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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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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Year:
2021
Publisher:
chenjin5.com 海量电子书免费下载
Language:
chinese
ISBN:
65ea4e26-f445-404f-bfcc-a376950c97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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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沉月

Year:
2021
Language:
chines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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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

Year:
2021
Language:
chines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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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3

Chapter_4

Chapter_5

Chapter_6

Chapter_7

Chapter_8

Chapter_9

Chapter_10





Chapter_1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作者:权延赤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

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你见过周恩来‘当仁不让’、‘非我莫属’的‘人主’气概吗?你见过周恩来雷霆震怒,脾气大发的神

威吗?你见过周恩来‘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雄风吗?你见过周恩来大哭大笑,大愤大

骂的大丈夫劲吗?你见过周恩来山崩面前,地陷身后,血雨腥风,也只一笑而过的英雄静气吗?……

不知道?你心中的周恩来就缺少阳刚,缺少光线,也就失去了立体。”

前言

引子 周恩来不是帅才

三次预见预言

遇险履险

周恩来与酒

四次痛哭

五次发脾气

六个办公室

衣食住行

休息与娱乐

夫妻之间

毛泽东与周恩来

周恩来逝世全过程

后记

前言

这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

不是档案材料。不是文史资料。没有面面俱到。

我过去所见过的多数作品,周恩来都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热情可亲,和蔼慈祥;兢兢业业,忙忙碌碌;谦虚谨慎,委屈求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多次见过周恩来总理,我不满那些作品描绘的这一形象。我采访到的人也都不满这一形象。就象一张黑白照片,只有阴柔没有阳刚,只有暗影没有光线,朦胧且远离了真实。

我无意否定过去的任何作品,只想在暗影上增加一层光线而得到立体。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你见过周恩来“当仁不让”、“非我莫属”的“人主”气概吗?你见过周恩来雷霆震怒,脾气大发的神威吗?你见过周恩来“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雄风吗?你见过周恩来大哭大笑,大愤大骂的大丈夫劲吗?你见过周恩来山崩面前,地陷身后,血雨腥风,也只一笑而过的英雄静气吗?……

不知道?你心中的周恩来就缺少阳刚,缺少光线,也就失去了立体。

我的采访中,对同一件事,从来是lO个人有lO种说法。由于年代、记忆、经历、视角特别是文化层次的不同,说法完全一致是不可能。

所以,我的文章在某些时间、地点、人物、对话乃至对事件的陈述,可能与历史事实及部分当事人的记忆、看法有出入。

允许批评、指责,乃至咒骂、起诉。

书中的何树英,1940年跟随周恩来,历任警卫、副官、行政秘书、机要秘书、卫士长。他是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一大批同志的代表,不是生活中具体的那一个人。

他也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其中不乏作者“顽强的自我表现”。

他的真实来历,作者最终会有个交待。

1966年8月17日,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思来近在咫尺地同我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的负责人座谈7个小时。合影后,他登上“红旗”车,准备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我目睹工作人员递给他一杯玉米面糊糊(或者是麦片粥?)两片面包夹肠。

车开走了。苍茫暮色中,我仿佛又听到周恩来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权延赤。”

“担任什么职务?”

“南下兵团二纵政委。”

“噢,政委。”总理依次问过几个人的“职务”,大声感慨:“你们刚参加革命就都当上司令政委了。叫什么名称关系还不大,脑子里怎么想的却很重要。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决不是为了作官,而是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勤务员……”

那以后,我又几次见过周恩来,悄悄而认真地观察他的音容举止。应该说,我的这本书从那时便有了一点点萌芽……

引子 周恩来不是帅才

一位日本人看过我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对我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神圣”的,这个神是毛泽东,这个圣是周恩来。

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其实就是他们回到人间,回到尘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他们的伟大、高尚、英明,绝非可望不可即。他们生前不曾须灾离开人民,他们死后,精神融于民众,决不该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们5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敢称圣人。

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思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

这些人可以列举许多实例,比如遵义会议。说2; 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和职务都高于毛泽东,他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观点不同。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而不是表现在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

有人说伟大的谦让,就避不可免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明哲保身,勇气不足”。甚至归结于“绍兴文化”的影响。说绍兴的文化人不应科举,不作县令,只作师爷,以致于中国“无绍不成衙”;人们说师爷往往不说师爷,而说“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师爷出身,说他们的处世哲学避不可免地对周恩来有影响。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至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被许多老人比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作伟大的谦让,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来明智地说:“我不是帅才。”

明智决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鲁、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过于看清事实而敢于实事求是。

王明、张国焘不是帅才强要作帅,结果一个跑去苏联,寄人篱下;一个投降国民党,仰人鼻息。又何以论勇气,逞英雄?

周恩来不是帅才。

我曾经难以容忍这个观点或这句话,以为这是对我心目中至圣至伟的周思采的莫大侮辱。现在,我首先公开说出这个观点这句话,可能要遭到指责、批判,但我坚持说:这是事实。我劝那些容不得我这个观点这句话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过的问题:

如果我说雷锋活着也不适合当军长、师长,你怎么想?

让科学家去种地,去打扫卫生是错误的,那么某省一度让农业劳动模范去当公安局副局长能是正确的吗?能是真正爱护这位劳动模范的明智之举吗?

班长这个位置并不影响雷锋的光辉。

我们难以改变的一些旧观念才往往好心帮倒忙,爱得深却不会爱,反而损害了心中深爱的人。

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对他的这些战友、同事。是怎样的看法和评价?

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想陈云,讲了“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又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对另外4名战友,毛泽东在莫斯科有个谈话,分别作了评价。

那是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主要的活动是会前的双边、多边接触,主要是中共与苏共的谈判,协议有了才好开大会。

那是赫鲁晓夫第四次来陪毛泽东用餐,餐桌上谈得仍然不愉快。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毛泽东转了话题,撇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报中国党的情况。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语气庄重。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1954年毛泽东就讲了不想当国家主席的话,他讨厌诸如迎送国家元首,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一类国事活动。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毛泽东再次表明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伏罗希洛夫带回了这个信息。

“有人接替吗?”赫鲁晓夫眨着眼问。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综合评论后,便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L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听到过这段评价的中国同志都想不通。外国的共产党人也明白;评价上的前后矛盾显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实事求是。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搬下第二个指头。在场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为按声望和职务,大家都以为该说周恩来了,但毛泽东先说了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赫鲁晓夫收住嘴,作个手势,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

毛泽东也笑了,他知道邓小平在两党谈判中使苏联人日子不好过。他在面前竖起一根手指表示强调:“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当时在场同志对这段话记忆深,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高又唯一没讲缺点。

毛泽东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搬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略一停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作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一下右手食指:“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建国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住周恩来:“思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思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作不了帅……”

邓小平也曾在一次会议上坦率地说:“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帅才。”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周思来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恢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思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无疑,总理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乐于承认。他确实做不到举重若轻。他的外事秘书陈浩,见他三更末眠,五更又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曾忍不住劝说:“总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的,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周恩来忽地从办公桌后立起身,真生气了。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行吗?”

总理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叠文件:“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他又拍拍第三叠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惫而又委屈地叹口气:“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总是这样来说我!”

事无巨细,总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欢用“日理万机”搞歌颂,见了领袖人物就说“百忙”,就说“日理万机”。

用滥了,根本不准确。

日理万机只能是“宰相”。为“帅”者只能举重若轻,以这种气势胆魄去作战略决策和决断重大事件;只有举轻若重才会出现日理万机。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理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一位秘书对我讲,他见周恩来忙得两天没合眼,忍不住说:“总理,首长里面就数你忙了,这些材料可以送给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来往太阳穴上抹抹清凉油,继续批阅,一边轻声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总理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那一年,说明他那时就肯定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的帅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长、司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小事,周恩来不但乐于管,而且管得仔细认真。毛泽东在听到几件这类事后,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总理。”

尼克松与周恩来接触算不上多,却在一面之后即对周恩来的“举轻若重”大发感慨: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思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康、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思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毫无疑问,当我们赞颂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到诸葛亮,但我相信不会有人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兼俱“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的两种优秀品格。但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必须兼有这两种优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干部不解地对我说:“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别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干部跟我谈起他们接触邓小平所目睹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故事。

其实,这正是帅才所必备的优秀品格。若无这种大气势,他怎么可能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决不在于他是否是帅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样做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业绩?

当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以大手笔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俱往矣”时,周恩来却在这条路上丢开秦皇汉武不看,只看了张良庙和武侯词。

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渎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我创作中的书,正是要由此谈起。不过,谈话音将不再是我,而是跟随总理几十年的何树英同志。

三次预见预言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的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象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长得像拿破仑?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思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当然,这些谈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则,都是毛泽东确定决策的。他当时有句著名的确定谈判目标的话,就是“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好吃的”是“贷款协定”。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很能反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时,联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周恩来交谈后,对师哲等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还是国际政治家们评论得深刻?我认为周恩来比他们都高明都深刻。

我是1940年5月4日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一星期后即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以后历任副官、秘书、卫士长。

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鞠躬尽瘁的实干家,但他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伟大的思想家。

从设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国际关系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些天才思想已经早为国际国内所共知。

我要讲的新内容是周恩来的三次预见预言,其中无疑闪烁着伟大思想家才能独具的智慧的光辉。

第一次预见预言就发生在我刚到周恩来身边,随他奔赴重庆的路上。因为刚到首长身边,一切都新鲜激动,所以记忆非常深。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物,与生俱来的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毛泽东气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骄统统踩于脚下时,周恩来又在想什么?干什么?

他也不迷茫。他已经勇敢、自信、明智地选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并且当仁不让地在这个位置上坚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天,我们100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跟随周恩来,分别爬上3辆卡车,开始了艰苦的旅程。

经宝鸡、凤县,卡车在崎顺的土石路上颠簸,午后驶入一道大山沟子。

沿途景致在悄悄发生变化。陕北高原受雨水侵蚀,形成塬、峁、梁、沟如大海一样波状起伏的地貌。

而这里,山间原有的自然风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干柯争翠,万木葱茏。5月的阳光下,在寂静的热气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腾,那些挡住视野的陡壁岩石不时地闪出青色白色的反光。

拐过一道弯,卡车哼了一声,我听到有人嚷嚷:“苗台子镇!”

前方轻烟缥缈,笼罩了一片建筑物。卡车停在了镇西。

“都下来吧。”车门开了,传来招唤:“去看古迹!”

我们100多人纷纷跳下车,心里不免纳闷:这一路多少古迹啊,从没说过看看。特别是在西安,住的时间长,名胜古迹又多,还不时有各方人士邀请,周副主席却一处末看。如今特意钻进这大山沟子来看什么古迹?不理解!

周思来已经下车。他一露面,我们这些警卫就本能地摸住腰间的德国20响快慢机,环绕着警卫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着他眺望着下车,眺望着立住脚,就那么保持眺望的姿态站了很久;双手环抱胸前,肩膀随着深呼吸起伏,一副久违了的神情,像游子终于回到故乡,带着静温无言的激颤要寻回遥远的记忆……

“周副主席来过?”当时的副官老钟小声问。

周思来摇摇头,没作声。在他最突出的特征——两道浓浓的黑眉毛下,波光闪烁的两眼显得含情脉脉,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动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他属于那种善于驾驭感情的人。记得路经洛川时,国民党一名军长来拜见他。这位军长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教过的学生,见面那一刻,军长叫了声“老师!”整个脸孔、嘴唇和敬礼的手就都激颤起来,感情无法抑制地奔过来用双手枪握周恩来伸出的手。周恩来不那么感情外露;热情而不失常,亲切而不变态,关心而不形于色;那种从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风度直令我心灵震颤,立刻被迷住了。那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人类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与我过去见过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虽然说不出不同在哪里?那一瞥目光,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声问候、甚至举手投足都有着既生疏又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人的魅力。

然而现在,面对一片自然山野,他却意满神动,柔情大发,用一种温和雅静的声音喃喃着:“留侯把荣誉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我顺他的目光望去,高处一片青绿中点缀着八九座红色的庙宇式的建筑。正感觉茫然,周恩来已经挥起右手。他的右臂断过不久,有人说是跟江青赛马摔断的,有人说是跑马时,路边窜出条大黄狗惊了马摔断的,3个月前刚从苏联治疗回来,胳膊仍然伸不直,习惯地弯在身前;挥动时,半侧身体和肩膀随着一动,好像全身用力,反而使他的动作凭添了一种分量和魅力。

“走,看张良庙去!”周恩来率先朝山上走去。后来得知那儿叫紫柏山。他一向走得快,我们跟着常感吃力。

张良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却又不甚明白。你不要笑,我是放牛娃出身,不像现在的孩子都有学上。

我的家乡在四川,远僻在中国内地而控揽了一条长江。我祖祖辈辈的双脚都是深深插于泥土中。在我12岁时,双臂已经像大人一样挥动起锄头。可是,军阀混战,更有帝国主义的炮舰和经济压力,沿着那滚滚长江溯流深入到四川,于是,每年都有5万两以上的白银顺江流出四川流出中国。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出那社会的霉烂与五颜六色的罪恶和苦难,中国的命运像游丝一样缥缈。于是,12岁的我便扔下锄头抓起长矛大刀,参加了红军。那是1933年,参加红军后我才开始学文化。

怎么学文化?比如这次参观张良庙,我这里刚犯嘀咕,前边已经有人问出声:

“周副主席,张良庙是谁呀?”

“张良是古代一位英雄,帮助刘邦打天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汉王朝。”周恩来一边登山,一边用通俗的语言作解释:“后人为他修的庙就叫张良庙。”

我明白一些,却另生纳闷:张良只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周恩来怀古,为什么不看汉高祖也不看更早的秦始皇,偏偏要看张良呢?

登上授书楼时,我终于忍不住问:“周副主席,为啥要给张良修庙呢?”

周恩来望我一眼,还没说什么,另一名警卫已经跟着嘟囔:“我们那边关帝庙很多,关公是英雄。张良——?”

周恩来忽然笑了,双手抱臂,把脸仰上天去笑出声:“哈哈,知道汉寿亭侯,不知道留侯。”他重新望住我们,双腿微微岔开,站住不动,冲我们轻轻点点头:“关公是英雄,张良也是英雄。张良其实比关公贡献大。那走廊过厅里的40多块碑都是对他的评价。”

接着,周恩来便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了张良的许多故事。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到下邳起兵反秦;从鸿门宴救刘邦,到“四面楚歌”,使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土崩瓦解,落得个“霸王别姬”。

最后,周恩来放低声音说:“汉王刘邦得天下,主要依靠三个人:韩信、萧何和张良。”

我感到不满足:“张良打过什么仗?”

周恩来换上一种沉思的表情,深邃的两眼闪烁着严肃隽冷,缓缓说:“张良没有独自领兵打过仗,他不是帅才。但是他追随汉王左右,出谋划策,是最优秀的军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懂吗?”

我们似懂非懂,点点头又摇摇头。

“嗯,”周思来略一沉吟,大约是考虑怎样对我们这些没有上学读书的同志解释清这个问题,“这样打个比喻吧。师爷你们都知道吗?好,县衙门里都有一些读书人被县官聘去当师爷,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要仰仗他们来办事。军师就有点像这个师爷,是军队里的师爷,替统帅出谋划策来打胜仗。比如汉王打了败仗,连父亲和老婆都被楚霸王俘虏走了,汉王一筹莫展。张良就给他分析形势,出主意: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猛将,但与楚霸王有矛盾;猛将彭越在梁地反楚;汉王你自己的将帅中只有韩信可以独挡一面,托付大事。如果你把关东的地方作赏地赏给这3个人,楚国就可以打败了。汉王听了张良的话,立刻从战略上由被动转主动,劣势变优势。项羽打了一百个胜仗,顶不住张良一个主意,优势变劣势,只好求和。以‘鸿沟’这条运河为界,想平分天下。汉王想就此回兵,张良又出主意:不能退兵。放走楚军这叫‘养虎为患’。汉王又听了他的话,追击项羽,不给他喘息机会,垓下一仗把项羽消灭了。这就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

在峰下花亭竖的“英雄神仙”石碑前,我又问:“张良确实英雄,可为什么又叫英雄神仙?”

周恩来说:刘邦得天下后,封赏功臣,让张良自己选择3万户封地,张良推辞了。他说我跟皇上最初是在留县相会,只把留县封给我就足够了。那时的县,又经战乱,大概不会超过一万户。他不贪。张良随汉高祖刘邦入函谷关后,刘邦当皇帝,张良就静居行气,不吃粮食,闭门不出,说:“我蒙皇帝信任,当军师,不过出了点主意就封万户侯;这已经是最高的待遇了,足够了。我只想脱离人间俗事,追随仙人赤松子去神游。”所以老百姓都传说他成了神仙。

周恩来凝望石碑,慢条斯理地说:“张良是个明辨是非,通晓事理的人,完全知道神仙虚幻。他这样做正是他的聪明智慧所在。因为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下,他明白,在功勋和名位之间,为人臣于是难于长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劳最大的3个人,韩信被杀,萧何被拘,只有张良把荣誉利禄抛于脑后作了‘神仙’。他采取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是客观形势、环境等各种原因决定的……”

望着周恩来深沉睿智的面孔,听着他低沉悠缓的讲述,我简直就像面对了悠久的中国历史,面对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感到神秘、深奥、博大,感到至圣至伟,可望不可即。比如“师爷”,以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怎么可能理解呢?直到几十年后,知道了、“无绍不成衙”,才渐渐明白,那古老的民族文化中就包含了绍兴文化。

周恩来的祖籍并非苏北淮安,尽管他出生在那座古城。他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在鲁迅逝世2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曾说:“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绍兴的著名的大家族。到了周恩来的祖父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才离开绍兴,迁居淮安。这次迁居便与绍兴文化有关;

在绍兴,除体力劳动者外,中上层比较多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当时知识分子的出路是应科举,绍兴的文化人却不然,很少去应科举,大批地去当师爷。师爷不是官职,在任何衙门里也不是一把手,不是二把手,但解决问题办事情还是靠他,他是事实上的二把手。他们明智干练,勤恳谨慎,审时度势,善于解决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久而久之,绍兴人当师爷出了名,以致人们把师爷不叫师爷,叫“绍兴师爷”;县官一般都要仰仗绍兴师爷,便有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便是因为到淮安当师爷而举家迁移。周思来的外祖父万青选也是师爷出身。他们的精明、干练、谨慎、果敢乃至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都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留坝县苗台子镇参观张良庙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也不真正理解周思来讲述张良。后来跟随他久了,多次听他讲“我不是帅才”,在中央的会议上讲,下来也讲过,才使我联系起来想到了参观张良庙。他讲张良的故事,张良也不是帅才,他是最优秀的军师。

从山上下来,又看了传说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遗址。周恩来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那段故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南郑,许多人都逃跑了。韩信由于怀才不遇,不得志,也逃跑了。萧何听说之后,连夜去追。有人以为萧何是逃跑了,就报告刘邦。刘邦大发雷霆,像被人砍掉左膀右臂一样。过了两天,萧何回来了。刘邦喜极怒极,问:“你为什么逃跑呀?”萧何说:“我哪敢逃跑呀?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刘邦问:“你追的人是谁?”萧何说:“韩信。”‘刘邦立刻拍桌子:“大将跑了几十个,没见你追,你说你追韩信;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萧何笑道:“那些大将很容易得到,天下多得是,而像韩信这样的人,失去这一个,天下就没有第二个了。大王你要是想一辈子蹲在汉中,那就用不着留韩信;你要是想争天下,那就非韩信不可,除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为你图谋这个大业了。”刘邦信任萧何,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全军,果然打败了项羽。

周思来说:“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当宰相,经营关中作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就是有,他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肯用,留不住。所以他经不起失败。”

这一次怀古,周恩来详细讲了张良、萧何辅助刘邦兴汉的历史,而后说:“张良、萧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领,没有他们兴不了汉。他们知道这一点,刘邦也知道这一点。同时他们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过人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张良和萧何都不是帅才,张良给刘邦说太公兵法,刘邦一听就明,常用其策。张良给别人讲就不灵,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跟着刘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别人发挥不了他的才能智慧,只有跟着刘邦才能得到发挥,相辅相成,成就一番大事业。他作了一个手势,表示从古推至今:“中国的历史,总是少不了张良、萧何这样的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这样的人。”

仿佛是证明这个说法,路经成都,我们在春熙路成都旅馆住了3天。成都名胜古迹很多,周恩来只带我们去看了诸葛亮的武侯祠。他从“隆中对”讲到“出师表”,说诸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并制订了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计划,最可贵的是,他为此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看过词内的“三绝碑”,来到殿外,仰望古柏葱郁,环顾青瓦红墙,又显出那种无限感慨的神情,念了句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杜甫的《蜀相》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记得他讲了诸葛亮“和吴”——建立统一战线;“和夷”——、搞好民族团结;“明法”——实行法治;“治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但讲得最多最动感情的还是“正身”。说诸葛亮一生虚心纳谏,清正廉明,不增殖私产。他上表公布财产,说明一家已经可以温饱,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并说明:“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

当时武侯洞里游人很多,拥挤得不便久留长谈,在嘈杂声中也无法谈话,周思来朝诸葛亮殿中的武侯贴金塑像投去最后的深深一瞥,带领我们近百人离开了。

路上,他看看我们走在他身边的人,说:“这么多人来参观,说明了什么?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为限于当时的礼制,不得允许。不立庙老百姓就在街巷家中为他私把。直到蜀汉灭亡那年,阿斗才允许给他在沔阳立庙,禁止其他私祀。可见诸葛亮是有益于人民,深得民心的。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优秀政治家都能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这时,他的两眼亮起来,一闪一闪地,充满了一种自信和激情:“我们现在要比他做得好,我们在全国执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周恩来逝世后,没留任何私产,他也确实没有,甚至连遗体也留言让交医学解剖,然后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许人们给他“立庙”——建纪念馆堂或保留故居。他确实方方面面都比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们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他,上街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亿万人民有口皆碑。

国内外不断有人把周恩来比作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杰出最贤良的宰相。每逢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想起了从延安到重庆那风尘仆仆,万里颠簸的一路。毛泽东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周恩来不感怀。秦、汉、唐,历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了张良、萧何、诸葛亮。当时我们跟随他一路而行的3卡车100多人,谁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其中的无限含义,即便今天仍无法全部说清阐明。

但其中一条简单的事实我是肯定的:周思来坚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预见,并且勇敢、自信、明智地为自己选定了位置。说这个话时,我不能不联想到5年后,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的一幕。后面我在周思来的4次痛哭里将讲述那个过程。当“4.8”遇难的电报打来时,周思来为叶挺、王若飞、邓发、秦邦宪等烈士痛哭失声,曾讲:“……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恩来比斯大林、米高扬更早看出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思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3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感情深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是公认,于是,出于热爱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出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功劳都归于毛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毛泽东身上,又错了。为什么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点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处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出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从不推诱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欢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他们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周恩来逐渐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毛泽东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进过政治游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冲突的风险同毛泽东正面交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子骂娘,把坚强的党性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性。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性”。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审查干部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帐算到他个人头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量。

5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老粗”“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却什么都知道一点,这种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见解”多,干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10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种情况是,缺少一点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周思来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后面的几章也将谈及。但他首先是中国人。“四人帮”批儒,批周公,其实就是批周恩来,这一点不假。过去二千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色。周恩来自小就熏陶于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的儒学的氛围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温和、谦恭、礼义的一面。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也必然有顾全情义,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实毛泽东说他“政治上弱点”就是指此而言,并非指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上的信仰。

其实周恩来性格中的这一面,不仅是对毛泽东,对父母、亲友、同志都有表现。后面几章我将以事实证明。从大量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所有当事人都是歌颂怀念周恩来性格中的温和、谦恭、礼义的;为什么周恩来这一性格表现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时,我们就不能理解体谅了呢?这不公平不客观么!

没有谁能否定自己性格中的矛盾性、双重性。毛泽东也说他的性格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周恩来的性格当然也无例外地有着双重性。对于周思来的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宰相”,有人议论为“伟大的谦虚”,有人议论为“明哲保身”或“处世精明”。这些议论者为什么不想想,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7年,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从来不曾表现什么“伟大的谦虚”或“明哲保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风恶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对“四人帮”那样不可一世的来头,他也没有表现丝毫伟大的谦虚,让张春桥或什么人去当总理或组阁。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吗?

联系“绍兴师爷”、“张良庙”、“武侯祠”想想,周恩来是主动、自信、坚定、执著地作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自己不推委也无须谁去好心地帮助推诱。早在1940年他便预见预言到自己未来的位置,充分证明了他的自知知人之明,这种自知知人之明是建立在熟解我们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令我至今回思不止并为之感慨无穷的周恩来的第二个预见预言,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我想先纠正两个说法。

一种说法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坚决斗争,终于夺取了胜利。我认为不准确。我的体会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中,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说白了,是“天授”而非人力所能强求。

第二种说法是关于“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现在好象说成了:要不就是黑暗的国民党,要不就是光明的共产党。但是我的所历所闻,似乎不是这样,至少是概括得太简单了,离开了历史的真实。

作为副官,我跟随周恩来左右,经历了他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全过程。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和他代表的共产党,首先争取的中国之第一种命运,既不是黑暗的国民党,也不是光明的共产党。

当时无论是党内同志谈话还是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谈话,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都是和平民主建国。我们确定的建国方针并不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实行三民主义,并且明确以民国13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为标准。我们甚至明确表示“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必须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平等地位。

结果怎样呢?蒋介石国民党既不允许共产党平等,事实上也不允许其合法。天下只能是国民党一家,蒋介石一人的。美国人现在骂我们中国共产党“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那时他们可不骂蒋介石国民党搞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相反要提供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大量援助来帮助其建立独裁统治。

记得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军队。有人说,你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就会给你合法平等的地位。这话本身就是放屁。合法平等是相互的,不是“恩赐”的,一党给另一党合法平等地位,这能是,合法平等吗?“恩赐”是在不平等基础上才会有的产物。

共产党可以交军队,但只能交国家,不能交国民党蒋介石。所以谈判中,我们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办法。国民党蒋介石自然也须把军队交国家。那么,政治民主化就成为交出军队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交出军队就是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就是交出了民主与平等。

有人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不是交出了军队吗?40万大军一交,就取得了合法平等的地位。

说这个话的人肯定不是中国种儿,最多是个杂种儿,他不懂中国。

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他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远远无法同毛泽东比;在其各自民族史上的地位,更无法同毛泽东在其民族史上的地位比。这且不说。他们交出军队,真也罢,假也罢,不说平等地位,总还有点合法地位,其领导人还当了几天副总理。中国共产党如果交出武装,结果将会如何?

“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就是回答。

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曾经交出武装,换来的不是合法,更不是平等,而是几乎被杀绝,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人”的空前残酷和独裁。

毛泽东和周恩来决不是陈独秀。他们是从“四一二”和“七一五”的血泊里冲出来,所以才能讲出那千古绝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但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还是“大家民主建国”。为了中国能有这样一个好命运,共产党对国民党一让再让,却越让越不合蒋介石心意。蒋介石希望的不是让步,而是找到进攻借口,以便彻底消灭共产党;

1946年2月26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就是通常所说的“整军方案”。蒋介石明白,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这个“国军”是国家军队之意,而非国民党军队。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所以,签字归签字,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一刻也不松,全国各地的内战不断升级。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3人小组开始视察各地对停战协定执行的情况并解决整编中的问题。

军事三人小组,共产党是周恩来,国民党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都是上将军衔。下设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是郑介民,美方是白鲁德,都是中将军衔。

2月28日,军事3人小组乘马歇尔的专机,由重庆飞北平,先后到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等地视察。我和童小鹏、章文晋跟随周恩来一起行动。一个星期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白天黑夜地谈话听汇报。那时还没有什么大的争吵,主要是了解情况,宴会上也多是讲一些客气话。

不过,对于形势的发展,每个人心里都有个预测,公开场合的发言同私下的交谈也不同。

在归绥城里同傅作义将军谈话后,军事3人小组当天下午就飞往延安。在飞机上,沉思默想的周思来轻轻叫一声:“文白啊。”

“呢?”闭目想心事的张治中将军睁开眼,侧脸望住周恩来。

周恩来浓眉下那双极富魅力的眼睛盯着张治中,停有3秒,才缓缓咬清每一个字说:“你们不打,大家民主建国;你们打,你们就要失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周恩来的目光移开,深深吸口气,声音始终平缓,因而更显得自信,有分量:“我们共产党就会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那就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今天回过头看,不难看出,周恩来在争取“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时,已经开始考虑无法回避的第二种命运的可能性。

我看到张治中将军就那么痴痴地望着周恩来,大概是品味这番话的含义,片刻,他嘴唇抽动一下,什么也没说,隐隐从鼻腔里呼出一股粗气,便恢复了原来闭目养神的姿式。我相信他一定在想周恩来的话。

飞到延安,军事3人小组住进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腾出的房子。马歇尔和张治中将军会见了毛泽东。晚上,先举行宴会,然后在延安礼堂开欢迎会。

我记得很清楚,张治中将军在讲话中,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望了一眼,忽然大声说:“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将来你们共产党写历史,不要忘了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

毛泽东用他那高亢的湖南腔大声说:“当然忘不了你张治中。”

顿时间,礼堂里哄堂大笑,并伴以热烈掌声。我却想:老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莫非张治中在飞机上想一路,想到“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难以实现?想到内战不可避免?内战一起,只能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想到共产党会夺得天下?

我相信,对于周恩来的预测,他至少是默认了有可能性,否则为什么会讲“你们共产党写历史”?

停战谈判进展真艰难。那期间我一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因为我已被提拔为他的副官。

感受最强烈的是,周恩来明知蒋介石下了决心要打,和平无望,但他仍然为和平奔跑,不放弃民主建国的哪怕是一线的希望。国民党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转向南京。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当时心情很沉重。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深深叹了一口气,眉宇间皱出两道纹。“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他的目光扫过会场,提高了声音。他总是这样,当感情自然流露时,总能及时把握住,振作着转向激昂:“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周恩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坚持到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坚持到国民党召开了一党的伪国大。“该让的我都让了”,周恩来曾这样对马歇尔说。我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很冷静,那是决心下定之后的冷静。就连马歇尔也承认,伪国大的召开标志谈判破裂的大局已定,不得不表示他将为中共人员撤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在我侧面的接触和观察中,马歇尔要比司徒雷登好一些。他虽然偏向国民党,但也做了一点调停工作。比如蒋介石派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的6万部队分割包围成品字形,意在歼灭。周恩来心急火燎,由重庆一飞到南京,立刻带我们去找马歇尔,要求军事3人小组马上去宣化店进行调停。马歇尔同意了,国民党就不好再反驳。

我对马歇尔有一点点儿好感,主要还在于他最后一次讲话。他总的来说是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但他对周恩来个人的印象非常好,显出一种由衷的钦佩。记得1946年11月1J6日,也就是伪国大召开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走访马歇尔,实际上就是告辞。马歇尔表示愿为我们提供撤回延安的交通工具。出于礼节,他也和我们工作人员道别。这时,他用一种真诚的表情说:“谈判破裂我很遗憾。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都不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国民党找不出像周这样精明,这样学识渊博,这么坚韧强硬的人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了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17日下午又接受了《新民报》总编辑曹仲英和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的访问。

周恩来回答记者提问时,讲过“有朝一日国民党打不下去了,极可能提出再谈判。但那时形势变了,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也将变,将不同于过去了。”“政治协商的对象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必然将有所变化。”

这种公开场合上讲的含蓄的话,我一下子还不可能全部理解。

飞返延安的前一天,撤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去向周恩来报告。

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着额头。这些天他昼夜工作,六七十个小时,其间只是偶尔这样坐着打个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树英,”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吗?”

“没有。东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没问题。”我小声说,“周副主席,你就睡一会儿吧。”

周恩来缓缓放下手,望住我;眼里网了红丝,却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开始。”周恩来问:“小何,说说你对形势是怎么看的?”

“有毛主席领导,我们肯定可以打败蒋该死!”

周恩来轻轻点头,带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我离开上海,那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战场上就会有个分晓。”

我用力点头:“他是找死!”

周恩来笑了:“见分晓,还不等于消灭他。我估计,彻底消灭他还要三到五年。不过,他的失败是肯定的。”这时,周恩来的神情起了变化;凝重庄严,又含了一丝讥嘲:“蒋介石看错了形势哟!这一错,历史就变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几乎每个记者都问过的问题:“以后还会谈判吗?”

“会谈判。”周思来肯定地说,神色变得冷峻,“但那时的谈判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一切反动派和封建法西斯分子,政治协商的对象不会再有他们,联合政府也不会有他们,他们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1月19日,我们跟随周恩来,乘美军专机飞返延安。两年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再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其中,第八项条件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全面内战开始,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才是通常人们所讲的“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而我们共产党所争取的“两种命运”又不同。首先争取的第一种“命运”是“大家民主建国”。历史证明走不通。于是有了第二种命运,就是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为首,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对反动派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

当张治中将军率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设宴招待他们时,看到国民党代表一个个心事重重,沮丧尴尬的样子,我耳畔便又响起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也就是说,必然导致人民民主专政。

这才是真正英明的预见预言。绝非欺人欺世的占龟卜势,也非耸人听闻的特异功能,甚至也不同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地球最终要毁灭”这类有着非凡魄力、非凡想象力的虽然正确但充满理性的遥远而末得证实的预见预言。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真正闪烁着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

人的一生都少不了说几句“预见预言”,哪怕是为了表达某种信念或诅咒。比如撤离南京时,多数人都郑重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电影里也是这样演的,但是没有谁像周恩来那样具体、细致、准确地预见其过程和结果。

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通过科学智慧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

1941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预言:“太平洋战争将是长期的。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于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这是周思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5天后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如周恩来预言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70年代我看日本拍摄的影本“啊,海军”,其反映的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也完全与周思来的预见相吻合!若没有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地理、历史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预言的。

1949年,周思来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鸟瞰当时成十字形的“广场”,对北京市的负责同志们预言:“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天安门城楼这么雄伟,将来一定要配上个大广场;周围的规划要从长计议。我看东面可以建一座历史博物馆,西面可以建个大剧场,作为人民聚会议政的地方……”

10年后,经人大代表及专家们讨论、研究、设计、建设的天安门广场完全与周恩来建国时的设想不谋而合,只不过这个“大剧场”的名称叫了“人民大会堂”。

有时,周恩来的预见颇有些“神”,若被算命先生拿去肯定要大作文章。话虽如此,这些预见确实证明了周恩来观察事物之细,知火之深,深诺事物发展的规律。

那是1957年春末,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日程包括游览杭州。周恩来提前一天到杭州,准备迎接。

早晨起来,我们工作人员陪他散步,走到一座寺庙前。周恩来朝着庙顶注目片刻,忽发一声感慨:“再过几年就不会有人来抽签了。”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从我个人跟随周恩来十几年的体会,他不信神,不信命,并且竭力在领导全民族走向科学。但是,在他破除迷信时,不能不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几干年来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既要破除迷信又要保护民族文化,既要同宗教的反科学性作斗争又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在把握和处理上,政策性是很强的。1957年春末是处于一个微妙的时刻,富有政治生活经验又处于权力最高层的周恩来当然很清楚地感觉到那风暴到来之前的动荡。他一边感慨一边侧过脸,望住站他旁边的外事秘书马列,问:“你有什么心愿没有?”

马列挠挠头,说:“今年我的大孩子要考中学,我希望他能考上个重点中学。”

周恩来目光一扫,天还很早、四周围人迹渺渺。他忽然发笑,朝庙里指指:“那你进去抽个签看看。”

马列也笑了,只当是开玩笑,果真进了庙。工夫不大,拿着签符出来了,是半尺来长的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卦词,嘟哝着:“这写的什么东西啊?看不懂。”

周恩来刚接过签符,就轻轻“哎呀”一声,说:“糟糕,是下下签。”

马列皱着眉头抱怨:“老和尚刚睡醒,迷离迷糊,见我不烧香不拜佛,上去就摇卦签,他不高兴,准是咒我呢。”

周思来一句句地解释那4句卦词:“这是说你办事不顺,万事难如意,还要倒个大霉。”接着摇摇头,笑道:“马列,你要遇上不吉祥的事呢。”

大家哄笑一番,并没放在心上。

结果,马列的大孩子如他所愿考上了重点中学北京8中。他高兴得很,那个卦签简直是胡扯淡。可是,没等他笑够,他的爱人林颖就被打成了右派,从行政12级降成14级,开除党籍,调离纺织部,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去工作。

这种一连串的倒霉事叫贺老总一说就简单了。

贺龙曾对廖汉生等将军说:“运气这个东西就是怪,你们说有没有?我看是有点。运气来了,牌坊也挡不住;运气要是走了,牛也拖不回来。”

其实,贺龙所讲的“运气”,是指一种客观规律性,而规律这个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周思来听说林颖被打成右派,并没立即找马列谈话,也决没因此“株连”马列。只是后来聊天时,随便说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实林颖同志就是娇骄二字,是个阳性人,有啥说啥,心里不藏事。”

周恩来这个评价与组织部对林颖的结论相距甚远,这是因为周思来讲的都是实话,而非政治上的风头话。

林颖确实是冤枉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错划了。她不过就是坦荡直率,敢讲真话而已。周恩来了解这种同志,是“阳性人”,不是阴面人。

我个人常想,卦签的事周恩来也许是说签巧合,但也不排除他知人知形势的一种预感。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要求反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甚至讲,不研究反右的问题不参加会。在这种形势下,周思来料定反右运动势在必行,运动一旦起来,不可能四平八稳,历史的经验没有不误伤人的,特别是那些“阳性人”容易受到伤害。

周恩来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党内可说是最强的。他不可能去插手一级组织的工作为林颖解脱,但也绝不因此对马列有成见,在生活上,比过去更关心马列,常问候一下他爱人和家中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的态度。

讲这些小事上的预见预言,是为了引出我要讲的周恩来的第三个预见预言。这个预见预言已经完全被今天的事实所证明。

那还是吃“精神食粮”的年代,社会风气好,群众热情高,但吃面要面票,吃肉要肉票,吃蛋要蛋票,广大农村还为温饱问题发愁。

不过,还有比我们更愁的。比如“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修正主义最激烈,国家也最穷;过去依赖苏联吃饭,这时依赖中国吃饭。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列加又来访问了,说白了就是要援助。当时要援助要得最厉害的就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而且给少了不行,动不动就闹“脾气”,惯出毛病了。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很不好。老百姓只知道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知上面有争吵。双方谈得不好,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后来,总理决定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意思是叫他们看看我们的农民是怎样一种精神,怎样一种奋斗。科列加去看了,说了许多赞誉的话,但东西一样不少要。

送走科列加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当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场合,接连讲过几次: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对此是赞同的。他在送走科列加后说:“搞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经济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只会依赖我们,他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迟早是要垮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曾寄希望于新领导班子。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失望了。回国后,他作过一次形势报告,对阿尔巴尼亚、东欧乃至苏联今后的发展作了具体详细的预测预言。

早在苏共22大召开时,毛泽东曾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至此已经登峰造极,恶贯满盈,从此要往下走,走向他的反面。”这个预见被证实了,不到三年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19日上午,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作报告,讲赫鲁晓夫下台,不讲垮台。他说:“娃娃们议论纷纷,垮台跟下台有什么区别?”周恩来解释了区别。一个赫鲁晓夫下台了,但其思想、路线、政策并没变。最后变不变还要看。所以讲下台不讲垮台。

去过莫斯科,证实赫鲁晓夫是下台,而非垮台。周恩来在分析赫鲁晓夫的假马克思主义时,有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许多人都作了笔记:“(他们)连资本主义也不如。阿朱别依(赫鲁晓夫女婿)去访问西德,据说他访美访法访西德,主席团不同意时,赫就让他当《消息报》主编,一步登天。赫鲁晓夫任人唯亲,搞封建家族主义,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培养蒋经国,花30年功夫,还要照顾部下,照顾影响,赫鲁晓夫什么也不顾。阿朱别依在美国替赫鲁晓夫开道,到法国道没开好,又到西德。甚至连乌布利希有癌症都说出来。西德来访华的人跟我们讲,阿朱别依在西德说:西德打中国,我们让道,让我们共同防止黄祸……”

周恩来接下来进一步预言东欧各国及苏联。他的预言并非出于某种信念而预言一个结局,而是具体地预言出了他们的演变过程。当时国内外不少人预言“坚持社会主义的重担最终将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苏联帝国最终将瓦解”。但没有谁像周恩来这样以其惊人的知识、阅历、对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作出如此具体、鲜明、准确的预见和预言。按一些老同志当时所作记录,话大致是这样讲的: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新领导,现在看来不行。他们仍然坚持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有变……仍然是“两霸合作”,仍然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但这只是苏联的一厢情愿,美国能同意存在两霸吗?……

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美国生活比美国人的美国生活更加美国化。演原子战争的影片美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自己的,还演美国的,瓦解自己。苏联是精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个英雄气概。麦克纳马拉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炸了中国的物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精神……”

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他们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还答复可以试一试……

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先露骨地出卖西柏林,能出卖西柏林就可以出卖东德,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

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阿尔巴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他自力更生,他总想靠在中国身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象阿尔巴尼亚这样,经济上不行,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苏联的经济很僵化,停滞不前,民族矛盾复杂……最终是要出大乱子。

当然,总理在分析和作出预言时,讲的话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色。但他抓住了经济和精神这两条;抓住了从柏林问题到东德到整个东欧这个过程;抓住了苏联存在的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所以基本与后来发生的变化相吻合。

毛泽东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也看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病,想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改为农轻重的顺序;又树了两个榜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但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可以说是失败的。

是邓小平解决了这个问题。从60年代初提出“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到改革开放,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使中国的经济终于开始腾飞。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在“6·4”事件前后,人民和历史能够再次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如果只是清谈马列主义教条,是无法避免发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那样的后果。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中国历史的巨人。我相信,这是全民族的共识。

遇险履险

周恩来端庄、高雅、细致。

他的翩翩风度和彬彬有礼,他温馨的目光和极富魅力的微笑给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忘记了他那更深沉也更基本的性格特征:喜欢挑战,勇于冒险。

早在他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就喜欢上最前线。炮弹近在咫尺地爆炸,他及时卧倒而幸免于难。纠察队员劝:“总指挥,这里太危险。”他淡淡地说:“我喜欢危险。”

他一生都是轻描淡写论危险。五四运动时,请愿代表遭逮捕,他平静地说:“被捕不算什么,用不着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他推开军警的枪,强行闯入直隶省公署的衙门口,被逮捕,度过半年铁窗生活,末了只说一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前几年,我们几位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老人共同议了议,议出周恩来出生入死的遇险履险竟达22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他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之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中,像他这样多方面地频繁地遇险履险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沙基惨案”,英、法军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枪时,周恩来身边挽臂而行的同志,一左一右都倒下去牺牲了。老天执意把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在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时,蒋介石突然改变口令,提前戒严,使驱车前往司令部的周恩来遇到迎面射击。司机看到对面举枪的刹那,出于本能打方向盘准备躲闪,射向周恩来的子弹连续钻进司机的头部,老天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后,6架国民党飞机突然来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头顶扔下炸弹,周恩来大喊一声“卧倒!”扑过去将乱跑的18岁的肖华压在身体下边,这样一来,老天不但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周恩来,也不得不留下18岁的肖华,让他最终当上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

历史上,杰出人物都有许多大难不死的经历,而被后人津津乐道。其实,这不全是运气,更不是什么天意。大难不死自有不死的道理,偶然性里深藏着必然。每当这种时刻,杰出人物的全部勇气、智慧和力量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本能地发挥出来,这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显示出的英雄本色,使人们无法不为之折服。

比如“劳山遇险”,就是一次在猝发的枪弹面前的大难不死……

一辆军用的敞篷卡车在延安南门外驶上依山修筑的黄土公路,这路是通向西安,也通向谈判。

卡车驾驶楼里,坐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昨日他同毛泽东谈话一整天,现在要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一路黄尘滚滚,车上笑语阵阵。车厢里有张云逸、孔石泉这样的著名将领;有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有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连同警卫战士,连同记者、翻译,连同司机,这一车共有25人。他们中的多数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像这样坐着“轮子”进西安这一古都市,生平还是第一道,难免心动神驰,笑语不断。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延安城里潜伏着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已经在前一天将情报送出。毛泽东生前谈警卫工作,特别举过这个例子,批评警卫形式张扬,而缺乏警惕性。

这是1937年的4月25日,那时延安地区的土匪还很多,有数千之众,夜聚昼散;抓起刀枪便打家劫舍是土匪,拿起镢头又晃身一变成了农民,不好收拾。其中人数多危害大的是李清伍这股悍匪。

李清伍是河南人,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自小耍枪弄棒,是个不安分的人,长大后成了土匪一个小头目。1935年陕北红军占领甘泉,将其队伍收编为甘泉县独立营,他被任命为教导员。这位教导员不懂共产主义也不懂三民主义,只精通吃喝嫖赌抽,借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之机,杀了甘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国民党临镇民团团总姬延寿相勾结,重操土匪旧业,四出烧杀抢掠。他也打劫东北军的车,也打劫红军的车,就为了抢钱抢财物。接到坐探冯长斗的情报后,他就率了100多名土匪连夜翻过龙盘山,埋伏在了劳山腹地。

劳山自西向东,隔开延安和甘泉两县,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在黄土高原那波状起伏的地貌里,这山虽算不得高,但由于有千沟万壑,满山都是梢林荒草,那地形便显出奇突惊险。卡车吼叫着,喘息着,沿劳山北麓的坡路,从一道沟谷爬上一道山梁。过了梁就是甘泉县境,卡车一头扎进了那簸箕形的山坳坳里。

“砰!”一声脆响,在旷谷里引来颤动的回音。

“什么声音?”陈友才本能地去摸手枪。

“好像是甩鞭子。”刘久洲张望着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收敛了反共气焰,也讲了团结抗日的话。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着已成友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至于土匪,在我们清剿之下躲都躲不赢,难怪警卫员没有马上想到是枪声。

可是,卡车忽然怒吼加力,朝着正前方的十多丈高的大坝梁子猛冲直闯。原来那“砰”的一响也传入了驾驶楼,周恩来在卡车冲入山坳坳时就感到这是块险地,异常的声响乍起,他便马上想到敌情,一边朝外观察,一边向司机下令:“冲,加大油门,冲上那个坝梁!”

话音末落,又是“砰砰”两枪。

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冲过那道坝梁自然可以摆脱敌人,他将油门一踩到底,卡车吼叫着喷出黑烟,直冲大坝梁。

可是,坝梁上忽然炒豆一样叫响了,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机枪步枪同时扫射,这些土匪枪法还准,刹那间司机便倒在驾驶座上,身上多处冒出血来,卡车轮子也打瘪了,车头一歪,嘎然而止。

不等车停,几乎是在对面枪响的同时,周恩来已然飞身跳下车。车前窗被子弹打出一串洞眼,却未能伤及他一点皮毛。他贴身车头,朝车上人急令:“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将军一边拔枪还击,一边命令陈友才:“陈副官,你和警卫员马上掩护周副主席转移,陈排长,你负责组织战士抵抗!”

干部战士纷纷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陈友才还没来得及跳车,腿上已经中弹。警卫员回身想扶他,他奋力将手臂一挥:“别管我,掩护周副主席撤!”

他本是穿着解决“西安事变”时的那身西装,戴着礼帽,挥手间,马上吸引了众多敌人的火力,因为敌人以为他是最大的官。陈友才也意识到敌人这种误解,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敌人,索性不走了,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作掩护,与敌人进行周旋。

当你受到淬发的打击而陷入危急之中时,最紧迫的事莫过于迅速看清形势,定下行动的方向。周恩来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已经看清地形:山坳谷地中间的个“湫”,也就是潭。潭左是一片苇塘,苇塘后是沙质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梢林后是被雨水冲出的深沟大壑。枪声连续响起时,周恩来已判明形势:坝梁上枪声密集,已被封锁;左侧沙质山包和山上的峰壁上是最先响枪的位置,显然也有埋伏。只有右侧的梢林一片寂静。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现场的枪声判断,袭击者不大可能是国民党军,最大可能是劫财的土匪。那么土匪瞩目的自然是“载货”的卡车,卡车遇伏只有朝坝梁上冲,不可能朝沟里栽,所以梢林及林后的沟里很可能不会有伏兵。

“突围,尽快摆脱敌人!”周恩来在分秒之间已经定下决心,将手一挥:“向梢林里撤!”

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在周恩来带领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梢林中。

事后查证的情况果如周恩来所料,李清伍就是在坝梁上的山神庙里指挥这次伏击。他的护兵李卓才曾指着钻林子的周恩来一行人喊:“看,那几个要跑!”

“嗯,”李清伍鼻腔里喷一股粗气,“早就看见了。”

“快叫上几个人去迫吧!”

“追他干毬甚!”李清伍白一眼护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细软都在车上呢!”

周恩来进入梢林后,虽有子弹把树枝打得纷纷折落,但这种乱枪已带了很大盲目性,威胁性小多了。一行人转过一个山头,喘喘气,才发现张云逸的手部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洞。真够玄。

顺沟转过几个山包,糟糕,发现进了沟掌:前边是两丈多高土崖,两侧全是悬崖峭壁。由于并没完全脱离危险,警卫战士急得满头大汗。

“不要紧张。”周恩来轻轻摆了一下手。据战士回忆,口气轻松得像日常聊天。他接着仰面望望崖上,目光落在低垂的树梢上:“嗯,办法是想出来的么。”

轻松的语气驱散了浮动在人们心头的急躁惶恐,战士曹鸿都顺周恩来的目光望住那低垂的树梢





Chapter_2


,心中忽有所动,跳几步纵身一跃,抓住了树枝,顺势荡去,脚在崖壁上紧蹬两下,一把抓住崖头的灌木便翻了上去。他迅速解下绑腿,放下来,把崖下的同志一个个拽到了崖上。

这里还能听到沿揪山的枪声。周恩来伫立崖头,望着枪响的方向,久久没作一声。

他在想什么,惦念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

作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等领导撤退,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拼命向敌人射击,直到最后牺牲。

这场战斗,我们共牺牲了11名同志。据当时曾在李清伍手下当过土匪的高彩娃回忆,当土匪们一窝蜂地拥上卡车时,全傻了眼。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及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不死心地去搜检牺牲了的战士,只从陈友才身上搜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是陈友才为在西安联络工作而带在身上的。有识字的土匪拿着名片念出三个字:周恩来……

李清伍刚听完这三个字,立刻像被烙铁烫了一般跳起来,脸孔刷地全变白了,惊叫道:“啊呀,坏了!捅下大乱子了!快,快跑!”

刹那间,这群土匪便如鸟兽散。

李清伍还算明白,他确实捅下大乱子了!几乎成为历史和民族的极大罪人。此后不久,他和他的土匪部队便全部被红军剿灭了。他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

当周恩来一行走到三十里铺时,卡车遭土匪袭击的消息便迅速传到延安。一批批的骑兵、步兵、民兵紧急出动,进赴出事址点。然而土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望着公路边,田埂旁那战友们的尸体和鲜血,随增援部队一道杀回来的张云逸哭了。

周恩来没有休息,第二天便又起程赶赴延安。起程前,他匆匆跑一趟军委医务所,看望安慰负伤的警卫战士,其中包括打伤臀部,伤及中枢神经的贴身警卫刘久洲。

“周副主席,我不能保护你去西安了……”刘久洲话没说完便哭了。

“别哭,小鬼,很快会好起来的。我还会来看你。”

1969年,周恩来还到北京前门饭店看望了担任饭店革委会主任的刘久洲同志。他对在场的同志们说:“30年一晃眼。30年前他跟我在一起,我在劳山遇险,他为了掩护我,身负重伤,是个好同志啊!”

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时,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他要为陈友才等同志扫墓,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不曾保存下来。周恩来难过地说:“陈友才同志牺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1985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沿揪山发生战斗的地方,为烈士们立起了一块石碑。

周恩来的一生,最多的是工作,最缺的是时间。他对时间的珍惜处处都能表现出来。比如他不会走慢步,双脚不动则已,一动就是高频率。比如他不赞成毛泽东乘飞机,那个年代的飞机安全系数太小;但他自己又酷爱乘飞机,他说:“能节约很多时间,冒点险值得。”

我们这些老人一块议论,周恩来的遇险履险,最多的还是在飞机上。比如由西安飞延安途中迷航,幸末像“4.8”烈士那样撞山;比如出访阿拉伯国家,在灯火全无的黑夜里被迫盲目迫降;比如赴万隆会议时,他所拟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比如为了吊唁胡志明逝世,飞机冒险进入雷雨区,风狂云卷,更有电光雷火,整个天空黑透红透,那惊险壮观的景象就连飞行几十年的老驾驶员张瑞霭也生平仅见过一次。当我惶恐不安地想去提醒驾驶员太危险时,周恩来竟能稳稳坐在舷窗旁,入戏一般欣赏着外面的风云变幻,烈焰满天!最后,飞机侥幸未被雷电击中,在云隙中钻出险区。机上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神经差点绷断,周恩来却始终一身轻松:“我知道瑞霭有办法。”

在议论中,我讲了这样两次各富特色的飞行遇险和履险……

1946年1月30日,我跟随周恩来冒着严寒赶到西安机场。

冬日天短,快9点了,太阳才不过一竿子高。不过,这是一分难得的大晴天;极目四望,云彩丝儿都不见。停机坪上,一架美军c一47型运输机被朝晖染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我心里一阵欢乐,一阵轻松。

欢乐是因为8年抗战终于胜利,“政治协商会议”也即将结束,何况昨天办事处的周子健、伍云甫招待我们在西安上等浴池洗了个痛快热水澡,扫荡一遍身上虱子,这辈子还没洗过这么舒适的澡。说轻松是因为天气好,免去昨夜的担忧。“政协会议”结束前,周恩来赶回延安是为了同毛主席党中央商量如何再向国民党让一些步,以求达成协议。会议明天要闭幕,周恩来无论如何会坚持今天飞回西安。我只担忧遇个恶劣天气,他也会坚持起飞,那前途可就难卜了……

幸亏是个大晴天!

机长已经出现在舱门的舷梯旁,当周恩来走近时,他马上立正敬礼,并大声报告。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军人士气正高,何况这是马歇尔将军专门为周恩来指派的专机,何况周恩来在这次“政协会议”上被定为上将军衔,以便开展军事三人小组的调处工作。所以,美国飞行员都称周恩来为周将军。

除了我们随行的工作和警卫人员,依次登机的还有陆定一和邓发同志,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叶挺将军的爱女小杨眉。舱里共坐10个大人1个小女孩儿,这个女孩子便成为话题的中心。

“杨眉,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能出来吧?”邓发问。

“知道。”小杨眉生得聪俊,特别招人喜爱。“周伯伯说,蒋介石打了败仗输了理,不得不答应恢复爸爸自由,让他光荣出狱。”

“蒋介石这个人,从来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陆定一幽默地评论,“他要不跟你玩名堂,他就不是蒋介石了。”

“那他要不放爸爸出来怎么办呀?”杨眉着急了。

“这次他不想放也得放,”邓发作个手势,“这次我们是用5个大坏蛋跟他换2个人,换回你爸爸和廖承志叔叔。”

“叔叔你骗人!”杨眉瞪大天真稚气的眼睛,她不信像爸爸那样的好人怎么会用坏蛋去换取。当时杨眉那双容不得一点污垢的清澈的眼睛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至今想来都不由得流泪。谁能想到呢,这样天真纯洁的孩子,在2个月后竞死在了空难中……

当时,周恩来给杨眉作了解释,说蒋介石节外生枝,提出要我们党释放他们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而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等人,他们才释放叶挺将军和廖承志。为了尽早迎接叶挺将军出狱,我们只好答应了。

说话间,飞机已经发动。从西安飞往重庆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不是仰角向前升空,而是以大角度一个劲作螺旋式爬高。这是由于秦岭一拔千仞地横在航线上,飞机必须先爬高到5000米以上高度才好向前飞越它。

飞机油门不断加大,马达的震动使得机体像要碎裂一般,飞机上升仰角大,每个人不但要系紧安全带,还不得不用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那时飞机简陋,舱内金属骨架裸露,又没有保温设备,不久我们便开始经受那种这一生再未曾经受过的严寒的考验。

然而,这还不够。开始气短,开始耳胀,五脏六腑开始翻涌,多数人终于按捺不住地大吐特吐起来。我正理不清嘴里鼻腔里的刺人的酸辣味道,机身又颤抖起来,并且像断线风筝二般忽上忽下,左右无根基地晃荡浮沉,头顶和身后的钢铁骨架惊心动魄地咯嘣乱响,好像随时都可能散架。

“把口张开,张开耳膜就不那么鼓胀了。”

这是周恩来轻松而亲切的声音。我狠狠吐出从胃翻上嘴里的腌臜物,掀眼帘望去,周恩来没事人一样,还笑呢。我笑不出来,张大了嘴巴喘气。我听到机身上砰砰乱响,接着是江青不安的声音:“冰雹,遇冰雹了。”

江青去重庆是为医治她的牙齿。在延安她捂着腮闹牙病,周恩来说:“到重庆去看看吧,我认识一个牙科专家,是给蒋介石看牙的医生。”就这样,江青和我们一同上了飞机。那位给蒋介石和江青看牙的医生的儿子,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

西安飞重庆也不过一小时,遭了这样的罪,那一小时就显得太漫长了。我感觉飞很久了,看看表还不到10分钟。这时间怎么停了步?

飞行组里一位大个子美军从驾驶室来到机舱,脸色很难看,好像比我们还负担重,走到周恩来和陆定一面前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也叽哩咕噜说英语,我们听不懂,只觉得那手势和神情都有些不妙。周恩来站起身,随大个子美军去了驾驶室,在那边还是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会英、法、德、日、俄五种外语,除俄语稍差些,另外4种语言当时讲得都很帅,这也是我常为共产党感到自豪的地方,蒋介石可没这两下子!

“何副官!”周恩来朝我招呼,“你过来。还有李秘书!”

我和李全德跌跌撞撞走过去。周恩来以很少使用的严厉声音命令:“机长说现在必须减轻载重,你们把那些可以丢掉的货物和行李都甩出去,注意文件箱和公文包,要保护好,别丢错了!”

显然,我们遇上严重的危险了。安全第一,人命要紧,没什么可犹豫的。大个子美军拉开舱门,寒风呼啸着冲进舱内,冲撞、扫荡、屠杀。两耳轰轰响成一片,听不见谁喊什么,反正动作要快,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就往外甩。扔光了美国人的东西再扔我们自己的东西。几箱子延安梨扔出去了,几捆羊皮筒子扔出去了,几匹延安纺的毛呢料扔出去了,手枪箱子、个人行李,连江青的行李皮箱也扔出去了,最后把为延安购药的一箱子20万元钞票也扔了!他妈的,那大个子美军眼睛转着还要找东西扔,再扔就该扔人了!

说实话,先扔美国人的东西,扔一件就像扔一个包袱似地轻松,轮到扔我们自己的东西,扔一件就像割去一块肉,带来的不是是锥心的痛楚。我们经济上多困难哪,一支香烟几个烟鬼轮着一人狠狠吸一口,现在这么多钱和财物大手大脚全扔了……

可是,也怪不得美国大兵还要找东西扔,这天气跟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毛病,你让一步他逼一步,你让多少步他就不放松地逼多少步。气温越来越低,机翼机身结满了冰,而且越积越厚,机翼的冰引起气流改变,升力骤减,连飞机的升降和转舵都难以操纵了。大个子美国兵再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又走到周恩来跟前,俯下身子一脸无奈地叽哩咕噜,还不时指点我们这些乘客作手势,那手势叫我直抽凉气,分明是要“扔人”了,扔几个来保住剩下的人!

周思来一脸严峻,眉宇间蹙起“山川”,终于点点头。于是,陆定一便立起身来,那是要宣布重大决定的神情。我当然不相信扔人,但美国大兵的手势绝对明确是朝舱门外扔人。他想扔谁?20年后也许人们会说先扔江青,那时扔谁也不可能扔她和杨眉两个女同志啊。不是首长的只有作家戈茅、秘书李全德、军事参谋童陆生和我这个副官……

“外面气候恶劣!”美国大兵说一句,陆定一大声翻译一句,“为了先生们的安全,请作好准备,背用降落伞,必要时就跳伞离机!”

原来是这么回事!美国大兵开始给我们发伞,边讲边示范:如何背伞,如何跳,如何拉伞,什么是错误的动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刚刚放松一点的神经,随着他讲一项要求又绷紧一步,到最后,无异“扔人”一样紧张了。谁跳过伞啊,跳出去伞张开张不开呀?探望舷窗外,秦岭一条条山脉像章鱼伸出的狰狞的爪子要攫住我们的飞机和每一个人……

邓发走到我身边,脸孔像秦岭那寒风中的岩石,一字一顿对我说:“小鬼,如果跳伞,你一定要好好紧跟周副主席,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首长放心!”我用力点点头。人就是这么怪,一旦想到责任,其他杂念便立刻烟消云散,那种庄严神圣又慷慨激昂的情绪便澎湃起来。

大个子美国兵站到了舱门那里,等候机长命令,随时准备拉开舱门招呼我们跳。因为这种飞机还没有跳伞的自动开伞装置。他没有背伞,机组人员都没背伞,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条令对运客飞机机组人员的规定,是为了替每一名乘客负责任。望着他那严肃待命的表情,我心里忽然一热,产生了好感和敬意,这真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富有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的好兵啊!

震耳的马达声中,我忽然听到一阵隐隐的呜咽声,像蚊虫似地微弱。寻声找去,原来是小杨眉。她坐在江青身边,伏身嘤嘤轻泣。我正要过去,周恩来已经先一步过去,坐在了杨眉另一边,轻轻抚慰她:“杨眉,不哭,不要怕……”

“周伯伯。”小杨眉抽泣着,“我,我没有伞包……”

真是忙中出错,竟忘了这个小人儿。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解下身上的伞包,给杨眉背好,一边安慰着:“勇敢点,杨眉,学习你爸爸,什么都不要怕!”

这个情节后来传扬出去,成为尽人皆知的周恩来让伞的佳话,并且被编入学生的语文课本。

周思来在危难时刻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确实使机上每个人都深深受了震动和感动。我马上解下身上的伞包,走过去递给周恩来。当我们互相坚持让给对方背时,大个子美国兵又找出一个伞包给了我,并且伸出大拇指朝我们叽哩咕噜一番。

飞机还在颠簸飘摇,终于,机长的命令传下来,情况严峻,无法过秦岭,只能返回西安。

周恩来尊重他们坚持科学的态度,同意返航西安。

飞机在西安机场着陆停稳后,我那颗悬着的心才从喉咙落回到胸腔里。下飞机一看,好家伙,机身晶明透亮一层厚冰,在阳光下咔咔地响着裂开,大块小块往下掉。

“中午在鸿宾楼请客,”周思来大声说:“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些美军人员,他们的态度和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美军人员对周恩来如此厚待他们,高兴不已。席间,美国大兵说:“今天能大难不死,这是上帝保佑你周将军。”周恩来笑着说:“不是靠上帝,是靠你们美国军人高超的技术和艰苦顽强的努力。”美国大兵听了都鼓了掌,兴奋不已。当局思来表示一定要赶去重庆,下午还要冒险一飞时,机长马上同意了,并且很有信心地说,有经验了,下午先升到5000米以上,避开结冰的气温层,然后再飞越秦岭。

饭菜鲜美,美国大兵个个吃得红光满面。我们这些上天就吐的人却敢看不敢吃,都吐怕了。

午后2点,我们带着希望、信心,也带着紧张和风险又登上了那架美国运输机。

飞机扶摇直上,重新笼罩我们的又是冷。奇冷、酷冷,比上午还冷,我过雪山也没觉这么冷,这辈子再没遇过那么冷!周恩来脸色灰白,胸脯起伏着,我们也都强烈地感到胸闷气短,拼命作大呼吸。登机前机长就提醒,这一次飞得高,会缺氧,现在我们尝到了缺氧的滋味,我脑子里不时闪出离了水的鱼儿拼命煽动两腮,嘴巴翕动不已……

周恩来忽然起身,头重脚轻地走到驾驶舱,请大个子美军拿来飞行员自备的氧气。若不是忍耐到极限,周恩来不会这样做……

可是,我错了。周恩来没有吸氧,他喘息着说:“何副官,你给江青吸吸氧。”

周恩来对江青的关心是格外的。午饭时,我和李秘书向他检查,不该匆忙间扔掉20万元钱,周恩来并没责怪我们,却吩咐办事处周子健处长赶紧替江青买些生活必备品带上,以免到了重庆临时受窘,生活不方便。

现在,他自己忍受着缺氧的折磨,却首先关心江青缺氧,显出不支,由我和大个子美军帮她戴上氧气罩吸氧。

江青大口大口地吸着,苍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她感觉好一些,便拿下来给她心爱的小杨眉吸。

说实话,江青是真喜欢天生丽质,无比聪俊的小杨眉,时时惦着她,关心她,跟她聊天,见她冷就搂紧她,用体温温暖她,那种爱时时可以从一瞥目光或一声轻唤中感受到的。然而,她什么都可以关心照顾到小杨眉,唯独到了最紧迫关头作不到把自己的伞让给小杨眉,只会焦急地喊:“哎呀,小杨眉还没有伞呢,快,快,小杨眉还没有伞呢!”

周恩来平时没有江青那么表现出对杨眉无时无刻不在的关心,但他最后让出了自己的伞。小杨眉一定是明白这里分量的差别吧?她接过氧气不肯吸,一定坚持要周恩来吸。她依向周恩来举着氧气罩向他鼻子上送:

“周伯伯,你吸,你吸呀……”小杨眉哭了,“你不吸,我决不吸一口……”

周恩来眼圈湿了,我们在场的人眼圈都湿了。

由于飞机绕道成都加油,所以傍晚时节才到达重庆上空。重、庆四季多雾,冬春尤其大雾不断,人称“雾都”。

飞机开始下降,大个子美军来到机舱比划手势叫我们系好安全带。窗外云雾如翳,舱内一片昏暗,有夜色的感觉。飞机降得很快,我们的心也跟着下坠,下坠,因为始终不曾钻出云雾,而飞机放起落架的声音已经听到。我们虽然不懂飞行,可也懂得,钻不出云雾,飞机不可能降在跑道上……

蓦地,那颗下坠的心向上一跳,飞机吼叫着又直向上空钻去,显然,第一次降落失败了。

无线电里不时传出陆空对话声,周恩来以其事必躬亲的一贯作风走去驾驶舱,我本能地跟过去。

机长说明云雾太大,而且低垂,找不到机场。而机场塔台也不同意降落,说天气恶劣,要求飞机返回成都。

“你们要沉着冷静,”周恩来没有讲英语,由陆定一翻译他的话,“一定要做到安全着陆。”

美国驾驶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种自信心,简直可以说是自负,好像任何怀疑都是对其荣誉的伤害。

机长说:“只要能判明地面一两个目标,我就能安全降下去!我飞过多次重庆,这个机场三面环山,一面丘陵,条件是差,可我有经验和技术。”

飞机再次下降,穿云作低空飞行。钻云雾真是一种阴森森入地狱的感觉,飞机下降下降,没完没了地下降,好几次我都以为要撞山或栽进地里去了,但始终没听到那轰然的截止声,倒是又听见发动机一声怒吼,飞机再次朝天上骤升,一个劲地升上去。

塔台通过无线电命令飞机返回成都降落,机长大声说:“那样就会发生燃料不足的问题!”

周思来转身望住舱内,目光依次扫过每个人面孔。我们都无法掩饰那种懊悔的心情。早知落不下去,实在不该作这次冒风险的飞行。

“镇定。”周恩来轻轻说一声,忽然笑了,那是使人忘记外面危险的微微一笑:“我们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了能最后签订政治协议才掐着日子回延安,又掐着日子赶来重庆,冒点风险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

天黑得很快,机舱里亮起两只昏黄的灯泡。美军驾驶员在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第三次下降,争取在天黑前能落下去。

周恩来又钻进了驾驶室,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飞机的前方,其实也是下方。在一阵难熬的下降飞行之后,左前方忽然闪现一个隐约的目标。

“那里!”周恩来手指目标叫一声。

美军驾驶员的目光一瞟,已经拉起机头,将飞机重新升上天空,并朝周恩来举起拇指作个有力的赞赏表示。这些美国大兵确实技术厉害,眼前就晃了一下隐约的目标,外人根本不知那是什么东西,是山是楼是塔台?他们已经信心十足地一推驾驶杆,迅猛地进入第四次迫降。

下降、下降……崩!所有人一震,还没完全明白过来,飞机已经变成水平运动。经验马上告诉我,这是在地上滑行!由于东西全扔了,飞机没滑行多远便停稳。我们欢呼着差点跳起来。下飞机一看,乖乖,差不到5米就冲出跑道了。原来飞机是在跑道中段才触地,要不是负荷轻,真不知又要出什么危险呢。

周恩来带着我们全体乘客去向美军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同他们一一握手。大难不死,这些美国大兵的神情永久地留在了我记忆中。那位机长立正敬礼,然后握手,然后将一只手朝天上伸去:“周将军是伟大的人物,上帝总是保佑您的。”那个接触最多的大个子美军还挺严肃认真地点点头:“能为周将军服务我感到荣幸。”

最近我常想,这些美国大兵还有在世的吗?如果他们知道周恩来以后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所受到的广泛尊重和爱戴,他们一定会为这次“服务”更感荣幸的吧……

我讲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柬埔寨,真是说险不险,说不险比哪次都惊吓人,所台风险比哪次都大。

那是1960年,我跟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当时我的职务已经从总理副官改为机要秘书。

在越南访问时,就传来柬埔寨国王去世的消息。柬埔寨是我们出访的国家之一,周总理一得到消息,马上叫我发电致哀。到了印度,周总理又叫我们每人买了一套白色西服,去柬埔寨时穿。

我不理解:“总理,为什么穿白色西服去柬埔寨?”

周恩来说:“穿白色西装,到柬埔寨也算我们的悼念。”

我说:“国王死了,我们是外宾,还给他穿孝服呀?”

周恩来指点我说:“何秘书,这个道理也需要我讲吗?人家国王逝世,是国丧期;从礼节上,从理解上,我们都应该这么做。去吊丧是我们出访柬埔寨的重要内容之一,你告诉大家,这个思想一定要明确。”

到达柬埔寨时,我们清一色白色西装,友好而肃穆地走下飞机。西哈努克亲王见了,大受感动。这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柬埔寨,与西哈努克亲王立刻建立起了很深的私人友谊。

周恩来要和代表团一起住旅馆,西哈努克亲王不答应,坚持要周恩来住王宫。总理早就给我们出访定下了规矩,重要的一条就是“客随主便”。

客随主便,周思来被西哈努克接入王宫。当时王后还在,周恩来同西哈努克都住在了王宫里。

王宫不大,还不如我们北京的官园大;房子不大也不多,我和总理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没地方休息,只能轮流进地下室去休息。不过,王宫的花园不小,非常漂亮,体现了真正大自然的美。

客随主便,西哈努克安排周总理参观柬埔寨的医院,电台,这都是我们援建的。西哈努克亲自担任讲解。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强烈地感受到这位新国王很聪明,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言谈文雅礼貌,风度翩翩。柬埔寨的华侨非常爱国,周总理每次外出,华侨们都全体出动,在马路两边和公共场所自动形成纠察线进行保护。因为当时柬埔寨不太平,南越人经常搞偷袭,每次外出公开活动都包含有一定危险性。西哈努克对于华侨们的表现满意又自豪,两眼朝周恩来一闪一闪地望着,说:“这是柬埔寨的华侨,他们爱第一祖国,中国;也爱第二祖国,柬埔寨。”

这天晚上看过演出,陈毅外长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咱们明天可得分开活动了。我去吴哥窟,纯是游玩,你和西哈努克参观白马,可是重头。”

第二天,周恩来与陈毅便分开活动了。这一切都是客随主便,听西哈努克亲王安排。陈毅先走了。陈毅走后,西哈努克才请总理出发。我们当时谁也没料到这是西哈努克早已心中想好的一步棋。

简易机场上停有两架小飞机,螺旋桨式的小飞机。西哈努克陪周恩来上了第一架飞机。这是西哈努克的飞机,里面装饰过,很漂亮,但是很小,坐不多人。西哈努克带了个警卫,周恩来只带了法文翻译齐宗华,我们都没上去,主人安排我们上第二架。

上飞机前,只遵循客随主便的原则,也没多问,都以为去白马参观。西哈努克一上飞机,形势全变了。他突然赶开飞机驾驶员,说:“今天我亲自给周总理开飞机。”

我的天哪,西哈努克要开飞机?而且是载着我们的国家的总理周思来!西哈努克当时还很年轻,完全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们的总理可是62岁的老人了。西哈努克如果60岁,他决不会这么冲,这么冒失,他的这个举动充满了青年人所特有的血性、锐气和热情,但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带来的可是承受不起的压迫力。我承认西哈努克聪明,聊起天来,天文地理,鸡毛蒜皮,什么都懂一些;他还会作诗,会作曲,会唱,会表演,他会开汽车,但说啥也没想到他还会开飞机。这毕竟是1960年啊,一国元首开飞机我实在是第一次听说,并且马上要见识……

陈毅元帅要是在就好了,他一定会巧妙地谢绝阻止。可他已被聪明的西哈努克先打发走了,剩我们这些人,事前不知道,事发也没法劝,这种场合可是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只能看周总理自己的态度了。而总理的态度,不看也知道,肯定是客随主便。

果然,总理只是微笑点头,毫无担忧和拒绝的表示。然而事情还没完,西哈努克坐上了驾驶位,又发话了。

“总理,咱们今天不去白马了。”他回头望住周恩来,“咱们今天去××岛,到那里视察一下。”

这个岛名我现在记不准确了,当时所受惊吓太大。因为那个岛就在南越的边边上。这个岛本来是属于柬埔寨的,南越反动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搞霸权,争这个岛,说应该归南越,所以经常派武装部队去骚扰。那岛子是兵家所争之地,已经充满危险性,偏又听说还有土匪,更是险上加险。西哈努克现在就要开飞机去闯那个岛。

今天讲起来,我不能不佩服西哈努克那种勇敢无畏的闯劲,他虽然出身高贵,从小生活优越,但在为民族和国家的奋斗中,确实不乏献身精神。在当时,我却实在认为他是年轻人的冒失,并且也明白他的用意:你南越不是有美国人支持吗?我有中国朋友!现在中国的总理陪我一道来视察岛子了,这就是承认并支持柬埔寨对这个岛屿所拥有的主权。

客随主便,飞机起飞了。虽然距离很近,飞行时间不长,我却汗透两层衣。想想刚访问过的尼泊尔,比亨德拉国王叫周恩来坐他的飞机,起飞后就发生故障,飞机差点坠毁。那次周恩来、陈毅都在飞机上,警卫人员基本没上去,也是这种小飞机,我在场,急得我心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那场惊吓的后遗症还没消失,现在又乘上了这种小飞机,我一个劲地从窗子朝外扫视,就怕前面的飞机出事。我相信,老国王要是不去世,决不会发生这种事。

始终没有望见总理的飞机。舱里不知谁喃喃,美国和南越的飞机常窜过来……

我的心咯噔一下,忙又朝窗外望,这次可就怕发现飞机了,要是南越飞来几架战斗机,那可成大事呢。我还记得1956年11月那次,周恩来与贺龙从河内飞金边,航线恰好要从美国控制的南越和泰国的空军基地间穿过,那里仗打得正凶,周恩来却说:“不管危险多大,一定要飞过去,人家在等着我们呢,不能第一次打交道就失信,我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那次周恩来亲自参加飞越的研究会,设想各种应付方案。飞越险区时,无线电里一直响着美军基地的陆空对话声,周恩来和贺龙却一路谈笑风生,使我多次想起草船借箭里的诸葛亮,想起当年跟随周恩来参观武侯祠……

那次低空飞行,平安过了战火激烈的险区。我还跟总理穿越过美国和蒋介石封锁的台湾海峡,虽然都过来了,却每次都压力大得减寿。以一国总理之尊,屡次冒这样大的风险,值得吗?

谢天谢地,飞机终于着陆了。我不等出舱便看到了西哈努克驾驶的那架飞机,长长舒口气:这个年轻国王还真有那么两下子。

下飞机时,突然听到叭叭一串清脆声响,实在是跟随总理多年,年年都遇有险情,稍有情况便联系起一堆经验之想。我马上想到了劳山遇险那一次,曾错把枪声当成鞭子声……

土匪!这是生出的第一个念头。刹那间的紧张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紧冲两步,发现周恩来一脸平静轻松的微笑,完全是游览名胜的悠闲自在的神情。有人在喊:

“中国的总理来了!”

“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视察!”

我稍松一口气,到底没弄清那声响是枪声还是鞭炮还是甩鞭子声?总之岛上的人一听说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到了,都表现出热烈、激动和友好。我能鲜明地感到中国的国威,感到周恩来的赫赫英名就是在这荒僻小岛也尽人皆知,并且民皆仰之。特别是华侨,那激昂热烈的情绪使我坚信,真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发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代表祖国出访的周恩来总理。

那一趟视察,无论风景多美,异国情调多么迷人,我始终不曾有丝毫的轻松可言。直到回了金边,那汗还没有出完。一到王宫,我就抱怨:“总理,这可太危险,太不象话了。”

周恩来淡淡一笑:“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不该这样说。人家是国王,是元首,你们不能把总理考虑到国王、元首之上。”他眨了一下眼,目光变得深沉。“你们替我担心着急,一方面是负有责任,另方面是不是有大国思想?不要把大国的总理考虑在小国的元首之上。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在国际关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不但要这样说,更要这样想,这样做。”

陈毅元帅来了。他显然听说了这件事,那坦荡的性情再配上个大嗓门,一见总理便嚷起来:“不行,我得去找西哈努克亲王说说,这还得了,这么大的事……”

他被周恩来一个严厉的手势止住了,怔怔地望着周恩来。

“国王、元首给你总理开飞机,你说什么?你再高有人家元首高?”

“可也得打个招呼哟。”

“人家国王也去了嘛,我们要支持,那岛子本来就是人家的么。”

陈毅同西哈努克的友谊是很深的,私人交往也密切,很有感情,所以说话没那么多顾忌:“唉,他是够勇敢够敢闯的,又开飞机,又拉了中国总理去岛子上向南越示威……”

周恩来笑了:“人家元首开飞机,我能拒绝吗?越是小国家,我们越是要尊重,决不能损伤小国的自尊心。我们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大国小国一个样,穷国富国一个样。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也不能嫌贫爱富啊,何况是国家之间。”

陈毅连连点头,不再提这件事,转而介绍他参观的吴哥窟。周思来也并没把这次冒险当回事,在他的经历中,这也确实算不得什么“险”。他只是遗憾没看到吴哥窟:“唉,未能一睹为快啊,可惜!””

不同于枪弹下的幸免于难,也不同于空中的遇险,周恩来还曾多次在大的政治较量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凭着大智大勇,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转危为安。那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堪称千古一绝。

1931年4月下旬,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段灰暗的日子。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中央代表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谁能想到这2人变成两股祸水?张国焘到了那里后,利用“肃反”将开辟鄂豫皖根据地的优秀红军将领几乎杀光,其黑暗和残酷程度在60年后的今天都不宜全部披露,最后发展到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地步。对于张国焘的罪恶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无须多讲。这个护送张国焘的顾顺章还可以再谈谈。他虽然危害时间极短暂,却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堪称创造了一项中共党史之最。

顾顺章原是个上海工人,参加共产党后,到这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领导中央特科工作,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熟知中共中央机关和多数中央领导人的住址,掌握党的大量重要机密,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护送张国焘走后,在武汉被捕,很快叛变,并且向国民党当局献计献策,想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在这一危急时刻,首先立大功的是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他获悉情报,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

要在极短时间里,要在敌人统治下,迅速完成大规模的疏散隐蔽任务,其艰巨性,危险性在白区工作中都是罕见的。中央将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委托给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位同志全权处理。周恩来一分一秒不放松,与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同志协助下,销毁大量机密文件,疏散所有党的负责人和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捕的干部;切断叛徒在上海可能利用的所有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赶在敌人行动之前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

周恩来在重大关头所表现的这种惊人的静气,他在危难时刻所显示的钢铁意志,周密准确地估量形势,果断正确地采取行动,在以后重大政治斗争中多次再现。比如长征途中张国焘准备加害中央之际;比如加纳发生谋刺总统事件后,他如期访问加纳给予支持;比如尽人皆知的“9.13”事件中。

邓颖超曾对我们讲述她与周恩来在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明周恩来每临大事有静气,沉着、机智、果敢的品格。

1928年,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颖超列席会议,两人在五月初一道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

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吃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当时山东济南刚发生日本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所以又称“五三惨案”。报纸上几乎全是报道这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买许多报纸,引起日方侦察员注意,轮船停靠大连码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准备下船,面前出现了3名穿警服的日本人,也不讲话,目光灼灼盯紧周恩来,就那么沉默着挡住去路。

人心中但凡有隐秘,最惊的莫过于这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和沉默,许多极富经验的斗士也难免栽在沉默中。周恩来却表现出超人的静气,显出一种惊讶、不解和不满的神情,皱起眉头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事吗?”

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官没有诈出破绽,便冷冷而又突然地问出一声:“你的,什么的干活?”

“做古玩生意。”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应上一句。虽然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小受家庭熏陶,关于古玩的知识却不少,完全可以周旋下去。

“你买那么多报纸干什么?”又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

“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消遣。”

“你要去哪儿?”

“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望舅舅。”

3个敌人交换一下目光,指住周恩来:“你的,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周恩来不耐烦地又皱起眉头。

“水上警察厅。”

“我跟你们一起去。”邓颖超不放心。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发火地瞪一眼邓颖超,那神情态度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周恩来转望住3名警官:“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

3名警官怔了怔。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里所显示的自信确实具有震撼力,3名警官顿时有些泄气,心劲明显减弱,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邓颖超住下,然后才带周恩来走。

在水上警察厅,他们拿出记录的纸笔,例行公事地问一遍姓名、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情况,然后吸燃香烟,这是正式交锋的前奏。

周恩来始终是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就是没有一点惶恐不安,连目光都不颤一下。

“你舅舅姓什么?”敌人冷不防问。

“姓周。”

“叫什么?”

“曼青。”

“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这几句问答行云流水,一气完毕,又快捷又干脆。

可是,主审官嘴角流出了得意的略含讥嘲的冷笑:“你大概忘了你姓什么?”

“姓王。开始我说过。”

敌人口气陡转,又凶又急:“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

这次轮到周恩来笑了。他的笑中含着苦涩也含着讥嘲,那是“秀才遇见兵”的神情:“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叔叔和我姓氏一致,舅舅可不一致,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敌人有些尴尬,嘴唇张了张,不甘心地站起身,逼视着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

周恩来表情的变化是那么自然而适度,始而惊讶,继而苦笑,伸出两只手:“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几个警察都去看那双手,那是一双写字的手。

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思来,叫:“周恩来!”

周恩来茫然地皱起眉头,既没应声也无脸红,被喊愣了一般。

“你就是周恩来。”敌人肯定地再说一句。

周恩来脑子马上闪出上海登船后,餐厅里遇到的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天津口音,是商人。很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的……

然而,近10年过去了。周恩来抚下满腮的胡子,笑着摇起头:“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姓王,淮安人,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

主审官张了张嘴,没有答出来。他重新坐下,拿过记录,将问过的话再重新问一遍。周恩来对答如流,与记录上一字不错。他那非凡的记忆力确实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于是,敌人终于缓下态度:“对不起,误会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周恩来却不忙于走。他是在日本人的势力下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很容易。

“唉呀,耽误快两小时了。”周恩来看看表,认真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敌人再次面面相觑,终于点点头:“可以。”

“辛苦你们了。”周恩来将钱递上,“我在旅馆等票。”

至此,周恩来才不慌不忙走出警察厅。回到旅馆,他仍是那么从容不迫,喝水休息,只是喝水时低低交待一句:“把接头证件销毁。”

邓颖超若无其事地上厕所去了。很快,厕所传出了冲马桶的声音。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

这一段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八小时以外》等杂志登过文章。邓大姐曾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周恩来在北戴河讲过这件事,邓大姐也对我们讲过。她说:“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恩来也跟我详细讲了他在警察厅同敌人斗智的情况。”

周恩来与酒

周恩来能喝酒;为了工作平时不喝酒,为了工作也可以连续喝下大量的酒;他喝酒有节制,偶尔也有失去节制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喝酒的故事太多了,充满迷人的魅力,要是一件件讲详细,一本书也写不完。不过,他喝酒的故事大多都是与“茅台”联系在一起。自从红军长征路经贵州,攻占了茅台镇,“那里的酒全喝光了”以后,周恩来就与茅台结下不解之缘。我常听人们讲笑话:“其实五粮液酒的质量早已超过茅台,但仍然没法跟茅台比。因为红军没有喝五粮液,因为总理喜欢喝茅台。差了这么两条,五粮液永远也赶不上茅台。”

笑话终归是笑话。不过,茅台名震全球,确确实实与我们的总理分不开。长征经过茅台镇,总理用超过1两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这是他亲口所讲,也为我后来目睹的事实所验证。

那么,就从总理的酒量谈起吧。

1940年我到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一路上的国民党军官,包括那些司令长官,军长师长,见了周恩来莫不毕恭毕敬。因为大多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都曾是周恩来的学生;学生见了老师摆酒洗尘是免不了的。那一路我就发现他酒量很大,没有一个学生能比。但到底酒量有多大?我心里没底。够我醉3次的酒,他一次喝完没有任何失常。一定要找点对酒的反应,那就是变得更精神更风采更机敏。我心里给他算计:能喝一斤?至少8两吧……

显然我是低估了。

第一次开眼界是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到达后,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宴会。谈判开始了,喝酒也开始了。从国民党及其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宴请几乎没断。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主席敬酒。那段时间周恩来陪伴毛泽东真是形影不离,就是怕人谋害毛泽东。宴会上也不例外,他总是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他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他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哎哎,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

看着周恩来代替毛泽东一杯又一杯地喝干酒,把一圈又一圈的敬酒人挡回去,不知为什么,我眼圈忽然湿了。

跟随周恩来5年多,看他出席酒会,听他论酒,我也多少有了一些关于酒和喝酒的知识。

他讲,喝酒有人上脸,有人不上脸;上脸的未必不能喝,不上脸的未必就能喝。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眼睛发亮有神,这样的人其实很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红润,甚至是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周恩来就是这种类型。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本来亮晶晶的眼睛变黯淡,明锐的光波被一种涣散的淡漠所替代,这样的人就真不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发紫发暗,缺少光彩。眼神聚起又散,时聚时散,他喝酒就不成享受而成受罪。毛泽东大约就是这种类型,所以喝酒从不过3杯,以免失态。不上脸的人其实不存在,那只是相对而言。确实不上脸的人确实能喝,这种“不上脸”表现得容光焕发,只是那淡淡一层红晕或因皮厚肉重,或因肤色黑浓而不显眼罢了。比如许世友就属于这一类型。看似不上脸,其实变白变灰或变青的人,那是真不能喝,所谓不上脸是由于这3种颜色的变比不易察觉。比如贺老总年岁大以后,脸不变色总理也不让劝他酒喝。

同一个人酒量也无法明确界定。因为还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睡眠状况,下酒菜的质量以及喝酒时的心情气氛有关。比如睡好觉能喝一斤白酒,那么失眠或连续不得休息就可能降成半斤的量。比如吃牛羊肉能喝一斤,吃猪肉可能变9两,吃鱼肉剩8两,吃青菜也许6两,空肚子喝3两准晕。比如两天没喝酒,开怀畅饮可以喝一斤,这样的人如果中午喝了晚上接着喝,头天喝了第二天又喝,那酒量就会大打折扣。另外,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杯醉”也是不无道理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喝酒时,不利条件几乎全占了。他严重睡眠不足,体质明显下降。毛泽东本人就是精力过人,睡眠极少。他醒着时,周恩来从没睡过,要讨论处理繁重的工作;毛泽东休息了,他也不能休息,又继续开会,听汇报,检查和布置第二天工作。每次宴会他来不及吃一口菜,第一轮敬酒便开始了。往往是几杯酒、甚至十几杯酒落肚,才能匆匆夹几筷子菜吃。而那新一轮的敬酒已经又开始了……

与民主党派喝酒稍好些,与国民党喝酒简直是又一场战斗。像张治中将军这样的是真心敬毛泽东,但那些来自cc系和军统系的人物便不能不让人格外提心。各色人物混杂,有些人的背景和面貌就不明,其中不少是“南征北战”酒场上杀出来的,又能喝酒又会劝酒,特别是两杯酒下肚后,真心的和假意的便都热烈起来,笑语鼎沸,都是感人话:

“毛先生,这次重开谈判比前一阶段顺利许多,祝我们早日达成协议。干杯,干杯。”

“恩来兄,毛先生的酒你代替了,还有你自己的呢?要干两杯,两杯……”

“周先生,兄弟是代表市党部,国共合作么,要一视同仁。第一杯是代毛先生,这第二杯才是你的……”

参加宴会者,称兄道弟多,也有称先生或称“周公”的,由于周恩来挡在毛泽东前,很快就成了焦点,敬酒不如说进攻,海潮一样一波退下,一波又推涌而来,那场酒真是喝得“轰轰烈烈”,到后来已经变成惊心动魄。那是谈判陷于僵局之后,终于在坚持和妥协之间,周恩来找到了突破点。国民党既为共产党作出的巨大让步而窃喜,又为一时攻不破共产党的主要阵地而恼火不安,各种情绪都带到了酒宴上。看着那场面,不能不让人想到海景:大海威猛地耸起长列的浪脊,汹涌奔来,呼啸之声仿佛要吞没一切。它轰然巨响地撞在壁立的岩石上,立刻变得粉碎,带着沉重无奈的叹息声退落下去。然而,新的长列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又翻卷而出,继续朝着那巍然屹立的岩壁汹涌迫去,发出令人颤栗的喧啸声……

周恩来始终不倒地挡在毛泽东前面,迎着那浪潮一杯接一杯往下干。他的脸上红光流溢,两眼亮得出奇,威武的两道眉毛稍稍上扬,更显出神采飞扬:“我提个建议,我们不要继续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我们应该平等地进行。现在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将目光扫过全场,微笑点头:“先喝为敬啊。”

周思来连干三杯。仍然红光流溢,仍然神采飞扬,仍然彬彬有礼,就那么微笑着又举起杯,用他那如绍兴黄酒一样温和醇香的嗓音说:“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

他又连干三杯!

会场陡然静下来,久久卷不起浪头,只有周恩来温和文雅的声音:“我们不是赌酒,是为友谊干杯。不强人所难。能喝的就请先干三杯,然后继续来。”

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站起来了,纷纷支持道:“恩来兄讲的对,不要打乱仗。”“谁能喝就单站出来敬,不要取巧耍滑……”

有几个连干三杯酒,但没一个再敢站出来单独挑战。有个背照相机的记者对我们说:“唉,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回红岩办事处时,我鲜明地闻出,周恩来呼出的气都充满酒香。我心疼地小声问:“周副主席,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

“我怕酒里有人作手脚,放毒……”他只耳语一般地喃喃了一声。

那次酒后,周恩来又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常想,像他那样连续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质下降,又空腹地连续大量地喝酒,甚至一次喝几十杯白酒仍然不醉不倒,支撑他的只剩了心情和气氛。面对围攻的气氛,保护毛主席的心情,使他激昂,使他振奋,酒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

给我印象深的,能够显示他酒量的还有一次发生在云南,是完全不同于重庆那次的气氛和心情下,轰轰烈烈地喝了一场大酒。

记得那是亚非会议结束以后,我们跟随总理乘飞机从万隆回到昆明。云南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为了庆祝万隆会议圆满成功,举行宴会招待总理和代表团。

那天晚上,省委、人委、军区,几个系统的领导干部轮番向总理敬酒,这是出于敬爱、欢迎和感到无比荣幸的敬酒,总理不愿扫大家的兴,更不愿让敬酒者尴尬,尽量满足每个人。无论熟与不熟,职务高或低,他都满足了每个人的愿望。当他频频与敬酒者碰杯干杯时,我就联想到他与群众握手的场面。周恩来无论见哪方面的干部群众,都一定满足大家握手的愿望,与前排的握完手,也不忘中排后排,有手伸过来就一定要握。有次他手破了,很痛,加之右臂曾经骨折,活动受限,我们劝他不要握手了。但他拿掉手上的药布,站在门口,坚持和被接见的280多名代表一一握手告别!

现在,他喝酒就像握手一样热情周到,不拒绝敬酒,还主动向同志们敬酒,越是职务低,越是一般工作人员,他越不忘敬酒。

应该说,云南省党、政、军干部都喝得实实在在,绝没谁取巧耍滑,即便不能喝酒的也大口干杯,用他们醉后讲的话说:“跟总理喝酒,醉了也值,醉了也高兴。”

说实话,那次喝酒仍属总理喝得最多,甚至多很多。但是,云南干部喝醉许多,总理却一点没醉,仍然是我所熟悉的那样: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交谈;上下5千年,纵横lO万里,那渊博的知识和机敏的思想谈吐,倾倒了所有在场的人。

不过,所有这种宴会场合,只能说个总理很能喝,确实酒量大,却很难真正说清到底喝了多少?

工作中,总理最讨厌“大概”、“可能”、“估计”一类笼统话;他格外注重数字,为了准确。这点后面要谈及。那么,总理喝酒我也不能总讲笼统场面上的话。我可以举两次“赌酒”的例子。这是“单个教练”,可以准确说出喝了多少酒。

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有天晚上总理从主席那里出来,吩咐说:“到尚奎同志家去,他和水静请我吃饭呢。”

提起杨尚奎和他的夫人水静,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因为杨尚奎是老革命了,当年在中央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建国后任江西省委书记,中央在庐山开会时,他和夫人水静总要尽地主之谊。水静那时年轻潇洒,待人热情,给大家印象很好,还曾帮助一组卫士找对象,一时传为佳话。

她给大家印象深,还有个重要原因是酒量大。由于江西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每年拨出十几亿斤粮支援各地,到1961年秋,江西生产形势和经济恢复都比较好,所以总理显得很高兴,路上兴致勃勃问一句:“都说水静酒量很大?”

我说:“好象听人讲过。女同志不喝则已,只要是敢喝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总理笑着点头,神情蹊跷:“她把我的部长灌醉了呢。”

“谁?”

“廖鲁言。”

“真的?”我吃惊地睁大眼,“哎呀,那总理可要小心点。”

总理能喝酒。国务院能喝酒的不少。张彦、乔冠华他们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每逢有喜庆日子,常站起来就坐不回去,互相碰杯,敬酒劝酒,兴致极高。常有喝醉的时候喝醉的人;醉后话多,出过不少洋相。

总理最喜欢和陈毅、乔冠华一道喝,有这两个人,气氛就热烈,就愉快。这两个人放得开,但是不粗俗;酒兴大发也不会讲出低级趣味,必是山南海北,天地文章;诗词歌赋,妙语如珠。

所以,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

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爱。我曾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但分寸把握的好,决不伤大雅,这是可以给总理带来很大愉快的。毕竟总理也愿意过上一般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在西北14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接不住那活跃性子,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乔冠华像个中学生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那动作是模仿欢迎群众,又露几分夸张的滑稽:

“热烈欢迎周总理!”

“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

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就噗嗤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学生时的生活,忆起了青年时的活跃、嬉戏、自由自在。

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止地乐,指点着乔冠华说:“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

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

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在我的印象中,只要周恩来、陈毅、乔冠华3个人到了一起,准喝得厉害。你敬他,他攻我,我劝你,各有一套办法。酒桌上的其他人被他们一带动,再拘束的人也会放开了,气氛准好。何况,总理、陈毅、乔冠华3个人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有闹酒的“物质基础”。

不过,真论酒量,还数不到一斤量的陈毅和乔冠华。首长里很有一些“大喝”。比如地方干部中,有名的是“南京四大喝”。这“四大喝”中又以许世友声名最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喝酒主要不是能喝不能喝,而是敢喝不敢喝。会喝的都伯敢喝的,敢喝就是敢玩命。许世友一生传奇,7次参加敢死队,9次负重伤,那股二杆子劲若是上来,玩命跟你拼起来,后果足堪忧,所以没人敢撄其锋锐。

国务院这边要讲“大喝”,廖鲁言可以说最负盛名。据说一次散席,桌上剩半瓶汾酒,他拿起来灌汽水一样喝掉了,淡淡说一句:“别浪费了。”

可是,就这位国务院最能喝的部长,竞被一个文秀洒脱的水静给灌醉了。看来国务院的最高领导现在是要向她讨回这个“公道”。

“水静,我迟到了。”总理笑着点头致歉。

迎出门口的水静也带着歉意说:“总理,真对不起呢,小平、富春他们等你很久,后来听说主席找你,知道一下来不了,他们就先吃了……”

“这就对了嘛,不要等。”总理反而轻松一些,他就是担心叫其他客人久等。

“他们吃完就走了,尚奎也陪他们去了。”水静仍然歉意难消:“尚奎叫我在家等你,他再三关照,说总理重诺守信,说了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我答应了的就会来的。”总理随水静进了餐厅。

记得那次吃饭时间不长,不到一小时总理就出来了,说去跳舞。我闻到了酒味,不放心问:“水静很能喝?”

“嗯,”总理点点头,“名不虚传。”

我问水静是否能喝,是为了测测总理喝了多少,以便把握是否适合跳舞?总理只说“名不虚传”,没讲喝多少。见他步履稳健,还像平时一样轻快似阵风,我就放下心,没再多问。30年后看到水静写的文章,才知道那天总理喝了整一斤茅台酒。

据水静著文回忆,那天总理坐下就问:“还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水静说,“总理,我给你留了菜。”

“那就不客气了,”总理把手放在餐桌上,“我就吃吧。”

水静回忆说,是她亲自为总理收拾桌面,摆上饭菜。都是江西特色,总体上是以尚奎同志的家乡兴国县的“四星望月”为主,这个雅称还是主席在兴国搞调查时给取的哩。那个“月”是米粉蒸肉,那四颗“星”是四碟小菜,无非辣椒、青菜、豆腐之类。

总理没有动筷子就问:“有茅台吗,水静?”

“有。”水静取来一瓶茅台。

“还有吗?”周恩来含笑扬扬下颏,“有就再拿一瓶来。”

“有。”水静忙再拿出一瓶,怔怔地望住总理,不明所以。

“好了,水静。”周恩来指指桌边,“来,你也吃一点。”

“总理,我刚吃过了……”

“吃过了就随便吃一点么。”总理继续指点桌边。

水静忽有所悟。既然是请客,哪有让客人独酌独饮的道理?咳,起码的礼节都忘了。尚奎不在家,作为女主人理应作陪。于是,水静忙招呼服务人员再取一套餐具,坐在桌边。

总理将一瓶茅台推向水静,平常口气平淡声调:“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俩一人一瓶,怎么样?”

这才是常里识英奇,淡中见豪侠,水静忙不迭摆手:“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喝吧喝吧。”总理心中有数,知道豪饮的人说谦虚话只是随口而不会随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总理吃一口粉蒸肉,说:“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其中以兴国的最具特色。”说着嚼着,已然斟满一杯酒,对水静一举:“感谢你和尚奎为我准备了如此佳看,干!”

会喝的人客气只是嘴头上,见总理斟酒水静也为自己斟满杯。随着总理一声“干!”总理一饮而尽,落杯时,水静紧随着举杯,一饮而尽。

总理如此豪爽,水静自然不会再有丝毫拘束,马上斟满第二杯,举起说:“都是些土产,总理太客气了。这一杯我感谢总理的光临。”

水静仰面干杯,落杯时见总理微微一笑,也痛快干脆地将杯中酒一干见底。

总理夹一口菜,边嚼边又斟满酒:“这次又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说着,酒杯已经又举起来:“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接待工作道谢的。”

总理稍稍一仰脖子,转瞬间酒杯又空。水静不加停顿地紧随干杯,并且不慌不忙地斟酒回敬:“总理到江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应该我们感谢总理。”

水静一饮而尽,总理也一饮而尽。

总理吃一口菜,又斟满酒:“这一杯,我代表小超大姐敬你。”

总理一直称邓颖超为“小超”。水静略略一怔,马上明白过来,酒里有了大姐的情谊,当然喝得痛快。而且,这一杯下去,更需要回敬:

“总理,我也代表尚奎同志敬你一杯。”说着,水静又干了杯。总理当然也跟着痛快干杯。

敬酒的话题很多,回敬的话题自然一样多,话赶话连续不断,

一阵工夫两瓶茅台全空了。

“还有酒吗?”水静回忆当时情景,感觉总理酒兴正酣,“你还能喝吗?”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水静解释,“我不嗜酒,今天喝得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总理并不勉强,因为水静已经陪过小平、富春等同志,当然是喝过酒的了,这样喝下去水静就吃亏了。总理感慨道:“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什么酒量呀?”水静不明白总理试她酒量的原因。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总理笑着透露了这次试她酒量的原因:“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水静大概明白了总理跟她喝酒的原因,这是“欺侮”了国务院的部长,总理“讨公道”来了。她笑着说:“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呀。”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总理哈哈笑出声,说:“今天我就是来试一试,这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确实不多见哪。”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水静赧额解释说,“刚才是总理让我喝,才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多。我已经醉了。”

“醉人不说醉,说醉的其实没醉。你没有醉,我看得出来。”总理放下饭碗,兴致勃勃提议:“舞会还没有散,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吧。”水静摸摸额头,“我真有点头晕呢,休息一下再去,”

总理从来不做勉为其难的事,笑笑说:“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就这样,水静送总理出来了。

就这样,总理对我评价水静:“名不虚传。”

由于双方都没多少酒意,刚起兴便结束了,仍然说不出到底能喝多少?按照总理喝酒的阶段,我们称为3个“高原现象”。

第一个高原现象是“自然风光”,从外表看不出是喝了酒。比如总理常举行家宴,宴请中外宾客及我们工作人员。有邓大姐在,他不多喝,与大家喝差不多酒。大家喝好了,他基本不逞酒意。又比如感冒之类小病,他基本不大吃药。好几次都是喊我:“何秘书,搞点酒来。”我也有了经验,逢这时就帮他拿一瓶茅台,准备一个酒杯。总理喜欢用花生米作下酒菜,抓一把花生米放碟子里或桌子上垫张纸,斟一杯酒,边饮酒,边吃花生米,边继续批阅文件。有时还把脚泡在热水中。三杯酒下肚,鼻子上微微有汗了,就倒头好好睡一觉。他睡眠太少,这几小时的好觉对他来说,又配了茅台酒和热水泡脚,就实在是一剂最好的良药。一觉醒来,感冒症状全消,重新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社会上每年都要流行几次感冒,这种流行性感冒难免被我们工作人员传入中南海,但是很少因此传上周总理,即便偶染,他喝点酒睡个好觉就抵抗过去。基本不曾影响工作。症状轻时,甚至不用喝酒,在嘴里抿点茅台就行。好几次他被传染了,鼻子不通,连打喷嚏,就对身边卫士说:“唉,不行了,今天不行了。来点儿,给我来一点儿。”卫士都明白,给他一小杯茅台,他抿在嘴里,抿一会儿鼻子就通了。夏天患了热感冒,逢上宴会有冰淇淋,他总是在冰淇淋上浇点茅台,吃过就好。有热伤风就治热伤风,没有也能预防。不少同志跟他学,冰淇淋的味道也变好吃了。红军长征时,就把茅台酒当成包治百病的灵药,直到进了中南海,总理还保持了这种战争年代缺医少药时养成的习惯。关于茅台酒治病的故事,总理对斯诺对尼克松都曾讲过。

第二个高原现象就是进入兴奋状态。这一“高原现象”延续很久很广,主要表现就是两目有神,容光焕发,思维敏捷,话多、话题广;上下5千年,纵横10万里,情绪在极峰上明光闪烁。就这个阶段不好把握,半斤也是兴奋,2斤也是兴奋;多数时间就在这种兴奋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偶尔多那么一杯两杯,也许就会“飞跃”,进入第三阶段。那就糟了。或呕吐,或醉倒,也就是结束了第二个高原现象,进入第三个高原现象。这个现象非有一两天的沉睡休息是不能完全摆脱的。当然,这种现象极少出现,后面还要谈及。

总理喝酒在兴奋愉快的状态下结束,能够明确说出量的是与许世友将军的一次赌酒。

许世友这位传奇式的将领,把喝酒作为看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盛年时,桌子中间放个大空碗,叫做滴酒罚一碗。他身后立一名卫兵。叫做监酒,不但监视谁耍滑,而且具体执行罚酒任务,和许司令同样级别的上将,卫兵也敢动手得罪,叫做“各为其主”。

一些吃过苦头,被强迫吃罚酒的将军免不了说出去,免不了有人向总理告状诉苦。

周恩来善于处理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许世友,除了毛主席,等闲人说了话他不会老实听;他性烈如火,连全军敬畏的彭老总都说要让他三分。对于这样的同志,单纯批评不解决问题,劝说效果也不大,说轻说重也不好把握。但是,总理心里有数,这种有着特殊经历的义气深重的人,一旦心服,他会说到做到。

于是,当许世友到北京时,周恩来向这位嗜酒的司令员发起了“进攻”。

“许司令哪,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周恩来亲切邀请。

“没事,我没事。”许世友两眼大放光彩。他本来就崇敬周恩来,本来就喜欢结交酒友,并且也久闻总理善饮;如今听说邀请,真有些“受宠若惊”,搓着两只大手不知该怎样回报总理,终于冒出一句:“下次我想法给总理打只豹子!”

晚上,许世友满心激动地如约赴宴,总理已经迎在小餐厅门口,拉住他的手说:“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请,尽可随便。”

真是小范围。入席一看,只有周总理和他,再无第3人。要说有第3人,那就是上菜的服务员。上来四盘菜就站到一边不动了。

早就听说总理招待客人是四菜一汤,果然不差。许世友不无遗憾:“总理,你到南京我请你吃野味,都是我打的。”

总理笑着点头,他相信,并且早有耳闻。

“许司令,喝什么酒?”

“总理定。”

“听说你喜欢茅台,我也喜欢茅台……”

“就喝茅台。”

周恩来朝服务员吩咐:“上茅台。”他望住许世友问:“听说南京有四大喝,哪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4个到底谁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算我大吧。”

“南京你行,在山东你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这一生,怕人激,怕人说不行,谦虚话一句也没有了:“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你是说打仗吧?”

“打仗打赢了,打进济南府,喝酒也没输过。”

“打仗我信,喝酒我不信。武松18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起急了,“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服务员已经上来酒。周恩来不等服务员斟酒,用手接来酒瓶放桌上,用怀疑的眼神望住许世友笑:“许司令是老实人,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喜欢吹牛。”

“啊,总理,这是谁说的?妈了个×的我找他……”

周恩来连连作手势,把“一激一跳”的许世友稳住,笑得平静,说得平静:“现在你去哪儿找啊?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

“总理,这,这怎么行?”

“连我都喝不过?”

“我怎么喝不过?”许世友着急又为难,“我怎么能跟总理赌酒呢,总理不信,另找个能喝的来……”

“喝酒不论官大小,只论酒量大小。世友同志,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许世友真被激起来了,脑袋晃动着朝前倾,像要在桌上寻找什么,终于找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三个响头!”

“这不行,我不会磕头。”

许世友好象已经赢定了,粲然一笑:“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理说一句话: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周恩来亲自给许世友斟酒。

“不要斟酒,”许世友拿过酒瓶,豪气十足,先声夺人:“这瓶是我的了,总理你自便。”

周恩来注目许世友,微微一笑,转向服务员:“怎么办?再给我拿一瓶吧。”

一瓶对一瓶,服务员帮忙启封开盖。

许世友立起身,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总理,我敬你,立地三杯。”

他连干三杯,显示地倾倾空杯,坐下来,竭力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周恩来一直平稳安静,好象早忘了赌酒的事,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慢斟慢饮,仔细品尝着酒香,并且不忘聊天。时而问问部队情况,时而很动感情地回忆往事。

许世友却时刻不忘赌酒的事,这事对他关系重大,关系到吹牛不吹牛,老实不老实。他不会慢斟慢饮,歇口气,干两杯,再歇歇,再干两杯,并且总是要在周恩来望着他的时候用大幅度动作来完成。一句话,他不仅是喝酒,更是叫周恩来“看酒”,看看许世友是怎样一条汉子!

“总理,干了!”许世友将酒瓶子垂直向下,晃一晃,只晃下一滴酒。杯子垂直倾下,喷喷有声,杯子干净了。他响亮地咂一下嘴,将空瓶空杯放桌上,很文明地轻轻放。虽然脸全红了,却尽力不喘大气,轻松地望住周恩来。

“哦,我落后了。”周恩来拿起自己的酒瓶,朝杯里倒酒。这时,许世友忽然吃惊地睁大了眼:那酒瓶居然也成垂直,流出的酒只剩少半杯,又被周恩来不忙不迫津津有味地一吸而尽。

该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狐疑。他轰轰烈烈喝干一瓶,周恩来不显山不露水,吃着聊着也喝干一瓶。会不会有假?可是千真万确是原装原瓶当场当面启封开盖啊,这还假得了?

许世友像面对大海,突然感到深浅莫测,信心动摇了。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们点到为止,好不好?”周恩来才是真正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瞬间,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大发地朝服务员嚷嚷:“去,再拿两瓶茅台。”

总理同水静喝酒时,总理要第二瓶,水静恰到好处地叫停;总理同许世友喝酒,总理想恰到好处叫停,许世友却决不是水静,兴致一起就收不住了。

“我看点到为止吧?”周恩来再劝。

“不行,总理请客不叫喝好可不行。”许世友解开衣扣,“大干一场”地朝服务员喊一嗓子:“拿酒去!”

服务员朝周恩来望。周恩来略一沉吟,大概是估量一下酒量,他办事历来谨慎,终于点点头:“那好,再拿两瓶。”

服务员又上来两瓶茅台。

“许司令,你拿一瓶。”周恩来慢条斯理嚼花生米。许世友脸上曾经闪过的一丝狐疑躲不过他。

许世友自己开瓶,嗅一嗅,狐疑尽消,多几分尴尬,好象已经败了一场似地。喝酒还计较着怕吃亏,总理可根本没在意别人是不是耍滑。

“都一样,我随便。”许世友勉强作出不在意的样子,拿过一瓶朝杯里倒。

周恩来仍然是边吃边聊,慢斟慢饮不停杯。

许世友仍然是干两杯,歇歇气,再干两杯。

总理本来是最喜欢痛快干杯的,他参加的大场合多,客人纷纷敬酒,他也频频干杯。这一次改变了习惯,不停地有节奏地喝下去,酒兴起来了也控制着不像以往那么连续猛干,始终保持着节奏,始终保持着从容。

喝酒喝气氛,气氛越好喝得越多。这是一次特殊的气氛,周思来不像以往那么热烈洒脱,话多笑多,许世友也不像平时那么豪放喧闹,但他们显然比平时都表现出有酒量。平时喝一瓶茅台,总理会表现出几分酒意,这一次怪了,始终不像有酒意。许世友平时喝一瓶也会酒意大发,今天也十分节制不要失态,只是每次干杯之后歇的工夫不断延长,嘴角有时禁不住抽搐几下。

两个小时后,许世友终于干掉第二瓶。他不再喊酒,只是摇晃着身子看周恩来。周恩来不说什么,将酒瓶朝酒杯垂直起来——那瓶子早空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像往常一样柔和、礼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艰难,笑得僵硬,好象脸上的肌肉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又耷拉下来又勉强掀上去,目光茫然朦胧。

服务员第三次上来两瓶茅台,抿着嘴忍笑不住,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

这次是周思来动手开瓶。

“许司令,你要哪瓶?”他柔和地问。

没有回答。许世友点点头,大概想说“随便。”但他那粗壮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仰靠着椅子往下滑,往下溜。他想坐起来,可心有余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滑落更快,一下子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似乎胜了,那种酒意便一下子涌上来,用豪迈兴奋的动作哗哗地斟满一杯酒。直到酒溢出杯沿,才停下来,举起杯,身体也随着站立起来,说:“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说着,一口干掉杯中酒。

这些话语都是许世友以往劝酒的常用语,今天被周恩来一一搬出。可许世友却无法“英雄”、“仗义”、“给面子”了。他粗粗地喷口酒气,说:“输了!我,我给总理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喝到了极限,站立不是很稳,却以极大的毅力保持着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大事上还没糊涂,望着总理重新说:“总理,叫,叫我死,我,就不活。我听总理的:”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间高兴了,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本来是好事么,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要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超过半斤。”

后来,周恩来对许世友的孩子们也交待过,让他们监督劝说父亲,喝酒不要超过6杯。许世友基本作到了。偶尔逢了热闹场合,多喝几杯也不忘解释:“总理叫我自己喝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但是,他文明而有所节制了,很少再喝醉,也不再强人所难,搞什么监酒罚酒。

对于中国人来讲,像茅台这样的烈性白酒,一次喝两瓶而不醉倒的,恐怕找不出几个。周思来确实“海量”,超过常人。

然而,喝醉的往往是会喝能喝的。周恩来这样惊人的酒量,偶尔也有喝醉的时候。不过,他再醉也不会有伤大雅,始终保持着他那与生俱来的翩翩风度。我见过醉后哭闹,甚至洋相百出的人。周恩来从不会这样,他是文明和礼貌的化身。当然,这与他喝酒的习惯不无关系。

周恩来是心情越好越近酒,心情越糟越远酒。几十年相随,我从没见他喝过一次闷酒,绝对不干“以酒解愁”的傻事。他说心情不好时喝酒,误国误民糟蹋自己。他也不允许我们这些身边人喝闷酒,劝说我们心情不好时千万不要沾酒。

总理办公室有位年龄较大的秘书,没找到对象,有点“困难户”了,就以酒解愁;晚上没地方去,有时拉我们陪他喝酒。我们正是能闹的年纪。前几天跟总理去了趟颐和园,总理问卫士长成元功找到对象没有?我还打趣他,做了一首打油诗:“小成二十五,衣服没人补;要想找人补,还得二十五。”当时逗得总理和邓大姐哈哈大笑。陪这位大龄秘书喝酒,我们自然也少不了闹,逗逗闷子大家寻开心。一天夜里他又拉我们几个喝酒,喝多了些,醉意上来,话多起来,声也高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胡侃,半是玩笑半是劝慰:

“咳,不结婚未必是坏事,结了婚也未必是好事,各有各的难处,犯不着发愁。”

“也真怪了,咱们×秘书要样有样,要才有才,那些女人真是有眼无珠呢;满大街看着都是女人,这些女人怎么就楞没看见咱们老×呢。”

“你别说,还止不定有多少女人也在那儿骂男人呢,满大街看着都是男人,就没有男人找她谈对象呢,哈哈……”

那时,我们的办公室与总理的办公室也就一板之隔,正逗着侃着,门开了。大家陡然一静,是总理进来了。

“小声点。”总理说着,目光在桌上扫过,又依次望望我们的面孔,眉毛皱了皱:“喝不少了。”

大家都有些尴尬。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总理正办公,我们也不能算假日。

总理走进来,望住尚未结婚的秘书:“心情烦闷不要喝酒,酒是高兴时候喝的。找对象不要急么,江山都能打下来,对象还怕找不到?”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也轻松许多。本来么,不信找对象还比打江山难?

总理又认真望望大家:“人家没找到对象,年龄也不小了,这里有许多客观原因,一直打仗么,现在进城不久,工作又忙,大家既然都是同志,就该理解和体谅他,给他一些切实的帮助,不要光陪着喝闷酒,信口乱开玩笑,这不是真正的关心。”总理说着,拍拍那位“困难户”的肩膀:“要有信心有勇气,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等你结婚的时候,大家再开怀畅饮。”

换一种场合总理的态度就不同了。那也是50年代的一个晚上,三天三夜没合眼的周总理,在早晨6点终于改定了政府工作报告。他放下笔,起身围绕办公桌活动着,情绪好极了,大声说:“嗨,肚子提意见了,让厨师准备几个菜,把茅台酒拿出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那天早晨,几位陪总理加班的秘书又陪总理吃饭喝了酒。在我们秘书之中,韦明是爱喝酒也最能喝的一个,平时出去参加招待会,总理常提醒他少喝,怕他喝多了误事。这次不然,总理举起酒杯,两眼闪闪发亮地望住韦明说:“韦明,今天你就放开喝吧!”

高兴头上不容易醉。这次大家喝得痛快尽兴.但谁也没醉。总理吃过早饭,在三天三夜没合眼之后,终于睡了4小时。下午便参加人代会,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理就是这样,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喝酒。我所知道的他的3次嘴酒,都是发生在他高兴愉快,心境极明朗,情绪极佳的状态下。这种时候喝醉了,不会像心情不好时喝醉那样出大洋相。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那一次我当然不可能亲眼见,邓大姐曾说起这件事,笑着摇摇头感叹:“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能喝酒,也就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那是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废除了一切旧习俗,只有几个亲密同志一道喝了酒。气氛热烈,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据说胡志明也参加了、喝了不少。最后喝了多少谁也说不清,反正是喝醉了。有人一醉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在场,看到天已很晚,又是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死活不叫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侃天论地。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革命青年壮怀激烈之时;从五四运动谈到广东的革命形势,从法国的勤工俭学,谈到俄国的十月革命,谈到高兴处,周恩来两眼朦胧,像遥望着逝去的岁月,动情地说:“我从日本回到天津,有次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周恩来停顿一下,目光明确地一闪,简捷地补上一句:“这就是小超。”

蔡大姐笑了:“看来这双眼睛给恩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邓颖超说:“他那时激烈得很,抱定独身主义呢。”

蔡畅续一杯浓菜水叫周恩来喝。周恩来神思悠悠地回忆着说:“当时我们不少学生相约,不恋受,不结婚,把全部身心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旅欧时,我才考虑,革命者找个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这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兴时喜欢喝点的特点。越高兴越近酒,他确实太高兴了。他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过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么。

周思来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那时也还不存在恋爱。何况年轻的周恩来在法国有了一个女朋友,关系很不错的。

1956年,周思来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讲过,他在旅欧初期,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就是说,对革命仅仅是同情还不够,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才好成为终生伴侣。

周恩来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说的这个“通起信来”,是指1923年给邓颖超的一次来信,在这封信中,他首次向邓颖超表露了爱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况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曾有一个女友,所以没作任何表示。

邓颖超无表示,周恩来便接二连三来信,一次比一次谈得明确,并且请邓颖超作明确答复。邓颖超是独生女,她的答复是: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而妈妈的态度是:“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

于是,事情拖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周恩来频频来信,虽然是谈国家、民族之命运,论人民大众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问邓颖超本人对这个恋爱问题的态度。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

周恩来1924年归国,到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





Chapter_3


津调广州,他们已经有五年未见面。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

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像普通人的家庭一样,当丈夫好酒时,妻子难免要有意见,在以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邓颖超一直反对周恩来喝酒,并且为酒继续产生过一些矛盾。作妻子的都怕丈夫喝酒误事又伤身。

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我们一些同志聊天,就有人掰着指头总结过不是规律的规律:喝大酒比抽烟多还要伤身。

从毛主席开始,他数了许多在世不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抽烟很厉害但不嗜酒,这些领导同志没有谁是患癌症;从周总理开始,他数了陈毅、乔冠华等外事活动多,喝酒场合多,以及许世友等嗜酒的领导同志,虽然不抽烟,但或早或晚都发生了癌症……

当然,这只是下过闲聊天,并没什么真正的科学考究。

周总理的第二次醉酒,我是亲眼见了。那是1954年4月,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前后4个月的时间,总理奔波于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量是没有任何一人所能比的。苏、美、英、法及其他与会国,都没有任何一人能比。这是早已为历史所承认了的,也是被大量回忆文章所书写过,证实过的。我这里不重复,只谈—件小轶事。

出发前,邓大姐不无担心地嘱咐我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当时,总理劳累过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身体状况不大好。大姐特意关照,要提醒总理少喝酒。

大姐的担心是有原因的。苏联人本来就善饮,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几乎个个都是“酒桶”。这些寒冷地带的人肠子里那种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们生活在温带的黄种人多很多,喝起酒来碜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气地灌,连医药酒精他们也敢喝,兑点水就咕吟咕吟灌几口。他们要是上了宴会,几杯酒下肚之后,便高门大嗓地完全“解放”了,不喝个东倒西歪不结束。总理虽然酒量大,毕竟是咱们黄种人,从生理上说就不能跟寒冷地带的白种人比。这就像现在的百米赛跑一样,黑种人的生理特征,他们的细胞结构就决定了他们的爆发力适合跑百米,不适合游泳。所以,跑道上活跃的尽是“黑旋风”,游泳池的泳道上,就难以发现黑影子,满眼都是“浪里白条”。

黄种人喝酒,在生理上就弱于寒带的白种人,何况总理的肝又不好,长征时患肝脓肿,高烧昏迷多天,若不是从60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冷敷,性命都差点不保。解酒主要靠肝脏,总理在这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更何况总理去莫斯科,是在人家的地盘上,难免要碰上人家“人多势众”,喝起酒来以寡敌众,这形势就尤其不妙了。

从给总理当副官时起,总理平时的喝酒场合就是由我来管。建国后,出于对总理身体的爱护,又考虑喝酒容易误事,我就跟总理提过建议:以水代酒。这个建议总理是同意的,他也时常警惕离酒远点。

中南海服务科的老服务员都懂以水代酒,红茶水代红葡萄酒,白水代白酒,那时都是土办法:把茶水或白水灌在相应的酒瓶子里,藏在低垂的帘布后面,服务员手上带个酒托子,一次可以卡住两瓶或四瓶酒,总之同样的酒要卡两个瓶子,给“自己人”一定要倒水不倒酒,给外人必须倒酒不倒水。那是反复训练过的,从没出过差错,动作一样,不同对象从不同的瓶子里往外流水或流酒。为此,在我们作东请客时,确实使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酒桶”们为总理的“酒量”惊讶不已,佩服黄种人也有这样出类拔萃的压倒白种人的“海量”。

然而,在家可以用这个办法,出去作客可就行不通了。总理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那天一上宴会我就知道不妙。我不懂俄语,翻译是老资格的师哲同志,听他们嘟噜嘟噜讲话,看到那些闻到酒精味就兴奋的苏联领导人,我一阵阵起急。尤其赫鲁晓夫,入席时就不停地转动腕子上的手表带,捋下来放桌上,随即又拿起来戴回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式。我急得原地打转,想不出对策。

没法作假,且不说我上不去,就是叫我上去帮助服务,也无法再以水代酒。那还是阶级斗争正激烈的年代,苏联的保安措施十分严格。对一切食品、酒水的检查都非常严密,每上一样东西都是严格检查之后,上来就不许换样,吃完喝完,撤下为止。中间是不能随便换动的。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一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便都起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不然,赫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现在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对酒的危害认识多了,电视上的宴请场面,都是拿着酒杯转圈,看不到什么干杯的场面。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领导人,文化程度高,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像那时的领导,都是战争培养出来的,艰苦环境里奋斗出来的,气质上就不同。那时喝酒也不像现在马上要在电视上与群众见面,无须过虑形象。苏联当时的领导人都是经历了“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与白匪的艰苦作战,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性格上多属粗犷豪放,在喝酒上也表现很鲜明。民族特色、经历战争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素质,这三方面一结合,喝起酒来可就惊心动魄了.看不到一个“绅士风度”,苏联领导人那种连续不断、热烈豪爽的敬酒劝酒,整个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相聚的感觉。

总理参加外事活动的原则是客随主便,一旦陷于这群“酒桶”之中,那情景便可想而知了。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就不知空了多少,服务员忙在上酒,不大留意上菜。总理即便想吃菜也不能随意了,因为周围随时都有酒杯举过来。

我明白,今天是在劫难逃了。记得1952年,总理来谈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人民最终争取到156项援建项目后,就曾在这样的场面中被灌醉,上车后吐了,由苏方派了医生护士折腾一夜。这一次……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整个脸,鼻子尖上都是汗,嘟噜嘟噜说个不停。翻译讲的大致意思是: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

总理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这说明他已喝到第二个高原现象,反应更敏捷,思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头脑不够用,听完翻译并没理解这话的深刻含义。美国是不承认中国,不承认朝鲜、越南,但他现在不得不同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承认,说明他懂得,没有中国参加,不与中国直接对话,亚洲是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不要想获得解决。

赫鲁晓夫有点发痴的样子,脑袋朝前低伸着,左看右看,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这是他的一种习惯动作,不像我们的总理,站在那里永远风度翩翩。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赫鲁晓夫一边扭晃着脑袋左看右看,一边重复讲过的话,“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活,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周恩来进一步解释。

翻译讲,其他苏共领导人也帮忙说,赫鲁晓夫终于听懂了,大叫“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总理敬酒,干杯,还抱住周总理,亲颊、拥抱、旋转。这些苏联人感情外露,好象不拥抱旋转就不足以表达内心一般,叫我们中国人看了又受感动又觉得毛病。

周总理没有马上干杯,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

总理的讲话又赢来一片喝采声,紧接着是更热烈的敬酒、干杯、拥抱……

总理的脸色已经不再是红光流溢,悄悄地转向了苍白。这不是好兆头,可是敬酒还没完,继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后,莫洛托夫又向总理举杯:“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总理脸色有变,风度却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杯!”

这时,宴会厅已经乱了。那时中苏友谊,气氛亲密无间,无须更多的注意,主人客人完全融成一体,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也互相干杯,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聊天,各自谈着感兴趣的话。

总理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碰杯,说着热情友好的话。可是,他的脚步突然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住,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忽然弯下腰,接着便呕吐了,并且站不住了……

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本身也带了醉意,面对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下子楞住了,又想扶人又想叫人又发觉手里的杯子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们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出走。那些苏联领导人,有的也醉意不轻,没注意发生的事,有的注意到了,却手足失措不知该干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喘息着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总理下意识地说着应酬话:“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边走边说:“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不停地道歉,自责:“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总理吐了几次,车开回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我们扶总理进入房间,他已经停止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浓茶泡好,扶总理坐起些身子,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我摸着他的手冰凉,额上也是凉冰冰的汗淋淋的,心里一阵阵着急难过。没有完成好邓大姐的嘱托,我心里自责,更埋怨苏联的领导同志:这些个酒桶,他们大概天天喝,醉习惯了……

扶总理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到了,据说是位著名的老医生。他替总理检查之后,说:“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应。现在不要打搅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便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总理睁开了眼,双后搓搓脸,坐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我递过去一杯温茶水。

总理只喝了一口。第二口没咽,漱漱嘴吐掉了。伤过酒的胃,不能马上喝太多水。

“比昨天好多了。”总理下了床,“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恩来轻轻摇晃一下头,眼里忽然闪过一道亮光,望住师哲,不无担心地问:“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讲的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师哲摇摇头。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总理竭力回忆着,眉头皱起,摇摇头;脸色苍白,神色忧虑。

“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总理沉重地吁口粗气,仍然不放心:“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我。”

“没有!”师哲很肯定,“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师哲是不会遮掩的。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真有出格的话,必须讲出来以便采取补救措施。师哲肯定的态度使再三再四追问的周总理放下一些心。他懊悔地摇摇头,小声喃喃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直到这时,才换上劝慰的口气:“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请你退席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总理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日的翩翩风度。医生替总理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是还要休息。”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总理说。

“绝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一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于是,总理只好留下来多住一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才登机飞回北京。

总理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师哲到机场迎接,握手时,总理对他说:“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作检讨去吧。”

总理摇摇头,认真说:“你讲的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总理是接受教训的,以后在外事活动中,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气氛,都再不曾喝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节制,这个程度就是兴奋之前。因为一旦喝得兴奋起来。再想节制就困难了,会身不由已。

不过,“自家人”喝酒,脑子里那根弦就不会绷得紧,喝兴奋了的时候有,兴奋起来免不了会有进一步发展,于是,我又看到一次总理醉酒。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政委王平上将的率领下撤出朝鲜,凯旋归来。周恩来总理满心喜悦,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志愿军总部的同志。那天他很激动,很兴奋,刚替他斟好“酒”,他就倒掉了,大声吩咐:“今天我很高兴,要动真格的。给我换酒。”他斟一杯茅台,“揭发”我们说:“你们那个自产的我不喝了,我喝贵州茅台!”

志愿军官兵欢呼鼓掌,为周总理“动真格的”而感荣耀。这样的场面和气氛我们还能说什么?一声命令,把代酒的水全撤了,实实在在拿上来的全是茅台。

我们理解总理的心情。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抓总,后方是周总理总揽一切事务。我们计算过,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稍有大的战役,便连续几天不合眼,谁也说不清他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大军一过江,弹药、给养、医疗、交通运输等等,都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生产调运。在军事上,大的方针、决策由毛主席定,比如出不出兵,比如五次战役,比如打到汉城部队回撤不回撤,比如防敌登陆作战。但具体工作都是总理负责。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总理审阅定夺。军事参谋郭英会每天都要交给总理一百多份电报,甚至二百多份电报。当时部队方面,总参谋长是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是杨立三,但战争一打起来,我们都发现,所有发往前线的电报一律由周总理亲自签发,并且主要也是由他拟写。我们曾纳闷,聂荣臻是总参谋长,为什么事无大小全都报请周总理签发?他一点主都不能作吗?

郭英会曾向总理建议:“总理,你太忙了,这样下去吃不消的。有些小事、具体事是否可以叫他们自己解决,叫他们直接处理,不必上报?……”

总理摇头:“不行。你们不要伯我忙,我能忙过来。”

后来我们才得知,总理对聂荣臻不放手,是因为聂荣臻发的一个电报没上报,毛主席批评了。总理怕放手再出差错,所以坚持事无巨细,必要躬亲。

对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总理也始终不肯放手。他与杨立三私人感情很深,长征路上,总理患肝脓肿,差点死掉,杨立三亲自给总理抬担架,一直抬出草地。后来杨立三去世时,总理坚持为杨立三抬棺材。就这样深的感情,总理也不肯放手。直到杨立三去世后,黄克诚大将接任,总理才放手。他说黄克诚明全局,知大义,办事稳重,可以放心。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政治局常委,就是书记处,五大书记大权总榄,毛主席只抓中心问题,具体事务全交总理,总理不但要抓军事,抓建设,还要抓宣传舆论工作。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王”,必须鼓动全国人民敢同美国斗争。当时国内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是崇美、恐美、媚美。许多民主党派都忧心仲仲,向中共中央提问题,集中就是美国那么强大,打不赢怎么办?所以出兵前后总理忙坏了,经常是几天几夜不合眼。

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分前院后院,前院接待外宾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后院接待党内军内负责同志,每天忙完前院忙后院,忙完后院又忙前院。主席说:“你那里是轴心。”

在我记忆中,当时的政府部长,民主人士占很大比例,都归总理管,总理每星期都要同他们谈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李维汉、陆定一、聂荣臻、杨立三,每星期至少同总理开三次会。

紧接着美国人轰炸铁路,滕代远和吕正操来总理这儿越来越频繁,抢修铁路也要总理亲自抓。

那时空军刚建立,马上面对了参战问题。刘亚楼司令员和苏联顾问也来得一天比一天勤。

后又爆发细菌战,问题也是由总理具体抓。从前方弄来的细菌,组织医务人员分析化验、专家鉴定,进而在国际上开展宣传斗争,搞了相当长时间,花费总理大量心血和精力。

后来一面打一面谈判。我们与金日成有个私下的协议:谈判桌上以朝鲜方面为首席,但大政方针由北京作出。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搞一条热线。上午谈判,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在开城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时已研究完第二天的发言及策略。当时总理办公室有位笔杆子叫杨刚,具体执笔写谈判发言稿。她写完初稿交总理,总理连夜修改之后转发开城,开城李克农主持,吃透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谈判桌上的人基本就是照稿念。《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朝鲜谈判的稿子也是由杨刚写好初稿,然后交总理改定(杨刚在反右斗争时自杀了,非常可惜)。谈判前后拖了近2年,每天的发言,每天的斗争方式方法就是这样由总理定下来,然后请毛泽东过目审定。那是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啊,总理的工作量可以说比“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点不小,只是心情完全不同罢了。

现在,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结束,志愿军都凯旋而归,总理怎么能不高兴呢?怎么能不喝酒呢?又怎么能劝他不要喝酒呢?

我们心里明白,这一次总理不但要喝,而且设法不叫他多喝。大凡前线下来的人,刚结束了生死考验,不会喝酒的人也能变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眼。何况杨勇、王平本来都是善饮的将领,那酒便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喝起来,都喝得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总理越来越兴奋,话也越来越多,这是醉的开始。我们谁也无法干涉,怕破坏了气氛,只能向志愿军代表们小声提醒:“喝不少了,该结束了,跳舞吧。”

“好,现在去跳舞。”总理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挥手招呼大家去跳舞。他已经站不稳,虽然竭力想走出平日的风度,但已力不从心。我上去搀扶:“总理,先休息一会儿再跳吧?”

“没事,我没事。”总理兴致很高,挥开我们,步履不稳地下到舞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我们不放心,志愿军文工团的一些女战士也看出总理的醉意,大家追随在总理身后,一边看总理跳舞,并且希望自己也能跟总理跳一场,一边留心总理不要摔倒。

还好,总理连跳两场舞,虽然不稳,却坚持着不曾摔倒。他即便醉成那样,对文工团的女孩子们仍是那么尊重有礼,保持着高雅的舞蹈动作,曲终时还彬彬有礼地向女战士点头致谢,然后走到场边,坐下来休息。

这一坐下,酒大概涌上来了,他的目光变朦胧,这是超过了神采飞扬,两目有神的“第二高原现象”,进入第三阶段,眼皮渐渐垂下,身体一点一点歪倒,终于躺倒在椅子上。我们早有准备,马上奔过去,连椅子带人一道抬进了休息室。

这一次热烈,谁也没数总理喝了多少酒,反正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总理碰过杯。代表们都满足了,高兴了,总理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大醉倒下。医生赶来诊疗抢救,总理在北京饭店里睡了一夜才清醒过来。

早晨,总理一睁眼,忽然叫了一声:“哎呀,报纸怎么写的?”他急切地招呼我:“何秘书,你快去人民日报社,可不要写的不好。”

总理对新闻特别关心,每天晚上都要等《人民日报》的清样,有时还要把社长叫去讨论,重要文章都要亲自改定。这次醉酒,他没能审定稿件,所以着急。

我取来报纸,总理看过后,松口气说:“可以,写得很好。”

这次醉酒总理在北京饭店休息了两天。

这次他写了检查,说影响了工作。

这次毛主席没有笑嘻嘻,而是批评了总理。原因也是影响了工作。

但从我自己的感觉,总理这次大醉合倩合理,完全值得。他这一次醉,没在我心里留下任何不好印象,反而使我觉得总理更可亲,更可敬,更可爱。他是真正有情有义有最充沛的感情的人。

总理不但善饮茅台,而且善于用茅台开展工作,既能达到目的,还可以取得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取到的好效果。

比如总理有时用茅台作“赌注”,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可以举这么个例子:

总理给主席写了一个有关中苏签订尖端武器协议的报告,毛泽东批了“原则同意”。晚8点,报告批转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想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看看这个报告,以便吃透精神。可是值班秘书打电话,到处找不到雷英夫,只好向周恩来报告:“总理,找不到人哪。”

总理皱起眉头问:“你都找了哪些地方?”

“家里没人接电话,又问了总机、值班室,还给办公室打了电话……”

“嗅,是了,”总理忽然作出判断,“他一定是看戏去了。”

“怎么可能呢?早不看晚不看……”

“他是看豫剧《大祭桩》去了。”总理说得很肯定,“这样吧,你估计戏散的时间,再往他家打电话,如果我说的不对,输你们一瓶茅台酒。”

真能赢总理一瓶茅台酒,那当然是生平一大幸事,星期天还可以一起打牙祭,享受享受,所以大家都憋足劲等着见分晓。晚11点,给雷英夫打电话,果然找到了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看豫剧《大祭桩》去了。

总理怎么能末卜先知猜到的呢?我们都惊讶:简直神了!

总理笑着说:“其实很简单。你们没看报吗?常香玉来京献艺,今天演出的是《大祭桩》。”

我仍然不解:“这并不能得出雷英夫去看的结论呀。”

“你别忘了雷英夫是河南人,爱听豫剧。”总理不慌不忙说,“主席称他是洛阳才子么。”

我还是摇头:“这只存在可能性,并不存在必然性。”

“是呀,有了可能性就能进一步作判断。”总理双手抱臂,笑眯眯说:“中国妇联今天不是发票了吗?小超就得到两张票。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也在中国妇联工作,当然也会分到两张票,票到了洛阳才子手里还会浪费吗?可能性就变成了必然性。”

一席话说得我们心服口服。以为到手的茅台又跑了,留下的印象自然深,这印象就是总理对部属的情况那么熟悉,无论经历、家庭还是禀性、嗜好都了如指掌,他又心细,对周围发生的情况样样不放过,善于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思考和判断。这一切都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育。

总理还喜欢以茅台作礼品,赠送党内外,国内外的战友和朋友。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打来一个电话,非要找总理不可。总理接了电话。许世友在电话里说:“总理呀,我的家被抄了!”

“严重吗?”总理忙问。

“可惜我的那些酒喽!”许世友在电话里惨声叫嚷,“总理呀,一橱酒全被他们贪污了,这群酒贼,一瓶也没给我留下……”

总理马上明白抄家抄得够严重,因为许世友没什么财产,值钱的就是卫生间里藏的一橱酒,工资大部分都用来买酒了,不断补充那酒橱不要喝空。现在的问题是不要让许世友脾气大发,与群众情绪对立,闹出大乱子……

“哈哈哈,”总理在电话里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两瓶?”

“礼轻人意重么。”

“不轻不轻。”许世友激动了,充满感谢之倩:“总理,你的两瓶茅台比我那一橱酒重多了。谢谢总理。”

周恩来以茅台为礼品,与各国朋友建立和发展友谊的故事很多。比如总理赠送日本前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松崎君代茅台酒的故事,在中国已被广为传颂。他还赠送日本前世界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获村一智郎茅台酒,由于日本朋友争抢着都想喝到总理赠送的酒,结果洒了一些酒在乒乓球球拍上。以后,获村在打比赛时,每当处于不利形势时,必要把球拍放在鼻子下嗅嗅,嗅过之后便精神振奋,很快转不利为有利,打赢了比赛。人们奇怪这个嗅球拍的办法,追问原因,获村笑道:“这球拍上沾有中国总理周恩来送的茅台酒,我闻一闻就来了勇气和力量。”这件秘密被记者披露出来之后,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大反响。

不过,我所要讲的总理利用茅台酒开展工作,还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几件事,这是另具特殊风格的一个故事。

开始讲总理酒量时,讲过总理同水静在庐山对饮,各自喝光一瓶茅台。这个故事就是紧接那个故事展开的。

1961年秋,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由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会议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比较符合总理内心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左”的影响,会议进行比较顺利,总理心情比较舒畅,比较高兴。所以在庐山放开量同水静豪饮一次。9月17日在杨尚奎和水静夫妇陪同下,离开庐山,驱车一天返回南昌。当晚,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在江西宾馆9楼设便宴招待总理以及早已下山的罗瑞卿夫妇、柯庆施等领导同志。

这是典型的便宴,因为国家还没完全摆脱困难,餐桌上除了青菜豆腐辣椒,讲究的主要是粉蒸肉,很实惠,没有任何山珍海味之类的东西。

虽然奔波一天,总理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