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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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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3
Publisher:
商务印书馆
Language:
chinese
File:
EPUB, 5.19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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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楼梦》索隐(套装三册)

Year:
2018
Language:
chinese
File:
MOBI , 5.35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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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诡案组(全集)

Year:
2015
Language:
chinese
File:
EPUB, 3.58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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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著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中国通史,因用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不得不力求简要,仅举大纲,删其琐节。内容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兼有顾及,为但求其同为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阐其一贯相承之为统,以指陈吾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至其人物之祥,事业之备,则待教者读者之自加参考,自为引申。本书主旨则在发明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镜。





作者简介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九〇年八月逝世。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著有《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周公》、《墨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论语新解》、《庄子纂笺》、《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学论丛》、《晚学盲言》、《师友杂忆》等约六十种书。





版权信息


《国史大纲》

修订本

(全 二 册)

商务印书馆

钱 穆 著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7-100-01766-1/K·413





目录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版权信息

目 录

引 论

书成自记

第一编 上古文化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中国史之开始虞夏时代】

第二章 黄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时代】

第三章 封建帝国之创兴【西周兴亡】



第二编 春秋战国之部 第四章 霸政时期【春秋始末】

第五章 军国斗争之新局面【战国始末】

第六章 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



第三编 秦汉之部 第七章 大一统政府之创建【秦代兴亡与汉室初起】

第八章 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由汉武帝至王莽】

第九章 统一政府之堕落【东汉兴亡】

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东汉门第之兴起】

第十一章 统一政府之对外【秦汉国力与对外形势】



第四编 魏晋南北朝之部 第十二章 长期分裂之开始【三国时代】

第十三章 统一政府之回光返照【西晋兴亡】

第十四章 长江流域之新园地【东晋南渡】

第十五章 北方之长期纷乱【五胡十六国】

第十六章 南方王朝之消沉【南朝宋齐梁陈】

第十七章 北方政权之新生命【北朝】

第十八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魏晋南北朝之门第】

第十九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上)【在西晋及南朝】

第二十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在五胡及北朝】

第二十一章 宗敦思想之弥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第五编 隋唐五代之部 第二十二章 统一盛运之再临【隋室兴亡及唐初】

第二十三章 新的统一盛运之下之政治机构【盛唐之政府组织】

第二十四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社会情态【盛唐之进士府兵与农民】

第二十五章 盛运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

第二十六 章盛运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

第二十七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对外姿态【唐初武功及中叶以后之外患】

第二十八章 大时代之没落【唐中叶以后政治社会之各方面】

第二十九章 大时代之没落(续)

第三十章 黑暗时代之大动摇【黄巢之乱以及五代十国】



第六编 两宋之部 第三十一章 贫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

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

第三十三章 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

第三十四章 南北再分裂【宋辽金之和战】



第七编 元明之部 第三十五章 暴风雨之来临【蒙古入主】

第三十六章 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上)【明代兴亡】

第三十七章 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下)

第三十八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自唐至明之社会】

第三十九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中)

第四十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下)

第四十一章 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宋元明三代之学术】



第八编 清代之部 第四十二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上)【清代入主】

第四十三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下)

第四十四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

第四十五章 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清中叶以下之变乱】

第四十六章 除旧与开新【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



扉页





■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 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引 论




一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





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





二者“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何言之?





“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





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任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觌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





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伟大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





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乎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脰決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二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





“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





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世所提倡。





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





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收,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





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





其绾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岸。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知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三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





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





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痗,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





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





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





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訚曶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瓿,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四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





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





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





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





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





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又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





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厕其间,光辉乍辟,翳霾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





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五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





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何以故?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国家亦然。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若为网球家作年谱,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曲比赛,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不仅了不异人,抑且有不如无。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





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





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凿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眵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





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阏,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





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





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七


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





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





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八


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





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之征服。





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





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





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





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





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





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觊,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





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





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九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





姑以史学言,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





然西汉司马氏尚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愤辞,乃实语。汉代太史属于太常,则为宗庙职司之一员。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与太史,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太乐之下,自有倡优。宗庙祭祠,太史与倡优同有其供奉之职。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发愤为《史记》,自负以续孔子之《春秋》;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司马氏不以得罪。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





且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于是“史官”之外,复有“博士”。此二官者,同为当时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之官吏。





“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而“博士官”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博士亦属太常,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然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而博士得预闻朝政,出席廷议而见咨询,则社会新兴百家学,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性质,大见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之责。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





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480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100年。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耶教之推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归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特承续当时政治组织之空隙而起,同时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说大部分。)政治之任务。





若必以中国史相拟,惟三国魏晋之际,统一政府覆亡,社会纷乱,佛教输入,差为近之。然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之理论,仍沿两汉而来。当时帝王卿相,诚心皈依佛教者,非无其人;要之,僧人与佛经,特为人生一旁趋,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为代兴。隋唐统一政府复建,其精神渊源,明为孔子、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则无其指导之地位。





西洋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观感,在中国则绝无其事。继隋唐统一盛运而起者,有禅宗思想之盛行。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残酷的普遍相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





中国佛教虽盛极一时,而犹始终保全其原来超世间的本色者,则因中国政治社会一切世事,虽有汉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扰乱,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





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仍从此源头上演进,与西洋之自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政治社会即陷入黑暗状态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时期之惨运,而中国汉亡以后幸不然?则以罗马建国,本与汉代精神不同。罗马乃以贵族与军人之向外征服立国,及贵族、军人腐败堕落,则其建国精神已根本不存在。





北方蛮族,在先既受不到罗马文化之熏陶,及其踏破罗马以后,所得者乃历史上一个罗马帝国躯壳之虚影,至于如何创建新国家之新精神,则须在其自身另自产生。要之,北方蛮族之与罗马帝国,乃属两个生命,前者已老死,后者未长成,故中间有此一段黑暗。





至于汉代统一政府之创兴,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乃由常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所缔造而成此境界。换言之,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并不如西洋史上希腊文化已衰,罗马民族崛起,仍是两个生命,不相衔接也。





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水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





且当时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溉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彼辈之分起迭兴,其事乃仅等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之一种波动。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国文化洪流中,究竟浇溉未透、浸润未深而已。然隋唐统一盛运,仍袭北朝汉化之复兴而起。如此言之,则渊源于晚周先秦,迁衍至于秦汉、隋唐,此一脉相沿之学术思想,不能与罗马覆亡后西洋史上之所谓“中古时期”之教会思想相比,断断然矣。





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若以此派学术与西洋中古时期之教会相比,更为不伦。元明以下,虽悬程朱经说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为当时之宗教。明代极多遵陆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训诂考据而批驳程朱者。社会学术思想之自由,并未为政治所严格束缚,宗教则更不论矣。





若谓中国学术,尚未演进于西洋现代科学之阶段,故以兴西洋中古时期相比论;此亦不然。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民族得继续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递嬗。因此空中天国之宗教思想,在中国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





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难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之旧传统,即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仍自居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此。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十


请再言社会组织。近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寺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即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





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又政府奖励学术,重用士人,西汉之季,遂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语。于是前汉“货殖”“游侠”中人,后汉多走入“儒林”“独行传”中去。所以家庭温饱,即从事学问,而一登仕宦,则束身礼义之中。厚积为富,其势不长,然亦非有世袭之贵人也。





井田制既废,民间田亩得自由买卖,于是而有兼并。然即如前汉封君,亦仅于衣租食税而止。其封邑与封户之统治,仍由国家特派官吏。以国家法律而论,封君之兴与封户,实同为国家之公民。后世如佃户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办,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即不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已往历史演变言之。





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谓是必“君主专制”,仅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藉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十一


然则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渐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无可疑者。若谓其无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得进展,实与我先民立国规模相副相称,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征所在也。





尝谓世界群族,其文化演进,主要者不越两型:





一者环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伦、爱琴、波斯、希腊、罗马以渐次波及于欧罗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





一者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诸境,此东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于地势,东西各不相闻接。





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当务于“力”的战争,而竞为四围之战。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围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系延。





故西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在转换,而东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则在扩大。转换者,如后浪之覆前浪,波澜层叠,后一波涌架于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归消失。西洋史之演进,自埃及、巴比伦、波斯以逮希腊、罗马,翻翻滚滚,其吞咽卷灭于洪涛骇浪、波澜层叠之下者,已不知其几国几族矣。





扩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凑,蜿蜒缭绕,此一带山脉包裹于又一带山脉之外,层层围拱,层层簇聚,而诸峰映带,共为一体。





故中国史之演进,不仅自两汉而隋、唐,两宋、明,一脉相沿,绳绳不绝;即环我族而处者,或与我相融和而同化,如辽、金、蒙古、满洲、西藏、新疆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与我终古相依,如梁甫之于泰山然,则朝鲜、日本、安南之类是也。(朝鲜、安南久属中国而犹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国文化之赐。)





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其文于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国并立;东方则每每有即以一国当一世界之感。





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为战争;而东方则惟求其力于内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种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与他种力量相冲突,而相率投入于更大之同情圈中,卒于溶解消散而不见其存在。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见进展者在此。





故西方史常表见为“力量”,而东方史则常表见为“情感”。西方史之顿挫,在其某种力量之解体;其发皇,则在某一种新力量之产生。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且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





中国史上之大混乱,亦与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为一种新力量与旧力量之冲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台,社会亦随之入一新阶段。中国史上之混乱,则如江河绝堤,洪水泛滥。泛滥愈广,力量愈薄,有破坏,无长进。必待复归故槽,然后再有流力。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大体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进。迄于近世,社会各方平流缓进,流量日大,而流速日减。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觉我民族之潺缓无力者在此。





然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固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和也。盖西方制为列国争存之局,东方常为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随于彼我角力争胜之场;此已为东方之不得不见逊于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为国家社会内部一统情感融和者,方其时,又适值麻痹堕退之际,自清中叶后乾、嘉以来,川、楚、两粤大乱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国社会本苦无力,又继之以追随西方角力争胜之势,既不足以对外,乃转锋而内向。终于“情”的融和,常此麻木,“力”的长成,遥遥无期。不断绝堤放坝,使水流不断泛滥,洪水遍于中国,而国人仍复有沉酣于凭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梦者。此又不明国史真相,应食恶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





十二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认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拒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若如今人乃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绝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为“病原”之妄说也。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





要而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





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西人论史,盛夸起文明光昌,而渊源所自,必远本之于希腊、罗马。国人捧心效颦,方务于自谴责,而亦一一归罪于古人,断狱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学也。





中唐以来之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阶益远,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娇纵与专擅,一也。





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之境,然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二也。





政府与民间之所以赖以沟通者,曰惟“科举”,然科举既悬仕宦为鹄的,则从事于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三也。此三者,厥为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





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然而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为急剧之退转,益与后世中国以莫大之创伤。





明祖崛起草泽,征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药疗,而转益其病。清人入关,盗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仍袭明制而加厉。故中国政制之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则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





明儒尚承两宋遗绪,王室专制于上,而士大夫抗争弥缝于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犹赖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间之学术气节,尚足照耀光辉于前古。清人又严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书院民间自由讲学之风遂炽。于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为训诂、考据,自藏于故纸堆中以避祸,下之为八股、小楷,惟利禄是趋。





于是政府与民间所赖以沟贯之桥梁遂腐断,所赖以流通之血脉遂枯绝。中国之幸免于乱者,亦惟满清诸豪酋猜防压制、诱胁愚弄之力。此稍读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运益败坏于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时之安宁。此乃斩丧我民族永久之元气,而以换造彼目前之荣华者也。逮满族统治之力既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





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拙;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闭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医操峻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十三


晚清之季,谈者率自称我民族国家曰“睡狮”,曰“病夫”,此又不知别白之说也。夫“睡”与“病”不同。睡者精力未亏,蹶然兴起,犹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则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轻易所能拔除。异族统治垂三百年,其对我国家、社会、文化生机之束缚与损害,固已甚矣。然中国以二千年广土众民大一统之局,“王室”为其客观之最高机关,历史沿袭既久,则骤变为难。





又况自明以来六百年,政府无宰相,“王室”久握独裁之权,则激变又难。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复建,逼使中国不得不为一激剧之变动,以试验一无准备、无基础之新政体,而不能更于其间选择一较缓进、较渐变之路,此为晚清革命之难局,一矣。(日本明治维新在此点较中国多获便宜。天皇一统,于日本历史及民众观念上,并无十分剧变,得渐次引上宪政轨辙。中国政制之剧变,虽幸得冒险渡过,然所尝苦痛实深。洪宪之称帝,宣统之复辟,几许曲折,消损中国前进之精力与元气者,良不少也。)





且满清政府,自咸、同以后,其情况视前已大变。各省督、抚,擅权自专,中央无力驾驭,渐成分裂割据之局。又处五洲棣通形势之下,政府虽腐败,犹得凭藉其地位,借外债,买军火,练新兵,整理交通,加强管辖。遂使腐败之政权,黑暗之势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顾忌,迄未得彻底澄清之机会。革命势力之起,亦不得不与旧政府下之黑暗势力相妥协,以顺利其进行。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权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于是民国以来,武人弄权,地方割据,日转增长。内乱层见叠出,斩丧社会之元气,障碍国家之前进,其间莫非有外力焉为之呼应。此犹人身变病,未先驱解,早服补剂,病根缠绵不去,生机奄息不复。此又为民国以来缔构中央统一政权之难局,二矣。





尤难者,不在武人割据之不可铲灭,而在政治中心势力之不易产生。满清末叶,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没落。革命以还,所揭杆号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实际则去民主之阶程尚远。新中国建设之大业,一时难望于民众之仔肩。独裁王室既倒,而不幸当时之中层阶级,始从二百余年长期异族统制下抬头,八股小楷之素养,升官发财之习气,淘汰未净。而革命党人,则只挟外来“平等”、“自由”、“民权”诸新名词,一旦于和平处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罅之点雪,名号犹是,实质遽化。其名犹曰政党民权,其实则为结党争权。一时中层知识分子,无新无旧,分途依附于地方武人割据势力之下而互为利用。此辈于前清末叶,既力阻开新之运,又于民国初年,加倍捣乱之功。此盖满清长期部族政权统治之智识阶级,日愚日腐,而骤遇政治中心大动摇之后所应有之纷扰。然此特一时病态,不得谓此绵历此数千年文化正统而为其最后之结晶。若果如是,则中国文化亦不能绵历此数千年之久,而早当于过去历史中烟消灰灭,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三也。(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十四


虽然,无伤也。病则深矣重矣,抑病之渐起,远者在百年、数百年之间,病之剧发,近者在数年、数十年之内。而我民族国家文化潜力之悠久渊深,则远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机之轧塞郁勃,终必有其发皇畅遂之一日。而果也,近者以敌国外患之深侵,而国内臻于统一。以一年半之艰苦抗战,而国人遂渐知“自力更生”之为何事。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乃同时展开于我国人之眼前。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员舆,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历几何世矣!抑有始终未跻于抟成“民族”之境者;有虽抟成为一民族,而未达创建“国家”之域者;有难抟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之资者;则何与?曰:惟视其“文化”。





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





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藉,至于今而始言建国焉,又必以抗战而始可言建国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迁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世。是既疑我先民久为幸生、偷存,而我当前之所为抗战与建国,是不啻仍将效法我先民继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十五


虽然,我之此书,抑不足以任此。昔有宋司马光,以名世杰出之才,当神宗、王安石锐意变法之际,独愀然以为未当,退而著史,既获刘、范诸君子相从扶翼,又得政府之资助,晏居洛阳,设局从事,先后垂二十年而书成,以为可以“资治”,故名曰《资治通鉴》。其书衣钵沾溉于后世,至今不能废。稍知从事于国史者,恣渔猎焉。





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史建大业,推司马氏,岂不伟与!今去司马氏又千年,史料累积,又十、百倍于司马氏之时,而世局之纷纭错综,则更非司马氏当时所能相提并论。又加之以人不悦学,士方蔑古,竞言“革新”者,谓可以绝无资于鉴往知古之劳;而治史者亦务为割裂穿凿,以逃世笑。穷不自揆,避地来滇南,深惭偷生无补国难,独奋私臆,穷教课之余暇,闭居一室,妄自落笔,历时一载,成此区区五十万字。又复蔽帚燕石,妄自珍惜,谓散亡之无日,保藏之难周,朝脱稿,暮付印。欲于我先民以往五千年惨淡经营之史迹,幸有当于其万分之一二。





以视往者司马氏之郑重其事,古今人度量相越,岂不足以愧杀人耶!抑余又惧世之鄙斥国史与夫为割裂穿凿之业者,必将执吾书之瑕疵,以苛其指摘,严其申斥,则吾书反将以张讥国史、薄通业者之焰,而为国史前途之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





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慧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因不辞诮笑而卒布之,并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





明国二十八年一月

钱穆属稿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书成自记


明国二十二(公元1933年)年秋,余始于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讲席。是课每周四小时,一年而毕。自念讲通史,非委悉周备之难,而简要明当之尤难也。若求委悉周备,则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栋塞屋者,其书具在,学者昕夕从事焉,斯委悉周备矣,然非一周四小时、一年之功所能赴也。





欲求简要明当,则于繁重之国史,先必有所取舍。又必先有一系统之观点,以为其取舍之标准。必先立一“体”,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宽狭长短,一视与其“体”之相副相称以为度。





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谓专门名家之业也。否则左右采获,牵引拼凑,可以至于无穷。于其牵引拼凑之中,而调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当,此仅似于一种狭义之类书,非史业也。大抵余于此课,以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毕一题,一年凡四十余讲。共毕四十余题。欲求于此四十余题中,叙述我先明国史大体,约略明备,则每讲之标题,为尤所尽心焉。教授通史,最为不易。舍钱先生这样的博学硕儒,谁能当此重任





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学者苦于听受,群要余为讲义。余曰:通史大业,殊不敢轻率为之。无已,姑约余所讲为纲要,聊备诸生笔记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讲,必编一纲要,仅具伦脊,悉削游辞,取便总揽。





然又恐诸生久习于此,则事近策括,以谓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学首先应是史料之学。学史之人,须牢记“实事求事”四字,立论时不可有一字一句无出处。乃别选一参考材料以副之。凡与余所讲纲要相牵涉者,采摘前史陈文或昔人考订论著为参考,以便学者之自相阐证。纲要编至东汉,自嫌太简,遂未继续。并谓讲堂大义,学者自可笔记,乃独发参考材料。





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觉参考材料,杂碎零乱,无纲要以贯通之,则如散钱无串,学者得此,华离斑斓,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计,另编国史读本,供学者课堂外之阅读。并诏诸生,治通史必贵有“系统”,然系统必本诸“事实”。见仁见智,系统可以相异,而大本大原,事实终归一致。不先通晓事实,骤求系统,如无钱而握空串,亦复失其为串之意。大学课重,即如司马氏通鉴,学者已苦不能终卷,而中学教课,风气所趋,亦竞为条贯,不详实事。





至大学治通史,更不能反而专讲一件件的事实。如是则学者所得惟系统、条贯,而无史实。卒之所谓系统、条贯者,皆空谈,皆私见。空谈私见可以万异,而历史事实只有一真。因再约通鉴及续通鉴、明通鉴诸书。提要钩玄,编为读本,以补学者进治通史之预备工夫。





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读本凡得百万字。凡读本所取裁,一以与课堂讲述相副相应为主,其详略轻重之间,视袁氏纪事本末诸书,有大相径庭者。以谓学者于课堂外先治此书,不仅可药高心空腹之病,并可由此启途,进窥史籍之原本也。





又越年,又嫌学者于本国文字素养太浅,读本虽简要,然皆摘录史籍原文,学者骤睹,如入异国,转不如其读西书之怡悦相熟。其于文义真际,已难领悟,至于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种种茫然,更属所苦。乃拟就读本中择其凡为史籍专名及义有旁及者,一一加以注释。然注释之事多涉考订,又求与学者领悟之学力相应,其事乃大不易。课繁力绌,卒未有成。如是则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





二十六年秋(公元1937年),芦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至是辗转流徙,稍得停踪,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图书无多,诸生听余讲述,颇有兴发,而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仅凭口耳,为憾滋深。因复有意重续前三年之纲要,聊助课堂讲述之需。





是年五月间,乃自魏晋以下,络续起稿,诸生有志者相与传钞。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余以是稿未毕,滞留蒙自,冀得清闲,可以构思。而九月间空袭之警报频来,所居与航空学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旷野,逾午乃返,大以为苦。乃又转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续竟我业。而学校开课之期已至。昆明尘嚣居隘,不得已,乃往来两地间。每周课毕,得来山中三日,籀绎其未竟之绪。既乏参考书籍,又仆仆道涂,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宁定。余尝致书友人,谓:“此书难垂成,而非意所惬。何者?细针密缕,既苦书籍之未备,大刀阔斧,又恨精神之不属。”盖此书属稿中之实况也。逮魏晋以下全稿粗具,还读三年前东汉以前旧稿,又嫌体例、文气、详略之间,均有不类,乃重复改为。直至今年之六月,而全稿始竣,则先后亦十有三阅月矣。





然此书虽草略,其所以为此书之意,则颇有当为国人告者,因别为引论一篇。辞繁不杀,读者哀其意可也。至于引论所希,此书未必足副,读者当分别观之。





此书一本所携笔记,缀集而成,而笔记随时摘录,颇多疏忽。大率未注出处,忘记篇卷。此书因一律削之,不更标举;偶载来历,转成例外。其时贤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获,亦不备详,义取一律,非敢掠美。





书成仓促,相知惟汤君锡予,时时读其一、二篇,有所商讨。平生撰述,每不敢轻易发布。自问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见,不如久久藏之,自待其意见之定。虽不足有所淑世,亦自宽其神明之内疚。





至于此书,独有不然。若自秘藏,虽待之十年终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袭相随,又时时有焚如之虑,因率尔刊布。读此书者,无论大端小节,凡此书疏漏谬误处,若蒙贻书相告,一字之与百章,皆吾师也。敢不虚衷拜嘉,谨诚心以祷祝之。





明国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钱穆记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第一编 上古文化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中国史之开始虞夏时代】



一 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



二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三 夏代帝王及年历



四 虞夏大事



第二章 黄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时代】



一 殷代帝系及年历



二 殷人居地之推测



三 殷人文化之推测



四 殷周关系



第三章 封建帝国之创兴【西周兴亡】



一 西周帝系及年历



二 周初之封建



三 西周势力之继续东展



四 幽王见杀与平王东迁





第一章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中国史之开始虞夏时代】


上古史为全部历史之起点,应须求一明了之知解,然人类历史总可推溯到无人可说之一境,则上古探索,终不免于只成为一种比较近理之测想。





一、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


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可分两途述说:一、史前遗物之发掘。二、传说神话之审订。史前遗物发掘,可分三部分述之:





(一)旧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





此事始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在甘肃庆阳为首次。此后陆续发现甚多。





(1)早期旧石器时代





民国十八年(公元1939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发现古代猿人之完整头骨,考古学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约五十万年,中华民族当为其直属后裔,其时北京人已知用火,当早于欧洲人用火三十万年以上。其它遗物,周口店发现亦甚丰。





其后在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蓝田猿人,与北京人时期相同,又有山西芮城匼河与西侯度村等十三处。其中芮城两址时代更早,后有广东曲江马坝村发现“马坝人”,时代稍后于“北京人”与“蓝田人”。则是在远古时代,吾中华民族之祖先,殆已遍布华南、北。





(2)中期旧石器时代





在华北发现者,多在山西、陕、甘高原一带。自汾水流域北至河套,南缘横山山脉。甘肃庆阳发现,亦属此期。华南有湖北长阳出土“长阳人”。





(3)晚期旧石器时代





此期据今约不过一万年。遗址发现,遍及南北,惟黄河、长江下游各地,则尚未发现在此等遗址。





(二)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





(1)黄河中下游





一为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报发现,称为“彩陶文化”。其分布地区,以豫西、晋南及渭水中下游中心,西至渭水上游,东至豫中,南至汉水中上游,北达河套。遗址发现,多在河流两岸之台地,分布极稠密,已发现者约达千处以上。其中如西安半坡最早遗址,据测定,距今可达六千年。陕县庙底沟早期遗址,距今亦逾五千年。其时已经原始锄耕农业,兼事渔猎。





二为龙山“黑灰陶文化”。分布地区较“仰韶文化”为广。西起陕西、东至海滨、东北至辽东半岛,东南江苏,发现遗址三百余处。此一期文化,乃自仰韶文化发展进步而来。又可分为较早“形成期”与较晚“典型期”之两期。如河南陕县庙底沟,即在仰韶文化上层。安阳后岡则在殷墟之下层。此层皆属“龙山文化”之较早形成期。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及日照西城镇诸地,是为龙山文化之较后典型期。此时期之文化,锄耕农业已甚进步。陶器开始采用轮制,并以精造黑色光薄的蛋壳陶为其特色。并已有城堡建筑,以牛、羊、猪之肩胛骨为卜。





(2)长江中下游





有湖北京山县屈家岭之发现。其分布范围,为长江及武当山、桐柏山、大别山所环绕之江汉地区。其时期晚于仰韶、而早于龙山。其中如淅川遗址、据测定距今可达四千至五千年。此一地区之文化,已普种水稻、狩猎、纺织均相当发达,有丰富多彩的绘画艺术。





(3)其它





如黄河上游、川、滇西南地区,东南沿海,塞北草原及东北地区、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处,皆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在此不备及。





由于此等发现,遂使国人之观念,渐渐脱离了三皇五帝之旧传说,转移到有物可稽之研寻,此不可不谓是近六十年来吾国人古史知识上的一大进步。





国人此六十年来之发掘考古工作,因于材料陆继发现,遂使因之而起之的推论亦陆继改变。如仰韶、在龙山两期文化,以前认为其各自独立发展,今已遭一致之否定。至西方学者早有中国民族与中华文化西来之臆测。民国十年发现仰韶彩陶上绘几何花纹,西方学者仍认为其与中亚、南欧一带有关系,但今亦无人置信。据最近考古学家一般之意见,综合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大体认为中国文化最早开始,应在山、陕一带之黄土高原。东至太行山脉,南至秦岭山脉,东南到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区。自此逐步向东南发展。及至新石器时代,当转以渭水盆地及黄河大平原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东发展,形成龙山文化。向西传播,乃至黄河上游以抵西北高原。在此六十年之发现中尚不见西北地区有旧石器时代之遗址,则中华文化西来之说,可以不攻自破。





(三)殷墟之发现





远在清末,已有人在河南安阳发掘殷代所用龟甲占卜文字,而发现其地为古代之殷墟,此一遗址之年代,已远在有文字记载之历史以后。在此遗址所得器物,已远后于石器时代,而代表了很进步的青铜时代。其间有一部分遗物,可证其直接因袭于龙山文化而来者,如卜骨、如黑陶皆是。在殷墟之后冈,上层有白陶,今称之为“小屯文化”。中层黑陶,即代表“龙山文化”。下层彩陶,乃代表“仰韶文化”。是其地乃不断有陶文化。





目前关于考古发掘之成绩,大略可言者止此。





传说神话之审订,近人为之尤力。【如顾颉刚等所编集之古史辨。】





然中国民族为一历史的民族,中国古史早已经古人不断努力,有一番卓越谨严而合理的编订。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与司马迁之为《史记》。子不语怪力乱神,《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恒、晋文”,已为一部极谨严的编年史,历史观念至是已绝对超出“神话”之范围而独立。





司马迁为《史记》,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自负以《史记》继《春秋》之后。五帝首黄帝,三皇传说早未列入。至《史记》所载五帝帝系,后人亦多驳辨。【如三国时期秦宓、北宋时欧阳修等。】故三皇五帝之旧传说,在中国历来史学界,本未严格信守。





今求创建的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





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的遗失而淘汰。层累之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应探索。此其一。





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起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即后代史亦强半由传说追记,未必皆出历史事变时人当身之记载。】此其二。

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如先有关羽之传说,而渐变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如因看三国演义而怀疑及于陈寿三国志。】此其三。





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以成于一手也。如尚书之尧典、禹贡等。】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其以流传普遍。如舜与禹其人等。】此其四。





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如谓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说则谓见其某日在南京。】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飞机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羲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此见我中华民族之先民,早于人文演进,有其清明之观点与合理的想法。





大体上研究古史,应有其相应之限度,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细推求,往往难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后世如刘歆三统历以下迄皇甫谧帝王世记、邵雍皇极世经等书,无论其推算不可信,即谓推算无误,亦往往历数十百年无一事可考,岂不于研治古史仍属徒劳。





二则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事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与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之真相。





三则古代文化之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之并起,若从此方面研寻古史,则不脱汉代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并非不可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仍可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





凡古书传说中某王某国起某地、都某城,与某国某君战于某地,某氏族来自某方等,实为研寻古史地理之较有线索者;然亦有须经审细考订处。如史记言黄帝:“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遂疑其行踪之超逴,近于神话。





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庄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广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荆山,【见唐书地理志。】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





黄帝又与神农“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关不远。





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





二、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现在讲比较可靠的古史,姑从虞、夏起。【尚书始于尧、舜,论语亦仅道古亦仅及尧、舜,史记乃上溯黄帝。此从孔子与六经,实不失为谨严之态度。】





唐、虞时代的情形,决不能如尚书、尧典所记之美盛。





尧典虞廷九宫,【上有百揆,即宰相。】禹为司空,【主治水而司内政。】弃后稷,【司农政。】契司徒,【司教化。】皋陶为士,【主司法与军事。】垂共工,【司工务。】益掌虞,【司山泽。】伯夷为秩宗,【司郊庙祭祀。】夔典乐,【司诗歌音乐助祭。】龙纳言,【司出纳诏命,如周之内史、汉之尚书。】较之秦、汉九卿,意义深长远矣。此正见为儒者之托古改制。否则唐、虞时中国政制已如此完美,何以二千年后至秦、汉之际,转倒退乃尔。





大抵尧、舜、禹之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位推选制,经后人之传述而理想化。





唐、虞当为今山西南部之两部落。





陶唐氏殆为今山西南部【尧都平阳。】一精于烧窑的氏族,【“陶”、“唐”、“尧”皆指烧窑事业言。】有虞氏则为一山泽渔猎的氏族,【“虞人”掌山泽猎事。】而与陶唐氏居地略相近。【舜都蒲阪,相近有虞乡县。】





而夏人则起于今河南省中部,正是所谓中原华夏之地。





鲧与禹则又别为一族,其居地殆起于河南嵩山山脉中。曰“有崇伯鲧”崇即嵩也。山海经“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禅渚在河南陆浑。禹都阳城,【世本。】阳城在嵩山下。【又有言禹都阳翟者。阳城河南登封;阳翟,今禹县,出入数百里间。游牧之民习于移徒,古人都邑,同时有两三处不足异。】华夏连称者,嵩山山脉亦得华名。





国语“前华后河,左洛右济”,华在洛东,即今嵩山。又史记魏有华阳,司马彪曰:“华阳,亭名,在密县。”周礼职方豫州“其山镇华”。皆其证。





即舜之故事,亦先起于与夏氏族相近之地。世本“舜居妫汭”,在汉中西城县。舜二女为湘神,湘即襄水,乃今汉水也。四岳、三涂齐称,亦皆在嵩山山脉。夏氏族自此北向移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交环黄河西部之一隈,【谓“西部”者,对此下称“东部”者而言。】有几许天然之渡口,殆为古代虞、夏氏族活动之区。史记虞夏皆颛顼后,明其血统相近。【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夏或如姬、姜。】





当时尚未有国家之组织,各部落间互推一酋长为诸部落之共主。【即尚书所谓“岳牧咸荐”也。】





此如乌恒、鲜卑、契丹、蒙古,其君主皆由推选渐变而为世袭,唐、虞时代之禅让,正可用此看法。





禹之后有启,盖至是而始进于君位世袭之时代,则已俨然有国家之规模矣。【此犹契丹之有耶律阿保机。蒙古自成吉思汗后,大汗之位,虽非成吉思汗之子孙莫属,然而忽必烈仍由合辞推戴,至仁宗始自建储。】





启以后因君位世袭之制既定,遂有夏朝之建立。





三、夏代帝王及年历


史记夏本纪纪载夏帝王名及系次,而无年数。【大戴礼记少闲篇:“禹,崩十七世,有末孙桀。”国语辕语:“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皆与史记合。】





大体夏代年历在四百、五百年之间。





夏代帝王系表:





史记仅谓: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此见司马氏成书之谨严。若非有据,此十七君、十四世之名字系次,何从凭空撰出?凭空撰出又何意义耶?】





刘歆三统历【见汉书律历志引。】则谓夏四百三十二年。竹书纪年【史记集解引。】谓夏四百七十二年,今按:史记商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知其不虚。商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自汤以前商代先王先公,正与自禹以下年世相当。史记所载商先王公已有甲文为证,史记载夏事,自可不必证而信。】以三十年一世计许之,则十四世、十七君,四百七十余年,亦略近似。孟子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于岁”是也。





四、虞夏大事


虞、夏大事最要者,厥为舜、禹与苗之斗争。





舜、禹征三苗,屡见尚书、【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皆言之。】战国策、【秦策一见,魏策二见。】墨子、【二见。】荀子、【二见。】韩非子、贾子新书、准南子、【三见。】盐铁论、说苑诸书,必为古代一大事。





旧说三苗为九黎蚩尤氏之后。【尚书吕刑及楚语。】又谓三苗、九黎皆颛顼之后。【山海经大荒北经。】若然,则三苗与虞夏同族相争矣。史记谓:昌意取蜀山氏女而生颛顼。蜀山殆即涿鹿之山,涿鹿又即蚩尤故国,然则虞、夏与三苗这争,正犹黄帝与蚩尤之争,皆近在今河南西境北及山西两省黄河中游之两岸也。





魏策吴起之言曰:“昔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后世误渭在湖湘之间。惟洞庭、彭蠡地位即左右互易,又古衡山不指湖南,且不当在三苗北。古河域亦有名彭蠡者。【见吕氏春秋爱类、淮南人间训。】江北汉水流域亦有名洞庭者。【楚辞所泳洞庭是也。】春秋河东有茅戎,又有陆浑蛮氏,亦称戎蛮子。杜注云:“在河南新城县。”苗与茅、蛮同声。古三苗疆域大率以此为度。正与虞、夏壤地杂处。舜、禹驱逼苗民,渐迁而西,所渭“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也。若三苗在湖湘间,不应驱至今甘肃境。旧说又谓:三苗,姜姓之别。尚书吕刑言及苗民制刑,吕国河南南阳,正古代四岳姜姓居地,本古昔苗土,故引以为诫耳。【范氏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其国近南岳。”汉人多指南阳衡山为南岳也。】





又有禹、启与有扈之战事。





启伐有扈,见尚书甘誓、吕览先己诸篇。郑玄以为在魏。大战于甘,即左氏王子带邑也。【见僖二十四年。】地在今洛阳东南。尚书甘誓,墨子引作禹誓,庄子人间世亦云:“禹攻有扈。”吕氏召类云:“禹攻曹魏、屈鷔、有扈以行其教。”是禹时势力东侵已及于扈。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鄠县古有扈国。特以同音说之,恐不如郑玄以为在东者为信。【高诱注:“有扈乃夏启庶兄,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则与墨子、庄子均不合,恐出后人臆说。】是舜、禹、启以来,虞、夏氏族驱逐苗民以固西陲,又攻有扈以扩东土也。





大抵夏人先起今河南嵩山山脉中,在伊、洛上游,其势力逐次沿伊、洛向东北下游而移殖。一方自河南省西部北渡黄河而达今山西省之南部,东及太行山南端尽头之迤西。





故其地皆称大夏。史记言:“禹凿龙门,通大夏。”又云:“齐桓公伐大夏。”左传祝佗曰:“唐叔封于夏墟。”昔人又谓禹都安邑,皆指山西南部中条山经南沿河一带而言之。





又一方面则沿河南岸东下,渐次达于今山东、河北境,遂与东方黄河下游诸民族势力相接触。





此可以后羿、寒浞与少康中兴之事说之。【此事见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后羿本国在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故锄城在滑州卫城县东十里。”即今滑县东十五里之锄城。】入为夏朝之卿士而迁有穷。【史记正义引晋地记:“河南有穷谷,本有穷氏所迁。”左传定公七年:“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文选洛神赋注引华延洛阳记:“城南五十里有通谷”,即其地,后人因“穷”名不美而易之。】因太康之畋于洛表,【水内为汭,外为表,洛表,洛之南。】拒太康而入居斟寻。【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汉书音义:“斟寻在河南。”竹出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左传(昭二十三年):“郊、寻溃”,杜注:“巩县西南有在名鄩中。”张仪列传正义引括地志:“巩县西南五十八里故鄩城。”】代夏为王,又为其臣寒浞所灭。寒国名,本在东方。【杜预云:“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今山东潍县东北五十里。】浞即代羿,又灭夏之斟灌。【“斟灌”殆即“武观”,夏后相(太康子)为羿所逼,出依斟灌,见吴世家集解,及左哀元年疏引贾逹说。灌临河津,故亦曰“灌津”。为斟姓之墟,故曰“斟观”。在今山东曹县西故观城。即春秋卫地。其时夏都盖自斟寻东北退至斟灌。】使其二子浇处过,豷处弋。【“斟灌”或作“斟戈”,则戈即灌也。则“过”或即是:“鄩”。盖寒浞灭此二邑而分使二子处之。】而夏后相之子少康出奔有虞,【在河南。左传杜注:“梁国有虞县。”】夏臣伯靡自有鬲氏【水经注:“大河渎西流经西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故有穷氏后羿国。”】杀寒浞。而少康自纶【汉书续志:“梁国虞有纶城,少康邑。”在今归德。】复国。【少康灭浇于过,至其子杼。又灭豷于戈。寒氏遂亡。】此一事见夏代国家规模已颇扩大。有共主、属邑、分国、敌国等关系,不得仅以游牧民族看待。





而其间自太康失国迄于少康复国,绵延数十年,战争蔓延及于大河南北两岸,诚古代一大事也。【此事史记夏本纪失载,而旁见于吴世家。又楚辞离骚、天问亦言之。】又有夏人与东夷之交涉。【见后汉书东夷传引竹书纪年。】夏之放武观,【见竹书纪年及逸周书。】灭寒浞,逐东夷,皆见其势力之逐步东伸。





商民族亦在东方,初以服属于夏人势力之下,继则起而革命,遂代夏为当时之王朝而称商代。【古史已难详论,然夏、商两代就文化大体言之,似是一系相承,并无甚大显著之不同,则夏、商殆我汉民族之两支,而非两民族也。惟严格言,中华民族之抟成,当在春秋乃至先秦。若言夏国、商国则此时政治组织尚未臻十分凝定。若言夏氏族、商氏族,或夏部族、商部族,则似含义又过狭小。姑以民族称之,经指当时之两种结集,如云“夏人”、“殷人”,可勿以严正的异民族视之。(下言周民族亦然。)】





若以虞夏时代为中国上古史之第一期,【以其始建君位世袭之王朝。】则殷商可谓中国上古史之第二期。【以其在近代已有直接史料发见,较虞、夏之纯属传说追忆者更进一层。】





第二章 黄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时代】




夏王朝建筑在黄河上游,为高地居民所建之王朝,而商王朝则建筑在黄河之下流,为低地居民所建之王朝。





商王朝继夏王朝而起,最近有关于该时代直接史料之发见,对于中国古代史之可信价值有甚大之贡献。





关于殷商一代新发现的直接史料,其主要者为殷墟甲骨文字。其发现在清光绪戊戌、己亥间,出于河南安阳西北之小屯。地在洹水南,洹水三面环之,正合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墟上”也。此等甲骨,大体乃殷帝代帝王【盘庚以后。】用以命卜之辞,刻于龟甲及牛骨之上者。





一、殷代帝系及年历


史记载殷帝王有名字世次,无年数,略如夏代。





史记殷本纪:自契至汤,十四世,【国语周语:“玄五勤商,十四世而兴。”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皆与史记合。】汤至纣三十一帝,【除太乙为三十帝。】十七世。【三代世表、古今人物均作十六世。】





大体论之,殷商一代年历,应在五百年左右。





刘歆三统历殷代六百二十九年,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集解所引。】则谓汤灭夏至纣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今以三十年一世推之,商十七世,逾五百年,亦非大远情实。【左宣三年,王孙满言:“商祀六百年。”孟子谓:“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是也。】





最要者,史记所记载,乃为最近新发见之殷墟甲骨文字所证实。





首为此项工作者,为王国维氏之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见观堂集林卷九。】其最要之发见如次:





一、推证殷人出自帝喾之说。据此则史记殷本纪、世本、山海经、左传、鲁语、皇甫谥帝王世纪种种传说可以参证连贯,均因卜辞之发见而重新估定此等书籍在古代史料上之价值。【可见中国古代书籍记载,不仅如史记等见称为谨严之史书者有其可信之价值,即素目为荒诞不经之书如山海经等,其中亦有可信之史料。而近人乃转谓除直接发现之物证外,上古流传文字记载,皆不可信,岂不颠倒之甚!】又据此知五帝之系统虽出于战国后人之编造,而五帝之个别传说,则各有渊源,决非后人所捏造。如殷帝之出帝喾,即其一例。【虞、夏出颛顼,殷商出帝喾,本属东、西两系统,此后中国渐趋统一,乃谓双方皆出皇帝。古史之新系统,随时代精神之新需要而转变。今殷商出帝喾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实,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颛顼,司马迁亦应有其根据,不得应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



二、发见卜辞有王亥,即史记中之振。【“振”乃“亥”字之讹。】据此则山海经、竹书纪年、吕氏春秋、楚辞、天问、世本、管子、汉书古今人表种种传说记载,尽可参证连贯。



三、又有王亥而发见王恒。【此为史记、世本、竹书纪年所不详。】以卜辞证天问,可以补古史之缺。





且所证者均在成汤之前,因此所载夏代古史,亦可同样提高其可信之地位。





史记自契至汤十四世,而夏代自禹至桀,亦十四世。桀与汤同时,则禹与亦可略同时。史记所载殷代汤以前事,即有甲骨文为之证明,则史记记载夏代桀以前事,虽此时尚无同样直接之史料为之作证,而史记之非向壁虚造,则可不证自明矣。【尚书尧典说禹与契同在虞廷,史记五帝本纪说夏、商同出黄帝,此等说法可出后人伪造。然史记记载夏、殷历世帝王名字、世次,干燥无味,未必亦出后人之伪造。史记可以有漏说,有讹误(例如前举),而大体则可信。此即前节所辨,“传说”有来历,与凭空假造不同也。】





至成汤以下之世系大略,史记与卜辞亦可相证。





继王氏研治殷墟甲文以证论古史者有郭沬若氏。郭氏疑王氏之考证不可信,其说有三:【见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一谓自盘庚迁殷至纣,殷本纪凡八世十二君,而竹书纪年言有七百七十三年,推算不合。



二谓卜辞中有多数人名疑如帝王,如祖丙、祖戊、小丁、小癸等,均为殷本纪所无。



三谓盘庚以下世系年数既可疑,以前更不敢遽信。此三点中最要在第一点。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云:“汤灭夏至受四百九十六年。”又惟一条又云:“盘庚至纣七百七十二年。”此两条自相矛盾,知其中必有误字。【朱右曾竹书纪年存真,径自改盘庚至受为“二百七十二年”,并无根据,而殊近情理。】郭氏据此一条【有误字的。】而推翻王氏之论证,实嫌证据不充分。第二点则根据第一点而来,王氏于此已有解说。谓殷人王位兄终弟及,故诸兄弟虽早世未践君位,而祭亦与君同祀,其推想殊近情理。第三点又根据第一、第二点而来,而前两项既有解答,第三疑自难成立,据此史记记载殷代帝王世系实大致可信,即无从推翻夏代的,谓是全不可信也。【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发见。】





二、殷人居地之推测


殷人居地,大率似在东方。自汤以前,大体皆在今河南省大河南岸商丘【所谓“宋”。】之附近。





帝喾居地毫【史记五帝本纪集引皇览:“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毫野中。”】与汤居之毫,【汉书地理志臣瓒注:“山阳郡薄县,汤所都。”】均即宋地。契居蕃,【见世本。】即汉书地理志之鲁国蕃县。史记殷本纪谓“契封于商”,则宋国商邱。【邱,虚也。商邱,即商墟也。】相土居商丘,颛顼之虚,又谓帝丘,即春秋之卫。左传【定公四年。】祝佗曰:“取于相土东都,以会王之东搜”是也。旧说汤以前八迁,大率皆东方地。【史记六国表谓“汤起毫,在西方”,后颇有主之者。纬书(商颂正义引雒予命,又艺文类聚引尚书中候。)有“天乙(即汤)在毫,东观于洛”之说。然纬书后起不可信。郑玄云:“契封商,在太华之阳。”即战之商于地,今陕西商县。)然古本竹书纪年谓:“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水经浊漳水引。)则陕西商地,其名后起。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东方宋地亦有莘。然则谓殷起于西方,惟史记一说,孤证难立。】





至河亶甲居相,祖乙迁耿,乃至大河之北岸。





亶甲城在安阳县西北五里洹水南岸,【帝王世纪。又吕览音初篇:“殷整甲徒宅西河。”此西河在卫地,整甲即亶甲也。】自是殷人始北迁。耿【史记殷本纪作“刑”,即左宣六年及魏策之“刑丘”杜注:“河内平皋县。”】亦在河北,今河南省温县东二十里。【史言纣“广沙丘苑台”,沙丘、刑丘,是自河亶甲、祖乙、盘庚至纣,其实皆在数百里间之地也。】





至盘庚徒殷,【即汉书项羽传所谓“洹河南殷墟”,今甲骨出土地也。此据竹书纪年。史记则谓,盘庚重迁河南,居毫,至武乙始迁殷。】至纣更不迁都。





自汤至盘庚,十世十八帝。自盘庚至帝辛,七世十二帝,此一期大率当过二百年。故至商纣时,商邑日大,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此据竹书纪年。】聚众百万,左饮淇水喝,右饮洹水不流,【此据战国策。】其盛况可想。





古代黄河自河南东部即折而北向,经今之漳河流域而至今河北之沧州境入海。商民族则正居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相交黄河下游一隈之四周,恰与夏民族之居于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交黄河上游一隈之四圈者东西遥遥相对。【春秋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见夏商根据地之东西相对峙。】大抵下游低地,气候土壤均较佳,生活文化较优,而居民较文弱,亦易陷于奢侈淫佚。上流高地,气候土壤较恶,生活文化较低,而居民较强武,胜于军事与政治方面之团结。夏人势力逐次东移,渐渐往下,征服下游居民,而渐渐习染其骄侈淫佚之习气,【如太康之游畋忘归,以及夏桀之荒淫皆是。】于是下游民族,乘机颠覆此统治者而别自建立新的王朝。【如后羿、寒浞与商汤皆是。夏、商既同为汉民族之两支,则夏、商以前中国民族最先居地应何在,此亦难详论。】殷人自商汤灭夏,渐渐形成规模较更象样之国家,至周人则又起于西方,仍循夏人形势,东侵征服殷人,而渐次移殖于大河下流一带之平原。如此则黄河上下游相互绾结而造成中国古代更完备、更象样之王国,是为周代。





汉人传说“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此论三代文化特点,虽属想象之说,然以古人言古史,毕竟有几分依据。大抵尚忠、尚文,全是就政治、社会实际事务方面言之,所谓“忠信为质而文之以礼乐”,周人之“文”,只就夏人之“忠”加上一些礼乐文饰,为历史文化演进应有之步骤。其实西方两民族皆是一种尚力行的民族,其风格精神颇相近似。商人尚“鬼”,则近于宗教玄想,与夏、周两族之崇重实际者迥异。故虞书言禹为司空治水,弃后稷司稼穑,而契为司徒主教化。





禹、稷皆象征一种刻苦笃实力行的人物,而商人之祖先独务于教育者,仍见其为东方平原一个文化优美耽于理想的民族之事业也。厥后至春秋、战国时,宋人犹每有不顾事实骋于理想者。惟孔子以宋人而祖世居鲁,一面抱有伟大高远之理想,而一面又深爱周文化之陶冶,极慕周公以来之政制,切于实际,可见于行事,遂成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大成之圣人焉。【又按:中国古代文化孕育于北温带黄河两岸之大平原,以农业为主要之生活,因此其文化特别具有“着实”与“团结”与“和平”之三要素,不如印度之耽于玄想,亦不如波斯、希腊、罗马之趋于“流动”与“战争”与“分裂”。吾人若一游西安、洛阳、安阳、商丘以及济南、曲阜诸平野,溯大河,历广土,茫茫乎,苍苍乎,徘徊俯仰之间,必能想象我民族先民伟大创基之精神于依稀仿佛中也。】





三、殷人文化之推测


根据殷墟甲骨文字,知商代耕稼、种植、牧畜、建造、关于人类生事各方面之文化程度,已颇象样。





关于耕稼方面甲文中有田、畴、禾、穑、黍、粟、来、麦等字,又有酒、鬯等字,祭鬯至百卣,见其时酿酒之盛。种树方面,有圃、果、树、桑、栗、丝、帛等字,知其时已有养蚕业。牧畜方面,有马、牛、羊、犬、豕、豚、鶏、彘等,家畜、家禽之名称极伙,知其时畜业亦甚盛。建造方面,有宫、室、宅、家、舟、车等字,知其时家屋建筑与交通工具已相当进展。卜辞中行猎次数特多,此因卜、猎本属相关,同为属于祭祀下之一种典礼。





古代贵族以行猎为典礼,亦即以为娱乐此直到春秋乃至西汉仍然。不能据此谓其时“正从渔猎进展为农耕”。



卜文小不及黍米,甲骨至坚,契刀必极锋利,即其时炼金术必已经相当之演进,不能说商代“正从石器进至金器”。【至其时尚有用石器者,则自属事实。盐铁论载汉武帝以后有“木耕手耨”之事,岂可据此以推论汉中叶之社会文化?】



至谓商代方在一“母系中心的氏族社会”,【此据商代帝王“兄终弟及”之制度推论。然此最多可谓此种制度渊源与此种社会,不能便谓仍是此种社会也,且商代三十一帝十七世,直接传子者亦十二、三,几占半数。春秋时吴通上国,其王位继承亦仍是兄终弟及,岂得谓其亦为母系中心时代?又如以卜辞有“诸父”、“诸母”之称,而认其为群婚制,则此种称呼至春秋犹然,岂可谓春秋亦群婚时代乎?】



又谓其乃一“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云云,更属无据臆测。【此皆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语。只就商代所表现于政治规模之进步论之,即知此种说法之无稽也。】





根据商代传世钟鼎之多与精,更可见其时文化程度之高。





据殷文存一书所收殷器铭文在七百种以上,惟一因有周器滥入,二因有器、盖不分,恐无此数。要之已甚为可观。





若以殷代文化与周初相较。则见其有一派相承之迹。





周代铜器款识,与殷墟文字同出一原,一也。殷墟有骨笄,骨梳,知商人已有束发之俗,二也。甲骨文及铜器中画人坐形,则席地乃殷、周同俗,三也。尊、罍、觚、爵、鼎、鬲诸器,殷、周皆同其形制,四也。兵器戈、矛、弓、矢、刀等,甲文与铜器无殊。殷墟所得弓、矛亦与周器大同,五也。周代字,甲文作等,同有编简之制,六也。殷、周同用贝为货币,“贝”字常见于甲文及铜器中,七也。





盖古代此黄河东、西两隈之交通,早已殷繁,故于商人中亦时见舜、禹故事之流传。夏、殷两代文化已见交融,更何论于起之殷、周。





四、殷周关系


周人灭殷前,两国在政治上早已发生关系,并非为不相闻问之两民族。【谓殷周之先本无关系者,乃崔述丰镐考信录说。】





据传说,周王季曾命为殷牧师,【后汉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其后文丁杀季历。【吕览首时,晋书束皙传、刘知几史通疑古、杂说两篇。】西伯与九侯、【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诗:“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九”、“鬼”同声。礼记明堂位作“鬼侯”。鬼方正在西方也。】鄂侯【史记晋世家集解引世本:“叔虞居鄂。”即大夏。左隐六年:“翼嘉父逆晋侯随,纳诸鄂。”此在晋南。三公皆在殷西。】又为纣三公,而西伯见囚于羑里。【左传襄二十一年、赵策、韩非子、尚书大传、史记、褚先生补史记龟策列传等书。】则殷周关系已夙有之。或武乙之暴雷震死于河、渭之间,殆如周昭王之南征而不复也。【据此殷之忌周已甚,而周之蓄志翦商亦已久矣。文王死未葬,武王奉文王木主以伐纣,盖以乘纣之不备。及周从之得志,并其先世事皆讳之,若伐纣尽出吊民伐罪之公,并无一毫私存于其间。此犹满清初以告天七大恨兴师叛明,及入关后亦讳不复道也。】





而且殷、周之关系,已显如后代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





此证之周人自述。诗大雅:“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此见王季时与殷畿诸侯通婚姻也。尚书召诰【召公语。】称“大国殷”,多士【周公语。】称“天邑商”,大诰【成王语。】称“小邦周”,顾命【康王语。】称“大邦殷”。此皆周人已灭商之后之文告。可见以前殷、周国际上地位名分确有尊卑,决非敌体之国,为并世所共认,故周人亦不能自讳也。





更据周人所称述,知当时之殷、周,乃略如以前之夏、商,夏、商、周三代之观念,起源甚早。





召诰云:“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相古先民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为兹二国命。”





在夏时已有所谓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国际关系,【此种政治上名分成立与维持,为考论中国古代史文化演进一极端重要之问题,不可忽视。】及至殷未周初,此等共主与侯国之政治演进至少已有七、八百年以上之历史。而且殷在安阳,周在丰镐,相去千里外,【若以安阳为中心,安阳至丰、镐之距离为半径,画一圆周,约略可以想象殷王室政治势力圈之大概。今殷墟发掘所得海滨居民之器物甚多,知殷人与东方海岸之关系,必甚密切。商亡有箕子避至朝鲜之传说,或殷王室势力本至及于朝鲜半岛也。】政治上能有此名分上之维系与分别,只据此点,即可推想当时一般文化之程度。【实则此层与上论史记列载夏、殷帝王名字世次一节,只是一事之两面。自禹、启以来,中国古史上已有中央共主传世相承千年之久,虽王朝有夏、商之别,政治演进,则仍是一脉相沿。治古史者每忽略此点,好将中国文化压低,好将中国古代猛进,不知其所从来之感。】





第三章 封建帝国之创兴【西周兴亡】




周人起於西方。





此所谓西方,亦比较而言。文王处岐,即在毕程岐周,当咸阳之东北数裏而遥。则所谓太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则安之下者,即文王之岐。后世又谓岐丰之地。【所谓周平王赐秦襄公以岐西之地者,此岐自决不在凤翔。】窃疑邠在山西邠城,逾梁山乃西避,非东迁。周人祖先之活动区域,亦在大河西部一隈之四圈,稍后乃误以凤翔岐山说之。





较之夏、商似为后起。





史记言周文王以前世系,不如殷商之详。惟周语太子晋谓:【自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卫彪傒谓:【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皆与史记合。今自文王上推十五世,仅与商汤略同时,则史记谓周先后稷子不窋适当夏后氏政衰者近是,谓后稷在陶唐、虞、夏之际则非矣。似周乃文化后起之族,而强上推其先世至虞代以与夏、商并比耳。【又据史记周本纪所引太誓及逸周书世俘解诸篇观之,知其时殷王室已极奢靡淫佚,而周人则似文化初启,尚不达边鄙犷野刚果之风。】





武王灭殷,把黄河东、西两部更紧密的绾合起来,造成中国古史上更灿烂、更伟大的王朝,是为西周。





一、西周帝系及年历


西周史有诗、书可征,史料较殷更备。然史记尚不详其年历,其帝王世次如左图。





西周十一世十二君,其年历大约不出三百年。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起,迄幽王末共七十一年,以上周年无考。然鲁世家载鲁诸君年自伯禽以下迄共和前一年,共一百五十七年,惟缺伯禽一代。若以刘歆三统历伯禽四十六年补之,共二百七十四年。自周开国至伯禽封鲁尚有十许年,故知西周不出三百年也。





二、周初之封建


西周三百年历史,最重要者为封建政体之创兴。





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桚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於政治组织富於一种伟大气魄之表见。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谓:【殷人兄终弟及,周人父子相传,封建制从父子相传制来。】引说颇嫌看史事太松驰,不见力量,只把天下依著家庭的私关系随宜分割,无当于周初建国之严重局势。只是一种隔绝史实之空想而已。且殷人自庚丁后已五世传子,【殷本纪、三代世表、古今人表皆同。】未知何故。【亦可是五世单丁无兄弟,然亦可不传弟而传子。史文缺佚,已难详论。惟史记殷本纪谓:帝乙长子日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母为正后,得嗣。则其君位传袭之法,已开问人先声矣。】至周初君位,颇有立贤之迹象,或以便於争强而然。如太王舍太伯、虞仲而立王季,为第一次立贤。文王长子伯邑考,次子发,【即武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为第二次立贤。【伯邑考果系先卒与否不可知。周人乃一种极长於实际政治上争强之民族,大有舍长立贤之可能。】





武王灭纣以后,并不能将殷人势力彻底铲除,因此仍封纣子禄父【即武庚】于殷,【孟子谓:“殷自武丁以来,贤圣之君六、七作、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可见殷代政治势力之韧固。盘庚至纣二百年,王朝系统相承,其政治成绩必有可观也。】周时则设立三监,【管叔、霍叔、蔡叔。】以监督武庚之近傍。





武王行二,次管叔鲜,【行三。】次周公旦,【行四。】次蔡叔度,【行五。】又次霍叔处,【行八。】次康叔封。【行九。】武王封管、蔡而周公不预,以诸弟中周公最贤,武王引之助治国政,统筹大局,故不出封在外也。【史记鲁世家:“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其他如鲁、燕、齐诸国,始封皆在成周之南。





今河南有鲁山县。诗閟宫:“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许、郑密迩,亦在河南。“燕”字本作“郾”,今河南有郾县,与召陵密迩,当是召公初封之地。齐为周之外戚,国语:“齐、许、申、吕由大姜”,许、申、吕三国皆在今河南境,则齐之初封,亦应与三国近。或本即是吕,故太公称吕望,丁公称吕伋,【顾命。】后乃分封於齐。





此乃西周第一期之封建。





大概周人势力,逐步东侵,分为两线,由丰向东南经营汉水上流,渐及淮域,此文王已开其基。【故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捣虚批亢。未能直犯殷帮,乃先南下。】由丰、镐向东北,经管河、洛,及于殷商,则为武王之新猷。周初封建,即为此两线展扩之初步成绩也。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封禅书。又礼记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武王崩于文王崩后五年,岂文王十龄生武王耶?此决不可信。大抵武王年寿并不甚高。】此乃周初一个最严重的局面。不得已乃有周公之摄政。





若传子,则成王尚幼,不足支此危局。若传弟,先应及管叔,周公知管叔亦不足膺此重任。若传贤,自属周公,【周书度邑:“武王谓周公日:‘乃今我兄弟相及。’”则武王固有意传周公。】然周公居中主政,嫌於自取,不得已乃奉孺子王而摄政。【书大诰:“王若日”,郑玄云:“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为王。”】





管叔不了解周公之苦心,武庚乘机煽惑,三监转联殷同畔。【此见当时王位继承法尚未明定,管叔本非决不可立,疑周公奉成王而摄政,乃以排管叔而终谋自取之也】





当时东方整个旧殷王朝的势力,一时俱起。





计有三监、殷、奄、【即以后之鲁。】熊盈族、【凡十七国。】淮夷、【在淮北。】徐戎。【在鲁东薛。】





周公亲自东征,杀管叔。定乱,乃重定封国。





一、鲁——周公子伯禽伐淮夷、徐戎,遂封於鲁。【今山东之曲阜,得殷民六族。伯禽既能专师主讨伐,知成王亦不甚幼弱。周公虑其不能应付当时危局,故乃毅然摄政。管叔亦因此疑周公而遂叛。】



二、齐——封太公子丁公于齐。自有鲁、齐之新封,周人势力始越殷而东达海滨。



三、卫——封康叔于卫,得殷民七族。自此殷朝自盘庚以来历八世十二君垂三百年之河北根据地,始拱手而让之周人之治下。



四、宋——封微子启于宋。周人尚不能完全宰制殷遗,乃封其王族之贤者於自汤以来之故土,仍表示周人之无意于灭殷族也。



五、晋——封唐叔于夏墟,此为通周人自大河南岸直通墟【即新卫。】之要道。



六、蔡——封蔡仲于蔡,此为周人经营南国之极东点。自此北绕而与鲁、齐相呼应,以及於卫、晋,而宋人自在大包围中。



七、东都——周公又管洛邑为东都。置殷顽民焉。【殷遗民大部瓜分,即鲁、卫、宋、洛邑是也。】天子常自临驻,以镇摄东方,而与新封诸邦相联络。





此可谓周人的第二次封建。鲁、齐诸国皆伸展东移,【其时燕亦移于河北,大约在齐、卫之间。】镐京与鲁曲阜,譬如一椭圆之两极端,洛邑与宋则是其两中心。周人从东北、东南张其两长臂,抑殷宋於肘掖间,这是西周的一个立国形势,而封建大业即於此完成。【夏、殷之际,虽已有共主、诸侯之名分,然尚不能有如此强有力的建国形势,故曰封建制度起于周代,实乃中国古史上一重要之进展也。史记三代世表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亦因殷以前所谓诸侯,大体仅为部族,不能如周室封建各国之文化规模耳。】





左僖二十四年载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今河南郑县。】蔡、【今河南上蔡。后迁新蔡。又迁州来,今安徽寿县。】、郕、【山东汶上县。】霍、【山西霍县。】鲁、【山东曲阜。】卫、【河南淇县。后迁楚邱,今河南滑县。又迁帝丘,今河南濮阳。】毛、【河南宜阳。】聃、【湖北荆门。】、郜、【山东城武。】、雍、【河南修武】曹、【山东定陶。】滕、【山东滕县。】、毕、【陜西咸阳。】原、【河南济源】。酆、【陜西鄠县】、郇,【山西临晋。】文之昭也。邘、【河南怀庆。】晋、【山西翼城。后迁曲沃,今山西闻喜,又徒绛,今曲沃。】应、【河南宝丰。】韩、【陜西韩城。】武之穆也。凡、【河南辉县。】、将、【河南固始。】邢、【河南邢台。后迁夷仪,今山东聊城。】茅、【山东金乡。】胙、【河南汲县。】祭,【河南郑县。】周公之胤也。”





又左昭二十八年载成鱄之言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一人。”荀子儒效则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昭二十六年谓:“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又昭九年亦云:“武王、成、康之建母弟。”】此周初封建发展之大势,其详则不可得而说矣。





周公摄政七年,而始归政於成王,【非成王至是始长,乃大局至是始定也。】於是周人传子之制亦因而确定。【王氏谓因先有传子之制而始封建,未窥周人政治上之伟大能力所在也。】





三、西周势力之继续东展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与后世统一政府只以封建制为一种政区与政权之分割者绝然不同。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后面,需要一种不断的武力贯彻。【此种形势,正如近代国家海外殖民,亦需有不断的一种力量贯彻连击其间也。若此种力量一旦消失,则全体瓦解矣。】周人立国,是一个坐西朝东的形势。【任何一个国家,必有其立国之形势。此种形势须由国力来支撑。不断用力支撑此种形势,而求其强韧与扩大,即所谓“立国精神”与“立国理想”。相当於此种形势之各项措施,即所谓“立国规模”。一个国家知有此形势与规模而继续不懈,此为国家之“自觉”。待此国家理想消失,精神懈靡,陷於不自觉之睡眠状态,则规模渐坏,形势日非,而国遂不国。】其国力的移动,大势可分两道。





第一道由陜西出潼关,向河、洛,达东都,经营黄河下流。此武王伐殷、周公东征之一线。





第二道由陜西出武关,向江、汉,经营南阳、南郡一带,以及淮域。此文王化行南国之一线。





昭王南征不复,是周人势力东展在第二线上之挫折。





穆王西征,是周人势力东展在第一线上之扩大。





穆王西征之传说,据穆天子传所载,系自洛邑渡漳水,绝太行,【研山,即井研。】循滹沱,北征犬戎,依然为第一线之继续伸展。其循而西行,恐不出陜西西北部,至远及於甘肃。【秦、汉以后,中国一统,立国形势大变,以前之向外发展,至是变成只在腹里活动,与当时人之想像不合,故说古史者无意间都将地理方向倒了。一说到穆王西征,则想像其直去西域新疆。虽与古史真相不合,亦见当时人自有其很深的国家理想与国家精神。】





宣王中兴,其力征经营者,依然是此两路。





诗江汉,召穆公平淮夷也。诗常武,尹吉甫征徐戎也。此乃宣王之南征,循上述第二线。诗出车,南仲城朔方,伐玁狁、西戎。诗六月,尹吉甫伐玁狁至太原。【朔方、太原,大体均在今山西省南部黄河北岸。“方”,疑即“舜陟方乃死”之方山,近安邑。太原者,春秋昭元年:“晋荀吴败狄於太原。”公羊云:“此大卤也。”谷梁云:“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正指今解县盐池,则方与太原近在一地。】诗采芑,方叔征蛮荆也。【此诗之蛮荆,疑即指玁狁,非后世楚地荆州之蛮。虢季子白盘记伐玁狁事,亦云“用政蛮方”,禹贡“荆、岐既旅”,又曰“导汧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此荆山在陜西不在湖北。方叔征蛮荆,亦当在陜西、山西,不在湖北也。】此乃宣王之北征,循上述第一线。





周人势力不断向此两路线展扩,而周人之封建事业亦遂不断推进。





诗江汉,召虎彻疆土,锡山土田;诗崧高,封申伯邑於谢;诗烝民,封仲山甫於东方。据此诸诗,见西周封建工作,至宣王时,尚不断在进展中。盖封建即是周人之一种建国工作,不断向东方各重要地点武装移民,武装垦殖。而周代的国家亦不断的扩大与充实。【相应於周人此种军事政治之推进者,则尚有其“宗法制度”。必三者并观,乃可以明了当时之所谓“封建”。】





四、幽王见杀与平王东迁


西周三百年来之力征经营,其面向常对东南,不对西北,【因其时周人之敌,多在东南,不在西北也。】幽王遭犬戎之难,见杀於骊山下,似犬戎居地亦在周之东南。【或偏近西南而非西北。】





左传昭公四年:“周幽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此等戎狄正近在河南省西南太室山一带,证一。



犬戎由申侯召来,申在南阳宛县,【汉书地理志。】今河南南阳【城北二十里。】有申城故址。宣王时申迁於谢,在今南阳稍南。大率其国在周东南千数百里,如犬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远,申侯何缘越周附戎,戎亦何缘越周合申,形势不同,证二。





据郑语,当时申、西戎、缯相结。左传【哀公四年。】:“楚人致方城之外於缯关。”则缯近方城,与申接壤,证三。





幽王与申、缯、西戎之联军遇於骊山,【故骊戎国。证戎不在周之外而在内。此内外本是后人见解也。】其地在周镐京与申、缯之间。证四。【郑语,史伯之告郑恒公日:“四方之国,非五母弟甥舅,则夷狄。”亦华戎杂处,幽王前已然之证。】





幽王既死,周室遂分裂。





竹书纪年:【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疏引。】“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於申,虢公翰立平王子余臣於携。周二王并立。二十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此事史记失载。新唐书大衍暦义谓“丰、岐、骊、携,皆鹑首之分,雍州之地”,是携乃岐、丰相近之地名。虢公立携王,实为主持正义。许与申为同姓,故助平王。又今本纪年,同立平王者尚有郑。郑桓公为周司徒,见周将乱,早谋东迁。郑武公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即郑庄公之母。】故郑、申亦同谋。【郑桓公死於骊山之难,而武公遂与申同护平王东迁也。】



鲁乃周室东方封建最亲、最主要之国家,故申、许、郑三国乃假托其名义。【观於平王东迁后,鲁国采取不理态度,知以前决不主张立平王也。】晋文侯凯觎黄河西岸之土地,乃起兵杀携王,自为兼并。平王德其杀雠,而无力索还故土,立於申乃暂局,於是东迁洛邑。【史记不知其间曲析,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又按:史公言幽王宠褒姒,褒似不好笑,幽王举烽,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为之数举烽。乃犬戎至,举烽,诸侯救不至,遂杀幽王。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兵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之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不需举烽。史公对此番事变,大段不甚了了也。】郑武公则藉此并虢自大,故日:“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秦人亦乘侵占岐西地,与晋连壤通好。此乃西周东迁时西方一部分诸侯情势之大概。





及平王东迁,以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队,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扫地以尽,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





平王宣臼乃申侯甥,申侯为其甥争王位。故联犬戎杀幽王,凡拥护平王诸国,如许、申、郑、晋、秦、犬戎等,皆别有野心,形成一非正义之集团,为东方诸侯所不齿。因此周室东迁后,政令亦骤然解体。





第二编 春秋战国之部




第四章 霸政时期(春秋始末)

一 春秋年历及分期

二 霸前时期之形势



三 齐桓晋文之霸业



四 霸政衰微后之大夫执政



五 春秋时期之一般文化状态



第五章 军国斗争之新局面(战国始末)

一 战国年历及分期



二 从宗法封建到新军国之种种变迁



第六章 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

一 春秋时代之贵族学



二 儒墨两家之兴起



三 学术路向之转变



四 士气高张



五 贵族养贤



六 平民学者间之反动思想





第四章 霸政时期【春秋始末】




西周未叶,中国已有明确可据的编年历史记载。





史记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今按:春秋托始鲁隐公元年,实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史记三代世表则始于西周共和元年,相距百十有九年。史公既极称孔子传疑之慎,则史公记年自必有所本。故知中国古史纪年,至迟造始于西周末叶,必已明确可依据也。【惟不得据此谓西周共和以前必无明确年岁。如史记鲁世家载伯禽以下诸君年数是也。岂有鲁室已有诸君年岁之记载,而周天子王家顾无之?盖因史文散佚,史公未之见。史公既师孔子之慎,故遂不之论耳。】





孔子作春秋,则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后世即名此时期为“春秋时期”。





一、春秋年历及分期


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东周史之第一段落。此段落约占三百年。





春秋自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左传记载史事较春秋为明备,又下续至哀公二十七年终,凡二百五十五年。若自周平王东迁一并计入,共三百零三年。





此三百年的历史,可以称为“霸政时期”的历史,仍可本此分三段落:





一、霸前时期——迄鲁庄公八年,【翌年齐桓公立。】凡八十五年。





二、霸政时期——自鲁庄公九年【齐桓公元年。】起,迄鲁襄公十五年,【晋悼公卒。】凡一百二十七年。





三、霸政衰微时期【即大夫执政期。】——凡九十一年。





附春秋时期周室帝系表:





二、霸前时期之形势


周室东迁,引起的第一个现象,是共主衰微,王命不行。





平王崩,鲁不奔丧。桓公二十余年,五聘鲁。【鲁为东方姬姓诸侯之宗国,平王之立,鲁盖不之拥戴,王室命令因此不行于东诸侯。故桓王继位,乃竭意联欢于鲁也。】郑庄公射桓王中肩。【平王之东,与晋、郑诸国相狼狈,惟至平王晚年,似有转亲虢国之意。(殆恶郑之专。)故左传谓:“王贰于虢,郑伯(庄公)怨王,王曰:‘无之。’周、郑交质。”及平王卒,周人终用虢公,与陈、蔡、虢、卫伐郑,为郑所败。盖王室既东,亦渐有意转变其往日之地位与关系,而卒于不能自拔也。虢于惠王二十二年为晋所灭,申则于庄王时为楚所灭,自是王室益不振。】





王命不行下引起的第一个现象,则为列国内乱。





鲁为周室所封东方最亲、最有地位之诸侯,【史记谓:“成王命鲁得郊祭文王,有天子礼乐,以褒周公之德。”礼记明堂位则谓:“成王以周公有动劳于天下,是以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其说信否不可知,要之鲁在东诸侯中,实居首领之地位,则可断言也。】惟周室之东,鲁即表示不拥戴之态度。【此以平王得政之来历言之,亦不可为非,惟鲁、卫诸邦亦并不能封王室有所尽力匡正。】而不久鲁亦内乱,桓公以弑兄【隐公。】自立,【郑首先承认。】于是列国篡乱相乘。宋华督弑殇公,【桓二年。】晋曲沃伯杀哀侯,【三年。】陈公子佗杀太子免自立,【五年。】曲沃伯又弑小子侯,【七年。】郑祭仲逐昭公立厉公,【十一年】复逐厉公纳昭公,【十五年。】卫逐惠公,【十六年。】郑高渠弥弑昭公,【十七年。】齐襄公杀鲁桓公,【十八年。】前后十九年之内,祸变迭起有如此。





王命不行下引起的第二个现象,则为诸侯兼并。





见于春秋国数凡五十余。【见公羊疏。】若并见左传者计之,有百七十国。其中百三十九国知其所居,三十一国亡其处。【此据晋书地理志。】然举其大者,不过十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为鲁、卫、齐、晋、楚、宋、郑、秦、陈、蔡、曹、燕、吴。(索隐:“篇言十二,实叙十三。”)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所载,楚并国四十二、晋十八、齐十、鲁九、宋六、其它不具举。】





又自列国内乱、诸侯兼并下引起一现象,则为戎狄横行。





当时中国本为一种华、夷杂处之局。





旧说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远居四裔,而诸夏在中原;此观念殊不可恃。当时盖为一种华、夷杂处的局面。【如左文九年秋:“楚自东夷伐陈”,似东夷在陈、楚间。魏策:“楚破南阳九夷”。则九夷在南阳。陆浑蛮在伊、洛上源,故晋荀吴欲灭陆浑,先有事于三涂。哀四年夏,楚谋北方,袭梁,围蛮氏。隐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今山东曹县境)秋,“公及戎盟于唐。”(今山东鱼台县)僖二十四年,王子带以狄人伐王,上举诸例皆可见。】





而此局面自始即然,亦并非自周王室东迁,四裔异族乃始交侵而入中国。【此观上篇论周人封建真相便知。】





蛮、夷、戎、狄亦非四种绝不同的民族,故蛮夷可兼称。【楚武王自谓“我蛮夷也”。】戎狄、【管仲云:“戎狄豺狼。”魏绛云:“戎狄荐居。”】夷狄、【燕策有“北夷”。】蛮戎,【春秋有“戎蛮子”。】皆可兼称。





诸夏与戎狄亦多种姓相同,如晋献公娶大戎狐姬,【生重耳晋文公。】又娶骊戎女骊姬,则戎有姬姓。【时人谓“同姓相婚,其生不蕃”,遂以晋文公为异征。又齐灵公有戎姬。】又有子姓。姜戎自称四岳之后。【左传襄公十四年。】国语富辰曰:“庐有荆妫”,【韦昭曰:“庐,妫姓国。荆妫,庐女,为荆夫人。” 】春秋称庐戎,【楚灭之,为庐邑。汉置中庐县,属南郡。】是戎亦有妫姓。左传子鱼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皥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则此诸族,当时亦目为夷,不与诸夏伍。



华、夷通婚,尤为习见。【周襄王娶狄后。齐桓三夫人,曰王姬、徐赢、蔡姬。徐则当时目为夷者。晋献公娶戎女。已见前。晋文公娶叔隗。以季隗嫁赵衰,生子盾,隗系北戎姓也。潞子婴儿之夫人,乃晋景公姊。吕相谓:“白狄,我之婚姻。”越襄子姊为代(北狄)王夫人。狐犯为晋文公外舅,其子狐毛、狐偃、偃子射姑、即贾季,晋乱仍奔狄。】



因此华、戎联盟之事亦屡见。【肴之役,晋有姜戎。鄢陵之战,楚有东夷。齐、卫、鲁、鲜虞联师伐晋,尤著者,则如申、缯、西戎联师杀幽王。】





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线,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





当时华、戎分异,自生活上言,则如姜戎氏云:【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是也。【左襄十四年。】自言语上言,则如姜戎氏又称“言语不达”,史记由余“其先晋人,亡入戎,能晋言”是也。自礼服上言,则如平王东迁,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也。自战事上言,则如郑人与北戎战,曰:“彼徒我车”,是也。凡此诸别,言语一项似不重要。



齐、楚南北方言即不同。至生活、礼服诸端,其重要关键,实在耕稼与游牧之别。故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左庄二十八年。】又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左襄四年。国语谓“与之货而易其土”。】



惟其为耕稼的社会,故有城郭、官室、宗庙、社稷、衣冠、礼乐、车马、货贿,此则为诸夏。惟其为游牧的社会,故无上述城郭、官室诸文物、而饮食、衣服种种与诸夏异,而成其为蛮夷戎狄。



耕稼与游牧,只是一种经济上、文化上之区别,故曰: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如春秋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杞乃禹后也。】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如楚自称“蛮夷”,其后与于中原诸侯之会盟,盖不复有以蛮夷视楚者。】





西周封建,本为一种耕稼民族之武装拓殖。【此已祥前篇。又乐记谓:“武王既克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盖耕稼城郭之国,本已先周而有。周人不能尽灭之,以与周之诸侯并存;在而此诸邦亦力不敌周人,认为共主,以天子礼奉事之。】





除却错落散处的几十个【乃至百数十个。】城郭耕稼区域以外,同时还存有不少游牧部族纵横出没,只不侵犯到城郭诸邦的封疆以内,双方可以相安无事。现在则乘城郭诸侯之内外多事而来肆其侵扰。



举其著者,如隐九年,北戎侵郑。【郑伯曰:“彼徒我车。”是戎皆步卒。如旧说,北戎在无终,(今河北玉田西)不能远侵及郑;败后亦将不获仍返故居。】桓六年,北戎伐齐。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此戎东侵齐、鲁、南侵郑,居地盖略可推。】三十年,山戎病燕。【此当为南燕,与宋、卫地相近,即在今黄河北岸。旧说谓在蓟、(今河北北平)易、(今河北雄县)亦非。】



三十一年,齐伐山戎。【公羊传:“齐侯来献戎捷,旗获而过我。”正义:“凡言‘过’,谓道所经过。”齐伐山戎过鲁,则此山戎不在齐北。】三十二年,狄伐邢。【闵元年,齐救邢。】闵二年,狄入卫。【僖元年,邢迁夷仪,齐师、宋师、曹师城邢。二年,诸侯城楚邱,封卫。】其时狄势正盛,又灭温、伐齐、伐鲁、伐郑、伐晋,并蹂躏王室。自今山西迄河北、河南、山东诸省,皆其所出没。盖闵、僖之世狄最盛。





当时诸夏所最感威胁者,南方有抱帝国主义兼并政策之楚国。





楚之先亦颛顼后,【史记楚世家。】始起在汉水流域丹、淅二水入汉处,曰丹阳。【依宋翔凤过庭录所考。】至楚武王始大,【武王立在周平王三十一年。】自谓:“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于是自号武王。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地方千里,最为当时强国。





北方有抱掠夺主义的山中之北戎。





此种戎狄,大部在黄河北岸太行山脉中,故曰山戎。其战斗皆徒步。又称北戎者,据当时中原诸夏之称呼。后人以见有“北”称,遂谓必远在北塞之外,此皆以后代眼光读古史之误也。



故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语见公羊传。】



在此形势下,产生齐桓、晋文之霸业。





三、齐桓晋文之霸业


霸者标义,大别有四。





一、尊王——谷梁传葵丘之盟,“壹明天子之禁”。当时霸者号令,即替代已衰之王权也。周王使宰孔赐齐侯胙,命“无下拜”,齐侯卒为下拜。【僖九年。】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礼飨之,仲辞,受下卿礼而还。”【僖十二年。】此皆当时齐桓、管仲竭力尊王之表示。



二、攘夷;



三、禁抑篡弑——凡某国遇篡弑,同盟诸国互不承认,并出兵平乱,另立新君。葵丘盟辞:“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皆为此发。



四、裁制兼并——凡在同盟,互不侵犯,有争端,请于盟主,公断。某国遇外寇,同盟诸国出兵相救。葵兵盟辞:“毋壅泉,毋遏籴”,皆为此发。





正为针对上列时代病之特效药。





自周室东迁,西周封建一统之重心顿失,诸侯如网解纽,内【篡弑。】外【兼并掠夺。】多事,亟亟不可终日。自有霸政,而封建残喘再得苟延。霸政可以说是变相的封建中心。其事创始于齐,【其霸业之大者,为伐山戎、救燕、存邢卫、伐楚、盟于召陵,定襄王之位。】赞助于宋,而完成于晋。【其霸业之大者,为纳襄王、杀王子带、(召狄攻周者。)救宋、败楚城濮、召周天子盟于践土。】





齐桓会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预。其次为鲁、郑、陈三国,各得十次。又次为卫,得九次。又次为曹、许,各得七次。其间尤以齐、鲁、卫、曹、郑、宋六国,可谓诸夏之基本结合。此为诸夏结合之第一期,大率在东部与中部,乃黄河下流东部一带及黄河中游南岸之结合也。



晋自曲沃篡位,专务侵吞,【其实平王之东,晋已开始为兼并之野心企图。曲沃篡位,正从晋人向外作非义之兼并所此起。】齐桓会盟,晋人不预。然晋国内部争篡迭起,晋公子重耳逃亡在外,遍历齐、宋、曹、卫、郑诸国,南至楚,西至秦,而返国得位。其在外及见齐桓、宋襄,既熟知天下大势,返国后乃一变晋国以前之态度,【晋灭同姓国极多,然皆在献公前。】参加诸夏集团,而为齐、宋霸政之代兴。自是霸业常在晋。【由襄、(御秦、侵郑,又败狄。)】灵、成、景、(为楚败于邲。)厉,(胜楚鄢陵。)而至悼,抗楚和戎,复霸。平公立,与楚平,弭兵。】此为诸夏结合之第二期,东部、中部之外,又加入中北部,即黄河中游之北岸也。



齐在临淄,【太公封营丘,六世徙薄姑,七世徙临淄,地望皆近,即今山东临淄县也。】东负海,鱼盐蚕桑,已树富强之基。惟西南适值鲁、卫诸邦,为姬姓主要国家,文化既较高,与齐关系亦密,齐于道义及势力两方,皆无法并吞。【齐孝公伐鲁,鲁使展喜稿师,曰:“鲁人何恃?”曰:“恃先生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恃此不恐。”齐竟回师。柯之盟,曹沫劫恒公反鲁侵地,桓公亦卒听管仲谏许之。周天子以南阳赐晋,阳樊不服,围之,或呼曰:“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耶?”乃出其民。此可见当时诸夏间之关系。惟楚曰:“我蛮夷也”,坦白主兼并,到底因此失诸夏同情,不能心服,而楚之势力亦终难北进。】



齐桓既于国内篡弑纷乱中得国,故转而创建霸业。宋为周室之宾,先朝胜国,其势最孤,又处四战之地,入春秋以来,内乱外患更迭相乘,无时或息,赞助齐桓,独出诚意。齐桓亦属其太子孝公焉。惟宋国四围,无可发展,其势本弱,故谋霸不成,为楚所败。



晋人自称:“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灭国既多,国力已强。然重耳出奔,狄人势力已弥漫于晋之四周。【晋文公初居蒲,又从狄君田渭滨,是“奔狄”在晋西。在狄十二年,去狄,行过卫,是“去狄”在晋东。晋国不啻在狄之怀抱。】



其所至如齐桓、宋襄,优礼有加者,皆有志搏结诸夏以成霸业者也。如卫、曹、郑诸国,凡不礼于重耳者,皆目光短浅,惟力是从者也。楚既野心勃勃,秦亦刻意东伸。韩原之败,秦始征晋河东。【左传。】楚之围宋,曹、卫、郑诸国皆已折而入于楚矣。晋非图霸,亦几不能自全。【图霸则可挟诸夏之力以抑楚、秦,而吞狄自广也。】





惟齐桓仅能阻止狄势不侵入大河之南岸。【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髪左衽矣!”其时苟非诸夏之大团结,则狄患不可设想。管仲告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实为当时一最重要之观念,可以使历史命运为之转变,故孔子称管仲之仁。】





北岸自邢、卫沦陷,诸夏势力竟难复兴,而晋、狄斗争,遂为当时一要事。





僖二十七年,晋人作三行以御狄。【此在胜城濮后,以狄皆步卒,便于山险,故晋亦编练步军也。】三十三年,狄伐晋,晋侯【惠公。】获白狄子。【此在文公死之翌年,晋虽幸胜,而元帅先轸死之。】宣十一年,却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据此狄人虽各分部落,而亦戴共主,别成系统,故得兴诸夏抗衡。此下狄势遂衰。】十一、六年,晋景公灭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成三年,伐廧咎如。自是上党为晋有。襄四年,晋悼公和诸戎。【魏绛谓:“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可见其时狄尚是游牧,而其势犹强,故绛曰:“戎狄事晋,四邻震动。”】是后有肥、鲜虞、鼓、中山,皆为晋所逐灭。【昭十二年晋伐鲜虞,人昔阳。灭肥。又十五年,伐鲜虞,围鼓。二十二年,灭鼓。杜注:“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昔阳,鼓都。”“钜鹿下曲阳县西有肥累城,今正定东。”】此诸狄包赤狄之北,【旧说谓是白狄,因前赤狄已灭,而推测言之。惟狄是否只分赤、白、殊无据。】在太行山东麓平地,且亦俨然趋于城郭耕稼化矣。晋既廓土于群狄,其势力日渐东伸,遂与齐接壤,而以前邢、卫故土沦没于戎者,至是乃重归诸夏之统治。





大体西自河、渭之间,东达太行山两麓,黄河北岸,皆为顽强之群狄所出没,其势力又时时越大河而南。诸夏得齐桓、晋文之霸政而稍稍抑其凶焰,实为春秋时华、戎交斗一极剧烈之战阵。





晋人所以能胜此廓清群狄之重任者,一则因久为诸夏盟主,【自文公至平公,凡八世。】多得贡赋,国力充盈。





参加联盟诸国,在内可保持政府之安宁,乱臣贼子有所顾忌,不敢轻行篡弑。在外可保国际之平衡,相互间不得轻启衅端,有事付之仲裁,以和平为职志。是为联盟国应得之权利。其义务则如国际间之服役,一国有寇患,各国在霸主领导下会师戍守,或助城筑,及共同作战。每逢盟主出师,例得向同盟国乞师。平时则需对盟主纳相当之贡币。



诸侯官受方物,【诸侯官司各于齐受其方所当贡天子之物,齐桓责楚:“尔贡包茅不入”,即责其贡周天子以方物也。】始见于僖七年齐桓宁母之盟。“黄人不归楚贡,楚伐之。”【僖十一年。】其后诸夏亦以贡币输盟主。晋文、襄之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昭三年郑子太叔语。】其后朝、聘弥数,故乃“岁一聘,间岁一朝,再朝一会,再会一盟。”【昭十三晋叔向语。】朝、聘既数,而币亦日重。



晋范宣子为政,于产寓书告以币重。【襄八年。】平丘之会,子产争贡赋多寡,自日中至于昏。【昭十三年。】鲁之于晋,“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府无虚月。”【襄二十九年女叔侯语。】子产谓:“用币必百辆,百辆必千人。”【昭十年。】此其大概也。





一则晋自献公以来,即不畜群公子。【献公听士荐说,尽诛群公子。在惠王八年。】故晋大夫多用异姓,得因材器使,较之鲁、卫、齐、宋诸邦多用宗臣者为优。





晋文公以下,诸卿位次屡有更易,故其臣各务于以事功显。惟自厉公见弑以后,大夫渐强,【史记赵世家。】平公后益甚。韩、赵、魏、范、中行、知氏称“六卿”,皆非公室也。





一面北方的狄患逐次解除,一面南方的楚人亦逐渐觉悟,【亦可说是逐渐同化。】改变其以前极端的武力兼并主义,【即“我蛮夷也”的主义。】而渐次要求加入诸夏之集团。





楚庄王灭陈县之,以申叔时谏,乃复陈。既克郑,亦退而与之平。既败晋于邲,其围宋,宋人告以【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之实况,亦退师与盟而反。其时楚人意态已与前不同。





宋向戌提倡弭兵,晋、楚交权,城郭诸邦的和平联盟益形扩大。





此可谓诸夏结合之第三期,于东、中、北三部以外,又加入中南部,即南方之中部,江、汉流域之楚国也。自有此弭兵之会,【在襄二十七年。】而诸夏得一相当时期之和平。宋自襄十二年【楚公子贞侵宋。】至定十五年,【郑罕达伐宋。】凡六十五年。鲁自襄二十五年【齐崔杼伐北鄙。】至定七年,【齐国夏伐西鄙。】凡四十五年。卫自襄二十三年【齐侯伐卫。】至定七年,【齐侵卫。】凡四十七年。曹自襄十七年【衡石买伐曹】至定十二年,【卫公孟彄伐曹.。】凡五十九年。郑自襄二十六年【楚子、蔡侯、卫侯伐郑。】、至定六年,【鲁定公侵郑。】凡四十三年。均不被兵。





总观当时霸政,有二大要义:





一则为诸夏耕稼民族之城市联盟,以抵抗北方游牧部落之侵略,因此得保持城市文化,使不致沦亡于游牧之蛮族。





二则诸夏和平结合以抵抗南方楚国【西方秦国。】帝国主义者之武力兼并,因此得保持封建文化,使不致即进为郡县的国家。





其大势为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如晋代齐,楚代晋,吴、越代楚,最后统一于秦。】





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为第二种冲突之消解。】





其文化落伍诸部族,则逐次消灭,或逐次驱斥。【此为第一种冲突之消解。】





在此进展中,诸夏结合之团体亦遂逐次扩大,为中国逐次形成中央大一统郡县国家之酝酿,而上古史亦逐次宣告结束。【第一、第二、第三期结合已于前言之,第四期则加入吴、越。吴、越本东南方小蛮夷,武力既胜,转慕文事,亦争为诸夏盟主,于东、中、南、北诸部外又加入东南部,即长江下流是也。自战国秦孝公后,秦人又渐次加入诸夏团体,为第五期;又加入西中部,即河、渭流域是也。】





四、霸政衰微后之大夫执政


霸政衰微,变而为大夫执政。大夫执政,一方面可说为封建制度继续推演所产出,一方面亦可说是封建制度却因此崩倒。





封建初期的国家,其先只限于一个城圈。





此即所谓“国”。国有三训:周礼:“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大曰邦,小曰国”,是也。



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国指郊以内,鄙指郊以外,是也。又周礼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质人:“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城中曰国,是也。此三义可会为一义,即一国只限于一城是也。【鲁颂闷官:“锡之山川,上田附庸。”左定四年,卫祝佗谓:“分之土田陪敦。”召伯虎敦:“余考止公,仆塘土田。”附庸、陪敦、仆墉,乃一事。然则西周初封,惟周、召大国始许有附墉,即一国可以不止一城圈】





因此当时的中国,【其实大体只限于今豫、鲁、晋、燕、陕、鄂、皖、吴诸省,而犹非其全部。】可以有近二百国。【春秋大事表并古国计,凡二百有九。】





其时列国人口极少,【闵公二年:“卫为狄灭、遗民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诸侯为立戴公以庐于曹。”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秦取之。”梁君以扩城而无民以实之,梁民以讹言而递溃,梁竟以亡,则梁之户口可知。】旷地极多,【封疆郊关之外皆成弃地,此即戎,狄所由出没,华,夷所由杂处也。左襄四年,魏绛称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尽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此盖于茂草之中,经启九道以通往来,故周语单襄公谓周制“列树以表道”,道路非列树表明,即茫茫不可辨。“司空不视涂”,即道茀不可行,“膳宰不致饩,司里不授馆”。即行李有困乏之患。】故各国亦常见迁徙。





如卫、晋、楚、【自丹阳迁郢、(江陵)迁鄢、(宜城)】蔡、许、【自许迁叶,迁夷,迁白羽,(内乡)迁容城。(叶县)】郑、齐、吴、【自梅里(无锡)迁姑苏。(吴县)】秦【(见后。)】诸国,不胜举。亦有以外力强迁者,如齐师迁纪郱、鄑、郚;【庄元。】宋人迁宿;【庄十。】齐人迁阳;【闵二。】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僖二十二年。】之类。





以后人口渐繁殖,国家规模日扩大,不仅对旧的有吞并,对新的也亦有城筑。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鲁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书“筑”,其二十三邑曰“城”。【见旧唐书礼义志。】“筑”者增旧,“城”者新立。春秋书“筑”八,书“城“二十三,而定哀之间凡八城邑,则国家规模之扩大,弥后而尔烈也。





于是列国遂各自分封其大夫。





春秋初,大夫尚无世爵,其后渐有赐氏。





隐、桓时大夫赐氏者尚少,【国君之子为大夫者称“公子”,公子之子为大夫者称“公孙”,其次(公曾孙以下)只有称名,如鲁在隐、桓之间有无骇、柔挟是也。】无骇卒,羽父为之请族,公命以字为展氏。【公子展之孙。】众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如舜居妫汭,姓妫氏。】胙之土而命之氏。”【古孝经纬:“古之所谓氏,即国也。”禹贡“锡土姓”,土即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可见世卿、采邑和氏族,乃相联并起之事。】大夫有氏,即有世袭封邑如小国矣。【于是鲁有仲孙、叔孙、季孙、臧孙,齐有高氏、国氏、崔氏、陈氏,卫有孙氏、宁氏,晋有却氏、乐氏、韩氏、赵氏、魏氏,郑有罕氏、驷氏、游氏,皆世卿也。】





渐称“子”。





僖公以前,大夫并以伯、仲、叔、季为称,【三桓如共仲、僖叔、成季。】虽贵不称“子”。僖、文以后,晋、齐、鲁、卫之执政皆称“子”。郑间称之,余则否。【鲁惟三家称“子”,余亦否。】称“子”则即为封君矣。【其后学者称“子”,如孔子是也。又后学者之门人称“子”,如有子、曾子、乐正子是也。】于是原先的侯国,俨然如一新中央,而大夫采邑则俨然成一小侯国,所以说是西周封建的继续推进。





又因当时联盟各国,会聘频仍,诸侯畏劳,常使卿大夫代行。





会有三例:一曰“特会”,两君相见也。初诸侯特会,【多在隐、桓以前。】次大夫特会诸侯,【多在文、宣以后。】又次大夫特会大夫。二曰“参会”,三以上为参。三曰“主会”,伯者主之。初诸侯主会,始自齐桓北杏之会。次大夫主诸侯之会,自锺离之会始。【先有大夫特会,乃有大夫主会。】又次则大夫主大夫之会,而诸侯高拱不预矣。





卿大夫既有外交,往往互相援结,渐渐形成大权旁落之势,于是大夫篡位,造成此后战国之新局面。





鲁大夫逐始于昭公。宣公时,季氏始专政。定公时,则家臣有囚大夫者。晋卿专政始襄公。【襄元在鲁僖三十三年。】郑卿自僖公之立,始见于传。【僖元在鲁襄三年。】





五、春秋时期之一般文化状态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紧张的时期;但别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





大体言之,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左传所记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等事迹虽多,然当时一般见解,实已不见为十分迷信。所谓“天道远,人道迩”、“鬼神不享非礼”等诸观念,已普遍流行。】





因此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因此能造成国际间的和平团体,继续历有二百年之久,而当时的国际公法,亦极为高明可贵。】





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显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当时往往有赋一首诗,写一封信,而解决了政治上之绝大纠纷问题者。左传所载列国交涉辞令之妙,更为后世艳称。】





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一披读当时诸大战役之记载,随处可见。】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此乃春秋史与战国史绝然不同处。】左传对于当时各国的国内政治,虽记载较少,【此指涉及一般平民社会者而言。】而各国贵族阶级之私生活之记载,则流传甚富。【一部左传,尽于列国君卿大夫私生活之记载,以及其相互间之交涉。(即是内政与外交。)故可称当时十足是一贵族社会也。】





他们识解之渊博,【对于古代历史文化的遗传之认识与阐发。】人格之完备,【对于实际政治、人事问题之应付与理想。】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亦复普遍于各国,几乎稍有名的几国,均有他们极可敬慕的人物。】





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贵族阶级之必须崩溃,平民阶级之必须崛兴,实乃此种文化酝酿之下应有之后果。





此下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生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





此是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之渊深博大处。





第五章 军国斗争之新局面【战国始末】




春秋以下,【自周贞定王二年,即鲁悼公元年始。】迄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告成,其间共二百四十六年,后世目为“战国时期”。





一、战国年历及分期


本时期的历史记载,因秦廷焚书,全部毁灭。西汉中叶司马迁为史记,已苦无凭。





史记六国表自序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其后诗、书复见。【此以流布民间,故虽经秦火而未绝,春秋及左传等皆幸存。】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云藏”周室者”,乃以偏概全之辞,当时各国史记各藏其国政府,而民间无流传,故一火而灭也。】独有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颇采者。余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按,史公本秦记表六国时事,本属不得已。惟秦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中国诸侯以夷翟遇之。【此亦史记语。】其时秦与东方各国交涉既疏,故秦记载东方事必略而不免于多误。今六国表于秦孝公前几于无事可载者以此。至宋司马光为通鉴,托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自左传终至通鉴始,中间缺去六十四年,无详确之编年史。又通鉴虽托始周威烈二十三年,而记载殊疏略,至周显王三十五年【魏、齐会徐州相王之岁。】以下,记载始可得而详。故顾炎武日知录谓此一百三十三年,史文缺佚,考古者为之茫昧也。





晋代【太康时。】于汲县古冢【当时考知系魏襄王冢。】发见竹书,【共七十五车。】内有纪年十五篇,实为未经秦火以前东方仅存之编年史,惟后亦散失。【今世流传之竹书纪年,乃宋后蒐辑之本,多有改乱。】





因此本时期史事,较之上期,【春秋时代。】有些处转有不清楚之感。【著者曾據纪年佚文,校定史记六国表,增改详定不下一、二百处,因是战国史事又大体可说。惟颇有与史记相异处。一切论证,谇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此下论战国大势,即據此书立论,故与旧说颇不同。读者欲究其详,当参读该书也。】





大略言之,本时期历史,又可分为前、后两期。





第一期是周代宗法封建国家之衰灭。





此承春秋晚期大夫专政之局面而来。晋分为三家,【魏、韩、赵。】齐篡于田氏,【田氏本陈公子,因乱奔齐,“田”、“陈”同音之转。】鲁则三桓强于国内,公室仅如小侯。卫势日削,自贬其号曰侯。吴灭于越,陈、蔡灭于楚,郑灭于韩、史记所谱春秋十二诸侯,能继续保持其重要地位者惟楚、秦二国而已。【越、宋虽存,于战国全时期不甚重要。】大抵春秋宗法封建国家之文化,最高者为鲁、卫两国,【鲁得周室大量文物之分封,卫则承袭殷商旧都之流风余韵。故诗经所收十五国风,以邶、鄘、卫为盛。河北之卫虽为狄破而迁河南,惟文化依然可观。故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又曰:“卫多君子。”孔子出亡在外十四年,大半淹留在卫国。】其次为齐,【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弟子,鲁、卫最多,次则齐人。】又其次为晋。【故孔子曰:“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孔门弟子,晋籍甚少,孔子亦未过其境。】秦、楚则自始即以蛮夷见于诸夏。【春秋时期群目楚人为蛮夷,以楚主武力兼并最烈,与诸夏宗法封建势力根本相冲突也。及战国中期以后,群目秦人为夷翟,而再不见斥楚为蛮夷者,因其时抱兼并野心者乃秦,而楚人则久与东方诸国联盟一体也。可见当时所指斥为夷翟者,并非就种族血统立说。】





鲁、卫以文化维持当时宗法封建国家之传统尊严,齐、晋则以武力维持当时宗法封建国家之传统地位。 楚、秦则代表相反对之一种势力也。诸国中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愈深者,其改进愈难,故鲁、卫遂至积弱不振。其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较浅者,其改进较易,故齐、晋相继称霸于春秋,亦不能如鲁、卫之久保其君位之传统,而见篡于大夫;而经君统篡弒以后,更得急速改变其国家之内部组织,自宗法封建国家激转而为新军国,秦、楚则以受封建传统文化之熏陶更浅,故其国家可以不经内部君统篡易而亦追随改进为新军国焉。





最要的是齐、晋两国之君统篡易,维持春秋以来二百数十年封建文化之霸业,遂以中歇。【“诸夏亲昵,尊王攘夷”之后面,有一姬、姜宗姓之观念。及晋、齐篡夺后,此观念遂不复有。】





诸夏和平联盟之锁链已断,各国遂争趋于转换成一个新军国,俾可于列国斗争之新局面下自求生存。





此一时期中,春秋城郭联盟之旧国际形势已破坏,以后军国斗争之新形势未完成,在中间成为一个过渡时期。即是春秋末以迄于魏武侯卒年,【周烈王五年。】凡共九十年。前一段亦可说是越国的称霸期;【春秋末乃至战国初之吴、越称霸,即是“霸政时期”之尾声,“军国时期”之先兆,而为其间之过度也。】后一段则是三晋分立,魏国渐盛期。





第二期是新军国成立以后之相互斗争时期。





此时期又可分为四期:第一期是梁惠王称霸时期,【魏之全盛期,自惠王迁大梁,魏亦称梁。】亦可说是梁、齐争强时期。此期自梁惠王元年至齐、魏徐州相王,凡三十七年。





魏承文侯、武侯长时期之国内建设,【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父子前后共七十六年,文侯自正式称侯(在第二十二年。)以来,亦已五十四年。史记误短二十二年。】任用李克、吴起诸人,成为战国以后第一个簇新的新军国。【其后吴起入楚、商鞅入秦,皆承袭魏国已成规模而变法。】地处中原,又为四战冲要之区。【魏初居安邑,文侯都在邺;武侯则都魏县;惠王即位,迁大梁。】自谓承袭晋国,开始第一个起来图覇;迁都大梁以争形势。【此在梁惠王早年,史记误谓在梁惠土晚年,畏秦而避。其时旧的国际形态已变动,新的国际形态未完成,各国皆迁都以争形势。如赵则自晋阳迁中牟,(此中牟在河北。)又迁邯郸,志灭中山以抗齐、燕。韩则自平迁阳瞿,又迁新郑,意在包汝、颖以抑楚、魏。秦孝公自雍迁咸阳,以便东侵。宋亦自归德迁彭城,以承越之衰而图泗上诸小国,皆是也。】次谋统一三晋,恢复春秋时代晋国之全盛地位。不幸伐赵、伐韩、皆为齐乘其后。【粱惠王初起即攻赵,围邯郸三年,拔之。韩则慑于梁威而相从。齐乘其弊,败魏桂陵,秦亦乘间取梁河西地。粱不得不仍归赵邯郸以和。此为梁国图霸初次所受之挫折。其后韩亦不复服梁,梁遂伐韩,为再谋统一三晋之奋斗。五战五胜,韩几不国,而齐又徐起乘其弊,败粱马陵。梁之霸业再挫。】梁既再败于齐,乃于齐会徐州相王。【史记误以为是襄王时。】平分霸业。【当时惟楚自春秋以来已称王,梁亦先自称王,至是乃与齐互称,为国际相王之开端。自是各国相继称王,共凡九国,即梁、齐、楚、秦、宋、韩、赵、难、中山是也。】





第二期是齐威、宣、湣三世继梁称霸期,【齐之全盛期。】亦可说是齐、秦争强时期。此期自齐、魏相王下迄齐灭宋,凡四十八年。





齐自田和纂位称侯,【后魏文侯四十年。】传两世,【侯剡与桓公。史记漏田和以前悼子,及田和以后侯剡,凡两世。故六国表齐年亦多误。】至威王,两败梁国,【桂陵与马陵。】遂继梁惠而称王。【史记误以为在宣王世。】其子宣王继之,国势大盛。而其时秦亦渐强,【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至子惠王亦称王,后齐、梁相王九年。】用张仪,专务离间梁、楚以孤齐。【时梁尚强,惠施为相,主与齐和,梁、齐联和则可以弭兵息争。惠王误信张仪。折而入秦,欲减西顾之虑,东向报齐。又齐、楚方睦,张仪两使楚,楚怀王亦误信仪,绝齐入秦。此当时外交上形势也。史记误谓在张仪前有苏秦合纵,并谓苏秦合纵以赵为盟主。赵武灵王称王最在后,其时为赵肃侯,尚未称王,无为盟主资格。又其时大国有九,若东方合纵,应有八国,不应预先排除以后先亡之宋、中山二国。盂子仅言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以两人更迭为秦、梁二国相,在国际形势上足以引起变动也。苏秦仅为燕往来奔走于齐,无牵动国际力量。】于是渐渐造成秦、齐势力均衡之局面。【秦昭王约齐湣王称东、西帝,其事未果,正犹梁约齐称王,皆未果,不敢一国独称也。】而齐则志在北进侵燕,南侵宋以自广。【齐为第一等强国,故积极的主侵略。齐宣王告盂子“有大欲,欲并诸侯一天下”是也。(齐宣王伐燕,史记误以为齐滑王。)秦次于齐,故仅在外交上用手段孤削齐势。其时若燕、赵欲合纵,当合纵对齐,用不着合纵对秦。至苏秦时梁势尚强于齐,故知苏、张纵横乃此后策士伪造,非常当时情实。】至齐湣王灭宋,国际均势破裂,此下遂起大变局。





第三期为秦昭王继齐称强期,【秦国全盛期。】亦可说是秦、赵争强时期。此期自齐灭宋下至赵邯郸围解,凡二十九年。





齐宣王灭燕,国际均势动摇,各国环顾不安,宣王终于不敢吞燕而止。及齐湣王灭宋,国际均势再度破坏,燕人崛起,乘机复仇,乐毅联合秦、魏、韩、赵五国之师入齐。湣王走死,自是齐遂不振,而秦势独强。其时赵国经武灵王胡服骑射灭中山,【其事在齐灭宋之前十五年。赵、中山皆第二、第三等以下国,故两国相并,对整个时局,不如齐灭燕、齐灭宋之足以惹人忌嫉。】国势骤盛。【苏秦说赵曰:“山东建国,莫如赵强。”移之此时,乃合实情。】其时东方有力抗秦者遂推赵,【六国(宋、中山已灭。)合纵抗秦,以燕为发动,以赵为盟主,必此时期中策士所伪造。】于是有长平之战,【此为战国二百年最大、最烈之战事。】赵为秦败,于是秦并天下之形势遂成。





第四期为秦灭六国期。此期自秦解邯郸围后迄秦始皇二十六年,凡三十六年。【按:史记载战国事,于初期最晦,如越勾践迁都,韩、魏、赵分晋,魏文、武两世霸业之经营,皆未备。故于战国中期事亦多昧于情势,于当时各国国势升降及杂合聚散之间,往往不能言。而梁惠之霸业,齐威、宣与梁争衡,徐州会后各国称王,与夫秦人之因利乘便以培植其东侵之基础者,皆不能详。独于晚世策士伪造苏、张纵横之说,娓娓道之,去实远矣。以上分期,庶稍近当时真相。读者欲知其详,当阅先秦诸子系年。】





附战国时期周帝系表





二、从宗法封建到新军国之种种变迁


从春秋以前之宗法封建,转移到战国时代之新军国,相应而起的,有政治、社会各方面激剧之变动。





第一是郡县制之推行,政府直辖下的郡县,代替了贵族世袭的采地。





郡县制已见于春秋。晋自曲沃篡统,献公患桓、庄族逼,尽杀群公子;骊姬之乱,又诅“无畜群公子”,故晋无公族。而并地日大,于是,遂行县制。【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僖三十三年,齐襄公“以先茅之县赏胥臣”,皆其证。】及顷公时,六卿弱公室,又尽灭公族,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左昭五年,楚薳(wěi)启疆言:“韩赋七邑,皆成县。”又曰:“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则晋制一县出兵车一百乘,大率万户方百里为一县,则十户而出长毂一乘也。】则晋之推行县制已久,故三家分晋,即变成新的郡县国家。【如吴起为西河守,西门豹为邺令。】楚亦久行县制,【宣十一年,“县陈。”十二年,郑伯出降,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盖内废公族,外务兼并,为封建制破坏、郡县制推行之两因。郡则其先为边方军区,较县为小。【周书作雒(luò):“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四郡盖指百里之四边也。故赵简子之誓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及后边郡日见大,腹县日见小,【甘茂言于秦王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之曰县,其实郡也。”】亦为军国进展应有之现象。





郡县政令受制于中央,郡县守令不世袭,视实际服务成绩为任免进退,此为郡县制与宗法封建性质绝不同之点。自此贵族特权阶级分割性之封建,渐变而为官僚统治之政府。





故相随于郡县制度而起者,第一即为贵族世卿与游仕势力之更迭。





宗法封建时代,君权未能超出于宗族集围之上。故君、卿、大夫之位,相去仅一间,【孟子:“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又上士、中士、下士,凡六等。”】君位废立,常取决于卿、大夫之公意。【公羊隐元年:“诸大夫扳隐而立之。”左定元年:“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舆守龟在。”国语:“厉王虐,国人逐王。”左传:“晋惠公虏于秦,国人卜立其太子圉。”盂子:“贵戚之卿,君有过,谏不听,则易位。”周礼有“致万民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此种改变,一在君位继承法之渐趋确定,一在兼并与郡县之日渐推行。】郡县制的国家,则君权渐脱亲属关系之束缚,【并非以一宗族建国。】一面是君权之演进,而又一面则是游仕之得势。【战国游仕分析,一大学者及其弟子,如荀卿、李斯等。二庶孽公子及先世仕宦,如商鞅、乐毅等。三资产在中人以上,如吴起、吕不韦等。四贫士,如张仪、范睢、虞卿等。五贱臣下吏,如申不害、赵奢等。要之非亲属贵族。贵族地位降低,世臣消灭,君位转尊,实为郡县新国家一要征。】





其次,则有军民之渐趋分治。





翟璜曰:“君【魏文侯。】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李克。”将军与守臣之分职特派,此即军民分治之见端。封建时代贵族即军长,无此分别也。





又有食禄之新制度。





既不与采邑,则官吏必食禄。魏成子为文侯亲弟,“食禄千锺”,则亦无封土矣。史记赵奢传:“奢,赵之田部吏,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曰:‘纵君家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诸侯加兵,君安得有此富?’平原君贤之,言于王,使治国赋。”据此则战国贵族纵有封邑,仍必向公家纳租税,与春秋封建采邑不同。【亦与汉代封邑制有别。】





食禄者必受职,其有禄无职者,则惟当时之养贤制为然。





此始于魏文侯之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伦,而极盛于齐之稷下制度,为尚贤观念代亲亲贵贵而起之征象。





第二是井田制之废弃。





古者方百里为大国,百里之地有城郭邑落、山泽林薮、封疆弃地,不能尽垦。即尽垦,亦不过万井,九百万亩。其间尚有君、卿、大夫、士等诸级,各有分地。则百里大侯,有田无多,亦如后世一业主。其民若今之佃户。分田选受,并非难事。即如近世一垦牧公司,圈地招垦,亦必均派一家若干亩,不令随便多少。故封建制度下之农民无兼并,无贫富。若已有兼并贫富,则封建制亦复失其存在矣。【欲明古代井田制度之真相,必先了解古代封建国家之规模。(已详前篇。)井田乃是一种小方格块内之划分,周礼所言,则大整块千万顷耕土,已非封建时代之形态也。】





分封贵族之采地渐次取消,则直属国家之耕土渐次扩大,于是以前贵族圈地分区小规模的井地,不得不解放为整块的农田。





商鞅废井地而开阡陌封疆,“阡陌”即是大田岸,“封疆”犹如大围墙,为古代贵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标帜。一方方的井地,相互隔绝在此种格子线之里。现在政治上已由封建变为郡县,自可打开格子线,铲除田岸围墙,化成一片。此即李悝“尽地力”之教。





大整块农田之形成,即是封建井地之破毁也。【此外尚别有促成之原因。一、人口之繁殖。左襄十年:“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襄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一年兴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此必郑国地狭民稠,故已渐破弃井田之格子线,乃至于田无封洫,庐井不伍,而子产为之整顿也。



二、耕器之进步。孟子云:“许子以铁耕乎?”以铁耕,则一夫之治田能力随之增大。国策:“秦以牛田通水粮。”牛耕,春秋晚期已有,(如孔子弟子司马耕,字牛)亦到战国而渐盛。



三、水利工程灌溉事业之发达。如魏有西门豹、(文侯时。)白圭、(惠王时。)史起。(襄王时。)秦有李冰、(孝文王时。)郑国。(一始皇时。)周礼遂人所记遂、沟、洫、沧、川等制度,亦是井田制破弃以后,大规摸水利网之描写也。其先所谓井田,“井”或乃灌溉单位,八家共一井,即是一井之灌溉量也。(公羊传有此说。)】





井田制度之破坏,另一原因,则在税收方法之改变。





大抵最先有一种公田制的“助”法。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田所入归公,私田所入归私。 此制度之最要意义,厥为田亩所有权之全属于贵族封君。所谓“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也。方方正正的一井九百亩,此为一种标准的叙述。【制度皆有活变,记载则不能尽详。其实一井尽可为七百亩、八百亩或一千亩。】一井之内,主要者为公田。依理言之,正因助耕公田,始得享有其私田之收获。【此乃为一种雇佣性质,如近代为富家看守坟墓而得耕食其墓地田也。】其时贵族特置农稷之官,颁历明时,辨土壤,择谷种,教稼恤农,巡野督耕。【如周官大司徒、司稼、草人、庶氏、剪氏、赤友氏、蝈氏、壶涿氏诸官,可觇其消息。吕氏春秋有任地、辨土、审时诸篇,即古代农稷之官之农学也。】盖正因视四封之内皆其私物,故勤恳教督。而农民智昧力弱,失却贵族之指导扶助,亦无以善其私田。【若叛离此封疆邱邑之外,则茫茫禹迹,夷狄禽兽,纵横交徧,更非家人夫妇生活之区。】因此贵族、农民在此制度下相安于一时。





其次,则为“履亩而税”。





履亩而税者,废公田,转就私田征税,视其田亩之实收而抽收额定之比率。【周礼地官司稼所谓“巡野观稼,以一年之上下出敛法也。”此相当于盂子所谓“彻”。至“贡”法,则只就数年中数立一税额,较更简单。论语:“鲁哀公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曷彻乎?’哀公曰:‘一,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其时鲁已用田赋,赋与税为二。有若欲哀公因岁饥薄敛,故曰:“民不足,君孰与足?”孟子言贡、助、征三制,皆非凭空私造;惟附会之夏、商、周三代,则误。】盖贵族阶级田亩日广,则生活日奢淫,志行日懒惰,不肯再理农事。而农民阶级则智慧日开,能力日强,于是各自尽力于私田,而公田收成转恶。【此亦公羊说。】于是乃废去公田,履亩而税。如是则不必方里而井,亦不必严格还受。虽便于大数量之征收,而已为井田制度破弃之先声矣。【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此即履亩而税也?鲁国如此,各国先后可推。云“初”税亩,则其先不然,故知应为公田而助矣。】





履亩而税,则可以只认田,不认人,于是民田得自由买卖,而土地所有权,无形中转移,成为耕者所自有,而兼并亦随之而起。【或谓:助法时期,公田外之土地,为村落所公有,及至履亩而税,则田土尽归公有。然履亩而税,则耕者可以活动。八家共一井,则死徒不出乡,同井相助,耕者无活动余地。又公田为助之制度下,田里不鬻,一家百亩。履亩而税,则耕者各自独力经营,可以超过百亩之上。故履亩而税,确为自由私产形成之先声也。】





第三则为农民军队之兴起。





封建时代,贵族为采邑之大地主,同时亦即成一武装集团。





春秋时代军队之组织,即本族制。城濮之战,晋有“中军公族”;鄢陵之战,楚有“中军王族”。楚若敖氏有“六卒”,晋“乐、范以其族夹公行”,可见一军队即一宗族也。【“宗”指同一庙宇下祭祀,“族”指同一旗帜下作战。】





军器制造,如车、如甲,及战马之养育等,皆为贵族保持地位之一种事业,平民无力参与。





郑庄公伐许,“授兵于太宫”。卫懿公御狄,“使国人【即城圈子中人,皆贵族也。】受甲”。郑子产“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师子焉以伐随”。【事在庄四年,为楚用兵车之始。考工记:“兵车弋、殳、戟、矛四等。”吴子图国篇:“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此皆甲仗兵器不在民间之证。僖十五年,“晋作州兵”;昭四年,“郑作邱赋”;成元年,“鲁作邱甲”,皆是一种额外增赋,以造甲兵。然仍是贵族别使专匠造之,非民间自造也。





农民耕田纳税,遇战事征车、【非战车。】牛,捉夫力,【非甲士。】谓之“赋”。农民只为军队中之附随,并无正式编配入军队之权利与资格。





随武子云:楚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此农不为军也。城濮之战有“舆人”,左襄公三十年有“舆尉”,【淮南兵略训云:“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连什佰,明鼓旗,此尉之官也。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此舆之官也。”】舆尉者,舆人之尉。【仅称“尉”,则军尉。】舆人即随军之辎重与夫力也。





贵族阶级渐次奢侈安逸,国际战争渐次扩大剧烈,农民军队之编制,遂成一种新需要。车战渐进而为步战,即为贵族军队与农民军队交替之一种表记。





左传所载诸大战役,如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邲”、“鄢陵”之战,晋、齐“鞍”之战等,皆当时贵族式的战争,可说为一种艺术化的战争。【即商礼的战争,楚子玉告晋文公,谓:“请与君之士戲(hū),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预目焉。”交战如游戏,真可到处此中情况。】惟晋为御狄,已有步兵。【僖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是也。昭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亦以步卒。“魏舒请毁车为行,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见车、徒有贵贱之分。】郑亦步兵,【见隐四年、襄元年、昭十二年。】至战国则全以农民步兵为主。【亦有骑兵,车战遂变成不重要之地位。至是始有真赌生命之剧烈战争也。】





三晋与田氏以大夫篡位,旧贵族失其地位,渐次设立以军功得官之制度。





左哀二年,赵简子誓众:“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遂者得进仕,免者去厮役,此即商鞅“尚首功”之先声。【是役公孙龙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徒”即平民军队也。】苏秦说齐:“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又荀子议兵篇:“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注:“斩首,虽战败亦赏,不斩首,虽战胜亦不赏。】是齐亦尚首功。五家之兵,疑犹秦之一甲首而隶五家。





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亦严行以军功代贵族之新法。





起相楚,使封君三世,而收其爵禄,以抚养战斗之士。商顿相秦,所定二十级爵,即以代古者贵族五等封爵之制。此皆欲以战士为新贵族也。





以前是贵族任战士 ,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之配练与井田制之废弃,为新军国图谋富强之两要端,而即以促进宗法封建费族之崩溃。





第四是工商业大都市之发展。





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之自由营业。





左昭十六年,郑子产告晋韩宣子:“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相保至今。”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隶食职,官宰食加。”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单子盟百工于平宫。百工叛,伐单氏之宫,败焉。反伐之东圉。”杜注:“百工所在。洛阳东南有圉乡。”故知工商皆居国中,世袭,食于官,仅去贵族一等也。





封建贵族渐渐崩渍,而自由经商者乃渐渐兴起。





子贡“不受命而货殖”,即自由经商也。其后如范蠡、段干木、白圭诸人,类皆赖藉政府上之地位,【惟非贵族。】而干商贩之新事业。





旧贵族没落,“商贾”与“军人”二者代之而兴。而商业大都市亦陆续兴起。





自春秋以迄战国中期,历时三、四百年,人口繁殖,耕地日辟,游牧之戎狄渐次同化,或消灭,或避去,此疆彼界之封建,已变为壤地相连的几个大国,此皆当时商业都市骤盛之原因也。举其著者,如临淄、邯郸、大梁、郢、陶等。其间惟陶因交通关系,特殊发展,余皆各国之首都。【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渐崩溃,而商业都市乃渐兴起,非由商业都市兴起而而封建制度崩溃乜。】





大抵东方各国,渐从商业资本转入文学游仕,始终奖励农战的国家惟有秦。【秦以地势关系,可以闭关不与东方通贸易。】





因此竟以并吞东方。





第五是山泽禁地之解放。





与商业发展有相互关系者,尚有禁地解放一层,亦为当时一种极重要之变迁。





封建时代之贵族采邑,除井地外,一应山林薮泽,大概全列为禁地,农民惟有耕稼为生。





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又有迹人、圃人等。】皆掌山泽之守禁。齐语亦谓:“泽立三虞,”晏子春秋谓:“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此乃贵族封地之私产。孟子所称“文王之政,泽梁无禁”,晏婴谓“山林陂泽,不专其利”,则皆一种理论也。





农民渐渐游离耕地,侵入禁地,寻求新生业,贵族不能禁阻。





其先目之为盗贼,如郑子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是也。【昭二十年。】攻之不能止,乃不得已而加以一种征收。故“征商”之征,即“征诛”之征,古人目工商业为奸利者由此。秦汉政府“大司农”与“少府”分职,大司农掌田租,为国家公入,少府掌山泽之税,为王室私入,亦由此种禁地观念演变而来。





新生业之分化,与民间工业之进步,亦为自由商业促进之一因。





如捕鱼、煮盐、烧炭、采铁、铸钱、伐木,种种新生产事业,皆由农民侵入禁地而始有。





第六是货币之使用。





因商业发展而货币之使用遂兴,亦为一新形态。





左传所所记列国君臣相馈赠、贿遗、赎罪、纳惧,大抵为车马锦璧钟鼎宝玩,乃至女妾乐师而止,绝无以黄金货币相投报者;有之,皆自战国始。六国表秦惠文王二年“始行钱”,距春秋末已一百五十五年。盖其时东方诸国已先有钱货,【齐、燕刀币,三晋布币,楚鬼脸钱,近代出土极多。】





总之春秋以至战国,为中国史上一个变动最激剧的时期。政治方面,是由许多宗法封建的小国家,变成几个中央政权统一的新军国。社会方面,则自贵族御用工商及贵族私有的井田制下,变成后代农、工、商、兵的自由业。而更重要的,则为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





第六章 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




由春秋到战国的一段巨变中,最要的,是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





一、春秋时代之贵族学


上古学术,其详难言。据春秋而言,学术尚为贵族阶级所特有。





贵族封建,立基于宗法。国家即是家族之扩大。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规定贵族间地位之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之名分。





大祭前有会猎,【即相传之“巡狩”。】天子祭礼,诸侯毕至助祭。【“封禅”为祭天地之礼,惟天子始得祭天地,表示服从者亦毕来助祭,故巡狩、封禅为古帝王大礼也。】祭后有宴享,表示相互间的联络与名分。宗庙的“宰”,和掌礼的“相”,便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临祭有歌颂,有祈祷,有盟誓。颂词、祷文、誓书的保存,便成后来之历史。





宗庙里的祝史,还兼掌占星候气,布历明时,使民间得依时耕稼。【诸侯皆受共主所颁时历,曰“奉正朔”,故以改历表示易代与革命。】并记载着祖先相传的灾异及其说明。【如周庙所藏周公金腾,是其例。】





大抵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即庙祝。瞽史司天,祝史司鬼神,史巫司卜筮、司梦,皆庙祝也。故左传载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特多,由史官职掌如此。】





史官随着周天子之封建与王室之衰微,而逐渐分布流散于列国,即为古代王家学术逐渐广布之第一事。





古者诸侯无私史,祝佗言成王赐鲁“祝、宗、卜、史”,【定公四年。】此鲁之史也。卫太史柳庄死,献公告尸曰;“柳庄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檀弓】狄入卫,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二人曰;“我太史也,实掌其祭。”【闵公二年】此卫之史也。齐、晋各亦有史官,书曰“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明非史官之君。【故曰;“春秋天子之事。】史官其先皆自周室逐渐分布于列国。司马迁自称先世;“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其时有子颓,叔带之难。】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史记太史公自序】昭十五年,周景王谓晋籍谈曰;“昔而高祖孙伯黶,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于是乎有董史。【杜诗;“辛有,周人,二子适晋,为太史。”】柏常骞去周之齐,【见晏子春秋。】太史儋(dān)去周入秦,【见史记。】晋乱,太史屠黍以其图法归周。【见吕氏春秋。】此皆史官由中央流布列国之事也。【列国有史,先后不同,春秋凡诸侯书卒者,皆有国史以考其世次者也。其不书卒;或国灭,失其本史;或国虽在,而未有史,皆无所考其世次。其世次有入春秋即见者,有近后方有者,此皆史之所起有久近也。】





礼本为祭仪,推广而为古代贵族阶层间许多种生活的方式与习惯。此种生活,皆带有宗教的意味与政治的效用。宗教、政治、学术三者,还保着最亲密的联络。





祭礼的摇动,即表示着封建制度之崩溃。





春秋时鲁有郊礼,此天子之礼也。【鲁人则谓成王所以赐周公。】季孙氏祭泰山,此诸侯之礼也。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





一切非礼,逐渐从贵族之奢僭中产生。一方面贵族对礼文逐次铺张,一方面他们对礼文又逐次不注意,于是贵族中间逐渐有“知礼”与“不知礼”之别,遂有所谓学者开始从贵族阶级中间露眼。





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逐步发展,其礼节仪文之考究,可以列国君卿间以赋诗相酬答之一事证之。见于左传者,赋诗凡六十七次。始于僖公,【僖一次,文九次,成二次。】盛于襄、昭,【襄二十九次,昭二十五次。】,而衰歇于定、哀。【定一次,哀无。】子犯告晋文公曰;“我不如赵衰之文,请使衰从。”此后因列国间会聘频繁,于是各国间遂产生一辈多文知礼之博学者,如晋有叔向,齐有晏婴,郑有子产,宋有向戌是也。





在贵族阶级逐渐堕落的进程中,往往知礼的有学问的比较在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却高踞上层。





于是王室之学渐渐流散到民间来,成为新兴的百家。





二、儒墨两家之兴起


“王官”是贵族学,“百家”事民间学。【“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是公义,“家”是私义。所谓百家之言,只是民间私义而已,与后世所谓“成家”、“专家”不同。】





百家的开先为儒家。





说文:“儒,术士之称。”礼记乡饮酒义注;“术,犹艺也。”列子周穆王篇:“鲁之君子多术艺。”术士犹谓艺士,由其娴习六艺。周官保氏“教国子六艺、六仪”。六艺者,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大戴礼保传篇:“王子年八岁,学小艺;束发,学大艺。”保氏六艺兼通大小,殆为当时贵族子弟几种必修之学科也。





其擅习此种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则称“艺士”,或“术士”,或“儒”,即以后儒家来源也。术士不仅可任友教,知书、数可谓冢宰,知礼、乐可为小相,习射、御可为将士,亦士人进身之途辙。晋赵盾田于首山,见灵辙饿,曰:“宦三年矣。”【左宣二年。】杜注;“宦,学也。”曲礼;“宦学事师。”则二者俱是学,盖宦、学俱是习为职事。【此如今之艺徒,即以学习为行业也。越语勾践与范蠡“入宦于吴”,草注;“为臣隶。”为臣隶与友教,同需娴习六艺。贵族家中之师传、宰相,其先地位亦本相当于臣隶也。】既有宦学事师之人,必有为之师者。艺士于是又可以为求宦游学者之师,而后艺士之生活,乃渐脱离贵族之豢养而独立。





儒家的创始为孔子。





孔子宋人,其先亦贵族,避难至鲁,其父叔梁纥,获在鲁国贵族之下层。



孔子曾为委吏,【主仓积出纳。】又为乘田,【主饲养牛羊。】常在贵族家里当些贱职。【此即孔子之宦。】然而孔子却由此习得当时贵族阶级种种之礼文。



孔子幼年既宦于贵族,故孔子自称;“我少贱,多能鄙事。”孔子又自称“好学”,其弟子称其“学无常师”。郯子来鲁,孔子即从之问古官制,是其一例。【事在鲁昭公十七年,孔子年二十七。】周室东迁,豊,镐旧物,散失无存。【昭王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其后子朝见杀,未闻取典籍以归者;或亡于柏举兵燹中矣,否则左传成于吴起之徒,起相楚,或犹有见者。】东方诸国,犹得存周礼者惟鲁。【卫遭狄祸,渡河而南,殷、周故事亦鲜有存者。】故仲孙湫谓鲁“秉周礼”。【闵元年。】祝佗言伯禽封鲁,“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定四年。】韩宣子至鲁,始见易象与春秋,而有“周礼尽在鲁”之叹。【哀三年,桓、僖二宫灾,“命周人出御书,宰人出礼书。”注;“周人;司周典籍之官。”孔子对鲁哀公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中庸)又曰;“祀、宋文献不足征。(论语)“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礼运)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孔子居文献之邦,故得大成其学。【庄子天下篇;“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孔子不仅懂得当时现行的一切礼,【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孔子还注意到礼的沿革和其本源。【此包括古经典之研寻,所谓“诗、书、文学”。】孔子遂开始来批评当时贵族之一切非礼。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子曰:“是礼也?”盖孔子非不知鲁太庙中种种礼器与礼事,特谓此等事与器皆不应再鲁太庙中,【如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之类。】故特问以发其意。【此如卫甯武子不答鲁文公赋湛露、彤弓(文四年)鲁穆叔不拜晋奏肆夏、歌文王(襄四年)之类。】鲁昭公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使问礼于宋向戌与郑子产。向戌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子产、向戌皆当时所称知礼者,然仅止于实际上之应而止。【此亦如术士仅以六艺进身贵族,藉为宦学友教而止,孔子所谓“小人儒”也。】孔子则对于当时贵族之礼,不仅知道,实别有一番理想,别有一番抱负,欲以改革世道也。【孔子勉子夏为“君子儒”者在此。儒道之不能产生于当时贵族阶级中者亦在此。】





孔子的批评,一面是历史的观念,根据文王、周公,从礼之本源处看。【故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面是人道的【亦可说哲学的】观念,根据天命、性、仁、孝、忠恕等等的观点,从礼的意义上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礼之最重最大者惟祭,孔子推原祭之心理根源曰“报本反始”。此即原于人类之孝弟心。孝弟心之推广曰“仁”,曰“忠恕”。【孔子以“忠”字积极的奖进人类之合作,以“恕”字消极的弥解人类之卫。故曰:“忠恕达到不远”。】是为人与人相处最要原理,即所以维持人类社会于永久不弊者。孔子指出人类此等心理状态,认为根于天性,如此则生死,群己、天人诸大问题,在孔子哲学中均已全部化成一片。



骤观孔子思想,似有偏于复古之倾向,【如孔子屡言“好古”。】又似有偏于维持宗法封建阶级之倾向。【如孔子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其实孔子已指出人类社会种种结合之最高原理。【即仁】苟能明次,直古直今,无所谓复古,【孔子之好古,只是注重历史与文化。】亦决不致为阶级权力所僵化。【孔子之好礼,只是注重大群体之融结,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虽不直斥鬼神,【如曰:“敬鬼神而远之。”】或则疑孔子仍为宗法社会时代人之见解,【如孔子主三年之丧等】其实孔子对于人世与天国,【即性与命之问题所解答】现实界与永生界,【即孝与祭之问题所解答】并已有一种开明近情而合理之解答也。故孔子思想实绾合已往政治、历史、宗教各方面而成,实切合于将来中国抟成一和平的大一统的国家,以延绵其悠久的文化之国民性。孔子思想亦即从此种国民性中所涵育蕴隆而出也。





孔子在鲁国做过司寇,主堕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都城。【大夫执政,为孔子所反对。】然而孔子未获竟其志。自此出游卫、宋、陈、楚诸国,【其先曾已至齐。】十四年而返鲁,孔子已老。





孔子周游,其抱负并不在为某一国、某一家,故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孔子实已超出当时狭义的国家与民族观念之上,而贡献其理想于当时之所谓“天下”。【在今人视之,孔子只在中国境界内活动。则实为对整个人类之文化世界而服务也。】此种游仕精神,为后起学者所仍袭,到底造就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国。【当时则已为“天下”。】





孔子一面在政治上活动,一面却招收许多学生。





孔子因抱改革天下之宏愿,故政治活动之外更注重于教育,开中国史上民间自由讲学之第一声。





孔子在未为鲁司寇以前,已有许多弟子,如颜渊、子路、冉有、宰我,子贡之徒是也。孔子老年返鲁以后,又有许多弟子,如子游、子夏、曾子、子张、有子之徒是也。大抵孔门前辈弟子,多颇有意政事实际的活动;后辈弟子,则多偏向于诗、书文学之研讨。【孔门四科,惟“文学”一科属后辈弟子,如“德行”、“言语”、(即今之外交)“政事”、(包括财政、军事等)皆为孔门前辈弟子也。所谓“德行”,只是有才而肯不用的人,非不通政事、外交者。】而孔子却喜欢其前辈弟子。【故曰:“如用之,则吾徒先进。”先进即前辈先及门之弟子。孔子殆以其有体有用。而尤重颜渊,则因其有才而肯不用。故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贡已差一肩。冉有不肯藏,孔子曰:“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小子”即游、夏之辈,其时皆不过二十岁左右之青年也。孔子死后,他们的声名都掩盖在诸前辈之上。】





孔子的政治活动失败了,而孔子的教育事业却留下一个绝大的影响。





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一个。孔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