人有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并应该对这一保障感到满意。对于用其他任何办法替代这一保障的任何建议,他们感到紧张是可以理解的,无论你如何诚实地对其保证替代方案比之前的更好。

于是《平价医疗法案》采取了渐进主义的办法,即所谓的“三脚凳”。

该法案首先要求保险公司向所有人提供相同的保险计划,收取相同的费用,而与个人的医疗历史无关。这是为了解决既往病史的问题。当然这个要求本身会导致“死亡螺旋”的结果:身体健康的人会等到生病后才去参保,因此已经参保的人相对而言不够健康,将推高保费,保费提高会挤出更多健康的人,如此循环恶化。

因此上述保险监管还必须结合个人强制规定,要求目前健康的人也必须参保。另外购买的保险必须满足最低标准,因为购买覆盖范围极小的廉价保单事实上同完全不购买保险是一回事。

但如果人们无力负担保险怎么办?凳子的第三条支柱是通过补贴减轻低收入人群的负担。对于收入最低的群体,补贴将达到100%,并采取扩大医疗救助计划的操作方式。

关键之处在于,这三根支柱都是必不可少的,拿走任何一根,整个计划就无法运转。

那么在三根支柱都到位的情况下,计划能够顺利运行吗?是的。

为了解《平价医疗法案》目前的进展,你需要认识到,根据法案文本与最高法院的解释,该法案的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州政府给予的合作。在实际上参与了合作的各州,医疗救助计划得到扩展,各自的保险交易所开始运作,参保人数增加,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加强,医改计划运行得非常顺利。

我们可以把肯塔基州与其邻近的田纳西州的情况做个对比。在全面实施《平价医疗法案》之前的2013年,田纳西州无保险的人占比(约13%)略低于肯塔基州(14%)。等到肯塔基州全面实施该法案后的2015年,那里无保险的人占比已下降至6%,而田纳西州则为11%。

再看看仅有一家(或没有)保险公司的各县面临的缺乏充分竞争的问题。近期有研究指出,这几乎是红州(共和党州)特有的问题。在共和党人担任州长的各州,有21%的人口生活在此类郡县。相比之下,在民主党人担任州长的地方,此类郡县的人口占比仅为2%。

因此尽管没有人愿意相信,但奥巴马医改计划确实是一部深思熟虑的法案,在愿意使它发挥作用的州,确实行之有效。该法案可以也应该得到更好改进,可共和党人对此毫无兴趣。相反,他们所有的念头都围绕着如何锯掉三脚凳的一根或者更多支柱。

第一,他们铁了心要取消个人强制规定。这条规定在健康人群中不受欢迎,但对整个体系实现正常运转、为需要医保的人服务不可或缺。

第二,他们决心大幅削减补贴,包括疯狂缩减医疗救助计划的经费以节约开支,以便为富人减税。这样做将造成大多数家庭负担的净保费急剧提高。

最后,我们现在听到许多关于《克鲁兹修正案》的说法,其内容是让保险公司提供覆盖范围极低、免赔额很高的保险计划。此类产品对那些有既往病史的人将毫无用处,会把他们单独隔离在高成本保险市场,从而有效锯掉凳子的第三根支柱。

但为了避免无保险人数的大幅增加,共和党人将不得不放弃上述的哪一条破坏念头呢?结论是:都得放弃。

于是在用了这么多年对奥巴马医改计划的口诛笔伐之后,共和党人对于如何能做得更好依然毫无头绪。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一无所知。

2017年7月10日。





奥巴马医改计划才是真正稳定的天才


可以理解,新闻头版继续被目前困扰特朗普政府的大约13万起丑闻占据。然而民意调查显示,腐败的恶味虽然浓烈,却不太能左右中期选举。选民心头的最大疑惑依然是关于医疗保险的。

你知道吗,选民是对的。假如共和党再掌控国会两院,我们完全可以预期他们将再度尝试废除奥巴马医改,剥夺大约2500万或30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险。为什么?因为他们破坏该计划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而时间已所剩无几。

我不是说他们的破坏完全没取得成果。特朗普政府成功地大幅推高了医疗保险费率。是的,我说的是“成功”,因为这显然是他们的本来目的。

自2016年以来,《平价医疗法案》的保险交易所的参保人数也有所下降,而且几乎所有下降都发生在特朗普政府负责运营的交易所,而非各州负责的部分。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的总数量在奥巴马任期内大幅下降后,又重新回升。

共和党人希望并筹划的事情是造成参保人数下降和费率飙升的“死亡螺旋”。尽管关于死亡螺旋正在发生的常见论断颇具影响力,大多数公众相信保险交易所正走向崩溃,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考虑到负责运营的那些人正试图加以破坏,奥巴马医改计划其实相当稳定。

奥巴马医改计划维持稳健的秘密何在?尽管没人愿意相信,答案其实在于该计划的设计者绝顶聪明。政治现实迫使他们建立了鲁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式的小题大做的机制,一套实现简单目标的复杂体系。我认识的每位进步派医疗专家都希望把医疗保险计划扩展到全民,但就是做不到。而奥巴马医改计划的设计者创造出了一套非常擅于承受冲击的体制,包括希望摧毁该计划的白宫发动的冲击。

起初,奥巴马医改计划应该是以“三脚凳”为基础:禁止私人保险公司根据既往病史实施歧视定价;“个人强制规则”要求个人购买满足最低标准的保险,哪怕他们目前身体完全健康;为降低保费负担而提供补贴。

然而共和党人竭尽所能想锯掉其中一根支柱。甚至在取消强制参保规则之前,他们就已大幅减少保险扩展行动,希望削弱身体健康的美国人的参保积极性。

结果造成实际上参与医疗保险的人群比预定的规模更小、疾病更多,从而迫使保险公司收取更高的费率。

但补贴会在这里发挥作用。

根据《平价医疗法案》,最穷的那部分美国人由医疗救助计划覆盖,同私人保险的费率无关。与此同时,许多收入略高一些的人——达到贫困线的400%,或四口之家的收入达到9.5万美元——都有资格获得补贴。这个部分相当于总人口的59%,但由于收入比他们更高的人中很多已通过雇主获得了保险,这部分人在保险交易所的参保人中实际占比达到83%。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在于:补贴不是固定的数额,有关的公式会计算出足够高的补贴,使居民支付的保费不会超过其收入的一定比例。

上述安排的结果是,在2700万通过医疗救助计划扩展或在交易所购买保险而获得医保的美国人里,仅有约200万会受到特朗普导致的费率上涨的冲击。这个数字固然不小,但不足以造成死亡螺旋的持续。实际上,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别问了,事关利益),对很多人来说补贴后的保险费率还有所下降。

这就让老大党非常非常郁闷了。

从一开始,共和党仇视奥巴马医改的原因就不仅是他们希望其失败,而且因为他们害怕该计划一旦成功,将会证明政府可以用行动来改善民众的生活。共和党人的梦魇正逐步成为现实:尽管花费了很长时间,《平价医疗法案》最终仍在赢得人心,公众对于共和党会扼杀该法案的担忧正变成沉重的政治包袱。

在我看来,这表明如果共和党人继续控制国会,他们将再次试图一劳永逸地摧毁该法案,因为他们清楚那或许是最后的机会。事实上,如果他们不能很快扼杀奥巴马医改,下一步可能是推出某个扩展项目,让所有年龄的美国人都能参与医疗保险计划。

所以说,选民认为医疗保险是中期选举的真正议题,这完全合理。它或许还不是最重大的问题,因为有充分理由证明美国民主制度的生存正命悬一线,但确实也影响深远。

2018年4月9日。





得病,破产,然后死去


老实说吧:尽管以特立独行著称,但约翰·麦凯恩在生命最后十年的多数时候还是非常正统的共和党人,对党的路线循规蹈矩,无论这有多么不负责任。比如,放弃他一度赞成的应该为控制气候变化而采取行动的立场。

然而对于这些不光彩的记录,他通过一次行动挽回了不少形象:对共和党废除《平价医疗法案》的企图,他投下了关键的反对票。那一次“反对”保住了数千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险,至少暂时如此。

如今麦凯恩已故去,并带走了我们所知的国会中唯一有点骨气的共和党人。这使得假如共和党在11月份能继续控制国会,他们真的会废除奥巴马医改。这不是猜测,而是公开的承诺,由副总统迈克·彭斯在上周宣布。

但是在2017年曾经让废除行动搁浅的那些问题呢?共和党人显然在2017年重新思考了他们的政策主张,试图找到废除《平价医疗法案》而不会给普通美国人造成严重伤害的办法,特别是那些有既往病史的人。对吧?

哈哈,我在讲笑话。

共和党人当然没有反思他们关于医疗体制(乃至任何事务)的主张。部分原因在于当代的老大党并不做政策研究。民主党人的智库网络及赞同他们的独立专家重视实际证据,希望解决真正的问题,有时确实对法案建议发挥了影响。共和党人则完全没有可比性,他们驯养的“专家”基本上都是在说政治大人物喜欢听的话。

不过在医疗领域,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共和党无法拿出《平价医疗法案》的替代方案,因为没有这种替代选项。尤其是如果你想为有既往病史的人提供医疗保障——包括约一半共和党人在内的选民最看重的议题——奥巴马医改计划已经是能够做到的最保守的政策了。唯一的替代办法是实施全民医疗保险计划之类的方案,需要政策显著地向左倾斜,而非倒向右翼。

就这一点,医疗经济学家在很多年里做了很多次解释,可是一如既往,让因为不理解而拿到报酬的人理解某些道理相当困难。不过,我们还是再做一次尝试吧。

如果希望私人保险公司给有既往病史的人提供保障,你就必须禁止基于就医记录的歧视做法。然而仅此措施并不足够,因为如果每个人的保单费用相同,健康状况欠佳的人会更多参保,导致糟糕的风险集合,迫使保费被推高。纽约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在《平价医疗法案》实施前个人保单的保费奇高,但在奥巴马医改生效后很快下跌了一半。

这是因为奥巴马医改计划采取了相关措施,给健康人也创造了参保激励。一方面对没有保险的人处以罚款(个人强制参保规定),另一方面提供补贴,把医疗费用支出限制在收入的既定比例之内。共和党人曾试图通过取消强制参保规定来破坏奥巴马医改计划,也确实导致保险费率被抬高,不过由于补贴的存在,整个体制仍屹立不倒。

这再度说明,要为有既往病史的人群提供保障,奥巴马医改已是最保守的选择。假如共和党人真正在乎属于这种情况的数千万美国人,他们就应该支持甚至加强《平价医疗法案》。

相反,如果能在两个月后继续掌握控制权,他们将试图扼杀该法案。可是为有既往病史的人群提供保障的做法广受欢迎,因此他们会假装答应继续给予保障,而拿出实际上无法实现该目标的议案。

既然真相如此,为什么他们以为自己能如此明目张胆地诈骗得手呢?是他们把选民想得过分愚蠢了吗?

确实如此。在近期的集会中,特朗普一再宣扬,民主党人打算“为推行社会主义而洗劫医疗保险计划”。

不过更重要的目标是新闻媒体,这个行业的许多成员还没有学会如何应付当代保守主义的恶意欺诈。

例如,内华达州参议员迪恩·海勒(Dean Heller)等人联合提出一项议案,号称要给有既往病史的人群提供保障,但实际做不到。他希望新闻媒体以《海勒发布给有既往病史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的计划》做大字标题,而把关键事实——他的法案根本不能做到——深埋在文章的第17段文字里。

从他的视角看,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在第17段文字中说明,只有“某些民主党人”认为他的议案是个骗局,而共和党人并不这么认为。报道要兼顾双边,你懂的。

因此,假如你是一位有既往病史的美国人,或担心自己在将来进入这种状况,你需要认清楚现实:共和党人正在打你的医疗保险的主意。如果他们在11月保住控制权,能够以平价(或者任何代价)购买的医疗保险将在几个月内消失。

2018年9月3日。





民主党人如何能够履行医疗保险承诺


新泽西州指明了道路,你对此有疑问吗?

“民主党人需要拿出主动计划,而不只是反对唐纳德·特朗普”——你在中期选举期间听专家们讲过多少次类似的话?事实上,赛斯·莫尔顿(Seth Moulton)这样的人还在讲,他正率队试图阻止南希·佩洛西再度担任众议院议长,但显然不会得逞。

这种廉价攻击令人恼火的地方在于,它错得一清二楚。每个人的确都在关注特朗普,但他在民主党人传出的信息中明显缺乏存在感。卫斯理媒体项目(Wesleyan Media Project)的调查发现,2018年选举的特殊之处并不是民主党人对“推特总司令”有多关心,而是有多无视:自2002年以来,还没有哪个反对党推送如此少的广告攻击白宫的在任者。

那么给民主党带来大获全胜的选举结果的竞选运动谈论的话题是什么?最主要是关于医疗,占民主党广告宣传的半数以上。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州级选举中取得大胜之后,能否做些事情来兑现关键的竞选承诺?

是的,他们能够做到。

其实,民主党拿下众议院本身就实现了一个重要目标:粉碎了废除《平价医疗法案》的企图。虽然共和党反对该法案为有既往病史的人群提供保障的诉讼仍在等候判决,倾向共和党的法官在此案中的长期沉默越来越令人生疑,但不会有更多试图废除该法案的立法行动尝试了。

另一方面,由于共和党依然把持着参议院和白宫,医疗领域新的重大联邦法案不会出现。民主党人可以讨论未来的计划,比如为65岁以下的美国人提供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计划参保选项等。开展此类讨论很有意义,他们之所以能够在2009—2010年推动重大医疗改革,原因之一就在于之前的两年间民主党人对其中的关键议题做了充分探讨。相比之下,2017年试图废除医改法案的共和党人对其行动的影响则毫无概念。但至少从现在看,华盛顿将陷入僵局,当然相比之前的局势已大有好转!

然而在各州层面,却可以采取行动。

严格来说,《平价医疗法案》并没有创建一个全国性的项目,而是给50个州层面的项目制定了规则,并提供资助。法案鼓励各州创建自己的医疗保险交易所,当然也可以选择利用联邦的交易网站(healthcare.gov)。最高法院2012年的一项判决还允许各州退出医疗救助计划的扩展项目,很多州也确实选择了拒绝联邦资金,并剥夺了本地居民的医疗保险。

由此导致基于各州政治倾向医疗的命运出现了分化。在《平价医疗法案》生效前的201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无保险率高于全美平均水平,17.2%的居民缺乏医疗保障。北卡罗来纳州的境遇则略好一些,“仅有”15.6%的人无保障。可是到了2017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无保险率已降低了10个百分点,达到7.2%,而北卡罗来纳州的相应比率仍高于10%。

这一差距是如何造成的?由民主党人控制州长和议会的深蓝色加利福尼亚州尽其所能让奥巴马医改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扩大医疗救助计划,运营自己的保险交易所,采取积极措施发动民众参保。而在共和党把持下的北卡罗来纳州,这些事情都没有做。

州层面行动的重要性只是在过去两年才凸显出来,因为特朗普政府及其国会同盟尽管无法撤销《平价医疗法案》,却不遗余力地暗中破坏。他们取消了要求健康人参保的个人强制规定,取消了帮助保险公司管理自身风险的再保险,并大幅削减了保险服务的拓展行动。

所有这些措施都造成保险费率提高,参保人数下降。但如果各州愿意的话,它们可以填上特朗普留下的大窟窿。

如何能做到这一点的最夸张案例来自新泽西州,民主党人于2017年底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迅速创立了州层面的强制规定与再保险。结果令人印象深刻:新泽西在2019年的保费比2018年下降了9.3%,目前的费率远低于全美平均水平。抵制特朗普一派的破坏,大约让该州的普通保险购买人每年节约了1500美元。

如今民主党人赢得了更多州的控制权,他们可以也应该复制新泽西州的案例,并在有能力时更进一步。例如,为何不引入州层面的公共保险,即有精算结果支持的政府保险项目作为私人保险的替代选项?

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新赢得的众议院多数地位除捍卫奥巴马医改计划外,至少在目前还不能做出太多贡献,但民主党人在各州的盟友却能大有作为,并在此过程中兑现自己在2018年竞选纲领中的承诺。正如他们在新泽西州所说的那样,你对此还有什么疑问吗?

2018年11月22日。





4 泡沫与破灭





千恐万惧一齐来


有人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吗?在新的一系列事情发生之后,它似乎已成为久远的历史。然而对跟踪那场危机的人来说,它是一次真正令人恐怖的事件,不仅在于当时数万亿美元的损失、数千万人生活受到干扰的短期后果,而且成了一个预兆。

1996年前后,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尽管世界充满风险,但爆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那类风险已经因为经济知识的进步而被消除了。类似情况毕竟也在其他社会弊病上应验过。早在1854年,约翰·斯诺(John Snow)医生就发现伦敦的霍乱疫情暴发与一个公共水泵有关,当流行病专家认识到是受污染的水在传播霍乱之后,这种疫病的暴发便成了过去时。

与之相似,凯恩斯于1936年发现支出不足和银行相继破产是大规模失业背后的原因,一旦政策制定者理解了这种诊断思路,大萧条式的经济崩溃也就成了过去时。

经济衰退,包括严重衰退,并未消失。美国失业率曾在1982年达到近11%的高点。但与二战后的大多数经济滑坡一样,那次衰退更像是一次电击治疗,而非心脏病暴发。它或多或少由政策制定者主动实施,以驱散他们担心的通胀失控风险。没有人认为旧式“恐慌”会卷土重来,即由于人们竞相把现金储存在自己家里,会导致银行挤兑、企业关门。

可是到90年代后期,这种景象的确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上演了。一场更缓慢的危机,长期的萎靡不振,则发生在短短几年前还被广泛视为新兴超级经济大国的日本。虽然某些观察家——很遗憾,其中有太多西方经济学家——倾向于把这些危机看作意外事件,从中无法学到太多教训,我们中的其他一些人却受到了极大震撼。

因为其中部分国家毕竟已较为现代化,较为成熟,尽管它们的决策者不是那么完美(哪个国家的又是呢),却肯定不是傻子在当家。尤其是日本,从基本面看同美国非常相似:一个富裕、有教养、技术发达、政治稳定的大国,加上虽非卓越但也颇为能干的货币与财政当局。假如日本会陷入停滞与通缩的“失去的十年”,同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在美国?

我在当时记录了上述担忧,尤其是在1998年的一篇学术论文《再现:日本的低迷与流动性陷阱的回归》(我认为该文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检验),以及1999年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其他人也发出了类似警报,包括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本·伯南克。但还有相当多的人并不喜欢听到这种声音。

然而,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相似之处随着时间与日俱增。到2005年左右,我与其他许多人(但仍不够多)已对膨胀的房地产泡沫日渐担忧。很显然,当泡沫破灭时会出现糟糕的事情。而实际结果的恶劣程度仍远远超过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多年的金融去监管与金融“创新”(经常相当于找到办法来规避监管)创造的银行体系,尽管以现代的高科技作为背景,却同大萧条前夜的银行体系一样容易被恐慌击倒。

恐慌随即爆发。

本章收录的专栏文章记述了我和其他人对某些可怕错误正在发生的加剧恐惧,以及当那些我们曾担忧的情形确实爆发后,我们必须翻越哪些错觉之墙。之后还有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更多放在下一章里介绍。





泡沫耗尽


还记得股市泡沫吗?在2000年以来的各种事件之后,那似乎已是遥远的过去。但少数悲观派人士,尤其是摩根士丹利的斯蒂芬·罗奇认为我们还没有为以往的挥霍无度付出代价。

我从未全盘接受过那种观点,不过在审视房地产市场后,我开始反思。

2001年7月,巨型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经济学家保罗·麦考利(Paul McCulley)预测,美联储只会用一种泡沫替换另一种泡沫:“为维持美国式享乐主义,美联储有余地在必要时创造住房价格泡沫。而且我认为美联储有意愿这么做,尽管政治正确要求格林斯潘先生对此类事情说不。”

正如麦考利先生的预计,利率下调导致了住房价格高涨,继而不仅促进了建筑业繁荣,也抬高了消费者支出,因为房主利用抵押再融资借入了更多债务。所有这些都创造出工作岗位,填补了股市泡沫破灭所损失的部分。

现在的问题是有什么能替换房地产泡沫。

没有人以为经济可以永远依赖住房购买与再融资,但希望在于当住房繁荣逐渐消退时,我们不再需要它了。

然而尽管住房繁荣持续的时间已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当它走到尽头时,美国经济仍会面临巨大麻烦。也就是说,假如住房建设的狂热步伐开始冷却,消费者不再借入住房抵押贷款,经济就会急剧减速。一旦住房价格真正开始下跌,我们将见证非常糟糕的场景,建筑业与消费者支出都会大跌,把美国经济重新打回衰退。

正因为如此,看到有迹象显示美国住房市场正在接近最终的狂热投资泡沫阶段,正如上个10年末期的股票市场,才令人感觉极为不祥。

某些分析师依然坚信,住房价格并未脱缰。总是有人能为看似荒唐的资产价格找出说得过去的理由。还记得道琼斯36000点吗?反对为其做合理化解释,并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正确指出股市泡沫的罗伯特·希勒在新版中又增加了对住房市场的不祥预测,还说住房泡沫“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泡沫”。

在美国的部分地方,某些不应该成为投机者的人群中出现了投机狂热。这在历史上的泡沫现象中屡见不鲜,20世纪20年代熟悉股票消息的擦鞋男孩,90年代播放CNBC电视台(而非体育台ESPN)财经节目的啤酒比萨快餐店。

虽然格林斯潘如今承认住房市场上存在“泡沫的特征”,但他说泡沫仅限于“特定区域”。的确,最疯狂的场景集中在少数地区,如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沿海。

可是这些并不是小地方,而是广阔的富庶之地,使全美住房市场整体上看都有相当大的泡沫。大量的住房购买具有投机性,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估计,2004年出售的住房中有23%是为投资而非居住购买。根据《商业周刊》的说法,31%的新增抵押贷款是只付利息型的,标志着人们已达到财务能力的极限。

需要牢记的要点是,股票市场泡沫破灭伤害了太多人,而不只是在接近价格顶点购入股票的人。到2003年夏,私人部门的就业人数比2001年巅峰时少了300万之多。假如股票泡沫没有被房地产泡沫迅速替代,工作岗位损失的后果还会严重得多。

那么,当住房泡沫破灭时会发生何种情形?同样的一切将会重演,除非美联储能找到新的替代手段。而要构想出替代泡沫是极其困难的。说到底,美联储管理经济的能力主要来自在住房市场制造繁荣与萧条的本事。在住房进入泡沫崩溃后的滑坡时,还剩下什么手段呢?

罗奇先生相信,美联储在2001年之后的表面成功只是一种幻觉,只是在为将来积攒麻烦。我希望他是错的,但美联储看似已耗尽自己的泡沫。

2005年5月27日。





嘶嘶作响


这是泡沫终结的方式:不是砰的一声,而是嘶嘶作响。

住房价格的变动比股票价格慢得多,房价在一天之内跌去23%的黑色星期一并不存在。事实上,哪怕住房泡沫已经破灭,房价经常还会上涨一段时间。

所以美国住房泡沫结束的消息不会表现为房价暴跌,而是随着对卖方索要的价格买方已不再愿意支付,出现销售量下降,库存增加。这个过程或许已经启动。

当然,还有人依然否认住房泡沫的存在。这里请让我具体解释一下,我们为何认为他们搞错了。

证据之一是对房地产的狂热情绪,不免让人回忆起1999年的股票狂热。甚至某些玩家还是同一拨人。1999年的畅销书《道琼斯36000点》的作者是如今住房泡沫不存在论的最高声宣扬者。

接下来是数据。许多泡沫否认者提到全国整体市场上的平均价格令人担忧但还说不上疯狂。可是就住房市场而言,美国其实应划分为两个国度:平原地区与带状地区。

在美国中部的平原地区,建造住房很轻松。如果住房需求增加,那里的都市区域(并没有传统上的市中心)只需要适度扩张即可。其结果是,住房价格基本上由建筑成本决定。在平原地区,根本就掀不起住房泡沫。

而在位于沿海的带状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加上对土地使用的限制(所以那里会成为特殊的带状)使新住房的建造颇为困难。因此当人们愿意为住房花更多钱时(比如因为抵押贷款利率下调),虽然某些新住房将投入建设,但现有住房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假如人们判断房价将持续上涨,他们就会愿意投入更多的钱,刺激房价进一步抬升,如此循环往复。换句话说,带状地带容易发生房地产泡沫。

在现实中,带状地带的住房价格上涨速度远高于全美平均值,很清晰地呈现出泡沫特征。

从全美整体来看,住房价格在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5年第一季度上涨了大约50%。但这个平均值是个混合的结果,既包括休斯敦和亚特兰大等平原地带的都市区(价格涨幅分别为26%和29%),也有带状地带的纽约、迈阿密和圣迭戈等(价格涨幅分别为77%、96%和118%)。

如果不是相信房价会继续抬升,没有人会接受圣迭戈的房价。租金比房价的涨幅要慢得多,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业主等价租金”指数从1999年底到2004年底仅上涨了27%。《商业周刊》则报道说,2004年在圣迭戈租一套房子的成本仅为拥有类似住房的成本的40%,这还是在考虑了抵押贷款的低利率之后。因此在那些地方买房的唯一解释,就是你认为房价将继续快速上升,带来巨大的资本收益。这恰恰符合泡沫的定义。

当人们不再相信肯定能获得高额资本收益时,泡沫就将终结。圣迭戈上一轮住房泡沫破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快速上涨后,房价于1990年见顶。很快市场上充斥着大量房源,房价开始下泄。到1996年,经通胀调整后的房价跌去了25%左右。

同样的情形正在今天的圣迭戈重演,而此前的价格涨幅令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相形见绌。市场上挂牌的独栋住宅与公寓的数量在过去一年翻了一番。《洛杉矶时报》报道:“一两年前连夜就能卖掉的房子经常引发竞价大战,而今在市场上好几周无人问津。”其他曾经火热的地方市场也出现了类似场景。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变得高度依赖住房泡沫。2001年以来的经济复苏在许多方面令人失望,如果不是住房建设支出高涨,以及由住房抵押再融资支撑的消费支出暴涨,那场复苏或许根本不会发生。我还没有提到,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下降到了零。

现在我们开始听到嘶嘶声,空气正从泡沫中往外泄漏。不仅是带状地带房地产的业主们,每个人都应该小心为妙。

2005年8月8日。





开创我们的金融危机之路


始于2006年夏末,而后在9—10月稍事休息的金融危机,回来复仇了。

情况有多糟糕?我还从未见过金融从业者如此紧张,哪怕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经济的多米诺骨牌正在全世界垮塌。

这一次,市场参与者似乎真的吓坏了,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自己创造的这个复杂的金融体系。

但在深入解释之前,让我们先说说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信贷,也即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借款对金融市场的意义好比润滑油对汽车发动机的作用。在短期内筹集现金的能力,即人们所说的“流动性”,是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关键润滑剂。

然而流动性目前正趋于枯竭,某些信贷市场实际上已经关闭。虽然仍被视为安全资产的美国政府债券的利率下跌,其他市场——如银行间互相拆借资金的伦敦市场——的利率却在走高。

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券经理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说:“我们正在目睹的其实是当今银行体系的解体,杠杆借款的复杂性是如此费解,以至于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要求对冲基金经理人在8月中旬给他面对面上补习课。”

假如持续时间大大延长,金融市场的冻结将导致整体贷款规模剧减,迫使企业投资同住房建设一样走跌,而这将意味着经济衰退,或许非常严重。

流动性消失背后隐藏的是信任的崩塌:市场参与者不愿意相互给对方贷款,因为他们对收回贷款没有把握。

这一信任的崩塌直接源于住房泡沫的破裂。住房价格飙升比互联网泡沫更缺乏实际意义,我是说,甚至没有一项耀眼的新科技来佐证旧规则已不再适用,但金融市场却莫名其妙地把这一疯涨当成了新常态。于是当泡沫破灭时,大量被标记为“AAA”级的投资成了垃圾产品。

对次级抵押贷款的“超高级”债权,即对抵押贷款借款人的还款拥有优先求偿权,即使有相当比例借款人违约,仍可能获得全额偿还,自2007年7月以来损失了1/3的市值。

但真正破坏信任的是没有人知道有毒的金融废品埋在哪里。按说花旗集团不应该在次级资产上有几百亿美元的风险敞口,实际上它却这样做了。佛罗里达州为该州各学区发挥类似银行作用的地方政府投资组合理应是无风险性质的,实际却并非如此,致使那些学校如今已没有钱给教师发工资。

事情怎么会变得如此缺乏透明度?答案在于“金融创新”,这个词汇从现在开始应该让投资者心生恐惧。

好吧,客观地说,某些类型的金融创新确实是好事。我并不希望回到过去那种活期账户不支付利息,在周末无法提取现金的日子。

可是近年来,各种“CDO”“SIV”“RMBS”“ABCP”之类以首字母缩写表示的创新采取了欺诈式推销。它们在宣传中被说成可以分散风险、提高投资安全性,实际上却是播撒混乱,引诱投资者承担意识不到的更大风险,但让这些产品的创造者赚了大钱,而且在投资失败后还不用承担损失。

为什么这些行为能被容忍?从深层来看,我相信问题源于意识形态:笃信市场永远正确的政策制定者完全忽略了警报。我们还知道,格林斯潘就没有理会爱德华·格拉姆利克(Edward Gramlich,时任美联储理事)发出的关于潜在次贷危机的警告。

而且关于自由市场的正统观念很难纠正。仅仅一周之前,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对《财富》杂志承认,金融创新确实领先于监管,但他又补充道,“我认为我们并不希望事情反过来”。这就是你给出的最终答案吗,部长先生?

如今,保尔森先生提出了帮助借款人对抵押贷款开展重新谈判,以避免违约拍卖的新建议,尽管还不清楚任何细节,但原则上还是个好主意。不过现实地说,这对次级贷款问题起不到多大作用。

最后的结论是,政策制定者让金融业自由创新,创新的结果是让这个行业自身乃至我们其他人都卷入了一场混乱不堪的巨大困境。

2007年12月3日。





麦道夫式经济


伯纳德·麦道夫,一位卓越(或者说几乎所有人想象中)的投资人、慈善家、所在社区的代表人物,被揭发是个骗子,令世界为之震动。确实,据称规模达到500亿美元的庞氏骗局着实难以理解。

但显然不止我一个人在思考如下显而易见的问题:麦道夫先生的故事跟投资业在整体上的经历到底有多大差别?

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内,金融服务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不断扩大,让那些从事该产业的人富得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在这个时点,该产业的很大部分似乎正在毁灭价值,而不是创造价值。这还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负责管理别人金钱的那些人获取的巨额财富腐蚀了我们整个社会。

首先来看看薪酬问题。2007年,“证券、大宗商品交易和投资业”雇员的平均薪酬超过经济中其余部分平均薪酬的4倍。100万美元的年收入并不算特殊,甚至2000万美元乃至更多也相当常见。最富裕的那群美国人的收入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迅速膨胀,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华尔街的高收入是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对这些金融业超级明星必须支付超级高薪,对吧?不,未必如此。华尔街的薪酬体系对表面的利润奖励得过分慷慨,哪怕这些表现后来被证明是幻象。

假设有这样的例子,一位货币经理人利用大量债务对客户的资金做杠杆操作,大部分投资于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资产类型,如可疑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一段时间内,比如只要住房泡沫继续膨胀,他(几乎都是男性)会获得很高利润,因此得到巨额奖励。然后当泡沫破灭,投资变成有毒资产后,他的投资客户将损失惨重,发给他的奖励则无法追回。

好吧,我说的例子也许不全是假设。

华尔街整体上做的事情跟麦道夫案件有多大区别?据称,麦道夫先生跨越了若干程序,直接窃取客户的资金,而不是收取高额管理费,却把投资人暴露给他们并不理解的风险。麦道夫先生显然是在蓄意行骗,而华尔街的许多人士却对自己的促销宣传深信不疑。然而最终结局是相同的:除了麦道夫被软禁在家外,资金管理人都发了财,投资者眼看着自己的钱不见了。

我们这里是在谈很大数额的金钱。近年来,金融业在美国GDP中的占比达到约8%,远高于一代人之前不足5%的水平。假如多出来的这3%的资金没有获得应有回报,事实或许就是如此,那么每年就有约4000亿美元被浪费、欺诈和滥用。

另外,美国庞氏骗局时代造成的损失远不止直接浪费的资金。

最残酷的方面是,华尔街来路不明的高收益已经并将继续腐蚀政坛,而且蔓延到两党。例如美国证监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这样的小布什政府官员,对金融欺诈的证据激增就熟视无睹。民主党人则迟迟不采取行动,弥补有利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经理人的令人震惊的税收漏洞——我是说舒默(Schumer)参议员。政客都在照金钱的指示办事。

在此期间,美国的未来在多大程度上被个人财富的吸铁石给毁掉了?这些年来有多少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被吸引到投资银行,而放弃了科学、公共服务以及其他各种事业?

最主要的方面还在于,膨胀的金融业牟取的巨额财富破坏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力。

请想一想,几乎所有重要人物如何忽略了即将爆发危机的预警?这如何可能发生?比如,格林斯潘如何能在几年前宣布,多亏了衍生品,“金融体系总体上已变得更有韧性”?我相信,答案在于即便是精英人群,也有崇拜挣了大钱的人的天然倾向,并以为那些人都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毕竟,这正是那么多人盲目信任麦道夫先生的原因。

我们今天清点残骸,试图弄清楚事情为何在如此短期内搞得如此糟糕。答案其实颇为简单:我们现在目睹的,就是一个麦道夫化的世界的后果。

2008年12月19日。





装傻策略


过去,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这样描述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种常见策略(也是你们的特定策略):“不停地装作一个无知的傻瓜。”当然,如果你不是在假装,而的确是个无知的傻瓜,这个策略总是最有效果的。

这让我想起肯·朗格尼(Ken Langone)的咆哮,他在答复我的观点时说,“我们别再讲所有这些废话,停止宣扬这些矫揉造作的思想观念好了。你知道人们会如何反应,他们目光呆滞,搞不懂你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

插句话,那或许还是我头一回在老西部片之外听到有人说“矫揉造作”这个词儿。

话说回来,这伤害了我的虚荣心。我一向以为,自己很善于把经济学观点阐述得尽可能简单明了,用日常语言说清楚。当然,我还从未达到“人们正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因此政府也该勒紧裤腰带”此种大白话的程度。但那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简单,而且有些听上去过瘾的话其实是错的。

眼下,我不知道朗格尼是否真像他听上去那么笨,但我推测或许不是。他试图表现得像个正常人,实际上却像20世纪50年代的B级片演员,并露出了马脚。不过这可能仍是个机会,让我重新讲述下经济中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我为何要提倡自己主张的办法。

按如下次序展开:

1.经济生活并不像一个有某些收入、有某些支出、两者之间并无固定联系的个体家庭。实际上,我的支出是你的收入,你的支出是我的收入,假如我们都削减支出,我们两人的收入也都会减少。

2.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许多人已削减了支出,要么因为自愿选择,要么因为债主的逼迫,同时很少有人愿意增加支出。结果造成了收入低迷,经济衰退,数百万有意向的劳动者无法找到工作。

3.事情并不总是这样,但出现类似局面时,政府并不会跟私人部门构成竞争关系。政府的采购不会用到本来会用于私人产品生产的资源,而是让闲置的资源被利用起来。政府借款不会挤出私人借款,而是动用闲置资金。因此,如今应该让政府扩大而非减少支出。假如我们无视这一理念,而削减政府支出,经济将继续萎缩,失业将恶化。实际上,由于收入减少,甚至私人支出也会萎缩。

4.对当前问题的这一观点在过去4年做出了正确的预测,而其他观点给出的预测完全错误。预算赤字并未导致利率飙升,美联储的“印钞”也没带来通胀加剧;实施紧缩政策的国家,则几乎都严重加剧了经济下滑。

5.不错,从长期看政府必须还债。然而削减支出或增加税收应该等到经济衰退结束后实施,也即当私人部门的支出意愿提振到能实现充分就业的时候。

这些内容复杂得难以理解吗?我觉得没有吧。当然我可以设想,像朗格尼先生那样的人会直接说,他完全听不懂上面的胡言乱语。但除非他真的很笨,我已经说了对此存疑,否则那只是因为他不想听懂。

《纽约时报》博客,2013年4月27日。





没有人懂债务问题


包括珍妮特·耶伦在内,很多经济学家把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难题大致理解为“去杠杆”的故事,几乎所有地方的债务人同时打算减轻债务负担。为什么去杠杆会成为难题?因为经济中我的支出构成了你的收入,你的支出则是我的收入,假如每个人都同时减少支出,全世界的收入都将下降。

或者借用耶伦女士于2009年的表述:“对个人或企业而言属于明智之举的谨慎措施对经济恢复常态其实也属必要,却会放大整体经济的痛苦。”

那么在让经济恢复“常态”方面,我们已取得了多大进展?完全没有。你看,政策制定者的行动是基于对债务问题的错误认识,他们缓解问题的尝试实际上把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首先说一下事实: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上周公布了题为“债务与进展不大的去杠杆”的报告,发现没有任何国家降低了其总债务与GDP之比。某些国家的居民债务有所减少,特别是美国,但其他国家却在提高。另外,即使在私人去杠杆效果显著的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幅却超过了私人债务的降幅。

你也许认为,削减债务比率的失败说明我们的努力还不够,各国的居民和政府没有足够认真地勒紧裤腰带,而世界需要的是更严厉的紧缩节约。但事实上,我们已实施了史无前例的紧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除利息之外的政府实际支出在富裕国家普遍下降,债务负担沉重的南欧各国大幅削减了开支,像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也同样有所削减,而它们本可以用历史上最低的利率水平借到钱。

可所有这些紧缩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加糟糕,而且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因为要求每个人都勒紧裤腰带是基于对债务在经济中的作用的错误认识。

每当有人用“不要再盗窃我们孩子的钱”这种口号来反对赤字,都是上述错误认识在发挥影响。这种口号听上去没错,除非你深入思考:举借债务的家庭让自己变得更加贫困,整个国家举借债务是否也会造成类似结果?

不会的。一个家庭举债是欠别人的钱,而整个世界经济是自己欠自己的钱。虽说各国之间可以相互借款,但美国自2008年以来从海外借来的钱却少于以前,欧洲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则是净债权人。

既然债务是我们自己欠自己的钱,它本身不会直接让整个经济变得更贫困,还完债也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富有。当然债务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但如果削减债务的措施让经济陷入通缩与衰退,情况并不能得到改善。

这关系到我们目前的局势,因为去杠杆的完全失败与欧洲孕育的政治危机之间存在某种直接联系。

欧洲主要领导人一直认同这样的观点:经济危机是由于支出过度所致,源自那些寅吃卯粮的国家。德国总理默克尔坚持说,未来的路线是回归节俭。她宣称,欧洲应该模仿著名的斯瓦比亚主妇们的勤俭生活。

但这是针对慢性灾难的处方。欧洲的债务国的确需要勒紧裤腰带,并且它们不得不实施的紧缩极其残酷。与此同时,本需要增加开支以抵消外围国家紧缩效应的德国及其他欧洲中心国家也试图削减支出。结果造成了债务比率不可能被降低的外部环境:实际增长率慢到爬行状态,通胀率几近于无,受创最严重的国家已陷入全面通缩。

痛苦的选民为这一政策灾难忍受了相当长时间,相信精英承诺的很快将看到牺牲带来的回报。然而随着苦痛不断延续,进展毫无踪影,激进势力兴起便不可避免了。如果惊讶于左派在希腊的胜利或反建制派在西班牙的崛起,那说明你并未仔细关注局势。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庄家对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的前景依然开出了超出平盘的价码,但假如未能留下,我认为破坏不会就此停止:希腊的退出很可能会威胁到整个欧洲货币体系。一旦欧元失败,我们或许该为之写上这样的墓志铭:死于拙劣的类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正(2015年2月19日):保罗·克鲁格曼在本周一的专栏文章里对庄家关于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的赌博盘口介绍是错的。庄家开出的价码比平盘更差,而非更好。

2015年2月9日。





5 危机管理





宏观经济学的胜利


2008年危机令几乎每个人深感震惊。的确,包括我在内的某些人看到了麻烦在酝酿,但远未料到是这样的规模。虽然确有少数人预言了严重危机将来临,但大体而言这些人还预言了很多未曾发生的危机。

不过危机虽然带来冲击,经济学专业内的很大一部分人——如下一章将会谈到那样,并非所有人,但也是相当多——却在学术上为后危机时代做好了准备。如你所见,我们有理论架构和模型,说明严重衰退的经济可以如何运转。这一理论架构最初是在大萧条中被锻造出来的,并在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危机与日本的漫长停滞期里得到更新改善。

该理论架构会在《IS-LM纪实》一文中加以解释,附带几幅略微烧脑的图表,是本书中最具学究气的文章之一。我对此表示歉意,如果愿意你可以跳过不看,但我认为要理解我们在危机后那几年讨论的部分话题,掌握某些基础逻辑还是有用的。虽然它只是理论故事的一个朴素的简化版本,但结果表明,要帮助你理解2008年之后的世界,那些内容已经足够了。

这一宏观经济学基本架构的内容是,当经济体陷入深度衰退时,具体来说,像本轮金融危机之后那种衰退程度,一切都会改变,即使把利率完全降至零也不足以刺激经济恢复充分就业。

你知道,在正常时候或者至少是过去常说的正常时候,对抗衰退的工作主要交给美联储及其在海外的对应机构,例如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等。这些“中央银行”有权利和权威“印制钞票”(不是字面上所说的印刷,但意思其实也差不多),并用新创造的货币购买政府债券。该行动接下来能让它们有效控制短期借款利率,如银行之间的隔夜贷款利率、用于支持短期行动的1月期和3月期政府债务利率等。中央银行通常能通过印制更多货币抵挡衰退,压低利率水平,由此带来更多的私人借款和支出。

然而当真正糟糕的事情发生时,中央银行可以把利率压低到零,却仍不足以挽回局势。如我所言,当这种情形出现时,一切规则都将被改变。本章第一篇专栏文章会谈到,“美德变为恶习,警惕伴随着风险,慎重倒成了蠢事”。政府的赤字预算将有所助益,而不是破坏,甚至不会导致利率提高。做得太少比做得太多要危险得多。表面上负责任的行为,如面临大额赤字时降低政府支出,拒绝印刷看似过多的货币,最终会让经济萧条更趋恶化。

上述意见并不容易让经济学家之外的人士接受,包括政客、商业领袖以及有影响力的媒体人等。不过新组建的奥巴马政府中的经济学家非常了解这一理论架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同样如此。奥巴马政府与美联储均基于这种理论认识开展行动,从奥巴马的“刺激”计划到美联储资产规模的大举扩张。可是该刺激计划基本上只是个折中办法,从一开始就能明显看出其规模不足以胜任。

此论断将完整展现在《刺激的算术》一文中,以如下的政治警示作为总结:

我似乎看到了如下景象:为争取更多共和党人的支持,将制订出一份乏力的刺激计划,甚至比我们现在讨论的内容更为乏力。该计划会限制失业的恶化程度,但情况依旧相当糟糕。失业率会攀升至9%的峰值,然后只能缓慢下降。于是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出来说,“看吧,政府支出根本不起作用”。

但愿我的看法是错的。

不幸的是,我没有说错,后面发生的事实的确如此,并且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因为在2010年时,大多数最具影响力的人拒绝了像我这样的人提出的建议。

当然,宏观经济学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却得到了强有力的佐证。2008年之后的事件充分证实了萧条经济学理论架构的预测:大规模财政赤字没有推动利率上涨,大规模货币发行没有带来通货膨胀,某些国家的政府试图通过削减支出保持审慎做法,其经济滑坡反而严重得多。

换句话说,2008年以后的经历是宏观经济分析在学术上的胜利。诚然,胜利的滋味甘苦交织,因为得到良好建议的政客先是三心二意地接受,后来又与之完全背离。我只希望本章收录的评论文章能展示,就研究工作本身而言,我们对重大事务确实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你或许没有注意到,经济消息正变得日趋严峻。形势虽然糟糕,但我认为不至于出现另一次大萧条。实际上,失业率或许不会达到大萧条之后的最高水平(1982年的10.7%),我希望对此再有把握一点。

当然,我们早已回到我所说的“萧条经济学”的领域。我以这个术语表示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状态,常用的经济政策工具——首先是美联储通过下调利率刺激经济的能力——在此时已失去效力。当萧条经济学盛行的时候,通常的经济政策规则将不再适用,此时美德变为恶习,警惕伴随着风险,慎重倒成了蠢事。

要理解我的说法,请考虑下最新一条负面经济新闻的含义:本周四有关新增失业保险申领人的报道说,目前人数已越过50万的关口。尽管是条坏消息,但单独看似乎还说不上灾难。毕竟这与2001年衰退和1990—1991年衰退时达到的数字处于相似区间,而那两次衰退最终证明属于历史上较为轻微的程度,虽然也都用了较长时间才实现就业市场的复苏。

另外在那两次衰退中,对经济走弱的标准政策应对措施,即降低美联储能够最直接影响的联邦基金利率,都是可行的。如今却不然:有效联邦基金利率(不同于因为技术原因而没有实际意义的官方目标利率)在近日的平均水平已下调至0.3%以下。这表明几乎没有降息空间了。

由于不存在进一步降低利率的可能性,我们将没有工具阻止经济下降势头。失业率提高会导致消费支出继续减少,而百思买集团(美国知名电子产品零售商)在本周警告消费支出已经遭遇了重大下滑。疲弱的消费支出将导致企业投资计划缩减,经济走弱则会带来更多工作岗位裁减,引起新的紧缩循环。

为摆脱螺旋式下滑,联邦政府必须提供经济刺激,其形式是扩大支出,并给遭遇困难的人提供更多援助。然而刺激计划的推出不会足够迅速和有力,除非政客与经济官员能够克服若干传统偏见。

偏见之一是对赤字的恐惧。在正常时期,对预算赤字的担心是件好事,财政责任是一种美德,一旦危机过去,我们就得重新温习。可是当萧条经济学盛行时,这种美德会变成恶习,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7年试图平衡财政收支的过早尝试差点扼杀了新政。

偏见之二是认为政策推行应该保持谨慎。这在正常时候说得通:如果不是确有必要,不应当对政策做大幅调整。可是在当前形势下,警惕会伴随风险,因为走向更坏的巨大改变正在发生,行动上的任何拖延都会增加经济灾难加剧的概率。政策反应确实该尽可能精心设计,但时间至关重要。

最后,对于政策目标保持虚心慎重在正常时候是好事,但在当前形势下,因为做得太多而犯错要比因做得太少而不足好得多。如果刺激计划的规模最后超出了需要,其风险是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胀,但美联储随时可以通过提高利率化解这种威胁;而另一方面,如果刺激计划规模太小,则美联储对于弥补这个不足将无能为力。因此当萧条经济学盛行时,慎重反倒成了蠢事。

所有这些对于接下来的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奥巴马政府正式就任的时候几乎肯定要面临比当前更加糟糕的经济形势,例如高盛公司预测,失业率将从目前的6.5%提高到明年底的8.5%。

各种迹象均显示,新政府将推出重大刺激计划。我自己的粗略计算是,需要非常大规模的刺激措施组合,约为6000亿美元的量级。

因此问题来了:奥巴马的团队有胆量提出如此规模的计划吗?

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肯定的回答,新政府的确会有这种胆量。因为对我们当前所处的局势而言,向传统的审慎思维让步将非常危险。

2008年11月14日。





IS-LM纪实


关注本博客和其他消息渠道的若干读者要求对IS-LM理论做一番讲解。这样的要求很合理,因为本博客圈的对话一直属于圈内人的交流,对普通人来说或许有些费解,因此我也一直给自己的发言贴上“书呆子气”的标签。

请注意:IS-LM代表“投资-储蓄”和“流动性-货币”,这对后面的阅读会很有帮助。

你首先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是,有多种正确方式来解释IS-LM理论。因为它是关于若干市场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你的理解可以从多个方向入手,任何一个起点都是可行的。

在这些方式中,我喜欢的一种是:把该理论设想为两种看似矛盾的决定利率水平的观点的调和。第一种观点认为,利率由储蓄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即“可贷资金”的思考方法。第二种观点认为,利率由债券和货币之间的取舍决定,债券会给你支付利息,货币则没有利息,但你可以利用它做交易,所以依靠这种流动性而具有特殊价值,这是“流动性偏好”的思考方法。当然,某些类似货币的东西也会支付利息,但通常不如流动性较差的资产所付利息那么多。

以上两种观点如何能同时成立呢?原因在于我们的讨论至少涉及两个变量,除利率之外,还有经济总量GDP。而GDP的调整能够使满足可贷资金与流动性偏好的利率水平同时实现。

首先来看可贷资金。假设期望的储蓄和投资支出在目前相等,而某些因素导致利率水平下降,那么它是否必然会回到初始水平?未必如此。期望投资超出期望储蓄可能导致经济扩张,从而提升收入水平。由于收入的部分增量会用于储蓄,再假设投资需求不会同步增加,则GDP一定幅度的增长将足以使期望投资与期望储蓄在新的利率水平上实现平衡。

这意味着可贷资金本身不能决定利率水平,而是决定着利率与GDP的一组可能的组合,较低的利率对应较高的GDP。这就是IS曲线的含义。

与此同时,人们需要决定如何配置其财富,也就是在货币与债券之间做取舍。对货币的需求是向下倾斜的,利率越高,人们越愿意为高回报而放弃流动性。我们暂时假设美联储保持货币供给不变,于是利率必然会达到使货币需求等于货币总量的水平。接下来美联储可以通过改变货币供给来调整利率,增加货币供给,利率必然会下降,使人们持有的货币数量增加。

但在此处,GDP的因素也必须考虑进来:GDP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交易,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对货币的需求会相应提高。因此GDP的增加将导致让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相匹配的利率水平必须提高。这说明与可贷资金一样,流动性偏好本身也不能决定利率水平,而是决定着利率与GDP的一组可能的组合,即LM曲线。

由此便得出了IS-LM理论。

图1中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了GDP与利率水平,在这一点上,可贷资金与流动性偏好都能实现平衡。

这一理论有什么作用?首先,它能帮助你避免一些错误看法,例如由于储蓄必然等于投资,则政府支出不可能导致总支出的增加,这立刻就能把我们的认识水平抬高到芝加哥大学某些知名教授认可的观点之上。另外,IS-LM理论还能帮助你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疑惑,例如政府赤字会导致利率提高,从而可能造成经济萎缩的说法。

图1



最令人瞩目的一点是,IS-LM理论竟然对思考目前这种极端情况也大有裨益。私人需求现在大幅下降,即使在利率降至零水平后,经济依然不振。这种情况在图示中会变成图2这样:

图2



为什么LM曲线在零利率水平上保持水平走向?因为如果利率降至零以下,人们会抛弃债券,只持有货币。于是在这一边界水平上,货币只是作为价值储藏手段持有,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失去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

IS-LM理论能对流动性陷阱的场景做出某些预测:政府赤字会让IS曲线向右平移,在流动性陷阱中这不会影响利率水平;而增加货币供给则于事无补。

这正是为什么在2009年初当《华尔街日报》和奥地利学派及其他常见的怀疑派人士惊呼利率会高涨、通胀会失控时,懂得IS-LM理论的人预测说,利率将保持在低水平,基础货币即使扩大至原先的3倍仍不会带来通胀。在我的眼里,那之后的事实发展成了对IS-LM学派的坚实辩护,尽管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使整体通胀有所上升;对惊呼利率和通胀率将高涨的群体则意味着彻底的打脸。

不错,IS-LM理论做了太多的简化,也不能作为最终结论。但它做到了优秀的经济模型应该做的事情:对我们看到的现象做出解释,对特殊情况下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非常有价值的预测。在追踪当前的危机方面,懂得IS-LM理论的经济学家做得比不懂该理论的人好太多。

《纽约时报》博客,2011年10月9日。





刺激的算术


(带学究气但相当重要的议题)

我们正一点点得到奥巴马刺激计划的有关信息,已多到可以对其影响做简略计算。先说结论:我们看到的计划将使今后两年的平均失业率下降不到2个百分点,或许还会少得多。由此让人切实担忧:为争取两党达成共识,即将就任的政府正在有意压低其刺激计划的规模。

从本博客延伸的条目中还可以看到我的具体计算。

这一讨论的出发点是奥肯定律,即实际GDP变化同失业率变化之间的关系。对奥肯定律中的系数的估计值为2~3,我将采用就目前而言较为乐观的估计值2,其含义是为使失业率下降1个百分点,你必须把实际GDP提高约2%。由于美国的GDP约为15万亿美元,这表明必须让GDP每年增加约3000亿美元,才能把失业率降低1个百分点。

如今我们听到的奥巴马刺激计划是在今后两年达到775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3000亿美元为减税,剩余是增加政府支出。我们可以暂定,这相当于每年减税1500亿美元,增加2400亿美元支出。

这些减税和支出会让美国的GDP增加多少?马克·赞迪(Mark Zandi)在economy.com网站上的估算结果被广泛引用,他认为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值大约为1.5,减税的效应估计则很不确定。在奥巴马计划中约占一半份额的工薪税削减是大好事,其乘数效应约为1.29;占其余份额的营业税削减的刺激效果则差得多。

尤其是,基于当前损失而让企业获得过去缴纳税收的返还,看上去非常像一次性转移支付,完全没有刺激效应,而报道说这是奥巴马计划的重要特征之一。

我们不妨大度一点,假设减税的总乘数效应为1。那么奥巴马计划每年对GDP的刺激效应将为:1500亿×1+2400亿×1.5=5100亿美元。既然增加3000亿美元能使失业率降低1个百分点,那么该计划将使失业率从无干预状态下降1.7个百分点。

最后再把该效应同经济展望做个对比。“充分就业”显然意味着失业率降至5%左右——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称,“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AIRU)为5.2%,我觉得该估计过高。目前的失业率约为7%,并在迅速上升。奥巴马本人也说,如果没有刺激措施,失业率可能达到两位数。因此我们可以假设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若没有刺激,未来两年的平均失业率将为9%。那么奥巴马计划将使其降至7.3%,这确实会带来帮助,但也很容易被批评者说成是失败。

此时我们需要考虑政治因素。这一计划确实远远落后于强烈刺激措施支持者期待的规模,而且似乎为了争取共和党人的支持票而制订。即使该计划能在参议院获得预期的80张赞成票(这令人怀疑),在杜撰渲染之下,它给人留下失败感受的责任最终仍将落到民主党人头上。

我似乎看到了如下景象:为争取更多共和党人的支持,将制订出一项乏力的刺激计划,甚至比我们现在讨论的更为乏力。该计划会限制失业的恶化程度,但情况依旧相当糟糕。失业率会攀升至9%的峰值,然后只能缓慢下降。于是米奇·麦康奈尔出来说,“看吧,政府支出根本不起作用”。

但愿我的看法是错的。

《纽约时报》博客,2009年1月6日。





奥巴马缺口


“我不相信已经来不及改变路线,但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大胆行动,情况的确会如此。如果无所作为,这一经济衰退可能持续很多年。”

当选总统奥巴马于周四做了上述表态,以解释为什么美国需要对经济下滑做出非常积极的应对。他是对的。目前我们面临大萧条以来最危险的经济危机,而且很容易陷入漫长的低迷期。

可惜奥巴马开出的处方不足以配上他的诊断。奥巴马拟订的经济计划并不像他谈论经济威胁的言辞那般强势。事实上,该计划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美国的经济规模有多大。如果有足够的需求,美国会在今后两年生产出价值超过30万亿美元的产品与服务。但随着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双双下滑,美国经济的产能同它能够卖出的规模之间正在出现巨大的缺口。

而奥巴马计划完全不足以填补这一“产出缺口”。

本周早些时候,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了对政府预算和经济前景的最新分析,该机构称,如果没有刺激计划,失业率可能在2010年早期升至9%以上,并在之后若干年维持高位。

补充两句,这一预测虽然残酷,相比其他某些独立预测其实还算乐观。奥巴马先生自己也曾说,若没有刺激计划,失业率可能达到两位数。

但即使国会预算办公室也说,“今后两年的经济产出平均而言将比潜在水平低6.8%”。也就是说相当于2.1万亿美元的产出损失。奥巴马在本周四则宣称,“我们的经济产出可能比充分潜能要少1万亿美元”。嗯,他实际上是低估了。

要弥补超过2万亿美元的缺口——假如预算办公室的估计被事实证明过分乐观的话,或许还要多得多——奥巴马先生提出的7750亿美元的计划明显不够。

当然,财政刺激有时能产生“乘数”效应:除了直接效应(例如对有需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还可能带来更多间接效应(如通过增加收入带来更多的消费支出)。通行的估计认为,1美元的公共支出会使GDP增长约1.5美元。

可是奥巴马计划中仅有约60%是公共支出,其余部分是减税,而许多经济学家对于这些减税(特别是给企业的减税)会给支出带来多大促进心存怀疑。若干民主党参议员显然也有类似的疑问。无党派的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的霍华德·格莱克曼(Howard Gleckman)用近期发表的一则博客标题对此做了总结:“很多的钱,但并不惊艳”。

所以结论是,奥巴马的计划似乎不足以填补即将出现的产出缺口的一半,最后很可能仅能完成预想任务的不到1/3。

为什么奥巴马先生不尝试多做一些呢?

是因为害怕负债限制了计划规模吗?大规模政府借款确实存在某些危险,本周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预计,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2万亿美元。然而若不能挽救美国经济,情况将更加危险。当选总统在本周四有力而准确地谈到了无所作为的后果:我们真的面临陷入漫长的日本式通缩陷阱的危险。可是有作为但力度不够的结果也强不了太多。

是因为缺乏支出用途限制了计划规模吗?万事俱备类型的公共投资项目确实数量有限,也就是说那些能够快速启动,能在近期给经济带来促进的投资。但还有其他类型的公共支出可以在将来有需要的时候给经济提供帮助,尤其是医疗方面的支出。

还是说,是因为政治上的谨慎而限制了计划规模?上月的媒体报道表明,奥巴马方面非常在意把计划的最终报价压低到政治上很敏感的万亿美元水平之下。还有某些迹象显示,该计划之所以把大规模企业税减免纳入其中(增加了计划的成本却对经济刺激作用不大),是为了赢得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的支持。

无论做何种解释,奥巴马计划对美国经济的需要来说都是不够的。虽然说1/3的面包聊胜于无,但眼下我们似乎正面临两个重大经济缺口:美国经济潜力与可能产出之间的缺口,以及奥巴马对经济形势的严峻判断与令人略感失望的刺激计划之间的缺口。

2009年1月8日。





刺激悲剧


自奥巴马总统把《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这一刺激计划签署生效以来,5年已经过去。随着时间流逝,该法案所起的巨大作用已被充分证明。它帮助美国经济止住了下滑,创造和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并留下了重要的公共和私人投资遗产。

但它同时又是一场政治灾难。这一政治灾难的后果——给人们带来了刺激政策失败的感受——始终笼罩着之后的经济政策。

刺激的缘由在于,我们当时面临总支出的严重不足,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破灭给经济造成的冲击极其剧烈,以至于通常情况下能通过下调短期利率抑制衰退的美联储已无法独力应对。所以刺激的理念是提供暂时的经济拉动,一方面增加政府的直接支出,另一方面通过减税和公共补贴来促进居民收入,进而推动私人支出的增加。

反对刺激计划的人激烈地辩称,赤字支出将导致利率飙升,“挤出”私人投资。而支持者回应说,挤出在经济运行接近充分就业时才真正是问题,而在产能与储蓄大量过剩的严重衰退经济中则不会发生。刺激计划的支持者说对了,利率非但没有飙升,反而跌至历史级的低水平。

关于刺激计划的作用有哪些积极证明?这个问题较为棘手,因为我们不容易区分复苏法案的影响同当时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一些非常细致的研究仍发现了它对就业和产出带来强劲促进作用的证据。

我要指出,更重要的是欧洲的巨型天然实验能让我们看到政府支出剧烈变化的效应。如你所知,不是所有欧元区国家都必须执行严厉的财政紧缩,即刺激的反向操作。如果刺激计划的反对者对世界经济运行的看法正确,那么紧缩计划就不会造成严重的负面经济影响,因为政府支出减少会因为私人支出增加而被抵消。但事实上,紧缩计划导致产出和就业出现了糟糕乃至灾难性的下降。在采取严厉紧缩政策的国家,私人支出不升反降,放大了政府支出收缩的直接效应。

因此所有证据都表明,奥巴马刺激计划产生了巨大的短期积极效应,同时也有确实的长期收益:各种类型的大规模投资,从绿色能源到电子医疗记录,等等。

那么为什么每个人——或者更准确地说,除认真研究过该议题的人之外的每个人——都以为该刺激计划是场失败呢?因为在刺激计划生效以后,美国经济的表现依旧不佳,尽管不是灾难,但仍然乏力。

原因并不神秘:美国仍在消化大规模房地产泡沫的残余影响。即使到现在,住房仍只有部分复苏,而消费者依然被泡沫年代积攒的庞大债务所拖累。奥巴马刺激计划规模太小,实施时间太短,不足以克服如此严重的后果。

需要指出,这并非是在事后找借口。许多读者知道,我在2009年之初就对此颇为抓狂,警告说复苏法案的规模太小,而且由于成事不足,该法案最终会败坏刺激政策的理念。结果不幸言中。

关于奥巴马政府是否本可以推出规模更大的刺激,有过很长时间的争论。让事情雪上加霜的一点是,奥巴马政府基于金融体系恢复信心后美国经济可望迅速反弹的错误假设对形势过分乐观的估计。

当然这一切都已随风而逝。关键之处在于,2010年之后的美国财政政策完全走错了方向。由于刺激计划的挫败感,就业创造的议题几乎从华盛顿的内部圈子里消失,代之以对预算赤字的过分关注。曾因为复苏法案以及食品券和失业金等社会保障计划而暂时扩大的政府支出,随即开始下降,其中对公共投资的削减最为严重。这种反刺激措施毁掉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

换句话说,对刺激计划的整体叙事是一场悲剧。一项好的政策措施,因为还不够好而最终被当作失败,并为极具破坏性的错误转向铺平了道路。

2014年2月20日。





6 经济学的危机





糟糕理念的代价


关于经济学家对任何议题都缺乏共识,有很多笑话。这些玩笑大多数有失公正,要我说,因为人云亦云而接受某些观念的跟风行为,通常是比达不成统一意见更严重的问题。当然,专门研究衰退、复苏、通胀与其他总量经济问题的宏观经济学,确实是个分歧巨大的学科领域。

上一章开篇收录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宏观经济学的一类派别——从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著述延续下来——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若干年里表现得很不错。但还有另外一类宏观经济学派别,秉持截然不同的理念。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的几个月里,不同思想学派之间的分歧变得非常严重,甚至在我看来造成了破坏。

在学术圈内,这两个学派经常被称作“咸水派”和“淡水派”,因为或多或少倾向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集中于沿海的美国大学,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人汇聚于内陆。我的《经济学家怎么会错得这样离谱?》一文将较为详细地历数不同学派的分歧,这里只是简单讲两句。

故事要从大萧条说起,那场经济浩劫让众多知识分子把资本主义判定为失败的体制。但以凯恩斯为首的某些经济学家提出,失败的原因比马克思主义者坚信的看法要简单得多,而且非常浅显,只需要技术层面的方案即可加以解决。凯恩斯坚称“我们只是遇到一个磁电机故障”,而不是整个引擎都坏掉了。

凯恩斯还宣称,他的研究带有“温和的保守主义”色彩。经济下滑可以用适当的政府政策予以调控:用低利率应对较轻微的衰退,用财政赤字应对更严重的下滑。在这些政策之外,经济生活的其余大部分仍可以留给市场处理。事实上,这一立场不妨称之为自由市场凯恩斯主义,它后来基本成为美国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尤其是在保罗·萨缪尔森的奠基性教科书于1948年出版后。

然而,保守派人士对这套理论并不满意。他们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看作楔子的尖角:一旦容许政府在抗击衰退中发挥作用,你或许就会接受政府角色在一般事务上的扩张。他们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负隅顽抗,试图阻止在大学讲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但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位更老练的卫士。米尔顿·弗里德曼接受了大萧条是需求不足问题的凯恩斯主义观点,但他提出,这可以用比凯恩斯的建议更有限、更技术性的政策来防止:只需要控制国家货币供给的美联储做出承诺,把货币供给保持在缓慢而稳定的增速上,严重的经济下挫就不会发生。

弗里德曼还认为,尽管政策措施可以防止短期内出现极高失业率,却不能持续把失业率维持在低水平,因为这会导致通胀加速。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被广泛视为对此观点的佐证。

不过以上说法仍不能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满足。他们认为,如果人们是完全理性的,则弗里德曼经济学也不会发挥作用:货币供给变化即使在短期也不会促进就业,特别是降低通胀的措施并不(像弗里德曼认为的那样)一定带来失业率的暂时提高,这些从逻辑上讲确实是成立的。

可尴尬的是,事实拒绝承认上述分析。我在《80年代的表演》一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重大反通胀措施实际上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衰退,程度为30年代以来之最,只有2008年危机可以比拟。

接下来发生了有趣的事情。有一半的宏观经济学家,即咸水派认为,这证明凯恩斯主义虽然需要更新,但仍包含大量真知灼见。而另一半人则说,假如事实与他们的理论不符,则他们需要重新解释事实,只要捍卫自由市场的信仰,就不惜做任何认识上的扭曲。

这样的理论分歧有意义吗?淡水派宏观经济学对政策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如我在《糟糕的信仰、感染力与共和党经济学》中所述,政治上的保守派喜欢从纯粹的写手而非任何派别的真正学者那里寻找建议。可是淡水派的学者确实又把水搅浑了。当决策者需要弄清楚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时,他们听到的是一片噪声。

最后,还有一篇文章是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这是个古怪的学说,基本上只是前一章介绍过的IS-LM理论的一个特例,加上几个新的混乱说法。但其拥趸对此并不清楚,他们以为自己得到了深刻的全新创见。有少数进步派政客已对其半信半疑,我在争取让他们抛弃之。





被神话的70年代


马特·奥布莱恩(Matt O'Brien)或许说对了,他认为,迈克尔·金斯利(Micheal Kinsley)以及其他若干对政策有现实影响的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仍旧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但我很厌恶关于60岁老人的那些事情……

然而实际情况甚至比马特讲的还糟糕。因为那些人作为警世寓言铭记的70年代,同真实发生过的70年代大相径庭。

在精英的神话中,70年代的危机起源(与我们当前危机的所谓起源一样)在于各种过度之举:过多的债务,庞大的福利国家对慵懒的无产者的过分溺爱。因此1979—1982年的痛苦是必须要还的债。

这些全都与真相相去甚远。

当时并不存在赤字财政问题:70年代,政府债务水平较低,同GDP的比值保持稳定或下降。福利计划参与者的人数增加或许构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但并不存在广泛的福利制度失控。要知道,如今的右翼人士在抱怨“索取者国度”时还往往拿70年代的低抚养率作为比较基准。

我们当时遇到的其实是工资—价格螺旋:劳动者要求大幅加薪(在那些日子里工人们真正有实力提出这种要求),因为预期会有较高通胀;企业则会提高产品售价,因为成本在上涨;严重的石油冲击使这个过程变本加厉。它主要是自我实现的预期的作用,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打破螺旋。

那为什么当时还需要发生一场可怕的经济衰退呢?并非是为过去赎罪,而只是作为给经济活动降温的一种办法。曾有人——我确信是马丁·贝利(Martin Baily)——这样描述通胀问题:好比足球比赛里所有人都站起来,想把现场看得更真切,结果却让每个人都不舒服,又没有人能获得更好的视野。衰退实际上相当于把足球比赛暂停下来,直到所有人重新就座。

当然区别在于,这一暂停毁掉了数百万的工作岗位,浪费了数万亿美元产出。

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设法把所有相关方都请进一间屋子,然后说:看吧,必须使通胀停下来;工人们得下调工资要求;企业得取消涨价;至于我们,我们同意不再印刷钞票,给一切画上句号。靠这办法,你可以在不引起衰退的情况下实现价格稳定。在某些有压制力的小国,一定程度上确实发生过这种事情。比如以色列在1985年的稳定化行动。

但美国不像那样,而是决定采用艰难且残酷的方式。那绝不是一场政策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绝望的忏悔。

该行动在抑制通胀方面奏效了,但其中的某些神话内容与70年代的其他神话一样虚假。美国并没有就此恢复充满活力的生产率增长,那要等到90年代中期才出现。60岁的老人应该还记得,沃尔克反通胀行动后的那个10年,我们仍深陷于全国性的恐惧中,还记得“冷战结束,日本获胜”的老笑话吗?

如果以70年代的教训作为今天政策的基础,那已经够糟了。而如果以从来不存在的被神话的70年代作为今天政策的基础,将使我们雪上加霜。

《纽约时报》博客,2013年5月19日。





80年代的表演


我在牛津大学参与了多次谈话与炉边讨论,其中经常提及的一件事是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那不是你经常听到的说法。一般说70年代才具有神话般的地位,并时常被通胀忧虑者们提及。而80年代如果会被提到,则是作为供给学派经济学掌握了真理的证据。可是80年代早期真正发生的事情却决定性地驳斥了卢卡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尽管许多地方对此持否认态度。

对我说的内容感到好奇的人需要知道:70年代,以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宏观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极有影响力的理论,反对任何积极干预政策。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基于卢卡斯模型的一个论断,即只有出乎意料的货币政策变化才能产生实际效果。而只要人们弄清楚了情况,例如他们知道了中央银行的目标是降低通胀率,则价格和工资就会主动做出调整,不需要持续造成高失业。

然而80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中央银行——其中最知名的是美联储,也包括支持撒切尔夫人的英格兰银行和其他国家的央行——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以压低通胀。但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严重衰退,失业率飙升,持续时间远远超过出乎意料的货币冲击理论可能给出的任何解释。

这是对凯恩斯主义派经济观的强有力证明,因而80年代事实上是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回归作为标志事件。不过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把自己埋得太深,长期贬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毫无意义,甚至宣告其早已死亡。由于无法回头,他们只能越陷越深,尽管所有迹象都显示货币政策没有任何实际效果,他们仍坚称那全是技术性冲击。

如果不去管那一半宏观经济学家,对我们其他人而言,在决定政策态度方面,80年代与70年代同样重要。可以说,70年代暴露了政策的局限性,而80年代表明这些局限性也不能过于强调。所以,货币政策(以及某些条件下的财政政策)依然是稳定经济的强有力工具。这一认识迄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纽约时报》博客,2014年5月19日。





经济学家怎么会错得这样离谱?


一、误以美为真

如今的人们很难相信,就在不久之前,经济学家还在为自己研究领域的成就洋洋得意。他们自以为取得的这些成就涉及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给经济学家的职业开辟了一个黄金时代。在理论方面,他们认为内部的纷争已经解决,于是在2008年发表的《宏观经济学的状况》(所谈话题是研究衰退等大问题的宏观经济学)一文中,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如今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宣称,“宏观经济学的状况良好”。他指出,过去的争论已经结束,出现了“广泛的观点融合”。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学家则相信事情已尽在掌握: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宣称,“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课题已经攻克”。2004年,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如今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提出,过去20年间经济波动的“大缓和”值得庆贺,他本人也从改进经济政策制定的角度为此做出了贡献。

然而到了2008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预见到了这场危机的降临,不过预测的失败对这个研究领域而言却是最次要的问题,更深刻的缺陷在于这个行当里的人们对于市场经济发生灾难的可能性全都视而不见。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中,金融学家越来越相信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也就是说,股票和其他资产的定价总是正确的。在流行的研究模型中,根本没有2008年发生的那种经济崩溃出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学家内部的看法虽然还不统一,但主要分歧仅存在于如下两派之间:一派坚持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从来不会偏离正道,而另一派尽管相信经济有可能不时会出现偏差,却也以为在全能的美联储的干预下,任何与繁荣之路的重大偏离都能够并且将会很快得到纠正。这两派都不准备接受一个在美联储的最理想干预下仍然可能误入歧途的经济体。

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家的路线之争变得空前激烈。卢卡斯说,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次品经济学”(schlock economics)的产物,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约翰·科克伦(John Cochrane)也说,这些计划的理论基础都是些虚幻的“童话”。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布拉德·德龙做出的回应则指出了芝加哥学派在学术上的崩溃。我本人也曾在文章里提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的评论乃是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许多来之不易的古老真知灼见被人们遗忘了。

经济学家这个行当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这个行当之所以误入歧途,原因在于经济学家总体来说错误地用漂亮的数学模型装饰的美代替了对真的追求。在20世纪的大萧条到来之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资本主义视为完美或接近完美的经济体制,这样的观念在大规模失业面前难以为继。可是随着大萧条的记忆逐渐淡去,经济学家又重新坠入古老的理想化经济观的情网,在那种理想化的经济体中,理性的个人在完美的市场中相互作用,只不过这次多了些神奇的方程式作粉饰。可以确信,与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再续前缘,部分原因来自政治风向的调整,部分原因来自经济利益的刺激。当然,尽管胡佛研究所资助的学术假期和华尔街提供的工作机会都不可小觑,但经济学研究遭遇失败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这个职业领域过于强调无所不包、追求精美的方法,过于希望给学者提供炫耀自己数学天赋的机会。

不幸的是,这种高度浪漫和纯化的经济观导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忽视了所有可能出现偏差的问题。对于经常带来泡沫和崩溃的人类理性的局限,对于制度失控的弱点,对于可能给经济运行系统带来不可预测的突然冲击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缺陷,对于监管者自己对监管缺乏信心时会产生的危险,他们全都闭上了双眼。

要判断经济学家这个行当将走向何方,则是个远为困难的课题。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学家必须努力适应混乱不堪的局面,也就是说,他们将不得不承认经常属于不可预测的非理性行为的重要性,不得不直面市场中经常出现的特定缺陷,不得不接受精巧的“大一统”经济学理论还远在天边的现实。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这将意味着对经济政策的建议需要更加谨慎,并且克制出于市场自身会解决一切问题的信念而取消各种安全机制的欲望。

二、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再回潮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通常要归功于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在接下来的160年间,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蓬勃发展,其核心思想是:相信市场。经济学家固然也承认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其中最重要的例子莫过于“外部性”,其含义是指某些人的行为给其他人造成了负担,却并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例如交通阻塞或者环境污染等现象。然而,“新古典经济学”(这个术语来自19世纪后期那些把“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提升为精炼理论的学者)的基本假设还是说,我们应该对市场体制充满信心。

不过,这样的信心却被大萧条粉碎了。当然,即便面对全盘崩溃的局势,仍然有某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市场经济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例如,约瑟夫·熊彼特在1934年(那是什么年代!)还宣称“萧条不能被简单地当成坏事……而是某些必须要做的事情的表现形式”。但是,当时的许多(最后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却接受了凯恩斯的看法,寻求对当时场景的原因解释和未来衰退的应对办法。

可能与你听说的不同,凯恩斯并不希望由政府来负责经济的运营。对自己在1936年问世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所做的分析,他认为“带有温和的保守主义指导意义”。凯恩斯是希望修补资本主义制度,而非取代之。不过他的确挑战了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在没有看护人的情况下正常运转的观念,尤其是对金融市场表达了蔑视,他认为这个市场被短线投机所操控,很少顾及基本面。于是他呼吁用积极的政府干预,即印制更多的钞票,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大量投资公共工程,以应对衰退期的失业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凯恩斯的贡献绝不限于提出大胆的主张,他所著的《通论》带有深刻的见解,其中的分析折服了当时那些最杰出的年轻经济学家。然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发展,很大程度上却是一个从凯恩斯主义的立场撤退、回归新古典经济学的故事。新古典传统的复苏最初源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在1953年,他就断言新古典经济学对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的描述“既能结出极其丰硕的成果,又值得完全信任”。只是如何解释经济萧条的问题呢?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反击始自所谓的货币学派理论。货币学派在原则上并不否认市场经济需要有意识的调节,例如弗里德曼就曾说过,“我们如今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当然他后来声明这句话不能断章取义地理解)。不过这个学派却强调,要防止经济衰退的发生,采取些非常有限的政府干预形式就已足够,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中央银行的操作使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量(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保持稳定增长。弗里德曼及其合作者安娜·施瓦茨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论点,假如美联储的工作做得足够好,大萧条本来就不可能发生。弗里德曼后来还引人注目地反对政府将失业率压缩到“自然水平”(在目前的美国被认为是4.8%左右)之下的任何有意而为的努力。他预测说,过度的经济扩张政策将导致通胀与高失业率同时降临,这一预测被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所证实,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反凯恩斯主义运动的声望。

但最后,反凯恩斯主义运动却远远超越了弗里德曼本人的立场。与其继承人的言论相比,弗里德曼的观点甚至会显得相对很温和。在金融学家那里,凯恩斯将金融市场视为“赌场”的轻蔑被“有效市场”理论取代,这一理论声称,金融市场对资产的定价总是能真实地反映既有的信息。同时,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衰退的时候也完全抛弃了凯恩斯的框架。有人回到熊彼特及其他大萧条辩护者的立场,把萧条理解为好事,是经济体为了适应变化所做调整的一部分。即使那些不愿意走得过于极端的人也认为,对抗经济衰退的任何尝试所起的作用都会弊大于利。

并非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都愿意走上这条道路:许多人成了自诩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仍然相信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不过他们也大多接受了投资者和消费者具有理性、市场通常能正常运转的看法。

当然,潮流中还是有另类出现:部分经济学家挑战了理性行为的假设,对金融市场值得信任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并指出金融危机有着漫长的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不良记录。只是这些人是在逆潮流而动,已无法扭转当时泛滥成灾、如今看来却十分愚蠢的自满情绪。

三、过分骄傲的金融学

在20世纪30年代,出于显然的原因,金融市场的名声并不好。凯恩斯将其类比为“在报纸举办的竞赛中,参赛者需要从100张照片中挑选出6张最漂亮的脸孔,优胜奖将授予和参赛者总体上的平均偏好最接近的选手;于是,每位参赛者应该选择的就不再是他本人以为最漂亮的脸孔,而是他猜想其他参赛者最有可能喜欢的脸孔”。

凯恩斯认为,投机者在金融市场中把时间花在追逐其他人的时髦选择上,因此让这样的市场决定重要的商业决策是很糟糕的想法:“当某个国家的资本投资成为赌博活动的副产品之后,这样的工作肯定做不好。”

可是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对金融市场的有关研究似乎被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博士支配了,这位博士坚持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最好的一个。有关投资人的非理性、泡沫、破坏性投机的讨论在学术界完全消失,这个学科由“有效市场假说”主导,其含义是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完全是公众可获得的所有信息反映出来的内在价值,其“布道”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例如,给定某公司的盈利水平、商业前景等各方面的信息,股票价格总能准确反映该公司的价值。到20世纪80年代,以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为代表的金融学家又提出,由于金融市场总是能正确地定价,因此,公司领导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经济)就应该是让自己公司的股票价值最大化。换句话说,金融学家相信,我们应该将一个国家的资本运转交给凯恩斯所比喻的“赌场”。

很难说经济学研究出现的这一趋势变化是由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造成的。的确,对于1929年的记忆在逐渐消退,但牛市依然不断出现,过度投机的传说盛行,然后又是熊市的到来。例如在1973—1974年,股票价格曾下跌了48%。而在1987年的股灾中,道琼斯指数又因为不明所以的原因在一天之内下挫了近23%,这些事件本来应该使人们对市场的理性产生某些疑虑。

但事实上,这些在凯恩斯眼里或许能证明市场不可靠的重大事件,却丝毫没有弱化一个优美的理论观念产生的巨大力量。金融学家在每个投资者都会理性地平衡风险与回报的假设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理论模型,也就是所谓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它非常精美,而且假如你接受其假定,这个模型的用途也会极其广泛。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但能告诉你该如何选择投资组合,而且从金融业的角度看,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告诉你该如何对衍生产品(对收益权的收益权)定价。这个新理论的优美特征和显著实用性给其创立者带来了一系列诺贝尔奖,另外该理论的许多专家还获得了众多较为世俗的奖励:借助新的模型和强大的数学技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更高级应用需要物理学家层级的运算能力),温文尔雅的商学院教授得以跻身华尔街的高级技术人才之列,也拿到了华尔街层级的薪酬。

客观地说,金融学家并不仅仅是由于其优美、实用和回报丰厚而接受有效市场假说,他们也提供了大量的统计分析证据。这些证据初看上去很有说服力,实际上很有局限性。金融学家很少会问那些看上去非常浅显其实却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某项资产的价格相对于盈利水平等真实经济的基本面数据是否有参考意义。相反,他们只会考虑,相对于其他资产的价格,某项资产的价格是否具有参考意义。如今已成为奥巴马政府主要经济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曾经用“调味番茄酱”的寓言来揶揄金融学家,说他们“证明了两夸脱装的调味番茄酱的销售价格恰好是一夸脱装的调味番茄酱的两倍”,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调味番茄酱的市场具有完美的效率。

不过,无论是这样的嘲讽还是耶鲁大学罗伯特·希勒等经济学家所做的更有礼貌的批评,都未能产生足够的影响。金融学家继续坚信自己的理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许多做实际经济决策的人同样如此,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他很长时期以来一直是放松金融监管的支持者,他之所以拒绝限制次级贷款和控制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很大程度上正是出自现代金融学对市场的一切尽在掌握的迷信。2005年发生过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在庆贺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任职的研讨会上,某位勇敢的、名叫拉古拉迈·拉詹(令人惊讶的是他也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来宾提交了一篇带有警告性的论文,提示说金融体系在当时的风险水平已接近危险程度,却遭到了几乎所有在场人士的嘲笑。顺便说一下,其中包括萨默斯,他也把拉詹的警告当作“误导”。

然而到2008年10月,格林斯潘却承认他陷入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之中,因为原有的“整座理论大厦”都已“坍塌”。由于这一理论大厦的坍塌同时伴随着真实市场的崩溃,结果自然是严重的经济衰退。从许多指标看,我们目前遇到的都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衰退。政策制定者该如何行动呢?不幸的是,本来应该为应对经济滑坡提供明确指导的宏观经济学自身也陷入了迷惘。

四、宏观经济学的麻烦

“我们自己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在控制一台原理尚未弄清的机器时犯下了大错。其结果是,我们走向繁荣的机会可能要因此耽误一段时间,或许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凯恩斯在《1930年大滑坡》(The Great Slump of 1930)的文章中的论述,他当时试图解释席卷世界的经济灾难。而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机会确实也被耽误了很长时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彻底结束了大萧条。

为什么凯恩斯对大萧条的“巨大混乱”的诊断在当初那么具有说服力?又是为什么从大约1975年开始,经济学家就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价值划分成了不同阵营?

我打算借用一个真实同时又有寓言性质的故事来解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一个小规模的紊乱却可以影响到整个经济。这就是国会山保姆合作社的例子。

这个合作社遇到的问题是1977年发表在《货币、信贷和银行季刊》上的一篇文章介绍的。合作社是一个包含大约150对年轻夫妇的组织,加入该组织的夫妇都同意,在有人需要晚上外出的时候帮助对方照顾小孩。而为了确保每对夫妇都能公平地分享保姆服务,该合作社引进了一套凭证系统:用硬纸板制作了某种票证,每张票可以让持有人享受半小时的保姆服务。会员在最初加入的时候会收到20张票证,在退出该组织的时候要返还相同数量的票证。

不幸的是,结果表明该合作社的会员平均来说希望持有超过20张的票证,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需要预防连续多个晚上外出的情况。结果导致,只有比较少的人愿意外出并支付票证,而很多人却希望给别人提供保姆服务,然后可以增加自己的票证储蓄。可是,只有当有人晚上外出的时候,才会出现保姆服务的机会,因此保姆的工作就较为难找,这将进一步导致合作社的会员更加不愿意外出,保姆的工作机会也更加稀缺……

简而言之,该合作社陷入了衰退。

那么,你该怎样理解这个故事呢?不要将其当成愚蠢或不足挂齿的小事,因为自从亚当·斯密从制针厂的案例观察经济进步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借用小事来思考宏大问题,而且这样做是对的。问题在于,以上那个特殊案例的衰退源自需求不足,即没有足够多的对保姆的需求给所有愿意提供保姆服务的人带来工作机会,这是否反映了现实的经济衰退的本质?

40年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这个解释,但自那之后,宏观经济学便分流成两大派系:一派是咸水派经济学家,主要来自美国沿海地区的大学,他们或多或少支持凯恩斯有关经济衰退的解释;另一派是淡水派经济学家,主要来自内陆的大学,他们认为凯恩斯的观点没有价值。

淡水派经济学家本质上是纯粹的新古典主义者,他们认为所有有价值的经济分析都源自人是理性的以及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在保姆合作社的案例中却被破坏了。在他们看来,普遍出现需求不足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价格的变动总会使供需达到均衡。假如人们需要更多的保姆票证,这些票证的价格就会上涨,例如从每张代表半小时提高到每张代表40分钟,或者说,提供一个小时的保姆服务所需的票证数量会从两张减少到1.5张。这样一来,问题就能自然得到解决:流通中的票证的购买力将会提高,人们将会感到没必要储存更多票证,因此也不会有衰退。

只是在经济衰退期间,人们看到的现象不就是没有足够的需求使所有愿意工作的人得到就业机会吗?淡水派经济学家会说,表面上看到的现象可能具有欺骗性。在他们眼中,精巧的经济学已证明需求的全面萎缩不可能发生,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芝加哥大学的科克伦就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然而经济衰退的确发生了,那又是为什么呢?在20世纪70年代,淡水派宏观经济学家的领头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提出,衰退是由于短期认识上的混乱所致:因为工人和企业都难以分辨自己面临整体价格的膨胀或萎缩,以及他们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