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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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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0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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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hinese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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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奋斗

Year:
2010
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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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第 1 段





第 1 段

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在starbucks迅速占领了自己常坐的那个座位。

旁边坐了一个老头儿,酷似马克思,尤其那一把充满了智慧感的大胡子。他面前摆着一杯咖啡,一叠报纸。

但马克思先生没在读报纸或者写资本论。他在晃,一直在晃。开始是上半身前后呈30弧度地晃,然后上半身停下来,右腿开始晃。这样晃了一个小时之后,他消失了。我大喜过望。结果过了5分钟,他又回来了。这次,他非常有针对性地面对我,弯着腰,两个胳膊肘撑在大腿上,低着头,开始晃,先左腿,后右腿,先左腿,后右腿,象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样,摆动幅度、方向、频率非常机械均匀。

我在备课。我,一个人民教师在从事神圣的备课事业,但是两尺之外的马克思先生在不停地机械地晃动。当然我可以换一个座位,但是我对不断晃动的马克思先生的体力和毅力发生了好奇心,这种好奇心甚至超过了我被annoyed的程度。于是一个有晃动强迫症的人,和一个有好奇心强迫症的人,僵持在了那里。

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这是Tom Waits的一首歌。虽然这是他的歌里我比较不喜欢的一首,但是当老头儿在我左边做机械摇摆运动时,我脑子里不停地冒出这句歌词。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What thehell is he building there?

百老汇大街上100街到110街处,每天出没着一个黑人。穿黑色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沿帽子,背着一个大黑包,手里举着一本圣经。大喊: Lord,I love you! I love you! Hallelujah!Hallelujah! Hallelujah!……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深夜,外面下雨,我还透过雨声听到他在大街上喊Lord,Iloveyou!I love you!

你想想,深夜的大街,雨中,路灯下,一个带帽子的黑人举着圣经高喊 Hallelujah,还有比这更诗意的疯子吗?

大一那年,我去教二四楼上自习。那是一个中午,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低着头看书。这时候走进来一个人,我并没有抬头,因为觉得是另一个上自习的人。那个人走到了窗口,站在那里眺望窗外。我看书看着看着,觉得不对劲,因为这个人站在窗口的时候已经长得有些蹊跷了,于是我抬头,看见那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孩,在对着我手淫。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成年男子的性器官,以至于我都没有认出来那是一个性器官,因为它与我小时候见过的“小鸡鸡”是多么的不同啊。它竟然是红色的!但是理智告诉我长在男人那个部位的只能是性器官,理智还告诉我面对一个在中午的教室里玩弄自己性器官的青年行为艺术家我作为一个洁身自好的女大学生应该夺门而逃。于是我就夺门而逃了。

我记得自己刮过他身边那一刹那,他的眼神特别特别……哀怨。

也许“疯子”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词汇,政治正确的说法应该 是 : those people with another level of mentalequilibrium.

Equilibrium,我喜欢这个词,它表明一切上升或者坠落或者旋转或者破碎都有一个优雅的终点。

我有一个奇怪的理论,就是相信所有的疯子,都是因为尴尬而疯的。他们不能承受自己说过的蠢话、做过的蠢事、交过的蠢朋友,羞愧难当,所以一疯了之。出于从记忆中解放自己的美好愿望,他们乘坐着秘密飞船,飞到了另一个equilibrium里。 当然也许这不是什么理论,表达的仅仅是我对自己前景的恐惧。也或者,在我看来,羞愧比愤怒、比悲哀、比伤心、比颓废更本质地反映人的处境,因此更具有杀伤力。

到我离开starbucks的时候,老头终于停止了晃动。

他晃累了,晃累了的马克思先生静静地坐在他的椅子上,象咖啡馆里所有其他老头一样,安详地读纽约时报。

So, what has he built there?

自然(暂缺)

另一个博客(暂缺)

在作家圈子里,要历数左翼作家可以说信手拈来:格拉斯、马尔克斯、拉辛、冯内古特……而要找到一个右翼小说家却需绞尽脑汁。说到安•兰德,美国头号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说:“她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之一”,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称兰德曾是他的精神导师。能引起如此鲜明的爱憎,于是我拿起了《源泉》。

《源泉》是怎样一本书呢?如果把尼采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放到绞肉机里搅拌搅拌,合成一个新人,让他来写小说,那将是《源泉》。就是说,这本书充满了对“个人意志”的极端信念,其中,“意志”那个部分属于尼采,而“个人”那个部分属于弗里德曼。

故事是这样的:20年代的建筑系大学生HowardRoark因为笃信现代建筑、鄙夷传统建筑而被学校开除,他来到纽约自己开业。由于对自己的设计原则不做一丝一毫的妥协,其事务所生意寥寥,最后沦落到不得不去做采石场工人的地步。与此同时,他的大学同学 ; Peter Keating由于善于迎合而在建筑业平步青云。由于极少数几个“另类客户”的存在,Howard得以重新开业,事业终于有了起步。但这时,一个叫ElsworthTootey的建筑业头号评论家,却开始实施摧毁Roark的计划:他先是怂恿一个富翁去找Howard设计一座庙宇,然后在庙宇建成之后,又怂恿他去状告Howard,Howard输掉官司之后再次失业。一个媒体大亨Wynand却在这时慧眼识珠,找Howard去设计他的房子。由于Toohey的操作,项目落入Peter的手中,Peter无力设计这样的项目,于是和Howard达成协议:Howard幕后帮助他设计房子,但是Peter得到所有名分。房子设计出来之后,Howard惊诧发现他的设计已经被改动——他可以容忍自己得不到名分,但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设计被改动,于是偷偷炸掉了该建筑。又一场官司降临到他头上,Wynand试图用自己的报纸为他辩护,但是读者们纷纷弃他而去,工人们也开始罢工抗议,迫于压力Wynand不得不妥协转而谴责Howard。Howard在法庭上以一个精彩演讲扭转了陪审团意见,他被判无罪。Wynand给了他一个摩天大楼的订单,让他建造一个“自我精神的纪念碑”。

兰德后来承认,她是把Howard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来塑造的,他的完美不在于其外形品德——小说里Howard并不英俊、性情可以说冷若冰霜,他的完美在于:在每一次他必须在自己的原则和他人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都选择了自己的原则。他本可以不被学校开除,如果他……;他本可以不去做采石场工人,如果他……;他本可以拿到巨额订单,如果他……;他本可以不被起诉,如果他…… ;在校长、在同行、在客户、在评论界、在资本家、在法庭面前,他选择了自己。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时,兰德说:道德只能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它的基础不应该是任何宗教、情感、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体。

这不是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审美选择,这甚至不仅仅一个在勇气和懦弱之间的人格考验,这是在人的存在和虚无之间作出选择。在兰德看来,宗教、民主、福利国家、共产主义都是在试图埋葬个人的自由意志,从而捣毁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值得颂扬,归根结底因为它就是人的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坚持。

Howard让我想起《立春》里的王彩玲。这样两个貌似非常无关的人,其实似乎是精神上的表亲。王彩玲,一个当代中国县城里的音乐老师,象Howard笃信自己的建筑才华那样笃信自己的演唱才华。她本可以象其它县城妇女那样结婚生子过“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的,但是不,她每天坐在自己的小破屋子里演唱意大利歌剧。王彩玲和Howard的结局却迥然不同:Howard最后建成了摩天大楼,而王彩玲却只能在那个小县城里无声无息地老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彩玲这个角色比Howard更有意义:如果对个体意志的赞叹并不依赖于它是否引向“成功”,那么兰德分配给Howard的最后成功命运就是个多余的情节。不但多余,甚至是误导性的,它给人造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错觉:不,功夫常常是会负有心人的;功夫负不负有心人本该没有那么重要的;“有心”的价值是不能用“负与不负”来衡量的。

兰德为自己小说人物性格过于鲜明这一点辩护时说:我的写法是浪漫现实主义。世上真的有“浪漫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吗?Howard这个“完美的人”之所以能坚持自我是因为Rand赋予了他两个秉性:绝对的才华和对他人意见绝对的绝缘。而这两个秉性几乎是反人性的,更不要说二者的结合。如果说Howard惊人的才华可以为其对自我意志辩护的话,那么,一个不那么有才华的人可不可以那么“坚信自我”呢?如果那个“自我”并不可信呢?如果是非信条只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事物,那自我怀疑是不是比自我信念更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Rand坚持自己的哲学基石是“客观主义”,因为如果现实不是“客观”的,信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他人意见完全绝缘的人是可能的吗?在Rand笔下,Howard无亲无故,十岁那年就知道自己要成为建筑师,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建筑。一个人的意志可能这样从天上掉下来吗?难道一个人的自我不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吗?难道人作为群居动物,真的丝毫不需要来自于他人的温暖吗?难道人的社会性不正如个体性,是人的本质之维度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源泉》一书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貌似南辕北辙的书,在我看来,表达的东西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两人的不同在于,萨特一生都在试图揉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只是让马克思变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也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兰德却逆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潮而动,直接了当地将她的文学和哲学观念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歌颂。这从她后来出版的几本书名也可以看出:自私的德行》、《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新左派:反工业的革命》。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在经济学家当中比在文学界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大多文学评论家对兰德恨之入骨,其作品之所以50年长盛不衰完全靠的是普通读者的“口碑”而已。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曾在阅读兰德的作品后,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信说:“你的小说不仅仅是小说……它是对‘道德食人’的无情揭露”。左翼们对她的痛恨也因此情有可原了。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

词语洁癖

最早发现自己有词语洁癖,是很多年前,第一次听朋友说起“美金”这个词的时候。

“我这个表,是在友谊商店买的,500美金。”他说。

“美金”这个词从他嘴边跳出来时,我的皮肤迅雷不及掩耳地冒出一层鸡皮疙瘩。不就是美元吗?为什么要说“美金”呢?难道一个国家有钱点,连个货币名称也要拽一点么?

其实不是愤恨,而是难为情,为这个词里包含的,穷国对富国的、穷人对富人的谄媚之意。

还有“高尚住宅”这个词。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骂:还有“卑鄙住宅”不成?

以前有个时尚杂志记者迫切地追问洪晃:请问,你们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洪晃毕竟是洪晃:“什么上流社会,我属于下流社会!”看来有钱人其实也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愚不可及。

还有一些词,它们本身是很无辜的,但是由于被使用的频率太高了,被用旧了,用脏了,这样的词,也遭人烦,比如“残酷青春”,比如“郭德纲”,比如“西藏旅游”。

哦,对了,还请不要跟我提起“乔姆斯基”。我真的讨厌他,更讨厌精神上的狐假虎威。跟“乔姆斯基”一个系列的词汇,还有“现代性”、“权力装置”、“范式”、“新左派”……谁要拿这些来跟我吹牛,我特想派吴君如去扁他,并且叉着腰骂道:你小子学什么不好,学那些干嘛!

红唇 (暂缺)

我是我所住的这个宿舍楼的Resident Advisor。这个职位,说好听点,叫楼长,说难听点,就是居委会大妈。我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这栋楼需要一个 Resident Advisor――我们有superintendent,也有security guard,还有清洁工。这么多管理人员,显然架空了我这个楼长,于是我几乎是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做各种“思想工作”。

我的工作一般是这样展开的:某个学生或者清洁工找上门来,痛诉他们宿舍有什么什么问题,让我出兵干预一下,然后我召集大家开会,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做人的道理。群众经常反映的问题包括:厨房太脏了;有人偷冰箱的东西;有人太吵了;有人回来太晚;客厅里堆满了东西,等等等等。就在上个星期,两个10楼的女孩来找我,拽我上去目睹“犯罪”现场。我说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跟我说不行吗,她们说不不不,你一定要一睹为快。我以为什么振奋人心的风景呢,结果我到了10楼,发现她们让我欣赏的,是马桶里一大砣屎。那砣屎玲珑有致、仪态万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很具有观赏性。可是她们远远地站在一边,脸上写满了振奋、惊恐、恶心、害怕,仿佛马桶里是一只会咬人的野兽,我只好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豪迈地把屎冲了下去。

这就是我的工作。除了“为人民服务”,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

在过去这三年里,我象一个政治辅导员那样,在我们这栋楼上下奔波,四处走访,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其间,我成功化解了一个尼泊尔人和一个印度人的纠纷:据说那个尼泊尔人老是回家太晚,而那个印度人就用半夜起来大声朗诵课本来抗议;我还调解了一个台湾女孩和一个日本女孩的矛盾:那个台湾女孩老喜欢开着窗户,而那个日本女孩就用把她的内裤扔到窗台上抗议;还有一次,我成功制止了一个噪音问题,据说一个似乎是菲律宾也可能是柬埔寨的女孩,信仰一种奇怪的宗教,每天在房间里大声地祷告,以至于她的邻居告上门来……总之,此类先进事迹,不胜枚举。我一边深入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一边领略世界各国人民具有民族特色的变态方式,可以说一举两得,获益匪浅。

但是,我面临的最严重考验,也就是我迄今没有克服的困难,是我自己的宿舍。确切地说,是我宿舍的厨房问题。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宿舍的格局。这是一个十人共享的宿舍,男女混住,每人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客厅、厨房、卫生间共享。别误解,卫生间有男女两个。一般来说,一个厨房的干净程度,是和这个宿舍里中国人的数量成反比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爱做饭。而且做起饭来,绝不象老外包一个sandwich那么简单,而是声势浩大,每一场饭做下来,厨房里象发生过一场战争一样“横尸遍野”:灶台上全是油腻,地上全是青菜叶子,水池子里全是饭粒,柜台上全是没洗的碗筷。

我们宿舍的厨房很不幸,十个人里面有六个中国人。其中又有四个中国男生(最近刚搬走一个)。我原以为男生多的话,厨房应该清静一些,毕竟,男生有几个爱做饭的呀。但是,事实证明,这四个男生,做起饭来,一个比一个有激情,一个比一个声势浩大,都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化为了巨大的做饭热情,每天在厨房里将美国没有猪肉味的猪肉和中国人没有生活情趣的生活炒得乒乓作响。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两个女生,一个星期也就做那么一两次饭,可以说有愧于祖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仿佛还嫌形势不够严峻似的,新搬来一个阿联酋的阶级兄弟,竟然也是个做饭爱好者。甚至连一个住在走廊尽头的美国女孩,一反美国人从来不动油锅做饭的常态,竟然也时不时地西里哗啦地炒青椒鸡丁(顺便说一句,她好像只会做这个菜,再倒到pasta里面)。于是,我们可怜的厨房,象是八国联军手下的中国,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都硝烟弥漫、横尸遍野。

虽然横尸遍野,但是按理说,也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打扫啊。虽然我们这栋楼有清洁工,但是清洁工只是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根本无法对付我们厨房狂放不羁的做饭形势,所以每天的基本维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的housing contract里,也明文规定了cooking以后要自己打扫,“法理”上来讲,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打扫本来也挺简单,就是每天做完饭以后,擦一擦灶台,切菜用的柜台,洗洗锅碗瓢盆,把sink里的东西捞干净,仅此而已了。

但是,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目标,却始终无法实现。现在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的厨房,你就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有了“社会”,也就是有了两个以上的人,变得如何复杂险峻起来。走进我们的厨房,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灶台,灶台上铺着一层深黄色的混合着油腻、菜汤、肉汁、饭粒、及其它不明物的物质,看了之后,保证你本来想吃4两饭的会只能吃下2两,能吃下2两的,就不能再吃下了,如果本来就吃不下饭的,肯定还能吐出来点。对了,请你注意那个最大的burner,看见没?底下的圆形盘底里面,物质非常丰盛,有五天前的稀饭,有三天前的菜汁,昨天的肉丁,和今天的饺子汤。它们浑然一体地凝结在园盘上面,形成一层不黄不绿不三不四的“锅巴”,也是一种很开胃的风景。然后,转身,你会看到一个白色的柜台,柜台的雪白,与躺在上面的几棵葱片的绿色、切肉板上流下的血水的红色、及其来路不明的肉汤的黄色,可以说相映成趣。对了,虽然我们这个楼规定公共空间上不应当放私人物品,但是柜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3、4个电饭煲,想要在葱片、血水、肉汤和电饭煲之间找到一个放切菜板的位置,也需要一些统筹规划的智慧。顺便提一下,在这些电饭煲当中有一个电饭煲,长达两年之久,外面挂着两道长长的鼻涕状物质,能够每天欢快地吃下里面煮出来的饭的人,可见其胃口之好。其它的,水池子、垃圾篓、地面等等情况,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反正大家可以顺着我描述的情形继续想象,总之,我们这个六平米左右的厨房,可以说是一个胃口的地狱,小强的天堂。事实上,我们这个宿舍里,小强的队伍也的确稳步发展,很有点要从连级单位扩展到师级单位的架势,与同样在迅猛发展的老鼠兵团瓜分地盘。

这种局势的形成,有一个慢慢恶化的过程。我一共在这个公寓住了5年,前三年,可以说是基本和平期。那时虽然也有过不少中国人出入做饭,但是大家都遵纪守法,和平共处。期间只有一个印度女孩捣乱,但她也只住了一年就搬走了。后面一年半,由于几个老室友的搬走,两个酷爱做饭的中国男生A和B的加盟,厨房的形势急转直下,可以说是厨房下滑期。最后这半年,由于又有两个中国男生C和D和那个阿拉伯兄弟E的加入,厨房的形势一落千丈,进入谷底。我和厨友之间的持久战,就是两年前开始的。这个过程,这么说吧,重新书写了我对人性的认识,彻底改造了我的政治观。

这两年里,无数次,我问苍天,问大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可以这么不讲理,这么没有公德心,以至于无论你用和风细雨的微笑外交,还是暴风骤雨的撕破脸皮外交,都无法使他们每天做饭之后花上30秒的时间cleanuptheirshit?????

苍天无语。大地叹息。

如果说两年前我是哈贝马斯“沟通理性”、“协商民主”的信徒,今天的我,由于这个厨房经历,更接近了施特劳斯式的用强力捍卫自由民主的信念。如果说两年前,我对“制度主义”有一种迷信,由于这个厨房经历,今天的我,对文化如何影响制度的实施、降低制度的成本,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说两年前的我会随随便便轻轻松松把一个政治家说成恶棍白痴,今天的我,可能对他们抱有更多的同情和尊重。如果说两年前的我更倾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美、非洲、甚至亚洲一些国家的宪政试验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今天的我,会反过来问:为什么宪政会在欧美国家成功?因为现在我更多地意识到,民主宪政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而成功才是“偶然”的。

人的非理性、顽固、自私之地步,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原先它刚到达月球时,我以为已经到达了极限,现在它已经到达了火星,还在飞驰。比大海更深不可测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深不可测的,是人的心灵。

总之,我以前高估了人的理性程度,高估了沟通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而我的一系列政治观念都是建立在这种相对的乐观之上,现在这个基础变了,一切观念都需要调整。可以说,这个厨房斗争经历,是继在网上时政论坛的辩论之后、第二个沉重打击我对人类理性信心的亲身经历。如果可能,我真想拽住我们宿舍那几个哥们的衣领,悲愤地大喊“还我希望”!

这不是说笑,也不是上纲上线。一个10人的厨房,“宪政”就如此之难,一个几亿人的社会,其中再加上阶级、教育、经济、地域等等变量,能够治理好,和平、稳定、发展,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两年前,我以为,让大家饭后擦擦灶台清理一下水池子,实在是个鸡毛蒜皮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有人由于以前没有集体公寓生活的经验,所以没有养成好习惯的话,我去沟通一声,打个招呼,让伊注意,事情也就解决了。这种案例,以前的三年里也有过n个,都是说一两次,基本就都改邪归正了。

但是,不。没有这么简单。

两年来,我们厨房的环境,一直在象中东局势那样稳步恶化,期间我经历了“理性说服”、“愤怒声讨”、“出离愤怒”三个阶段,至今也没有扭转这种恶化的局势。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政治辅导员,这是我的工作中受到的最大挫折,是我在任期间的“厨房门”事件。

在理性说服阶段,也就是这两年的前半年里,我一直带着居委会大妈的亲切笑容,友好地、善意地解释宿舍的政策法规,有的时候,说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就在厨房里贴个条,写些“Please clean up after cooking”之类的提示,末了,还总是要加上一个甜甜的“thank you very much”和一个胖胖的感叹号。有一次,我甚至给A和B两个人写了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email,“请求”他们饭后打扫卫生。

顺便说一句,A和B以前是国内某著名理工科大学的同系(好像还同班)同学,后来进来的C和D是他们的师弟。这个楼里,住着他们浩浩荡荡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一大群,经常一起在我们宿舍做饭开party打牌什么的。我想他们的“人多势众”,也是他们“为所欲为”的一个因素。当然,他们每个人的恶劣程度并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新来的C,为人至少还挺热情友好的。那个阿拉伯兄弟E,开始也是打扫卫生的,不过后来他告诉我他已经“tired of cleaning up for others”了。

但是,我的理性说服没有见效。事情不见好转。每每问及他们,总是说好好好,会打扫会打扫。但是第二天进到厨房,还是我在上面描述的情形。

然后,我进入了愤怒声讨阶段,我不再跟他们正面交涉,贴的note上也没有了thank you very much。甚至有两次和当事人发生正面的冲突。还有一次,我一走进厨房看见灶台史无前例的油腻,柜台史无前例地混乱,忍无可忍发了一次5.5级的脾气。那次,我贴在橱柜上的note是小诗一首:

Why can’t you clean?

Why?

Enjoy dirtiness?

Enjoy pissing others off?

Fuck you.

当然,那首小诗很快被人扯了下来。事已至此,就更不可能好转了。这种情形,维持了一年。

顺便说一句,大家不要以为是我是个有洁癖的freak。这一点,我妈可以提供罄竹难书的证明。事实上,其他几个室友,都跟我complain不断,只不过他们用厨房相对少,所以也没有我这么bothered。以前我在博客里提到过的那个老头Steve,也告诉我这是the worst group the suite’s ever had in the past 30years。那个时不时炒炒鸡丁的美国女孩,也告诉我她已经“afraid of going to the kitchen。”我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做饭频率急剧下降,从一个星期4、5次降到一个星期1、2次――实在无法忍受每次走进厨房那种扑面而来的脏乱臭,仿佛是又挨了 ABCDE 合起伙来煽的一记耳光。如果不是因为我做这个residentadvisor,学校让我免费住房子,我恐怕也早就搬走了。

去年秋天,C/D/E搬进来(期间A搬走)。很快,他们融入了我们厨房的优良传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孤陋寡闻的Steve展示了什么叫真正的worst。到这个阶段,说实话,我反而豁然开朗,“出离愤怒”了。我反正是很少做饭了,搞乱厨房的“黑手”同时也成了自己行为的“受害者”――把其他所有本来也爱做饭的人挤走吓跑以后,他们自己用厨房最多啊。这跟红卫兵当年砸烂一切公检法之后没有了斗争对象、于是开始内讧一个道理。想到这里,想到A要去收拾B丢在sink里的垃圾,C要把菜板放在D弄脏的柜台上面,我简直有点幸灾乐祸了。活该,我心想,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只有以毒才能攻毒,以暴才能制暴。

话又说回来,我自己每次做完饭后,还是要照样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不但把自己做饭那一块儿擦干净,而且把其他人弄脏的地方擦干净。为了方便那些愿擦灶台的人,我甚至买了8卷powertowel,免费提供给那些愿意打扫的人。我用我的方式,对他们表达无声的抗议。

两年来,无论在理性说服期,还是愤怒声讨期,出离愤怒期,面对这个厨房,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博士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可能,它的障碍是什么?

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想过。孔子也想过。制度学派的诺斯想过。新儒家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想过。我相信那些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类人猿,为一块没撒盐的烤肉而掐作一团时,也都发愁过这些个问题。这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象2000年前那样思考如何发明轮子、如何使用耕牛了,但是今天的我们仍然在思考如何构造一个社会秩序使得人与人之间不互相残杀、互相伤害、甚至还能够丰衣足食。我们的大脑几千年来飞速进化发展,而我们的人性并不比2000前完善多少。我不知道当初那些哲学家的思考是不是由于和老婆就厨房卫生问题掐架引起的,反正我觉得,不把这个厨房问题想清楚,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家。

自由主义者假定人性自私,是有道理的。这不是说自由主义假定每个人都很自私,而是说人性可能非常自私。秦晖老师说过,十个人里面有一个自私,自由主义的假定就成立了。而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十个人里面必须十个都无私。哪个前提假设更苛刻,显而易见。

因为人性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所以要建立一套奖罚机制,引导人们理性地趋利弊害。这就是制度主义的观点。比如,如果我们规定,每打扫一次卫生,发奖金100块,估计大家都得抢着去打扫了。又比如,如果我们规定,凡是不打扫卫生的人,都要挨一个黑人大个的暴打,估计大家也都硬着头皮去打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私有产权来实现责权利明晰、需要政府、警察和法院来强制实施法律。

如果相信人都是有强烈集体观念的,或至少能够被说服得有集体观念的,那就不需要奖罚制度了,有“思想改造”就行了。象我这个政治辅导员那样,与大家苦口婆心地畅谈人生理想,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谈到毛主席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从江书记的以德治国讲到胡书记的和谐社会,唐得大家头痛欲裂精神恍惚,宁愿老老实实去打扫厨房,也不愿听我的哄嘛密嘛密哄,那当然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但是显然,我的“思想改造”行动失败了。这就要回归制度了。如果我能够慷慨地每天花100美元“悬赏打扫”,或者雇佣一个黑人大个每天跑到我们厨房来举哑铃,制度当然就解决问题了。问题是,我没有、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钱。如前所述,我们的housing contract里面明文规定了cooking以后必须打扫卫生,应该说是有相关制度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制度实施的成本太高了。从道理上来说,如果我把这个 case提交给学校的housingoffice,闹到把他们扫地出门,这是一个对他们不打扫卫生的“制度惩罚”。但是,我要make the case,必须首先locate 在他们这群人当中到底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真正的、持续的“凶手”,这就意味着我每天要在厨房里守着,看谁做了饭,谁没有打扫卫生,而我们这个厨房,大家做饭时间可以从早上8点蔓延到午夜2点,我没有时间精力、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时间精力去站在厨房守株待兔。更不要说这其中可能牵涉到的正面冲突、死不认帐、他们联合倒打一耙、与housing office的周旋、时间上的漫长周期。作为一个“理性人”,对我来说,更“划算”的做法,是少做饭、少去厨房、狂吃salad和中国外卖而已。

这就是说,虽然“思想改造”失败了,但是“制度奖罚”的成本也太高。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力量能够维持一个“和谐厨房”呢?事实上,我住在这个宿舍前三年的经历,证明了一个“和谐厨房”不是不可能的呀。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一个最平庸的解释:自觉。而责任的自觉、公德的自觉、对制度条文的尊重、对他人的体谅、对环境的爱护,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这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事实上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制度的力量,以及制度改造文化的力量,也就是更相信举着哑铃的黑人大个的力量。但是,由于制度涉及到一个实施成本的问题,我越来越接受的看法是,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实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

前天晚上,我又一次以居委会大妈的身份,召集宿舍里几个经常做饭的人,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说实话,主要并不是因为愤怒。事实上,我早不care了,反正过几个月就搬走了,3、4月份还要回国一趟,现在也很少做饭,所以我还能在这个厨房做饭的次数,已经屈指可数,实在没有理由care厨房的风景是否怡人。我开这个会,更主要的,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心和政治上的实验感。就“科学”而言,无论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论理学哪个角度,我都想了解这种“宁可让自己suffer也不能让别人happy”的心理机制到底是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形成、运转的。从“政治”上来说,我不甘心自己带着这个失败的烙印“卸任”,我想说服自己,人的自私、狭隘、不负责任是有限度的,我想修复自己对人性的信心。我想在“退休”之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我甚至无法通过理性的方式说服同宿舍的几个人做饭后打扫卫生,我怎么能去说服自己相信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最推崇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观念呢?我怎么能够承认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可能性呢?而沟通理论、协商民主,发达的公民社会,正是我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情感上最向往的东西。对理性的信念,说得严重一点,是象文字、音乐、辣酱那样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

应该说,这次会议还算是一个团结、胜利、圆满的大会。自然,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从来都是打扫卫生的,每个人都认为打扫卫生是应该的,每个人都宣称以后一定会好好打扫卫生。至少,这说明大家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是非观。能否把这种观念转化为行动,又是一个问题。

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我还没有丧失信心,我还在期待。

卢梭当年写“社会契约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君主专制、僧侣专权、民不聊生的时代,人家那么兵荒马乱的时代,都没有对人的理性丧失信心,我面对的,不过是一个6平方米的厨房,能够因为这么点打击,就丢盔弃甲抛弃信念吗?想来想去,我觉得不能、不愿、不可以。

Intimacy

那天跟佟佟穿梭在广州琳琅满目的小店之间,她问,以后你是要回来,还是要留在美国呢?

还是回国吧,我说,美国呢,其实我很喜欢的,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我都喜欢,但是大环境再好,你找不到自己的小圈子,尤其象我这样的学文科的、码字的、关心时政的、文艺的,呆在美国,实在是突兀,跟美国人永远隔着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中国人当中也很异类的。

挤在小摊小贩之间,突然觉得找到了回国理由的最好表述方式:美国的大环境再好,没有自己的小圈子。

因为接下来几天见到的朋友,都问我以后回不回国,于是我这几天一直很祥林嫂地重复这个观点。

那天晚上,和佟佟、小麦坐在广州一个酒吧聊天。我知道她俩是很要好的,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八卦,因为她们都是“处境比较象的人”:做时尚杂志;已婚但是风姿卓约;热爱码字;对女人话题永远津津乐道……谈话期间,小麦一会儿给A电话,一会儿给B电话,问她们要不要也一块儿出来喝东西,听那亲昵的语气,肯定也都是她们的“圈内人士”。仿佛还嫌对我的打击不够沉重似的,她们的言语之间,不断谈及似乎是她们的“圈子扩大委员会”成员,诸如什么绿妖啊、丛虫啊、小羊啊、木子啊。有一堆心意相通的朋友,注意,我说的是心意相通啊,随便一声吆喝,哗哗冒出一堆,七嘴八舌,互相吹捧,互相攻击,然后鸟兽散。对于佟佟和小麦来说,大约是生活里的自然场景,却不知道,她们聚会的那些个酒吧餐馆的玻璃窗外,有我这样眼巴巴的小孩,咽着口水、踮着脚尖看她们的唧唧喳喳。

总觉得人生应当惬意,而惬意的标准,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20万的年薪但是孤孤单单地生活在美国,或者2万年薪生活在北京却有知心朋友,如果让我选择,多半会选择后者。

后来跟小昭说起这个观点,她似乎很不屑。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圈子呢?她问。我需要精神上的intimacy呀,我答。哎呀,圈子不圈子的,有什么用呢?你看看北京某某文学圈子,很龌龊的,就是成天相互吹捧,相互抚摸而已,她说。

说的也是。仔细想想,有一个小圈子,固然可以互相取暖,但是结果往往是大家集体“坐井观天”,越暖和也就越觉得井口那块天空就是整个世界。那天我和佟佟、小麦其实也说到了这一点,圈子圈得太紧了,说什么、写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圈委会”的成员在虎视耽耽地审查你的言谈举止,无形中温暖也成了另一种压迫。再想到80年代后作家韩寒的名言“什么圈都是花圈”,更觉得自己想要一个小圈子的想法很老土。

可是再仔细想想,又觉得他们都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比如小昭吧,有两个那么知心的姐姐(及姐夫),有“五个可以在郁闷时随时打电话的朋友”,还有那么多敦厚温柔的同事以及姐姐的同事,那么多层圈子包围着她,她当然体会不到整个世界与她脱节的恐慌了。孤单也许会让一个人更诚实,摆脱讨好任何人的压力,但是孤单也让一个人无力,因为缺乏“同类”的响应,个体的认知总是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

那么我到底是要追求“集体的温暖”呢,还是逃避“集体的压力”呢?

50年代有一个心理学家叫Asch(好像是),他做过一个简单的心理实验:把一组人――比如八个吧――放在一起,其中有七个是串通好的,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实验品。Asch拿出两段一模一样长的绳子,让这八个人比较它们的长短。前面那七个人――因为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一段比另一段长,第八个人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虽然有疑虑,往往都会也判断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长。这是一个著名的 “group pressure”的心理实验(后来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思想改造”时,还用到了这个理论):一个集体如何通过其“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集体”是一个权力机制。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Asch的实验――他做了一个小的技术处理:他让那七个人里面的一个改口,坚称那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然后轮到第八个人时,这时这个人认定两条线一摸一样长的概率明显提高,越多的人改口,第八个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也就是第八个人和改口的那个人组成的集体――又是有效的“叛逆”机制。也就是说,小集体是反抗大集体的有效手段――这不是从组织上来说,而是从认知能力上来说。

这似乎就让我很为难了。一个小圈子,对外――无论对专权的政府、还是犬儒的社会――都是一个有效的抵御堡垒。圈子再小,只要其中有solidarity,就算不采取任何组织行动,在维系认知能力上,至少有益。这是“圈子”的“进步性”。(想象被6个民族主义者包围的两个自由主义者,或者相反)。但是另一方面,在小圈子的内部,它有可能通过长期演化出来的一些“文化共识”来压迫圈子内部的成员,它会用它的集体性来长期维系一个明显的错觉。想象一个长期浸泡在“下半身写作”圈子里的写作者,就算有疑虑和厌倦,估计也不敢轻易改走“上半身写作”的路线,或者一个诗人圈子里的成员,估计也轻易不敢说自己其实想“从政”。

萨特曾经写过剧本“禁闭”,里面有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但这只是就“圈子”的内部压迫性而言,所以只是局部的真理。他人也可以是天堂,当你与他人联合以来反抗更大的“地狱”时。人是多么贪婪的动物啊,又想要freedom又想要identity,又想要independence又想要intimacy。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小昭一直劝我不要回国,大约是羡慕国外的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而我一直劝她不要出国,却是因为渴望国内的温暖,渴望一批可以坚定不移地和你一起错到底、疯到底、傻到底、不可理喻到底的哥们姐们。

小时候,我有一个奇特的恐惧,总是担心有一天我被装进一个太空飞船里,然后被扔进太空里。“扔进太空里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不停地追问我哥,“我会立刻死吗?是窒息死还是冷死?还是爆炸死?会不会风干?眼睛会不会鼓出来?头发呢?太空是黑漆漆的,还是也有光?”我哥其实也不懂,他非常不耐烦地说:“你会变成一块太空石头,跟其他那些石头一样,绕着随便一颗星球转。”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他说的这话,我还是感到无比恐惧,无比伤心。我不知道自己受了什么刺激,为什么这么需要intimacy,从对地球的intimacy开始。Comments are off for this post

有关的无关的人

在不断前进的生命里,不断懈逅,相知,最后不断遗忘,被遗忘,人来人往的人群中,最终剥离的所剩无几,只剩下苍老的岁月,渐渐模糊的记忆。夜深人静时,偶尔会怀念那些停足的人,那些谈笑风声的时刻。

我常拿着手机,一遍又一遍的翻着电话通讯录,想找个人聊聊天,最终总是无功而返,怎么找个可以彻夜长谈的人就那么难呢?而自己川流不息的生活,只不过是别人手机里的两个音节而已。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永远毫无关系的。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笑的甜甜蜜蜜,就算是有过无关痛痒的来往,就算你努力经营这段关系。

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是逃也逃不掉的,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就算你们三年彼此才搭理一次,就算是你简直想不起他或者她的样子,就算是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

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这一切,据说都是“因了冥冥中的缘分”。

他们学理工的

2010-04-21原文自刘瑜《送你一颗子弹》,上海三联书店

我住的公寓很大,是学校的房子,有10个房间,每个房间你住一个人,有男有女。我在这个公寓已经住了三年了,长得让我都不好意思。其他的人来来往往,住半年的、一年的、最多两年的,来无影去无踪,像个传说中的纽约客的样子。只有我,死皮赖脸地,一住三年,而却还要住下去,简直是一棵树,种在了这里。

最近有一个中国人搬了进来。他住在靠门的一个房间。我是路过他房门口,听见他的中文电视声音,判断出来。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他。高高的个子,但脸庞还是稚气,大约是刚来的。我直视他,脸上准备好了一个人气腾腾的笑容,但是他低着头,旁若无人地从身边檫了过去。

这孩子,我有些气恼的想。肯定是学理工的。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笑,而且是一点也不偷工减料的那种笑。以前我有一个男同学,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我昨天碰见你,你对我笑了一下,我跟充了电似的,高兴了一天半。这句话被我广为传播,直到一天半被如愿以偿地传成了一年半为止。在这种情形下,可想而知,碰上这么一个愣头青,我很有点怀才不遇的恼怒。

以后我经常在走廊里碰见他,他还是那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我很想劝劝他,让他面对现实:哥们,其实我想对你笑,并不是想向你推销牙膏、电饭煲什么的,只是我们一不小心住到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的这个微笑,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既然是迟早要发生的事,那就长痛不如短痛,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就是牙一咬,心一横,笑一个嘛,有那么费劲吗?

但他还是看也不看我一眼,愣头愣脑地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也开始装糊涂,像走在大街上一样对他视而不见,虽然我们宿舍的走廊不是大街,事实上比大街窄了几十米,窄到一个人给两一个人让道时,都要侧过身去。但是我没办法,我总不能冲到他眼前,用我的老虎钳,在他理工科的脸上,钳出一个龇牙咧嘴的笑吧。

终于有一天,一个短兵相接的时机到了。

那天我们一不小心,同时撞到了厨房里做饭。众所周知,做饭是一件费时的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局面:我们必须同时在厨房里呆上一刻钟。

一刻钟啊。和陌生人呆在两米的距离之内,不说话,各自挥舞着一把菜刀,当然是意见恐怖的事。

第4分32秒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了,我决定投降。“你刚搬来的?”

“嗯。”

“你是学什么的?”

“物理。”

哈,学理工的,我说了吧。

“你以前是哪个学校的?”

“科大的。”

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他再答一句。然后呢?没有了。还是不看我,还是面无表情。我立刻觉得特没劲。他得学了多少物理,才能把自己学成这个样子。我只好闭了嘴,继续做我的豆腐。爱说话不说话吧,爱笑不笑吧。不就是个冷若冰霜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也不是没人笑,你不稀罕,还有人高兴一年半呢。真是的。

我端起做好的豆腐,向厨房外面走时,突然听见这个学物理的小男孩结结巴巴地说。我一回头,看见这个高高的,胖胖的男孩,他有一张稚气的脸,脸上涌现出一个憨厚的、紧张的、但是确实没有偷工减料的笑。

集体早操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就失去了集体。

我从小在集体的怀抱里长大。小学时,小朋友们一起去包干区大扫除并集体做早操。中学时,同学们一起彩排晚会节目并集体做早操。大学时,住6个人一间的宿舍并集体做早操。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再也没有集体早操可做。

我先是在国内某大学做研究人员,不用教书,项目是各做各的。然后是出国读书,没有班级,没有集体宿舍,没有大合唱,更没有集体早操。后来,我开始写论文,再后来拿学位了,成了学术派“孤魂野鬼”,既没人搭理,也没人需要搭理。

对于一个口口声声热爱自由的学者来说,这难道不是梦寐以求的吗?

有时候,我的确对别人不得不过一种特殊的集体生活深感同情。我同情不得不经常在领导面前点头称是的人,同情为了公司业务在客户面前强颜欢笑的人,同情要用精确到分钟的方式跟丈夫或妻子汇报每日行踪的人。

每当可以连着几天几夜看自己想看的书或者上自己想上的网,没有孩子吵着让我带他去动物园,没有丈夫吵着让我给他做晚饭,没有领导吵着让我做报表,没有同屋的人在耳边叽叽喳喳,我的确有种捡个大便宜没事偷着乐的感觉。

可悲的是,凡事都是辩证的。

集体生活中的“强制性交往”,迫使你想独处时不得不面对他人,而“孤魂野鬼”的生活使你在想跟人说话的时候,不得不拿起电话,一个一个往下扫名字,还自言自语:“这个人有空吗?上次是我主动约他吃饭的,这次再约人家会不会觉得很烦?”而且,其实我们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吃一餐饭,都要在心理上翻山越岭。

有时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门,大喊:“起来了,做早操了!”然后朝阳下,混迹于成千上百人之中,我伸胳膊踢腿,从伸展运动做到整理运动。

我曾经厌烦这一切,可是后来又发现令你烦躁的,其实可以帮助你防止抑郁。

今天,我在路上碰见一个朋友。她行色匆匆,没说两句就要跑:“哎呀,我得赶紧走了,我们有个学习小组,每周一下午聚会。烦死了,又不能不去!”

我不同情她,嫉妒还来不及呢。我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什么聚会不能够不去。

煽情的艺术

刘瑜

Micha,以色列人,在欧洲长大,住在美国,拍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这样的人,大约也只能在纽约碰上。

大约三年前,他想拍一部纪录片,关于广东某个生产出口牛仔裤的工厂。通过朋友,他认识了我,后来一直保持若有若无的联系。前一段,他突然email我,说电影已经拍完了,周五在某某地方放映,让我去看,还叮嘱我,“honestly”告诉他我的感受。

于是去看了,失望。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太煽情。从头到尾,每个细节都在说:这些女工,多么可怜啊,真可怜啊,太可怜了……一直给观众一种压迫感。就让我想起以前在天桥上,几个要饭的小女孩冲过来,抱住我的腿大喊大叫。可能我本来想给的,经那么一抱一缠,陡然失去了同情心。

为了服务主题,Micha甚至不惜制造情节。比如,女主角小丽本来是不写日记的,但他安排小丽“作写日记状”,“日记”里的内容,以画外音出现,字字血,声声泪,不像一个四川的小女孩写的,倒像是作家的作品。如此之假,我看得难为情。

煽情这个东西,正如其他很多东西,遵循物极必反的道理。这一点,几万网民签名让某电视主持下台,就是一个证明。另一个证明,就是至今很多人想起倪萍那盈盈泪光的双眼,还会有一种莫名的想哭却哭不出来的生理反应。

其实,聪明一点的电影早就不煽情了,反煽情才是时代潮流。在反煽情的方式上,有两个套路。一个是

无厘头,看谁假正经就跑过去撞它一下,看它摔得四脚朝天,然后逃之夭夭,像胡戈那样。另一个就是冷煽情,比如那些艺术电影,人人都绷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半天不吱一声。我不哭不笑不吵不闹,让你们这些批评家一个批评的把柄都抓不到。

其实“反煽情”这东西,到一定程度也很无聊。生活中的确没有那么多“倪萍时刻”,但是有时被感动,也是人之常情。什么感情都给解构了,嘿嘿,下一步就是去解构“解构主义”了。更要不得的是,为了讨好主流的娱乐精神,愣是要成天作“一点正经没有”状,也挺累的。咱不能因为被感动这件事情不太酷,就把它藏着掖着。就算它是农村来的二舅吧,土点儿,也是家庭一员呀。

不过像Micha这样使劲煽,我还是害怕的。所以出了电影院赶紧逃之夭夭,甚至没有跟Micha “honestly”交代我的感受,支支吾吾说: I like it…. I have got to go. See you.

Micha一抬眉梢,看着我可疑的表情,说:Really?

诗坛风乍起

坦率地说,韩寒跟沈浩波吵架,比韩寒跟白桦吵架,好看多了。韩寒骂白桦,那纯粹是以强凌弱,我都不忍心看。韩寒跟沈浩波掐,这才是棋逢对手。我看得津津有味。

当然不能把粉丝的力量算进去,道理跟人数没关系。

韩寒说现代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我不同意。我觉得,写诗作为一种文字游戏,几乎是人类的本能,就像其他一切游戏一样。比如下棋,比如打牌,比如唱歌。人类的进化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但都各自独立地“进化”出了这些大同小异的游戏。饱暖思游戏,也算是人类的一个高级本能。

说诗歌是文字游戏,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觉得游戏是人类的最高境界之一。世界各地大约都有“文以载道”的追求,尤其是中国。但是诗歌在各种文体中,可能是“道”的成分最少的。它通过文字的排列组合,通过词语的衔接与错位,把文字变成魔术,而魔术是会给人带来惊恐与乐趣的。就算是写诗机器写出来的诗(本质上还是人写出来的,因为套用了一些已有诗歌的格式),比如“请王佩吃月亮”这样的诗句,还是会给人带来惊恐与乐趣。就是说,相对而言,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形式主义,最接近音乐,最少依赖“内容”、“情节”、“意义”、“道德”的力量--我们知道,“内容”、“意义”、“道德”这些东西,不但容易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而且也容易被那些写作投机分子所操纵。比如,某些作家就喜欢用写“大题材”来掩盖才华的贫乏。所以,我向来认为,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考验一个写作者的才华。

当然,诗歌能体现才华,并不等于写诗的人都有才华。这么简单的道理,沈浩波显然没有拎清。

比如他自己,他就没有什么才华。他以为别人不喜欢他都是因为他“心藏大恶”,因为他“下流”,所以他洋洋得意。本来就以恶为美嘛,千夫所指,恰恰满足了他那点孤军奋战的英雄主义虚荣心。我不喜欢他,其实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才华,还成天自吹自擂,以为自己盖世无双。如果说有点才华,也就是自吹自擂的时候有点火花。就好像某个产品唯一的好处,就是广告做的好一样。要我看,无论你哪个半身写作,都需要才华。他根本没有,就用嗓门来代替才华。丫写诗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人捉蝴蝶,气喘吁吁,却根本就逮不住文字的感觉。如果用他所热爱的下半身说法,就是捅来捅去,捅不到那个洞里去。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韩寒“抓蝴蝶”的本领也好不到哪儿去。在“气势远远大于才华”、“观点远远多于道理”这两点上,韩寒和沈浩波倒有点相似。

而且沈同学还喜欢搞门门派派,给别的诗人打棍子、戴帽子、搞文字锦衣卫,动不动骂人“学院派”、“技巧派”、“形式主义派”、这派那派。这就更令人讨厌了。我觉得这是沈浩波最讨厌的地方:把人们对诗歌本身的关注,引向了对诗歌门派的关注。这对于诗人来说,是最不可饶恕的。毛主席自己不爱学习,所以就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沈浩波自己没有文字游戏的才华,就说修辞越多越反动。其实修辞之于诗歌,就像辅助线之于平面几何,是柳暗花明的关键。没有修辞的诗歌,走到极端,就是赵丽华的诗歌。事实上,如果去读沈浩波的诗歌,凡是还有点火花可言的地方,也就是修辞出没的地方。

当然,也不是辅助线加得越多,一道几何题就越容易破解,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就懒得罗嗦了。

本来,赵丽华写完全没有修辞的诗歌,作为一种诗歌试验,无可厚非。我其实根本不欣赏大家对她群起而攻之。中国值得群起而攻之的人太多了,根本轮不到她。可气的是沈浩波这种人,非要说你们欣赏不了这种诗歌或者他的下半身诗歌,是因为你们太蠢。这就有点耍赖的感觉了,你明明端了一个空盘子出来,还要别人做吃的“津津有味”状,如果不做津津有味状,就说你味觉有问题。据说,诗人的空洞,是一种有哲学功底的空洞,一种有深度的空洞,不同于普通网民的空洞,你们学不会的,就别努力了。

靠,你负责空洞,我负责挖掘其中的哲学深度,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吗我说。咱俩换换位置怎么样?

再说了,下半身诗人不是最讨厌“哲学深度”这种提法吗?“哲学深度”这种东西,不是“学院派”货色的玩意儿吗?怎么下半身一急,就急成上半身了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沈同学似乎爱以“民间派诗人”自居,结果“网民”的表现,直接把他从“民间派”打成了“自作多情派”。当然,也可以说,网民不代表民间,不知道街上的菜农、民工、流氓地痞算不算民间,要不让他们读读沈浩波的诗?估计等群众的唾沫汹涌而来的时候,沈又会从“自作多情派”变成“找死派”了。

当然,我不觉得菜农、民工、流氓地痞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就像我不觉得教授、文学批评家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一样。我觉得扛着“民间”的大旗狐假虎威的做法,实在没有必要。任贤齐说了,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其实学院派也好,民间派也好,作为诗人,大家都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搞什么派系斗争。不如大家一起长途跋涉,回到文字本身。至于群众接不接受,网民接不接受,倒是次要的事。我想象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文字的奥妙,与世界达成和解。不一定是那种“被接受”的和解,而是那种“接受不被接受”的和解。

说实话,写诗是人权之一,便是没有才华的人,也还是有写诗的权利。就算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对语言的魔术抱有一种探索之心,也还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沈浩波的这种说法,一个时代无论如何堕落,不能堕落到没有诗人。就是说,一个时代无论如何狂妄,不能在美的可能性面前失去谦卑。但是,这不等于说,只要是诗,就是好诗。只要是以写诗为爱好的人,就是时代的先锋。诗坛,正如其它任何“坛”,肯定也是良莠不分,肯定也有投机分子。因为写诗这个行为本身,划分出一个精神特权阶层,让群众夹道欢迎,我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跟“出身论”、“血统论”异曲同工。至于把诗歌写得一文不值还要命令整个社会对它顶礼膜拜的人,我看,不但不能拯救一个时代的堕落,其实是在恶化它。

周末读物 暂缺

他人的生活 在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正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

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D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时,还有点失望。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时,我又看到了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剧下半场打了个急转弯,整个故事立体了起来。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将军Sergei和他的年轻妻子Marousia,以及Maronsia的众亲友,到湖边度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l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特务,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 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最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N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这段对话采概括:

Mitya: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不存在所谓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格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大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是成千上万人的合作,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也就是说,Mitya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Sergei也不是无辜的,因为他曾是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家人追忆“解放前”的美好对光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很美好,当初你们为什么不为之战斗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正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像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因此,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自由意味着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政治运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牺牲品。Burnt by the Sun却告诉我们:如果你曾在“前17年”颐指气使,那么你在“文革”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口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土改中暴力剥夺他人财产,那么像在公社化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口粮被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委员那职务,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你的掘墓人。

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所谓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

学习焦虑

我订了一份杂志,叫《Economist》,已经订了两年了。但是仔细想起来,除了坐地铁的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看这份杂志。为什么要订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件事至少从形式上缓解了我的“学习焦虑”。

我承认,我有学习焦虑。

据说这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了,而我,对村里谁跟谁又打架了,谁家玉米种得最好,谁家失火了一无所知,能不焦虑吗我。

又据说我们生活的时代“知识爆炸”,这就注定了我的“学习焦虑”还将是不治之症。刚学习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最近的和平协议,它们又打起来了。刚知道津巴布韦是非洲经济典范,那里通货膨胀率又达到1000%了。这边刚开一个威尼斯电影节,那边又要开多伦多电影节……就这么一个小破村,每天发生的事情让人眼花缭乱,小姐我踮起脚尖往前看,也只能看到舞台角落里的一小点演出。

多少次,半夜醒来,我睁着空空的双眼,为不了解巴西的政党制度、不了解东欧的私有化模式、不了解新浪潮电影是怎么回事吓出一身冷汗。我听见群众愤慨谴责:还文科博士呢,连这个都不知道!然后我抖抖瑟瑟嗫嚅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那天给朋友X打电话。他是个电脑工程师,在纽约的大公司工作,说是要跳槽。

你们公司待遇不是很好吗?

不行啊,学不到新东西。现在还混得下去,万一有天失业,不懂市场上的新技术,就完了。

看来,有学习焦虑的,不仅仅是文科博士。

打开某著名门户网站,主页最显眼的位置都是这样的广告:“北大总裁EMBA班!”“国贸研究生班两年1.9万!”……瞧,整个社会都染上了学习焦虑。各处江湖郎中纷纷兜售猛药,得病的、治病的,全都不知道害臊。

学习总归是件好事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成了现代生活中的强迫症呢?人人都赶着去急诊。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多么像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和魅力四射的丈夫。随时随地可能被甩掉,所以每天处心积虑往脸上涂抹,直到所有毛孔都被堵塞为止。

上次回家,就在我所住的城市广场上,看见触目惊心的一行大字“把XX市建设成学习型城市!”估计现在“学习”这词,就跟口香糖似的,嚼在嘴里是很酷的事。

为了响应号召,我决定现在就开始翻阅那本崭新的《Economist》,从智利的教育改革看起,北爱尔兰的出口业近况也行。

对猪头肉的乡愁

以前于光中好像写过一首诗,叫“乡愁”,邮票船票什么的。我的乡愁没那么诗意,都很具体,比如中友百货的夏季打折,比如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比如中关村附近的盗版光盘,当然,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吃猪头肉。

以前在人大上学的时候,吃饭很困难,要排长队,而且去晚了,什么都没了。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我振作精神、冲向食堂的话,就是橱窗后面那一盘子晶莹剔透的猪头肉。

要吃到猪头肉,并不容易。第一个障碍就是它的价钱,1块6一两,很贵族。一般来说,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才“放纵”一下自己,比如跟男朋友分手了,郁闷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和好了,高兴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既没有分手又没有和好,无聊得去吃猪头肉。第二个困难就是,“猪头肉”似乎并不是很高雅的食物,听起来简直象骂人,而我,还是自视为一个窈窕淑女的,在别人眼里,没准还是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呢。这就给我造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是要维护自己一个窈窕淑女的声誉,还是要满足自己恶俗的口福?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我来到卖小菜的窗口,先四处张望一下有没有熟人,然后非常小声、含糊地说:来二两猪头肉。买到猪头肉后,我立刻把它盖起来,低着头匆匆从食堂后门出去。比起毒品交易,就差没带墨镜和使用暗号了。

我在朋友圈子里,以喜欢各种恶俗的食物而出名。以前一个好朋友快结婚了,要把她丈夫介绍给我们几个女朋友,吃饭的时候,大家点的菜都挺高雅,在生人面前嘛。清蒸鲈鱼、海鲜豆腐煲什么的,最俗的也就是酸辣土豆丝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抬起头,豪迈地说:火爆腰花!当时就差点被我的好朋友踹出了门去。

人大西门外,有一个老陈麻辣烫火锅。那个时候,我有个男朋友,我们经常去吃。我不能吃辣的,一吃就三把鼻涕一把泪的,第二天还拉肚子。但是一提到麻辣烫,我就视死如归、势不可挡。每次要决定去哪吃饭的时候,我男朋友就故意装作很困惑的样子,问:那,咱们上哪儿去吃呢?其实他知道我的答案,但他就是想看我丢人现眼的样子。果然,我会嗫嚅地说:咱们再去吃麻辣烫火锅好不好?这个时候,他就会大笑起来。这个细节,成了他一个屡试不爽的娱乐项目。

我对猪头肉之流的爱好,除了使我小小地丢过几次人以外,对我的人生,还是颇有进益的。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觉得,一切低俗的东西,在高雅的东西面前,有它自己的奥妙和自尊心。比如说,我虽然是“做学问的”,但是我对术语缺乏迷信——不至于听到一个“政权内卷化”就荷尔蒙分泌加速;又比如说,谁要跟我吹他开的车多高级,我可以气定神闲地伸出脚来,说我脚上的鞋子才花了18块5;又比如说,刚从第五大道的名品店出来,走在破破烂烂的中国城,我还是会从那拥挤破烂中体会出一种古怪的魅力。这些,我以为,或多或少都和我对猪头肉的爱好有种隐秘的联系。当然了,我对高雅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阶级仇恨,莫扎特、凡高、柏拉图,第五大道橱窗里的那些手工鞋,我也都拿来主义。犯不着为了显示自己的“平民情怀”而和高雅划清界限。

到了国外,当然就很难吃到猪头肉了。虽然偶尔也能在中餐馆吃到“豆腐肥肠”、“小椒鸭舌”什么,但猪头肉却是难觅芳踪。这不禁让我在这个初秋的下午,有了一丝惆怅的乡愁。啊,我还是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只不过让我深深地、深深地徘徊的,是人大橱窗里的那二两猪头肉。

过去的理想

(2008-09-20 03: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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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啊

杂谈

想写一个旋律,没修饰的痕迹,一听就立刻明白,即使别人觉得奇怪,不需要再更改

不完整的旋律,没什么结局,却是我真实的声音

不完整的旋律,勇敢地唱给你听,填满你我不完整的感情

——王力宏《不完整的旋律》

“这辈子要和一个才子在一起。”

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想,害怕被人知道。但这份理想,像十五的月亮,高高地悬挂在她的心上,伴她走过孤僻独立的少女时光。

这可以追溯到她情窦初开的高中时代。她因为看了一部电视剧,而疯狂喜欢上了邵兵,当时,她的唯一理想就是长成剧中曹颖的样子,好跟他配戏。

这个理想,除了李欣泊,她没有对谁说过。她不说,并非忘记了。她记性好,什么都忘不掉。她曾经写过,“他又高又帅,还很天才,写得一手好字,还会二十分钟考完试接着写诗”,而让她当时“惊艳”不已的诗,无非就是“教室里灯光灰暗,只有风扇不停的转”。

但在当时,他所散发出来的光,让许多许多的姑娘,远远远远的观望。

那时候,每隔几周就会换一次座位。她调到了他的前面。他在唱歌,仿佛就在耳后,她内心澎湃了好久,却始终都不敢回头。

兀自冥坐回过神来的时候,碰到他不经意扫过的温柔眼神,她就会小鹿撞怀,仿佛被他眼光亲吻了眼皮了一样,她惊惶得把目光投向远方;当惊慌失措的时候,她又去寻找他的眼神,一切就安稳了,这感觉太奇妙了。

上了大学,原本就不熟悉,自然无需联系,只是听说了他的一些事情,也听说了他对她的一些评价。午夜梦回的时候,她竟然很小女人的掉下了几滴清泪。他说她很孤僻,有点神经兮兮。

大四的时候,她以毫不畏惧的态度去爱一个男人的时候,这个男人离她而去,她措手不及。来来去去,在整个人崩溃的前夕,她去了北京。既然不能拥有他,她便远远的躲开他,躲到北京去。到达北京的下午,汶川大地震。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中轴线上哭泣,哭全天下的善良百姓,哭全天下的少女壮士,更哭自己。别离的才子男人,就像一道符咒,贴出了她的殇。

她从没想过去见见当年的邵兵。在ktv半明半暗的灯光中,邵兵走过来的第一句话说,你长胖了。她说,对。他离开的时候,肠胃里有股腐烂的气息,可是,这长胖的理由,如何向外人说起,如何向当年的邵兵说起?

她调转话题,说以前觉得他像邵兵的往事。邵兵说,现在不像了吧。她点点头。她转身和高中的才子同桌聊天,他谈到她的执着,她轻笑,谈到她的独来独往,更是轻笑。邵兵凑过来说,你好像高中时候就这样,不大和女生一起耍,更不大和男生一起耍,老是一个人。她说,对的,我很孤僻,还有点神经兮兮。

大四冬天的一个晚上,她跑出去吃宵夜,同系的小余说,你越长越像曹颖了。她反问,是吗?小余说,我一直觉得你很像的。那时侯,她刚刚去了杭州,走在买宵夜的路上,想起16岁的理想,22岁的她哑然失笑。毕业典礼的时候,靓靓反复说着,你越长越像曹颖了。她也说,是吗?靓靓说,是啊,以前怕你生气,一直没说,好像曹颖现在名声不怎么样。但是,真的很像啊。

别离的男人不喜欢曹颖,他喜欢朱茵,喜欢性感的女人。但她和他有个交叉,都喜欢小宋佳。而现在,一起工作的一一说,她长的像小宋佳。她再次哑然失笑。世事总是螺旋,让人时时反顾。

十个月前,下班后的每个冰冷夜晚,下了110,她一个人沿着那条寂寞喧嚣的街道,在星空下走回寝室。她把头埋在帽子里,听着耳边呼啸而过的台风,看着自己的影子,数着自己的步子,顿悟人生真理。这个城市,入夜以后,孤鸿遍野。

上海的冬天,阴冷干燥,走路的时候,风刮得悲伤一茬一茬的疯长。即使中间有过鸟语花香,可四季轮换,到头来还是一片苍凉。大一大二的时候,她常常背着书包,把车骑得飞快穿过广场,一头长发飞在身后。突然刹车,双腿踏地,仰头看天——万里无云,天蓝得让人眩晕。这是上海,万里无云却要付出风雨代价的上海。她马上22了,到时他还会记得吗?

二十二岁以前,她都在追求一种极致的状态,爱,冷淡,离开,没想过会回来。只是他不在眼前的情景,仿佛就是横亘在面前的漫天大雾。她不知道该向谁提起,向谁去问他的消息。这谜一样的情形,给人以憧憬,让人有沉入愿望和无法克制的的造次之心,仿佛冲过去,便大雾散尽,重返光荣。

他离开时,毫无理由。她什么错都没有。他知道她真性情,害怕她会出事(害怕自己的名誉损失),所以一直打电话来,叫她好好保重自己。或许,她便错在重这情重这义。夜里,上海下了一场很大很大的雪,大到足够覆盖一切的肮脏。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目光所及之处,一片白茫茫,寝室信号不好,她从被窝里钻出来,站在阳台上,握着电话,流了很多眼泪。泪光中,空中的雪花飘啊飘。

一切都朝意料中的方向进行。电话慢慢的少了下去。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了。唯一的联系也失去了。她开始整晚整晚的睡不着。原来,想念是这么难受。尤其是一场不曾表达过的想念。

等待终于走到了尽头。她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早上6点40起床,50小跑出门,公交换班车;下午5点下班,班车换公交,小跑回学校;她写小故事;她好好睡觉;她按时吃饭。日子很漫长,她安心过好当下,不与他联系,哪怕就像温水里煮着的青蛙,一点一点被凌迟处死。而那段疯狂的,不可思议的时光算是有了一个完结。她明白,这个男人不好看,也不爱她,但她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她一点也不想离开他。

她实在受不了这种理想毁灭式的打击,辞了职。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大半年,她的心都像那晚的夜一样凉。

直到有一天,一个认识很久的男人对她说,你电脑硬盘坏了也好,可以重新开始了。来我家吧,我做饭给你吃。她一直以为这只是句玩笑话。直到中秋节前,他说,来我家吧,带着你所有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来。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不多说。

真正到来的时侯,他搬出冷饮,零食。这些东西很垃圾,她爱吃,他不吃,也曾因此把她鄙视过不止一次。她站在他新房子的客厅里,扯着一年没穿过的裙子,手足无措。

她便看着他发呆。他没有打扰她,悄悄去了厨房。找到他的时候,她斜斜的倚在门口,看着这个高大的身影,忙进忙出,倍感温馨。于是,她挽起袖子,想展示下她十年前的厨房功力,却被毫不客气的轰了出去。她死皮赖脸的再次进去,大刀一挥,以一阵密集型的漂亮手法,手起刀落,赢得他的赞誉。

她切菜,他烧菜。他的手艺很不错。他们高高兴兴的吃吃喝喝。他一个劲的说,这个你怎么不吃啊,那个你怎么不吃啊。他还一个劲的说,你多吃点啊,你看你,小胳膊小腿的,多细啊。他说她瘦了,回到了一年前。医学上说,器械损伤如果没有伤到真皮层,便不会留下疤痕,她心里明白,更多的,回不去了。

他带着她看他的新房子,听着他的描述,她遐想连篇。她喜欢这样温暖的房子。远一点,偏一点都不要紧,有新鲜的空气,真诚的感情。

早上,餐桌前的窗户外一班地铁呼啸而去,他们便可以抓起外套,抓起早点,向下一班地铁奔去。

晚上疲惫归来,在那个平凡却又不平凡的房子里,有盏灯亮着,等着他,或者她。

在风将起未起的傍晚闲暇时侯,他们会沿着楼下那条人工河走走(他坚持说是 “滨江路”)。再在天色将暮未暮时候,她仪态万方的缠着他回房子里去。

平时上下班,他们伴着地铁的轰鸣,在这个城市的地下浮光掠影的穿行。可是,周末的时候,他们会进城去,手拉着手,见见老友,叙叙旧。男人和男人玩成一堆,女人和女人玩成一堆,几年以后,小不点和小不点玩成一堆。

她受不了自己乱想太多,更受不了孤男寡女的犯罪气息,便说,我们出去走走。他点点头。走着走着,就到了地铁站。她说,我走了。他没有挽留,只是说,下次你来的时候,我们去佘山,那里有很多百年老树,还有林荫大道,很漂亮的。她笑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随着人流慢慢的慢慢地走进地铁站。上行的电梯里,她忍不住回头看他,他也正好回头看她,便挥着手相视一笑。

千言万语都在这一笑中了。一年前,他不知道,当时这个小姑娘被他讲得一惊一乍,对眼前这个数学很好,又博古通今的才子心向往之。他更不知道那个小姑娘生性悲观,所谓的工业展,还有换个时间的电影院,对怀着赤子之心的她来说,都只可能理解为一种敷衍。

或许当时,那真是一种敷衍,只是那些小事,时过境迁,无从考证。可是那些小事,都成了扭转她命数的大事,现在想起来,是那么的回肠荡气。她想哭了。

今天,她一页页翻看他毕业几年来不多的几篇文章。她回忆起,在决定天真的去爱,却又觉得被敷衍后的不久,她就去了杭州。他知道后,把跟她有关的东西删得干干净净。想起这些,她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得整个生命都空了。“昨日像得到,迟来无归路”?

姐姐说,外面苦,就回来吧,在重庆,至少有吃有喝有住点。今年除夕之夜,中华大地再次礼炮齐鸣,她就23了,如果没有奇迹,她将留在重庆,也终于肯认命。

干一行恨一行

干什么都有代价,吃什么都有条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觉得事事不如意,那么在抱怨环境的同时,是不是也需要反省一下自己呢?

当我第一次听到“跳槽”的说法,着实吃了一惊。尽管不过是一个形象的说法而已,但一想到在槽枥之间跳来跳去……好端端的一个“人才”,怎么把自己形容为畜牲呢?

市场经济初澜乍起的时候,有一种颇为时髦的说法,叫做“一生至少要跳五次槽”,否则就不配称人才。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不少人卷入大跳其槽的行列当中。别说一生,便是不到一年,已跳了好几回。其中跳成人才的固然不乏其人,而跳来跳去终于将自己跳成一个跳梁小丑的,似乎也不在少数。

人才的成长有赖于一定的环境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少人频繁跳槽的原因之一。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问题在于,并非什么人都能挪活,也不是哪位爷都有人留。人才的成长与跳槽次数的多少不能说毫无关系,但实在没有多少必然联系。一辈子固守在一个岗位,成绩卓著、令人敬佩的,大有人在。而始终处在变动不居之中,干嘛嘛行、吃嘛嘛香的,也不是凤毛麟角。一跳就活的,容易被人渲染,四处流传;一跳就死的,自己都懒得再提。一则调查显示,有近三分之二的跳槽者对新工作更不满意。而碍于“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观念局限,或者限于原单位的愤然拒绝,他们没有机会改正自己的错误选择,只能继续跳下去。跳来跳去,少女跳成了少妇,少妇跳成了老妇,终于一事无成,黯然而退。

说心里话,我对跳来跳去的朋友是心怀同情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推崇稳定的。谁不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稳定发展的事业呢?但凡到了“非跳不可”的地步,一定是有“非跳不可”的原因。那原因,不是外在环境的不能容忍,便是内在心理的不能超越,谁无缘无故跳着玩呢?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期望目标不同,心理承受能力自然也不同。一叶扁舟很难承受大海的波涛,万吨巨轮也不便在池塘里起航。搞清楚“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怎样去干”,从而选准属于自己的生活坐标、工作岗位,那是成功的基本条件。遗憾的是,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港湾。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在“志存高远”的名义下,把目标定在了他们力所不及的位置上,这就不免有些悲剧的意味。

在很多情况下,客观环境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明智而入世的人,不会天真到指望环境来适应自己( 尽管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讲,环境也应该适应个人、为个人创造条件)。生活中的确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自恃甚高,从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领导自然是“压抑人才”的浑蛋,同事也是妒贤嫉能的草包,只有他阁下是卓而不群的凤凰。

这种朋友兴趣广泛、热情很高。他们对什么都喜欢,但喜欢什么都是“五分钟热度”。没干的工作总是魅力无穷,一干之后必然索然无味。当记者舞文弄墨,他们觉得挺好,但一干之下,方知焚膏继晷、呕心沥血,实在不是人干的活儿;做买卖似乎也不错,大把挣钱,大把花钱,何等潇洒,但商场如战场,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比爬格子还险恶,不干也罢;歌星神气,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苦”,太苦;球星牛气,跑跑颠颠,一边玩儿一边就发财,但太累;那么当官儿?那可是一本万利的营生,但一入豪门深似海,今天你算计我,明天我算计你,不是搞掂别人,就是被人搞掂,还没混出模样,已因“健康原因”退出政治舞台……跳来跳去,实在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那一行。没干的时候,他们什么都向往,而且专盯着成功人士的勋章和花环,就是不看人家背后的心血和汗水。他们羡慕别人的钱包,但不羡慕那些人挣钱所付出的辛苦;他们眼馋别人的成功,但不准备为自己的成功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不管多好的工作、多体面的事业,一干之下,他们就心生几分怨恨、愤恨、憎恨。因为在竞争当中,他们从来体会不到胜利的欢愉,更谈不上成功的喜悦。其结果,只能是干一行恨一行。

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好像就是忘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干什么都有代价,吃什么都有条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觉得事事不如意,那么在抱怨环境的同时,是不是也需要反省一下自己呢?

谢谢收看

八月 12th, 2009 | Category: 故事

本来想写国内电视节目观后感的,结果写成了一个长篇回忆录,上年纪的人可能都这样,凡事不从30年前说起就说不清楚。。。------------

我人生中最急中生智的一刻可能是6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深夜。那天我又在邻居杨丽丽家看了一晚上电视。先是杨丽丽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是她妹妹杨萍萍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杨爸爸杨妈妈杨奶奶全都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只有我,一个人,6岁的邻居小朋友,还死皮赖脸地坐在他们家客厅的小板凳上,在黑暗中看着一闪一闪的屏幕,目不转睛地看完了一个又一个节目,直到电视都困了,深夜的屏幕上猝不及防地打出四个大字:谢谢收看。我只好恋恋不舍的回家去了,一边钻进被窝一边意犹未尽地回味着电视屏幕上的一切。这时候爸爸问我:你在杨丽丽家都看了什么电视片啊?我思绪翻滚,我想说我看了这个,我想说我看了那个,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看了些什么,于是脑子里灵光一闪,郑重地告诉爸爸:“谢谢收看”。

这件事情说明:第一,当时我们的国家还是相对贫困的,还有很多家庭买不起电视,造成很多家庭间的电视移民;第二,一个小朋友是先学会念字后学会理解它的含义的——她也许已经能够拼读谢谢收看四个字了,但是她不知道这四个字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就像她被强迫背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但是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第三,小时候的我,非常热爱看电视。后来通过我的两个小侄子,我看到了儿童看电视的那种眼神。那个闪亮的方盒子,像个在巫师一样在发功,而他们则被催眠了一样,灵魂一点一点被吸走。目不转睛、目不转睛、目不转睛。你往他们的左边一挡,他们的脑袋就齐刷刷地往右边一偏,你往他们右边一挡,他们的脑袋就齐刷刷地往左边一偏,甚至没工夫跟你交涉你所站的位置是否合理。动画片当然最好,但是古装电视剧也行,甚至经济台的生猪市场价格变动都能看得下去。啊,关键是整个美好世界在那个盒子里色彩缤纷地一闪、一闪、一闪。初中时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苍老的时候。那时候,为了学习,为了争当三好,为了传说中金灿灿的未来,我无师自通学会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变态的哲学。灭人欲的表现之一当然是消灭一切恋爱的细菌,将一切男生给我抛的媚眼写的纸条以及我对一切男同学产生的情绪波动都毫不犹豫地扼杀在摇篮中,并踏上一万只脚;表现之二就是用非常严苛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穿着打扮。披头散发,是不行地。高跟鞋,那简直骇人听闻。超短裙?我30岁以前从来没有穿过!有一天王勇琴披着头发来上学,我当场质问她为什么不梳辫子,她说她中午洗的头发干不了,我简直气愤填膺,你就不能早点儿洗头吗或者晚点儿洗头吗你为什么要中午洗头呢,骗人!肯定是骗人的!

啊,21世纪的青年们原谅我吧。那时候我想在一切动词前面加上“秋风扫落叶般地”这个状语,那时候我的床头还贴着一个小标语,叫“战胜自我”。一个少女被她所处的时代都给逼得在床头贴出“战胜自我”了,那不但是可原谅,甚至是可心疼的吧。“存天理、没人欲”的最重大表现就是不看电视。我不需要爸妈告诫我不要看电视,也没有学会用这件事作为砝码去讨价还价得到一些东西(真是太缺乏生意头脑了)。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像个机器人一样,啪,落入书桌前。啪,开始看书做习题。啪啪啪,做完了一切变态题之后心满意足的睡去。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房间里《昨夜星辰》、《星星知我心》、《笑傲江湖》、《六个梦》等经典电视剧在如泣如诉地上映。我虽然看不到,但我知道《星星知我心》那个感人的妈妈有5个小孩,分别叫秀秀,东东,弯弯,佩佩,彬彬,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佩佩”,因为她的名字用台湾腔念起来是那样的,佩——佩——另外我还知道它的主题曲是那样的:昨夜的!昨夜的!星——辰——啊,不对,那个是《昨夜星辰》。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变态哲学导致自己错失了多少东西。上大学以后,在别人都能够搞清楚刘雪华、林青霞、吕秀菱都演过谁谁谁以及萧峰令狐冲韦小宝都出现在哪部电视剧里时,我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我就这样错过了通过电视剧接受宝贵的爱国主义教育、正确的恋爱观教育以及八荣八耻道德观教育的机会。

上大学以后住宿舍,听电视都不可能了。我的电视时代就这样中断了,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一断就是八年。期间电视上再发生了些什么,我也不大清楚。只是每年寒暑假回去,隐约看到刘培、张国立、徐帆等人不停地在电视上晃。噢,对了,还有“小燕子”风暴。一群疯疯癫癫的男男女女穿着古装在电视上或发嗲或咆哮,对于当时已经暗暗自诩文化精英的我,真是风乍起,吹皱一身鸡皮疙瘩。要是不小心看到武打剧里一个高人一掌把一座大山给劈了个窟窿,我就接近崩溃了。什么呀,不就是个“武林至尊”地位吗,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电视剧了,这么多演员了,还没分出高下啊。别打了,都热兵器时代了,各个门派提高一下研发经费好不好。再说这些长衣飘飘的美男美女整天在山水田野——也就是江湖上——马不停蹄地奔跑,到处搞串联,不用上班啊,不用交税啊,福利国家啊。

等到2000年末,在一个纽约的小公寓里再打开电视时,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不爱看电视了。外国的电视剧和中国的一样不好看。美剧分为午间的和晚间的两类。午间的就是美式琼瑶剧——总有一个男青年的爸爸不是他亲爸爸,总有一个女青年在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总有一个好人听信了坏人的谗言,总有一个坏人最后变成好人。晚间的电视剧就是美式武打剧——破案。每个城市,纽约,芝加哥,迈阿密,洛杉矶,都有自己的破案系列,每次节目都以发现一具尸体开始,以人民警察光荣破案终。当然了,美式破案剧比中式武打剧还是稍微人道一点:基本上没有考验神经的“嚎啕”片段,而中国的电视剧,无论武打剧家庭剧破案剧历史剧,都有阵发性嚎啕防不胜防地出现,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大珠小珠落玉盘。不过,美剧在这方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美式破案据里,基本上人人都胸有成竹,面无表情,语气冰冷,那些办案人员,人人都似乎见识过大世面,看到一具惨死的尸体,就象看到一块石头一样无动于衷。我就不信了,死成那样还面无表情?头给锯下来还给劈成了两半。装得很辛苦吧。让我恢复对电视爱好的,是发现了各类情景喜剧和脱口秀。好看的情景喜剧包括(排名分先后):Seinfeld;That 70s Show;WillandGrace;EverybodyLovesRaymond;Simpsons;TwoandHalf Man…排在最后的,就是那个最流行的Friends。有一个据说很好看的动画情景喜剧叫 South Park,但是奇怪的是我没怎么看到电视上演。最好看的脱口秀是 Jay Leno和Connar O’Brien。还有几个据说很有名的脱口秀比如Stephen Colbert之类,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太左了,我这个反动派实在看不下去。老是抓着布什不放,既没有新意,又安全无比,柿子专找软的捏,太没劲了,有本事你骂奥巴马试试看!

我之所以喜爱情景喜剧和脱口秀,是因为其中的对话特别聪明,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地聪明,那小机智小幽默,那线路,那速度,那弧旋,那扣杀,比乒乓球冠军决赛还好看。前一段有朋友给我发周立波的单口相声视频,说是特别好玩,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了。我看了之后,就觉得中国人真可怜,这不让说,那不让讲,一会儿有关部门很生气,一会儿广大群众很受伤,那么一点蹑手蹑脚的小玩笑,大家就迫不及待奔走相告了。

到了英国之后,我惊恐地发现,英国人的电视节目里几乎没有情景喜剧和脱口秀。而英国的电视剧真不好看,既没有中国式波澜壮阔的嚎啕,也没有美国式胸有成竹的紧凑,他们的故事无色无味无盐无糖——怎么说呢——好吧,我从来不能坚持连续看10分钟以上,所以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也有一两个类似脱口秀的节目,一群喜剧演员聚在一起损政治家、电影明星、体育明星。聪明也是真聪明,可是特别特别mean!连我这么邪恶的人,都看不下去。而且那些残酷的笑话,明显卖弄的成分大大超过了娱乐的成分,所以我不爱看。英式幽默比起美式幽默,那是要颜色深很多,如果说美式幽默是帮观众抓痒,英式幽默则是一把匕首飞过来,躲得过算你命大,躲不过算你倒霉。

英国的电视节目相对好看的是纪录片和时政新闻。比如Paranoma,就是通过这个纪录片系列,我了解到日本的贫困阶层有多穷,中国的贩卖儿童业现状,苏丹的近况,联合国的腐败……时政新闻的好看之处在于,任何一个问题,主持人都会请正反两方表达意见,但是英国的国内政治,大多是鸡毛蒜皮的争执,正方反方似乎都是无聊方。

好在还有《Friends》。我在英国的两年里,BBC4+1在重放美剧《Friends》。这个曾经在我的排名中名列最后的情景喜剧,在与自己的竞争中,一举跃为第一名。每天晚上6-7点,Rachel,Phoebe, Monica, Ross, Joey, Chandler准时出现。6-7点大约是我每天回家的时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调到《Friends》。其实我也不总在看,有时候就是开着电视,让欢声笑语充满整个公寓。此情此景说起来似乎有些凄凉:一个中年女人身在异乡,一个人回到空荡荡的公寓,她在厨房里切菜,电饭煲里的饭在滋滋冒气,空空的沙发对面,电视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出国时间长,对国内与时俱进的电视业发展已经无法追踪了。《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汉武大帝》、《雍正王朝》、《新少林传奇》、《少年包青天》、《可爱的你》、《潜伏》……每年回家,发现嚎啕的还在嚎啕,劈大山的还在劈大山,韩剧仍然是女主角在第8集打了一个喷嚏,到了第80集才抽出纸巾来。一个新现象是近几年突然涌现出很多歌颂“我军官兵”的电视剧。我想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个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歌颂暴力机器的电视剧呢,我想这个地球还有哪个国家把同胞互相残杀的悲剧拍摄成可歌可泣的伟大胜利呢,我想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个国家的电视里几乎从来不报道关系国计民生的“群体性事件”但是所有电视台狂热报道日全食呢……我想啊想啊百思不得其解。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我家的电视基本上永远是停留在中央二台,我不看电视剧不看综艺节目不看时政新闻就看看经济新闻总可以吧。经济频道好歹有时候还拉我的偶像任志强老师和买房消费者辩论辩论呢。当然有时候我也偷偷看看新闻联播,我主要是想研究研究我国的“领导排坐学”、“领导表情学”、“领导视察学”等领域近年有没有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堆家里没有电视的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很有文化。作为文化人,他们很清高,而电视则是很低俗的东西,为了避免被低俗文化污染,于是他们毅然决然的放弃了电视。对此我很困惑:第一,他们家来客人又没话说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往哪里投放呢?第二,在他们怀疑人生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找到更倒霉的人从而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呢?第三,在他们想通过骂人来建立智力优越感的时候,怎样迅速找到大规模的傻叉呢?(画外音:网络……)第四,如果他们家里有孩子,他们怎样让正在哭闹的、特别粘人的、满地打滚的小朋友迅速消失恢复安静呢?啊,小朋友多么热爱看电视。至少有一个小朋友曾经如此。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夜,她仰望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良莠不分,来者不拒,坚持把所有的电视节目看了个底朝天,看到“谢谢收看”为止。她后来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是当时,她坐在小板凳上,美好世界从那个小盒子向她奔涌而去,她眼里装着全世界的惊喜。

老张、亦文和蚊米

02月 14th, 2006 | Category: 恋爱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亦文。我们都喊他老张,其实他也不老,就三十。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本来呢,这样的人,在美国,都应该被喊成JamesZhang之类的。但是我们叫惯了老张,他也就听惯了。这让我暗暗地对他有一点同情――如果有谁喊我“老刘”,我肯定很受伤。因为如果都被喊成老刘了,还有什么前途可言?这个老什么什么的,让人联想起某县某局某科的科长――而且是副的,一辈子也没扑腾起来的那种。哪见过有点前途的人被喊成老什么什么的――会有人叫张柏芝“老张”吗?会有人叫张朝阳“老张”吗?所以说,如果“诗意”有一个反义词,那就是“老张”;如果“希望”有一个反义词,它也是“老张”。

但是我说的这个老张倒也不介意。仔细想想也是,他做的很多事,挺象一个“老张”才能做的事,比如他吃饭特别快,还把袖子捞起来;他特别快地吃完饭后,会说:今天我请客。再比如,他会使以下的句子听上去特别顺口:

“老张,我要去中国城买很多东西,你帮我去扛吧。”“老张,今天有个哥们欺负我,你帮我去揍他一顿吧。

总而言之,老张对“老张”这个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地进行了发挥,使老张这个词中的社会责任感得到了充分的演绎。有一段他经常打电话给我,一聊就到深更半夜。谈人生。谈理想。谈鸡毛蒜皮。我也不知道象我这样一个人,一个拒绝成为“老刘”的人,和一个资深的“老张”,为什么有这么多可聊。

“你别叫我老张了,叫我亦文吧。”有一天,老张突然跟我说。“好吧,老张。”我一哆嗦,答应了下来。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喜欢你。但是,作为老张,他无法说出这么诗意的话,于是他用一个及其委婉的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这个委婉的方式就是:叫我亦文吧。

老张是不可能谈恋爱的――顶着“老张”这个词的人,顶多可以来个“中年丧偶,觅体健貌端的中年女子一名”,但是亦文可以。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喜欢我,必须先把“老张”这个词从我嘴里扼杀了。但是我积重难返,喊不出亦文。而且,亦文,多酸啊。再说了,“亦文,你帮我去中国城扛东西吧”,听上去就不太对劲,是吧? “亦文”后面应该跟的句子是:“亦文,你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或者,“亦文,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有忘记你。”云云。总而言之,我们这些穷光蛋的饭桌上需要一个老张,而“亦文”最好还是滚回琼瑶阿姨的小说里去。

但是我又不忍心让老张失望。当我意识到张亦文恋爱的希望,与他的“去老张化”休戚相关,我就更觉得不忍心。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只有焦虑地在“喂”、“哎”,“嗨”之间颠沛流离。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一只蚊子被拔掉腿之后,变得象一粒米,也就是“蚊米”。我突然茅塞顿开,“蚊米”,就是它了。

我和张亦文谈判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说服了他,让我叫他蚊米。我的大意是:虽然蚊子不是很可爱,但是没有了腿的蚊子就不一样了,它变得象一粒米,而米是很可爱的东西,所以蚊米也是很可爱的东西。我说了很久,说得天都黑了。张亦文看着口干舌燥的我,起了恻隐之心。他哭丧着脸,好像自己的四肢给拔掉了一样,说:好吧,蚊米就蚊米。

而我,则高兴得要死。蚊米多好啊,在我和他之间,建立了一个进退自如的距离。如果他是“老张”,那我就不能进;而如果他是“亦文”,那我就不能退。但是,现在好了,他变成了蚊米,既可以去中国城扛东西,又可以从地平线上诗情画意地升起。而且,下面这句话怎么听怎么合理:

“蚊米,我要去中国城买东西,你帮我去扛吧。对了,现在街上百合花卖的特别便宜,你知道吧,蚊米?!”

我爱饭扫光

以前跟朋友聊天,她告诉我,当她早上起不来的时候,一想到起来之后可以吃什么什么,就心花怒放地蹦了起来。我说我怎么来到美国之后,从来不会为某一种吃的东西兴奋到这个程度呢?事实上,当我早上起不来的时候,一想到起来之后要吃什么什么,只会翻一个身,更沉地睡去。

大多数人到美国来之后,都能或多或少地适应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比如,开始爱吃pizza,sandwich,pasta,cheese。只有我始终保持着爱国主义的胃口,对祖国的饮食怀抱从一而终的坚贞。这就导致了我要么可吃的东西极少,要么就得自己动手做。由于懒,也由于以前说过的厨房问题,我一个星期也就做一两次饭,而其他时候,就跟流浪猫似的,逮着什么吃什么,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到吃饭时间,就端着空空的饭碗,遥望祖国的方向,脑子里翻滚着水煮鱼、麻辣烫、香辣蟹等等美丽的名词,喉咙里却不断地咽着痛苦的口水。

当然,这种吃得生不如死的状态,是在我邂逅“饭扫光”之前。而自从认识了“饭扫光”之后,我在美国的吃饭生涯,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事实上,我在美国的生活,完全可以划分为“前饭扫光时代”和“后饭扫光时代”,与饭扫光的相遇相知,可以说是我吃饭历史中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饭扫光,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能让你把饭一扫而光的辣酱。与一般的辣酱比,她比较有“内涵”――里面有蘑菇、萝卜干、大头菜或者干笋等等。她的辣,不象阿香婆那样杀气腾腾,而是辣中带点香、带点鲜、带点风骚。如果说阿香婆的辣,是一个大老粗站在一栋居民楼底下大喊“安红、安红,我爱你”,而饭扫光的辣,则是张靓影小姐的海豚音,在往上提升的过程中,还有那么一丝丝摄人心迫的震颤。

我已经不记得我初识“饭扫光”时的浪漫情形了,重要的是,在认识它之后的那个星期六,Flushing的香港超市里,多了一个恍恍惚惚、失魂落魄的女人,她穿行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之间,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我找饭扫光,我找饭扫光……

从那以后,但凡我去flushing,第一使命就是搞到几瓶“饭扫光”。自从有了饭扫光,我的饭碗就找到了组织。即使不做菜,不叫外卖,我也不至于端碗四顾心茫然。一般我会在冰箱里储备一大锅饭,到吃饭时间,挖出几勺,热一下,然后,噌,从冰箱里掏出我的宝贝饭扫光,顿时,我的房间蓬荜生辉,而我也在饭扫光的感召下中,一个猛子扎入我的大白米饭当中,忘情地挥洒。等我再把头从空空如也的饭碗中抬起来,这个世界已经因为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而变得温情脉脉,我嘴角的一滴饭扫光的红油,也在这脉脉温情中,悄然地坠落。

虽然如果我妈知道了这个画面,肯定心疼不已,对我来说,这却是美国给我的最好的回忆之一。每当我为论文、为爱情、为事业、为工作、为前途而焦虑不已时,我知道,几个小时后,我的餐桌上,会有一瓶熠熠发光的饭扫光在不弃不离地守候我。在这异国他乡和被我过得一塌糊涂的生活里,饭扫光就是我的祖国,我的男朋友,我的宠物,我味觉里无穷无尽的小魔术。

这一段时间因为忙,没有时间去flushing,所以饭扫光已经坐吃山空。大约有两、三个月,我吃饭的时候,没有了饭扫光。生活,也因此失去了滋味。多少次,我打开冰箱,冰箱里已经没有了她的倩影,而她的音容笑貌却不曾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我彷徨。我追忆。我憧憬。没有饭扫光的冰箱是寂寞的,正如没有子孙满堂的老年是无聊的。一天又一天,我和我的冰箱,在寂寞中面面相觑,聆听我的胃撕心裂肺的哀号。

世无饭扫光,万古如长夜。

好在有蚊米!蚊米同学昨天去chinatown剪头发,顺便帮我完成了买饭扫光的光荣使命。他一口气买了4瓶饭扫光,一把推到我的面前,我竟无语凝咽,唯有泪千行,感动地说: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蚊米说,不用谢。我一把推开他,说,我不是谢你,是谢谢饭扫光。

如果你现在来我家找我,你会看到桌上有半瓶饭扫光,桌子的旁边,沙发上,一个女人幸福地倒在那,怀里抱着3瓶还没有开启的饭扫光,脸上挂着死而无憾的表情……以后,她也会在她的遗书上写着:每年清明节,别烧什么纸钱送什么鲜花了,上坟的时候,别忘了捎上一瓶饭扫光!

求婚

中国人好像不怎么求婚。两个人看顺眼了,然后在某天晚上,一家吃三鲜面的铺子里,男的抬起油乎乎的嘴,说:要不去领个证吧。

然后一口把面唆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番分不清谁是谁也无所谓谁是谁的觥羹交错。

然后就有了挂着鼻涕到处晃的小不点们。

外国人不这样。外国人为了求婚这个事处心积虑。Propose”这个瞬间的重要性,相当于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神六上天”。万众瞩目当中,神六冉冉地上天,观众掌声雷动,宇航员热泪盈眶。各家媒体,不,在求婚这个事情中,是三亲六戚,奔走相告。党中央,我是说,双方父母,欢欣鼓舞。

在洋鬼子的求婚仪式当中,最重要的道具,当然就是钻戒了。这个钻戒,要求是真的钻石戒指,最好是tiffany牌的。据说它的价格,得是这个男人月工资的三倍。其实几个月的工资事小,重要的得让那个男人心疼。基本的原理大约是,让这个男人花钱花得心疼了,他才能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要是一个钻戒象一盒巧克力那么便宜,难保他不见个人就求个婚、哪天嘴馋了顺便求个婚什么的。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你问我爱你有多深,钻戒代表我的心……”

光有钻戒还是不够的,还得浪漫。吃三鲜面时候,从左边的裤兜里掏出一个钻戒,说:“老板,胡椒在哪儿?!……对了,小玉,嫁给我吧,这块金刚石,你拿着,三个月的工资呢!”这可不行。别听那流行歌曲瞎唱,什么“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纯粹瞎扯淡。结婚过五年,看彼此都跟看家具没区别了,还浪漫呢。所以最重要的,是把握花好月圆时的那一分诗意。趁着男人还没有完全变成混帐的时候,把该浪漫的都给浪漫了,以后就是两个人为了苹果该不该削皮吃而打的头破血流时,还可以“回首”当年他递给你钻戒时眼里的柔情。记忆这个东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靠这点回忆,再往记忆里添点油加点醋,没准能多撑个20年呢。

为了满足广大女孩的浪漫需求,男人为了求婚的时机和场合绞尽脑汁。我的朋友里有一对,在金门大桥上,男的给女的单膝跪下求婚。这样的“公开场合求婚法”,好处当然是举世瞩目,盛况空前。就我的那对朋友来说,据说当时桥底下人们一看见有人单膝跪下,就知道发生什么了,立刻都停下来起哄鼓掌。坏处,当然就是这样的求婚,看上去有点象绑架。善良的女生们,多半不忍心当着众人的面,让男人下不了台。于是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说好吧好吧,你起来再说吧。结果这一再说,等了几十年,就没下文了。这一点,讲Johnny Cash的电影Walk the Line里面,有生动的演示,更别说我那位在金门大桥上的朋友了。不答应?不答应把你从桥上扔下去。这已经是赤裸裸的绑架了。

更多的人,在求婚场合问题上,选择温馨地“私了”。比如,吃甜点吃着吃着,突然吃出了一颗钻戒。又比如两人爬山爬到山顶,极目四望,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男人掏腰包,于是男人突然掏出一颗钻戒,深情的说“小玉,嫁给我吧……”。这种“温馨私了”的求婚方式,好处当然是给女生压力较小,她可以选择拒绝,也可以选择拿起钻戒就飞速逃离现场,反正不一定非要说“yes”了。坏处就是不够耸人听闻,效果不够震撼,有可能若干年后,自己都想不起来自己怎么就走火入魔、嫁给孩子他爸的。

要说我自己。我虽然已年过30,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拿着一枚钻戒说“嫁给我吧”。我等啊等啊等啊等,等得三鲜面铺子都关门了。不过总的来说,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从小对求婚场景的幻想里面,从来就没有钻戒这种东西。就一个帅哥,和我。我们都才华横溢桀骜不逊武功盖世,所以我们彼此爱之入骨,又由于我们都刚愎自用顽固不化惟我独尊,所以我们又对彼此恨之入骨。由于这种爱之入骨又恨之入骨的悖论,我们今天爱得脑肝涂地,明天又恨得鸡飞蛋打。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争吵当中,他,突然,一把抱住我,说,嫁给我吧。

我对这个幻想是如此钟情,以至于都忘了在其中插入一个他掏出一颗三克拉大戒指的情节,可见女人一激动,就变得愚蠢。后来,我想,愚蠢也好,聪明也好,反正不过是幻想。如今我30了,不再充满幻想。什么金门大桥,什么温馨山顶,什么风雨交加,甚至什么三个月工资的钻戒,所需要发生的全部,不过是一个男人,我,和一家三鲜面馆子。他抬起油乎乎的嘴,说:要不去领个证吧。

然后一口把面唆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番分不清谁是谁也无所谓谁是谁的觥羹交错。

然后就有了挂着鼻涕到处晃的,我的,我们的,小不点们。

爱情饥渴症

饥饿会影响人的判断力,这勿庸置疑。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饱的时候和饿的时候,去超市买东西,消费数额往往大相径庭。饿的时候逛超市,看见任何食物都两眼放光,有如与失散多年的亲人重逢,一旦抓住,就不肯松手。而饱的时候,则推着小车,从容不迫在货架间穿行,看见吃的,一般得风度翩翩地左右端详一番,多数时候还把它给扔回货架上去。

后来,我知道有一种病,叫“爱情饥渴症”。

我琢磨着,饥渴症都是一样的,不管前面的定语是不是爱情。

爱情饥渴症最大的临床表现,就是迫不及待地将随便什么落入手中的“食物”都飞速地塞到自己的车框里去,并且不管那个食物多难吃都坚信它就是自己最想吃的东西,并且不管它的价格如何,都一定要把它买回家去。

总而言之,被饥饿冲昏了头脑。

一般来说,一个人要饿到老眼昏花的程度,总得饿了一阵。所以多年没有正儿八经谈恋爱的大龄男女青年,是爱情饥渴症的高发人群。尤其是大龄女青年,因为对爱情的胃口特别好,因为眼看着兜里的粮票就要过期,所以看见一个吃的在眼前,哪怕是发了霉的包子,哪怕是烂了心的苹果,都要一个箭步冲过去,不分青红皂白地往肚子里吞。

问题是,看都没看清的东西,直接往肚子里塞,能有什么好结果。

那霉包子也好,烂苹果也好,看见你跑得这么快,吞得这么急,肯定要沾沾自喜。自然而然地,他要把你的饥饿感误解为他的内在价值。我是不是很牛啊?是不是很酷啊?是不是有种我自己都没有发掘的神秘魅力啊?霉包子、烂苹果照着镜子,抹着自己的大背头,越看越得意。不行,既然我这么牛,有这么神秘的魅力,哪能这么轻易就出手?所以,便是霉包子、烂苹果,看你跑得这么快,也要在你伸手的一刹那,把自己的价格上调个百分之五十、八十的。所以我们才看到无数的兄弟姐妹痛心疾首地抱怨:“丫什么东西啊?要才没才,要貌没貌,要钱没钱,谱倒是摆得比天高……”

那可不,你给人家那么多颜色,人家能不开染坊。

霉包子因为你给的那点颜色,把自己看成新鲜包子。新鲜包子因为那点颜色,把自己看成是红烧肉。红烧肉因为那点颜色,把自己看成是鲍鱼鱼翅。反正你的爱情饥渴症,造就了对方的自大狂。

对对方其实也不公平。因为患有爱情饥渴症,所以你寻找爱情的时候,寻找的是一剂膏药,牢牢地贴在你的伤口上。既然你找的是膏药,它最重要的性能就应该是安全、是杀菌、是保护。它要治疗你历史上所有的炎症,还要抵御将来所有可能的细菌。可是,爱情它不仅仅是狗皮膏药啊。人们说了,爱情要象鲜花一样美丽,无用,仅仅是嚣张地美丽。

记得崔健以前在某次采访中说,他一般只和27岁以下的女孩恋爱,因为27岁以上的女孩总是太缺乏安全感,而且总是让这种危机感败坏了恋爱的其它乐趣。

这话里面充满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但是我承认,他有他的道理。他不愿做一片膏药,被按在一个爱情饥渴症的伤口上,一按不起。

英语世界有一句被说得有点滥的话,叫做:“Iloveyounotbecause I need you, but because I want you.”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爱你不是因为我需要你,而是因为我想要你。”这个“需要”和“要”之间的区别,就是把对方当作一个工具还是一个主体的区别。如果一个女人因为钱而嫁给某人,那她就是把他当作了钱包,工具的一种。同理,如果一个女人因为感情的饥渴而嫁给某人,那她就是把他当作了膏药,工具的另一种而已。

据说真正的爱情,不是因为对方能带给你什么,而是因为你就是欣赏他,他这个人。

对于爱情饥渴症患者自己来说,找到她的膏药,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饥饿是一种蒙蔽。所谓饥不择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等你把自己随手捞来的包子苹果塞进肚子,大半饱之后,也许会突然发现,其实你并不爱吃这些包子苹果,其实这些包子苹果其实并不美味。怎么办?把剩下的扔到垃圾桶里去?可是,浪费粮食缺乏基本的公德心。

所以说,当你推着购物车在爱情的超市里穿行的时候,再饥肠辘辘,也要有耐心。耐心是一种美德,其基本的道理就是,你的饥饿,不应该是让一个霉包子糟蹋你胃口的理由,也不能是你浪费一个好包子的理由。很多时候,冲动里面有一种快感,而另一些时候,远离则是一种操守。

独身主义的诱惑

任何主张,加上的“主义”这个后缀,就变得恐怖。因为恐怖,人们就避而远之。比如“女权主义”,谁敢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呢?那简直等于宣布自己长相恐怖性情变态脾气乖戾。又比如“环保主义”,保护环境,自然是好的,可是要上升到主义的高度,这个这个,有专家出来说了,还是要“以人为本”嘛。

中国人不喜欢强烈的主张,何况是强烈成主义的主张。

我也是最近才突破了“主义”这个词的反动外壳,开始打量独身状态里的种种诱惑。那次和西影坐在商场门口的长椅上八卦。她结婚几年了,所以我们自然谈到了她的造baby计划。

唉,我现在很自私,她说,想到要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分给另外一个人,就觉得不甘心,所以暂时不想要孩子。

其实我比你更自私,我就势承认,也是因为不想把时间、精力分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连婚都不愿结。

一直觉得自己对于婚姻这件事,抱着叶公好龙的态度。一个女人,30了,整个世界都在忧心忡忡地虎视耽耽地幸灾乐祸地看着你,等你把自己用跳楼价大甩卖了。别等了,跳吧,也就59楼,我们脖子都仰酸了,你就跳吧,我们还赶着去吃午饭呢。

于是出于善良,这些年来也配合他们的目光,做出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相亲,上网交友,到各种party抛头露面。最严重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一切标准、原则、理想,在那些毫无感觉的人面前骚首弄姿,努力用老爸老妈的口气说服自己,其实婚姻就是找个伴而已,其实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其实一切的标准、原则、理想都只是自恋的表现形式而已。

可是,凭什么呀。

不就是个婚姻嘛?婚姻有什么了不起的。马克思说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婚姻本质上不过是爱情的私有制而已。

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说的多好啊。比如你有一个房子,得,下半辈子就忙着还贷款吧。婚姻其实也是一样,为了占有一个人,你被占有了多少啊。他本来习惯于三天洗一次澡的,可是实在无法忍受她的唠唠叨叨,只好一天洗一次。她本来习惯于饱一顿饿一顿的,可是他一日三餐一餐都不能少,只好睡眼惺忪地起来给他做早饭。他本来喜欢周末哪也不去,就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的,结果她非得拉他去丈母娘家。她今晚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呆着,看看小说喝喝茶,可是他在那个房间里看足球赛吵得她头疼欲裂。他其实喜欢挣多少花多少,今朝有酒今朝醉,可是她非得强迫他每个月存工资的一半。她其实喜欢上网聊天,可是结了婚的女人,还上网聊天,他说,真是老不正经。

为什么要结婚呢?他人即地狱啊,萨特说。

没有那么严重了,我的亲友ABCDEFG说,也有很多乐趣啊。一起旅行,一起做饭,搂着看电视,挎着逛商场,其乐融融啊。

可我总是疑心,有多少人的婚姻是乐趣在维系,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惯性。他之所以结着婚,是因为他已经结了婚。他之所以结了婚,是因为别人都结婚。别人都结婚,是因为――结就结吧,闲着也是闲着。我恶毒地以为,大多数人结婚,仅仅是因为无所事事,于是决定用一种无聊取代另一种无聊。

小昭在清华时,同学申请出国,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突然问:哎?你说我为什么要出国啊?天昭答:因为出国是唯一不需要解释的选择。

唯一不需要解释的选择。听上去简直令人凄凉,仿佛人的所有主观能动性,在传统、趋势、潮流等等集体性的事物面前,都不堪一击。仿佛人只是一只陀螺,在外力的抽打下,机械地旋转。

而我偏偏有一个爱追问的灵魂。

我想问的不是,为什么不结婚?而是,为什么要结婚?

或许,我只是自恋,对那个因为炎症而肿大的自我无法释怀。

倒也没有到“独身主义”的地步,但的确得受到一定程度的刺激,才能放下抵制它的诱惑。其实我希望自己的怀疑是错的。我希望这样的胡思乱想仅仅是因为没有对谁爱到“那个份上”。我希望有一天,象在大街上拣到钱包一样拣到“那个份上的爱情”,而“那个份上的爱情”正如他们说的那样,魔法无边,让我五迷三倒,七窍生烟。我可以为了它,一天洗四个澡,存80%的工资,一辈子不打游戏,早上六点起来做早饭,一打开电视就找足球赛,象一个八爪鱼一样缠着他不放,成天跟在他后头,唱S.H.E的那首歌:你往哪里走,把我灵魂也带走。我还是这样希望。

色

我很色。我承认。

一听到他们说“男人嘛,长相无所谓的”,我就来气。一想到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男人嘛,有事业就行了”,我就更来气。一想到这个“事业”,其实说白了就是指钱,我就气得浑身上下都胃疼。

说男人长相无所谓,那是纵容。说男人有“事业”就行了,那是势利。这种观点又纵容又势利,用一种虚伪来掩盖另一种虚伪,我不同意。

男人怎么就长相无所谓呢?这简直跟说“美国人嘛,国际法无所谓的”一样没道理。你想想,人家说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你同意吗?你要是同意男人长相无所谓,就相当于同意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你要是同意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就是支持美国士兵虐待战俘。你要是同意美国士兵虐待战俘,就没人性。简而言之,你要是认为男人长相无所谓,你就是没人性。

我不愿做个没人性的女人,所以我很色。

我的“色”,可以追溯到初中时代的“初恋”。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最英俊的男生,坐在我后面。他有全班最酷的平头,最长的腿,最白的皮肤,最小的眼睛,最羞涩的笑容,而且还在长跑队里跑得最快。当他在校运会中,从操场那头迈着他长长的腿,迎着晚霞飞快地跑过来时,我的瞳孔里,只有一个不断放大的“帅”字,当这个帅字放大成72号狂草黑体字时,我的眼里就只有他了。多年以后,也只有萨达姆在法庭上发飙时,或者孙楠站在舞台上青筋暴露地高唱“你快回来――”时,我才能依稀回忆起初恋情人那荡气回肠的“帅”。可惜那时候我们都还太小了。我只在晚霞中站了一小会儿,我们就初中毕业了。然后我去了一中,他去了二中,两个人之间有了长达10分钟的自行车车程,无情的距离,生生是把我们对彼此的仰慕给粉碎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从那以后,我的生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帅哥。多年以来,从江南到北国,从北京到纽约,我不停地问,不停地找,不停地想,却不停地碰壁。我高中的“初恋”男友――对不起,我把所有的恋爱都称为初恋――非常有才华,能不带一个错别字地完整背诵世界名著《岳阳楼记》,可是他不够帅,比葛优大哥就好那么一丁点。于是,上大学之后,我把他不太英俊的身影,锁进了我杏花春雨的少女日记里,又把我杏花春雨的日记,锁进了我家黑洞洞的阁楼上。我大学时代的“初恋”男友,现在回忆起来,其实长得还是不错的,但是由于他的思想远远不如他的长相那么英俊,我又忍痛割爱了。从那以后,在寻觅帅哥的道路上,我餐风露宿,饥寒交迫,吃了上顿没下顿。出国以后,更是目睹了中国留学生中帅哥严重脱销的局面。每次开一个party,但凡有一个五官还比较对称、形状还比较科学的雄性,众多女色狼们就会蜂拥而上,将其包围得水泄不通,我只能不断吞咽着口水站在数层包围圈之外望梅止渴。

长太息之掩涕兮,哀女生之多艰。

这一点,我的小说《那么,爱呢》里的女主人公唐小瑛也可以证明。在一次复杂的心理活动中,她恶毒地想: “瞧瞧那帮男留学生,一个个长得丧权辱国的……”,固然,她这话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华人世界里帅哥供不应求的严峻形势。后来,我一个网友,干脆根据这句话,整理出了男人长相的几个档次:丧权辱国;闭关自守;韬光养晦;为国争光;精忠报国。

随着对形势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也随着自身条件的恶化,我的审美标准开始了全面溃退,从精忠报国退到了为国争光,从为国争光退到了韬光养晦。举目四望,不能再退了。我毕生的理想,就是找个高高大大的男生,他就那么随便一帅,我就那么随便一赖,然后岁月流逝,我们手拉着手,磨磨蹭蹭地变老。现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已经退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再退,就成了卖国主义者了。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当然了,如果对方思想很帅,性格很帅,钱包很帅,我还可以咬咬牙,退到闭关自守的标准,不过这已经是极限了。丧权辱国?有你这么侃价的吗我说?我就是中关村卖光盘的,也得有个成本价吧。

男同学们肯定在忿忿不平了,但是我说同学们啊,在一个“姿本主义”的世界里,是男是女,大家都面对现实吧。就许你们男同学们每天捧着美女杂志、点击着美女图片、观赏着层出不穷的选美比赛、开着恐龙的玩笑,不许我们女同学们看着你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肚腩,憧憬风平浪静的肚腩么。别告诉我帅哥都是花瓶,人家马英九呢,人家李彦宏呢,人家周杰伦呢。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帅哥。把帅哥说成都是花瓶,就像把才女说成都是丑女一样,是男权文化的两大神话,是当权的糟老头子们想出来的谎言,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戳破的。如果有个男人长得丧权辱国,并且在外表方面自甘堕落,还以为他挣的那两个铜板往地上一扔,女人就会目光如炬地冲过来。我会说,捡起你的两个铜板来吧,用它来买一个健身馆的会员卡,打造打造你的身材,趁着还来得及。

论婚姻制度的演进趋势

有报道说,目前美国单身成年女人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已婚女人。这条消息虽然反映了广大老中青妇女感情生活的悲惨状况,但对她们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虽然我不如意,跟我一样不如意的很多呀。在一定意义上,共同贫穷才是和谐社会的真谛。

鉴于目前离婚率越来越高,单身成人越来越多,婚姻中各类出墙行为的泛滥成灾,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不禁开始思考婚姻制度的走向问题:等到有一天单身成人女性不是51%(今天的美国数据),而是71%、81%、91%的时候,婚姻制度还会存在吗?如果存在,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呢?

现在有点理智的人都愿意承认,维持婚姻的动力绝不仅仅是“爱情”,那些哭喊着“我不够爱他/她,所以不能跟it结婚”或者“我不够爱他/她,所以要跟it离婚”的人,经常被耻笑为“幼稚”、“琼瑶小说看多了”以及“吃饱了撑的”。那些发出此类耻笑的,也自得于自己的“成熟”、“冷静”以及“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显然,除了“爱情”这样的美好情感,婚姻的动力还包括:第一,孩子的抚养;第二,“亲情”——据说爱情时间长了,就会发生某种化学变化,从而产生“亲情”。第三,经济上的相互揩油扶持;第四,生活上的互助添乱帮助。就是说,即使没有“爱情”,一般来说,人们也往往会因为以上四个原因而维持婚姻。

但是,不是你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第一,就孩子的抚养来说,随着法律在抚养费、监护权方面的发展健全、DNA亲子鉴定技术的发展、以及儿童保育工作的社会化,孩子的抚养越来越不依赖一个稳定的一夫一妻家庭结构。虽然据说一夫一妻家庭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但是成天鸡飞蛋打的一夫一妻很可能倒不如各自轻松快乐的单身父母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第二,就“亲情”来说,众所周知,亲情固然美好,但亲情并不是“排他性”的。除非你爸教唆,你不能因为爱你爸就不爱****了。同理,如果一夫一妻婚姻充满了“亲情”,“二夫二妻”、“一夫二妻”、“一妻三夫”也可以是充满“亲情”的。

第三,就经济上的相互扶持而言,婚姻的必要性也在衰落。当经济发展使得单个人(尤其是女性)工资提高到了大多数人都能养活自己的程度,当社会的保险福利养老制度完善到大多数人都能“老有所终”的程度,当法律上婚前财产协议、离婚财产协议都成熟到“谁也不可能通过结婚离婚占谁便宜”的程度,当全世界女性变得不再象李湘那么好骗的时候,实在看不出婚姻在经济上还有什么不可或缺的功能。

第四,就生活上的相互帮助来说,妻子需要丈夫抬煤球、丈夫需要妻子打毛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越来越多的家务被社会化,男人可以去餐馆吃饭,不结婚不至于饿死,女人可以找搬家公司搬家,不结婚不至于累死。

综上所述,那些深刻地看出“婚姻和爱情不是一码事”的人,其深刻性已经开始受到历史的挑战了。虽然纵观历史和现状,他们是大体正确的,但是在将来,他们将越来越不正确,因为人们将越来越难找到“爱情”之外的结婚或者维持婚姻的理由。虽然他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但是本质越来越会是:你懒,你懦弱,所以你才好离不如赖婚着。

Like it or not,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琼瑶化”了。

如果爱情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接下来最显然的问题是:爱情这个东西,保质期很短啊!不可否认,总有一些相爱一生的伴侣,但是更多的人,一生n次地坠入爱河和坠出爱河,有些摔成了肉饼了都。甚至有人说,一般来说那种热烈的、还没有转化为“亲情”的爱情,往往只能维持六个月左右。

因此:

事实一:爱情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

事实二:爱情往往是短暂的。

结论:婚姻会越来越短暂。

推论:婚姻的平均长度将会短到人们觉得“得不偿失”、“结婚太麻烦”的地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

问题是,虽然婚姻这个上层建筑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但多数人对“亲密关系”又有不懈的渴望和追求。多么矛盾啊,既想得到,又不想为得到所束缚。鉴于多数人不想被一棵树吊死而希望五马分尸而死,我预计,将来的“婚姻”,会变成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我说的不是“n妻n夫”,因为“夫”和“妻”这种概念还是“婚姻”的产物,我说的就是n个男男女女(可以是一男一女、也可以是两男两女,一女三男、二男三女、四女、三男……)由于彼此欣赏而组成的、开放性的“和谐公社”。他们不一定住在一起,也不一定一起上床或者财产共享,更不一定要永远在一起,至于怎么在一起,权利义务如何,可以根据八荣八耻的原则当时的道德准则自行签约。

有人可能会说,那“嫉妒”呢?人是不可能摆脱嫉妒心理的呀!嫉妒就不加入这个联合体、或者随时退出这个联合体呗,只要能找到你情我愿的伴侣,谁也不会拦着你跟他或者她单独白头偕老。如果找不到,那你只好追忆21世纪以前的黄金时代了。

其实,Friends里面那六个人、Seinfeld里面那四个人、WillandGrace里面那四个人,就有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意思,友谊、爱情、亲情非常有机地融为一体。试想,如果Friends里面只有Rachel和Ross两个主角,Seinfeld里面只有Jerry和Elaine,Will and Grace里面只有Will 和Grace,或者《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只有米兰和夏雨,那该是多么乏味的肥皂剧啊。

当然,“自由人的联合体”时代的出现,还需要相应社会条件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儿童抚养的进一步社会化、女性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孕育哺乳期间对女性福利的增加(比如给每个孕哺期间的妇女配备一个男保姆),等等等等。但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那些感到婚姻是一个桎梏的人,庆幸你们的时代即将到来吧,那些感到婚姻是一个港湾的人,庆幸你们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吧。(

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

我承认,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男人就好了。这句话的完整说法是,如果我象男人那样没心没肺就好了。

其实现在的社会,至少在我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里,男女还是比较平等的。我自我感觉好像没有谁歧视我。虽然我觉得小时候我妈更喜欢我哥,但那主要是因为我爸更疼我,所以我妈就来那么一手,制衡一下。

对我自己来说,女性这个性别之所以成为一个负担,就是因为女性都太沉溺于爱情这档子事了。得不到爱情时就天天叹息,失去了更要叹息,就是得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总不是她想得到的那个。所以我认识的女孩女人,从十几岁的到几十岁的,个个都像是职业恋爱家,每天翻来覆去地分析她那点破事,她说不厌,她的闺蜜也听不厌。

他今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昨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大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凡此种种,没完没了。

这事我觉得上帝干得很不地道。他怎么就把女人给设计成这样了呢?居心多么险恶。如果这些女孩把她们得不到的痛苦、失去的痛苦、不得其所的痛苦统统给转化为创造性活动中的生产力,这该是生产力多么大的一次解放啊,这个世界又会冒出来多少女爱因斯坦、女托尔斯泰、女贝多芬、女比尔盖茨啊。

可是女人不。她们不要生产力,非要蹲在那点感情坑里死活不出来。俗话说,病树前头万木春,人家偏不要那万木春,就要死死抱住那一棵“病树”。

男人却不一样。男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阵子沉溺于一点小初恋小心动什么的,甚至可能干出过买一束鲜花痴痴地站在女生楼下等一晚上直到对方和另一个男生出现然后再跟那个男生打一架这样的傻事。就像老罗那样彪捍的,没准也在听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时独上高楼轻洒热泪过。但是对于男人来说,爱情这个东西有点象出麻疹,出个次把基本就有免疫力了,以后不大会得,就是再得,也是一点小伤风小感冒,不耽误他朝着通向牛逼的道路一路狂奔而去。

女人爱起来哪里是伤风感冒,上来就是肿瘤,良性的也得开刀,恶性的就死定了。更可气的是,她就是不爱的时候,也要把“不爱”这件事整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天天捂着心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那窝囊样,烦死我了都。

这深深地让我感到,女人跟男人根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女人背着感情的包袱跟男人事业竞争,好比一个人戴着脚铐跟另一个人比赛跑步,没法比。

当然我自己就是女人,所以也就是这个德性,所以有时候我才憧憬自己是个男人。如果没有感情的风云变幻,我这艘快艇得在知识的海洋里飕、飕、飕地跑得多快啊,想不牛逼都很难啊。

别跟我说为情所困也有为情所困的美好之处,“美丽的忧伤”这个pose,摆久了累不累啊。何况有时候忧伤它也不美丽,何况有时候你其实也不忧伤所谓忧伤不过是空虚的一种形式而已。再说了,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清女人是真的被上帝陷害成这样,还是潜意识里是用爱情来逃避更大的社会责任与更浩瀚的自由。

所以我现在劝别人也好,劝自己也好,一概都是:年纪不小了,该干嘛干嘛去,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一边喊救命。林忆莲有一首歌叫“伤痕”,其中有一句歌词唱道: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其实我根本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事实上这句话简直有点不通顺,但是,莫名地,我就是觉得它很有道理。

可惜的是,道理仅仅是道理。

提问时间到

卢梭曾这样无情地打击他的邻国:英国人自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过是在议员选举时自由罢了,一旦议员被选上,人们就又被奴役了,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这个嘲讽显然针对的不仅是英国人,而且是代议民主制本身——在卢梭看来,只有直接民主才可能是真民主,而“代议”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的。鉴于现代国家之庞大,让几千万人甚至几亿人去直接辩论、决策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不难推断,从卢梭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国家,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

卢梭的嘲讽固然令人郁闷,但似乎给现代民主判了一个过于仓促的死刑。投票这个瞬间行为,并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立事件,它只是一张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推动一系列的民众与政治家之间的互动。民众虽然不能直接坐在议会里辩论,但是他们的“幽灵”却会一直尾随着议员们,因为他们还要靠民众投票再次当选。所以,民众在议会里的“身体缺席”却未必意味着他们的“意见缺席”。而现代民意调查的出现,则使民意的风吹草动都清晰可见,在相对成熟的民主制里,嗅觉灵敏的政治家们就得学会根据民意见风使舵。

最近我开始爱看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似乎就是对“投票时刻之外民众什么都不是”这个说法的反击。这个节目叫“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每周四BBC一台播出,一期节目一个小时。节目形式是这样的:主持人DavidDimbleby邀请5个嘉宾:其中一般来说包括英国三个主要政党的高层官员,另外两个要么是小党代表,要么是无党派人士。这六个人在台上弧形排开,台下则坐着黑压压的几百个普通观众。他们干什么呢?提问。

比如拿今年10月15号的这期节目来说,嘉宾包括内务部长AlanJohnson(工党)、议员DamianGreen 保守党)、议员NormanBaker(自由民主党)、小党独立党领袖 Nigel Farage、记者 JoanBakewell。显然,这种人员构成就是为了鼓励对同一个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五个人象五个等待论文答辩的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坐在台上,观众则象答辩中的导师们一样,可以尽情“开火”。提的问题显然都是针对当下的热门政治议题。比如此期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是:1. 如果议员拒绝交还他们不合理的报销费用,他们应该辞职吗?2.BNP(一个种族主义政党)最近表示丘吉尔如果活着也会是其成员,你们怎么看?3. 最近邮政工人罢工,合理吗?4. 最近有人给3岁儿童抽烟并因此被捕,应该给他判刑吗?5. 工党政府提案再送500个士兵到阿富汗去,这个提案合理吗?

面对这些问题,台上的嘉宾往往如坐针毡。首先,他们事先不知道会收到什么问题;其次,观众不但可以提问,而且可以就他们的回答进行追问和质疑。几个来回的交锋下来,加上嘉宾的内部辩论,往往就会使会场充满火药味,“提问时间”也就变成了“烤问时间”。比如在对报销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人不断追问内务部长,议员凭什么每个月拿200磅餐饮补贴?凭什么?部长一脸窘迫,而观众则掌声四起。在阿富汗增兵问题上,怀疑反恐战争必要性的声音也异常尖锐。

但更多时候,“提问时间”仍是一个理性讨论的平台。每个问题的正反意见都会被讨论和聆听,无论嘉宾还是观众,都不能仅仅“泄愤”,还必须“有理有据”,不然就可能被嘘。比如,对邮政罢工问题,反对方认为邮政工人的要求不现实,在网络时代,近年邮局年均失去10%的生意,还要保障就业和提高工资不可能;赞成方则有力地指出,既然我们有钱救助那些倒闭的私人银行,为什么就没钱救助国有企业的工人呢?在对阿富汗增兵问题上,两方同样各有道理:反方认为8年来不断增兵,阿富汗却不见起色,这样的战争有何意义?正方则认为撤兵将成为恐怖主义者的重大胜利,不但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这样的核武器国家都可能落入恐怖主义之手。正因为正反方都有道理,只要表述精彩,同一屋子的观众往往会对两种意见都掌声鼓励。

可以说,“提问时间”作为一个公共讨论平台,代表了现代现代政治的许多核心价值:平等、公开、多元、理性。不过如果我是一个议员,很可能不愿去参加类似的节目,因为它实在太考验官员的神经了:你不但要有承受当面批评而保持风度的心理素质,还要有随时可以拿出道理和数据来说话的专业技能。不过话又说回来,政治家“日子不大好过”未必是坏事,因为他们的诚惶诚恐可能意味着民众的大摇大摆。而在那些官员既无需风度也无需技能的国家里,官员的日子也许好过了,民众的日子则不一定。卢梭说英国人民不投票的时候是“奴隶”,但是在“提问时间”里,我看到的英国人民思想独立、言论开放、精神抖擞、在他们的“奴隶主”面前咄咄逼人,我想卢老师可真是瞎操心。

非正式疯狂

send you a bullet 2010-06-01 18:57:08 阅读10 评论5字号:大中小

以前看过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一个女演员说她总是恐惧自己会突然失控,做出特别疯狂的事情来。比如有一次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坐在观众席中,她突然想大喊一声“薄荷”,这个高呼薄荷的念头如此之可怕以至于她身上都憋出汗来了。然后她说:“如果我做了,那么我就是officially mad。”想想吧,多可怕啊,officiallymad和unofficiallymad之间就隔着一个小小的词:薄荷。

忽然想起我生命之中也有很多“薄荷时刻”。开会的时候忽然想尖叫,走在街上忽然想裸奔。深夜突然想给某人打电话说一些色情的话题,突然想伪造自己的死亡然后跑到阳朔小镇上去隐姓埋名做个售货员,切菜的时候突然想切掉自己的一个手指头。当然我没有做出这些事。虽然我们和疯狂永远只相隔喊出“薄荷”那一秒,但,它是多么坚固的一秒啊,简直就是动物园里隔绝狮子和人的那道铁丝网。在这个陌生城市的黄昏,这道铁丝网成功制止了我的任何疯狂行为。然我的疯狂却依然茂盛,但是它屏住呼吸、向内生长,尚属“非正式疯狂”

缺乏弹性的人

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是个非常缺乏弹性的人。

比如,虽然我出国多年,对于吃,我就是喜欢吃中国菜。在中国菜里面,最好是川菜。在川菜里面,最好是渝乡人家。在渝乡人家里面,最好是百盛商场楼上的那家。在百盛商场楼上那家渝乡人家里,最好点水煮鱼。

身边的朋友已经纷纷对三明治、比萨饼、各式奶酪缴械投降了,只有我,总是在辗转反侧地思念一大盆红灿灿的水煮鱼。当朋友举着奶酪说“好吃”时,我不知道该为自己的民族气节而骄傲,还是该为自己的偏执口味而羞愧。

对理想住宅,我也有非常固执的念头。我就想住在大城市,高层公寓楼,10层以上,开放式厨房,竖条的地板。注意!竖条的地板!方块状的不行!

哦,对了,楼下步行5分钟之内一定要有卖酱油的地方。最好那地方是个大超市,最好超市里还卖冬瓜和卤猪耳朵。

我要住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不可能用乡间的田园风光说服我的,也不可能用游泳池草坪有落地窗的大客厅说服我的,甚至拿比尔·盖茨的豪宅跟我换我都不动心的。我所要的,如此清晰、僵硬,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鱼刺,影响了对其他食物的胃口。

我怀疑自己心理上始终没有超越童年的某个阶段。我侄子3岁的时候,睡觉一定要捏着他的小毯子的边,否则就睡不着。现在他5岁了,不再需要捏他的小毯子。而我,被卡在了3岁那个心理年龄段。

落地灯必须是朝上开口的。电脑必须是3磅以下的。运动必须在黄昏时候。水果必须不带任何酸味。如果我买车,必须买甲壳虫。如果我养狗,必须是狮子狗。

听听,必须!必须!必须!我就这样蜷缩在我僵硬的渴望里。一个缺乏弹性的人,多么可悲。虽然她的渴望无比坚硬,但现实总是更坚硬。

我觉得我必须身高1米65以上,基因没听我的。我觉得我必须有三五知己隔三岔五跟我一起吃饭吹牛,际遇没听我的。我觉得樱桃的价格必须降到一块钱一磅,水果贩子没听我的。我觉得恐怖分子必须停止袭击平民,恐怖分子也不听我的。

全都反了,他们,她们,它们。

于是,我就成了孤家寡人。既没住上10层以上的公寓楼,也很难吃上渝乡人家的水煮鱼,垂头丧气长大,意识到生活不是老爸开的银行。

很快,我就要被发配到英国的一个大学教书。人们碰到我总是问:得到这个教职,你是不是特别激动啊?我特别想语重心长地对这些人说:我说同学,到那儿我家楼下又没有卖冬瓜和卤猪耳朵的超市,有什么可激动的?!

我想乘一艘慢船去……

六月 02nd, 2008 | Category: 故事

为庆祝顺利完成第一个学年的教育工作,我和蚊米决定出门玩。因为特别想去一个有阳光沙滩的地方,首先想到了夏威夷。一查票价,最便宜的都快2000美元了。而且,由于从伦敦到夏威夷,相当于从世界地图的西北角飞向东南角,直飞也要18个小时。加上倒机,加上家里到机场的周折,从门到门,恨不得两天两夜。跋涉两天两夜,花2000美元,就为了个阳光沙滩。算了吧,不如自己挑几筐沙堆家门口,找个晴天,搬个藤椅,躺着。

然后又想到了virgin islands,具体也搞不清在哪,反正是美国东南角的一堆岛屿中的一个,据说风景比较名胜。琢磨着,去美国,距离短点,机票便宜点。结果统筹计算起来,钱也少不了多少,距离也短不了多少(因为也要七倒八倒),而且,我4月份刚去美国,又去没意思。

当然不是没有想到近在咫尺的欧洲。但,虽然巴黎离伦敦火车只要两个小时,办个签证却恨不得两个月时间。打电话预约签证,都排到了8月。上次恩华去意大利希腊玩,约我同行,我打了一圈申根国家的签证预约电话,最后在斯洛伐克使馆的电话系统告诉我最近的预约也在1个月以后之后,放弃了。

地球是平的,但对于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一些。

然后,举目四望,我想到了----非洲。

我琢磨着,有钱的国家都把自己的边境线把得死死的,生怕我们穷国人民进去抢鸡蛋,去穷国总可以吧,反正也没鸡蛋可抢。一有了这个想法,我就激动起来。对,为什么要去富国呢?不就是个风景如画吗?俺们剑桥村到处也风景如画,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隔壁村看我家窗口也能看到的东西呢?相比之下,非洲!我可以去南非参观打砸烧外国人的最新街头运动,去津巴布韦参观比纸还便宜的纸币,去苏丹参观中国和俄罗斯的军工产品,去索马里参观无政府状态,去肯尼亚参观动物们的和谐社会,去卢旺达参观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火拼……总之,可以参观学习的新鲜事物太多了!

然后我就跑到mitbbs旅游版的非洲精华区查看先人的经验,很快,一行字落入了眼帘:“毛里求斯实在太美了。”

毛里求斯?哇,还有比这更非洲的国家名称吗,连埃塞俄比亚听上去都没有它非洲,连毛利坦尼亚听上去都没有它非洲,就是它了。

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蚊米:“我们去毛里求斯吧!”

“毛里求斯在哪?”

“不知道。”

然后开始查毛里求斯在哪,原来是马达加斯加附近一个拿放大镜都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小岛,竟然也是一个旅游胜地,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也有阳光海滩。

虽然阳光沙滩的形象不大合乎我对非洲的嗜血想象,但,本来不就是想去阳光沙滩吗。相比毛里求斯这四个听上去那么超现实的字眼,夏威夷,多么老土!

赶紧查签证事项。非洲国家不愧是非洲国家,毛里求斯驻伦敦使馆的网站上,竟然找不到签证信息,所有关于签证信息的链接,都指向一些莫名其妙的商业网站。Google到的其他一些信息网页里,显然中国不在免签国家。紧接着蚊米来电话说,毛里求斯驻美使馆的信息网页里说签证至少要一个月。

我倒。

连毛里求斯人民都信不过中国人民。

突然搜索到的一个中文文章,文中说中国人去毛里求斯停留15天不用签证。

可能吗?赶紧又去密集google,终于链到某个毛里求斯官方网页,上面说:“As from 01 October 2004, Nationals of theRepublic of India, People’sRepublic ofChina, Jordan andLebanon visiting Mauritius for a period of stay up tofifteen(15)daysdonotrequireavisatoenterMauritius.”简直难以置信,免签15天,对于持中国护照并深受其害的人来说,这种惊喜简直象是马路上捡到一打新鲜鸡蛋。我抱着这盒鸡蛋,嘴里喃喃自语:中毛友谊万岁……

顺便说一下,提供免签信息的那篇文章,可能对其他人也有用,在此链接一下。该文列举了所有中国人可以免签或者限期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其中似乎一半很可能是您从未听说过的国家,另一半则很可能有游击队或者恐怖分子随时可以将你绑架。所以,have a safe trip,别忘了带上你们家祖传那把菜刀。

这篇文章彻底改变了我未来的旅行计划,本来我是只想去意大利、希腊、埃及、法国、德国、荷兰等等“风景如画”的国度的,现在,我的旅行计划包括:安道尔、阿鲁巴、库克群岛、麦克罗尼西亚、萨摩亚、塞舌尔……什么?都不知道在哪?这有什么关系。既然旅行的目的是了解世界的奇妙,还有什么比去麦克罗尼西亚这样一个不知道在大洋洲还是美洲还是欧洲也可能在银河系之外也可能是该文作者编造出来恶搞读者的国家更奇妙的吗。荷兰的郁金香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每天电视上都看得到,麦克罗尼西亚的美女,您见过吗。

我和蚊米飞快地定了去毛里求斯的机票和旅馆(事实证明,其实也不比去夏威夷便宜多少)。6月15日,我将搭乘毛里求斯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那个三天前我还不知道在哪儿的国家享受阳光沙滩了。

下面将进入我最喜爱的旅行准备阶段了:购物。我要买新的游泳衣、太阳帽、防晒霜、沙滩鞋、“适合海边穿的裙子”……就在我憧憬着自己穿着“适合海边穿的裙子”在夏日的海浪声中非常MTV地徜徉时,突然想到----

位处南半球的、亲爱的、名字最最非洲的毛里求斯,现在是冬天。世界因我们脑子里少的那根弦而精彩。

被搁置的生活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淅淅沥沥写了三年,终于快要答辩了。三年来,我慢悠悠地在图书馆、家、河边公园、咖啡馆之间晃。左晃晃,右晃晃,一天写几个字了事,跟给公社干活挣工分似的。

虽然晃晃悠悠,可是三年来,我不辞辛苦跟人宣称我在“赶论文”。每当有人问我,“忙什么呢?”我就理直气壮地说,“赶论文呢”。

说得多了,自己也就信了。一旦自己都信了,就开始行色匆匆,一付“谁也别理我,忙着呢”的架势。瞧,他们在忙着谈生意,写材料,评指称,种粮食,倒卖国有资产,打伊拉克,而我,我忙着“赶论文”。听听,“赶”论文。就是靠着这点虚张声势的忙碌,我获得了一种滥竽充数的成人感。

成人感,总是必须的。我三十了,不能再穿着蕾丝花边裙子,在公园里蹦蹦跳跳,把一个又一个下午,象难吃的水果一样,咬一口就吐掉。

虚假忙碌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开始为了“事业”,而搁置生活。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上面列举着我“写完论文以后”要做的事情。在过去三年里,这个清单不断变长,其中包括:尽情地看恐怖推理小说;把我CD中所有好听的歌整理出来,自制 CD;打Mario最新版的游戏;一周去看两个话剧;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旅行,住上两个月;好好读一遍世界史;研究拉美的政治经济;学跳探戈;写惊世骇俗的小说……总而言之,我把自己全部的“兴趣”、“爱好”、“愿望”、“梦想”,或者说,“生活”本身,都给推迟到了“论文完成之后”。我的论文简直就是一个一病不起的亲人,把我牢牢地栓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万一我这三年里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我今天,心脏病突发了呢?难道,这就是说,我其实有可能,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真叫我害怕。

那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我这些年要拼命干活,拼命挣钱,争取40岁退休,然后周游世界。

我看着他,没作声,心里偷偷想:万一,你40岁之间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还有报纸上的那些父母,非常感人、并且非常自我感动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等他们长大了,有出息了……

我又偷偷想,万一,你在孩子长大之前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我默默焦虑着,自作多情地为每个人伤感。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少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是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叫做生活本身。

请别让我消失

霍尔顿如果不是个少年,而是个中老年人,那他可真烦人。《麦田守望者》里的这位主人公,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讨厌学校,讨厌同学,讨厌父母。他甚至讨厌那些喜欢说“祝你好运”的人,以及那些说“很高兴认识你”的人,以及在钢琴演奏中瞎鼓掌的人。他当然还讨厌数学物理地理历史以及除了写作之外的一切学科。一个甚至无法从学习中得到乐趣的人,可真烦人。

关键是他的痛苦也没有什么“社会根源”。生活在他的时代和国家,他既不能抱怨“扭曲人性的专制社会”,也不能抱怨“愚蠢的应试教育”,他只是用鸡毛蒜皮的方式讨厌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已。

但这一切唧唧歪歪,都可以以“无辜少年反抗压抑的社会秩序”的名义而被宽容,甚至被喝彩——据说后来美国有很多青少年刻意模仿霍尔顿——因为他是个少年。在青春的掩护下,颓废是勇气,懒惰是反抗,空虚是性感。有一段时间甚至有人为此类文艺作品起了个类型名称,叫做“残酷青春”。简直没有比这更无赖的词了:什么叫残酷青春?老年残不残酷?残酷到人们都懒得理会它的残酷。童年残不残酷?残酷到都孩子们都无力表达它的残酷。更不要说倒霉的中年,残酷到所有人的残酷都归咎于它的残酷。所以说到残酷,青春哪有那么悲壮,简直可以垫底。

但也许《麦田守望者》并不仅仅是一部青春小说。它是关于一个人在看透人生之注定失败后如何说服自己去耐心地完成这个失败的小说。小说里,中学生霍尔顿想:好好学习是为什么呢?为了变得聪明。变得聪明是为什么呢?为了找到好工作。工作又是为什么呢?为了买卡迪拉克。买卡迪拉克又是为什么呢?天知道。

当然他可以追求别的:知识、文学、音乐、和心爱的人坐在床边说话,以及思考“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上哪儿去了”。但是,追求这些,他就远离了愤怒,而愤怒——只有愤怒——是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仔细想想,霍尔顿面对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可恶。无论是室友、女友或老师,似乎都不是什么黑暗势力, 只是一群“不好不坏”的人而已。如果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他们,也许会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但这个社会最糟糕的地方,也许恰恰是它甚至不那么糟糕——这些不好不坏的人,以他们的不好不坏,无情剥夺了霍尔顿愤怒的资格,而愤怒——至少愤怒——是一个人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满世界都是霍尔顿。16岁的霍尔顿,30岁的霍尔顿,60岁的霍尔顿。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他们无力成为“我”,但又不屑于成为“他”。他们感到痛苦,但是真的,连这痛苦都很平庸——这世上有多少人看透人生之虚无并感到愤怒,而这愤怒早就不足以成为个性、不足以安慰人心。事实上自从愤怒成为时尚,它简直有些可鄙。

所以《麦田守望者》最大的悖论就是逃跑。一方面,霍尔顿渴望逃到西部,装个聋哑人,了此一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可能坠入虚无的孩子们拦住。整个小说里,最打动我的不是关于“麦田”的那段经典谈话,而是另一幕:霍尔顿经过两天的游荡已经筋疲力竭,过马路的时候,每走一步,都似乎在无限下沉,然后他想到了他死去的弟弟艾里。他在心里对艾里说:亲爱的艾里,别让我消失,别让我消失,请别让我消失。

《从头再来》里,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在同一首歌里,他又唱到: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想霍尔顿也许不是真的愤怒,他只是恐惧。他只是对自己的虚空人生感到恐惧,而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把恐惧表达成傲慢。他还热爱小说呢,他还热爱音乐呢,他还热爱小妹妹菲比脸上的笑容呢。最后霍尔顿之所以没有去西部,也许并不是因为软弱,因为就算到了西部,也得找工作,也得去超市买1块钱3斤的土豆,身边还是会有无数喜欢说“很高兴认识你”和“祝你好运”的人。与其到远方去投靠并不存在的自由,不如就地发掘生活中那尚可期待的部分——小说音乐和小妹妹的笑容,善待因为迷路而停落到自己手心的那一寸时光,等那个注定的失败从铁轨那头驶来时,闭上眼睛,呼拉,干净利落地消失。

送你一颗子弹

终于,打了那么多次雷以后,雨给下下来了。

也不是什么瓢泼大雨,不能灌溉生灵什么的,就是一小把,捧在手里估计用不了一会儿就干了。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以前的博客节选什么的,大多写于我还十分热衷于网上裸奔的时候,但是拖来拖去,出版于我已经耻于网上裸奔的时候,所以拿到这本书的感觉,说实话,是有点尴尬。

好像小时候同学们一起包饺子,最后吃饺子的时候,有人说:这只饺子形状好奇怪,谁包的呀?

我不敢说。

只希望“弹指一挥间”这事再发生的时候,未来的自己能够代表现在的自己宽容过去的自己。

如果对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意义,希望自己以后有孩子、孩子长大、长大的过程中有迷惘的时候,翻到这本书,会想,啊,原来古人也如此焦虑,原来焦虑如此正常,好吧,我决定不因为自己血管里此起彼伏的暴动而仇视自己。

牛校牛在哪?一个留美博士眼里的哈佛

我在哈佛做一年博士后,这一年,除了领钱,基本也没有什么别的任务。为了防止自己整天缩在家里,把薄薄的那一沓钱翻来覆去地数,我决定去旁听几门课。

那天我去学校我所在的机构,跟机构里的秘书表达了此意。她非常干脆地说,没问题啊,只要教授同意,都可以呀。我问,有没有一个什么社科方面的课程清单,我看看有什么课可选。我问的时候,想象的是几页纸,可以站那顺手翻完。结果说时迟那时快,柔弱的女秘书突然掏出一个庞然大物,向我递过来,我伸手一接,胳膊差点因为不堪重负而当场脱臼。

定睛一看,这本1000多页的玩意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几行字:

Courses of Instruction 2006-2007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rvard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s.

就是说,仅仅就本科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及课程的简单介绍(一般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我估计,把哈佛全校的课程名单一一排列出来,是不是得绕上赤道一周两周啊。

以前在哥大听课,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见过世面了。现在,捧着这个庞然大物,我有种金轮法王突然路遇萧峰的悲凉感,过去六年建立起来的牛校感当即化作片片飞屑,随风而逝。

端着它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读起来。如同一个饥饿无比的人,捧着一个写满了各种山珍海味的菜单,边咽着口水边往下读。读到最后,就是《廊桥遗梦》里面女主角遇上男主角的感觉,之前和丈夫风平浪静的婚姻,原来都是不算数的,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情。

当然,让我产生伟大爱情的,不仅仅是哈佛所提供的课程之多,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课程之人性化。

国内的媒体,时不时地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大学精神不应当仅仅是训练工作技能的精神。据说,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

虽然“人文”这两个字,因为靠“文人”两个字太近,已经臭大街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再给它一次机会。

哈佛大学之所以是一流的大学,当然是因为它最有钱,然后用这些钱买了最先进的设备和雇了最牛的教授。但是同时,也是因为它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而这一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它的“核心课程”上(哥大也有,但是跟哈佛比,是小巫见大巫)。

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这些基础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他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这样当他置身于自己的专业时,能够知道自己所学习的,不过是一个巨大有机体里面的一个毛细血管。

摘抄一段关于“核心课程”的说明: “Thephilosophyofthe Core Curriculum rests on the conviction that everyHarvard graduate should be broadly educated, as well astrained in a particular academic specialty orconcentration. Itassumesthatstudentsneedsomeguidancein achieving this goal, and that the faculty has anobligation to direct them toward the knowledge,intellectual skills, and habits of thought that are thehallmarks of educated men and women.”

哈佛的“核心课程”分成七个板块:Foreign Cultures;Historical Study; Literature and Arts; Moral Reasoning;Quantitative Reasoning; Science; Social Analysis.

拿Moral Reasoning这个板块做为例子,所给的课程包括:

1。民主与平等

2。正义

3。国际关系与伦理

4。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

5。儒家人文主义

6。有神论与道德观念

7。自我,自由与存在

8。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奴隶制

9。社会反抗的道德基础

10。共和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11。比较宗教论理

12。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13。古代与中世纪政治哲学史

14。现代政治哲学史

拿科学这个板块来说,所给课程包括:1。光与物质的性质

2。空气

3。宇宙中的物质

4。观察太阳与恒星

5。时间

6。爱因斯坦革命

7。环境的风险与灾难

8。现实中的物理

9。Cosmic connections

10. 音乐和声音的物理学

11。看不见的世界:科技与公共政策 12。能源、环境与工业发展

13。Life as a Planetary Phenomenon

其它的板块,就不列了,太长。基本上,“核心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在开始研究树木之前,能够先看一眼森林。最好能够把这个森林地图印在大脑上,以后走到再细小的道路上,也不会迷路。

我再列一些“本科新生研讨会”的课程(freshmanseminar)――这个freshman seminar是什么宗旨,什么来头,我不大清楚,但是有些课程名称开得非常诱人,因为名单太长,我只列上那些我感兴趣的课程――也就是如果我有三头六臂会去旁听的课程。

1。人的进化

2。翅膀的进化

3。细菌的历史

4。银河与宇宙

5。象棋与数学

6。疾病的话语

7。DNA简史

8。美国的儿童医疗卫生政策

9。应然:道德判断的本质

10。火星上的水

11。医药公司与全球健康

12。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

13。非洲的艾滋病

14。关于意识的科学研究

15。什么是大学,它的目的是什么?

16。俄罗斯小说中的爱情

17。怀疑主义与知识

18。一个社区的研究

19。基督教与美

20。怎样欣赏画

21。浮士德

22。黑人作家笔下的白人

23。香蕉的文化历史

24。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25。苏格拉底及其批评者

26。怎样读中国的诗歌

27。互联网与法律

28。美国的70年代

29。TheAmericanCreed:ExceptionalismandNationalism. 30。语言与政治

31。信任与民主

32。美国的总统选举

33。60年代的青春文化

34。盗版

35。全球变暖与公共政策

36。当代印度

37。公共健康与不平等

38。公墓的历史

39。人权

40。政治演讲与美国的民主

41。“犯罪”的概念

42。现代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

43。烟草的历史

44。酷刑与现代法律

45。大脑的测量:心理学实验的兴起

你看,随便这么一列,就有45个。对于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来说,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举着筷子,不知从何下手。

不知道清华北大,能给那些刚刚背井离乡的18岁孩子,开出上述45门课中的几门。

我相信,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

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达尔文的天真。爱因斯坦的天真。黑格尔的天真。顾准的天真。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

“成熟的人”永远是在告诉你: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就是不必追究的,不必改变的。

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象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前两天读王璐小友的文章,其中有句话说的挺好玩,说到国内某现象,他说:两个连大学都算不上的什么机构,竟然为自己还算不算一流大学而辩得脸红脖子粗。

这事我没怎么跟踪,所以也不太清楚。好像是香港几个大学挖了几个高考状元走,清华北大就开始捶胸顿足,觉得自己不再“一流”。这种捶胸顿足有点滑稽,仿佛宋祖德为自己不再是一线男星而痛心疾首。其实,清华北大的确应该捶胸顿足,但不该是为了几个高考状元,而应当是为自己与天真的距离。

五个女博士

2006-10-23 04:31:41

大中小

在美国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考察过资本主义最腐朽的一面:脱衣舞俱乐部。

今天和ABCD四个美女一块玩,说起怎么打发这个周末之夜,不知谁提议去看脱衣舞,大家立刻纷纷响应。

去!去!去去去!

都是些平时胆小如鼠就想靠着人多势众壮壮胆的好孩子。

五个女博士。

虽然整个社会都笑话女博士,说什么“女博士丑”,“女博士呆”,“女博士是第三性别”,我们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靠,偏要是美女。气死丫们去。

而且大家决定直接超越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它的高级阶段――直接去男脱衣舞俱乐部。

女的,裸体,见的多了。要看就看男的。最好还能摸一摸。

于是,走啊走,走了近一个小时。又等啊等,等了半个小时。入场券加最低消费,一人四十。

哇,进门就是一个猛男,穿着仔裤,光着上身,那胸肌,估计一头撞过去会被弹回来好远。

进门看一个大厅,音乐喧嚣,灯光迷离,气氛暧昧。椅子、沙发围成一圈一圈。

然后是又一个猛男,更多的猛男,越来越多的猛男,穿梭于人群之间。

观众全是女的,多半是准新娘带来开bachelorette party的。我们混在其间,好像也没个名分。话又说回来,我们是女博士,社会声誉已经这么低下了,我们怕谁。

节目一开始,A就被第一个挑中,上台,被按一张椅子上,一个猛男靠过来,直接就坐她大腿上。左挤挤,右压压。观众尖叫。

A心理素质真好啊,那个配合,真专业,一点不丢我们女博士的脸。

接着就是一群群的准新娘被请上台,猛男们一边跳舞,一边脱衣,一边挑逗这些女孩。

可怜这些女孩,跟杂技演员手里的盘子似的,在舞台上被扔过来,甩过去。一会儿被倒吊着挂在猛男胸前,一会儿两手撑着桌子被悬在空中。一会儿猛男的嘴凑到了她们的“那儿”,一会儿猛男的“那儿”凑到了她们的嘴边。

主题就一个字:拱。

左拱右拱前拱后拱悬空拱倒吊拱。当然都是假动作。

与此同时,观众席上,猛男们开始穿梭服务,lap dance二十,massage十五。于是,不一会儿,就见前后左右的沙发上,全是猛男在拱美女。跟orgy party似的。

我没敢要服务,老胳膊老腿,经不起人家当盘子甩。

我那小胆,也就够趁乱尖叫几声。

不过一个猛男过来要钱的时候,俺趁机摸了摸他的胸肌。

好多汗,粘乎乎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15年前,我们坐在高中课堂上背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优越性,15年后,我们往一个个几乎赤身裸体的猛男内裤里塞钱。

猛男们好像也没怎么表演,就是把全场几乎一半的女人给拱了一遍之后,就收场了。

哦,还有照相,合影一张,10块。

钱钱钱,反正进去了,每走一步都是钱。要不人家说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呢?一分钱一分裸,一点都不含糊。

为了把我们赔进去的钱赚回来一点,临走之前,我们充分利用他们的音乐,蹦了一会儿的。A再次展示了她的专业素质,蹦的那个风骚啊,简直是“业内”水准。我和B主要是绿叶衬红花来着。C和D比较矜持,在一旁观望。尤其是D,整个晚上,一直如坐针毡。看我们几个在这种场合这么肆无忌惮、群魔乱舞,估计心里一直在嘀咕:这几个疯子,当年怎么考上博士的?

后来,就出来了。

深秋的、深夜的大街上,五双高跟鞋,咔咔咔,咔咔咔。

A觉得没玩够。D觉得玩得太疯了。B在想这个经历可以给她的研究课题提供什么新的灵感。C在算这一晚上下来,她欠了每个人多少钱。我在想,自由这个东西的可怕,不在于它会带来多少洪水猛兽,而在于,这些洪水猛兽出现以后,你发现它其实也不过尔尔。

它还有什么。它其实再也没有什么。

这个结论,让我感到放心,但也有些莫名的惆怅。

《送你一颗子弹》后记

与其说是广告,不如说是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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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力很坏,背不出几首完整的古诗,不记得sin、cos有什么用处或者根号五等于几,常常看电影看到快结束时突然想起来看过这个电影,号称某个人是自己的偶像却想不起他的名字,回忆对于我,完全是蹩脚的侦探遇上了狡猾的罪犯。

但我爱写。对于记录生活和世界,我有一种强迫症式的癖好。在一定程度上,文字不是我记录生活的方式,而是我体验生活的方式,因为是书写的过程拉近了我和被书写对象的距离,使最微小的事物都呈现出五官和表情。多年的书写,使“回忆”对我来说变得可能:重读以前的文字,发现自己原来还读过这本书,还认识那个人,还有过这样奇怪的想法……沉没的世界重新浮现,象捡到满大街的钱包一样,我捡回无数个过去的自己。

这次整理书稿时,我就有这种“捡到钱包”的惊喜。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写两类文章。一类是政论时评,这类文章一般比较干巴巴,没有多少情绪和色彩,确切地说是反情绪和反色彩。另一类则是生活随笔,这类文字比较个人,捕捉一些瞬间的感受,把它们象萤火虫一样放到一个玻璃瓶子里去。这本书里收集的后一类文字,记录的是我05-09年左右(尤其是06-07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对于记忆力短路的我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文字,这几年的生活很可能人去楼空,查无实据。但因为这些记录,我有了一个小小的个人历史博物馆。要说历史博物馆有什么用,好像也没什么用,就是供参观者指指点点,说,哦,原来那些人在那个时候是那样生活的。

当然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对我个人有纪念意义。过去这些年,我的生活非常稀薄,没有多少人物、事件或催人泪下的经历。这很可能跟我生活在国外这件事有关,也可能跟我沉闷的性格有关,如果要上纲上线的话,还可能跟我身处的时代或者阶层有关。如果说丰富的生活是红军在与敌人的激战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话,那么我的生活更象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这场穿越中没有敌人、没有雪山草地、没有尽头处光明的延安,只有倾听自己呼吸的耐心、把一只脚放下去之后再把另一只脚抬起来的耐心。

我积攒这种耐心的方式,是用感受来弥补事件的贫瘠。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这不是渡过有意义人生的一种方式。它是渡过有意义人生的唯一方式。我相信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的眼睛、而不是他眼前的景色,决定他生活的色彩。这样说似乎很唯心,但经济学家说,一个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而效用永远是主观判断。所以我想,至少我希望,这本书能带动读者和我一起响应苏格拉底先生的号召,去实践这样的人生态度:不被审视的人生不值得渡过。这句话的山寨版说法是: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

在这本书里,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这给编排此书带来一定难度,因为简直是把摇滚、民歌、歌剧编进一张CD。我一度不知道如何给它们分类,最后按照主题大致分成了“论他人即地狱”、“论自己作为他人”、“论人生意义之不可知”、“论爱情之不可能”、“论社会之既不可知又不可能”。这些标题听上去很灰暗,但是阅读这些年的文字,我惊奇地发现焦虑还真是自始至终的主题——好吧,我并不惊奇。作为“当事者”,我是这种焦虑的作曲作词、演唱者以及早就腻味了却无处退票的倒霉听众。我想我实在过分热衷于“审视”人生了,习惯于把任何事物都倒吊起来,稀里哗啦抖落其中暗藏的秩序。“送你一颗子弹”,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读者可以把这本书看作人类学笔记而不是“心灵随笔”,或者看作一部精神疾患大全也行。有一天我在别人的博客上看到一句话:人尚未丧失自知性的几种表现——忧郁、自闭、强迫症、交流障碍、妄想、躁狂、焦虑……听听,“尚未丧失自知性”,焦虑狂简直应该弹冠相庆了。那么这本书,也可算是寄给所有“尚未丧失自知性”的人的一封秘密贺信。

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选自我的博客“情书”,当然最后成书的时候也做了不少改动。博客里那些过于琐碎、过于个人的内容没有收入;时政内容也基本没有收入;此外这本书里加入了一些平媒上的文章。在这4年里,我生活经历了很多变化,从纽约搬到波士顿又搬到了剑桥,从学生到老师,从剩女到结婚,因此有些文字现在已经过时,不能代表我现在的观点、心情和状态,只是作为“文物”的一部分展出。

这些年里我通过网络和包括积聚了一批读者,其中很多给过我鼓励、安慰或批评,更多的只是默默的关注。在此我想感谢一下我的读者们,是他们的关注,让我在表达感受的同时,虚荣心还能得到一点满足,让我知道自己的焦虑狂躁抑郁妄想悲观或更多时候仅仅是面对无边无际沙漠时的惊恐,也可以是生产力。-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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