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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首席设计师:乔纳森传(窥探苹果产品设计背后的灵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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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3
Publisher:
chenjin5.com 海量电子书免费下载
Language:
chinese
ISBN 13:
9787508643182
ISBN:
5f101c11-095e-4180-932d-3550ee435159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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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传





[美]利恩德· 卡尼 著

汪琪 岳卉 王文雅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纳森传 /(美)卡尼著;汪琪,岳卉,王文雅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

书名原文:Jony Ive:the Genius Behind Apple’s Greatest Products

ISBN 978–7–5086–4318–2

I. ①乔… II. ①卡… ②汪… ③岳… ④王… III. ①艾夫,J. -传记 IV. ①K837.1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8137号

Copyright©2013 by Leander Kahney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rtfolio,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乔纳森传

著 者:[美] 利恩德· 卡尼

译 者:汪 琪 岳 卉 王文雅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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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妻子特蕾西和我们的孩子

——内丁、米洛、奥林和莱尔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学生时代

第二章 英国的设计教育

第三章 伦敦的生活

第四章 初到苹果

第五章 乔布斯重返苹果

第六章 捷报频传

第七章 铁幕背后的设计工作室

第八章 iPod 的设计之道

第九章 生产、材料和其他事

第十章 iPhone的诞生

第十一章 iPad

第十二章 一体成型无处不在

第十三章 苹果公司最具有价值的专家

致谢

插图

资料来源

图片来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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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次遇到乔纳森·艾夫,他就帮我保管了一整晚的背包。

那是在2003年Macworld大会期间一个傍晚的聚会上。作为一名为《连线》杂志(Wired)东奔西跑的临时记者,我当然清楚他的身份:乔纳森·保罗·艾夫(Jonathan Paul Ive)——全球设计界的顶尖人物。

他竟然乐意和我聊天,这让我很惊讶。

我们很快发现了彼此的一些共同点:都爱喝啤酒,都为文化冲击感所困扰,还都是住在旧金山的英国移民。乔纳森的妻子希瑟·佩格(Heather Pegg)也在场,我们三个人共同追忆了那些英国的小酒馆,谈论了那些了不起的报纸,还一起对英国音乐[尤其是时尚舞曲(electronic house music)]唏嘘不已。然而,几杯酒下肚,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约会,而且已经晚了。我匆匆离开,完全没有意识到背包落在了那里。

过了午夜,我在城市另一头的一个酒吧里找到了乔纳森。看见他时,我发现他的肩膀上竟然挂着我的背包,这让我又惊又喜。

全球最著名的设计师竟然会把一个丢三落四的记者的背包随身携带了一整晚,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然而今天再次回想这件事,我明白这就是乔纳森·艾夫的行事风格。他专注于整个团队、他的合作者,尤其专注于苹果公司。对于乔纳森来说,工作就是一切——然而,每当他谈论起工作时,提到的总是团队,而不是自己。

几个月之后,2003年6月,在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Apple's Worldwide Developers Conference)上,我再次遇到了乔纳森。当时,史蒂夫·乔布斯正在推广Power Mac G5——一款采用了铝制外壳的高性能台式电脑,而乔纳森正在和两三个看起来很八卦的女公关代表聊天。乔布斯的发言结束之后,我走到了乔纳森的身边。

他微微一笑,然后对我说:“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我们握了握手,他用和善的语调问我:“最近不错吧?”

而此时此刻,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提及那个背包。

最后我问他:“我能采访你一下吗?”听到这句话,站在一旁的公关代表们齐刷刷地摇了摇头——苹果一向是以保密性著称的,而乔纳森却说:“当然可以。”

; 他带我去了一个附近的展台,并给我展示了一个模型。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想做个简短的片段式访谈而已。然而,乔纳森就自己最近的成果,做了长达20分钟热情洋溢的独白,这期间我几乎一句话都插不上。他滔滔不绝,因为设计正是他的热情所在。

Power Mac G5的外壳由一整块巨大的厚铝片制成,看起来就像一个用灰色金属制成的隐形轰炸机。这种准军事化的外表非常切合那个时代:那时正逢“兆赫战争”(Megahertz Wars),苹果和英特尔正为高速芯片互相竞争,制造商们纷纷推广自己产品的计算能力,而苹果则声称自己的这款卓越产品是其中最强的。但乔纳森却没有提到芯片的问题。

“这一款可费了我们不少劲儿,”他说,简约是设计这些机器时要遵循的总原则,“除了绝对必要的配件,其他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但是,消费者们不会留意到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回到起点:我们需要这个部件吗?能让这个部件行使四个部件的功能吗?就这样,我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简化的过程。如果这种设计可以达到预期效果,不仅设备的生产过程能够得到简化,人们使用起来也更方便了。”

简约与简化?在当时的高科技行业里,这可不是轻松趣谈。在新产品中,生产商们都在努力添加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而不是把它们都去掉。但是,乔纳森的想法却完全相反。虽然简化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方法,而且是设计的基本理念之一,但在2003年,乔纳森的想法听起来有点不切实际。后来我才意识到,在旧金山6月的那个早上,乔纳森向我透露了揭开苹果创新秘密的重要线索。正是基于简化理念,苹果才完成了这么多奇迹般的突破,变成了领航世界的企业之一。

当史蒂夫·乔布斯将两人的合作成果——包括苹果的标志性产品iMac、iPod和iPad推广给大众时,乔纳森从来都只是心满意足地站在一旁。他的思维与设计方式给苹果带来了巨大突破。作为公司工业设计部的高级副总裁,他已经变成了塑造信息化社会,重新定义人们工作、娱乐和交际方式的无与伦比的力量。

那么,这个毕业于英国艺术院校、患有阅读障碍的英国少年是如何变成世界顶尖的技术创新者的呢?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看到一个才华横溢又不失谦逊的人,一个沉溺于设计以至于废寝忘食的人。毫无疑问,他深远的洞察力让你我的生活模式焕然一新。





投影仪的液压式吊架装配得非常完美,折叠的设计几乎让人惊叹。我能看到乔纳森身上散发出最初的才华之光。

——拉尔夫·泰伯尔

传说中,辛福特(Chingford)是西冷牛肉的发源地。17世纪后期,辛福特当地的一个庄园主在自己的豪宅用过晚宴之后,对宴席上的膳食赞不绝口,他甚至因此为一大块牛外脊肉授予了爵位。

辛福特的另一名产就是乔纳森·保罗·艾夫了,他出生于1967年2月27日,比西冷牛肉的出现要晚得多。

辛福特就像这个近代出生的孩子一样,安静而谦逊。这片富裕的居民区处于伦敦东北角埃平森林区的南部,毗邻埃塞克斯的乡村。辛福特人在选举中支持保守党,是保守党前领导人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的忠实选民。众所周知,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爵士也曾坐过这个位置。

乔纳森·艾夫的童年生活环境轻松,家境一般。他的父亲迈克尔·约翰·艾夫(Micheal John Ive)是个银器匠,母亲帕米拉·玛丽·艾夫(Pamela Mary Ive)是一名心理医生。他的父母在大儿子出生两年后,又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这次是个女儿,他们为她取名为艾莉森(Alison)。

后来,乔纳森去辛福特基金会学校上学,成了著名足球明星大卫·贝克汉姆的校友(贝克汉姆比乔纳森晚8年入学)。在学校的时候,乔纳森被诊断出患有阅读障碍(他的这一情况和一位拥有左脑式思维的同事史蒂夫·乔布斯相同)。

当乔纳森还是个小男孩儿的时候,就对物品的工作方法和原理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心。他对它们的组装方式也非常着迷。他仔细地将收音机和录音机拆开,想知道它们是如何组装起来,零件又是如何搭配的。虽然他尝试着将设备重新组装好,但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印象中,我总是对制造物品感兴趣。”他在伦敦设计博物馆举办的2003年度访谈中回忆道,“在儿童时期,我记得我拆了能接触到的任何东西。后来这就演变成了对于物品如何制造出来,物品的工作原理、形式以及组成材料的兴趣。”1

迈克尔·艾夫支持儿子的兴趣爱好,并且不断地与这位年轻人进行设计方面的交谈。虽然有时乔纳森看不出他的玩具中隐含着更大的意义(“这些东西的设计一开始并未引起我明显的兴趣,或者说根本就没引起我的兴趣,一开始我并没有发觉这些东西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或者说,我根本不关心那些。”2003年他对伦敦的听众这样说道),但父亲对他设计方面的培养贯穿了他的整个童年。

有其父必有其子

迈克尔·艾夫的巨大影响不仅表现于在自己家里培育出了早熟的孩子。许多年来,他在埃塞克斯的工作既是银器匠也是教师。他的同事将他描述成一个“文雅的大个子”,他因为手艺好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敬佩。2

他在制作物品方面的技巧,使得他最初决定将教授手艺作为自己的一项职业规划,但是后来教育的社会地位的提高给予他更广泛的影响力。教育部从日常教学活动中选拔出一些杰出教师,并授予他们“女王陛下督学”的头衔,迈克尔就是其中之一。他肩负着监督所在社区的一些学校教学质量的责任,特别注重设计和技术。

当时,英国的学校正在努力改进职业教育。学术学科和像设计这样的动手科目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木工手艺、金属制造、烹饪等工艺课程实际上地位低下、可用资源有限。更糟糕的是,就像以前的一位教师所说,由于没有公认的教学标准,学校“想教什么,几乎就可以教什么”。3

迈克尔·艾夫将名为设计技术(DT)的课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奠定了这门学科的地位,使其成为英国学校核心课程的一部分。4迈克尔参与设计了具有前瞻性的设计课程和技术课程,将孩子们的学习重点从工艺技能转变为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已经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拉尔夫·泰伯尔(Ralph Tabbere)说。拉尔夫是他以前的同事,也是一位学校教师,后来在新世纪到来时还成了首相托尼·布莱尔政府的学校总干事。迈克尔参与撰写的必修课程,后来成了全英国学校的教学大纲,英格兰和威尔士成为世界上首批对所有5~16岁儿童提供设计技术教育的地区。

泰伯尔说:“在他的影响下,设计技术从一门边缘学科变成了主要学科,占到了学生在校学时的7%~10%。”迈克尔·艾夫从前的另一个同事马尔科姆·莫斯(Malcolm Moss)归纳了迈克尔对设计技术教育的贡献:“迈克尔因为大力倡导设计技术教育而成绩斐然。”5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迈克尔将一门几乎是混日子的课程,改造成了一门实实在在的设计课程。在此过程中,他为培养出一代才华横溢的英国设计师奠定了基础。他的儿子后来也成为这支优秀人才队伍中的一员。

泰伯尔记得迈克尔·艾夫说起过乔纳森在学校取得了进步,还说他对设计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但迈克尔并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父亲,不会像网球明星维纳斯·威廉姆斯(Venus Williams)和塞蕾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的父亲那样,非要将孩子变成神童。泰伯尔说:“迈克尔只是单纯地培养儿子的才华,不断地和乔纳森谈论设计方面的话题。如果他们一起走在街上,迈克尔就会指着安置在不同地点的不同类型的路灯,问乔纳森为什么他会认为这些灯是不同的:光线如何向下扩散,什么样的天气状况可能会影响人们对路灯设计的选择。他们不停地就身边的建筑环境、周围出现的物品……以及如何将这些物品制作得更精良进行交谈。”6

泰伯尔接着说:“迈克尔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并对自己的工作有不懈追求。他的性格非常温和,不仅博学多才,而且为人慷慨大方、彬彬有礼。他是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当然,他的儿子乔纳森也继承了他的这些优秀品质。

举家北迁

在乔纳森将满12岁时,他们全家搬到了斯塔福德。斯塔福德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城镇,位于英国西米德兰郡以北几百公里处,夹在南面的伍尔弗汉普顿工业城和北面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中间。斯塔福德是个美丽的地方,沿街道两旁排列着古老的建筑。城镇的尽头是斯塔福德城堡的石头废墟。这个城堡最早由11世纪英国的诺曼征服者建造而成,如今它仍守卫着这座城市。

20世纪80年代初,乔纳森考入了沃尔顿高中。沃尔顿是一所大型的公立学校,位于斯塔福德城边。他和其他当地的孩子一起学习常规的学校科目,他似乎轻而易举就适应了新故乡的生活。同学们都记得那个黑头发、身材微胖、为人谦虚的少年。他人缘很好,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朋友很多,还参加了学校的许多课外活动。曾在这所学校教授德语的退休教师约翰·哈顿(John Haddon)说:“他是个意志坚定的人,而且能快速适应新环境。”7

沃尔顿高中虽然有个计算机实验室,里面摆满了那个时代的早期计算机(橡果、BBC微机和克里夫·辛克莱尔最著名的ZX光谱机),乔纳森却从来不觉得那儿有家的感觉,这可能是因为他患有阅读障碍的关系。当时的计算机都需要编程,在命令行闪烁的光标中将编码一个键一个键地敲击进去。8

当地的教会组织怀尔德伍德基督徒团体是个跨教派的福音派教会,集会地点在当地的社区中心。它为乔纳森和他在怀尔德伍德遇见的其他音乐家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和他同一年考入沃尔顿高中的同学克里斯·金伯利(Chris Kimberly)说:“他在一个名叫白乌鸦的乐队里担任鼓手。乐队的其他成员比他年龄大得多……他们常在教堂大厅演奏轻摇滚乐。”9

从很早开始,乔纳森就表现出了精湛的绘画天分和设计能力。绘画和设计是他摆脱枯燥学习任务的另一种必要慰藉。他和父亲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仍然是他灵感的源泉。乔纳森长大成人后回忆说:“我的父亲是个非常优秀的手工艺人,他会做家具、银器,他在制作东西方面有着不可思议的天赋。”10

圣诞节的时候,迈克尔·艾夫会送给儿子一份非常私密的礼物:自由出入他的创作室。没有旁人在场,乔纳森可以在父亲的支持下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他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就是在圣诞节放假期间其他人不在的时候,留出一天的时间陪我待在他的创作室,帮助我制作出我设计的东西。”11唯一的条件就是乔纳森必须手工绘出他们计划制作的东西。乔纳森对史蒂夫·乔布斯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说:“我一直都深知手工制作东西的美妙之处,我逐渐认识到真正重要的是要对产品倾注心血,我十分鄙视那些反映出创作者粗心大意的产品。”

迈克尔·艾夫还带着乔纳森去伦敦的设计工作室和设计院校参观。一次去伦敦汽车设计工作室拜访时,乔纳森遇到了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那一刻,我觉得用我的一生去大规模生产雕塑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后来乔纳森这样说。1213岁时,乔纳森就清楚自己想要“绘图和制造”,但是他还没确定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他开始思考设计每一件物品——从汽车到产品,从家具到珠宝甚至是轮船。

也许我们无法估量迈克尔·艾夫对儿子设计才能的发展有着多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他大力倡导经验式教学(内容主要是制造和测试)13和直觉设计(“想到就去做,边做边完善”)14。在老艾夫的幻灯片演示中,他形容“绘画、素描、谈话、讨论”四大行为是创作过程中的关键。他主张设计师要勇于承担风险,自觉接受设计师“不能通晓一切”的观念。他鼓励设计专业的教师用讲述“设计故事”的方式控制学生的学习过程。他认为这对培养年轻人坚韧不拔的品格很有必要,“所以永远没有懈怠的时候”。在他的儿子为苹果公司开发iMac一体机和iPhone手机的过程中,这些因素都充分体现了出来。

乔纳森每天自己驾车去沃尔顿高中上学,他给自己的小型菲亚特500取名为梅布尔。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国,许多喜欢后朋克和哥特风格的青少年都穿着黑色系服装,乔纳森也不例外。他把一头黑色长发梳成了几英寸高的钉子头,看起来就像当红的The Cure乐队的主唱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只差画上史密斯的浓重眼线了。乔纳森的头发梳得特别高,几乎都要被他的菲亚特车顶压平了,所以他要打开汽车天窗。老师们还记得那辆亮橘色菲亚特驶进学校时,车顶会露出一团张扬的黑色乱发。

汽车是乔纳森当年重要的伙伴,现在也是一样。那时他和父亲正在修理另一辆车,那是一辆老式的“蛙眼”——奥斯汀希利小精灵,汽车引擎盖上突出的两个球形大灯,看起来就像一对睁大的眼睛。这个设计并不常见,却很有趣。它为这辆小型的两座跑车赋予了一种亲切可人的外形。小精灵的车身采用了半硬壳式结构,也就是说,汽车的外部涂层也是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结构。

在校期间,乔纳森的设计才能开始初露端倪。他在校时的一个朋友,设计专业的同学杰里米·邓恩(Jeremy Dunn)还记得乔纳森设计制作的一款智能时钟。时钟采用哑光黑色漆面,黑色指针,没有数字标识。有了这个设计,时钟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挂起来。虽然时钟是木质的,但是黑色漆面完美无瑕,他的朋友们都看不出它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15

为了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乔纳森开始准备中学生高级考试,这是英国大学入学的标准化资格考试。他的学习重点是设计技术,然后是两年的综合课程。在第一年,学生们要探索不同材料的特点和性能,材料的范围从木头、金属到塑料、纤维,几乎无所不包。这种安排是为了让学生们在第二年前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想法并学习实用技能;然后在第二年学习更多的理论,专注于自己的专业科目。

当时和乔纳森一同学习这些课程的设计师克雷格·芒西(Craig Mounsey)回忆说:“这种课程需要亲自动手做,我们能同时学习操作能力和设计过程中需要的技巧。”16

乔纳森的作品特别出色,绘画也非常优秀。据他的老师们回忆,他们从来没在他这个年龄段的人中看到过这么高标准的作品。那时他才只有17岁,设计作品就常常能达到工业生产的标准。“他画的图棒极了。”老师戴维·怀廷(David Whiting)这样说,他教过乔纳森几年设计和技术课程,“他经常用白色和黑色水笔在棕色牛皮纸上画出设计草图,这种方法前所未见,效果却很好,他提出意见的方式也与众不同。而且构想都很新颖、富有创新精神、新奇有趣。”17

怀廷又说:“乔纳森非常优秀,我们通过观看他的作品,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乔纳森不只在工艺方面非常熟练,还特别擅长与人交流他的想法。怀廷说:“他做的事情,别人都没做过。当你成为一名设计师的时候,就必须能够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不懂设计的人。这些人将来可能会为你提供资金或者生产这种产品,你必须得让他们对产品的性能以及产品的生产产生兴趣。而乔纳森就具备这样的能力。”

乔纳森的老师们认识到他的作品十分复杂,班主任的办公室里还挂着乔纳森的一些素描和油画。怀廷说:“这些画描绘了教堂、拱门、正在拆毁的教堂及其废墟的部分景观,有极为精确的铅笔素描,也有水彩画。”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间,因为办公室需要重新装修,素描就不见了,但人们还记得他的绘画技巧。怀廷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听乔纳森说过他不擅长绘画,但显然那只是谦虚的说法。”

“甚至在很早以前,乔纳森就认识到了产品线条和细节的重要性。比如,还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他就设计出一些像现代手机那样轻薄精致的机器。”乔纳森对手机的兴趣不仅仅是年少时期的摸索尝试。他在后来的求学生涯中也继续设计出新的手机(当然,在苹果公司也是一样)。

乔纳森选择设计一台OHP(高射投影仪)作为第二学年的毕业项目。学校要求设计技术专业的学生拿出初步的想法,进一步完善,绘出演示图纸,制作模型,如有可能还要制作实体产品。这项任务不只是书本上的理论练习,而是从概念到成品完成的全部设计过程。

项目还需要做市场调查。乔纳森知道OHP是当时学校和商业公司的标准配置。他们坐在老师的办公桌前,将透明的幻灯片图案投射到墙上和白板上。这种随处可见的机器体积都很庞大,但是在对OHP市场进行调查之后,乔纳森认为便携式机型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乔纳森设计了一台轻量级的OHP,折叠后可以装在一个无光泽的黑色小箱子里。仪器非常方便携带,而且外形很有现代感,和当时笨重实用的台式OHP完全不同。打开箱子的盖子,就能看到菲涅耳透镜[1]、放大镜和最底部的光源。传统的OHP是把透明的胶片图案投放到屏幕上,然后通过一套平光镜和放大镜投射到墙上。

拉尔夫·泰伯尔既是迈克尔·艾夫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他回忆起第一次看到这款便携式OHP时感受到的震撼。“投形仪的液压式吊架装配得非常完美,折叠的设计几乎让人惊叹。我能看到乔纳森身上散发出最初的才华之光。”

沃尔顿高中的老师们喜爱乔纳森的设计方案,决定将它和其他几名学生的设计一起送去参加一项全国性的竞赛。那年,由英国设计委员会发起的年轻工程师颁奖礼邀请了国际知名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特伦斯·康伦(Terence Conran)做评委。在第一轮比赛中,参赛者必须提交设计草图、制图和照片。然后在竞赛的下一阶段选出最有趣的设计。

乔纳森的便携式OHP也进入了第二轮竞赛。在将作品送去参加下一阶段的评判之前,他把机器拆开清洗最后一遍。但是,当他将零件组装回去的时候,不小心将镜头的位置插得靠后了一点。结果,投影仪没能投射出清晰的图像,菲涅耳透镜将光线散射到各个方向,使得最后的图像无法辨别。提交的作品被判定无用,评委们否决了乔纳森的设计。尽管如此,他的想法必定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他没有赢得胜利,但类似的便携式OHP不久后便投入了市场。

珍贵的赞助人

16岁时,乔纳森的才华已经开始引起设计界的注意。

伦敦知名的设计公司罗伯茨·韦弗集团(Roberts Weaver Group)的总经理菲利普·J·格雷(Philip J. Gray)在一次教师会议上发现了乔纳森的作品。

迈克尔·艾夫作为女王陛下的督学,组织了一年一度的教育年会,以促进国家课程计划。当菲利普·格雷到大会做主讲嘉宾的时候,他第一次注意到了乔纳森的作品。

年会的门厅里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摆放着高中生的一些设计作品。展品中就有乔纳森的一些作品。格雷的目光立刻就被乔纳森的牙刷草图吸引住了。很久以后,格雷回忆说这位年轻的设计专业学生设计的作品中体现出了“铅笔和蜡笔的流畅线条”和“思维与分析的缜密”。

格雷说:“他的作品对于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说非常成熟,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我当时就评价说这个孩子天赋过人。然后,迈克尔回答说,‘太好了,因为那是我儿子乔纳森设计的。’”18

几天后,这对父子参观了格雷在罗伯茨·韦弗集团的办公室,该集团办公地位于伦敦中心区。吃午餐时,格雷给艾夫父子推荐了工业设计专业比较优秀的学校。“我给他提了一些建议。”格雷回忆说。他的最佳推荐是纽卡斯尔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

当时,迈克尔·艾夫还向格雷提出了一个有些冒失的问题:他的公司是否可以资助乔纳森读完大学呢?如果公司每年给乔纳森提供一定数额的助学金(共四年,每年大约1 500欧元),乔纳森就承诺毕业之后到这家设计公司上班。尽管当时很少会有公司赞助大学生,然而格雷却一口答应了。

“乔纳森是我在罗伯茨·韦弗集团资助的唯一一个学生,”格雷说,“有些大学生会在暑假期间来我们这里实习,但是我们只资助了他一个人……当时,我也没费多大力气就征得了其他董事的同意,因为在乔纳森的身上,人们确实可以看出一些不折不扣的才华。”

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是迈克尔·艾夫在推动着他的儿子追求设计生涯,但是格雷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迈克尔只不过是在回应乔纳森对设计越来越深的迷恋。“迈克尔利用职务之便能和设计精英们打交道,他希望这些人中有人能够影响到乔纳森。”格雷猜测说,“乔纳森是个相当高明的设计者……父子俩都很有激情,而且一家人都非常热爱设计。”19

在随后的几年中,格雷有了更多的机会观察这对父子。“他们太像了:害羞,但非常专注,从来都是不声不响地就把任务完成了。”他说,“在我的印象里,他们从来没有争吵过!和他们相处时,也很少有吵嚷和喧闹的时候,有的只是微笑的脸庞和欢乐的回忆。能看得出来,迈克尔非常自豪,但是他从来不把这挂在嘴边。能同时具备天赋和谦虚的品质,真是了不起。”

迈克尔对儿子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乔纳森的性情里,还有他们对设计共同的热爱。“迈克尔·艾夫是个真正的设计爱好者,而且他钟爱自己的作品。”格雷说,“他确实是个充满活力的人,并对儿子的成功寄予厚望。迈克尔也相当关心乔纳森,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确保自己的儿子拥有成为一名设计师的所有条件。”

在沃尔顿高中的几年里,乔纳森和大多数艺术生不一样,他不仅选修了高级设计技术课程,还选修了化学和物理课程。1985年,当他从沃顿高中毕业时,三门高级考试的成绩全部是A。两年的辛苦准备终于有了回报,因为取得这个成绩绝非易事:根据英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他的成绩在英国的中学生中排名前12%。20

这份成绩单让他有资格申请英国赫赫有名的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由于他当时热衷于学习汽车设计,因此他也考虑了世界上领先的艺术和设计学校之一——伦敦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但是参观了这所学校之后,他感觉这个地方似乎并不适合自己。乔纳森认为这里的学生“太奇怪了”,他说:“他们在绘图时,会发出‘呜隆隆’的噪声。”21

有着傲人的学习成绩和设计才华,乔纳森有很多选择的机会。最后,他听从了菲利普·格雷的建议,选择了位于英格兰北部的纽卡斯尔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从此以后,产品设计变成了他生活的重心。

[1] 菲涅耳透镜(Fresnel Lens),是一种微细结构的光学元件,用来聚焦和分离探测区域。——编者注





在英国有一个概念叫T形设计师。他不仅要对一个设计领域的方法有深入的了解,还要在广度上对其他设计领域的方法略知一二。

——亚历克斯·米尔顿

乔纳森的新家纽卡斯尔以啤酒(纽卡斯尔麦芽酒)、足球队(纽卡斯尔联队)和恶劣的天气著称,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工业型港口。当他到达这座位于泰恩河畔的城市时,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在执政,并且纽卡斯尔的经济支柱造船业和煤炭业都在下滑。

除了降雨和撒切尔夫人(她确实对矿工相当苛刻),临近英格兰东北海岸的纽卡斯尔还素来以“派对小镇”著称。城市中大约六分之一的居民是当地的学生,而且市中心开有大量的酒吧和夜店。1985年,乔纳森刚上大一,英国乐坛一如既往地生机勃勃,尤其是在北方,史密斯乐队(The Smith)和新秩序乐团(New Order)获得了全国上下的瞩目。没过几年,这座城市的夜店就开始掀起锐舞风潮,到处充斥着狂欢的气氛和乔纳森喜欢的动感电子舞曲。

纽卡斯尔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如今被称为诺森比亚大学,其工业设计专业一度(至今仍然如此)位列英国所有大学该专业的榜首。当时,纽卡斯尔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的设计学院大约有120名教职员工,并且在超过65个国家里录取了大约1 600名学生。1设计系一直设在一幢名为斯夸尔斯楼(Squires Building)的高大建筑物内。“那幢楼非常大,但却是个适合创作的好地方。”戴维·汤奇(David Tonge)说,“隔着一条走廊,这座楼里还有艺术专业、时装设计专业和工艺设计专业。当时,工业设计还没流行起来。”2

这座建筑的每一层楼都分布着不同的设计学科:工业设计、家具设计、时装设计、平面设计和动画制作。设计系配置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工艺资源。“有很多材料可以供设计者们使用——木材、纸、塑料、金属、皮革、纤维、棉花,应有尽有。”保罗·罗杰斯(Paul Rogers)教授说,罗杰斯教授在诺森比亚大学讲授设计课程,但是他从来没有教过乔纳森,“他们还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机器——钻孔机、锯床、拧紧机、缝合机、蚀刻机、焙烧机——什么机器都不缺。在技术人员的支持和帮助下,设计者们可以在车间中得到很好的锻炼。”3

纽卡斯尔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的工业设计系成立于1953年,在20世纪60年代它就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部分原因在于它与英国工业紧密的纽带关系。比乔纳森早一年完成学业的校友克雷格·芒西说:“纽卡斯尔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名声在外,人们都把它视作顶尖的学校……它包揽了很多大奖,几乎所有学校设计系的老师都把纽卡斯尔的作品看作范本。”4芒西如今是澳大利亚顶级设计工作室CMD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

纽卡斯尔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享有盛名还在于学生的素质较高。芒西说,在提交申请的学生里,只有10%能够被成功录取。1984年,仅仅25个名额就有250位申请者。“我们实际上是新一波学校课程培养的设计师中的佼佼者。”芒西说,“这真是震撼人心。”

纽卡斯尔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的学生的第一学年是在交替学习实用技能和学术课程中度过的,重点学习设计心理学。“第一学年是快速技能培训计划。”罗杰斯说。

“学生们开始学习像设计师一样思考。最开始的项目中,有一个项目是要求我们使用简单的几何模型:一个球、一个立方体、一个四面体和一个圆锥体来设计两个房间。一个房间要将用户吸引进去,而且给他们一种不想离开的感觉。”芒西回忆说,“另外一个房间则要让人望而却步,进去了马上就想走。这是两个极端。”这项工程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要做一个报告,学生们要给出自己设计方案的理由。“第一学年教你如何思考、做研究,以及学习抽象的设计语言。”芒西说。

学生们还需要掌握动手设计的能力。学校将项目化的学习视为教学中心的同时,也一直将重点放在学生动手设计能力的培养上。诺森比亚大学的学生通常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学习自己动手制作物品。学校教给他们制图、绘画、操作钻孔机、钉板条以及操作电脑控制的切割机等技能。他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和自由,可以拿学校的材料和资源做试验,以期对材料使用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这个阶段,学习的重点在于创造和制作。

“确实如此,”罗杰斯教授说,“我们也教授最基本的操作,因此,很大一部分教学重点放在了材料处理上。”

计划的另外一个关键点在于,学生要在校外的公司完成两次“就业”——实际上就是实习。在这个四年制课程的中间两年,即大二和大三学年,所有的学生都要在岗位上实现“就业”。这种学术结构被称作“三明治”课程。5很多的专科院校也都需要实习经历,但是大多数学校都只需实习一次。诺森比亚大学之所以吸引了全国最优异的学生,就是由于这种双层“三明治”课程结构。学生们到各大公司实习,包括飞利浦(Phillips)、建伍(Kenwood)、彪马(Puma)、乐高(Lego)、阿尔派电子(Alpine Electronics)、伊莱克斯(Electrolux),或者有的被安排到设计公司和咨询公司进行实习,包括西摩鲍威尔设计咨询公司(Seymour Powell)、奥克设计(Octo Design),以及DCA国际设计公司(DCA Design International)。6

乔纳森在校时这个项目仍在持续。“这个项目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乔纳森的同学兼好友戴维·汤奇说,“就业经历会让你重返学校时变得比以前更聪明、更审慎。每一位学生都到校外就业,积累大量的经验,这种累加的效应是极其庞大的……当然,这也让他们相比其他大学的设计毕业生,具有很大的优势。”

对课程培养和就业经历的苛刻要求使毕业生在行业设计的技能和专业知识方面获得了优势。罗杰斯教授说:“当你将诺森比亚大学的项目和英国其他学校的设计项目进行对比时,你就能发现,诺森比亚对细节和工艺制作非常注重。那些作品……每一个物品的制作,在细节上都非常细致和完善。”

戈德史密斯学院——伦敦著名的艺术人文院校,与诺森比亚大学的区别就很能说明问题。戈德史密斯学院以聚集了备受瞩目的所谓“青年不列颠艺术家”一代而著称,这群艺术家包括了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和特蕾西·艾敏(Tracey Emin)。7这群年轻人以引起争论和激起民愤而闻名,赫斯特曾经将死蛇泡在甲醛里,而艾敏用自己乱糟糟的床创建了一个类似艺术展厅的装置,床上还有一个用过的避孕套。

戈德史密斯学院坐落于伦敦南部的新十字区,散发着大城市、知性、艺术性的气息。相比而言,纽卡斯尔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则是个散发着工人阶层气息、略显土气的地方。“在戈德史密斯学院,设计者们关注的是思想和理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诺森比亚大学教授说,“而诺森比亚大学则专注于物品本身,以及加工工艺。我认为,粗略地看,诺森比亚大学的毕业生专注于细节和产品生产的加工制作,而戈德史密斯学院的学生则更关注于从某个特殊的理念和背景探寻一种概念式的产品。粗略地比较一下,戈德史密斯学院的学生总是思考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东西,而诺森比亚大学的学生则正在动手把它做出来。”

金斯顿大学的副校长兼设计方面的作家佩尼·斯帕克(Penny Sparke)教授认为,乔纳森在纽卡斯尔所接受的设计教育是一种基于德国的教学法。“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包豪斯建筑学派理念,在20世纪50年代被英国设计界采纳并使用,”她说,“例如,在包豪斯,有所谓的基础学年,而英国的设计专业也有。基础学年就是指,学生从零开始学习设计,与以往的知识没有关系,完全从头开始。”8

设计的简约原则,即设计者应该只设计用户需要的东西,也是从德国教学传统而来。而在艾夫的设计哲学里,似乎对这一点有清醒的意识。像很多德国的厨房设备公司和电力公司一样,艾夫和博朗[2]都继承了同样的包豪斯传统——在德式设计的最终技术层面,这是根深蒂固的。这也是高品质、高科技和简约主义的特色。艾夫在自身的教育经历中或许受到了这些影响。

亚历克斯·米尔顿(Alex Milton)教授是位于爱丁堡的赫瑞瓦特大学的研究部主管。他描述起德国对英国设计界的影响,似乎与旁人略有不同。“英国的设计教育一向比包豪斯学派更具有颠覆性——以一种好的方式。”他说。米尔顿认为对乔纳森影响更大的是,在诺森比亚期间,他一直受到不同设计方向——从图形设计到时尚设计——的熏陶。各个设计方向的同学在同一幢大楼中共同学习,深深地影响了他之后在跨学科设计团队中的工作方式,包括他后来在苹果公司的工作方式。米尔顿说:“他或许曾经和艺术家、时装设计师和平面设计师们打过交道……这是英国所有设计专业学生都要接受的——一种非常开阔的设计教育方式。”9

“在英国有一个概念叫T形设计师。”米尔顿说,“他不仅要对一个设计领域的规则有深入的了解,还要在广度上对其他设计领域的方法略知一二。因此,英国设计或艺术专业的氛围能透露出乔纳森是如何在服务类产品设计、多媒体展现、产品包装以及产品宣传几个流程之间进行互动的。”10

乔纳森·艾夫所处的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艺术与工艺的融合期,其中,文化和历史因素占了一席之地。当时,整个国家从有着强大工会的半社会主义状态,转变成了里根模式下的完全资本主义社会状态。有很多青年人具备反叛精神,英国的年轻一代开始崇尚朋克——一种鼓励实验、非传统和无畏精神的运动。在乔纳森后期的设计中,能看出他受到了朋克所追求的独立性的影响。

“另外,在美国,”米尔顿解释说,“设计师们大多都在设计工业领域所需要的产品。而在英国,设计文化则更倾向于花园棚屋式的、家庭实验室式的、有特定目的的或实验性的设计。乔纳森·艾夫将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互动……(他)只是抓住了这个时机,而不是创造了新的设计方法——如果硬将艾夫的设计限制在某个类别中,他就不会成功了。”

学校教育还让乔纳森将自己的职业方法和工作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扬弃。他将在纽卡斯尔获得的经验变成了自己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包括他所保留的动手制作和生产样品的习惯。他所接受的设计教育提倡并鼓励尝试和冒险,甚至为失败的尝试做出补偿。这种环境将乔纳森置于与一般美国设计学院完全不同的模式中:美国模式往往更规范,而且以工业需求为导向。如果说美国的设计教育倾向于将学生培养成一名员工,那么英国的设计专业学生们则更喜欢追求激情,并能够自行组建团队。这听起来似乎很耳熟,可能是因为乔纳森在苹果的职业生涯就是得益于在诺森比亚打下的基础。

乔纳森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到了纽卡斯尔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他错过了开学的第一天,因为当时他要去领一个设计奖,这多多少少让一起入学的同学感到震惊。“新生入学的前两天,他都不在——他带着自己高中时的作品去领取一个设计奖。”汤奇回忆说。11

在纽卡斯尔的教室里,乔纳森也受到了很多个人风格的熏染。在第一学年,他选修了一门雕塑课。那位教授对石膏粉末过敏,上课时需要佩戴口罩和橡胶手套,但是仍然坚持每周给大家上课。这位老师的敬业精神,尤其是他对待学生作品的态度让乔纳森印象深刻。他对学生的雕塑非常尊重,在谈论每一个作品之前,即使这个作品再差,他也会仔细清除雕塑上的粉尘。

“必须要尊重工作,”乔纳森说,“这非常重要——如果你自己都不去尊重它,又如何要求别人呢?”12

纽卡斯尔或许是个派对小镇,但是对于乔纳森来说,那却不是一段寻欢作乐的时光。“在某种程度上,我在这里度过的日子苦不堪言。”他说,“在这里我除了工作就是工作。”13

在所有老师的印象里,他都是个很勤奋努力的学生。“他对工作极其投入,”工业设计的主讲教师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说,“不管他设计的是什么产品,他总觉得不够完美,总是精益求精。他是个极其敏锐和勤奋的学生,做起事来从不敷衍了事。”14

“他看起来像个毛刷!”

在纽卡斯尔的第二学年,乔纳森在他的赞助商——伦敦的罗伯茨·韦弗集团开始了长达两个学期的第一次实习。

在罗伯茨·韦弗集团,乔纳森遇到了自己未来的挚友——克莱夫·格尼耶尔(Clive Grinyer),一位对艾夫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的高级设计师。格尼耶尔的设计职业生涯漫长且收获颇丰,他甚至坐到了英国设计理事会设计与创新部主管的职位。15

尽管年龄差异很大(乔纳森小他8岁),而且乔纳森还梳着一头怪异的发型,两人却非常投缘。当时乔纳森留着齐肩的鲻鱼头,刘海梳到后面直直地竖起来。“他有一张小圆脸,头发乱蓬蓬的。”格尼耶尔说,“他看起来像个毛刷!”16

除了这奇怪的发型之外,格尼耶尔还发现,尽管乔纳森是办公室资历最低的实习生,他却插手了几乎所有正在进行的日常项目。“有意思的是,回头想想,尽管当时那里已经有8到10位有经验的设计师,但是工作室里所有的工作都是这个学生做的!所以乔纳森在我加入罗伯茨·韦弗集团之前就已经很有名了。”17

乔纳森和格尼耶尔都很有幽默感,而且格尼耶尔喜欢这个年轻人的沉着自信,尽管刚开始的时候,艾夫表现得既害羞又谦虚。“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格尼耶尔说,“他从不自大,这在学设计的学生中是难得的优点。大多数学设计的学生尽管没多少才华,但是却很自负,而乔纳森完全不一样。做设计的时候,他是真的热爱自己的工作,对于自己的任务,他向来都是全身心投入。”

格尼耶尔当时刚刚在旧金山的ID Two公司工作了一年,该公司是莫格里奇公司的美国分公司,他的创始人就是于2011年去世的传奇设计师比尔·莫格里奇(Bill Moggridge)。莫格里奇是个谈吐优雅、擅长辞令的英国人,他因设计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GRiD Compass而闻名于世,这台笔记本有着现代电脑标志性的翻盖式铰接构造的屏幕和键盘。

乔纳森对克莱夫·格尼耶尔在美国的经历深深着迷,并且不停地向格尼耶尔追问关于美国的问题。“乔纳森对加利福尼亚真的超级感兴趣,”格尼耶尔回忆说,“他被那里的机遇和生活方式深深吸引。设计师们向来都十分了解那些将项目交给他们来做的客户的文化修养,因为客户们对工具加工等生产过程的态度能够直接对设计师们产生影响,或是被激发,或是被抑制。并且,美国对于乔纳森而言代表着无数的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旧金山湾区对于欧洲设计者们是极具吸引力的。”

乔纳森富有想象力的设计很快让他青云直上,成为公司的“金童”,并且被任命负责日本市场。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是个不断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据罗伯茨·韦弗集团设计师彼得·菲利普斯(Peter Phillips)回忆,罗伯茨·韦弗集团作为当时伦敦顶尖的设计公司之一,通过向一家日本销售公司支付费用来拓展业务。雇用这种比较自由的职业公司的费用是很高昂的,大约花掉了公司总支出的40%。但是物有所值,罗伯茨·韦弗集团迅速获得了日本市场的各种类型业务的佣金。

乔纳森被指派负责为日本斑马有限公司(Zebra Co. Ltd)设计一系列皮革制品和钱包,这是一家位于东京的钢笔制造商。乔纳森用纸做出来的复杂的钱包模型具有典型的乔氏特色。“我记得他摆弄着那些用纸做出来的漂亮的白色钱包,都是两面的,上面有一些花瓣。”彼得·菲利普斯回忆说,“他在边角上剪出来一些像是浮雕图案的小细节。真是漂亮极了。那是我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模型,简直美得令人窒息。”18这些钱包是乔纳森设计的第一批白色产品,也标志着这位设计师对于这个颜色终生偏爱的开始。

菲利普笑着说乔纳森是个致力于老板的“宠物工程”的小孩子,而他和其他那些领着薪水的设计师们却埋头苦干着那些“脏兮兮的活儿”。

乔纳森很快被委任了一项新的“宠物工程”:为斑马公司设计一系列钢笔。在画出了数不清的图纸后,乔纳森最终完成了一项具有独特格调的优雅设计,这让他立刻在伦敦设计圈内声名鹊起。罗伯茨·韦弗集团的设计主管菲利普·格雷曾同意资助乔纳森上大学,他对乔纳森为这个项目所画的图纸印象深刻。

“他创造了一种奇妙的表现技巧,完全是由他独创的。”格雷说,“他在薄膜上作画。他在薄膜的背面涂了一些水粉颜料,然后把薄膜翻转过来,在另一面画出一些细细的线条,这能让画展示出一种半透明的效果。这当然能够精妙地传达出他所构想的材料的特质。他是个十分优秀的绘图员,以至于当他画图的时候,你根本分辨不出来他是徒手作画还是使用了圆规。他就是这么一个一丝不苟的人。”19

乔纳森的钢笔是由白色塑料制作而成的,侧面装饰着橡胶铆钉,就像一些小牙齿,这样更有利于抓握。这个产品仍然是白色的,但是,让这种钢笔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的是一种非本质性的特征。

在设计这款钢笔的时候,乔纳森选择将重心集中于钢笔的“消遣功能”。他观察到人们总是爱摆弄他们手中的钢笔,因此决定为钢笔使用者们设计另一种功能,让他们在不写字的时候能够摆弄钢笔来消遣。他很聪明地在钢笔顶端添加了一种由圆球和夹子组成的装置,专门供使用者无聊时消遣。这个“消遣功能”在某些人看来或许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把圆球和夹子结合在一起的装置却让这款钢笔成为一款非常独特的产品。20

“在钢笔上设计一些专门用来消遣的东西,这在那个时候可是个崭新的理念。”格尼耶尔说,“他的想法真是与众不同。这款钢笔的设计不仅仅关乎外形,而且在里面倾注了一种感情。不管你是否相信,这个设计让人瞠目结舌,而且还是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

乔纳森做出了一个样品,他的老板巴里·韦弗(Barrie Weaver)非常喜欢,他一有空就不停地摆弄这支钢笔。罗伯茨·韦弗集团其他的设计师注意到人们开始用“乔纳森式”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那些拥有一种不可知的特质、让人们想要去触摸并且摆弄的东西。21艾夫具有一种能够在设计中添加触觉元件的天赋,这已经慢慢成为这个年轻人的商标之一(他后来在苹果公司的许多设计都有一些控键或是其他能够支持触摸的元素)。这款不同寻常的钢笔预示了一种忠诚,这将激发乔纳森后来的设计作品灵感。这款钢笔“迅速成为拥有者们的骄傲,一种你总是忍不住就想去摆弄的东西”,格尼耶尔这样回忆。22

乔纳森这款型号为TX2的钢笔迅速投入了生产,对于一个实习生的设计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款钢笔在日本热销了好多年,根据乔纳森在罗伯茨·韦弗集团的同事回忆,这是这位年轻设计师很典型的作品。就像格尼耶尔所说的:“他的设计总是简洁优雅得令人难以置信。当你看见它们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出乎意料,但却又在情理之中。你会质疑为什么之前从未见过这种产品。”23

重返校园

完成了罗伯茨·韦弗集团的实习之后,乔纳森回到了北方,为了拿到学位继续他的学业。该年年末,他赢得了一项享有声望的游学奖学金,这是由英国皇家艺术、制造和商业奖励会,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英国皇家艺术学会(RSA)提供的。24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于1754年在科芬园的一个咖啡店里成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英国慈善团体,也是推进英国社会变革最资深、最出色的机构之一。25

这些竞争相当激烈的奖学金项目吸引着英国成百上千的学生参赛,并且每一笔奖金都是由特定公司提供赞助的。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助学金实际上是一种招募工具,是替企业招募优秀设计人才的一种方法。在第一学年中,乔纳森参加了办公和家用器材助学金挑战赛,赞助方是索尼公司。

他的获胜参赛作品是他大学的主要设计项目之一,一部用未来主义概念设计而成的电话。这部电话不是一个热门产品,是未来主义设计的练习,安排这种设计任务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够熟练运用“如果怎样,那么会怎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在当时,纽卡斯尔市是十分重视新型技术的,那时索尼公司的随身听产品改变了人们听音乐的方式。尽管那些早期的设备在如今看来是十分原始的,但是在当时,便携式技术已经开始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每个学生都要拥有一部随身听。26

纽卡斯尔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的学生们都明白,科技将会定义他们的职业生涯。“我们这些学生的任务就是要把科技带入主流社会,”克雷格·芒西说,他是乔纳森的同学,“这真的是课程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也是我们的课程如此成功的原因。我们被鼓励采纳或是探索一切新兴技术,整合并运用到我们的设计里面。然后,我们还会被鼓励去猜想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这些技术都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为了迎接挑战赛,乔纳森设计了一款电话,它是对传统的固定电话设备的一项革新。移动电话在这之后很多年才普及。这款设计颠覆了人们普遍认为的一部电话应该有的样子。那个时候的电话用被一圈缠绕的线连着的耳机作为听筒,但是乔纳森的电话却像一个独特的白色问号。

他煞有介事地将其命名为“演说者”(The Orator)。这个纯白色的电话是用一根直径一英尺的塑料管制作而成的。底座上有个扬声器,可以握住问号的杆或腿部来使用电话,问号的曲线造型从听筒一直延伸到了扬声器部分。27

这个设计或许并不实用,但仍然是一项出色的设计。乔纳森凭借这个设计赢得了500英镑的游学奖金,他把这笔钱暂时放在了一边。至于那部电话,成龙功夫电影的一位布景设计师得到了消息想要将其用作电影道具。乔纳森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模型非常精美,用作电影布景太可惜了。28

RSA并没有从乔纳森的生活中消失。一年以后,他和朋友戴维·汤奇组队参加了另外一项助学金挑战赛。这次竞赛的主要赞助商是贸易服务商必能宝公司(Pitney Bowes),比赛的获胜者能够得到去公司总部参观的机会,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

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年里,乔纳森和汤奇都需要完成一项重点项目,在很大程度上要自主完成,并且要写一篇工业设计课程规定的专题论文。汤奇设计的是一些铝制的办公椅,而乔纳森设计的是一种与麦克风相结合的助听器,供课堂上存在听力障碍的学生们使用。29这部助听器最终在1989年举办的青年设计师中心展览会上展出,展会地点位于伦敦干草市场(Haymarket)的设计中心。但是对于这次竞赛,这两位即将毕业的学生志在必得,因此共同设计完成了另一项作品。30

“坦白地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技术结合起来是能赢得比赛的。”汤奇说,“那时候我正在制作两个使用方便的铝制办公椅模型作为毕业设计,而乔纳森正在制作他的助听器。我们都觉得通过这两个设计和我们的技术联合,可以实现一个更大的目标。我们野心勃勃。”

乔纳森和汤奇为赢得RSA游学奖金竞赛进行的准备极具战略性。他们回顾了各种项目简介,评估了可能进入竞赛的提案计划书,最终决定选择设计一个“智能自助取款机”。设计未来主义概念的自助取款机,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并且能够将两个人的技术完美地结合起来。

他们想到了要一起设计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赢得比赛,那就是既要有审美愉悦感又要实用的东西。汤奇对于这次合作感到非常高兴。“乔纳森热爱的、能够掌握的并且非常擅长的东西太多了,”汤奇说,“相关的人看到他完成的作品没有不感到惊讶的。大家虽然也都有这些想法和创造力,但是真正能够把作品完成的人太少了……这仍然是其作品的杰出之处。”

乔纳森和汤奇共同完成了一个显示器样式的自助取款机:干净、简洁,并且秉承了乔纳森·艾夫的一贯风格——用白色塑料制作而成。这个作品赢得了必能宝公司的沃尔特·惠勒附属奖,奖金比上一个要丰厚得多:1 500英镑。

多年之后,汤奇已经是艾迪欧公司(IDEO)十分成功的设计师,并且现在在伦敦经营着自己的工作室——The Division。时至今日,他仍为他们的项目以及为之付出的努力而骄傲。“我们切实地考虑过这个自助取款机与使用者的关联,包括它的缺陷及其所放置的空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真的是一件非常耀眼的作品,无论是在视觉效果上还是细节上,都远远超过了当时大部分学设计的学生和许多专业设计者们的作品。所以,我猜想那些评委们肯定都对它感到惊讶。”

乔纳森也对这件大学时代的作品引以为傲。在做大学最后一个学年的发言陈述时,他简明扼要地提到了那部为奖学金竞赛而设计的电话。当他准备好最后一个学年的发言时,他邀请了罗伯茨·韦弗集团的朋友克莱夫·格尼耶尔前来旁听。格尼耶尔开了5个小时的车从伦敦赶到了乔纳森的家——那个位于纽卡斯尔市环境恶劣的盖茨黑德地区狭小的公寓。当他到达后,格尼耶尔惊讶地发现这间公寓里摆满了上百件塑料泡沫做成的模型,这些都是乔纳森的设计作品。大部分学生或许制作过十几个模型,然而乔纳森却做过一百多个。31

“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像这样的东西:那种纯粹的、想要做到完美的欲望。”格尼耶尔回忆道。

格尼耶尔说一个模型和另一个模型之间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一步接一步的进展却显露出他想要彻底、全面地探索设计理念的努力,以及想要做到最好的决心。大量模型和样品的制作将会是乔纳森在苹果公司职业生涯中的另一个商标。“他制作了那么多的模型,这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每一个模型都与其他模型有着细微的差别,”格尼耶尔说,“我猜想它们就像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这些模型看起来真的就像是一场进化。乔纳森对完美的渴求,意味着每一个新的模型都会有一点微小的改变,似乎只有把设计稿真正做成模型后,他才能够确定这个改进是否正确。”32

乔纳森同时邀请了罗伯茨·韦弗集团的赞助人菲利普·格雷,这位先生对于那个优美的电话最终版模型印象深刻。“这是一项非常精致的设计,它的构思非常巧妙,”格雷说,“它具有逻辑性,从细节上来看非常优美。这个模型太不可思议了。你要知道,那时还没有移动电话。所谓的电话都是那种放在桌子上的盒子,盒子上有一个拨号盘或是按键盘,上面有一个听筒。因此乔纳森的设计是十分前卫的。并且,无论是它的逻辑性,或是人体工程学方面的合理性,以及它不可思议的简洁性,都很精巧地呈现了出来。”

纽卡斯尔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的教授们同样表达了对这件作品的欣赏:乔纳森的毕业设计展示为他赢得了第一枚全英国最高等级的学位勋章。

他赢得了领域内专业人士的赞赏和尊敬,并且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赢得了同龄人的尊敬。“他的展览作品太杰出了。”格雷说。

乔纳森也是第一个两次赢得了RSA游学奖学金的本科生。RSA档案保管员梅拉尼·安德鲁斯(Melanie Andrews)数十年来一直负责学会的授奖管理工作,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他准确地指出了才华横溢的乔纳森早期的一个特色。他说:“在他所有的设计作品里,他对于每项设计的软件和硬件都倾注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是苹果公司产品的制胜法宝。”33

钟情第一代苹果电脑

两段决定乔纳森人生命运的关系都是在大学期间建立的。第一段是指他的婚姻,他与妻子在1987年8月份进行了婚姻登记,当时他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新娘是他青梅竹马的挚爱希瑟·佩格。希瑟是当地学校一位督学的女儿,在沃尔顿高中时比乔纳森低一年级,但他们是在怀尔德伍德基督徒团体里认识的。他们在斯坦福结婚,随后两个儿子出生了:查理和亨利。

差不多同时,乔纳森发现了他的另一个挚爱:苹果公司。

在他的校园生活里,自始至终都没展现出对于电脑的任何兴趣。他坚信自己在科技方面是一窍不通的,他觉得十分沮丧,因为很显然电脑正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而且这个趋势有着十足的动力。最终,在校园生活接近尾声的时候,乔纳森与苹果公司结缘了。

一开始,乔纳森感到非常震惊,使用苹果电脑比他尝试过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容易。这台机器的设计者为了调整用户体验所做出的努力深深地影响了他;他感觉立刻就和这台机器产生了关联,而且更重要的是和这个企业的灵魂产生了关联。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产品的人性化。“那真是个戏剧性的时刻,清清楚楚地印在我脑海里。”他说,“你能够切实感受到产品制造者的存在。”34

“我开始了解更多关于苹果公司的内容,包括它是如何建立的、它的价值和构造。”乔纳森后来说道,“对于这家大胆的,甚至有些桀骜不驯的公司,了解得越多,我就越被它吸引。它从不认错的态度,指明了一个自满的、随时可能破产的行业的另一种可能性。苹果公司象征着某种东西,而且有理由拥有除赚钱之外的其他成就。”35

[2] 博朗(Braun),德国知名品牌。——编者注





乔纳森非常善于改进产品并使其更加易于使用。他对人性化科技非常感兴趣。

——彼得·菲利普斯

1989年夏天,乔纳森·艾夫和戴维·汤奇动身前往美国。这两个刚刚从纽卡斯尔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口袋里装着RSA的奖金,打算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必能宝公司待上8周。

对于位于曼哈顿东北部40英里处的斯坦福的公司总部来说,如果乔纳森期待能够在这里看到令他印象深刻的东西的话,那么他要失望了。“他没觉得那里有什么意思。”格尼耶尔笑着回忆道。对于到旧金山市的旅行,乔纳森明显要激动得多,因为他在那里可以去参观旧金山湾区发展迅速的设计工作室。

当他们在必能宝公司的参观结束后,乔纳森和汤奇分道扬镳。汤奇前去参观赫曼米勒(Herman Miller)、诺尔(Knoll)以及其他几家从事办公室设备生产的公司,乔纳森却希望能飞去加利福尼亚游览一下硅谷。他在旧金山租了一辆车,驾车沿着半岛去参观了几个工作室,其中就包括ID Two (现称作艾迪欧),也就是格尼耶尔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还有位于圣何塞市的月光设计公司(Lunar Design),该公司由迅速崛起的设计明星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unner)经营。他与布伦纳几乎是一见如故。

布伦纳出生于1958年,在硅谷的圣何塞市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机械工程师,母亲是一位艺术家。布伦纳的父亲拉斯是IBM的老员工,他发明了第一个硬盘驱动器1的大多数核心部件。上大学之前,布伦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产品设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圣何塞州立大学艺术系举办的模型和手绘展览。

他高兴地回忆道:“我当即决定,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在圣何塞州立大学攻读工业设计学位时,他在GVO公司实习。GVO公司是当时硅谷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设计机构。毕业之后,布伦纳于1981年进入了这家公司,但是工作得并不愉快,他觉得这家公司缺乏野心和远见。

他说:“GVO公司没有编辑的风格,他们只是想让你机械地完成手绘,以取悦客户。”2

1984年,他尝试了一种策略,与GVO公司的另外两名员工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和杰勒德·弗伯萧(Gerard Furbershaw)以及另外一位设计师彼得·洛(Peter Lowe)合作。他们四个人凑了大概5 000美元的资金,在曾是一家直升机厂的地方租赁了场地。他们租借了一台影印机,共用一台Apple IIc电脑。他们给新公司起名为月光设计,这是布伦纳在GVO公司从事第二职业时使用的绰号。

他们创业的时机正合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硅谷开始进军消费品市场,对月光这样的设计机构的需求量很大。GVO公司也加入这一市场当中——当时硅谷的大部分公司都由没有专业设计技术的工程师来经营。

布伦纳说:“我们并没有水晶球或是别的先知,但是,事实证明我们的确抓住了好时机。那段时期是硅谷黄金时代的开端。当青蛙设计公司(Frog)、ID Two、方矩(Matrix)和艾迪欧公司的创始人戴维·凯利(David Kelley)加入到这一市场时,我们就已经抢先一步开始了。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起步阶段。那是在硅谷工作和创办企业的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3

到1989年,月光已经拥有众多颇具声望的大客户,并且野心勃勃。这些大客户就包括苹果公司。布伦纳为苹果公司完成了几个特殊的项目,包括为史蒂夫·乔布斯最初的麦金塔电脑设计后续产品,麦金塔上市四年来没有什么重大改变,现在已经过时了。[这个项目代号为美洲虎(Jaguar),最终转型为PowerPC平台。]

当乔纳森来拜访布伦纳时,他问布伦纳展示了自己的管状电话概念机,这是他为在纽卡斯尔最后一年的毕业项目而设计的。

这个模型并不像大多数学生的设计作品那样徒具外形,它还具备所有的内部组件,而且乔纳森还解决了如何将它生产出来的问题。布伦纳说:“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项设计完全就是一个可用的设备,这的确是一种进步,但是真正打动我的,是他将模型拆卸……露出全部内部零件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学生拿出一件出色的作品,然后能将它彻底拆掉,逐一解释它工作的原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乔纳森甚至算出了每一个零件的厚度,以及如何用注模机生产出这些零件。

布伦纳说,乔纳森的设计不仅是他见过最棒的学生设计,而且也可以与当时硅谷的一些最棒的设计作品相媲美。他说:“一个刚刚走出校门、年纪轻轻又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不仅表现出了自己的天赋,更显示出了对操作原理的兴趣。这实在太令人吃惊了。大多数刚走出校园的学生主要对形式和想象感兴趣,少数人会对操作原理感兴趣,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设计出既刺激又惊人的东西,并研究出制作的办法。”

布伦纳说:“作为一名工业设计师,你必须得有高见,还得把它完美地制作出来,呈献给世人。如果你仅仅制作了一个美丽的外形,然后就对它置之不理,那么你并没有真正地进行工艺实践。”5

布伦纳对此印象非常深刻,他问乔纳森是否愿意到月光设计公司工作。布伦纳说那并不是正式的工作邀请,更像是闲聊。比如说:我们觉得你很不错,为什么不来和我们一起工作呢?无论布伦纳怎样说,乔纳森的回答都是“谢谢,但是我已经答应罗伯茨·韦弗集团去伦敦工作了,因为在我上大学时,罗伯茨·韦弗集团曾资助过我”。在乔纳森的加利福尼亚之旅中,类似的对话发生过许多次,因为其他的几家公司也试图引诱这个刚刚毕业、前途无量的学生。

在未来的几年里,布伦纳将成为乔纳森的一个重要人脉。在乔纳森拜访的几个月之后,布伦纳被招募到苹果公司。在那里,他建立了公司的第一个内部设计工作室,为使苹果公司成为设计领域的霸主拉开了帷幕。所以,布伦纳试图第二次聘请乔纳森。

乔纳森回到英国之后,给RSA6上交了一份旅行报告。在报告中,乔纳森说参观旧金山是他此行中最精彩的部分。他写道:“我立刻爱上了旧金山,非常希望将来可以再回到那里。”

罗伯茨·韦弗集团

乔纳森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回到了罗伯茨·韦弗集团,他和妻子希瑟从纽卡斯尔搬到伦敦。他的新老板菲利普·格雷对于乔纳森加入罗伯茨·韦弗集团感到很惊讶,因为他知道乔纳森还收到了许多其他的工作邀请。格雷说:“乔纳森已经被大家公认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设计师’,但是他是个可敬的人,虽然那时还有许多别的公司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最终他还是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加入罗伯茨·韦弗集团绝不仅仅是个安慰奖,该公司是伦敦顶尖的设计公司之一。乔纳森加入了一个精英队伍,并很快结识了很多朋友,他与其中一些人的友谊维持至今。他的朋友格尼耶尔在那个时候离开了公司,加入了剑桥附近的另一家设计公司,而罗伯茨·韦弗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末赢得了几项设计大奖。

像众多同类的咨询公司一样,罗伯茨·韦弗的经营项目十分广泛,从消费品到高科技产品,为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全世界客户提供服务。主要客户包括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斑马公司和一家割草机生产商Qualcast。罗伯茨·韦弗集团的管理和生产结构在那个时代非常典型,由三个不同的工作团体共同组成:产品设计、室内设计和生产车间。乔纳森被分配到产品设计团队。

他的同事包括设计师、工程师和平面设计师,共20人,工作地点是在一个开放式工作室。乔纳森和他的同事们可以快速进入工作室正下方的一个车间。车间里有一套装备齐全的模型制作设备,还有5名模型工人。室内设计团队由设计师、建筑师和电脑专家7共23人组成。

据公司合伙人巴里·韦弗说,罗伯茨·韦弗集团主要从事两类基本的产品设计项目。第一类是全面的设计与开发项目,是专为英国客户准备的。此项目包括开发产品概念、生产成品模型、承担大量工程开发任务和监督工具加工,简而言之,此项目贯穿全部的生产过程。第二类项目限制性更多,重点是开发新想法或新产品,通常是为外国客户——主要是日本和韩国的客户——准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客户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但是要从外部寻找新鲜的概念或不同的方法。

韦弗谈到这一时期的罗伯茨·韦弗集团时说:“我们是在时间和费用非常紧张的条件下完成项目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开展项目,那么公司就会遭受损失。因此,这使得我们决策迅速,也限制了我们在分析方法、研究过程、人文调查和社会机遇等方面花费的时间。”

乔纳森在新的工作场所工作和在纽卡斯尔时一样高效。韦弗说:“一些设计师认为做的研究越多,解决方案越好。我个人更相信常识和直觉。乔纳森的优势就在于他能迅速地抓住挑战的本质,并设计出直观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精妙可行、注重细节,这在年轻人中十分少见。”

合伙人对其信心十足,在他们眼中,他是个热情、勤劳又有团队精神的队友。格雷回忆说:“他性格安静,极具幽默感。在工作室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爱招摇的人。他工作高效,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工作特别努力、特别勤奋。工作量大得惊人,同时完成质量又极高。他是个非常多产的设计师,常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想出很多好主意,而且他不仅能口头讲述这些好主意,还能通过完美的制图术将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8

尽管乔纳森的风格似乎很适合罗伯茨·韦弗集团,但是却不适合一家以做生意为本质的咨询公司。作为外部厂商,罗伯茨·韦弗集团经常不得不对客户做出让步,这让乔纳森很抓狂。韦弗解释说:“身为一个顾问,重要的是你要了解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客户拥有最终决定权,因为出钱的是他们。”

另一方面,韦弗很理解旗下设计师们的挫败感。他说:“可悲的是,客户的营销团队经常和我们意见相左,而且他们会施压让我们更改设计。结果是,你最终会拥有一些自己引以为豪的项目,但也有一些妥协的项目。”

作为设计团队的一员,乔纳森要与其他的设计师合作。他为英国制造商Qualcast进行户外花园照明系统和割草机的设计,并为另一家英国公司Kango的工业机械钻做了几个概念设计。

在罗伯茨·韦弗集团工作仅仅几周后,他信心倍增,他要求格雷为其大幅加薪:他才华横溢,觉得自己理应得到更高的工资;但是他同时也很年轻,刚刚走出校园。格雷不得不教导这些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接受关于加薪的现实。

格雷说:“我必须权衡公司的利益,必须跟他艰难地讨论这个问题。我必须向他解释,他正处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周围还有其他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必须平衡收支,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机会。这个责任落在了我的身上。这种经历并不愉快,因为我们都不想让别人感到失望。但我们还是进行了理智的讨论。然后他走了,我认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从这场交易中得到最好的结局。另一方面,他没有生气,而是继续努力工作。”

但是,他的才能给罗伯茨·韦弗集团的经理带来了其他的挑战。1989年,在英国设计委员会举办的备受瞩目的年轻设计师展览中,乔纳森的教室助听器项目成了主角。这一未来主义的设计引起了英国浴室和卫生间设备巨头理想标准(Ideal Standard)公司的关注。理想标准的销售总监对乔纳森的设计作品印象深刻,他与罗伯茨·韦弗接洽,并要求委托乔纳森为其公司做一个特别的设计项目。罗伯茨·韦弗觉得有必要拒绝这一要求。9

格雷说:“我们的工作室由12名设计师组成,此时根本不可能派乔纳森这样一个刚毕业的新人去为客户工作。所以,我们给理想标准的回应是,他们可以提出一个我们能力范围内的设计纲要,但是我们有权决定任命哪个设计师来做这项工作。但他听到这话之后就走了。他特别想让乔纳森做这个项目。”

后来,理想标准的总经理再度在乔纳森的世界里出现。但是在1989年,储蓄和信贷机构危机对罗伯茨·韦弗集团的生意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个公司的室内设计组接到了许多委托,为英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的银行设计交易室。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银行取消了这些项目。韦弗回忆说:“由于金融危机爆发,银行终止了这些项目,导致我们的设计师无事可做。与此同时,资金缺乏意味着英国制造商要撤回他们新产品的发展计划。”10

罗伯茨·韦弗集团不得不停止在伦敦的室内设计业务。韦弗的商业伙伴乔斯·罗伯茨(Jos Roberts)离开公司去了澳大利亚,产品设计组也被重新改组。作为改组的一部分,韦弗为所有的设计师起草了新合同。

除了乔纳森,没有任何一名设计师会签这份新合同。他签这份合同只是为了让那份旧合同失去效力。因为在上大学时受到罗伯茨·韦弗集团的资助,那份旧合同让他“嫁”给了罗伯茨·韦弗集团。鉴于这个法律漏洞,他得以提前结束自己的义务。他从罗伯茨·韦弗集团辞职,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了。

橘梦乐团

乔纳森去拜访他的朋友克莱夫·格尼耶尔。一年前,格尼耶尔和另外一位伦敦设计师——马丁·达比锡(Martin Darbyshire)创立了橘子设计公司(Tangerine Design)。

这对合伙人是老朋友了。格尼耶尔和达比锡是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的同学,随后一起在莫格里奇公司的伦敦工作室工作。格尼耶尔离开那里后加入了罗伯茨·韦弗集团,遇到了乔纳森,然后在英国的硅谷——剑桥的科学园工作。在科学园工作时,Commtel电话公司找到格尼耶尔,想让他设计一些新电话。Commtel想聘请他为正式员工,但是格尼耶尔说服他们让他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用从Commtel那里获得的两万英镑和达比锡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当我有机会成立一家设计咨询公司的时候,我邀请马丁吃咖喱饭菜。”然后,他们去了一家印度餐馆。“他立刻决定要和我一起干,我们这一生似乎都连在一起。”11他们来到达比锡位于伦敦北部芬斯伯里公园的中产之家,在前面的卧室成立了工作室。格尼耶尔带来了办公用品,包括一台麦金塔电脑和一台激光印刷机,还有从Commtel带来的钱。12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室起名叫地标(Landmark),以地标信托(Landmark Trust)命名,达比锡喜欢在家庭度假时待在这里。他们认为这个名字听起来相当响亮,但是一家早已使用这一名字的荷兰公司很快将他们告上了法庭。格尼耶尔悲伤地说:“我们试图让他们给我们一笔钱来重新起名,但是他们没给。”双方不欢而散后,这场诉讼结束了。然后,合伙人们想出了一个新名字——橙子,当他们都同意这个新名字后,才知道这个名字也已经被丹麦的一群设计师使用了。

那是在圣诞节期间,有个人看到了用来点缀圣诞树的橘子。这个名字足够抽象,可以表达很多东西,这正是设计师所需要的。这也让他们想起了“橘梦乐团”(Tangerine Dream)——格尼耶尔之前喜欢的一个实验电子乐队[3]。

达比锡说:“回忆起来,这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最好的事,因为橘子这个名字更棒。这个名字很好记,在一些主要的欧洲语言中也可以理解,对于我们的主要目标市场亚洲市场来说,橘色也是一种带有积极象征的颜色。”13

20世纪80年代,像橘子设计室这样的设计合作伙伴关系并不常见,自由设计师更倾向于独自经营。亚历克斯·米尔顿教授解释说:“80年代末期,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会加入所谓的‘一个人的产业’。这是属于设计制造者或设计艺术的产业。”但是,格尼耶尔怀揣更大的野心。

格尼耶尔说:“伙伴关系更像是实实在在的生意关系,有趣的是,马丁和我总是意见不同而又互相补充。”

以达比锡的家为根据地,格尼耶尔继续开拓他在剑桥工作时的门路。他们设计了电视机附件和高保真组件。而且由于之前的一些工作,他们被邀请到底特律做了一个关于车内娱乐的专题演讲。

格尼耶尔说:“我也为一些设计杂志写文章,我们渐渐有了些名气。”

为了推销自己,格尼耶尔和达比锡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他们巧妙地将公司的声势造得比实际规模更大。在为设计类杂志写文章的时候,他们还获得了利用该杂志的广告来宣传自己工作的机会。这些广告获得了关注,传达了橘子设计室正在获得大合同的讯息。

格尼耶尔和达比锡也开始在圣马丁授课,一周教1~2天,这帮助他们宣传了这家羽翼未丰的公司[他们的学生中有一些日后非常有名的设计师,包括萨姆·赫克特(Sam Hecht)和奥利弗·金(Oliver King)]。他们也生产宣传手册,手册中称他们的工作是‘为人类制造产品’。”14

他们描述说橘子设计室的重心是最终用户,而其他的设计公司常常忽视这一点。达比锡说:“没有人谈论最终用户,人们总是在谈论‘怎样可靠地传递事情’,而不是在谈论‘应该传递什么或可以传递什么’。这是橘子设计室的本质,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应该铭记并努力发扬的精神。”

这种组合营销策略很管用。格尼耶尔说:“我们的目标是与艾迪欧和西摩鲍威尔齐肩,成为三大最受欢迎的产品设计咨询公司之一。”到了1990年,他们拥有了足够稳定的业务,于是搬出了达比锡的卧室,搬到了伦敦东区霍斯顿的一间真正的办公室。这个改造后的仓库只有半层大小,是他们认识的一名女建筑师租给他们的,当时搬出来的时机正合适。达比锡说:“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就要出生,所以我们正需要用那间大卧室。”

这间工作室是一个典型的后工业化的阁楼,有着又大又长的房间、未加工的石灰墙和粗糙的木质地板。这些设计师用一些菲利普斯达克椅子、宜家的桌子和架子为房子设定了装饰基调。现在的霍斯顿街区是伦敦市中心的时尚区,但是20年前的艰难使这里遗留了许多废弃的轻工业建筑。霍斯顿也是午间脱衣舞俱乐部的聚集地——在伦敦,这种俱乐部更像是脱衣舞酒吧——为伦敦附近金融区的上班族服务。格尼耶尔的车总是被撬,收音机被偷,轮胎被划开。15在霍斯顿大街尽头工作室附近,有家“伦敦学徒”酒吧(London Apprentice),它是当地的一家大型同性恋酒吧,经常组织ABBA乐队主题夜,吸引了大量身着银色连衣裤的客人。不得不说,这是个很可爱的邻居。

橘子设计室刚搬到伦敦后,乔纳森便成了这家公司的第三位合伙人,尽管他只有23岁,而且刚刚走出校园。但格尼耶尔知道,“乔纳森虽然是个年轻人,但是工作绝对没有问题”。乔纳森和妻子希瑟在距伦敦东南部布莱克希斯不远的地方买了一间小公寓。

乔纳森加入橘子公司时,格尼耶尔和达比锡都感到非常高兴,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了一个具有非凡设计天赋的人才,还因为他们获得了一个大客户:乔纳森带来了英国卫浴产品巨头“理想标准”——乔纳森在罗伯茨·韦弗工作时它曾向他发出过个人邀请。但是在橘子公司,乔纳森凡事亲力亲为,从重型机床到梳子,从电视机到卫生间。在这里,设计师们在每件事情上都会通力合作。

他们的工作持续不断,但并不是非常具有挑战性或声望。橘子公司偶尔也会从大公司接到一些委托业务,比如日立集团和福特,但是大多数工作仍旧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委托的不定时的小项目。“对于设计公司而言,现在是竞争时期,”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教授罗杰斯解释道,“公司的发展趋势不再局限于专业化。他们尝试去做任何事情。他们的业务涵盖了方方面面——洗发水的包装、新型摩托车以及火车的内部装潢。他们必须什么都做。”16

许多小型公司的预算有限,并且缺乏甚至没有同设计顾问合作的经验。典型的情况就是,他们期望只花费数千英镑的成本。但是,橘子公司正处在事业积累期,并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通常橘子公司的提案费都高达数万英镑,远远超过其客户的预算。因此设计师们得不到工作合同。

几个合伙人几乎没有选择,被拒绝时只能冷静地接受。“那个时候,英国大多数工作都是与土木工程相关的,而不是关于用户的研究或者设计理念的工作,因此我们有点超前于市场。”达比锡说道,“我们一方面不得不灵活变通,同小型公司合作,负责小型产品生产的整个过程,同时我们也尝试从亚洲和美国获得生意,并谋求发展。”

为了吸引并留住客户,橘子公司的设计师们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忙碌。他们记得罗伯茨·韦弗集团曾经使用过的一个策略:当一家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来访时,韦弗集团的设计师们把他们自己的车开进工作室,再把它们排成一排,声称他们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17这个策略成功了,罗伯茨·韦弗集团获得了生意。借鉴罗伯茨·韦弗集团的例子,如果有客户拜访橘子公司在英国霍斯顿的办公室,乔纳森和他在橘子公司的伙伴们会确保工作室里堆满了他们之前为其他项目制作的蓝图和泡沫模型。客户离开之后,他们便会把这些模型重新放回仓库。18

乔纳森、格尼耶尔和达比锡为博世(Bosche)设计了重型机床,为金星轮船(Goldstar)设计了电子设备。这三位设计师还为苏格兰著名美发沙龙布莱恩德拉姆一把简单的理发师专用梳子倾心尽力。乔纳森的想法是在柄部安装一个水平仪,这样理发师就可以在为顾客修剪头发的时候方便地抓住梳子。这种梳子也适用于修剪齐平短发和其他要求精准的发型,目前该产品仍在销售中。这项任务只有少量的预算,但是设计师们仍旧竭尽全力。“布莱恩德拉姆选择了乔纳森关于这款梳子优雅的设计理念,但是我却不辞辛苦地将它转换成产品设计。”达比锡说道。一切都是值得的:梳子于1991年获得了权威性的德国行业论坛颁发的奖项,并为橘子公司赢得了声誉。

霍斯顿周围的环境也非常适合橘子工作室。乔纳森和格尼耶尔加入了当地的健身俱乐部(现在乔纳森每天仍然坚持进行大量的体育锻炼)。“那是过去的霍斯顿,不是现在的。”格尼耶尔说道,“在健身馆里有一些人练习拳击,而我和乔纳森则通过在跑步机上锻炼和练习举重来保持身体健康。”乔纳森大学时期的老朋友邓恩就在街道拐角处工作,所以他经常来访。根据他的记忆,这个地区“类似于旧金山现代化的南方公园一带,靠近环境恶劣的地方,但是却云集了众多的高端人才,到处都呈现出一片工作和艺术蓬勃发展的景象。此外,这里还有许多硬件商店和原材料供应商,从而为培养本地的年轻设计师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包括罗斯·洛夫格罗夫(Ross Lovegrove)和朱利安·布朗(Julian Brown)。19“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绝佳的制造时期,当时工业设计并不是那么普遍,所以有很多人做设计师是出于正当的理由,即做出最好的设计,而不是成为明星。”

自乔纳森加入橘子公司一年以后,第四名成员彼得·菲利普斯加入了这支团队。在之前的工作经历中,他们早已互相认识:菲利普斯于1982年毕业于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获得了工业设计学士学位;他在大学遇见了格尼耶尔,和达比锡都在艾迪欧工作,并且在罗伯茨·韦弗集团工作的时候结识了乔纳森。

“我第一次见到乔纳森的时候,他才刚刚起步,”菲利普斯说道,“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人真不错,是个讨人喜欢的绅士。他的外表就跟他本人一样,非常安静并且有风度。他非常慷慨,但是并不严肃,经常会因为一些事情大笑起来。但是在他的领域里,他绝对是个顶尖人物。”20

像乔纳森一样,菲利普斯也带来了他的一些客户,包括两个电子产品巨头——日立集团和LG电子。在经济萧条时期,LG却大获全胜。这家韩国巨头把第一个欧洲设计中心设立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并且希望与一家欧洲设计公司合作。“我们早期就对LG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们对一切都充满热情。”菲利普斯说道,“这真是太棒了,它让我们设计出了一些非常好的东西。”

四位设计师都是公司的共同商业合伙人,并且享有平等的待遇。尽管他们也有分歧,这些分歧多数时候出现在格尼耶尔和达比锡这对老朋友之间,但是他们都克服了。“有时候事情会严重到有人大声喊叫的地步,但我们总是可以找到和平友好的解决方式,”菲利普斯说道,“我们隔几分钟后就会嬉笑如常了。我们以前总是说乔纳森和我是团队的外交官。”对于刚起步的事业,必须要多加小心财政情况。“我们都是理智的人,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让财政承受过多的压力。”菲利普斯说道,“如果我们有小额的透支或者到月底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我们自己的薪水,我们愿意少赚一点钱,并理智地对待这种情况。”

有一段时期,橘子团队制作了大量详细的草图和模型。其中有许多是在乔纳森父母的车库里完成的,因为模型制作会把办公室弄得一团糟。不过,其他的任务都外包了。“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模型制作商,就在制作室附近,它可以确保我们的模型质量上乘又美观。”菲利普斯说道,“英国大多数的模型制作厂家现在都破产了,但是它们曾经风靡一时。它们大部分是纯手工制作的,我们经常在进一步讨论细节。”

技术正在成为设计过程的一部分,但是进展缓慢。有一台放在房间中央的麦金塔电脑,菲利普斯说:“我们轮流使用它。”这是橘子公司非常典型的工作模式,因为计算机辅助设计(简称CAD)还没有成为大多数设计师的必要工具。

风格凸显

作为一名求知欲极强的读者,乔纳森的品位延伸到了设计理论方面的书籍,包括行为主义者博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 F. Skiner)的作品和19世纪的文学。21他还非常喜欢去博物馆,他和父亲几年来曾多次参观伦敦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它是世界领先的艺术和设计博物馆之一。

他研究艾琳·格蕾(Eileen gray)的作品。格蕾是20世纪一位最有影响力的家具设计师和艺术家。现代主义的设计大师都很欣赏乔纳森,其中包括米歇尔·德·卢基(Michele de Lucci),他是意大利孟菲斯集团(Memphis group)的一员,他尝试让高科技产品更柔和、人性化和友好,并让其更容易理解和使用。22

格尼耶尔记得乔纳森爱上了家具设计师贾斯珀·莫里森(Jasper Morrison)的设计学院,那里充满了纯净的艺术,都是没有任何曲线形状的直线。乔纳森也对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着迷,他是博朗的一位传奇设计师。“我们都被迪特·拉姆斯所鼓舞。”格尼耶尔说道,“拉姆斯的设计原则在我们就读设计学院的时候就深入内心——但是我们并没有在橘子公司设计任何类似博朗的产品。乔纳森就是喜欢简约。”23

四位设计师都对设计理念感兴趣,尤其是乔纳森。因为格尼耶尔和达比锡还从事教学工作,所以他们正尝试着将公司的设计理念明朗化。格尼耶尔和达比锡都同艾迪欧的比尔·莫格里奇合作过,并深受其设计风格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采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格尼耶尔回忆道。莫格里奇对他们另外一点重要的影响就是合作。

“艾迪欧有一套共识(体系),要求所有人都表示赞同,当格尼耶尔和达比锡的设计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时,他们会充满动力。因此,他们一起对即将发布的设计进行多次的审查。这非常好,因为它意味着你一直在检验自己。”菲利普斯说道,“这种方式很有效,你可以在让客户满意的同时推动自己前进,因为你开始觉得这是件令人兴趣的事情。”

美学对设计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橘子团队从来不会为了美学而局限于一种风格。“这对我们而言很重要,包括乔纳森,我们是为了某个理由进行设计的。”格尼耶尔说道。

“乔纳森非常喜欢改进产品并使它更加易于使用。他对人性化技术非常感兴趣。他设计时总是会先追问一样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他拥有去除或无视某些东西的能力,他不关心一个产品的现状是怎样的,或者一个工程师说它必须是什么样的。他可以从基础开始对任何一样产品或用户界面进行设计。我们在橘子公司共享这一理念。我们不应该受限于我们接受的设计教育,而且应对其他人的设计方式给予更多的回馈。”

对于乔纳森而言,这代表了一个转变。在大学,他执行的项目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设计语言,或者至少开创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因为他的大多数设计使用的是白色塑料。但是在橘子公司,乔纳森不再按照自己的方式在他的作品上贴上自己的标签。“跟他的同代人不一样的是,乔纳森没有把设计视为展现自我或者创造新的风格的机会。”保罗·昆克尔(Paul Kunkel)写道。他为写作《苹果设计》(Apple Design)一书专门对乔纳森进行了采访,该书概括了20世纪80年代苹果设计部门的状况。“与此相反,他用一种近乎变色龙的方式接近每个项目,让他自己去适应产品(而不是让产品来适应他)……因此,乔纳森早期的作品缺乏‘独特的风格’。”

之后直到现在,乔纳森的美学越来越趋向极简主义,这大概是他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追求的繁冗趋势的回应。那曾是一段有着“设计师十年”美誉的时期,文化俱乐部和咔加咕咕合唱团(Kajagoogoo)使用的引人注目的颜色被视作有品位的表现。据昆克尔所述,乔纳森避免让自己的产品因追随潮流而快速淘汰。“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乔纳森了解风格对设计有侵蚀作用,它很容易让一件产品看起来落后于它的时代。通过避免风格的固化,他发现产品不仅可以有更长的寿命,他还可以专注于设计的真实性,这是所有设计师都在追求却很难做到的东西。”

乔纳森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格尼耶尔、达比锡、菲利普斯也都是极简主义者,还有许多公司的其他设计师也在逐渐往这个方向发展。极简主义开始席卷全球,橘子公司采取的风格也开始被其他设计师使用,其中有日本的深泽直人(Naoto Fukasawa)和萨姆·赫克特——他们为“零品牌、高质量”的消费者以及家居产品的制造商无印良品做了大量的设计工作。“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中充斥着过度设计的陈腐思想,所有东西都色彩缤纷,奇形怪状,”亚历克斯·米尔顿教授解释道,“这是一种视觉疲劳。物体都在朝着你咆哮。”

“乔纳森毕业时恰逢这段时期,过度设计极其盛行。产品无法反映设计师的性格,它们是品牌。所以设计师们想要变得更酷、更镇定且更有影响力,并且想要回归功能主义和功利主义。”

达比锡用这种方式解释橘子公司的基本理念:“我们努力尝试让事物变得更好一点,并考虑到我们所设计的一切产品的视觉效果、实用性和市场前景。”

格尼耶尔将这种工作方式同其他公司相比,那些公司试图将他们风格烙印在每个委托他们设计的产品之上。“我同比尔·莫格里奇在一起的时候,见过许多非常优秀的设计师,他们只能设计特定的办公室用的产品。”他说道,“当他们尝试将自己的美学理念应用于大众市场如日常产品时,他们却失败了。他们设计出非常奇怪的科技产品。这让我感到疑惑。我认为,设计应该根据每个不同的目标表达出不同的设计语言。”

制造技术的进步让乔纳森和他的同事们逐步挑战极限。“20世纪90年代是我们可以装饰产品的时期,”格尼耶尔说道,“它们的形状可以变得更有趣。不再仅仅局限于用金属包裹电子产品或者把按钮安装在正确的位置。我们可以让形状更加多元化,并使用注塑成型技术探索产品的多边性。我们可以创造出远比专注于产品功能更加美丽的事物。”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也有潜在的不利的一面,格尼耶尔在艾迪欧亲眼见证了。“设计师们通常想出来的都只是一个形状,”他说道,“他们不会去思考电脑显示器和电视机的功能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我们不想制造一个徒具美丽外形的东西。我们希望我们的设计适应人们的家庭。我们非常关注产品的用户界面。”

就乔纳森而言,他对格尼耶尔的看法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产品的创新,它让产品变美丽而不是仅仅只具有功能。他总是不断质疑产品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他讨厌丑陋、黑色和庸俗的电子产品,”格尼耶尔回忆道,“他讨厌为电脑取一个类似于ZX75的名字,并还有一大堆的字节。他讨厌用20世纪90年代的方式进行设计。”在设计大变革的时期,乔纳森在寻找自己的道路。

沮丧

理想标准想要直接与乔纳森合作时遭到了罗伯茨·韦弗集团的拒绝,但是,橘子公司却很乐意满足这家公司的要求。乔纳森在橘子公司的早期,理想标准曾委托他设计一套全新的浴室设施,包括洗手间、坐浴盆和水池,以替代公司长时间运营的米开朗基罗产品系列。

出于凡事都要尽心尽力的性格特征,乔纳森、格尼耶尔和达比锡全身心投入到了新浴室的配套设施的设计之中。这项工作对这个年轻的公司而言似乎是一根救命稻草,不过却很快变成了一场噩梦。现在回头想想,这一项目或许为乔纳森的最终离开埋下了祸根。

乔纳森全身心地投入到理想标准的工作之中,他买了一些关于海洋生物的书籍来激发灵感,并试图从中找到大自然的影响力。“乔纳森对水非常痴迷,而且他经常会观察水的流动。”格尼耶尔说道,“他把所有的灵感都投入到他设计的一个马桶缸上,它很像一件希腊宗教艺术品。”

“他会谈论自己对水的崇拜。水在未来会成为罕见的资源。水是必须被赋予荣耀的物质。所以他制作了一个椭圆形的马桶缸,支撑它的柱子非常有艺术气息。这一设计非常激进,但美丽无比。”26

乔纳森、格尼耶尔和达比锡向理想标准展示了三件作品,每件都是根据忍者神龟的代号——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命名的:他们是拉斐尔、多纳泰罗和莱昂纳多。27他们去了乔纳森父母的车库——乔纳森一家那时候已经搬到了郊区的萨默赛特——并且手工制作出了水池和卫生间的泡沫模型。它们“难以置信地出色”。格尼耶尔说道。

三位设计师开车到达位于赫尔的理想标准总部去展示他们的设计。他们搭建起一个很大的房间,这样每个产品经理都能仔细研究这些产品并进行评定,看它们是否可以推上市场。当他们被带去同总裁以及其他几位总经理见面的时候,却没能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总裁在风暴般的争议中拒绝了他们的设计。他说,这些产品的制造成本太高,并且也不适用于已有的产品线。经理们担心乔纳森引以为傲的艺术化的柱子会倒塌并伤到孩子。

“那次设计展示非常糟糕,”格尼耶尔说道,“我们针对这个设计的想法变了…… 问题是我们的设计同理想标准平常的设计区别很大。”

更糟糕的是,那天是英国的喜剧节,全国的筹款人都为了给慈善行为筹集资金而戴着红色的小丑鼻子。理想标准的总裁当时也戴着一个红色泡沫做的小丑鼻子。在那种情景下,他的拒绝就像个冷笑话。

格尼耶尔说乔纳森开车回到伦敦的时候非常沮丧。“他既失望又郁闷,”格尼耶尔回忆道,“他在为那些根本不关心他设计的人而倾尽心力工作。”28达比锡也记得那一天:11“乔纳森因为他们完全不满意他的设计感到很不愉快。”

乔纳森良好的幽默感总是可以让他对这些挫折一笑了之,但是在理想标准的失败并不那么容易被忘记。尽管沮丧的乔纳森还要继续进行设计,但他总是感觉过程中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据达比锡所说:“问题是他们想要‘产品化’,并且,这么做的同时还要扼杀它的心气和灵魂。”

尽管同理想标准的合作失败了,橘子公司还是开始同越来越多的大客户合作。据格尼耶尔所说,这个团队感觉自己正在“坐过山车”。他们不断用智慧的方式展现自我。“他们做了许多概念的设计,基于这些设计,我得出了一些理念,乔纳森则做出了出色的设计,我们将这些理念交给媒体,伴随着嗡嗡声让他们印出来,”格尼耶尔说道,“5年之内,我们从伦敦一个在房子后屋里运营的小公司发展成了一家拥有国际大客户的公司。”

乔纳森不喜欢这个事实——他的工作也包括宣传他的公司。“在橘子公司,四个合伙人都是创意顾问是很重要的,”格尼耶尔解释道,“我们为自己骄傲,并且我们想继续进行设计,而不是成为接受任务的傀儡,然后把任务交给幕后的雇员去做。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公司,我们90%的时间仍然都花在出售我们的服务上。乔纳森比我们年轻,他想把所有时间都贡献于设计伟大的作品。他有时候也会感到沮丧。”

乔纳森逐渐意识到他不适合做设计咨询工作。他热爱设计,但是他发现通过必要的让步来实现任务非常苦恼,他一直在抵制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小规模的合伙人关系中,每个设计师都要扮演推销员的角色。

“我太天真了,”乔纳森说道,“我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但是我通过设计一系列不同的产品学习到了很多:从发梳和陶器到重型机床和电视机。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擅长的和不擅长的事情。我终于清醒地知道了自己想做什么。我真的只对设计感兴趣。我对创立事业既不感兴趣,也不擅长。”29

他的作品被委托人毁掉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失落。他在罗伯茨·韦弗集团的老板菲利普·格雷曾在2012年与乔纳森谈了一次话。“乔纳森告诉我他之所以在设计咨询中如此失落,是因为他无法充分控制一个项目从开始到完成的整个过程。”格雷说道,“客户会选择他的一些产品设计的片段,然后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如何把这些片段组合起来。他脑子里想的任何项目都无法付诸实践。对于那个时代来说,他的思想太超前了,客户往往不明白他在做什么。”30

格尼耶尔也看出了乔纳森对客户的无奈:“他常常会做出漂亮的设计,但设计出来的产品往往达不到客户的预期。”

布伦纳在召唤

鲍勃·布伦纳(即罗伯特·布伦纳的昵称),是几年前乔纳森在加州之旅时认识的。他在1991年秋天拜访了位于霍斯顿街的橘子公司。三年前,布伦纳离开了月光设计公司,现已在苹果公司扎根,并且已经成了设计部门的主管。他建立了一个由高级设计师组成的精英团队(包括那些后来在iPod、iPhone和iPad的开发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人)。

布伦纳在整个欧洲物色外部设计公司,希望能够找到一家公司可以与苹果公司合作一个秘密项目,名为“Juggernaut”。即便对于苹果这样的大公司来讲,使用外部委托任务招募人才也是官方的一大禁忌,但布伦纳后来承认,这只是他的目标之一。

他承认:“我试图得到乔纳森,我希望能让他接手这个项目,我认为这也是让他加入我们公司的另一种方式。”31

1991年,苹果公司依旧春风得意。该公司已经从一个在史蒂夫·乔布斯的车库中刚刚起步的工作室发展成了快速增长的个人电脑行业中最大的公司之一。史蒂夫·乔布斯已经不在苹果公司了,他在6年前辞职,现在正在为他新公司NeXT的成功而努力拼搏。他的另一家公司皮克斯虽说也在苦苦挣扎,但四年后,该公司发行了第一部电影《玩具总动员》(Toy Story),该片一度轰动一时。

苹果公司当时由百事可乐前高管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掌舵,史蒂夫·乔布斯用他那句不朽的名言“你想一辈子都卖糖水吗?还是想来同我一起改变世界”32将约翰·斯卡利引诱到苹果公司。虽然最近对斯卡利的说法褒贬不一,但在那时,他前进的方向还是正确的。苹果公司十分庞大,计算机行业也在迅速膨胀。台式机革命将麦金塔电脑的业务推广到了世界各地。这家公司首次季度收入达到20亿美元,他们刚刚对此进行了庆祝。《MacAddict》杂志将这个时代称为“麦金塔电脑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那时,Windows 95还要等上几年才能实现,人们尚且不知道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将完全重塑个人电脑行业,并且几乎让苹果公司破产。

由于资金十分充裕,苹果公司开始扩大其产品线。斯卡利为苹果的研发团队投资了21亿美元的公司积蓄,以加快新产品的开发。他因宣扬创新型超便携电脑新生产线而得到了很多的关注,他称之为“个人数字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s,简称PDA);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电子产品展33上,斯卡利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创造了这个术语。虽然斯卡利的个人数字助理还需要十几年才能作为牛顿掌上电脑(Newton MessagePad)真正投放市场,但这时工业设计团队正在努力进行研发。

布伦纳的设计团队负责的不仅忙着设计掌上电脑,还负责一条新的PowerBook产品线。尽管第一台Power Book尚未投放市场,但布伦纳的设计团队已经在致力于第二代产品的研发了。这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是新兴的个人电脑产业中第一款“真正的”笔记本电脑,在此之前,个人电脑产业更侧重于台式机。然而,第一台PowerBook又大又重:它不像一台真正的便携式电脑,而更像是一台靠电池供电的台式机。对于设计团队来说,这就是一场噩梦。布伦纳和他的团队不得不同时进行创造、制造、设计以及测试机器等工作,时间紧迫,任务繁重。

面对下一代产品的研发工作,布伦纳担心团队过多注重此时此刻的情况,而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很显然,移动性是一种新的趋势,布伦纳想要了解移动性的发展方向的发展情况。

“随着产品设计的日程表变得越来越紧面向未来,难度级别越来越高,首先遭殃的就是创新了。”布伦纳说,“我想看到的设计……是能预测到未来的设计,而不是基于我们所知所见的设计”34。

为了保持活跃的创新精神,布伦纳已经开始进行离线项目[4],他称之为“并行设计调查(Parallel design investigation)”。

“我们的想法是在没有截止期限压力的前提下,开发处理新技术所需的新型因素、新的表现水准和策略。”他解释说。更重要的是,布伦纳想使这种类型的调查处于“离线”状态,因为这意味着允许他的团队犯错误,允许他们远离生产过程的折磨,这样创意的灵感才可能会持续涌现。“因为离线产生的想法往往是我们最好的想法,并行设计调查是极具价值的。”他说,“这种信息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它还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目标,可以让你指着说‘这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35

这是他欧洲之旅的一个原因:布伦纳特别喜欢与外部的顾问一起工作(毕竟,在加入苹果公司前,他自己也是月光设计公司的一名外部顾问)。“我决定从咨询领域雇用人才,这样,工业设计团队就能够像一家拥有独立设计公司的速度和灵活性的咨询公司了。”他还说,“以我的经验,顾问想要拓展自己的业务,因为他们还会争着做最有趣的工作。所以我将自己的搜索集中在当地最好的顾问和有这方面天赋的刚毕业的人才身上。”这些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乔纳森和橘子公司。乔纳森刚刚从纽卡斯尔毕业三年,他的概念手机给布伦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走进霍斯顿工作室,布伦纳就因他的所见而感到兴奋。他第一眼先看到了格尼耶尔为一家英国公司SodaStream设计的苏打制造机。它有一扇摇摆式门,靠一个巧妙的锁闩控制开和关——布伦纳认为这种机关也许可以适用于便携式产品的屏幕。布伦纳激动地说:“这正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创造性思维。”36

布伦纳自己有一些东西要展示给这四位伦敦设计师。他从包里拿出一台PowerBook原型机。菲利普斯被震惊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玩意儿,它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事实上,这第一台PowerBook有着嵌入式的键盘、中央定点设备以及前倾的手腕放置区(掌托),足以为未来20年笔记本电脑的设立下基本标准,这一事实至今仍然令大家震惊不已。“我们的PowerBook十分成功,”布伦纳说,“这太让我惊讶了。那台机器和设计本身还有那么多的不足之处。我本以为那将成为一次巨大的失败。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基本上所有的笔记本电脑都是那样设计的:嵌入式键盘、掌托以及中央定点设备。”

在布伦纳的设计问世之前,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一直是向外突出的,也没有定点设备。大多数笔记本运行的都是微软的MS–DOS,这款系统依赖于命令行界面,而不是麦金塔这样的图形界面,因此它们还需要使用四个方向键。它们没有必要使用定点设备。因为随着Windows逐步站稳了脚跟,制造商们开始使用夹式轨迹球。

“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有趣,从PowerBook到今天的苹果笔记本电脑,这几乎是完美的设计,”布伦纳说,“没有人能够再进一步改善它……(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拥有了非常难以超越的东西。”

在伦敦参加会议期间,布伦纳和橘子公司交换了意见。作为测试,乔纳森制造了一个鼠标样本。他们的谈话进展顺利。最后,橘子公司获得了“Juggernaut项目”的咨询合同。

乔纳森既兴奋又害怕。苹果公司的这项任务对橘子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同样意识到,对于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苹果公司描述这个绝佳机会的情形,当时我特别紧张,怕把这一切搞砸了。”37

正如布伦纳所说,“Juggernaut项目”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并行设计调查。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在未来甚至是更遥远的未来探索出一套移动产品。布伦纳和他的团队很有信心,认为新的PowerBook和牛顿便携设备将揭开所有移动产品的序幕。他们开始构想非电脑类产品,包括数码相机、个人音频播放器、小型个人数字助理和更大的手写平板电脑。(这些东西现在听起来很熟悉,但在那个时候,实现这些梦想至少还要再过10年,而且还是在一个全新秩序的领导下。)

他们希望手写数字助理、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可以通过红外线、无线电波和蜂窝网络连接在一起。布伦纳也希望设计组准备几款移动产品,以防苹果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突然决定开始制造移动产品。

布伦纳也曾找过除了橘子以外的其他一些外部设计公司,他让苹果公司一些内部设计师在概念上下工夫。“我们知道某些事情即将发生,”布伦纳解释说,“我们知道无线设备将会变得十分重要,图像采集将会变得更加重要。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小。电池会变得越来越好。”38

苹果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支团队正致力于开发几款便携式产品的概念,同时,橘子公司的团队设计了四款理论性产品:一台平板电脑、一款平板电脑的键盘和一对“便携式”台式电脑。布伦纳想要这些产品具有可转换性——平板电脑应该可以变形成笔记本电脑,反之亦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某些原因,我们认为可转换性将会非常重要,”布伦纳解释说,“这样,你就可以从传统键盘和鼠标的模式转换成手写模式,这正是现今一些小型笔记本电脑所努力追求的。”39布伦纳指出,这些想法,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有点奇怪和激进,但它们与今天市场上出售的最新的平板电脑和混合型笔记本电脑并不是相差万里。

布伦纳让乔纳森和他橘子公司的同事扩大设计的范围,但必须保留苹果当时设计语言的主要元素(多为暗灰色的塑料和一些软凸起)。这些设计必须依据于真正的技术,这样人们才能相信它们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真正的产品。

在格尼耶尔和达比锡的协助下,乔纳森开始设计一款名为麦金塔弗里欧(Macintosh Folio)的平板电脑。这是一台矮胖的笔记本大小的平板电脑,带有手写式屏幕和庞大的内置支架。它由苹果公司当时很常见的暗灰色塑料制成,几乎可被认为是iPad的前身,尽管比iPad厚了约5倍。

乔纳森独自设计了平板电脑上的一种特殊的智能键盘,名为弗里欧(Folio)键盘。但与今天现代平板电脑的可拆卸键盘不同,Folio键盘被看作是“智能键盘”,因为它拥有自己的中央处理器、网络插口和触控板。实际上,它是现在的笔记本电脑的一半,即键盘的那半。

格尼耶尔和达比锡则在一对“便携式”台式机上下工夫,它一半是台式机,一半是笔记本电脑。它们是像变形金刚一样的电脑。它有内置键盘和可旋转的屏幕,可以从台式机变成便携式电脑,反之亦然。

其中一款是SketchPad。它由浅灰色的塑料制成,特色是拥有铰接式可调整屏幕,可以调整高度和倾斜度。它可以折叠成钱包形状的包裹,带有一个把手,方便携带。(乔纳森后来在设计第一台iBook时借用了内置把手的想法。)

第二台便携式台式机被称为Macintosh Workspace。它有一个内置的可触控的屏幕,还有折叠在下面的分离式键盘,在不使用的时候可以置于两侧。Workspace可以折叠成平面形——像一台宽大的平板电脑——以方便携带,但打开使用的时候,键盘就像是一对粗短的翅膀。

“记得有一天我看到乔纳森和他办公桌上这种平板电脑的泡沫模型。”菲利普斯说,“他坐在离模型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双膝向上,在泡沫键盘上打字,嘴里说着‘这感觉很不错’。”40

“乔纳森的想法是最富有创见的,并且一如既往的细致具体,”负责弗里欧的达比锡回忆说,“他累得大汗淋漓,就是为了要把设计做好,他做到了。这让人十分震惊。”41

乔纳森和“Juggernaut项目”其他设计师以惊人的速度开发了约25款模型。在短短几个星期内,他们将作品呈递给布伦纳和他的团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这些概念被提炼成四个主要设计。42

随着该项目接近完工,害怕搞砸的乔纳森却差点将项目搞砸。他们这个经验较少的公司并没有属于自己的能制作出最终原型机的模型制造车间,这样的车间需要特殊的技能、工具和人员,通常只有最大的设计工作室才能驾驭。(今天,甚至像苹果公司这么大的公司也都使用外部车间制造成品模型)。所以,橘子公司的四个设计师带着他们的“Juggernaut项目”的实物模型去了一家本地模型制作商那里,它曾经承接过很多电影和广告业的业务。

这家模型制作商非常有才华,制作的模型看起来如“梦幻般不可思议”,格尼耶尔说。这些模型可以完美地将他们的想法展现给客户。然而,这些模型的寿命却不长。“当我们把模型拿回来的时候,它们看上去非常漂亮,不可思议,但往往用完一次后模型就碎掉了。”格尼耶尔说,“苹果拿到这堆破碎的模型,但却派不上任何用场。这确实是一场灾难。”43

尽管模型十分脆弱,但布伦纳被乔纳森的贡献深深地打动了。

“乔纳森真的制造了非常出色的平板电脑,”布伦纳说,“真是太神奇了。不愧为乔纳森,真是实至名归。这台平板电脑毫无瑕疵,非常精致,十分注重细节。但它仍然有其他吸引人的特质……它的表面非常先进,十分精致、漂亮,光洁,美观,他们仍然能激起人的感情。他们并不枯燥,也不乏味。”44

布伦纳回忆道,乔纳森的“Juggernaut项目”设计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没有参考任何苹果公司或任何其他电脑公司以往的工作成果。他们是完全原创的。“他们在情感方面很成熟,这对于乔纳森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很少有的。”布伦纳补充道。45乔纳森那时只有26岁。

经过对“Juggernaut项目”半年多的努力,乔纳森、格尼耶尔和达比锡被空降到苹果公司的库比蒂诺总部去做最终的演示。由于菲利普斯并未参与该项目的实际工作,他一直负责公司为LG做项目的事宜,以保证公司的生存,所以他留了下来。

乔纳森和格尼耶尔都很喜欢苹果公司的氛围,但达比锡发现苹果公司有些排外。“苹果公司文化底蕴深厚,”他说,“你不得不主动成为它的一部分。这几乎要达到狂热崇拜的状态,不得不说我觉得有点令人害怕。但这种文化也有很奇妙的方面:高度的自由不断鼓励开发和寻找新的东西,再将其完善。同时也略有排外的怪异一面,让我觉得这非常可能导致幽闭恐惧症。这种公司文化几乎成了一种宗教,我没法接受。”46

演示结束后,他们收拾东西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布伦纳把乔纳森拉到一边私下跟他讲了一些话。他告诉乔纳森,如果他真的想要“创造一些超前激进的东西”,他应该来苹果公司做全职工作。47

“我并没有将我的意图展现得非常明显,”布伦纳说,“这只是按照我的方式跟他提及以后机会依旧存在之类的话,他说,‘这倒是十分有趣,让我考虑考虑吧’。”48

乔纳森确实考虑了这件事。回到伦敦后,他十分痛苦地做着决定,备受煎熬。他与苹果公司的合作很愉快,但他不能确定是否要离开他的家乡和放弃他在橘子公司的工作。他也不能确定他的妻子希瑟是否想要搬到美国住。但“Juggernaut项目”已经为乔纳森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尽管到那个时候为止,我做了很多有趣的工作,但我在此项目中遇到的问题与以往我处理过的有所不同,”他说,“一个最大的挑战让我特别感兴趣,那就是将个性和意义赋予一种被视为毫无个体特征的技术中。同样重要的是,苹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的环境。在这样的地方,设计者可以更多地集中于全力研究设计,而较少地关注日常事务。”49

但加州离伦敦很远。为了扭转局势,挖到人才,布伦纳邀请乔纳森和他的妻子希瑟坐飞机到加州进行第二次参观。然而,在马上要返回伦敦时,乔纳森仍然无法做出决定。

这个机会不是一个秘密。格尼耶尔、达比锡和菲利普斯都劝他搬到加州。“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乔,你怎么能放弃这次机会呢’。”达比锡说。50菲利普斯指出,其他合伙人都有小孩。他们被“绑在伦敦了,但他(并没有被绑到这里),所以不用再犹豫了”。51

最终,该项目的设计无一问世。即便如此,它对于苹果走出先前米色盒子并继续向前迈进起到了一定作用。类似分离式键盘和扩充口(这个想法后来作为duo-dock外接硬盘底座产品上市)的主要想法,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初让苹果公司声名鹊起的灰色和黑色工业设计,都是该项目创造性思维的副产品。

该项目不仅具有创造性思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此项目是布伦纳为招募乔纳森而精心设计的策略,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晰。“我们一直怀疑,这个项目给橘子公司来做是为了尝试引诱乔纳森到阳光明媚的加州,看看苹果公司是否能把他挖到美国工作。”菲利普斯说。

最终,乔纳森做出决定打通了那个电话。据他回忆,“出于对信仰的一种盲目追随”,他给出了同意去的答案。52

布伦纳曾三次试图聘用乔纳森:第一次是乔纳森作为一名学生首次参观月光设计公司的时候;第二次是布伦纳在苹果公司刚刚起步,乔纳森刚刚加入橘子公司的时候;第三次是参与“Juggernaut项目”之后。“他喜欢加州,”布伦纳说,“他喜欢有活力的地方。所以,我们再一次试图聘用他。你就得这样做。你先认准了你觉得优秀的人,然后努力将他们争取过来,最后你就会得到他们。”

乔纳森同意去的另一个因素无疑是对咨询感到沮丧。他已经得到了许多设计师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成功且自由的个人事业。但是,设计咨询工作也限制了他的能力,让他的才能无法真正发挥影响力。“作为公司外部的设计师们很难对产品计划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很难实施真正的创新。”他说。53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他接受设计委托的时候,许多关键性决策已经由内部做好了。乔纳森逐渐相信,要想成就一件史无前例的新事物,就需要从组织内部进行彻底的变化。

“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成功地成为一家公司的一部分——因为我总是认为我会独立工作——但在苹果公司这个大项目的工作接近尾声时,我决定接受苹果公司的全职职位,搬到加州。”54

没有他,橘子公司仍旧继续茁壮成长,承接苹果、福特以及LG公司的设计项目。这家公司目前仍由达比锡经营。近年来,该公司最负盛名的设计莫过于其为英国航空设计的躺椅项目,设计者创新性地将头等舱的座椅改装成了床椅两用。尽管如此,乔纳森·艾夫还是离开橘子公司,来到了苹果。对于此事,乔纳森之前的合作伙伴表现得很冷静,也表示了理解。布伦纳也曾尝试减少乔纳森离职给橘子公司造成的损失。菲利普斯对此表示:“鲍勃人很好,乔纳森走的时候,他为了表示歉意,给了我们一个大项目作为好处费,那真是一大笔钱,用来说一声‘对不起’足够了。”55

[3] 实验电子音乐(Experimental electronic),是西方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及一些工程师们利用当代最新技术(如计算机)作出的音乐。——编者注

[4] 离线项目(offline),指相对较少依靠互联工作的项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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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让我的员工在地狱般的格子间里工作,他们是不会答应的。我得要一间有着高天棚的开放式工作室,这样,人们在里面才能迸发出精彩的想法。

——罗伯特·布伦纳

1992年9月,27岁的乔纳森接受了苹果公司的全职工作。他带着妻子希瑟一同飞到加利福尼亚州,搬进了位于旧金山双子峰上的一间普通住宅。双子峰是旧金山最高的山峰,从那里他们可以欣赏从市场大街沿线一直到市中心摩天大楼的城市美景。

房子的内部装饰反映了乔纳森个人的设计品位。几年后,为了写一篇人物专栏,《纽约时报》的记者约翰·马尔科夫曾造访乔纳森夫妇的住所。1“房间里有一个壁炉,室内装饰极其简约,高档唱片机上面摆放了一台小巧的电视机,几乎所有的家具底下都装有轮子,可以随意移动。”马尔科夫在报道中这样写道,“房间的照明灯采用的是未来主义风格,好像一个红色的星球悬挂在头顶。然而,在我目光所及的地方却没有出现一台个人电脑。”

苹果公司位于旧金山半岛以南35英里的库比蒂诺市,为了方便上下班,乔纳森购置了一辆橙色的萨博敞篷轿车。乔纳森的工作地点是位于绿谷大道上的工业设计工作室。从座落于Infinite Loop大街的苹果总部出发,只需步行一小段路程即可到达。工业设计工作室是苹果的第一个创意,更确切地说,是罗伯特·布伦纳的心血。在建立该工作室的过程中,布伦纳做出的诸多决定为苹果带来了好运,并对苹果日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乔布斯回归苹果之后)。

先前,苹果将自身的大部分设计业务都外包给了青蛙设计公司。该公司由德国著名设计大师哈特穆特·艾斯林格(Hartmut Esslinger)一手创办经营,是一家向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设计咨询机构。艾斯林格为苹果建立了一种统一的设计语言,取名为“白雪公主”(Snow White)。正是这种设计语言帮助苹果一跃成为工业设计领域的翘楚。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青蛙设计公司的报价开始变得高昂,苹果一年需要支付给青蛙设计公司的账单额度迅速攀升,直至超过了200万美元。这个价格比其他大部分设计公司的报价高出了一倍,远远超过了苹果自己经营一家内部设计公司所需的费用。但是,由于史蒂夫·乔布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与艾斯林格协商签订了一份合约,苹果公司不得不持续支付给青蛙设计公司高昂的设计费用,否则必须承担一大笔违约金。

但是,钱并非问题的关键。在那个时期,苹果的问题是有钱不会花。当时,借助苹果机独特的友好的图形式用户界面、优秀的软件设计以及价格低廉的激光打印机,苹果公司掀起了桌面出版的革命。大量的报刊杂志及图书出版商都购置了苹果机,使苹果公司赚足了钱。到1988年年底,公司旗下的三家工厂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不间断地生产。但是,虽然有着2亿美元的研发经费预算,苹果却没有一条严谨有序的产品生产线。

诚然,外部设备、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等不同的产品组都在拟定开发下一代产品,但是除此之外,苹果没有制订其他计划。由于没有对各个产品组做出任何统筹,苹果又回到了“白雪公主”设计语言出现之前的日子,每个部门各自为政,各自遵循不同的设计理念。如此产生的结果就是打印机组的产品看上去与显示器组的产品毫无关联,从而使得苹果旗下的产品看上去不像是由一家公司而是由四五家不相关的公司生产的。因此,苹果迫切需要一条有组织的产品线和一种新颖、统一且能够赋予产品凝聚力的设计语言。

截至1987年,苹果内部达成了共识:公司需要一支内部的设计团队。但是,当时乔布斯已离开苹果,公司上下缺少一个像乔布斯一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再加上长期以来苹果的设计业务都交由青蛙设计公司负责,苹果内部并没有设计人员,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工程师们根本无从下手。在这种情况下,苹果的管理层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找个人来代替艾斯林格,而这个人必须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设计界超级巨星。

1988年年初,为了寻找这样一位设计天才,苹果管理层展开了一场参观全球最具知名度的设计工作室活动。从欧洲到亚洲,他们面试了像保时捷设计工作室这一级别的设计公司,还专门走访了东京、伦敦、柏林等地的顶级设计师,依旧没找到一个完全符合他们标准的人。在意大利,他们拜访了马里奥·贝里尼(Mario Bellini,意大利设计界王子),却遭到了马里奥粗暴的拒绝。为了不浪费行程,他们又安排了一场与意大利另一位知名设计师乔吉·乔治亚罗(Giorgetto Giugiaro)的会面。在这之后的10年里,乔治亚罗被誉为“汽车领域的世纪设计大师”。乔治亚罗17岁受雇于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公司,他的设计曾为多个汽车品牌加分,其中包括美轮美奂的布加迪、宝马、玛莎拉蒂以及法拉利。他在20世纪所做的汽车设计,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位设计师,其设计风格也成了意式设计风格的代名词。

乔治亚罗的工作室外观庞大,如工厂一般,位于都灵附近,是一家具备超级安保措施的意式设计风格工作室。苹果的高管们就是在这里与乔治亚罗会面的。他们看到,乔治亚罗一只手画着草图,另一只手打着电话,其间还不断地向他的下属们发出各种指令。这一幕给苹果的高管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决定与这位意大利设计师签订一份100万美元的合约,仅仅为了请他为4个产品进行设计,然后他们希望能将乔治亚罗的设计作为整个产品线的模版。然而,他们的这一希望不久便落空了。

习惯于设计汽车的乔治亚罗喜欢由外向内的工作方式。他会先凭印象画出汽车的大致设计草图,然后让他的模型制作人员照着图纸按照1∶1的比例用黏土做出汽车实物模型。这样最终做出的模型通常会跟设计草图存在巨大的差异。数月之后,苹果的工程师们就发现,对于这些意式设计的模型制作人员来说,乔治亚罗的草图更像是一种灵感启迪,而不是需要严格遵循的设计图纸,他们经常自己做出许多设计上的改动。这与加州的做事方式截然相反。因此,当乔治亚罗用同样的方法来设计苹果产品时,他的模型制作人员依旧照着制作高端意大利跑车的方式来制作苹果的产品。他们只顾着用黏土制作电脑外壳,却忽略了对内部构件的关注,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模型根本无法用于批量化的产品生产。

正当这场寻找顶级设计师的活动看上去就要无果而终的时候,事情开始向闹剧发展。苹果团队去拜访了瑞士裔德籍设计师路易吉·科拉尼(Luigi Colani)。科拉尼是乔纳森眼中的设计英雄,提出了“拟物”的设计理念,并将其广泛地应用于汽车、摩托车以及日常用品的设计中,做出了许多古怪的设计。他曾在帕萨迪纳的艺术设计中心做过一次演讲,演讲结束后,科拉尼被问及未来键盘的问题。对此,他开始长篇大论地进行抨击,在这期间,他将键盘比作女人的臀部。他是这么说的,由于男人都喜欢摸女人的臀部,因此,键盘的设计应该从中间分开,以适应不同手掌的大小。为了说明他这种类似解剖学的理论,他画了一个女人的臀部,在上面画上了按键,还将这张草图给了苹果的一名员工。这名员工感到太过尴尬,差点儿没接这张图纸。这个故事在苹果总部广为流传,这名员工的一个同事买了一个女性人体模型,将按键安装在上面,用来代替他原来用的常规键盘。这一不当的行为引发了苹果女性员工的强烈愤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念被保留了下来,不久,苹果的电脑就改换成了分裂式的人体工程学键盘。2

在苹果高层致力于寻找一个设计天才的同时,一些苹果公司的产品组正跟着鲍勃·布伦纳在他的月光设计室工作,其中包括离线的“蓝色天空产品研发项目”(Blue-sky Product exploration),这一产品类似于乔纳森曾参与的“Juggernaut项目”。据报道,月光公司为该产品开具的发票将其归类为“产品设计”,这指的是工程设计,而非工业设计。根据苹果与青蛙设计公司签定的独家设计合约,苹果的会计部门不会支付任何工业设计款项,除非发票抬头为青蛙设计公司或有供应商编号。

同时,随着苹果与艾斯林格的关系日趋恶化,交由其设计的苹果产品越来越少。由苹果公司支付的账单金额随之陡然下降,最终,苹果停止向青蛙设计公司支付预付金。这一时期,乔布斯向艾斯林格施压,要求他去NeXT工作,但这无疑会违反青蛙设计与苹果之间的合约。最终,苹果与青蛙设计公司达成共识,取消了双方之间的合约。

这使得苹果陷入了一种艰难的境地。苹果抛弃了原有的设计公司,而寻找新的设计公司的行动也宣告结束。就在那一刻,苹果公司的某位人士才意识到,其实他们要找的顶级设计师就在他们身边。长期以来,苹果的主要业务一直由布伦纳负责,而苹果对他的工作也都很满意。更重要的是,布伦纳这家外部承包商的参与度更高,他定期参加各种设计会议,即使是那些与合同规定的工作没有关联的会议他也会参加,他曾一度推动苹果进入了成熟的“白雪公主”时代,并过渡到了一种新的统一的设计语言。

苹果动了招募布伦纳的念头。他们曾两次邀请布伦纳担任苹果的设计总监,但布伦纳不感兴趣,因为苹果没有设计机构,他觉得设计总监这份工作没有出路。

“我不想在一家不能自行设计产品的公司里工作,”布伦纳说,“我不想管理人们去做创造性的工作,我想做的就是创造性工作本身。”3直到1989年,苹果已渐渐陷入绝望中,他们再次向布伦纳发出了邀请,这一次,苹果能成功说服布伦纳吗?

布伦纳对苹果此次的邀约动心了。“在全世界所有的公司当中,这家公司有能力建立一支真正令人惊叹的内部设计团队。”布伦纳说道,“苹果应该拥有一间真正令人惊叹的工作室,因为它有着伟大的产品、知名的品牌和辉煌的历史。”

布伦纳做出了决定。他想在公司内部组建一个团队,使苹果成为世界一流的设计公司。他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苹果高层。但是,布伦纳所说的设计团队并不是一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团队,而那正是苹果这种规模的公司的典型做法。布伦纳曾与一些大品牌合作过,他发现那些大品牌的设计机构过于庞大,要承担的任务过于复杂,以致机构不能真正地去做创意项目。机构臃肿难免会形成官僚主义之风,而这正是通往卓越设计之路的又一块绊脚石。

与之相反,布伦纳想要对自己原来的小型设计机构月光设计室进行重组,并将其纳入苹果旗下。他想要的是一间“小而精悍”的工作室。“这间工作室的运营模式会参考小规模的咨询工作室,不同的是,这一切会在苹果内部操作。”他说,“精简、高效、灵活,有着才华横溢的员工和伟大的企业文化,4这就是我对它的构想。”

在公司内部建立一家设计咨询公司似乎与苹果本身倡导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即不遵循常规、以创意为导向、提倡企业家精神。“其实,是我对其他操作方式都不了解,”布伦纳就此解释道,“这样的方式不是我灵光一现想出来的,因为,我只知道这一种做事的方法。”

苹果对布伦纳的要求表示同意。于是,1990年1月,时年32岁的布伦纳以设计总监的身份加入了苹果公司。但这份工作与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没错,他是设计工作室的主管,但是,也是工作室的唯一成员。他的办公桌被安排在了硬件部门的正中央。

“我到了那儿,然后,有人指着一个小隔间告诉我,这就是你的工作室。周围全是工程师,我当时就在想,‘天哪,我这是做了什么?’”

布伦纳的梦之队

尽管布伦纳意在打造一支设计梦之队,但是,过了整整18个月后,他才开始正儿八经地着手招聘人才。他需要向苹果高管解释需要更多资源的理由,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为未来加入的设计师们提供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

“工作室对于人才招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布伦纳说道,“我无法让我的员工在地狱般的格子间里工作,他们是不会答应的。我得要一间有着高天棚的开放式工作室,这样,人们在里面才能迸发出精彩的想法。这才是我的头等大事。理想的工作环境对于保证员工的工作质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设计工作最关键的就是让人们去专注于做产品。”5

布伦纳在一幢未被充分利用的大楼里找到了一部分答案。他发现,苹果在绿谷大道20730号租下了一幢大楼,名为“绿谷二号”,或简称VGII。整幢大楼占地面积广,采用的是西班牙式的低矮灰泥结构,周围有少量的绿树点缀,还配备有一个大型停车场。绿谷大道位于贯穿库比蒂诺中心的迪安萨大道的另一侧,距苹果的主园区不远,这一地区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被苹果租下来了,使得整个库比蒂诺看起来就像是苹果的一个园区。苹果在库比蒂诺的第一个办公场所,就在班德利大道上的拐角处。

布伦纳占用了这幢大楼的一半空间,那是一块广阔的空间,天花板与地面的距离超过了25英尺。大楼的另一半是苹果的创意服务团队,该团队以苹果的“内部设计顾问”闻名,主要负责宣传册、说明书、店内海报,以及展览和电视用的广告片的设计。

促使布伦纳选择这幢大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没有直接处在事事都爱干涉的苹果高管们的眼皮底下。“我喜欢它的冷清。”

布伦纳找来了旧金山一家大的建筑设计公司Studios,将大楼内部改建成了一间吸引人的设计工作室。按照苹果的惯例,办公室统一采用标准化的赫曼米勒办公设备,这家公司以发明格子间办公模式而闻名。但是,布伦纳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室划分成若干个立方体,他将办公桌以一种特殊的形态进行排列。“在工作室的内部,我们用加高结构作为工作室的周边支撑,中心的空间则作为工作区域。”布伦纳说道,“人们不理解这种有利于合作的设计方案,他们说你不能这么做,但是,我们就是要这么做,以不同的方式将其组合。这把他们吓坏了。这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们只是把它布置得少一些压迫感。”

布伦纳还装了一个CAD工作台,为的是可以用计算机数控铣床制作产品的3D模型,然后将其制成泡沫模型。此外,他还增加了一个油漆车间,以测试不同的颜色给产品带来的效果。

“苹果的这间设计工作室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工作场所。”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苹果密切合作的摄影师里克·英格利希(Rick English)回忆道。在1997年,英格利希为保罗·昆克尔关于设计团队的著作《苹果设计》提供了配图。在为苹果工作的同时,英格利希与绿谷的其他多家设计室都有合作关系。在他的眼中,苹果似乎是与众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工具和关注点上。苹果的这间工作室总是充满着设计师们自己的小玩意儿,如极速自行车、滑板、潜水装备、一台电影放映机和成百上千部电影。“这一切都创造了一种真正创新、冒险的氛围,这是我在其他公司所没有见到过的。”英格利希如是说。

在布伦纳开始正式招揽人才之初,他发现吸引人才是困难的。苹果在自行设计方面毫无声望,因为此前公司的设计业务都是交由青蛙设计公司负责的,况且,拥有才华和抱负的设计师们更愿意投奔旧金山湾区的艾迪欧这一类有着优秀历史的公司。

为了促进招聘工作的顺利开展,布伦纳效仿橘子公司,开始在设计类杂志上推广自己的工作室。他设计出了苹果产品可能会有的实体模型,然后拍成有光泽的照片,放在国际设计界的圣经——《I. D.》杂志——的封底位置。布伦纳设计了两个模型,一个是一台大型的自行车导航计算机,屏幕采用黑白色调,上面显示的是地图和区域地标;另一个是一台香瓜大小的手表式计算机,看起来相当厚实。

“这两个模型都不是实际的产品,它们只是一种概念的表达,”布伦纳说道,“它们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完全是在招募人才。设计师们不需要其他理由,它们是粗糙的装置模型。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但是足以达成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布伦纳终于组成了他的设计天才梦之队。在这个设计团队中,一些人在苹果一待就是几十年,为推出包括iPhone和iPad在内的一系列苹果主打产品,立下了汗马功劳。队里的核心成员有蒂姆·帕赛(Tim Parsey)、丹尼尔·德尤利斯(Daniele De Iuliis)、劳伦斯·拉姆(Lawrence Lam)、杰伊·梅希特(Jay Meschter)、拉里·巴贝拉(Larry Barbera)、卡尔文·赛德(Calvin Seid)以及巴特·安德烈(Bart Andre)。

丹尼尔·德尤利斯(有趣的是,德尤利斯的的名字De Iuliis读起来很像英文的day-YOU-lease,因此,德尤利斯获得了一个绰号——“你出租的那一天”)或许是团队中最老成的一个。生于英国布里斯托尔的德尤利斯有着意大利血统,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1991年,布伦纳聘请了他,那时他正在ID Two旧金山办公室工作,乔纳森的朋友克莱夫·格尼耶尔早前也在那里工作过。

布伦纳明确要求设计师应具有咨询方面的相关经验。“在经历过苹果内部的惰性工作方式之后,布伦纳意识到,雇用有顾问经验的人可以对自由职业团体的工作节奏和效率实施有效控制。”蒂姆·帕赛说道,“作为一个前顾问,布伦纳知道我们这些人可以按照顾问该有的方式思考和做事。”

同为设计师的巴贝拉瞬间就被德尤利斯的个性所吸引:“尤其是丹尼尔,他会释放出引起其他设计师关注的那种奇异的光环。我看了他一眼就知道,我们的工作很快就将取得巨大的进步。”

德尤利斯能将他强烈的个人性格呈现在他的设计中,这一技能也在之后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麦金塔彩色经典(Macintosh Color Classic)是德尤利斯早期的项目之一。这款机型是原始麦金塔电脑的升级版,特征鲜明,数年来,一直是苹果热心粉丝的收藏对象。接下来,他又相继参与了苹果笔记本、iPhone4和iPhone5的设计工作,其间标注他名字的专利超过了560项。这些专利涉及范围广,类型多样,包含了3D相机、多点触控显示、位置跟踪、无线电射频识别装置、渗氮不锈钢、MagSafe充电器、iPod及改进版的扬声器等多个领域。

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德尤利斯又因其杰出的工作获得了设计界的最高奖项。乔纳森加入该设计团队后,二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德尤利斯和乔纳森在旧金山的住所相距不远,他们结伴上下班达20年之久。

1992年,布伦纳聘用了巴特·安德烈,他从位于长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在苹果公司的个人智能电子部做实习生。他历年来都是美国专利持有人前五强(这多亏了他的姓氏,在苹果公司所有的重大专利中,他的名字总会出现:比如,美国专利申请安德烈等人)。2013年,安德烈的名字出现在更多的专利申请上,比苹果其他所有的设计师都要多,甚至超越了乔纳森。仅2009年一年,他就获得了92项专利;2010年,他的114项专利创造了在苹果公司的设计纪录。大多数的专利奖项都归功于他对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生产线的创新。

在工业设计部工作的时候,安德烈是个全才,从电路模块到射频识别系统他都了解。据2012年苹果与三星大战中公布的消息,他是苹果公司第一代iPad“035原型机”的设计师。和团队的其他人一起,他几次获得享有誉的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设计协会颁发的德国“红点奖”。

1994年6月丹尼尔·科斯特(Daniel J. Coster)继乔纳森之后加入这个团队。人们评价他是个“个子高高的,有点傻,但是超级有才的人”,1986年,科斯特从新西兰的惠灵顿理工学院获得工业设计学位。一开始只是签了三个月的工作合同,但是他对颜色的研究及对牛顿便携式电脑的颜色及饰面方面的工作效果让这个团队大吃一惊,之后就被聘用为全职员工。他设计出形式各样的放电脑的立式框,并且作为邦迪蓝iMac设计团队的领军人物获得了关注。和他的同事一样,科斯特很快就获得了多项专利,在过去的20年里,为苹果公司获得近600项专利。2012年,他因为“通过艺术和设计,为新西兰的经济、荣誉和民族认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成为母校名人堂中的一员。10

当乔纳森加入设计团队时,大家都对他充满期待。“鲍勃知道一位强大的新设计师会对这个团队造成的影响。”梅希特说道,“当丹尼尔·德尤利斯和蒂姆·帕赛刚来的时候,我们的全部设计方法都改变了。但当乔纳森接手一切,整个团队……真的起飞了”。11

就像带领一个外部设计咨询团队一样,布伦纳在苹果公司内部创建了一个松散的管理结构,大部分管理方式都沿用至今天。设计师们总是共同致力于团队所做的所有项目。“我们同时做多个项目,项目之间同时进行,非常像(乔纳森)今天的管理方式。”布伦纳解释道。12

布伦纳为苹果的主要生产小组指定了大概6位设计师担任“产品线主管”:CPU、打印机、显示器等等。产品线主管作为设计小组和公司之间的联系人,其运行方式和外部的设计咨询公司一样。“生产团队能够感受到在设计团队有一个可以联系的人,”布伦纳说,“他们负责各个团队之间沟通以及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模仿月光工作室的经营方式进行,对于每个项目会进行讨论、设计、制造,然后发货。”13

随着苹果公司的成长和繁荣,鉴于桌面出版革命的爆发,以及个人电脑市场的扩大,布伦纳团队发觉他们的工作量是巨大的。“生产线上我们有大量的产品,”布伦纳说,“两条台式电脑、显示器、打印机和移动产品生产线。这太多了,工作量太大,也超出了我们的工作能力。”

生产方面的时间安排也越来越短。布伦纳刚到苹果公司的时候,产品开发的循环周期为18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充裕得让人疯狂,”布伦纳说,“你有大量的时间去完成这些事情。”但是几年之内,生产研发的循环周期缩短为12个月,然后是9个月,如果产品是急需的,周期甚至会缩短到6个月。

“突然之间,思考的时间被压缩了。”布伦纳说,“实施某件事情还是需要同样的时间,只是探索、测试以及消遣的时间都没有了。”

对于布伦纳和他的员工来说,另一个挑战就是:苹果的内部文化把重心放在生产团队中的工程师身上,设计的过程也是由工程驱动的。青蛙设计时代,工程师们使出浑身解数来帮助设计团队实现他们的野心,但现在,权力发生了转移。现在,不同的工程小组也会把要投入生产的产品交给布伦纳团队,但可能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布伦纳想把权力从工程师的手中转移到设计部。于是他开始有策略地进行思考。离线的“并行设计调查”是其策略的核心。“我们开始进行更多的长远考虑,围绕类似‘设计语言’之类的事情进行研究,以及未来的科技如何被投入使用,移动的意义是什么等问题进行长远的思考。”这其实就是让设计团队在工程团队之前下手,使苹果公司更像一家由设计推动的公司,而不是市场或者工程推动的公司。“我们想超越他们,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设计过程之中。”14

布伦纳为工程部所做的每一项例行调查,都会启动10个不同的并行设计方向。有时候这些调查看起来像在互相竞争。他让团队内外的设计师都需要提交各自最初的构想。“这就像竞争一样,鲍勃鼓励他们这样做,”英格利希说,“然后,如果其中的一个设计被选中,将会成为设计师们的宠儿。他们这样做一直到竞争结束。”

布伦纳和乔纳森在橘子公司共同做的“Juggernaut项目”,就是一个这样的并行调查,还有几个和外部代理商如月光工作室和美国艾迪欧公司合作的项目也属于此类,只是没有公开。(这种模式在苹果公司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乔布斯和乔纳森都不愿公开承认。)这种并行设计调查允许超负荷工作的设计团队和有才能的设计师一起设计,当然工资另付。“有时候我们想在设计团队里雇用一些特别的设计师,把他们当作自由职业中的天才。”布伦纳说道。

布伦纳擅长吸引众人的目光,这无疑为他赢得设计大奖提供了助力。每个月他都会在工业设计类杂志的封底刊登广告,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蓝色天空项目”,还会刊登设计师们的照片,很多时候是为了让设计师们得到更多关注,这让他们感觉很好。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激励性手段(英格利希说最近他每年都要给公司开出25万美元的付款单),但是,这样可以使团队的工作成果及时得到展示,工作室的墙壁上也会挂上产品的大照片。

所有的事情都被记录了下来。英格利希和另外一个摄影师贝弗利·哈珀(Beverly Harper)把所有完成的设计和大量的创意都拍成照片。当他们从米黄色的箱子边走开的时候,设计师们意识到这些值得记录下来。“想法是这样的,应该有一个历史性的档案来记录他们所有的工作,”英格利希说,“他们完全相信他们的工作极具重要性。”这种习惯还在延续着,乔纳森的团队继续记录着他们每一天的事情。事后证明,布伦纳的这些选择是正确的,比如:制作室和工程团队的分离,松散的管理结构,工作流程中的合作以及向咨询模式的转变。苹果公司的设计团队之所以能做到如此高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保留了布伦纳原始的结构。极具才能的设计师以小型的团队紧密联系起来,一起面对设计中的挑战。就像设计师们在月光设计、橘子公司和其它小型代理机构所做的一样。这种模式起作用了。

乔纳森的拯救

乔纳森在苹果公司的第一个艰巨任务就是设计第二代牛顿掌上电脑(Newton MessgePad)。第一代牛顿尚未上市,设计师们就开始厌恶它了。因为第一代牛顿紧促的生产时间安排,模型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都是苹果公司的执行委员会以及设计师们迫不及待想要解决的。

就在牛顿产品发货之前,设计团队发现设计好的用来保护精致的玻璃屏幕的盖子不能避开插入顶部卡槽中的扩展卡。设计团队要负责开发便携盒,即一个简单的皮革套,才能让牛顿进入市场,而这受到了顾客广泛的诘难。除此之外,牛顿产品的扩音器也安错了地方,它位于掌托位置,也不美观,所以用户在使用时要挡住它。

硬件工程师希望二代牛顿(代号Lindy)能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屏幕来方便加入手写识别功能。因为触屏笔别扭地安在侧面,组装部分增加了本身的宽度,他们希望新的版本看上去可以明显地瘦一些;原始的产品看上去像砖头一样,只有茄克衫上最大的口袋才能装下。

乔纳森在1992年9月至1993年1月之间致力于Lindy项目。为了理解这个项目,他从设计的创意开始着手,即反问自己这个产品出现的意义在哪里。牛顿是一个新产品,功能多样,与众不同,讲述着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的故事。它既可以是一个袖珍型笔触式电脑,也可以是一个传真机。斯卡利把它称之为PDA,但是对于乔纳森来说,这个定义太随意了。

“第一代牛顿的问题就在于它没有跟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乔纳森说,“它没有一个人们可以寄托的隐喻概念。”他开始处理这个问题。15

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只是个手机盖子而已,但乔纳森对此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是人们首先看到、触摸到的东西,”乔纳森说,“打开产品之前,你必须首先打开盖子,我希望那个瞬间是特别的。”16

为了完善那个瞬间,乔纳森设计了一个精巧的、用弹簧承载的锁闩装置:当你按一下盖子,它就会自己弹开。装置采用一个细小的铜质弹簧,精确地矫正弹力。

为了使盖子避开手机顶部卡槽里多出来的扩展卡,乔纳森设计了一个双铰链,保证盖子避开所有的障碍物。盖子打开的时候,它弹起来,翻转到后面,以免挡住屏幕。这也给用户传递了一些意义。“按开盖子并翻转到后面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并不是为了适应某些特别的文化。”乔纳森当时强调说。

“像一本书一样从侧面打开会造成问题,因为欧洲人和美国人想从左边打开,然而日本人习惯从右边打开。为了让每个人用起来都舒服,我决定让盖子从上面翻开。”17

接下来,乔纳森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微小的影响因素上来,这细微的差别可以让产品个性十足并与众不同。牛顿的产品是以触屏笔为附属物的,因此乔纳森也把重点放在笔上,因为他知道用户喜欢玩弄这支笔。面对减小宽度使笔和机器本身融为一体的挑战,乔纳森的方法是在电脑顶部安放一个存储槽。“我强烈建议盖子用向上翻开的方式打开,就像速记员的记事本(notepad)一样,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能理解,用户可以把Lindy看作是记事本。放置在顶部的笔的位置,也是速记员的记事本中的螺旋装订线的位置,这是一个恰当的连接方式。

“这就是构思产品意义的关键因素。”18

存储槽的长度放不下一个全尺寸的手写笔,所以乔纳森创造了一个可伸缩的灵巧的手写笔。就像盖子一样,笔可以自动弹出,用户摁一下机器顶部,笔能自动弹出。为了能使笔具有重量感,乔纳森看好黄铜材料。

他的同事都为此感到疯狂。“Lindy的成功是乔纳森辉煌闪亮的时刻。”他的设计伙伴帕赛说。19

最重要的是,乔纳森还面临着交货期日益逼近的重大压力。苹果公司的第一代产品——开拓性的掌上设备——因为《杜恩思比利》(Doonesbury)漫画的诠释而惨遭厄运。漫画家加里·特鲁多(Gary Trudeau)把牛顿产品的手写识别技术描绘成失望之举,这给从未露面的产品以重重一击。不过也得谢谢加里·特鲁多,正是因为他,第一代牛顿便携电脑才能如此快地被替换掉。

压力落到了乔纳森的肩上。“当你意识到一天天过去,流逝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金钱,你就会集中注意力了。”他用经典的英国式思维解释道。20

让同事感到惊讶的是,从最初的构想到泡沫模型的出现,乔纳森只用了两周时间,速度之快让所有人大开眼界。乔纳森下定决心要按时完成项目,他去台湾修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暂住于生产牛顿产品的工厂附近的酒店,在酒店房间里和一个硬件工程师修正了触屏笔弹出装置的问题。

帕塞记得乔纳森逼迫自己去创造一些特别的产品出来。“为了做出最好的设计,你必须对产品狂热痴迷,同呼吸,共命运。乔纳森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工作,好像一段地下恋情一般。整个过程让人兴奋……也耗尽全力。但是只有你竭尽全力,设计成果才会出彩。”21

完成这一切之后,乔纳森的同事们都震惊了。他们不仅惊讶于他的新的牛顿产品,还有几个月之前才加入他们的乔纳森。苹果公司的高管加斯顿·巴斯蒂安斯(Gaston Bastiens,即牛顿产品的负责人)告诉乔纳森他可以赢得每一个设计奖项。他几乎做到了,Lindy于1994年上市之后,乔纳森赢得了业内的几个最高奖,包括:工业设计卓越金奖,工业论坛设计奖,德国设计创新奖,工业设计评论最佳类别奖,以及被放置在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区的荣誉。

有一件事情让里克·英格利希费解,就是乔纳森不喜欢这些奖项。或者可以这样说,他讨厌在公众场合接受奖项。“即便在这之前,乔纳森·艾夫也曾说过他不会去参加这些颁奖活动。”英格利希说,“非常有意思的举动,因为他真的与众不同。他竟然讨厌走上舞台接受获得的奖项。”

乔纳森的牛顿MessagePad 110在1994年3月上市,仅仅在最早的牛顿产品出售6个月之后。但是再多的细枝末叶的修补也无力拯救“牛顿”,紧接着苹果公司又接二连三地在市场方面出错:首先是还没准备好就急于推出第一代产品,再就是大肆宣扬功能的强大。面临不切实际的期待,牛顿产品再没有突破它的临界状态。牛顿的两代产品都被电池问题和遭到特鲁多嘲讽的差劲的手写识别功能所烦扰。即便是乔纳森这样的伟大的设计也无力回天。

乔纳森以前在罗伯茨·韦弗集团的老板菲利普·格雷记得就在MessagePad 110上市不久他们在伦敦遇见过。“回想起来,那时的牛顿产品就像一块板砖,但在当时也是前无古人的。”格雷说道,“乔纳森很沮丧,因为他真的付出了心血,但是由于工程上的一些因素,他还是不得不做出让步。后来,他在苹果公司所处的位置不仅仅能影响工程,并且能管理控制工程。”

MessagePad 110也标志着苹果公司在制造策略上的重大转变。MessagePad 110是首次完全外包给台湾的一个产品。苹果公司曾经与日本公司合作过(和索尼合作显示器,和佳能合作打印机),但通常情况下都在他们自己的工厂里生产产品。比如Messagepad 110,苹果公司把牛顿产品外包给英业达集团(Inventec)。“他们真的做得好极了,产品用起来也很好,”布伦纳说,“经过事实证明,产品质量是很高的。这应归功于乔纳森。他基本上是拼了命地工作,花费大量时间在台湾把事情做好。它外观美丽,功能良好。运行得也很好,是一件了不起的产品。”

这个决定标志着苹果对外部承包商的依赖开始逐步加深,用这种方式生产苹果产品,10年后也许会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就在完成Lindy项目不久,乔纳森有了简化苹果公司庞大的CRT(阴极射线管显示器)的想法,这也许是苹果产品中最不迷人的做法,生产起来也是最昂贵的。因为考虑到显示器的大小和复杂性,印压每一个塑料显示器外壳的模具——那时候大概有几十个模具——可能要花费超过100万美元。

为了省钱,乔纳森萌生了一个设计新的外壳的想法,用可互换的部件调整成不同大小的显示器。之前,显示器的外壳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底座(一个面朝上的框架可以容得下阴极射线管的前段)和一个空斗状的外壳(可以保护阴极射线管的背部)。乔纳森的想法就是把这个外壳拆成四部分:底座、中空斗和两部分组成的后空斗。这样设计的模子可以保证中空斗和后空斗在生产线上保持不变,通过调整大小不同的底座适应不同大小的显示器。

除了省钱之外,新的外壳也可以更好看,微调设计可以使外壳更加紧致地围绕在不同的阴极射线管周围,看起来更小巧,更像艺术品。乔纳森的设计为团队设计语言引入了几个新的元素,包括对排气孔和螺丝的处理办法。“新方法更加巧妙。”22设计师巴特·安德烈说。他在乔纳森想法的基础上设计出真实的外壳,而他的工作似乎也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经营的开始

尽管他不是主管,但才智出众的他就像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乔纳森·艾夫对待工作非常认真,”英格利希回想起早年的事情,“对工作,他有强烈的热情。他冷静又深刻。虽然非常严谨,但是又很和善。他不动声色地引导着、启发着人们为他工作。”23

乔纳森开始成为布伦纳的二把手。他不仅提供了想法和设计品位,还帮忙招募了下一批设计师。几年之内,他雇用了未来将继续致力于iMac、iPod和iPhone开发工作的团队成员,这些人中有克里斯托弗·斯特林格(ChristOHPer Stringer)、理查德·豪沃斯(Richard Howarth)、邓肯·罗伯特·克尔(Duncan Robert Kerr)和道格·萨茨格(Doug Satzger)。

克里斯托弗·斯特林格,1965年生于澳大利亚,在英国北部长大。他曾经考入史丹福郡大学,校址位于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1986年毕业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作为美国艾迪欧公司的资深员工,他受雇于1992年,帮助研发了戴尔设计语言,并且因创新电灯开关获得了工业设计评论奖。1995年,他作为一名资深工业设计师接受乔纳森的聘请。

斯特林格致力于早期的PowerBook和台式计算机的开发研究。在之后的17年的时间里,他将会参与所有的重要产品的发布(包括iPhone),周边产品的研发,甚至更小的项目,如产品包装设计。他也是在苹果对抗三星的“世纪审判”中出庭作证的第一位设计师。据路透社报道,在法庭上,“斯特林格头发齐肩,胡须黑白相间,穿一件泛白的西装,系一条细窄的领带,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设计师”。人们经常看到斯特林格在苹果发布会上与乔纳森坐在一起,相互交谈。他们都来自斯塔福德郡,都在英格兰北部上学。他们共同拥有的这些过去,更让人们觉得他们是亲密的朋友。

理查德·保罗·豪沃斯出生于赞比亚的卢萨卡,1993年毕业于伦敦的雷文斯本艺术与传播学院。1996年他从艾迪欧设计公司离开并被苹果聘用,成为这支团队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豪沃斯是第一代iPhone的主设计师,并对触控式iPod和iPad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肯·克尔是另一位来自英国的设计师,1985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获得机械工程学学位和工业设计工程学学位。他也是从艾迪欧设计公司来到苹果。作为队伍中技术水平较高的成员之一,克尔对新产品及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力。他协助开创了多点触控技术,该技术成就了iPhone和iPad。他参与研发的专利不胜枚举,包括各种部件的技术创新,如接近式传感器、显示组件和磁性连接器。

道格·萨茨格是第四位来自艾迪欧的员工。1985年,萨茨格毕业于辛辛那提大学,之后到汤姆逊家用电器公司(Thomson Consumer Electronics)设计电视机。1996年到2008年期间,他在苹果工业设计团队工作。萨茨格是俄亥俄州人,对制造工艺的材料和相关知识感兴趣,因而成为团队中在颜色、材料和涂饰方面的主设计师,从第一台iMac,到最新的iPhone、iPod、iPad和MacBook,他都有参与。萨茨格参与研发的专利有很多项,大多数是在电子设备、显示器、光标控制器、包装和连接器领域。(之后,萨茨格离开苹果,加入惠普-奔迈公司,成为工业设计部门的资深总监。后来他又跳槽到英特尔公司,成为移动通信集团的副主席和工业设计部门的总经理。)

设计团队需要招聘一名新的设计师时,会优先考虑懂得工程学和计算机技能相关知识的应聘者,但这些知识并不是必备的。“我们正在寻找的设计师应该有个性、才华横溢,并具备在一个小团队工作的能力。”德尤利斯说,“我们甚至希望会有设计师能让我们感到后生可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换句话说,这个团队更有可能招到一个有才华的汽车设计师,而不是只是懂计算机的平庸之辈。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之后的时间,这个团队里另一个重要的成员是卡尔文·赛德,俄勒冈州波特兰人。他于1983年毕业于圣何塞州立大学,毕业后在俄勒冈州以及硅谷的几家设计公司工作。1993年他加入苹果工业设计团队,设计和管理CPU项目。(2007年4月6日,他意外死于冠状动脉疾病,享年46岁。在世时他很受欢迎,因而他的去世使整个团队受到很大震动。)

显而易见,这个设计团队的成员组成很国际化。但即便如此,大部分依然是白人男性。除了菲律宾裔的赛德,团队大都是年轻的白人男性,大多数来自英国。20世纪90年代有一位女性加入;到2012年,大约16名设计师的团队中有2名女性。

“从那以后,乔纳森身边便有了这几个核心人员。他们一起往返于旧金山和库比蒂诺之间,沿280高速公路上下班,到现在为止已经20年了。”萨利·格里斯戴尔(Sally Grisedale)说,她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乔纳森的团队在工作上有紧密联系。“他们亲密无间,就像一家人。很多人开始还是单身,后来他们成家了,而且都住得很近。”

在工业设计团队工作是件很棒的事情;几乎没有人提出辞职。但是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乔纳森承认,对于团队拥有的稳定性,他可谓喜忧参半。“尽管我们不希望有成员离开这个团队,但是人员缺乏流动性,我们很难招进新的人才,”他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新的员工加入,来使我们避免停滞不前。但只有在其他成员愿意离开的情况下,才能有新员工加入。”

咖啡美学

有天赋的新设计师就位后,苹果工业设计团队开始为公司的产品研发一种新的设计语言。“白雪公主”设计语言已经行将就木,不再适应种类日益增加的苹果产品。灰白色或灰色的配色方案,以及在四周装饰水平线的设计,似乎很难适应多种新的打印机、掌上电脑、扬声器和便携式CD播放器。

团队想出了一个方案,他们称之为“咖啡”(Espresso)——一种欧式美学特点是流线型一体设计外加凸起,以及对色彩和纹理式塑料的大胆运用。相比起设计语言,“咖啡”从本质上更像是一组宽松的指导方针和最优方法,简而言之,它是一种美学。它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则。但是,就像人们无法准确区分色情文学一样,设计师们没法给这个方案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咖啡”这个名字可能有两个来源。官方的说法是灵感来自于团队在工作时用的欧洲现代咖啡壶的极简设计。非官方说法(更具可信性)来自唐·诺曼(Don Norman),20世纪90年代中期苹果先进技术团队的负责人。

“这个名字是给这个新的设计团队起的一个带有贬义的绰号,因为他们刚刚在工作室装了一个阔气的意大利浓缩咖啡机。一位资深工程师说它是苹果“雅皮士化”的标志,并开始叫这个团队‘咖啡’。有趣的是,设计师们并不理解工程师的意思,却采用了这个词当作他们新的设计语言。”

麦金塔彩色经典是“咖啡”的第一批产品之一,也是史蒂夫·乔布斯的早期麦金塔的升级版,德尤利斯对此大加赞赏。和早期的麦金塔一样,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机器,但是德尤利斯加长了它的屏幕,使它的通风口看起来像是鱼鳃;他给了它一个更高的前额,把软盘槽设计得更像一张嘴。麦金塔彩色经典比原版的麦金塔更像球形、更有曲线、个性独特。苹果的狂热爱好者为之疯狂,这台机器因此成为收藏价值很高的机器。

“咖啡”系列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前面有一对圆圆的小小的腿,看起来像小象的脚。这对胖胖的脚使计算机向上倾斜了六度。唐·诺曼说,他们给了机器这样的表情,“一个满脸渴望的宠物崇拜地仰视着它的主人”。事实上,那双脚是一个加装,是一次事故带来的意外惊喜。“(它们)来自一次糟糕的失败。”诺曼解释道。

“早期的比萨盒式的机器即将进行生产,(我们)都只关注如何让它细而平,却忘了前面还有个软盘槽。键盘放在机器前面的话,就没有足够的空间插入磁盘。所以我们在前面增加了一双脚,使盒子倾斜起来。这个意料之外的效果赋予了机器很多个性……(它)成为了一种设计特点,并在之后的5年时间里一直都是机器的显著特点。”即使在乔布斯回到苹果之后,这种外观依然会影响到下一代引起轰动的产品,iMac就起源于“咖啡”系列。

波摩娜项目

乔纳森的下一个大型项目是TAM机(麦金塔电脑20周年纪念版),这将会是他在设计团队而不是在苹果工程团队开启的第一个主要项目。“最好是工程团队和设计团队能够联手合作,”布伦纳解释道,“其他时候,他们会走过来对我们说,这就是产品,把它弄得漂亮点。外观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你只需要按照样式做就可以。那个时期是苹果的低谷。”

布伦纳希望“波摩娜项目”(Project Pomona)标志着发展模式的转变。

“在这种模式下,发展完全不是由工程驱动,而是由设计驱动的。这源于一种特定经验,即我们所看到、想到的才是最重要的。”

“波摩娜项目”于1992年启动,是布伦纳的“并行设计调查”之一。和“Juggernaut项目”一样,整个工业设计团队和几个自由职业设计师参与了“波摩娜项目”。他们雄心勃勃:“波摩娜项目”致力于构想第一台为家庭,而不是为办公室设计的电脑。最终结果将会是一场胜利——也是一场灾难。

到20世纪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里使用电脑,但是当时的电脑大多数都是为办公室隔间设计的米黄色的盒子。布伦纳想改变这一状况。“很多年来,我都在思考电脑怎样从盒子进化到一种在外观上更吸引人的东西,而且更适合放在家里。”布伦纳说。他希望他的团队能够想出“鼓励人们用选择一件家具或家用立体音响的方式选择电脑的理念”。

布伦纳还想从台式电脑中移除沉重巨大的CRT显示器,这在台式机上本来是标准部件。另一方面,他想把台式机的CPU和一个平面显示器融合在一起。“我们觉得平面显示器会成为主流;它们在笔记本电脑上已经是主流配置了。”布伦纳在1992年10月的简报文件中阐述了他对高端的台式电脑的想法及其设计标准。对于团队的设计师和5个外来设计咨询顾问而言,想出来最好的理念的确是个挑战。

布伦纳放松了要求:他最基本的要求是一个高端的台式电脑,功能强大,但占用最小的空间。布伦纳坚持所有的理念都是以新的方法制作、用新的材料,包括打磨或刷过漆的金属、木材、薄木片和不同种类的涂层和抛光。不仅在其他方面也给予最小限制,事实上,布伦纳还请设计师跳出苹果既定的设计语言来进行设计。

布伦纳的确又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另一丝有趣的波澜:他希望设计出来的机器能够不会随着更多的硬件和更多的内部组件而扩大。大多数家庭用户从来都不会费心去扩展他们的机器,所以他鼓励设计师们不要去管扩充插槽,以给他们更多时间去探索更小而轻的设计。

最初的设计理念差别很大。其中一个理念的灵感来自于一款经典的Tizio台灯的设计,这款机器的主要部件装在底部,显示器则安装在一只盘旋的手臂上。另一个理念是把主显示器和组件隐藏在一个金属的外壳内。

最有趣的一个理念是乔纳森和丹尼尔·德尤利斯想出来的,他们一起合作,极力宣扬设计一个中型电脑的理念。他们的设计外形并不美观,目标是创造一款中等收入家庭有能力购买的机器。他们称之为“家养麦金塔”。

为了降低价格,他们使用CRT显示器,而不是更贵的平面屏幕。它基本上还是一个经典的电脑,只是装进了一个外观新潮的容器里。容器像一只奇怪的鸭子,很像老式的衣柜,有三只脚,还有两扇相同的门用来遮住显示器。在门里面也有为了放多余的软盘而设置的插槽。乔纳森和德尤利斯还在其中一扇门内侧放了一个模拟时钟。时钟装置得很巧妙,会在开关门的时候翻转并报时。

布伦纳完成了他自己的“波摩娜项目”作品。他设想的未来电脑拥有小巧的外形和功能强大的组件,他的设计理念与这种设想紧密相连。布伦纳设计了一个宽宽的弧形外壳,里面包含一个平板显示器,两侧附有一对很大的立体声扬声器。这是一个电脑自带的立体声扬声器,对于只读光盘存储器所保证的多媒体体验来说堪称完美,对于市场来说也是新生事物。为了保持电脑体型小巧,他建议使用PowerBook笔记本电脑的内部组件。从所有的材料中,他独独选中了黑桃木,像一架音乐会上用的钢琴。

其他的设计师觉得他的设计看起来更像高端音频制造商Bang&Olufse的产品,而不像一台个人电脑。布伦纳对此的解决方法是将其称为“B&O麦金塔”。个人电脑和立体音响系统的结合在当时是一个新奇的想法,在设计工作室引发了不少人的兴趣。事实上,布伦纳的设计理念打败了1993年的夏天小组讨论的所有其他的波摩娜作品。在项目结束的时候,布伦纳即宣布该理念是波摩娜比赛的赢家。

这时,距离布伦纳发表他的简报已有近一年的时间,团队对项目的大体轮廓与业务范围也有了不错的想法。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为了把这个设计理念变成真实的产品,1993年夏天布伦纳把项目交给了乔纳森。乔纳森刚刚结束他在Lindy MessagePad 110的工作,布伦纳向他提交B&O麦金塔的方案时,乔纳森知道自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挑战。他们谈回到基本问题时,他开始讲述设计要传达的故事。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们理解把大量的组件塞进一个狭小的空间中带来的挑战有多大,”乔纳森后来回忆道,“但是从哲学上来说,这个项目更具挑战性。就像第一台麦金塔电脑一样,这个设计没有先例,这意味着我需要赋予这个产品一个新的意义。我希望这个设计是简单的,简单到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最终,乔纳森保留了布伦纳的设计理念的精髓,但是其余的几乎都改变了。他重新设计了电脑的比例。布伦纳最初的设计是宽屏的弧形的,似乎能占据一整张桌子,乔纳森把它变得更高更窄。他改变了底座(被称为“稻草垛”)的脚的尺寸,并创造了一个铰链,使脚也能够兼做把手。把手是乔纳森的设计的显著特征。他重新设计了后盖,给CPU和主板留出了更多的空间。

1994年4月,经过一个冬天的潜心工作,乔纳森把他的设计交给两个产品设计工程师,以制作工作模型。样品成型的时候,一个市场营销经理做出了一份内部产品简报。这台机器获得了官方编号“斯巴达克斯”(Spartacus)。18个月之后,一切都准备就绪,可以把它变成一件实际的产品了。

“斯巴达克斯”遇到了第一个重大的障碍。为了使机身纤细,乔纳森计划使用便携式的PowerBook的组件,结果却发现工作模型动力严重不足。当时便携式的组件比台式机的组件滞后了至少一代,所以斯巴达克斯看起来运行缓慢地令人焦心。特别是视频播放困难,因为它的外形是扁平的,电路无法得到加强版视频扩展卡的支持。这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斯巴达克斯是要当作台式电脑出售的,消费者们对它性能的预期不会低于任何台式机。

乔纳森于是改用常规的台式机的电路板(为Performa 6400而研发),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市场营销部告诉他没有人会购买一台不能容纳扩展卡的台式电脑。即使布伦纳关于该机型面向家庭用户的言论是正确的,但是市场营销专家建议,不可扩展的台式电脑将会是商业上的自戕行为。为了容纳一对扩展卡,乔纳森不得不设计一个特殊的驼背形状的面板来遮住用户可能添加的任何卡片。这个附加组件在公司内部被戏称为“背包”,它将会随着每一台机器漂洋过海。

“加上‘背包’后,设计变得强大,同时电脑也保持了纤瘦的体型,”乔纳森说,“但是加上了‘背包’之后,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动力系统,里面包含着扩展卡,功能也得到增强。”这听起来可能像是设计师在故弄玄虚,但是乔纳森试图若无其事地形容着这台糟糕的组装机。

尽管“背包”破坏了电脑的美观性,设计团队对斯巴达克斯的前景依然充满期待。为了准备1994年的一次决策陈述会,团队在匆忙中设计出更大和更小的版本,以表明这种设计理念能扩展成台式电脑的一个完整家族。

他们的每一步都会面对来自工程师的阻力。“中层管理者的层级有很多,而且很多人都来自戴尔或惠普,他们不理解设计主导的工作方法,”布伦纳解释道,“他们已经习惯了把廉价的金属涂抹在产品皮肤上,因为他们在戴尔就是那么做的,而且戴尔售出了很多台电脑。他们并不相信我们在做的事情,而且当时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没有介入。因此在第二、第三级管理层引发了一场争论。”

最终,布伦纳觉得如果要拉动这款产品,他自己必须成为机器的生产部经理。“这不是来自哪一个产品团队,最终也不会归于哪一个产品团队,”布伦纳说,“这是苹果的程序,是他们决定哪些东西能够登上产品路线图。你要准备一个演示,还需要一个作为演示对象的团队。我表现得像一个营销人员,向他们呈现这个想法,并将其启动起来。”

当斯巴达克斯终于定案,要面向市场销售时,人们发现集成音响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调大音量的时候,内部的光盘驱动器就会弹出来。这个问题使团队苦恼了几个月,直到Bose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建议在台式机上使用一对小得多的扬声器,在底座上增加一个低音炮,该设备也能与机器的电源相配合。这一调整见效了,机器只用40W的功率就能释放出整个屋子都能听到的声音。

做出这些更改意味着,直到1995年12月,新的模型才能准备好。接下来设计团队又决定增加一个更新的、升级的电路板,还有一个更大的液晶显示器。1996年6月,二号工作模型终于浮现。

乔纳森和其余的设计团队成员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和各种各样的原型机打过交道,对于他们来说,用桃木制作的深灰色的外亮开始显得旧了。他们还有其他的疑虑。“我们中有一些人觉得这种颜色太强烈了,”乔纳森回忆道,“但是我们对这些设计方案都太熟悉,无法定夺倒底该使用什么颜色。”

他们雇用了一个外部的设计咨询公司。咨询公司给出了一个绝妙的建议,即设计师们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电脑的颜色上,而应该着眼于要放置电脑的环境的颜色。为了找到正确的颜色,咨询师们把几种颜色的布、木头、皮革和地毯放在一起,每件物品代表一个典型家庭里的颜色。一些原型机被涂上油漆,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和每一种调色板进行对比。选择由一开始的12种减少到3种,最终,只剩1种,那就是金属绿/金色。幸亏有了这层金属光泽,青铜色有了一种像变色龙一样的效果,能够反射周围的颜色,使它能够融入任何房间。桃木也换成了黑色的皮革,比木头的耐用性要好。最初的时候,设计部非常喜欢这个最终的结果。他们觉得它是一台伟大的通用电脑,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娱乐体验。最新的一个模型包括一个TV/FM调谐器,这使它能从电脑变成立体音响以及电视。蒂姆·帕赛总结了机器的特质:“从几何学上来说,它真的非常复杂。但是它看起来并不复杂。至少从表面看,它的设计十分简单,但是用起来却能让用户感受到它的强大。虽然机器薄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它的背板可以轻松地支持每一项功能。每一条曲线和每一个细节都有着内在的设计目的。”

乔纳森看到了它深层次的优点,他说:“它从根本上挑战着我们的感官”。

在1996年8月,第三个原型机最终演变成了一条实际运行的生产线,这说明了这种机器可以大规模地生产。9月工具加工完成,1996年12月最终设计完成。这距离布伦纳刚刚完成他的概念简要已经有四年多了。

在万众期待的麦金塔的2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苹果公司决定选择“斯巴达克斯”作为特别版,它的官方命名为TAM,这项新产品只限售两万台。1997年1月苹果公司在苹果大会上将其发布,前两台送给了刚回到公司做顾问的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

为了使它更有纪念意义,这些电脑由特别培训的“礼宾人”(其实都是设计这些机器的人)亲手送至客户的家中,而且附上了说明书(还附赠一鞠躬),然后向客户仔细展示它的使用方法。

香港最杰出的图形设计师石汉瑞(Henry Steiner)说:“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是第一台让我们非常有感觉的电脑,它的外观非常令人满意,十分漂亮。它有着和保时捷一样的地位和价值。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台机器能把电脑、电视和立体声系统结合起来。”

就像Messagepad一样,TAM机不仅赢得了名气,还包揽了各种奖项,其中包括《国际设计》杂志(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Magazine)年度设计回顾的最佳类别奖。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认为《国际设计》杂志是一本非常完美的学院派杂志——“电脑、电视、无线电广播设备、CD播放器,等等(甚至还有音频视频)在这本时髦的杂志里都应有尽有”。他在位于硅谷的洛斯盖多斯的山上的公寓里放着那么几本。然而,在发行一年后,这本杂志退出了市场,沃兹尼亚克应该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喜欢它的人。

TAM机在市场上反响并不好,很快便贬值了。最开始它的定价是9 000美元,一年内便降到了2 000美元以下。本来苹果公司意图把它作为主流产品,但是营销团队把它定位成了高价的特别版。这是最后一棵稻草了。经历了所有TAM机的营销战役之后,布伦纳逐渐对苹果功能失调的企业文化厌倦了。

再见,布伦纳

就在TAM机面世之前,布伦纳退出了。然后他加入了五角设计(Pentagram),这一家位于伦敦、名声很大的国际设计公司在那年年初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1996年年初,他曾离开苹果很长一段时间,尽管秋天他回来了,但那时苹果和它的设计部门的情况已经变得更差了。每个人都很沮丧。其他两个长时间任职的设计师也宣布他们会在布伦纳12月辞职之前离开。

毫无疑问,他离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TAM机。经历了产品市场推广的所有战役之后,布伦纳认为粗略的市场定位和定价策略导致了这台机器的失败。他说:“它的定位从来就不是特别版,应该是高端但主流的产品……它是一种令人兴奋而且有远见的设计,预示着接下来的6年或7年里的潮流。”

布伦纳说:“更重要的是,这些曾令人担忧的、艰难的营销战役,代表了设计部门越来越清晰的一条战略路线——设计部正在尝试着改变苹果的内部文化。“我们是设计部,不会成为其他部门的服务部门。我们自己提出观点,并加以实施。这虽然会让其他人讨厌,但是也会让他们真正见识到由设计驱动的过程可以做到什么。”

就像从TAM机的失败中所能看出的,苹果已经变得功能失调。想把产品解救出来太困难了,更何况还有工程师和主管们无休止的争论。布伦纳解释道:“我离开有两个原因,第一,这项工作没有乐趣,坦白讲,我对它的兴趣正逐渐消失。另外,我在管理会议上浪费的时间越来越多,本来可以30分钟讲完的事情却要浪费8个小时。你会感觉自己好像在萎缩,在日渐衰弱。我不是那种明明十分厌恶这份工作却会坚持做下来的人。我实在做不来。”

布伦纳离开之后,苹果面临的混乱状况越来越多。仿佛回到了5年前,公司又一次面临着寻找名牌设计师的压力。布伦纳不建议在外面寻找新的设计师。他说,如果那样做大部分设计团队的成员将会离开,更何况苹果已经拥有一位超级巨星——乔纳森·艾夫。应该由他来接替这项工作。

布伦纳说:“他身上有着沉静的领导之道,而且广受尊敬。我不是把他拖下水,是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

某些员工认为,乔纳森年纪太轻、缺乏经验,这些都是值得争论的。他才29岁,但是布伦纳之所以推荐乔纳森,是因为布伦纳钦佩他坚决的执行力。布伦纳说:“他能做到始终如一,内心十分强大,而且很有野心,这里说的野心并不是很多人都有的那种‘把它扛在自己的肩膀上’的野心,他的强大表现在坚持不懈上,他要做的事一定会做好。”

最重要的是,乔纳森有着布伦纳所说的“全面的思维”。他既能看到全景又能看到细节。

布伦纳说:“乔纳森十分像一个工匠,他喜欢俯瞰全局又陶醉于每一个细节,就像他一直待在工厂里,所以他精确地了解每一个螺丝是怎么运作的……我只是知道他拥有成功所需的素质。”

换句话说,乔纳森有着能够在企业环境下取得成功所具备的条件。他愿意参加无休止的会议,最终“战胜”那些中层领导,说服他们采用他的设计。

布伦纳说:“如果他们雇用猎头公司找到一个有名气的家伙,再交给他数以万计的金钱,那就会是一场灾难。

乔纳森最终接替了他。布伦纳说:“由乔纳森接替这项工作,这是我曾做过的一个明智的选择。”

乔纳森过去在苹果所接受和学习到的东西能帮助他成功。保罗·昆克尔在他的《苹果设计》中写道:“迄今为止,在苹果的设计史上,布伦纳时代(1990~1995)是最多产、最有趣的一个时期。工业设计团队成为世界上最亮眼、最有威望的设计合作团队,它赢得的设计奖项比其他电脑行业加起来还多,可以这么形容——它每一次的进步都是用自己的作品作为标准来衡量,而不是以竞争为标准来衡量。”

这一时期生产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并且大获成功的产品,并成了未来产品的参考模板,包括PowerMac(是如今的苹果笔记本电脑的前身);TAM机(是平板电脑的前身);牛顿掌上电脑,它们是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祖先”。

可能更重要的是,布伦纳成立了工作室,雇用了有杰出才能的人,并树立了企业文化。克莱夫·格尼耶尔说:“鲍勃不仅仅为乔纳森的苹果设计团队打下了基础,更可以这么说,他为乔纳森建立了一座城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酷的内部设计团队。”32

布伦纳做出的都是精品。1996年,布伦纳成为五角设计旧金山办公室的一员。他和亚马逊合作设计了最早的电子阅读器Kindle,也参与了耐克和惠普很多产品的设计。2007年,布伦纳参与设计了安德烈·罗梅勒(Dr. Dre)品牌的魔音耳机,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胜利。在2007年中,布伦纳创立了Ammunition公司,这是一家位于旧金山的设计咨询公司,与巴诺书店(Barnes&Nobel)、宝丽来(Polaroid)还有索诺玛(Williams Sonoma)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布伦纳赢得了很多奖项,他的很多作品被永久收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中。

但是布伦纳总喜欢开玩笑说他唯一做过的会被人记住的事情就是把乔纳森带到了苹果。“在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就会写着‘雇用乔纳森·艾夫的那个家伙!’”

混乱中的统治

布伦纳及时地退出了——至少对于他来说是及时的。乔纳森接管设计部门后没几天,苹果宣布1995年最重要的节日购物季的销售额与预期相差甚远,这还要归咎于相对便宜的低端系统产品的过剩,还有高利润的PowerBook和高端台式机的短缺。

当时在任的市场部副总裁萨季夫·查利尔(Satjiv Chalil)说:“就好像,我们的仓库里放满了美利达优格自行车(Yugos),而每个人都在购买梅赛德斯(Mercedes)。”33

虽然那时苹果已经开始壮大,但是节日季陷入困境会导致接下来两年的收入下滑和股票价格暴跌,还有总裁的频繁更替。苹果“跌倒”得很快,也很戏剧化。1994年苹果还控制着全球数十亿美元的个人计算机市场的将近10%的份额,是世界上仅次于IBM的第二大电脑制造商。但是在1995年,微软发布了新的操作系统——Windows95,其诞生后便像火箭一样飞速起飞。当便宜又实用的Windows95电脑都卖出去时,苹果的那些高价、不兼容的电脑还在货架子上摆着。

微软把操作系统卖给了几十家硬件制造商,他们顽强地竞争着,所以价格很快被压低了。为了维持生存,苹果决定孤注一掷。它把麦金塔的操作系统卖给了几家电脑制造商,包括强力计算(Power Computing)、摩托罗拉、力捷等,但是苹果的市场依旧没有任何起色。

在1996年的第一个季度,苹果宣布其损失了6 900万美元,裁掉了1 300名员工。2月,董事会解雇了曾取代约翰·斯卡利的CEO迈克尔·斯宾德勒(Micheal Spindler),任命了吉尔·阿梅里奥(Gil Amelio)为新总裁。吉尔·阿梅里奥是一个芯片行业的老手,他有着“起死回生的艺术家”的美称。但是在阿梅里奥任职的18个月里,他毫无作为并且不受任何待见。

据《纽约时报》称,苹果损失16亿美元,它的市场份额骤减,从10%降了3%,股票价格也开始暴跌。阿梅里奥解雇了几千名工作人员,但是他自己却敛得了约700万美元的薪水和福利,坐拥价值2 600万美元的股票。他滥用着苹果高管的职权,而且,很快被揭露正在交涉价值700万的停职金。《时代周刊》报导了员工的看法,他们觉得苹果这个时期的管理是“窃贼统治”(Kleptocracy)。

苹果公司的内部分崩离析极端严重,分裂成几十个不同的团体,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日程,而且他们之间经常产生矛盾。更糟糕的是,苹果成了极端民主的试验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史蒂夫·乔布斯专横统治的回应,苹果由自上而下的专横统治转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极端民主管理。

每个决定都需要达到一致意见,意见当然是来自所有不容忽略的团体。随即公司会成立指导小组,其作为领导把新产品推向市场。就像产品设计师特里·克里斯坦森(Terry Christensen)所说:“很多人认为乔布斯的管理方法是专横的、容易迷失方向的。像漏斗一样,最后整个计划只通过一个人——或是乔布斯,或是其他有前瞻性的领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产品的倾向性较大,就像第一台苹果电脑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了其创造者的所有优点和缺点。而指导小组的方法是把每个方面都考虑到设计当中来——工程、软件、市场、产品设计、工业设计、产品制造——然后再共同讨论,在研发的每个阶段达到意见一致。34

事实证明需要得到一致同意的产品研发是极其麻烦的,有很多的繁文缛节。每次提出新产品构想后,就必须制定三个文件:一是市场需求文件,一是工程需求文件,最后是用户体验文件。青蛙设计公司的创意副总裁马克·罗斯顿(Mark Rolston)这样总结道:“市场就是人们想要什么;工程就是我们需要怎么做;用户体验就是‘消费者喜欢什么’。”35

这三个文件直接由执行高管们考虑和检阅。如果得以通过,就会为这项计划任命一位小组领导者,这个设计小组就会获得一定数额的预算。然后再由市场、工程和用户体验小组来做更多的工作。唐·诺曼说:“设计小组应该致力于扩展这三个需求文件,为达到市场、工程、用户体验的要求制定更多的计划,即发布日期、广告周期、定价细节,等等。”36

诺曼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结构良好的程序”,但是他也指出了它的缺点。它不仅很慢、麻烦、繁琐,而且不可避免会导致“折衷”。当一个小组想这么做,而另一个小组想那样做,特色逐渐就会被取代,导致产品缺乏凝聚力。

布伦纳说:“商人的想法是创造出每个人都喜欢的东西,这会导致产品走中庸路线。于是就变成了‘能不能达到一致同意’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你很少看到天才的火花的原因。”37

即使伟大的想法出现了,也不可能去实现它。诺曼描述了这么一次经历,他说:“我清楚地记得乔纳森·艾夫有一天找到我说,苹果的高端消费者买了电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拆开,添加内存、视频卡或者处理器。把电脑拆开对于用户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用户仍然无法直接接触内存,还要把某些部分取出。乔纳森想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台式机可以安装两个按钮,让用户可以轻松打开……这就会让添加或改变内存变得简单。我认为这是非常棒的想法。”

“问题是,大家拒绝安装这个硬件,所以乔纳森和我走遍了整个公司,从这个副总裁到那个副总裁挨个进行宣传,试图说服他们。如果他们说这个提议花费太高,乔纳森会向他们展示一份价格分析来证明并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他们说实施起来需要的时间太长,乔纳森会告诉他们他已经告知工厂,他们也会在合适的时间去做这些事。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最终CEO采用了乔纳森的观点,这个想法终于被接受了。这说的是以前的苹果公司——如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乔纳森这个方便接触电脑内部的想法最终在1997年8月通过PowerMac 9600走向了市场,后来成了所有电脑追随的榜样。

有时候这种领域划分、繁文缛节,注定会扼杀有创造力的新想法。乔纳森设计团队最有趣的一个产品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eMate,这是一款为上学孩子们设计的便宜的小型塑料电脑。它有曲线的设计外形,折叠式的外壳,用半透明的绿色塑料制作而成,它可透视的外形本可以用到第一款iMac上。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台eMate。它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却没有存在多长时间。

诺曼说:“这款产品来自工业设计部门,它的消失是因为其在苹果没有取得胜利,是因为不同的部门之间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它应该使用牛顿软件吗?还是应该使用苹果操作系统软件?在市面上与之竞争的电脑是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这是一款非常伟大的电脑,以及它应该使用哪种软件,孩子们怎么使用它。没有人细究孩子们想要用它做什么,所以还应该加入些什么东西。由于苹果缺乏凝聚力,eMate就此消失。”

eMate的独一无二在布伦纳离职之后的过渡期里是很稀有的。大部分产品都是无趣的设计模仿,反映出工程驱动文化已经成为公司的核心。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表面功夫。这种只是试图创造看起来更有对抗性的混乱状况落到了乔纳森的肩上。掌管设计部仅仅几个月后,他也产生了离职的想法。

那时乔纳森说:“这是个绝对不会创新的公司,我们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而只关注争夺领导权。”38

阿梅里奥不懂欣赏设计。乔纳森说:“公司从来没有要把注意力放在产品上,因为我们试图把挣到的金钱的价值最大化,设计师做的只是构想出产品模型从外面看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工程师就会想方设法地把花费降低。我也想辞职。”39

在乔纳森辞职之前,他的新上司乔恩·鲁宾斯坦(Jon Rubintein)说服了他。鲁宾斯坦刚刚被任命为苹果硬件部门的负责人(也是接下来史蒂夫·乔布斯就任时他的工作),他提升了乔纳森,并告诉他,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告诉他,我们会努力渡过当前的难关,一旦我们扭转了公司的情况,我们就创造了历史。这就是我们为了把他留在苹果所说的话——自此以后,设计在公司逐渐得到真正的重视。”40

鲁宾斯坦的承诺即将兑现。出售产品需要三年时间的时代确实结束了。在未来的几年里,新产品性能卓越,采纳新产品的概率简直可以说是非常之高,其中很多都出自乔纳森·艾夫富有想象力的大脑。





问题是,改变容易,改进难。

——乔纳森·艾夫

1997年7月9日早晨,苹果召集了几十名公司高层人员参加晨会。在公司总部的一个礼堂里,已经担任公司CEO近18月的吉尔·阿梅里奥带着沉重的步伐走上讲台。“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要离开了。”他说完,接着就悄然离开了礼堂。就在刚才,苹果公司的董事会解雇了他。

在史蒂夫·乔布斯登上讲台前,临时CEO弗雷德·安德森(Fred Anderson)讲了几句话。当苹果公司收购了乔布斯那勉强维持着的软件公司NeXT时,乔布斯成了公司的顾问。解雇阿梅里奥后,董事会决定让乔布斯接任苹果公司CEO一职。

乔布斯穿着短裤和运动鞋,下巴上布满了胡茬,活像一个流浪汉。从那年9月的第4个周末被免职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12年。

他对台下的人说:“告诉我,这里出了什么问题。”

还没等有人回答,他就大声喊道:“问题就出在产品上。产品糟糕透了!它们不再有吸引力了。”

乔纳森当时也在现场,他坐在后面,想要离开。但是,当他坐在那里考虑和妻子一起回英国的时候,乔布斯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绪。乔布斯说苹果公司将恢复原来的样子。乔纳森后来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乔布斯宣布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赚钱,更重要的是生产伟大的产品。基于这一经营理念所做的决定,跟苹果公司过去所做的是完全不同的。”1

对于如何经营苹果公司,需要改变的东西很多,首先就是调整产品结构。当1997年乔布斯重返苹果公司的时候,苹果在市场上有40种产品。让我们来看看苹果公司一窝蜂似的产品线到底有多糟糕。首先看电脑产品。

当时,苹果的电脑产品主要有4大系列,分别是Quadra、PowerMac、Performa和PowerBook。每一个系列又有十几个不同的型号,每一个型号又都采用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名字命名,这些名字是从索尼公司的目录中直接借鉴过来的(比如说,Performa 5200CD、Performa 5210CD、Perfor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