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我们的信任:为什么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

我们的信任:为什么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

0 / 0
How much do you like this book?
What’s the quality of the file?
Download the book for quality assessment
What’s the quality of the downloaded files?
Year:
2014
Publisher:
chenjin5.com 海量电子书免费下载
Language:
chinese
ISBN:
B00JFQ9XGC
File:
EPUB, 2.68 MB
Download (epub, 2.68 MB)
0 comments
 

You can write a book review and share your experiences. Other readers will always be interested in your opinion of the books you've read. Whether you've loved the book or not, if you give your honest and detailed thoughts then people will find new books that are right for them.
悦读经济学

我们的信任

——为什么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

Liars and Outliers:Enabling the Trust that Society Needs to Thrive

[美]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 著

徐小天 译

ISBN:978-7-111-42185-6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客服热线:+ 86-10-68995265

客服信箱:service@bbbvip.com

官方网址:www.bbbvip.com

新浪微博 @言商书局

腾讯微博 @bbb-vip





目 录

赞誉

译者序

致谢

第1章 概论

第一部分 信任的科学

第2章 防御的历史

第3章 协作的演变

第4章 信任的社会历史

第5章 社会困境

第二部分 信任模型

第6章 社会压力

第7章 道德压力

第8章 名誉压力

第9章 制度压力

第10章 防护机制

第三部分 现实世界

第11章 利益冲突

第12章 组织

第13章 公司

第14章 机构

第四部分 结论

第15章 社会压力是如何失效的

第16章 科技进步

第17章 未来

后记





赞誉


这本书深刻地说明了防御的实质。

——大卫·洛佩克(David Ropeik)

How Risky is it, Really?一书作者

施耐尔完成了一部恢弘的巨著:跨越历史、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来寻找信任与防御的真谛,是一本必读之作。

——亚历山德罗·埃奎斯蒂(Alessandro Acquisti)

卡内基—梅隆大学海因茨学院信息系统与公共政策系副教授

《我们的信任》这本书能让大众很好地理解社会问题,也可以帮助读者应对生活中日益增多的风险。阅读这本书是一次愉快的体验。

——彼得G.诺依曼(Peter G.Neumann)

斯坦福国际研究院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无论是银行对劫匪的防御,还是好莱坞电影对盗版下载者的防御,防御往往是大多数人为推行其意愿与企图推翻壁垒的少数人所进行的动态抗争。《我们的信任》将改变读者对冲突、防御以及人类自身的看法。

——罗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

剑桥大学安全工程教授

Security Engineering一书作者

阅读布鲁斯·施奈尔的《我们的信任》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技术的进步和它的影响,从而成为更为娴熟的从业者。

——巴勃罗G.莫利纳(Pablo G.Molina)

乔治敦大学技术管理学教授

《我们的信任》不仅是一本关于防御的书,而且是该领域一本独一无二的著作。施奈尔独特的幽默使他即便在探讨防御这类严肃的话题时,也显得游刃有余,会带给你一种愉快的阅读体验。

——弗兰克·弗莱迪(Frank Furedi)

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社会政策、社会学及社会研究学院名誉教授

A Defence of Moral Independence一书作者

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为理解防御和信任提供了深刻又令人信服的框架。

——杰夫·严(Jeff Yan)

纽卡斯尔大学网络犯罪与计算机安全中心创始人兼研究主任

施耐尔通过分析防御、信任以及社会的基本构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了社会的关键模式、压力、杠杆以及安全漏洞。《我们的信任》以清晰的思路进行跨学科的分析并保持作者一贯的机智风格,为解决各类社会困境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杰里·康(Jerry Kang)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

施奈尔在这本书中将信任和防御等社会维度概念作为其讨论的核心,在兼顾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的前提下开拓了新的思路。

——乔纳森·齐特林(Jonathan Zittrain)

哈佛大学法律与计算机科学教授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And How to Stop It一书作者

睁开眼睛,布鲁斯·施奈尔将为你理解今天社会中发生的事件打开全新的视野。

——斯蒂芬A.勒布朗(Steven A.LeBlanc)

哈佛大学馆藏主管

Constant Battles:Why We Fight一书作者

《我们的信任》是针对信任在维持社会完整、实现进步过程中的重要性而进行的一项杰出研究,它在安全与经济学领域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安德鲁·奥德利兹克(Andrew Odlyzko)

明尼苏达大学数学院教授

施奈尔关于信任和背叛的论述为理解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提供了理论基础,是对不断规模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的一次重要探索。

——吉姆·哈勃(Jim Harper)

CATO研究院信息政策研究主管

社会的运行依赖信任,《我们的信任》揭示了为了使社会运转得更好所需要弥补的信任缺失。

——M.埃里克·; 约翰逊(M.Eric Johnson)

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格拉思迈尔/麦克纳米

数字化战略中心主管

本书对人类社会中合作与背叛之间微妙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醍醐灌顶而又引人入胜的分析。《我们的信任》以其严谨的论述和轻松的会话式写作风格改变读者看待世界的视角。

——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

新英格兰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Less Than Human:Why We Demean, Enslave, and Exterminate Others一书作者

施奈尔以其出众的才华和海量的研究使许多关于信任的问题迎刃而解,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带给读者的阅读乐趣。

——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

MIT数字化业务中心首席研究科学家

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一书联合作者

布鲁斯·施奈尔是安全领域的领军专家。这不仅是一本阐述如何规避风险的书,还是讨论人类、社会以及生存规则的一本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著作。

——杰夫·贾维斯(Jeff Jarvis)

Public Parts:How Sharing in the Digital Age Improves the Way We Work and Live一书作者

《我们的信任》的论述深入浅出且发人深省,使读者从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不安与焦虑中解脱出来,进而理解自己的日常角色是如何维持社会健康运转的,真是一本必读之作。

——戴纳·博伊德(Danah Boyd)

纽约大学媒体、文化及通讯学研究助理教授

信任是网络时代的必备条件,而它又以防御为基础。布鲁斯·施奈尔这本有趣易读的著作对人们应如何改善这个充满猜疑的世界提供了启发。

——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

Macrowikinomics:Rebooting Business and the World一书联合作者

这本书对社会正常运转的机制进行了有趣而广泛的思考,极力推荐读者阅读。

——约翰·米勒(John Mueller)

俄亥俄州立大学梅尔尚中心高级研究科学家

Overblown:How Politicians and the Terrorism Industry Inflate National Security Treats, and Why We Believe Them一书作者





译者序


信任是人类社会正常运作的基石,是社会成员对其他成员行为的期望。在多种形态社会压力的作用下,信任让社会生活变得可以预测,从而使人们得以建立合作关系,在相互抵触的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寻找相对平衡。尽管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信任的内涵和作用机制有了不断深入的理解,但是当今社会中由于传统机制的失效而导致信任危机的情况却层出不穷,成为全球化的共性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互联网欺诈、区域无核化的失败,甚至政府公信的丧失和社会契约机制的崩溃——旧有的游戏规则似乎已不再适用于这个信任缺失的时代。

布鲁斯·施奈尔作为信息安全领域的知名技术专家,在本书中阐述了其对人类社会信任的形成过程、作用机制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作者在书中援引了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大量生动的实例,由浅入深地探讨了社会压力作用下信任机制产生、运转和失效的机理,并为此涉猎进化论、社会关系学、博弈论多门学科的内容。作者用简洁风趣的语言帮助读者解读枯燥晦涩的社会原理,使其对人类信任的理解更为细致深刻。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信任的科学,作者介绍了与社会信任相关的社会学、经济学、生物进化、计算机安全等诸多领域的背景知识,并给出了社会困境的基本概念和部分实例,以方便读者用更广阔的视角对后文的阐述进行理解和思考;第二部分:信任模型,作者通过对四种基本社会压力(道德压力、名誉压力、制度压力和防护机制)分别进行阐述,建立了本书使用的信任的社会学模型;第三部分:现实世界,使用前面建立的信任模型,对真实世界中更为复杂的社会困境和利益冲突进行深度剖析,并试图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结论,作者讨论了社会压力的失效、技术变革的影响以及社会压力未来可能的形态。

本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为了更加直接地传达作者的意思,并尽可能还原其本来的写作风格,本书通篇尽量进行直译,在保证译文意思准确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使用原著的句序、用词等。翻译过程中的部分概念,如作者频繁使用的"security""cooperation"等词,由于中文难以找到相同应用场景下的合适词汇,译文可能与常见中文表达方法存在偏差,这在学术类著作中在所难免。译者主要参考了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尼克拉斯·卢曼的《信任——一个社会复杂的简化机制》(瞿铁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郑也夫的《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等几本相关著作,并借助部分网络资源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

本书的翻译前后经历了半年的时间,在此向参与翻译以及提供帮助的曹海恒、马海粟、凌鑫、陈默等众多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王金强编辑进行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在此也向他表示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本书翻译尚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致谢


执行编辑

卡罗尔·朗(Carol Long)

项目编辑

汤姆·丁泽(Tom·Dinse)

高级制作编辑

黛布拉·班尼戈(Debra·Banninger)

文字编辑

金·科弗(Kim Cofer)

编辑经理

玛丽·贝丝·韦克菲尔德(Mary Beth Wakefield)

自由编辑经理

罗斯玛丽·格雷厄姆(Rosemarie Graham)

营销经理

阿什利·泽克(Ashley Zurcher)

业务经理

艾米·柯尼斯(Amy Knise)

制作编辑

蒂姆·塔特(Tim Tate)

副主席兼出版集团经理

理查德·斯沃德利(Richard Swadley)

副主席兼出版经理

尼尔·埃迪(Neil Edde)

副社长

吉姆·曼特尔(Jim Minatel)

项目协调、封面

卡蒂·克罗克(Katie Crocker)

校对

南希·卡拉斯科(Nancy Carrasco)

索引制作

乔安娜·丁泽(Johnna Dinse)

封面设计

赖安·斯尼德(Ryan Sneed)

封面创意

卢克·弗雷特维尔(Luke Fretwell)





第1章 概论


就在今天,一个陌生人来敲我家的门,声称自己是来疏通卫生间下水道的工人。我没有检查证件就直接让他进屋,他在修理排水系统前也专门脱下鞋子以免污泥弄脏了地板。工作结束以后,我给了他一张支票,上面要求我的银行付款给他,他没有细看就收下了。他绝对不会尝试偷我的财物,我也绝对不会对他做那样的事。实际上,我们都不必担心对方会那样做。我的太太也在家,但我却根本没有去想他可能是来偷情的,我应该宰了他。

同样是在今天,我在街上与很多陌生人擦肩而过,而他们都没有攻击我。我在一家副食店买了些吃的,却一点也不担心这些东西可能不适合给人食用。我锁上了自家前门,却完全没有防备某些人会轻松地破窗而入。就连那些路上飞驰的汽车也没有吓到我,尽管这些充满敌意的钢铁巨兽可以像碾死虫子一样把我压扁。

最令人惊奇的是,上面这些例子中都不存在任何明显的防御。我没有携带枪支进行自卫,也没有穿上铠甲。我没有在家里安装入室警报器,也不会测试食物是不是有毒。我甚至不需要努力装作很擅长打架的样子来恐吓遇到的陌生人。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任”。实际上,我们把它称为“文明”。

所有复杂的生态系统——无论是生物生态系统比如人体,还是热带雨林这样的自然生态系统;无论是社会生态系统比如露天市场,还是全球金融体系这样的社会技术生态系统,都是互相紧密联系的。这些生态系统中的独立个体则是互相依赖的:一面扮演好自身的角色,一面也需要其他个体恪尽职责。这既不罕见也不困难,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充满了类似的例子。

与此同时,所有的复杂生态系统中也都存在寄生者。在每个相互依存的系统中都有一些败坏风化的颠覆分子,它们可能是我们消化道中的绦虫、露天市场中的小偷、假扮成管道工的强盗、互联网上的垃圾邮件或者把利润转移到海外逃税的企业。

在复杂系统中,有两种行为间存在着天生的矛盾,我把一种称为合作,或换种说法叫追求群体利益;另一种则可称为背叛,就是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相背离。柏拉图时代的政治哲学家们就发现了这一对矛盾行为。我们也许都想得到别人的东西,但如果人人都尊重产权且不去偷窃,那么大众生活将更加富裕。我们也许都希望不付出就能获得政府红利,但如果人人都自觉纳税,那么社会福利将更有保障。每个国家也许都希望可以为所欲为,但国际协议、公约和跨国组织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总而言之,如果社会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那么群体的利益将得到保证,反之,如果行为不受限制,个人利益将得到提升。然而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实际上绝非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总是存在寄生阶级——仍然有人偷窃、逃税、无视国际协议,或者无视其他对个人行为的限制——我们还是需要防御。

社会的运转基于信任。我们都需要相信与自己接触的随机人群是会合作的。不能完全、盲目地相信他人,但是我们应当理性地确信(不管那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信任是有理由的,而且对方也是值得信任的(不管那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寄生阶级的数量过多,如果太多的人去偷盗、去逃税,社会将无法继续运转。社会停转一方面由于存在太多的窃贼,以至于人们无法保证个人财物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最老实的人也可能遭到他人的猜疑。更加严重的原因则是社会契约机制的崩塌:社会不再被认为可以为成员提供福利。信任是一个大的风气,当一个社会丧失了足够的信任,人们就不再相信他人了。

细节决定成败。比如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有人的财产被名正言顺地剥夺并被赋予他人:税收、罚款、缴费、走私品的没收充公以及统治者名正言顺却又备受鄙视的强取豪夺,等等。像“人人都需要纳税”这样的社会规范不同于任何关于“什么样的税收法则是公平的”的讨论。尽管人们也许会反对将自己列入这些社会规范的适用范围(那正是政治所关心的事),但当所有人都遵循规范时,社会的整体会得到改善。

当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有人可能会选择打破这些规范,这并非出于自私的寄生虫式的理由,而是受到了其个人道德准则的左右。他也许会因为奴隶制是错误的而协助奴隶逃往加拿大;他也许会因为不认可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而拒绝缴税;他也许会因为否定动物活体实验而解救实验室中的动物;他还可能因为反对人工流产而射杀施行人流的医生,等等。

有时,我们认为违规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有时,却又认为他们做错了;有时,观点能够达成一致,有时,我们又无法苟同;还有时,那些敢于挑战社会规范的人成了社会变革的催化剂。1969年在纽约石墙旅馆,一群同性恋者暴力反抗了警察的搜捕,这成了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起点。挑战者们在欧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藏匿并挽救了众多犹太人的生命,在美国南部组织拒乘巴士抗议来争取黑人的公民权利。当群体的规则在事后被公认为不道德时,历史将把这些不肯屈服的人称为英雄。

2008年,美国房地产行业崩盘,几乎令全球经济陷入危机。导致这次灾难的原因很复杂,但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那些金融机构以及它们颠覆金融市场系统的雇员。他们为那些没有还款能力的人批准了房屋抵押贷款,并故意隐瞒实际风险,而将这些贷款重新打包成债券产品进行售卖。而从事评级的金融分析师们则给予这些债券过高的估值来保证其继续流通。

这仅是信任危机的一个例子:一小撮人可以利用全球金融系统为其自身谋福利。这类事情本不应该发生,但是它却真的出现了。如果社会不在信任机制和防护机制上有所改善的话,类似的事件还将继续发生。

信任危机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问题:

●互联网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惊人的便利,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欺诈手段。假冒诈骗(现在被称为身份盗窃)比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更容易实施,也更加有利可图。垃圾邮件持续侵扰邮件服务的可用性。社交网站使人们更难有效保护自己的隐私。恶意攻击也威胁着几乎每一个网络社区。

●全球化改善了很多国家人民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全球化的恐怖主义。“9·11”恐怖袭击以及美国政府在之后十年中的过度反应都是信任危机的表现。

●金融网络允许人们与世界上的任何人进行交易,但是容易破解的金融账户意味着欺诈交易的收获极为可观,而同样易于攻破的系统数据库则意味着也存在盗窃信用卡账号和个人信息的全球化市场,从而方便了金融欺诈交易的进行。

●当前商品和服务已经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供货,从而大幅削减成本,但这项变革同时也带来了受污染的食品、不安全的儿童玩具以及在那些法律体系不同的国家进行数据处理的外包服务。

●全球化的生产意味着更强的生产能力,但环境污染也随之而来。如果一家企业将污染物排放到大气中——含氯氟烃、氮氧化物或者二氧化碳,那么这家企业可能因为低廉的生产成本而盆满钵盈,但其对环境的破坏会危及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当然,这并不局限于全球性的问题,更小的信任危机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里仅给出几个例子:

●2009~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贝尔市的公务员以频繁的兼职为借口,通过给自己发放异乎寻常的高额薪水,贪得无厌地侵吞城市的财政资金。

●像《星球大战之银河探险》等一些早期的网络游戏,因为游戏内部的欺诈而走向失败。

●世界通信公司、安然公司和阿德菲亚通信公司等一些企业的高管通过财务欺诈抬高公司股价,并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巨额红利,却损害了所在公司的利益。

这些例子中隐含的共同点是:社群的整体利益与社群中独立个体的利益相互抵触。社群中存在着一些行为准则,但却无法保证足够的人能够合作并遵循这些准则。相反,群体中的害群之马成长得过于庞大、过于强势、过于成功,以至于最后毁灭了这个群体。

本书讨论与信任相关的话题。确切地说,是讨论群体中的信任。保证背叛势力不在群体中占据优势是很重要的,然而同等重要的是,让群体的成员相信背叛者们始终处于劣势。

“信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也被赋予了多种风格迥异的定义。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给出的定义是“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可能行动的赌博”。而政治学教授罗素·哈丁则写道“信任是对他人是否会侵犯自己利益的判断”。这些定义着眼于个体间的信任,以及更进一步讲,个体的信用。1

当信任他人时,我们要么信任他的意图,要么信任他的行为,前者更为直接。当我们宣称信任一位朋友时,这种信任并没有与此人的任何具体行为绑定,而是相信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出正确选择的一种彻底的信赖:他是值得信任的。我们信任这位朋友的意图,并且确信他会在这样的意图下行事。2

而第二种信任就不那么直接,它被社会学家苏珊·夏皮罗称为非人际信任。当我们不熟悉某个人,不了解他的详细情况,也不知道他的潜在动机时,只能根据性格来决定是否信任他,但是我们可以信任他未来的行动。3我们可以确信他不会闯红灯,不会偷东西,并且我们确实也不担心他是否会那样做。相反,我们宁愿相信他会遵守大多数被社会认可的行事规则,因为打破这些规矩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你可以把这种信任——相信人们将按照可信的方式行事,即便他们本身并不可信——看成是信心,而把这里的信用当成承诺看待。4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我们正把信任简化为一致性或可预见性。当然,一成不变的人不一定可信。比如假设某人是个惯偷,我就不信任他,而更愿意相信(或者换个词叫作信任)他会偷我的东西。我对那种意义上的信任不感兴趣,而更关心积极方面的信任。商务策略专家唐·泰普斯科特在《赤裸的公司》(NakedCorporation)一书中将信任描述为对同伴能够保持诚信、宽厚、负责和坦率的期望(起码在商业领域如此)。当两个人可以以这种方式保持一致时,我们将这种关系称为互相合作。

在当今复杂的社会中,相对于信任个体我们经常更倾向于信任系统。相对于敲我家大门的管道工人,我更倾向于信任派遣他来的组织和能够保护我的系统。我信任为我提供建议的保险公司,信任假使管道工真的洗劫了我家,我仍然可以依赖的法律体系,信任培养人才的任何教育制度,信任能派遣可靠管道修理工的任何保险制度,最终还信任教给我们如何在社交生活中为人处世的整个社会系统。类似的,我还信任银行体系、公司体系、警察体系、交通法规制度以及约束大多数行为的社会准则。5

本书更多地在群体层面而非个人层面讨论信任的话题。我并不关注于一类特定的人是如何信任另一类特定的人的。我也不关心管道工人是否足够信任我从而接受我的支票,或者我是否足够信任那些司机从而敢于在红灯时穿越马路。我关注的是社会中非人际信任的总体情况。这里援引弗朗西斯·福山所给出的颇为恰当的定义:“信任产生于那些基于共识性准则、成员行为规律、诚信且相互协助的社群中,是社群成员对其他成员的期望。”

社会学家芭芭拉·米兹泰尔指出了信任的三个关键作用:①它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可预测;②它营造了社群的气氛;③它使合作变得更为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讲,信任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好比是大气中的氧气。顾客越信任卖家,交易就越容易达成。司机们越是互相信任,交通就运行得越顺畅。信任赋予人们与陌生人交易的信心,因为他们相信对方多半会诚信待人、乐于合作、恪守公道有时甚至无私利他。相互信任的气氛越浓,社会就越容易走向健康兴盛。相反,越是缺失信任,社会就越容易变得病态而萎缩。如果这种信任缺失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社会的衰退和灭亡。

我在这里进行了必要的简化,信任是相对的、不固定的、多维的概念。我相信爱丽丝会偿还10美元的债务,却不能确信她会偿还10000美元;相信鲍勃会偿还10000美元,却不敢把婴儿委托给他照看;卡罗尔可以照看婴儿却不是保管房子钥匙的合适人选;戴夫可以保管钥匙却不足以担任秘书;埃伦可以胜任秘书,他却可能不会偿还10美元的债务。如果有朋友做担保,我就会信任弗兰克,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仅需要出示驾照,而只要盖尔没有喝醉我就可以信任她。没有任何人足以让我信任到托付电脑密码。我相信踩刹车能让车停下、ATM机可以从我的账户中提款,相信点评网站安吉清单(Angie's List)可以为我推荐可靠的管道工人,尽管我不清楚是谁在设计、建立以及维护这些系统,甚至不知道安吉是谁。在本书的讨论中,我们都需要相信对方会遵守社群的行为规范。

有不少书都讨论了信任在社会中的价值。本书则阐述了社会建立和维持这种信任的方式。6更进一步讲,本书阐述了社会是如何执行、唤起、诱导、强迫和鼓励(下文将使用“引导”一词)信用(或至少是顺从)的。这是通过所谓的社会压力,即类似于社会学中的社会控制来实现的:强制性机制引导人们进行合作,为群体利益而行动并遵循群体的规则。像物理压力一样,社会压力并不能在所有情况下对所有人生效。但正如前面提到的一样,这种压力是否与特定个体相抵触远远没有它能否将整个社会中的不安因素限定在可控范围内来得重要。

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却又不能完全消除,顺从并不总是正确的,这正如反抗并不总是错误的一样。有些时候群体的规则并不值得遵守,而进步与创新往往需要破坏信任。在集权国家中所有人都表现得很顺从,却不能信任任何人。如果社会中仅有服从,那么它将停滞不前,只有反叛才能孕育社会变革之种。

本书还讨论了与防护相关的问题。防护是一种能够促成合作的社会压力,却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压力相异。它是唯一可以无视他人的可信赖程度而对行为进行的物理约束,也是社会个体可以自行施加的唯一一种压力。它在很多层面上消除了对非人际信任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它也是我们能够实现合作甚至建立信任的原因。

学会灵活地思考信任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家西瑟拉·博克写道:“信任是令任何与人有关的事物枝繁叶茂的温室。”个人、社团、企业、市场、政治乃至一切。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促成合作最适宜的社会压力,就能够减少谋杀、恐怖主义、银行诈骗、工业污染以及其他一切问题。

但如果我们错误地施加压力,就会出现凶杀激增,恐怖主义横行,职员们随意贪污挪用公款,企业动辄作假欺诈。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充满了不信任的社会将会瓦解。如果我们被引领至错误的方向上,将不再有人公开反对由来已久的不公正,将不再有人背离已建立的企业规程,也将不再有人去普及新发明以打破现状——强压下的社会将停滞不前。事实上,现代工业界中极少发生严重的失误,这证明我们已经大体上找到了合适的社会压力;而那些尚未消除的失误则说明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还将看到,进化带来的关于信任的直觉更适用于居住于大草原的灵长类动物,而非生存在全球化高科技社会中的现代人类。这种不完善的直觉很容易被那些公司、政客和诈骗犯利用。唯一的防护方式,就是理性地去理解社会中信任的概念、信任的运行机制以及它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将带领读者探索本书的背景知识。一些研究领域(其中一些紧密相关)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话题:实验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游戏理论、系统动态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政治科学、法律、哲学、神学、认知科学以及计算机安全学。

上述这些领域都会在信任和防护上给我们带来启发,7其中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内容展开来都多到可以轻松写满若干本书。本书则尝试横跨多个专业学科来收集和总结数个年代甚至数个世纪的思想、研究和实验方法。这难免会成为粗略的概览,而决定哪些内容不被写入则常会变成最困难的工作。我的目标是给出那些研究所关注的要点,而并不讨论任何研究方向上的具体细节(尽管那样做很吸引人)。8

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将介绍一些社会困境。我将具体阐述一个被称为囚徒悖论的思维实验,并将其引申到社会困境。社会困境描述了一种需要社会团体内部信任的局面,并因此要运用社会压力达成合作:这就是我的模型的核心范例。社会困境揭示了社会是如何避免背叛势力占据优势、接管权力并最终完全毁灭社会的。它阐述了社会是如何保证其成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舍弃私利的。社会困境在文献中有很多名字,比如集体行动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搭便车问题、军备竞赛。我们将会用到全部这些概念。

在书的第二部分我完整地建立了模型。信任是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因素,而社会压力则是我们获取信任的手段。社会压力具有四个基本类别,它们可以在社会困境中促成合作:

●道德压力。很多社会压力来自我们自己的头脑中。绝大多数人不会盗窃,而这并非因为财物周围有荷枪实弹的保安和报警器。不去行窃的原因是我们认为那是错误的行为,或是因为那样做会让我们愧疚,抑或是我们希望遵纪守法。

●名誉压力。这是一种来自他人对自身行为反应的截然不同而又更为巨大的压力。名誉压力可以变得十分强大;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会为了避免获得不良名声而践行群体的规则。

●制度压力。制度都有自己的规程和法则。这些规范是法典性的,其颁布和施行都是强制性的。制度压力通过对违规者施加惩罚或偶尔对顺从者表彰嘉奖来促使成员遵规守纪。

●防护机制。防护机制是社会压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包括任何为促成合作、防止背叛、建立信任以及强制服从而设计的防护机制。它既包含了那些用于避免背叛的事物,比如门锁和高大的篱笆;也包括那些用于制止背叛的事物,比如报警系统和保安;还包括进行事后处理的机制,比如法庭和审计系统;以及那些缓解系统,它们可以帮助受害者更快恢复,并摆脱对背叛行为发生的担忧。

第三部分将把模型应用到现实世界更复杂的社会困境中。首先,我将着眼于利益冲突的复杂性。这不仅是群体利益与冲突利益的矛盾,人们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利益冲突。尽管可以容易地将社会困境视为独立的抉择,人们的利益矛盾仍然很常见:同一时间内总会牵涉多个组织的利益和多个社会困境。社会压力的有效性则往往取决于背叛者的行事动机。

之后,我会将群体视为社会困境中的参与者:一般的组织、企业以及机构。群体中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在这些冲突中社会压力也起到不同的作用。这是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困难的问题,在充斥着复杂企业和政府机构的现代社会中尤为突出。在当今世界中,我们很少直接施加社会压力,而更常见的是授权别人实施。例如,我们选举官员并授权他们制定法律,而他们则授权于政府机构来推行这些法律。

在第四部分中我将讨论社会压力失效的不同情况。我们将研究技术变革尤其是与防护相关的变革是如何影响社会压力的。然后我们将审视当今社会(信息化社会)的独有特征,并解释它能改变社会压力的原因。我将简要地描绘社会压力未来可能的发展,并在本部分最后介绍过多地施加社会压力带来的后果。

在本书中,我尝试建立一套理论,用于完整地解释社会压力以及它是如何在群体中促成顺从与信任的。我致力于提出一些启示性的新问题,并给出一个用于分析的新框架。我还提供了新的观点,拓宽视野以发现可能的方法。观点表达了思想,而有些时候提出新的问题有助于更深层次的领悟。我希望本书能为人们提供启发性的新框架,以帮助他们理解世界的运行机制。

在开始之前,我需要对本书使用的术语进行定义。我们始终在讨论信任和防护,而我们使用的词语则承载了很多内涵。我们的用词需要变得更为精确,暂时中断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语句,转而使用看上去更含蓄、内敛的甚至是贬抑的词语。

本书中使用的“社会”一词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社会,而是大致上具有共同利益的一组人的集合。它适用于各种情景下的群体,比如邻居、国家、某辆巴士上的所有人以及一个种族或社会阶层;适用于各类选择而成的群体,比如一群朋友、任何成员组织或是专业化群体。适用于个体性质类似的群体,比如一个教派、一个犯罪集团或是一家企业的所有雇员;还适用于各种大小的群体,从家庭到整个世界。人类的全体就是一个社群,而每个人又都处于多个社群中。这些社会有的与生俱来,有的则是后天的选择;有些我们可以主动加入,而有些则只能被邀请;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比如恐怖组织、犯罪集团、与自己立场不同的政治集团);而更多的社会介于这些情况之间。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将社会的概念限制为围绕共同属性组织而成的相互作用的参与者群体。

我在这里使用了“参与者”一词,而没有使用“人”。大多数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但是有些时候社会还会由群体构成。比如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某个行业中的所有企业也是一个社会。我们在后面将对个体组成的社会和群体组成的社会进行讨论。

社会包含了一系列的群体利益,它们是这个社会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社会通过以下方式来决定群体利益:也许是正式的(采用民主或者独断的方式),也许由群体非正式的决定。群体利益应该包含交易,这样就可以共享食物、遵守交通法规以及拥有奴隶(假定这些奴隶并不是组成群体的成员)。企业、家庭、社团甚至是恐怖组织都有其自己的群体利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符合一条或多条规则,这些规则规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应该如何行事,比如,不能偷窃(至少不从群体内部的成员那里偷东西9)就是一个群体规则。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种或多种潜在的、与群体利益相矛盾的冲突利益,以及与群体规则相矛盾的个人的冲突原则。在上面那个“不能偷窃”的社会中,有些人可能真的意图行窃。他可能是迫于饥饿,需要通过偷窃食物以苟延残喘,也可能只是想得到其他成员的东西。这些都是个人利益的例子。这个人可能拥有冲突的理性利益。他可能是犯罪集团的一员,需要通过偷窃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忠诚。这里冲突利益可能还是其他群体的群体利益。再或者他偷窃可能出于某些更高道德层面的原因:道德利益冲突——罗宾汉[1]的原型就是一个例子。

社会困境是指每个参与者都需要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进行选择。这是我们在决定是否遵循群体规则时进行的选择。我们将顺从规则称为合作,把违反规则称为背叛。尽管这两个词都很含蓄,但我引入它们仅是为了描述社会困境引发的行为。

背叛者——本书中的说谎者与异类,是群体中不愿遵循群体规则的那部分人。这个词并不依据任何绝对的道义价值来定义,而是指站在群体利益和群体规则对立面的人群。在一个不准偷盗的社会中行窃的人是背叛者,但在强制施行奴隶制的社会中协助努力逃跑的人也是背叛者。背叛者随着所在社会的变革而变化;所谓背叛仅取决于旁观者的立场。或者更明确地讲,取决于所有人的立场。

犯罪者很显然是背叛者,但这个结论为免过于肤浅。所有人都在某些情况下上演背叛,这充满变数且与处境相关。人们可以在某些事上合作,却在另一些事上背叛;可以在他们所在的某个群体中合作行事,却背叛了另外的群体;可以今天合作,而明天就翻脸,或者在其考虑清楚时合作,而在受到恐吓时背叛;还可以在他们需要关怀时合作,而在挨饿时背叛。

1960年,当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四名黑人大学生在伍尔沃斯连锁快餐店的白人专用柜台静坐抗议时,他们还是犯罪者。同样的例子还有沙特阿拉伯开车的女性、伊朗的同性恋者以及2011年埃及那些努力终结其国家政治制度的反抗者。相反,在巴基斯坦迎娶未成年新娘的人和新娘的父母都不是犯罪者,尽管某些父母甚至嫁出了自己5岁大的女儿。在尼加拉瓜,武装反抗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人或者被视为犯罪者、恐怖主义者、造反派,或者被视为自由战士,这取决于你支持哪方以及你对冲突的看法。在美国,吸食和贩卖大麻是违法行为,但在某些国家,警察却对类似的行为视而不见。非法传播版权所有的电影和音乐是违法的,无论当事人采取什么样的道德辩护。

背叛并不一定意味着违反了政府强制实行的法律。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如果食用火腿和奶酪制成的三明治就触犯了他的宗教戒律。黑手党徒如果揭发了自己的同僚,就违反了拒绝作证原则(缄默原则)。赈济人员在结束了一天劳累的工作后,沉浸在漫长而温暖的淋浴中,却耗尽了全村的热水供应,在不知不觉中将个人利益放在了他本应该帮助的人的利益之上。

我们关注的是整个背叛的范围。我引入这个短语用于整体描述,包含背叛者的数量、背叛行为的速度、频率和强烈程度(产生破坏的大小)。就像我们希望在整体上掌握群体中信任的水平一样,我们也对群体中总体的背叛范围感兴趣。

社会通过社会压力来保证其成员遵守群体规则,这些规则往往与冲突规则相对立。社会压力的意义在于覆盖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来对其进行保护:既包括来自社会成员的,也包括来自那些居于社会中或处于社会范围内的非社会成员的。更概括地说,社会压力是社会用以强制建立群体内部信任的手段。本书使用的术语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图1-1所示。



图 1-1 本书使用的术语以及它们的关系

攻击者和防御者这两个短语的意思十分明确。掠食者即是攻击者,而猎物则是防御者,它们总是相互纠缠,而且有的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还会变得有些模糊。在一场技巧性比赛中,你将看到每个人都在防御对手的进攻,同时希望自己的攻击能够避开对方的防御。在战争中,双方都在战术层面上展开攻守,尽管一方也许在进攻,而另一方仅在政治层面进行防守。这两个概念是价值中立的。攻击者可以是试图强行入室的罪犯,可以是横扫罪犯头目根据地的超级英雄,也可以是倒霉的人类宿主身上正在转移的癌细胞。而防御者则可以是保护房子不被非法入侵的家庭,可以是妄图从超级英雄手下保住老巢的罪犯,还可能是一群吞噬它们遇到的入侵病菌的白细胞。

记住这些定义对于阅读本书来说十分重要。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带有自身感情色彩的既有观点投入到关于防护的讨论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尝试去理解起作用的潜在机制,如果不考虑潜在的道德情境,这些机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有时,我们需要不带情感的历史片段来评判奥利弗·诺斯、奥斯卡·辛德勒以及弗拉基米尔·列宁。

注释

1.在史蒂芬·柯维(Stephen Covey)的《信任的速度》(The Speed of Trust)一书中,他讲述了信任的5个等级,他称其为“层”:自信、关系信任、组织信任、市场信任以及社会信任。

2.皮耶罗·费鲁奇(Piero Ferrucci)写道:

信任是一种赌博,并且每一次信任都是将自己作为赌注。如果选择信任朋友,你可能会被他们背叛。如果选择信任伙伴,你可能会被他们抛弃。如果选择信任世界,你可能被会被压榨,事情往往是这样。但另一种选择更为糟糕,因为如果我们不将自己作为赌注,任何事情都毫无进展。

3.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写道:“当我们说信任某人或某人可信时,意味着他会做对我们有利的事情,或者至少不会伤害我们,我们很愿意考虑选择与他进行某种形式下的合作。”

4.大卫·迈锡克(David Messick)与罗德里克·克莱默(Roderick Kramer)写道:“我们将在诸如作抉择这样的情境中定义信任,另一个人或其他人会遵守该情境中相关的道德规则。”

5.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过一个类似的三个递进级别的信任:

对人的信任建立在回应与参与两者的关系之上:对另一个人的信任是自己正直感与可靠感的主要源泉。对抽象机制的信任可以为日常生活提供安全感及可靠感,但在本质上这不能够提供人际关系提供的相互关系或亲密性。

在近代,基本信任被锁定在社群中的人际信任关系、亲属关系以及朋友关系之中。尽管这些社会关系都可以包含情感上的亲密,但它们并不是维持个人信任的必要条件。制度化的个人关系以及不正式或不拘形式的诚信与荣誉法规提供了(潜在的,并不总是确切的)信任框架。

随着抽象机制的发展,对非人际以及其他一些规则的信任已成为社会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皮奥特·考夫塔(Piotr Cofta)在他的《信任、复杂性与控制》(Trust, Com-plexity, and Control)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7.这并非巧合,在2008年我与同事罗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以及亚历山大·阿奎斯蒂(Alessandro Acquisti)举办了该年度的安全与人类行为的多学科研讨会。

8.数学安全,即密码学的研究结果是事实性的,而有些研究领域则充斥着冲突的理论、颠覆性的理论以及对理论的长期争论,这令人不安。有时,看起来社会科学中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对每一种解释,都有对立的解释。更糟糕的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认为大多数研究发现是不成立的,而且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存在一定的草率性,主要是因为承受着产生有报道价值结果的压力。此外,许多结果是基于狭隘且不具代表性人群的实验。我认为唯一一个可以绕过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具体研究结果与更宽泛的指导和元结果相结合进行考察。

9.亚当·斯密写道:

如果抢劫犯与谋杀犯中也存在社群,根据一般的观察,他们至少得克制不在彼此之间抢劫或谋杀。因此,慈善对社会的意义不及正义重要。社会能够在没有慈善的情况下存在(虽然不是在其最佳状态),但不公正的盛行会彻底摧毁社会。

[1]罗宾汉(Robin Hood)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位侠盗式的英雄人物。





第一部分 信任的科学


第2章 防御的历史


我们关于信任的探索将开始和结束于对防御的讨论,因为防御不仅是人们在缺少信任感时的必需品,而且我们将看到,它最终还是人们在社会中建立信任的基础。防御会将风险降至可接受的程度,并由信任去弥补剩下的间隙。

通过观察大自然,你可以对防御有很多的了解。

●当狮子试图保护地盘时,它们会提高嗓门发出“联防警报”,通过合作降低被其他搜寻猎物的捕食者侵犯领地的风险。

●当天蛾幼虫开始侵蚀某种灌木时,这些植物将释放出特殊的微粒来警告周围的野生烟草附近有害虫。收到警报的烟草会在周围散布天蛾幼虫厌恶的化学物质,从而使两种植物都得到保护。

●某些类型的质粒会分泌一种能杀死宿主细菌的毒素,幸运的是这种病毒同时还会分泌解毒剂,从而使宿主细菌幸存下来。然而一旦病毒消亡,解毒剂会比毒素消失得更快,于是宿主细菌将被杀死。该机制为病毒提供了安全保障,来防止宿主细菌进化出抗病毒的特性。

大约在38亿年前,地球上开始出现生物,那时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繁殖。繁殖意味着增长,而增长需要吸收能量。光和热是最直接的能量源——光合作用出现在30亿年前,而化合作用至少出现在那之前15亿年,但吞噬远古海洋中浮游的其他生物也是获取能量的手段之一。因此可以说,生命始于掠食。

我们并不知道最初的捕食者是什么,但据推测应该是距今5.5亿~5亿年前的某种海洋生物。起初,远古海洋生物应对猎食的唯一手段就是庞大的数量,以至于幸免于难的群体仍然足够进行繁殖,从而对抗捕食者频繁地蚕食。但生物们逐渐意识到这种蚕食是可以被避免的,于是它们进化出了防御手段,而捕食者也随之进化出更高级的捕食方法。

就这样,防御作为继进食、排泄、繁殖之后,地球上最古老的四种行为之一而诞生了。

好吧,上面这段粗俗简陋的描述足以令笔者被从任何一间进化生物学的教室轰出来。当谈及进化论和自然选择时,我们很容易误认为生物可以明确地决定它们的进化方向。然而它们并不能。生物进化过程没有掺杂意愿或目的因素,因此笔者方才拟人化的修辞是不恰当的。生物对进化过程中的一切都是无意识和不知晓的。它们并不能决定是否进化,也不能选择不同的基因进行尝试。人们倾向于将进化过程描述得有如存在外在智慧指引一般。我们会说“史前肺鱼首次学会在空气中呼吸”或是“黑脉金斑蝶学会了如何在身体里存储植物毒素来降低捕食者的口感”,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随机的基因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了素材。通过这个过程,物种与它们的父辈产生了细微的差别,即“尝试”了新的性状。那些有利的突变,比如在空气中呼吸,为生物个体带来了竞争优势,并有可能在物种内部潜在地蔓延开来(这个过程中仍然有许多随机因素);而绝大多数情况下产生的突变是不利的,将会伤害或杀死个体,甚至导致物种灭绝。

上文的“有利”所指十分具体:增强生物的生存能力使它们能够顺利地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或者引用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的观点,是指那些能够帮助主体或其他携带者顺利繁殖并趋向种群繁荣的基因。

如果可以像在电脑游戏中那样为生命设计形态,我们将会努力找出它需要哪种防御并就此赋予它相应的能力。然而现实世界中的生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并不存在外在设计者针对物种需求进行能力优化,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随机地尝试新的性状,这就好比在解空间中随机尝试解直到发现可行方案(尽管成效微乎其微)。于是物种沿着合适的路线在进化树上前行,直到实现局部最优。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光怪陆离的防御方式出现了。

牙齿、爪子、群居、伪装受伤和假死、结群捕猎、组队防御(畜群、鱼群和兽群)、设置岗哨、掘洞、飞行、模仿(捕食者和被捕食者)、报警、甲壳、智力、毒气、(主动和被动地)使用工具1、(主动和被动地)做计划以及其他种种防御方式都在进化过程中出现了。2这些还仅仅是大型动物的表现,我们甚至还没有一一列举昆虫、植物、微生物的防御手段。

值得确信的是,12亿年前有性繁殖进化出现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抵御寄生生物,这个观点十分微妙。作为前提,寄生生物的繁殖速度远超过任何宿主个体的防范能力,而有性繁殖独有的DNA重组的价值在于:它可以不间断地重塑物种的防御机制,从而使寄生生物在较量中始终占不了上风。因此,进行有性繁殖的物种的存活能力很可能强于无性繁殖的物种,尽管后者传给后代的遗传基因数量两倍于前者。

生物为应对寄生者还进化出另外两种防御机制:一种是快速的成长和分裂,比如细菌和卵裂期的哺乳动物胚胎;另一种是形成免疫系统。后者初次出现于距今约3亿年前的鳄鱼,在进化史中是一项较新的进步。3

生物进化中与防御相关的进化数量惊人。拿视力举例,相较于观察静物的细节,大部分动物更擅长追踪物体的运动,这称为定向反应。4这是因为移动的物体可能是来袭的捕食者,或待猎杀的对象。人类的视觉系统在追踪动物时尤其出色。5远距离投掷作为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是又一项与防御相关的进化,我们称之为“形状—重量错觉”,是指人们在猜测看上去容易投掷的石头的重量时,会估算得比实际更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挑选良好投掷物的能力。从人类的许多其他特性上也可以找到与防御相关的蛛丝马迹。

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并不是生物进化的唯一驱动力。由于存在资源竞争,生物必须拥有守卫自己的资源和掠夺同类的资源的能力。无论是植物争夺阳光、捕食者争夺狩猎区,还是动物争夺可能的配偶,生物都需要进化出用于对抗同类的能力。于是,各种千奇百怪而又惊人的实用的防御手段再一次在进化过程中出现了。

防御像这样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大约5亿年,就像一场漫长的军备竞赛。野兔能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奔跑(当然只是一小段距离),这在进化上胜过了黄鼬和白鼬中只能以每小时28英里奔跑的个体,却输给了那些时速能达到32英里的猎手(见图2-1)。



图 2-1 红皇后效应的作用机制

然而当进化优势是与自然抗争时,情况就变得不同了。为适应北极的寒冷,北极熊进化出了厚重的皮毛,而北极的温度并不会随皮毛的加厚而变低,因此北极熊皮毛的加厚有一个上限。但同样是北极熊的皮毛,白色有利于它们在捕食海豹时更好地进行伪装,然而更好的伪装意味着只有那些更警觉的海豹才能存活和繁衍,这又意味着北极熊将为捕食而变得更加善于伪装,于是海豹为生存将变得更加警觉……这样的伪装和警觉的竞赛将不断进行,直到达到某个物理上限。

这种进化过程中的军备竞赛被称为“红皇后效应”,正如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红皇后说的那样:“为了停留在原地,你必须尽可能快地向前跑。”捕食者进化出各种先进武器去捕捉猎物,而猎物也发展出各种新式花样去逃避猎杀。比如猎物变得有毒,捕猎者就变得抗毒,于是猎物的毒性也随之变得更剧烈。物种为了生存不得不持续地进化,如果某种生物在对抗生理约束和自然环境的竞赛中落后,这个物种就会灭绝(见图2-2)。



图 2-2 红皇后效应的作用机制

在变得更快、更毒或是更嗜撕咬的同时,一些生物也变得更聪明了。起初,一丁点智力进化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智力允许个体逐步地改变他们的行为从而适应环境与形势,允许他们建立记忆并根据经验进行学习,变得能够独立进行适应。虽然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但脊椎动物大约出现在距今5.25亿年前,并继续发展出不同的分支:哺乳动物(2.15亿年前)、鸟类(7500万年前)、灵长类动物(6000万年前)、人属(250万年前)以及后来的智人(大约45万~20万年前,取决于不同的取证方式)。而讲到防御,人类改变了一切。

我们在这里稍事停顿,本书不专门研究动物的智力,笔者也无意就此开始讨论哪些动物可被认作拥有智力,人类智力的独特性,甚至“智力”一词的定义。这确实是一项吸引人的课题,通过研究其他动物的智力我们还可以对自己的智力了解更多,甚至前文中对智力演化的详细描述也可能存在错误:扁形虫可以接受训练,一些头足纲动物则聪明得惊人。但这些都不是本书关心的重点,因此将其省略。读者仅需要了解人类智慧的唯一性就足够了。7

人类十分珍视他们的智力。大脑仅占全身重量的3%,却动用了全部供血量的20%和供氧量的25%。而且与其他灵长类不同,我们会牺牲其他的肢体部分来优先满足脑部的供血和供氧。

智力带来的变化之一是文化的进步。不同于被动地等待基因进化,人类能够主动通过传递技能和思想来提高生存能力。通过延续优秀的生存思维而丢弃失败的生存思维,文化基因可以被逐代相传。人类虽然不是教导子女的唯一物种,却将教育提升到了新的层次上。8这从某种程度上带来了防御手段的百花齐放:欺骗和隐瞒;武器、甲胄和盾牌;攻击协作和防御战术;不断进步的锁具;火药、炸药、枪械、巡航导弹和其他一切会“砰”的一声爆炸的东西;保安、佣兵和警察;职业罪犯;存储指纹、胎痕、脚印和DNA样本的法医数据库,等等。

不仅是智力让人类与众不同,另一件人类独有的东西是社群化的延伸。诚然,还存在着其他的社群化物种,比如其他灵长类动物、大多数哺乳动物以及一部分鸟类。9但人类已经将社群化水平提升到了完全不同的层次,并随之产生了各种新的有关防御的考虑:关于不断扩大的种群数量,关于潜在欺诈与识别欺诈,关于个人与他人信誉的考虑,关于对立的攻击集团和随之需要出现的防御群体,以及承认针对潜在攻击实行先发制人的安全措施和针对既存攻击开展防止重犯的事后处理的需要。10

某些科学家认为这种成长的社会化实际上促进了人类智能的发展。11权术主义智慧理论(有时也被称为社会脑假设)认为我们进化出智慧主要是为了应对他人的欺骗。尽管“权术主义”一词出现较晚,它是尼古拉斯·汉弗莱(Nicolas Humphrey)首先提出来的。汉弗莱通过观察发现野生大猩猩的生活方式十分简单,有着充足而易于获取的食物,几乎没有天敌,每天除了进食、睡觉和玩耍外几乎无所事事。这与它们在实验室中表现出的惊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相符合。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在野外生存这么简单,那么它们变得如此智慧和聪明的进化优势又是什么呢?汉弗莱的观点是,灵长类动物变得智慧而富于创造性的首要原因是需要应付与同类的生活中的各种复杂情况。换句话说,我们进化出智力不是为了战胜自然,而是为了与同类匹敌。

不仅如此,随着生活变得更加社会化,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不仅要配合对方,还要保证别人也会配合自己。这就涉及理解对方,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在这点上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我们都是社会性的哺乳动物,大脑高度进化从而适于考虑他人。理解他人的想法(他们知道什么以及想要什么,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准备做什么)对我们的生存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的大脑始终脱离不了与人有关的思考。我们琢磨别人和他们的意图,谈论他们,寻找并记住他们。

这个观点带有进化论的色彩。当你需要面对自然界带来的威胁时,智慧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求生专长,但智慧在生存层面更大的价值则体现于面对其他智慧生物的威胁的时候。一个聪明的对手与愚钝的对手相比,可以说根本是不同的动物。聪明的攻击者更具适应能力,能够了解它的猎物,并且可以制定长远的计划。一个聪明的对手可以预测你的抵抗行为,并将它们考虑进自己的计划中。如果你被一个聪明人攻击,最有用的防御手段就是也成为一个聪明人。我们祖先的智力不断进化,这是因为他们身边的人逐渐变得聪明,而他们能够比得上别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变得更为聪明。12这就是红皇后效应的一个实例。

在灵长类动物中,施行欺诈的频繁程度与物种大脑皮层的大小直接相关,而大脑皮层是哺乳动物大脑中用于“思考”的部位。这就是说,拥有越大的脑,行骗的才能也就越高。人类大脑的皮层大小是进化学上最相近的物种的4倍。我们大脑厚度的80%都是皮层,而最接近我们的物种的这一数字是50%,非灵长类哺乳动物则只有10%~40%。13

随着我们大脑皮层比例的增长,社交活动的复杂性也越来越高。灵长动物学家罗宾·邓巴研究了灵长类动物的社群大小。邓巴对38种不同的灵长动物进行了测试,他发现大脑皮层的大小与动物社群的大小相关。他提出人类社群的平均大小是150人。14这被称为邓巴数,即我们可以亲自维持关系的人的数量,这里仅指那些我们可以记住他们的由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密切的人。15当然,这仅是一个平均数字。每个人实际能够维持关系的数量或多或少。这个数字在人类社会中相当常见:它大约是新石器时代一个农业村庄的人口数;是赫梯族分割聚居点的人数;是从古罗马时代到今天职业军队基本单位的组成人数;是圣诞节人们寄送卡片列表中的平均人数;还是现代企业中一个普通部门的人数。

随着我们祖先变得越来越聪明,他们的社会群体也变得越来越大。黑猩猩的种群数量大约维持在60左右。南方古猿(我们生活在450万年前的祖先们)的平均种群数量是70。当2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刚学会使用工具时,这一数字增长到了80。直立人种群大小的平均值大概是110,尼安德特人是140,智人则是150。

要维持与150个人的关系并不容易,特别是当他们都十分聪明、奸诈、狡猾甚至(最终被发现)是残忍的时候。有很多证据(既有来自人类学记录的,也有来自同时期的原始文化相关的人种学研究的)证明人类天生就有暴力倾向,并且原始社会中部族间的战争十分常见。一些研究估计原始社会中的男性有15%~25%都死于战争。16

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莱特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智力与凶残会相互增强。一个物种越是残忍,就越聪明,这正如越是聪明的人就越容易在竞争中战胜对手。而且一个人越聪明,他的对手就更想置他于死地,而不是像别的物种一样仅止于令他服从。

观察一下人类的平均体型,并根据其他物种的情况进行推断,人类应当以猎取啮齿类动物为主。实际上,人类早先也确实猎取小动物,有一系列因素决定了猎取小动物会更加有效率。17即便如此,所有的原始社群都进行大型猎物的狩猎:羚羊、海象等。这是因为尽管猎获大型动物的效率较低,但狩猎需要的技巧与部族之间的战争是相同的。一个更擅于捕杀大型猎物的部族更有可能在人类进化历史上的地区纷争中存活下来。社群的狩猎活动也利于社群结合的发生,从而形成更强的社群生存优势。

当物种中的一个雄性个体杀死了另一个雄性个体,尤其是二者之间无关时,实际上是消灭了一个繁衍对手。繁衍上的竞争对手越少,你就有机会繁殖更多的后代。自然选择更眷顾残忍的物种。而另一方面,试图杀死同类中的其他个体具有很大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杀手也可能丧命。这意味着后代的数量会减少,于是自然选择与物种的残忍程度之间相互制约并达到平衡。

这是红皇后效应涉及杀戮的另一个例子。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写道:

在我们脑中形成凶杀的动机时,一组相反的意图也会同时形成。杀人是一项冒险的活动,它十分危险并且会给受害方带来沉痛的代价。死亡是一件如此糟糕的事情,以至于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极端的防御方法来避免死亡,其中也包括杀死凶手。因此受害者也可能是潜在的杀人凶手。在进化竞赛中,凶杀的受害者扮演了一个重要但不受欢迎的角色——他们的死亡为寻找避免被杀害的方法铺平了道路。

历史上对人类的暴力倾向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结论大多数都认为“暴力倾向十足”,尤其是16~24岁的男性青少年。另一方面,部分观点认为人类的暴力倾向在近1000年内逐渐降低,这主要是因为被文明逐渐改变的外部环境。我们知道,传统上劝说士兵在战争中大开杀戒十分困难,而人们在受伤后由紧张导致的混乱也说明了其负面影响是长期性的。人类也许天生就暴力十足,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类似。18

但如果人类天生就嗜杀如命,我们远古时代的祖先是如何建立信任的呢?我们现在知道他们一定建立了信任,否则社会就无从发展。人类无法跨越家庭阶段直接组成群体,更不要说村庄、乡镇和城市等形式。劳动力被分割的社会难以发展,这是因为人们无法在工作中信任别人。这就好比我们绝不会与偶然撞见的陌生人做生意,更不要说与那些大洋彼岸的公司交易。伙伴关系无法建立,基于地理关系或共同利益建立的社群就更无从谈起。忘掉各种政府体制吧,无论大脑皮层有多大,无论可以进行多么抽象的推理,一个物种如果无法建立信任,那么他们将永远停留在石器时代。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借用本章中提出的一系列概念——红皇后效应、邓巴数、人类天生的智慧与残忍以及防御机制。这证明在社会中建立信任并不容易,而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在这方面犯错误。

注释

1.据观察,黑猩猩可以拿棍棒当武器,濑鱼能够用石头砸开贝壳。

2.其中有一些非常复杂:布兰兹哨鼠打的洞有成百上千个出口,因此身边总有一个可以逃脱的出口。还有一种非洲鼠可以将树的毒汁抹到鼠皮上,使其带有致命的毒性。

3.最近,在细菌与古生菌中发现了一种完全独立、可能更为古老的免疫系统,叫作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CRISPR)。

4.在我较早的一本书中,我误称其为“建立反应”。

5.在一个实验中,与一般的图片相比,儿童可以很快挑拣出一幅画有蛇的图片。

6.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称其为“就是个故事”,因为它们鲜有证据,充其量不过是可能性罢了(也确实是不错的故事)。尽管这些看起来可由进化进行解释,但对进化生物学起作用的选择水准依然存在争议。当然并不是所有进化生物学家都会接受这些足够简单的描述,尽管他们赞成特定基因拥有进化优势,像在一些种群中显示的那样。

7.在其他方面,人类智力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及其对时间流逝的理解是独一无二的。在与安全相关的方面,人类比黑猩猩对物理世界因果效应的理解要强很多。

8.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生物能做到这些。用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的话说,人类是唯一与时间绑定的物种:我们是唯一的可以将信息与知识代代相传的动物。其他动物也可以传递知识,但远不及我们的速度。

9.大约5600种动物表现出少许社会性,要是将交配与抚养后代算上的话。

10.用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话说,我们需要采用意向性立场以促进彼此的理解。也就是说,不要将人看作物理实体或者生物系统,而是看作信念、意图以及思想等。

11.从啮齿动物可以看到社群大小与个体特征直接相关。

12.有一个理论认为,有时人们并非必须要做个好抉择,而只是为了赢得争论并说服其他人。

13.当然,并不是说皮质就是为了欺骗而存在。

14.通常在100~230,150是最常见的数值。邓巴经常说“150,再多50或少50”。其他人假设的数值在200左右。更注重生存的群体一般规模更大,因为“数字越大安全感越高”。

15.大型群体的规模不稳定,因为成员之间彼此都不够了解。我们与圈外人士打交道时,更倾向将他们划为某类或某种角色:邮差、急救室护士、会计部门的职员。也可能将他们看作个体,但倾向于不去了解他们过多的信息。现在,人们在Facebook上可能有2000位朋友,但会意外见面的人也不过总数的1/10。

16.今天,从原始人那里得到的数据验证了这个数字。新几内亚高地上的原始部落在1930年以前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一次战争就能导致25%的男子与5%的女子丧生。雅诺马马人生活在委内瑞拉与巴西境内的奥里诺科河上游,他们曾经只是零星地与外界文化发生关系,仍以非常传统的方式生活,一次战争就能带走24%的男子与7%的女子。

17.捕捉大型猎物非常低效,因为:①大猎物种群密度较低,因此很难遇到;②很难捕捉它们;③打猎时容易被其攻击;④要求多人合作捕捉;⑤屠杀以及保存非常麻烦;⑥易腐坏,必须很快吃掉或在变质之前很好地保存起来。

18.黑猩猩的侵略率比人类高两三个数量级,尽管它们致命的侵略率与人类生存的社会基本持平。





第3章 协作的演变


这个星球上进化最为成功的两个物种要数人类和生活在巴西的切叶蚁。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在其职业生涯中对这种蚂蚁进行了长期研究,并提出它们的成功应当归功于劳动分工。1切叶蚁有四种不同的分工:园丁、防御者、征粮队和士兵。每种蚂蚁都专门从事各自的工作,它们的协作使蚁群比其他不进行劳动分工的蚁群发展得更好。

人类也是如此,甚至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根据环境调整分工。每只切叶蚁天生就被指定了固定的工种,而我们可以从长远或短期目标出发,选择自己的分工,并在工作不合适时进行改变。2

劳动分工是对信任的考验。充当园丁的切叶蚁必须信任负责征粮的蚂蚁可以把叶子的碎块运回蚁穴。我此时此刻正在从事写作的专门工作,因此必须相信我的出版商会印刷出版此书,并相信书店会进行售卖。我还需要相信有人会种植作物,从而我可以用版税买到吃的。如果我做不到信任数以百万计不知名、未谋面的陌生人,就没有办法从事专门工作。

巴西切叶蚁彼此建立了信任并开展协作,因为它们是同一物种。我们人类也需要克服障碍,建立这样的信任。

我们都拥有协作和背叛的策略。大部分情况下,个人利益与群体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时我们会服从群组的规则。仅在少数情况下,人们会打破这些规则。这取决于外界因素,以及打破规则的人是谁。我们中的一些人更乐于合作,更为诚实,更加大公无私,而另一些人则与此相反。进化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一种绝对优势的求生策略,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策略之间灵活选择。

可以把整个社会与其中的背叛者理解成为寄生关系。以人的身体为例,我们身体中仅有10%的细胞是独属的——那些含有人类基因组的细胞。剩下的90%都是共生体,在遗传学意义上是与人类无关的组织。3我们与它们的关系既有互惠(对双方都有利),也有共生(对某一方有利),还有寄生(对一方有利但对另一方有害)。我们的身体组织需要寻找合作伙伴以求生存,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来抵抗背叛者。

我们还可以以此类推,社会系统中也充斥着这种寄生虫。他们以行窃来取代购买,在公共生活中索取的远超自己贡献价值的回报,在菲娅姨妈的沙发上赖着不走,举借无力偿还的外债,并坚信《破产法》,或者相信某位有经验的律师可以在危难时将他们从债主手中保释出来。

互联网上也遍布着寄生虫。犯罪是一门大生意,垃圾邮件是电子邮件系统的寄生虫,恶意玩家对于其他规矩的玩家来说是网络游戏的寄生虫。文件共享者非法拷贝而非购买音乐,他们是音像工业的寄生虫——在享受商业化音乐的美妙旋律时却不愿付出代价。

除了那些最细微和最简单的例子,所有的社会内部都有自己的寄生阶级。实际上只要寄生阶级的数量不多,并且对宿主的危害不那么大,作为寄生虫还是具有其进化优势的。

作为寄生虫,要时时权衡自己的行为。生物学上的寄生虫做得就很出色:它们并不是立即杀死宿主,而是使宿主生活得足够久,从而可以将寄生虫扩散到更多的宿主身上。埃博拉病毒就是因过于致命而难以持续传播的例子。实际上,常见的流感在传播意义上更为成功,它先是进行传播,直到最后才变得致命,以至于更多的人仅是被轻度“传染”。最优秀的捕猎者不会对猎物的整个种群斩尽杀绝。最成功的垃圾邮件程序不会将邮箱完全填满,以至于人们不再去使用,最赚钱的流氓银行也不会将整个经济搅乱。只要不把整个宿主系统彻底毁坏,所有的寄生虫都会变得更为成功。寄生阶级的兴盛应归功于他们的不兴盛。

在游戏理论中存在着一个称为鹰鸽博弈的精巧模型,它是由遗传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与乔治R.普莱斯于1971年为了解释动物种群中的个体冲突而提出的。类似于其他的博弈理论模型,鹰鸽博弈模型也十分简单,但是它反映在真实世界中却是意义深远的。

这个博弈的内容如下:试想某个物种的一群个体,它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求生手段,其中有的是合作性的,有的是背叛性的。在这个理论中,背叛者被形容为鹰,它们具有侵略性,会攻击其他个体,并在受到攻击时予以反击。协作者被比喻为鸽子,它们爱好和平,乐于与其他鸽子分享,并会在受到攻击时主动让步。可以试着把这个模型套用在争夺食物的动物身上,当两只鸽子相遇,它们将协商并共享食物;当鹰遇到鸽子,它将从鸽子那里把食物完全占为己有;当两只鹰相遇,它们将厮打直至最终某一只鹰赢取了食物,而它的对手则可能背负致命的伤害。4

现在为这个模拟场景设置一些初始条件:分享食物的价值、两只鹰相遇厮杀的概率和受伤的严重程度等。在计算机中编程实现这个场景,并为鸽子与鹰设置初始比例,比如各占50%,然后在不断地循环中让个体之间互相作用。

这个模拟实验的有趣之处在于,无论采取何种求生策略,都不能保证最终占据优势。鸽子和鹰谁将获得胜利取决于设置的初始条件。如果偷窃食物的价值大于死亡的风险,最终鹰将残存下来。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所有人都处于饥饿状态时,人们会不顾及后果地从其他人那里取得食物。这时增加一只鸽子,它立刻就会被饿死,但是当食物的价值变低(比如食物更加充足了)或者争斗变得更危险时,最终剩余的个体中将既有鹰也有鸽子。争斗越是危险,剩余的鹰将变得越少。如果食物变得相当充足且争斗变得过于危险,那么最终剩余的个体将大部分是鸽子而鲜有鹰。除非实验者为模拟输入某些不现实的初始条件,比如所有的个体都是鸽子,那么最后剩余的群体中将总会至少有几只鹰的存在。

这个实验具有实际意义。想象一下一个完全由合作性的鸽子型个体组成的社会,它们总会在遇见时分享食物,而从不偷窃食物,那么只要在其中加入一只鹰,它将取得完胜。因为它会从所有鸽子那里偷取食物,而没有人会予以反击,因此这只鹰也没有死亡的风险。这是最佳的生存策略。

这时继续往群体中加入第二只鹰,上述生存策略仍将颇具效率,如果群体的规模足够大,这两只鹰永远也不会相遇。但是随着鹰的数量的增长,两只鹰相遇,以及其中一只鹰死于接下来的战斗中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在某个临界点上(这个点的出现时机取决于先决条件的设定),鹰的数量将多到做鹰变得与做鸽子一样危险。社群中鹰的比例将最终稳定到这个点上。

除了战斗变得更致命或食物变得更廉价外,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途径来影响鹰与鸽子的比例。如果鸽子可以识别鹰并拒绝与其交战,最终剩余的鹰的数量将变少。如果鸽子可以在鹰的攻击下幸存并得以保留食物(通过进行防御、或变得狡猾起来),鹰的数量也会减少。如果鸽子有办法惩罚鹰,那么后者的数量还是会变少。如果鸽子联合起来可以更有效地抵制鹰,那么鹰的数量将进一步变少。但如果鹰为了牟利也能够结伙对付鸽子,那么鹰的数量将变多。总而言之,当成为鸽子好处变大或者成为鹰的代价变高时,鹰的数量将下降,反之鹰的数量会增加。这是直观上很好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尽管完全由鸽子组成的群体是很稳定的,但要实现这一点只能在模拟开始时就只放入鸽子。假如实验允许模型中的个体进行战略性的思考,并可以改变所使用生存策略,即鸽子可以变成鹰,而鹰也可以变成鸽子,那么全部由鸽子组成的群体就不再稳定。物理学家将把全部由鸽子组成的群体称为非稳定平衡。这种社群视鸽子成为鹰的难易程度将可能变得非常不稳定。群体中总会或多或少存在鹰。

鹰鸽博弈仅是一个模型,而并不意在解释合作关系是如何建立的。然而,鹰鸽博弈模型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任何社会中都既有乐于合作与分享的人,又有背叛和偷窃的人。但是随着尝试偷窃以及失败的处罚或者代价的增长(可能是死亡,可能是监禁,也可能是其他处罚),背叛者将越来越少。同样,当偷窃的利润变得更可观(要么是窃贼获取的物品价值增加,要么是其盗窃得手的概率增加),窃贼将变得更多。

在真实的世界中,即便是鹰也有不同的级别。有的人可能为了谋财而杀害某人,有的人可能夺取钱财却放别人一条生路,而有的人则仅是在交易中欺骗人,或是在家庭聚会上不公平地分配食物。这些都是鹰性的行为,但是他们不尽相同。一个人不可能是100%的鹰或者100%的鸽子,他们都是两种类型的混合体,取决于所处的环境。5

如果作为鹰的效益胜过作为鹰的风险,那么鹰性就变成了占据优势的策略。鸽子无法生存,因此所有人都变成了鹰。社会变得十分混乱,这就是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对于人类来说,就是社会变得四分五裂。如果我们希望将社会保持在合作的基调之上,就需要保证背叛发生的概率足够小,以使社会保持凝聚力。

你可以把这些初始参数看作调节背叛速率的旋钮。我们或许不会像图3-1中那样分门别类的进行考虑,但在真实世界中我们总是这样做。想减少入室行窃犯的数量?那么就增加盗窃的刑期,在街道上设置更多的巡警或是对入室警报器进行补贴。希望生活环境中有更多的窃贼?那么就解散警察机构,让窃贼更容易销赃或说服人们在家中存放更多的现金。6这些都是社会压力,类似的手段还有增加或减小社会贫富分化,在学校中教育人们尊重他人的财产,等等。



图 3-1 调校鹰鸽博弈的假想旋钮

在真实世界中,成为背叛者的代价和利益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我们不断创造出新的防护机制,而背叛者们则不断地试图攻破它们,社会就在防御和背叛的此消彼长中趋于稳定。与此类似,随着人类不断发明新的系统,比如网上银行,背叛者们也寻找到新的手段去攻击它们,社会仍旧会在不同程度的背叛中趋于稳定。如果整顿超速的警力得到加强,那么超速行为就会减少。而如果某人发明了超速雷达探测器或者汽车速度越高操控性越好,那么超速行为就会增加。7

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详尽的讨论。本章的重点是无论我们怎样让“鹰们”更难以生存——刻意避开他们,将他们彻底从社会中除名,让他们好斗的本性更难以施展,我们也无法让他们的数量降至零。是的,我们可以让做鹰变得几乎完全无利可图,但是当鹰的比例低到一定程度时,采取鹰的策略的益处就变得更加吸引人。由于人类拥有智慧又善于适应环境,某些人就会发现这一点并转换策略。

所有的复杂系统中都会存在背叛者,这是生存的支配性规律之一。我们应当认识到所有由人类组成的复杂系统,无论它们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族群,还是现代化的高科技社会,都会存在寄生虫。总会有那么一群人试图仅是索取而不回报。我们所能做的至多就是像我们的身体以及所有其他生态系统做的那样:把那些寄生虫的数量降到可容忍的级别。

目前甚至尚不明确自然选择是否倾向于那些拥有最少的鹰式行为的社群。实际上,如果社群之间存在着冲突,那么具有个别好斗的个体将会是社群的一项进化优势。当战争爆发时,那些拥有更多“鹰”的社群更倾向于获胜。现在再一次回想我们进化而来的原始世界,如果像大多数人类学家一样假设:部族间的战争在人类社会中屡见不鲜,那么具有更大比例鹰性的个体将颇具价值。是的,鹰们在和平年代掠夺鸽子们的利益,但它们却可以在战争岁月中保障鸽子们的生存。当然,由于10万年进化历程中的压力,我们现在要面对太多的鹰了。

下面我将列举一系列人类的特性:协作、无私、仁慈、可信,还有公平。它们是不同的,但却都是亲社会行为(那些意在帮助他人的行为),它们是保持人类社会团结稳定的黏合剂。然而心理学家为它们的细微差别进行了定义,并将它们视为整体的不同侧面,这有利于我们的论述。它们都是信任的前驱,为我们将专业化分工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些特性是如何进化而来的?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诚然,它们对整个人类来说是优异的存在,但这并不会影响进化。真正影响进化的是一个特定的性状是否能够帮助拥有该性状的个体取得生殖优势。仁慈也许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优秀的品质,但如果它不能帮助仁慈的人相较不仁慈的人取得生殖优势,它很快就会被物种所淘汰。

信任亲属是一项非常明显的进化优势:那些与你具有共同基因的人。如果你拥有一条基因,你的近亲也很有可能具有这条基因。如果一条基因能够使你更可能帮助你的近亲将这条基因传给他的下一代,那么这条基因也更可能被遗传到你的下一代,如果(实际上必定是)它提供的帮助意义大于提供帮助的代价。比如,如果一只母狮子在遗传学意义上倾向于给自己姐妹的幼崽喂奶,那么很有可能她的外甥女或外甥也拥有决定这种行为的那条基因,并将会把它遗传给它们自己的后代。

自然界中充斥着动物之间相互信任、帮助以及无私利他的例子。不仅是蚂蚁,许多昆虫都以生命为代价去保护自己的巢穴。一些群居动物惧怕天敌的掠食——草原土拨鼠、地松鼠、某些猴子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群居动物和鸟类,它们一旦发现捕食者就会发出警报以警告群组。另一些动物则结队捕猎,这些例子中的大多数其实都是亲属间的帮助。8

将这种趋势延伸至非亲缘关系范畴内会变得更加困难。9考古学家把人类的进化模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600万年前,这个阶段中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进化出了情感共鸣和希望帮助他人的动机。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80万年前,这个阶段中在对伤病个体的短期关照和对死者的特殊对待中都可以发现同情的存在。第三个阶段则与今天更近:大概在40万~50万年前,人类开始依赖于群体狩猎,并开始组织对受伤或者体弱的个体的长期照料。第四个阶段开始于距今12万年前的现代人时期,怜爱的对象扩展到陌生人、动物、某些时候甚至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上:宗教信物、古董、家传遗物,等等。这在最开始也许并没有扩展到规模大大超过150(邓巴数)人的群体上,而大约1万年前,文明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我想这应该算是第五个阶段。

然而,这仍然没有告诉我们事情最终发生的动机与结果。

有两种基本类型的非亲属协作。第一种称为共生主义。10在一些物种中,毫无关系的个体会进行协作,这是因为它们在一起可以完成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一群捕食者同时行动是为了捕获个体所无法单独猎取的庞然大物。大象相互帮助,合作移动它们无法独自移动的物体。

在种群内部存在这样的趋势,即个体通过限制别人的行为来实现合作。在许多物种中,雄性间相互争斗以赢得与雌性交配的权利。灵长类动物通过打斗来决定种群的首领。我家里的两只猫也会为了争夺躺椅上的一缕阳光而打斗。虽然这些斗争都是严肃的,但却并非意在伤害对方,并会严守种群的规矩:马鹿之间的相互咆哮,招潮蟹彼此挥舞巨螯,寄居蟹互相碰撞甲壳。这是因为这些仪式性的战斗经常是为了了解其他个体的信息而非争个你死我活,非致命的战斗也基本上会是一种更优的生存策略。在鹰鸽博弈中可以引入这种类型的冲突:如果作为鹰的风险足够大,那么即便对手是鹰,做鸽子也有其进化意义,这是因为退避比争斗更容易生存下去。11

因此我们大概已经足够聪明从而可以意识到协作作为一项生存技能通常可以胜过背叛,并从而改变我们的行为。那些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更有可能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这种协作缓慢地向外扩张,从最初的直系血亲,到稍微远些的亲属,再到邻居和熟悉的外人,并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扩散到不认识的外人。于是这种协作就逐渐地变成了信任。

然而智慧本身并不能单独解释非亲缘关系的信任。未经雕琢的智慧让人们精于算计,却并不一定诚实或是富有同情心。12缺失的部分被称为互利主义。这是非亲属协作的第二种基本类型,它意味着我们倾向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互利主义并不仅存于人类中。吸血蝙蝠每60小时就要进食血液,否则就会死亡。如果一只蝙蝠没法自己找到食物,那么通常会有另一只非亲缘关系的蝙蝠将自己尚未消化的食物(血液)反刍出来喂给那只饥饿的蝙蝠,这是因为它相信不久的将来接受食物的那只蝙蝠也会反哺自己,于是蝙蝠会留意在心。它们大脑额叶的体积很大,可以记住哪些蝙蝠曾经与自己分享过血液,并更可能与先前曾经分享过血液的蝙蝠再次分享。同样,狗、猫、马等其他一些动物和某些鸟类能够记住曾经善待自己的人。

思考一下我们的祖先以及他们与社群中生活的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欺诈对个体来说在短时期内是有价值的。但生活在社群中的个体也具有其他不愿欺诈的动机:如果他行骗了,那么就会丧失未来与被骗对象进行协作的机会,并危及他在群体中的名声。如果未来协作的收益足够大,那么非亲缘个体间的相互帮助在保证在未来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得到回报的前提下就具有进化学的意义。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纯粹的字面意义上的利他主义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它们仅是基于预期回报或惩罚而作出的选择。也许特蕾莎修女并非真的无私利他,而是期望她可以在天堂中获得奖励。也许我们保护自己子女的本能也并未真的无私利他,而是期望得到他们的反哺,从而老有所终。我们也不认为吸血蝙蝠是无私利他的,它们只不过是在期望未来可以得到同样的回报。甚至为了保护孩子而牺牲自己的母亲,也可能是为了确信自己的基因可以被传递下去。

简而言之,被称为相互作用分析的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期望从他们表现出利他和仁慈的对象那里获得某种感情上的或者物质上的回报。因此我们会从失火的大楼中救出陌生人是因为期望可以顺利逃生并获得赞扬,而我们向慈善机构捐款也仅是因为这会使我们觉得自己很高尚。你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任何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按照群体利益行事是因为确信这样会在未来得到更多的回报。

甚至还有另外一种理论,将利他主义行为完全脱离对任何纯洁无私的需要而进行解释。生物学家阿莫茨·扎哈维的缺陷理论解释了物种代价高昂的“信号”。如果你是群体中各方面高于平均水平的个体,那么通过发出高代价而难以模仿的信号来消耗这种特长,从而吸引潜在伴侣的注意就具有其进化意义。这在孔雀的尾巴和牡鹿的犄角上都可以得到印证,并且同样适用于表现出无私利他行为的人类。因此在火灾现场救出陌生人的男人只是为了彰显自己仁慈的心灵和强健的体格,而向慈善机构捐款的女人也不过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我们当然知道选择配偶时人格魅力会成为一项重要条件,于是善良的人更有可能进行繁衍。

这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无谓的解释,就好像争论自由的意志是否真的存在一样。13鹰鸽博弈的创造者之一乔治·普莱斯就不接受关于利他主义是基于私心的这一观点,并在其生涯的后期试图解释他的数学模型是多么错误。他将自己的钱赠予陌生人,用自己的房子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并最终郁郁寡欢而自杀。我认为他应当采取更为乐观的态度。人们的行为多种多样,无私、同情、仁慈、信赖、公平以及协作。我们并非受强迫而做出这些行为。是的,尽管我们通过进化发现上述品质是可取的;是的,尽管这些行为确实是互惠的;是的,尽管我们仍是智慧而精于算计的,但是这恰好是关键的地方。我们有能力去决定是否以亲社会的方式行事,并且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进行积极的选择。于是我们将这种行为称为“利他”“仁慈”和“协作”。我们信任别人是因为对方值得信任。

人类就在历史长河中沿着这样的轨迹进化前行,不断克服伴随智力增加而来的各种致命危险。有大量的实验室研究着眼于利他、公平、协作以及信任。实验者要求实验对象进行各式各样的、需要讨价还价的博弈,在这些游戏中,一大笔钱将被分配给实验对象,实验对象是从群体利益出发,还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将导致游戏的不同结果。这些游戏名如最后通牒博弈14、独裁者博弈15、信任博弈16以及公共货物博弈17。这些游戏在设计时都加入了许多不同的元素来诱导人类的某种特定的亲社会性行为。18大致上的结果有如下几点。

●人们趋向于大公无私。19为了保证对其他游戏者的公平,他们通常会减少自己所得的回报。

●人们希望惩罚不公,即便这种惩罚的开销由他们私人支付。20我们拥有正义感和责任感,并会对有违这种感情的行为表现出抗拒。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甚至愿意通过削减自己的回报来惩治那些他们认为违背了公平原则的行为。

●人们倾向于遵循与这些亲社会行为相关的社会或文化准则。21比如对公平的定义是与文化相关的。人们在强调无私利他的游戏中更可能表现得无私,而在自私的效果更为突出的游戏中表现得更自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信任和可信的程度也千差万别。

●相比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陌生人,人们更倾向于信任并无私帮助那些他们认为自己认识的或同情的人,即便只有一点点。22

●外部因素的作用很大。在上述实验中,人们在发现硬币、乘坐向上的电梯(而不是向下的)或者观赏云中翱翔的视频(而不是观赏在地上行驶的)之后变得更为温和。

当然,有一点值得记住:这些都是典型的结果。实际上,在接受实验的个体身上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23这与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体会相吻合。

神经科学可能也会有助于解释利他主义,比如最近使用的镜像神经元。大脑中的这部分神经元在我们执行活动24或者观察别人执行相同活动时会变得兴奋。镜像神经元于1992年被首次发现,理论上被认为在模仿、学习、语言获取中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并从而发展出关于意志、共鸣以及一系列其他亲社会行为的理论。

除此以外,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我们的利他心是固有的,即便我们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直接利益,这是因为我们从心底里想去这样做。许多研究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展示了杏仁体(大脑中跟恐惧与愤怒相关的重要部分)参与了于公平和正义相关的决策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可能产生一个并非是无关的副作用——观察他人公正抑或偏私行为的人会认为那些公正的人远比不公正的人更加友善、讨人喜欢并富有魅力。因此我们无私地对待他人,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快感。

我们天生不仅会信任别人,也希望得到别人的信任。关于这点的很多内容都已经经过了缜密的计算,但实际上需要了解的远不止这些。我们希望得到信任的心理是固有的,甚至存在与之相关的生物反馈循环。研究者们发现后叶催产素(一种社交行为中分泌出的荷尔蒙)会自然地在人们获知自己受到他人的信任时增加。类似地,人工增加某人的后叶催产素会让他变得更容易相信别人。

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表述了类似的观点:

无论被别人看作多么自私,一个人在本质上仍然有许多明显的原则,这令他关心他人的命运,将本属于自己的喜悦给予他人,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仅是在看到别人获得幸福后的会心一笑。

当然,人类的信任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议题。它与情境相关,衡量的标准取决于我们权衡利弊的能力。很多出于自愿的非亲缘性信任是根据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情况而衡量的。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任大都是有来有往的文明社会中,首先主动相信别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生活在充斥着怀有敌意并难以信赖的陌生人的暴力社会中,我们在确信付出的信任可以得到回报以前就很难首先信任别人。

我们信任别人的原则可以是草率的。我们更倾向于相信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比如长相相似、穿着风格类似或者讲同种语言。总体上来说,我们倾向于信任那些熟悉的场景。我们也会进行类推:比如假使我们曾经与某个特定国家或者特定职业的人们有过一段愉快的经历,我们就很有可能继续信任来自这个国家或从事这种职业的其他人。如果我们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我们就很有可能不再信任类似的人。25这些经验性的准则虽然也许不能在逻辑上适用于今天这个多样化的世界,却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总的说来是好的,但我们却面对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人类开始建立非亲缘性信任之前,非亲缘性信任本身不具有进化学意义上的优势,并且在非亲缘性信任展现出其进化意义上的优势之前,没有人会倾向于主动信任亲属以外的人。这就好比鹰鸽博弈中如果仅有一只鹰,它就可以从所有鸽子那里取得好处,而如果仅有一只鸽子,它的利益就会被所有的鹰侵犯。也就是说,第一个在不值得信任的群体中尝试信任别人的人不会取得太好的效果。

事实证明,协作行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数学生物学家马丁A.诺瓦克用数学、电脑模型以及实验的方法探究了协作的进化历程,并发现了促使利他行为可以自然地在非亲缘群组中演变的四种不同机制。

●直接互惠。现在无私地向你提供帮助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策略,这是因为之后你也会帮助我。

●间接互惠。现在无私地向你提供帮助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策略,这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乐善好施的个体的声望会因此而增加,于是其他人之后也可能帮助我。

●网络互惠。现在无私地向你提供帮助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策略,这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成员之间相互无私帮助的社群中,因此作为这个群组的一员意味着其他人之后也可能帮助我。

●群组选择。现在无私地向你提供帮助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策略,这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成员之间相互无私帮助的社群中,而这样的利他主义者社群要比非利他主义者社群更有可能存活下来。27

具体是哪一种机制生效取决于单一个体帮助他人的代价,所提供的帮助的价值以及那些愿意提供帮助的个体在未来相遇并认出对方的可能性。并且根据细节的差异,存在着若干种貌似合理的生物学模型来解释这类事情是如何推动自身发展的。这种人类演变机制目前仍无定论。28哲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德给出了人类史前祖先的四种共存的特性,它们让诺瓦克提出的四种机制更为可信:“松散的组织和与之相应的随和性情,从协作抚养延伸到与整个群体协作,选择配偶以及群体间的殊死搏杀。”最后一点显得尤为有趣:我们的嗜杀促进了我们的协作。

更可能的情况是,所有的六种机制(诺瓦克的四种、亲缘选择以及扎哈维的缺陷原则)都在同时起作用,并且随着我们不断变得更加聪明和社会化,有一种强大的正反馈循环也在生效。每个单独的机制在协作的演进中都起到一点促进作用,这就使得生物个体可以更好地将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而他们又得到了上述每种机制多一点的贡献,于是这些个体又能进一步改善基因传递的效果,并不断循环往复。这样的过程尤其是群组的选择,同时在基因与文化层面上产生效果。

我们因此变得可信,当然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信任他人,当然也是绝大多数时候。并且,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我们用防护机制来填补那些信任无法建立的空白。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自己驯化了自己。29

注释

1.有证据表明,日益明显的专业分工是群体规模的功能。公平地说,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劳动分工并不是切叶蚁成功的原因。

2.一定程度上,对不具有多态性的群居昆虫也是成立的。比如,蜜蜂一般会随着年数的增长改变专业分工,但如果一些任务没有完成的话也会提前改变。切叶蚁不会这样做,根据在蚁群中的地位,它们在生理上会有所不同。

3.这个惊人的统计来自消化道存在许多其他组织的事实,据说,成年人的组织大约由1013个真核状态动物细胞组成,该陈述只是一种特定观点的表达。人的身体表皮与胃肠道包含1014个原核与真核微生物细胞。注意百分比是依照数量计算的,而非体积或者重量,那些组织比我们自己的细胞要小很多。

4.最初的论文更为复杂,除了老鹰与鸽子以外,还有欺凌弱小者,它们只找鸽子的麻烦,老鹰对老鹰以及鸽子对鸽子的报复,等等。还有许多其他博弈理论学者写过其他鹰鸽博弈变种的论文,在模拟中寻求其他策略或更为复杂的情况。但简单地对其进行表述已经完全满足这里的需要。加入一些参数带来的复杂性并没有增进我们的理解。

5.研究者采用更为灵活的策略进行鹰鸽博弈,不再是100%老鹰或100%鸽子,个体可以是两者的混合体。也就是说,一个个体80%的时间作为鸽子,其余20%的时间作为老鹰。在特定情形下个体的行为是随机的,或者依据情况而定。这种复杂性可以更好地反映现实世界中人们的行为。

另一种更为灵活的策略是在一次遭遇中允许个体使用老鹰与鸽子的混合策略。因此,不一定非得是老鹰或者鸽子,个体可以是20%的老鹰或80%的鸽子。也就是说,个体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协作,但不是全部,这显然是更为现实的模型。我们在不同时间对不同人的协作程度是有差异的。

在这个更为复杂的模型中,很难出现协作行为。如果大家不停地从鸽子阵营转入老鹰阵营或反之(像大多物种发生的那样),使得小规模协作成为可能的基因突变不会产生足够的利益使其被大众接受,很快就会被利用该突变的背叛者分解。

6.当然这是简化处理的。对犯罪的法律效应不太像本例那样直接与线性关联。我们将在第9章进行更多的讨论,但基本想法是正确的。

7.成为老鹰的成本与利益取决于种群密度。在仿真模拟中,密度大的种群有更多的鸽子,密度小的种群中有更多的老鹰。

8.南非猫鼬会共同抚养领地内的幼崽,即使关系很远的未生育者也会投入精力保护洞穴中新出生的幼崽,喂它们甲虫、蝎子以及蜥蜴,甚至会用嘴对嘴的方式喂养帮助幼崽适应不熟悉的食物味道。红领狐猴也有异亲抚育的行为。

9.在野生动物中更为少见,过程也更缓慢,有证据表明互利比其他特征进化得更为缓慢。

10.物种间的互利更多地被称为共生。濑鱼就是典型的案例,它们吃大鱼身上的寄生虫以及脱落的死皮。濑鱼得到供养的同时,也给大鱼带来了健康的好处。类似地,小丑鱼很喜欢停留在海葵的触须中,这可以保护彼此不受捕食者危害。授粉也是:蜜蜂获得食物,植物顺利完成授粉。共生关系很容易进化,这是它们在自然界中很常见的原因。

11.有时,争斗并获胜的好处如此明显,大多个体都愿意成为老鹰。公海象就是一例,胜者可以与海滩上的任何一只母海象交配。有时,伤害的风险如此微小,大多个体都愿意成为老鹰:牛蛙就是那样,因为它们不会相互伤害。有时,伤害的风险如此大,大多个体都愿意成为鸽子:如大羚羊与其他有蹄且带角的动物、响尾蛇等。最为常见的情况是,在种群中存在老鹰与鸽子的混合体。有时,更具侵犯性的个体是老鹰。有时,在地界以内的是老鹰,而鸽子则在外头。

12.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Kaushik Basu)在他《不发达的经济》(The Less De-veloped Economy)一书的导论部分论述过该问题,大致描述如下:设想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从机场叫了一辆出租车载你到下榻的酒店。你与出租车司机素昧平生,而且将来你们也不可能再遇见。最后你为什么会给他钱?如果你很会计算,那么其实是不用麻烦着给钱的。毕竟,出租车司机已经将你送至目的地。然而,你意识到如果不付车钱,司机会不依不饶,使你在公共场合尴尬无比,甚至大动干戈,他也可能会报警。为了这点小钱却冒如此大的风险非常不值得,但问题是:即使你付钱,出租车司机仍然可以做以上那些行为。如果出租车司机也像你那般计算,不管事实怎样,他为什么不可以控告你没有付钱呢?双份收入,而且与你此生难以再次遇见。因此如果他打算那么做,你最好就不要付钱。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分析,也许你们都在算计着警察会被牵扯进来,法院将裁决谁做错了事情,也许出租车安装有摄像头记录了发生的一切,诚实的行为就更为可行了。但这也未必有所帮助,如果警察和法官与你和司机一样算计,他们为什么会公平地解决争端,而不是偏袒任何提供更大贿赂的一方呢?他们可能害怕被抓到并受到惩罚,但那都是假设抓捕他们、惩罚他们的人都不会算计,而且是公平与诚实的。

13.神经系统科学也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14.最后通牒博弈在1982年被提出,并由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研究者用不同变体进行复制,有大量关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学术论文。

博弈的情况是这样的:两个陌生人被分置于不同的房间,他们要分一笔巨款。他们不能见到彼此,也不能以任何方式通信。相反,受测者的任意一方可以按其意愿划分巨款,然后将划分结果告知第二位受测者,他可以接受或拒绝该划分。如果他接受划分,两人都获得相应分款。如果他拒绝划分,没有一方可以获取分款。单次划分之后,实验就结束了,两个受测者通过分开的门离开,永不相见。

博弈论预测的、理性经济分析家同意的结果是第一位受测者将进行最大程度的不公平划分,而第二位受测者将接受这个划分。逻辑如下:第二位受测者接受任何划分方案是明智的,甚至极其不均的划分结果。第一位受测者知道第二位受测者会接受任何划分,明智的做法就是使划分尽可能偏向自己。因此如果有20美元要分,第一位受测者会提出19美元:1美元的划分,第二位受测者将接受该划分。

在学术层面上,以上分析是行得通的。对该博弈的不同实验发现第一位受测者一般提供1/3~1/2的钱,最为常见的划分是平分。就是那样:他们将钱从自己腰包里掏给陌生人,从经济上对自己进行惩罚,以保证公平。第二位受测者倾向于拒绝那些一点也谈不上公平的划分;一半受测者将拒绝30%以下的划分。

该实验对很宽泛的文化背景进行测试,使用的款额很大,很小一个比例就使差额极大,结果是一致的。

15.独裁者博弈类似最后通牒博弈,但两者存在很关键的差异:第二位受测者是完全被动的。第一位受测者划分巨款,两个受测者按划分获取款额。第一位完全可以留下全部款项。第二位受测者对划分没有发言权,是否接受也由不得他。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第一位受测者必须担心第二位受测者是否会惩罚他。独裁者博弈移除了所有顾虑。第一位受测者拥有很大一笔钱,只给第二位受测者很少一部分,其余全留在自己的腰包。即使在这个博弈中,人也都没有理性经济理论预测的那样自私。在一个实验中,第一个受测者3/4的划分是平均的。其他实验结果更具不均性,第一位受测者可能会比最后通牒博弈中更不公平,但也不至于太过分。

16.在信任博弈中,第一位受测者有一大笔钱,他可以全部留下或者给第二位受测者一部分。任何他提供给第二位受测者的钱将会被研究者增值(通常60%),然后第二位受测者将在两个受测者中划分增值的款额。

假设有10美元,如果第一位受测者完全自私,他会将10美元装进自己的腰包。如果他完全信任,他将所有钱给第二位受测者,第二位受测者将其增值为16美元。如果他完全公平,他给第一位受测者8美元,自己留8美元。

理性经济行为的预测结果非常不平均。就像在独裁者博弈中一样,明智的第二位受测者不需要给第一位受测者任何钱,而第一位受测者也不用给第二位受测者任何钱,这也是第二位受测者的理性抉择。当然,情况不是这样,第一位受测者平均给第二位受测者40%的钱,而第二位受测者返还给第一位受测者增加款额的1/3。

17.在公共产品博弈中,每个受测者得到一小笔钱。这是他应得的钱,但他也可以选择与大家一起存一部分。研究者使这笔存款增值,然后在所有测试者中均匀划分。

该博弈的理性经济分析家,即假设所有参与者只被自私的利益或账本驱动的分析,预测没有任何人会对公共集资感兴趣;与参与公共集资相比,保有自己的钱财,并占有其他人贡献的款额是更为明智的策略。但人们不是这么做的,与该预测相反,人们会贡献出40%~60%的钱到公共集资中。也就是说,人们不会100%协作,听凭背叛者的摆布,但他们也不愿完全自私而一毛不拔。在两极之间,他们或多或少地分配,并贡献出一半钱。

18.可以进一步解释最后通牒博弈中第一位受测者行为的一种理论是对拒绝的恐惧。根据该理论,他会给第二位受测者提供较为可观的一笔钱,因为他不想让第二位受测者拒绝这个划分提议而使自己蒙受经济损失。第二位受测者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但我们以及第一位受测者知道他会这么做。这个解释由独裁者博弈推翻。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实验突显出人天生的利他主义,他们不仅寻求自己的最大个人利益,也有其他人的,甚至陌生人的。其他人认为,人们在不同博弈中表现出的倾向是对贪婪的厌恶,即名誉是主要的行为推动力。

还有其他研究者试图用进化心理学解释该结果:彼此协作的个体比那些不会协作的个体生存的概率更大。今天,我们经常与那些永不会再见面的人打交道:飞机上的乘客、公共活动成员、度假遇到的人以及我们居住的大城市中打过交道的人,但我们的进化史并非如此。因此尽管最后通牒、独裁者以及信任博弈都是一次性的,大脑机能却认为我们有一个不多于150人的社交网络,肯定会与他们不停地相见,打交道的情况从长远来看是有影响的。

19.我们天生喜欢并倾向于实施公平的解决方案,即使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哪怕在寻求公平的过程中经济上会蒙受损失。如一篇论文所述,“公平分配的考虑起源于个人以及社会规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个人利益行为”。

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结束后采访了他的受测者,发现他们有许多与公平相关的考虑。第一位受测者想做公平的事;第二位受测者愿意接受他们认为公平的划分,并拒绝不公平的划分。他们宁可不接受任何钱,也不愿遭到不公平的对待。

在最后通牒博弈与独裁者博弈的变种中,第一位受测者通过技能赢得他的地位,比如在测试中表现得更好,他可能给第二位受测者提供更少。如果第二位受测者通过技能赢得地位,第一位受测者可能给他更多。

20.公共产品博弈也有一个变种,受测者允许花自己的钱使其他参与者蒙受损失,惩罚者每花1美元将带来3美元的损失。在一个实验中,2/3的受测者至少惩罚他人一次,不协作越严重惩罚度越高,他们可能不再与受惩罚的受测者见面。

惩罚是起作用的,这一点非常值得玩味。被惩罚的吝啬(不愿意花钱)的受测者在公共产品博弈中变得不那么吝啬了,即使惩罚者已经不会进行博弈了,并且该行为也会传递给其他受测者。

还有其他研究,有奖赏也有惩罚,但结果是混合的:在改变参与者的行为方面,奖赏与惩罚相比效率较低。

21.独裁者博弈的一个变种说明此点。第一位受测者不仅不给钱,反而会从第二位受测者那里拿钱,在许多情况下,他都这样做。理性分析如下:在标准的独裁者博弈中,第一位受测者知道这个博弈是要给别人钱的,所以会计算要给多少。在变种中,博弈是取钱的,他会计算要取多少钱。信任博弈的一个变种,被称作不信任博弈,也显示出类似的结果。

22.许多诈骗就是基于群体身份认证造假的。

23.最后通牒博弈中大约3/4的人给一半钱,还有一些人会给自己尽可能多留些钱。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利他与协作的,但一小部分人是极度自私与不协作的。

24.平心而论,也有少数研究者很怀疑镜像神经元是否真的有那么重要。

25.这被称为刻板效应,也有比本例更为重要的分支。

26.在许多社会中,当你富足时,你有惠及他人的义务;当你贫困时,你也会得到救济。

27.注意这四类在不断增大的群体中最为有效。直接互惠在小规模群体中作用明显。间接互惠在稍大群体中运作良好。网络互惠在再大一些规模的群体中运作良好。而群体互惠在更大群体上运作良好:群体的群体。我没听说过任何对这些可以起作用的不同人群规模的研究,以及这些数字与邓巴数字有何异同。

28.大多数人认为亲缘选择激发了人类利他行为的进化,尽管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与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提出了群体选择作为驱动机制,进而在进化生物圈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浪。已有137名科学家联合签名反驳该假设。我不知道这个争论的结果如何,很可能所有机制在人类进化史上都在起作用,并且彼此相互加强。

29.现在有许多关于神经心理学的著作:迈克·舍默(Michael Shermer)的《善与恶的科学》(The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奈杰尔·巴伯(Nigel Barber)的《残酷世界的善良》(Kindness in a Cruel World),唐纳德·普法夫(Donald Pfaff)的《公平交易的神经科学》(The Neuroscience of Fair Play),马丁·诺瓦克的《超级合作者》(Super Co-operators)以及帕特里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的《大脑信任》(Brain-trust)。还有一部较老的书,由马特·里德里(Matt Ridley)所著。





第4章 信任的社会历史


信任在地球上已经近乎绝迹了。动物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这样说道:

当狒狒们成群狩猎时,它们希望能获取尽可能多的肉食,但它们并不十分擅长这样。相比与种群一起狩猎,狒狒更擅长单独狩猎,这是因为每次结群,狒狒们都会搅得一团糟。比如三只狒狒正在拼命地追赶一只瞪羚,它们眼看就要追上猎物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狒狒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在这里不妨给狒狒们赋予人性),它寻思起来:“我这是在干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是正跑得飞快,而那个家伙也飞快地紧跟在我后面,我们三个月前刚刚大吵了一架。我不大清楚为什么此刻我们要这么快地奔跑,但我应该在他追上之前停下来给他个耳光。”这只狒狒就突然停下来回过身去,于是它们像美国无声喜剧电影里一群乱追乱搜的警察一样扭作一团,而瞪羚则留下失去控制的狒狒们扬长而去。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像这样发狂,彼此攻击。

我们并不像狒狒那样。我们不仅与那些认识的人协作共事,甚至连那些从未谋面的陌生人都可以和平相处。我们公平地对待陌生人,有些时候甚至是无私利他的。我们将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私心之上。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会限制别人自私的行为。

我们通过自身的亲社会冲动与社会性压力的共同作用来防止发生越轨行为,这是适用于原始的群体狩猎社会、文明社会以及当今的全球化社会的共同方式。

尽管文化在不断进步,我们的大脑进化却停滞不前。同样,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与10万年前非洲原始狩猎部族的生活有天壤之别,我们在基因上却没有什么改变。1这仅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正如马特·里德利在《红皇后》(Red Queen)一书中写的那样:

我胸腔中蠢蠢欲动的是为探索300万到10万年前非洲大草原的状况而生的心。当10万年前我的祖先移居欧洲时(我具有欧洲白人的血统),他们在短时期内就进化出了一系列生理特征以适应高纬度的阴霾天气:肤色变白以吸收足够的阳光防止佝偻病,男人胡须茂密,血液循环发达以防止冻伤。但是少有其他改变,比如颅骨的大小、身材的比例,牙齿也与他们在南美过部族生活时相同。也很难说他们头颅中的大脑灰质与以前比较有什么改变。首先,10万年大概只有3000代人,在进化史中不过是眨眼之间,就好比是细菌生命中的一天半。更进一步讲,直到距今很近的时间里,欧洲人的生活与非洲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靠捕猎获取肉食,靠耕种获取粮食;都生活在社群中;都由父母抚养下一代长大成人;都用复杂的语言把知识代代相传。进化史中如农业、冶炼和文字这些新事物都出现在距今300代人之内,历史太短以至于没有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是文化继承与演进速度(快得在一代人内就显现出来)与基因进化速度(慢得如冰山消融)的巨大断层,信任与防护变得十分困难。我们为了解决公元前10万年东非高原上家庭式族群生活的信任问题而进化,却又面临着21世纪的纽约给我们提出的新挑战。

我们的大脑进化出了足够的神经元细胞来应对当今的世界,但进化过程也给我们留下了残迹。这些认知上的偏差影响了我们如何应对恐惧、如何察觉风险(在第15章中给出了关于它们的完整列表)以及我们如何进行长期和短期的利弊权衡。最后一条特别适用于对协作和反叛选择。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类具有一种被称为双曲贴现率的现象:相较远期的大额收益,我们更倾向于选择短期的少量收益。就像我们在之前章节中了解的那样,选择协作往往意味着将我们长期利益置于短期利益之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来说是不自然的。

就像我们在之前章节中见到的那样,任何协作者构成的系统都存在某些背叛者。因此,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进化得更具有协作精神的同时,我们也发展出了应对背叛者的策略。

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我们进化出了各式各样的机制来增进协作,比如我将在第6~10章中讨论的社会压力。弗兰西斯·福山写道:“在社会中广泛蔓延的不信任……导致了对所有经济活动征收的强制性税收,而这种税收在成员高度信任的社会中是多余的。”它实际是在向诚信征税,是我们自己强制性地向自己征税,这是因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如果不征税,太多的人就会变成鹰来掠夺其他人的利益,这是更为昂贵的税收。3

正如詹姆斯·麦迪逊的名言:“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防护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门锁、铁丝网、高耸的篱笆甚至入室警报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使们从来不会违规,因此警察也没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军队呢?天使们将和平地弥补国度间的差异,因此军费开销也可以省掉了。

而钱币,那些被刻意制作的难以伪造的纸,也将失去存在的必要,因为人们可以仅是把自己拥有的财产写下来。4天使们从不欺诈,所以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除了用于防止意外事故、动物、健忘以及弥补纯洁诚实的天使间的合理差异外,所有的防护机制都可以被舍弃。

我们不再需要警察、仲裁、法庭、监狱以及缓刑犯监视官。虽然仍有争端需要解决,但我们可以摒弃一切审查、检举以及对犯罪的惩戒。没有必要再进行欺诈检测:社会福利机构和医疗体系能够保证人们从它们那里公平获益,而不滥用职权;所有的零售店的抢劫报警装置也将报废。

整个工业都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像私人保镖、安防监控器、锁匠行业、入室报警器、汽车防盗系统、计算机安全系统、企业安防系统、机场安防系统等。以及那些明显不合理的存在:财务审计、文件认证以及其他很多东西都可以被废止。

不做天使的代价很高。

我们并不直接地付出这些代价,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隐藏在我们购买的物品价格之中。食品店为了防止抢劫要付出更多成本。飞机为了防止自杀性爆炸也会提高机票售价用于安防。银行为了抵消防止欺诈的成本会付给储户更少的利息。我们参与或购买的每一项事物为了顺利进行都会进行安全防护,从而提高了购买的价格。

金钱不能衡量的代价更为可观:限制意志、剥夺自由、割舍权利,失去隐私等。当然如何权衡这些代价是主观问题,一些人会把这些看得比另一些人更重。但是这些代价如果太大,就会导致社会的瓦解。

防护不仅是对诚信征收的税费,实际上它是一项重税。如果所有人都是天使,想想我们能省下多少吧。

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安全防护曾经很廉价。社会性压力曾经是社会本身的附属代价。我们社会性压力中的许多都进化自史前时期,那个时候人们还生活在由族群延伸而成的社会中。我们在第3章中接触过这些机制,既包括我们脑中的那些内在的约束行为的道德信条,又包括我们约束别人所使用的名声机制。

这种道德和名誉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古老的社会性压力。它们是非正式的,在我们的头脑中发生作用的机制既有有意识的也有下意识的:我将它们(未经技术加工过的)共同称为社会压力。它们共同演进,并在我们的大脑和社会中算得上是紧密关联。从生物学或者行为学的视角观察,会有很充足的理由认为我对道德和名誉体系的区分过于武断和虚幻,认为区分二者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从日渐衰退的信任角度出发,它们二者是非常不同的。

姑且不管贯穿人类历史的肆虐的战争、暴力和普遍的欺诈,以及由众多背叛者造成的难以计数的破坏,这些古老的道德和名誉体系运行得十分正常。大多数人都尽量避免不公正地对待其他人,既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感受,又因为知道其他人也会进行报复。大多数人都不会去行窃,这既是因为我们会因此背上负罪感,又因为我们可能被抓现行并接受惩罚。大多数人都会尽量对陌生人表现得可以信赖(在我们生活的社会的现实约束范围内),因为我们意识到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远期回报。我们信任陌生人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表现得值得信赖,也是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我们都不想落得一个不可靠的名声,或者被看作不愿意信赖他人的人。

这里有一个关于史前人类的例子:如果人们彼此不能信任,那么将有两种相反的趋势造成社会的瓦解。一方面,我们以抚养后代为目的形成了配偶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天生拥有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强制男人与女人分开,分别进行狩猎和收割等不同的工作。这意味着原始人类需要相信每个人都会尊重这些配偶关系的坦诚,因为个体通常无法直接监督他们。解决这两种相反的趋势的难题通常被称为迪肯悖论。5

不,人类学家们并未对婚姻的圣洁产生不切实际的观点,他们知道在那个年代违背伦理的事件时有发生。6但他们同时也意识到如果交配不是大规模地基于这种配偶制度,这些轻率的行为将出现得更加频繁。7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能保持诚实,配偶关系也在大部分情况下得到尊重。迪肯特别指出了一项人类的特有能力——创造象征性契约的能力,这项机制可以捍卫配偶制度的忠诚。这不仅是关于两个人决定同居,共享食物,生育和抚养后代,这是关于两个人在结婚仪式上众目睽睽下的互相承诺,并使得社群中其他成员一起意识到并促进他们配偶关系的稳定性。这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参与支持社群中配偶忠诚的行动中,从而每个人都会留意其他人并严惩不正当的交配。

这是社会压力的一个例子,它既非正式又是专门的,但是它可以保护社会整体不受其成员潜在的不稳定个体行为的影响。它可以保护社会免受背叛者的侵袭,并非彻底消除它们,而是把它们的成果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没有它,远古人类就不可能充分地相信彼此,从而建立起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也更不会进一步结成由亲戚和朋友组成的社群。

另一些例子包括善举招致的赞扬,被说闲话以及因为恶行而被斥责、被羞辱、被刻意回避、被处死以及(这几乎与被处死一样)被放逐并被赶出群体。

我省略了很多细节,其实存在各式各样的开放式研究的问题。比如这么多种社会压力都是如何演进的,它们最初出现在何时,以及它们的出现是如何将我们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和其他的原人区分开来的?8信任是如何影响智慧以及智慧反过来是如何影响信任的?从我们的目的出发,这足够说明它们的进化是为了制约我们日渐增加的狡诈和残忍。

在远古社会中,这些社会压力运行得足够好了。当你生活在一个小社群中时,物品稀缺并且很难制作,解决盗窃问题是很容易的事。如果爱丽丝丢了一只碗,同时鲍勃那里出现了一只同样的碗,社群中的所有成员都会立刻判断鲍勃偷了爱丽丝的碗,并为此要惩罚鲍勃。问题是这种机制无法适用于大规模群体。随着社群逐渐变大,它们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关系也变得更加弱化且匿名关系则随之发展起来,这种防止盗窃的体系——道德让大多数人保持诚实,而非正式的检查以及随之而来的惩罚,则导致剩下的人在威慑下也趋向诚实——开始失效了。

还记得邓巴数吗?实际上邓巴提出若干种人类群组的大小,这些群组的数量按照大约3倍的关系递增:5、15、50、150、500以及1500,尽管,实际上,这些数字并未精确到这种地步。群组的规模区别与感情的强烈程度、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联系的频率都息息相关。

最小的规模,3~5人,是一个小圈子:这是你在遇到严重的情感困扰时会向其寻求帮助的人的群体。12~20人的群体是一个意气相投的群体:与你关系特别亲密的人的群体。30~50是一个在野外露宿的狩猎采集群体的典型数量,而它们往往是从单一的150人规模的群体中分离出来的。500人的群体称为大型集群,1500人规模的群组则是一个部族,这两个短语都出自民族文学。500是对我们可以辨识的面孔数目的粗略估计,也是一个狩猎采集社群的典型大小。9

进化心理学家仍在争论邓巴的发现,以及是否存在邓巴假定的那么多独立的群体层次。姑且不管怎么弄清楚这些,从我们的目的出发,足以注意到随着我们从小一些的群体逐步转向大一些的,非正式的社会压力开始失效,于是就使正式的社会压力的发展成为必然。在家庭中并不需要各种正式的规范约束食物的分享,但在更大一些的群组的公共餐厅中需要它们。小型社群不需要出生登记、证婚人、继承法以及房产交易法规,较大的社群则需要它们。小公司不需要雇员名牌,因为所有人都彼此认识,大一些的公司则需要它们以及其他的规章制度。

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任需要一种规模效应。随着交往的人的数量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变得无法充分地了解他们以信任他们的意图,因此我们处理信任的史前工具箱开始失效。随着我们发明了农业,就需要信任更多的更远距离上的人,这包括了物理距离、时间距离以及感情距离,我们需要其他社会性压力在这个新的规模上引出信任。随着这些交互数量以及群体对个体的潜在伤害的增加,我们甚至需要更多信任(见图4-1)。如果人类不能创造出更加正式的社会性压力,社会要么会停滞不前,要么就会完全分崩离析。



图 4-1 邓巴数

农业需要保护资源,在必要时也会采取暴力手段。幸运的是,有两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发明了制度,主要是政府制度,并发展了科技。这二者共同允许人类社会继续发展壮大,而不是从内部被分裂。

制度形成了名誉压力。随着政府的建立出现了法律、执法和正式的刑罚。我并没有暗示政府的原始目的是为信任提供便利,而仅是说这些制度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将既存的社会准则正式编纂起来。这种法律的编制就是一种信任机制。

历史遗忘了很多这种类型的早期制度,其中一些是无可置疑的民主制度,而另一些则是宗教制度。10我们的祖先完成了从家族的外延到若干个家族组成的部族的过渡,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的细节是怎样的,因为这个过程发生在几千年之前,而那时还没有人会写字。当然,在正式的名誉压力和早期的制度压力之间存在着部分重叠。可以说我们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且我们通过制度压力增强了道德与名誉的压力。11

这是一项重要的发展,它使我们有了信任别人实际行动的能力,即便我们还不能信任他们的动机。我们通过宗教和民间制度促成婚姻,从而加强了非正式的对固定配偶的认可。我们为盗窃建立了法律,并为其规定了特定的惩罚。有许多群组,最起码在一开始,建立了名誉机制从而可以发展到更大的群体。但是在转变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制度压力需要相应的制度的支撑。于是社会就需要指派一部分个体来强制法律的执行。想想那些宗教长老、保安、警察以及司法机构,神父也属于这个范畴的角色。

制度同时也保证了由群组构成的群组以及群组内部的小团体存在的可能。于是小部族就可以变成较大的政治集团的组成部分。独立的教廷可能变为较大的宗教组织的组成部分。公司可能拥有多个分支机构。政府组织可以拥有多个部门。帝国可以形成并在若干代人的时期中保持稳定。制度能够以与道德和名誉不同的方式增加规模,而这也就促使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生长。

允许社会规模增大的第二种力量是科技——既包括通常意义的科技,也包括专门用于防护的技术。安全防护体系是我们增进信任的最后一种手段。早期的安全防护机制包括堆筑土墙,披上动物的皮毛作为伪装以及挖掘深坑陷阱。在某种意义上,安全防护并不意味着任何新的事物;我们在第2章中了解到它几乎贯穿于整个生命的历史。原始的安全防护可能会被人称为自然防御,主要是针对个体的。但是当较小的社群联合到一起并意识到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构筑某些安防体系时,防护就变成了一种社会性压力的形式。某种程度上讲,防护技术允许自然防御的规模扩大到可以防护群组内的背叛。

科技还允许非正式的社会压力规模化并发展为我所谓的社会性的压力。道德准则能够以文字的形式代代相传。名誉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记录,并在人们之间传播。这类事情就十分依赖于科技:从圣经到介绍信,到互联网上关于道德的争论,再到安吉清单的整个数据库。

对它有一种良好的理解方式:制度压力和防护体系都使我们以对系统的信任来代替对人的信任,从而允许我们突破邓巴数的界限。不再需要信任独立的商人,人们可以转而信任规范贸易的法律。不再需要斟酌独立贷款人是否可信,银行和其他借贷机构可以依赖于信用评级系统。不再需要担心有人会洗劫我的家,我可以信赖门上的锁以及我的入室报警器(如果我想把它打开)。

科技同样从另一方面改变了社会性压力的效果。由于社会性压力自身的各类相关体系也需要防护,于是背叛者们就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直接攻击那些防护体系。每种经过技术增强的名誉压力体系本身都需要防护技术的保护。因此我们需要图章戒指和印蜡来保护介绍信,需要计算机安全手段来保护安吉清单的数据库免于攻陷。同样,一旦存在司法措施来加强执法,这些司法措施本身就可能被作为攻击目标。于是窃贼戴上手套以免留下指纹,锉掉赃车上的车辆识别码以避免被追踪。

社群规模的增加还带来了更大的变化。随着社会从非正式的社会性压力转向更为正式的社会性压力——无论是机构压力还是安防体系,或是被技术加强过的道德和名誉压力,信任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回想一下我们在第1章给出的信任的两个定义:对意图的信任和对实际行动的信任。在小型社群中,我们通常更关心前一种信任的定义。我们熟悉那些正与我们交流的人,并对他们的意图有明确的预期。社会压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促进协作,但同时也关心它们所有的意图。随着社群的成长和社会关系的淡化,我们失去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变得更加在乎第二种定义中的信任。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与谁交互,也不清楚他们的意图,因此只能自己推断它们的实际行动。社会性压力就变得更加倾向于促进某种特定的行为:顺从。

顺从实际上与可靠不同,但这已经足够了,它与可靠都可以引发信任。

在历史中,技术也使专门分工成为可能,后者支持大型的群体规模。比如,一个农夫不可能独立种植足以供养更多人的粮食,而这些人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专门分工。以这种方式或者其他方式,通常的技术性创造允许社会生长得更大且更为复杂。邓巴数始终维持不变,但邮政服务、电报、广播、电话、电视以及现在流行的互联网都为我们与比以往更多的人进行交流提供了条件。旅行也有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飞速增长,距离也越来越远,跨越千里,并让我们得以与更多的人相遇。国家也变得更大,出现了多国的准政府组织。政府则变得更加复杂。组织发展的规模更大,并在地理上区域分布。企业也变得更大,现在还出现了拥有数以万计员工、控制着分布在各大洲的资产的跨国公司。如果你的Facebook账号中有大致上超过150个朋友,你很可能同其中的很多人只进行肤浅的交流。12

科技还增进了社会的复杂程度。自动化技术以及大规模运销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以及世界的更多部分。远距离通信、交通以及旅行意味着人们即便在很远的距离上也可以影响其他人。政府变得更为庞大,这既体现为地理上的又有复杂程度上的。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意味着事情可以发生得更快,曾经一度被限制在专有领域内的信息如今可以被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人获取,我们将在第16章中讨论这些。

这些都不意味着社会性压力会带来一个公平、合理或是有道德的社会。公元前1700年出现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文字记录的法典,它包含了某些现在看来甚至是野蛮的法律:如果儿子殴打父亲,他的双手应当被砍掉;如果有人胆敢抢劫并被抓获,他将被处死;如果有人向长老控诉犯罪,却不能证明他所指控的罪行,他将(如果他指控别人死罪)被处死。人类历史中充斥着政府对其人民的压制、迫害甚至是屠杀。没有什么能够保证大众能够赞同这些法律,社会利益与社会准则可能只是由独裁的统治者颁布确定的。社会性压力能够确定的唯一的事情是,起码在短期内,社会不会分崩离析。

此外,社会性压力会阻止社会的变革:坏的、好的以及不明确的。协作者,从定义可知,是那些会遵循群体准则的人,它们将群体的利益置于一切冲突利益之前,并通过这样做,使群体的准则更加难以撼动。如果这个群体的准则是不合理的,这会从长远上给社群带来致命的伤害。

请务必记住社会整体并不是我们这里关心的唯一群体。任何群体情境下都存在这种社会性压力:它们是朋友群体在公共晚餐上回避贪吃鬼的策略;它们是犯罪团伙为了防止丢失武器以及在其内部出现奸细采取的手段;它们是军队惩治逃兵和抗命者的律条;它们还是企业用于防止员工贪污制定的规范。

注释

1.理解社会压力如何工作往往要先了解人类以及其他动物的进化心理,就像了解盆骨、脾脏或男性脱发的机理一样。这是进化心理,由爱德华O.威尔逊于1975年首次提出,在近20年中飞跃发展。这是看待心理学的新方式:不是行为集合,而是人类发展的证明。该方式提出元理论框架,其可以对整个领域进行整合,进而极有可能对心理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就像150年前进化论之于生物学。

平心而论,进化心理学研究并未被广泛接受。基因学家安妮·英尼斯·达格(Anne Innis Dagg)认为基因科学是有缺陷的,它无法进行试验或收集史前数据,其所有推论在古尔德看来“就是个故事”。

然而,进化心理学不仅是基因决定论。对行为在进化方面的解释不等同于或者不代表基因解释。行为,尤其是人类的行为更为复杂。当然,基因确实与我们的心理过程有关,尤其在进行深层次防护以及做与信任相关的权衡时,但自然选择可能发生在任何可以从上代传到下代的特性上。后天习得的特性、文化特性、表现英雄行为的故事以及技术知识都可以传递。进化心理是基因与非基因遗传的混合体。

2.这被称为生态有效性。过去的环境塑造了我们的身体机能,那时人们的担心来自大型猎物的攻击,而不是100码之外某处射来的铅弹,因此前额保护我们不受钝重物体的打击,但对子弹就无能为力了。类似地,骨架对跌倒有保护作用,但对简易爆炸装置就不灵了。生态有效性的缺失意味着许多物种的灭绝,因为它们不再适应变化的条件。

3.当然,不支付出租车费的成本更为昂贵。只举一个例子,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写道:“社会无法进化出有效的低成本合约执行力,这是历史上与当代不发达国家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

4.有一种观点认为钱不一定非得存在,互惠互利就足够了,当债务正式化之后才需要钱。

5.由第一个描述此事的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命名。

6.保守的估计是20%~25%的已婚美国人与非配偶发生过性关系。

7.对许多动物的研究表明,动物界滥交的情况比我们之前认为得更要严重。大约4000种哺乳动物中,只有一些是一夫一妻制的。甚至是鸟类,曾被认为一夫一妻的典范,对它们的配偶一点也不忠。自从DNA指纹识别技术的应用成本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许多研究表明10%~40%的小鸡不是被其生父养大的。

8.这里存在一种平衡。考古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像其他原始人一样暴力,却比早期人类更有激情。然而他们灭绝了,我们的祖先却存活了下来。有明显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存在人吃人的情况。

9.这些数字在历史上的军队组织中都有所体现:一个作战小队有10~15人,一个排有3~4个小队,连队有3~4个排,3~4个连组成营,3~4个营组成团,2~3个团组成一个师,2~3个师组成一个军。

10.关于宗教进化的起源有几个理论。尽管大家都说宗教能够引导社会产生凝聚力,但该效应是宗教的核心还仅是副作用存在争议。

11.这三个的组合被社会学家称为社会控制。我没有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①传统上该术语不包含强制性手段,而我需要一个术语既包含非强制性手段,也包含强制性;②它的含义已发生演变,现在仅限于犯罪与异常行为,而且,社会学术语从没有包含过物理防护手段;③与我避免使用博弈论术语“社会困境”一样,我想强调这些机制的社会方面。

12.这个研究不可能是决定性的,但来自Facebook、Twitter以及其他地方的数据表明邓巴数字不会随着信息科技变大。Facebook声称普通用户拥有130名朋友,如果你忽视那些从不使用其账户的人,我猜测中值将在150人(见http://www.facebook.com/press/info.php?statistics)。还存在证据表明Facebook好友数量与特定的脑区域大小相关。这样的社交网络正在改变朋友的定义,不然,你怎么解释Facebook主页上包含我们在中学从没讲过话的同学,但却帮他们浇灌虚拟植物呢?





第5章 社会困境


有这样一些与信任相关的问题:

●在自然灾害中,我是否可以去偷一台宽屏幕电视?或者去偷食物来养活家人?

●作为一名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我是否应当拒绝自杀式攻击?如果我仅是一名普通步兵,应当如何对待攻击全副武装的敌人地堡的攻击命令?

●作为一名企业职员,我应当努力工作还是懈怠散漫?如果身边的人都吊儿郎当却侥幸未受惩罚呢?如果我的职位很关键,懈怠工作就会影响到所有人的年终奖呢?

所有人心里都会对这类问题进行风险权衡。为了决定是协作并顺从群体的准则,还是背叛并遵循冲突准则,个人往往需要衡量二者的代价与利益。我将使用一个称为社会困境的概念去描述集体利益与冲突利益间的紧张关系。

上面提到的风险权衡会带来社会反响,从而将一些情况变为社会困境(不仅是个人自由选择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并为这样做的后果承担风险)。社会整体关注社会困境,这是因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背叛,将发生一些极端的事件。有可能是恶性事件,比如大规模的饥荒,也有可能是好的事物,比如公民权利。但由于社会困境是从社会性准则的观点出发的,顾名思义,它会照顾社会集体的最大利益,保证协作的普及。

让我们首先从可能的最小社会开始:两个人。另外一个从博弈理论中衍生出的模型会在这里生效,它被称为:囚徒困境1。

爱丽丝和鲍勃是一对罪犯搭档,他们在一次入室盗窃中双双被捕。2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给他们俩中的任意一个定罪,于是把他们隔离关在不同的讯问室中,分别与他们谈话。“如果你能够背叛你的同伴并承诺检举她,”警察说,“我会把你释放而你的搭档将入狱十年。如果你们都告发了对方,我们不需要你的证词,你们都将入狱六年。但如果你跟你的搭档心怀默契都拒绝告发对方,我只能指控你们犯了小罪——入狱服刑一年。”3

无论是爱丽丝还是鲍勃都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是因为他们最终的结局都取决于对方的选择。他们都没有任何办法获知或者影响对方的选择,而且他们也都不信任对方。

想象一下爱丽丝是如何权衡两种选择的:“如果鲍勃保持沉默,”她想,“那么对我最有利的做法将是告发他。这就成了从无须坐牢与坐牢一年中进行选择,这相当容易。同样,如果鲍勃出卖了我,检举他仍然对我更为有利,那将变成在六年牢狱和十年牢狱之间的选择。因为我没法控制鲍勃的选择,在不考虑他作何选择的前提下告发他将给我带来更好的结果。于是很明显背叛鲍勃对我最为有利:认罪并同意检举他。”她决定那样做。

鲍勃,被关在走廊尽头的另一间拘禁室中,也在进行同样的权衡与选择。他经过了相同的推理(像爱丽丝一样没有为对方考虑更多),并得到了与爱丽丝一样的结论。

于是爱丽丝和鲍勃都认罪了。警察不再需要他们中的任意一方告发另一方,他们都需要在铁窗里度过六年时间。但是困难在于:如果他们都能够保持沉默,那么任意一方都只需要服刑一年。

囚徒困境描述了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见表5-1)。作为一对搭档,爱丽丝与鲍勃的最好结局是都保持沉默并仅需在监狱中服刑一年。但是如果他们都各自做出对自己更为有利的选择,得到的却是各自最坏的结果。



让他们都取得最好结局的唯一方式——服刑一年,而不是六年或者十年,是都按照群体的利益行事。当然,这只在他们能够信任对方会做出同样选择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爱丽丝和鲍勃却不能。

借用经济学中的术语,另一名罪犯的服刑时间是一个外部效应。那意味着,选择的结果不由做出选择的一方来承受。从爱丽丝的角度讲,鲍勃的服刑时间就是一个外部效应;对于鲍勃,爱丽丝的服刑时间也是一个外部效应。

我喜欢这个囚徒的例子是因为它同时揭示了合作并不意味着事物在道义上的正确性,它只意味着与群体的利益相一致。同样,背叛并不一定代表事情不道德,而只是将某些冲突利益置于群体利益的前面。

基础贸易是囚徒困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尽管你可能之前没有以那种方式考虑这件事。认知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比起囚徒、告发和监禁的故事更喜欢使用这个例子。

两个人相遇并交易密封的袋子,他们都知晓其中一个袋子装着钱,另一个装着商品。双方都可以遵守交易原则,把事先承诺的东西或钱放在袋子里,也可以背叛,把空袋子给对方。

很容易看到存在防止商人欺骗的信任机制:他们作为商人的信誉。同样存在防止顾客欺诈的措施:他们会被逮捕或者最起码被禁止再次进入商店。这些都是社会性压力的例子,我们在第6章中还会回过头来进行讨论。

这个例子还揭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社会困境并不总是对称的。商人和顾客具有不同的角色以及关于协作和背叛的不同选择。他们还具有进行背叛的不同动机,以及不同的冲突准则。

这里有一个涉及两家公司的社会困境,它们以相同的价格售卖相同的货物,并且在客户群体和其他方面也如出一辙,类似于太阳石油公司与阿莫科石油公司售卖汽油。它们是仅有的销售同类货物的企业,可供瓜分的市场也是固定的。它们增加市场份额的唯一方式是做广告,而任何一家在市场份额上的增长都来自于另一家的份额丢失。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每一家公司都只能要么投入固定的花销在广告宣传上,要么没有花销;它们都不拥有可变的市场营销费用。同样,假设如果一家公司进行了广告宣传而另一家公司没有,那么做广告的公司在市场占有上获取的利润会高于广告宣传投入的开销。如果二者都做广告,那么它们的投资将会相互抵消,市场份额也不会变化。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要不要做广告呢?

这与之前一样需要进行风险权衡。从爱丽丝的角度看,如果她进行广告宣传而鲍勃没有,那么她将提升自己的市场份额。但是如果她不做广告而鲍勃做了,那么她将丢失本属于自己的份额。于是无论鲍勃怎样做,爱丽丝都应该做广告。鲍勃也进行了相同的权衡,于是他们最终都进行了广告宣传,并且市场份额都没有改变,而他们本来都可以省下这笔钱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广告营销涉及的利益冲突,如表5-2所示。



这便是基本的军备竞赛,在这之中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为了保持相对于对手不变的状态而进行各种努力。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就进行了这样的竞争,竞争的政治党派之间也这样做。

如果假设个体可以在不同策略间进行切换并设置了正确的参数,鹰鸽博弈可以变形为囚徒困境。当一对个体进行交互时,他们都可以进行合作(作为鸽子)或者背叛(作为鹰)的选择。双方都知道协作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最佳策略,但做鹰可以使他们各自获利更多。

并不是所有两人之间的交互都牵扯到囚徒困境。试想两名司机都被横在路中间的树堵住动弹不得。这棵树是如此沉,以至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无法独立地移动它,但如果两人合作,就可以搬开这棵树。这里不存在冲突,无论是出于群体利益,还是个人利益,他们都希望能共同移开这棵树。但是囚徒困境是普遍存在的,一旦你开始留意它们的存在,你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它们。4

囚徒困境的基本形式包含了两个必须在其自身利益和二者的群体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人。这十分有趣,并且被广泛的研究5,但从我们的目的出发它过于简单。我们更关心牵涉到更大的群组的事情,这样的困境可能包含数十、数百、数千甚至上百万人。

下面给出一个经典的社会困境:过度捕捞。只要你不在任何区域中捕捞过多的鱼类,剩下的鱼群将足够快速地繁殖以满足后续捕捞的需求。但如果在水域中捕捞过多的鱼类,剩下的鱼群的繁殖速度就无法赶上需求,于是整个鱼群就会灭亡。

如果仅有一位渔夫,他就可以基于自己的眼前和长期利益来决定应当捕捞多少鱼。他可以在一年内捕捞尽可能多的鱼,卖一大笔钱,也可以今年捕捞较少的鱼,卖较少的钱,但足以确保来年的生计。做出这样的决定十分简单(假设他不是只有拼命打渔才能维生),你可以想象得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位渔夫不会因为短期利益而牺牲自己未来的生计。

但是当水域中的捕捞者数量多于一个时,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每位渔夫不但要考虑自己是否会过度捕捞,还要担心别的渔夫是否会做相同的事情。于是每个人心中的抉择就构成了一种社会困境(见表5-3)。



渔夫爱丽丝的利益权衡与囚犯爱丽丝的考量具有相同的要素。爱丽丝既可以从短期的私人利益出发行事而打捞很多的鱼,或者从本地所有渔民构成群体的利益出发打捞较少的鱼。如果群体中的每个人都遵从群体利益,那么爱丽丝按照其自身利益行事会更加有利。她会捕捞更多的鱼,而由于她是唯一的过度捕捞者,鱼的储量会保持充足。但是如果爱丽丝服从群体的利益而其他渔夫都优先考虑个人私利,她将会白白地牺牲掉自己的短期利益:她会捕捞较少的鱼,而由于所有其他人都在过度捕捞,鱼的储量仍然会枯竭。

她的分析导致她决定进行过度捕捞。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每个渔夫都有相同的分析,他们将最终会面临鱼群的枯竭和打渔生意的崩溃,这被称为公地悲剧,是由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于1968年首次提出的。6

公地悲剧随时出现在那些由群体分享有限的资源的场合下:不仅是渔业,还有牧场、用水权、健身房中一台公共健身器材的使用时间,以及厨房中一盘没有设防的曲奇。在一片森林中,你可以为了最大化的短期利益砍伐所有的植被,或者为了可持续而选择性的进行采伐。拥有森林的某些人会自己进行权衡,但当一个无组织的群体共同拥有一片森林时,任何人都不会对树木手下留情,此时公地悲剧就出现了。

公地悲剧要比两个人的囚徒困境复杂许多,这是因为其他的渔夫并不做出共同的决定。相反,每个单独的渔夫都会自己选择怎样去做。在两个人的困境中,爱丽丝需要尝试预测鲍勃会怎么做,而在这个更大的困境中,会出现更多种可能的结果。

假设总共有100名渔夫,他们中有从0到100中的任何数量的人会出于个人私利而过度捕捞。无论爱丽丝怎样做,对群体的危害都会随着捕捞群体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如果仅有一名渔夫过度捕捞,爱丽丝将不会受到影响,很显然,如果其他99人都过度捕捞就会危害她的利益。50人过度捕捞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危害,当这一数字降至20时危害也会变小。过度捕捞是分等级的,20名渔夫每人过度捕捞很小的数量所造成的危害可能比5名尽可能过度捕捞的渔夫所造成的危害要小。这里起作用的是背叛的规模:过度捕捞者的数量,还有过度捕捞的频率以及每次过度捕捞的数量。

在某些背叛的范围内,鱼的储量会枯竭到很低的程度,以至于会危及到所有人未来几年的捕捞。这比爱丽丝是否获得了公平的指标要危急得多。在博弈理论中,这被称为非零和博弈,这是因为收益和损失的总和不会是零:有可能存在所有人都损失惨重的结局。7渔业就是一个非零和博弈。其他社会困境看上去类似于一种具有有限资源的零和博弈:如果某个人获取了更多,那么别人得到的就会变少。但即便在这些情况下,也有发生背叛泛滥的惨败的可能。如果一个社群不能分享共同的水资源,那么由于没有水可供灌溉,每个农夫种植的庄稼都会死亡。如果一小群人长时间持续占用健身器材,那么其他人就不会再来健身房,于是它将失去会员并最终倒闭。如果某人总是吃掉所有曲奇,妈妈就不会再烤制曲奇。请记住:只有最差劲的寄生虫才会害死宿主。

非零和属性是社会困境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群体的结果仅取决于单一成员的行为。爱丽丝的协作与背叛几乎不会改变过度捕捞者的数量,也几乎不会因此而让鱼的储量枯竭。只有群体的行为才能决定整体的结果;在某些时候,群组中过度捕鱼者所造成的影响会从没有浮动至十分严重的损害。

当然,即便所有成员都随心所欲地捕鱼,群体也不一定会把鱼捕个精光。也许这片水域中本来就没有多少渔夫,或者捕鱼的技术不足以达到足够的效率。群组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尽可能多地捕鱼,而不会互相影响或危及未来鱼群的储备。但是在某一时刻,要么水域变得非常拥挤,要么渔夫们在捕鱼技术上取得了足够的进步,公地悲剧还是会出现。

爱丽丝自己的行动与群组整体行动带来的影响发生了脱节,这令社会困境在较大的群组里甚至更难以解决。通过进行理性的经济学分析,我们认为爱丽丝的配合没有任何意义。群体将无视她的行为而行事,无论她配合还是背叛都不会改变。唯一能够由她选择的是抓住还是放弃背叛群体利益或短期收益的机会(见表5-4)。



在公地悲剧中,在私利的指引下行事的人破坏了群体的利益。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社会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人们可以获益于那些依照群组利益行动的人,而无须亲自按照群组的利益行事。这被称为搭便车者问题。

疫咳(或者被称为百日咳)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几乎可以被彻底预防,一旦患上又几乎无药可治。在20世纪早期,接种疫苗的制度尚未普遍推广时,百日咳是人们最害怕染上的病之一,它在发展中国家也持续成为死亡的重要原因。与其他疫苗相比,百日咳疫苗令个体获得免疫能力的效果并不是十分明显。标准的新生儿免疫计划要求进行四次疫苗注射。在第一次注射后,大约30%的婴儿获得了免疫能力;两次之后,大约50%;即便是四针全都注射完毕,仍然只有90%的个体获得了足够多的抗体来对抗这种病。

而且,疫苗也并非没有风险。最早的百日咳疫苗有很小的风险,可能会伤及神经。于是它被另一种更安全的疫苗所替代,像其他疫苗一样,虽然风险微乎其微,但是出现副作用的可能仍然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前期,疫苗的副作用吸引了媒体大量的注意力,最为突出的是瑞典、日本和英国。家长开始拒绝为他们的孩子注射疫苗,医生也常无法让他们相信注射疫苗的好处大于风险。

疫苗注射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可以形成群体免疫。如果几乎所有人都注射了针对某种疾病的疫苗,那么该疾病将在这个社群中无从立足。就算某人染上了这种病,他也几乎不可能传染给其他人。而不愿给孩子注射疫苗的父母不仅使自己孩子有可能患病,还增加了社群中所有人感染这种病的风险。很显然,这种风险随着家长放弃疫苗接种的比例增加而增加。虽然在别的疾病的疫苗注射上也存在这种情况,在百日咳上的威胁却特别严重,这是因为该病的疫苗并不能提供完全的免疫力,也不建议被使用在最年幼的新生儿或者有免疫缺陷的人身上。

1974~1979年,瑞典人中百日咳疫苗注射的比例急速下滑,从90%跌落到12%。相应地,瑞典儿童中患上百日咳的比例从1975年的0.05%(几乎接近零)暴涨到1983年的3.4%。瑞典从一个除了百日咳以外什么都很富足的国家,沦为一个每30人中就有一人患有百日咳的国家。

当家长抉择是否让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时,他们面临一种社会困境。他们可以选择配合并让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或者选择背叛而拒绝接种。当大部分孩子都接受了注射时,对单个孩子而言,还是不要接种比较好:他规避了副作用的风险,却获得了群体免疫的好处(见表5-5)。但是如果存在太多的背叛者,那么每个人都会受苦于疾病变得更为流行的风险。这也是一个非零和博弈;疾病的大规模流行会在某一个临界点上变得极为可能。



一个搭便车者从其他每个合作的人那里获得好处,而无须自己合作。试想一下社会中的单个人拒绝纳税,他却获益于由税款支持的公共机构,比如警察和消防部门、道路建设和维护部门、保证他的食品安全和工作场所安全的管理机构、军队,等等,他实际上并没有为之付出代价。

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拒绝纳税,那么政府能提供给上述社会服务的钱就越来越少,这些服务对于每个纳税的人来说就变得更加昂贵而几乎无法供养,于是能够提供给搭便车者的好处也变少了。在极端的情况下,整个系统将会瓦解。

想象一栋没有事先安装烟感装置的公寓楼。第一个安装的人是个傻瓜,因为就算他自费安装了烟感装置,这栋楼仍然会因为别的房间的失火源而发生火灾。最后一个安装烟感装置的人也是笨蛋,因为他已经从其他每个人安装的烟感器那里获益,而不用自己再多付一分钱。

很容易忽略最开始的那些两人例子,因为那仅是两人自己的责任。爱丽丝和鲍勃可以选择是否要在牢狱中出卖对方,或者是否要在交易密封的袋子时使诈,这与其他人没有关系,当然社会也没有理由牵涉进来,让那些交易的人自己提防去吧。

社会会因为源于爱丽丝与鲍勃选择的更宽泛的社会困境而牵扯进来。让我们再审视一下密封袋子的交易,把注意力放在顾客爱丽丝身上。她既可以合作并支付货款,也可以通过欺骗鲍勃来实施背叛。是的,她的选择几乎直接影响着鲍勃,但是回想一下更宽泛的窃贼与社会的例子,这实际上影响着所有人(见表5-6)。



并不是说社会在乎某个窃贼,实际上,社会仅需要所有权受到尊重。注意,这里的尊重与所有权的种类无关,可能是公共财物所有权,也可能是私人财物的所有权,还有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事物的所有权。对于社会而言,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尊重社会的选择,相信那是让成员的共同生活正常运行的合理规则,并让每个人都能相信这些规则会被践行。8

与之类似,如果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商人鲍勃身上,我们将发现他在由所有商人组成的社群中也面临类似的社会困境:他既可以公平地对待他的顾客,也可以在交易中使诈。社会不需要不诚实的商人,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被欺骗,还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商业体系的运转依赖与信任。

因此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商家们将停止与所有的顾客进行交易,而不只是与爱丽丝。顾客们也不再从商家那里购买东西,他们可以去执行昂贵并耗费时间的包裹检查流程,而这将需要雇用其他人来帮助他们完成交易,诸如此类。失去了信任,商业也将崩溃。

就连囚犯们也可以有更广泛的、与是否认罪利益相关的群体。一个犯罪组织不会关心爱丽丝或者鲍勃的个人行为,而是关注所有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度。如果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相信,其他人即便在受到巨大的个人损失的情况下也能为其保守秘密,那么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得到发展(见表5-7)。



这些社会困境中存在着共同的有趣的地方,分别来观察它们,你会发现不存在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回想一下囚徒困境,无论如何分析,合作都不会生效。这是因为他们不信任彼此,于是都选择了告发。这便是合作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信任是违背人的本性的,而且也不符合个人的短期私利。这个问题就解释了为什么合作在自然界中如此罕见,为什么在人类之中形成合作也用了如此长的时间,以及为什么我们发展出了社会性压力来增强合作并维持社会的凝聚力。

注释

1.囚徒困境由20世纪50年代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与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首次提出,数年之后由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命名。许多研究者很熟悉该博弈,并对其进行分析,最为有名的就是约翰·纳什(John Nash)与罗伯特·阿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他们用它解释协作的演变。

2.我应该对爱丽丝与鲍勃进行解释。解译密码者(解译密码是我职业生涯的开始)在任何安防讨论中命名两个行为者为爱丽丝与鲍勃。对我们而言,不认识的人不是爱丽丝就是鲍勃。如果你遇到我,如果我叫你爱丽丝或鲍勃不要惊奇。

3.像故事的风格一样,这种事情不是罕见的,只是基本的协商认罪。

4.我听说过一个人从来不在四面都通的停车信号前停下,因为他觉得其他人也会停下来。鹰派政策会运行得很顺利,如果他在路口处遇到的都是鸽子的话。

5.数据库查询能搜出73000篇带“囚徒困境”的学术论文。

6.哈丁使用开放牧草地作为一个例子。以下内容来自他的论文:

想象一块对所有人开放的牧草地。每个放牧人都会在这块公共地上饲养尽可能多的牲畜。这种情况在多个世纪之前都没问题,因为部落战争、非法狩猎以及瘟疫限制了人口与牲畜数量在这块土地的供养能力以下。最终,审判日到来了,即社会稳定的长久夙愿得以实现,到了这时,公共地的内在逻辑不断地制造出悲剧。

作为理性人,每个放牧人都寻求最大利益。显式的或者隐式地,多多少少有意识地,他问道:“在我的牧群里增加一只牲口会有什么效用?”这个效用既有负面成分也有正面成分。

(1)正面成分是增加一只牲口的价值。放牧人从多售出的一只牲口获得了收益,正面效用几乎加1。

(2)负面成分是增加一只牲口会带来过度放牧问题。然而,过度放牧效应由所有放牧人承担,放牧人权衡利弊时,负面效用只是众人数量的小部分。

将各成分效用加起来,理性的放牧人认为,明智的选择是增加他的牲口数量。这个结论只是由共享这片公共地的一个一个理性放牧人得出的。其中就有了悲剧,每一个人都被锁在一个体系中,该体系强迫他无限扩大他的牧群。在相信公共地自由共享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他们最终会走向毁灭。

7.正规博弈是零和:有人赢,有人输。赢加1分,输减1分,总和为0。

8.是的,这些规则有时由独裁者制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将在第11章中讨论这些。





第二部分 信任模型


第6章 社会压力


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是无解的,因为两个囚犯(或者商人与顾客),不能够相互信任,他们最终都会背叛彼此。更大一些的社会困境,比如军备竞赛、公地悲剧以及搭便车问题也同样难以解决。在逻辑层面上,背叛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而该选择最终会给整个群体利益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人们通常不会做出背叛的选择,我们始终都在相互合作。我们在商业上信奉诚信经营,但也存在如安然公司、AIG以及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等一些臭名昭著的例外;大多数渔民不会过度捕捞,但也存在少部分人会将海洋供养消耗殆尽;大多人数都会给孩子接种疫苗,但也存在不良反应的风险。在监狱中,有时囚犯之间也不会相互告发。1

囚徒困境涉及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风险平衡,如果你以非常狭隘的眼光来看待,它在整体上不过是一个困境罢了。我们不会站在购物店付款台前的队伍中想着:“箱子里头要么是一台宽屏电视机,要么装的是石头。如果是石头,我最好付假币;如果里头是电视机,我最好还是付假币。”通常,我们只是付了电视机的钱,将电视机放入车中,然后开车回家。如果我们是职业支票造假者,我们在这个困境中也不会想太多。我们用一张假支票支付这台电视机,将其抬入车中。这种情况下,我想应该是一台逃跑用的车,然后驱车返回贼窝。

这个问题不是关于人的,而是关于困境的。2社会困境是在群体利益与一些冲突的个人利益中做出选择。假设个体总是尽量最小化他们的囚禁时间,或者最大化他们的捕鱼量、短期利润。但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要比这些复杂很多。我们的冲突利益更加琐碎与多样化,它们很主观,并依情景而定。我们也会试图最大化个人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因此,我们的社会困境是我们与其他人不断发展的关系的一部分。

社会通过将服从群体利益变为个人最佳利益来解决社会困境。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都没有觉察到困境的存在。因为有了法律与警察,偷宽屏电视机的选择并不比不偷会好到哪儿去。因为大家都会有所反应,背叛朋友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当然,不被囚禁比冒着坐六年牢的风险要大,而尽可能多地捕鱼比少捕要强,但即使是这些评估也都不一定能够经得起人们丰富情感的推敲。不被囚禁却背上叛徒的名声真的比在狱中待六年要好?捕捞更多的鱼却破坏海洋供养能力真的比少捕捞一些(甚至其他人都比你捕捞得多)要好?这些问题的答案依情况而定,将根据你是谁、你是做什么的以及你在哪里决定。

另一个有名的困境也说明了这个观点。猎鹿困境最初由卢梭于1754年提出。在他所处的时代,几个猎人(可以是两个也可以是更多,与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一起围猎一只雄鹿。大家需要相互协作才能保证围猎成功,这一点对他那个时代的读者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要猎鹿成功,每个人都必须严阵以待,但如果一只兔子恰巧出现在一个猎人可捕捉的范围内,不用怀疑,他会没有顾虑地去捕捉他的猎物,他不会关心这样做给他的朋友带来的损失。

该困境与囚徒困境有一点是不同的,即协作的利益大于背叛的利益:一只雄鹿即使分成几份也比一只兔子有更多的肉可供食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困境。对于所有的参与者,协作比其他的选择更优。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背叛始终会在这样的协作博弈中发生,看起来毫无道理可言。

卢梭也忽略了猎人们利益冲突的多样性以及主观性。得到雄鹿的一块肉比得到整只兔子更为实惠,然而这个看起来并不明显(对任何时候、任何人)。当然,猎鹿可以使每一个人得到更多的肉,但人们考虑的不仅仅是这一点。首先,猎鹿不一定能够保证成功。逮到兔子是非常有保证的(它们很小,并且很容易捕捉),而得到一块雄鹿肉只是一种可能性(甚至是概率事件),真正的选择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我们勇猛的猎人——爱丽丝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愿意为跟踪雄鹿花费半天工夫吗?还是愿意逮到兔子,回家,然后在其余时间做一些她愿意做的事情?也许她很累,也许狩猎让她感到无聊,也许她压根就不喜欢鹿肉,而她恰巧有一味很想尝试的烹饪兔肉的良方(我喜欢茱莉亚·蔡尔德《烹饪之道》一书中的一种做法)。也许她确实很乐意为了猎鹿而放弃兔子,但却不相信她的同伴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并不是卢梭决定这些考虑中的哪些对猎人来说是重要的,而是猎人自己决定,他们会做出不同的决定。

另一个困境叫做大雪困境,有时也被称作胆小鬼困境。3两个司机被困在一场大雪中,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配合铲雪或者背叛,待在自己的车里。如果两个人都待在他们的车里,这两个人会一直被困。如果至少有一个人去铲雪,两个人都能解救;两个人一起铲雪比一个人会更快更可靠地完成工作。但与囚徒困境不同的是,选择协作对每个司机来说都是最有利的,即使另一个背叛。4

结果会有几个不同的困境5(通常称作社会困境或协调博弈),其差异取决于不同结果的相对值。那些细微差别会对博弈论学者产生很大影响,但对于一般大众并不重要。我们根据我们想要做什么而进行权衡。6

当你考察参与者的利益冲突、动机以及优先考虑的事情等细节时,你就会意识到他们可能并没有参与同样的博弈。爱丽丝的囚徒困境可能是鲍勃的大雪困境,爱丽丝的大雪困境可能是鲍勃的猎鹿博弈。对爱丽丝,协作很明显是明智的选择,她如果背叛,自我感觉可能会非常糟糕,她将很在乎她的朋友会如何看她。也可能是因为有惩罚背叛行为的法律,她并不愿意去冒坐牢的风险。她有属于自己的平衡策略:她自己有关协作与背叛的主观价值。鲍勃可能会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去选择协作或者背叛。今天即使鲍勃与爱丽丝进行同样的博弈,他们明天也可能各自进行完全不同的博弈。这些社会困境比简单的博弈理论模型要复杂得多。

回想在第4章开头讲述的关于狒狒的故事,注意这种社会困境。



人类取得的一个伟大成就便是解决社会困境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通过欺骗的方式解决了这些困境。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在博弈论的限制因素内解决这些困境;相反,我们采用偷换博弈的方式消除了困境。回想被拦在一棵倒下的树前的两个司机,没有一个司机可以独自通过。他们不是在囚徒困境中,他们也不是在大雪困境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自私利益与群体利益是相一致的——他们一起将树移开,然后继续他们各自的生活。解决社会困境的诀窍就是将社会困境变成本例中的情形。这也是社会压力的做法:社会将其拇指摁在天平上,即社会借力影响结果。

要解决社会困境常常意味着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考虑有关人士以及他们的处境。如果我们假设有关人士足够善良,密封包裹交换将不再是一个囚徒困境。

爱丽丝可能会想:“如果我认为鲍勃会协作,我有两个选择。如果我协作,我将获取我所得的,并且也会因与鲍勃的协作而感觉良好;如果我背叛,我会免费获取我所得的,但我会因欺骗鲍勃有一种负罪感,而负罪感比放弃钱财让我感觉更为糟糕,所以对我来讲协作是明智的。另一方面,如果我认为鲍勃会欺骗我,我也会有两个选择。如果我协作,鲍勃会拿走钱,我会被骗,并且因与骗子协作感到很蠢、很懊恼;如果我背叛,我不会获取我所得的,并会对试图欺骗鲍勃而产生内疚。那种被骗带来愚蠢的感觉比试图欺骗鲍勃带来内疚的感觉稍差,最后发现鲍勃自己也是个骗子。但是鲍勃也在做着同样的分析,并且他也不想因为欺骗我而有负罪感,所以,他不会背叛。”

事实上,鲍勃做了同样的分析而且也选择了协作,尽管(非常有可能)这两个人并没有在意识层面上决定要怎么做,只是表现出了同样的坦诚相待以及相互信任。也许我的感情是错误的——它们可能被道德指南针、公平感或者朝向他人的利他主义激发出来。不管是哪种情况,困境解决了。

那些内疚的情感来源于我们的头脑。内疚的感觉是一种社会压力,以不同程度作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道德压力不是我们解决社会困境的唯一手段。所有能使协作更加吸引人的考虑,以及使背叛不那么吸引人的考虑都属于社会压力。这些包括社会对协作者进行奖励,对背叛者进行惩罚,针对背叛者的法律制裁,使背叛难以成功以及难以逃脱的防护手段(见表6-2)。7



当然,还有许多社会压力,我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真实世界并不如此简单,任何对人打交道的分析都要考虑到环境因素。如果爱丽丝是位国外的游客,鲍勃可能就会欺骗她。如果欺骗所得的不义之财数额巨大,爱丽丝或者鲍勃就会觉得欺骗比由欺骗带来的负面感觉更有价值。在第3章中,信任是有上下文的,之前的所有分析在这里也都成立。

对于大多数人,协作比背叛更值得去做。考虑到对与我们同在困境中的人们的了解,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好的策略。8并且,出于不同但却同样合理的原因,有些人发现背叛比协作更有价值。空间上没有推广性,时间上也不具连续性,只是那个人在特定瞬间做出那个特定的权衡。没有确切的困境,只是个体主观的风险权衡罢了。

社会压力有六种途径能够减少背叛范围,我将用爱丽丝潜在地欺骗商家为例进行阐述。

●社会压力能够增加实际的或者看起来的背叛难度。实际的商业通常并不在密封的包裹里进行。鲍勃采取多种额外防护考虑来最小化爱丽丝可能欺骗的风险。鲍勃要求她用难以伪造的货币进行支付,或者通过第三方认证系统使用她的信用卡。窗户的防护条以及防盗器使得爱丽丝很难从鲍勃那里行窃。

●社会压力能够提升背叛后果的严重性。这些主要是在事后起作用,想想监狱条款、罚金、砍掉小偷的手,9以及社会驱逐。即使他们从没逮住过任何人,警察的存在也使得犯罪变得困难以及代价高昂,每一部有关打劫的电影都以很生动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点。

●社会压力能够减少实际或预期的背叛利益。防盗可爆染色包使得偷来的衣服几乎变为废品,ATM机取款限额限制了一个小偷可以偷窃的金额。

●社会压力能够增加协作利益。名誉就完成了该职能。爱丽丝能够从其在商业圈中表现出的诚实守信而受益,如果她与受其恩惠的商人处于同一群体中,受益更为明显。当然,爱丽丝的信用等级也是她名誉的一部分。人都有很强的服从群体的需求。

●压力能够降低协作成本。社会使协作变得容易。购物店里的结账台很容易找到。与物物交易或拖着满袋金银相比,不能伪造的纸币与信用卡使得商业交易很容易进行。或者想象iTunes商店,它使得在线购买有版权的音乐变得非常容易。

这里存在许多有重叠的地方,许多技术也都是紧密耦合的。当减少了背叛收益,几乎肯定就减少了背叛的频率(见图6-1)。



图 6-1 社会压力旋钮

回想鹰鸽博弈,以及社会可用来设置初始化参数的旋钮。图6-1中的分类都是单独一个个旋钮,而社会压力给群体提供了一种控制这些旋钮的机制。理论上讲,如果旋钮能够很精确的校准,社会就可以得到所能容忍的确切背叛范围。

有许多将社会压力进行分类的方法。我所使用的系统是根据它们的起源进行分类的:道德压力、名誉压力、制度压力以及防护机制。10当然你也会进行这样的分类。正因为我们感觉到了道德压力,因此会做正确的事或者至少不会去做错误的事。名誉压力被更多的称为同辈压力,但我认为它是所有来自其他人并促进协作的激励。制度压力更为广泛,更为通用:群体使用规则来引导协作。防护机制则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产物:一方面是独立的分类,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其他三个分类。

这四个分类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是它们在多大规模的群体上运作。

●道德压力在小规模群体中运作最为有效。是的,道德可以影响我们与地球另一边的人打交道,但总的来说,道德在我们熟知的人中最为有效。

●名誉压力在小规模与中等规模的群体中运作良好。如果我们一丁点都不了解其他人,我们就会对他们的名誉一无所知。我们对他们了解得越多,我们对他们名誉的认识就越准确。

●制度压力在较大规模的群体中最为有效。它在小规模群体中常常行不通;比如,如果你的妹妹偷了你的自行车,你不大可能报警。它可以在非常大的群体,甚至全球范围运行,尽管有些困难。

●防护机制可以在多种规模下扮演社会压力的角色。它们可以近距离地保护个人,比如一套盔甲;它们也可以是全球范围的,像检测国际洗钱的系统;它们甚至可以是这两者之间的任何范围。

我在此故意对群体规模进行模糊化处理,但对于社会压力肯定得有规模的考虑。社会在不断增加规模,这是社会压力系统正在失效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应时刻心系规模这根弦。

社会压力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其在安全事件过程中运作的时机。道德压力可以在背叛发生之前、当场或之后起作用。名誉以及大多数制度压力在背叛之后运作,尽管有些制度压力在事件过程中也会发生作用。防护可以在事件之前、当场或者之后起作用。

在事件当场或之后才起作用的压力会通过一个反馈回环来影响权衡。一个人通过直接的知识或者看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知道一些事不会有好结果——可能由于坏名声而被驱逐,或者牢狱之灾,进而会避免这些发生,这就是威慑。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内容将在图6-2中进行说明,伴随图底部横轴的是时间:背叛之前、当场以及之后;左边是社会压力的不同分类:道德压力与名誉压力(一起考虑)、制度压力以及防护机制。特征/倾向区域代表使人们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背叛的物理以及情感因素。自然防御是让被攻击目标更安全的因素。其中没有一个是社会压力系统,但因为完整性的关系我将它们纳入考虑范围。



图 6-2 不同社会压力的规模趋势



图 6-2 (续)

有一个例子比较能说明问题。爱丽丝正在决定是否入室行窃。群体利益要求她不要行窃,但她有冲突的利益(不管该利益是什么)使她想要盗窃。不同的压力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她的风险权衡(见图6-3)。



图 6-3 社会压力如何影响风险权衡

●特征/倾向。如果爱丽丝有恐高症,她就不会尝试从二层的窗户闯入。如果她的一条腿不便利,她可能压根就不会闯入他人的房子。这些考虑发生在她背叛之前进行风险权衡时,即她在决定是否要入室行窃时(注意这不是社会压力)。

●自然防御在行窃过程中起作用。也许房子的主人在家,并且会抓住爱丽丝(这也不是社会压力)。

●大部分道德压力在风险权衡或抉择时起作用:爱丽丝的公平感、是非观以及遵从法律的意愿。有一些发生在实际盗窃的过程中,例如同感共情作用。还有一些在她犯罪之后发生,例如负罪、羞耻感,等等。

●假如她被抓住,在她犯下罪行之后,名誉压力开始起作用。这种压力来源于别人的反应以及回应。

●制度压力也发生在她入室行窃发生之后,想想那些法律以及惩罚她犯下罪行的机制。

●防护机制可以发生在犯罪发生之前、过程中以及之后。预先干预包括在她犯下罪行之前将爱丽丝关闭起来,或者强迫她吃一些改变情绪的药物使其不再想入室行窃,这些是在犯罪之前发生的。防御是在过程中起作用的:

门上加锁,窗户有保险杠保护,使爱丽丝闯入这间房子变得非常困难。检测系统可以在过程中,也可以在之后起作用:防盗器发出的警报可能及时得到处理,也有可能不行。还有一些障碍,比如赝品与认证系统,也可以在过程中起到作用。法医系统在之后运作,可以指证爱丽丝就是窃贼。还有一种防护机制类型:在盗窃发生之后运作的恢复系统,但是该系统可能给窃贼提供一种不正当的激励,因为他们知道恶意行为的不良后果将被降低至对他们无害的程度。如果爱丽丝知道房主可以很容易从盗窃中恢复过来,也许他很有钱,或者有非常齐全的保险,她更可能去他家入室行窃。在盗窃过程中以及之后运行的系统通常具有威慑效应。如果爱丽丝知道警察会不遗余力地侦查破案以及牢狱之灾的严重性,或者如果她知道房主是空手道高手,又或者房间装有防盗器,她就不太可能入室行窃。

这些分类并不是非常严格的。有一些社会压力不能够严格归为任何一类,这很正常,这些分类是为了从整体上更为宽泛地理解这个话题,并不是正式的分类法。

在第7~10章中,我会逐个讲述每一种社会压力。我将讨论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在哪些情况下会失效。

背叛范围太大或者太小将导致社会压力失效:要么是有太多的盗窃,要么是我们为了防止盗窃花了太多的金钱。这与单独的盗窃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的房子被盗窃,不一定是社会安全的失效。记住,我们绝不会将老鹰的数量降低到零。进一步减少它们的数量将变得非常困难。

在某些方面,社会压力像一个群体的免疫系统,像抗体一样,针对内部威胁,T细胞与B细胞给作为整体的社会提供防御,而不是特别关心对个别群体成员的伤害。这种保护虽然不是完美的,对不同的威胁采取不同的且有针对性的处理,非常像免疫系统,使得保护变得更加强大。

注释

1.一种考虑背叛者的方式是,与协作者相比他们不太厌恶风险。因此,协作者可能在几乎没有巨大成本的情况下获取中等收益,而背叛者可能获取更大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可能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2.用丹·阿雷利(Dan Ariely)的术语“可预测的非理性”来描述我们很恰当。

3.这个名字来自电影《无因的反抗》(Rebel Without a Cause),其中的反英雄主角吉姆·斯塔克(Jim Stark)与当地恶霸开着偷来的车比赛,开向悬崖,第一个跳出车的人要蒙受“懦夫”的耻辱。当然,如果没人背叛,两辆车都会飞出悬崖,车手都会丧命(如果没有悬崖,你可以玩两个车都开向对方的游戏,第一个打方向盘转弯的人就是懦夫)。在这个博弈中,协作—协作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协作—背叛或背叛—协作比背叛—背叛要好得多。在外交政策方面,这被称为边缘政策,该政策几乎导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灾难性后果。有许多引人入胜的实验表明,懦夫看起来会给人们带来最为糟糕的结果。

4.对许多互动来说,大雪困境比囚徒困境更加切合现实世界。

5.还有一个博弈被称为性别战。男人在周六晚上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女人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困境在于他们想要一起做其中一件事,而不是各做各的事。

6.在行为经济学中,前景理论试图描述这些复杂性。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是至今唯一一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

7.对哈丁关于公地悲剧的原创论文的许多批评指出,在现实世界中,公地使用者建立了规管机制。

8.道格拉斯·霍夫斯泰德(Douglas Hofstadter)称其为“超级理性”。他认为明智的人会以这种方式做事,而不管文化背景。在他的构建中,超级理性参与者认为在与另一个超级理性参与者博弈时,他也会像自己一样去思考,并做出同样的抉择。通过这样的分析,协作—协作比背叛—背叛要好得多。这样做,参与者表现出了集体理智,而不是个体理智。在集体情况下,协作会更好。

9.有些社会指定一只手吃饭,另一只手用来擦嘴,这使小偷在公共场合吃东西时必然受羞辱。

10.法律教授劳伦斯·莱丝格(Lawrence Lessig)提出一个管理理论,社会可以通过四种不同的方法来改变个体行为:规则、市场、法律以及架构。如社会可以通过公共广告运动、税法、禁烟或管制烟可以添加多少让人上瘾的化学物质来减少吸烟。莱丝格认为,聪明的管理者会使用它们,或至少知道它们。

我的模型与之相似。我分解了莱丝格的“规则”为道德的与名誉的,从社会压力观点来看,它们非常不同。莱丝格的“市场”可以是非正式或正式的,在我的模型中,其对应的分别是名誉的与制度的。我将制度化市场与法律组合在一起,因为从防护角度来看,它们如此相似甚至可以一起看待。我的防护大致等同于莱丝格的“架构”。

在《魔鬼经济学》一书中,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与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Dubner)写道:“激励有三种基本风格:经济的、社会的与道德的。”这些分别对应于我的制度、名誉以及道德压力。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电子书搜索下载

书单分享

书友学习交流





网站:沉金书屋 https://www.chenjin5.com

电子书搜索下载

电子书打包资源分享

学习资源分享





第7章 道德压力


想想我有机会参与投票的所有选举中,从没有任何人的选举结果受到我的任何方式的影响。我的投票也从来没有以任何可观察到的方式改变过投票比例。如果我决定再也不投票,民主政治不会有任何影响。不投票当然对我是有利的,因为投票过程很痛苦,我不得不驱车至投票点排队,然后驾车回家。1我是个事务繁忙的人。

投票是一个社会困境。对于任何单独个体,投票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是的,你的投票起作用,但是却并不重要。确实存在小型选举中一票定结果的罕见例子,但这并没有改变核心要点:投票的麻烦并不值得。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人投票,民主政治则会无从谈起。

所以,人们仍然投票。这件事在两个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一是如果投票者看到两个候选者之间的区别;二是投票者至少有那么一点关心他们同胞公民的福利。对于实际投票者的研究证明此点(见表7-1)。2



关心同胞公民的福利是一个道德压力的例子。3为了进一步增加投票者的参与度,社会可以以道德的名义直接呼吁。我们将对公民施加以在选举中处于成败关头时投票重要性的压力,我们甚至以明确的道德术语设计了一些问题。我们在投票者中注入了投票是公民义务的观念。我们激发他们的群体成员意识,并提醒他们其同胞都在投票。我们甚至恐吓他们,警告如果他们不投票,剩余的投票者(在政治上与他们有分歧的人)将会左右选举结果。

谋杀是另一个社会困境。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杀掉某人将有利于个体的个人利益,但是群体利益显然不会希望谋杀猖獗起来。为了有效地阻止谋杀发生,社会演变出了针对谋杀的显式道德禁忌,比如第六(或者第五,在罗马天主教和路德教传统数字中)戒条是“你不能杀人”。

道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一个在哲学与神学领域争论了千年的话题。尽管“道德”这个词常常指一个个体的价值——“道德”代表“好”,“不道德”则代表“坏”。我是在整体层面上使用术语“道德”的,其含义为任何天生或文化教养出来的人在抉择过程中评估潜在利与弊的准则。4这些包含了有意识或者无意识过程、外部的规则或者内在的感觉、深思熟虑以及自动反应。这些也包括对于协作以及背叛的内部奖励机制。回看图6-3,在道德与我称为“特征/倾向”的东西中有相当多的重叠的部分,我也希望忽略这个重叠。像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那样,所有的生理过程使得我们更容易忠实于既定社会道德准则与利他主义。我将所有这些混合在道德成规之下。

尽管道德在某个人的风险权衡中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本章中我只关注道德是如何作为社会压力系统来减少背叛者的。在第11章,我将在更为宽泛的层面上讨论道德是如何影响协作或背叛的抉择的。

投票是要做的正确的事情,而杀人是错误的,这些信念便是道德压力的例子:一个利用人们正确与错误意识设计出来的机制。自然选择已经修改了我们的大脑,这样信任、利他主义以及适应会使我们感觉良好,但是,也广为人知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可被信任的、利他主义的以及相互合作的。在以上投票与谋杀两例中,道德并不是非常有效的。对于投票,高的背叛率并不是太大的问题。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是由大约一半合法选民决定的。5对于次要的选举被更少的选民比例决定。尽管这个是社会问题,没有投票的选民带来的危害是很小的。

对于谋杀,背叛者的数量更少,但是危害更大。在2010年,美国境内的谋杀率是每100000个人中有5名杀手。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个比例从相对没有谋杀的每100000个新加坡人中有0.39名杀手,到惊人的每100000人中有58名杀手的萨尔瓦多。

道德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困境:它们可以在风险权衡时影响我们,使得我们对一个特定协作/背叛决定感到好或者坏;它们可以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后以及在实际背叛过程中影响我们,比如对受害者的同情;它们也可以在背叛发生之后影响我们,通过负罪感、羞耻感、骄傲、满足等。对背叛过程中以及背叛之后产生的道德感的预期提供了一种协作或者抑制背叛的激励。

冒着触动哲学中各种棘手问题的风险,我斗胆提出道德是唯一存在的使得人们“想要”服从群体利益的社会压力。其他三个机制使得人们“不得不”。

有两种基本道德类型可以影响风险权衡,一个是总体的,另一个则是特定的。首先讲总体的。人类演变倾向信任与相互合作,如第3章所讨论的,这些在我们的道德、伦理以及宗教法典中得到体现。这些法典差异很大,但是都强调忠实于既定的社会准则行为,比如利他主义、公平、适应以及信任。其中最为通用的是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同的群体对于黄金法则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解释,但是它基本上是告诫人们要与他人相互合作。这一点确实是最有希望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道德准则。6

能让人想到道德的不只是那些正式的东西,它们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谚语(极为简单的话语),我们通常用其教导我们的孩子。任何地方的文化都有利他主义、勤奋、忠诚以及与人相互合作的谚语。7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模型也有道德的成分。不正式的道德提醒物可能会有许多种。你可能学会了不在你村子的河流上游排便,因为你被教导了有关霍乱的问题,或者那样做会使得河神生气;你可能不会缴械投降独自面对控告,这除了出于对战友兄弟般的感情,还可能因为清楚那样做会被当作逃兵,后背将被捅长矛,更不用说投降者的境遇了。

传统上,宗教是社会立下法典并传授道德准则的环境。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有十戒,佛教中有四圣谛,这些宗教都要求人们在孩童时期背诵教规教义。宗教甚至能对非信仰者产生微妙的影响。在一个实验中,有神论与无神论者首先被告知整理一个混乱的句子,然后捐款给匿名的陌生人,而非慈善机构。第一次句子中包含了与宗教有关的词语,第二次句子中只包含宗教中立的词语,而第一次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都比第二次捐赠得多。另一个实验发现,在人们被告知回忆十戒时,将会有更少的欺骗发生。第三个实验通过考查欺骗行为进而考查信仰神的功能。他们发现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在欺骗行为方面没有区别,但是发现与那些相信上帝是残酷的、惩罚性的、报复性的以及严厉的人相比,那些相信上帝是充满感情的、关爱的以及宽容的人更可能欺骗别人。8

通常来讲,道德不是特定行为的处方,因为它们是元规则。也就是说,它们更多的是关于意图而非行为的,并且极少支配实际行为。黄金法则是陪审员必须遵守的吗?它应该支配士兵如何对待他的敌人吗?许多伦理学家长久以来认为黄金法则对解决特定处境下的问题是毫无用途的。

我们的道德抉择都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即使简单地像“你不能杀人”,也不是最为基本的。杀人意味着什么?一个从最早希伯来语翻译来的较为现代的说法是“你不能谋杀”,但这只是对正题的回避。谋杀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时候是杀人而非谋杀?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或战争中自卫而杀人吗?我们可以把杀人作为惩戒吗?能够允许流产吗?安乐死道德吗?帮助自杀可以吗?我们可以杀害动物吗?魔鬼存活在这些细节之中。这些都是哲学家与道德神学家处理的议题,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些留给他们处理。我们的目的只是了解到一般的道德提醒物是一种粗糙的社会压力便可。

情景分析到处都是。遵循既定社会准则的行为(比如利他主义、公正)可能是广泛的,但在每个文化中的不同时期表达会有所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道德是内在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天生就使其发展,其与行走或伸手抓的能力是有本质不同的。道德是被教导的,它们是文化基因并且它们确实在进化,受自然选择法则影响,但并不是先天决定的。

或许有些是先天决定的。有一个理论认为我们拥有道德本能,就像我们的语言本能一样。在不同的文化与历史过程中,所有道德法典有共同的规则;黄金法则就是一个例子。本书包含的其他规则有公平感、正义感、对慷慨的推崇、对谋杀和一般暴力的禁止以及对集体有害行为的惩罚等。心理学家与动物行为专家马克·豪泽甚至更进一步提出人类拥有专门与道德打交道的大脑功能,与大脑中的语言中心类似。9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提出了处于人类道德下面的5个基本机制。

●伤害/关爱机制。如第3章所述,我们先天有关爱其他人的意向。从镜像神经元与移情作用到后叶催产素,我们的大脑演变出利他主义的倾向。

●公平/互惠机制。如第3章所述,我们拥有天生的公平与互惠概念。

●合群/忠诚机制。人类拥有很强的倾向将人分为两类,群体之中的(“我们”)与群体之外的(“他们”)两类。这引发了很严重的后果,我们将在本章的群体规则部分对其进行探讨,在第8章关于群体成员部分也有所涉及。

●权威/尊重机制。人类拥有服从权威的倾向,并且会服从命令,仅仅是因为这些命令由权威发出。

●纯洁/圣洁机制。这可能是道德与防护最不相关的方面了,尽管父系社会使用它来约束许多女性行为。玛丽·道格拉斯的纯洁与危险讲述了纯洁与圣洁的概念是如何作为不健康与危险概念的代替物而运作的,而且这肯定影响了道德。

你可以把这些机制当作道德感觉器,并且将其与味觉以及触觉感觉器进行比较。海德特声称他的分类是以进化为基础的,尽管缺乏一定证据。虽然可能有内在与那些分类有关的道德,它们也都受到文化的很大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是我们道德系统的有用划分,而且它们都影响了风险权衡。

这五个基本机制也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自发性协作是受自然灾害或其他危机影响的众多常见回应之一。例如,在与其他群体冲突过程中或者之后,团结程度将明显提升,美国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便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这通常包括在服从既定社会准则行为方面有所改善,比如花更多的时间陪孩子、参加宗教活动以及慈善捐款,纽约的犯罪率也下降了。群体内与群体外的划分更为明显,美国全国的种族犯罪增多就体现了这一点。

有一些道德压力是非常强烈的。反对近亲结婚,即使在没有任何奖励与额外防护的情况下也普遍得到认可,与和我们一起长大的人交配的想法让人特别反感。10我们保护孩子的感情倾向也是如此强烈,这个倾向可以扩展至小动物甚至是玩具娃娃。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唾弃乱伦者,在我们成为人类之前的几百万年间便会照顾后代。这些强烈的道德倾向可以被故意操纵。将亲戚关系想象为抚养协作关系:血缘兄弟、基督教兄弟等,或者卡通片中的动物常常被画作婴儿般大头大眼的样子,使其更受人们喜爱。

道德的许多内容涉及文化教养。例如,追求公正是一个很广泛的人类特征,但是不同群体中公正的概念却有差异,其以社区大小与宗教情况等变量为基础。心理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利用一个协作博弈来研究生活在秘鲁亚马逊马奇根加部落男子的公正、利他主义以及信任概念。面对飞来横财时,西方人通常会与别人分享,部落人则更可能将其占为己有。以上两种行为在各自文化中的其他人看来都是公正的。11

回想至今我们所讨论过的不同社会困境,它们中许多都包含鼓励人们协作的道德成分。我们被教导,或被制约,取决于你所相信的社会科学理论,如偷窃与欺骗是错误的,尽管不同文化对财产的定义并不相同。我们被教导拿取比我们分享的多是错误的:不管在我们文化中“公平”的含义如何。我们被教导在他人忙里忙外干活时我们悠然闲坐是错误的,尽管没有人会对残疾人、体弱者、老年人或者婴儿这样做有所指责。罪犯中间也有禁止相互告发对方的道德法典。

当然,这些规则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个体环境,有一些规则,比如“盗亦有道”,或者不吃公共餐盘中最后的食物所体现出的礼貌规则,是众所周知的。但如果没有“盗亦有道”这个谚语来提醒他们对于集体的义务的话,盗贼将更无信用可言。

但是,道德压力可以做得更好。除了通常的推崇协作行为以外,还有其他专门提醒人们对集体道德义务(比如,投票的义务)的方法。例如,想想餐馆洗手间“员工返回工作之前必须洗手”的标牌。12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