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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仕强说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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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1
Publisher:
chenjin5.com 海量电子书免费下载
Language:
chinese
ISBN:
B00HC9GIUS
File:
EPUB, 2.2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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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仕强说中国人/曾仕强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2

ISBN 978-7-5008-3825-8

Ⅰ.曾... Ⅱ.曾... Ⅲ.民族性—研究—中国 Ⅳ.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03395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62350006(总编室) 82075964(编辑室)

发行热线:(010)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宏信印刷厂

版 次:2007年3月第3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00毫米×1000毫米1/16

字 数:560千

印 张:23

定 价: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原版序言——说不尽的中国人


这不是一本骂中国人的书。身为中国人,专门骂中国人,就算写得十分精彩,毕竟“灭自己人的威风”,何必?骂到后代子孙失去了信心,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

这也不是一本捧中国人的书。自己捧自己,等于“往自己脸上贴金”,并没有实质意义。捧得后代子孙自以为高人一等,处处眼高手低,亦是枉然!

我们所做的,只是描述、分析中国人。不敢说什么“客观”,至少保持相当“忠实”。中国人看似简单,实际上很复杂。骂的人骂来骂去,都只骂到中国人的皮毛,并没有伤害到躯体。捧的人费尽口舌,不过是锦上添花,好像也没有让中国人格外光彩。

骂也好、捧也好,中国人几千年来,永远还是中国人!

说中国人改变了,似乎没有。我们不是常说中国人不改农业社会的习性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什么办法呢?

说中国人没有改变,好像也不对。我们时常担心,中国人变了,变得越来越失去中国人的味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时代不同了,中国人也改变了。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全世界的民族,不都是这样?有稳定的部分,就有变迁的部分。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不可能完全稳定下来,维持不变。也不可能变得失去原来的面目,因为上一代的血液,依然流在下一代的身上。

然而,中国人比较特殊。我们的历史那么悠久,证明中国人在“持续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持续”的功夫,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中国人一直在变,却又永远没有变。

所以不必紧张地怀疑:“什么是‘中国人’?”凡是认同中华文化而又正在实践中华文化,换句话说,具有中国人特质的,都是中国人。

如果不认同中华文化,失去中国人的本性特质,就算拥有中国人血统,面貌像中国人,而且中国话说得很流利,恐怕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当然,认同与否,必须出乎自愿,丝毫没有勉强的必要。人各有志,何必强人所难?血统、语言、风俗习惯,不过是构成民族的自然条件,今天这些条件都已不如过去般具有力量。认同文化,形成民族意识,发挥良好的民族精神,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关于论述“中国人”的书籍,已经为数不少。有骂的、有捧的,当然也有客观研究的。不过,我们希望从另一个角度,采用另一种方式,来剖析中国人。

首先,我们找出中国人最常见的现象,用案例来加以分析,期盼对中国人的深层心理,得以浅出地获得真实的表达。

中国人最常见的事情,当然不限于本书所列举的内容。我们抱着抛砖引玉的心情,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大家一起来参与研究分析。如果大家深具同感,我们还会有续集。

方智出版社顾问简志忠先生,从事文化事业多年,亲眼目睹中国人的生活百态,亟思对中国社会有所回馈。多次聚谈,共同获得初步认识:要解决中国人的问题,惟有帮助中国人真正地了解中国人。居于这点小小的心意,才有这本小书的发行。其中案例部分,曾经在直效行销杂志连载;附录部分,也在“中央副刊”发表过,在此谨向有关人士致谢。并请各界朋友,不吝指教,幸甚。

曾仕强

序于台湾交通大学





上篇 中国人在想什么中国人,你心里在想什么

一、中国人最可笑的事情——自己看不懂自己案例实录一 城市交通的乱中有序





二、中国人最自豪的事情——未尝有一己之私案例实录二 中国人喜欢充分利用





三、中国人最拿手的事情——怎么说都有道理案例实录三 人人各有一套大道理





四、中国人最奇特的事情——先说往往会先死案例实录四 先说出来就得不到情报





五、中国人最奥妙的事情——话里有话案例实录五 中国话不仅要听还要看





六、中国人最神气的事情——用心想就会知道案例实录六 自己想的比较可靠





七、中国人最高明的事情——善用平衡思考法案例实录七 要买一本农民历,却不必看它





八、中国人最自动的事情——随时随地教训人案例实录八 骂别人才显得自己伟大





九、中国人最灵活的事情——大丈夫能屈能伸案例实录九 一切看情况办事





十、中国人最倔强的事情——永远都不肯认输案; 例实录十 遭遇失败马上找理由搪塞





结语中国人最讲道理

不随便说“随便”

将信又将疑

中国人的观念,难道都是错误或落伍的?

中国人的事情,到底要怎样才能改善?

中国人的情趣,值不值得保持?





中篇 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想中国人,你为什么这样想

一、中国人的基本立场——既不反对 也不赞成案例实录

析说:阴阳兼顾,动态平衡

迷津点通





二、中国人的高明立场——深藏不露 以策安全案例实录

析说:中国人的守身哲学

迷津点通





三、中国人的权宜立场——防人乘危 自保面子案例实录

析说:看似“骗人”,实为托词或“保面子”

迷津点通





四、中国人的圆通立场——二合一大于二选一案例实录

析说:圆通与圆滑

迷津点通





五、中国人的可怜心态——哀莫大于心死案例实录

析说:“相”随“心”转

迷津点通





六、中国人的自卑心态——盲目崇洋媚外案例实录

析说:崇洋媚外





七、中国人的不良心态——把责任推出去案例实录

析说:“对不起”

迷津点通





八、中国人的自保心态——好功夫留一手案例实录

析说:“秘传”的真意

迷津点通





九、中国人的明朗态度——含含糊糊案例实录

析说:“含糊”与“糊涂”

迷津点通





十、中国人的争取态度——半推半就案例实录

析说:“让”与“当仁不让”

迷津点通





十一、中国人的抬轿态度——长相左右案例实录

析说:心的“感通”

迷津点通





十二、中国人的层级态度——亲疏有别案例实录

析说:情、理、法

迷津点通





结语





下篇 乱中有序的奥秘一、中国人的某些习性(一)慢条斯理,从容不迫

(二)未雨绸缪,及早盘算

(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四)深藏不露,量力而为

(五)随机应变,见机行事

(六)无欲则刚,知足常乐

我们的建议





二、中国人的另一些习性(一)动如脱兔,捷足先登

(二)能拖且拖,到时再说

(三)趋吉避凶,善于补过

(四)见义勇为,舍我其谁

(五)择善固执,坚持原则

(六)取法乎上,方得其中

我们的建议





三、中国人是太极民族(一)阴阳是一种气的变化

(二)太极特性是一内含二

(三)阴极成阳而阳极成阴

(四)孤阴不生孤阳也不长

(五)一生二但二也能生三

(六)当阳则阳而当阴则阴

我们的建议





四、把二看成三的妙用(一)中国人最擅长兼顾

(二)兼顾观念来自太极

(三)阴阳有如两把刷子

(四)能进就进该退就退

(五)二看成三变化多端

(六)变来变去时最重要

我们的建议





五、君子和小人只在一念之差(一)中国人喜欢说两句话

(二)两句话是品管上下限

(三)在规范内可自由选择

(四)看似自由却需要自律

(五)自己决定自己的性格

(六)可成君子也能成小人

我们的建议





六、成君子的条件(一)勤学而时习之

(二)有朋自远方来

(三)人不知而不愠

(四)公正而且诚恳

(五)礼让而后当仁

(六)无为而无不为

我们的建议





七、扮小人的行径(一)貌似忠厚,巧言令色

(二)过与不及,违反中庸

(三)勇往直前,毫不畏惧

(四)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五)人定胜天、冒险妄求

(六)专心求利,不顾义理

我们的建议





八、明辨君子和小人(一)先看他所做的事

(二)再观看他的动机

(三)然后看他安不安

(四)不要尽信他的话

(五)看他重义或重利

(六)看他知命不知命

我们的建议





九、把二看成三的变形(一)君子是长期目标

(二)尽量不要做小人

(三)伪君子最要不得

(四)不得已做真小人

(五)先小人而后君子

(六)善补过不断修治

我们的建议





十、把二看成三的拿捏(一)花样多,变化才会大

(二)变化大,弹性才够好

(三)弹性好,调整才快速

(四)调整快,要拿捏合理

(五)拿捏准,要按部就班

(六)讲次序,有长期规划

我们的建议





十一、把二看成三的平衡(一)把二看成三必须现代化

(二)先求规规矩矩再想应变

(三)明辨应该变和不应该变

(四)因公而应变勿为私而变

(五)含糊的结果应该很清楚

(六)现代化不失中国人本性

我们的建议





十二、中国人应有的使命(一)人数众多,影响力应该大

(二)市场广阔,大家都很关注

(三)素质提高,世界自然欢迎

(四)保持本性,人家才会尊敬

(五)二看成三,合乎正道就好

(六)以正救偏,用心调整不难

我们的建议





结语





上篇 中国人在想什么


中国人,你心里在想什么


中国人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同时说两句话,而且是两句互相矛盾的话。

我们先说:好心有好报。接着又说:好心遭雷殛。

这两句话,显然十分矛盾。善有善报,固然大家深信不疑,而好人早死,经常为小人所害,也是不争的事实。可见这两句话,都具有相当的道理。

中国人一方面要求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一方面却鼓励动如脱兔,捷足先登。一方面主张未雨绸缪,及早盘算;一方面却倡导能拖且拖,到时再说。一方面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方面则力求趋吉避凶,善于补过。一方面讲求深藏不露,量力而为;一方面则鼓吹见义勇为,舍我其谁。一方面要随机应变,见机行事;一方面却应该择善固执,坚持原则。一方面强调无欲则刚,知足常乐;一方面却常常取法乎上,方得其中。

西方人大多觉得中国人毫无原则,做什么事情,都是个案处理,好像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毫无法纪精神。

中国人自问,除了有原则之外,简直一无所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十分坚持原则,并且非常规矩,不敢目无法纪。

为什么西方人看中国人,和中国人扪心自问,答案相差这么大?因为西方人长期以来,分大于合,喜欢把事情分开来看。他们认为对就是对,不对便不对,不主张含糊其辞显得是非不明。中国人却擅长把二看成三,明明只有两种选择,却有办法凭空生出第三种来,比西方人硬是多一种选择,更富于弹性空间,增加权宜应变的机会。

中国人的普遍观念,竟然是“错,绝对不可以;对,真的没有用”。如此含混模糊,难怪西方人不能理解。

错,当然不可以,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然而对呢?有什么用?从小到大我们的遭遇,就是错,要挨骂!而对,同样挨骂!因为我们知道,完全错或完全对,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部分都是对中有错,而错中也有对。只能够骂得轻重的程度有一些不同,怎么能够只骂这一个却不骂另外一个?岂不是显得有些偏心呢?

对,没有用。看起来很乱。经过一番分析:很对,很对,把对方气坏了,让他听不进去,有什么用?对是对,并不能挽回颓势,于事无补,又有什么用?便知道乱中果然有序。意思是看似凌乱,实际上井然有序。

为什么中国人能够乱中有序呢?

因为我们具有把二看成三的本事,善于兼顾两端,找出中庸之道。在变化多端的现象中,发挥质量管理的精神,寻找合理的平衡点。

我们把互相矛盾的两句话,当做品管的上下限,譬如把“事无不可对人言”看做上限,将“逢人只说三分话”当成下限。在上下限之间,我们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表现出“稍有保留”、“说八分”、“说七分”、“说六分”、“说五分”、“避重就轻”、“含含糊糊”等不一样的因应方式。同样一件事,对张三、李四、王五,分别说出不相同的话,看起来真的十分凌乱,实际上却始终紧扣着“逢人只说三分话,事无不可对人言”兼顾并重的不二原则。应用得宜,表现得合理,便是合乎秩序。

说中国人拥有很大的自由,对。因为天大、地大、人也大,根本没有人管得了中国人,任何规定只要不加以理会,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当然十分自由。然而,说中国人一点自由也没有,也对。因为中国人的事情,四个字就讲完了,那就是“可大、可小”。任何事情,看起来很小,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很大。反过来,很大也可以变成很小。只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没事了吗?中国人基本上居于把二看成三,将“充分自由”和“毫无自由”这两种极端的情况,看成品管的上下限,因而走出“只要自律、自修,不违反规定,当然自由”的第三条合理途径。

我们同样将“君子”和“小人”当做两个极端,看成品管的上下限。把人分成圣人、真君子、君子、真小人、小人、伪君子六种等级。伪君子最可怕,也最可恨。和小人比较起来,伪君子看起来高明得多,却完全没有做人的价值。小人不如真小人,因为让大家都知道,总比让人家看不清楚,等到吃亏上当才悔恨,当然要好得多。真君子又比君子强,因为真君子又比君子更经得起考验,就算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也不致由于没有旁人在场而有所疏忽。

先小人后君子,便是井然有序的表现。一个人必须掌握“调整快”与“拿捏准”两大要领,不怕快速调整,只怕拿捏不精准。若是很精准,当然能够快速调整。做圣人很难,成君子就好了。最要紧的,千万不要做伪君子。取法乎上,才能得其中。以真君子为长期努力的目标,先以真小人的态度来达到君子的目标,只能算是不得已的方式。及时调整,越来越精准,很快就达到目标。

许多人批评中国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在中国开车,危险万分。但是,看得懂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掌握到简易的精神,懂得以不变应万变。自古以来,我们只有一条不易的交通规则,那就是“头过,身体就跟着过去”。至于其他交通规则,包括斑马线、红绿灯、双黄线、双白线等等,基本上都是外来的东西,我们居于持经达变的原则,先把这些规则,当做参考用。然后再因时、因地、因人而权宜应变。看起来十分凌乱,实际上条条有理。

现代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把可变与不可变区分开来。将可变与不可变看成品管的上下限,在许可的范围内,做合理的判断。像交通这方面的事情,最好克制自己,以不可变为经,尽量遵守交通规则,不需要做太多的调整。

然而,不可以因为一旦遵守规则,便丧失权宜应变的调整能力,以期维持乱中有序的本事,不失去中国人的本性。





一、中国人最可笑的事情——自己看不懂自己


《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指出:社会急遽变化,所造成的人类最大的危机,乃是在人的心灵上丧失了三种东西,那就是:共识、秩序和意义。由于缺乏共识,产生许多误会和冲突,引发彼此的疏离和仇恨;因为缺乏秩序,显得无规范、无纪律,似乎伦理和组织都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加上缺乏意义,使得生活没有目标,人生迷失方向,当然困惑而混乱。

当前台湾地区,大家都很积极认真,各自都在紧张忙碌中兢兢业业。但是,我们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原本以为十分熟悉的中国人,竟然越来越难以理解。本来相当清楚的社会环境,好像也越来越觉得陌生。一直很有把握的事情,如今是越来越没有信心。

难道我们真的处在“转型期”,必须忍受这些“惊人的震撼”、“激烈的变动”,无奈地等待“意外的结果”?等待永远不是最好的办法,就算“等”,也要有计划、有预期效果,才不致空叹“无力感”。

深究起来,我们主要的不安,来自缺乏“共识”。而最可笑的,居然是“中国人看不懂中国人”。彼此朝夕共处,却陌生如路人。

从表面上看,中国人“听天由命”。实际上哪一个中国人真正“认命”?哪一个中国人,不是到处打听,寻觅确实有本领“改变命运”的高人?

中国人分明不认输,不承认别人的能力比自己强,一天到晚期盼着改变自己的命运。嘴巴上则时常挂着“听天由命”,慨叹“命运由天不由人”,到底为什么?

我们常说中国人“认命”,恐怕不是事实!中国人“盲从权威,依赖认命”,实际上只说明中国人的某一方面,却完全看错了中国人的另一方面。

历史上有许多事实,证明中国人盲从权威。却也有很多记载,报道中国人英勇而理智地反抗权威。如果说这是“平均数”的“多少”问题,那又陷入读书人的自以为是。因为中国人的真正个性,乃是“害怕权威而不崇拜权威”。权威使我们害怕,采取比较缓和或迂回的方式来沟通。如果合理,我们就顺从;如果不合理,我们会衡量实际情况,决定因应的态度。

中国人“一切看情况”,显示我们抱着“不一定”的心态,让我们充分体会出:中国人具有多方面的性格。

我们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基本上都对,至少说中了中国人多方面性格当中的一面。说的人看听的人猛点头,便越说越有信心,以为反应良好,必然命中目标。不料正好中了中国人的计:原来猛点头未必表示完全赞成。

反过来说,我们说中国人怎样怎样,基本上都错,至少遗漏了中国人并不这样的某些方面。听的人给我们面子,就会引证许多事实,称赞所言甚是。听的人若是不给我们面子,也可能引经据典,搬出一大堆相反的论证,驳斥我们所说的,根本就是片面的道理。

然而,中国人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岂不成为毫无原则的“骑墙派”?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中国人最讨厌没有主见的人,也十分厌恶固执己见。因为我们所秉持的一贯精神,乃是“有原则地应变”。经常变来变去,却怎么变都不会违背自己既定的原则。

“害怕权威而不崇拜权威”便是我们不变的一种原则。我们会短暂地表现推崇权威,屈服在权威底下,但是,一见情势改变,我们就会鄙视权威,给予轻蔑的回应,甚至羞辱倒塌的权威。

我们“知命却不认命”,说“命运作弄人”是自我安慰,说自己运气好,则多半表示谦虚。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人性格,常常把中国人看成静态的、固定的。中国人自己明白,中国人是活的,动态的,而且是不固定的。

现在,我们先从下面这个案例,来探讨中国人的行为,看看是不是真的不容易了解。





案例实录一 城市交通的乱中有序


似乎真的是“风水轮流转”。

以前,中国人到美国,有很多事情看不懂,显得十分没有面子。现在,美国人来到台北,竟然发现许多地方弄不清楚,心里相当纳闷。不过,中国人看不懂的时候,不太喜欢发问,只是暗自摸索,或者私底下打听,所以并不明显。美国人就不同了,他们会问,经常出“洋”相。

美国人来到台北,第一个难题,多半发生在交通上。从国际机场经由高速公路,一路倒也相安无事。各种景象,依然十分熟悉,和美国本土,没有太多的差异。可是,一进入台北市,看见车辆挤成一堆,不禁怀疑自己的视力,为什么连几线道都搞不清楚?

这时候,美国人开口提出“问题”:“这里到底是几线道?”

中国人的答案实在很难琢磨,居然会这样回答:“要看车子大小。”

老美听不懂,很紧张地追问:“为什么?”意思是“几线道和车子大小怎么会扯上关系”?

我们优哉游哉,轻松地反问老美:“那你们看什么?”

美国人一本正经地说:“看地面上所画的线啊!”

中国人也振振有词:“看地面上的线有什么用?那些线是政府派人胡乱画上去的。中国人不会反对,但是开车的时候,也不太理会它。”

“开车不看线,那要看什么?”

“中国人最有兴趣的,是目测前面两车的间隔,然后看看自己的车子,究竟挤不挤得进去?如果挤得进去,那就不用客气。若是挤不进去,我们就会停下来,让机器脚踏车去挤。”

老美听出一些名堂,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两线道挤三辆车,有中国人的地方,总是比较热闹!”

中国人除了喜欢热闹,到处人挤人、车挤车之外,还特别显得凌乱。

美国人觉得凌乱相当可怕,就问第二个问题:“在外国常听说台北交通很乱,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的话又是矛盾的:“在台北,我简直不敢开车。不过,开两次也就习惯了!”

“这么乱,为什么开两次就会习惯呢?”美国人好像百思不解。

“因为中国人的智慧高。再凌乱的场面,都有办法摆平的。”

“原来,中国人的交通,不是遵照交通规则来运作,而是运用高度的智慧来进行。”老美的智慧也不低,一点就通。

台北市的交通,中国人心里明白,单单依凭交通规则,根本动弹不得。我们巧妙地运用智慧,才能够在凌乱、拥挤当中,在“简直不敢开车”的气氛下,勇敢地买车、开车。

美国人又想不通了,“运用智慧,总该归纳出一些道理来吧?”

我们是“不明言”的民族,除非不得已,不愿意说出一番大道理。中国人最讲道理,却非常厌恶讲道理的人。“你懂,你懂,说道理说得天花乱坠。难道我不懂?我不说而已,要说,比你说得更透彻。”

但是,一迫之下,中国人随机应变,就开始说出一部分道理:“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人,一切显得很凌乱,但是,乱中有序,所以大家边骂边过日子,也活得挺好的。”

“乱中有序,这倒很有意思。”美国人分析能力很强,马上抓住“乱中有序”不放,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所谓乱中有序,是指凌乱现象的背后,有一些道理,用来维持这种凌乱的秩序。”中国人自己也摸不清楚,怎么情急之下,能够说出这么有学问的话来,可见久远的传统,会有意无意地增强我们的实力。

“那么,中国人开车的有力依据,到底是什么?”

“中国人讲究简单明了,一切道理,经过我们长久不断地归纳、再归纳,可以说已经千锤百炼,找到最根本的东西!”

“请你不要东拉西扯、拐弯抹角。既然简单明了,就请直接讲出来。”

“这个嘛!好的,我现在就把中国人开车的第一要则说出来。”

“请赶快说。”

“不要急嘛!对了,就是俗语常说的‘头过,身体就会过’。”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老美始终显得很急。

中国人比较不慌不忙:“一部车子,如果它的头部通过了,车子的后部,是不是也会跟着顺利通过呢?”

“那当然。”

“所以中国人开车,最要紧的,是看车头能不能通过,能过即过,不能过即止,这是大家都了解的道理。”

“怪不得大家争先恐后,原来想争得车头的位置!”

“中国人当争则争,当让则让。车头的位置未确定之前,要争,才不致落后。车头的位置一旦确定,自己的车头争不过人家,落在他人之后,便应该礼让,让车头在前的车子先行。”

“一阵冲锋陷阵,就是为了拔得头筹。忽然停住,乃是名位已定,应该客气地礼让,而毫无怨言。”果然入境问俗,老美很快就有了中华文化的气息。

争来争去争那一个头,争不过时便要礼让,叫做“守规矩”。看起来很乱,原来有这么一条简明的道理在背后支撑着,才能够乱中有序。

美国人想了想,又想出第三个问题:“既然中国人都明知乱中有序,为什么一直叫喊乱得可怕?”

“我们自己说台北市交通乱得可怕,是跟着你们说的,说难听一些,也是说给你们听的。”

“真的?”

“你们在美国开车,要变换车道时,首先打方向灯。方向灯闪亮,后面的车会减速、礼让,所以很容易就变换过去。你们来到台北,以为同样的车子、同样的交通规则,必然有同样的反应。没有想到,一打方向灯,后面的车子竟然按喇叭,加油又加速,弄得你们心脏快要停止,因此觉得在台北开车十分可怕。”

“是啊!为什么看见前车打方向灯,后面的车子非但不礼让,反而猛按喇叭,甚至开亮大灯呢?”

“道理很简单,是怕前面那辆车头挤过来,特别提出警告的。后面的车子不加油加速,前面的车子把头往这边一歪,整个形势马上改观,所以不得不防。”

“听起来颇有道理,可是,大家互不相让,问题如何解决呢?”

“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智慧。你看,要变换车道的人,结果没有不如愿以偿的,是不是?”

美国人还是搞不懂,摇摇头。接着又问:“就算是我们美国人惹的祸,说你们的交通乱得可怕,那你们为什么也要跟着这样说呢?”

中国人依然慢条斯理,毫不为难地回答:“近百年来,我们好像已经养成习惯,用欧美人士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反正欧美人士怎么说,中国人也跟着怎么说,非但可以少花脑筋,而且比较安全,因为遭受攻击的几率比较小。”

“那为什么又说是说给我们听的呢?”

“这个更为明显。现在一切讲求现代化,特别优先的,便是‘口头现代化’。至少我们已经大声喊出‘交通混乱是国民的耻辱’,也不断呼喊要‘找回交通的爱’,让你们明白,我们正在追求现代化!”

“这样做是没有效果的。现代化必须和自己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才有真实的作用。”老美喜欢说老实话,这一点相当可爱。

“可惜,美国国务院没有正式发一纸什么皮书给我们。好在中国人一向喜欢说就让他去说,不喜欢听的依然故我,丝毫不受影响,所以叫喊了快一百年,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这一点就不正确了,我看你们的青少年,已经有很大的改变。”老美再度展示锐利的观察力和分析力,而且也会照实明白地说出来。

“对,他们是严重的‘受害者’。我们起初也非常担心,现在我们终于看明白了,反而比较放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随着岁月的增进,会自己调整回来。中国人常说,大学容易毕业,社会大学不容易毕业。社会的力量不知不觉地保护着中国人,长期维护着可爱的中华文化。”

在案例一中,我们至少看出几点:

1.中国人不是有问题不问,而是不必公开发问让自己没有面子。我们暗地里请教,既获得答案,又顾全面子,是一种比较周到的方式。

2.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往往自成一套。开车不看地面上的线,并不表示国人完全漠视客观的条件。我们把所画的线当做参考,依据车子的大小和前面两部车子的间隔,做合理的决定。我们的想法:“只要不妨碍别人,弹性运用路面的空间,有什么不好?”

3.常听人说:“台北市我不敢开车”,紧接着说:“不过开几次也就习惯了!”可见乱中有序,不然开多少次都不可能习惯。这乱中有序,依据的都是中国人自己的道理。我们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不排斥外来文化,却将外来的一切包含在固有的文化之中。这才是中国人“以不变应万变”的真本事,可惜现在我们似乎缺乏勇气面对这种特性,反而一味盲目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认为中国人的态度不够明朗化,明明有问题,就是死爱面子,不肯问。现在我们有问题便明白提出来,就是“比较开朗”,却不料等于“公开招认自己的不懂”而惹得自己没有面子,这怪谁呢?

在中国社会,自己没面子最好不要怨天尤人,应该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的衡量标准不合中国文化,把对的当做错的;而将错的当做对的呢?”

中国人有很多想法和西方并不一致。难道和西方不一样的想法,就必然是错误的?

我们的行为,往往表面上看起来很乱,简直乱七八糟。然而,仔细一想,乱的背后十分有道理。这种乱中有序的中国功夫,我们好像越来越看不懂了,是不是?

中国人看不懂中国人,怎么建立共识?缺乏共识的社会,怎么可能有良好的秩序?原本乱中有序的,也被曲解成为没有秩序,那“中国人”这个名词,又具有什么意义?中国人不明白自己怎样是对的,怎样又是错的,当然困惑而混乱。





二、中国人最自豪的事情——未尝有一己之私


西方人把“自私”放在台面上,认为“人会自私”,乃是相当透明化的事实。何况“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们居于“你自私,我自私,他也自私”的出发点,坐下来协商、谈判,然后设定“游戏规则”,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

中国人并不如此。我们自古以来,便认定“人有自私的心理”,但是,人应该致力自修,把自己从“自私”的层级,提升到“大公无私”的境地。人必须“应该”重于“喜欢”,“虽然我喜欢,如果不应该,就要自我克制,不可以去尝试”,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

传统中国人,谁也不敢公然倡导“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更遑论把它编成歌谣来唱?

多问“应该不应该”,不能只问“喜欢不喜欢”。这就是“去私”的功夫,目标则摆在“无私”的心田。

历来多少显赫人物,莫不以“未尝有一己之私”而自豪。不敢有一念之私,成为大官拍胸膛的最雄厚本钱。

中国人对任何事情,总是“动机”、“过程”与“结果”并重,而且任何一样不合乎理想,都会造成很大的遗憾。其中动机纯正,为公而不为私,乃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公而忘私,不敢假公济私,几乎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天下为公,更是中国人从小到大都能朗朗上口的字句。

然而,每当我们谈及中国人的时候,我们很少不无奈何地慨叹:“没有办法,自私,中国人嘛!”

人行道堆满杂物,自私。车辆开上红砖道,自私。停车超越行人斑马线,自私。把公家的物品带回家,也是自私。只顾自己的方便,不管他人是否安全,当然是自私。

我们可以列举几千条有关中国人“自私”的罪状,不过追究起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承认自己是自私的,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两个车道挤三部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路肩、大厦地下室充当餐厅、老师在上课时间利用耳机收听股票行情,诸如此类的情形,在我们这个社会简直比比皆是。这些情况,足以证明中国人自私吗?

我们且来看看案例二,再作判断,可能更为切合实际。





案例实录二 中国人喜欢充分利用


两个车道挤三部车子,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中国人喜欢热闹,也可以解释为自私,只顾及自己的方便,丝毫“不守规矩”。

但是,当一部车从两部之间的夹缝进去的时候,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丝毫没有“自私”或“不守规矩”的羞愧感,而是充满了逃过交警拦截的庆幸心态。他可能看看右边,似乎在告诉那一位驾驶朋友:“你看,没有碰擦到你的车子,刚刚好,差一点儿我就不会挤进来了。”也可能瞧一瞧左边,好像在传达一种信息:“我总算赶上来了,下一次起步时,我如果稍微超前,你只好忍耐一些,跟在我的后面。”

他为什么没有羞愧感呢?探究起来,很容易发现,中国人的脑海深处,留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充分利用”。台北市人多车多,如果不能够充分利用每一寸道路空间,交通流量势必大幅减低,拥塞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

中国人这种“充分利用”的观念,是自古以来就逐步养成,而且一再推广,不但根深蒂固,而且应用得十分广泛。比如一只鸡,给外国人食用,往往“头不食,脚不食,内脏也不敢食,弄得垃圾一大堆”。中国人呢?“从头食到尾,鸡毛晒一晒,要做鸡毛掸子,一点儿垃圾也没有”。

这样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什么车子一上高速公路,我们看见车子拥塞,马上会看看路肩,心想空在那里,不让大家行驶,实在可惜。

只是中国人多数奉行“不敢为天下先”的政策,不愿意率先行驶路肩,以免万一被交通警察逮到,十分“倒霉”。因此大家耐心等待,等待那个“不怕死”的率先行驶路肩,立刻有人跟进。最好是跟在大卡车后面,第一,它的位置高,看得远,随时可以发现警车的踪影;其次,它体积较大,有遮蔽、掩护的作用;第三,它想缩回来行驶慢车道时,以大吃小,也比较容易。跟在这种有利的车辆后面,只要提高警觉,不在紧急煞车时撞了上去,便可以放心驶去。随时察觉前车缩回慢车道的动作,赶紧跟着缩回,大概可以担保无事。

被挤在快车道,或虽然占着超车道,却寸步难行,大家眼巴巴地看着路肩上的车辆飞驰而过,不免大骂“中国人不守规矩”,觉得气愤不堪。

如果忍耐不住,便会自己找理由,逐渐向路肩移过去,好不容易挤上路肩,正待飞驰一番,不料前车逃逸无踪,而自己正好被警察逮住,当然大呼“倒霉”不已!

“充分利用”的理念并没有错,但是,用错地方,岂止倒霉而已,有时会闯成大祸,还是小心为妙。

再看,很多大厦的地下室,也被“充分利用”,改装成为餐厅、美容院、三温暖、地下商店等等,害得违章拆除大队冒险犯难,到处去拆,依然拆不完!

中国人深知“正确的观念,有时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不正确的观念,有时反而带来良好的影响”,可惜,我们的智慧,越来越被漠视,以致调整失灵,不知如何是好!

孙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结论说:“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其中“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实际上就是“充分利用”的主张,所以是“富强的大经,治国的大本”。

东南亚的华侨,白天经营珠宝店,晚上在夜市摆流动摊的,比比皆是。他们“充分利用”时间,被赞美为“勤勉”。

比较热闹的地区,把商店的货品堆积到人行道上,以吸引过路的人潮,名为“诱导台”,实际上也是“充分利用”空间,把商店延伸到街头。

古人说得相当清楚:“汉代妇女,一个月工作四十五天。”她们白天工作,晚上还要织布,每天工作一天半,一个月便可以工作四十五天。这种“充分利用”时间的方式,成为中国人勤劳的习惯。

现代教师,利用上课时间,插好耳机收听股票行情,以便在下课时打电话告知友人买进或卖出,同时满足“充分利用”时间与公家电话的需求,似乎也颇合勤劳的原则。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同样充分利用公家时间与器材,一旦成功或发财,似乎完全是对的。若是失败或穷困,那就成为众人取笑的对象。

充分利用上班时间,认真读书,结果考取公费进修,又充分利用公家的金钱,攻读自己的学历。这种勤读楷模,大家公开赞扬,被认为“他能,我为什么不能”的标的,极力仿效。没有人计较他所使用的,是公家的时间;他所花费的,也是公家的金钱。

相反的,“公时不能私用”,“公私应该分明”,却也是没有人反对的口号。

高速公路上,电动字幕闪现“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违者重罚”的字样。

我们问司机:“什么叫做安全距离?”

司机回答:“没有碰撞在一起,就是保持安全距离;一旦发生车祸,前后碰撞在一起,便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如果再追问下去:“到底要保持多大的距离?”

司机可就火气大得很:“整条高速公路都快塞满了,怎样保持距离?”

“为什么不能?”

“一有一点空隙,旁边的车就要钻进来。”可见是“充分利用”空间的观念在作怪。

“他们为什么要钻来钻去蛇行呢?”

“要不然,花那么多钱买外国车做什么?”又是“充分利用”外国车性能的念头。

在食的方面,中国人一双筷子,要吃尽天下苍生,便是“充分利用”可以入口的东西。这一餐吃不完的食物,舍不得丢弃,把它留存下来,一再加热,管它还有没有营养价值,这正是“充分利用”的美德。

以往可以如此,因为往昔的食物,大多是自然的,没有什么人工加味料,一热再热,就算没有营养,至少可以填饱肚子。万一已经腐坏,了不起多跑几趟厕所,也就自然排泄。现在的食物,什么奇奇怪怪的成分一大堆,多热几次,如果产生致癌毒素,恐怕再多跑几趟厕所,也将宣告非药物所能挽救。

现代中国人,在食的方面,最好奉行另外一句老话:“吃一点,喝一点。”多样选择,而且分量不要多,这样各种毒素都有,也都不足致命的分量,可以保住一命。不固定食物,不偏食,样样都来,常常换胃口,这才是“充分利用”各种食物的崭新诠释。

在衣的方面,中国人一件衣服,要一补再补,表示爱惜物力。大哥穿过的制服,留下来给二哥穿,穿过了还可以传给小弟穿,这种“兄终弟及”的精神,充分显现“充分利用”的理念。

穿旧的衣服,若是没有人承接,我们也会把它洗干净留存起来,或者用以救济贫穷,或者用来充当抹布。有时候把许多旧衣服拼凑起来,成为新颖的“乞丐装”,更是巧妇的佳品。

穷的时候,新三年,旧三年,拆拆补补又三年。这种时期,中国人好像永远不长高,也不加胖。年年如是,日日如此。人体可以配合穷困,将衣服充分利用。

富有的时候,一会儿袖口太宽,一会儿领口太高。充分利用理由添购新装。把旧衣服送人,必定充分利用对方的心理需求:“这一件我才穿过一次,跟新的完全一样。”接受的人,也不必领情,反正是人家不要的,我只是充分利用而已。

说到住的方面,一个屋檐下,可以五代同堂。现代中国人,更是科学化,一家人挤在二十坪的房屋内,竟然可以收留五十个寄居学童,因为方便就读学区较好的学校。这种举动,无论就各种角度来看,都在发挥充分利用的莫大力量。大家充分利用,明星学校才更加明星化。

海外华侨,屋子里居住人口的密度,经常为外人叹为观止。有时一场大火,烧出那么多人,殊难想象。

行的方面,中国人更有办法。公家的车子要依照规定时限报废,才可以充分利用预算,同时把它的剩余价值让给明眼人去充分利用。私人的车子,那就寿命比乌龟还要长,因为我开车技术好,又特别用心保养,所以虽然开了二十几年,引擎还是听不出什么杂音。

一部车子,规定除司机以外,可以乘坐四人。如今我们一共五人,再多乘一部,岂非浪费?不如张兄、李兄身体不胖,勉强挤在前面那一个座位上,你看如何?

“过收费站,被警察看见如何是好?”

“不要紧,快到收费站的时候,李兄可以躲在张兄的前面,上面用西装盖起来,警察看我们神色自若,不会起疑的。”

充分利用一部车的空间,也充分利用警察先生的心理。中国人脑筋灵光,加上“充分利用”的意识极强,如何配合得恰到好处,让我们共同勉励,以求合理。

除了“充分利用”之外,我们还有许多拒绝承认“自私”的挡箭牌。难怪我们经常责怪中国人自私,而挨骂的人,却理直气壮,对指责的人,常常不屑一顾。

“充分利用”的观念并没有错,只是任何观念,长久使用之后,逐渐忘记本来的用意,往往衍生许多错误的行为。我们若是不从观念的端正着手,一味指责错误的行为,多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骂的人很生气,听的人无所谓”,根本没有多大的效果。

最奇特的现象,则是骂人家自私的人,到了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紧要时刻,竟然也学所骂的人那般“自私”起来。这时候如果有人照样责骂他,而他也照样不理会。

一般而言,一个中国人,处理和自己利害关系息息相关的时候,几乎都是标准的中国人。处理和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则说得头头是道,完全是西方式的大道理。

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却又不改中国人本色,便是嘴巴说大道理,一学便会;切身去实行,大家就会盘算利弊得失,因而不轻易改变。

大家心中有数,中国人这一套,听起来似乎非常没有道理,实际上对当事人往往利多于弊。既然利大于害,其中必然有大道理在,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研究,逐一改善,使其符合现代精神,而又切合我们内心的需求呢?

就以“充分利用”来说,台湾地区车多路窄,希望政府将现有的二线道拓宽成为三线道,事实上有很大的困难。仅仅将二线道的线改画成三线,也有些车子非出线不可。于是自行调节,能挤就挤,在有限的空间产生最大的交通流量,谨慎地发挥“充分利用”的功效,未尝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

但是,高速公路的路肩,那就不是“充分利用”所能够涵盖的部分。因为路肩空而不用,才能紧急时产生“无用之用”的“大用”。

我们应该充分沟通路肩的无用之用,因为“无用之用”也是中国人熟悉的东西。否则严禁行驶路肩,违者重罚,遇到“不怕花钱的大爷”,抱着“了不起花几个买路钱”的心情。抓不到他,他笑政府“嘴巴会讲,实际上做不到”;抓到了他,他骂政府“死要钱,什么地方都不放过”。有些人甚至怀疑“路肩禁止一般人使用,是方便警察车快速通过,以便追拿超速的车辆”,因而更加不服气。

大厦地下室禁止违规使用,事实上也是为了“无用之用”的“大用”。但是禁止的人,说一大堆中国人听不进去的道理;禁止的命令,写一大堆中国人看不懂的中国字。结果禁者自禁,违者自违而且不认为自己有违规的行为。这种情况长期存在,而我们天天生气,却不深一层去思考,岂不更加令人生气?

中国人从小就被教导“不可以自私”,要顾及家人。至少中国人对家人自私的时候,相当有顾忌,心中也十分不安。学校教育,如果顺着家庭教育,将不可以对家人自私,扩充到不可以对别人自私。同时把很多“看起来自私,实际上不是自私”的案例,说明得清楚明白,一代比一代更不自私,中华文化就得以发扬光大。

现在我们开口中国人自私,闭口中国人自私。新生代听多了,自然觉得“凡中国人皆自私,我是中国人,当然也自私”,因而自私得心安理得,毫无愧疚。

中国人以不自私为荣,才能够逐渐克制自私的心理。一天到晚骂中国人自私,反而令人觉得自私才是中国人的本性,放弃不自私的修治,改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唱久了,中华文化也就完了。

有一天,我们相信中国人未尝有一己之私,我们就成功了,不但是经济起飞,而且是泱泱文化大国。





三、中国人最拿手的事情——怎么说都有道理


不错,这是重视沟通的时代。然而,跟中国人怎么才沟得通呢?眼前不是有很多事情沟不通吗?

台电核一、核二、核三厂,没有什么沟通就盖起来了。核四厂要沟通,一直沟而不通,搁置在那里。

美国人也有沟不通的时候,他们可以委请专家,客观评估的结果,大家接受或不接受,总有一个决定。

中国专家也很多,只是专家一出场,观众就失望地喊起来:“这几个?不行。他们已经被台电收买了!”中国专家气急败坏地以人格担保:“绝对没有这回事!”大家依然不相信。

严格说起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道理的民族。不幸的是,我们今天说这种话,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敢承认。有些人甚至嘲笑地说:“对,讲道理,可惜讲的都是歪理。”

认为别人说的都是歪理,惟独自己说的才是真理,这也是中国人的另一种特性,同样构成中国人的沟通难题。

其实,中国人很容易沟通,只要顺性而为,顺着中国民族性去沟通,轻松愉快。偏偏我们现在不走这一条路,非要倡导什么“有话直说”、“一切透明化”、“提高会议效率”,弄得背道而驰,越来越忙乱,却越来越无效。

中国人最拿手的事情,莫过于“怎么说都有道理”。这么高明的沟通能手,怎么说得过他?每当看见“说服”这两个字的时候,中国人心里都会好笑:“说服?你想说服谁呀?”中国人个个都是道理专家,我们把“名嘴”都当成“盖仙”,当面给他面子,可以,背后要叫我服气,很难。

我们都知道:“话都是你讲的,怎么讲都对!”

有人读了一些西方经典,大骂中国人爱玩文字游戏。中国人已经说得十分清楚,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障碍。我们不爱玩文字游戏,请不要误解。

我们的智慧,使我们明白:“道理实在不好讲!”你看,中国人一开口,便是:“这件事情嘛,其实很难讲。”或者:“这位仁兄嘛,很难讲。”

中国人为什么样样很难讲,很难讲为什么还那么喜欢讲,是不是讲多了反而容易讲?

请看案例三。





案例实录三 人人各有一套大道理


从高雄华王大饭店乘计程车前往小港机场,准备返回台北。司机眼明手快,一个急转弯,就朝高雄女中的方向驶去。

“生意好不好?”我想稳定他的情绪,希望他不要开得那么快,却苦于中国人不方便直言,便先动用闲聊的方式,使他知道我不是喜欢找麻烦的人,以利于圆满的沟通。

“普通啊!”司机看都不看我一眼,使用中国人的标准回答语,“普普通通”、“差不多”、“如此如此”,保证不会出差错。

“路不好驾驶乎!”闽南语近乎文言,说起来简单,含意却相当深奥。

“有什么不好驾驶?路这么大条,车辆只有这么小,怎么会不好驾驶?”总算一句话触及他的牢骚点,转过头来看我一眼,似乎要决定是不是继续发挥下去。“大家骂交通不好,偏偏不用心去寻找交通不好的原因,一路骂下去,有什么用?”

这个司机不简单,有一套。我好奇地问他:“那你看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有钱人爱买车,又不认真练习开车的技术。你看,前面那一部私家车,能过不敢过,挡死在那里。一句话:怕死又要自己开车,弄得大家都动弹不得。”

这种道理相当新奇,我觉得茅塞顿开,赶紧再请教:“大家都不开私家车,改坐计程车,交通会不会改善?”

“我可以保证。私家车不要塞死在前面,像我这种驾驶技术,来回机场一趟,只需要现在三分之一的时间。”

“那大卡车也要禁止上路才行。”

“大卡车还好,最可恶的是公车,站站都要停,同样阻碍交通。”

“但是,有些专家认为大家都乘坐公共汽车,交通就会顺畅得多。”

“那根本是乱说。专家都是读死书的,随便说说而已。”

古代中国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现代中国人,“只要不抓人,开口胡乱讲”。

有人说智识普及,人人有“知”的机会,所以意见特别多,叫做“多元化”。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多元化。不过以往中国人有话避免公开说,凡公开说的不是含含糊糊,就是投其所好,显得相当一元化。现在则有话不公开说,等于放弃作秀的机会,反正对也说、不对也可以说,才叫做多元化。

我们访问公车司机:“台北市交通为什么这么乱呢?”答案想必相当简单:“私家车不守规矩,计程车又爱停便停,有时气不过,真想下车揍人!”

没有一个中国人自己承认不讲道理,个个都肯定自己最讲道理。问题是大家都不承认别人的道理,只承认自己的道理。

“道理只有一条,歪理却有一千条”,这是大家共同认定的道理。但是“一条道理比较不容易找”,不见得你说的就是那一条道理。“千条歪理比较容易撞”,随便撞一下,便出现一条歪理,可见你和我一样,都是胡乱撞出一条理来。

公说公有理,婆也说婆有理。究竟谁有理?答案有好几个。奇怪的是,这些可能的答案,最后都和“人”有关,所以中国人每听一事,每闻一意见,通常会先问:“是谁说的?”

中国人第一次听说可以开放组党,马上问:“谁说的?”答案是“蒋经国先生说的”,这才放心大胆地回应:“这真是明智的决定!”

“谁说的”决定对或错、是或非。可以或不可以,同时也决定接受与否、要赞成或反对。

问卷调查如果必须具名负责,不是被揉成一团,摔到纸篓去,便是小心翼翼,挑选对答者有利的答案。若是无须具名,中国人一看编有号码,立刻提高警觉,认为是查对填答人的密码,而有所戒慎。完全没有记号时,放心作答,又可能“有意让某些人难堪”而故意不按原意填写答案。关键仍在于问题文字的不明确,以及弄不清楚这当中的话究竟是谁说的?

中国人比较适合讨论,特别是面对面,连声音带表情都很清楚,又可以肯定“谁说的”,帮助自己拿定主意。

哥哥希望弟弟下午不要出门,在家帮忙家事,若是用商量的口吻:“你下午有没有事情?能不能留在家里帮忙?”弟弟通常会机警地回答:“还没有决定,因为我的同学可能会来找我。”

哥哥如果懂得“假传圣旨”,说:“父亲说你最近玩得差不多了,希望你下午留下来帮帮母亲的忙。”效果可能会好些。

父亲想买一只摇椅,交代哥哥征求弟弟的意见。哥哥说:“我建议买一只摇椅送给父亲坐用,你看如何?”

弟弟可能会说:“不要啦,父亲不喜欢摇来摇去。”

哥哥若是这样说:“父亲想买一只摇椅,要我问问你的意见。”

弟弟可能说:“早就应该买了,父亲最喜欢摇来摇去的。”他心里好笑,既然父意已决,我还需要说些什么?

中国人要知道,理不易明。道理往往是相对的,随你怎么说,都有一部分道理。既然道理不好讲,甚至永远讲不清楚,那么,我又何必苦苦和人家作对?

看起来中国人善于“讨好”别人,其实不是。

“请问你这样做,是不是想讨好他呢?”

“岂有此理,我为什么要讨好他?同样是人,我为什么要讨好他?”如果是长辈,就可能改口:“他是长辈,我怎么敢用讨好的心情来对待他?”

表面上,中国人很喜欢“投机取巧”,实际上完全不是。

“请问,你这种行为,是不是存心投机取巧?”

“绝对不是。”

“不用不好意思,坦白说,是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我为什么要投机取巧?根本不可能。”

中国人不是“讨好”,而是“做个顺水人情,以免得罪人,后患无穷”。

中国人从不存心投机取巧,我们心里只存在着“随机应变”的念头。

不幸的是,“讨好”和“保持和谐”很难分辨,而“投机取巧”和“随机应变”也似乎并无差异。

因此,中国人看自己是“保持和谐”,看别人则根本就是存心“讨好”,居然还不肯承认。中国人看自己是“随机应变”,绝无投机取巧的企图,看别人则分明是“投机取巧”,还敢强辩,应该罪加一等。

中国人“各有道理”,并不是有意的,而是各人怀着不同的心理差距,以致“只看到自己的道理,否认别人的道理”。

竞选成功的,一定觉得“我的努力获得大众的肯定”,而那些失败的,就会抱怨“这是不公正的结果”,并且理直气壮地宣称“再来一次,如果真的公正,我就认输”。赢,是我自己的功夫;输,是别人害死我的。这也是一种道理,大家认不认定,答案非常简单:“要看是谁说的?”

道理似乎是圆的,从这一个角度看,一大堆道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一大堆道理。人只有一张嘴巴,同一个时间只能说一部分道理,存心反对的人,便可以用另外一部分道理来反击。

应该做而未做的事,我们可以骂他:“没有担当,一天到晚研究,要研究到什么时候?”

应该做而做的事,我们可以笑他:“像这种简单易行的事,老早就该做了,不知道为什么拖到现在?如果没有慢五年,至少也慢了三年。”

做了而做得不好的事,我们可以批评他:“为什么事先不多开几次听证会,不多请教一些专家,不多听取公众的意见,弄成这种结局,到底谁应该负起责任?”

做了而做得较好的事,我们同样可以指责他:“作秀的成分大于做事!”

中国人比较适合讨论,但是参与讨论的人,最好事先加以控制,不是一言堂,亲上加亲,便是刻意安排某种限度的“反间”,用反对来赞成。

至于公开讨论,不限制参与的人,结果是“越辩越觉得道理难明”,草草收场是常见的现象。

中国人在一起讨论,如果要求有效,必须切实奉行一条定律:“站在赞成的立场来反对”,目的在“反对得让对方有面子”。

甲说:“中秋节应该吃月饼,才是不忘传统。”

乙顺着甲的语气来反对他:“传统很重要,我们希望在吃月饼的时候,能够注意卫生。不但要吃得卫生,而且要保持吃月饼的人环境的卫生。”

保证甲会相当乐意地支持乙的观念:“卫生的确很重要。”

现代中国人,错把“情、理、法”的次序,看成西方式的“情排在最前面,可见中国人最重情”。

中国人依据《易经》“居中为吉”的观念,“情、理、法”三者,理居其中,所以最重要。中国人的“情、理、法”系统,有其独到的奥妙。现代中国人多半行而不知,自己说不出情理法的真义,却不断地要把它改变成“法、理、情”或“理、法、情”,固然不知者不罪,却显然造成了无心之过。

做人做事都要按照道理,因为“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中国人喜欢讲道理,便是“深切地希望自己有理”,不屑于做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但是,“理不易明”才是中国人的大智慧。道理多半是相对的,从这边说,可以说出一大堆道理。从那边说,同样可以说出一大套道理。

中国人不方便有话直说,主要是不知道对方会采取什么态度来回应。一坐上计程车,便直截了当地告诉司机:“不要开太快。”司机可能很不耐烦:“你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开得太快?告诉你,我生平最讨厌开快车,也最讨厌话说得太快的人。”请问他这么说,有什么不对?

司机答话先含含糊糊,再单刀直入,可见中国人书读得多少,并不代表懂不懂得人性。一般中国人,大多能够照道理去做,却未必说得出道理,因为他虽然不一定具有丰富的知识,实际上大多拥有中国人固有的人性智慧。

道理是相对的,大家都认为相当合理。说话含含糊糊,目的在寻觅对方究竟站在道理的哪一端,以便决定自己的对策。我们可以赞成他这一句话,也可以反对他这一句话,因为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在正反两方面都提供我们很多证据,随时可以取用,方便之至。

不过,相对的道理,很容易造成混乱的局面。谁都可以找出一大堆道理来掩饰自己的偏差行为,使道德价值变成不切实际的空洞理论。很多中国人,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弄得是非不明,乃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问题是:把道理绝对化,势必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没有人欢迎。现在道理相对化,正符合多元化的潮流,我们还抱怨什么呢?

倒不如承认“怎么说都有道理”,然后设法“让他先说”,用含含糊糊的方式,试探对方的道理,以便进行沟通。这么说来,中国式的沟通,好像有重新被采纳的必要。西式沟通,对西方人有效;对中国人未必有效,这也是现代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问卷法盛行以来,大家都知道“问卷的过程正确,问卷的结果不一定就会正确”,所以同一份问卷,可以出现相对的答案。

百分之五十三反对,看起来人数超过半数,好像不赞成的人数占得很多。但是,从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反对的人数已经由百分之七十急速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三,证明反对的声浪,还有减缩的可能,显示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获得大多数人的赞成。这种说法,难道不是事实?

中国人的做法,是每当听见一句话的时候,首先查询“是谁说的?”然后以这个说话的人,来判断这一句话到底对或不对,很落伍,并不科学,对不对?

但是,在中国社会,如果不问清这一句话到底是谁说,请问依据什么标准,可以断定它对或不对呢?

依据“是谁说的”来决定是非,当然不是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态度。我们不妨体认“真理往往不在两者之一,却在两者之中”的“中庸”之道,好好地学习孔子“无可无不可”的原则,从问题的各方面来反问到底。只要不执著于“我的道理都是正确的”,也虚心地“听听别人的道理”,然后“衡情论理”,比较容易找到合理的平衡点。

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敢讲中国人的道理,更越来越讲不清楚中国人的道理。长此以往,复兴中华文化,恐怕只有依赖保存古董,保留一些民间技艺,而对中华文化的实质,并没有太大的助益吧。





四、中国人最奇特的事情——先说往往会先死


由于道理是相对的,若是存心捣蛋,你说东我偏说西。你说西我又偏要说东。先说的人,往往站在亮处,很容易遭受攻击而处于不利的位置。

中国人见面不说正经话,专门说一些没有用的废话。初看起来,既缺乏效率,又没有时间观念。细究起来,其中含有极为高明的智慧,不容忽视。

见面胡扯的目的,在“让对方先开口”,使自己获得有利的情势。中国明知“形势比人强”,时时不忘“造势”,而说一些废话,正可以在不知不觉中造成有利的形势,何乐而不为?

现代中国人,当然也明白“先说先死”的道理。不过行之日久,逐渐变成不自觉的行为。口头上受到西方的影响,喜欢说些“有话直说”的好听话,因而不知不觉地对别人的见面不说正经话,越来越觉得不能忍受,甚至斥为不合时势的农业社会作风,实在是“自欺欺人”。

先说当然也可能不死,因为中国人的道理一向是相对的,“先说先死”固然是事实,“有话直说”也可能得到许多好处。既然两者各有利弊,为什么强调“先说先死”呢?站在先说先死的立场来有话直说,才是中国人真正的功夫。先说先死是“根本”,“有话直说”不过是“作用”。“本立而道生”,首先巩固“先说先死”的“根本”,然后产生“有话直说”的“作用”,可保立于不败之地。

有些人本末倒置,强调“有话直说”,等到自己吃亏上当,再来怨天尤人,并不见得高明。

完整的道理,是“先说先死,不说也死”,中国人一向讲求简单明了,所以只说“先说先死”。我们举一反三,当然应该体认“不说也死”的可怕性,因而修炼出一套“说到不死”的太极沟通法。

不知道先说先死的厉害,常常死得不明不白。这些人不知自我反省,却埋怨中国人不够“开朗”,痛骂中国社会过分阴险,请问,这些人还有什么希望?

知道先说先死的道理,便紧闭嘴巴,死也不开口,结果有意见不敢说,又觉得十分窝囊,请问,这些人还有什么希望?

不急着找答案,先来看一看案例四。





案例实录四 先说出来就得不到情报


李太太结识一批朋友,趁着先生上班的时间,轮流到各家聚会,既增进友谊,又能够交换见识,不亦乐乎!

这一天,大家来到李太太家中。李太太拿出一件新买的外套,说:“我把这件外套试穿给各位看看,但是,拜托各位不要动手来摸,因为这是我姐姐要的,我替她买回来,请各位鉴定一下,到底好不好看?”

大家一阵欢呼,李太太就把外套穿上。王太太伸手去摸,有人制止。想不到李太太反而笑着说:“没关系,轻一点就好,我看王太太的手刚刚洗过,很干净的。”

李太太很高明,她知道中国人的习惯,欣赏一件东西,总喜欢动手去摸。因为“眼睛看的,不一定是真的”,用手触摸,才觉得实在。石门水库有一株蛇瓜,长得和蛇十分相像。许多人看见,都要好奇地摸它一下。管理员特地用红纸书写几个大字:“欢迎欣赏,请勿动手。”游客们眼睛看看这几个字,嘴巴念着这两句话,手依然动着,伸手去摸一摸,啊,果然是真的!

既然如此,李太太为什么还要拜托各位不动手呢?这正是中国人聪明的地方。李太太这几句话,包含着好几层用意:第一,这件外套不是我的,是我姐姐的,所以才敢拜托各位不要动手;如果是我自己的,要摸要穿都请便。其次,我穿给各位看,不在炫耀我会买东西,却希望借重各位的经验,帮助我评鉴评鉴,看我买得好不好。第三,我拜托各位不要摸,是要求各位如果真的要动手,就请先把手弄干净,而且轻轻地触摸。如果弄脏了、摸坏了,不要怪我翻脸,因为我事先已经说得很清楚,应该怪你自己才对。李太太这一番话,对众人说而不是对特定的人说,所以不致引起大家的反感。在顾虑大家的面子中,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至于这件外套,究竟是谁的,其实无关紧要。将来李太太自己穿着,一句话就解决了:“我姐姐看我穿得很合身,干脆就送给我穿了。”自己买自己穿,有点炫耀的味道,可能刺激别人。姐姐送的,大家羡慕大于妒忌,对自己要安全得多。中国人说一句话,可真不简单,稍微不留意,就会先说先死,引起众人的不愉快,甚至反过来讥讽、笑骂,往往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王太太伸手来摸,李太太反而笑着说:“没关系,轻一点就好,我看王太太的手刚刚洗过,很干净的。”这又是什么道理?王太太伸手过来,已经是特定的个人,李太太再告诉她不要摸,说不定王太太觉得没有面子,反而更加用力去搓揉,并且说道:“真正好料子都是不怕揉的,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一件,怎么揉都不会起皱儿。”就算生气地当场把她赶出门去,也会弄得大家不欢而散。背后大家议论起来,王太太、李太太都不对,结论则可能是:“如果真的怕人家摸,不要拿出来好啦。其实那一件外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必怕成那个样子?”

中国人说话,先看对众人或对个人。对众人可以说得严重一些,听的人自然会推来推去,认为那么难听的话,不可能是说给我听的,保准是说给某人听的,因为她平常的确有这种坏习惯,难怪人家说出这么难听的话。对个人就必须格外小心,否则听的人受不了,多半会反击。

大家看着、摸着,蒋太太开口道出大家的共同关心点:“多少钱买的?”中国人深知“一分钱一分货”,评鉴之先,问一问价钱,比较好论定。

李太太说:“你们猜猜看?”这一句话,几乎中国太太、小姐都十分熟悉。因为脑海中那一句“先说先死”的警语,提醒我们最好不要先把价钱说出来,对自己不利。

我们不妨模拟一下,当蒋太太开口问价钱的时候,李太太马上把它说出来:“三万六千元。”

万一蒋太太紧接着喊起来:“哎唷,怎么要那么贵啊,我前天也买一件,才三万一千元。”这时候李太太的脸上,恐怕已经黑掉三分之一了。

李太太如果继续追问下去:“你买的,跟这一件完全一样吗?”偏偏蒋太太的答案是:“那可不是吗?质料、颜色,连牌子都一样啦!”李太太的脸,大概有三分之二是黑的,一模一样的外套,凭空比人家多花五千块钱,实在太不会买东西了,还好意思拿出来展示!

若是李太太不死心,问她:“你再看看清楚,真的是同一厂牌的?”蒋太太又回答:“英文字我并不认识,不过这种牌子,我倒是买过好几件了!”李太太必然整脸都是黑的,太没有面子了。

幸亏李太太毕竟有一些中华文化的素养,不一下子就把价钱说出来,懂得运用反问法,要大家猜猜看。

詹太太听见李太太要众人猜一猜价钱,心想这是开口的大好机会。因为她正巧两天前也买一件一模一样的外套,只是不方便说出来。这时候利用猜价钱的机会表露一手,大家多半会联想她买外套的事情。于是她相当有把握地说:“三万三千元。”

中国人猜价钱,离不开心理作战。没有买过这一类外套的人,会猜出偏高的价钱,存心让李太太高兴一下。反正是瞎猜,为什么不说得高些,那么不会做人?

买过的人,有的会以较高的价钱,来测试对方的虚实。例如自己刚刚花费三万五千元购得一件外套,可能故意猜“四万元”。如果对方一听到这么高的价钱,便趁机再问:“真的值四万?”我们证实说:“我前两天买一件,不大相同,但是差不多,四万。”对方马上接着说:“你猜对了,不过我杀了一些价钱,才花三万八千元。”这一问一答,便把对方的性格摸得相当清楚,是不是?

詹太太是另外一种人,她的目的,不在试探李太太的为人,却着重在抓住机会炫耀自己,所以她采取实价实报的方式,来引人注目。

李太太一听詹太太如此有把握,心想“幸亏我没有先把价钱说出来”,转而追问下去:“真的三万三千元?”

詹太太造势成功,顺口就说:“是啊,我两天前才买一件。”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来,大家比较不会反感,认为詹太太爱出风头、死要面子!

李太太相当笃定,问:“同样的牌子?”

“就是你这个牌子。”

“两天前买的?”

“对,才买两天。”

“在哪里买的?”

“在大西洋百货买的。”

然后,李太太面不改色地说:“那么巧,我也是三万三千元买的。”

李太太为什么要骗人呢?堂堂中国人,根本用不着欺骗别人。李太太这样做,目的不在骗人,而且也没有欺骗大家的用意。这不是很奇怪吗?明明花三万六千元买的,现在告诉大家她恰巧也是三万三千元买的,难道不算骗人,那么怎样才是欺骗的行为呢?

中国人的事情,如此急着下判断,相当危险。李太太的确没有骗人,她一再追问詹太太购买的时间和地点,便是进行深入的查证。至于嘴巴上说三万三千元,并非存心欺骗,只是暂时抵挡一下。等待众人散去,李太太马上找到卖给她的那位售货员,一五一十地把詹太太的资讯告诉她,最后理直气壮地质问她:“我问你是不是实在价,你说绝对不会骗我,现在呢?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售货小姐还给她三千元,三万六千元减掉三千元,岂不是正巧三万三千元?李太太哪里有欺骗众人的行为?

不要忘记,中国人是情报专家,专门搜集对自己有利的情报。这种特长,最好不要消失掉,才比较有利。为了搜集情报,中国人懂得隐藏自己,不要把自己所知道的,或者所想象的,先行说出来。

先说的人,自己站在亮处,一切被人家看得很清楚,对自己相当不利。不但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有些客气的中国人,就不肯把真相说出来,以免引起误会,认为有意出对方的洋相。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乃是先说先死的第一要义。中国人常常出现“一言堂”,似乎大家的意见很一致,十分有共识。其实不是这样,只是因为带头的人,太喜欢率先说出自己的意见,以致其他的人,不便说或者不愿说,因而不是“说出同样的话,以免引起猜疑,把自己归入非主流派”,便是“不说话,做一个没有声音的人,来引起大家的喜爱”。这样一来,大家很和谐,却不能集思广益;众人一团和气,却容易不辨是非。

中国人高明的地方,正是“自己不说,却有办法让对方先说”。所以布局、造势,实在是中国人了不起的素养。李太太善于布局,把大家的心思集中在她的新外套上面,又懂得造势,使詹太太提供最正确的资讯,以便要回三千元,而且不会贻笑大方,让好朋友背地里笑她不会买东西。打从李太太亮出新外套,每一句话都有用意。一步一步扣得相当紧密,有人说:“这样做人,未免太累了!”意思是伤那么多脑筋做什么?其实,习惯成自然。刚开始也许累一些,久而久之,自然得很。而且熟能生巧,转接得十分自然,根本用不着伤什么脑筋。何况,我们不来这一套,其他中国人照样会记取“先说先死”的教训,跟我们来这一套。只要没有害人之心,转一个弯有何不可?

案例四中,李太太的智慧果然很高。她一开口就“有话直说”:“拜托各位不要动手来摸。”她知道这一句话可能得罪大家,害死自己,所以特别加上“这是我姐姐要的,我替她买回来”的注解,希望大家给予谅宥,不要怪她说得那么直率。证明中国人在顾全众人面子的前提下,仍然可以有话直说。

有话直说是因,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果:一是“死”,二是“不死”。今后有话直说的人,最好不要责怪中国人,也不必埋怨中国社会,反省自己,修正自己,恐怕是比较有效的途径。

放眼各界,凡是有话直说而不致害死自己的,都有相当的本事。深究起来,掌握“先说先死”的基本精神,才是直说而不死的最佳保障。

说的对象十分要紧,对亲人说话,和对一般人说话,无论态度和语气,都有很大的不同。

现代中国人相当现代化,知道政府不会把他怎么样,他就拼命骂政府。有些人在电视上出现大骂政府的镜头,居然没有怎么样,年轻人信以为真,好像现代化了,一切都可以直言,结果害死自己。

先说先死,好像是必然的,不过有当场死,或者待搜证而后死,所谓死有先后,时间不同而已。

长久以来,中国人被“先说先死”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如今民主社会,似乎先说不但不会先死,反而有先说先造势,对自己有利的趋势。不错,这是表面的现象,更是短暂的优势,千万不要上当才好。

民主时,大家要更加重视“不说也死”。李太太若是害怕先说先死,就会一句话也不说,把新买的外套藏起来,她就丧失讨回三千元的机会,也失去有好东西大家一起欣赏的乐趣。

李太太把新外套拿出来,一句话也不说,大家七手八脚,就会把新外套弄得不像样,最后还怪李太太“为什么不早说”,你看,大家轻轻一摸,居然就不成样子了。

但是民主时代,大家也需要有先说先死的警惕,因为政府必须维护公权力,最多能屈能伸,暂时让某些人神气一下,最后还是要展示公权力,才算尽责任。

没有考虑清楚,缺乏明确证据,就喜欢先说的人,让他先死,有什么不对?如果先说便有利,岂不鼓励大家为了作秀而胡乱说,活像台湾今天这种乱糟糟的场面。

有人说,民主时代本来就是吵吵闹闹。我们反问若是如此,民主有什么价值?要吵吵闹闹,中国人最有本领,用不着民主来推动。

有人说,自由社会,先说不应该先死。这种观念也不正确,因为人人有说话的自由,却不可以乱说话。越有说话的自由,越不应该乱说,才能保有真正的自由。

应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能少,但是要小心,说到大家都有面子,自己才不会死。不应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能说,因为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绝不因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何况这些要求,不过是标准订得高一些,基本上是正确而具有价值的。





五、中国人最奥妙的事情——话里有话


我们总以为中国人喜欢人家听话,而且喜欢听话的人。衡量实际情况,并非全然如此。

人家不听话,我们有时很生气,有时反而十分高兴。不听话,要看不听什么人的话。

人家听话,我们有时很高兴,有时则相当不高兴。常听人说:“这种话你也听?”意思是劝人家不必听话,因为这些话听了就会上当。听话,当然也要看听什么人的话。听话不听话,全凭说的人是谁?说的是什么话?可见中国人的不一定性,凡事看情况,在沟通方面,也应用得很广泛。

我们的决定很合理,喜欢听话的人。听话的人会接受合理的决定,大家都有好处。

决定不知道合理与否?或者自己拿不定主意,便不喜欢听话的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听话的人会把自己害死,当然不喜欢。这时候我们反而欢迎有意见的人,不听话,却能够帮助我们趋于合理。

不过,中国话很不容易听,才是我们真正的难处。中国人要人家不要听话,其中含有“中国话不可以用耳朵听”的意思,必须特别小心。

不要听他的,包含不要听他的话,也包含不要单凭耳朵听他的话。中国人比较少说:“听他怎么说。”反而常常告诫我们:“看他说什么?”

现代中国人,听不懂中国人说的话,例子很多。

曾经听过这么一则笑话:有一个中国人被非洲某族土人擒获,酋长弄不清楚他到底是哪里人。于是找来一个日本人,发现彼此言语不通。再找一个韩国人,也是彼此讲不通。然后酋长判断他是中国人,就找来一个中国人,想不到比画了半天,又是不能通。酋长无奈地说:“同样是中国人,彼此言语不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人南腔北调,就算大家都说普通话,也很难保证彼此听得懂。勉强听懂,也未必弄得清楚他的真正用意。这种情况,现在似乎越来越严重,所以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可惜现代中国人,好像并不重视这种困境,也就不用心求突破。这样下去,我们之间的共识,大概会越来越不容易建立。

果真如此吗?请看案例五。





案例实录五 中国话不仅要听还要看


那一天,从雾峰到沙鹿。司机看见大路出车祸,怕耽误了时间,便转道小路而行。

他越走越迷糊,觉得没有把握,便停下来,请问路旁边一位老先生:“借问一下,到沙鹿怎么走?”

老先生神定气闲,吸一口烟,不慌不忙地回答:“有路就可以走,多问几次就会到。”

中国人似乎在哲学与科学之间,比较偏向于哲学。每一个中国人,必要时都可以成为哲学家,却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成为科学家。

老先生这两句话,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再说上五千年也不会错。中国人很喜欢说类似的话,叫人听了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摸不着头脑。

司机表示感谢,把电动窗升上来,很有信心地向前驶去。

我觉得很纳闷,问他:“你知道怎么走了?”

他说:“知道。”

这位司机一向言语不多,却又时常一语惊人,看来也是一位哲学家。

“他刚才那两句话,你听得清楚?”

“当然,他讲得那么明白,我心中有数。”

那两句含含糊糊的话,司机居然认为“那么明白”,难怪会胸有成竹,不再请问其他的人。

“那两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进一步查证,想知道他是怎么听出玄机的?

“有路就可以走,表示我走的路是对的。如果我已经走错了,他会把手一扬,然后指向南方说:‘往南。’或者指向北面说:‘上北。’现在我走对了,他不必举手,所以说有路就可以走,告诉我顺着这一条路走下去。”

“那第二句呢?”

“多问几次就会到,意思是后面会出现几次比较复杂的岔路,那时候一定要问路,不要乱闯。”

经他这么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话简单明了,两句话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交代得很清楚。

中国话的最大特色,在于主语和谓语好像没有什么分别。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其中的“学”字,究竟是动词,还是名词,谁也闹不清。下面加上一句“不亦说乎”,同样是没头没脑的。

如果用西洋人的语法,恐怕要说成“一个人若是学而时习之,那么他就可能不亦说乎”,听的人才不会弄错,也才合乎文法的要求。

中国文字使用得早,那时候尚未发明印刷术,更谈不上影印、照相,每一个字,都要一刀一刀刻在竹简上,所以越省略越好。古代中国人,面对着竹简上面几个简单的字句,便能够触类旁通,想出很多很多竹简上面所没有的东西来,养成中国人“看得少、想得多”的习惯。

看得少,主要因为一共只有那么几个字,再看也是那么多。想得多,是由于言简意赅,不想根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请问一位中国人:“排队好不好?”

“当然好啦,排队才有秩序,大家都方便。”

“那么,你排不排队呢?”

“当然排啦,只要大家排,我一定排。”

结果大家都不排队,乱成一团。是不是中国人说话不算话呢?凡是听得懂中国话的人,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当然排啦”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大家都排队”。如今居然有人不排,那就不能怪我不排队。

现在逐渐有些人只听不想,以致听不懂中国人所说的话,实在是一种遗憾。

有一次,新闻记者访问摊贩,对话在电视上现场播出。记者问甲摊贩:“如果政府把大家集中起来,你愿意接受政府的安排吗?”

甲摊贩回答:“政府早该这么做了,我们也不愿意这样流动啊,很辛苦的。”

再访问乙摊贩:“政府打算把流动摊贩集中起来,你觉得怎么样?”

乙摊贩答道:“很好啊,只要有合理的地方,我一定去。”

甲、乙摊贩都是“哲学家”,说的话含意很深。年轻的记者大概是书念多了,反而听不出玄机,竟然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一直认为流动摊贩不支持政府的方案,现在事实证明他们也希望固定下来,不喜欢这样流动下去。”

甲摊贩丝毫没有承诺,他只是批评政府步调太慢,像这一类事情老早就该做的,怎么拖到现在?他又坦承自己喜欢安定下来,不愿意一辈子流动。然而情非得已,不得不流动的时候,还是会流动。现在且看政府如何安排,能不能真的让他安定,否则他还会继续流动下去。

乙摊贩更妙,政府要有合理的地方,他才肯去。如果将来他依然流动,原因是政府安排的地方不合理,错不在他。

听不懂话的人,常常硬把自己的意见安在别人头上,令人啼笑皆非。

科学话一加一必定等于二,比较容易讲,也比较容易听。哲学话一加一未必等于二,难讲,也难听。中国人喜欢说:“难讲。”是实在话,不是客套。

中国人常常感叹:“我说得这么清楚,他根本听不懂,教我如何是好?”为什么“说得这么清楚”,而“他根本听不懂”呢?因为哲学的话多半是不能用耳听的,要用心领悟,才听得懂“话中的话”,以及“话外的话”。

这样,我们才明白中国人常常叫人不要听别人的话:“不要听他的,这种话你也听?”

中国人很少叫人要听话,却经常提醒人不要听。原来中国话不适合用耳朵听,应该配合眼睛看。所以中国人常说:“赶快去看,看他说什么?”

中国话不能光用听的,要用看的。而且不能单凭一双眼睛去看,还要动用“心眼”,才能够真正看清楚。

“心眼”要大,才听得真实。“心眼”太小,成了“小心眼”,那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大“心眼”指“用正当的心去体会”,对方有难言之隐,有说不出来的苦衷,有说出来反而彼此难过的事情,千万不要用不正当的心思去曲解,却应当以正当的心思,来详加体认和理会。

哲学家唐君毅先生曾经说过:“要正确地了解别人的思想,最要紧的便是自己没有私心,而对别人没有偏见。有了偏见和私心,便不容易了解别人了。”偏见和私心,便是“小心眼”;没有偏见,也没有私心,才能够确切地体会别人的话意。

秦二世当政时,赵高牵着一只梅花鹿,硬说它是一匹马。二世奇怪地问道:“这不明明是一头鹿吗?你说它是马,真是错得太远了。”赵高猛然挺起身来,睁大眼睛看看左右群臣,大声问:“这是一匹马,陛下怎么能说是鹿?”二世要诸臣百官评定究竟是鹿还是马?想不到百官们早已被赵高吓住,几乎是众口同声地高喊:“是马。”有些人说得结结巴巴,生怕得罪赵高,赶快补充地说:“这,这不是鹿。”

后来的人,把“指鹿为马”当做“不明是非、颠倒黑白”的人,实在是不很恰当的说法。

赵高不是不明是非,他不可能笨得连鹿、马都分不清楚。他只是借此试探一下,究竟自己在朝廷的权势怎样?真正的话意,乃是:“请问诸臣百官,你们比较服从秦二世,还是和秦二世一样,都要依附我?”

当今民主时代,一切重视民意基础。高票当选的人,会不会照样指鹿为马一番呢?最起码也会摔断主席台的麦克风,用“手语”来证实在场的先生、女士们,比较畏惧我而不怕主席吧!

赵高的哲学语言,沿用至今。他不是“不明是非”,他只是故意“颠倒黑白”。中国人有权有势的时候,往往蓄意颠倒黑白,慎之,慎之。

秦二世不是听不懂,他应该早就“看”出赵高的野心。胡亥凭着赵高的计谋而登上“二世”的帝位,居然没有料到赵高会如此跋扈。可见有私心的秦二世,已经“小心眼”到看不懂赵高“指鹿为马”的用意了。

我们嘲笑群臣不分黑白,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听得懂话意的人。中国人不但听得懂哲学话,而且懂得用哲学话来保护自己,所以“明哲保身”,成为中国人普遍秉持的人生哲学。

朱子解释“明哲保身”说:“明是明理之明,哲乃了然于心,保身则是依道理进退而处世,于是罪刑、灾祸不至。”了然于心,首先要听懂中国人的哲学语言,否则何以进退?

一句“你看着办吧”!足够令我们想上老半天。究竟是“全权委托你”,还是“猜猜我的用意”,甚至可能是“居然搞成这样子,你自己走路吧”!

什么叫做“你看着办吧”?用耳朵听不出来,加上眼睛看,还要动脑筋,结果呢?你看着办吧!

说哲学话,显得没头没尾,又随时可以转弯或改变,乃是中国人的看家本领。

《增广贤文》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启蒙读物,影响力既深且广。它主张“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看起来好像“劝人不要太诚实”,实际上绝非如此。

中国人重视“诚意、正心”,哪里可能劝人不要太诚实?由于我们听到“逢人且说三分话”这一类的话,却“看”不出它真正的用意,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误解。

“逢人且说三分话”不是科学话,是哲学话。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人在逢人且说三分话之外,同样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什么我们单挑“逢人且说三分话”,就断然加以批判,难道不是“断章取义”吗?

逢人且说三分话专指对交情不深、关系不够的人而言,因为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当然应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专指对交情深厚、关系密切的人而言,因为既然是亲如家人,还有什么好隐瞒的?

中国人说“逢人且说三分话”的时候,已经含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意思。彼此尚不熟悉,当然未可全抛一片心。等到互相信赖,就要彼此交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算不负知交。

我们说“言无不尽”的时候,同样应该想起“逢人且说三分话”,因为彼此虽然关系密切,交情深厚,但是这一件事,可能会伤害他的自尊心,或者引起他的嫉妒心,就必须有相当的保留,说三分留七分,那七分也许不说他也会明白,大家都安,有什么不好?

司机问路,老先生说:“有路就可以走。”表示司机走对了路。老先生这一句话,含有“路不可以乱走”的意思,既然可以走,当然是一条行得通的道路。

若是司机已经走错路,老先生会说“有路就可以走吗?”一想便知他绝对不能如此不负责任。这时候他会说:“往那边走比较近。”事实上条条大路通罗马,怎么走最后都可能到达目的地,只是远与近不同而已。

中国话听起来含含糊糊,“看”起来清清楚楚。中国话不能用听的,要用看的,应该错不了。

看还不够,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啰里啰唆讲一大堆,却欢迎简单明了。短短一两句,含意很深,所以看了之后,要多想。不用心想,简直弄不清楚中国人的话意。

“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并不是劝人不要管闲事,不要合群。否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又是劝我们做什么呢?

中国人最喜欢同时说两句“相反”的话,惟有如此,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不要看到一句话,便忘掉另外一句话,这才是最要紧的。我们现在一天到晚拿“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来形容中国人喜欢当老板,根本不合事实,却害惨了新生代,将他们导入一条歧途,产生“中国人爱当老板”的错觉,真是罪过。

“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是一句老话,没有人会怀疑。但是中国人同样指出“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住”,而且“大树底下好乘凉”,难道这些不是中国人的老话吗?

今后听见“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最好想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听到“见事莫说,问事不知”,最好立即想到“见义勇为”。这样才不致以偏概全,落入一偏之见。

现代中国人既不擅长说“中国话”,又喜欢从字面上来“听”中国话,导致彼此很难沟通。

中国话说得太“白”,太“科学化”,很容易伤人,至少也让人家没有面子。而在中国社会,凡伤人或使人没有面子的,最后必然伤及自己,岂能不特别谨慎?





六、中国人最神气的事情——用心想就会知道


中国和巴比伦、埃及、印度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是中国人在自己生长的土地上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然后不停地吸收、融合外来文化,才能够历久常新,生生不息。

根据地下文物和先民遗址的发现,我国祖先的活动范围,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北延伸到长城以北,向南进展到长江以南。和巴比伦、埃及、印度文化集中在大河入海的冲积地区,并不相同。我们分布较广,扩展得比较分散。中国早期的文化,实际上已经相当多元化。

我国北边是蒙古草原,再往北便是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东边濒临大海,南边有大川山岭,西边为沙漠、高原。四面的天然屏障,固然有助于我国境内各民族的融合,而缺乏高度文明的四邻,则使中国人的文化,成为四邻学习的典范。

同时,中国人的重行思想,使我们十分看重实践的功夫。中国人爱读书,却不是为了求取知识,而是讲求道理。读书明理,才是我们追求的重点。

一个人读多少书,获得多少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并不重要。做人最要紧的,是“懂事”,也就是按照道理去实践。

中国人最讨厌“说得多做得少”的人,也不欢迎“用学得的知识来做坏事”的欺世盗名之徒。

我们最需要的,正是王阳明所说的“要有个头脑”。梁启超解释“头脑”是什么呢?叫它“诚意”、“致良知”或者“动机纯洁”都可以。若是没有这个“头脑”,知识越多越坏;有了头脑之后,知识就变得越多越好。

中国人所重视的知识,和西方式的向外求得的不同,大多是向内求的。因为知识是诚心发出来的条件,所以不需要费多大的力,便自然会得到。

我们认为“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诚恳地用心去思考,一切答案自然会呈现在眼前。任何人有心去想,碰着这件事,就会解决这件事;走到某一地步,也就会自然地追求更上一步。

这样,中国人倾向于“不尚知识而重情义”,逐渐养成不重读死书,却一心一意追求活道理的习惯,以致“看得少而想得多”。一方面警惕“尽信书不如无书”,一方面则深信“用心想就会知道”。这种不爱看书只爱想道理的现象,会产生哪些问题,请看案例六。





案例实录六 自己想的比较可靠


中国人“看得少、想得多”的习惯,乃是自古已然。相沿日久,反而不明白何以如此的道理。

我们现在常常羡慕日本人读书风气良好,不是说日本人坐车、等车都不忘读书,便是称赞日本人每年花费大量金钱购买图书,值得我们效法。

其实,我们稍微动一下脑筋,便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勤于阅读的原因。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日本就在中国的旁边,而又发展得比较迟缓。当日本人产生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就想到“这种问题,中国人已经想过了,而且早已有了答案”,因而不用自己去想,却用心去看中国人的答案。这也看,那也看,看了之后,又果然获得满意的解答。习惯成自然,从此多读书少思考了。

反观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在地理上相当孤立。在我国周围,从来没有出现过高度文明的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有谁能够提供答案,让我们去阅读的?

既然无书可读,一切就要靠自己去想。中国人“看得少、想得多”,实在是不得已的。

这种习惯,一直影响到现代中国人。美国人买回任何东西,在使用之前,必定先看说明书,日本人亦然。他们不看说明书,几乎不敢动手去碰买来的东西。

中国人不然。我们把东西买回来,最关心的是“保证书”。我们普遍认定“保证书”比“说明书”更重要,所以一定先把它找出来,细心收藏,以致将来真正要用保证书的时候,找都找不到。

填好保证书或者藏好保证书之后,我们很自然地把说明书摆在一旁,甚至于顺手丢掉。

如果问一位中国人为什么不看说明书,答案居然十分简单明了:“还要看,想想就知道了。”

中国人习惯,这样不行,反过来一定行。如果这样不行,反过来也不行,中国人就会发火,大骂设计者没有水准:“搞什么名堂?”

你骂他不看说明书,他则振振有词:“我这么忙,哪里有美国人的时间?”人家美国人比较空闲,可以慢慢地看说明书,我们中国人忙得要命,哪里有闲工夫可以看说明书呢?做给中国人使用的东西,不但要简单、方便,而且要坚固、耐用,不然的话,一到手就出问题,中国人不怪自己不看说明书,反而会破口大骂:“品质极差,价钱太贵。”

中国厂商也明白这种习惯,所以说明书多半用英文或日文书写,很少用中文表达,因为反正中国人不看,写一大堆也没有用。

就算使用中文书写说明书,也会随便乱用名词,甚至写到连自己都看不懂,结果竟然没有人提出抗议,可见看的人少之又少。

报纸不看,因为上面可能乱写。这一点中国人倒是相当聪明,简直到了料事如神的地步。写新闻加上个人的猜想,实际上也是“少看、多想”(少观察事实,多自己想象)的延伸,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电视新闻不看,因为该听到自然道听途说会传入耳内,大家不愿流传的事情,看它做什么?三台播报新闻的时间岔开,大家就不看播报新闻的那一台。三台联合,统一播放新闻,大家便关掉电视,让它好好休息一下,以免使用时间过久,影响电视机的寿命。

出布告不看。将来问起来,一句“不知道”或“没有看到”,谁也拿我没办法。

我还可以慢条斯理地请教他:“请问,你把布告贴在什么地方?”

他如果把我带去,实地观看他所张贴的布告,我就毫不愧怍地告诉他:“难怪,我一辈子也不可能从这里走过,怪不得没有看到。”保准把他气死。

游戏规则不看,反正玩起来有什么不对劲,对方一定会提出异议,那时候再看着办。何况裁判也不一定仔细看游戏规则,他乱吹一场,我看游戏规则又有何用?

眼前看见“此路不通”,马上想起“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一眼看见某些规定,立即想到“这种规定根本不合理”。想得多、看得少,果真妙用无穷。

自从学生补习班兴起以后,中国人身受“恶性”补习的熏染,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从“看得少,想得多”变成“背得多,想得少”,甚至到了只会背诵、不会思考的地步。

要背诵当然要看,所以阅读的机会比从前大幅度增加,可惜由于“考试导向”作祟,阅读的范围,仅限于考试的科目,因而造就一大堆“死背历史,却不懂得历史”的人。这种多看、少想、死背的人越多,凡事就越不可理喻。其可怕的程度,远超过往昔“看得少、想得多”的传统中国人。

使用任何东西之前,先仔细看说明书。等自己看完了、弄懂了,别人已经用过了,甚至有了更进一步的改良。于是怨恨不平之心,顿然产生。

报纸、杂志样样都看,而且样样深信不疑。由于某报有某报的说法,而另一种报纸又有另一种报纸的报道。甲杂志这样说,乙杂志却那样说。请问相信哪家,又不相信哪一家的呢?

电视新闻更加要看,新闻播报员不但播报新闻,而且添加许多个人的意见。看过之后,更加真假难辨,究竟如何是好?

布告要看,仔细看完以后,进一步把布告内容背诵下来。却不料布告之后还有新的布告,而前后内容殊不一致,请问会不会气死自己?

天天高喊游戏规则,想不到使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游戏规则根本就不容易弄清楚。一句话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令人无所适从。

从一定意义上讲,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在“少看多想”和“多看少想”两种人互相激荡之下,逐渐演化以迄于今的。以往的情况,是老百姓“少看多想”,读书人“多看少想”。现在则是遭受恶性补习之害的人“多看少想”,而没有受害的人,依然“少看多想”。

读书人多看少想,变成两脚书橱,食古不化。偶尔出现一些“多看也能多想”的人,才能够真正把书读通,把道理想通。古代中国人,就凭着这少数士人引导并且建立一些中心思想,才得以连绵不绝,世代相继。

现代恶性补习长大的中国人,多看多背少想。一肚子学问,却看不清楚社会的真相。有了某一专长,便误以为自己具备所有专长;得了某一学域的诺贝尔奖,便认为自己是全科诺贝尔奖得主,似乎一下子什么都懂,也都敢提出主张。

以往中国人,由于环境的限制,仅能“少看多想”。现代中国人,居于环境的需要,实在应该“多看也多想”。一则现代知识爆发,日进千里,如果不多看,便可能赶不上时代。再则多元化潮流,样样说法层出不穷,若是不多想,怎么能够明辨是非?还有,科技发达,伪造作假的方法日益增多,这边出现“暴民打警察”的录影带,那边马上出现“警察打民众”的录影带,孰真孰假,不多用脑筋想想,行得通吗?

“多想”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中国人一直主张:“想好再说”或“想好再做”。

谋定而后动,无论任何动静,都应该先仔细想想。

中国人的标准态度,是“什么话都可以听,却听归听,未必尽信”,甚至读书,也要告诫自己“尽信书不如无书”,不可以一看就信、一听就信,才不致误人害己。

孔子提倡“举一反三”,便是希望我们“多思考”。中国人重视“小心翼翼”,“小心”就是“细心思考”的意思。

说明书当然要看,这种文件可以帮助我们妥善运用工具或物品。除了功能方面可能被渲染夸大以外,我们拿来参考,并没有什么不好。

报纸要看,却不可以轻易相信。多看几家报道,多想想为什么如此,慎重判断,比较不会上当。

听电视新闻,应该抱着“事实报道可以听,判断报道不必听”的心态,凡是记者自己的观感,以及记者看稿念出来的评论,都只供参考,不可马上相信。

布告可以看,也应当看。不过,布告内容随时可能改变。我们看归看,还是要继续留意,随时注意调整,才能及时有所应变。

游戏规则并不能保证中国人把游戏进行得很好,因为中国人擅长“平衡思考”,有阴即有阳,有阳便有阴。是和非、善和恶、美和丑,并无绝对分野。

中国人当然重视游戏规则,却更需要高明的裁判水准。想想看,怎么判才合理?已经成为游戏规则有效运作的重要环节。参考游戏规则,适时给予合理的裁判,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改变的生活方式。

多想是根本,能多看就多看,不能多看只好少看,却务必要多多思考,中国人开口说话,多半以“我想”作开端,正是此理。

到底是“想得多,看得少”好呢?还是“看得多,想得少”好?答案很明显,不可以“二选一”。因为“想得多,看得少”,常常会胡思乱想,不能切合实际。而“看得多,想得少”,便会满脑子装着杂七杂八的资讯,却毫无头绪。特别是“想了,就认为是真的”,变成“生活在想象中的世界”,或者“看到,便认为是真的”,成为“错误资讯的奴隶”,那就更加倒霉了。

“保证书”当然比“说明书”重要。问题是保证书究竟保证谁?又保证什么东西?现代中国人似乎仍然处于“想得多,看得少”的阶段。“想”保证书“当然”能够保证一切的损失。等到事情发生,保证书找不到是一回事。就算找到了,能不能保证一切的损失,保证大有疑问。

我们现在要求产品必须出具保证书,却很少有人计较“保证书怎么写”?事实上,真正看得懂保证书的人并不多,会写一张“名实相符”的保证书的人,更是可遇不可求。

中国人到现在,普遍存有“保险”并不保险的观念,便是受到“想得多,看得少”的影响,“想”保险公司当然样样都保险,不“看”实际保险的范围相当有限,以致没有事大家得过且过,一旦有事,马上证明保险公司原来并不保险,大兴“早知如此,绝不投保”的感叹。

“说明书”要不要看,视产品设计得好坏而定。设计者站在使用者的立场,当然应该合乎“这样不行,反过来一定行”的原则,否则遭受“设计什么鬼东西”的恶评,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但是,中国人最好明白“标准订得太高,大家很不容易做到”的道理,最好耐心先看一看说明书。

不过,我们还是衷心地盼望,写说明书的人,高抬贵手,少用西方的表达方式,弄得大家看不懂,势必降低大家阅读说明书的兴趣。那时再来骂使用者没有水准,同样十分不合理。

中国人主张“边看边想,两者并重”。看而不想,很容易上当。大家爱看,就有人写一些东西来骗人,演一些似是而非的戏来骗钱。尤其是“爱看到非看不可”的时候,变成“看迷”,然后挤在一堆,不幸被其他看迷践踏而死,更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何苦来哉!想而不看,很容易脱离现实,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特别是想到甜美处,成为“一相情愿”,结果“明明他是答应的,为什么却拒绝了”?有时也会害死自己。

资讯越来越多,样样要看,怎么看得完?如果顺手抓起来就看,万一抓到的都是乱七八糟的资讯,就算看完才发觉错误,宝贵的时间已经去而不返。若是看完仍未觉察那根本就是不正确的,岂不更为可怜?

现代中国人,知道样样都看,会累死自己。因此“只看自己专业领域”的东西,把自己变成一个“知道少少中多多的专业者”,人人如此,社会就难以沟通了。

要看,必须有人引导。现代老师的主要功能,应该是正确开列书单,指引有必要看的人,走上正道。可惜这一类老师,实在少之又少。门派观念或先入为主,都不能开出令人欣赏的书单,使我们要看无从看起。

看,要跟着想。“看他说些什么”之后,要思索“他为什么这样说”?不可以因为推崇这位先生,就认为他每一句话都对,不可以由于对某人有成见,便断定他所说的话都没有道理。中国人不鼓励崇拜英雄,更不希望看到疯狂的“歌迷”、“戏迷”、“作者迷”、“政客迷”,用意即在于此。

边看边想,两者合一,而真正的比重,仍然“想大于看”。现代中国人逐渐偏离“想就知道”的道路,背诵很多西方人的姓名和理论。无论在什么场合,一开口就引用外国人的话,一举例便是“先进国家如何如何”,幸亏大部分中国人,依然保留“少看多想”的传统,否则中华文化,早已断绝,连“复兴中华文化”的口号,也没有人呼喊了。

想一想,难道这些道理只有外国人懂,中国人不懂吗?同样的意思,用中国人的话不是更亲切吗?对知识分子而言,想比看更重要,真是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

多想,想得有条理,头脑才会清楚。有了清楚的头脑,无论想或看,都能有所得而不迷惑。





七、中国人最高明的事情——善用平衡思考法


外国人士往往觉得中国人慢吞吞,不讲究效率。现代中国人受到影响,力求加快步调,产生“急躁”的毛病,实在得不偿失。

中国人慎重而迟缓,处处提高警觉,惟恐“欲速则不达”。但是在缓慢的过程中,能够掌握问题的要点,并且有充裕的时间来处理,使其有条不紊。这种功夫,今天好像不受到重视,以致忙上加忙,常常忙中有错。

慎重而迟缓,看起来像“推、拖、拉”,实际上是“从容不迫”,不把自己局限在现有的问题当中。

有些人害怕“推、拖、拉”,遇到问题,立即勇往直前地,要求快速解决,于是很难顾及前因后果以及相关人物。快是快,却容易造成事后悔憾的不良后果,恐怕不是人们所乐见的。

我们把抓不住重点的人,称为“不得要领”。“要”指“腰”,“领”就是“颈项”。要抓人,抓住他的腰部或颈项,掌握问题的重点,便叫做“很得要领”。

任何一件事,如果不能“跳进当中想一想”,然后再“跳到旁边看一看”,就会“当局者迷”而难以“旁观者清”。就事论事,若是只就此事论此事,很容易把自己拘束在极小的范围内,难免“画地为牢”而“坐井观天”。

高明的中国人,深知往远处着想,往大处着眼。不是扩大一些,便是缩小一些;如非提升一层,即是降低一级,然后看出要领,自然轻松愉快地解决问题。

分析事物的本质与真相,比毫不思索便快速去解决,要安全得多,长期看来,也快速得多。

有些人解决若干问题,又制造更多的问题。解决得越快速,后遗症来得越凶猛。问题越解决,新的问题似乎越多。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中国人高明的平衡思考法。

中国人常说“穷则变,变则通”,因而世间无难事。我们又擅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根本原因,即在“平衡思考”发挥威力。

解决倒好像没有解决;看来没有解决,结果却真的解决了。我们常常怀疑事情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有人说还不是“拖”字诀,用时间来解决问题。这种答案,不太可靠吧?如果拖的功效那么宏大,我们还反对什么呢?

什么才是中国人的平衡思考法,真实的效果如何,请看案例七。





案例实录七 要买一本农民历,却不必看它


某甲有事想请李大人帮忙,却苦于没有交情。多方打听,找到李大人的弟弟,正好是某甲挚友的同学。

向李大人弟弟恳求时,得到的答案是:“我不能答应你,因为我哥哥一向公私分明,而且他决定的事情,很不容易改变,什么人说都没有用。”

某甲依然一再道谢,离去之后,李大人弟弟走访李大人,顺便问起某甲的事情。

“是某甲拜托你来找我的吗?”李大人问。

“是的,但是我没有答应他。我告诉他你一向公私分明,而且决定的事,很少会改变。”弟弟据实以答。

“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提起他的事?”

“因为某甲的确有困难,我怕你本来是好意的,结果变成坏意,所以才顺便提一提。”

于是,李大人把某甲的案子重新调出来。仔细看看,发现某甲的确备受委屈。结果按照某甲的意思,把案子重新审理。

中国人深明理想归理想,实际归实际,两者不可能没有差距,如何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才最重要。

某甲有事,按理应该直接去找李大人,而李大人按理也应该冷静地接受某甲的解说。但是,实际上某甲可能见不到李大人,见面也很难沟通,沟通也未必就有效果。

《易经》的思想,使中国人明白“阴阳对立而并蓄”。有“直接”,相对的便有“间接”。某甲直接访见李大人,由于关系不够、交情不深,可能弄巧成拙。于是转一个角度,想到“间接”,终于间接又间接,找到李大人的弟弟。

同样兄弟,可能血浓于水,也可能反目成仇。摸清楚“阳性反应”,确定兄弟友爱之后,这才登门拜访。由于“某甲挚友”的关系,不妨开门见山,有话直说。

李大人弟弟毫不客气地回绝,这才看得出某甲的人品,究竟如何?某甲依然一再道谢,证明他请托归请托,并没有不顾一切猛施压力,也不致遭受拒绝便心生怨恨,是一个相当讲道理的人。

同时,李大人问起来的时候,也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告以“我没有答应他”,显得自己不但没有滥做人情,而且表示自己依“理”帮忙,却不是依“情”害公。

李大人听罢,继续追问“为什么还要提起他的事”,旨在证实弟弟确属合理的询问与关心。

弟弟“顺便”提一提,主要是恐怕哥哥好意变坏意。这是“家人与外人”之间的“平衡”。

李大人再次调案,把某甲的事情做一番合理的调整,正是“情”与“理”的“平衡”。

中国人的平衡思考,实在不容易拿捏。请看某甲、李大人、李大人弟弟的每一言行,真是“差一点都不行”。诸多变数之中,要求其平衡,当然大意不得。

李大人弟弟如果满口答应,一则失去自己的立场,凭什么拿哥哥的职掌做自己的人情?再则失去考验某甲为人的机会,因为满口答应,某甲当然欢天喜地,看不出他“阴”的一面。

万一李大人弟弟回绝之后,某甲无论如何,苦缠不舍,或者翻脸生气,十分不高兴。李大人弟弟这才看清楚某甲的为人,从此拒绝到底,以后根本用不着再见面。

李大人弟弟既然满口回绝,为什么还要“顺便”提起某甲的事呢?因为兄弟毕竟需要彼此关心,从旁问一问,若是某甲的陈情不合理,就用不着有任何变更,打从一开始便没有答应他。如果某甲的陈情相当合理,也可以提醒哥哥,让他达成更为合适的定案,聊尽为人弟弟的一点心意。帮忙某甲,是为了合理。至于某甲知道与否?会不会感激?根本用不着考虑,这才是做人的正道。

结果呢?某甲发现自己的案情有所变化,自然联想到李大人弟弟。中国人的平衡思考,使某甲主动前来感谢李大人弟弟:“承蒙协助,十分感激!”

李大人弟弟回答:“我没有帮什么忙,是我哥哥自己发现真相,自动改变的。”

平衡思考,把中国人的和谐人际关系,发挥到极致。每一个人的立场,都充分顾虑。每一个人的面子,都面面顾及。

种花的人常常拔除花盆中的杂草,而培植草皮的人,却把草皮中的花除掉。花和草本来不分好坏、善恶,花间之草必须拔除,草皮中的花也要除掉。标准何在?不过视平衡的需要。

中国人的观念,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当我们判别善恶的时候,不免也产生“善中有恶、恶中有善”的念头,以致容易产生中国人“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误解。

出席会议,起立嘛好像向主办单位低头,不起立嘛又似乎过分没有礼貌,于是有人就起立照常起立,双手抱在胸前,象征“礼貌与无礼”之间的平衡,这就是中国人的“兼顾”作风。

庄子《庚桑楚篇》说得十分清楚:“在街上踩了别人的脚,会郑重地向他说‘对不起’,表示自己的歉意。兄长踩了弟弟的脚,会摸摸它,表示怜惜抚慰。父母至亲踩了子女的脚,只需看一看它,无须谢过。”庄子指出中国人“至礼没有人我之分,至义没有物我之分,至知不用谋略,而至仁则不表露爱迹,至信也不以金钱做质证”,事实上就是平衡思考的表现。

李大人弟弟若是存心帮忙,就已经失去帮忙的纯粹性。真正乐于助人,是连帮忙、协助的意识都没有。存心帮某甲的忙,就可能害了自己的哥哥。

西方家庭,夫妇之间的爱很不安定,随时有婚变的可能,所以时时要意识到爱,常常要向对方表达爱意。中国夫妇的爱相当安定,爱已经变成生活方式融会在生活本身之中。除非夫妻一方的爱情露出了危机,彼此才会从无意识的爱转回到被意识的爱,是一种不安定、不平衡的征兆。现代中国人,逐渐礼仪表面化、爱情口头化,实际上就是不安定的内心在作祟,谈不上什么现代化。

父母生病,做儿子的日夜服侍,因而获得孝子的名声。这种孝子的声誉,实际上由父母生病的不幸事态而获得。因父母不幸而成为孝子,不如因父母平安而得不到孝子的称誉。天下间许多事情,正如计算父母的年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西方人对这种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游戏规则,十分困惑,他们简直无法了解中国人的喝酒猜拳规则。

“请问,中国人猜酒拳,到底是想赢呢,还是想输?”西方人好奇地发出问题。

“当然想赢!”中国人慢条斯理地回答。

“既然希望赢拳,为什么赢拳的人不能喝酒,反而让猜输的人喝呢?”

“不但让输拳的人喝酒,而且喝酒的人,还不能够高高兴兴一口气喝下去。他必须装模作样,好像很难喝,很不愿意喝的样子,三番五次,勉强喝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很高兴、很迅速地喝下去,赢拳的人,就会觉得吃亏上当,心里就不舒服。”

“哦,我明白了,一方赢拳,一方赢酒,只是让赢酒的人稍微露出一些痛苦的样子,赢拳的人就心满意足了。”西方人脑筋一转,弄清楚兼顾双方的好处,也明白平衡的感觉,原来如此。

“假若我们修改游戏规则,让赢拳的人同时赢酒,结果连续输拳又输酒的人,必然一肚子火气,可能会掀桌子、摔酒杯,甚至骂人、揍人,那就彼此不愉快了。”

“好,好,就算兼顾得很有道理。但我还有一点怀疑,假使赢拳的人一路赢下去,岂非整个晚上都没有机会喝酒了?”

“这个你放心。连续赢拳的人,随时想喝酒,只要说一句‘来,我陪你喝一杯。’不但马上有酒喝,而且显得够义气。”

西洋人不说话了,看中国人神神秘秘,原来都是平衡思考在运转,难怪一会儿转东,一会儿又转西,让人摸不着头脑。

许多人家中购有农民历,逐日记载宜、忌或不宜。有人问我“当今科学时代,到底要不要买农民历呢?”

我会这样回答:“要,还是需要买一本。”

又问:“那么,每天要翻阅一下啰!”

“不,不要看。”我说。

“那就怪了,要买,却不要看。那买来做什么?”

“不要急。一个人天天翻阅农民历,保证什么事都不能做。而且处处受牵制,人就活得不够自主。”

“既然这样,干脆不要买好了!”

“那怎么行?有这么一天,早晨起来,便眼皮直跳,喝牛奶居然打破杯子,上厕所差点跌倒。这时候,把农民历翻开来一看,原来写得很明白:本日凶多吉少,宜事不取。于是特别小心,趋吉避凶,有什么不好?”

乍听起来,买一个农民历但不要看,好像没有道理,仔细分析起来,这正是中国人的平衡思考。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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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人最自动的事情——随时随地教训人


出国前,穿越验证关卡,心里正觉得依依难舍。验证小姐面带不悦地说:“这个号码为什么不填上?”

如果回答:“请旅行社代办的。”

小姐的口气就更严厉了:“代办,自己也应该检查一下。”

她绝对不是打官腔,说的话句句有道理。

看看她那么年轻,一点儿也不可爱。想想自己这一大把年纪,还那么粗心,当然要受一些教训。

中国人喜欢自动,这是很多人尚未发现的事实。而最自动的事情,则是随时随地,找机会教训人,丝毫不马虎。

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我们喜欢教训别人,自古已然,只是现代化风尚,使得这种作风更为加剧。

有一位口才很好的律师,打电话向儿子的老师抱怨:“他年纪轻轻,怎么会有这种口气,好像样样都比我懂。”老师说:“你自己是大律师,如果说不过你儿子,又怎么能怪我呢?”

以前只听见老师向学生说:“教学相长。”

如今竟然有学生在课堂上向老师说:“教学是相长的。”

往昔官员打官腔,大家习以为常。

现在到处都是“教训者”,小孩子也被利用来教导父母做好环保。

百货公司里,售货小姐教训顾客。“立法院”内,我们选出的民意代表教训政府派任的官员。马路旁边,摊贩也教训行人,走路要当心。

中国人天生爱教训他人,从某种角度讲,这本不是一件坏事,因此古代中国,规定“小孩子有耳无嘴”,多听一些道理,长大后才能正确教训别人。如今在台湾,所谓民主风潮,小孩子嘴巴唱着“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顺着电视上“回去告诉爸妈,不可以这样做”的指示,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待长大成人,便到处教训人。

以前,我们警觉“自己看的未必正确,自己想的不一定合理”,比较不好意思随便教训人。现在,我们相信“亲眼看到当然是真的”,而且决心革除传统“不敢说”的做法,努力促使自己“有话直说”,社会混乱,自是意料中事。

随时随地教训人,若是合理,倒也不失“见义勇为”。可惜“理不易明”,道理并不是那么容易弄得清楚。任由脑筋不清楚的人,随时随地教训大家,那才是“说不出的悲哀”呢!

中国人果真如此吗?请看案例八。





案例实录八 骂别人才显得自己伟大


那一天,自高雄返台北的华航班机上,亲眼目睹这一个景象,说出来请大家参考。

飞机的轮子落地,乘客的心随着安定下来。服务员一阵叽里咕噜,好像没有什么人在听。有人站起来拿随身携带的行李,于是群起响应,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跟着站起来。几十分钟的坐姿,不应该觉得疲累,没有必要急于改变姿势。为了掩饰自己那一副生怕吃亏的表情,有些人伸伸腰杆,扭动一下筋骨,随手把所带的东西拿下来。

有一位中年男士,大概是上飞机时,头顶上的行李位置已经被别人捷足先登,不得已求其次,只好放置在走道对面座位的顶上。他伸一伸手,根本摸不着,便侧身向前,准备把身体移动到走道上面。

这时,一位年轻的小姐劝阻他:“飞机还没有停稳,不用急!”

料不到那位中年绅士开口说:“你不急,那你这么早站起来干吗?”这位先生的人生体验,想必非同凡响,一句话就击中年轻小姐的痒处。

“慢慢来嘛,急什么呢!”年轻的小姐毕竟是中国人,心知自己无礼,冒犯了长者,但是大庭广众之中,怎么可以认错、丢脸?所以嘴巴要硬到底,胡乱找一些理由,来搪塞自己的行为。

“先生,只有你在向走道上面挤啊!”一位年轻的男士看不惯,理直气壮地反驳那位中年绅士。

“当然啰,大家已经拿到自己的行李,还急什么?我的行李没有到手,不趁这个时候移动一下,等一下大家下飞机,我一个人停在那里拿行李,必定有人会骂我:‘你刚才为什么不拿,难道睡着了?’我岂不是比现在更难堪?”中年绅士侃侃而谈,弄得大家疑云重重,搞不清楚谁对谁错,顿然觉得是非果然不容易判明!

这时候,有一位男士把手提箱拿下来,递向那位中年绅士:“先生,是不是这一个箱子,请你接好。”

大家的心情忽然开朗,这才是互助的中华文化,彼此骂来骂去有什么用?能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人骂中国人保守、自私、肮脏、愚蠢……不知道骂了多少年,也不知道究竟还要再骂多少年?

从古到今,中国人的嘴巴似乎只有两种功能:一是吃东西,一为骂人。吃东西迄今未变,骂人却有很大的差异。老祖宗专骂外人,什么蛮夷戎狄,指的全是中国人以外的人。现代中国人骂中国人,不敢骂外国人。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骂人呢?原因很简单:骂人家不行,远比自己实际上表现得比别人行更方便。自己要表现得比别人行,需要有清楚伪头脑、力行的决心、贯彻的意志以及实行的方法,实在很不简单。骂人家不行可就容易得多,一句“他,还差得远啰”,或者“这种事早就该做;居然拖到今天”,都是以既损人又显得自己十分高明,确属轻而易举,人人可为。

骂人家不行,也是中国人“惟我独尊”的自然表现。现代中国人,似乎只佩服两种人:一种是外国人,一种是已经死掉的中国人。

小学生写作文,老师命题为:“我所敬仰的人”。大家写的,多半是“林肯”、“爱迪生”、“布什”,或者是“岳飞”、“孔子”、“郑成功”。

大学教授上电视,一开口“举一个例子”,便是“美国”、“英国”或“日本”如何如何。想要以名人的话来证明自己的道理,不是“朱夫子也有类似的说法”,便是“马斯洛的观点是这样的”。

各种传播媒体,争先报道“欧美先进国家”的做法,纷纷以“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来暗示“当代活着的中国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不过,有一个人例外,那正是“此时此刻开口说话”的“我”。

中正国际机场出境处,一位女士急着要填写一些东西,找不到圆珠笔,向前面一位年轻的男士借用。男士很有礼貌地把笔借给她,顺口说:“以后出门,最好带一支笔,免得向人家借用。”

越年轻的中国人,越容易把别人看做傻瓜,连一点常识都没有,有机会就要教训人。当然,如果是外国人向他借用,我担保不曾乘机教训他。

年轻人事情做不好,向老一辈的人请教。老一辈的人,也可能取笑他:“那么简单?没有三年五年工夫,怎么做得好?”如果知识程度低一些,还可能直接骂他:“这个也要问,简直是猪脑。”

许多人最喜欢也最常吃的是猪肉,却一直认为动物之中,猪最懒也最笨。猪肉吃多了,喜欢骂人家“笨得像猪一样”。

到某大饭店演讲,由于时间还没有开始,想趁机参观一下,刚走到厨房附近,服务小姐斩钉截铁地说:“洗手间不在这边,在那一头的右边。”

中国人很聪明,往往自认为“你想做什么,我一眼就看透了”。

西方人比较重视“You're OK.I'm OK.”中国人则从小就被教育成为“He's not OK.You're not OK.Only I'm OK.”

小时候,妈妈再三叮咛:“不要出去同那些流鼻涕的脏小孩玩。”

妈妈心目当中,别人家的孩童,整天流鼻涕,脏兮兮地,只有自己的孩子从来不流鼻涕。就算偶尔流一下,那也是不脏的,用手抹一下,擦一擦,便清洁溜溜。

入学读书,成绩考得不好,父母会异口同声地向别人解释:“我们孩子从小体弱多病,西药吃多了,脑筋受伤,所以记忆力不好,吃很大的亏。”

成绩考得好,父母也会异口同声地炫耀:“他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居然成绩还不错。”

成绩不好的孩子,都知道“罪不在我”,是“西药害我”。成绩良好的孩子,更明白“我是天才”,不必用功就能够得高分。

长大以后,知道用功的人,也沿用过去的口吻,以“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也玩”来掩饰自己的“闭门苦读”。制造“不用功”的假象来凸显自己的“聪明过人”,养成“招呼大家一起玩,然后独自躲起来用功”的障眼法术。

不知道用功的人,自有一套“行行出状元”的说辞,“你看人家王永庆、吴火狮,没有读什么书,还不是照样成大事”。中国的活人,似乎只有这种场合之下,显得相当有价值。

但是,追问下去:“你将来想当王永庆啰!”

答案多半是:“那才不哩!像他那么劳碌,有什么好?”可见嘴巴称赞,心里还是有一些不服气。

“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这才是中国人的伟大抱负。但却把“跟在外国人后面,超越中国人前面”,当做“有为者当若是”的志气。

考取大学,立刻自我肯定“十多万人之中,能够脱颖而出,绝非偶然”。新生的眼睛,永远长在额头上,对老师失望,对学校抱怨,总认为“自己填错了志愿”,或者“事先误信传言”,才进入这种大学,颇感遗憾。

没有考取大学,一部分会警觉“自己的考运怎么那么差”,你看张三、李四,高中时代成绩不如我,考运好得混进台大。于是决心好好补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拿妈妈的口红,在镜上大书“妈,我要进台大”。至少可以让母亲笑中带着泪水,向亲友宣布“可怜的孩子,实在有志气”。

屡考不中,立刻想起“条条大路通罗马”,先服兵役,然后运用各种渠道,到“先进”国家读大学,顺利的话,索性读个高学位,回来之后,谁也不会查究那一段曲折的途径,照样可以高谈阔论,“国外如何如何”。

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一定说“日本最好,应该学日本”;德国回来的留学生,务须坚持“日本那一套,是从德国学来的,要学就要学源头,才不会走样”。

饮水思源,是中国人的美德。英国留学生,美国留学生,都是中国人,当然也极力把英、美先进国家的做法,搬回来亮相。

中华文化的特色,原来就是“包容性”,所以英、美、日、德,一概不排斥。民国以来,先日、次德、后英,接着是美,拼凑成为今日的大拼盘。

土生土长的也不示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不忘本”的主张。“我没有到美国读书,但我去做过研究”,则是“没有吃过猪肉,至少也看过猪走路”的保证。

在现代人中,有一些人自甘于世界各先进国家之后,却一味追求在中国人群中“昂首鹤立”,闽南语把这种人的特性,归结为“输人不输阵”:宁可输给外国人,千万不可以输给咱们中国自己人,这才是真正的“惟我独尊”。

有人说中国人最讲道理,不过常常只相信自己的道理,不相信别人的道理。这种“惟我独尊”的念头,自幼在家庭里,已经不知不觉地在父母的宠爱中逐渐养成。

现代人自认为“新知识听多了,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也看多了”,因而丧失谦恭心。又认为民主时代,大家一样大,谁也用不着怕谁,以致失去敬畏心。这种“我比谁都懂”的心态,比古人更为强烈。

研究所的教授,在课堂上开口“今天我要教你这个”,闭口“明天我还要教你们那个”,学生背后取笑,他自己都不知道。

电视上的人物,不是专家便是权威,但是支支吾吾,不晓得在讲些什么?

坐进计程车,发觉司机先生“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国家大事无所不晓”,吓得乘客乖乖地、沉默地接受疲劳轰炸。

在台湾,所谓“民意代表”更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国防、医药、科技、环保等等,一并向官员质询到底。

“虽千万人吾往矣”仿佛是许多人作秀时的最佳支撑力。完全忘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古训。

以上实例,只说明一个道理:对中国人而言,谦虚和恭敬的素养,乃是十分必要而且越来越加重要。民主原本带给大家尊严,可惜台湾地区的民主,似乎使得更多的人失去尊严,奈何。

我们常说昔日“大官威严,百姓倒霉”,今日呢?大官面如土色,百姓的尊严又在哪里?

庄子有一天手持弹弓,到树林里游猎。忽然空中飞来一只小鸟,庄子立刻随后追击。小鸟对于庄子的行动,毫无所悉,它栖息在树底下,目光直视着前方的螳螂;而那只螳螂,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自己的猎物,一只蝉。可怜的蝉儿对即将来临的可怕命运一无所知,正快乐地鸣唱着。万物都知悉他人的事,对自己反而一知半解。庄子可怜万物大难当头却不自知,不料背后森林公园管理员大声呵斥他:“此地已列入国家公园,严禁狩猎,为何擅自携带弹弓闯入?”

人不谦虚,当然“已经成为狙击目标而不能自觉”。

电视传布,教训人的威风无远弗届。然而教训者的面貌人人熟悉,一旦被指定为狙击目标,也就无所遁形了。

民主时代,大家要有尊严,就要重视敬畏心。彼此互相敬重,取代“有机会就教训他”,大家都有面子。

敬畏未必就是阿谀谄媚讨好,所以不一定造成“和稀泥”的恶果。敬是敬他的人格,因为人格一律平等,畏是畏他的道理,不可以离经叛道,当然应该接受合理的措施。人人恢复谦恭心、敬畏心,民主的花朵会开得更美丽;台湾经验,也就更可贵。

中国人可以教训人,只要说得有理,大家就应该接受。不过教训人之前,先考察自己,是否具备谦恭心、敬畏心?在谦虚、敬畏的大前提下,来教训他人,才不致反而被教训,自取其辱。

事实上,民主时代,大家除了谦恭心、敬畏心之外,更应该培养一分忍耐,称为不计较心。

走在西门町的行人徒步区中,正逢假日,警察三五成群,在执行任务。这时耳旁响起年轻的声音:“这算什么社会,放假日警察还这么多?”

人行道挤得水泄不通,前面有个小孩子蹲下去捡东西。虽然那不是我的孩子,也得暂停脚步,让出一些空间,孩子才有寻找的可能。后面的年轻少爷又喊了:“前面的人走不走?不走请让路。”

年轻人的话、少爷所说的话,句句是实,也够客气。他不是有意冒犯,只是不懂事。而且错不在他,在缺乏教养。我们除了忍耐,不计较之外,更要多思考,如何让下一代不再缺乏教养。





九、中国人最灵活的事情——大丈夫能屈能伸


中国人的弹性很大,适应力很强。说难听一点:得意时趾高气扬,似乎不可一世;失意时忍辱负重,就算有如丧家之犬,也不愿意因此而自杀。

我们针对中国人这种“屈伸自如”的特性,才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申述“得意时要谦让,失意时勿丧志”的格言。然而,一般中国人,仍然能伸必伸,否则有权有势做什么?该屈便屈,要不然吃眼前亏哪里称得上好汉?

中国人因而成为“说两句话的民族”,一方面鼓励我们“天下为公”,主张“公天下”反对“私天下”;另一方面则提醒我们“人不自私,天诛地灭”。

这一屈一伸之间,含有相当宽广的空间。但是中国人却强调拿捏“分寸”,并不要求大家拿捏“丈尺”。可见空间虽大,仍需注意微细的调整,才能合理。

大丈夫能屈能伸,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就在这一屈一伸之间,成为众所敬仰的大丈夫。

现代人,可能是心里排斥,也可能是修养不足,不是对屈伸行为产生强烈的厌恶感,便是不能屈伸自如,经常弄得灰头土脸。

我们相信“形势比人强”,形势大好,一切对我有利的时候,如果能伸而不伸,岂非坐失良机?人有权有势时,有意无意地弄权持势,实在是当伸即伸的表现。

形势不好,一切对我不利时,若是应该屈而不屈,必然吃亏、倒霉。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吃亏上当。好汉不吃眼前亏,自然该屈便屈。

从道理上说,当屈即屈,当伸便伸,原本相当有道理。中国人自古以来,多次伸屈,也体会出其中的奥妙。参加比赛,凯旋归来有一番炫耀,一番神气;失败回来也有一番委屈,一番霉气。只要分寸拿捏得准,保证顺利过关。有人批评奖罚不明,检讨不力,实在是不了解中国人的真正用意,才有此误解。

中国人绝对不是“不明是非”,也不会“缺乏面对事实的勇气”,更不应该“检讨时书面文件一大堆,过后全无下文”。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弊端,都是一些“变态”现象,不是中国人的“常态”行为。

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我们依然可以切实地检讨,勇敢地认错,认真地改善,并且收到确实的效果。

可惜,我们长年以来,已走入歧途,使得所谓“变态”行为到处可见,令人痛心。

请看案例九。





案例实录九 一切看情况办事


从夏威夷回来,搭乘泛美经东京到台湾的班机。坐在旁边的是一对外国夫妇。年纪不大,服饰十分考究。

空中小姐供应饮料,同时每人分给一包花生米。坐着无聊,便信手扯开,抓着几颗就往嘴巴里送。紧邻的外国先生忽然提问:“请问,这花生米好不好吃?”

“不好吃。”顺口而出,谈不上什么客观标准。

他拿起自己那一包花生米,放在他太太的桌面上。得意地笑了好几声:“不好吃,两包都给我的妻子吃!”

这是哪一国人?怎么会这样?我觉得有些纳闷。终因事不关己,管它做什么?依然自顾自不停地把花生米往嘴巴里塞,似乎也吃得津津有味。

“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说不好吃,却拼命地一颗一颗吃个不停?”他不以为然,好像受到欺骗似的,相当不满意我的样子,顿然使我觉得事态有一些严重。

为了缓和紧张气氛,我带着正经的笑容,不慌不忙地向他解释:“我是中国人。这花生米真是不好吃,但是眼前没有更好的东西,当然还是要吃!”

他一句话也不讲,伸手把原来分给他的那一包,从太太的桌面上拿回来,扯开封口,抓起三五颗,送到嘴巴里。过了一会儿,才喃喃自语:“你们中国人,实在很奇怪。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不好吃也要吃。”

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情有可原。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竟然也不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令人啼笑皆非。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变,但是变来变去,只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中国人的屈伸性格,始终不曾改变。屈伸意指能屈能伸,这种我们称它为大丈夫的性格,实际上是变动性的,亦即“不一定”的性格。

中国人最早居住在黄河流域。台湾地区的闽南人自称“河洛人”,希望后代子孙不要忘记“我们是从黄河、洛水来的中原人”。比闽南人晚到台湾来的“客家人”,也有意表明“我们也是黄河、洛水来的,迟来一步,只好暂时客居他乡,将来终究要回中原去”的决心,所以世代相传,绝对不可以忘掉故乡的语言。

黄河最大的特色,在于它会改道。居住河东,忽然变成住在河西,令人感叹“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种“无定着”的心态,着实影响中国人的性格,使我们随着黄河的改道而屈伸自如,不但善变,而且也好变。

如果请问一位美国朋友:“你打算怎么办?”答案多半是肯定的:“我打算如何如何!”美国人很容易下决心,成为“打算先生”(Mr.going—to)。

假若问一位中国人:“你打算怎么办?”答案很奇怪,多半是不肯定的:“到时候再说!”中国人相当聪明,不会那么早就下定决心。我们会因应人、事、时、地、物的变迁,必要时才拿定主意,否则就要继续观望,静观其变。中国人精打细算,会随时调整以求制宜。这种“有主意却经常改变”的精神,叫做“不执著”。

说中国人具有“不执著”的性格,那又是一种不容易觉察的偏差。因为说中国人不执著,并不算错。但是说中国人执著,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中国人一方面“不执著”,一方面则极力主张“择善固执”,也就是“执著”。如何由“不执著”的过程来选择当前最合适的决定,并且加以“执著”,便是“中庸”的真义,也是中国人屈伸性格的合理化表现。

任何事情,预先有计划就能成功,没有计划便要失败。这种“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计划精神,对中国人来说,只是一种常识,称不上什么学问。几乎大家都知道:“吃饱了饭,从早到晚,如果没有一件事情肯用心去想,便很难有所成就。”但是一动心思,想到最为合适的办法,马上固定下来,万一时过境迁,最合适的办法可能变成最不合适,请问要不要适时调整,加以变更呢?中国人看起来“说话不算数”,“明明说得好好的,到时候又变了”,若是变得合理,应该是正当的行为。

居于屈伸性格的实际需要,中国人所说的话,通常都有正、反两种。我们刚刚说完“好心有好报”,马上接着说:“好心遭雷击。”这前后两句,刚好完全相反。

美国人听罢,大多不能接受,相当紧张地问:“这两句话,究竟哪一句才是对的?”

中国人一向十分轻松地回答:“两句话都对!”

美国人更加紧张:“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人越来越轻松:“因为不一定嘛,有时候好心有好报,有时候却好心遭雷击!”

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有其可能性。好心人得到好报,固然很多;好心人受到恶报,历史上的见证也实在不少。自有刑罚以来,便不乏冤狱的记载。已经平反的,我们记不清楚;尚未获得平反的,更不知还有多少?

好心应该好心到不会被雷击打死的程度,才属合理。这种“做人务必保持善良的心,却不可过分溺爱、宠信,以免惯坏了,徒然害了人又害己,因而遭受雷击”的品质,就叫做“中”。中国人之所以称为“中”国人,即是做人做事,力求“合理”。能屈能伸到合理的地步,便是“中”。中庸之道,也就是一切达到合理化的程度。

看不懂中国人性格的,会一口咬定中国人翻来覆去,丝毫不讲求信用。可笑的是,这些人马上又毫不犹豫地指称中国人保守、不喜欢变革。殊不知翻来覆去,根本就是善变,和保守、不喜欢变革刚好相反。可见持有此种观点的人,自身相当矛盾。

所以,说中国人反复无常,是因为所处环境变数很多,不得不然。说中国人保守、不喜欢变革,则是由于害怕越变越对自己不利,越变越不通。如果越变越有利,越变越通,中国人势必争先恐后,惟恐自己不在变革之列。中国人最喜欢赶时髦,什么时候自甘落后?

集矛盾的性格于一身,而又安排得动定咸宜,乃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叫做“相反相成”,这就是中国人的高明之处。

别人权宜应变,我们骂他反复无常;我们随机应变,别人骂我们投机取巧。多年来我们惯于这样骂来骂去。骂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原来就是屈伸性格的一部分。能骂即骂叫做“能伸”;该赔不是就赔不是便是“能屈”。这一伸一屈之间,不知道塑造了多少大丈夫,也让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更为辽阔。一般人的做法,只要骂人者不迎面而来,指名道姓,能屈就要委屈一下。此时一屈便不知道究竟骂谁?如果修养不够,忍不住一伸,马上变成“做贼心虚”,陷入不打自招的困境。就算郑重否认,也落得“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罪名。若是真的指名道姓,有意单挑独斗,中国人好像应该宁死不屈,哪怕是死,也要全力以赴,务求冤枉得以洗清。“无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正是屈伸性格的妙用。

说中国人守旧,对,也不对。说中国人创新,对,也不对。认为中国人守时,对,也不对。肯定中国人不守时,对,也不对。说中国人崇拜英雄,好像对,又好像不对。批评中国人不崇拜英雄,不见得对,也不见得不对。由此类推,凡说中国人如何如何,马上可以举出反证,中国人并不如何如何。怎么说都对,同时又怎么说都不对。

那么,中国人的性格是“不一定”啰?这一句话也要特别小心,连“不一定”都不一定。这里面有一个一定的东西,叫做“合理”。中国人凡事不执著,一切不确定,但是,都一定要以“合理”做取舍的标准。合理便执著,叫做“择善固执”。合理就确定,称为“谋定而后动”。

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一句话并不完整。下面应该加上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一切惟求合义”。合义就是合宜,便是合理。能屈能伸到合理的程度,变来变去变到合宜的地步,才是真正的中国大丈夫。

能屈,一直屈到不合理的情况,叫做懦夫。“威武不能屈”,便是说为了合理,必须抱定铜墙铁壁一般的意志,坚定不移,而且勇往直前,绝不为任何威武所屈服。合理而不能屈,叫做莽夫。明明知道合理,却不能约束自己,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成全大众的自由,表现出粗率冒昧的言语或行动,实在莽撞得令亲者痛仇者快。

能伸,也应该伸得合理,否则即是小人。从古到今,社会上大富的人,难免骄纵。大贵的人,也不免傲慢。富贵双全,那就既骄且傲。“富贵不能淫”,即在告诫这些人,不要伸到不合理的地步,以免祸害人群。伸得合理,乃是正当的满足欲望:伸得不合理,就成了纵欲,放荡不羁,终必害人害己。屈伸自如而又力求合理,表现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便是获得大家赞美的大丈夫!

东西好不好吃,并不是绝对的。有能力、有机会选择时,可以挑这个拣那个。无可选择的时候,中国人大多变得十分随和,显得能伸也能屈。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明明不好吃,也能够吃得津津有味。若是勉强吞下去,那有多痛苦?中国人能处顺,也能处逆。富有时生活得很愉快,贫穷时也生活得很愉快,这才是中国人本色。

不错,中国人同样会嫌弃这个、厌恶那个。但是,请放心,那是为了标榜自己比人家“有办法”。我有本事,能够嫌弃这个、厌恶那个。一旦沦落天涯,风水轮流转,换到别人在我面前嫌弃这个、厌恶那个,我也就认了。

淡水渡轮恢复通航,乘坐渡轮的人,如果说:“很好啊,风光美丽,坐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听起来如何?

偏偏有一个少女,她这么说:“淡水河还是很臭,闻起来很恶心,叫人想吐!”听起来是不是很恶心?

台湾经验,若是造成只能处优不能处困的新生代,最好不要将这一部分向广大的中国人去推广,以免祸害更多中国人。

我们当然知道淡水河的臭味令人作呕,“不说也明白”,说了又怎样?这种念头,究竟道理何在?恐怕说来相当话长,不是仓促之间,可以轻率判定的。

初看起来,中国人善变,很不容易捉摸。看不懂的人,就所观察到的表面现象,批评中国人喜欢两面讨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其实,中国人最不容易讨好。想讨好中国人,恐怕比登天还难。因为中国人的警觉性普遍很高,一讨好他,他立即提高警觉:“你对我这么好,莫非打什么主意?”

换一个角度,中国人也不喜欢讨好他人。我们对“拍马屁”、“奉承”、“讨好”这一类的行为,自古以来,就十分瞧不起。

不喜欢讨好,也不喜欢被讨好的中国人,居然到处充满“讨好的人”与“讨好某人或众人的事”,岂不奇怪?

中国人大概不会存心讨好,也不承认自己依赖讨好而升官发财。然而,只要有人官运亨通,财源广进,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推断他不是有能力,而是善于拍马屁,讨好众人,才有今天的结果。

甚至公开表明不讨好的硬汉,一再声明“绝不妥协”,即使丢官也不在乎,我们依然心里有数,还不是用“不讨好”来“讨好”老板?老板喜欢这种调调,他就极力标榜这种调调,以求投其所好。这种论调,难道毫无道理?

可见一种现象,可以有多种解说。表面上看起来,某人在讨好群众,实际上分析起来,有许多可能性。

某人可能真的为了讨好群众,才有此主张。也可能由于这种主张切合群众的需求,因而获得众人的好感。

硬汉可能本性就这么硬,刚好遇见赏识硬汉的上司,当然特别给予支持。

中国人深明这种“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倡导“可出则出,不可出则隐”,“能进便进,不能进即守”的哲学,符合中国人“大丈夫能屈能伸”的特性。

“时势造英雄”,不合时势的人,当然也可以“英雄造时势”,所以任何时期,都可能出现“非主流”。如果力量较大,造出新时势,自然另有一番新气象。

既然时势可以造英雄,英雄也可以造时势。能伸的人,就让他去伸;该屈的人,也就心安理得,伺机东山再起。彼此无须互相攻讦,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成功失败,都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因为他人实在帮不上忙。要屈要伸,因此也操之在我。决定要屈,就不必嫉妒他人的伸;自己要伸,也不必嘲笑他人的屈。世界上有屈有伸,才显得调和;社会上有屈有伸,才有伸的余地。大家都不管闲事,闲事似乎不得解决;大家都热心管闲事,闲事势必增多。爱管闲事的人,好像没有权力痛责不爱管闲事的人,因为大家都来管,未必你就有机会能够管。那时候是不是又要大骂机会不公平呢?

能屈能伸,才显得中国人的弹性。要屈要伸,请由自己来决定。





十、中国人最倔强的事情——永远都不肯认输


无论如何,中国人不折不挠、永远屹立不倒的史实,大家都不能否认。

中国人遇到任何困境,绝不轻言绝望,也不轻易放弃努力。我们这种强韧性格,使中国人遍布全世界,酷暑或寒冷,都能够适应。

我们都明白,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一个人一生当中,逆境占十分之六七,顺境不过是十分之三四,同时顺逆多半相间出现,所以需要坚苦忍耐的毅力,突破逆境,才能从容进入顺境。大丈夫的条件之一,便是威武不能屈。能伸能屈,却又威武不能屈。可见屈是为了再伸,并不是真的就此屈服下去。

中国人从小的教育,以“不认输”为主要精神。由于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自幼给予很大的鼓励,寄予很高的厚望。子女感受到父母家人的冀望,无不立定志向,要成功,要立业。而每逢挫折,父母又常找理由来替子女搪塞,养成子女找借口、不肯认输的习惯。

最常见的是,当自己的子女不如别人时,父母很少承认自己的子女智慧不高或努力不够,一句“聪明的人,智慧开发得比较慢”,再一句“孩子还小,长大自然会好”,便解决了所有的疑惑。

这种教育的连带作用,从正面讲,可能会培养出“舍我其谁”的坚强意志,果真能够“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实在够气魄。从负面看,则由于反正有借口,只要不承认,就好像没有输。变成死不认错的转嫁者,不是把责任推给老天爷,就是把过失推给别人。固然够倔强,却相当容易气死人。

西方人肯认输,公然宣称要“反败为胜”。既然叫“反败”,即已承认“失败”了。

然而中国人却有时不肯认输。军队撤退,称为“大军转进”。下棋挫败,叫做“让他一盘提高他的兴趣”。考试不理想,怪命题者太偏心,专出冷门题目。比赛成绩远比预期的差,埋怨训练环境不好。

永不认输,究竟好不好?就算真的不好,改得掉吗?有些人痛责别人不认输,轮到自己照样不肯认输,如何是好?

请看案例十。





案例实录十 遭遇失败马上找理由搪塞


老李参加四百米赛跑,自己评估实力,有希望进入前三名。结果初赛、复赛,竟然被刷了下来,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决赛。老李不服气地说:“这几天经常觉得肚子怪怪地,想不到影响这么大!”

中国人在比赛之前,个个夺标希望甚浓。不敢说一定拿到冠军,至少也坐三望二。向新闻界宣示,实力比去年好得多,目前体力正处于巅峰状态,并且斗志高昂。

比赛结果不如理想,不是推说水土不服,便是责怪练习环境不好。不但不承认自己的实力不如人家,反而要求更好的练习待遇。一切为了:明年还可以再来。

所谓中国人的屈伸性格,是主张屈伸自如必须力求合理。要维护这种中庸之道,最重要的,便是心理上不移变其节操。一个人最容易变节的时期,大概是患难困穷。历史上多少人一旦遭遇特殊因素,便忠变叛,而顺也变成逆。这种改变,不可否认是严重的变节或失节。我们倡导“贫贱不能移”,就是期望大家即使遭遇困难、身受饥寒的压迫,也不可以移变节操。中国人惟有切实做到贫贱不能移,才算是纯洁明贞的大丈夫。既然人人都立志成为大丈夫,万一有做不到的地方,也要硬撑下去,以确保节操。这种心理,使得我们养成“永不认输”的习惯。

任何选举,赢的人总是声称自己抱持“平常心”。但是输的人无不怒气冲天,大骂选举不公平。中国人典型的想法,就是:“如果公平,我一定会当选;现在我没有当选,充分证明不公平。”

游戏规则也是一样,对自己有利的,才是良好的游戏规则;否则就满口怨言,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直埋怨“缺乏游戏规则”。

输的人永远不认输,把责任推给游戏规则。中国社会,游戏规则常常背黑锅。每一个失败的人,都希望修订游戏规则。最好按照他的条件来修改,以便保证他会赢。

爱拼才会赢,还不如保送一定赢!

永不认输有正负两种路向,正向是“立于不败之地”,负向则是“乱找理由搪塞”。前者属于预先防患,使自己永远不必认输。后者显然死不认错,其实是永远不敢认输。不必认输,值得大家鼓励;不敢认输,并不是好现象,应该是一种变态的委屈,殊不合理。

中国人力求立于不败之地,目的即在永远不会输,才可能永远不必认输。这是一条光明大道,要努力走下去。至于理由一大堆,就是不认输,不但贻笑大方,自己也不见得舒坦。所得到的,不过是表面上的安慰。

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以避免冲突为上策。因为一旦发生冲突,谁胜谁败,实在无法预料。

银幕上出现的中国剑侠,如果手里拿着剑,到处挑衅的,大概都是没有什么功夫的浅学之徒。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不败”,因此常常被人家杀得毫无还手之地。

功夫高深的剑侠,绝不轻易和人家交手。凭他的眼光,瞬间就可以判断自己能否赢过对方。万一没有胜算,他便双手一抱拳,客气地说:“后会有期。”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凡是看不出自己会失败的剑客,被杀死的时候,非但得不到众人的同情,反而背后惹来许多无情的嘲笑:“自己到底有几两重,居然也不称一称!”

有一次,一位黑道老大带着两名手下,乘坐一辆名牌轿车外出办事。司机开着车,要停不停地侵占了大半条人行斑马线。一位年轻人经过的时候,用脚猛踢汽车,骂道:“不守规矩,讨厌!”

两名手下十分生气,打算下车去教训那位年轻人。痛揍他一场,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骂人?

老大喝住他们,叫司机继续开车,然后不慌不乱地教导这两名手下:“这个年轻人很可恶,是不是?居然敢踢我们的汽车,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不过,我告诉你,他是不知道我们在车上。如果他知道我们坐在车上,还敢来踢我们的车子,这个年轻人‘有种’,我们反而要佩服他的勇气。他不知道我们坐在车上,才来踢我们的车子,就不是勇敢,而是愚昧。一般人常常把愚昧当做勇敢,我们不要上当,盲目去揍一个愚昧的年轻人,徒然叫人家笑话。”

手下的道行不及老大,时常按捺不住,就要惹事。老大盗亦有道,在没有摸清楚这位年轻人的底细之前,制止手下去做无谓的举动,比较明白“不败”的道理。可见中国人黑白两道,希望立于不败之地,乃是共同的目标。

人难免要竞争,也就免不了冲突。中国人体会“站在不冲突的立场来冲突”,一方面主张不要冲突,告诉我们“让一步海阔天空”;一方面却鼓励我们不要逃避冲突,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前者纯粹是“礼让”,后者则毫不退避地“当仁不让”。

凡事先由和谐入手,主要在求“大家都赢”,亦即“彼此都不败”,皆大欢喜。实在没有办法,能进即进,该守就守,守不住便转进。转进不是退,而是为了下一次的进。中国人这一套“虽败犹荣”等于没有败的哲学,不但大家都有面子,而且很容易在和谐中求发展。

这一套哲学的运用,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艺术。否则很难保持均衡,却时常造成“和稀泥”的不幸局面。

西方人是竞技民族,他们遵照游戏规则,在竞赛中分胜负。赢的就是赢家,而输的也会服气。

我们把这一套西方的竞技哲学搬到中国来,发现游戏规则不管怎样订,总有人不满意。西方人不满意游戏规则,会依原有规则来修订新规则,而且既经修订,大家通过之后,就会遵照实施。我们则“一发现规则不合理,马上擅自不依规则而行,而且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地指称看你把我怎么办”?

勉强订出一套游戏规则,大家没有意见,心里却随时准备“偷跑”。一面偷跑一面骂别人偷跑,吵吵闹闹,分不清谁是谁非。偏偏裁判水准又极为低落,不是说:“我们的仪器不如先进国家精密,所以观测相当困难。”言下之意:“最好编列一大笔预算,让我出国去考察,回来一定会改善。”便是说:“两方面都有错,也都有相当道理,希望双方都改进。”意思是说:“大家都不行,最好都退位,让我来。”

竞技不合乎我们的胃口,和谐又缺乏功力。于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要求,就以负面的“乱找理由搪塞”来运作,固然表面上获得暂时的满足,实际上却越来越无奈,越来越显得到处充满无力感。

找理由搪塞,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方便的事。第一,中国历史悠久,资料库非常丰富,随手拈来,就是一大堆理由。其次,打从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相当多元化,什么样的言论,好像都出现过。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说西,我便说东。反正怎么说,都有一大堆理由。第三,中国人最清楚,时间可以解决一切。说一段理由,拖掉一段时间,大不了拖到死,也是一种解决的途径。

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不说道理”的人。有些人放着一条正理不说,专门东说西说,说上一千条歪理。不打算说服你,只存心把你气死!

用“气死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虽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一种路向。不过,“气死人”的人,自己也会“气”,说不定遇着功力高强的人,“还没有把他气死,自己就先气死了”,所以不算有把握可以不败。

“永不认输”的传统,还会继续传下去。妈妈告诉儿子,只会说:“不要看爸爸没有出息,他只是运气差,没有遇到好主管。你看叔叔运气好,很快就升得那么高。”然后鼓励儿子:“你要用功,跟人家好好相处,将来一定出人头地,替我们家争一口气。”

妈妈从来不会告诉儿子:“你祖父不行,你父亲也不行,这种遗传,可以看出你也不行。孩子,认命吧,不要同别人争,因为争不过别人的。”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子女就承受压力,不能输给别人。就算输了,也要找理由。永不认输,将来才有翻本的机会。不认输就是“有志气”的代名词,似乎很难改变。

子女向父母坦承“自己不如别人”,并且有“认输”的倾向。父母必然十分紧张,而且相当气愤:“为什么子女会如此不成才、不争气?”

永不认输有正面的意义,但是永不认输必须走上正途,那就是“事先充分准备”、“随时应变以求制宜”,并且“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以求“立于不败之地”。

屈伸自如,保持相当弹性。遭遇困难,永远不向环境低头。中国人这种观念,难道不对吗?

死不认错,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人。永不认输,将别人的成就都曲解为运气好。中国人这种习性,难道是对的吗?

可见永不认输有对也有错。认定人生是长途竞赛,不折不挠,对一时的失败不灰心丧志,却能够再接再厉,改正过失,朝向既定的目标,咬紧牙关,一直奋斗下去。这种永不认输的精神,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勇者的精神。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知其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不可能,也要竭尽心力,放手一搏。

子女幼小的时候,看看样样都比不上别人。做父母的,能不能就此放弃?

我们反对小学按能力分班,主要原因即在“太早放弃那些被认为资质较差的小朋友”。“放牛班”的老师,能不能抱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情,好好把班上的小朋友带起来,实在颇有疑问。

别人可以放弃我们,我们自己千万不能放弃。所以“不认输”的精神,可以说是“知其不要而为之”的良好基础。人一旦认输,逐渐漏气,终至丧失志气,那就什么都完了。

美国人认输,却不畏失败,产生很多“反败为胜”的感人事迹。问问美国人,也是借着“不认输”的毅力,才有以致之。

中国人态度上不认输,对比赛的公平性始终怀疑,心里头更不认输,究竟好不好?

参加比赛成绩不够理想,名落孙山。这时候如果承认失败,显然违背“不以胜败论英雄”的原则,掉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圈套。

比赛失利,立即表明“不以胜败论英雄”的心态,势必令人痛心,拿“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来冷眼相待。

中国人的“不认输”,最好介乎“不以胜败论英雄”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之间,兼顾两者,才能得乎其中。

我们的事情,说起来十分简单,一句话:“大家都有眼睛,自己会看!”

在比赛过程中,确实竭尽心力而又态度认真,大家看在眼里,就会“不以胜败论英雄”,接受“虽败犹荣”的事实。

相反的,在过程中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或者高傲的态度。万一失败,我们就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给予不好消受的难堪。

当事人最好不要发表意见,让其他人来评定,比较有利。偏偏现代化电视,要访问当事人,把他的面容和言语,都公之于世,实在对当事人构成很大的损害。

明明有夺标实力,却由于某些失控的因素,痛失冠军。这时候面对众人,说什么话都不对。如果说“我是年轻人,应该把话讲出来”,更是“自己失败,还要趁机伤害别人”。爱护他的人,应该挺身而出,代替他说几句话,诸如“他现在心情很不好,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或者“他很伤心,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才好”这一类的描述,来替他暂时解围。然后他自己再以实际行动,不断苦练,大家就会谅解,并进而大力支持。

中国人相信自己所看见的实际行动,不相信耳朵所听到的说明。对中国人而言,认输不认输,要经得起长期的考验,一个人能够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坚毅地走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结果,才是真正的不认输。

不认输的本质,应该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换句话说,一切秉持“凡应该做的,都要不畏艰难,具备了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的决心,对“应该”不认输,不是对成败不认输,才合乎正道。





结语


看完以上十种案例,心里有什么感想?

中国人真的像大家所指责的那么坏吗?不守法,缺乏公德心,喜欢推、拖、拉,说话不算数,爱骗人,擅长拍马屁?好像需要慎重一些,不能够如此草率就把这么多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中国人身上。从某种角度讲,之所以对中国人产生上述看法,其原因之一是:“中国人越来越不了解中国人。”





中国人最讲道理


“情、理、法”的传统次序,逐渐引起现代中国人的若干异议。虽然人数不是很多,意见犹未趋于一致,而“理、法、情”、“法、理、情”的“重组”呼声,似已此起彼落迭见呼应。

“以理为先”或“以法为先”的主张,各有其严正的立场,俱皆持之有理。但是,我们如果从中国人的“次序观”着眼,不难发现“情、理、法”的“次序意义”,应该是“以情为先,所重在理”,毕竟中国人是最讲求道理的。

中国人的处世法则,是中庸之道。这种折中融和的精神,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到处可见。例如: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把它综合为“群、家、己”三层,重点折中在“家”这一层。各人对自己的修养,有“张、节、弛”三态,中国人重视对于自己的节制能力,折中在“节”态。时间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段,我们折中以“现在”为中心,所以习惯上常说“承前启后”或“继往开来”。

“群、家、己”所重在“家”;“张、节、弛”所重在“节”;“过去、现在、未来”所重在“现在”,这种以“中”为“重”的观念,完全符合《易经》中所揭示的“宇宙秩序”:物极必反,居中为吉。

我们从人和时间的关系来看,一个人如果迷恋于既往的日子,生活在回忆之中,势必不能面对现在真实的环境而有适当的作为。中国人希望“好汉不提当年勇”,就是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重视“过去”。相反的,对于未来的展望固然重要,却也不能过分脱离现实,否则沉醉在幻想之中,同样是不切实际的。人的活动,应该以“现在”为中心,贯串“过去”和“未来”,形成一贯的系统,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原因之一。

按照这种以中为吉的秩序观念,“情、理、法”三者,中国人也是折中在“理”的。它的排列次序,和“中庸精神”的应用是一贯的,毫无矛盾的现象。

从实际生活来考察,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人是最重视道理的。对中国人来说。读书的目的,在明白道理;做人做事,务求按照道理。人与人发生纠纷,请第三者“评评道理”,得理的人,不管结果如何,总能够心安;理亏的人,最好俯首认错,不然就是“强词夺理”。大家指责他,骂他:“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不讲道理,是中国人对人最侮辱的话。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追求道理;白天晚上,都不敢或忘圣贤先哲的道理。所以耶稣信徒到中国来传道,也跟着我们说:请到教堂听道理。

“情、理、法”的次序,显现“情在理先、法在理后”的自然性。情是人性的好、恶、喜、怒、哀、乐,乃人人所生而有的。孔子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主张人应该过一种合理的感情生活。判断合理不合理之先,则是人要有感情,所以惠施对庄子说:“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孔子对于颜渊,遇之乐而丧之哀,这是“情”,但虽有哀乐,却不为哀乐所累,此为发而中节,便是合“理”。庄子讲无情,主张“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实际上是三国时王弼所说的“以情从理”:知“得”是“时”,“失”是“顺”,一切人事变化,莫非“命之行”,如能“安时而处顺”,便进入“哀乐不能入”的“悬解”境界。然而人事中所有得失演变,固然都是自然的,不得不然的;而人的感情,也是自然的,本来就不能去掉的。“以情从理”,只能做到感情初动的时候,便拿理来节制它;不能要求不动感情,径自求之于理,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自然的。

戴东原认为理不离情。他指出“不爽失”的情才是理,因而肯定惟有“情得”才能“理得”。“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理是情的中节,他也是主张情先理后的。

法在理后,依然合乎自然的次序。法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前者为“礼”,后者即是“刑”。孔子重视“礼之本”,他曾经举例说:“一般的礼过于奢侈,宁可俭朴些好。丧礼,与其着重外表的虚文,宁可内心哀戚些好。”孔子不拘守传统的仪文细节,也不执著于顺从流俗,他认为一切典章制度的具体内容,都应该依“理”而作适当的改变,这个“理”就是“义”,此即孔子“摄礼归义”的理论,礼以“理”(义)为基础,这是“礼之本”的主要意义,也是理先法(礼)后的自然秩序。

孔子深切了解人的天赋不齐:有生而知之的,有学而知之的,有困而学之的,更有困而不学的。对于那些“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的人,孔子并不反对用刑。但是他希望“刑以止刑”,使人知畏惧;重点仍然放在“齐之以礼”,使人存有羞耻心,便于引导向善。就常理判断:总是先有教化而后动用刑赏之法的,可见刑还在礼之后。

孔子思想,由“礼”(法)进到“义”(理),再进一步,由“义”进到“仁”。“仁”者二人,就是“人与人间的同情”,是一种自觉的“情”。人有同情心,属于自发的感情,仁者把握着刚刚激发感情的那一时刻,用理来确立价值判断。所以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孟子以“仁”为“人心”,视“义”为“人路”,肯定“居仁由义”的原则,就是“情先理后”的自然性。“义”指“正当”,正当合理的行为,即为合“礼”的表现;不合理不正当的行为,便是不义,只好用刑罚来制裁,这是“理先法后”的自然性。孔子学说中的“仁、义、礼”理论,落实为中国人“情、理、法”的行为标准。

中国人从实际生活当中,体验讲理的最大难处,在于不能冷静持平,却很容易陷入意气之争,盲目坚持己见,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场面,以致“有理说不清”。如果在讲理之先,从情入手,大家在情分上取得相当的谅解,那么讲起理来,自然比较易于接受对方的意见,彼此顾虑,兼及人我,才不会偏向强的一边,“强权即是公理”,而失去讲理的价值。

一般人的通病,一为私心,二为偏心,三为欺心,四为疑心。有了私心则不公,有了偏心就不正,有了欺心即不诚,有了疑心便不信。不公不正不诚不信所发出的感情,就是大家所诟病、所害怕、所指责的情。仁者以公破私,以正破偏,以诚破欺,以信破疑,能发出公正诚信的纯真之情。纯真之情是道理的根本,中国人居于这一取向,认定情实应当有。

不公不正不诚不信的人,无法“视人如己”,不能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不仁的人,其行为往往是不合理的,即使晓之以义(理)施以教化,也很不容易促其自觉。如果遇到实在不讲理的人,我们不得已也要绳之以法,用法来约束这些不讲道理的人。中国人心目中,法是手段,讲理才是目的。法是用来帮助大家讲理的。

“情”实应当有,因为纯真之情,是“理”的认同基础,有助于真理的沟通和确立;“法”是手段,积极的以礼为规范,消极的用刑施压力,目的都在叫人遵循道理。中国人的“情、理、法”,原来是“以情为先,所重在理”。中国人应该是最讲道理的。





不随便说“随便”


中国人嘴巴上常常喜欢说:“随便,随便!”其实,心里头并不是真的那么随便。

朋友来访,问他喝些什么?他顺口说:随便。当真随便倒一杯白开水给他,必然引起他的不满。表面不说什么,甚至还堆满了笑容,依旧客气地“谢谢”,腹中却嘀咕着:“如果只有白开水,何必问我喝什么?”

请客人吃饭,我们总是说:没有什么菜,随便吃吃。实际上菜肴十分丰盛,否则客人也会不高兴的。反过来说,客人真的随便吃喝,丝毫都不客气,即使宾主交情甚深,看在眼里,也就不太舒服:又不是只有你我两人,当着我的妻儿,你也未免太随便了!

“随便”的意思有两种:一是“随意、任意”;一是“不拘束、不认真”。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起来却有下述三种含义:

1.“随便”代表“看看你的诚意”。人家问我要什么?我答以随便,意思就是说:衡量你自己的能力,可以提供什么最好的。张三的经济环境比较差,只能够请我上普通馆子;李四手头宽裕,豪华酒楼也请得起。我希望知道对方的诚意,究竟有几分?所以说随便。结果张三、李四都请我吃快餐,我便觉察张三够诚意,李四则未免不够意思。

李四问我:到哪里用餐?我当然不能直截了当地提议上豪华酒店,万一他认为那样并不值得,岂非自讨没趣?不过我也不愿意自贬身价,一开口就选择普通餐厅,非但显得土气,对方也未必领情。最好的办法,还是说“随便”。至少可以了解李四“所愿意给我的最合适的”是什么?因而知道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以便调整自己所应表现的态度。李四的经济能力,足够请我吃大餐,事实上他只愿意请我吃快餐,表示在他的立场,快餐对我是最合适的。

张三、李四问我:喝什么饮料?我照旧说:“随便”,因为我希望了解“谁最有诚意,知道我喜欢喝什么”,张三居然叫了我最喜爱的种类和牌子,我便十分高兴;李四点了我最厌恶的饮料,我把它摆在面前,一口都不喝,他就应该体会到有什么差错,否则哪里谈得上有诚意?

2.“随便”表示“我对你的敬意”。主人准备很多佳肴,仍然说:“随便吃吃”,意思是这些菜虽然够好,但总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才足以表达主人对贵宾的敬意。王五在百货公司买了一件名贵大衣,送给邱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在路上买的,您随便穿穿。”邱七如果觉得名贵,可以说:“太名贵了,我不敢穿!”假若认为还不够好,也不会责怪王五的失敬,因为王五说得很清楚,随便穿穿嘛!

主人说“随便”,在东西实在好的情况下,具有“单凭物质不足以表达全部的敬意,必须拿精神来补助”的用意。中国传统以人为主宰的不重物观念,使得物质的地位和精神相比较,往往居于次要。我们不采取西方人的方式,强调送人的东西是最好的,来表示赠与者的敬意。中国人以不同的语气,用“随便种的”、“随便做的”、“随便买的”,盼望对方“随便吃吃”、“随便穿穿”、“随便用用”以提升精神的重要性。

如果东西并不很好,而主人说“随便”,那就代表“我已经尽力,希望你能够谅解”。有朋自远方来,而家里没有什么好食物,一时又难以张罗,只好抱歉地说:“事先不知道大驾光临,家里没有准备,请随便吃吃,真不好意思!”做儿子的,买回来一套普通的茶具,向母亲说:“爸爸喜欢喝茶,这一套茶具先随便用用,将来再换一套比较好的。”中国人讲究“尽心”,不是绝对的成果论者(不以胜败论英雄),只要诚心诚意,确已尽力而为,对方多半是会谅解的。即使对方还是不高兴,我也问心无愧,图个心安理得了。

3.“随便”暗示“我有我的选择,只是我不便说出来”。哥哥征求弟弟的意见,假若弟弟确实无从选择,他会说:“请哥哥做主。”绝不能轻易说“随便”,因为对兄长说“随便”,往往含有“我有意见,不过为了尊敬兄长,暂时不便表达”的意思,希望哥哥听懂之后,进一步要他表示,这时才委婉地吐露浅见。

晚辈对长辈,部属对上司,答话时最好不说“随便”,否则就显得太随便(不拘束、不认真)。必要说随便时,务必要笑容可掬,让对方在欢愉的气氛中觉察自己有话要说而乐意给予表达的机会。

同辈之间,当然可以说“随便”。一方面尊重对方,一方面也比较客观地衡量一下自己的名分。主人先尊重我,请教我喝些什么?我按照中国人“互相互相”的对待原理,不敢马上表示意见(万一我要喝的,他正好没有,或舍不得让我喝,或认为我太苛求,或……那岂不成了不敬),所以用“随便”来尊重他的选择;他端给我一杯我最喜爱的饮料,使我觉得“活在他的心里”,有一种“知心”的欣喜;他给我一杯热度合适的茶,我知道他很有诚意,喝下去十分解渴;他叫工友端来一杯滚烫的茶,茶叶轻飘飘地浮着,坚持和开水划清界限,恐怕一直到我将告别离去还碰它不得,那我也明白,他纯粹是公事公办,根本没有我的存在;如果他给我一杯白开水,我当然不高兴,因为他应该说:“现在流行喝白开水,据说对健康更有帮助,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来?”哪里有资格问我喝什么?我说“随便”,他就真的随便给我最普通的,这不是不敬吗?最起码也是没有诚意。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只是大多数人心里会有如此感受。

上对下说“随便”比较简单,但却添增了一份谦虚和更深的关怀。爸爸对儿子说“随便”,除了“我自有选择”之外,包含着“不愿意增加你的负担”、“宁愿自己用较差的,使儿子能够有能力使用较上等的”、“我老了,用不着讲究也可以”等等情意,好让儿子量力而为,还能够心安理得,这“随便”之中,寓有“父慈子孝”的大道理在,做儿子的实在应该好好加以体会。

主管要部属代表他出席会议,客气地请部属随便说几句。部属如果听得懂主管的话意,他就会充满喜悦(而不是在压力下无可奈何)地更加努力去准备,届时好好地把该讲的话,说得更清楚,更有效。部属希望主管尊重他,现在主管不但不施加压力,而且更谦虚、更关怀,要他“随便”(随意、任意),他当然更不敢“随便”(不拘束、不认真)。

西方人常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一大堆谚语。这话不完全对,但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锐利的观察力,因为我国先哲,早已巧妙地把哲学从象牙塔里放出来,让哲学流传在每一个人的嘴巴上,化为不着形迹的谚语及口头语,竟然也被西方人察觉出来,实在了不起。

我们口头上说的“随便”,正是孔子“无可无不可”的哲学。儒家谈“经权”,要我们“执两用中”,在不断变动的环境中,“持经达权”。人与人间,各自都在变迁,时时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如果丝毫不加考虑,马上凭自己的意愿,说出个人的意见,万一对方觉得为难,岂但“不敬”简直就有“不仁”的可能。不如将心比心,先说“随便”,好让彼此有个商量。

既然“无可无不可”,“随便”就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地都通用”的,有许多地方,中国人并不说“随便”。例如:

朋友请客,问我到哪里吃饭?我了解他的情况不佳,但又不能伤害他的“面子”,这时不敢说“随便”,只能说:“我最近肠胃不好,很怕油腻,就在附近这家饭馆吃吃,下次再到远处去,好不好?”

有人托我帮忙,要请我吃饭。我暗自盘算,这一餐吃下去,背负人情太重,哪里敢说“随便”,赶忙借故推辞,心领为止。

弟弟想请哥哥全家人到东京去玩,哥哥如果不想去或不能去,就不能说“随便”。因为兹事体大,一说“随便”,弟弟就开始筹划,费尽苦心,哥哥才说不便或不愿领情,岂不伤了感情?反过来,长辈对晚辈有重大的事商量,晚辈也不可以胡乱说“随便”,大事不随便(随意、任意),无关紧要的小事才随便(不拘束、不认真),这是我们的“经”(常道)。

孔子说:“一个君子对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好恶的偏心,只以义为归。”“随便”并不是“差不多”,却是“义之与比”。我们要“合理的随便”,不要“不合理的随便”。中国人会说:“应该说‘随便’的时候,才可以说‘随便’;不应该说‘随便’的时候,就不可以说‘随便’。”这种话说了几乎等于没有说,许多人听不惯也听不懂。老子当年大概也常说这一类的话,有太多的经验,使他不得不指出“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人,在大笑过后,不妨仔细地体会一番,便了悟中国先哲的话,多半不偏不倚,再过一千年、一万年,还是正确不误的。

再说,我们听到“随便”的时候,更应该想到“义之与比”的道理。任何人说“随便”,如果他不是随便说的,那就等于说:“你自己想想,怎样才合理;只要合理,我当然就随你的便!”

“随便”绝不是“马马虎虎”,我们将心比心,既不希望人家“马马虎虎”待我,当然也就不可以“马马虎虎”对待别人。孔子希望我们断绝四种毛病:不任意测度、不期必于人、不固执、也不自私自利。要绝四,即从“随便”开始,但是务必要记住:该“随便”才随便;不该“随便”绝对不可以随便。

以不随便的态度来随便,才能执两用中,权变得宜。我们一方面不可以随便说“随便”,一方面也不能够随便理会或处置别人的“随便”,因为一个有修养、有分寸的中国人,是不随便说“随便”的。





将信又将疑


朋友李君,自行经营企业,去年业绩甚佳,盈余超出预估目标。他认为年轻人应有新作风,决定财务公开,并且给予同仁远较同业为高的红利。不料同仁不肯相信,纷纷猜测他事先动了手脚,隐瞒着一部分,然后才故意公开,想骗取同仁的向心,更加为他卖力。

主管如果告诫员工,现在竞争十分剧烈,不努力提高生产力,公司说不定难逃倒闭的命运。员工听着,当面没有什么话说,等待主管走开,他就会用拳头轻敲墙壁,说:“钢骨混凝土造的,哪里会倒?又在骗我们!”假若是美商公司,那就更加理直气壮:“美国人投资的公司也会倒?骗人。”

员工说这种话,并不表示他全然不相信,当然更不代表他相信,因为中国人的基本态度是:将信又将疑。任何事情,我们不会不信,万一是真的,不信岂不倒霉?我们也不会信,如果是假的,信了反惹人笑话!世间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谁也料不定,所以最保险的态度,实在就是:将信将疑。

中国人的一切学问,说起来不外一个“道”字。孔子说:这是道。墨子说:这是道。老子也说:这才是道。说来说去,中国人最不容易信道,常听人说:“你讲你的,我听我的,我才不信道。”

从表面上看,西方人比较守信,其实不然。美国人生活在美国社会,他深知一辈子只有一次骗人的机会,一旦失去信用,以后便没有信用,无法再骗人。因此他非常小心,不敢不守信。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社会,他当然也知道有许多骗人的机会,因为我们自古以来,便重视“反求诸己”,社会上不太轻视那些骗人的人,反而内心相当羡慕他们,怎么这样有办法,一下子骗走那么多钱?我们只顾嘲笑那些受骗的人,“你看,又上当了!告诉你要小心,这下子惨了,对不对?”

美国社会重视“外力”,极力设法制裁“骗人的人”,使大家不得不讲求信用。中国社会既重视“外力”也重视“内力”,尽情嘲笑“受骗的人”,只要大家都不受骗,别人想骗,也就无从得手了。论结果彼此并无差异,谈方法中西各有巧妙。往昔我们经商,相当诚实地在店口写明“货物出门概不退换”,便是要“买者”自己留心,不要上当。后来我们过分强调马上就要“现代化”,硬是把那块牌子拿下来,形成骗者自骗,买者却不当心的局面,委实不知是爱之,还是适足以害之?

我国先哲并不是不知道“外力”的作用,但是比较之下,“用刑罚来实施法治,大家会尽量避免刑罚,不敢犯法,心里却没有羞愧”,孔子这才主张“礼治”,认为用德化来教导,用礼教来齐一,大家不但有所羞恶,而且言行俱正。

孔子说:“君子以依靠自己的努力为主,小人则以他人的扶助为主。”君子责己,所以防人之心不可无,自己小心不要上当,比较有把握。小人责人,一天到晚骂人家骗人、害人,却不责怪自己贪小便宜,恐怕此番上当,下一回也难以逃脱。

有人会说,现在是工业社会,这一套行不通。其实,放眼天下,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民族,不是由农业社会逐渐转向为工商社会的?美国人早在开拓西部的农业社会时代,便是如同现代这般,诉诸外力(法)而非求之内力(良心)。而我们的工商业界,也一直明白凡事如果要求法律解决,那并不是上策。

何况,我们重视“内力”,却绝不排斥“外力”,这才叫做“中道”,否则专重内力,也是一偏。凡是有人行骗,舆论必定严加指责,受害人必然告进法院,而法官也绝对依法量刑,但是,一般人心理状态是更加害怕,更加不敢轻易相信别人。

将信将疑,使得许许多多的事,弄得不明不白;更形成只信自己人不信外人,或宁可相信外人,绝不相信自己人的双重标准。不轻信的态度是正确的,那正是哲学的怀疑,人当然不可轻易相信任何人、事、物,但是怀疑之后,应该加以适当的判断,也即由不信而信,言行才有所依据,真相也终将大白,这时可信则信,不可信便不信,方为真正的“无可无不可”,也才有所“择善固执”。

判断的标准在“理”,而“理”难明,几乎每个人都戴着“有色眼镜”,各自言之成理。人与人之间,凡事都要讲理,一天八个小时,恐怕还不够用,哪里谈得上工作?按理上司处理部属有关事宜,都应该耐心听他申诉理由,然后和他讲理。理论上十分正确,却根本不切实际,上司天天和部属说明种种道理,工作绩效从哪里来?

我们当然不能不讲理,事实上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允许我们慢慢地、清晰地讲理,所以彼此将信将疑,谁都不太相信谁。就算经常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奉为信条,心里仍旧疑神疑鬼。好在中国人大多数是心理学家,十分了解只要动之以情。彼此建立信心对方便会深信不疑。“理”是“脸”,“情”则是“面子”。先给他“面子”,他就会要“脸”(讲理);不给他“面子”,他深觉没有“面子”,哪里还必定要“脸”?反正不讲情分,翻脸无情,干脆不讲理,看你把我怎么办?

中国人“情在理先”,叫做“敬酒”,“法在理后”,即是“罚酒”。我们的设计,称为“敬酒不吃吃罚酒”:先给他面子,目的要他讲理,此时是“敬酒”,他讲理,把该喝的喝掉,皆大欢喜,用不着动法伤感情;他偏不讲理,该喝的也不喝,大家当然不会放过他,一片指责之声,非要叫他喝下去不可,便是进入“罚酒”阶段。

许多人喜欢跟着人家指责中国人没有法的观念,不知守法。实则传统中国,固然国有国法、家有家法,连帮派都各有其严格的法;现代中国,更是法上有法,法外也有法,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多了。

中国人心里明白,搞不好会触犯法律,而一旦违法,真够麻烦,哪里会不知法、不怕法?不过,中国人不愿意卑微地生活在“怕怕”的日子里,整天害怕这样,担心那样,到处是“法”的阴影,活起来有什么意思?君子不忧不惧,我无可忧、无可惧,心中坦荡荡,“法”其奈我何?我不违法、犯法,是由于我原本就不想违犯,而不是居于害怕的心理,“从心所欲,不逾矩”,乃是君子顶天立地、自由自在的最高境界。

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意境太高,终究难能落实,不如诉之于法,来得有效。孟子说:“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对人要“敬”,亦即先要“看得起”他,人家才会同样的“看得起”我们。如果我们心存看不起别人,对方不是觉察不出来,他可能表面上不流露内心的厌恶之情,却必然在实质行为上同等地看不起我们。许多人口口声声“爱”人,可是并不“敬”人,正应着孟子的话:“爱而不敬,兽畜之也”。上司把部属看成禽兽,又何爱之有?

“仁”和“爱”的区别,在一个“敬”字。爱而又敬,才称得上“仁”;爱而不敬,那只是“爱”。仁治的关键,在看得起每一个人的人格,中山先生所说的真正平等,便是以承认人的尊严为共同的基础。“仁者无敌”,乃是因为具有伟大的精神感召力,不在于拥有权力或威势,各级主管,果能认清:“权”不用永远存在,一旦动用,迟早会用完,即能体会何以越强调权力,越容易产生无力感的道理。

中国人将信将疑,他所信的,未必是有权力有威势的人,即使表面服从,也是口服心不服。他所信的,必然是他所敬重的人。东方社会,受到这种影响,真正的领袖人物,都是受人敬重的人士,形成的过程相当缓慢,而声望日隆之后,假若名实相符,便能持久不坠。要人家敬重,必定先要懂得敬重人家,“敬人者人恒敬之”,敬重更多的人,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敬重他,久而久之,更多的人都相信他,而且口服心服。

宋朝的程伊川,把“敬”发展为儒家个人修养的重要功夫之一,他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种功夫是要并进的。近代以来,我们只注重致知,却忽略了“敬”,忘记了孔子的教训:“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更有意思的,我们力倡“敬业”,竟然不知“敬人”,似乎是今日企业界暴力事件日增、人事冲突越来越剧烈的主要原因。

孔子在“主敬”之上,又提出“克己”的功夫,认为是求仁的要术。他指称“敬是守门户的人,克己则是拒盗”,“敬”只是防贼功夫,“克己”才是杀贼功夫。我们要人家相信,除了看得起他,更要看得起自己。克己就是看得起自己,孔子说:“克己便能复礼,步步皆合规矩准绳,非是克己之外别有复礼功夫也。”一个人克己复礼,己是私欲,克己即能大公无私;礼是规矩准绳,复礼便能行为端正。这样表里一致的人,大家看在眼里,自能深信不疑。

我们并不真的喜欢那些一看就信、一听就信的人,我们更时常嘲笑那些容易轻信的人,因此将信将疑,应该视为正常的心态。我们要他信,一方面要敬他,一方面更要克己。首先看得起自己(身心肃然,表里如一,不叫别人看不起),然后“推”而看得起别人,这样“推己及人”的结果,就是我们所深深盼望的“信而不疑”。





中国人的观念,难道都是错误或落伍的?


车辆多、道路狭小的情况下,有空间就把它挤满。这种“充分利用有限空间,以求获得更大交通流量”,并没有错。

乡间道路,车辆比较少,偶尔遇见熟人,暂停下来,彼此寒暄几句,也不是落伍的农业社会行为。

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事实上也很难维持。稍微离得远些,旁边的车辆就会随时插入;而后面的车辆,也会抱怨前面的司机“到底会不会开车”,甚至“开车慢吞吞,完全不顾虑后面的人急得要死”。

我们不能够口口声声指责“中国人开车不守规矩”,或者“驾驶员与行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因为人们听了可能不会公开反对,反而心里好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

没有人有资格这样说:“交通混乱,是中国人的耻辱。”说这种话的人,应该反省:“凭什么权?依什么势?又有哪些证据?”

如果说:“眼睛看得见的,不就是乱糟糟的?”

那就已经证明:根本看不懂中国人。





中国人的事情,到底要怎样才能改善?


首先,我们要能够说得出中国人的道理。把他脑袋里所装的、心中所想的,说得他没有话讲。

对中国人这种永远不肯认输的民族,想“说服”他,恐怕“门都没有”,跟他“讲大道理”他不想听,骂他笑他也没有用。偏偏我们现在常用的大多是“说服”、“讲理”、“骂他”、“笑他”,难怪事倍而功不及半。

让他没有话讲的办法,是点到他的痒处,又顾及他的面子,他就会自动调整,逐渐改变过来。

中国人不喜欢“因为规定很严,所以才不敢如此”,也不愿意承认“害怕被抓到”,这些好像都没有面子。

我们最喜欢:“我不管它什么规定不规定,我也不担心违规被抓到,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未尝有一己之私,才是中国人的最爱。

肯定中国人的交通,自有一套道理。然后声明“都市人多车多”,大家只好“忍耐一些”,遵守标志和行人穿越道,彼此都方便。

对中国有些人而言,只要某人强调自己这一套规矩是最好的,马上有很多人揭竿而起,攻击、抗拒、拼命挖疮疤。

换一种态度,声明这一套规矩不见得理想,只是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以前,勉强如此规定,希望大家谅解。那么中国人听罢,就比较容易下决心:“既然如此,全力配合它。”自动自发遵守交通规则,这也是中国人的最爱之一。请看:那些遵守规定,行走陆桥的人喜欢说:“反正要运动,走陆桥更好。”要不然就说:“看那些人窜来窜去,很不舒服。跟他们抢,没意思。”证明他是出乎自愿,居于自动自发的选择。

好像没有人这么说:“走天桥虽然辛苦一些,但是不会被警察取缔,免得心里怕怕的。”也很少有人说:“没办法啦!规定要走天桥,只好上来。”

表面上看完全是面子关系,深一层想的原因是:“人对自己的决定最乐意顺从。”也相当有道理。

再看那些不走陆桥,从下面跑过去的行人,几乎都有理由:“赶时间,走陆桥来不及。”“现在又没有什么车子,跑过去不会怎么样的。”“平常我都走天桥,今天忘记带伞,怕太阳晒,才赶快跑过来。”真是说都说不尽。

表面上看,根本是找理由搪塞,深一层想:“中国人真的无心违规,很少人存心不按照规定。”

就算现代鼓励政争,极可能产生“存心违犯,向法挑战”的举动,然而,有什么人坦承这样做过?

让中国人没有话讲,愿意自动调整过来,中国人的事情,就会获得改善。





中国人的情趣,值不值得保持?


有人说:“走遍全世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显得很脏乱。”言下之意,脏和乱是中国人的大缺点。

说这种话的人,大概走遍天下。想来既有一些钱,也有一些在外国生活的能力。不知道为什么转来转去,还要回到这个既脏又乱的地方?

如果说单纯地为了“祖国、乡土”,似乎有些冠冕堂皇,却不很真实。不是有人主张“心在祖国,人在海外,也同样爱国”吗?

若是为了“根在这里,不忘此地的恩情”,我们不便置评,希望他诚而有信。

一般而言,中国人爱热闹,在西方社会很难适应。中国人爱变通,不习惯西方那套刻板而缺乏变化的制度。

爱热闹,脏是附带的后遗症。爱变通,乱是必然的现象。人多才热闹,人多空气混浊,带来更多的灰尘与细菌。爱随时变更,显得杂乱。

当然,人多还是可以不脏,变通还是可以不乱。不过,需要高度的修养,不是“不学就会”的。

中国人最需要“自修、自省”,最应该重视道德规范。可惜,我们现在盲目鼓吹“自我”,经常提醒“不要让你的权利睡着了”,甚至公然唱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但背道而驰,根本就是“自掘坟墓”!

热闹与变通是中国人所喜爱的,为了尽量减少脏乱,就“应该”秉持“多问应该不应该,少问喜欢不喜欢”。每一个人,不单“为自己活”,更应该“为他人活”。克制自我,重视自修和自省,提升自己的层次,做一个合理的现代化中国人。

这样一来,我们知道“中国要现代化,并不能全盘西化”。这种工作,依凭“知道西方的某些事物,却不了解中国人的道理”的人,是靠不住也完成不了的。这种工作的承担人,必须“首先真正了解中国人”。

住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大多表示“越住得久,越了解中国人,就越觉得中国人十分可爱”。

为什么同样中国人,就非“看不起”他、“骂”他、“损”他不可呢?

什么时候,当我们觉得中国人相当可爱的时候,我们自己才会跟着可爱起来。

外国人最不能理解的,往往是:“这么美好的中华文化,中国人自己却不喜欢,真是搞不懂。”

多年来的教育,居然使某些学者感慨:“讲传统的东西,十分寂寞。”

请问,同样都是中国人,凭什么可以随便嘲笑中国人、轻视中国人?

我们希望新生代有信心,却一天到晚骂中国人,鄙视中华文化,他们的信心从何建立?

电视、广播开口、闭口都是西方先进国家,我们自己呢?真的就那么落后吗?

在台湾,我们口口声声说尊重大众的权益,电视台却争相以英语播出新闻,是不是听不懂的人就没有知道的权利?我们只知道钓鱼岛被日本侵占了,难道不警觉三台新闻时间已经部分沦陷了?

现代有些中国人,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可惜脑筋不够清楚。

我们当然希望中国人遵守交通规则,为什么不检讨“骂了几十年”居然没有什么改善?

只说会坏事,大家都很明白。为什么不反省“一切都透明化”之后,为什么“审核委员的名单要保密,以免被关说”?

审核委员保密,就称不上一切透明化。一公开就会被关说,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