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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5
Language:
chinese
ISBN:
B08QVSR5Y5
File:
EPUB, 44.05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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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

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

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

陆学艺文萃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

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修订版)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林耀华(1910—2000),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曾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任。著有《严复研究》《义序的宗族研究》《金翼》《凉山夷家》等。

庄孔韶,现任浙江大学讲座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副会长。

方静文,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





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


金翼

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

林耀华 著

庄孔韶 方静文 译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20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林耀华著;庄孔韶,方静文译.—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5(2020.11重印)

ISBN 978-7-80768-067-3




Ⅰ.①金… Ⅱ.①林… ②庄… ③方…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1439号




图书策划 杨震林

责任编辑 廉 勇 郝建良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5月北京第1版

2020年11月北京第13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 数 165千字

印 数 50,001-53,000册

(印装查询:010-64002717;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录


前言:《金翼》两个版本的差异

英文版序

第一章 东林的早年生活

第二章 摆脱贫困

第三章 官司

第四章 张家新居

第五章 入学

第六章 村里的节日

第七章 农业系统

第八章 大米交易

第九章 店铺的生意

第十章 芬洲的命运

第十一章 求学雄心

第十二章 分家

第十三章 店铺的分裂

第十四章 土匪

第十五章 兄弟纷争

第十六章 店铺的扩展

第十七章 张家与黄家

第十八章 地方政治

第十九章 河运

第二十章 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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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金翼》两个版本的差异


1984年,在我做了林耀华先生的博士候选人以后,似乎研究的兴趣很快从中国西南山地民族转向了汉人社会。之前我就知道他的书房里有一本墨绿皮的精装英文版《金翼》(1948年版(1)),后来我借阅的同时,还有宋和的台湾繁体字中译本,这当然是同一本书的不同文本。在笔者多次访问“金翼”黄村田野调查间隙,时而拜访林先生,一同核对现实和书中的新旧人名、地名和往事,以方便新的调查。

直到1990年至1992年赴美博士后研究期间,我才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的苏塞罗图书馆(Suzzallo Library)第一次找到《金翼》1944年英文原始版(2),虽然早就知道这个版本,不过从书架上抽出来翻阅,感觉被书本储存起来的时光瞬间得以延续,尊敬与惶恐油然而生。当时,我大体上注意到前后两个版本的异同,特别是1948年版后面多了一章学术解说。我时常在图书馆里阅读,那里复印很贵,当时只印了这本书中腊斯克(B. Lasker)写的序言,并首次译成中文,以“隐然浮现的伟大目标”为题,发表在学术刊物《思想战线》上(3)。

1940年,林耀华先生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后,留美陪伴患病妻子期间,根据他在家乡福建省闽江流域黄村及所在县、乡、镇(今福建省古田县境)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本人离开中国前在1936年和1937年最后两次田野工作,写成了小说体《金翼》。这本书描述了两个农村家族兴衰的历史过程,并以当时功能主义学派新论——平衡论——融入字里行间,以展现人类学理论对社会历程变迁的深度解析。时任太平洋学会会长的腊斯克先生为这本书作序并推荐,终以《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为名在美国出版。

前两年,我的博士生方静文获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基金赴美研习,嘱她再次查找林先生的1944年版《金翼》,我希望我和方静文能赶在此书问世70周; 年(2014年)时推出中文全译本。方静文在2012年9月12日给我的电邮中,也写到她和张锐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查书的情景,当他们在高高的书架上一下子发现林先生的1944年版老《金翼》,“拿在手里的瞬间,有一种久违的熟悉和感动”。他们一下子获得珍贵文献的感触同我二十多年前何其相似乃尔!经她查阅,《金翼》的英文版主要是1944年(纽约太平洋协会版)和1948年版(纽约版和伦敦版);1974年还有一版(4),应是1948年版本的重印。所以,就内容而言,只有两个版本,即1944年版和1948年版。而后者对前者的修订是林先生在成都完成的。林先生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在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代理系主任,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何兰德(W. L. Holland)先生曾来华与我会晤,请我修订此书。英文修订本以‘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为副题,较原稿增加了最后一章的理论阐述,并请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弗斯教授(R. Firth)为之作导论。1947年正式出版于伦敦。”(5)而且在修改手稿时,林先生的朋友萨金特夫人(Mrs. Douglas N. Sargent)曾为这本书稿做英文润色。(6)

现在流行的中文译本是我与林宗成翻译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一书,这一版今年(2014年)还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名人名著”系列。之前还有台湾桂冠图书公司的宋和中译本,中文书名为《金翅:传统中国家庭的社会化过程》(1977年)。这几种中译本均依据上述1948年伦敦版,而在美国1944年首次出版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一书则从未翻译过全书。

从《金翼》前后两个英文版本看,最重要的不在于前后副标题的变化,而在于结构的较大调整。方静文仔细核对过不同版本,如1944年版第一章“东林的早年生活”的前三个段落在1948年版本中变成了英文版前言的一部分;第一章比修订版多了三个段落,是关于关系网络和命运的探讨;第二章有一个段落是修订版中没有的,是关于平衡、调适和再调适的;第三章有两个段落谈到东林建立的平衡有被打破的危险,而芬洲却帮不上忙,这在修订版中没有;1948年版将1944年版的最后一章的结尾加以修订,并增加了新的理论解说专章。

这样,笔者似乎很快发现了这种修订方案的原委。林先生清楚地知道论文、民族志和小说笔法的差异,然而想写小说的努力尚脱却不了论文与民族志常见句式的影响,因此1944年版的一些学术理论依场景直接解说的段落明显地夹在众多的陈述句之中,如果要进一步保持整体性的小说笔法,何兰德先生的建议显然是将所有理论解说的夹杂段落集中起来,上述前后版本的段落调整就是一个证明。不过如此一来,虽然《金翼》小说体行文如愿以偿地变动了,但人类学平衡论的解说则不明显了,这大概就是书后增加较为独立的“把种子埋入土里”学术诠释专章的原因,表明林先生借小说形式又不失学术根本,成为早期人类学创新写作行动的先驱,极为难能可贵。

在翻译时方静文还对比了两个版本内容的前后差异。如第四章有一段关于张家、王家和黄家同样兴盛的段落在修订版中没有;另外,修订版删去了张芬洲孩子婚礼上东林和东林母亲座次的描述;第八章关于东林在店铺中的位置和会计、医生等人的介绍的三个段落在修订版中被调整了顺序,稍后才出现;还有一段关于东林在店铺中定米价的段落在修订版中没有;第十一章中关于宴会座次的一段在修订版中也没有;第十二章关于分家过程中担保人角色的介绍在修订版中也没有;第十五章关于东林在家庭中的长期缺席对家庭内部矛盾的影响,以及二嫂向凯团征求意见而将关系网延伸到家庭之外的段落在修订版中也没有。

以上的内容增减,可以肯定有些是详写和略写的选择问题,但似乎也隐现修订主导者与作者的跨文化认知差异,从而决定了取舍之判断。在古田乃至更大的范围,庆典与聚会的座次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显眼,总是被众人关注。我在《银翅》第十五章等处,多处表达这一民俗的人类学意义。它相关于人伦秩序、隆礼与睦族的传统儒家原理,影响至今。因此可以说,仅在这一点上,林先生的1944年版的原始选材更具人类学意味,相信各位在阅读时会有所体会。

除却以上成段的变化,还有一些小的调整,比如原版比修订版多几个句子或者少几个,或者表述略有不同。如林先生所说,这是因为新版的英文表述经过了润色。应该说,英文1948年修订本更加流畅和口语化了,而1944年版的小说体则混有理论解说的一些片段,继续保持着人类学家民族志夹叙夹议的写法影响。于是,为了展现新旧英文版本写作差异并在中文译本中留下印记,我和方静文在1944年版《金翼》的中文翻译与行文润色时,逐句核对英文与中文的不同版本,并悉心于人类学与民俗用语的甄别与选择措辞,呈现了与1948年修订版及其译本的些许差别。

大体上说,1948年版《金翼》的译本明显口语化,若和原句对照,这次1944年版译本的准确性更为贴近英文文本,介乎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和1948年版比较,本书多见民族志式样的转承衔接用语和陈述句。这样,我们的中文新译文体现了1944年《金翼》原始版一方面要尝试写小说,而在一些地方又没有脱掉论文和民族志陈述句的特点。尤其1944年版的字里行间,林先生是混合了平衡论解说的,在所描述场景即时做文化解释的时候,学术化的句子形态就出现了,尽管不是在全书的整个篇幅。

我和林宗成从1983年就开始翻译1948年版《金翼》,每人各半。那时我和宗成还都没有去过福建“金翼”黄村,个别译名仍然会有一些不准确的翻译,例如那里特定的女神庙,后来知道是古田老百姓熟悉的陈靖姑庙,或临水陈太后庙。

此外,林先生的1944年版《金翼》多处描述的年节习俗用语,似乎也不易按意思直译,所以我们此次的译本,从英文倒回来理解和查阅文献,使用了汉人社会更为常见的用语,如“长明灯”、“冥币”、“阎罗十殿”、“七夕(乞巧节)”、“金童玉女、牛头马面”、“元宵节”(上元节、灯节)、“盂兰盆节”(中元节及民间称谓“七月半”)、“拗九节”(直译“孝顺节”)等;也有在翻译地方民俗和人生过程的地方尽量使用地方惯用语,如一些仪式上使用的木制“甑子”、“红毡”、象征性的仪式“鸭母渡江”等。葬礼上至今呈现的“魂帛以白绢为之,如世俗所谓同心结者,垂其两足”、“以此依神”(7)之遗风,若不知此象征渊源,有的版本的描述性直译则会显得很奇怪,甚至“同心结”被译成了“蝴蝶结”(宋和译本),则完全曲解了。

当林耀华先生试图将古田人在婚礼或节日的押韵民谣译成英文时,着实费了不少心思,几乎和中英文诗句对译的难度不相上下;然而如今要倒回去翻译,便只有查阅笔者亲历这些场景的歌谣笔记,以及在福建1989年拍摄纪录片的素材中,寻找林先生《金翼》中的英文歌谣的恰当译法,即还原古田民谣的节奏和韵脚,其推敲字句的难度,还因林先生当年的英译句式已经为了符合英美读者的习惯做了改变。如今的1944年译本在几处出现的一再推敲的民谣新译文,显然已经不同于1948年版《金翼》的中译本了。

我再回来谈谈一代代人类学家撰写文化的持续努力,人类学小说就是这样一种成功的借用性尝试。从林先生的《金翼》先后两个版本的结构与内在变化,可以看出从学术专论到小说之间的笔法过渡的痕迹,它包含着人类学家走出去和返回来的过程中,书写与表达的一再变化,理论接受、改变与变通的转换,译者对著者思路的艰难梦寻,以及未来读者对人类学先驱著作和多种译作的令人期待的评价,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处在传承中的地方人民的文化秉性,以及当世社会交流中的人类选择及其表述。

最后,衷心感谢杨震林先生的慷慨允诺,在明年同时推出我导师林耀华先生的1944年《金翼》原始版中译本,以及再版我本人的《金翼》学术性续本《银翅》。这一直是我们共同关心的人类学田野地点,在这片土地上,几代人深埋了学术的种子,并且已经生根、发芽。谨此庆祝《金翼》原始版面世70周年,以及它的新译本诞生!

庄孔韶

于北京景山老宅

2014年11月28日





* * *



(1) 1948年版《金翼》原计划1947年出版,后拖延至1948年面世。

(2) The Golden Wing,A Family Chronicle,by Lin Yueh-Hwa,Ph.D.,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4,New York.

(3) 《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pp.139—140。

(4) 由Greenwood Press in Westport出版。

(5)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著者序”,页4。

(6)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英文版前言”,页10。

(7) 朱熹:《朱子家礼》,清康熙四十年刻本,卷四。





英文版序


如果进行社会研究的西方学者希望明了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中国社会并使之运转,他们必须学会正确理解诸如权威和责任这类关键性的概念,使其脱却众多西方人习以为常的看法和实践。在中国,权威和责任是由在今天看来颇为独特的传统关系所制约的,然而在现代社区和国家得以形成之前的漫长岁月,类似的传统关系也同样存在于西方社会。正如在其他的东方社会,中国的家庭仍然行使着在西方国家早已被其他机构取代的职能。此外,家庭尚凌驾于个人之上,以无形的纽带尽可能束缚着个人的行动。但仅了解这些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力图理解种种似乎阻碍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那些因素,诸如态度的涵义、行为的方式以及社会的习俗,就必须了解在独特的环境中,中国家庭的机制是如何运转的。但是“机制”一词又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任何社会机体,不论是大是小,其运转都并非机械而是自动的。中国社会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这不仅因为它必须进行显而易见的调整,以适应技术革新和来自国外的不同影响,而且在于观念的更新。现在陈规旧习正在瓦解,新的观念正在形成。

几项有关中国家庭的重要研究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之中,但本书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书中揭示了家庭的运作以及适应现代需要的内部动力。本书的表现手法也别具一格,但我希望学者们不要因此而否定其科学的分析和特点,其方法显然可称之为“参与观察”。尽管也许不能完全确定作者就是族长东林之子,却有足够的根本性资料表明,他同这个家庭的关系无比亲密,他对这个家庭自1910年至大约1941年日本人进攻福建期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了如指掌。

林耀华教授是一位年轻的人类学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完成了数件公认具有学术价值的技术性工作。在过去数年中,他参与了几项由中国边政协会和其他机构所资助的田野考察,应政府所请,在云南、西康和四川诸省,搜集有关黑彝和其他土著的资料。当这些民族同外部世界的交流大大加强之际,这些资料被用于制定保护性的和发展的政策。林属于这样一批中国人类学家,他们力图使用精确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考察中国社会环境;然而在其同时,并不接受由非东方观念所导致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太平洋关系学会近来推出了这些学者的几部专著。顺便提及,这些学者的努力已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社会学家最强烈的兴趣,就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实践而言,也许可称之为难能可贵的进步。

就本书而言,这一非正统方法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使我们可以直接地了解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当然,本书描写了一个特定的大家庭的生活,但是任何曾亲临其境,尤其是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生活过的外国人都会觉得此情此景颇为熟悉。例如,近年来,在广东和福建豪门大族所居住的壁垒森严的村庄中,由望族捐款雇用的乡丁仍随处可见。国内的动乱和纷争导致了地方社会更加团结。改邪归正的土匪往往摇身一变,成为带兵的头目或政府官吏。大家族虽共居一堂,但已婚诸子已另起炉灶。在经过数年相对安定的生活之后,仍要修建更新式宽敞的房屋以显示其富足。望族大户的生活十分复杂,他们分居三地,一家住在村中祖宅,一家在县城,还有一家在港口城市。那里迅速发展的海外贸易和移民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复杂化。因此,自然而然地,家族之长便身兼数职,既是大地主,又兼营工商,还出任地方官职,尽管他仍自称以务农为业。由各家族所控制的河运业、小型工业以及原始企业不断地合并为现代公司,但很多旧传统原封不动,例如资本和利润的定期分配和企业不断重组。

这部书读起来就像小说,它的最佳之处是娓娓道来,细致入微。如行动的发生,事务的安排,事实的依据和人情百态。如果想要充分了解其最本质之处,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看到的一些生活细节:吃饭时一家大小就座的次序,稻米或鱼类交易的过程,汽船公司的账目,如何耕种族田,家长在耕作时的确切作用,年轻的子侄、中年的姑姨和雇用的工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书中的人际关系,他们的责任,以及每个人的信仰和态度。

有些人或许觉得对定亲、成婚、葬礼和其他仪式所费笔墨太多,但恰恰是因为以前的描述往往着重于讲明许多延续至今习俗的传统一面,以此同现存的两相对照,可以凸显当代习俗的重要变化。颇为有趣的是,书中详述了家族成员的两种适应方式:一类仍固守传统,依靠祖传田产为生;另一类受到现代教育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于是,对西方读者而言,中国传统适应现代发展的某些神秘难解之处便荡然无存了。我们既不贬低,也不过誉其为人类学领域的不可多得之物,因为我们看到在这本书里,这种适应其实同几乎任何西方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家庭、团体和社区内的适应大同小异。

因而,本书可为特定问题提供现成的参考资料,使我们了解处于转型期的、主要是沿海省份的中国社会。在今后几年,由于中国战后的救援和重建工作,很多西方人也许会应召而来,同中国商人、官员、劳工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人进行商业和公务往来。他们希望消除一切误解,尤其确保不会在无意之中冒犯中国人,或触犯其讳言之处。本书刚好为他们提供了所需的指导,这是那种零零碎碎的礼仪手册所做不到的。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应从头到尾阅读的故事。读完之后,我们会了解许多事实;而且,这本书描绘了中国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文笔流畅感人。读了这本书,不论我们是否接受作为主人公家长的人生哲学,不论我们是否被这个或那个不重要人物的不义之举所震惊,我们所体会到的都绝不仅仅是同情。我们都会感觉到中国文明的辉煌,它已延续了很多世纪,现在正经受最严峻的考验。透过书中几乎人人具备的脚踏实地的秉性,总是隐然浮现着个人所无法包容的、更为伟大的目标。

作为这套丛书的惯例,我要指出,虽然本书是在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秘书处主持下出版的,它只代表作者的个人见解,作者对书中一般表述的真实性负责。与此同时,秘书处希望在此对作者表示感谢,感谢这本书超出了一般出版物的范畴,它为向西方人传授有关中国的知识做出了最为有益的贡献。

B. 腊斯克

1944年10月1日于纽约





《金翼》中张、黄两家谱系表





第一章 东林的早年生活


1934年冬,我回到了中国南方的福建省。令我惊讶的是,从孩提时就与我很密切的两家人有着迥异的变化。这两家的家长黄东林和张芬洲是姻兄弟。25年前,他们还是生意上的合伙人,同样处于日渐发达的状态。他们的新居,鸡犬之声相闻,一直是往来于两家之间商路上的人们交口称赞的话题。现在,两家的景况已经截然不同。东林正享受着极致的荣华,他拥有众多的直系和旁系的后人,而且获得了相当的财富和名声。芬洲则已经过世,他的家中只剩下守了寡的儿媳妇和她的养子。1937年再次回乡的时候,我发现张家的房子已经破败,寡妇穷困潦倒。她和儿子甚至不得不返回相距甚远的祖籍与远房的亲戚们一起度日。

短短二十余年,原本境遇相似的两家何以被两种全然不同的命运所改变?这怎么可能呢?许多人告诉我,家庭的兴衰是由好的或坏的“风水”决定的,人的意愿无法与命运抗衡。我应该相信这些吗?当然不能,因为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必须从生活而非神话故事中寻求真相。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在谈论一国、一家或者一个个体的命运时,我们所说的是人际关系。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关系吗?我们能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密切关注那些出现在男男女女相互适应过程中的变化吗?除此之外,我们还能通过其他方式来洞悉命运吗?就像一个小孩子,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会回应他的父母、奶妈和亲人。同时,成年人也会对他示意,即使他还那么小。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这个孩子都在与他人互动,而这种互动提供了塑造他的力量。想来这必定是一个持续适应和调整的过程。因此,现在的学者说人类存在是一个不断学习以对刺激作出回应的过程。同其他所有动物一样,人类的行为也受制于这种科学终于开始试图描述的过程。现在要讲述的是两个相关的家族——张家和黄家的命运。当他们随着现实、情境和事件而调适自己以学习和生存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东林的爷爷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收税人来到黄村并且对村里的一户人家不公。东林的爷爷是一个正直的人,他鸣锣召集同族的男性来抵制这位收税人及其随员。倘若不是对方立即道歉,一场流血冲突在所难免。黄村从此名声在外,被称为“蛮村”。

蛮村坐落在高耸苍翠的金鸡山山脚。村庄下方,在陡峭的山峰之间,有一个山谷。数百村民住在这里,以耕种山谷中平缓而肥沃的土地为生。四周的山上,森林环绕。晴朗无云的时候,如果透过郁郁葱葱的树林俯瞰金鸡山的低处,可以看到灰瓦覆盖的屋顶层层叠叠,就像鱼鳞一样。

一条宽阔的商路紧临村庄而过,从商路往西两英里便是湖口,那里有船顺流而下通往沿海城市福州,往东25英里则是古田县。由于这条路从古田往西延伸,所以也被称为西路。在这条路被扩宽为可以通行公共汽车的高速路之前,湖口和古田之间的交通运输十分困难。以往人们都是用袋子或者箩筐装货,肩挑手提赶路。这些挑着担子做生意的人们,往往会在黄村的茶馆歇息,每次都在这里坐上好一阵,谈论本地所发生的事情。

黄东林的爷爷,那个赶走收税人的壮汉,是一位农民。他因勤劳和积攒财富而小有名气。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东林的父亲是长子。在小东林四岁的时候,这个年纪轻轻的长子却在28岁时突然去世了。东林的母亲从未改嫁,她抚养着两儿两女,同孩子们的祖父一起生活。祖父尤其偏爱最小的孙子东林,时常说他的面相注定以后是要发达的。东林的脸方方正正,有着大而明亮的眼睛和长而厚实的耳朵。后来,它变成了一张商人的脸,机敏、精明又带着些许的坚毅。

东林14岁的时候,老人去世了,这是小男孩头一次体会到悲伤,他因为爷爷的死而大为震动。老人生前常常带着他走亲访友,在田间散步时还给他讲传奇故事和民间传说。祖孙俩异常亲近,小男孩从老人那里学到了许多处世之道,而老人则将他作为自己忠诚的伙伴加以依赖,尽管他还年幼。

这就不难想见东林为何如此悲伤了。他的生活格局被粗暴地打乱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可以冷静简练地勾绘出来。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好比一个由竹竿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用橡皮带紧紧地绑在一起。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每一根紧紧相连的竹竿就好比生活中与我们相关的一个人,将其中任何一根完全抽离,我们都会混乱、痛苦,直至崩溃,而所有的结点都会暂时松弛。

这就是当时东林所经历的。整整一年多,他都在为祖父的死而悲痛。然而渐渐地,与母亲和哥哥一起的生活将他再次拉了回来。

黄东明是东林的哥哥,作为长子成了一家之主。东明是一个勤劳、真诚和能干的年轻人。他尽心尽力地耕种从先祖那儿继承的不多的田地。他整天辛勤劳作,而弟弟东林则比较懒,并不同他一起劳动。

随着父亲和祖父相继去世,家里的财富减少了。祖父挣下的土地被分成三份,东林的两个叔叔,即他父亲的两个弟弟,已经分走了属于他们的那份。即使剩下的人再努力,有限土地上的产出也难以支撑当时的七口之家。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除了两兄弟和他们的母亲,东明现在已经娶了妻子,还有了三个孩子。

因为财产缩水,他们推迟了花销颇大的祖父母的葬礼,而将他们的灵柩停在地里的浮厝中。同样,他们也被迫把东林的婚事后延,尽管他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但他不能不顾家里的贫困娶妻。

在命运的重压之下,黄家若不另辟天地,必定会继续衰落直至最终破败。因为我们知道,命运就是人际关系和人的再调适。让我们看看新出现的调适,其实施者是黄东林。

现在,东林在母亲和哥哥的催促之下非常烦躁。他们不停地用农活来烦他,却对他的需求视若无睹。东明公然声称他的弟弟是一个不思进取的傻瓜,永远也娶不到老婆。在这种刺激之下,东林开始与商路上的茶馆老板以及过往的人们搭伴。

如果说命运是我们的关系之网,它施加于我们的牵引,就像橡皮带之于硬竹竿的牵引,那么其中必然存在着某种平衡。如果网络是为了保持这种平衡,一个点上的拉力必定由另一个点上的紧绷来抵消。这里的情形就是如此。东林在家中受到的压力必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到出口。他在家中感受到的关于农事的矛盾将他更坚定地推向外面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他去茶馆并成了那里的常客。

在茶馆里,东林注意到过路的人们在歇息时需要一些茶点。他向店主提议让自己卖花生给他们。但是他没有获得支持,而且卖花生在物质条件上也不现实。直到有一天,东林在与本村的小混混们赌博时赢了几块钱,他用这些钱从一个邻居那里买回了生花生。自那以后的两三年里,他一直在卖花生。他经常不回家而睡在店里,与店主、生意人和村里的小混混们成了朋友。

这种从家庭到茶馆的转变,将东林的生活重新置于一种平衡之中,并且拓宽了他与外界的联系。这使得他从过于严密的家庭监管中稍稍解脱,并且在茶馆的人们之间找到了一个位置。

有一天,他坐在花生摊边上,看到一个人走过来。来人是他的姐夫张芬洲,他大姐的丈夫。张是一个老派的中医,时常在村里行医。他出生的村庄叫陈洋,在西路边的山上,介于县城古田和湖口镇之间。

张芬洲走近的时候,东林起身同他寒暄。两人就生意做了简单的交流之后,东林将姐夫请到了家中,在那儿待了一天一夜,商讨如何开店赚钱。芬洲告诉他,在湖口镇,人口增长,人们聚集在一起交换货物,有前景的商机不断涌现。听到这些消息,东林兴奋地让姐夫为开店起草一份明确的计划,并贡献出了自己卖花生的全部所得。张芬洲实际上只对开设一家药铺感兴趣,因为自己可以一边行医一边卖药。但黄东林希望加入其他行当如酒和花生。最终,他们达成了一致。

但是,两人的计划直到半年之后才得以实现。这期间,两个人频繁互访,因为他们不仅要计划如何妥善使用资金,而且要反复思考经营店铺的细节。

他们到了湖口镇。前面已经说过,这个镇是一个码头,因山谷环绕,从江上是看不到的。一条以县城为起点、与西路平行的小溪在湖口山陡峭的左侧汇入江中,码头就设在山的右侧。从码头拾级而上就到了山峡,这是主街的起点。这条街顺着石阶而下,一段距离之后延伸进镇的中心,一直到达镇庙前的三角广场。庙的东边,西路逶迤延伸,往东南穿过小溪上的桥,有一条路沿着对岸的闽江通往下游。闽江汇聚并流动着福建省的历史、商业贸易和生命力。

在镇上看了一圈之后,东林和芬洲在主街的中段租下了一处地方,年租金50块钱。这个地方包括一间泥地面的厅堂,高出地面许多的柜台,柜台之后有一个小间,另有一土楼梯通向楼上的贮藏室,后面还有一个厨房。厅堂的一侧摆放药品、箱子和盒子,另一侧则是大酒坛、花生袋和其他器具。

店铺开张的时候一共有四个人。四人之间虽然看起来没有严格的劳动分工,但是的确有着不同的任务。芬洲,这个年长一些的合伙人,自然而然地成了掌柜。同时,他负责大部分与药品相关的工作。他也时常出诊。东林,虽然是芬洲的合伙人,但更像店员。他年轻力壮,乐意承担店里所有的体力活。张茂魁是芬洲的长子,虽然只有12岁,但他不仅会记账,还能做些其他的杂事。一个名叫姚云生的是店里的厨子兼学徒。

店铺很快就开始顺利有序地运转了,四人的合作也非常融洽。通常是顾客到店里先询问酒的价格,得到东林的答复后,可能买也可能离开。但更多时候顾客会要求见掌柜,也就是张芬洲,想让他更便宜些。有时讨价的时间很长,不过一旦讲好价,芬洲就让东林给客人倒酒。东林倒酒的时候会大声报出数字,账房茂魁则会记下来并折算为钱数。然后顾客就走到柜台处询问账房应该付多少钱。在他付钱的时候,东林会把酒装入顾客的酒罐或酒瓶中。之后顾客又回到东林那儿取酒。在互道再见之后,顾客就走了。

这是店铺通常运转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有时芬洲不在,东林就成了最终拍板定价的人。有时东林也会参与其他业务,此时芬洲和茂魁就会倒酒。有时甚至学徒也可以倒酒,但通常他只负责做饭、担水、洗衣服、拖地和跑腿。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祖父去世、哥哥成为一家之主时黄东林生活上发生的变化。他将注意力从家庭农业生产转向了茶馆,但他依然摇摆于两者之间,保持着新的平衡,直到命运将张芬洲带入他的生活。自己和芬洲的店铺意味着关系之网上一种新的牵引,而这种关系之网就是他的生活。店铺将他从黄村带到了湖口镇,这切断了他与茶馆那些人之间的联系,也使他几乎完全脱离了家庭。他的哥哥东明会不定时地到镇上来看看他并为他们的母亲和其他家人买些东西,但东林本人很少回家。此时,店铺而非家庭成了他生活的中心。

至于店铺,这是一个紧密联结、自成一体的小世界。它就像一个小王国,其中张芬洲是领袖,而东林、茂魁和学徒云生是追随者。待售的酒和其他商品以及与客户的交易构成了忙碌的场景和活动,填满了每一天。在祖父去世之后头一次,东林的时间被完全占据了。

虽然在店中忙碌,东林还是无法忽视门外小镇生活的快速变化。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湖口,有本区的,也有外地的。许多新的店铺出现了。闽江上往来湖口和福州的帆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此时西路已经比连接水口和古田且一度繁华的南路更便于商贸,因为南路穿过山区,强盗和土匪经常出没劫掠路人。

随着生意的兴盛和湖口镇的发展繁荣,芬洲和东林开始有意扩大店面。当时,从沿海的福州运往内陆城镇最重要的商品就是盐和咸鱼。盐是政府垄断专卖的,但镇上的商人可以从福州的市场上买回咸鱼再卖给镇上的居民和村民。相反,居民和村民则为福州提供大米,这是华南最重要的主食。西路沿线的村民常常将大米运到湖口,卖给米店,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商人们再装船运往福州。

湖口的许多店铺兼营咸鱼和大米,从农民那里买入大米再将咸鱼卖给他们。因此,芬洲和东林两人决定加入上述业务以扩展店铺。经过这一步,他们的生意就会变大,但要实现它,还要与福州建立联系。

于是,在22岁那年,东林第一次到了福州。当时他已经出落成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他和他的朋友郑卢国和王一阳一道上了船。一阳曾经是西路上买卖鸭子的商贩,东林在黄村茶馆卖花生的时候就认识他了。然而早在东林在湖口开店之前,王一阳已经和他的兄弟开起了店铺,从一个小商贩变成了做咸鱼和大米生意的大商人。所以,他已经去过福州多次,并且在那里认识很多人。另一个朋友郑卢国则是福州人,在湖口开了一家店,经营海鲜、服饰、蜡烛和其他商品。他的店铺同东林和芬洲的店铺隔街相对。

经过三天的航行,他们抵达了距湖口镇80英里的福州。福州城坐落在一片平原或者说盆地的中心,方圆300平方英里,四周有陡峭的山峰为屏障。闽江自西向东流经盆地,在南台岛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支流。北边的支流穿过洪三桥和长寿桥,在罗星塔再度与南边的支流汇合。长达1400英尺的长寿桥,非常有名。它始建于11世纪,最早是用石头建的,1931年复建的时候用了混凝土。它将主城区与南台岛相连,岛上有许多外国的商店、银行、教会学校和领事馆,还有邮局和海关。

在福州,一阳和卢国将东林介绍给中亭街的一些鱼店老板,这条街的南端与通往南台岛的长寿桥相接。因为临近码头,鱼可以从罗星塔逆流而上运进来,所以这条街专门留给那些专营咸鱼的店铺。东林从中亭街的鱼店买了各种各样的鱼,暂时存在一个货栈中,等待船只再运往湖口。他住在这个货栈中,每天在城里转,观察城里的生意,注意鱼价的变动,也拜访朋友和生意上的熟人。每天晚上,他都写信给芬洲,报告市场状况和鱼价。芬洲则回信告诉他湖口需要什么样的鱼和售价。

在福州待了将近一年之后,东林习惯了那里的商业生活,也更加了解贸易的机制。因为常感觉从湖口店铺取钱不方便,有一天,他便同一阳谈起要与本地的钱庄建立联系。一阳已经与其中的两三家钱庄有往来,他于是陪同东林去了天济钱庄。在会见老板的时候,一阳介绍了东林并建议为东林所代表的湖口店铺开设一个账户。老板打量着年轻的东林,觉得他精神抖擞,欣然同意。与钱庄的初次联系意味着日后店铺的更大发展。

关于本地的钱庄有必要再略作解释。这些钱庄未必拥有雄厚的资金,在现代银行制度建立之前,这种钱庄很多。他们发行自己的银票,面额不等,有一块的,两块的,五块的,有时也有十块的。银票票面印着钱庄的名字,但金额处是空着的,需由发行钱庄的负责人填写,以避伪造。钱庄也为不同的商贾设立账户,条件是客户可以以存款数额为上限透支。这些贷款或者借款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归还,通常不超过两周。

有了与天济钱庄的关系,东林发现自己的生意好做多了。自那以后,当他从中亭街的鱼店中定购鱼的时候就无需再带着现金了。他可以短期赊购,然后让搬运工将鱼送到货栈就好了。鱼店每月结账两次。

在这期间,东林也要安排将鱼从货栈运往湖口。当时大约有20条帆船往来于湖口和福州。每条帆船为某一家所有,世代相传。这些船装载大米沿闽江而下。

船主和湖口的店主是生意上的伙伴,他们相互依存使贸易得以持续。每一次航运,帆船根据船主和内陆店铺在福州的代理人之间的协议,运载所联系店铺的货物。

黄东林接触并熟识的另一个阶层是搬运工。数以千计的搬运工在码头等待或者在福州的街上溜达,寻找临时的工作机会。正是这些头戴竹笠、衣衫褴褛的搬运工将咸鱼从中亭街搬到货栈;同样,另一拨搬运工又将咸鱼从货栈搬到准备开往上游的湖口的船上。但是,这两拨搬运工,各司其职,从不竞争或相互叨扰。双方各有自己的地盘,负责从鱼店往货栈送鱼的搬运工不能介入把鱼从货栈送上船的工作,若任何一方的任一成员侵入另一方的领地都会导致冲突。而且,每个搬运工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以获得出入街道或货栈的权利。但这些搬运工与黄东林这样的商人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工作,每天当搬运工们拿到属于自己的薪水时,双方的关系即告结束。东林只知道他们是搬运工,此外再无深入的了解。

业务扩展、更广泛的联系以及忙碌的鱼米交易所带来的刺激,对黄东林及其合伙人张芬洲寻求拓展的生意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林与王一阳从小建立的友情随着二人同为商人而加深了。这对于东林来说帮助很大,因为一阳阅历丰富,可以轻松地将东林领入一个更广泛的关系圈。

当然,这一切对于东林的生活而言意味着更多的变化。现在,他几乎完全切断了与家庭和村子之间的联系。虽然他仍然是留在湖口店里的姐夫张芬洲的生意合伙人和代理人,但他越来越沉浸于在福州作为鱼商的生活。新生活日益将他带入中亭街的店铺,诸如天济一样的钱庄,一阳的关系圈,以及船主、船长和喧闹的码头搬运工之间。偶尔,有那么一瞬,乡愁会将他的思绪带回家,带回农耕生活,苍翠的金鸡山下的村庄,以及儿时在祖父身边走过的小路。但多数时候,他的日子都被生意和城市生活填满了。咸鱼生意涉及的买入卖出、搬入搬出、讨价还价以及相互协商构成了一种平衡,甚至构成了一种生活,他活跃于其中,心满意足。每月两次,当所有的鱼店结完账,东林便走进天济钱庄取出钱。他会径直走到货栈付款给各个鱼店派来结账的伙计。于是他就很满足地坐在那里,因为自己能够清偿欠款,也因为在维持生意日复一日的运转中很好地证明了自己。他能够感觉到,在江上源源不断的鱼米运输中,在清偿债务、安排新的借款以及为了使贸易顺利运转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中,自己实现了融入一方天地的满足与调适,而这方天地,是他必须立足其中的。

闲暇时光,东林常常与郑卢国一道外出,卢国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一次,他们去一处温泉洗浴。这是一个火山温泉,周围建了许多浴室。这些浴室扮演着类似会所的角色,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形形色色的人们来这里洗浴和谈生意。这一次,当东林和卢国泡完澡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两人开始慢悠悠地聊天,卢国借此机会告诉东林他应该成家了。

“你该成家了。”他说,“我有一个本家,住在朝天村。他们家有两个女儿,都在20岁上下并且待字闺中。”

东林答道:“听说过她们,但是在认真考虑你的建议之前,我要对这家的真实情况多些了解。”

获悉东林对郑家有兴趣,卢国于是在几天后带来了消息。

“郑家的父亲是个农民,但是读过一点四书五经。除了两个女儿,他还有三个儿子。这是一个‘清白’的家庭,既不富裕也不贫困。大女儿最好,因为她聪明勤奋又孝顺,而且老实能干。”

东林说:“那正是我想要娶的人。”

回到湖口,东林对郑家作了进一步的打探。等到有些眉目的时候,东林就回家征求家人的意见。他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叔父黄玉衡——这一房目前唯一健在的男性长辈,以及母亲和兄长。他们不反对,于是两家就订立了婚约。

那些年,东林时常往来于湖口和福州。有一次,他乘船渡江,船在朝天村停靠。朝天村坐落在闽江边,在湖口下游十英里处。他碰巧和一位邻座的老人聊天。船快靠岸的时候,他得知老人是他未来的岳父,但他还不敢作自我介绍。聊天时,老人还问起东林家是哪个村的,得知后老人还向他打听黄东林,殊不知身边站着的这位就是他。东林左右为难,根据传统,在成婚之前,男人不应与未婚妻的家庭成员有联系。所以他只能告诉老人他所打听的人是他的兄弟。老人一听立即邀请他去家中,东林更加为难,只好婉拒。一旦告知真实身份,再拒绝邀请的话就是大不敬。但是如果他接受了,即使是以虚假的身份,他也是无礼地闯入了未婚妻的家。

结婚的时候东林24岁,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他自己选择妻子,由同辈同龄的朋友张罗安排,这在村里是个例外。一般而言,提亲总是由一家之长发起,订婚和婚礼都由长辈们安排。但是由于他的哥哥东明——家中的正式家长——很早之前就公开奚落他娶不到妻子,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东林只能决定自己操持婚事。村民们对此没有异议。生意上的成功让长辈们认为他是前程远大的人。

东林已经深深地卷入福州城的商业世界中,因此,若不是另一股力量将他拉回村庄和家庭,他在那里的生活将会越走越远。这一次,动力来自郑卢国。做生意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也促成了他们闲暇时的相聚,他们设法将这些时光作为忙碌商业生活之余的调剂和放松。他们一边休息,一边谈论私事和抱负,也交流彼此关于家和家人的记忆。正是在这些闲暇时光的讨论中,东林的婚事被提上日程并且很快得到了实现,接下来他生活轨迹的变化也是如此。此时,东林最终回到了湖口的老店工作,他在福州城的鱼贩子和代理人的角色由张芬洲的长子茂魁接替。

在湖口,东林接管了大部分的咸鱼销售和稻米收购业务,而芬洲则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卖药和行医。他们放弃了原先卖酒和卖花生的业务,专注于鱼、米和药这三项。当然,店里雇了更多的人:一个账房,还有一些伙计和学徒。

在店里,东林有时候喜欢坐下来给茂魁写信,告诉他自己在福州那些年所学到的生意上的经验。他喜欢到街对面卢国的店中,和他一起喝杯茶。逢年过节,当所有的村民走亲访友的时候,东林只需走出店面,带上两袋应景的礼物,回到村里的家中。他又能同自己的家人——母亲、哥哥、嫂子、妻子和侄子、侄女们一起吃饭了。他从外面的世界、从和他一样的有钱人的世界里再次回到家中。





第二章 摆脱贫困


虽然已经习惯了在镇上店里的生活,东林对于家人和兄长在村里的农业生活并非毫不关心。每逢年节和其他特定场合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候,黄家兄弟既谈生意也谈农事。他们会提到季节性的雨水和灌溉,计划着犁地和除草、播种和收割,以及交租纳税等。因为尚未正式分家,无论是店铺的收入,还是农田及其产出,仍然属于公产,同属于两兄弟。因此,两个年轻人会对彼此的工作感兴趣并且一起为整个家庭的利益盘算。

偶尔,东林会扛着锄头在田间地头转转,帮他哥哥灌水,就像所有的农夫在灌溉季节必须做的那样。多年不接触农事,东林现在看着绿油油的田地颇为感慨。在喧嚣忙碌的城镇生活之余,漫步在田埂上,在宁静的气氛中倾听林间的鸟叫声和山谷中潺潺的水声汇成的自然乐章,他觉得心里异常放松。

黄家兄弟虽然对土地有某种所有权,但他们仍然属于佃户。根据当地的土地租佃法,土地所有权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地主占有土地的“底盘”或者底土,并且拥有收地租的权利。他是土地的合法持有者,他的名字在政府登记在册,并向政府交纳地租。但是拥有地表的人,也被村民称为“根持有者”,对地表拥有永久的占有权。“根”一词显然代表着土地的一部分,即庄稼的根所生长的土壤。这些承租人或者“根持有者”通常自己耕种,在这种情形中就被称为“自佃农”。但有时,“根持有者”也将永久租佃的土地转租给其他农民,赋予其临时的耕种权。此时,二佃农需要付租金给“根持有者”。

这种土地租佃制度在当地被称为“底—根租佃制”。拥有“底”的地主,通常得到土地收成的一半作为地租,“根持有者”得到收成的四分之一,而佃农,也就是实际耕种的农民,得到另外四分之一。但是,这种分配方式并非绝对,而是存在多种变化。理论上,只有地主需要纳税,但有时承租人也被迫纳税。承租人的税被称为“小税”,以区别于地主所支付的“大税”。黄家兄弟是“自佃农”,也就是承租人,他们同村里的多数村民一样,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他们的地主则住在古田城里或者湖口镇上。收获季节,地主派他们的代理人到村里征收实物地租。回到湖口之后的那些年,每当地主的管家们来到村里,东林就会火速从店铺赶回家,温和有礼又精心地款待他们。城市生活的训练竟然在这里也能派上用场,当管家们对东林的谈吐和行事印象越来越深刻的时候,他们也变得更有节制,渐渐地,他们也就不再像以往那样刻薄了。

在婚后的几年中,命运为东林设计出了一个完美平衡的框架。他往来于店铺和家庭之间。扩大的店铺激励着他,也占据了他在生意场上的大部分时间。他将如此多的时间花费在讨价还价、思量盘算、发号施令和与人交谈之上。但是,家庭成员的增加和活跃的家庭生活也常常将他从喧嚣忙碌的店铺中吸引回来。出生、庆典、宗教祭祀、收获、节日,每一个都是他回到土生土长的村子的理由。在这些场合,他或者坐在家里温暖的炉火边静静地放松,或者懒洋洋地沿着绿色的山谷和寂静的田间小路踱步,这种放松为他迎接新的考验注入了新的能量。家庭和店铺、村里和镇上、农事和生意,简言之,宁静和奋斗之间的交替,给予了东林一种从未享受过的平衡。

但是,这种生活上的平衡并未持续多久。黄家兄弟不久之后就分了家。他们各起炉灶,母亲是连接两个家庭的唯一纽带。这种新的安排对于两家来说都意味着新的负担。东林的妻子黄太太发现自己起早贪黑地劳作才能维持新的小家庭的运转,包括独自照顾小女儿和仍在襁褓中的儿子,以往大家庭的关照现在统统没有了。

分家不到一年,东明突然病重。他的兄弟东林只能放下生意回到家中。老医生张芬洲,也就是他们的姐夫,立即被请来。试了好几副药,依然不见起色。卧病在床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东明忽然将所服的药全吐了出来,并且说觉得自己完全好了。他下了床并且四处走动,告诉大家他刚刚经历的幻景。

“我离开家去地府,”他说,“刚走到古田城门的时候,碰到了我爷爷,他拄着竹杖。我一走近他,他就扬起竹杖似乎要打我并且喝令我立刻回家。这就是我还在人世的原因,我不会死了。”

但是,东明的幻景在现实中只持续了三天。第四天,他再次病倒并且悄无声息地去世了,撇下了他的妻子——伯母林氏和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子当时才11岁。

东明的葬礼很快进行,他被葬在他父亲的边上。但是对逝者的哀悼并未随着葬礼的结束而终止。盛年守寡的伯母林氏,终日啼哭,抱怨自己命苦。她的孩子们跟着她,时而大哭时而呜咽,虽然两个最小的孩子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东林的母亲也是以泪洗面。但是,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东明死后,她对东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他将新近分开的两家重新合并成一家。于情于理,东林十分清楚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他如何能忍心眼睁睁看着他的侄子侄女,也就是父亲的直系子孙们忍饥挨饿呢!

当然,东林本人也因为兄长的死而深受震动。他的生活格局再一次被粗暴地打乱了。然而这一次的混乱甚至比祖父的逝世带给他的还要严重。重新合并的家庭比原先更大了,东林因而需要承担起比以往更多的责任,因为他现在是家中三位妇女和六个孩子能指望依靠的唯一成年男子。

因此,东林此前乐在其中的平衡格局也被命运新的流转无情地摧毁了。再也没有炉火边的放松,再也没有山谷中的漫步,因为自己一个人无法耕种全部的土地。葬礼之后一回到家,他就不得不将家中的土地租给了二佃农,并且在佃农和地主方面都作了安排。请记住像现在东林这样的“根持有者”,只能得到土地收益的四分之一!因此,他从土地上得到的收益是何等之少啊!环顾桌边嗷嗷待哺的孩子,如何才能供养这一大家子人啊?最终,东林长叹一口气,说:“我只有一双手,还能怎么办呢?”

但是,问题不久就得到了解决。全家都开始应对危机。因为东林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镇上的店里,他的母亲,也就是家里的祖母潘氏,成了家中的女家长。虽然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但是由于受苦的经历,她依然保持着一种勤勉的精神。她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将家中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同两个儿媳——伯母林氏和黄太太——一起,在家务之余,纺纱织布。三个女人将一种从贫瘠土地上种出的麻织成麻布。麻布在市场上卖出之后能给家庭增加微薄的收入。

为了节省家庭开支,伯母林氏被迫遵循当地一种古老的习俗将最小的孩子送给另一家做童养媳。所谓童养媳,指的是尚未到成婚年龄的小女孩,被送到同她订婚的男孩家抚养。这一做法在村里的穷人阶层中十分常见。

家里的女人们千方百计地省钱。她们经常到村后的山上砍柴或者收集干枝枯叶作为柴火,收集猪粪作为农田的肥料。什么都不可以浪费。

有一天,祖母潘氏在捡拾猪粪的时候,东林七岁的女儿,一个漂亮活泼的小家伙,跑到她身边。小女孩从口袋中拿出一块白色的糖果。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得到这种糖果,所以一直把玩着而没有立即吃掉。但是当祖母潘氏看到这块糖果的时候,她变得非常愤怒。她大步走回家,抓起一根篾条,让小女孩交代糖果的来历。黄太太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伯母林氏出来承认了,说是自己在一个旧衣箱中发现了一点钱,然后就用这点钱从碰巧路过的小商贩那里买了这一小块糖给小女孩。祖母潘氏如何能相信这种说法?她深知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所有的钱都投在店里了。她坚信她的儿媳妇是用家里的米买了糖果。她愤怒地鞭打两个儿媳妇和小女孩,边打边嘟囔,她守了二十多年的寡,从来没吃过一块糖。儿媳们没有再解释什么,静静地承受着鞭打。

但是小女孩不能忍受体罚的痛苦,号啕大哭。一两个小时之后,她着了凉,病得很厉害。三天之后,在所有的女人们尚未注意到她的病有多严重的时候,这个迷人的小女孩死了。黄太太紧紧抱住她冰冷的尸体,哭了一天一夜。小女孩是她的第一个女儿,那么甜美可爱,死后也从未被遗忘。黄太太一直记着这个小生命以及她所承受的疼痛和伤害,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的其他孩子讲述这个头生女的故事,她成了家庭困难时期的见证。

然而,不幸才刚刚开始。一段时间之后,黄太太的另一个女儿刚一出生就被送到另一家做童养媳了。因为只有把孩子送出去,母亲才能省下精力做家务。地方习俗为减轻家庭负担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但这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必须指出的是,只有女孩才会被送出去,无论家庭如何贫困,所有的男孩都必须由自己的父母抚养。

几乎与此同时,东林收到了不好的消息,是关于他最小的侄女的,她也是被这个家庭作为童养媳送出去的。她未来的丈夫,邻近的徐家的男孩在镇上当学徒。但是她的公公婆婆,也就是男孩的父母在短期内相继去世。所以,只有六岁的小女孩,现在没人照看了。东林无奈,只能派人将她接回家中。到家后,小女孩断断续续地描述了自己的处境。她形容自己是“水壶里的一把米——还是坐在热炉上的水壶”。她说得如此楚楚可怜,还带着徐家特有的口音,把黄家所有的人都逗乐了,欢迎她回家。

在这段时间,东林如往常一样继续经营他的生意。他和芬洲租下了隔壁的店铺,一座两层楼的建筑,与原来的店铺仅一墙之隔。在墙上挖一扇门,新楼与店铺就合并在一起了。他们将所有的药品搬到新楼中,芬洲现在主要就在那里活动,开始向姚云生传授药理知识和治疗方法。

在家里,东林也作了一些新的安排。他的两个侄子现在都已经有十几岁了,可以供作为一家之长的叔叔使唤了。大侄子更为机敏,他曾经奶声奶气地告诉叔叔,“等我长大了,我就赚钱帮你,叔叔,就像你抚养我们长大并且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谎言,这个孩子最终成了他叔叔的死对头。

由于侄子们还太年幼体弱,无法承担所有的农活,东林雇用了一个叫南明的长工,自己和南明一同耕种已经从二佃农那儿收回来的土地。通常情况下,村民们在农活上相互帮工。以工换工,这是互惠合作的基础。很少有人会雇用帮手,但是,南明却是一个长工,需要付钱,工资大约是每年40到50块钱。他的膳食住宿都由东家提供,农具也是如此。南明四十多岁,是黄家的一个远房姻亲。但就是这种很远的关系已经足以让东林称他为“叔叔”,他也因此被尊重和善待。

兄长死后,东林差不多花了十年才将生活调适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他们说这是“风水”,一种偶然的不受控制的力量,正是它决定了一个人生活的沉浮。或许吧,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人本身和生活体系中将他与他身边的人联结在一起的关系,以及他所受到的这样那样的牵引力。家庭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系,一张围绕某个人结成的牢固的网,他的习惯、义务、情感和欲望因而都要微妙地维持平衡。一个家庭成员的离开,突然扯断连接他与其他人相互之间的牢固的纽带,家庭便面临危机。东林及其家庭就是如此,接踵而至的打击对他们生活之网的震动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到了使之崩溃的程度。孩子们饥肠辘辘,不得不出租家田,被迫送养小女儿,家庭经济异常窘迫,以及头生女的死,则是粗暴地动摇他们生活格局的另一些危机。

或许,“风水”控制着这些事情,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但是人类生活中有一种弹性是其无法控制的。当生活之网中的某些联结被危机肢解失效时,另一些联结会全力发挥作用。这里的情形就是这样。并非东林所有的生活都深陷困境,那些未卷入危机的联结渐渐使他重新站稳了脚跟,并且为他的家庭设置了新的生存格局。

渐渐地,在持续十年的危机和艰辛之后,东林在店中的日常生活,女人们在家庭事务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构成了他和她们各自新的动力。通过这种途径,原来的生活重新显现。“风水”已经不好到极致,他生活中的基本网络却顽强重现。家中的土地被收回,而且东林现在有了新的乐于帮他的人手——他的侄子们和长工南明。借此,他和他的家人再次形成了一个平衡的生产单位,这一最终结果只有通过调适和再调适才能成为可能。

自从东林和芬洲因增加大米和咸鱼业务而拓展了生意,店铺日益兴旺。它成了运往下游的大米和运往上游的咸鱼的交易市场。坐镇湖口,这个店铺从西路周边乡村的村民那里购入大米,再将其经水路运往福州出售。另一头,从福州中亭街买入的咸鱼被装船运往内陆的湖口并在地方市场上出现。这是繁忙的不间断的生意,地方商品借此从村庄流入乡镇再从乡镇流入城市,而城市商品则反向流入乡镇和村庄。从这项他们日益精通的生意中,东林和芬洲这两个姻兄弟开始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

所以,黄家再次进入到繁盛和安宁的日子。此时正值东林的第四子出世,因为他在所有兄弟中排行最小,所以被称为小哥。这个称呼后来就成了他的大名。家族传统规定,所有同辈的男性要根据其出生的先后顺序称呼。在同辈男性中排行最小的小哥被称作六哥,“哥”是对同一辈的所有男性的称谓,既包括亲兄弟也包括堂兄弟。他的两位最年长的堂兄,也就是东明的两个儿子,因此是大哥和二哥。三哥、四哥和五哥则都是他的亲哥哥。

小哥即将出世的时候,他的祖母派南明去了湖口。东林本人没有回家,而是派他的长子,当时正在镇上的私塾念书的三哥,回家代替父亲主持出生仪式。

三哥先去了镇上的庙里拜临水陈太后,从那儿请回一个燃着香火的香炉。回家的路上,三哥撑起雨伞保护香炉,因为据信陈太后的灵魂就住在其中。回到家中,他将香炉放在母亲的卧室,产婆已经在那里等候了。陈太后的香炉一到,新生儿就来到了人世并开始啼哭。

小哥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一个小小的黄家的新成员。伯母林氏立即开始在厨房准备鸡蛋和面条,以便屋里所有人都有一碗面条和一个鸡蛋来庆祝这一时刻。所有赶来聆听喜讯的邻居和亲戚,都能分到鸡蛋和面条。面条寓意长寿,而鸡蛋则寓意平安。鸡蛋还被染成红色,因为红色代表喜庆。

出生后的第三天清晨,新生儿第一次沐浴。这也是一种仪式,由祖母潘氏在其他妇女的协助下进行。她坐在浴盆旁边,拿起一个红鸡蛋绕着小家伙的头转三圈。一边转一边哼一首小调,祈祷小脑袋长得跟鸡蛋一样圆。等到小哥长到一个月大,即所谓“满月”的时候,要再次准备面条和鸡蛋以示庆祝。

在这个场合,东林那个一出生就被送走的二女儿也回到家里。她现在已经十几岁了,矮小、相貌平平并且怯懦,这种怯懦是像丫头一样寄人篱下的结果。她的两个弟弟四哥和五哥常常取笑她,但她只是警告他们如果继续这样的话,以后去她家的时候,就不会得到兄弟的礼遇。现在他们又戏弄她,这一次她转向新生儿,抱着他说:“亲爱的小哥,我们家就欢迎你一个,我会每次给你准备一大碗面条和两个荷包蛋。”

黄家人一直记着她的话,直到一年后她夭折的消息传来。她在未婚夫的家中死去,死因不明。这就是东林二女儿的结局,她同大女儿一样命苦,但是她也一直被记着。

在他的第一个生日,即一周岁的时候,小哥被打扮一新后带到堂屋。他的母亲黄太太将他抱在怀里,他的祖母则递给他一个随意摆放着各种小物件的漆托盘。有一枚印章、一支箭、一张弓、一支毛笔、一个砚台、一叠纸张、一块银元、一杆秤、一些花生、一双筷子,还有稻草和几样实物模型。小哥伸出右手抓起毛笔,左手抓起那叠纸,堂屋里所有在场的人开始欢呼。他们知道这个孩子将会成为大学问家,金榜题名,这是他现在的选择所预示的。他们回忆起多年以前他的父亲东林如何在抓周时选择了秤和银元。他所抓的物品确实预示了未来,因为东林现在成了商人。

在诸如满月、周岁这样的场合,婴儿母亲的娘家人本应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小哥的外婆家很不幸,不仅外婆已不在人世,而且一场突然的大火还烧毁了宅子,吞噬了三个舅舅的生命。家中唯一剩下的只有一个童养媳,她原本要许配给年龄相当的二舅舅。现在,因为未婚夫家中所有人都已亡故,她可能被族人卖掉,好在东林足够机敏,为她招赘了一个丈夫,以确保郑家香火的延续。

此时正值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政府被推翻。城市中出现的动荡不久就波及了乡镇和农村。一天,村中的一位长者突然警示说“长毛子”来了,正往黄村逼近,所以所有的村民不得不逃离村庄,躲进深山。黄太太背着小哥,拉着四哥和五哥,以她的小脚所能及的最快速度从后门逃出。但结果证明来的是革命党而非长毛子,他们也不打家劫舍。乡亲们依然记着的所谓长毛子,指的是1850—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军。

革命爆发的时候,东林的长子三哥不在家。在镇上的学堂念了两年书之后,他就去和姑姑住在一起。这个姑姑是东林的二姐,嫁到了一户姓王的人家。王家有一个堂兄叫王齐祥,是小学校长,三哥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齐祥参加过乡试,中过举人。后来,我们将会看到,他在政治上大有作为。两年之后,三哥被叫回家,东林让他同芬洲的三子茂德一起去位于福州南台岛上的一所教会学校——英华中学学习。此后六年,三哥便一直待在那里。

不久,东林安排了侄子——大哥的婚事。婚礼后的第二天凌晨,侄子冲到叔叔的卧房要求他把新娘送回去。大哥说他做了检验,证明新娘不是处女。他说他的姐夫来参加婚礼的时候告诉了他这种检验的方法。东林对这两个年轻人——大哥和他的姐夫——十分恼火,责备他们这种愚蠢的行为。面对东林的训斥,大哥刚想继续为自己申辩的时候,新娘的房间传来一声惊叫。伯母林氏发现新娘企图自杀,已经服了毒。所有的女人都冲进去帮她催吐。不久,新娘苏醒了,为所受的羞辱而痛哭。

新娘不仅身材修长,容貌美丽,而且作为一个聪慧的女人,在家中行事得当。此后,大哥和她变得恩爱,但从此对恶作剧的姐夫怀恨在心。

此时,东林利用春节休假去拜访叔父玉衡,商量祖父母迁葬之事,因为他们的灵柩还停在地里的浮厝中等待最终安葬。第二天,东林和玉衡陪同一位风水先生开始寻找合适的墓地。最终,他们找到了一处风水宝地。风水先生将罗盘放在小山丘上的一点,从这里往下能看到广袤的农田。他解释说这座山看起来像一只老鼠,头伸向长着庄稼的农田。这种地势被称为“鼠朝食”。有了这样的风水宝地,人们会富足发达。

由于村民笃信风水,根据地形地势对墓地进行占卜便成了葬礼的必要步骤。东林买下这块宝地之后不久就在上面建了墓。墓全部用砖砌成,长约50英尺,宽约30英尺。下葬仪式随后在这里举行,祖父母的遗骨最终被埋在砖砌的墓室中。此后,东林常常感到自豪,因为他为自己敬重和曾经如此亲近的祖父选择了理想的墓地。

祖父母入土为安的事情在过去20年间一直占据着东林的思绪,这不仅仅是出于尽孝的义务。我们还应记得东林小时候与祖父之间的感情如何深厚,而祖父的死又如何打乱了他的生活。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在店铺中忙碌的时候,还是在家庭聚会的时候,他总是一再回忆起走在祖父身边的日子。现在,他终于能够看到老人在风水宝地上安宁地长眠。这对于他和他的生活而言是多么大的欣慰啊!他为此感到释然和安心。

然而,时间不断带来变化。老的回忆还存着,新的回忆也越来越多。毕竟,东林对长辈的义务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年轻一代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人类的生活是轮回的。正如我们在黄家所粗略看到的,诸如出生、教育和婚丧嫁娶,是可能脱离正常生活轨迹的阶段。每一阶段都以危机开始,而每一次危机都激起变迁,并伴随着将生活从偏离的轨道上拉回来的仪式。

与此同时,店里的生意又使东林来到福州。有一次,他遇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郑卢国。两人又去了以前常去的浴室。他们在并排的长椅上躺着,懒洋洋地聊天,这时,一位身着蓝布长衫、敲打着角器的算命先生蹒跚走近他们。卢国招呼了一声,他就停止了敲打。算命先生在椅子上坐定,卢国转向东林并让他说出他的“八字”,即出生年月日和时辰,以便算命先生测算他的命运。

记下东林的生辰之后,算命先生打开了他的神秘册子并沉思了几分钟。然后他在一张红纸上写下了几个词,并转向他的顾客说:“若你们不介意,先生们,我就如实解释我所写的了。”

“我们不介意,请解释吧。”

“从头说起,”算命先生继续说道,“我所算的这位先生在生活中必定经历了许多困苦。他幼年丧父,但母亲会很长寿。十多岁的时候,他必定承受着孤单、矛盾、不安、贫困和很多其他苦难。正当他即将步入正轨的时候,一场巨大的不幸降临在他身上。那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家庭成员的过世,他因此需要承受更多的负担。

“在生活的当前阶段,他必定正在享受一种日益发达的状态。他现在一定是一个终日与贸易平衡以及借贷打交道的商人。当他在外打点生意的时候,他忠贞奉献的妻子在家帮他管理家事,所以家宅平安。将来,他或许会有至少四个儿子帮他使这个家族兴旺。

“他的家庭和生意迄今为止比较顺利,但是在未来五年之内将有大难,可能夺去他的性命。若大难不死,他也将陷入一场大麻烦,散尽大部分钱财。若能度过这场灾难,他未来的生活将如同海面一样平静。”

算命先生走后,卢国和东林对他的预言付之一笑。命运真的会将东林带入险境吗?





第三章 官司


不久,芬洲和东林这两位姻兄弟,也是湖口店铺的合作伙伴,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资本并决定善加利用。他们打算盖新居,两人与风水先生一起在黄村查看以寻找合适的地基。他们从坐落在朝南的金鸡山低坡的黄村出发,向西走到了龙头山,此山就像西边的屏障一样守护着山谷。小河与西路都经过黄村脚下,自东向西平行延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龙头山脚下分道扬镳。西路越过山顶,向正西方向延伸,而小河则往西南方向流去并在龙头山下转弯。当查看地势的一行人来到山顶时,他们看到山坡在脚下陡然变缓,在山脚和河流拐弯处之间则是大片农田。风水先生用罗盘测定方位,突然他惊喜地大声说他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他称之为“龙吐珠”,自然,山峰代表龙,农田和庄稼是珍珠,而河流则是唾液。

芬洲为这块宝地所吸引,立即从自己原来的村子陈洋村召集劳力,让他们在龙嘴正前方建造新房,但是这一切都是瞒着东林的。当东林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立即发现按照现有的规划已经没有空间盖另一座房子了。他为此感到非常失望,对芬洲的安排十分不满,但是作为小辈,他不敢抱怨。

东林十分不情愿地另寻他处盖新居。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黄家旧居的右侧,远离村子。从这里向西南方向看去,芬洲的居所尽收眼底。

东林雇了劳力盖房子,又请了亲属帮工。建材中需要木材,而正是由于木材,东林再次陷入了麻烦。诚然,这次麻烦的种子在上世纪中叶东林祖父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但苦果却降临在了东林身上。

东林现在居住的房子面积相当大,可以容纳50人居住。这座房子是东林的祖父所建,但是当房子落成的时候家中只有妻子和一个女儿。所以,为了填充新居,他邀请他的两位兄长及其家人与他同住。三兄弟一直和睦相处,在农活和家事上相互合作。然而这种安排却在两代人以后成了困扰东林的麻烦。

这三兄弟同他们的舅舅之间的关系也很好,舅舅是大房子的常客,也是欧氏的族长。欧氏是个繁盛的大族,其所生活的欧庄位于相距十英里的商路——西路沿线。村子东边,只隔着一座名为花桥的木桥,横亘于流向湖口并在那里汇入闽江的河流之上。花桥是商路上的税卡。住在桥西侧约20个村庄以及湖口镇的人们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和文化的群体,自称“下花桥”人,以区别于住在上游村落中的“上花桥”人。但是桥两侧的人们因为相互通婚而一直保持很紧密的关系。

东林祖父的母亲就是欧家人,而正如上文所说,她的兄弟是一族之长。但是他很喜欢他的黄姓外甥们,有一天,他让三兄弟在紧邻花桥的欧家山上种树。在舅舅而言,这当然是一种疼爱的表现,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丁点儿林地日后会成为两个家族的冲突之源。

现在,这片林地上的树已成材,东林想要用它们作为新居的建筑材料。在征得两位叔祖的后人中最年长的玉门和东千的同意之后,他准备去砍伐这些树。他让曾经外迁过的堂兄东飞带领劳工来做这件事。

但是当东飞带着一干人到达花桥边的山上开始砍树的时候,一伙欧氏家族的人突然出现,宣称对这些树有所有权并阻止东飞他们砍伐。

听到这一事件,东林派了更多人去山上,但对方也增派了人手并且再度干涉。一番恶语相向之后,双方很快开始动手,有几个人在冲突中受伤。

这场流血冲突后不久,时任欧氏族长的欧阿水,集结了一队族人,全都携带着长柄大刀,突然闯入东林的家中。他们抓住了东林,但是没敢伤害他,只是挥舞着武器警告他,不许他再派人涉足那片已经被宣称是欧氏族产的林地。虽然族中的其他男性都躲了起来,但东林以寡敌众,以其惯常的能言善辩和果敢据理力争。但是欧阿水对他的辩解不屑一顾,只一味威胁他说若他继续坚持,将危及性命和财产。

林地冲突发生的时候,欧氏家族富有且人丁兴旺。东林祖父的母舅,也就是当初允许三个外甥在他的土地上种树的那个人共有四房后裔。四房的族长阿水有钱有势。他作为族长的地位,他的财富以及他刚刚落成的新居,不仅使他扬扬自得,也使得族人以他为荣。得知东林也要盖新居,他对东林的崛起感到不满。在乡村社会,建大宅子被视为成功和显赫的标志。欧阿水看到自己向来不屑的卖花生的,竟然要与他旗鼓相当了。他的不悦骤然变成了愤怒。

因此,阿水开始为难这个卖花生的。在自大和贪婪的驱使下,阿水阻止东林在祖先传下来的林地上砍树。仗着东林在各个方面——财富、名望、阅历、年龄以及家庭和家族的人力——都不如自己,他原本以为东林会乖乖屈服于威胁,而他不用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砍伐树木为己所用。这是富人变得更富的惯常方式。

但是欧阿水打错了算盘。东林不仅没有屈服而且丝毫没有示弱。被威胁和冒犯之后,他变得愤怒和激动。他立誓朗朗乾坤之下这种事情不该发生。他立誓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片林地上的树属于黄氏家族,而阿水的言论是不公和不实的。为了先发制人,他决心将此事闹上公堂。所以,东林雇了一顶轿子,去了古田,并将诉状呈给了地方衙门。至此,漫长而又重要的诉讼开始了,而新的一轮事件也将出现。

东林在冲动之下诉诸官府并且一往无前、未多加思量的木材争端,最终被证明是东林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诉状被撤回或者推迟,抑或像村民之间的争端和冲突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双方达成了妥协,那么这场官司本可以避免,但是命运让东林直面对手阿水。两人中更年长的阿水狂妄刻薄,但是经验老到,而年轻一些的东林勤勉、精力充沛但轻率莽撞。同样固执的两人,就像训练有素的棋手,准备好要在一场重要的对弈中一决高下。

这是东林一生中遭遇的最大麻烦和危机。地方官吏一签发初审的传票,欧氏家族和黄氏家族便都派出了代表到衙门。东林一方的辩护人有玉门、东千、玉衡和东林本人。审讯很快就有了结果:阿水和他的三个族人被判立即收监。实际上,在终审判决之前,长官没有权力扣押他们。但在实践中,模棱两可的判决是这个世界角落的准则,因为这里的人们主要是乡民和农民,对法律一无所知。腐败的官吏只想吓唬一下平民百姓中的当事人,将他们关进监狱以便敲诈勒索。

获悉族长被收监,巨大的恐慌开始笼罩着欧氏族人。所有的族人聚在一起宣誓要与族长共存亡。他们从四房集资,然后继续上诉。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官吏取代了在一审中支持东林的那位。欧氏族人很快得以将诉状递到这个新官手上要求二审。结果同样迅速,只是这次阿水和他的人被释放了,而东林和他的叔父玉衡却进了监狱。

东林心情沉重地进入监狱,在复审之前他不能见朋友和家人。与欧氏族人一心支持族长不同,黄氏宗族渐渐有了间隙。另外两房的长者玉门和东千,害怕引火烧身,撤回了诉讼并放弃了对林地的所有权。这两人同欧家有关系,因为东千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阿水的一个侄孙,而阿水的一个女婿则是玉门的侄子。这个侄子与妻家的关系胜过与本家的,他将黄家计划的细节透露给了对方。东林因此发现自己被抛弃和背叛了,陪伴他的只剩下叔父玉衡。玉衡虽然贫困和年迈,却要为自己的侄子东林抗争到底。所以他陪他进了监狱。

东林入狱的消息对于家人而言犹如晴天霹雳。无助的女人们,祖母潘氏、伯母林氏以及黄太太,痛哭流涕。除了东林——这个家中唯一的成年男子和唯一的经济支柱,她们再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然而现在他却身陷囹圄。在乡民心目中,进监狱几乎等同于一脚跨进了鬼门关,监狱之后的那扇门就是阴曹地府了。

东林的侄子大哥,当时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他立即去拜访本区最有权势的人之一雷吾云。吾云作为地方官吏的顾问,据说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大哥给了他一笔钱,诚挚地请求他以他的影响力释放东林,他收下了,承诺会竭尽全力。然而天晓得他是否尝试做过什么抑或什么都没做。大哥第二次去找他的时候,他同样表现得胸有成竹。然而东林,始终待在监狱中。

东林的舅舅,不顾年迈,徒步去监狱中探望东林。同其他人不同,老人一片赤诚,三次探望他,这一点,东林铭记于心。是他将家中的消息告知东林又将东林的口信带回家。他安抚家中痛不欲生的女人们,尤其是他的妹妹——祖母潘氏。作为一位年迈、经验丰富的农民,他做了舅舅该做的一切。

我们不应忘记东林的姻兄弟和生意上的合伙人芬洲。古语说得对:“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东林在狱中的时候,店铺也难逃厄运。一天深夜,一伙土匪破门而入,劫走了钱柜中的所有钱。他们还绑架了当时店中的账房——睡在柜台后面的姚云生。芬洲顿时分身乏术,他既要在这次劫掠之后恢复店铺的生意,又要制订计划赎回账房的生命。

听到丈夫在店铺中被绑走,云生的妻子来到东林家。她在黄家的主妇祖母潘氏面前跪下,把头埋在老太太的胸前,号啕大哭。已经为狱中的儿子深感忧心的老祖母,现在还要看着一个年轻人为自己被绑架的丈夫哭泣。她觉得自己仿佛站在深渊的边缘。

不久,芬洲收到了土匪的来信,他们自称“黑钱党”。云生必须被赎回,否则就会被杀害。芬洲于是派了一个中间人到匪窝中,商议赎金和释放的事。土匪开出了很高的价钱,但是,店铺剩余资金的大部分已经在盖新居、打官司和抢劫中耗尽。芬洲已经筹钱无门,进退维谷。

这真是一个关键时刻。东林自初次涉足生意以来,年复一年辛苦努力建立起来的积极的渐入佳境的生活平衡正面临粗暴和彻底摧毁的危险。在此之前,他从未被自己人出卖过,从未受过族人背弃之苦,也从未如此直面过灾祸。现在,命运却让他同时遭遇了这种种不幸。他在木材争端中轻率的上诉只帮了他一时,实际上却使他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最终,他身陷囹圄,无法逃脱,也无法自保,而且孤立无援。

现在已经家无宁日。女人们哭泣并祈求祖先垂怜。只有东林少不更事的侄子和年迈的舅舅试图救他出监狱,但一切都是徒劳。唯一年富力强和能干的朋友芬洲也爱莫能助。倘若不是为店铺的灾祸所困,他原本可以帮忙的。

这种绝望的境地真的就没有出路了吗?若果真没有,那么东林,他的家庭以及他的店铺都注定陷于绝境,离倾家荡产不远了。唯有命运新的转折才能带来好日子,使他们得以作出新的调适。某种新的补偿性力量必须发挥作用以挽救至爱之人岌岌可危的平衡。

这种新的力量不久就出现了。前文已经提到三哥被录取为福州的教会学校英华中学的学生。家中厄运降临的消息传来,他立即赶回家,探望了狱中的父亲和叔祖,并商讨将此案呈送高等法院的方法。这一次,他们要上诉至位于福建省省会福州的省法院。

案件一到省法院,从古田区向省会的材料移交就开始了。到了开庭那天,东林和玉衡被送往福州受审,被告欧阿水和他的族人也被传唤到庭。法庭要求出示关于欧、黄两家争端的前两次审讯和判决的证据。

在终审中,原告和被告双方均宣称对花桥边山地上的树有所有权。东林作为原告方的代表,出示了材料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的主要证据是他祖父的母亲的哥哥,当时的欧氏族长所写的一份租约,声明将山租赁给他的三个外甥,即东林的祖父和两位叔祖。租约签署于1849年,双方都盖了章。

以欧阿水为代表的被告方则辩称东林的材料是不实的。他们坚称订立这份租约的先祖在租约所示的日期已经过世了。为了支持自己的断言,欧阿水出示了族谱作为证据,上面记载着这位争论中的先祖的入谱时间是1846年。若这份证据成立,那么实际上,他在订立租约的三年之前就已经过世了。

因此,审判就取决于这位先祖的逝世时间。一旦确切的日期被证实,契约的有效性也就能够决定了。幸运的是,东林还有一份补充性的证据,能够说明这个问题。这是一份土地转让契约,由同一位订约人——欧氏的老族长——和东林祖父的一个堂兄弟签订。该合同标明的日期是1851年,比前一份租约晚两年。这就证明了订约人在1849年,即同他的三个外甥订约的时候尚在人世。

现在问题就在于租约本身是否是伪造的。土地转让契约毋庸置疑是真的。经过一番仔细检查,印章、书写风格以及纸张的质地都表明两份契约均是真实的,不可能伪造。

因此,所有的证据都有利于东林。终于,他赢了这场官司。阿水被罚了款,败诉也使他在家乡父老面前丢了脸。

真金不怕火炼,玉不琢不成器。同样,人在克服危机之后更强大。东林即是如此。他遇到了对手,在地方法院和省法院经历了四次审判,坐了三个月牢。在沉闷的牢里,他时常梦到自己被杀了,灵魂被带到了阴曹地府,还满脑子想着店铺衰败、家破人亡。他每天在痛苦和哀伤中度过,眼泪往肚里咽。

重获自由,东林并不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他回想起了那天与卢国在浴室那个算命先生的预言。他告诉朋友和乡亲们,牢狱之灾和诉讼中的破财都是他的运势所致,是命中注定。这一切都是老天爷事先安排好了的。现在,我们将老天爷理解为人本身,而将命运理解为人类社会。虽然要摸索会犯错,虽然可能会将他们的困难归咎于命运或者神,但是无论我们现在如何解读,东林和他的乡亲们知道如何经营他们自己的生活。

摆脱了监狱和官司的纠缠,东林立即再次投入生意。第一步,他从原来就有联系的天济钱庄借了款,用这笔钱从匪窝中赎回了店中的账房先生云生。店铺原本已经处在破产的边缘,但是东林的胜诉和回归为他争取回了老钱庄、老顾客,也给他带来了新的关系。

随着东林在村民中的名气越来越大,往来过路的人们在黄村的茶馆中对他盖新居和赢得官司的事议论纷纷。东林年迈的叔叔和狱友玉衡是诉讼故事最好的讲述者。作为一个有学识的农民,他可以连续几个钟头坐在茶馆里,极尽细致地讲述自己和东林如何在地方官面前据理力争并最终打败了对手。他讲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他的听众们依然聚精会神。

就这样东林最终得到了所需的木材,新居也落成了。那是当时村子里最大的房子。但是在全家迁入新居之前,他还要为乔迁选定一个良辰吉日。

到了吉日,太阳刚露头,所有的家庭成员已整装待发。他们像游行一样排成一队,挨个从东林祖父所建的旧居大门走出。但是他们没有直接走到新居,而是兜了一大圈走宽阔的西路,即那条穿过黄村的主路。列队前行不仅是为了向村人炫耀,而且还因为大道在这种喜庆热闹的仪式和庆典场合被认为更加合适。

队伍缓慢庄严地前行,排在队首领队的是一家之主东林。他手中拿着一杆长长的秤和秤砣,象征着他能称米和收租。紧随在儿子身后的是祖母潘氏,拿着香炉,象征着家族延续。接下来是两个侄子,大哥和二哥,他们肩上扛着犁和锄头,这两样是最重要的工具,也是农事的象征。再接下来,是拿着古籍的三哥,拿着法律文书的四哥,拿着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的五哥。现在已经六岁的小哥六哥,用小扁担挑着一对红灯笼。黄太太,背着名叫珠妹的小女儿,手上拿着宴会时要用的银质酒壶和酒杯。在她之后,是她的妯娌伯母林氏,拿着象征食物的大锅。接下来是大哥的妻子大嫂,她背着小儿子少台,还捧着梳妆盒,是盛放对女人而言最贵重东西的盒子。黄家的长工南明是最后一个。他背着一杆老式火铳,仿佛在保护整支前行的队伍。

围观的人群大部分是黄村的村民,都与东林有些关系。他们问候他,为他欢呼喝彩。队伍一到达新居敞开的大门口,立即鞭炮齐鸣,以示欢迎。队伍就此欣喜地走进新居,后面还簇拥着一群村里的孩子。

东林的新居建在一片平缓的坡地上,坡地已经被建成三个依次增高的平台。这些平台四周由土坯高墙围成一个正方形,外墙刷了白灰。这个房子与黄村其他房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两个塔楼,一个位于前面那道墙的左角,另一个在后墙的右角。这两个塔楼可用于防备土匪,万一受到袭击,也可以作为防御,因为,塔楼的墙上每隔一段都留有枪眼。

如果要进入房子内部,首先要经过正门的门槛走到第一层平台,这里的中央是一个带天井的厅堂,两边是房间。有书房,也有供客人过夜的客房。有一条平整的石板铺就的小路从厅堂穿过,它的尽头有十级石阶向上通往第二层平台的正厅。

这是整个房子的主体,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正厅两侧各有两排木头建的厢房。按道理,这座房子应分属于东林和他已经过世的兄长东明。根据惯例,兄长居左,弟弟居右。因此,当黄家搬入新居的时候,东明的长子大哥便占据了左边的第一套厢房,同他的妻子和儿子住在那里。第二套厢房是二哥以后的住处,现在是二哥和他的母亲伯母林氏一块儿住着。东林和他的妻小住在正厅右边的两套厢房中。祖母潘氏住在后面的一间厢房,同她最喜爱的儿媳黄太太共用。

这一层平台设有边门,通过木制楼梯通往二楼的储藏室。与二楼一般高的第三层平台也是最后的平台,厨房和餐厅就设在这里。第三层平台也有边门,从那里有20余级陡直的石阶往下通往第二层平台的后厅。

自黄氏先祖定居黄村以来,还从未有过像东林的新居这样的华屋大宅。在这一点上,他已经超越了他的所有先人,甚至包括他最爱戴的祖父。回想早年的艰辛、商场的沉浮和官司缠身,东林长时间自豪地看着新居,露出胜利的微笑。





第四章 张家新居


在东林搬入新居之前,他姐夫张芬洲在“龙吐珠”上的新居已经落成。张家的房子与东林的房子相似,但有一点不同,因为建在平地上,前者没有渐进的三层平台。不过,它也包含三个部分:前院、居室和厨房。后面是一片园地,两边高墙包围,只留下后面的出口。这一布局是根据风水先生的建议,山坡形成的天然屏障敞开是为了迎接上方龙嘴里吐出的珍珠。

芬洲现在已经50岁了。他瘦骨嶙峋,方正脸庞,眼窝深陷,眸色深黑,看起来阴郁恐怖。作为一个医生,他常常穿着一件青色发白的长衫,走起路来中规中矩,又缓又直。他的头上总是戴着一顶顶端有一颗红扣的瓜皮帽,手持一根两英尺长的烟杆,烟嘴是假玉做的。

大约20岁的时候,芬洲就已经开始用从父亲那学到的医术为上花桥和下花桥一带的人们施治。很久以前,当东林的祖父第一次遇见芬洲的时候,就被这个年轻人的老成和敬业所吸引,因此老人的孙女,也就是东林的大姐和芬洲之间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

虽然芬洲一直是一位成功的医生,但是他从来不能借此养家糊口。他是一个精明有远见的人,凡事总能比其他人更早洞察到。正是他注意到了湖口镇即将出现的商业发展并建议东林在那合开一爿店铺。在他们的合作经营之下,店铺一直非常成功。芬洲总是深谋远略,是他洞悉商海沉浮的趋势,而由精力更旺盛、更强势的伙伴东林将他们的计划付诸实施。两个姻兄弟已经学会和谐共处,在和睦有益的协作中,他们制订计划做生意,积攒钱财,也各自置地建房。

20年来,芬洲和东林亲密无间地经营店铺的生意,直到盖新居的时候,芬洲意图独占风水宝地而不与东林分享,第一次表现出吝啬和自私。

现在,芬洲住在自己的新房中。一天,当他独自待在前院书房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进来问候他。来人是张茂恒,芬洲曾经离家外出的侄子。茂恒是个有学识的人,曾经在王村小学读过几年书,受教于王齐祥老师,也认识王一阳和王立阳兄弟俩。王氏宗族很大,位于西路边,距古田县城七英里。数千族人根据居住的位置分为上王家和下王家。王家小学的校长王齐祥,属于上王家,我们还记得,他是三哥的老师。而一阳和立阳兄弟俩则属于下王家。一阳是东林的老朋友,他把东林介绍给福州城的商家和天济钱庄。王家兄弟的大房子毗邻而建,立阳居右,一阳居左。他们通过在湖口开店挣了钱,成为村里最富裕的人家。

茂恒刚拜访了王氏兄弟回来,带给他叔叔一个红色信封,里面是一张写有字的帖子。上面写着立阳本人、立阳的父亲、祖父以及女儿惠兰的名字,最后还有惠兰的“八字”,即她的出生年月日和时辰。这种帖子是缔结婚姻的第一步。茂恒扮演媒人的角色,因为他同男方和女方两家都沾亲带故。

芬洲收了红帖,将它放在堂屋大桌上祖先神龛前的香炉下。这么做是为了征求祖先对提亲的女孩和自己的三子茂德之间亲事的看法,茂德现在是福州英华中学的学生。幸运的是,三天过去了,没有出现任何不祥之兆,家里没有打碎一盘一碗,亲属之间也没有分歧和争执。所有的迹象都使得芬洲相信祖先对于这门婚事是赞成的。

接下来,芬洲把女孩惠兰和儿子茂德的生辰八字拿给一个算命先生,以再次验证两人是否合适。虽然茂德是猪年生的,而惠兰是虎年生的,但是猪和老虎从来不会争吵。这一征兆被认为是好的。所有这些步骤之后,芬洲派人送回一个相似的信封,装着相似的帖子,上面写着茂德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以及他最近的三位直系先祖的名字。在王家,立阳同样对未来新郎合适与否进行了一番考察。

这场婚姻对于双方家庭而言都是大事。对于征兆的考察只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还要考虑的是双方家庭是否门当户对。芬洲和立阳同在湖口经商的时候就相识,但是立阳和他兄长一阳现在已经告老而将店铺的经营传给了他们的一个侄子。两家的地位大抵还是相当的,再加上茂恒与两家的关系,订婚很顺利就安排了。

但在订婚之前,作为媒人的茂恒必须多次来往于两家。彩礼的多少和订婚礼物的种类最需要细致安排。芬洲先在一张红纸上起草一份清单,这份清单由茂恒呈送给立阳,立阳随后加以修订,加上一些物件同时删除某些物件。然后清单又被送回来并达成最终协议。

这一步完成之后,他们就挑选订婚的日子。直到日子确定的时候,茂德才被告知并从学校被叫回家。

订婚当日,张家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一新。挂起了红灯笼,贴上了应景的对联,餐桌铺上了红色桌布,一直垂到靠近地面的地方。宴会要聚集所有族人以及家里的亲朋好友,所以所有人都被邀请了。他们都举杯为主人庆贺也相互敬酒。

订婚在当地被称为“换帖”,新郎家的“男帖”与新娘家的“女帖”要相互交换。两张大帖都是红色的,用仪式性的文体写就,祝愿订婚顺利并向对方家庭的家长致敬。媒人茂恒负责传送大帖。

茂恒还要根据两家事先商量好的数目,将彩礼的一半送到新娘家。他带了四位帮工一起去,他们每人挑着一担喜宴用的东西和给新娘家人的礼物。

茂恒和挑夫们一到立阳家门口,就立即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以示欢迎。庆典就此开始。宴会上有面条、水果、点心和特意准备的粽子。

庆典结束之后,新郎家和新娘家就被认为有了婚约关系,此时他们依然要避免相互联系和会面,无论是双方家长还是未婚夫妻都不能见面。

这个时候,张家、王家和黄家同样兴旺发达。芬洲、立阳和东林,都是靠着镇上做生意的阅历和来之不易的成功,从村里的普通百姓变成了佼佼者。每家都从各自小小的关系圈起步,现在最终相互联系在一起。东林同把他带入福州商界的一阳之间的友谊,使他与立阳有了联系。现在,三家各自的核心圈最终有了交汇,正如我们会看到的,他们将从此合力维持所获得的新的和更高的地位。

一年过去了,芬洲再次请茂恒去新娘家,这一次是去请求确定婚礼的日期并再次为新娘家送上礼物和彩礼。这一份彩礼被称为二次聘礼,以区别于订婚时所支付的一次聘礼。礼物主要包括丝绸和布匹,是给新娘做嫁衣用的。

婚期一旦确定,喜饼立即被送往新娘家。喜饼要仔细称重以符合订婚之前就商议好的数目。实际上,喜饼是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于富裕的家庭往往坚持要更多的喜饼而非彩礼。喜饼用面粉、糖和猪肉末制成,三英寸见方,半英寸厚。王家将喜饼分送给所有的族人、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作为回礼,他们送给新娘惠兰诸如耳环、手镯、衣服、鞋、发簪、发钩、梳妆盒之类的物件以填充她的嫁妆。生平头一次,惠兰可以将头发挽成一个发髻而不是编成辫子,因为现在她无疑是一位新娘了。

随着婚期临近,村里的准备工作也越来越多。婚礼前一周,亲戚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张家住下。他们为自己找活儿干,有迎送喜帖的,有登记礼单的,有雇用乐师和轿子的,还有装饰屋子的。

芬洲派了20个劳力去王家取回新娘的嫁妆。因为嫁妆包括四大箱衣服、四只皮箱、两个竹匣、两个木箱、两套桌椅、一个脸盆架、一个衣架、两大两小四个梳妆盒。这些盒子、箱子和匣子里装着许多东西:针、别针、绳、线、丝带、毛料、手镯、坠子、项链、耳环、戒指、发簪、胸针、帘钩、漆盘、漆瓶、钟表、镜子、铜镜、烛台、纱线、薄纱、丝绸、羊毛、蓝布、流苏、鞋和各种装饰品。最后,还有新郎家给的礼金,用红包封着放在一个梳妆盒里,这也是新娘嫁妆的一部分。

在嫁妆抬出王家房子之前,堂屋生起了一个火盆。全家聚在一起举行一种名为“筛鬼”的仪式。嫁妆中包含的所有物件,一件一件地从火盆上经过。两个专门请来的伴娘主持这一仪式。随着嫁妆经过火盆,她们口中念念有词:“千万恶鬼筛出去,金银财宝留下来。”

新郎所在的村子里,张家的新房已经准备好,嫁妆最终会被抬到这里。一切都是簇新整洁的。新房中有一张大木床,床的三面围着漆过的床围,上面绘着五颜六色的神话图案。祖母潘氏因为儿孙多而被认为有福气,被请来主持布置新床的仪式。她进入新房,为新床挂上红帐子,在床底下放上一串芋头,大芋头在中间,小芋头紧紧团在四周。这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因为芋头是这个偏远地区最重要的食物。然后她将几根稻秸和五个铜板放在床上,象征多产和富裕。她招呼人把一对分别写着“百子”和“千孙”的灯笼挂在帐钩上。最后,她叫人把几个小男孩带到新床上睡一会儿,多子多孙的仪式就结束了。

婚礼前夕,张家派了一队人抬着轿子前往王村接新娘。轿子由四位轿夫抬着,同行的还有吹打的乐队。族人举着鲜红的旗子、五颜六色的长柄灯笼和装满食物的篮子,这些食物是为新娘家举行的喜宴准备的。其中一个篮子里装着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这是一种仪式,新娘家应该只收下公鸡而把母鸡还回去,这是他们未来希望的象征。迎亲队的最后,有十个人举着火把,这是为万一队伍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天黑的情况准备的。队伍每到一个村庄,就放三响鞭炮,紧跟着鼓乐齐鸣,以吸引所有围观的人群。领队的是媒人茂恒,他身着蓝布长衫和黑色短袄,头戴一顶瓜皮帽。直到深夜,队伍才抵达王家,宾客们在这里受到了款待并留下过夜。

婚礼在第二天。新娘惠兰起得很早,要做一次仪式性的沐浴。她的浴盆中放了三样东西:早稻的稻秸、大麦和大蒜。稻秸象征着早生贵子;大麦,寓意改掉新娘的坏脾气;大蒜,则预示着发达和好运。沐浴之后,伴娘帮着新娘穿上嫁衣。和所有的嫁妆一样,每一件衣服和饰品都要从仪式性的火盆上过一遍。雇来的伴娘把惠兰的发髻固定好,又把红鞋套在她紧紧缠裹的脚上。

惠兰19岁,是个美丽迷人的姑娘。她早熟并且大胆,作为家中的独女,多少有些被父母娇纵宠坏了。有时她会发脾气,故意摔坏东西。同那些在婚礼前夕不停抹泪姑娘不同,她对此不以为意。当母亲提醒她到了新家要改改脾气的时候,惠兰只简短地回答说让她不必操心。

惠兰穿戴停当,她父亲立阳就进来领她到堂屋,那里已经挤满了本家和亲戚,还有等着护送新娘到她的新家的队伍。父亲让女儿迈进放在地上的一个竹米筛中。依据惯例,他必须将她背到同她的夫家亲属交接的地方,这一仪式的寓意是她双脚不能直接沾地,以免将娘家的“风水”带去。现在,惠兰跪地拜谢父母并含泪告别。父亲给新娘戴上头冠,母亲把一朵漂亮的四季花插在她的头上。然后,惠兰转身向祖先神龛磕头。

在王家堂屋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惠兰是仪式的核心人物。现在,她从一个竹米筛走到下一个竹米筛,脚不沾地。她面向所有的亲戚和邻居,无论男女老幼,挨个给他们鞠躬行礼。惠兰不是一个传统老派的乡村女孩,她读过一些书,能编一些民谣表达她对每个亲戚的爱恨之情,然而她还是很好地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惠兰上轿之前,还有几项仪式要进行。首先,一位伴娘点着了一块“麻衣袋”,这是避免死亡的法术,因为麻布是治丧时用的。随后,一个小男孩被抱到轿上坐一坐,寓意新娘会生儿子。最后,有人点燃火把并绕着轿子转圈,这是要驱散各路鬼怪。

父亲立阳刚把女儿惠兰扶上轿,鼓乐班就开始演奏。轿子是个严实的方形座驾,只有前面有门。轿门一关上,新娘就完全看不见外面了。然而轿子的外观非常漂亮,装饰有五颜六色的帘子、绢花、流苏、刺绣,上面还有一个攒花顶。当其中一位伴娘关上轿门,惠兰的母亲就往轿顶撒早稻和大麦。然后轿夫们抬轿启程,这时从轿后扔出一支筷子,象征着驱邪的箭。

新娘的轿子抬出了王家,王家的年轻人在灿烂的阳光下点燃了火把,陪同昨天到达今天返家的迎亲队出村。队伍中有张家昨天派来的人,现在又多了新娘和走在轿子旁的两位伴娘。

新娘一行近黄昏才回到张家。芬洲的两个侄子茂月和茂桥打着长柄大灯笼在半路迎接他们。在持续的爆竹和鼓乐声中,在人群的簇拥下,迎亲队和轿子风风光光地进了新郎家的堂屋。

现在,婚礼最隆重的仪式开始了。新娘是众人瞩目的焦点。所有人将轿子团团围住,伴娘费了好些力气才为东林的妻子黄太太分出一条道。黄太太荣幸地“开轿门”,她还带了她的小儿子六哥来给新娘行礼,六哥捧送给新娘一面镜子,表明正式“请下轿”。新娘则递给请她下轿的六哥一个“五福袋”作为回礼。袋中有五样果子:花生、红枣、榛子、西瓜子和干龙眼。这五种果子被称为“五子”,象征着婚姻幸福。在当地话中,它们有独特的含义:花生是“生子”,红枣是“早子”,榛子是“增子”,西瓜子是“多子”,而龙眼叫“龙子”。

因为惠兰戴着头冠,盖头一直垂到肩上,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伴娘扶着她出了轿子,又引领她走过地上的红毡,边走边唱诵押韵的歌谣:“新娘新人一入堂,福喜寿禄人人享!”

作为女傧相的黄太太领着新娘点燃一对龙凤烛,继而进了洞房。身着蓝色长衫和黑色上衣的新郎茂德已经坐在床的左边。他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圆脸,肤色黝黑。一笑,就露出一颗金牙,像灯一样闪闪发光。虽然他在城里受过教育,学会了许多新的做派,但是并不反对父亲为他安排婚姻。相反,他感觉像一个冒险者,急切地想要看看新娘是美是丑。新娘被带到床的右边坐下,依然蒙着盖头,看不到脸。此刻坐在他身边的是他依然一无所知的人生伴侣。据说在这个持续一刻钟的并肩坐仪式中,如果新娘坐在新郎长衫的一角上,新郎就会成为惧内的丈夫。有时,胆大的新郎会偷偷将新娘礼服的边压在自己的衣服之下,期待能因此对她占据主导。但是茂德自然不相信这种鬼话,他只是坐在那儿沉思。

外面堂屋里的人群等着看婚礼中最隆重的仪式。接下来,女傧相将新郎新娘领出了洞房,让他们站在一张朝外的供桌之后,新郎在左,新娘在右。

司仪姚云生出来对他们说了一个字:“跪!”新郎新娘便应声跪下。

“叩头!”于是新郎新娘额头叩地三次。

“起立!”他们起身拜了天地,又转身以同样的方式拜了张家的祖先神龛。之后,他们夫妻对拜。整个仪式过程中,新娘都由伴娘扶着,观看的人群中不时爆发出喝彩声。鼓乐班的乐声、伴娘的歌声以及人群的欢呼声共同构成了这一盛大的场面。

最终,新娘和新郎回到洞房。伴娘关上房门,将喧闹挡在了门外。现在就到了新郎新娘私下好奇渴望的仪式。新娘依令跪下之后,茂德立即过来掀她的盖头。他心跳加速、双手颤抖地掀开盖头,第一眼他就为新娘的美貌所震撼。新娘装束的惠兰美丽如月,茂德的“冒险”结果竟是大幸。他全然忘了接下来要做什么,直到伴娘提醒他应该取下新娘的头冠。在他完成这一仪式的时候,伴娘们继续唱诵押韵歌谣:

新娘的头冠举得高,酒杯斟满福运到!

新娘的头冠举过头,新郎买地又建楼!

新娘的头冠落玉盘,稀世珠宝数不完!

伴娘的话茂德一个字都没听见,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新娘身上,看着她的美貌,闻着她的芳香,喜悦难以言表。

伴娘带惠兰到屏风后,帮她脱下礼服,换上了一件时髦的印花旗袍。新郎站着等待,直到红色的小桌上依传统摆上了十碟美食、一壶酒、两个酒杯和两碗米饭。接下来是新郎新娘共食共饮的仪式。茂德和惠兰面对面地坐在桌子两边。一个伴娘往两个被红绸带系在一起的酒杯中斟酒,另一个伴娘拿起一杯酒先给茂德喝下一半再让惠兰喝下剩下的一半。另一杯酒则先给新娘后给新郎。就这样,茂德和惠兰交换着喝了六次。婚礼上的这种交杯被称为“永结同心”。惠兰一直低垂着眼睛,忍着笑佯装严肃,但是在交换酒杯的时候,她借机用余光看了一眼新郎。“哦,他很英俊!”她想。她感到很高兴,微微一笑。这是命中注定的夫妇相互了解的开始。

接下来还有一个简短的祭灶仪式要进行,夫妻拜灶神。因为厨房对新娘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不久她就要为夫家的所有人做饭。

仪式上宾客有增无减。男人们在书房、前院的房间以及堂屋里受到款待,而女人则被安排在后堂和内厅。新郎的双亲芬洲和张太太是最忙碌的人,他们接待所有的宾客,每个客人都向他们而非新郎本人祝贺。

堂屋已安排就绪,新郎和新娘出来当着众宾客的面拜见张家的长辈。一张摆着祖先神龛的大桌,覆着红毯的两张大扶手椅摆在两边,地上铺着红毡。新郎站在左边,新娘在右边,面向扶手椅。他们一站好,人群立即往前拥,因为人人都想要一睹除去了头冠和盖头后第一次出现的新娘的芳容。前排宾客告诉后面的人新娘如何迷人,赞叹声在各个地方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不久,新郎的双亲张芬洲和张太太一身华服出场。他们分坐在两把扶手椅上,芬洲在左对着儿子,张太太在右对着新娘。他们一落座,司仪姚云生就发出一个字的指令:“跪!”新郎和新娘就在双亲面前跪下。司仪又指令“叩头”,于是年轻夫妇叩头三次。新郎的父母坐着一动不动,只是微笑着,感到无比自豪。三跪九叩之后,双亲起身离开,留给新婚夫妇一个用红纸包着的礼物。接下来要拜的人坐在了扶手椅上,他们是茂魁和他的太太。再接下来是茂衡和他的太太。茂魁和茂衡是新郎茂德的两位兄长。拜完了所有张家的成员,不属于张家但与张家有关系的长辈也要挨个拜过。这项仪式很费时,一直持续到深夜。

这一切结束之后,才是喜宴。堂屋里摆了四桌,院子里六桌,后厅里为女眷们摆了五桌。东林被邀请坐在第一桌的贵宾席上,因为他是新郎母亲家最年长的男性。在后厅的女眷之间坐在相似位置的是祖母潘氏。

席间,酒过三巡,鞭炮响了。这是给新郎的信号,让他在堂屋正中跪拜众宾客,感谢他们的出席。新婚夫妇全程穿梭于各个餐桌,向宾客敬酒祝愿他们安康。

多数宾客在喜宴之后就离开了,但有些年轻人冲到新房按照习俗“闹洞房”,他们的目标是用各种笑话让新娘发笑,并让新郎新娘处于各种甜蜜的窘迫之中。过了好久,直到拿到新娘的手帕作为礼物,他们才肯离去。

新郎和新娘终于能在自己的房间里独处了,欣喜而又疲惫。茂德问新娘:“你感觉怎么样?”惠兰羞涩地没有回应而是把脸藏在帐后。伴娘最后一次进来,笑靥如花。她们为新郎带来了“喜帕”,是一块淡红色的丝质方巾,翌日要被展示,按传统用以检验新娘是否是处子之身。直到领到赏钱之后,伴娘才会离去,留下新婚夫妇单独相处。

第二天,还有其他的仪式。惠兰的弟弟王齐昆来到张家。他带来了两顶普通的轿子,邀请姐姐和她的新婚夫婿回娘家。在那里,还有一些仪式要举行。立阳按照礼节接待了新女婿,请他三次享用一种特制的茶并抽了一种特殊的烟。

茂德和惠兰也要向娘家的列祖列宗行礼。还要再经历一次向家族成员和亲戚们跪拜叩头的仪式,不过这次是向王家人。这一天,他们收到的所有礼物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这是头一次他们被认为能够拥有自己的私产,在婚前,他们所有的财物都属于各自的父母。因为有嫁妆、家具和礼钱,婚礼为他们自己的小家庭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几天,茂德和惠兰在王家参加了许多庆祝仪式和聚会,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欢乐的时光。英俊开朗、举止得体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婿茂德,被岳父岳母视若珍宝。之后,新婚夫妇返回张家居住。芬洲让茂德放弃学业而留在家中处理家事,茂德欣然应允。

茂德的婚礼结束了,张家的生活又得以回归常态。茂魁回到福州为店里做咸鱼生意,芬洲往来于湖口的店铺和新居之间。家中的田地现在由芬洲的次子茂衡和雇工培明耕种。

芬洲终其一生通过行医、与东林合作开店、商业往来、建新居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关系圈,因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与王家的联姻又增加了新的一环。现在,芬洲和东林的关系圈同样广泛、稳固和有生气,在村中同样受到敬重,而且彼此紧密相连。但是两家会变得不同、分道扬镳并最终走向不同的结局吗?





第五章 入学


一天,东林坐在柜台边,一位老先生走进来。等他拄着拐杖走近的时候,东林认出他是镇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吴颂南。东林起身问候并恭敬地给他搬过来一把椅子。

“吴叔,今天什么风把您吹来了?”东林一边问,一边把水烟袋递给老先生。

“我一直想过来向你表示祝贺,东林兄弟,”吴颂南答道,“你无疑是镇上最重要的人物了。”

“哦,不敢当,我哪有那么好呀!您过奖了,老叔。”

一番恭维之后,颂南和东林坐下来谈论店里的买卖。这时,芬洲恰好从药房过来,看到颂南,马上给他沏了一杯茶,以示敬意。颂南对两位合伙人的店铺生意和新居大加赞赏,并特意向芬洲表达了未能出席茂德婚礼的遗憾。他说听说那个婚礼非常隆重盛大。

接下来,颂南说已经为正在筹办的小学请了一位老师,希望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读书。在诉讼官司之后,东林早已感到现代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于是欣然同意了。很快,东林让站在柜台一侧的堂弟东恒——玉衡的长子——立即捎口信回家,让六哥到镇上来念书。

颂南一离开店铺,芬洲就私下对东林说:“像颂南这样的人能成为镇上的重要人物,令人匪夷所思。你记得他是如何发家,又惹了多少闲言碎语吗?他最初不过是一个点心店的掌柜。有人告诉我他的一位表兄是黑钱会的头子,曾经把钱藏在颂南的点心店里。后来,这位表兄劫掠生涯结束就和他一同生活。有人说是颂南杀了他的表兄,将所有劫掠来的钱财据为己有。他就是这样暴富的。”

东林回应说:“我也在哪儿听过,但从来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不管怎么说,颂南后来盖了新楼,娶妻纳妾。可有人讲,他表兄的鬼魂一直在那房子里出没作祟。后来他认识了一位白人传教士,帮他驱鬼。布道之后,颂南成了基督徒。他的房子被奉献出来,礼拜天当作教堂,平日六天办学校。现在,一位中国传教士和学校的老师都同他住在一起。”芬洲继续道。

东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学校就是一所教会学校。”停顿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最近我收到了三哥的来信,他受了洗。无论如何,这是与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和教会的人建立关系的一条途径。”

这时,药店的一个学徒来把芬洲叫走了,两个姻兄弟之间的谈话就此中断,但决定已经做出了。

第二天,东林的次子四哥带着六哥,也就是小哥来到镇上见他们的父亲。东林没有亲自送小儿子去学校,而是让账房姚凯团替他去。凯团牵着小哥走到了颂南家的大门口。他们一进门就看见庭院左右已经挤满了小孩子,每人有一张书桌。老师是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男子。他双手作揖,示意欢迎凯团,凯团以同样方式回礼。然后,他让小哥在老师面前跪下,就像所有的学生初次见到师长时要做的那样。与此同时,四哥从店里给小哥搬来了一张书桌,老师让把书桌放在右边第二排。

在茂德婚礼上主持“请下轿”仪式的那个小男孩,六哥,现在八岁了。他是一个瘦弱、苍白的孩子,而且因为在乡下长大,非常羞涩、胆怯和怕生。在自己的书桌边坐下的那一刻,他就开始后悔来学校了。他不让他的兄长四哥离开。当四哥走出学校大门的时候,小男孩的眼中噙满了泪水。在陌生人之间,他觉得如此孤单,就好像荒山野岭离群的小羊羔。牧师的儿子坐在第一排,他回头看着这个乡下来的孩子,嘲笑他。他指着六哥的泪水说:“瞧,磨坊主榨油了。”小哥再也忍不住了,他追着哥哥跑出学校,央求哥哥带他一起回家。

东林是一位严父。他所有的儿子都将他看作家里的暴君,避之唯恐不及。他的命令就像帝王的圣旨,只能服从。羸弱的六哥在众兄弟中最怕他,和他一点亲近感都没有。所以,这样是行不通的。当他和四哥重新出现在店铺的时候,父亲无情地让四哥返回村里的家,而命令小哥独自回学校。事实上,第二天的学校生活比第一天更为可怕,尤其是老师开始检查他的功课。

第三天,早餐过后,小哥跟父亲保证他会直接去学校,但是他撒了谎,在半路掉头往家的方向走去。不久,他在湖口的大街上看到了东恒,就紧紧地盯着他,打算跟着他回村。东恒一离开镇上,小哥立即远远地跟着,一同往黄村走去。当东恒最终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阻止,因为他们已经到了村口。

当小哥突然出现在母亲黄太太面前时,因为思子心切,她比以往更热情地欢迎他。他黏着母亲,哭喊着,发誓再也不去学校了。只要能和母亲一起生活,一辈子放水牛他也愿意。黄太太是个温柔心软的女人,她把他抱在怀里,安抚他,给他讲他喜欢的故事。对学校的恐惧逐渐从他脑海里消失了,他的心里充满了幸福。母子俩有说有笑,一切似乎又都风平浪静了。

但是快乐只持续了一会儿,因为有消息说东林也在回村的路上。他们对此大吃一惊,小哥感到惩罚的威胁已经笼罩着他。他的脸在发烧,心在剧烈地跳动。他飞速从母亲身边离开,经过厨房的后门,想要逃进屋后的深山老林中。但是黄太太追着他出来,恳求他回来。就这样,小哥被带回,成了家中暴君父亲的受害者。

正在气头上的东林折断了一根竹棍,狠狠地打他的儿子。小男孩被命令立刻离家回学校,一刻也不能耽搁。六哥哭着求援。向来对东林百依百顺的黄太太,今天也为了小儿子劝东林。她面对着丈夫说:“这不是小哥的错,是我让他回来的。”

东林转向他的妻子,吼道:“你真丢脸!你难道不明白我送你儿子去上学是为了他好吗?我又不是把他送监狱!”

黄太太不作声了,也不敢再试图阻止父亲打儿子。但是祖母潘氏和伯母林氏一起走出来,也劝东林。可不等她们近身,东林已经拎起了还在哭泣的小男孩走出了家门。女人们在身后叫东林回来在家吃完午饭再走,但是他回绝了。在往回走的西路上,被扛在父亲肩上的小男孩越哭越大声。

那三个女人,祖母潘氏、伯母林氏和黄太太走出屋子,站在大门口看着父子俩。离家不远,东林再次把小哥放在地上,但是小哥躺在路上不肯走。东林抓起一根棍子又打儿子,这一次下手更重,孩子大声哭叫。三个女人,顾不得缠裹的小脚,尽可能快地跑过去。但让她们失望的是,她们一靠近,父亲又背起孩子走远了。

太阳下山了。四哥从田里干活回家,听说了小哥如何逃学和挨打,还被带回学校。黄太太催促四哥去镇上看看小哥。她知道他对小哥好,因为自最小的妹妹珠妹出世以来,他们兄弟俩一直同睡一床。就这样,四哥和六哥在店铺里相见了,小哥给他看因挨打变得红肿的胳膊和腿。哥哥安抚他,让他以后做个听话的好孩子。

四哥准备离开店铺的时候,不敢再次逃跑的小哥,抓着他不让他走。两兄弟一直十分要好,但是东林出来了,把小哥从四哥身边拉走,带回后面的房间。听到卧房里传来的哭声,四哥心情沉重地离开了店铺。再次回到家里,当母亲问起弟弟的时候,他也哭了。

东林在孩子上学一事上如此严厉似乎有些奇怪,但并非难以理解。因为自己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东林意识到让孩子接受教育对他以后的生活是多么重要。他培养小儿子的愿望后来被证明是有效的,因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小哥后来成了一个学者,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倘若东林放任他的儿子随心所欲,那么小哥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放牛娃。想着诉讼的沉痛教训,东林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听说小哥逃学的时候,他立即回家把他带回来。他不顾祖母潘氏关于小哥尚年幼、应该在家多待一些日子的请求,他压制小哥和母亲及兄长之间的感情。为了儿子和家人的最高利益,东林利用个人权威,强迫小哥适应新的环境。

实际上,几天之后,小哥就开始喜欢学校生活了。魏成清是第一个和他说话的人,成清比他大,但是不如他聪明伶俐。不久,他们便成了朋友,但有时也是“敌人”。在算术课上,小哥总是表现出他的机敏,比其他人解题快得多,所以同学们都问他答案。其他课程他也学得很快,比如历史、地理、书法和作文。最初因他是乡下孩子而瞧不起他的传教士的儿子,不久也变得友好了。

学校由颂南和老师创办,教会和传教士策划,采用了现代课程,但是村塾的老传统也或多或少有所保留。有一次,成清背诵课文,他像以前的学生一样背对老师。背到一半,他停了下来,因为他不记得后半部分了。坐在他身边的小哥,想小声提醒他,但不幸被老师听到了。老师立刻取了一支白色粉笔,在地上画了两个圈,成清和小哥一人一个圈,罚站了几个小时。这种惩罚,实际上是在孔夫子圣龛前“跪香”的改良版。现在孔夫子没有了,因为教会学校禁止崇拜耶稣基督以外的神,但惩罚却以改良的方式继续存留。所谓“跪香”,指的是受罚的学生双手捧一支香跪在圣龛前,直到香燃尽才能起身。

小哥在学习上勤奋,不时得到奖励。老师用红色的毛笔在小哥的手掌上画一个鸡蛋的形状,意思是他应当得到一个鸡蛋作为奖励。小哥于是把手掌上的鸡蛋给姑父芬洲或者账房凯团看,他们之中的一个会在当晚给他买一个鸡蛋。小哥从不把鸡蛋给父亲看,他很怕他。然而东林越发喜欢这个小儿子六哥。他的学业在进步,尤其是每次期末考试总是全校第一。

除了学业,小哥也积极参与其他活动。学校里有一门体育课,每个学生有一把按照真枪仿制的木头枪。老师像指挥官一样向学生发号施令,前进、立定,就像军队一样,还教他们唱军歌。夜间放学后,学生们就自己操练体育课上所学的东西。此外,他们还模仿驻扎在湖口镇上的一支部队士兵的组织模式,用一个本子记录每名组员的职责。有一段时间,成清试图和小哥竞争指挥官的位子,学生们建议进行匿名投票。两个候选人的名字被写在了一张纸上,支持小哥的人就将他们的名字写在小哥名字的下面。公布选票的时候,成清的名下没有名字,他落选了。但是,成清为了赢回同学们对他的支持,试图通过努力学习来弥补。但这被证明只是徒劳,因为即便他用功学习,他也从未赢得支持。

一天晚上,作为指挥官,小哥命令他的队伍进驻父亲东林和姑父芬洲合开的店铺。店中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邻近店铺的人也纷纷赶来参观这支“军队”。在观众的包围中,小哥发号施令,队伍就操演在学校学过的操。而且,他们还演练了从真正的部队那儿学来的操,每天清晨都有军人在村里操练。学生们的表演在人群中引起了阵阵笑声。东林坐在柜台边,非常满足地看着小儿子的“军队”,为他感到自豪。

学校里有个女孩名叫张月英,坐在小哥后面一排。她是茂德结婚时的媒人茂恒的大女儿。茂恒是湖口镇上一家杂货铺的店主。他的生意如此兴隆以至于他将全家都从陈洋村接来住在店铺的后面。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人,茂恒将女儿送到小学和男孩们一起学习。事实上,月英是个品行端正的小女孩,不大与男孩来往。她有着像满月一样的圆脸蛋,清澈明亮的眼睛以及新月一样的眉毛,一笑起来,左边脸颊上就出现一个漂亮的酒窝。月英和小哥非常要好,不仅因为两家的关系,也因为两人对学校的功课有共同的兴趣。

有一次,月英去校舍边上的厕所洗手,小哥的对手成清尾随她并试图抱她。她非常愤怒,但是由于胆小,只把这件事告诉了小哥。小哥立即报告了老师。老师异常激动,因为这种事情被认为是最下流的,也是一个受教育的孩子永远不该犯的。他抓起竹棍就打成清的头,说明他非常生气,因为平常竹棍只是打学生手心的。

回到店里,小哥很少花时间学习,而是让人给他讲故事或者自娱自乐地做水车、鸟笼或者草编篮子。有一天,他甚至从药店偷了一个箱子来搞他的发明,因此又被父亲严厉地教训了一顿。这一次,他觉得惩罚有些不公,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不像从前那么惧怕父亲,而东林也因为他在学业上成功而有些放纵他。这次新的惩罚,小哥哭了一个下午。在他啜泣的时候,非常喜爱他又恰巧经过的茂恒进来安慰他,然而即便是他也无法让小哥不哭。茂恒厌倦地走了,他告诉店里的人自己花了两个小时也无法让这个固执的孩子停止哭泣。他对这个孩子的喜爱减少了。后来,当三哥提出让茂恒把女儿月英许给小哥的时候,茂恒断然地回绝了他。

与此同时,小哥逐渐适应了店铺和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现在,他已淡忘了村里的生活。渐渐地,父亲取代了母亲成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在学业之外,小哥与店铺的人交友,组织他的小“军队”,把时间花在其他许多事情上,比如与同学口角、教堂礼拜、球赛、爬山等。父亲东林对他的感情日益深厚。最终,父子之间的关系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其他人开始注意到这种变化并以新的眼光看待这个小男孩。

然而,小哥没有全然失去与家庭和村子的联系。端午节的时候,东林让他回了家。能再次见到母亲和兄长,再次享受家庭生活让小哥异常兴奋。到家的时候,他看到大门两边贴上了新对联,门楣上挂着菖蒲,其剑状的叶子有驱邪的作用。他在孩子们的喧闹声中进了家门,他的妹妹珠妹和小侄子少台围在他身边跟他要点心。少台是大哥的长子。

黄太太、伯母林氏和大嫂坐在三层的大厅,准备包粽子。粽子是糯米做的,以肉、豆子为馅,用箬叶包裹,再用草绳捆扎成串。粽子串煮熟之后挂在天花板上,随吃随取,是一种美食。

小哥进来后,向他的母亲展示了一叠手绢和一把题了几行字的纸扇,纸扇是学校老师送给他的。这是一项传统,在端午节的时候,学生邀请老师参加聚会,而老师则以扇子和手绢作为礼物送给学生。已逐渐成为村里年轻人头头的五哥,想要扇子向同伴们炫耀,但小哥不愿意给他。在扭打中,五哥抢到了扇子并把它撕成了碎片。小哥伤心地哭了。和小哥要好的四哥过来帮忙,他抓住了五哥,两兄弟扭打起来。虽然四哥比五哥年长两岁,但是他比弟弟瘦弱,两人势均力敌。他们的母亲黄太太试图分开两人,但是却无法阻止两人打斗。从此以后,两兄弟经常打架。

为了安抚孩子们,黄太太拿出了几个刺绣的香囊,作为节日礼物送给他们。香囊很小,绣着鸟、虎、狼、鱼、鼓、扇子等形象,里面装了香粉,细致地缝合,闻起来非常香。香囊上还系着绸带,可以挂在脖子上。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中午全家聚会。虽然东林和三哥不在家,但其他家庭成员还是同往常一样尽情享受。他们喝一种把雄黄粉溶进白酒制成的雄黄酒,还按照传统用雄黄沾了水涂抹小哥、珠妹以及少台三个孩子的额头。四哥甚至做了一个雄黄粉筒,据说点燃之后冒出的烟可以驱邪。等燃尽了,四哥拿着还冒着烟的筒在墙上写上几句话以求好运。在祛除瘟疫或其他疾病以及毒蛇虫害方面,没有什么比得上雄黄粉。

下午,四哥和小哥去湖口镇,在那里,闽江上的龙舟竞赛会持续好几天。传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中国古代一位投河而死的忠臣和诗人屈原,人们向水里扔粽子以祭奠这位忠诚之人的灵魂。每年这个时候,龙舟赛在福州一带非常流行。

端午节后不久,暑假就开始了。三哥从福州带回了他的同学,结拜兄弟陈香凯。香凯二十多岁,身材高大,方脸宽肩,结实且精力充沛。他健谈,喜欢讲故事和开玩笑。黄家所有人从一开始就喜欢和尊敬他。

那年夏天,有一次,与黄家四兄弟一起漫步于后山的时候,香凯看着山脊惊呼:“这就是‘风水’啊,兄弟们!这山的形状很像鸡(得名金鸡山),头和脸偏向一边,但一只金色的翅膀却伸向你们的房子。那必定是你们家兴旺发达的原因。我们就叫它‘金翼之家’吧!”三哥和他的弟弟们对这种风水之说都感到兴奋,一再转告黄家的其他人,大家都重视这种说法,因为香凯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他的话比普通乡村的风水师更有分量。这一说法于是从黄家传到村里,又从村里传到镇上,以至于最后东林的房子成了众所周知的“金翼之家”。

学生的假期生活总是令人愉快的。黄家兄弟的生活因为有了结拜兄弟香凯的陪伴而更是如此。他们经常深夜趁着月光去邻村偷桃子和葡萄,然后来到河边,坐在草地上边聊天边分享“战利品”。白天,他们则游泳、爬山、摘野果或者串门。有时,他们去找茂德,然后在被称为“龙吐珠”的房子里吃午饭。从坡地上偷了红薯,他们就到山顶野餐。在乡村,男孩们偷水果和红薯是如此频繁和自然,以至于没有人把它视为犯罪。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这是香凯和黄家兄弟在假期返校前共同的感触。所有人都舍不得他们走,尤其是香凯,他在黄家受到了亲儿子一样的待遇。他在三哥的陪同下与家里人一一道别。祖母潘氏拿了两个煮鸡蛋和一些蚕豆给他作为临别时的礼物,因为她把他当作孙子一样疼爱。当他到镇上跟东林告别的时候,东林一再说,希望他一定回来。这就是香凯和黄家关系的开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看上去稀松平常的关系,对黄家未来的生活将变得极为重要。





第六章 村里的节日


香凯和三哥离开后不久,大家该去扫墓了,这是黄村所有人家都要参与的盛事。祭奠一世祖的首次墓祭是在阴历八月初一。黄家的一世祖是东林祖父的前五代,他从福建南部沿闽江到黄村落脚。不过他们来的时候,黄村周围的土地早已有主了。然而先祖们辛勤劳作,还是在村里获得了立足之地。他们自然不曾料到,几个世纪以后,村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属于黄氏宗族,只有村里的小客栈是外姓人开的。现在,作为同一祖先的后人,黄村人结成了联盟,彼此忠诚,一致对外,以至于这里被外人叫作“蛮村”。不仅如此,黄氏宗姓人还依然保留着福建南部方言的独特口音,是邻村人听不懂的。实际上,黄村人若想与外界联系,还要说本地话,即古田方言。从先祖至今,无论从他们的内心,还是未改的乡音,都表达了真正属于同一宗族的认同感。

墓祭仪式是长久以来的传统。一世祖是某一块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这块土地通常被称为“祖公田”,由族内不同世系的不同家庭轮流耕种。每年,暂时负责祖公田的佃户有权耕种这块土地,但是这一家也有义务在当年献祭并为全族准备宴会。当然,祖公田永远不许出售,全族集体对此负责。

第一位黄氏先祖的墓位于黄村和湖口镇之间的山顶上。墓祭那天,五哥和小哥被选为家中的代表,早早起来去墓地为全家占好位子和安排中午的宴会。虽然他们晌午之前就到了,但村里的不少孩子已经在那儿了。清扫干净墓座,擦去碑上的尘土,野草也拔了。墓地左右摆了座位,大约12个座位围成一个圈,中间既圆又平的地面当桌子用。

因为来得太晚了,五哥和小哥不得不四处为自己家找位置。墓地周围的参天大树下有阴凉,是最好的地方。多年的经验已经教会村里的男孩们如何在墓地找到好位置。

正在小哥继续寻找合适地方的时候,五哥却与村里一个年纪相仿的男孩吵了起来。五哥想要占一个地方,男孩却说那个地方是他的。男孩把他的东西放在那里表示已经占了那个地方,但五哥争辩说他也早把一根绿叶树丫放在座位上。按照惯例,这是先占的标记。争吵越来越厉害,男孩和五哥开始扭打。小哥在家里是五哥的对头,这时却成了他唯一的盟友。他飞奔过去帮五哥,把那个男孩的东西扔了出去,又抓了一根棍子打男孩的腿。因为被两兄弟夹击,男孩觉得打不过,就撤退了。当然他可以打小哥,但是他不会这样做,因为小哥太小了,还不是他的对手。

村民来得更多了。墓祭的人家要带大约30个桶和篮子,装满了吃食。在上山前往墓地的人群中,有很多是金翼之家的成员。小哥呼唤骑在四哥肩上的珠妹,还有被大哥背在背上的少台。两个孩子回应着小哥的呼唤,过来与站在墓地入口等他们的小哥会合。

东林和他的店员,东飞的兄弟东志从镇上来。孩子们冲下去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为全家预留的地方。东林在村民中引人注目,鹤立鸡群。他健壮富态,神采奕奕,精心修剪的小胡子使他看起来更精神。他简单地穿了一身衣服,短上衣,宽大的裤子,均由亮面黑丝绸制成。这种穿着比村里的其他男人更讲究,因为他们多数穿的是女人们自制的粗布衣服。东林的与众不同不止在于外表。他的遣词造句,他的能言善辩,他的敏捷思维,他在村外世界中的阅历以及他处理各种事件的策略,赋予他权威性和领导地位。他是先祖之后村里最成功、最有能力的人。在这个场合,东林得到了所有人的尊敬和问候。

不久,鞭炮齐鸣,声音在山间回响。孩子们呼喊着、尖叫着、奔跑着。长辈们相互问候,谈笑风生。每一张面孔上都洋溢着喜悦和幸福。突然,领头人敲响了大锣,示意所有的后人们向长眠于面前墓座中的祖先致敬。现在,山顶静悄悄地变成了肃穆的舞台,伴随着庄严的音乐。

墓前,村里的男女老幼纷纷跪下叩头三次。由于地方小,不能同时行礼,所以人们像流水般轮流上前,后来者迅速填补之前行礼的人们留下的空缺。墓碑前的大石桌上,摆满了供品,酒杯斟满了美酒,蜡烛和香也点燃了,最后把纸钱和纸元宝堆在一起,燃起熊熊的火堆。

拜祭之后,主持仪式的人家分发食品,人们就座开始野餐。村里的长者相互举杯庆祝,照例都要说几句赞美祖先的话。族中所有的男人都来参加这一虔诚的盛典,其中既有初次出席的,也有迟暮的老者。除了零星几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其他参与者均为男性。这是黄氏宗族有史以来最隆重的聚会。

黄氏宗族的墓祭持续了十天左右。每一天,只扫一位祖先的墓,从最久远的祖先到最近的祖先,依次安排。一个宗族的不同世系就如同树的枝杈一样,从同一祖先的“主干”分叉。所以到了晚近的祖先,各世系就分开在各自的祖墓前祭奠。东林家自然不能忘记东林祖父的墓,在那个被称为“鼠朝仓”的地方。东林和他的叔父玉衡带着晚辈们到这处风水宝地扫墓时,他们也带来上供的食物。玉衡跪在墓前,大声诵读他亲自写的祭文。他是一个文化人,曾经是村塾的老师。东林没有念过多少书,对祭文不太在意。他爬上墓顶俯瞰,再一次心满意足地看到山下的五谷丰登。墓祭的时候他们只吃一些糕点和糖果,真正的宴席要回家举行,本族的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幼皆可参加。

墓祭对村人而言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他们聚在一起享受一段欢乐的时光,对先辈们心怀崇敬,感谢他们找到这个好地方,开荒建房。阴历八月的墓祭刚好是他们夏季田间劳作之后和秋收之前的间歇。同其他村民一样,东林从未缺席过墓祭。他认为参与是尽孝道。同样,他也明白宗族的聚会是可以恢复人际关系的纽带,是乡村凝聚的一个重要力量。他总是关注和敬重族人的生活。

节日过后,生活如常。小哥继续上学,同父亲住在店铺,店铺的生意依旧。在金翼之家,男人在田间劳作,女人料理家务。一般小的年节,庆祝活动是在小家里办。以冬季的节日为例,冬至那天,黄氏宗族的各家分别安排小的仪式。冬至前一天,东林和小哥回家和家人在厨房集合,这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必须参加的。大家一起做一种冬至特别的食品——汤团。

黄太太拿出一篮子糯米面,加水揉成一大块,然后再弄成小块分给每个人。金翼之家的所有成员都挤进小厨房,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也有的倚墙靠着。他们愉快地将小面团压一压,再放在掌心搓成团。听说揉得越圆,家就越幸福圆满。淘气的小哥把他的那块面捏成猫、狗、秤砣、钵、杵等各种形状。所有人都搓完后,就把汤团放进一个敞口的面箩中,每人轮流抓住箩边摇晃,寓意幸福代代传递。

节日当天一大早,大嫂就开始煮汤团,要加些红糖。首先供奉给祖宗和灶神,然后才给上供人吃。他们在房子的各个入口和每个房间的门上都粘了两个汤团。这一做法据说和一个关于孝道的传说有关。据说,从前有一个男人在深山里迷了路,不得不和动物生活在一起。他遇见了一只母猿,就和她住在一起。不久,母猿生下了他们的儿子,这个男人就带着儿子回了家。儿子长大之后成了大官,他想邀他的母亲——母猿同他一起生活。于是他召集族人进入山林,在沿途的每棵树上都粘上汤团,一直到家门口,这里粘了更多的汤团。衰老饥饿的母猿顺着汤团的记号,终于从树林里找到家中,她的儿子出来迎接她并同她住在一起。为了纪念这个孝顺的儿子,粘汤团的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

春节当然是乡村最盛大的节日,而祭灶是最先进行的仪式,节日食物在几天前就准备好了。金翼之家的人再次聚在一起敬奉灶神。他们献上十杯茶、十种点心、十盘菜和十杯酒。他们还将黄豆撒在厨房房顶上,供灶神的马享用。因为这时旧的灶神会从厨房屋顶骑马上天,由新的灶神来接替。供品是为了贿赂离开的灶神,请他不要把家里不好的事情报告天庭的神仙,这样他们就不会被触怒,从而避免灾祸降临到这一家。

放了寒假的小哥,是第一个从外面返家的。父亲给了他过年用的一袋花生、一袋蚕豆,还有一些糖果,让他带回家。回到家,他惊讶地发现,一切都已收拾一新。他的叔祖玉衡写在红纸上的新对联,已经贴在了大门两边、堂屋的柱子上以及供奉祖先神龛的墙上。

两天之后,东林和三哥一起回来。黄太太和祖母潘氏非常高兴。三哥从福州带回了一种特别的点心,分给每个家庭成员品尝。东林给每个16岁以下的孩子一些压岁钱。

金翼之家真正的庆祝从除夕开始。年夜饭前的黄昏,堂屋里挂起了红色的帐子和灯笼。大厅中央靠墙供奉祖先神龛的桌子上,摆上了美味的供品,点燃了红蜡烛。东林让三哥向祖先神龛敬香和鞠躬。父亲吩咐了,可已经是基督徒并发誓不再拜祖的三哥,随即看了弟弟四哥一眼,四哥心领神会马上敬了香。当四哥把香插在香炉里的时候,东林对孩子们按他的吩咐去做而感到满意,并不在乎是哪个儿子做的。

此时,大哥在堂屋正中摆上了一口平底大锅,锅里的柴火搭成塔状。火从塔底点燃,这时在上面撒些盐,能听到噼噼啪啪的响声。这被称为“烧爆竹”。这一习俗据说源于明朝末年,即17世纪,当时福建沿海倭寇肆虐。倭寇极为野蛮,他们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不久,他们就占领了这片土地,沿海被占领的每家每户被迫供养一名倭寇。后来,人们秘密决定刺杀倭寇,在除夕夜的行动中,以篝火为信号。计划成功实施,倭寇被杀光殆尽。为了纪念这一英勇的事迹,人们至今依然保留着“烧爆竹”的习俗。

在金翼之家,木柴在堂屋祖先神龛前的锅中燃烧。家里的孩子们在小哥的带领下,戴上纸面具,围着火堆蹦蹦跳跳唱歌谣。他们被告诫只有当最后一根柴火燃尽才能摘下面具,不然会生病,最怕染上天花。这时男女老幼欢聚一堂,看着神圣的火堆,不时传出欢声笑语,温暖的气氛在家中洋溢。一家之主东林从燃尽的火堆中取出三块木炭,分放到厨房的灶膛里,仪式才告完结。

随后,祖先神龛前摆放的各种菜肴再拿到厨房里烧熟,全家人聚在一起享用这些之前敬奉给祖先的供品。晚宴之后,他们还要敬奉各路神仙如风神、雨神、天神和土地神。这些都要在堂屋中进行。

灯笼和蜡烛闪烁着明亮的光,黄家从老祖母到年幼的孩童都为了守岁而很晚睡觉。他们要谈论吉利的事情,要尽可能举止得当,确保以良好的状态迎接新年。特别告诫孩子们不能说脏话或者不吉利的话。如果他们说了,大人就要用草纸给他们擦嘴巴,以便消除所说的话可能带来的不好兆头。

午夜前夕,堂屋正中摆上了供奉“春节米”的桌子。桌上摆着一个米盒、一对插着花的花瓶、插在烛台上的蜡烛、香炉,还有酒壶和酒杯。在所有这些东西中,米盒是最重要的。盒子是特制的,圆形,有15英寸高,漆成金色和红色。里面有大半盒蒸熟的米饭,米饭正中放了一个大橘子,周围是“五子”。我们还记得,“五子”指的是花生、红枣、榛子、西瓜子和龙眼,均象征着幸福美满。十双漆过的筷子沿着盒子的内壁插在饭上,同样插在饭上的还有两根松枝,枝上挂满了彩花、纸钱、纸元宝、花穗、小年历以及其他吉祥的物件,琳琅满目。

一切准备就绪,家长东林拿起酒壶往酒杯里斟酒三次。五哥点燃了爆竹,四哥点燃了纸钱。全家挨个从桌子后面向敞开的院子叩头。只有三哥因为新的信仰而没有参加任何仪式,但是同样受过洗的小哥依然像往常一样拜了祖宗和天神。

新年一大早,金翼之家的雇工南明开了三枪。众人都被枪声叫醒,纷纷起床互相拜年。孩子们特别打扮起来,漂亮的新衣服,口袋里装满了花生和蚕豆,开始迎接新年。

早饭过后,一群村民涌进来要看看家里的新娘子。二哥的妻子二嫂在一个多月前嫁过来,现在仍然被视为新娘子。这是村里的传统,每年的新娘子要在新年当天招待访客。因此,二嫂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端着一个漆盘来到堂屋,盘子里放了几杯茶、“五子”、蚕豆和糖果。端给客人的时候,她害羞得不敢抬头,而客人们都有礼貌地从盘中拿了一些东西并向她道谢,称赞她修长结实的体型、漂亮的装束和迷人的举止。

下午,东林请老太太潘氏穿戴打扮好,准备接受儿孙的敬拜。如今她已经70岁了。中国人习惯按照新年而不是实际的生日来计算一个人的年龄。祖母穿上了一件长及脚面的精致绣花长裙,安坐在堂屋中央的大扶手椅上,座位前铺着红毡。伯母林氏第一个跪在红毡上给婆婆磕了三个头。接下来磕头的是东林和黄太太。之后轮到的是大哥和大嫂。然后依次是二哥和二嫂,三哥和他的三个弟弟以及最小的珠妹。没结婚的子女,以长幼为序挨个向祖母行礼。最后行礼的是大哥的儿子小少台,他是祖母潘氏后人中第四代的第一个成员。

这时,有客人敲门,为了确保仪式的私密性,大门是关着的。来人是祖母潘氏的大女儿张太太和她的丈夫芬洲以及他们的儿子茂衡、茂德。吉时到来,祖母很高兴,微笑地接待他们,他们也轮流向祖母潘氏行礼。随后,黄家人用水果、花生、糖果、酒、茶和其他好东西热情款待来客。

可以想见,看到老母亲,这位守寡四十余年、历经磨难的寡妇,现在能够骄傲而满足地坐在堂屋,东林是何等高兴。这是一次至亲的团聚,只有黄家人和姻亲张家的成员。太阳照进堂屋,红毡、绣花衣、新春联以及其他新纸饰物像是镀上了一层明亮鲜艳的色彩。每个人的眼睛都熠熠生辉,家中为幸福笼罩。今天不做生意、不上学、不用干农活,也不用做家务,是享受、休息、聊天和放松的好时光,一切都其乐融融。这是东林自儿时起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

在乡村,春节的确是一个欢乐的节日,所有人都在享受假日。年轻的男人们得到长辈的允许,拿出宗族所有的乐器组成乐队,昼夜演奏。乐队有时在村中游行,拜访每一家并带去喜庆的乐曲,使人们开心。新年这段时间,各家一次次互访,喜气洋洋。

节日团聚,放松和休息的日子很快过去了,春节过后第四天开始干农活,湖口所有的店铺再次开业。芬洲和东林离开家回到店里,村里和家里的生活又回到常态。

一旦正常生活再次开始,年轻人又沉浸于他们自己的喜好之中。节日期间,许多人会参加村里的赌博活动,这在当时是最流行的。

就连年纪轻轻、仍在上学的小哥,也跟着五哥在一间农舍学会了赌博。在这里,村里的男孩们聚在一起赌博,花生代替金钱成了筹码。幼稚的游戏散场之后,小哥和五哥恰巧在回家时途经村里的茶馆,听到有人在里面吵架。他们被里面的喧闹吸引,进去后发现有好几桌人在赌博。其中,村里的一个老赌徒正和二哥争吵,好像是二哥想要出老千但被发现了。大哥立即冲进去训斥二哥并将他拖回家。他做得很好,但是到家之后,大哥和二哥两兄弟又开始争吵并扭打在一起。

事实上,这并非偶然。一家之主东林不在家的时候,两兄弟经常打架,相互憎恨。不久,除非万不得已,两人已经避免与对方说话。他们之间的仇恨也延伸到了他们的妻子。天呐,东林以为是家里最为和睦欢乐的时刻,实际上,竟也是埋下仇恨的种子和未来冲突隐患的时刻!

阴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村里的又一盛事。所有的村民聚在黄氏宗族的祠堂里,他们共同祖先的牌位摆放在那里。不同世系的每一家都要准备一桌酒席,花瓶插上花,酒杯斟满酒,点上蜡烛和一排红灯笼,还要焚香。供品分几处摆放,从后厅一直摆到前厅。所有的村民都挤进这个大厅,进进出出。在灯笼明亮的光线下,聚会成了夹杂各种声音的喧嚣,有招呼、有问候,有责骂,也有道歉。

突然,正门前连续三声枪响,厅内立刻一片肃静。在场的所有人都噤声屏息。这种安静要保持十分钟,以免来年灾祸降临村子。但不幸的是,期间有一只狗叫了一会儿,随后又归于宁静。事后,村民们沮丧地相互诉说,预感来年可能不太平。十分钟的肃静结束之后,又听到一声枪响,嘈杂又恢复了。

在摆台结束后,午夜举行了宴会。男人围坐的桌子安排在主厅和开阔的院子里,而女人的桌子则设在后厅和后面的厨房。村里的长辈再次举起杯中酒互祝幸福安康,追述祖先的故事,同春节最后一天的庆祝活动相似。

节庆和劳作在村里交替轮回。劳作时,村民们盼望节日的到来。而在精力恢复之后,他们重又投入劳作。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劳作和娱乐的简单循环,但却很充实。





第七章 农业系统


春节期间,当金翼之家的年轻人跑去村里赌博的时候,长工南明却默默地把猪粪和牛粪搬到房子右边的空地上,这些农家肥是家里的女人们一天天积攒的。他把粪摊开晾晒,晒干之后,就用一根木棒将粪敲打成片制成细肥。他用竹筛过滤分开细肥和粗肥。细肥留起来做田里的肥料,粗肥则被重新放回原来的粪堆,准备以后再一次晾晒和筛分。

一年的农活从春节期间就开始了。二嫂在家里做饭,她为家里干活的大哥、二哥、四哥和南明准备好早饭。而后,她又进了厨房,取出一个方形竹篮,里面放上15碗米饭,上面并排摆着几碟菜,有咸鱼、咸菜、青菜,可能还有一点肉。还有四双筷子和四只空碗。竹篮用一个同样是竹编的盖子盖上。这一篮子食物是田里干活人的午饭。午饭之外,还备有一个装茶水的大竹筒。

除了午饭,四位劳力还各自挑着两篮子晒干的细粪,挂在扁担的两头。他们一早就离开家,来到离村子很远的田里。田一般在高山上,被开垦成梯田,每一级包含一块到数块不等的田。新年期间,在上一年的收割和犁耕之后,土壤变得干燥。四人中的领头者大哥,爬到梯田的顶端,用锄头开辟了一条路以便水能从山涧流入第一级梯田。其他三人也各自在每块田的路边开了水沟,以便水能从顶端的田流向最低的田。

给田浇了水之后,他们抡起锄头,并排着把潮湿的土块尽可能打碎,还是从上面的梯田开始,自上而下作业。

大哥能成为领头者,是由他的年纪和地位决定的。他中等身材、宽脸,又大又扁的鼻子,肤色黝黑。满脸得天花留下的麻子,再加上形状怪异的脑袋,使得他看起来非常难看。但是他有着聪慧精明的头脑。他只在村里学堂读了两年,就能写得一手好字,并认得大约两千个字。因为东林经常不在家,他从小就开始帮着料理家务,家中的法律文书和账目都由他保管。

在田里,大哥干活很认真,对同伴非常严厉,不苟言笑。太阳照到头顶的时候,他放下锄头,简短地招呼同伴停下来。他们一起爬到山田顶上的平台,坐在阴凉处,打开食物篮子,把所有的东西摆出来,享用午餐。饭后,他们轮流喝竹筒里的茶,再懒洋洋地休息一会儿。这时,南明拿出他的竹烟杆,大约有一英尺半长,始终别在他右边的腰带上。他装上烟丝,点着,默默地吸着。烟圈在青山之畔升起,消散在清新的空气中,仿佛劳作的辛苦也随之而去了。

土被打碎以后,他们就要施肥。如果午饭后土还不够碎,他们可能会再来一遍。直到太阳落山,他们才收工。第二天,他们又在另一块田里重复这一过程,直到家里所有十块田都经过松土和施肥这两个步骤。

正月二十九有一个小节日,被称为“拗九节”。东林买了一个大蛋糕,让小哥带回家送给祖母潘氏。农民们虽然不放假,但是早餐要喝“孝子粥”。粥由糯米配上红枣、芝麻、龙眼、红糖和花生做成。张太太让张家的长工培明送了一盒“孝子粥”给祖母潘氏,以示出嫁的女儿对母亲的敬意。这一习俗据说是为了纪念一位佛教徒目连菩萨,他是一出宗教题材的戏中的主人公。他试图把他的母亲——一个受囚禁和饥饿之苦的异教徒——从阴曹地府中解救出来。一开始他试图送粥给她,但是全被那些狱卒鬼吃了。于是,他在粥里放入大量红枣、芝麻、红糖和其他东西,如此一来,那些狱卒鬼就以为这只是烂泥而已。通过这个办法,他的母亲最终吃到了粥,得救了。现在,人们向父母亲献粥就是表达一片孝心。

有时,“孝子粥”也被用于避免厄运带来的灾祸。现在已经九岁的小哥,也要喝这种粥,这是为了度过“不吉利的九”。那些和九相关的18岁、19岁、27岁、29岁等,都被视为不吉利,都要喝这种粥避邪。

早春时节,冬至过后107天是清明节,另一轮农事种早稻开始了。清明节实际上是一个春天的节日,春祭祖先与每年阴历八月丰收时节秋祭祖先同样重要。在村民心里,他们的祖先参与粮食生产,为宗族带来福祉。

在春祭中,大哥和五哥被选为金翼之家的两名代表,在祠堂的祖先牌位前上供。没有墓祭,供品就摆在桌上。各家在祠堂的地上都有一口大锅。因为玉门过世,由新近接替他成为族长的玉衡招呼。族长是宗族中辈分最高、年纪最长的男性,过世之后由族中年龄次之的人继任。当玉衡呼唤一世祖,请他来享用供品时,各家的代表都拿一些纸钱、纸衣服在大锅里烧。然后,族长依次宣读每位祖先的名号,从最久远的到最晚近的,以便所有祖先都能得到供奉和纪念。之后,供品由各家带走,煮熟后大家享用。

东林虽然专注于店铺,但一直惦记家里的土地和耕种。他知道土地是祖传的,是家庭生计的根本,农作的基础。打官司和在商界的经历,使他认识到面对压迫、劫掠或破产,土地是最为安全的。他坚信安稳在于获得越来越多的土地,而农业是一个家生存的基础和延续的希望。所以,即使他本人经常不在家,他还是把农活托付给大哥,由他安排农事和节日庆典。

就农活而言,金翼之家的女人们丝毫不比专做农活的男人逊色。播种时,负责储藏稻谷和大米的黄太太和伯母林氏,把上一年收成中保留的谷种集中放进温水里。四至五天之后,种子开始发芽,于是南明就将发芽的种子撒遍田里的每一个角落。家中的长工南明,不仅仅是一位农民,还为这个家做各种杂活。他修理农具、篮子、水桶等,也砍柴和种菜。

当稻秧长到约两英尺高时,大哥就安排移秧。他叫来东恒和张家的长工培明一起干活。六个人先拔秧,六至七棵绑成一束,再将它们移植到所有的田里。插秧从最顶上的田开始,六人并肩进行。秧苗插入淤泥中,前后左右间隔约两英尺。每个人负责插五棵秧的空间,从左往右,一步步向后退。插秧结束,要给秧苗施肥,这是新苗的营养,再灌入更多的水。晚上,大哥在他的账簿上记下东恒和培明为家里干活的天数,这些工作以后要以同等的劳动量归还。

早稻种植一结束,大哥和他的伙伴们就要开始播种晚稻。所谓的早稻和晚稻,指的是两季农作物,晚稻套种在早稻的空隙中。

在插秧和收割之间,是漫长的炎炎夏日,这期间,要给秧苗除草、加肥和灌溉。黄家的农民们用长柄铁齿耙除草。耙子顺着稻子的缝隙前后移动,他们依然像插秧时一样站成一排,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往后而是往前走。除草后,就要第二次施肥,肥料由人粪加水制成。这是一个冗长的过程,因为在稻子成熟之前,每一块田都要经过多次施肥和灌溉。

暑假,上二年级的小哥回家了。他们让他赶一群鸭子,鸭子在田里觅食,那里的土因为刚翻耕过,为鸭子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有一天,他的那群鸭子遇上了另一群,在稻田里混在了一起。小哥拿起竹竿敲打领头的那只鸭子想把它赶跑,但不幸的是,他用力过猛把它打死了。当发现被打死的不是自己家的鸭子,他就赶着自己家的鸭群回家了。

半个小时以后,田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她发现丢了一只鸭子,开始咒骂伤害她鸭子的人。她提高了嗓门,尖声叫骂。当她尖厉的声音传到金翼之家,黄太太质问小哥是不是他对鸭子做了什么。小家伙禁不住这种质问,哭着承认是自己在田里打死了鸭子。母亲带着他走出去,捡起死鸭子交给大嗓门的女人。她代表儿子请求女人的原谅,说这是无心之失并答应赔偿。大嗓门的女人这才满意,黄太太总是这样公道地处理与邻居之间的关系。

庄稼一成熟,黄家的农民们就要在田里树起稻草人防止鸟类啄食。收割之前,大哥去湖口镇上向他的叔叔报告收成年景,由东林通知地主来收租的日子。

金翼之家前面和下面田里的庄稼最先收割。黄家的农民依然是从顶端的田开始,每人用镰刀割下结着穗的稻秸,割下的稻子一束束堆在田埂上。他们并排收割,每人负责五束。为了一天能收割完,大哥请了东恒、茂衡和培明帮工。

二哥和东恒在附近一块坚硬的平地上用尖利的竹片嵌在木条上,做了一个脱粒架。每人拿着一束稻子往脱粒架上抽打。他们并肩站着,共用一个脱粒架。当一个人打完,另一个人跟上。就这样,两人一起打谷,直到所有的稻谷从稻秸上脱落下来,然后摊在脱粒架后面的席子上。打谷的声音,不断在山谷中回响。

小哥和五哥虽然年幼,但在这个农忙时节,也要干活。他们来来回回,将稻束从田埂上搬到打谷场。孩子们虽小,却承担了重要的工作,他们是收割者和打谷者之间的桥梁。

接近中午,出租这些土地的湖口林家,派了一个管家和五个劳力来到黄村。他们一到打谷场,大哥就放下收割的工作去招待他们。谷子就在这里过秤和分配。谷子是用杆秤称的,两个劳力抬着一根扁担,杆秤就放在中点。二哥和东恒将谷子装袋,第三个劳力将装满谷子的袋子挂在杆秤的钩上。管家站在秤旁边,使左边的秤砣和右边的谷子保持平衡。大哥根据管家的报数,在自己的账簿上记下每袋谷子的重量。所有收成四六分成,林家作为地主得百分之四十,黄家作为承租人和佃户得百分之六十。

过完秤后,管家让劳力们带着谷子回去,自己则同大哥及其他人在金翼之家吃午饭。下午,收割、搬移、脱粒和称重的工作继续进行。林家的劳力又回来取走雇主的份额。

当黄家的农民把潮湿的新谷子搬回家,女人们已经准备了一间干净的储藏室暂时储藏谷子。第二天一出太阳,谷子就被搬到房子右边的空地上,在阳光下晒干。20英尺长、15英尺宽的竹席铺在地上,谷子就晒在上面。这一工作几乎完全落在女人和男孩子身上。大约每隔半小时,席子上的谷子就要翻动一次。一块装着长柄的木板就是用来翻动的。这项工作由黄太太、伯母林氏、五哥轮流完成,还有小哥,如果他恰好在家的话。谷子要在烈日下晒三至四天才能储存。在晒的最后一天,还要再经过两道工序,先要过竹筛,筛掉杂草和土块,继而要用簸谷机扬谷,把草屑和谷壳吹走。簸谷机放在一个木架上,谷子要经过漏斗、风轮和一个斜槽加工。经过最后一道工序,干净的谷子从簸谷机上落下,被储藏在二层的阁楼上。

在黄家的农事中,男女老幼齐上阵,就像一个整体。家长东林,是家里土地和财产名誉上和法律上的所有人,他只要安排农活,联系同地主的相关事宜就够了。具体的农活可以托付给大哥和其他成年男人。实际上,女人的工作量并不比男人小,要靠她们积肥、储藏、做饭、留种、晒粮食等,可以说,她们承担了家里家外所有的日常事务。

收获季节,农活是女人们的额外任务。在金翼之家,女人的日常任务已经够多了。年轻女人负责做饭,根据村里的传统,最晚过门的二嫂,为全家做饭要满三年。之后,她可以和大嫂轮流做饭,每人一个月。早餐是所有炊事中最辛苦的。黎明,二嫂要在鸡叫头遍时起床,提着灯笼走到楼上的厨房。她先点着灶膛里的枯叶,加上干柴。等到锅里的水热了,就把淘好的米倒进去。大约半个小时后,她用一个竹编的漏勺把煮过的米舀出来滤干水分。然后她把煮过的米放进一个木桶里,放到锅上蒸。蒸饭时,她往灶膛里添柴、洗菜,点上一口小灶烧茶,再摆上碗碟。通常在这个时候,大嫂会来帮着切菜、搬柴和摆餐具。餐桌放在厨房隔壁的餐厅里,四四方方的,大到足够12人同时吃饭。桌上,女人们摆上十盘菜:咸鱼、咸菜、蔬菜汤、豆子、青菜、猪肉等,都是在蒸饭的时候准备好的。

早餐时,黄家下地干活的人是最早来吃饭和最早离开的,随后才是女人和孩子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同样的饭。午饭和晚饭也是一样,除了有时候下地的人会把他们的午饭带到田里吃。一日三餐吃的米饭都是早上蒸好的。

早饭后,二嫂在同一口锅里,用米糠加上水煮成糊状,这是猪食。家里一共养了两头猪。祖母潘氏把她卧室楼下鸡笼里的鸭子、公鸡和母鸡放出来,喂它们大米和粗粮。家中看门和夜晚守卫的狗,吃的是头天晚上的剩饭,也经常吃婴儿的粪便。

上午,年长的妇人黄太太和伯母林氏,各自提了一篮子衣服到村子下方的小河边,她们会遇到一群村妇跪在石板上洗衣服。在流水声中,她们边洗边聊天,先把衣服泡在水里,然后敲打和搓洗。洗完之后,她们就把干净的衣服带回家晒在一层院子里支着的竹竿上。

除了老祖母,家里的其他女人都要做针线活,主要包括纺纱、织布、裁剪、刺绣和做鞋。每年七月初七是“乞巧节”。据说,这是牛郎和织女一年中唯一能够相见的日子。当天,年轻的女人大嫂和二嫂在堂屋下面的院子里摆供。供品包括香烛、蚕豆、桃仁和鲜花。她们还要尝试在月下穿针引线,如果成功了,她们就是幸运的,表明善针线活。之后,供品分给孩子们,期待他们将来婚姻美满。

女人们用麻纺线。麻生长在比较贫瘠的土地上,先被捶打洗白,然后纺成细线。女人纺线的时候,坐在凳子上,旁边放一个细竹编的篮子。纺到足够多的时候,就在轴上缠成团。然后,线团套在织布机上等待纺织。因为家里只有一架织布机,女人们需要轮流纺织。正是在这架织布机上,她们织出了自己所要的布。

女人们就用布为全家做衣服和裤子。黄太太是有名的裁缝,能裁出各种衣服样式,村里的很多女人来让她剪样子。女人们还是鞋匠,她们用日复一日积攒起来的布头做鞋。除了在福州城里上学的三哥,其他人穿的鞋都是家里做的。

女人在家庭经济中起的作用并不比男人小。没有她们储粮做饭、料理家务、洗衣做衣,男人就不可能无所顾虑地将所有精力投入田间劳动。黄昏,当男人们疲惫地回家,女人们高兴地迎接他们,接过他们从田里摘的青菜,还有从沟渠里捉来的田鸡和小虾。

晚上,金翼之家成了欢乐和休息的场所。除了狗,所有家养的动物都被关了起来。热水可以供农民们洗澡或洗手洗脚。晚饭简单美味,大多有一两道好菜。晚饭后,人们关上大门,点上灯笼。男人们坐在堂屋的长凳上,女人们则坐在矮凳上,一起说笑、叹息、争执。孩子们追逐打闹,间或传来哭声。不到一个小时,人就散了,房子归于黑暗寂静,然而充满安宁。

秋天,收割晚稻,程序和收早稻一样。收割、搬移、脱粒、称重、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分配、晒干以及储藏再次循环一遍。稻谷收完,黄家的农民将稻秸连根拔起,铺在田里让它腐烂。他们在家里举行庆丰会,参加的除了全家人,还有宾客,大多是帮助干活的人。庆丰会上有糖果、酒,经过蒸、敲、揉而制成的一种独特的圆形糯米糕和各种各样的点心。他们举杯庆祝劳动一整年换来的丰收。

天气转凉后,农田一片荒凉,到了犁耕的季节。黄家用水牛耕地,家里养了15头水牛,雇了一个名叫素华的放牛娃。他每天把牛群赶到山腰的牧场。下午,水牛习惯在小河里浮着休息几个钟头。黄家的农民善待水牛,从不杀掉吃肉,也不喝它们的奶。它们的价值就是干活、犁地。这个犁耕季节,家里大部分牛都被租出去,只留下一两头在家耕地。

耕地是很耗时的工作,大哥常常独自负责。他用绳子穿过牛鼻子牵着牛走,在牛脖子上套上牛轭,一根弯曲的L形木头,两端用绳子在牛脖子下面绑在一起,与犁底端的长皮带相连。大哥扶着犁,鞭打牛使之前行。水牛似乎生来就是负重的命,它抬脚前进,犁铧翻卷土块,一波一波,就像天空交叠的云彩。耕地是为来年的播种做准备,以产出更多的粮食,而粮食是黄家人生存和宗族延续的依靠。





第八章 大米交易


在冬季和漫长的犁耕季节之前,金翼之家的男男女女齐上阵,把谷子加工成大米。第一道工序是用石磨为谷子脱壳。这需要两人协作,推磨的通常是成年男人,像大哥或者四哥,另一位往磨洞里添谷子的大体是女人,比如黄太太或者伯母林氏。两个男人合作的情况很少。有时南明可以独自一人脱壳。

脱壳之后,他们用簸谷机扬去谷壳,然后大哥把脱壳的谷子搬到水磨坊。水磨坊在河边,是黄氏宗族的先人所建。它的外面看起来像一座两层楼的房子,第一层是磨坊,第二层做过校舍,玉衡以前就在这里教书。磨坊是全村的公有财产。

脱壳的谷子倒入磨坊的石臼后,大哥解下挂在天花板钩子上的大石杵。这些大石杵与水轮相连,流动的水带动水轮,石杵于是有节奏地上下敲打石臼。舂米完成,大哥再把石杵挂起来,然后用铁勺把米舀出来。一旁倚着大木架站着的伯母林氏和黄太太,现在开始用筛子筛谷壳。大米还要再经过一次簸谷机,才能清掉残留的谷壳。经过这一道工序,大米加工就完成了。大米可以吃,也可以卖出去,谷壳则留着喂猪。

留足了口粮,大哥就准备把多余的大米运去湖口店里出售。他让南明和二哥把几筐米搬到堂屋,他在那里放了一个敞口的大筐。当所有的米都倒进大筐之后,大哥闷了一口水喷洒在米上。同时,他蹲下来用手搅拌大筐里的米。他边喷水边搅拌,如此重复,直到他认为大米已经足够潮湿为止。之后,他用斗量米,喷过水的大米被倒入麻袋,每一袋装十斗米。

现在,大哥、二哥和南明三人,每人用右肩挑着两麻袋米,又用一根齐肩高的木棍,将扁担的重量传递到左肩上。这样,左肩就分担了一部分压在右肩的重量。沿着西路往湖口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几队挑夫,有的在树荫下休息,有的则匆匆赶路。

三人中南明是最先到达店铺门口的,他看到店里已经挤满了人。东林正蹲在地上检查一袋米,不时与一名陌生人讨价,看到南明,起身表示欢迎。

南明进来的时候,正遇到一次很典型的讨价还价的过程。陌生人站在东林旁边,让他提点价。但东林摇摇头说:“兄弟,你的米掺了太多水,不管怎么说,都不能提了。”

于是陌生人一边抓起靠在墙上的扁担,把两袋米系在扁担两头,一边不甘心地对东林说:“你隔壁的店铺给我出的价更高,但是我没有把米卖给他们。如果你连这么一点价都不肯加的话,我为什么不回去隔壁那家店呢?”这些话是卖米人在讨价时常说的。

“你能让我看看你另外那袋米吗?”当陌生人似乎真的要离开去隔壁店的时候,东林问道。

“当然可以,”陌生人答道,又把米袋从扁担上解下来,拉过东林还没有看过的那袋米。

当陌生人打开第二袋的时候,东林蹲下去把手插进米中。拨拉了一会儿,他用力抓起一把米捏成一团。他随后伸出手,把结块的米给陌生人看。陌生人一直紧盯着他。东林最后说:“兄弟,看看你的米掺了多少水啊!”

“天呐!”陌生人反驳说,“你的手握的像铁钳一样。像你那种握法,就是沙滩上的沙子也会成团的。”

东林起身坚定地对陌生人说:“刚才的价格我再加一毛钱。你知道你的米不可能有比这更高的价了。”

“店家,加三毛怎么样?爽快点,我不想浪费时间。”陌生人诚恳地问道。东林摇摇头,陌生人再次抓起扁担,把米袋系上去。当他挑起担子,慢慢地走到门口的时候,东林在他身后喊道:“兄弟,这样吧。”说着,他伸出两根手指,意思是他会在原价上加两毛。陌生人回头看看东林的手指,站定了一会儿,似乎在思量。“好吧,先生,”他说,“我把米卖给你,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这些时日以来,东林是店里唯一的掌柜,因为芬洲越来越多地待在家里的新居中。这位上了年纪的姐夫近来变得懒散和悲伤,尤其是那个在福州贩鱼的长子茂魁死后,更是如此。茂魁在城里染上了疫病,突然亡故。他的遗体入殓后运回家,但是立即下葬了,没有进入家人居住的新居,因为传统上禁止亡故在外之人的遗体进家门。茂魁的妻子是一个木讷、羞怯但忠贞的女人,在他们十年的婚姻中,没有生下一男半女。现在,她的丈夫亡故了,芬洲不知从哪儿收养了一个婴孩,做她的儿子。她很疼爱儿子,准备好好抚养他长大成人,延续茂魁一支的香火。

东林对芬洲的处境深表同情,同意他退休。为此他承担起了店里所有的责任。做了一辈子生意,他成了大米估价的专家。作为店里的掌柜,他指点伙计、账房、店员和学徒,使店铺成为合作且协调运转的整体。

在店里,地位仅次于东林的是曾被绑架过的前账房云生。他接替芬洲成了大夫,负责药店,帮助打理整个店铺,也偶尔出来和卖米的人议价。一个陌生人来卖米,看到东林与第一个人谈拢了买卖,便从云生转向东林,要他看看他的大米。东林照做了,又问了云生他给了什么价。东林顺着他,告诉陌生人云生的价格是合理的。他的米不仅掺了水,而且加工得不好。东林总是认同下属的决定,也赢得了他们的忠诚。

在大厅中央,主管的店员正忙着为大哥、二哥和南明带来的米称重。由于这些米来自金翼之家,为店里的掌柜本人所有,用不着议价。在三人的帮助下,店员把六袋米过了秤,倒入一个敞口的大筐,再装回袋子。每次称重之后,他就把卖米人的姓名、数量和价格报给账房。只是这次不用报价格,因为账房知道卖米的人就是掌柜,也知道应该写上什么价格。

在第一个店员称重的时候,还有一群人站在大厅的远处等着称米,这群人包括另一个店员和三位顾客,他们的米已经定价和过秤了。东林于是到后面取出用绳子挂在天花板上的一杆大秤,横着拿到身前,左手把着秤砣,右手拿着秤钩。当店员把一袋米挂上秤钩的时候,东林沿着左边的秤杆移动秤砣,以使大米和秤砣保持平衡。等秤杆平稳下来,他就把重量报给账房,让他记下来。同一个卖家的米无需逐袋称重,因为称一袋就足以检验米的好坏。米价总是根据验米而不是单凭重量评估的。

过秤之后,店员和卖家就把所有米袋搬到二楼后面的储藏室,把大米倒入谷仓里。然后他们回到大堂,卖家便松了口气,一边喝茶,一边吸水烟袋。而店员则要离开他们接着去招呼其他卖家。

这时凯团已经用算盘算出了要给顾客的米钱。他从钱柜里如数取出银元和零钱,递给站在柜台边的东林。每一块银元都印有铁印模,上面有一个字。这种印汉字的银元是店铺发行的,一旦发现是伪造的,随时可以偿还。

东林把钱交给三位卖家,他们数了一遍后自己分了。随后他们收拾空袋子、扁担,招呼自己人,在同店里的人道别之后便走出了店门。

现在南明和二哥可以回家了,只是大哥悠闲地站在柜台边,想要和叔叔说几句话。没有人得到钱,家长东林把所有的钱存在店里,家里卖米的钱只不过是在家庭所有的资产上又加上了一笔。

小哥放学回店里吃午饭的时候,他看到大门口挤满了卖米的人和他们的米袋,于是转身进了药店。药店里的小学徒正忙着用一杆小秤称不同的草药,顾客在柜台外面等着。店员杨林走到学徒旁边,用算盘计算药价。顾客们依次付钱,杨林把钱扔进一个漏斗,掉进下面的抽屉里。

后厅,一位老妇人带着她的孙子来到云生的诊桌旁,等着他给小男孩把脉。而这会儿云生正在隔壁大厅忙着与卖米人讨价还价。

小哥经两间店铺的隔墙门溜进了大厅。他跟大哥打招呼,大哥只冲他点了点头。大哥对他的堂兄弟们毫无感情,而且对叔叔花家里的钱送三哥和小哥上现代学堂越来越不满。东林过来看到小哥,让他拿把扫帚清扫洒在地上的米。

东杜从楼上的储藏室下来,东林让他摆桌子吃午饭。东杜是东林叔父玉衡的次子,现在是店里的厨师。他尚年幼,但东林答应玉衡要把他培养成商人。这一计划源自打官司的时候,东林想要报答叔父当时的好心帮助。

后厅中间是一张圆桌。菜摆好,小哥就招呼所有人过来吃饭。凯团是第一个到的,他端了一张高脚圆凳,在上位坐了。他的左边是东林,小哥坐在父亲的左边,吃饭的时候,父亲不时夹些猪肉给他。大哥坐在下首,向东林汇报金翼之家的经营状况。叔侄之间的谈话很少为在座的其他人打断,只有云生偶尔问一两个问题。不到20分钟,大家相继吃完饭,又回去工作,主要是议价、验收、称重和装运。

作为店里的掌柜,东林是一切有疑问或者有争端事项的最终拍板者。收大米时,最关键的步骤是定价。这一工作由东林亲自完成,虽然有时在他的授意下,他的老朋友云生也偶尔接手。东林就像军队的总司令一样,全程监督着收米。称重的时候,他是把秤的人,象征着他作为掌柜的统帅地位。他在银元上印字和付钱,这些也是店主的职责。

排在东林之后的是医生云生和账房凯团。云生协助掌柜定价,他有时在药店,有时在大厅。在药店里,他分管杨林和小学徒。老医生芬洲退休之后,他的地位提高了很多。而凯团不同,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大厅。他是一个机敏的人,眼睛尖,坐在比大厅地面还高一英尺的柜台边,居高临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边听着掌柜同卖家商定的价格,一边记下验收和称重的结果。他算钱、记账、取钱,关上钱柜以后,从来不忘上锁。他是敏捷、主动、细心而且忠诚的账房,深受东林喜欢。

店员要做一些繁琐的工作,如验米、帮着称重、汇报、扫地以及其他体力活。厨师,也是学徒,要做饭、担水、洗涮、扫地,还要协助店员工作。

店铺在掌柜的领导下成了一个协调的整体。云生虽然主管店铺生意的重要组成部分——药店,但依然是雇员。东林每天辛勤地收购大米,只不过是店铺组织运行的一个例子。

傍晚,生意清淡起来,来店里卖米的人少了。天黑的时候,只有一两个住在镇上的顾客出现,他们是来买咸鱼做晚饭的。店里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有些去洗脸洗手,有些悠闲地坐在凳子上,也有些在门口消磨时间。

在店铺的灯光下,雇员们聚在一起吃晚饭。只有东林和云生会喝酒,东林酒量比较大。有时他也给小哥倒半杯酒,小哥以自己现在是基督徒为由不肯喝。老父亲现在越来越喜欢小哥这个儿子,嘲笑他不肯喝酒并和他争辩,说:“那是洋鬼子的可怜信仰。他们从不知道喝酒是多么痛快。不管怎样,你知道的,小哥,半杯酒能驱除所有的恶灵,也能赶走洋鬼子。”所以他逼迫小儿子喝酒,把酒杯塞到他嘴边。这时的父亲暂时放下架子,通过和儿子开玩笑来自娱自乐。

有些人开始铺床了。小哥和账房凯团一起睡,他们的床就搭在柜台后面的地上。他们在四条凳子上铺上木板,床板上铺上厚厚的草垫、席子,还有毯子,最后挂上蚊帐。很麻烦的是,这天晚上,凯团发现少了一条凳子,就让小哥到大厅里去搬一条。这时大厅里的店员也在搭床,他也缺一条凳子,就去药店找。等他从药店回来,发现原来的三条凳子又少了一条。他于是骂道:“你个杂种,偷我的凳子!”咒骂声实际上没有了结这件事,反而生了事端。

柜台后面的房间里,东林躺在自己床上。虽然那天晚上喝得有点多,但他非常清楚大厅里发生了什么事。他听到小哥偷拿了凳子,听到凯团搭床。当听到主管店员污蔑他儿子是杂种时,他非常愤怒,冲出来指责那个店员。店员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完全不知道是小哥干的,还以为是他从小就要好的朋友凯团。但是你来我往,两人吵得越来越凶。现在,店里所有人都起来了,劝他们不要吵了。第二天一大早,这个店员收拾了东西要走。虽然店里的人都建议他留下,尤其是介绍他进店的凯团,然而东林一句话也没说。或许,他昨晚的小错误可以原谅,但是敢公开与掌柜争吵的店员不容留下。

如果不是收到了黄东志的来信,这一事件恐怕还难以平息。黄东志以前是店里的店员,现在接任茂魁,在福州负责咸鱼生意。他报告说城里的大米需求量很大。看了这封信,东林让一个小学徒去请帆船主马五安排运米。马五很快就到了,他被请到柜台里面坐下,喝茶、抽水烟。

商人和船主的关系是微妙的:如果城里需要的米多,船主会拒绝商人超载;而如果运的货不足,船主也不让把船凑满。看起来,商人和船主总是两相牵制。

这一次是东林请马五帮他多运点米。一番长谈,提到了彼此之间的老关系,马五最终答应从店里带走30海袋米。“海袋”是用麻布做的,比一般的袋子大,而且规格统一。

晚饭后,除了记账的凯团,店里所有人都围在米仓边往大米里边掺水。东林站在旁边看着,其他人都光着脚,进到仓里,在米上走来走去。小学徒和东杜各拿一个带喷嘴的水壶,往米上面洒水。店员用铲子把干米和湿米分成两堆。湿米不仅体积会变大,还能增加重量。不干活的小哥,在米堆上嬉戏。

第二天一大早,马五带着码头搬运工来到米仓处,店员们称完湿米便装入海袋,并马上封口,袋外印上店铺的标记。同东林寒暄了几句之后,马五又去了别的店铺。而店员和搬运工仍在继续称米、封装,为船运做准备。

一个搬运工把一海袋米扛在背上,手在后面托着走下楼梯。到了楼下大厅,他把自己的姓名报给账房。账房记下来以后就让小哥给他一根竹签作为凭据。竹签的两面都写着字,一面是店铺的标记,另一面是竹签的编号。这次要运30袋,所以店铺要签发30根竹签。晚上,搬运工要用竹签换工钱,这是核对搬运量的简单方法。

当时,小镇和福州城之间的水路交通还是很危险的。在激流中船只失事时有发生,土匪劫船也并不罕见。人们无力避免天灾人祸,只能祈求各路神灵的护佑,东林亦不例外。他为掌管水域的龙王爷设了一个神龛,就在店铺二楼的仓库里。马五的帆船起航那天,东林默默地在这个神龛前点烛烧香,为运输途中的大米祈祷,求龙王爷的神灵力保船只,让它安抵福州。

然而这一天,不知道是龙王爷生了东林的气还是玩忽职守,马五的船开了15分钟就出了意外。装载过重的船在江上撞上了礁石,船尾损坏,所有大米都沉入江中。

这一不幸的消息对东林的打击颇为沉重。他立即回到龙王爷的神龛前再次祈祷,来回踱步,凄然等待派去打探的杨林带回更确切的消息。

杨林终于回来了,他非常激动,高声悲怆地讲述着意外,店里所有的人都围在他身边,迫切地想要知道每一个细节。帆船撞上了礁石,所幸只是部分损坏。三分之一的大米落水,其余的都没事。帆船最终被解救,抛锚停在岸边。

其他四家店铺也有大米在马五船上,店主们来找东林商量。他们一致同意立即修复船只,将剩余的大米运到福州。至于失踪的大米,决定每家出两个人,组成一支打捞队,试着找回大米,议定无论找回多少,都由五家均分。

帆船修复后安全抵达福州,马五向东志解释了货船晚到的原因。实际上,东志已经从掌柜那里获悉这一事故。他责备了马五,马五争辩说这不是他的过错。

这些大米在福州出售,是东志的任务。他去拜访经常有生意往来的米商,米商跟随他到船上看货议价。大米售出后,东志就把货款存入本地的钱庄。现在他已经和城里的五家本地钱庄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越紧密,生意就越兴隆。

就这样,东林在更大范围的人群中树立了权威。作为黄家的一家之长,店铺的掌柜和生意上的总管,他的影响力一直在扩大。他还是土地及其物产的所有者,他将农作的运营托付给他的侄子——大哥和家里的其他农民。他们的劳动产出部分养家,部分出售。那些卖米的收入又投资到店铺里,赚取了更多的财富。这个店铺,成了几个小村子和一个大城市之间的枢纽,是整个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东林经营的生意完美地保持了平衡与协调。他的合作伙伴芬洲退休了,于是他成了主要的所有者。他的影响力也扩展到帮他运送货物的船主马五那里。他的代理人在福州贩鱼,也在他的指示下涉足其他货源。即使在这个很小的商业圈里,这个城市和村庄的经纪人的世界中,领导者也注定会出现,他的同伴们围绕着他本人,结成了一个灵活的组织。





第九章 店铺的生意


船只失事的消息不久就在村民中传开。传到金翼之家时,祖母潘氏和黄太太忧心如焚,立即让四哥去湖口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进到店里,四哥发现父亲的精力不如往常了,然而他依然忙碌。午饭后,他对儿子说:“回去告诉你祖母和你母亲不用担心。只损失了一小部分米,而且说不定还能找回来。”停顿了一下,他又继续说道:“你也去看看芬洲姑父,告诉他船只遇到事故,损失了一些米。”

当四哥来到芬洲家的时候,老姑父正一脸怒容。他佯装镇定,招呼了四哥,请他到书房聊聊。但这里依然能听到从后厅传来的年轻女人的哭声。一会儿,姑姑张太太出来,看到侄子,开始告诉他儿媳妇惠兰是怎样的一个泼妇!

事实上,惠兰原本是一个快乐的女人和一个好儿媳。只是在两个月前,丈夫茂德死于心脏病之后,她才成了泼妇。惠兰的公公婆婆想让她终身守寡。虽然婚姻生活只持续了不到两年,但惠兰与初次见面就为自己的美貌和魅力所倾倒的丈夫茂德,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女孩,常常与茂德在公开场合嬉闹玩笑,而传统上,这种行为在夫妻之间是不被允许的。茂德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开朗、举止得体的年轻人,惠兰对这样的丈夫十分满意。她乐于操持家务:做饭、洗衣、扫地、纺纱、织布、剪裁等。她勤奋、能干、聪慧,不久便赢得了尽职能干的好儿媳的美名。

然而茂德临终的那天,惠兰躺在地上满地打滚,口吐白沫。从那天之后,她日夜哭泣,几天不吃东西。她不再梳洗打扮,披头散发,而且常常不做家务。每天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地上,或者发脾气、摔东西。她的婆婆张太太,起初还劝她,后来便失去了耐心,责备她的坏脾气。而责备却刺激了这个年轻的姑娘,她要求婆婆送她回娘家。这一要求自然被拒绝了。芬洲提出为她收养一个小男孩,但这让她更为不满,因为从茂魁妻子的寡居生活中,她已经看到了生活之艰难和未来之黯淡。

惠兰觉得因为公婆的阻挠,自己无望地过着没有未来的生活,因此与婆婆冲突不断,两人吵得很厉害。芬洲因为失去了最疼爱的儿子而极度伤心,儿媳妇这样失控的反应更是雪上加霜。家里吵闹不断。芬洲无心打理镇上的生意。听闻四哥带来的消息,他只对四哥说,他已经把做买卖的事全权交给东林了。

实际上,东林已经在店里建立起自己理想的运营组织,店铺生意的两条主线——咸鱼和大米——依然在流动,一条逆流而上,一条顺流而下。实际上,这一组织最近渐渐集中到东林手里,芬洲一系也转而受东林的支配,所以芬洲的放权只是确认了一个既成的事实。

现在,东志住在东林年轻时住过的货栈里。货栈分三部分,前面是用石头建的天井,中间是大厅连带着厢房,后面是一个小院子,有厢房环绕。除了两个管家的房间,所有其他房间住的都是湖口镇上来的鱼商和代理人。

东志已经把马五的船运来的所有大米都卖出去了。保持大米和咸鱼生意不间歇是他的义务。一大早,他冒着严寒来到中亭街,买了几种咸鱼:三桶墨鱼、七筐鲤鱼,还有鲨鱼和比目鱼。桶和筐都很大,有五英尺深,五英尺宽。

东志回到货栈,与其他代理人一起在大厅吃早饭,搬运工把东志在中亭街定购的咸鱼搬到前面的院子暂存。桶和筐如此之重,以至于需要两个搬运工用扁担抬。每个桶和筐上都系着一条白布,上面标着湖口店铺的标记和重量。

同马五安排妥当,东志让搬运工把他买的咸鱼装上船,准备运往上游的湖口。

逆水行舟非常艰难,虽然福州和湖口之间只有80英里,帆船却要花上七八天。帆船经常在浅滩上搁浅,水手们就要在岸上拉动牢牢系在船桅上的粗纤绳,马五和他的妻子用长长的竹篙撑船,用力推礁石来使船只移动。到了深水区,马五在船尾掌舵,水手们在左右船舷划船,一边划,一边唱起有节奏的船歌以保持匀速。

一到湖口码头,马五就上岸通知那些有货在船的店主。东林马上让刚放假回来的店员去查看货物。店员在马五的船舱里寻找店里的货物,查看白布条。等找齐了货物,就让岸上的搬运工把货搬到店里。

一共20个搬运工开始卸货。每两人搬一个筐或者桶。货物挂在扁担中间,受力点则在两头的肩膀上。为了方便中途撑着扁担休息,他们还带着拄棍。就这样,搬运工们把货从岸边翻过湖口山运到位于内陆、远离岸边的镇上。到了山顶,他们就开始往下进入主街,一路哼着小调走到店铺。

到了店里,又是一阵新的忙乱。每一只装着新货的筐或桶一进门就要立即称重。东林自然是掌秤的人。他们把秤上显示的重量与写在白布条上的重量以及东志来信中的记录相对照,常常会发现有出入,如果缺斤少两人们会说是因为咸鱼变干缩水了,而实际上,水手们在途中也常常偷一些鱼来吃。

集市上有鲜鱼,也有陈货。谁都可以到这个集市来,镇上的居民、村里的农民、米商、过路人,还有从古田县城来的生意人。就店铺而言,生意人是最受欢迎的顾客,他们买的量大,把货带回古田,又摆在当地的集市上。

一天,古田商人王汉康来了。他是古田商店的代理人,身份好比在福州贩鱼的东志。店里的人热情招呼他,他二话不说径直朝鲜鱼走去。这是鲤鱼,他把手伸进筐里,从底部翻出几条鱼,凑上去闻一闻。墨鱼和比目鱼也要这样查验一次。鲨鱼因为太大无法轻易移动,但是他会用指甲掐一掐硬度。仔细检查之后,他们开始谈价钱。

咸鱼的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时因人而异。零售时,店员就有权决定价格,但是到了大宗批发时,通常是东林或者云生与买主讲价。

这一次,鲤鱼由东林议价,汉康嘲弄地用中指指着他。在这个地方,比划中指被认为是极其粗鲁的,因为人们认为那是阴茎的象征。通常这一手势会引发激烈的争吵,但也取决于侮辱施加的情形或情境。熟悉的朋友之间有时会伸中指相互戏弄或开下流的玩笑,东林和汉康之间就是如此。然而,东林是彬彬有礼的人,他从不以相同的手势“回敬”对方,但是在讨价时也会放肆地说些脏话。

议价的过程有时很长。店主和买家讨价还价,开对方的玩笑。他们既套交情也像仇人一样相互咒骂。他们嚷着,笑着,又刻薄又讽刺。账房凯团,是汉康的朋友,也出来加入议价。他自然是站在掌柜一边,拿汉康打趣。最后,当双方几乎快要达成协议的时候,汉康仍在犹豫,但凯团已经让助手和店员备好了货,以此逼迫汉康接受正在讨论中的价钱。汉康耸耸肩,默默地接受了。

现在是店员的任务了。他们从阁楼拿出竹筐,装上不同种类的鱼。这些竹筐和前面提到的竹筐相似,但是小得多,装满货之后每个人可以用扁担前后挑两筐。每个筐都要称重,数量和价钱随之确定。最后,汉康雇搬运工把这些货送到古田的店里。

晚上,东林邀请汉康在店里吃饭,他们聊着天,喝了很多酒。汉康喝醉了,只能留在店里过夜。实际上他可能在这里住上好几天,然后再去其他店,因为在湖口他没有常住的地方,总是往返于湖口镇和雇主所在的县城。

除了汉康,还有七八位商人也从古田县城来。他们都是从湖口的店里为古田的雇主买咸鱼,长年批发。交易中,所有货物的转手都可以赊账。湖口店铺认为这是盈利的买卖,所以买主们受到款待并可以赊账。每个季度,店里至少派一名店员去古田收账。

快到春节了,也是结账的时候。同往常一样,店员被派去古田县城收钱,那里的店铺有欠账的。不过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

返回湖口的路上,店员背着两个装银元和纸币的黑布口袋,在一个拐弯处,突然蹿出两个陌生人,喝令他交出口袋。店员是个高大健壮的人,于是进行反抗。他们打斗了一会儿,店员终为身上背的东西所累,被一个陌生人用石头打中头部,倒下了。陌生人随后抓起口袋跑进树林。店员挣扎着起身追强盗。一路跟在他们身后大喊,求他们网开一面。好几次,他跪在地上给往前跑的人磕头求情。他不过是一个店员,钱不是属于他的。不知道是为他的恳求所感动,还是为他的穷追不舍而烦恼,强盗还是丢还了一个口袋。店员无奈只能带着一个口袋回家报信。

遭抢的消息使东林深为不安,但经验已将他磨炼得能忍受各种逆境。他的心里始终存着“人算天定”的想法,有了这种哲学,他从来不会太过失望,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忙碌的生活都不灰心。在商海沉浮中,他已经形成了坚强沉稳的个性,现在,他的坚定依然没有动摇。

就像他的生活一样,在为财富奋斗的过程中,当一位村民或镇上的居民发家致富时,其他人总会犯“红眼病”。东林和芬洲开创的成功商铺自然成了艳羡的对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强盗们会埋伏在路上抢收账人的钱。打官司、遇强盗、洗劫店铺、绑架账房,这些还不是打击黄家繁荣的全部,东林一次又一次地受他们的骚扰。

无论是店铺还是家庭,人祸还不是唯一的麻烦。在东林看来,不受控制的天灾也时常降临。频繁的旱涝毁掉黄家用汗水换来的庄稼。面对这般景况,东林总是督促家里的晚辈们要不停顿地继续耕田。虽然诸如船只失事的损失时有发生,但他从未想过放弃生意。相反,他认为这些灾难的发生是生活和事业的正常轨迹。他努力谋划、准备,在灾难降临的时候直面它们。

店铺稳固地处于他生活的中心,商品源源不断向上游和下游流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店铺从未间断过从村民那里收购大米再卖到城市,也从未间断过从城里往内陆带回咸鱼并销售给地方社区。一年一年过去,店铺继续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事务相调适。

又是一年春节。同黄村一样,在湖口镇这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买年货,街上人山人海。店员们被派往各个村子收账。除夕,账目结算,从此时开始直到最后一刻,店员们点着灯笼奔赴镇上和村里的每个角落,寻找那些试图躲避债务的顾客。

店铺歇业三天,这是一年中仅有的假期。东林回家去了,店里的人为了消遣和娱乐,组织了赌会。在店里,除了总是向龙王爷神龛上供之外,没有其他特殊的仪式。但在镇庙里有盛大的祭祀活动,镇上的大部分人家都会参加。

账房凯团为过去一年的生意拟了一张收支表,结算了资产、债务和盈亏。

以前,所有的利润都归两位合作者芬洲和东林,他们是店铺的掌柜也是最初的出资者。如果店铺盈利了,利润平分;如果亏了,他们同样分担,并投入同样多的资金以维持生意。

为了鼓励对生意的积极性,现在采纳了分红制,发放“红股”。店铺共有12股,8份普通股和4份“红股”。普通股由芬洲和东林均分,4份红股分别由药店的医生和主管云生、在福州的鱼商和代理人东志、总管东林以及账房凯团持有。眼下所有的利润都均分成12份,新的4份归4位新股东所有。

持“红股”的人只有有限的责任,他们有权获得利润而无需投资或者在股份之外填补亏空。也就是说,一旦亏损,赤字将完全由普通股的股东而非红股的股东承担。“红股”只是作为工作激励发给那些为店铺积极工作的人。这些不持普通股的红股股东,当然依然只是雇员,可以随时解雇。

店里的人由店铺提供食宿,但这只是总体开支的一项。此外,每人还领取一份年薪,从三元到百元不等,学徒最低,总管最高。

春节过后,店铺再度开门营业。正月的前半个月,生意非常冷清。商会召集春季会议,所有湖口店铺的店主都是商会会员。商会没有总部,主席是轮值的。每一位成员都有机会成为某一年的商会主席,而他所在的店铺就是当年的会场。

一天,一个男孩来到店里,送来一份红信封装着的请柬,东林打开看了。然后换上了一件干净的长衫,掸去瓜皮帽上的灰尘,在镜前端详了一会儿,修了修胡子。他出了店铺来到商会的会场,那里已经聚集了大约20人。每个人都起身向东林问好,东林也为自己的迟到致歉。人们给他让了座,他就在人群中坐下来,于是讨论继续进行。他们正在商量元宵节庆典的事情。以往,庆祝活动有不同的方式,在镇庙里摆供、提灯游行、戏班子唱戏和一场接一场的宴会。摆供是无论如何都要有的,宴会也不能少,唯一的问题在于是否要游行。有些店主提议取消游行,不仅因为资金困难,还因为村四周出现了匪患。

店主们讨论问题平静而和谐,不投票表决,也不争吵或辩论,只需要罗列出取消惯常游行的理由。因为没有人强烈支持保留这一古老习俗,问题简单而自然地解决了。

商会没有固定的会议时间,每当有关系到镇子或者生意的事情发生,主席就召集一次会议。然而商会的作用是广泛而多样的。它能调控商品价格、租金、船运的费用乃至日程安排。商会是镇上所有公共事务的信息中心。区政府与商会直接联系,让它协助镇上各个店铺家庭的核税、征税。甚至驻扎在镇上的士兵小分队也部分地仰赖商会资助。除了节日和地方宗教活动,商会也处理修桥铺路以及庙宇维修等事务,甚至教会学校和教堂都属于会议讨论的范围。若发生了紧急事件,商会也要出来应对。

开完会回来,东林惊讶地看见合伙人芬洲在店里。芬洲变老了,也消瘦了,看上去苍白且忧心忡忡。他告诉东林他在家里待不下去了,要回来再次上岗,与他一同经营店铺。自从儿子茂德死后,他的确想要躲开家中的阴郁气氛,张太太和惠兰婆媳间的冲突不断,使芬洲心烦意乱。芬洲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永无宁日的家庭生活,他大发脾气,在堂屋里大声训斥惠兰。不久,这位不幸的儿媳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所幸她被及时救了下来。当然,惠兰带来的所有麻烦均源自回娘家的愿望。芬洲对此一清二楚,但是他固执的骄傲不允许她回去,以这样的方式失去一个儿媳,会使家族蒙上巨大的耻辱。如此一来便有了更多的难题,而这些麻烦最终迫使芬洲离开了那个曾经安宁的家。

回到店里,芬洲不久就发现,现在和他之前离开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很少有病人让他号脉,他的多数老主顾现在都去找云生。店里的人敬重他,亲切地同他说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大部分时间都闲着。顾客们很少向他问价格,有时被问到了,他也答不出,只能求助东林。总之,他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越觉得孤独。他向东林诉苦说自己老了,身体不好,懒得动换,记忆力也不行了。

这两位老合伙人,也是姻兄弟之间第一次显现出了真正的差别。在家过了这么久闲日子之后,芬洲对生意已经不适应了。自他初次退休之后,店铺经过了改组,东林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制度。少了几年前还是总管的芬洲,店铺的运转依然顺畅。店里的两位主力凯团和东志也由东林训练和任命。有时芬洲自己可能会想,倘若儿子茂魁还活着,而且成了账房或者鱼商,那么状况会有多么不同。现在,他不得不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他不再是一位积极主动的总管,而成了累赘。

现在在店里,芬洲也过得不愉快。镇上的生活并不比家里好。他心烦意乱,不得安宁,几乎快疯了。正在这个时候,次子茂衡冲进店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母亲张太太病得很重,要芬洲立刻赶回家。





第十章 芬洲的命运


芬洲的妻子张太太,身体不好已经多年了。茂德一死,还有茂德的遗孀惠兰造成的麻烦,使她忧虑,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她躺在床上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但一直等着丈夫回家。当芬洲来到她的房间时,她清醒了几分钟,哀伤地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