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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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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1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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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hinese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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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边城

کال:
2011
ژبه: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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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兄弟(上下)

کال:
2011
ژبه: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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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前言

序

一、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二、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三、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五、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六、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

附录

1、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2、但洗铅华不洗愁——写者、编者谈《往事并不如烟》

3、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

4、人生不朽是文章——怀想张庚兼论张庚之底色





前言

往事并不如烟

章诒和 著





序

这本书是我对往事的片断回忆,但它不是完整的回忆录。

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许多人受到伤害和惊吓,毁掉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于是,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写。这样的“记忆”就像手握沙子一样,很快从指缝里流掉。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相信……后来突然又什么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长期回避真实、拒绝真实的问题。

我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而提笔的那一刻,才知道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它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苦与仇。

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我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六篇,涉及八人(不包括我的父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基、聂绀弩,后者如潘素、罗仪凤。他(她)们有才、有德、有能,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可说而不可看,或者可看而不可想。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应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藐视。

书是献给父母的。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章诒和

2003年8月21日于守愚斋





一、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本文初发表于《老照片》第二十六期)

史良(一九零零——一九八五)江苏常州人,女。一九三一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上海妇女救国会常委。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所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一九三八年后,任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第一、二届参政员。一九四二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责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

这个辞典上的史良,是以职务为材料,年经事纬,叙列出来的人。在民主党派史料汇编里或共和国部长传记里,对她的介绍要比这个条目详尽些,约有千余字。除了对“七君子事件”的叙述而外,还强调解放前的史良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如何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后的史良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她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机构和工作;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民盟)负责人的史良,如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等等。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但活在我心里、刻在我记忆中的史良,就不仅是条目所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

她是我小时候崇拜的美丽女性。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己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吗?我啥时能变得有点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史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有事要来我家和父亲商量。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宽阔的庭院,已是绿叶成荫,晨风拂来,透着凉意。在家中,没有父亲的容许,子女是不能随便跑出来叨扰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两眼直瞪窗外。

那年头的北京,人稀车少。史良坐小轿车从她的住地东总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父亲姓章名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父亲带路,引她到母亲的梳妆台前。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 ,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带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炎热的下午,史良又来我家做客。这次,她穿的是用香云纱①做的“布拉吉”(即连衣裙)。她走后,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对我说:“自从新中国的电影、话剧,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人们拿这世界上最凉快的衣料简直就没有办法了。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成了业余装。看看人家史大姐(这一直是母亲对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后四十余载,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良这样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时髦女性在“怀旧风”的席卷之下,拣起了香云纱。我跑遍大型商厦,终于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衬衫。面对三百多元的价格,我毫不犹豫地拿下。其实,这不是在买衬衫,而是为了复制出一种记忆。

一九五六年,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母亲是代表团的成员。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学校、幼儿园,瞻仰了泰姬·玛哈尔陵墓,被尼赫鲁总理接见后,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街,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店去购物。史良在华贵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欣赏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并招呼母亲说:“健生(母亲姓李名健生),快来看看,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亲凑过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气呼呼地问:“那块衣料,你觉得不好看吗?”

母亲说:“你光顾了好看,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团员每人八十卢比,你是团长,也才一百八十卢比。买得起吗?”

史良说:“买不起,欣赏一下,也好。”

母亲说:“老板、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这不叫人家看出咱们的穷相嘛。”

她不作声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引起。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楚图南、邓初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尿病。这次的会可能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卫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用过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做功课,突然门铃声大作。洪秘书跑进客厅,对父亲说:“史部长来了,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听罢,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解其来由。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上一放,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条。这是两包,共二十四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她转身对母亲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硬”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体成员的洗脸毛巾。天哪!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尤其是我用的那条,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是个犹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床单怎么又要换?——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子,德国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只小罐焖鸡,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点。一次,父亲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母亲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底。她还带话给母亲:“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对父亲吃小罐鸡,我特别眼馋。一日,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不禁叹道:“什么时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那样,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鸡汤了。”

父亲大笑,并告诉了史良。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的年龄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时候,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从语气里,看得出父亲对她的怜惜与叹惋。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后,史良说要小憩片刻。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后把那卷织物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良在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陆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身边经过,叫声“陆叔叔”,他都要点点头,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

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们都认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什么机会?”我追问着。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即罗隆基)呗。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么高、每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什么会议,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党派的领导。会议规定:与会者可携带一名家属,那时母亲在北京市卫生局当副局长,干得十分起劲。她说自己没有时间休假,叫我去陪父亲。会议似乎开得轻松、顺利,父亲的脸上总挂着笑容。趁着开会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并邀请了苏联专家去视察秦皇岛港(注——父亲时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大概父亲觉得到海上一游的机会难得,便请史良同行。

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船,是艘类乎快艇的玩意儿,颠簸得厉害。好多男人都受不了。他们一个个在大海的魔力下,像显了原形一样:或东倒西歪,或愁眉苦脸,或钩腰驼背。我干脆就趴下放平,如一只壁虎,紧贴于地。这时,发现整条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并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风度,连她脚上的高跟鞋也是那么地昂然挺立。洋专家非常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中国妇女,特别是当父亲介绍她是中国司法部部长的时候,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赞叹不已,并争先恐后地要求和史部长合影。

翻译把这些俄罗斯男人的要求转达给史良的时候,她摇头说:“不行。”且向父亲及翻译解释道:“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吃过简单的午餐,看着苏联专家恭敬礼貌地与史良握手告别的情景,我心生感动。古书上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人,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

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年的春与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春晖霜露,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季节;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由天入地的坠落。

二月,是传统的春节,适逢父亲随彭真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以往过节,父亲要把能找来的亲戚都找来,吃喝玩乐,闹到半夜方肯罢休。这回,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过了一个清静的除夕之夜。父亲从国外打来电话说:想我们,还想稀饭。

临睡前,母亲说:“爸爸不在家,明天不会有人来拜年,咱们可以睡个懒觉了。”我们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万不想初一的早上,约8点来钟的样子,史良便来拜年。

“伯钧不在,你还跑来。”母亲的话,埋怨中透着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来了。”史良的回答给了母亲极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这种快慰便随着暗中变化的形势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讲者说:今后在中国,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在总结了斯大林错误的背景下发表的谈话,着实让父亲兴奋异常。他说:“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父亲的兴奋立即转化为动力,起劲地去到农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报告,玩命地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以帮助整风。在民盟中央除了他积极,罗隆基也积极,史良也没落后。那个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会议,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会上,他们一个个头冒傻气,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担心着急,生怕大鸣大放在青年学生中搞出乱子。此时如果谁用刀子把他们的胸膛剖开看一看,我想里面装的都是不逊色于工农兵的颗颗红心。最后,父亲提出大家应该去见周恩来、彭真、康生、李维汉,反映情况。当晚,热情而焦急的史良见到了周恩来,便把情况反映了。

第二天,六月七日国务院开会,父亲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见到父亲就说:“前一天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谈。”

会上,父亲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说明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的同志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想想藏在这“不置可否”的后面是个啥东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读后,父亲傻眼了。气不顺、想不通的他,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此刻的史良,或许由于长期以律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父亲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线。所以,为了自己、也为了父亲,趁这个单独会面的机会,她要问个明白:“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父亲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未能引起父亲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针对中共的做法,又大发议论。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回到家中,母亲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父亲答:“很好。”

是的,当下他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母亲躺下后,打算再问问他与史良的具体谈话内容,可那边厢已是酣声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接着,是密集如雨、锋利如刀的批判会或以批判为内容的座谈会。

六月十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六月十二日,父亲在农工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的高兴,但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

六月十三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写道:“这说明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亲早被钦定为右派之首,自己却说“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上边看到父亲竟是那么地不长进,不识相,不知趣,决定对其加温,加压,加码。对一个民主人士而言,这个“温”“压”“码”暂时不能直接来自中共,而必须弯曲地通过民主党派内部去实施。实施的步骤从六月十四日的晚上开始——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史良说:“关于司法,我认为的确这几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甚至是一些较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对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是这样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原则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指出,审判人员也明知错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为‘教育释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本来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对待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所有旧司法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愿意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于机会,使其发挥作用。可是,在院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我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对本来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事业贡献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的热诚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段话,表现出一个著名法学家的水准,一个司法部长的责任心。

史良发言的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态并划清界限。她说:“这次共产党的整风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整掉共产党存在的歪风邪风,从而加强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这个目的是必然会达到的。除此以外,整风运动和党外人士的提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面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而要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另一面污蔑共产党存在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另一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对于这样一种言论和行为,这几天已经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和社会人士的义愤,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有责任要尽量揭发批判,把他们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众面前,以达到分清是非,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帮助党整风所必须担当起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讲到这里,史良停顿片刻,并提高了语调,说:“同志们,你们一定都明白,我所说的那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谈会上,邓初民同志建议民盟中央应该对储安平的发言,表明态度。我完全同意,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宪法所保障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做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我们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这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内部矛盾不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批评反批评的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反对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险做法。”

说到此,史良话锋一转,进入了最为重要的、矛头直指父亲的第三段:“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的文章里说:‘储安平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错误在哪里?充其量,伯钧只声明了储安平的发言不能代表《光明日报》,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的本质呢?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的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记得上星期六晚间(六月八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社论即指《这是为什么?》)。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②。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我怀疑伯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会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亲回到了家。他只对母亲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民盟的会,以史良的发言为主,她很有准备。”见他神情沮丧,母亲没好再问。

第二天近午时分,同时送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父亲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母亲看罢,几乎难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

但是,她更加责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说去史良家谈谈,我满以为你是听听她的意见,请她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及问题,谁知道你跑去讲这些!你鸣放得还不够吗?嫌人家手里的辫子还少吗?”母亲气得满脸通红。

父亲一句话不讲。吃午饭了,父亲平时吃饭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一放,对母亲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惊于三十年后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举行委员活动,母亲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特意将我的姐夫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忘不了,难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连那个“六六六”教授会议,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划铺排的。只不过临到开会,他借故走掉。而且运动的收尾时刻,他把具体操办这件事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调离北京,驱赶到大西北。我听了,先是震惊,后也不觉奇怪。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再后来,我又听说:大跃进时期,史良见一批党外人士光荣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同意,周公称她是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

一九六五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了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我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丝发。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我几次从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次返京,住在已被红卫兵占据的家中,陪伴着体质虚弱且终日担惊受怕的父母。一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亲去王府井东厂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焦急忧虑的母亲,煮了稀饭等他回来。下午一点多,年迈的父亲徒步而归。

他喝完稀粥,把母亲和我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显然,父亲所说的从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亲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老罗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努生(罗隆基的字)就是不给,把流风余韵系于纸墨之间。现在它们都成了罪证和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父亲唤着母亲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成了他们最后的会晤。

一九六九年父亲病逝。

一九七八年,我从四川省第二监狱释放回京。母亲说,为了我的出狱,她找了许多关系,托了许多的人。现在要带我去拜见、面谢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老大姐:史良、雷洁琼、李文宜。我们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洁琼,最后去的是东总布胡同二十三号。在路上母亲告诉我,小陆已经去世。去世的情况非常意外: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在外交部召开的追思会上,小陆谈到总理对他的关怀时,激动万分引发了心脏病而猝死的。

我们与史良的会面是在一楼客厅。几十年未见,身着白衫青裤的她,略显老态,但依旧是仪态雍容。光泽的肌肤、白皙的面庞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难相信她已年逾七十。

母亲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说:“喏,这就是刚从四川回来的小愚(我的小名),没有你的帮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还蹲在大牢呢。”

我赶紧补充道:“数千人的监狱,我是平反释放的第一人。这都得谢谢史阿姨了。”

史良摆摆手,说:“不要谢我,我没有起关键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到这个作用,不过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况。我跟他们讲,章伯钧的女儿怎么就一定是反革命?她在日记里写几句对时政的看法,就算犯法?从法学观点看,简直不成道理。所以,我要替你讲话。在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则的。我史家有个远房的侄子,前几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后来找到我,想让我为他开脱。我把这个远房侄子的情况一摸,发现他不但品质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忙我是不能帮的。孩子从小游手好闲,现在劳动几年,恐怕对他今后的一生都有好处呢。”

吃午茶的时候,母亲关切地问:“小陆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

不料母亲寻常问语,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她哭声凄婉,而那样子又很像个冷不防被抢走了心爱的洋娃娃,一个人坐在大房子里伤心抹泪的小女孩。母亲后悔自己不该提到小陆,说了许多劝慰的话,随后告辞。史良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就不远送了。”

母亲和我走出大门,便听见有人在喊母亲的名字:“健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上到二楼寝室的史良靠在临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摇动着那条擦拭过泪痕的白手帕。我俩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那白色始终在阳光下晃动,闪耀。我一向认为人老了,简单的衣食住行,都是无比的沉重与艰难,他们的内心自不会再有炽热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忧伤表达出的至爱,令我感动不已。当我跨入老龄,生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也深刻起来。是的,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归于破灭,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

不管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问一九五七年的事平不平反,母亲都决意要给自己的丈夫写一点文字的东西,留给后人。在搞“章伯钧生平”的同时,她还想搜集一些父亲生前的照片。现在谁还保留着与章伯钧的合影?数来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着春节拜年的喜庆日子,母亲带着我又去东总布胡同。这时的她已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须提前联系,获得同意。这次见面被安排在二楼的小会客室,楼梯的转弯处是一株叶大如盆、油绿乌亮的龟背竹。上得楼去,便从一间敞开的房间墙壁上,看到悬挂着的小陆遗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温厚朴讷都印在那上面。我想,这间屋子就是史良珍藏爱情、持守亡灵的圣地了。

虽是冬日,穿着一件蓝色对襟丝棉袄的史良,却坐的是把藤椅,好象在我们未到以前,她已经坐在那里很久、很久了。此时的她,完全是个老迈之人,稀疏的头发,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迟缓、冷淡。见此情状,母亲尽快地说明来意,在重复两遍以后,她听明白了,对母亲说:“这些事由我的秘书处理,他们会告诉你的。”

秘书的答复是:“史委员长的包括照片在内的所有资料都很珍贵,概不外借。很对不起,请李先生原谅。”

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五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伤感于母亲要求的被拒?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析。

“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岁月飞逝,留给我们的只有记忆,好在我们还有记忆。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亲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进得大厅,母亲便痛哭失声,站立在遗体前,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个在职部长低声问身边的人:“她是谁?”

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钧的夫人。”

另一个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问:“章伯钧是谁?”

老者无语,一片沉默。

数年后来,我去民盟中央机关的宿舍,替母亲探望她的几个老友。闲谈中,对其中的一位问及史良身后之事。他告诉我,史良无子女,她的几个侄辈认为史良的首饰可能值些钱,便提出分割、继承的要求。经过请示,决定由他代表组织拿着全部的首饰,领着这些亲属先去珠宝行鉴定其价值。鉴定出的结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针、耳环、项链加在一起,也就值个三千块。听到这个价码,后辈一律表示放弃要求。当然,珠宝行的鉴定者,不知道这些漂亮的假首饰所有者,是一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国家首任司法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一个叫史良的女人。

我想,即使晓得了姓名,他们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谁。

20017-9月年于守愚斋

注释:

①香云纱俗称拷纱,即茛绸,是中国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天然丝料。它是将原色天然面料,直接用野葛(茛)茎中提取的汁液浸泡并经过淤泥涂封,放置一段时间后,经太阳爆晒等特殊工艺制成。由于是纯手工生产,生产量很少,所以十分珍稀。夏天凉爽,冬天轻柔,穿洗越久,手感、色泽越好。

②卢郁文时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是一九五七年夏季党外人士中最早站出来回击右派言论的人,他的回击行为立即以醒目位置刊于中央各大报纸。





二、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说我和她没干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西,

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储安平诗·《自语》

1931年元旦作于北平西郊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⑴。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章伯钧)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协召开在即。民盟总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别忙碌,也特别积极,几乎天天在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113室开会。

4月9日下午3时,在这里举行民盟总部第6次会议。出席者有沈钧儒、黄炎培、潘光旦、张东荪、曾昭抡、楚图南、千家驹、周鲸文、吴晗等,共29人。会议主席是父亲,会议内容之一是沈钧儒提议:中共指定《中国时报》交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应否接管,请予公决。经讨论,形成并通过了民盟决定筹办报纸、成立盟报筹备委员会等三项决议。要知道,民盟素有办报办刊的志向和传统⑵。早在1941年3月,民盟在重庆成立的时候,它的机关报《光明报》于9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托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4月16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第7次会议上,暂时负责《中国时报》报馆接收工作的胡愈之,做出书面报告说:《中国时报》不甚合用,请改为接收伪《世界日报》。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办报的事情有了进展。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了民盟总部第11次会议。这次会议就中共中央统战部函请民盟接收伪《世界日报》的事宜,做出公决。在沈钧儒的主持下,经22人讨论后,通过决议如下:(一)由章伯钧、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严信民、谢公望、孙承佩等7人组织盟报筹办委员会;(二)盟报名称定为《光明日报》;(三)于5月16日接收报馆,6月16日出版新报;(四)开办费请政府拨款;(五)办报的政策与方针,另会讨论。

6月6日下午2时,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民盟总部第14次会议。会上,由父亲、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拟就的《光明日报》组织大纲,经修正获得通过;推章伯钧、刘王立明、胡愈之、林仲易、萨空了5人,为社务委员会委员;父亲兼该委员会主席。

父亲说:“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了时事新闻报道,报纸主要是承担着以言论政的职责。”为此,他和萨空了等人建议成立一个《光明日报》言论指导委员会,并提议就这个委员会如何组织进行公决。这个提议也很快形成决议,并公推父亲、沈志远、黄药眠、周鲸文、楚图南、胡愈之等9人担任言论指导委员会的委员。父亲为第一召集人。

十天后,即1949

年6月16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出版了它的第一张报纸。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秘书长萨空了,总经理林仲易。

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对知识分子来说,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宝贵的。它们几乎与人身自由有着同等的分量,被一些人视之为生命。所以,当父亲得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政治派别的民盟能拥有一份报纸,且又由自己负责筹建的时候,其心情活像一个男人在筹办婚礼大典:激动、欣幸、亢奋,还有满脑子的盘算和设想。

单是“光明日报”四字报头的题写,就让父亲大费心思。他甚至叫母亲也来试写。母亲的字极好,连周恩来都知道。那时我们全家从香港抵京,暂住在北京饭店二层的一个套间。我记得母亲从晚饭后,就开始练写“光明日报”四字,父亲一直伺候左右,还让母亲拿出从香港带回的上等纸。每写一张,他就夸一句,可还是请母亲继续写,并说:“可能下一张会更好。”

我先守着桌子看,后坐在沙发上看,再后躺在床上看,再后便睡着了。这其间,好像刘王立明还来访,被父亲三言两语打发走了。等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在那里书写,父亲仍在那里伺候。写着“光明日报”四个颜体正楷大字的16开纸张,铺满写字台、窗台、茶几、沙发、地板。我想去卫生间小手,竟连条路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光明日报”这四个字,父亲最终是用沈老(钧儒)写的,还是为母亲所书。但我知道反右刚结束,《光明日报》立即换了报头。

父亲常去报社开会。胡愈之、林仲易以及任《光明日报》印刷厂厂长费振东(费孝通之长兄)也都常来我家汇报工作。一天上午,父亲要到座落在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光明日报》社去谈工作。

我对父亲说:“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吗?”

父亲同意了,并高兴地说:“到了报社,你一个人先玩。等我开完会,带你去印刷厂参观,看看一张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

报社的会开得特别长,等父亲拉着我的手去印刷厂,已是近正午时分。我的肚子早就饿了,父亲请一位专门剪报的女工作人员到食堂,买了个白面大馒头给我。那馒头香极了,我边吃边走,随着父亲到了车间。父亲请操作工人给我介绍印刷的过程,他自己则站在一边仔细翻阅着当天的《光明日报》,好像并不觉得饿。

家里的报纸有好多种。每当洪秘书把它们送进客厅,父亲打开的第一份,必为“光明”。

1951年冬,民盟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日程非常紧。父亲一定要大家参观《光明日报》,结果安排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们白天游览了颐和园,晚上仍被大汽车拉到报社,一个个疲惫不堪。唯有父亲西装领带,精神抖擞。在印刷车间,他还主动担任讲解。母亲说:“你爸爸为了自己的‘光明’,不顾他人死活。”

后来,有件事大大消损了父亲办报的热情。一日清晨,父亲还没来得及起床,就接到上边的电话,说当日刚出版的《光明日报》有了大问题,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馆的。父亲眉头紧锁,一声不吭,也没有去交通部(父亲时任交通部部长)上班,一连几天的心情都很坏。我很想知道报纸出了什么事,可一瞅父亲那张阴沉的脸,便不敢开口了。

过了小半个月,《光明日报》的一个干部来我家做客,我趁机偷偷地问:“前些日子,你们《光明日报》出了什么大问题?”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错误。有个重要新闻,是针对某个事件发表的两个严正声明——一个来自中共中央;一个为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联合表态,它们均为新华社的通稿。《光明日报》把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一,把中共的声明放在了头二。这就出了大乱子,上边命令追回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必须要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列在前,民主党派摆在后。

我搞不懂,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报纸,非要和中共的报纸打扮得一模一样。我拿了这个问题,又去问父亲。

父亲只是淡淡地说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却很惊异于我的提问。

此后,这份报纸的面孔越发地死板、难看。父亲去《光明日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却始终惦念着再去报社玩,还惦记着报社食堂的大白馒头。于是,忍不住问:“爸爸,什么时候去《光明日报》办公,再带上我吧?”

父亲答:“报社的大小事务,一般是胡愈之在管。”

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报》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但它并非属于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属于意识形态。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

6月的一天,李维汉把父亲、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中共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文汇”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在中国,似乎再也没有比政策的变动,更能调动人的情绪。父亲、罗隆基、史良等这样一批久立政坛的人,也不例外。顷刻之间,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自由理想被激发出来。为加速民间办报的步伐,就连一向对立的章(伯钧)罗(隆基)也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识和行动的一致。

会上,李维汉说:“既然要恢复‘文汇’⑶,那就把‘教师报’改过来吧。”

父亲不赞成,说:“如果恢复,就恢复‘文汇’的本来面目。”

兴奋的罗隆基则在会下让徐铸成、浦熙修主动出击,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汇”复刊的打算。就在罗隆基和徐铸成、浦熙修筹划复刊《文汇报》的同时,上边传出消息,大意是说:《光明日报》既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社长章伯钧挂名外,负责具体报务工作的总编辑也应由民主人士担任。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父亲得知这个消息,舒展的心境好似清露明月一般。他毫不避讳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跑统战部。不少职务安排的是交叉党员。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要有党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几天后,父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这是父亲自掏腰包的家宴。别看这三个人,均无官职,但父亲把他们视为贵客,特意叫洪秘书事先把拟好的菜单,拿来过目,改了又改,掂量再三,并叮嘱厨师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领。父亲在饭桌上告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中共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文汇”、“光明”的民营性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明”“文汇”做为民主党派报纸,交民盟去办。

父亲兴高采烈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骚,《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光明日报》今后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又说:“非党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国际方面,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在国内方面,也不要和党报一样。”

父亲的这番话,给了徐铸城极深的印象;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而储安平则向徐铸成详细询问了《文汇报》编辑部的组织情况,外派了多少记者,还打听了上海关于电影的讨论情况,徐一一作答。

黄酒一坛,佳肴几味,觥筹交错本为联络感情,疏通关系。他们之间似乎不用联络与疏通,彼此就很融洽了。与此同时,似乎每一个人都窥探到共产党办报政策的松动,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展开的动人图景。大家无不为此而兴奋。

我家的规矩是大人请客,小孩不上席。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了这三位贵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储安平。他面白,身修,美丰仪。记得一个上海资本家的大小姐曾告诉过我:无论男女,如果其侧影很好看,那他(她)就是个真正的美人了。储安平的侧影,很美。

饭毕小憩后,客人告辞,大家漫步庭院曲径。入夜时分,暑气全消。微风解愠,又送来花的芬芳。萧乾、徐铸成走在前,父亲与储安平行于后。

父亲轻声对储安平说:“老储,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如果请你来办《光明日报》,能从九三过来吗?(储的工作关系在九三学社)”

难以置信的储安平,怔住了。夜色里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闪烁。

这一刻,“两张落叶,偶尔吹在了一起。”

而这一刻,也悄然开始了储安平的人生厄运。

1957年1月22日,民盟中央在父亲和罗隆基的主持下,接办原属于民盟北京市委编印的《争鸣》月刊,并将其学术性争鸣刊物,改成政治性刊物,实施他们“以言论政”的办刊方针。不久,在民盟的中常委人选增补会议上,父亲提议储安平接替胡愈之任《光明日报》总编辑⑷;提议千家驹担任民盟中央《争鸣》刊物的总编辑。上海《文汇报》复刊,经与罗隆基商议,决定由罗隆基负责,徐铸成出任总编辑。

会后,父亲高兴地对别人讲:“以后,我要多管点《光明日报》了!”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到父亲书房去问候他,只见紫檀雕花书桌上放着一册黄色封面的新书,书名是《新疆旅行记》。打开扉页,上面用钢笔写着:伯钧先生指正,落款是储安平。

我问:“储安平到底是个什么人,是个作家?还是个办报纸的?”

父亲说:“应该说,两个身份他都有。但他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办的一本叫《观察》的杂志。”

我家里订阅和赠送的杂志极多,其中的一本叫《新观察》,却不知还有个《观察》,遂问父亲:“《观察》是什么?”

“我带你去看《观察》。”父亲一边领着我去南书房,一边说:“这是解放前两、三年在国统区出尽风头的一个政论性刊物。因为它是纯民营的,所以保持着超党派的立场,有一种在野论政的特色。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储安平能以批评政府为业,为言论界开辟出一条道路,是非常不易的。说他是中国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过份。这也是我最看中的地方。”

南书房是父亲藏书的一长排南房。这里的书架顶天立地,其中的一间房内,藏有几乎全部的民国期刊。父亲爬上为专门拿取顶层图书而作的木梯,从许许多多的老旧期刊里取出一摞《观察》递给我,说:“你拿去读吧。”

从藏书房出来,父亲拍着身上的灰尘,说:“储安平是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的。我原以为他是罗隆基的学生。今天才知道,张东荪教过他,而努生(即罗隆基)在光华教书的时候,他已不在学校了。他去英国留学,还是张道藩指示江苏教育厅给予的资助,后来,张道藩又继续资助过他。”

我大为诧异,道:“在学校读鲁迅的文章,老师告诉我们张道藩是坏蛋,反动透顶。他还破坏徐悲鸿的家庭生活。”

父亲笑了,说:“千万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这其中包括老师讲的和报上登的。”我特爱父亲,也特听他的。

父亲又说:“你知道吗?储安平还是个美男子呢。”

“真的?”我记起从玻璃窗看到的那个侧影。

说到男人的相貌,父亲的兴致挺高。他说:“共产党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周恩来。国民党里有三个美男子,如汪精卫。民主党派也有三个,如黄琪翔。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

“爸爸,在这九个人里面,谁最漂亮?”

“当然是汪兆铭啦。我们的安徽老乡胡适自己就讲过,一定要嫁他⑸。”

“那汪精卫漂亮在那儿呢?”我问。

“在眼睛。他的眼睛不仅漂亮,而且有侠气。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个新派诗人⑹说的。我看,储安平眼睛也有侠气。”

我又问:“爸爸,那储安平自己愿意到《光明日报》吗?”

父亲答:“《光明日报》很有吸引力,况且九三待老储并不怎么好,所以是愿意来的。听到这个调动,他很不平静,但又有顾虑,怕搞不好。我告诉他调动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向。因为人选虽由民盟的主席、副主席提议,但都要经过统战部点头,像报社总编辑这样的职务,还要通过中宣部。至于顾虑,无论来自业务工作,还是来自人事关系,都是可以慢慢消除的。我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一定支持他。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我想还可以把(萨)空了请回到‘光明’,协助工作。”

晚上,我仔细品度《观察》。这本杂志的封面是再简单不过的,几乎就是一张白纸,素面朝天。可它的撰稿人,无不赫赫有名。从胡适到邵燕祥,中国当代文化才俊,被主办者储安平网罗殆尽。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进入它的视野。对国家出路,朝野风云,国际动向,社会事件,思想活动,生活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它都以知识分子一颗自由的心灵,做了观察与回答。

父亲走到我的书桌旁,见我翻阅《观察》,非常高兴地说:“那个时期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观察》都有报导和思考。所以,只要是个关心国家公共生活的人,都爱看这个杂志。谁要查阅和研究那段历史,我看储安平的《观察》是必读之物了。现在,不要说是个人,就是机关单位主办的杂志,也难以做到。单凭这一点,你便不得不佩服储安平。”顿时,储安平在我心中,成了和极负才气的罗隆基对等的人物。

我不由得追问父亲:“白天,你和储安平还说了些什么?”

父亲说,他们会晤的时间不算短。老储的话少,他的话多。自己主要是详细讲述了在四十年代创办农工党机关刊物《中华论坛》时的体会,觉得当总编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才;二是可以肩负起政治责任。

别看父亲没有直接办报,其实,他和储安平一样,对办报、办刊,也怀有一股持久的热情。我记得1956至57年那段时间,父亲在“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也在改进宣传工作。主张内部办“政治通报”,主张恢复解放前的杂志《中华论坛》,还要把半月刊的《前进报》改为旬刊,再由旬刊改为周刊,将来再进一步改为报纸。

父亲说:“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每个民主党派都要办一张报纸。遗憾的是,“农工”不像民盟有这方面的高级人才。所以,因人手奇缺而迟迟没有行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强调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老人家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

父亲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父亲在民盟的传达稿,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

“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

不久,父亲约了萨空了,与储安平做了一次谈话。这次,储安平大概是有了接手“光明”的打算,便坦言办报的种种顾虑:既然归属于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需要“放”的办报方针,那么“放”到什么的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的话,要不要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有谁看?——这些顾虑不仅是总编辑面临的大问题,也是一个社长应该考虑的。所以,父亲和储安平都一致主张要向统战部讨个明确意见。于是,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很快把问题汇报上去。

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于毅夫在3月26日专门写了书面汇报,把章储谈话内容报告给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胡乔木、周扬、李维汉及徐冰(即邢西萍)。据说,胡乔木一直很欣赏储安平的才干,竭力主张由他出任“光明”总编辑。

就在储安平心里早有了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底牌之后,九三学社中央也决定请他兼任“九三社讯”主编。接到这个任命,他想大干一场。这里,他有意借“社讯”主编之职,做“光明”总编的热身。但除此之外,他还存有一个潜在欲望——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不过是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这显然较之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胡愈之的地位,矮了一截。储安平素无操纵他人的野心,却有着中国士大夫式的心态,懂得这个国度里职务与地位间的差异会给尊严带来的挫伤、乃至危机。为此,他必须付出才情学识与“以身殉道”之精神,求得社会应该给予的政治承认和相应尊重。有了这个潜因的存在,储安平对区区“社讯”,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热诚,便是十分自然和能够理解的事了。

他到任后,便对九三成员说:“我要以身作则,扭转大家对社不关心的风习。”

他每周到九三机关办公两次,并事先打电话告诉既是好友、也是九三成员的袁翰青⑺、楼邦彦⑻,希望自己去上班的时候,他们也能去。

他参加社内各种会议。

他四处征求九三成员对“社讯”的意见。

他五次登门拜访许德珩,争取这位九三主席的理解和支持。

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编四期“社讯”,陆续刊出《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座谈高等学校的领导制问题》、《目前工程技术人员的几个问题》等大块文章。这些文章是在九三中央召开的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的。会前,他特意叮嘱记录:“要记录有思想、有见地的东西,一般性意见,官样文章,就不要整理了。”

会后,文章从开头的题目拟订到收尾的记录终审,他都亲自动手。

这几期社讯内容,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文化精英向政府提出的极富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社会见解了。九三“社讯”在储安平手里摆弄了几下,便焕然一新。它的特色、鼓动性及影响力,使储安平对自己实力和未来,有了信心。袁翰青对储安平三月内的成效,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九三中央力荐他做宣传部长。储安平自己也以试探的口气,向宣传部部长孙承佩⑼摸底:看看是否有意“让贤”。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他在九三施展的第一手,是那么的干净漂亮。可是,等他再想施展第二手、第三手的时候,就感到不是那么顺心应手了。这个感觉,首先来自许德珩的冷静与持稳。五次面谈,储安平从他那里既没有获得鼓励,也没有受到批评;对“社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是一种有顾虑的信任,有保留的使用。其次,在宣传部里,他大有势孤力单之感,在同级平辈当中,自己干得越欢,周围气氛就越冷。再说,自己本来就不是九三学社的专职干部,怎能与那些各有一摊人马的长期经营者相比?民主党派曾是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块净土,在踏入这块净土以后,储安平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里也害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通病——宗派情绪,家长作风,嫉妒心理,官僚色彩……

随即,他向许德珩提出辞职,并在“社讯”刊出“辞职启事”。其实,递了辞呈的他,并非彻底失望,而仍是有所期待:期待着转机,期待着挽留。他私下打探九三学社内是否有人对辞呈表示同情,表示惋惜。他甚至想在“启事”里写上一句:今后适当时机,仍愿努力为社工作。“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在煌煌九三,他的请辞启事连同他这个人,像一张薄纸飘落在地,无声无息;堂堂宣传部,竟也无一人开口对他说点什么!更别奢望什么喝彩之声,青眼之睐。这次许德珩倒是痛快,以极高的办事效率,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三个月前,兴冲冲而来的储安平,很快地“从社讯主编的椅子上悄然滚下。(九三学社宣传部某负责人语)”

热血盈腔,无地可洒。难怪父亲说:“老储从九三到‘光明’,是憋了一肚子气的。”难怪他到了《光明日报》,便开始了疯狂的工作。

1957年4月1日,对储安平来说,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光明日报》党组撤消,他正式就任总编辑。储安平到任的第一件事,是向父亲请示报纸路线。二人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在办报的观点与认识上,一拍即合。

4月21日,父亲在家中的大客厅与储安平详细讨论研究了《光明日报》的改组、调整与格局等项事宜。

储安平先是向父亲请示“横排”、“直排”的问题。

父亲本来对文字改革就不满,曾对朋友发牢骚说:“改革汉字,这是共产党不懂语言学。”故对储安平讲:“我看‘光明’可以恢复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

谈到改组版面和调整新闻,父亲的话就多了。两人从家里的客厅,一直谈到吉姆车内,二人同去报社。

父亲说:“解放前的报纸,以人为主,刊登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导,以事为主,忽略了人。而且对事的报导,也都集中在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身上。这样,报纸怎么能办好,国家怎么能搞好?‘光明’既为民主党派报纸,就要增加民主党派的新闻,这里既包括党派的负责人,也包括党派的基层。”

关于国际版,父亲也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储,不要只守个塔斯社,你要努力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如合众社、路透社的电讯,都可以发。总之,‘光明’是我们的报纸,我打算建议由八个党派的精华人物,组织成一个顾问团。报社的大政方针,由社务会议和顾问团定。”

关于新闻报刊的宗旨问题,父亲解放前撰写的《中华论坛》发刊词,很能表明自己所秉持的态度。他认为:“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在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尊重民主之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收批评,取人之长,去吾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本刊愿力守此旨。”他又写道:“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这些文字,很能反映出既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又主张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党派的立场。父亲和储安平,前者经营党派,后者经营文字,但都推崇民主政治。从前,他们是在旧政权下,以各自的方式从事民主运动;现在,他们不约而同地渴望在新制度下,继续推动民主进程。

接着,储安平叩响了在东黄城根附近的廼兹府胡同十二号朱红小门,这是罗隆基的住所。罗隆基与他是名义上的师生,故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要比和父亲的关系老多了。见面后,储安平迫不及待地把几天前,他和父亲对“光明”改版的思路及设想告诉了罗隆基。因为他深知罗在民主党派和新闻界的影响力,自然很想获得他的首肯与支持。

等储安平的话讲完,罗隆基立即发表看法,说:“顾问团的办法好。章伯钧的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枝大叶。安平,《光明日报》恐怕要靠他不行,还得靠你自己。”

储安平靠的就是自己。他一生依附过谁?仰仗过谁!

建国后的民主党派,应该做什么?——这是新政权下,民主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人言:今后的任务是政治学习;又有人言:是教育改造。父亲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搞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盟工作的重心,并说:“那样的话,我们的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

储安平极赞同父亲的观点,他说:“《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如果说,罗隆基、徐铸成、浦熙修办的《文汇报》,是要从新闻领域去实践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则是想从民主党派机关报的角度,来贯彻和尝试毛泽东所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重提统战政策,于是,在恢复了活动的八个民主党派内部,流行着这样的话:“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它幽默而微妙地传达出民主人士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中共的畏惧心理。然而,一切畏惧都是先从不畏惧开始的。那时的章(伯钧)储(安平)就毫无畏惧地按照毛泽东的方针,要从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上为《光明日报》作文章。他俩觉得这是又一次与中共合作,是又一次在关键时刻与中共风雨同舟。

勇毅、执拗和富于激情气质的储安平,有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风。5月7日,他召开了全社大会。会上,他首先向全体工作人员阐释民主党派在现阶段的社会作用,说:“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双轨的桥梁。所谓双轨,一是教育成员,一是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今天的报纸主要是在第二条轨道上起作用……。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

继而,储安平提出了符合民主党派机关报性质的《光明日报》改版方案。其中以关于民主党派的八点报导计划和四个具体做法为核心内容。第一,要求民主党派的新闻,占每日报纸的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应压倒其他一切新闻,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别人一个“民主党派的印象”。第二,对文教部门工作报导中强调民主党派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基层活动及作用。他说:“例如北京大学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都是知名之士,他们过小组生活时,对学校提意见,就一定非常重要,可以多登。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不是我们‘光明’的报导的责任,可以不登。”第三,强调对个人的报导、强调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储安平说:“在解放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我们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些新人新事。但是登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不能搞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导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导文教有关,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就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第四,即为储安平的根本论点,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共产党的一轨作用。要求多发挥舆论的监督性质,反映人民的意见。他甚至认为:今后写社论,要写“监督”的社论。

在报社,他几次重复举了一个新闻监督的事例:1955年城市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各报都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新闻,解释原因,说明解决的办法。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这样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就没有必要也去登这么一条新闻。”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民盟成员、中共交叉党员)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

“我们民主党派用不着。”储安平连问题的深浅都不想一下,便如此回答。

又有人问:“有些报导是否要权衡利害?”

他斩钉截铁道:“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为什么《人民日报》登的,“光明”没有必要也去登?为什么只要是发生的事实,他不经请示就要发表?——因为储安平一向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说话,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公开讲:“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报纸与党派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的,党和政府不许登。”“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目的在于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他说的这些话,在今天某些人听来,依然十分刺耳。不过,储安平讲的揭露和当权者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储安平所说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提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其中内涵着以揭露来促使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纠正缺点的政治愿望和新闻观念。

“储安平为什么热心揭露?”我曾这样问过父亲。

父亲解释说:“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他是个自由人;在身份上,他算得是职业记者和报人。人的本性加新闻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

那时恰逢中共向民主党派提出“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此,储安平有些将信将疑,故而言道:“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

可以说,1957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记得父亲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由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解放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

也就在储安平上任的这一天,毛泽东经过数月的酝酿,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写得特别地好,那上面说: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本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都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成果,也看到了重重失误。所以,毛泽东登高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要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

储安平得到父亲的同意,经过筹备决定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九个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于是,他普遍发送一次组稿信,发信对象是全国九个大城市的百余名知识分子。信中,储安平恭请每一位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要“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在这里,储安平所说监督是有双重性的:一是党派的互相监督,即贯彻毛泽东的统战方针。二是报纸的舆论监督,即张扬新闻的个性与本质。为此,储安平自己亲赴上海。他还写了一个意见交给出去的记者,让记者散发给被邀请的对象。在这个意见里,他指出“应当适当地估计被邀请的人士,平时是否意见较多及是否勇于发言”。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20天。会上许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储安平觉得共产党的“风”如要“整”好,当听取这样的意见;《光明日报》如要办好,当刊登这样的发言。所以,他认为九大城市的鸣放座谈会是成功的典范,父亲也极为欣赏。在座谈会上,一些人从法制的角度对肃反发表的意见,被储安平认为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也是最具价值的新闻。当看到编辑删去其中个别尖锐的字眼的时候,这个职业报人不禁惋惜起来。他说:“这些发言才是政治问题的通论,只有登这些通论,才能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论坛。”

5月25日上午,当他得知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的消息后,马上指派“腿快、眼快、手快”的三快记者,令其必须于当日下午赶赴北大进行采访。储安平希望这篇东西能成为《光明日报》的独家新闻。而且,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登的或不敢登的,他越想登。其眼光、心胸、魄力、能力水平所构成的新闻职业的本能和素养,使自己全然忘记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及其后面的权力。

《光明日报》的版面、内容,变得有些新意和活力了。对此,储安平很得意,觉得办报就该是这个样子。他鼓励本社同志,说:“我们跑到《人民日报》的前面去了。”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特征内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不知今天的学术界如何评价弗氏的动力性格概念,但用它来解释储安平不惧对个人幸福自由的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的的行为,却有相符之处。储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身所激发的。因此,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等候着自己。况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职业生涯又使他具备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人格和在与他人竞争中肯定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是凭借他所精通的东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不可否认,储安平也有进取之想,有时还很强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取成功。这,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

毛泽东说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我想:假如储安平真是资产阶级,那么其全部资产,不过是他有能力充任自己所期待的角色而已。

5月15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为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毛泽东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的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13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躲(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各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都不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如果说,父亲与会是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那么,储安平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发言,则被许多人视为是“自投罗网”。古人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大概早有一种不怕脑袋落地、弃尸沟壑的气性贯注于储安平的骨血,使他这样一个无权者连前后左右看也不看,利害得失想也不想,便直扑最高权力设就的陷阱。

储安平的发言是准备好了的。有稿子,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的通篇谈话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在上为听政,在下为清议。如果不是极端的政治黑暗,中国文人士大夫一般不发动清议,而是采取上书和廷诤方式影响朝政。这是人治皇权社会表达政见的正常渠道,即言谏制度及传统。“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故“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谏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百折不挠,甚至冒死而谏,极具道义的感召力。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谏,如石破天惊,动撼朝野,在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大合唱中飙出了最高音。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载。

父亲阅后,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难道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具备副总理的才干?被尊为国母的孙夫人(宋庆龄)到了共产党这里,连当个国家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总之,无论是出洞的蛇,还是投网的鸟,他们在那样一个时刻,热情如此之高,乃至于让人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必须让当权者和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思想。事后,父亲恢复了清醒,即为储安平痛悔不已,抱憾万分地说:“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老储触犯的,乃是皇帝之大忌。”

此外,对于储安平的这个发言,还需要补充一个事实——

那是在5月19日的上午,储安平事先没有和父亲约定,便到了东吉祥胡同10号。

洪秘书对父亲报告:“《光明日报》的储先生来了。”

父亲说:“他来必有事,快请进来。”

储安平推开北客厅的绿色纱门,发现里面已是高朋满座,且都是农工党的负责人,好像是在开会。虽然父亲对他做了介绍,但终觉不宜逗留,便退了出来。

父亲送他出客厅,问:“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要紧的事倒没有,还是想来谈谈‘光明’如何体现‘监督’的问题。”

父亲告诉他:“现在的‘光明’已大有改进了,民盟的其他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尽管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而这时正是他在九三辛苦劳作却遭遇冷落的时刻。“古人交谊断黄金,心若同时谊亦深。”两厢对照,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所以,他不想去报社上班,想找个人谈谈,谈谈怎么把‘光明’办得更好。于是,来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罗隆基的住所。或许由于学生对先生的做派有些看法,二人关系一向比较疏淡。故罗隆基对他的到来,略感突然,但很欢迎。

储安平说:自己登门的原因是向他征询对《光明日报》如何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意见。后来,俩人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那阵子,这个鸣放会是上层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党外人士也以被邀请为荣。

罗隆基告诉储安平:自己在(5月)10日做了一次发言,但仍感问题没有谈透。比如,民主党派如何才能长期存在?党派若做到独立自主,需要创设哪些条件?他认为,现在的政体与某些制度,就有碍于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方针的实施。——说罢,罗隆基问:“你会不会参加座谈?”

储安平答:“如在九三,我被邀请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到了‘光明’,情况则不同些。”

罗隆基听了,就像老师指导学生那样,向储安平建议:“你若参加统战部的座谈会,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呀。”

储安平立即想到改组后的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事,便问:“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提一提?”

罗隆基认为可以。因为中共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排,在民主人士中是早有议论的。只不过这层窗户纸,无人去捅破罢了。

继而,储安平又说:“在人代会上,我还想提一提关于肃反运动的缺点,建议能否由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联合检查一下,同时,被斗错的肃反对象也可以直接请人大常委会做检查。”

这番话,让罗隆基更觉兴奋。因为自毛泽东兴搞各种运动以来、特别是肃反运动,他深感由于缺乏法律的程序和制约,而人权受侵、冤情无诉现象的普遍严重。故点头道:“这个可以谈。不过,关于宪法前言,你也可以谈(罗隆基对宪法前言的看法,详见拙作《一片青山了此身》)。”

人与社会——是人类政治的绝对主题。而储(安平)罗(隆基)二人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思维,都是在“人”的概念和“法”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都不能摆脱人权的观念和法律的形式。这也是任何一种性质的政府,赖以存在的唯一原则。现在的中国既为共和国政体,那么政治上的改善,则必须摒弃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而强调这个“唯一原则”。可以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腹稿,正是在5·19的罗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

6月2日,即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言论之翌日,这是一个清新幽丽的清晨。庭院里的喇叭花顶着露珠儿开了,修长的柳叶在微风中摇曳。有着好心情的储安平按父亲约定的早8点,准时到了我家。

他跨进客厅,父亲迎了上去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发言很好。”

“要谈就谈大问题吧。不过,放肆得很。”显然,他已得知发言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对,鸡毛蒜皮的事在这样的会议上,就不要谈了。要谈就谈大问题。现在的人只能要房子、要汽车,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储安平告诉父亲:这篇谈话的思想要旨,曾和罗隆基交换过意见。

“你什么时候见了老罗?”

储安平笑答:“就是前十天我来这里,正逢你会客。我从你家出来,便去了??兹府。”

“唔!”父亲回想起来了,忙道歉说:“那日,农工的同志来谈工作,顾不上你。”

也许是怕父亲误解自己和罗隆基有过密的联系,储安平解释道:“老罗和我有一层师生关系。不过,因为他有点架子,所以那天还是我二十年来第二次登门,而且两次都是为了报社的事。当然,我还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下‘文汇’的情况。”

章罗的矛盾在民盟几乎是公开的,身为老盟员的储安平自然很清楚。所以,他没有详谈和罗隆基谈话的内容,只是提到了罗隆基建议将陈新桂调到‘光明’,以加强理论力量。

父亲表示不同意,说:“陈新桂在民盟是专职干部。况且民盟中央机关里的理论人才本来就少。”

因储安平要求调人,父亲不由得想:是不是他在人事上有了磨擦,需要个帮手,便关切地问:“你在报社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储安平摇了摇头。

父亲说:“你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的。中国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光明日报》要以此为重点,多报导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新闻、民主国家的社会党的情况和我们的民主党派活动。”

自打储安平来到“光明”,从父亲这里得到的都是鼓励和支持。所以,他的点子就更多,干劲就更足了。他说:“从前《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办新闻;现在中共让我们自己搞。我们要搞,就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

他还告诉父亲:“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党委制的消息。”

父亲点头称道,且一再欣赏他的“就是和新华社不一样”的雄心与魄力。后又问:“报社的改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答:“我刚来不久,准备再等一等,弄清情况再说。”

父亲连连说:“好,好。毛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党委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谈话到了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忽然想起一件喜事来,对储安平兴冲冲地说:“去年,我跟周公(恩来)反映的《光明日报》建新址的事情,统战部说有了初步结果。社址选在虎坊桥,要盖座和交通部差不多的那样一座大楼。”

两人的心情极好,一起出了家门。父亲用车把他送到报社,自己再去民盟中央开会。在车上,父亲告诉他:“现在学校的情况很严重,胡愈之准备在6号这一天找几个教授座谈一下。”

储安平问:“打算请哪几个人呢?”

“听愈之说,大概要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伟长几个吧。”

父亲的话启发了储安平,他决定在6号这一天也开一个会,邀请八个民主党派宣传部的副部长,专门座谈一下社论的问题。

(1957年)6月6日上午,章(伯钧)储(安平)两人分别在文化俱乐部和《光明日报》社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而他俩谁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在政治风云与报业生涯中的绝唱。

反右中被人叫做“六六六”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民盟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另有章伯钧、史良、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此会的倡议者、操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来自高校的教授们,一一介绍了校园内的情况。

费孝通说:“……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斗错,听了令人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

曾昭抡说:“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过去以运动方式对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以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孩子不要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

黄药眠说:“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执行起来就成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言者慷慨,听者激动,大家热血沸腾。父亲在深感形势之紧张的同时,倍感肩头责任之重大。他认为:形势的紧张是规律。此刻,民主党派应该大力发展组织,提高地位,发挥作用;而中共则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

最后,父亲讲了话。他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在国际共运中,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两个人谁正确?这两条路哪条畅通?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想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

与此同时,储安平在邀集的民主党派宣传干部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对报社社论问题的看法。他说:“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真正的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得到各民主党派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务委员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了。”

总之,这些“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的书生,要负戈前驱,披肝沥胆,与中共携手共度难关。其实,激荡浩淼之风华襟抱,汪洋恣肆之才情学识,已无一例外地被厄运笼罩。在他们的身后,也已是枪弹飞越,飕然有声。

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

父亲捏着报纸,读之再三。他也在想:这是为什么?

吃午饭的时候,接到储安平的电话。他说:“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父亲想再说上几句,电话已挂断。

两点整,储安平跨进了父亲的书房。他神色严肃,又显得有些匆忙,连茶也顾不上喝,便说:“昨天,报馆有人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长”的信函递上。

接过一看,是亲笔辞职信,父亲哑然。

“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父亲说完这话,储安平立即起身,告辞。

父亲执意要送至大门。烈日下,二人淡然一笑,握手言别。

整个下午,父亲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并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

父亲归来,已近深夜。人刚睡下,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寂静之中,尤觉急促刺耳。接过电话,方知是浦熙修打来。

她的第一句话是问父亲:“储安平辞职的消息是真的吗?伯钧,你的态度怎么样?”

父亲答:“辞职是真的,但权不在我。将来要由社务委员会议论决定。”

浦熙修说:“《文汇报》的情况要比‘光明’好些。因此,还想约你写一篇关于联合政府的文章。”

父亲说:“我不能写了。”

“你能不能推荐一个人?”

“我一时想不出来。总之,要请对中国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铁崖⑽那样的。”

接着,浦熙修在电话里向父亲传递了两个消息:一个是说,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见到了周扬和夏衍。在大厅问他们二人当前的形势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搞鸣放?他们两个人都说,现在仍然是鸣放,政策没有变。另一则消息是讲她看了《这是为什么?》社论后,立即给陆定一打了个电话,不客气地问现在是继续“放”?还是“收”?陆的回答也是,我们还是“放”,没有变。

浦熙修在电话中的讲话,语言虽简练,情绪却激动。彼此都有不祥的预感。父亲非常理解,她关心“光明”,是因为“文汇”与“光明”血脉相通,都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她关心老储,是由于她和储安平命运相连,都是报社的主编。然而,父亲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打击的目标乃是浦熙修身边的罗隆基、储安平背后的自己,和章罗所代表的中国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政党。

6月10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6月11日一大早,父亲为商谈庆祝《光明日报》建社八周年的事情,驱车来到储安平的家。这是座落于阜成门内大街的一个小四合院。去之前,母亲的侄女婿、供职于“光明”副刊的作家巴波告诉父亲:储安平的家,不大好找。听人家说它的对面,是个“正兴石油商店”。找到石油店,便可寻到他的住所。

在不大的客厅里,他们开始了短暂的谈话。储安平情绪低落,对父亲说:“我已辞职,社庆的事就不要同我谈了。”

如此拒绝,便只有沉默。

在沉默中,父亲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储安平的前途担忧起来。父亲终于开口,道:“老储,你的负担重不重?”

“不重。”

“不重就好。”父亲继续说下去:“人要碰到那么三种情况,就困难了。”

“哪三种?”

“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名利心重,三是有生活压迫。遇到这三种情况,恐怕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听罢,说:“我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列。生活负担不重,孩子大了,经历半辈子,名利心也淡泊多了。”

有了这样的答复,父亲稍感放心。但转而又想:储安平隐退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好呢?沉吟片刻后,又道:“老储,今后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话说到此,父亲心中自是一阵辛酸。

储安平觉得父亲是在替自己寻找后路,且态度至诚。便也问道:“伯老,我如果搞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父亲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一是农民问题;二是学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三是经济建设中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中共自身的问题。比如,原来是科员,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入了党,要做处长;处长要做局长,局长等着做部长。一万多党员,都要成了国家公职人员。中共的政党机构庞大,而且全部国家化。这个政党制度问题,靠教育党员是不能解决的。当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但国家内部党与政,党员与官员之间,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是这么一种关系,的确少见。老储,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可以研究。”

储安平点头却无语。尽管父亲说的这番话,他是同意的,但心中清楚——自己辞职后能否从事研究工作,已不是眼前这个社长所能决定的了。

对父亲的到来,身陷危难的储安平是很感激的。他感到今后不会和章伯钧发生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但他们的友谊有可能持续下去。

父亲回家,一再叹息道:“可惜呀,储安平。有些素质是要与生俱来,无法培养的。”

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6月13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史良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她说:“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史良继而指出:对身为《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父亲作为《光明日报》社长,应当负有政治责任。她还把6月8日晚上父亲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揭发,一句不拉。

举座怵然而惊,父亲也傻眼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母亲惊骇不已,万不想父亲身处凶险之境,还在对外人掏心挖肺。父亲也后悔莫及,万不想告密者竟是私交甚笃的史良。而史良的这篇谈话是拿储安平开刀,为的是打开针对章罗的民盟反右运动的局面。她的强硬讲话在无形之中,从一个法学家立场把储安平的言论定为:有罪。刹那间,恶风扑面,惊雷炸顶。整个形势在这样一群书生眼前,变得狰狞恐怖。

性情温和的史良在亮出铁手腕的一刻,储安平就掉进了恐怖的中心。我放学归来,从母亲那里已经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来不及做功课,便先去书房看父亲。他一人独坐,表情茫然又凄然。

我走到父亲的身后,摸摸他的头发,俯耳问道:“爸爸,你说胡风,储安平真的会成为历史人物吗?”

父亲从头上握着我的手,说:“会的。现实是卢郁文得势,储安平倒霉。但现实的东西往往不可靠。爸爸很替储安平难过,爸爸对不住他。因为他不调到《光明日报》,就决不会惹上这场祸事。”

6月15、16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了社务会议。在章伯钧、储安平二人要不要在《光明日报》检讨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他又批评父亲,认为在储安平向其请教办报路线问题的时候,说话相当随便,以至于助长了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发展。章乃器最后说:“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随即,《光明日报》刊登了《章乃器最近几天的谬论和错误态度》的大块文章。揭露他在社务会议上的反动言论。这时,储安平、章伯钧成为一个政治警示信号:谁替他们说话,谁就是他们的同类。

此后,父亲和储安平各自挨斗。

储安平在九三中央斗得很苦的事情,是父亲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储安平被民盟看中调到“光明”任总编,几乎就等于是对九三的背叛。而当时他在九三所受歧视,现在也就成了某些人自诩左派的资本。在统战部的指挥下,九三学社联合《光明日报》在11月24日、25日、28日举行了千人批斗大会,系统揭批储安平。先后发言者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九三领导人的许德珩、孙承佩,“光明”的负责人常芝青,还有九三学社里的知名科学家,如茅以升、严济慈、裴文中、薛公绰等也纷纷表态、亮相。会议场面浩大,气势汹汹。可以说九三的这个会,是八个民主党派搞批斗的顶级之作。

储安平做了题为《我的检讨》的检讨,承认了“党天下”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承认了自己在“光明”的所作所为是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检讨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检讨“党天下”言论;第二部分检讨在“光明”的工作;第三部分梳理思想根源。他的检讨,条理清晰,轮廓分明;不像父亲那样大包大揽,全部吃进咽下。他的检讨,不推卸责任,不拉扯别人;不像罗隆基那样东拉西扯,拖出一大堆。他的认错,尽管达到中共要求的高度,但态度适中,分寸得当,不像黄琪翔那样自责不已,痛哭流涕。

11月12日,父亲和储安平同时被民盟中央免去《光明日报》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父亲扳起手指一算:储安平在“光明”总计工作68天。

1958年1月,储安平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也从《光明日报》弄回九三中央。

那时,我正痴迷于李少春和他的京剧《野猪林》、昆曲《夜奔》。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专心投水浒,

回首望天朝。

急走

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

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

到如今,做了叛国黄巾,背主黄巢——”

声音清越,动作飘逸,一座空荡荡舞台充满了凄楚悲凉。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这个扮相俊朗,人生命运直起直落,起落之间没有圆滑,没有缓冲与下坡,极峭极美的林冲,就是我们的储安平了。

父亲和储安平一别,就是三年。这三年,中国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进入了大饥荒。一日,也是右派夫妻的《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来家闲坐。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吃喝来。父亲说,自己如今每月配有一斤猪肉,二斤鸡蛋;母亲说,她每月配有一斤白糖,二斤黄豆。

一口四川话的邓季惺告诉父母:“你们两个晓不晓得?按现在的说法,配肉蛋者被称作肉蛋干部,配糖豆者叫糖豆干部。”并指着父亲说:“你是右派当中唯一的肉蛋类。李大姐(即母亲)、我和铭德都在‘糖豆’之列。”

她的话,让父亲听得哈哈大笑。

聊了一阵,父亲大概觉得陈邓二人对新闻界有所了解,便问邓季惺:“你可知道储安平的近况?”

邓季惺说:“我们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她的眼睛一亮,说:“许德珩不就住在你家的旁边,不出百米。你如问他,定知详情。若自己不便出面,来个迂回,让李大姐去问劳君展(许德珩夫人),不也可以了吗?”

父亲摇摇头。在我的记忆中,章、许两家似乎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但我至今也不知内中有什么原因。邓季惺答应父亲,再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储安平的近况。等了数日,没有回音。

一天清早,父亲又提起储安平,对母亲说:“既然打听不到老储的近况,健生,你去看看他吧!”

母亲立刻去地安门食品店偷偷买了些高级糖果、饼干。因怕洪秘书看见后密告,便藏在父亲的书柜内,和明版书放在一起。

第二天下午,去了。储安平的家已从阜内大街搬到了棉花胡同。

父亲一直在客厅呆坐,连书都看不进,等着母亲带回消息。母亲回来,父亲见她一脸的平静,他的心才稍稍放下。

母亲去卫生间洗脸洗手,父亲眼巴巴地跟在后面,问:“你看到人了吗?情况怎么样?”

母亲去卧室更衣,父亲还是紧巴巴地尾随于后,忙不迭问:“他怎么样了?家里的人还好吧?”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母亲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安稳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母亲才说端详:“储安平开门,发现是我的时候,居然高兴得不知所措。拿出家里最好的绿茶,请我喝。一再问伯老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我说,伯钧在所有朋友里面最惦记的是你,也最对不住你。他早就想来看你,只怕再连累你,所以先让我来探望。储安平听了这话,很感动。他说,谢谢伯老的关心,自戴上帽子以来,与民盟的人、和‘光明’的人,再无联系。他也不想看那些人的嘴脸。”

“他现在的生活情况呢?”

“我问老储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还好。虽然工资降了很多,但现在的日子过得简单,没有太大的开销,自己也节俭惯了。谈起日常生活,老储说:‘李大姐,我带你看一样东西。’说完领着我出了北屋,来到院子的东边。原来这里盖了个小羊圈,养了些羊。有两只是母的。”

说到这里,父亲听不下去了。他起身,望着窗外,不禁叹道:“共产党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共产党给你事情做了吗?”母亲反问了一句,

父亲的情绪猛地激烈起来。他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喊着:“我是老头子了,可安平还不到50岁!”

客厅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

没过几天,储安平自己来了,算是回访吧。他登门的时间很早,是提着一个橄榄绿、腰子型的铝质高筒饭盒进来的。

“老储,你好吗?”父亲大喜,握着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且将他从头打量到脚,再从脚打量到头。

“我很好。伯老,你呢?”

他们寒暄过后,储安平一面请母亲赶快拿个牛奶锅来,一面对父亲说:“这是我拂晓时分挤的羊奶,特别新鲜,特意请伯老和李大姐尝尝。”

父亲见储安平气色不错,双眼仍有光泽闪动。

“你现在每天做些什么?”父亲问。

“两件事,读书,喂羊。”

父亲笑着说:“好。这样可以‘养吾浩然之气’呀。”

“伯老,你现在不也有条件养浩然之气吗?”

“不,养浩然之气,一是需要有富裕的时间,这个,我有。二是需要悠闲的心境,这个,我大概是不会有了。”

“为什么?”储安平问。

“我的心境是无法平复的。反右之于我,决非是一点人生失意、进退无路的遗憾,而是从此有二十万个右派(那时父亲以为右派有二十余万)的身家性命,压在了我的心上。”

储安平劝慰道:“伯老,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哇。谁都明白,事情的责任在中共。你自己的身体要紧。”

母亲端上热腾腾的羊奶。这奶色极好,随着腾腾热气飘溢而出的芳香,令人想起嫩草青芽、山岚白露和晨光熹微。为了助兴,母亲还烤了两片义利白脱面包。

父亲连喝了两口,说:“很好喝!不仅新鲜,气味也是好的。我喝羊奶,还是生平第一遭,谢谢你。”

父亲的赞美,令储安平非常欣慰。母亲也说好喝。

在我看来,储安平的这个举动一如他在三十年前,从西湖装了一袋桃花,寄给徐志摩。实在是太有诗意了。

“你们这样爱喝,以后,我还会送来。”储安平像个牧羊少年,兴奋不已。

父亲忙摆手,道:“千万不要再送了。你能来这里,就好,比送什么都好。”

储安平问:“伯老,你家的客人少了,还能习惯吧。”

“客人不但少了,而且都是清一色。”说着,父亲用右手做了个戴帽动作。

储安平会意地点点头。

父亲突然笑了,说:“老储,你猜,现在和我往来最密切的人是谁?”

储安平闪动着那对灵活而有侠气的眼珠,说:“你的社交范围广,我不好猜。”

“是努生,你想得到吗?”

储安平大笑,摇着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父亲说:“过去,说章罗联盟是活天冤枉,现在是实事求是了。用叶笃义的话来说:‘自章伯钧因储安平的发言稿,向罗隆基道歉⑾后,如今两人是水乳交融般的亲密。’不过,我们谈起具体问题,还是联盟不起来。”

“努生的脾气,不知改了些没有?”

“还是那个样子。他现在一个人,日子比我寂寞多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他若见到你,想必也会高兴。”

储安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却突然问:“有个叫李如苍的,伯老认识吗?”

“认识,认识,还很熟呢。老第三党成员,日本留学生,浙江人,做过旧警察局长。解放后因为同康泽⑿的关系,成了历史反革命。有了这个身份,在农工(即农工民主党)把个候补中委也搞掉了。他处境窘迫,我却无法相助,但一直和他保持往来。”

储安平叹道:“解放后,你能和他这样的人保持交往,已算难得。如苍每次提及,都很感念。”

父亲问:“你怎么会认识他?”

储安平说:“全国政协在北京西南郊的一个叫模式口的地方,搞了个劳动基地。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大多是右派和历史上不大干净的人。九三中央第一个点了我,还有楼邦彦,农工党里面就有李如苍。我和如苍两人,分配的劳动任务是放羊。工作累是累,要弄饲料,要扫羊圈,夜里有时要起来查看查看。但是,每天我与他为伴,与羊为伍,在山坡上或坐或躺,晒太阳,望浮云,谈轶事。虽不是灯下敲棋,窗前展卷的文人生活,但可宠辱皆忘。那些山羊很可爱,尤其是母子间的慈爱,像图画一般。羊羔一旦跑远了,母羊就要急急地呼唤。那些毛茸茸的小羊羔,四脚几乎一齐举起来,朝母亲飞奔过去的样子,是很动人的。相处时间长了,对它们很有些感情。

“如苍懂得不少,四书五经不必说,什么中国医史,金匮,黄帝内经,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临朝不理政的日本天皇,曹禺戏剧,周贻白戏剧史等等,他都有所涉猎。我看他这个旧警察局长,比我们现在的公安部长、局长的文化修养都要高。和他相处有话可谈,也融洽。我们都是江浙人,回忆起江南风习,童年趣事,说得津津有味。如苍的生活能力强于我,处处照料我。他每次回城,都要从家中带些自制的沪江小菜,像罗卜干炒毛豆。我问:‘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搞来?’他总是说:‘你就放心吃吧。’我们住的地方潮湿,他还教我练气功,说这叫以内御外。可惜,我始终未能学会。久而久之,我们成了朋友。从模式口回到机关后,我也只与他往来。如苍住什刹海,银锭桥侧,是个好景致。我从棉花胡同出来到他家小坐,等于散步,锻炼身体了。”

父亲告诉他,自己情况也有和他相似之处。过去最为接近的人,大多疏隔了。

“伯老,记得57年夏天,你在我家里的谈话吗?”

“记得。”

“那时,你劝我超脱一些,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现在我已经做了一半,另一半便难了。自己也没有这个心力。”

父亲点点头,说:“是的,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这个情况,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你现在除了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唉”父亲长叹,道:“反右以后,偶遇周恩来。他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或搞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后来,我读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张文白(张治中的字)的一篇东西。在他笔下,叙述长沙大火一事,我数了数,不足二百字。把这样的回忆文章留给后代,还不如不写。关于翻译黑格尔,我过去是一直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每逢出国,必购其书。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现在虽有时间,却怎么也翻译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关资料?”

“不,老储,还是我刚才说的心境问题。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

接着父亲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

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他们还谈到九三、民盟及农工三个党派领导人的变动情况,彼此一经介绍,大致相差无几。靠反右起家的人,都高升了。

储安平说:“孙承佩当上了秘书长,成为九三的实权人物。学习会上常点我的名,批判‘党天下。’”

父亲听罢,笑了。说:“这和我们民盟的胡愈之,一个样子了。他两个都是中共党员。所不同的是,胡愈之原来的地位就高些,故能一步登天,当上副主席。孙承佩只好先当一阵子秘书长。他只要听中共的话,当副主席是迟早的事情。”接着,父亲又向他打听九三划为右派的薛愚、袁翰青、楼邦彦的近况。“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民盟、农工、九三,别看还是民主党派的那块牌子,但内里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大。

想到这些,父亲不胜喟叹:“政治运动,干部下放,思想交心,大跃进,公共食堂,这哪里是共产党说的百炼成钢,我看是百炼成灰。人成了灰,民主党派也会成灰。不信,我们等着看,早晚有这样一天。”

储安平不无忧虑地问:“伯老,我们今后又会如何?”

父亲眯缝着眼,望着窗外的槐叶柳枝葡萄架,说:“拖,混。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许是你我这样的人未来的出路。”停顿片刻后,又以低沉的语气,道:“老毛欣赏秦始皇,而秦始皇是个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文人士大夫的独裁者。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时局发展当有一个充足的估计。”但他怎么估计、也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储安平告辞,母亲把洗干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

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姐,你放进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天刚送来两斤奶油小点心,是康家用侨汇票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点心是和储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和诚意。

父亲在旁边插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个女贵族。”

储安平这才接过了饭盒,说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门。

父亲兀自站在冷风里,好象储安平从他的心肠上,系了一根绳索。走一步,牵一下,牵得他心痛。

晚上,父亲对母亲和我说:“我这辈子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能,帮助储安平只能是送他几个奶油小点心!”

话刚落音,母亲的眼圈便红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放学回家后,在自己的书房读小说。不一会儿,我家的保姆关嫂递来一小杯奶。

我问:“怎么今天下午不喝红茶啦?”

关嫂说:“这是你妈特地给你留的。”

“是牛奶吗?”

“不,好像是羊奶。”

我把小说甩在书桌,大喊:“妈妈!”

妈妈被我的叫喊吓住了,忙跑过来。既惊且喜的我,端着奶杯问:“是不是储安平送的?”

“是的。看你上次那副遗憾的样子,这次我特意给你留了小半杯。”

“今天没有多少课,我要是在家就好了。”

母亲说:“你在家。爸爸也不会让你去参加他们的谈话的。”

“为什么?”

“因为储安平这次来,谈的是关于自己的家庭婚姻。”

母亲不说则罢,经她点题,我便非要问个清楚不可。

母亲告诉我说:“储安平原来的妻子,是他在光华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婚后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后来这个夫人病故,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子读书上学。他的事业心强,社会活动多,虽独身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做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⒀。’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1959年)老毛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身,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

母亲说到这里,我已完全能想象他们谈话的气氛和情景。

我深知,父亲素来不大看得起国民党的降将。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特赦的消息发布,就引来他的满腹牢骚。说毛泽东对现实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搞得战犯比文人香,屠夫比书生好。而此刻,一个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人格侮辱和一个男人所不能容忍的生活侵犯,同时降临储安平的身上。政治上被剥夺的人,外部世界充满的危险、敌意和孤立,本已十分痛苦。但为什么继政治遗弃之后,再须经历一次生活的遗弃?在社会丧失之后,还要再来一次家庭丧失?

父亲说:“在中国一个人政治上失势后,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活下去。而储安平不仅仅是失势。”

母亲又讲,储安平见父亲那样地难受,反倒安慰起他来,说:自己不要紧,事情也已到了尾声。

分手时,储安平说:“有如苍在,我们还能互通消息。”

他们短暂的会面结束了。可一连数日,父亲是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又值细雨漫天,寒风砭骨,心绪至为恶劣。我去书房看他,常见书摊放在那里,人却目定唇翕,面作青色。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一日下午,家里来了一个衣著朴素,相貌堂堂的男子。从他说的一句“章伯老”三个字音里,即可断定是江浙人。

母亲对我说:“他就是李如苍。”

李如苍告诉父母:“储安平正在办理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要求。法院的同志讲,储先生不是资本家,哪有许多的积蓄。最让人难堪的是,这女人还住在储宅。宋希濂的进进出出,就在老储的眼皮底下。”

后来,李如苍又来我家,告诉我的父母说,那女人已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

储安平——这个报人、作家,依旧每日放羊、喂羊,每月到九三领一份工资,参加学习,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他有头脑,但社会不要他思考;他有精力,但国家不要他出力;他有才能,但政权不要他施展。

父亲激愤无比:“对我们的处分,哪里是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生命力正在受到侵犯。”

1966年的夏季,生命力受到侵犯的右派,面临的是毁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策划发动下,似烈火在整个国土上熊熊燃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一篇篇社论,有如一把把干柴,把火越烧越旺。

父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老毛是个最善于、也最乐于运用暗示的人。我们往往从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点用心。”又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他忧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谁抢了他的金交椅。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那把金交椅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父亲非常瞧不起毛泽东这种算老账的做派,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脚,还是个农民。”

很快,文化革命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头,游街,抄家……北京陷入红色恐怖。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宗教式的朝见,是毛泽东梦想了很久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现实。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共产党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城进北京。面对党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党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的遏止。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遗。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下属连想也不敢想的话,那么他制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难以纠正的。这场革命,可谓毒痛天下。不说祸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疯了。”

学医的母亲则讲:“他肯定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8月24日,红卫兵闯进了家门。东西是能砸烂的,都砸烂;能拿走的,都拿走。人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当父母被关在小屋,吃着甩在地上的窝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听朋友的情况。黄绍竑自缢身亡,章乃器惨遭毒打,刘王立明、叶笃义、刘清扬关入秦城监狱等消息,一件件传来。其中惟独没有储安平的下落,父亲焦忧万分。

后来,只是听说他一遍遍地挨打,家里抄来抄去,破败不堪,更无人相扶相助。他实在受不了了,便逃到九三中央,请求组织收留。获此消息,父亲大感不妙,因为农工党中央对收留的右派,就有半夜毒打的事情发生。父亲估计九三对储安平,也绝无仁慈可言。

大约是9月上旬的一天拂晓,晨星尚未隐去。忽然,有人轻轻地按了两下电铃。父母从这有礼貌、且带着胆怯的铃声中揣测,来者可能是朋友,而不是进驻家中,夜间外出鬼混拂晓回来的红卫兵。母亲开门,来者是李如苍,且神色慌张。

李如苍见到父母铺在地上的被褥和凌乱的杂物,眼圈有些潮湿。

父亲急问:“如苍,红卫兵也去你家了?”

他来不及回答,便说:“伯老,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

小屋的气氛,骤然紧张。

父亲用试探的口气,怯生生道:“是不是老储出了事?”

李如苍点点头,说:“我每天五点多钟起床,必出门,沿着什刹海转一转。今天也是这样。可是我刚要开门,便发现脚跟前有一张纸条。好像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说罢,遂从白衬衫的口袋里,掏出咖啡色漆皮小本递给父亲。小本是1950年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发给每位委员的《全国委员会手册》。父亲把小手册打开,抽出夹在当中的一张小纸条。

纸条洁净,为白色,有二指宽大小,是对折起来的。父亲双手打开字条,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用钢笔写的,未署日期,字不潦草。

李如苍问:“伯老,你看他能走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收留他呢?”

“你收好。”父亲把字条还给李如苍,痴立于窗口。

以巾拭泪的母亲,哽咽道:“我们在这里挂念,他却不知飘零何所?听说溥雪斋离家出走时,身上还带了十斤粮票,七块钱。他带了什么?”

屋外,一片浅粉红色的马樱花,开始败落。偶有小鸟飞来飞去。而屋里的人,个个心如秋千,摆荡不止。我想:以一个字条和朋友告别的储安平,此时或许会在天边咏唱他的《自语》诗。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父亲真的是“一万分的失神”,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如苍,他不是出走,而是去死。”

“那字条是什么意思?”

“那字条是向你我诀别。”

李如苍听了这话,真是“一万分的慌张”,急匆匆道:“他是不是昨天半夜把字条从门缝里塞进来后,就投了什刹海?”

父亲仿佛从迷惑中猛醒过来,走到李如苍跟前,说:“快,快回去,守着什刹海。如苍,死也要见尸呀!”说罢,父亲已是老泪纵横。

李如苍收好字条,出了家门。他走了两步,又跑回来,低声问:“伯老,要不要把字条的事,告诉九三或民盟?”

“不!”父亲表情冷峻,口气决绝:“人活着的时候,他们都不管;现在,还会管吗?再说,民主党派还有能力管吗?”

“那么,要不要告诉街道、派出所或公安局?”

“不!”父亲依旧是冷峻的表情,决绝的口气:“共产党,你不要它管,他也会管的。”

李如苍走了,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他便偷偷跑到东吉祥胡同10号,对父亲重复着一句同样的话:没有见到储安平。

父亲色如槁,心如灰。而在他内心深处,是很钦佩叹羡储安平的。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父亲始终确信他的死,并说:“储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适应奴役,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死亡在他看起来像是得救,他是被共产党制造的恐怖吓坏了。所以,不但要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痛苦,他还要用这样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严。再说,储安平已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吹灭生命的残焰。”

许久,父亲枯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我的小愚儿,你的老爸爸也早已是无事可做了。”我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哭。

储安平之死,是我在1966年冬季从成都偷跑回家后,由父母亲讲述的。听着,听着,我的灵魂仿佛已飘出了体外,和亡者站到了一起。

我独自来到后面的庭院。偌大的院子,到处是残砖碎瓦,败叶枯枝,只有那株马尾松依旧挺立。走在曲折的小径,便想起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但是,我却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储安平的死境。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会不会像个苦僧,独坐水边?在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断绝一切尘念之后,用手抹去不知何时流下的凉凉的一滴泪,投向了的湖水,河水,塘水,井水或海水?心静如水地离开了人间。总之,他的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的死法与水有关⒁。绝世的庄严,是在权力加暴力的双重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顽强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动因,决非像某些人口袋里揣着手书“毛主席万岁”的字条,以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父亲看法的:死之于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证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过“死亡”的镜子,我欣赏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解放前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解放后的储安平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人,过去为数不多,今天就越发地少了。

任何愿望都带着这个愿望的反面,当这个愿望本身消失了的时候,它的反面可能还活着。《光明日报》不再属于民主党派。可父亲到死一直都自费订阅《光明日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为了储安平;为了他俩一度携手在“光明”。

父亲曾经让我替他到虎坊桥,看看新盖好的《光明日报》大楼是个什么样子?里面的办公条件好不好?

后来我去了,严肃的门卫问:“你找谁?”

“谁也不找,只是想进去看看。”

“不行。”

我没有告诉父亲自己被阻在门外的情况;而我至今也未能了却父亲的这桩心愿。

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自费订阅《光明日报》,一边看,一边说:“怎么比《人民日报》还难看了。”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座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即指我母)。”

我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母亲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1990年5月,母亲病逝。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李如苍的那个咖啡色漆皮《全国委员会手册》,里面没有那张绝笔小纸条。

李少春也已去世,但舞台上仍有《夜奔》。不管谁演,不管是舞台演出还是电视播放,我必看,看必想念储安平。

储安平没有安息。他正在复活。



注释

注释⑴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出生后6天丧母,14岁丧父。依赖祖母抚养,生活节俭。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2年毕业。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侵占桂林后,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了17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开设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年12月25日被国民党查封停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8年1月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逝世,死因不明,年57岁。

注释⑵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成立。成立后因在国统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同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松华为总编。1943年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纷纷出面主办刊物、报纸。先后创办的有黄炎培创办、张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左舜生主编的《民宪》(此刊于1944年11月由中国民主同盟接办);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闻一多、李公朴创办的《自由评论》;成都民盟成员负责编辑出版《华西晚报》;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办《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民盟云南省支部于1944年底创办《民主周刊》(吴晗主编);1945年民盟重庆支部创办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邓初民主编);1946年2月民盟总部在重庆创办《民主报》;3月民盟广东支部创办《民主》(陈此生主编)和《民主与文化》(黄药眠主编);9月千家驹、胡仲持、张锡昌在广西昭平办《广西日报》。另有民盟海外组织支持和主办的马来亚《南侨日报》《风下》《新妇女》,缅甸《人民日报》,暹罗《曼谷商报》、《民主新闻》,英国《民讯》,印尼《民主日报》,越南《中华日报》等。

注释⑶

《文汇报》,中国综合性大型日报。1938年1月25日由严宝礼等在上海创办。抗日战争期间,此报坚持抗日立场,在上海“孤岛”和沦陷区有广泛影响。1939年5月18日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9月复刊。1947年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以后,部分记者、编辑和职工去香港,于1948年9月9日创办香港《文汇报》。解放后《文汇报》上海版于1949年6月21日复刊。1956年4月,迁北京与《教师报》合并。同年10月1日,回上海再度单独出版。

注释⑷

谢泳在所著《储安平——条河流般的忧郁》一书中认为,储安平到《光明日报》,是胡乔木推荐的。书中(第46页)是这样写的: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得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一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

注释⑸⑹

陆小曼编辑《徐志摩日记》一书第15页,曾这样写道:“前天乘着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EIIery,叔永介绍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

注释⑺

袁翰青(1905—1994)江苏南通人。1929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29年毕业赴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从事有机化学研究,1931年获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1939年起,在兰州担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并在西北师院任教。1946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和化工系主任,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兼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1952年起,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1955年筹组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代理所长兼研究员等职。著有《中国化学史论文集》等。他1945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第二届理事、第三届至第七届中央常委。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

注释⑻

楼邦彦(1912-1979)教授。浙江鄞县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同年留学英国。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北京司法局副局长,九三学社成员,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司法行政和政法教学。专于行政法和宪法。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知识讲座》。1957年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

注释⑼

孙承佩(1915—1990)山东桓台人。肄业于北京大学法商学院。曾任《新蜀报》主笔,北平中外出版社社务委员。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兼中央执行局主任,《光明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新建设》杂志代主编,北京文化局副局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历史剧《官渡之战》等。

注释⑽

王铁崖(1913—卒年不详)原名庆纯,笔名石蒂。福建福州人。1929年毕业于福州第一高中,考入复旦大学英语系。一年后转政治系。1931年转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三年级,1933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国际法研究生。193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考取清华留美生,在美研究一年。1937年赴英国,入伦敦政法经济学院学习和研究国际法。1939年返国。1940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政治系教授。1942年转任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1946年又转任国立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任北大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于1952年改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兼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1957年转任法律系教授;同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至1959年,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80年后,又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后兼任中国外交学院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顾问等职。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新约研究》、《战争与条约》、《国际法》等。

注释⑾

储安平1957年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读的“党天下”发言稿,在5月19日征求过罗隆基的意见。有人为了加重他的罪名,硬要说成是与罗隆基共谋。民盟中央批判会上,父亲在紧逼之下,亦说:“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稿,事先经罗隆基看过。”罗否认此事;储只承认是受了罗的影响。后来为了这件事,父亲向罗隆基正式道歉。

注释⑿

康泽(1904—1967)四川安岳人。1925年黄埔军校第三期受训,后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3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队长。兼任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1939年为派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1947年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受陆军中将。1948年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同年在湖北襄樊战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1963年被特赦释放。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7年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注释⒀

宋希濂(1907—)别号荫国,湖南湘潭人。幼年读私塾、小学。1921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1924年毕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1月毕业,入教导团第2团第4连任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1师营长。1927年,赴日本留学,入陆军步兵学校。1930年归国。1931年任国民政府警卫军第1师第2旅旅长。1932年凇沪抗战后,任副师长兼旅长。1933年调升第36师师长,兼任抚州警备司令。1937年,任西安警备司令,第78军军长。兼任第88师师长。1939年,兼任第34集团军副司令。1941年调升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任昆明防守司令。1945年当选为第6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调兼西北行辕参谋长。后任新疆省警备总司令。1948年,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任川陕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12月在大渡河畔沙坪被俘。1959年12月4日特赦释放。1961年至1966年任全国文史资料专员。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第5、6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赴美探亲,后定居美国。

注释⒁

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安平之子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被‘红卫兵’第二次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满地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9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哪里去?’‘你知不知到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往来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台湾《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第59、60页)

又据谢泳《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一书第61页载:“1982年6月,他(储望华)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作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

附

储安平作品篇目

著作

〔1〕说谎者(小说集) 上海书店1992年12月影印版

〔2〕给弟弟们的信(散文集) 开明书店1936年出版

〔3〕英国风采录 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

〔4〕英人法人中国人 观察丛书1948年出版

〔5〕英国和印度 科学书店40年代出版

〔6〕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出版

〔7〕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 作家出版社出版1957年出版

散文

〔8〕关于“睡庙求医”的故事(1928年) 原载《语丝》第4卷第18期,1928,4月30日

〔9〕小病 原载《真美善》第6卷第6期,1930,10月16日

〔10〕残花(1930,5月) 同上

〔11〕母亲(1930,8月13日) 原载《真美美》第7卷第1号,1930,1月16日

〔12〕墙(1930,11月28日) 原载《新月》第3卷第7期

〔13〕一条河流般的忧郁(1931年) 原载《新月》第3卷第12期

〔14〕一段军行散记(1932年1月1期) 原载《新月》第4卷第1期

〔15〕悼志摩先生 同上

〔16〕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 原载《观察》第2卷第9期

〔17〕来京记(1933年2月) 原载《语丝》第3卷第14期,1933,4月1日

〔18〕豁蒙楼暮色 原载《新月》第4卷第7期,1933,6月1日

〔19〕记田汉先生 原载1935年《中央日报·文学周刊》第38期

〔20〕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原载《观察》第1卷第1期,1946,9月1日

政论和报告书

〔21〕布洛克及其名着—《十二个》 原载《北新》1928,5月16日

〔22〕《新评论》发刊词 原载《新评论》1940,1月

〔23〕论剧本—西南剧展献言之一 原载1944,2月15日《力报》

〔24〕论剧人—西南剧展献言之二 原载1944,2月16日《力报》

〔25〕论观众—西南剧展献言之三 原载1944,2月17日《力报》

〔26〕《客观》政论 原载《客观》第7期,1945,12月22日

〔27〕失败的统治 原载《观察》第1卷第3期,1946,9月14日

〔28〕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原载《观察》第1卷第11期,1946,11月9日

〔29〕论上海民乱 原载《观察》第1卷第16期,1946,12月14日

〔30〕论张君劢 原载《观察》第1卷第19期,1947,1月4日

〔31〕辛勤·忍耐·向前 原载《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2月8日

〔32〕中国的政局 原载《观察》第2卷第2期,1947,3月8日

〔33〕三百二十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 原载《观察》第2卷第12期,1947,5月17日

〔34〕大局浮动、学潮如火 原载《观察》第2卷第13期,1947年5月24日

〔35〕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现的态度,原载《观察》第2卷第14期,1947,5月31日

〔36〕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 同上

〔37〕读孙科谈话 原载《观察》第2卷第18期,1947,6月28日

〔38〕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原载《观察》第2卷第22期,1947月7日26日

〔39〕艰难·风险·沉着 原载《观察》第2卷第24期,1947,8月9日

〔40〕“为中国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刊出后的响应,原载《观察》第3卷第5期,1947,9月27日

〔41〕白报纸! 原载《观察》第3卷第9期,1947,10月25日

〔42〕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同上

〔43〕评《出版法修正草案》 原载《观察》第3卷第15期,1947,12月6日

〔44〕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原载《观察》第3卷第16期,1947,12月13日

〔45〕我们建议政府调查并公布白报纸配给情形,原载《观察》第3卷第19期,1948,1月3日

〔46〕风浪·熬炼·撑住 原载《观察》第3卷第24期,1948,2月7日

〔47〕论程梦明案兼社会有心人能否合拢来做一点事情 同上

〔48〕国大评论 原载《观察》第4卷第9期,1948,4月24日

〔49〕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原载《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5月1日

〔50〕评翁文灏内阁 原载《观察》第4 卷第15期,1948,6月5日

〔51〕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原载《观察》第4卷第20期,1948,7月17日

〔52〕吃苦·苦斗·尽心 原载《观察》第4卷第23、24期1948,8月7日 〔53〕一场烂污 原载《观察》第5卷第11期,1948,11月6日

〔54〕政治失常 原载《观察》第5卷第13期,1948,11月20日

〔55〕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原载《观察》第6卷第1期,1949,11月1日

〔56〕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 原载《观察》第6卷第2期,1949,11月16日   〔57〕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原载《观察》第6卷第4期,1949年12月16日

〔58〕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原载《观察》第6卷第5期,1950年1月1日

〔59〕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原载《光明日报》1957,6月2日





三、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自打反右运动一起头儿,父亲(即章伯钧)就开始琢磨着反右的结局和自己的下场,甚至在毛泽东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他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把自己处理了一回——让警卫秘书王锁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东客厅,请他们围着平时吃饭的圆型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亲客气又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现在犯了政治错误。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叫我章部长了,可称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于一侧的王秘书赶紧声明:“在我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须继续称呼您为章部长。”

此后,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我们准备过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厚薄上。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慢慢地,父母开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与中国历史同样渊远流长的世态炎凉。亲近的、亲切的、亲密的,一个接一个地疏远、疏隔、疏离了。而且,越是亲近亲切亲密的,就越发地疏远疏隔疏离。诸如,二十年代一起参加北伐战争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发起“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第三党人,四十年代参与筹措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们当初当年当时结识章伯钧,便是一种错误。唯有1957年的政治风雨,才拨正了他们所在党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着他们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样子,父亲也跟着替他们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亲到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去参加政治学习。在回家的路上,大老远便瞅见个老熟人。这也难怪,五十整的年纪,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书长,叫辛志超。他不仅和父亲、母亲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门坎儿,他是跨进跨出的。每每在与父亲谈正事之前,都要给我姐妹俩讲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说的是燕都旧话,再与那满嘴的京腔京韵相搭配,我俩听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从沈钧儒开始往下数,来家里开会、谈事、作客、聊天的,不下几十个。要论个生熟咸淡,眼下这位离母亲不远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内。所以,我很能想像母亲认出他时的那股冲动、那般欣喜及那份热情。

母亲挥动着手,向他飞奔过去。辛副秘书长停住脚步,四下里张望。当他那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终于辨清来者为何人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转身180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亲傻站在街沿。她对老熟人或许有很多的话要说,或许只想问声好。她有如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泪便扑簌簌地滚落出来。在父亲的询问下,母亲讲述了街头刹那间的经历。

站立一旁的我,简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辛伯伯,怎么会不理我们的妈妈呢?”我为如此熟识的人能做出如此绝情的事而愤怒。心底还有一种母亲受辱自己也跟着受辱的感觉。

母亲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叹道:“解放前看的《红楼梦》和解放后读的马克思,都算白费了。连熟识的人才专做绝情事的起码常识,都没能学到手。”

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看得开些,语重心长地说:“大到一个政党的背信弃义,小至辛志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国官场的传统。”不过,父亲也从中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除非钦定的章罗联盟和反右运动被钦定者推翻,而这个“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忧心忡忡的我问道:“爸,人当了右派,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难过了?”

我的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滔滔不绝:“只有在中国当右派,才是这个样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晓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体面的。议会里,还有他们的席位呢!与左派仅仅是表明政见之不同罢了。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左派、右派、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陈述主张,申明立场。因为各派所持立场、主张、看法不同,它们之间势必要有激烈的辩论、争执以及相互攻击。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像,并受法律保障。西方国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经过这些辩论、争执和攻击的考验或矫正。现在,老毛把右派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划了个资产阶级成分。那么,左派与右派便不属于思想差异,而视为革命与反动的政治对立了。在我们这个国度,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过了。国家、权力、舆论、党派、社会、朋友、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在这个问题上,我原以为新社会要比国民党做得好一点。现在看起来,和过去没有太大的不同。”我自幼就爱听父亲说话。因为他说的,和报纸上登的、收音机放的、课堂里讲的,都不一样。他不从属于别人,他只属于自己。

或许因为情绪激动,父亲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母亲不让父亲继续往下讲,打断他的话头:“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说这些,而且一句一个共产党,一句一个老毛。从前你可以这样说话,现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这样讲了。你在家里讲,万一传到外面,人家真要说章伯钧反动到家了。虽然我们看不惯黄炎培,儿子划成右派,自己跟共产党反倒更加亲近。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和过去一样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

我知道母亲“训”父亲,是因为母亲疼父亲。特别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没剩下几个。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会,父亲就像吞大鱼大肉一样,全部咽下。而母亲这番雨丝风片般的“训”,对父亲来说,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亲听完“训”,一不反驳,二不申辩,三不坚持。自己一个人回到书房。我也紧跟着进去。当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的皮转椅上,他的脸色分明阴沉了许多。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我在想,社会上已经失去“面子”的父亲,是不是觉得在家庭里开始失去“里子”了。父亲失去的再多,哪怕父亲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声不吭,站立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也一声不吭,双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是平静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难受。六十多个年头的人生,在心窝子里一次次跌宕翻腾。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唯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塌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这番光景,好似一个有名气的演员,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侯,被轰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奋的锣鼓,丝竹,灯光,油彩,底班,龙套,跟包,观众,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一大早起床,父亲不必忙着漱洗用餐,既没有机关让他去上班,也没有单位请他去讲话。上午到下午,父亲不必忙着东奔西跑,既没有事情等候他处理,也没有会议需要他参加。从早到晚,父亲不必忙着前庭后院的穿梭,既没有人按动大门的电铃,客厅里也没有响动的电话,书房里更没有摆放好的文件、报告、公函、书信,亟待拆阅。父亲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睛像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扫”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开大小的《参考消息》,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有时侯《参考消息》送进门,正巧父亲要去方便。他能拿着它,在卫生间里呆上几十分钟。要不是母亲催我也叫唤的话,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老实讲,能得到这一点消息,也来之不易。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能够继续看到一份《参考消息》。

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侯,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往的日子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1957年以前,那时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亲每隔一、两个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带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颐和园、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现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父亲却呆在家里,不爱动弹。说来也是,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现在打发他去过既无政治、又无活动的生活,他浑身上下能得劲儿吗?父亲常一个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情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顾茫然……

年轻的我很难体会出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但我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痛快了。填好的入团申请书,被告知作废。政治课老师拿我的思想小结或学习心得作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发抖落。班干部和积极分子都不怎么搭理我;干部子女身份的同学把我从圈内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学又不敢把我从圈外划入圈内。一个先是团支部书记后当上学生会主席的同学,时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并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机会,随时向我发动攻击。站在学生官儿的位子上,她的每次行动又总能纠集到同伙。一旦我陷入挨批的处境,就觉得自己也当上了爸。这时我心里也着实纳闷儿: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怀上一颗革命的心,怎就穷凶极恶起来?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是我最难挨的时光。看着同学三三两两的闲聊天,拉帮结伙的搞活动,就好像一支行进中的浩荡队伍单把我抛撇在外头。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老杨树下,看着渐褪的夕阳,即使什么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泪就流成了行。为了排遣空虚,我能借个蓝球,一口气玩它几个小时。

我的同学、已是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员的洪钤,瞧我投篮的兴致如此之高,便对我说:“你那么爱好体育,找个机会我推荐你去业余体校学打蓝球吧?”

我回家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父亲这下可找到一个分析事理的机会。他口若悬河地讲起来,认为洪钤的通脱,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响。然后,告诉我戏剧家洪深出身官宦门第,且毕业于哈佛。再后,又向我讲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变了儿子的人生道路。最后,父亲建议我去看看曾朴的《孽海花》,说那里面影射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发现讲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头。他,真的寂寞。

时间一长,我打球的热情开始消衰,决定不再去体校。下午放学回家,把功课做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东翻翻,西看看,从北客厅遛到南书房,又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再不,打开收音机,从孙敬修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一直听到斗嘴架势的歌曲《社会主义就是好》。

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给官方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理由是:“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听后,父亲大惊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奋,情绪之昂扬,活像当天我要给他做大寿。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澂、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现在也记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一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抖落给我看。

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我心疼得叫:“爸,别搬了。”他却乐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母亲被父女俩昂扬的热情所感染,也陪着我们高兴。可一旦发现父亲有时亮出的宝贝是她压根儿没见过的,便有些愤愤然,对父亲说:“你这个老头子!居然藏了这么多好墨好纸。我给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写了多少书信,你都不把好纸好墨给我,现在小女儿只说了一声要学书画,八字还没见一撇,你就把好东西都摆出来了。”

母亲说这话,最初只是嗔怪,后来她还真的呕了点子气。父亲赶紧陪笑。

继而,是关于请谁来当我的老师问题。

父亲说:“教你写字的人不用请,你妈就是最好的老师。”

母亲的书法特棒,这是党派圈内众人皆知的事。抗战时期“民盟”给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亲用正楷誊写的。她正经八百一手颜体楷书,连周恩来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母亲接到被聘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的委员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又非美术家,怎地成了委员?后来遇见周恩来,周说是他提名的,说:李健生懂书法,对碑文的设计可以出些力。

母亲从如何握笔提腕运气开始教我练字,让我从篆隶练起。挑了一本邓石如的《石鼓文》册页,叫我天天临摹、反复书写。说什么时候练熟了,写得像个样子,才能歇手。我爱练字,更爱父亲给我布置的书房和他给我的每一支笔、每一张纸、每一块墨。每天做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前,先练字。母亲不怎么看我写,写完后她用朱笔批阅。整个字都写得好,在这个字上勾个大圈圈;字的某个局部写得不错,就在这个局部画上小圈圈。一张大字经母亲的批阅,变得像人工绘制的地图。

父亲则是个持久的看客,我只要展纸提笔,他便在我身后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管我写得好歹,父亲是一概欣赏。他在不停地夸奖我的同时,还不断地自责,说从小没有把字练好,现在眼瞅着女儿超过了自己。其实他的自责,仍旧是对我的欣赏与疼爱。在我写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们忘记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一起感受着快乐。尤其对于父亲来说,无论是给我布置画室,还是看我练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丰草,润泽着他的心田。

谁来教我画画儿呢?父亲决定给我找最好的国画老师:“你看,陈半丁怎么样?”

我说:“当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够不着。”

父亲笑了,说我傻。因为投师皆投于高门之下。

父亲把洪秘书叫来,让他与陈半丁联系,问问:这个星期天陈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带着他的女儿登门拜访。不一会儿,就有了回话儿,说半丁老人非常欢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听到这“非常欢迎”四个字,父亲实在舒心。

我问:“咱们去之前,干嘛要打听清楚陈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父亲答:“他有两个家。”

我后来才弄懂父亲说的“两个家”,是个啥意思。

陈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陈半丁,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老头,面部所有的线条都流畅圆润,眼睛炯炯有神。“面如银盆,目如朗星”,是评书里形容男性的惯用词语。我觉得把这个惯用词语套在他身上,“银盆”略有些过分,而“朗星”却很是得当的。

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摆着用玻璃杯沏好的两杯热茶,这显然是给我们的。望着杯子里尖细的茶叶载沉载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绿染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杯水之间,能呈现如此的清幽和美丽。它的诱惑,简值有如饿汉面对着一道美食。实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开了,一口、两口、三口,直至喝干,然后兴奋得对父亲叫嚷道:“爸,我喝的这是什么茶呀!会这么香?”

陈半丁说:“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给你们预备好的。”

父亲见我如此牛饮,便道:“陈半老,请莫见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红茶罢了。”

父亲细细啜饮,对茶味的醇和与茶香的绵长,赞不绝口:“这里的茶,让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诗句和因吃茶把家产吃空的故事了。”

从这话里,我能感受到父亲因获得碧螺春规格的礼遇而产生的快慰。父亲曾说过:如到别家作客,从外国人给你预备的杯盘刀叉和从中国人为你冲泡的茶水里,大半能判别出这家主人对你欢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亲问陈半老最近在做些什么,陈答:“我在大跃进。”

父亲困惑不解:“画家怎么大跃进?”

“画家的大跃进,就是把画越画越大。”陈半老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自己的画桌说:“这张桌子够大了吧?不行,不够大,要画更大张的,我就挪到地上画。后来,这样画也不行了,要求画更大更大张的,我就搬到院子里画。”

讲到此,他把我们父女带至客厅门口,让我们目测这所四合院的庭院横有多宽,竖有多长。父亲听得直摇头。

陈半老说:“因为大跃进的缘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院子的尺寸。跃进到最后,院子有多大,我的画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这样大的画,该如何画呢?”

陈答:“脱了鞋,站在纸上、蹲在纸上或趴在纸上画。西南角画它一棵松,东北角涂它一架藤,松枝旁边添石头,藤蔓底下开菊花……。至于这幅画的全貌,我也难知。因为画完以后,我家无法张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悬挂这样的画。”

一阵闲谈后,父亲将女儿想学画的事说了。

陈半老一口答应收我为徒。父亲向陈半老请教,画坛收徒有何规矩及礼仪。陈半老说:“你家是下午喝红茶的洋派,那些规矩就免了。”

我问陈半老,今后是怎样个教法?答曰:“画好一张或数张,拿来我看。”

在归途,兴致不减的父亲还带我到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逛了一圈。回家见到母亲,我还没来得及说个子丑寅卯,他老人家便抢先一步“报导”。我很知道父亲足足高兴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陈半丁没把他当右派。

父亲自己也看出来,要陈半老一枝一叶、一山一石地教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重新物色个更加适合于我的老师。这时,父亲想到女画家潘素。

我问:“谁是潘素?”

“张伯驹①夫人。”

“谁是张伯驹?”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②。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亲,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像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这样地值钱。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指罗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么?这诗句是谁写的?”

“杜牧。”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必张伯驹是风流倜傥,器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父亲认为:张伯驹此举虽行于一时,其事却足以传后。

我继续追问:“爸爸,那张伯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或做过什么工作呢?”

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这个回答让我吃惊不小。

父亲随即解释:“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经过洪秘书的联系,与张氏夫妇会面的时间定在周日上午。如果说,头回去拜望陈半丁是怀着尊敬和不安的话;那么,我这次去拜望则是揣着兴奋与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门,张宅位于什刹海。两地相距不远,我们还是驱车而往。老“别克”小轿车驮着父亲和我,慢慢驶出慈慧殿,经地安门,向西拐入前海西街。路过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筑:高高的灰墙紧锁园内的美景,大门正面精致壮观的影壁,足以显示出主人的尊贵地位与煊赫身份。“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司机告诉我们:“郭老(沫若)搬到这里来住了。”

父亲听后,默不作声。我知道,这个从1926年留德归来便相识,一起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一道流亡日本,搭档数十载,合作默契的朋友,如今已形同陌路了。

车绕过银锭桥,便是后海。岸边的垂柳在风中摇曳,荡漾的湖水在阳光下闪亮。这儿像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据说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银锭观山”。老“别克”在一扇朱漆斑驳的小门旁边停下。

警卫员按按电铃,没有响动;拍拍门环,无人应承;再伸手一推,那门便开了。我心想:家藏丰厚的张伯驹,不设门房罢了,怎地连大门也不关?

跟着父亲走进去,发现这座宅院不大,也不规整,既非中规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错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势挺高,座北朝南。进门是个小天井,东头有个门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间起脊北房,西边是一间偏厦。南头,一张石桌两个石墩依墙而立。东墙,挖了个月亮门,门里另立一栋小阁楼,高高在上,并以石阶将阁楼与北面的正房连接起来。院子里,有几棵桃树,还有一棵大芭蕉。看来,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设定的。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晰,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

“章部长,欢迎您光临寒舍。”虽然说的是北京话,却带着吴音。温声细语,吹气如兰,而这恰与她的端丽玲珑的容貌相配。我断定,她不可能是别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还没等爸介绍,便说:“这就是女公子吧?”接着,把我们引入了北房正厅。

她见厅内无人,即转向西侧的里屋,喊道:“伯驹,章部长来了。”

与正厅相连的西侧里屋,是画室。张伯驹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站在阔大而周正的画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倾,双手背在腰后,眼睛半开半阖地打量着铺展于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画作。听见夫人的喊话,他不紧不慢地离开画室,跨进正厅,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父女,并用手势招呼我们坐下。

与陈半丁的热情相比,张伯驹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亲发问,他作答,且措辞简短。倒是满脸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许多话。夫人的巧于酬酢,越发地显出张伯驹的闲散平淡。父亲是第一次登门造访,西服领带,高车驷马,极其郑重。而张伯驹似乎就没把父亲当做贵客、远客或稀客。好像我们这一老一少,是三天两头来这里串门聊天的。

父亲很快与张氏夫妇切入正题,说:“我这个读高中的女儿,想学点国画。不知潘先生可愿收这个学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语几句,尔后一团和气地说:“既是章部长的女公子愿意向我学,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个章部长,仿佛不知中国有反右,不知父亲是钦定天下第一右。

父亲问潘素:“小女该如何拜师?”

没等她回答,张伯驹把手一摆,说:“不用。”

“小愚,快,快给老师鞠躬吧!”

父亲令下,我立即双脚并拢,双手垂直,向初次见面就有好感的潘素,深鞠一躬。遂问:“潘先生,我什么时候到您这里来学画呢?”

听了我的问话,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边,两人又在低声交谈。父亲大概以为他们有什么不便之处,就主动开口:“贵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车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刚才的情形一样,没容夫人说话,张伯驹把手一摇,说:“不用,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们误会这“不用”二字的意思,连忙带着歉意和解释的口吻说:“有个中央音乐学院弹古琴的学生,也在跟我学画。他叫李泠秋(又叫李祥庭,后改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绍来的。我在与伯驹商量,是将你们两人合起来教,还是分开来学。伯驹的意思是分开好。”

事情谈妥:我隔周来一次,时间定于礼拜天的上午。那位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是隔周一次,时间也定于礼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别强调:如果我是本周日来学习,那么就让弹琴的孩子,下周日来。

心愿了却,心情便放松了,蓦地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

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文人柳亚子来。父母曾带着我去他家吃晚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此后,我每半月便去张伯驹家学画,从临摹开始。在一点一滴的临摹中,潘素向我讲述国画的基本法则与技巧。在教学的时候,张伯驹不进画室。他做自己的事;没事,就闲坐在客厅。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报刊杂志,似乎只订有一份《北京日报》。而且,张伯驹看报,再大的新闻、再长的文章也是一晃而过。

我把第一幅完整临摹老师的山水习作,呈上。潘素仔细看后,连呼:“伯驹,你来看,这孩子画得蛮可以。”

张先生闻声进来,瞧了瞧,点点头。他没有妻子的那份激动、那种肯定。

我每画完一张,潘素看后,都要拿给张伯驹过目。潘素总说我有慧根,好教。张先生总是点头而已,既不夸奖,也不批评。

他的模糊态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终于开口了:“张伯伯,我的习作您也看过不少。能说说吗?”

张伯驹对我说:“你的每张习作都有进步,足见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个人即使聘请再好的老师,若无这些条件,是学不了画的。但是艺术和其他门类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传授的。她(指潘素)当老师,仅仅是向你讲解一些绘画的规则、技法罢了。拿作诗填词来说,也是一样。老师只能讲些格律音韵,或者告诉你,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至于能否画出一张好画、写出一首好诗,那就是学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养、悟性和创造力。”

我与张氏夫妇混熟了。潘素不让我称她为先生,于是,我一口一个地喊着:潘姨,潘姨。说来,中国的称呼也怪。人的称谓变了,人的关系跟着也就变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亲热的。除了授课,我们还说闲话;后来,除了说闲话,我们还说私房话。潘姨说我不仅懂画,而且懂事,她喜欢懂事的女孩儿。

在张伯驹面前,我保持着敬重,但不再拘谨。我渐渐发现,在授课之后张先生时不时地要和我闲聊一阵子,谈棋、谈诗、谈字、谈戏,其中尤喜谈戏。孟小冬的名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从他嘴里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标准中州韵,话又说得极专业,很多地方我听不大懂。可我从不打断他的话头,也不发问,更不会对他说:我听不懂。我自己常纳闷儿,一位饱学之士,怎么能和一个毛丫头聊天呢?琢磨来,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在“三面红旗”“大跃进”“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时代烈焰之中,还有我这样一个女学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听被时人冷落的老话、旧话、无用之话。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牵动出他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养,禀赋,学识,品行,爱好,趣味等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要充任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而后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一位与之相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叫出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又看看我俩。不大功夫,张伯驹再进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样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正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十点多,还早。”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具,尽管嘴里还在嘟囔。

张宅没有电话,我无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诉父母了。心想,反正时间还早,等我饭毕归来,可能家里的菜还没做得呢。顺便说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务繁忙,饭桌上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极少问及。自戴帽后,骨血之间,亲情大增。别说是吃饭,就是佐以饼干或面包的午茶,父亲无论如何也要等我放学回来。“小愚儿,快来喝热茶,我和老妈妈都在等你呢!”第一次听父亲这么说,让我好感动,也好感谢“反右”。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以为不过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着警卫员把我和妈妈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啥也没看,只顾拉直脖子,活似两只呆头鹅。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我妈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陪笑。我妈回到寝室,他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消气为止。”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略感自慰。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