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国宝同仁堂

国宝同仁堂

0 / 0
How much do you like this book?
What’s the quality of the file?
Download the book for quality assessment
What’s the quality of the downloaded files?
国宝同仁堂
Publisher:
chenjin5.com 海量电子书免费下载
Language:
chinese
File:
EPUB, 111 KB
Download (epub, 111 KB)
0 comments
 

You can write a book review and share your experiences. Other readers will always be interested in your opinion of the books you've read. Whether you've loved the book or not, if you give your honest and detailed thoughts then people will find new books that are right for them.
目录

Content


目录(1)

目录(2)

目录(3)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1)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2)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3)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4)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5)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1)

第二节 先辈定名公而雅后人开办同仁堂(1)

第二节 先辈定名公而雅后人开办同仁堂(2)

第二节 先辈定名公而雅后人开办同仁堂(3)

第二节 先辈定名公而雅后人开办同仁堂(4)

第二节 先辈定名公而雅后人开办同仁堂(5)

第三节 前店后场展新貌 高瞻远瞩定真言(1)

第三节 前店后场展新貌 高瞻远瞩定真言(2)

第三节 前店后场展新貌 高瞻远瞩定真言(3)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1)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2)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3)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4)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4)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5)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6)

第二节 红顶商人有权有钱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1)

第二节 红顶商人有权有钱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2)

第二节 红顶商人有权有钱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3)

第二节 红顶商人有权有钱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4)

第二节 红顶商人有权有钱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5)

第三节 优质优价称雄南北药市 高进高出...(1)

第三节 优质优价称雄南北药市 高进高出...(2)





目录(1)


第一篇兴起和磨难



第一章风雨崛起同仁堂(1669 1723)3



第一节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3



后人作吏目供职太医院



明朝永乐年间,宁波铃医乐良才闯荡北京,几代之后,乐显扬成了御医。一道诏书传到太医院,是吉是凶?



第二节先辈定名公而雅15



后人开办同仁堂



1669年,乐显扬定下了同仁堂的堂名和堂训。乐凤鸣于1705年在北京大栅栏开设了“同仁堂”药铺。这里为什么是“下洼子门”?“同仁”的深意打动了新张仪式上的贺客。



第三节前店后场展新貌25



高瞻远瞩定真言



在前店后场的同仁堂药铺,乐凤鸣立下了同仁堂质量第一、诚信为本的千古名言。



第二章供奉御药同仁堂(1723 1911)32



第一节乐家敬业终得回报32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



同仁堂的药质量好,效果佳,在雍正初年即被钦定“供奉御药”,孰知是福是祸?



第二节红顶商人有权有钱44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



供奉御药虽然能凭借皇家特权,得到不少好处,但也深受封建统治者的歧视和盘剥,甚至会惹上杀身之祸。



第三节优质优价称雄南北药市56



高进高出引领东西客商



为何同仁堂没到,偌大的祁州药市就不开张?贩白术的药商自作主张,后悔莫及。“头水货”、“整货”为何都让同仁堂买?



第四节几度风雨老乐家前途堪忧60



多次变迁同仁堂由谁经营



同仁堂历经多次天灾人祸,甚至不得不典给外姓经营。老铺风雨飘摇,前途堪忧。



第五节手段高强乐平泉重振祖业65



胆识过人同仁堂本固枝荣



乐平泉,胸有大志,腹有良谋,不仅收回了同仁堂,而且再造了同仁堂的兴盛。



第六节乐家出巾帼众望所归87



老店推新法许氏掌门



乐平泉的夫人许叶芬掌门同仁堂,她锐意革新,深孚众望。在她的治理下,同仁堂度过了八国联军之乱,浴火重生。



第三章四房共管同仁堂(1911 1937)107



第一节纷纷乱局何人能掌老铺107



咄咄怪事警察严防东家



乐平泉的四个儿子娶妻生子后,被称为四大房。许叶芬去世后,谁来管理老铺成了难题。警察看守堆满了人参、鹿茸的细料库,竟是为了防东家。



第二节枝繁叶茂乐家后代开店113



花不同香各堂宝号争先



根据祖上的遗训,四大房不能开设同仁堂分号,但是可以在乐家老铺的名义下开办自己的药铺,这些药铺各具特色,行事也各有风格。



第三节天下奇闻同室操戈抢顾客126



耿耿此心一份厚礼赠亲人



四大房都雇人在同仁堂寄售自己的药,严重损害了同仁堂的根基。乐达仁留下一份“厚礼”,让大家记住祖先创业的艰难,他的苦心能被理解吗?



第四节乐七爷屡败屡战反败为胜131



达仁堂越开越多趁势开拓



乐达仁历经挫折,屡败屡战,终于开设了“达仁堂”,并且迅速扩展。



第五节你争我夺乐家昆季开商战137



弱胜强败输赢得失殊难料



四房开设的各家药店,大打商战,赢的侥幸,输的冤枉。有的发展起来了,有的销声匿迹了; 。



第六节办实业乐达仁多有投入141



助教育邓颖超任职女校



乐达仁投资于实业和教育,还开办了达仁女校,邓颖超曾经在这里任教、参加革命活动。想开着大轮船闯世界的乐达仁,先从造小火轮开始。



第七节乐达义掌店大刀阔斧152



老乐家坎坷风云骤变



为什么乐达义必须亲自出马管理同仁堂?五把大锁能代替警察吗?喜气洋洋的婚礼上,新郎粉墨登场,此时却传来要求抗日的口号声。



第四章北平沦陷老铺受难(1937 1949)162



第一节乱世纷纭最恨敌伪占古城162



强迫合作无奈破财求免灾



日本人为何要找同仁堂“合作”?乐达义不想交出秘方,又怎么和鬼子周旋?为了保住同仁堂,乐达义不仅费了心,还破了财。同仁堂的员工笑看汉奸王荫泰的下场。



第二节魑魅横行自有侠肝义胆人180



日寇无道终得俯首投降时



乐家族人中,有的参加抗日组织,有





目录(2)


的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有的向抗日根据地输送药品和人才,表现了他们的民族气节。



第三节乐家传人管地下党金库188



北平解放有同仁堂贡献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敌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地下党的金库设在何处,更想不到金库的“保管员”是何人。



第二篇新生与发展



第一章国家解放同仁堂获新生(1949 1966)207



第一节新中国建立乐松生难免彷徨207



同仁堂新生老字号日见兴旺



新中国成立时,乐松生为什么要去天津?他又为什么惶恐不安地回到了北京?面对同仁堂的劳资纠纷,乐松生又当如何?



第二节中药现代化乐松生探路226



牛黄人工造郑启栋创新



中药如何发展?要不要现代化?乐松生和北京大学教授郑启栋反复探索,药丸变成小药片,牛黄也能人工造,同仁堂为中药闯出新路。



第三节大浪淘沙乐松生参加“三反”、“五反”233



顺应潮流同仁堂率先公私合营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乐松生承认同仁堂有账外账;为了躲税,还把酒倒在了阴沟里,乐家会受到何种处理?公私合营前夕,乐松生又如何想,如何做?



第四节人民副市长不负重托250



“红色资本家”名扬中外



乐松生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为何他任职第一天就没有上任?乐松生访问苏联和东欧诸国,谁称他为“红色资本家”?



第五节公私合营促进发展255



规模经营惠及城乡



老药工故地重游,却不认得新生的同仁堂,大查柜是“先进工作者”,散、乱、小、差的中药企业大集结,迈开了通往现代化的步伐。“下乡服务队”给山乡送去了同仁堂。



第二章政治运动拨弄老铺命运(1966 1976)262



第一节起风波强毁老匾262



叹无知乱改药名



一场持续十年的风暴来临,老字号蒙冤,老匾也被毁。什么是“手桔”和“半身不遂丸”?



第二节十年浩劫老字号损失惨重264



一度春风同仁堂又放光彩



乐松生含冤去世,他的遗书令人长叹,同仁堂损失惨重。“四人帮”被打倒,春风又到同仁堂,乐氏家族的许多历史之谜也得以解开。



第三篇老树绽新花



第一章改革创新弄大潮(1976 2009)273



第一节乘春风老字号重放光彩273



借南巡同仁堂集团成立



“承包”、“集团化”,哪种方式最适合“一方吃天下”的中药业?1992年,乘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同仁堂集团公司”正式成立,同仁堂的金字招牌重放光芒。



第二节三项措施皆是好文章278



两次上市真乃大手笔



“打开账本黄金万两,合上账本分文皆无”,陷入“三角债”中的同仁堂,如何摆脱困境?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大手笔 两次“股改上市”。



第三节母体脱困不让一名职工下岗292



体制创新赢得企业整体发展



在改制当中,同仁堂也存在职工老、设备旧的问题。当时通行的做法是“减员增效”,同仁堂集团新一届领导却提出“不让一名职工下岗”。他们为何这样想、这样做?



第四节体制创新有多种模式297



优势互补让各方获利



与外企合资,与民企合资,国企与国企合资,同仁堂在体制上勇于创新,合资的形式多种多样,都是为了互利双赢。



第五节术业专攻质量始终第一310



对接现代标准信守严格



“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药效显著”,同仁堂的药为何能得到如此美誉?



第六节企业发展靠不断创新324



与时俱进需科技领先



虎和鼠有什么共同点?同仁堂开发了一种酒,解除了病患的痛苦,保护了草原的生态,带动了农民致富,只因坚持科学创新。



第七节科学发展重在长远336



“四个善待”以人为本



同仁堂在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时,宁可亏损也不涨价,因为新一届领导提出了“四个善待”,并且落实到了实处。



第八节文化提升竞争力361



道德铸就企业魂



“以义为先,义利共生”,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在激烈的竞争中坚持不给回扣,





目录(3)


同仁堂重视自己深厚的文化传承、道德建设,并且在新的时代赋予了其新的内容。



第二章人才辈出继往开来(2009 )377



第一节弘扬传统续昨日光荣377



上下一心创明天辉煌



百年老店同仁堂延续了过去的光荣,取得了今天的成功,但是同仁堂更把目光投向明天,投向了未来



第二节无名无形无声383



有勇有谋有德(代后记)



职工们称同仁堂集团的领导“电视上基本无形,广播里基本无声,报刊上基本无名”。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1)


关于同仁堂的由来,创办同仁堂的乐家有一个世代相传的说法。那还是永乐十九年(1421)的北京,那天天刚破晓,先农坛、承天门(天安门)、紫禁城、煤山(景山)直至钟鼓楼一带,各种各样的响声就搅成了一片,成千上万的石匠打凿石料的声音、不计其数的木匠拉扯大锯的声音、数不胜数的铁匠抡锤打铁的声音,还有此起彼伏、浑厚苍凉的号子响遏行云;鞭响马嘶,滚滚不绝的车轮辗过道路的声音,闹得附近的居民心烦意乱。原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去不久,他的子孙就开始了争夺皇位的战争。燕王朱棣经过四年血战,终于打败了他的亲侄子 在南京坐江山的明惠帝,夺得了皇帝的宝座,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不久,明成祖为了巩固自己的基业,抵御外族袭扰,决定迁都北京。这时的北京由于连年战乱,城内人烟稀少,市井萧条;城外田园荒芜,满目疮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明成祖除了从江南和山西等地迁入大批富户为北京增添人气外,又于永乐四年(1406)下令大规模扩建北京城,以造就盛世王朝的恢宏气象。为此特征二十三万工匠、上百万民工及大量士兵进京营建宫殿、扩城池、整河道,工程一直持续了十八年之久。这是北京历史上大兴土木,大举移民的时期,其规模之大,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者难追。因此,北京老百姓说“永乐年间,北京的动静最大”。北京人口剧增,一时间造成了缺医少药的困局。为此,朝廷特意将一些名医迁进北京,一些有本领、有胆识的民间医生也借机来到京城发展。



就在大兴土木的喧闹声中,一阵阵清亮悦耳的串铃声在坊间和街巷中响起。许多熟悉这声音的人都互相招呼着:“那位姓乐的铃医来了。”



这位人们熟悉的乐姓铃医叫乐良才。铃医因为手摇串铃召唤病家而得名。他们又被称为“游医”、“走方郎中”、“草泽医生”等。铃医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医德医术甚高,江湖上称为“腥”。他们常用秘不示人的配方自制丸散膏丹,医治一些疑难杂症,不仅效果不错,而且收费低廉。游医中也有蒙事的,甚至不顾病人死活,骗两个钱就销声匿迹,江湖上称为“尖”。乐良才初到北京时,只有那些家境贫寒的病人和外地征来的民工才请他看病。过了些时日,因为他的医术高明,药灵价廉,于是口口相传,有些书香门第、殷实人家也来请他看病了。



不过,刚开始人们往往对他半信半疑,便有人试探着打探他的来路:“听先生是南方口音,府上是 ”



“宁波慈水镇。”



“宁波也有姓乐的?”



“正是。先祖有兄弟二人,兄为乐仁厚,曾在唐僖宗时任刑部尚书。弟为乐仁规,唐昭宗时曾在朝中做官,因清廉正直,遭到猜忌。为避唐末之乱,于光化年间(898 901)弃官归隐于宁波鄞县,到贫医这里已经是第二十六世了。”



乐良才说的“唐末之乱”,其实是指“朱温之变”。朱温本是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后叛变投降朝廷,受到唐朝重用。唐朝末年,他杀害了唐昭宗,又逼唐哀宗退位,史称“朱温之变”。从此,唐帝国消亡,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开始。不过,初进京城,乐良才处处小心,因明朝皇帝是朱姓,朱棣又刚刚坐上皇帝宝座,所以他故意不提“朱温”二字,免得犯讳,惹祸上身。



“先生正值华年,且谈吐不俗,为何不去得个功名,光宗耀祖呢?”



乐良才笑道:“贫医没有经世之才,当不得官。再说,当武官吧, 一将功成万骨枯 ;当文官吧,宦海浮沉,莫测高深。不如悬壶济世,还可以修仁德、济苍生。”



“先生说的极是,古人有言 不为名相便为名医 嘛。不过浙江是富庶之地,先生为何离乡背井,来到京城呢?”



乐良才说:“一来,皇上征集几十万工匠扩建京城,难免有水土不服或偶患小恙者,正需我等尽力;二来,京城是杏林高手云集之地,可以切磋医术,就如武林英杰,唯有和高手过招,才会有长进一样。”



“只是铃医有 江湖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2)


郎中 之称 ”



乐良才看出对方的疑虑,便说:“铃医始于扁鹊、华佗,盛于宋代,历史久远。”他又摇摇手中的串铃说,“这串铃便是明证。”



原来,传说唐代名医孙思邈骑着驴去行医。一只老虎把他的驴吃了,可是驴的骨头却把老虎给哽住了,老虎只好向孙思邈求救。孙思邈不计前嫌,用一个铁环撑住虎口,把卡在虎口里的骨头取了出来。老虎从此做了孙思邈的坐骑,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而铁环就变成了铃医手中召唤病家的串铃。因此,串铃又被称为“虎撑”,孙思邈被尊为“药王”。这虽然是传说,却可证明铃医历史悠远。



乐良才又感叹道:“铃医治病方法简,见效快,收费廉。现在许多名医都自夸是华佗再生、扁鹊转世,却视铃医为不入流的 江湖郎中 ,殊不知华佗、扁鹊亦是游医出身,实在可叹!”



听了乐良才的话,对方疑虑全消,欣然说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京城,想来必有绝技,就烦先生为病人诊治吧。”



乐良才所说都是事实。因为铃医社会地位低下,长期得不到重视,一直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才有杭州医学家赵学敏将“铃医”的理论与医术编辑成书,名为《串雅·内编》和《串雅·外编》,成了介绍铃医的理论著作。《串雅·内编》共选方四百二十七个,还介绍了铃医的“内治”和“外治”。内治,主要有“顶”、“串”、“截”诸法。所谓“顶”就是催吐,“串”就是“泻”,而“截”就是用药断绝病根,不使旧病复发。《串雅·外编》将铃医常用的外治法分为二十八门,如“针法门”、“炙法门”、“贴法门”、“浴法门”、“熏法门”等,也就是用针灸、贴膏药、熏蒸等方法治病。因此,铃医有“简、便、廉”的特点,在民间广受欢迎。



有随朝廷迁到北京的富贵人家得知这位铃医姓乐,就问:“先生可知乐显勘和乐肃宏?”



“这两位都是族中前辈,显勘为乐氏二十一世,肃宏乐氏为二十三世。”



“原来如此。在南京时,就知乐显勘曾任太医院医官,乐肃宏曾任太医院吏目,他们医术都很高明。原来先生也是世家了。”



看到乐良才的医术精湛,又知道了乐良才的身世,一些官宦人家也来请乐良才看病了。



这样过了一些时日,乐良才不仅在北京站住了脚,并且娶妻杨氏,总算有了一份家业。不过,在那个年代,铃医毕竟地位低下。有人竟嘲讽乐良才:“无学无术,无门无派,无源无脉,只是浪迹江湖的草泽医生罢了,恐怕连《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伤寒论》都没有听说过。”



对此,乐良才虽然不动声色,却痛下决心,一定要有乐家自己的医馆或药铺,做一代济世的名医,即使自己这辈子做不到,也要让子孙做到。



几十年过去,北京已经呈现出一片繁华景象。这时,又有一位姓乐的铃医摇着串铃游走于北京城中。不过,他不是乐良才,而是乐良才的后代乐廷松。那时,乐廷松经常游走于大明门和前门一带,因为这里已经成了明代北京繁华的商业中心。当时的北京号称有一百三十二个行业,许多大商号都开设在这里。除此之外,前门以西还有当时北京最大的庙会 城隍庙庙会,开市时,东起西单刑部街,西至城隍庙,长达三里。乐廷松到这里不仅是为来往客商诊病,也为提高自己鉴别药材的本领。因为这里的商人来自五湖四海,甚至还有“碧眼胡商,漂洋番客”,他们常会带来犀角、麝香、海马、鹿茸、玳瑁等名贵药材。那时,乐廷松心中不免感叹:何时我乐家能在这里开设个药铺或医馆就好了,既便于治病,也便于经营药材。可这时,他还是一名游医,要在这黄金宝地开药铺或医馆,谈何容易!



乐廷松继承了前辈的衣钵,更得益于生活在大都市中,不仅开阔了眼界,还研修了医学和药学经典。不久,乐廷松娶妻王氏,还有了一个聪明灵秀的儿子乐怀育。乐廷松把祖上的本领和自己的期望,都传给了儿子。怀育成人后,同样继承了乐家的医术和医德。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3)


北京后的日子并不太平,有游牧民族军队的袭扰,有皇族内部的争权夺势,有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老天也不作美,百年甚至千年不遇的严寒、干旱、蝗灾和地震都出来肆虐。凡此种种都会导致病伤的大量增加和瘟疫的流行。对那些因长途跋涉而身心疲惫的赶车把式、因从事漕运河渡而染上风湿的船工、建起了金銮宝殿却住在草舍中的泥瓦匠、绣出了龙服蟒袍却置不起寒衣的织女,还有那些倒卧路旁的穷汉、踟蹰而行的乞丐,乐怀育不仅全力救治,还时常减免药费。每当人们看到乐家传人在皇都中救死扶伤,在难民中施医布药,常会赞叹:“乐家代代为医,无论贵贱贫富都一视同仁,真是难得。”



可是,到了崇祯年间,人们熟悉的乐氏郎中的串铃声却再也没有响起。



原来,随着乐氏家族一代代的发展,乐家也逐步积累起一定的家产,有了自己的药铺。随着时间的推移,药铺的知名度越来越高,铺面也越来越大,人们常常说:“到老乐家的药铺去抓药,准没错儿!”



偶尔有人也会提起:“当年乐家铃医可是真灵,药也便宜。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老乐家医术高,药又灵,还能老是走街串巷地当游医?听人家说,他们早就买了房,还开了药铺,周围的百姓一提乐家药铺,没有不知道的。他们的生意可兴旺了!”



“那敢情好!赶明儿我要有个头痛脑热的,也去买他们的药。”



崇祯初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纷纷起事,势如燎原。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的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于这一年将袁崇焕处以残酷的“磔刑”,也就是“千刀万剐”。就在这乱世之中,乐家又诞生了新的一代,他就是乐显扬,号“尊育”。这名字寄托着乐家的希望,希望他能彰显乐家的医术,发扬光大乐家的传统 “济世养生”,也希望他能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中。



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终于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和清军铁骑的冲击下覆灭了。清朝入关,建立了政权,而乐家传到乐显扬这一代时,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乐显扬进了太医院,当了一名“吏目”。从此,在清朝太医院和御药房的档案中,也就正式出现了有关乐姓的记载。



清朝的太医院成立于清顺治元年(1644),创立时基本沿袭了明朝旧制。太医院的最高领导称为“院使”,是正五品的官员,以下为“左院判”、“右院判”。院使和院判相当于现在的院长、副院长,然后是御医,御医为正八品。御医以下为吏目、院士、医士等。吏目一般为九品或从九品。清康熙九年(1670),虽然对御医、吏目的级别似有提高,“许服六品冠带”,但“原品给俸每年白银六十两”,可见实际待遇并没有提高。御医、吏目、院士、医士也都统称为“太医”。因为吏目虽在御医之下,却在医士、院士之上,可算是“副高”职称,相当于现在的副主任医师。九品或从九品在清代“九品十八级”的官制中是很低的,即使到了宣统年间,太医院的官职被提高后,吏目的品级最高也只有八品。可见在封建统治者眼中,医生的地位并不高。历史上,也出过一品御医,那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位宫女趁嘉靖熟睡时想把他勒死,虽然没有成功,却使嘉靖皇帝一度昏迷不醒。前来急救的御医许绅知道,如果皇帝驾崩,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情急之中,他只好豁将出去,以违反常规的方法,施猛药急救,居然将嘉靖救活了。这位御医因此被晋升为“一品”。不过,这是拿命赌来的。



乐显扬能成为太医院的吏目可不容易。按当时的制度,他要么是因为治好了某个达官显贵的病,被推荐进入太医院;或者是通过考试,进入太医院后,又经过寒窗苦读才成为太医。无论是通过哪条途径,被推荐和通过严格的考试,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通过了这重重关口,才能成为太医院的“医士”。熬够一定的年头,“院士”又出现空缺时,才有可能考院士。这样一年年地熬,一次次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4)


地考,一步步地升,没有十年工夫的修炼,别想“修成正果”。乐显扬就是经年累月伴着一盏青灯,苦读着一卷卷医学典籍,处处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也凭着长期行医得来的宝贵经验,才成为“吏目”。



在太医院,乐显扬充分利用这里的优越条件,研读了大量医学典籍和珍贵的皇家医案,尤其是对大量古方、验方、宫廷秘方进行了鉴定和整理,确定了它们的适用病症,分清了它们的君臣佐使,弄清了它们的配伍要点,辨明了它们的毒副作用,为同仁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四日,一道诏书突然传到位于东江米巷(即现在的东交民巷)的太医院,乐显扬奉命迎接诏书。一时间人们都在纷纷猜度:乐显扬有福还是有祸?



之所以不知是祸是福,这还得从乐显扬的为人行医说起。



“他学识好,医术高,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因为世代家传,不仅制药严格按炮炙法,又极善分辨药材,早就应当高升了。”



“仁兄说的是。他为人质朴,谦恭简约,处事谨慎,配药时一丝不苟,应当受封赏。”



还有人讲起了这样一件事。因为乐显扬医术高明,又是太医,有不少人到他的家中求医。有一天,有一对父母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来看病。原来,这孩子得了一种怪病,身上奇痒难耐,一双小手总是在身上抓。问他吃什么了,干什么了,他一概不说,只是摇头。父母带着孩子找了好几位医生,不仅说不清病因,有的甚至赶紧把他们往外赶,怕孩子是得了天花。到了乐家,乐显扬十分认真地为孩子号了脉,看了孩子身上的痛痒之处,又问了孩子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孩子还是不答一句。如果是那些只图赚钱的医生,就会胡乱说上一气,再开些药,把病人打发走了事。可是乐显扬不这样,他决定到孩子的家中实地勘察一番。乐显扬亲自登门诊病,让病人家属非常感动,甚至有些诚惶诚恐。要知道,这可是“太医”,是给皇上皇子看病的大夫!乐显扬仔细观察了一下病人的家,他来到后院时,孩子的父母都劝他:“这儿除了堆旧物的破棚子、一棵枣树、几蓬杂草以外,什么也没有。您就别在这儿久留了。”



可是乐显扬却坚持在那里细细观察。他看见枣树下扔着半截竹竿,还有几颗没有成熟的大青枣,就笑了笑,告诉孩子的父母:“你们去买些膏药来,不用买什么好的,最便宜的纸膏药就行。把它烤热了,孩子哪儿痒往哪儿贴,贴上后,揭下来;再贴上去,再揭下来。这样反复多次,孩子的病就能好。”



孩子的父母将信将疑,把膏药买来一试,果然把孩子的怪病治好了。孩子的父母感到很奇怪,就问乐显扬,孩子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乐显扬哈哈一笑说:“要告诉你们可以,可是有一个条件,你们得答应我。”



“您治好了孩子的病,我们正发愁该怎么谢您才好呢。不要说一个条件,就是一百个,我们也答应。”



“我这条件不高,就是不要打孩子。”



“行,行!”两口子满口应承。



原来,乐显扬从那些掉在地上的青枣和半截竹竿想到,这是孩子看到满树的大青枣,嘴馋了,不待大枣成熟,就想打着吃。可是孩子个矮,竹竿又短,情急之中,就爬到树上,用那半截竹竿打枣。枣树上有一种叫作“洋剌子”的毛虫,它的毛刺沾到人身上,又疼又痒,孩子不幸中招!本来这也不算什么病,北京枣树多,民间许多人都知道用膏药可以治“洋剌子”蜇的偏方,可是孩子一犯错就挨打,已经被打怕了,就缄口不说爬树打枣的事,医生们自然也就查不出病因。这是一件小事,可是传遍京师街巷,说太医院的御医竟然给一个穷家小户的孩子治这种小病,没有悬壶济世的仁心,谁会这样做?太医院的声望也因此大大提高。



大家听了,都连连称赞乐显扬为百姓排忧解难,不分尊卑,一视同仁,确实可佳。



可是有位城府很深的太医却说:“他虽然医术高超,谦恭勤勉,处世却不合时宜,做事也不守定规,恐会影响前程。”



大家请他细言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5)


究竟,他却不说了。原来,太医院的职位级别不高,可是责任很重,风险很大。尤其是给皇帝治病,治好了固然可以得到一些赏赐,可要是皇帝天命不济,因病“驾崩”了,御医轻则受罚,重则会被杀头灭门。因此,在太医院有一条谁都明白、谁都不明说的规矩,就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此之外,就是各人都会利用行医的方便,为自己寻找“靠山”,有的是找宠妃,有的找宦官,有的是找皇子,有的是找皇后或太后,有的干脆就找皇帝本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自己的“前程”;另一方面,万一出点差错,也好有人“罩着”。可是乐显扬不喜欢这一套,对品级高低,也从不放在心上。他只喜欢攻读医书,研究药性。在老于世故的人看来,这就是不合时宜,不照定规办事。



康熙博学,对天文地理、数学音乐等中西之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也热衷于医道,甚至在批阅奏章时,也经常给臣下开药方,一方面是体现“皇恩浩荡”,拉近君臣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表现一下自己知识广博。上行下效,那些后妃们有许多对医术不过是一知半解,可是也喜欢给自己或是给别人开方。皇帝和后妃们开的方,有时也会拿来请太医评点,每遇到这种情况,只要不犯“十八反”、“十九畏”,太医们都含含糊糊地应付一下就算了,可是乐显扬却认真评点,实话实说。这就很可能得罪一些人。



中药材有的外表很相似,再加上炮制和贮藏的原因,很容易弄混。比如川贝母与平贝母、川木通与关木通、小菟丝子与大菟丝子、鸡血藤与大血藤等,它们虽然外形相似,药性却大不相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如果误用,很可能加重病情,甚至致人死亡。



有时,御药房会请太医们帮助分辨药材,部分原因是有些药材确实难辨,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怕担责任。因此,太医们经常不是借故推托,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可乐显扬却不推辞。有好心人劝他:“您可想仔细了。这事做好了,未必能得到赏赐,可要是看走了眼,那可是关系身家性命的事。”



乐显扬却说:“如果这些药分辨不清,一旦被误服,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文武百官、普通百姓,都有可能伤及性命,怎能袖手不管?”



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乐显扬的祸福才有这样那样的猜测。



宣读诏书的地点在太医院的大堂上。堂柱上,镌着康熙御笔:“神圣岂能在,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这不仅道出了对太医们的殷切期望,更平添了几分皇家的赫赫威仪。许多人都在大堂外,敛声屏气地听宫里的人宣旨: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太医院吏目乐显扬,业擅传家术,授尔以登仕佐郎 ”



这时,那些为乐显扬揪着心的人们才放松下来,可乐显扬却没有显出有多么高兴。许多人都不解,虽说这“登仕佐郎”一般只是从九品,级别并不高,可毕竟是皇帝所封,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喜事。再说,此时乐显扬已经五十五岁了,能得到这么个从九品,更是幸事。可是他为何没有显出喜色?



有位老御医见此捋捋长髯,沉思了一会儿说:“神稳气定,宠辱不惊,必有大志!”



乐显扬闻听后,只是淡淡笑笑说:“过奖了,我从医只不过为济世养生罢了。”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乐显扬逝世,享年五十九岁。此时,他已经得到了“登仕郎”的封号,去掉了那个“佐”字,算是正职了。此外,他还得过“晋封文林郎, 赠中宪大夫”的封号。“文林郎”相当于七品文官,但只是“散官”,不是“职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在岗的干部。七品相当于县令,和现代的“县处级”差不多。这个封号很可能是他在即将退休时得到的。至于“中宪大夫”,本是四品文官的封号,虽然级别不低,但属“ 赠”,也就是他的亲戚把自己应得的封号经过皇帝的允许送给了他。至于是谁这样慷慨,就有待于史料的发掘了。不过,乐显扬作为乐家的代表人物,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太医院,充分证明乐家传人已经成了有深厚理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1)


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名医,并且有了相当的影响和地位。乐显扬在太医院中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古方、宫廷秘方、民间验方和乐家秘方,这比任何封号都更有意义,也比他留给后代的物质财富更为宝贵。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电子书搜索下载

书单分享

书友学习交流





网站:沉金书屋 https://www.chenjin5.com

电子书搜索下载

电子书打包资源分享

学习资源分享





第二节 先辈定名公而雅后人开办同仁堂(1)


乐显扬有四个儿子,长子乐凤翔,次子乐凤鸣,三子乐凤仪,四子乐凤歧。乐凤鸣本来排行第三,因乐显扬的次子早夭,他便排行第二了。乐凤鸣字梧岗,生于顺治十八年(1661)。乐显扬很喜欢乐凤鸣,不过“爱之越深,责之越苛”,乐显扬对他的教育也非常严格,除了常给他讲人生的道理,讲世上的忠奸善恶之外,也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医药知识。只是年幼的乐凤鸣此时还不能完全领悟。



康熙四十一年(1702),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是壬午年,乐风鸣乡试归来。这可是一件大事,乡试通过就是举人了。可是乐凤鸣回来后,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不看那些四书五经了,也不写那些八股文章了,像是个闲人一样。



人们都感到奇怪:“他是中举了呢,还是名落孙山了呢?”



“是啊,要是中了举,那就应当准备会考。要是没有中举,就当再接再厉,哪能这样清闲无事?”



乐凤鸣有没有中过举,还真是一个谜。任何时代都有一股社会潮流,推动着人们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地前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考科举,走仕途,就是这样一股强大的潮流,它让读书人把做官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乐凤鸣因为父亲的成功,受到了比他的前辈们更好的教育,因此,考科举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按清朝的科举制度,没有任何功名的学子称为“童生”,童生要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才能成为秀才。当了秀才之后,再通过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成为举人。中举之后,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会试”,通过了会试即为进士(贡士)。进士分为三甲,头甲的第一名便是才子佳人戏里的主角 “状元”。



乐凤鸣曾在自叙中说过“壬午年乡比后,闲居无事”。有人因而认定他没有中举,但是乐家的族谱上又记载着他受封为“内阁中书”。“内阁中书”是清代设的官职,官阶为从七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类的事。只有“秀才”的功名是不可能受封为“内阁中书”的。这和乐家族谱的记载不是矛盾吗?产生这种矛盾的可能性有两种:一种可能是,乐凤鸣在壬午年乡试时中了举,中举之后,就有资格参加会试。按清朝的制度,会试落榜的举人,也有当官的资格。因此即使乐凤鸣会试落第,他仍有资格受封为“内阁中书”。



不避讳言,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内阁中书”是“捐纳”而得。“捐纳”就是捐钱做官。清朝有一个和科举制度并行不悖的选官制度,就是“捐纳制”。卖官鬻爵在清朝是合法的“政府行为”,是国家募集资金的重要手段,卖官所得悉数纳入国库,当然,这中间有没有“跑冒滴漏”,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捐纳的名目不尽一样,康熙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的叛乱(1688 1697)时,因为缺乏资金,曾下令卖官募捐。清朝捐纳的人很多,而且价钱也不是很高。在乾隆时,二十石米就可以捐个七品官。因此,商人为经营方便,士绅为游走上层,文人为结交广泛,常常会捐个官职。“捐纳制”的弊端早有定论,不必赘言,但也应当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乐凤鸣捐个官,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拓展事业的权宜之计。不过,更值得人们关注的,不是乐凤鸣中没中过举,怎么得到的“内阁中书”,而是乐凤鸣为什么会在壬午年乡试之后“闲居无事”。这是因为,他突然对人生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



乐凤鸣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他参加过两次乡试,第一次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第二次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都没有被录取。他只是凭着意志,才没有自暴自弃。壬午年(1702)乡试时,他已经四十一岁了,即使中了举,也要等到三年后才能参加会试,会试通过之后,还要再过三年才能参加殿试。到那时,他已年近半百了,如何能和那些二三十岁便中状元的“青年才俊”相比?回想以往,他自嗟自叹,深感年华虚掷;瞻念前程,他自怨自艾,不免心灰意懒。他又想到父亲讲过的皇亲国





第二节 先辈定名公而雅后人开办同仁堂(2)


戚为角逐权力明争暗斗的宫闱秘事,达官显贵为升官发财不顾廉耻的官场丑闻,感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梦。他突然醒悟到,要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为此,他常常白日对窗苦思,夜间望月冥想,表面上是“闲居无事”,其实内心的争斗又岂是“翻江倒海”所能形容得了的。



处于人生的岔路口时,谁都难免会惆怅、彷徨。乐凤鸣也和那时的人们一样,逢此时,常会向已经辞世的先辈求助。于是,他在父亲的牌位前燃起了一炷香,香烟袅袅升起时,父亲仿佛又来到了他身边,父亲的眼光还是那样慈爱又那样严厉,他好像又回到了少年时代。



那时,乐家因为世代行医,已经很有了一些名气,再加上父亲乐显扬的太医身份和不分贵贱亲疏的医德医风,就有了“乐太医待病人一视同仁”的美誉。乐凤鸣经常看见父亲在一豆烛光下翻检堆积如山的医书,在一缕阳光里品察古古怪怪的药材,在一线希望中救治“无药可救”的病患。



父亲的德行和学识都很让他钦佩,但无论怎么繁忙,父亲都不放松家庭教育。他想到,那时父亲经常教诲他:“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唯医药为最。”



他还记起,那是康熙八年(1669),他才八岁。一个春日,父亲正在给他讲古人自小立大志的故事,忽见一队大雁排成“人”字,在白云蓝天间向北飞去,于是父亲就指着雁阵对他讲什么叫“鸿鹄之志”。讲完了,父亲又问他,将来要做什么,那时的孩子大都会说,要金榜高中、骑马坐轿,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可是乐凤鸣却脱口而出:“将来开药铺。”此言一出,其他长辈都暗暗吃惊,担心乐显扬会生气动怒,不想他竟欣慰地点点头,连连说好,在场的人都为他的豁达开明感到惊奇。



不久,乐显扬和几位亲戚、朋友在一起议论,乐家已经有了一份基业,也有了相当的名声,以后还要发展,要立一个堂名才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堂名本是姓氏、宗族或家族的称号。因为堂名与姓氏的发祥地相关,也称作“郡号”或“总堂名”。堂名常被制成匾,悬于祠堂或府第。后来,堂名的作用大大延展了。有的是表示对祖先的尊崇,如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有赵姓取“半部堂”为堂名;周敦颐有名作《爱莲说》,就有周姓取“爱莲堂”为堂名。有的堂名是对后人的劝诫,如“孝思堂”、“克己堂”、“务本堂”等;也有的堂名是表现主人的志趣,如“无欲堂”、“耕读堂”、“有竹堂”等。堂名后来也演变成文人的书斋名,如陆游的“双清堂”、汤显祖的“玉茗堂”等。这种堂名又称斋名。总之,许多名门望族、书香之家都有自己的堂名。



乐凤鸣记得父亲曾说:“ 同仁 二字可命堂名,吾爱其公而雅,须志之。”并且挥毫写下了“同仁堂”三个字。只是乐凤鸣当时还是个孩子,不可能理解“同仁”二字的深意。现在,过了不惑之年,历经坎坷又饱读诗书的乐凤鸣,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深意。



儒家经典《周易》中就有“和同于人”的思想。“同人卦”中有“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意思是:“能够与众人同心协力跋涉于野外,一切亨通,有利于涉过大河急流,有利于君子坚守正道。”



唐代韩愈的《原人》中又有“是故圣人一视同仁,笃近而举远。”一语。



后来,人们还赋予了“同仁”更多的含义,如称呼志同道合者为“同仁”等。乐显扬喜欢其“公而雅”,而这正是“同仁”的精髓。“公”,即是儒家推崇的“天下为公”。儒家学者曾经假托孔子之名,在《礼记·礼运》中描叙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实,这也正是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大同世界”。



至于“雅”,《尔雅》中有这样的解释:“雅,义也;义,正也。”也就是公正、正义、正直的意思。



由此,乐凤鸣想到,父亲以“养生济人”为己任,不羡高官





第二节 先辈定名公而雅后人开办同仁堂(3)


不慕虚名,并且乐此不疲,不就是追求一个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讲求公平正义的境界吗?而自己这三十多年不仅碌碌无为,还几乎把父亲的教诲 “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唯医药为最”都忘记了。



父亲的风范,使乐凤鸣自感羞惭,又深受鼓舞。他眼前豁然开朗,对逝去年华的嗟叹,对前路茫茫的惆怅,以及所有的沮丧和失落都烟消云散了。他作出了一个决定,从此抛开功名,不涉宦海,按父亲的教诲去做,投身于最能养生、最能济人的医药事业中。



能够不受社会潮流裹挟,敢于特立独行的人,往往会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乐凤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北京前门外有条不长不宽的街道,名叫“廊房四条”,这是顺着廊房头条、二条、三条的顺序排下来的。明清时期北京的街口都有木栅栏,夜间一律关闭,还有士兵把守,以防盗贼。因为廊房四条聚集了“六必居”酱园、“滋兰斋”点心店等一批名震京师的大商号,为安全起见,栅栏也就做得格外粗大,老百姓就根据这一特点,称这里为“大栅栏”,时间长了人们倒不怎么提它的正名了。到了乾隆年间,就连官方的地图上也把这里标成了“大栅栏”。



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一个吉日,一家新店在前门大栅栏的路南开张了。人们奔走相告:“快去看看吧,那家新张的药店,还真是与众不同。”



这家新店表面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三间门脸的平房,彩漆梁柱,黑瓦灰砖,是常见的中国传统风格建筑。与众不同的是,它是“下洼子门”,也就是店面比街面低,进门时不是上台阶,而是下台阶。这样下雨时街面上的水都汇集进来,象征着财源滚滚。为此,院子后边建了好几个很深的蓄水井,存水量很大,蓄下的雨水可以灌园泼街,这既是旧时商户崇尚风水的结果,又有节水的功能。也有人认为,这种“下洼子门”,是考虑到药铺的顾客中有许多都是病人,身体不好,下台阶要比上台阶省力,买了同仁堂的药之后,出门上台阶则是图个步步高升、日趋好转的吉兆。



许多人看到这家新店的字号也觉着特别:“嘿,这家新开张的药铺有意思,叫 同仁堂 。”



“怎么着,真有铜人儿吗?”



“不是铜打的人,是一视同仁的 同仁 。”



“这家药铺的名儿好,抓药就到这儿来,准保不欺客。”



也有人议论道:“这 同仁堂 是老乐家的买卖,可我怎么听说崇文门那边的 万全堂 也是老乐家的买卖?”



乐凤鸣的一位朋友便解释说:“乐家世代行医卖药,且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所制药味灵验,因此人们说到 乐家 ,都交口称赞。老三乐凤仪在崇文门外大街路西开了万全堂,现在老二乐凤鸣又在大栅栏开了同仁堂,两家店都是老乐家的药铺。不过,来日方长,今后两家宝号谁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得看各人的本事了。”



听乐凤鸣的朋友一解释,有人就说:“同仁堂有大栅栏这块宝地托着,必然前程似锦,大栅栏也会更加红火。 店靠地兴,地凭店旺 嘛。”



“您这话说的不错。”众人也都应和着。



原来,康熙年间,北京各业发展迅猛,当时在崇文门设有“商税事务衙门”,进入京城的货物必须在此通过,并按规定交税。因此这一带就形成了有名的繁华市场,不仅有酒行和花市,也成了药店、钱庄和说书卖艺的集中之地。有人写诗赞道:“海贷门(崇文门的别称)前傍两衢,布棚连接小行庐;游人到此围环坐,听唱盲词说大书。”(褚维垲《燕京杂咏》)



乐家的府第就在崇文门一带的打磨厂,也是占了地利之便。乐显扬逝世后的十四年间,乐家在这里为人解除病痛,配售药物,实现了乐显扬“济世养生”的理想。不过,乐凤鸣自决心投身于药业之后,为了更好地发展,还是决定另择宝地,开设同仁堂。有人劝乐凤鸣:“守着家门做买卖多好!这里本就是黄金宝地,又有令尊大人立下的根基,就地发展才是上策





第二节 先辈定名公而雅后人开办同仁堂(4)


可是乐凤鸣考虑到,一方面,老三乐凤仪在崇文门大街路西开设“万全堂”,自己再在附近开设“同仁堂”,岂不是同根相煎?另一方面,乐凤鸣独具慧眼,他看到这时的前门在经历了清初的衰落后,又开始走向繁荣。过去的“大明门”已经改名为“大清门”,从大清门、棋盘街到珠市口一带,已经形成了京城的商业中心。经过多次踏勘和走访,乐凤鸣认定,虽然崇文门一带也是繁华之地,但是位于中轴线的前门商业区档次更高,更有前途。尤其是大栅栏,尽管还没有达到全盛时期,却已经是前门一带最繁华的地界,前途无量。可是在这地方开店,不仅要有巨额投入,还得有过人的胆魄,因为树大招风,大栅栏一旦成了“日进斗金”之地,也就成了商家的鏖战之所。不过,为了实现“养生济人”的目的,就要知难而进,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因此,乐凤鸣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大栅栏作为店址。



新店开张,同仁堂门前自然是张灯结彩,鼓乐喧天,贺客不断,还有好些人聚集在同仁堂门前看热闹。一位眉目周正、穿着考究、十字披红、举止大方的男子正喜气洋洋地迎接着贺客,他就是乐凤鸣。



在进出不断的贺客中,有一位长髯飘飘、鹤发童颜的贺客朝乐凤鸣拱拱手说:“恭喜恭喜,宝号必将大展宏图,前程无量啊!”



乐凤鸣以为他只是说客套话,并没有往心上去,也就随口答一声:“谢您的吉言。”



那位贺客看出乐凤鸣只是应付他,便凑近了一些,郑重地说道:“我可不说那些虚情假意的应景话。”



乐凤鸣一听,也就认真起来,拱拱手说:“请先生赐教。”



那位贺客说:“宝号占了天时地利,要紧的便是这 人和 了。如今的店铺常以 万发 、 茂源 、 隆盛 等为字号,图的只是自己财源茂盛,生意兴隆,即使是药店的字号,也是宣扬自己的药味如何齐全、怎样灵验,而贵店却是以 同仁 为字号,不是求钱财,而是聚人心。 得人心者得天下 ,此既是治国之术,也是经商之道。因此,我才说贵店必将大展宏图。”



乐凤鸣听了,连说:“先生过奖了。 同仁 二字,是先父早已立好的堂号,在下不过是禀承先父素志而已。”



同仁堂在大栅栏的新店开张了,买卖兴隆,可是乐凤鸣还是于心未甘,他要让“同仁堂”三个大字更加耀眼,更能聚人气。



康熙乙酉年(1705)六月的一天,同仁堂前鞭炮脆响,锣鼓喧天,热闹程度不亚于开张之日。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中,一块新匾被高高悬于大堂之上,白漆底上,是三个端庄隽永的黑字 “同仁堂”。匾额的上款是“康熙乙酉年六月吉旦”,下款是“孙岳颁题”。



众人一见,纷纷议论起来:“瞧见没,孙岳颁给同仁堂题的匾。他深得皇上信任,是专门替皇帝题写御碑的,像普济堂碑,就是当今圣上所撰,孙岳颁书写。”



“他还是佩文斋书画谱总裁官呢!”



“可不是,听说皇上还在孙岳颁的家乡苏州,为他赐建了一座府第呢。准是同仁堂的药已经在宫里享有盛誉,孙岳颁才给乐家题写堂名。”



“孙岳颁为官清廉,不好声色,多少巨商大贾,费尽心机也求不到他的墨宝。他能给同仁堂题匾,不容易啊!”



他们说的都是实情。孙岳颁(1639 1708),字云韶,号树峰,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著名的宫廷书法家。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孙岳颁曾奉旨参与编纂《佩文斋书画谱》,佩文斋是康熙皇帝的书斋。康熙喜爱书法,尤喜董其昌的字,孙岳颁的书法因深得董其昌之妙,而获康熙皇帝的喜爱。因此,书写御制碑文,多由孙岳颁代笔。孙岳颁为官清廉,康熙称赞他“室无媵妾,家绝管弦,政事之暇,唯焚香读书及临池选韵,笔歌墨舞而已”。



从此,这块由孙岳颁题写的匾,被称为“老匾”,成了同仁堂的传世之宝。



乐显扬不仅因为在太医院任吏目时积累了丰富的宫





第二节 先辈定名公而雅后人开办同仁堂(5)


廷秘方、古方和验方,还通过丰富的实践,掌握了许多独到的配方和炮制方法,为开设同仁堂打下了基础。他更以极高的立意于清康熙八年(1669)为“同仁堂”立下了堂名,也定下了“济世养生”的理念,创立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医药观。用今天的话说,同仁堂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好的基因,一个高的起点。因此,乐显扬被乐家认为是同仁堂肇始之祖。而乐凤鸣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大栅栏开办了同仁堂药店,因此,乐凤鸣是北京同仁堂药店的实际创办者。





第三节 前店后场展新貌 高瞻远瞩定真言(1)


同仁堂自打开张后,各方来客出入不断,把大栅栏搅得红红火火。有的商家看了羡慕地说:“什么时候咱们也能有这番景象就好了。”



可也有人不以为然:“哼,花无百日鲜。少不过三五月,多不过三五载,这股热火劲儿就得过去。”



可是三五个月过去了,三五个年头也过去了,同仁堂还是那么兴旺,那么红火。



人们又惊讶了:“哟,看来同仁堂这朵花是长开不败啊,这里头有什么奥秘吗?”



乍看上去,同仁堂和当时的大药店并无二致:从大门进去,首先看到的是专卖汤剂饮片、丸散膏丹的前柜。只见一溜整齐的柜台后面,站着一个个殷勤的伙计,他们的身后是一排排写着药名的“七横八竖”油亮的药柜,柜上摆着一个个装药的青花磁坛。绕过前柜是参茸柜,专卖散装、盒装的参茸等名贵药材。此外,还有陈设古雅的客厅,是专为接待贵宾用的。不过,同仁堂还有一个秘不示人的制药作坊,它就设在离大栅栏不远的打磨厂乐家的府中。作坊中设有斗房、北刀房、碾房、南刀房、方子房、酒库、账房等。斗房负责炮制饮片,制作丸、散、膏、丹等各类成药,还兼管委配药,就是按顾客的要求,用他们提供的方子,为他们制作丸散膏丹。账房自然是管理账目,收债发钱的。不过,账房又分外账房和内账房,外账房管对外经营的一切账目,内账房管内部的成本与利润计算以及工钱的分配与发放。方子房实际上一个木板印刷坊。因为药店每天要用大量的“门票”,也就是包在药外面的,印有同仁堂标识并且要盖同仁堂印章的贴纸,方子房就是专门印制“门票”和其他印刷品的。北刀房和南刀房都是切片的,但是南刀房切片更细,技术要求也更高,它专门切西洋参、半夏、槟榔、厚朴、附子、玉竹等细货。当时京城的药铺中,只有同仁堂等少数大药房才有南刀房,而同仁堂的南刀房尤其精细,成了同仁堂的一大特色。北刀房切“把子活”,即用手就可一把抓过来,稍压紧或用卡子卡住就可以切制的草药类药材,如益母草等,每味药切多大多小,都是有讲究的。



同仁堂的原料和成品药经常是大进大出的,库房决不能少,因此,还设有药库、成药库、酒库、细料库等。细料库存有牛黄、麝香、冰片、珍珠、朱砂、人参、羚羊角等贵重药材。



在当时,只有实力雄厚的药铺才采用这种“前店后厂”的形式,而以同仁堂的制药作坊为最全,制作也最精良。乐凤鸣为什么要建制药作坊呢?



原来,这种前店后场的好处是自产自销,产销可以及时沟通,避免压货,又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不过,同仁堂采用这种方式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当年乐显扬利用太医院的有利条件,发掘和整理了许多古方、宫廷秘方、家传秘方、民间验方。乐凤鸣虽然为了应付科举,不得不读四书五经,可是他自幼受父亲的影响,也研读过大量的方书。自从他决意转向“济世养生”的医药事业后,更是集中精力研究各类医药方面的典籍,尤其是父亲整理过的药方。后人曾这样评价他:“自国初诸各医循流溯源,上逮歧伯黄帝之属,凡古方适用者,无不细心考究,炮制必依古法,购料不惜重赀 ”



由乐显扬和乐凤鸣整理出的经典方剂共三百六十三种,其中有牛黄清心丸、女金丹、苏合香丸、紫雪等。



自古以来,人们都说“一方难求”,只有高水平的处方才会有高水平的药,中药店铺都明白这个道理。因此,那些自产自销的大药店都有自己的处方集,称为“配本”,内中有本店所产药物的处方、炮制方法等。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位行家能从中看出这家药店实力如何,前景怎样,有没有自己的“绝活”,也就是有他人没有的秘方,自然也就能拆解其中的奥秘和绝招,所以各家的配本都秘不示人。



乐凤鸣经过五年含辛茹苦的研究,将乐家世世代代掌握的药方汇集成配本,名为《同仁堂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其中丸、散、膏、丹分门别类,既详尽又





第三节 前店后场展新貌 高瞻远瞩定真言(2)


易于翻查。这些药方基本上来自四个方面:古方、宫廷秘方、家传秘方和民间验方。要将这些药投产,就得有自己的作坊。



当时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比较混乱,同一种药名,会有多种药;同一种药,又会有多种药名。此外,还有同一种药由多家生产的情况。不过,那时没有统一的药典,因此各家所用原料不同,炮制方式不同,药效也大不一样。《同仁堂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中详细记载了每种药的配方、规格、用量、粗细料的配比以及单味药的炮制要求,哪种该切,哪种该炙,哪种该炒,确实是中医药学的一部经典。为了保证这些药方的疗效,同仁堂也必须有自己的作坊。



建店难,制药难,求良方更难,但最难的是怎么才能保证同仁堂的产品质量上乘,经久不变。乐凤鸣为此制定了许多严格的规定。



首先,他要求药工严格按配本制作,也就是要敬“遵肘后”。“肘后”指晋代葛洪所著《肘后救卒》(又名《肘后方》、《肘后备急方》、《肘后救急方》等)。敬“遵肘后”的意思就是要严格依方配制,不得任意更改。



对药材,他坚持“取其地,采其时”,如人参必用吉林产的,山药必用河南的光山药,枸杞必用宁夏所产。



同仁堂对药材的加工炮制更是一丝不苟,不仅吸收了《雷公炮炙十七法》的长处和明代陈嘉谟提出的水制、火制、水火共制三类方法,还有自己的发展和独创。如鹿茸去毛,一般都是用火燎,同仁堂却是用“酥炙”,就是涂上酥油,再用火炙,这样既可助药力,又不会伤茸;又如黄连,必须一根一根地去掉须根;制造“安坤赞育丸”的“丝绵炭”,必须专门购进高档丝棉,再用特殊工艺煅成。自道光之后,同仁堂就只从老字号“八大祥”之一的“谦祥益”绸布店进地道的南方产高级丝棉了。



有一天,乐凤鸣到作坊查看,一眼就见到新进的白芍不对,便问道:“这是从浙江东阳进的吗?”



管事的答道:“今年东阳的白芍价高。这是从别的省进的,价钱便宜,药效也不差。”



“不行,必须用东阳的白芍。”乐凤鸣说,“药材要 辨地产 ,产地不对的不进,白芍只能用东阳的。咱们同仁堂只求货好,不计价高。记住了,这就叫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



几位药工正在给远志去芯,见到乐凤鸣,就有人进言道:“俗话说 丸散膏丹,神仙难辨 。其实,黄连不去须根,丝绵就用缫下的乱丝,人家根本看不出来,对药效也无大碍。尤其是远志去芯,费工费时。有的药店不去芯,不也照样卖吗?就这一样,不知道人家就比咱们多赚了多少钱。”



乐凤鸣听了,斩钉截铁地说:“远志入药,是用其安神,但它的芯却使人心烦,若不去除会影响药效。为求药效,同仁堂不惜人力、物力。不然的话,有负苍天,有负先君,有负病家。这叫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



乐凤鸣看到有位新来的药工正在煮药材,就说:“煮是为减毒,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和火候。”



药工说:“您就放心吧,俺管保煮透、煮烂。”



乐凤鸣一听,哈哈大笑说:“那我得给你讲段故事。”



话说明朝末年,有一家药铺自制一种药丸出售,可是病人服后却对老板说:“您这药丸够大,份量也足,可就是只管饱,不治病。”



老板怎么也想不明白毛病出在哪儿。正好一位名医到他的店里来,他就对名医说起了此事:“我用的可都是地道好药材,会不会是方子有毛病?”



名医看了方子后说:“这是古方,没有毛病。不知可否看看您的药是怎么炮制的?”



老板一听,连说:“您请,您请。小店炮制药材是慎之又慎,宁可过,决无不及。”



名医看到药工在煮附子,就问老板:“这附子煮多少时候?”



老板说:“附子有毒,用水煮可去毒。不然的话,病人出了事,小店也难逃干系。因此小店规定要煮到烂熟为止。”



名医哈哈大笑说:“贵店的药不灵,毛病就在于此。附子有毒固然不假,水煮可以减毒也是千真万确。不过,只能煮到口尝





第三节 前店后场展新貌 高瞻远瞩定真言(3)


时有微麻感为止,并不是越熟越烂越好,那时附子的毒性是完全没了,可它的药性也完全没了,要它还有什么用呢?这就叫 过犹不及 啊!”



原来,中医治病的基本内容包括扶正与祛邪、治标与治本、正治与反治、调整阴阳、调理气血津液等。因此,中药的性能和作用无有不偏,否则就失去了药性,如有的寒,有的热;有的补,有的泻。但是偏则利害相随,不能完全适应临床治疗的要求,这就需要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来调整药性,以适应中医的治疗法则。



乐凤鸣说:“先父曾多次说过, 古方无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应症 。意思是说,古方历经世代验证,疗效不应有疑。如果治不了病,那就是炮制不得法,或是所用药材不对。炮制不可 不及 ,也不可过。你刚才说 把药煮透、煮烂 就是过了,那不是炮制药材,是给没牙老太太炖萝卜呢!”



一席话,说得大伙儿哈哈大笑,那位药工也红着脸说:“俺准保按配本的规定炮制就是了。”



乐凤鸣又对大伙说道:“药材定要严格按方配制,这便是敬 遵肘后 。我们炮制药材虽然无人得见,却要如鬼神就在身旁监视一般,不能有半点掺假偷工。这就是咱们药行里常说的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如此,才经得起天地神灵的检验,才能治好患者的病痛,也才不负先父 济世养生 的心愿。”



乐凤鸣还把同仁堂出的药编写成《同仁堂虔修诸门应症丸散膏丹总目》,简称《同仁堂药目》,广为散发,其中有药品的门类、名称、功能主治等。这不仅为了方便顾客,也为了防止别人冒用同仁堂的名义制售假药;更可以让社会广为知晓,取得社会的信任和监督。他在《同仁堂药目》的序言中,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唯医药为最。”“汲汲济世,兢兢小心,虽不能承先人万一,而至于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可以质鬼神、可以应病症,庶无忝先君之志也。”



写下这样的文字,他还有更深刻的想法,就是让子孙自省、自律、慎独,以保证药的质量。



这篇序言道出了同仁堂长盛不衰的奥秘,尤其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不仅是同仁堂的圭臬,而且也是同仁堂对后世的“千古一诺”。从此,同仁堂历经了三百四十个春秋,经历了许多风雨兴衰、沧桑之变,但同仁堂始终忠实地兑现现自己的承诺。



今人在评价同仁堂时,也对乐凤鸣制定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给予很高的评价,许多名人在为同仁堂题词时,都题写这两句名言。著名作家、民俗学者徐城北先生曾说:“显然,乐梧岗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且立脚点非常之高,开办药铺的目的就是治病救人,舍此再无其他。”他比较了三十多个中华老字号的经营宗旨后,发现除同仁堂外,其他都是把赚钱营利放在第一位,唯有同仁堂是把质量和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对此,他评论道:“后世之老字号大都经营华服美食,要谋生,要赚钱 这些虽也不算错,但和老乐家办药铺的初衷一比,就实在是无地自容了。”



这确是同仁堂高人一筹的地方,它不仅是乐凤鸣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也值得我们去深刻思考,当时的同仁堂尚且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现代企业又当如何?



树高引凤,水深藏龙。到了雍正元年(1723),同仁堂出了一件对后世影响极深的大事。对乐家来说,这事是祸是福,一两句话还真是难以说清。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1)


随着岁月流逝,同仁堂名声日隆,京城的王公贵族、黎民百姓都知道同仁堂重信誉、讲诚信,同仁堂的药配方独特,原料上乘,加工精细,疗效显著。有人还作诗赞曰:“都门药铺数同仁,丸散人人道逼真。纵有岐黄难别味,笑他若个术通神。”



说到同仁堂药物的灵验,有些甚至被添上了神话色彩,如“打老儿丸”就有这样的传说:道教大师陈抟走过青城山下时,看见一位三十余岁的妇人,行走如飞,手持木棒,在追打一位百岁老人。陈抟气愤不过,质问妇人说:“你为什么打老人?真是大逆不道!”



不想,那位妇人说:“他是我的重外孙,我五百多岁,他才一百多岁。因为他不肯吃我们祖传的仙药,老态龙钟,成了这么副样子,所以我要打他。”



陈抟一听,赶忙滚鞍下马,跪拜求药。此药从此就被命名为“打老儿丸”。



当然,“打老儿丸”并无返老还童、永葆青春的功效。它的主要功能是治五痨七伤,阳气不举,小便频数,眼目昏花,腰膝疼痛,又名“延寿丹”,因为它的功效不错,才被传神了。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故宫博物院至今仍保存着同仁堂制作的黎洞丸、紫金锭等药物,它们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仍旧保持着原貌,没有变质,看到的人莫不惊叹中药的神奇和同仁堂药物的质量上乘。



同仁堂的药正式被宫廷作为御用,始于雍正初年,雍正皇帝钦定由同仁堂供奉御药房需用药料,代制宫内所需各种中成药,称为“承办官药”,又叫“供奉御药”。从雍正初年开始,一直到宣统被迫退位,躲在故宫里当“逊帝”的近二百年间,同仁堂一直享有供奉御药的特权。



在清宫医药档案中,保存有同仁堂配方簿。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就有两种:一是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十四日呈进的,卷首题有《同仁堂丸散膏丹配方》两册,为黄绫裱册,说明它是御用之物。全书收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伤科、喉科、眼科等用药一百零二种。二是光绪十七年(1891)呈进的《同仁堂配方治方》,存于故宫博物院药材、药具库内,一册,十一开半,其中列举了风痰、补益、痰嗽等十六门丸散膏丹的配方治方,共四百二十五种。册页中还有这样的语句:“除此之外,具实无有别样子了。”说明同仁堂的全部配方都已经悉数奉上。此外,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的和同仁堂有关的资料还有《御药房丸散膏丹配方》、《上用丸散膏丹配方》、《总管用丸散膏丹配方》、《药库丸散膏丹配方》、《清太医院配方》等。



据同仁堂的专家考证,《清太医院配方》记载下来的药物有四百二十五种,它们和同仁堂修订重刊,收有四百四十九种药物配方的《同仁堂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有着内在关系。



另外,有些同仁堂的药也被收到《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例如黎洞丸,还加有说明:“此方乃异人传授,功效非常,药性捷速,内可以服,外可以敷。专治逐瘀生新,续筋接骨,疏风活络,化痰蠲痛,宣通气血,消肿解毒。凡男妇小儿一切疑难危急之症,百发百中,真有起死回生之力,功难尽述。”



在封建的皇权社会中,由哪家药店供奉御药,就标志着这家药店实力最雄厚,信誉最可靠,会成为业界众望所归、众目所瞩的一杆大旗。同仁堂开业后,自雍正元年(1723)供奉御药,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八代皇帝,总计独办官药一百八十八年。



清宫御药房系仿明制而建,设立的时间是顺治十年(1653),设立之初属太医院。为设立御药房的事,顺治皇帝还和大臣发生了一场争执。当时有个叫郭一鹍的礼部官员出面反对设立御药房。他大发宏论说,设御药房会使皇上倾心于医药,不能集中精力关注国事。身为帝王,只要减少嗜好和欲望,省去游乐,多和大臣接触,集中精神关注政事和学问,就会理义深入人心,政治清和开明,国家强大兴盛,区区医药的作用何足道哉!他的这番牛头不对马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2)


嘴的“高论”,被顺治帝斥为“胡说八道,显然是想借此机会沽名钓誉,着有关部门讨论从重处理!”(“妄端进奏,显系借此沽名,著从重议处。”)结果,郭一鹍获“降一级调外用”的处分。自此,清廷的御药房才建立起来。



清朝的御药房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有“外药房”和“内药房”之分。外药房给各宫太监及管事们供药;内药房才是专门负责给皇帝、后妃供药的,同时兼管制药、煎药。大约在同治年间,宫廷里还设了专门为后妃服务的寿药房。



清朝的御药房虽然有一段时间归太医院管,但以内务府管辖的时间最长。后来,因为宫内用药量日渐增加,御药房又下设内宫药房,乾清宫、储秀宫、宁寿宫、寿康宫、寿安宫、永和宫等都设有内宫药房。此外,在各行宫,如圆明园、颐和园及承德避暑山庄等处也设有药房。各药房都可向同仁堂派差。现存的御药房档案中记载了大量同仁堂向御药房提供中药材和中成药的情况。其中有几百种同仁堂的仿单。仿单是广告或药物说明,有一种仿单,就意味着御药房曾进过这种药。此外还有同仁堂为宫廷提供各种差役的记录。



这些药物既然是供帝王后妃所用,要求自然就很高,要“地道、上等、纯洁”。但是清宫似乎并没有自己的用药规格。研究清代宫廷医学的专家关雪玲在其《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一书中指出:“提到清宫用药的重要依据,有这样一种说法: 宫廷用药与民间不同,在规格上十分讲究。如根茎类地黄、白芍等要用枝条粗壮的;而肉桂则要用肉厚油足的;种子类的药材,如砂仁、蔻仁则须用成仁饱满的 凡不符合规格的都不能在宫中使用。 其实,这种关于药材规格的要求指的并不是清宫,而是同仁堂的选购药材的准绳,至于清宫用药的规格,目前尚未发现有文字记载。”也就是说,清宫的用药规格实际上以同仁堂的标准为标准,至多再严格一些而已。



“供奉御药”有一套严格、繁琐的程序。每次进药,都要由御药房的两名吏目负责验收。有时,所进的药材还要由皇帝御览后,才交御药房保管。至于从交药、入库到最后“赴广储司领银”,更是要层层审批,因此形成的“粘单”(类似于今天的“三联单”、“五联单”等),有的竟长达数尺。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清廷还设立了来往于宫廷和同仁堂之间的专职人员,这种人被称为“药商”。



同治四年(1865)八月的一天,崇文门前等待过关的车马人员排起了长队。因为商贩必须在“崇文门商税事务衙门”交税后才能进城,因此,这里常常是长龙成阵。就在这时,一辆骡车竟然绕过长长的队伍,径直往城门而来,一些正在等待进城的人嚷了起来:“嘿,怎么不守规矩!”



有知道内情的就说:“嚷也没用,人家是出皇差的。”



车到了城门前,守城的兵丁把车拦住了。押车的不慌不忙地说:“同仁堂的,给宫里送药。”



“这么说,你是同仁堂的张掌柜了?”



“正是。”



没想到几个兵勇突然瞪起了眼:“胡说!张掌柜常往宫里送药,我们能不认识吗?你比他年岁大多了。再说,他没有胡子,你哪来的胡子?大胆奸人,竟敢冒名顶替!”



正在这时,领班的过来了,他问那位张掌柜:“怎么称呼啊?”



“张志云。”



领班的拿出一卷公文来,看看公文,又细细打量了一番张志云,便对众兵勇说:“这位还就是张掌柜。不过,不是咱们熟识的张洪,他已然亡故了。同仁堂铺东乐梦藩等人具结,保张洪的叔叔张志云接任药商,往后就是这位张志云往宫里送药了。上面已有行文在此。这不,年龄、长相都和公文上写的一样。”



兵勇们凑上去一看,果然,那上面写着:“张志云,年四十一,身中,面黄,有须。”



兵勇们这才松了口气:“嗨,原来是换人了。我们还以为是奸贼要蒙混过关呢。”



领班的又提醒张志云:“您带腰牌了吗?我们这关好过,进宫验腰牌可是严着呐。”



张志云亮出腰牌给领班看了看,说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3)


“这不,内务府给的腰牌,原来是我侄子张洪的,现在换成我的名字了。”



那腰牌正面写有“特别执照:内务府因有特别差务衙役进神武门,给此执照,以便稽查”,背面写有腰牌持有者的年龄和长相。说完,张志云朝领班的拱拱手说:“宫里限时把药送到,就不打扰了。”说罢,只听一声鞭响,那骡子撒开四蹄,拉着车绝尘而去。



看到这景象,有个排队等着交税查验的商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还是当皇差威风,直进直出啊!什么时候我也能混上这么份差事就好了。”



那个领班的揶揄道:“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办这份皇差,要由同仁堂的铺东四人以上具结作保,还要报御药房核准,再由御药房知会崇文门商税衙门。最后由景运门档房备案,以便以后查看。你小子尖嘴猴腮的,一副黄连吃多了的惨样,也想当同仁堂的药商?”



这番话,说的众人哄堂大笑起来。



药商的确是很重要的人物,他的责任是从御药房领取“传票”,也就是清宫所需药物的清单,并交给同仁堂铺东,由铺东按要求亲自备药后,药商再向御药房指定的官员交药,其间不得经御药房其他官员之手,以免出现混乱。同时,万一出现问题也好追查责任。所有送交的药材要求质量上乘,加工洁净,御药房严格查验质量和数量后方能收取。如有质量问题或时间迟误,会被立即驳回,甚至会处罚药商。遇到这种情况,同仁堂的担保人也会被追究连带责任,所幸的是,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也是同仁堂能供奉御药一百八十八年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药商如此重要,对药商的挑选和审查自然也就非常严格。一旦药商出现空缺,首先由御药房通知崇文门商税事务衙门,由他们传告同仁堂,推荐一名药商送御药房审批。审批通过后,崇文门商税事务衙门会要求同仁堂铺东等四人前来联名签字画押、提供担保。崇文门商税事务衙门还要记录下这位新药商的年龄和体貌特征。御药房再将原药商出入皇宫的腰牌收回更名,给新药商佩带。清宫档案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如同治四年(1865)七月三十日御药房的呈文中就有这样的文字:“御药房为咨呈事,本药房交送官药之药商张洪于本年四月病故。遗缺准崇文门来文,据同仁堂铺东乐梦藩等结称,保得张志云补交送官药差务等,因前来查新药商张志云,年四十一岁,身中面黄有须,相应将已故药商张洪之所带之腰牌,更名给付新药商张志云佩带 ”



皇帝、后妃虽号称“龙体”、“凤身”,却免不了“圣躬违和”、“凤体欠安”。因此,供奉御药的方式,也因保养“龙凤之躯”的需要和病情的轻重缓急有所不同。



据清朝太医院档案记载:宫廷要求同仁堂每三个月进货一次,这是“定时供奉”。所进药材,必须是产地地道、挑选干净的顶级药材。丸散膏丹等成药,必须按宫廷的处方工艺制造,要求质效兼优。



第二种供奉方式是“票传交进”,每逢宫内有特殊需要,如皇帝要出巡或游猎,御药房会“票传”同仁堂。同仁堂必须按照御药房的要求,在指定时间内备足所需药品,送往御药房或指定地点。清代档案中就记载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秋季,乾隆赴热河围猎,需要带咀片丸散等“随围药物”。由于御药房药品不全,便“票传”同仁堂,限期送到。传票内有细药牛黄、冰片、麝香、朱砂、雄黄、犀角面等七种;有普通地道药材二十七种,如茯苓、甘草、菊花、当归、枳壳等。还有中成药三十四种,如仙药茶、藿香正气丸、六味地黄丸、虎骨木瓜丸、麦味地黄丸等。传票上每种药的量都不是很大,如牛黄、冰片、麝香、朱砂、雄黄等,都是五钱,茯苓、苏叶等普通药材也都在一到两斤之间,说明这些药只是供皇帝等地位极高、极显贵的人使用的。有意思的是,传票中居然还有“西纸二刀、笔二支、墨一锭”,估计是供书写病案或药方之用。



在同仁堂将所有药材全部交齐,一切办备后形成的粘单上,有“存案可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4)


也”的批语,说明同仁堂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可以存案归档了。



“康乾盛世”之后,大清王朝逐渐走入了内忧外患的衰落时期。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英国军队侵袭广东沿海,沙角、大角炮台陷落。正月初八,清政府对英宣战。二月初五,虎门失陷,广州门户洞开。八月二十一日,英军舰船攻破福建厦门,占据鼓浪屿,然后又北进浙江。此时,道光皇帝却躲在圆明园因心体疲惫、焦虑万分,正急需同仁堂送去的药品为他镇惊安神,消除烦闷。从七月到九月,同仁堂按御药房的要求,向圆明园药房供给茯苓、当归等药材一百七十多味,共二百多斤。同仁堂的药能治道光皇帝的病,道光皇帝却拿不出对付外国入侵的良策。第二年,他签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供奉御药的另一种方式,叫作“遴选药味”。史有记载,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八日,同仁堂来了两位御药房的官员,一位是掌稿笔帖式廷璜,另一位是副库掌德祥。他们对其他药物都不感兴趣,只看鹿茸。大查柜就叫伙计把上好鹿茸都拿来,请两位官员挑选。不想他们看过后,竟埋怨起来:“你们这差是怎么当的?平日里就要你们备齐各种药味,尤其是参茸之类的名贵药材,说不定宫里什么时候就要。现在,我们要的东西连你们同仁堂都没有,辜负了两宫皇太后和皇上对你们的恩泽,也害得我们没法子交差了。”



大查柜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说:“不知宫里需要什么样的鹿茸,我们可以去找。”



此言一出,两位官员更生气了:“到哪儿去找?谁不知道四月和七月才是锯茸的时候,这会儿是十一月,哪里去找?欺侮我们不懂行是不是?”



大查柜的本事,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客人面前都能笑脸相迎,更何况这两位是御药房的官员。他赶紧陪着笑说:“两位爷别急。小可不是那意思,宫里到底要什么样的鹿茸,不妨说出来听听。”



两位官员的口气又软了,说:“唉,其实也怨不得你们。宫里急着要一架茄包鹿茸,这会儿,谁还会备着现货呢?”



原来,药商们根据鹿茸生长中的不同阶段,为鹿茸取了一些形象的俗名。鹿茸生长初期被称为“拔桩”,长至四到五厘米,尚未分岔,形状如同茄子,便称为“茄包”。“茄包”生长期非常短,因此十分珍贵。此后,又有“小二杠”、“小三杈”和“大三杈”等的称呼。“茄包”因为物稀价高,一般的药铺不大会长期备货,免得压钱。



没有想到,大查柜一听就乐了,说道:“您二位要的 茄包鹿茸 还真有。不过,这东西太珍贵,不在我们柜上,而是在细料库里。我说找,就是到细料库去找。细料库的钥匙由我们东家亲自掌管,出入库都严着呐。我叫人去禀告,一会儿就能拿来。”



两位官员一听,转忧为喜,连声称赞道:“都说你们同仁堂货好,看来还得加上一个 全 字。”



同仁堂供奉御药,不能不注重一个“全”字。因为宫廷随时可能需要名贵珍稀药材,同仁堂不能不备。万一因为备货不全,误了宫里的使用,那后果就很严重了。但要时时备着那么多货,尤其是参茸之类的细货,就会压着不少钱,这对同仁堂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因此,也只有实力雄厚的大药商才能供奉御药。不过,另一方面,御药房的官员到同仁堂选取药材,也促使同仁堂对药材“纯洁、地道、上等”的标准要求得更高、更严,这对提高同仁堂药材的质量也有好处。



关于这件事,清史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乾清宫内药房首领马拴太监刘立成来传,上用茄包鹿茸一架,职等当即拣京派掌稿笔帖式廷璜、副库掌德祥亲赴同仁堂敬谨拣选上好茄包鹿茸一架,于十一月初八日恭谨进 ”



“遴选药味”尚可慢慢挑,细细选,而有的时候,帝后嫔妃、皇子公主因病重急需用药,这时采用的方式就是“急传交进”,又称“即时交进”,时限很紧,一刻也不能延误。在御药房给同仁堂的用传票中,常可见到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4)


也”的批语,说明同仁堂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可以存案归档了。



“康乾盛世”之后,大清王朝逐渐走入了内忧外患的衰落时期。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英国军队侵袭广东沿海,沙角、大角炮台陷落。正月初八,清政府对英宣战。二月初五,虎门失陷,广州门户洞开。八月二十一日,英军舰船攻破福建厦门,占据鼓浪屿,然后又北进浙江。此时,道光皇帝却躲在圆明园因心体疲惫、焦虑万分,正急需同仁堂送去的药品为他镇惊安神,消除烦闷。从七月到九月,同仁堂按御药房的要求,向圆明园药房供给茯苓、当归等药材一百七十多味,共二百多斤。同仁堂的药能治道光皇帝的病,道光皇帝却拿不出对付外国入侵的良策。第二年,他签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供奉御药的另一种方式,叫作“遴选药味”。史有记载,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八日,同仁堂来了两位御药房的官员,一位是掌稿笔帖式廷璜,另一位是副库掌德祥。他们对其他药物都不感兴趣,只看鹿茸。大查柜就叫伙计把上好鹿茸都拿来,请两位官员挑选。不想他们看过后,竟埋怨起来:“你们这差是怎么当的?平日里就要你们备齐各种药味,尤其是参茸之类的名贵药材,说不定宫里什么时候就要。现在,我们要的东西连你们同仁堂都没有,辜负了两宫皇太后和皇上对你们的恩泽,也害得我们没法子交差了。”



大查柜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说:“不知宫里需要什么样的鹿茸,我们可以去找。”



此言一出,两位官员更生气了:“到哪儿去找?谁不知道四月和七月才是锯茸的时候,这会儿是十一月,哪里去找?欺侮我们不懂行是不是?”



大查柜的本事,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客人面前都能笑脸相迎,更何况这两位是御药房的官员。他赶紧陪着笑说:“两位爷别急。小可不是那意思,宫里到底要什么样的鹿茸,不妨说出来听听。”



两位官员的口气又软了,说:“唉,其实也怨不得你们。宫里急着要一架茄包鹿茸,这会儿,谁还会备着现货呢?”



原来,药商们根据鹿茸生长中的不同阶段,为鹿茸取了一些形象的俗名。鹿茸生长初期被称为“拔桩”,长至四到五厘米,尚未分岔,形状如同茄子,便称为“茄包”。“茄包”生长期非常短,因此十分珍贵。此后,又有“小二杠”、“小三杈”和“大三杈”等的称呼。“茄包”因为物稀价高,一般的药铺不大会长期备货,免得压钱。



没有想到,大查柜一听就乐了,说道:“您二位要的 茄包鹿茸 还真有。不过,这东西太珍贵,不在我们柜上,而是在细料库里。我说找,就是到细料库去找。细料库的钥匙由我们东家亲自掌管,出入库都严着呐。我叫人去禀告,一会儿就能拿来。”



两位官员一听,转忧为喜,连声称赞道:“都说你们同仁堂货好,看来还得加上一个 全 字。”



同仁堂供奉御药,不能不注重一个“全”字。因为宫廷随时可能需要名贵珍稀药材,同仁堂不能不备。万一因为备货不全,误了宫里的使用,那后果就很严重了。但要时时备着那么多货,尤其是参茸之类的细货,就会压着不少钱,这对同仁堂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因此,也只有实力雄厚的大药商才能供奉御药。不过,另一方面,御药房的官员到同仁堂选取药材,也促使同仁堂对药材“纯洁、地道、上等”的标准要求得更高、更严,这对提高同仁堂药材的质量也有好处。



关于这件事,清史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乾清宫内药房首领马拴太监刘立成来传,上用茄包鹿茸一架,职等当即拣京派掌稿笔帖式廷璜、副库掌德祥亲赴同仁堂敬谨拣选上好茄包鹿茸一架,于十一月初八日恭谨进 ”



“遴选药味”尚可慢慢挑,细细选,而有的时候,帝后嫔妃、皇子公主因病重急需用药,这时采用的方式就是“急传交进”,又称“即时交进”,时限很紧,一刻也不能延误。在御药房给同仁堂的用传票中,常可见到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5)


“火速交进”、“旋即票传同仁堂”、“万勿迟缓”、“不得违误”的字样。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二日,紫禁城一反常态,既非节日,也无大典,却到处铺上了红地毯,门上贴了红对联,一切都装点得喜气洋洋,可是人们却哭丧着脸,许多人穿梭般跑来跑去,手忙脚乱,神色慌张,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气”,倒似有大灾降临。



原来,十一月一日,朝廷昭告天下,“皇上生天花之喜”,也就是说同治皇帝得了天花。按旧俗,除了要当“喜事”对待以外,更不准民间炒豆,说是会加重患者的病情。同时,按当时的规矩,在养心殿供奉起“痘神娘娘”。两宫皇太后又亲往景山寿皇殿,祈求列祖列宗保佑同治帝度过这一关。按当时的风俗习惯,宫中被装点得喜气洋洋,以此来哄“痘神娘娘”高兴。同时又紧急延请名医,采办药物。



十一月初二的夜间,一个专差骑马从内廷奔出,直向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清门、正阳门而来。各门的门卫挑起灯笼,扫了一眼来者所持的“传票”,没有多问,也不敢多问,就急急打开了沉重的大门。他们已经接到了朝廷代拟的圣旨:“皇上出天花之喜,所有应用预备差务,随时预备,钦此。”



此外,还有御药房的通告,大意为:本药房所用药物一向由同仁堂传取交进。如果夜间急需用药,而本药房又没有备货,会紧急派专人持票出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清门至正阳门,传取交进。因差事重要,为免延误,特向各门守卫通告。



按清朝的规定,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清门至正阳门这一线,除非帝后出入和举行大典,平常不准任何人通过,夜间更是戒备森严。现在是非常时期,事关皇帝的性命,为了及时得到救命的药物,去同仁堂的专差自然也可破例出入这些关口了。



同仁堂虽是民间的药铺,但因为有供奉御药的责任,在得知皇帝“出天花之喜”之后,料到会有急需,早已有了准备。在接到专差送来的传票后,同仁堂立时灯火齐明,人员各司其职,忙而不乱,披星戴月赶制,终于准时将药配好,交专差带回。



初九清晨约四五点钟,御药房库管李德祥等又急急忙忙经过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清门、正阳门,赴同仁堂“急传交进”。各门守卫已经事先得到御药房的知照:“御药房为照门事,寅正二刻由上药房急传要差立等进,本药房库管李德祥率同领崔嵩山持票赴同仁堂传取相应知照。沿途各贵门验照印文,即刻放行,事关要差,万勿迟缓,为此知照。右知照,沿途各门。同治拾叁年拾壹月初九日寅刻”。因此,李德祥通过时,各门都对他敞开放行。



李德祥一到,同仁堂的上上下下不顾夜未明、天尚寒,赶紧按照御药房的要求,备好药物。李德祥长舒一口气说:“幸亏你们同仁堂药好货全,干活麻利,我能完旨交差了。”



有时候,御药房会召同仁堂的人到宫中制药,称为“进宫配药”。光绪年间的文档中,就有传同仁堂的人员到颐和园制作“回生丹”、熬膏药、切饮片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有御药房的官员和“苏拉”医生(苏拉,满语“差役”的意思)在旁监督,要求严格按照御药房的要求制作。这对同仁堂来说也是宝贵的机会,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宫廷制药的方法和配方。



还有一种供奉御药的方式,就是太后或皇帝使用自己的特权,打破成例,派亲信直接到同仁堂取药。清宫内廷档案有如下一段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十四日,总管李莲英奉旨到同仁堂去取“如意长生药酒”。



李莲英是慈禧最亲信的大太监。身为大总管,何必亲自到同仁堂去取药呢?况且“如意长生药酒”并不是急救药,说明慈禧的病情并未到生死攸关的时刻,派个专差来个“急传交进”也就行了。原来,慈禧那些日子身体欠佳,肝火旺盛,脾胃不和,腰酸背疼,周身不适,大便不实,湿气阻滞,甚至出现了口眼歪斜等症状。这可以从“如意长生药酒”的配方中推断出来。这种酒是用几种药酒混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6)


合而成,清宫内廷配方中有此记载:



陈存捐性加减史国公酒四十斤;



陈存捐性加减五加皮酒六十斤;



鲜木瓜丝泡酒十斤;



外兑木瓜酒一百斤;



以上共合一处,蒸淋入缸内,数年捐妥用之。



可见这是一个庞杂的大复方剂,木瓜酒和木瓜丝有平肝和胃、祛湿舒筋、化食止渴、除胀消肿,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紊乱的功能。加减史国公酒和加减五加皮酒能除风胜湿、强筋壮骨、顺气化痰、添精益髓,用于治疗口眼歪斜、下肢酸软、两足疼痛、虚羸劳伤等“皆有奇效”。而且由于这种酒兑好后,还要存放数年,不仅能去除副作用,使之柔和适口,而且服后能让血脉通和。



因此,可以推断肯定是慈禧又被病痛所折磨,于是,李莲英等人和御医商量后,认为同仁堂的如意长生酒能缓解病痛,而且事不宜迟,得赶紧派人去取。可是派一般的差役,太监出宫要办烦琐的手续,太耽误时间,而李莲英出宫,手续就简便得多,因此李莲英才亲自到同仁堂取药酒。



御药房也会派医生和官员到同仁堂监制御用药物。这种方式称为“监视制药”。光绪三十一年(1905),御药房日用账中就有记载,正月初三,太医院曾派人到同仁堂监制三色暑药,到十三日结束,共制成三色暑药一百五十料。





第二节 红顶商人有权有钱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1)


普通百姓以为,皇家是最有钱的,什么“一掷千金”、“金山银海”、“富甲天下”似乎都是专为形容皇家富贵的。“供奉御药”就是和皇家作买卖,那还能不富得满屋堆金,遍地铺银?



其实和皇帝家作买卖,真是难得很。同仁堂供奉御药可谓兢兢业业,汲汲小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其中的悲欢荣辱,甚至是死而复生的惊喜和大祸临头的恐惧,又有多少人知道?



雍正元年(1723),同仁堂承担供奉御药时,朝廷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除了供药要“随叫随到”,药味要保证“纯洁地道”等之外,更有“药价非得皇上恩准,不得变更”和“先交药,后领银”的规定。



药价上调要得到皇帝恩准,看起来似乎可以通融,实际上却很难办到。同仁堂的铺东毕竟不是皇帝的近臣,要加价得先经过层层官员审核,才能“上达天听”,而每一层官员都是一道关卡,一把割肉的刀,要费口舌,要花时间,更要用钱打点。不接受这种“霸王条款”吧,就别想“供奉御药”;接受吧,虽然那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竞争也不激烈,物价还比较稳定,可谁能保证它不会像喜怒无常的皇帝一样,忽然变了脸呢?乐凤鸣反复权衡得失利弊,最后还是横下一条心,决定先接受了这“霸王条款”再说。



果然,“供奉御药”没有尝到多少甜头,却品到了苦涩。同仁堂必须按时按质按量地交药,否则就会治罪;至于宫里何时结账却没有定规。而且更要命的是,即使结账之后,也经常是“打白条”,不能及时付银。长期如此,宫廷欠同仁堂的药银便越积越多。至于为什么药款不能如数到位,是朝廷银库空虚,还是被挪作它用了,或是被收入私囊了,就不得而知了。这样,同仁堂每和皇家做一笔生意,就得垫付一大笔资金,同仁堂的资金再雄厚,也难以承受。



也许是这种垫付药银的重担压得同仁堂实在喘不上气来,也许是同仁堂早就预想好了对策。为了摆脱“霸王条款”的桎梏,同仁堂铺东乐礼广开人脉,疏通关系,终于想方设法沟通了和硕和亲王爱新觉罗·弘昼。弘昼是雍正的第五子,雍正十一年封为亲王。他表面乖戾,行事荒唐,甚至以在家中演习自己的丧礼为乐,实际上却是厌恶了宫闱中的明争暗斗,不想陷入为争夺帝位而进行的手足残杀中,才用种种荒唐的行为,表明他的心迹,也借此排谴心中的苦闷。他的父亲雍正皇帝倒也理解他,加上弘昼的母亲又很受雍正皇帝宠爱,因此,表面上散淡的弘昼在皇帝面前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有了和硕和亲王这座靠山,乐礼又设法疏通了各个关节,终于得到了雍正皇帝的“恩准”,不仅同意增加药价,而且准许同仁堂“预领官银”。所谓“预领官银”,就是变“先交药,后领银”为“先领银,后交药”。这个先后秩序一颠倒,就如乾坤倒转,同仁堂的处境一下子就从地上翻到了天上,大大扩充了同仁堂的周转资金。且第一笔白花花的“预领官银”就有四万两之巨,可能是同仁堂所获数额最大的一笔“预领官银”。



“预领官银”制度的建立,包括那笔四万两预领官银,的确是拜了和硕和亲王的金面,才如愿以偿的。乐礼在官场和商海之中游刃有余、应对自如的本领以及他对同仁堂的贡献更不应低估。但是,能得到这样优惠的条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同仁堂诚实守信,质量上乘。雍正皇帝自幼就服用同仁堂的药,对它们的效力有着深刻印象。否则,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皇亲国戚,谁也不敢把诚信不足、质量不保的药商推荐给皇帝。



可是亲王的面子只能管一时,不能管一世,更不能管万世。自那以后,世事多变,同仁堂“供奉御药”又历经曲折。



乾隆九年(1744),同仁堂铺东乐礼恳请每年预领官银三千两,并增加三分之一药价。



乾隆十三年(1748)七月,乐礼又向管理御药房的内务府提出借药银五千两,其实是想借此告诉朝廷,同仁堂垫付的资金太多,已经无力承担了。为此,乐礼费尽了口舌,绞尽了





第二节 红顶商人有权有钱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2)


脑汁。经过上上下下的打点,目的总算达到了,有史料记载同仁堂“恳借银两,以助购药,蒙获恩准”。可是皇帝在奏折上亲批的条款,却让乐礼汗透脊背,其中有这样的内容:“经此次调剂后,每遇传用药味如稍迟延,或药味不佳,定行回堂将该药商拿究治罪,不稍宽贷。”



这哪里是把同仁堂当作为宫廷供药的药商,简直是当成了“钦点要犯”。



道光十六年(1836),同仁堂的经营因为遇到天灾人祸,出现了困难,万不得已,铺东乐平泉和药商张大镛只好上书,“恳请预领官银,量为调剂”,御药房的官员们板着脸回答“碍难准行”。乐平泉和张大镛知道这些官员行事的规则,凡事只要求到他们,不论能办不能办,好办不好办,一律先板着脸摇头说不,然后就是看求他们办事的人懂不懂“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了,如果求他们办事的人出手大方,就没有他们不办的事。果然,经过疏通后,这些官员又层层审阅,反复核实,并“详加访查”后,总算认定“该药行近年资金不足垫交”,“若不量为调剂,恐滋贻误”。为了确保皇家用药,更为了他们自己的顶戴花翎,还有不便说的私囊,这才上奏皇帝,建议允许同仁堂先向广储司“暂领银一千两”,每季结算领银时扣还五百两,两季扣清。



同仁堂的经营者得知皇帝“恩准”了这一奏章后,着实高兴了一阵。那些时候,同仁堂的日子确实也好过了不少。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到了道光十七年(1837),因为行情变化,“都城内外,同行公议,又涨药价”。同时供奉御药又回归为“先交药,后领银”,必须每三个月交药一次,药钱约六七百两银子,即使不拖不欠,也要半年后才结算。如此一来,同仁堂的经营状况更为艰难。这时的同仁堂已是多家合股经营,无奈之下,股东们只好请铺东乐平泉和药商张大镛再次出面,向朝廷提出“借银”和“增调药价”的请求。



谁都知道御药房和内务府“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尤其是上一年刚刚调了药价,现在又要求增调,难度肯定很大。为此,乐平泉和张大镛想了许多办法,走了不少门路,花了许多钱,才得到御药房一位官员的接见。



这是一位新来的官员,乐平泉和张大镛都没有见过。他看过乐平泉递的折子后,却一脸严峻地说:“同仁堂增调药价,需经圣上恩准,因此不可有半句虚言,否则就是犯 欺君之罪 。你们懂吗?”



乐平泉答道:“小人虽然孤陋寡闻,却也知犯 欺君之罪 ,按《大清律》当斩,因此绝无半句虚言。”



那个官员又指点着奏折追问道:“这折子上所说 窃商民等立业同仁堂御用药味历有二百余年 是否确凿?”



“确是事实。”乐平泉答道。



“绝无虚言。”张大镛也说。



那个官员沉思了一下,便说:“凡供奉御药者,在御药房和内务府皆有案可查,你们可千万仔细了。”



乐平泉和张大镛连声称是,再加上他们送上了一份厚礼,那官员总算把折子收下了,并说待禀告总管后,再奏明圣上。



难道同仁堂供奉御药的时间有什么疑问吗?一般都认为,同仁堂供奉御药是从雍正元年开始的,供奉御药一百八十八年。可是这个说法却和乐平泉、张大镛所述不一致。



乐显扬于康熙己酉年(1669)立下“同仁堂”的堂号,他的儿子乐凤鸣于康熙壬午年(1702)创立同仁堂药店。康熙壬午年距道光十七年(1837)不过一百三十五年,即使是从己酉年立堂号算起也不过一百六十八年。如果从雍正元年(1723)算起,只有一百一十四年,而乐平泉和张大镛的折子上却称“同仁堂御用药味历有二百余年”。



供奉御药的时间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别?难道是乐平泉虚报?似乎不大可能。因为这是上奏给朝廷的折子,不是在街头做的广告。中国百姓信任历史悠久的店铺,因此商家也就喜欢夸大自己的历史,但是同仁堂没有必要这样做。一来,那时同仁堂已经有了供奉御药的特权,只是请求加价而已,虚报自





第二节 红顶商人有权有钱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3)


己供奉御药的时间没有必要,更没有任何好处。二来,同仁堂增调药物必须由皇帝恩准,在这份奏折上虚报供奉御药的时间,便是犯欺君之罪,乐平泉何必要“以身试法”?因此,乐平泉这样讲,必然有他的理由,至于是什么理由,还需要史料来证明。



那个官员倒也还办事,不久,御药房便上报内务府总管,说是经查明,市面药价上涨后,同仁堂确实难以支撑,建议照乾隆十三年的办法,准许同仁堂预领官银一千两,每季度实领时,扣还五百两,分两季扣清,并同意“按时价”增加药价。这个“按时价”非常重要。因为以前的药价都由太医院拟定,最后上奏皇帝拍板。“按时价”就是按照崇文门商税事务衙门根据市价的浮沉定价,也就是“随行就市”。这当然比皇帝的“一口价”要进步了。这个方案由内务府上报皇帝,并获恩准,才得以执行。



药价虽然调了,也可以预领官银了,可是乐平泉和张大镛的忧虑仍未解除。同仁堂每季垫付的银子为六七百两,预领的官银每季只有五百两,每季还得垫付一二百两。而且,御药房的官员告诉他们,这是按乾隆十三年预领官银的成案办事,一切要遵照那时的规矩办。除了“官银办官药”外,如果送药稍有迟缓,或是药物的成色不好,就要捉拿治罪,“严加惩处,决不稍有宽贷”。



这条规定最让乐平泉担忧。因为这时的同仁堂仍是他人在经营,而铺东却是乐平泉。也就是说,如果经营同仁堂的人稍有懈怠,误了供奉御药的大事,被捉拿治罪的却是乐平泉。这就促使他要想出办法,以免代人受过。



此后,在同治年间,因为外省交通不畅,药价上涨。乐平泉和药商张洪曾经第三次申请增价,预支官银。虽然最后达到了目的,却仍是费尽了周折。



大清朝廷对同仁堂的这种态度,表现了清朝统治者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和对正在发展的民族工商业的歧视。因此在预付官银、拟定药价时,不问市场上药价的涨落,不问资金周转的长短,不管商家能否承受得起,甚至长期不调整药价。但另一方面,由于宫廷对药物的要求极高、极严,也迫使同仁堂非常重视药物的质量,不敢稍有懈怠。



供奉御药不仅会赔钱、受气,甚至会杀头。在乐家祠堂中,有一个没有头的布人。这其中深藏着一段让人震恸的惨案,一段可能永远也揭不开的秘密。



乐家有一个辈辈相传的说法:就在乐家供奉御药后不久,一位亲王死了,据御医查验的结果,说是同仁堂的汤药里出了毛病,虽然人们猜测亲王很可能是死于政敌之手,但是真实的原因无人敢说,于是乐氏的一位后代被斩首于菜市口刑场。



由于《乐氏宗谱》明文规定“凡人死于非命者,不入宗谱。不能在乐氏祖宗祠堂里立牌位”。因此,乐氏祖先堂中没有给这位被冤杀的祖先立牌位,而是代之一布衣小人,上面没有头,以作警示。



既然供奉御药如此之难、如此之险,同仁堂为什么还要继续供奉御药呢?首先,供奉御药,可以大大提升同仁堂的信誉。谁都知道,只有质量最好、信誉最高的药铺才会被指定供奉御药。凭着雄厚的实力和长年坚持不懈创下的信誉,再加上皇家的权威,同仁堂和许多著名大药铺往来时,都可享受优惠。清代后期,北京有天汇、天成、隆盛、汇丰等四大药栈。同仁堂和这四大药栈作买卖,动辄就是几千两银子的大宗生意,都是先拿货,后付款,实际上等于大大增加了同仁堂的流动资金。



在广大百姓的心目中,“供奉御药”就意味着品质好、档次高,因此他们也都愿意买同仁堂的药。同仁堂需要的药材不仅要求质量好,而且数量还极大。各大药商自然也愿意把好货、紧俏货尽先提供给同仁堂。例如,同仁堂到营口药店采购大山参、鹿茸,去河南的“杜盛兴”老号采购名牌“杜字”麝香,都会享受到别的药商享受不到的优惠。



还是靠了皇家的特权,同仁堂曾经多次打假,使“同仁堂”这一著名品牌得到了保护。



咸丰二年(1852)前后,大栅栏周





第二节 红顶商人有权有钱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4)


围的一些旅店、会馆、饭馆附近,出现了一些售卖同仁堂药物的人,他们常常哄骗顾客说,自己原本是同仁堂的伙计,因为和铺东不和,被开除了。因为气愤不过,就私下把同仁堂的药盗出,愿意低价出售,并宣称“货真无疑,诚可对天;不为赚钱,只为出气”。同时还会拿出同仁堂的门票,以证明自己的话。有人既崇信同仁堂的名声,又图便宜,就买了他们的药,结果不但没有治好病,还致使病情加剧,有的甚至丢了性命。



同仁堂发现这种情况后,报告了中城察院。中城察院又称中城都察院,是五城都察院的下属机构。都察院是专管地方治安的机构,因为清代把京城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在五城都察院下,各城又有自己的察院。办理此案的中城察院一看,事关同仁堂,那可是给皇上供药的,这案子非同小可!他们不敢怠慢,立刻全力缉拿罪犯。经查明,原来这是一起团伙作案,参与作案的为数不少,为首的是两兄弟,一个叫于大,一个叫于二。他们带着一批不逞之徒,招摇撞骗,“历年以来,受其欺哄者不知多少”。



于大、于二等被捉拿归案后,中城察院一声号令,将他们用枷夹上,拉出示众,以儆效尤。同时发布文告:有人再敢冒充同仁堂的人卖假药,同仁堂有权将其扭送察院,“定将该犯加重治罪,决不宽宥”。



同仁堂也声明:“乃有无耻之徒,偷刻本堂门票,造做假药,勾串客店、会馆,谬称其药自本堂盗出,自甘认贼减价骗人。历年以来,远近受其骗哄者不知多少,病人受此耽误者更不知多少,损人利己,大伤本堂修合济世之心。”并劝告顾客亲临同仁堂购药,以免上当受骗。



维护自身的声誉和权益,是长期、反复的过程。利用同仁堂这块金字招牌骗人贪财的行为,不可能一下子杜绝。



同治八年(1869)三月,一个伙计急匆匆地来找同仁堂店东乐孟繁:“东家,杨梅竹斜街开了一个新店叫 同人堂 ,和我们就差一个字,那是一撇一捺的 人 ,不是 仁者爱人 的 仁 ,是不是我们的分号?”



“杨梅竹斜街离大栅栏这么近,我干吗要在那儿开分号?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乐孟繁回答。



“我琢磨着也是。”伙计说,“可是这两个字都是一样的音,客人很容易弄混了 ”



这提醒了乐孟繁。反正杨梅竹斜街也不远,他当即约上药商张志云,和那个伙计一起,赶到杨梅竹斜街去探个究竟。



到了“同人堂”,乐孟繁他们看到两个伙计正在招呼顾客。客人问:“你们这个同人堂和大栅栏的同仁堂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一家。”



“那为什么中间的 人 字不一样呢?”



“音同就行了呗。”



“你们别是冒名的吧?”那个顾客半信半疑。



“嘿,我们作买卖就讲诚信二字,不信您看我们的仿单,不是和同仁堂一模一样吗?要是有假,您把我们招牌砸了!”



“要是有假,您可以告官去。我们是专供御药的,不怕告!”



看到这种景象,乐孟繁气愤地说:“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在这么近的地方冒充咱们同仁堂!”



于是,乐孟繁和张志云联名将“同人堂”告到了五城都察院。五城都察院立即命中城察院派人前往杨梅竹斜街查访。中城察院立即封了“同人堂”,将有关人员悉数捉拿归案,并贴出了一个告示:“据同仁堂铺东乐孟繁、商人张志云呈称,杨梅竹斜街开设同人堂药铺,显系冒名影射,以假混真,且有渔利小人私刻同仁堂门票,售卖假药误人病症 似此影射冒充字号,亟应严行禁止。 倘有前项私合伪药,假冒该商号票,以及有意若混乱该商字号各情,许尔等禀明,立即严拿,详呈惩办,决不姑宽。毋违特示。”



同仁堂打假行动果断、及时,而且凭借清朝政府的力量,力度非常大,因而能有效地扼制造假行为。即使在今天,也有借鉴作用。



因为供奉御药,同仁堂还多次靠着皇家的特权,转危为安。乾隆十八年(1753)的一天,大栅栏突然火光冲天,在“同仁堂走水





第二节 红顶商人有权有钱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5)


了!”“同仁堂走水了!”的惊叫声中,同仁堂的店铺被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尽管同仁堂的上上下下为灭火竭尽了全力,保下的只是一块除了断墙残瓦,什么也没有剩下的房基,以及堆房里残存的一点药材。这时的同仁堂真可谓祸不单行,不久之前,铺东乐以正病故。同仁堂预支了官银,还未及把货办完,就遭“祝融之变”,加上以前乐礼欠下的钱,即使把保下来的那块房基和药材全部赔上,也不够还债的。乐氏承继人乐以中尚在幼年,只能靠乐礼的夫人乐张氏强撑门面,一门孤寡实在难以为继,只好于乾隆十九年(1754)写了一纸呈文,请求不再承办官药。乾隆皇帝考虑到同仁堂始终兢兢业业,小心翼翼,为皇家遴选“地道、纯净、上乘”的药材,精心为宫廷制作质量高、效果好的各类丸散膏丹,还要以身家性命做为药品的质量担保,实在难得。更何况,同仁堂的药物早在乾隆的爷爷、父亲那一辈就有了口碑。京城虽然有不少大药铺,但是和宫廷往来密切,值得信任的又有几家?再说,乾隆七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乐礼突然“请退官药”的事,当时也曾允其所请,并张榜招纳其他商号供奉御药,可是没有想到,那么多大药铺,竟没有一家揭榜。乾隆只好以皇上的威权支持同仁堂,打压私债,扶了同仁堂一把。现在官商人等都知道皇帝曾不惜动用皇权支持同仁堂,同仁堂这块招牌因此更加金光闪耀了。如果现在同仁堂忽然倒了,那人们还不得笑话皇上无权无威无能吗?因此,乾隆皇帝决定,还是要给同仁堂撑腰,不过,这回要换个法子。



这天,乐张氏突然接到了一个意外的喜讯,皇上恩准,把本来应当充抵官债的房基地和药库里的药,仍发还乐家,以便乐家能够东山再起。乐张氏还来不及高兴,又有人来告诉她,皇上下令贴出告示招商,招愿意出资的人,和同仁堂一起供奉御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招商引资”。后来,果然有个最理想的人选愿意出资,扶助同仁堂供奉御药,此人就是第一代异姓药商张世基。此后直到清朝政府被推翻,供奉御药停止,都是张世基的后代充当药商,其中有记载的就有八位,他们是:张大镛、张登云、张洪、张志云、张景云、张濬、张荣。



至于张世基为什么会投资扶助同仁堂,有着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张世基和乐家是世交。还有一种说法是,张世基本人就是御药房的官员,而且是乐张氏的生父。女儿遇到难处,父亲当然不能坐视;亲家遭了难,岂能不出援手?张世基的身份又是宫廷和乐家都能信得过的人物,充当药商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当然,从表面看,同仁堂这次又靠了皇家的扶持才逃过一劫。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同仁堂一贯坚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理念,以“济世养生”为第一要务,使得皇家已经离不开它了。



这两件事也可看作是清王朝实行“破产保护”的实例,只是那时没有相关法律遵循,完全是依据皇帝的好恶,凭借皇家的特权来实行。



由此可见,同仁堂一方面常常被朝廷拖欠着药银;另一方面,又凭着自家的信誉和皇家的特权,享受着其他店铺不可能得到的优惠。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此,供奉御药给同仁堂带来的好处,远大于被宫廷拖欠药银、压低药价所带来的弊端。



不知是乐家祖上的高瞻远瞩,还是无意中造成,有了“供奉御药”的特权,也就在自己的头上悬了一把剑,把自己逼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险境。那个无头布衣小人的故事就是告诉乐家传人,必须以生命保证产品的质量,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质量即生命”!不注重质量所付出的代价将是惨重的,无法承受的,也许这种“质量意识”的教育方法近于恐怖,但确实有效。乐家后来家大业大,乐平泉的四个儿子后来分成了“四大房”,他们之间也曾经发生过分庭抗礼、另立别号等让老一辈心寒的事,但从未见以次充好、制贩假药的丑闻,其中也有这种“





第三节 优质优价称雄南北药市 高进高出...(1)


中药材的交易市场向来有“四大药都”的说法,同仁堂在南北药市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主要是同仁堂的进货量大,质量要求高,信誉好,而因为“供奉御药”,享有皇家特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著名的“药都”祁州,现为河北省安国县,是北方最大的药市。传说东汉名臣,汉光武帝刘秀的“二十八宿”之一邳彤,曾任曲阳太守,封灵寿侯,死后葬祁州南关。此人能文能武,精通医理,济世救人,被百姓尊为“药王”。北宋时在祁州南关建起了“药王庙”,因为老百姓常到此进香,便逐渐形成了庙会,以后又由庙会逐渐形成了药材的集市。清道光年间,药业大盛,全国各路药商,纷纷云集祁州,甚至有东南亚的客商远道而来,进行药材买卖。自此,祁州以药都名扬天下,每年两次开市,时间都很长,称“天下第一药都”,列为“四大药都”之一。



因为同仁堂资本雄厚,需要量非常大,仅犀角一项就占药市总成交量的一半以上,有些细货甚至占到了市场交易量的90%以上,加上又有皇家的背景,在祁州药市更有着举足轻重,无人可比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一天,几位贩白术的药商到了祁州。以前他们一向是在安徽亳州、河南禹州和辉县、江西樟树等著名药市作买卖。因为久闻祁州是“天下第一药都”,又有“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祁州始生香”的说法,因此,特意慕名而来。可是到了祁州之后,他们发现这里虽然东西客商云集,南北药材齐备,可就是没人真正做买卖。买的不着急买,卖的也不着急卖。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就找了“跑合的”,也就是经纪人帮忙牵线搭桥。跑合的促成双方买卖后,照例要提交易额的2%当佣金。这个数并不算高,而且祁州跑合的向来守信,从不吃价,也是远近闻名的,找他们完全可以放心。可是找了几位跑合的,却都说:“你们几位的货好,可现在还没开市,等开了市,准保让你们卖个好价钱。”



贩白术的药商们很奇怪,问是为什么。得到的回答都是:“北京同仁堂还没有来,不能开市,这价钱自然也就不好定。”



为什么同仁堂不来,就不能开市?贩白术的药商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耐下性子,决定等两天再说。可是两天过去了,他们已经把药王庙的邳彤墓亭、名医殿、药王殿、大戏台和乾隆年间建成的一对每根八丈多高,重达三万斤的铁旗杆看过好几遍了,还恭恭敬敬地在药王殿中进了香,祁州药市还是没有开。几位贩白术的药商实在耐不住了,就议论道:“虽然同仁堂名气大,可是这么大的药市,凭什么就一定要等他们来才开市?”



“对,我就不服这口气。我出去转转,不用跑合的,咱们自己找找买家,说不定还能卖出个好价钱呢。”



他们决心要破破“同仁堂不到不开市”的规矩。手里有大批上好的白术,还怕赚不到钱?几个人商量好一个自认为是最好的价钱,就到市上去寻找买主了。



虽然没有开市,可祁州药市中不少客商都在看货。他们恰巧碰到几位非常挑剔的北方药商,大黄要瓷实的,有泡的他们看不上,犀角只看暹罗犀角,其次是云南犀角,对非洲犀角却一点兴趣也没有,说它们的疗效不行,连山参是多少头的都有讲究,少了不要,多了也不要。



几位贩白术的药商看了连连赞叹:“这是行家,识货!”就走上去请他们看看自己的白术。对方有一位年长者仔细看了看说:“好货!”



贩白术的药商们一听,很高兴,立刻伸出手去想谈谈价。按照药市里的规矩,买卖双方都是把手藏在袖子里捏价,食指代表多少,中指代表多少,无名指代表多少,手指的伸张屈合是什么意思等,都有约定,大家一捏手指,就知道要价多少,还价多少。可是谁知对方却不出手,只是笑着说:“还是等明天开了市再说。我们是 货好不怕价高 。您别急,等开了市,准保您能卖出个好价钱。”



贩白术的药商们一听,大失所望,闹了半天,这几位也是跑合的,不然怎么说的话和先前





第三节 优质优价称雄南北药市 高进高出...(2)


那几位跑合的一样呢?这么一想,他们也没有问对方是哪家宝号的,只知道祁州药市上有十三帮之说。北京、通州、天津的药商被统称为“京通卫帮”。此外,还有“关东帮”、“山东帮”、“山西帮”、“陕西帮”、“彰武帮”、“亳州帮”、“川帮”、“广帮”、“宁波帮”、“江西帮”以及以祁州本地人为主的“黄芪帮”等。他们分不清北京、通州和天津卫的人说话有什么不同,也就不再多问,转身另寻买家去了。



最后,他们还真遇到一伙药商,说是有急事,等不及开市就要回去,竟将他们的白术照价全收。贩白术的药商们喜不能胜,跑到祁州有名的饭馆畅饮了一番,庆贺大赚了一笔。



第二天,他们准备“得胜班师”,可是刚从旅店出来,就被一派热闹景象吸引了,街上有舞龙的、耍狮的、踩高跷的、跑旱船的;戏台上有连台大戏,药王庙及其四周更是人如潮涌,个个喜气洋洋,原来是同仁堂的人到了,要开市了。



贩白术的药商们觉得自己已经赚了个盆满钵满,乐得看看这开市的热闹景象。只见药王庙前,一位长者敲响了三声锣,宣告祁州药市开市。人们都说他是同仁堂的掌柜,因为必是同仁堂的人鸣锣开市,这已经成了定规。那几位贩白术的药商中有眼睛尖的,就喊了起来:“敲锣的不就是那位看货的长者吗?原来是同仁堂的人。”



接着,同仁堂将各种药材的价格纷纷开出。药商们开始红红火火地做起了买卖,有拿现钱的,有交银票的,有以货易货的。为药商服务的钱庄、堆栈也都忙活起来了。正当此时,那几位贩白术的药商却个个面色发青,拉下了脸,连叫“不好!”“糟糕!”



原来,同仁堂开出的白术价,远比他们卖的价要高。祁州药市的药价都是以同仁堂开出的价进行交易,白术也不例外。而且按规矩,祁州药市都是由同仁堂买“头水货”,也就是开盘后的第一手货,以便能买到最好的药材。同仁堂的人还特意来找这几位贩白芍的客商,想把他们的货全部买下,叫作“买整货”。同仁堂的人说,他们还可以开更高的价。因为高质量的“整货”,一般小字号买不起,也担心进了价高货好的药材压在手里赔钱。因此,同仁堂宁可多花钱,以保证自己的质量高人一筹。那几个贩白术的药商听后更是后悔不迭。



开始,他们还想找到那个买家,商量加些价,减少些损失。可是熟悉祁州药市的人却说,如果是经当地跑合的促成的买卖,或是卖给了祁州本地药商,还可以找“安客堂”出面协调。安客堂由本地知名士绅组成,只要是发生买卖上的纠纷,他们都是先处置本地药商或是跑合的,在祁州药市,安客堂的权威比当地的衙门还高。可是买白术的药商是外地人,不知是哪一帮、哪一号,且已经不知去向,实在是无法挽回了。



祁州的行情,很快就会传遍各产药地区,那几位贩白术的都是先收货,回去后再按祁州药市的价格,和交货方分成。因此,他们不仅没有赚,还赔了许多钱,这就难怪他们叫苦不迭了,据说有人还因此大病一场。



在祁州,有过这种教训的客商不止他们。因此,各帮药商都把“同仁堂不到不开市”视为金科玉律。



在祁州药市,不仅由同仁堂鸣锣开市,走的时候,州官还要亲自为同仁堂送行,并且在同仁堂运货的大车上插上黄旗,表示这是皇家的御药,并派兵勇护送出州界。从祁州到北京的路上,则由名气大的镖局沿途护送,直到京城。同仁堂也只找熟悉这条路的镖局护镖,不轻易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