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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变与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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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变与冒险
Year:
2021
Publisher:
chenjin5.com 海量电子书免费下载
Language:
chinese
ISBN:
889d3ea1-5add-42ac-b062-b7496d8d32b0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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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第1章(1)

第1章(2)

第一章(3)

第一章(4)

第一章(5)

第一章(6)

第一章(7)

第一章(8)

第二章(1)

第二章(2)

第二章(3)

第二章(4)

第二章(5)

第二章(6)

第二章(7)

第二章(8)

第二章(9)





第1章(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这是一座谜一样的村庄。 一纸契约, 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十八颗手印, 凝固着中国农民的勇气、迷茫与希望。 追本溯源, 我们来到改革原点, 孕育希望, 30年后小岗再出发。 走进改革开放第一村,一起感受光环闪耀的日子…… 改革开放第一村 安徽省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也是被称做“东方芭蕾”的民间艺术“凤阳花鼓”诞生的地方,往北不出5公里,就是历史上“十年倒有九年灾”的淮河。每年,都有不少人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慕名而来,不过,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大多不是为了看明太祖的故居,也不是为了听凤阳花鼓,而是想到县城东边30公里处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去看一看。 1978年年末,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关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打破了思想僵化,经济改革的冲动还在坚冰冻土下缓缓涌动。 1978年12月的某个冬日,傍晚,中国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农民们就着微弱的天光,埋头喝着稀饭。小岗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这年夏收分麦子,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干了一季的活,糊不了3天的嘴巴!全队18户,只有2户没讨过饭,一户是教师,一户在银行工作。这年秋天严俊昌当了队长,为了保命,小岗人偷偷地将土地包产到户。老人们为严俊昌等几个干部担心了,这样下去要犯事的。犯了事,坐了牢,孩子谁养?老婆谁养?让大伙开个会,立个誓,万一你们犯了事,让大伙管你们的老婆孩子。 放下碗筷,汉子们向村子中间的严立华家走去。队里没有公房,会议一般都在他家开。小岗村18户人家,来了18个主事的,严俊昌宣布开会。 听说原委,社员们群情振奋:“这个字我们签,你们的老婆孩子我们负责养。”会计严立学回忆,当时大家伙情绪非常激动,七嘴八舌,他只顾闷头往纸片上记。没有标点符号,错别字也不少。条子很快写完,他压低声音给大伙念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 下面是各家各户的姓名。 “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摁手印!” 这张摁满红手印的大包干秘密誓言就这样诞生了。它的诞生,宣布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分田包产到户悄悄降临。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农民按下手印后不长时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小岗人的秘密并没能维持多久。周围生产队的农民很快发现,小岗人干活尽是一家一户的,他们莫不是分田了? 纸当然包不住火,小岗一下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各级领导都往小岗跑。据老队长严俊昌回忆,领导态度各不相同,有公开支持的,有沉默不语的,也有非常恼怒的。比如公社主要领导认为,小岗简直在开历史倒车,立即停了小岗村化肥等农用物资的供应,理由是共产党的东西不能让你用来搞资本主义。 农民却不管包产到户是姓“资”还是姓“社”,他们只知道这样做能吃饱肚子,于是私下里纷纷效仿。中国农民再次发挥了他们奇特的创造力,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生产组织方式,有包干到组的,也有联产计酬的……最彻底的还是小岗村,包产到户! 小岗所在的县、地区和省领导以不同方式支持了大包干。然而他们心里还是十分忐忑,万一老天不帮忙,田里的收成比过去少,大包干就可能被一棍子打死。 1979年秋收,茶不思饭不香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终于得到了期盼的统计数字,全县粮食比1978年增产67%,油料增加1.4倍。 1979年,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1970年15 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 12 488公斤公粮;小岗每间土坯屋里都堆满了粮食,人们兴奋得在粮食堆上打滚。每年都向国家打报告要救济粮的安徽省凤阳县,这一年却打报告要求扩建粮仓,原因是它们有1/4的粮食没处存放。 丰收以后,滁州地委在凤阳召开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不讲话的现场会”,全地区有四级干部参加。与会者在小岗村和其他几个村愿看哪家就看哪家,愿找谁谈就找谁谈。结果可想而知,分歧统一了,争论平息了,犹豫者坚定了,大包干在滁州地区乃至整个安徽很快开展起来。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小岗村从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期待“口袋鼓起来” “要致富,快修路”这句; 话在全国农村叫响了10多年后,小岗村通往外界的致富之路才于1998年开始修建。 而在小岗人的记忆里,大碗?酒、大口吃肉的痛快场景,要追溯到1979年的那个春节,之前,从来没有,之后,也再没有过。“大包干”治了穷,却没能致富。 2006年春天,小岗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再次吸引了外界的关注。在安徽省财政厅下派至小岗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沈浩等人的建议下,小岗决定“重新”走上合作经济的道路,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引导村民合作养猪。分开长达28年之久的小岗自此再度呈现“合作”的迹象。 不过,与28年前“分开”的“一呼百应”截然相反,这次“合作”却遭遇了冷场。村民们对合作养猪的前景没有抱太大希望,并不愿意以土地入股养猪。“合作”方案不得不进行 调整。 2006年2月18日下午,70多户小岗村家庭代表在村委会开会。会后决定“小岗村发展合作社”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这次方案得到了村民的首肯,参会的村民们同意将土地返租给合作社,租期暂定5年,5年后,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或者重订租金。但是,曾经因贫困而“敢为天下先”的改革者,如今已温饱无忧的小岗却失去了当年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信心。村民们都要求一定要先拿到第一年的租金才愿意签订租地合同。 就这样,小岗村的“合作”以规模化养猪为突破口,终于跌跌撞撞地上路了。 按照这种集体经营模式,小岗村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与上海三农公司达成协议,兴办国家标准化的10个养猪小区,年出栏5万头,吸收60名村民就业。 对于小岗全村1800亩土地,除了400余亩已经种植葡萄外,沈浩还打算将其他的土地全部纳入合作社,集中种植高效饲料和蔬菜。他还向外界透露,根据村民代表的讨论,小岗在未来几年内还会出现种猪生产协会、物业社等集体组织,计划成立8个不同类型的“社”,按照现代工厂的管理模式来经营,3~5年内确保小岗人均年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





第1章(2)


“合作”后不久,滁州市正式启动新农村建设,小岗村被确定为凤阳县首批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之一。根据滁州市官方确定的小岗村“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振兴小岗的第一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第二步是以“大包干纪念馆”为依托,发展红色旅游;除了小岗正在开展的前两项外,“着力办好工业园”成为实现小岗跨越发展的第三步。 经省有关部门批准,两平方公里的小岗工业园已落户凤阳县门台镇。 前景虽然看似一片灿烂,但是现实问题依然不容乐观。 村里好不容易争取到300多万元项目资金进行土地综合治理,发展科技型农业,却因为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迟迟不能实施。小岗村原本有一家设备先进的股份制企业“镀锡铜线厂”,由于至今产权不明,结果无法投入省财政厅拨付的200多万元贷款,反而倒欠银行利息。 这些小事暴露出来的问题,或许也暗示了小岗村的新农村建设之路依旧曲折。 “小岗村老是搞不上去,如果这次再抓不住新农村建设的机遇,那以后就没有希望了!”一位村干部感慨道。 2008年9月30日,江淮大地稻黄豆熟、瓜果飘香。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和省长王三运等人的陪同下,深入田间地头、龙头企业、农户家中,同干部群众共商农村改革的发展大计。 胡锦涛总书记专程到小岗村,村外田野里喜人的丰收景象,让总书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下了车,沿着田埂地坝走进水稻田和黑豆地,仔细察看饱满的稻穗和即将成熟的豆荚。胡锦涛总书记兴致勃勃地同正在田间劳作的几位村民聊起农事,问亩产、问销售价格、问农技推广和粮食直补政策的落实情况。 近年来,小岗村大力发展蘑菇、葡萄种植,带动农民收入显著提高。胡锦涛总书记来到村里的双孢菇种植基地考察。村干部告诉他,这个基地是两年前安徽科技学院的3名大学生帮助村里建起来的,现在已发展到179棚、150亩的种植规模,村民通过种植双孢菇增加了不少收入。总书记同基地的大学生亲切交谈,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做法,勉励他们更好地用学到的科学知识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服务,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本领。 胡锦涛总书记肯定当地的土地流转试点,表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2008年11月21日,新华社报道称,日前,凤阳县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挂牌运营,为安徽省首家。该中心成立后将为凤阳县各乡镇的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交易平台。 现在,凤阳县共流转农村土地总面积11.5万亩,流转形式有转包、转让、租赁、互换,流转期限为1~20年,通过土地流转直接增加土地产出效益1亿元。 光环仍在闪耀,生活仍在继续 安徽省凤阳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大包干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两年时间,由原来的逃荒要饭之乡,变成了安居乐业之乡…… 1979年,也就是小岗人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他们终于过了一个不用出门讨饭的新年。那个春节,小岗生产队杀了19头猪,让全村人香香地吃个饱、吃个够。 在农村,庄稼人沦为乞丐是一件羞于见人的事情,所以在小岗人的眼里,粮食比什么都金贵,这种想法,一直到到今天都没有变过…… 关友江,村里人都亲切地叫他老关。老关永远笑眯眯的,平时嘴巴不离烟,人走到哪里烟就冒到哪里,按照他老伴的说法,自从10年前老关当上了村委会的副主任,家里的日子就再也没有消停过,老关似乎总有开不完的会,总有见不完的客人。这些日子,老关更忙,忙得几乎连抽烟的时间都没有了。 在记者与关友江的老伴一同回家的时候,她牵的那条大黄狗,蹲在小岗村村口地上不肯走。老太太叹了口气:“那是我们原来住的地方,现在做厂房了,我的狗从小就在那里长大的,所以它经常赖在那里不肯走。”每到这时,一般都是打扫卫生的严立学帮忙把狗装进三轮车,狗才被迫离开那块它不愿离开的土地。 这位老人提到的旧宅子,是位于村口的一排红砖房,她和老伴已经在那里住了十几年了,按照村里的说法,那里现在已经规划成工业区了,将来还要建一大片厂房。从老宅子搬出来后,他们可以住到村里统一规划的居民小区里,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老人已经过惯了农家日子,对城里人的生活没有太多向往,倒是村干部的一句话让老两口动起了搬家的心思,“谁家要是新修房子,村里面可以补助两万块钱”。如今,新房早就已经建好了,但是这条大黄狗,却一直不愿离开。 在如今的小岗村,有不少村民都已经住进了楼房,说起来,这还要感谢村里新来的书记。2004年,沈浩从安徽省财政厅来到小岗村挂职锻炼当了村支部书记以后,这个偏僻的小村庄竟然渐渐地有了城里的感觉。水泥路、绿化带、居民小区、自来水、垃圾箱、公共厕所,这些以前只有到城里才能见到的新鲜玩意,如今全都像变戏法一样出现在了小岗村,现在,村?还建起了带有园林景观和艺术雕塑的文化广场。 ?村里许多人一样,老人打心眼里信任这位新来的书记,因为他给大伙带来的实惠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家中这幢三层小楼就是最好的证明。记者去采访的这些天正赶上农忙,家中里里外外的事,基本上都是大妈一个人领着儿女在忙活,因为她的老伴关友江实在是太忙了。 在关友江的家里,记者遇见武警到关友江家学习,大家围坐在关友江身边,要关友江介绍胡锦涛总书记视察的情况。记者听到这样一段对话。 武警军官问:“我们主要是来看看这个小岗村,让他们(武警战士)受受教育。” 关友江多少有点无奈:“我们还是不行。” “没有你们就没有改革开放,是不是?” “对,这个说的对。” 在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小岗村后,关友江要负责很多接待方面的事情,“反正杂七杂八的事儿我都干。特别是今年(2008年),可能是改革开放30年的缘故,来的人较多一些。比如媒体、机关和其他游客,每天人多 得很。” 总书记的造访,让小岗村热闹起来,也让老关成为十里八乡的大名人。其实,老关出名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就是在全中国,恐怕也找不出几个农民,能在纪念馆里拥有属于自己的雕像。这是一份属于小岗人的荣耀,这份特殊的荣耀源于30年前,包括关友江在内的18户小岗村民做出的那个大胆的决定。 “那时,说不出来名词大包干或者改革,我们农村就是分开单干了;实际上说到底一句话,那就是饿的、逼的,老是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搞?当时就有人发誓,哪个到死都不许说出去。” 在小岗村,只要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能给你讲出一大堆当年饿着肚子要饭的故事。那时,小岗是全县最穷的生产队,号称“一亩地种下20斤种子,只能收18斤,收的时候不用镰刀用手拔”。 关友江回忆道:“生产队干了也没有用,怎么没有用呢,干一天十分工,也就分几毛几分钱,一年只有几十斤粮食吃,越这样搞越没法儿生产,那田里根本收不到几十斤好粮,最后怎么能干好,那时之所以干不好就是大锅炉造成的。” 1958~1978年整整20年间,小岗村没有向国家缴过一粒粮食。每年打谷场的碾子一停,社员们就得去外地讨饭了,在讨饭的路上连花鼓都买不起,手里只能拿着一根讨饭棍。 “我向队长请假,有特殊事或有急事出去待几天;一般要饭都这么请假,我出去呢也是为了生活,什么生活?就是要饭,那会儿大家都这样做。”关友江讲起这段经历时流露出当时的无奈。





第一章(3)


1978年冬天,出于求生的本能,18户小岗村民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们的生死契约。 “为了对三个干部负责任,首先我们考虑到三个干部可能要倒霉;主要是考虑杀头、坐牢,后来有些人特别是现在活到八九十岁的人就讲了,不要搞的吃肉在前边,遇到事情躲在后面。于是,我们就写了张契约。” 一份简单的民间契约,字里行间透着悲壮,18户农民以命相搏,乞求的只是眼前的一条活路。小岗人当然不会想到,他们被逼无奈的举动,已经在无意中触及了中国土地制度的核心;他们更不会想到,这一纸契约,随后会在中国掀起一场巨大的改革波澜。他们只记得,第二天一大早,生产队长的哨子还没响,大家就已经下地干活了。 “分开干后,根本就找不着人,有些人天没亮就跑到田里去干活了,甚至还有晚上干的,有些家在天乌黑时栽秧,天还没亮地就办好了。我也犁过地,整整犁了一夜呢;我既用我的牛犁地,还借人家的牛,我一个人放两条牛,锁这条牛放那条牛,就这样整整走了一夜。”关友江抽了口烟,略带兴奋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分开单干的情形,在大包干纪念馆里是这样记载的:到1979年秋收时,小岗村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1.8万公斤增加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22元上升为1979年的400元。其实,对于这些辉煌的数字,小岗人自己倒没有太清晰的印象,他们只记得,虽然当时房子依旧破烂,但是家家堆满了粮食,人们兴奋得在粮食堆上打滚。 “我第一年收了8000斤稻子,如果还是生产队生产,20年我也分不到那些粮食,人就是这样,有的吃了,人就有精神了,到年底,几乎每家都杀了一头猪,买鸡买鸭的,当时门口种的桑树上都挂满了吃的,过年喝酒,你请我,我请你,整个村子热闹了很多天,人们不仅吃饱了还吃好了,有肉有鱼能不满意嘛。”关友江狠狠地抽了一口烟。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公开对小岗村的做法表示支持。从此以后,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008年的一天,和往常一样,这天一大早,小岗村又来了一大批客人,这是由20多位摄影师组成的记者团。他们是特意选择这一天来到小岗村的,因为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是第一次来小岗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和陌生,他们在一天的时间里各自用镜头诠释着对这个特殊村庄的不同理解。 中午休息的时候,摄影师们在大包干纪念馆门前席地而坐,各自聊起了来到小岗村的感受,对于小岗村的看法,大家的意见很不一样。 “我们想象的小岗应该和华西村差不多,应该接近华西村。” “最起码像现在盖的这个房子。” “至少不要政府再去给钱、贴钱。” “华西村那个模式不是中国农村的模式。现在中国农村如果都像华西村一样,那广阔土地怎么办?” “我们现在要学习小岗精神,学习什么精神呢,主要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刚才汪主任讲的这些话,我是既同意也不同意。这位老师傅讲的话,我认为是既肯定又否定;小岗村我4月份来过一次,来时那个房子才刚开始盖。现在这次来已经像模像样了,这条路现在已经修成了,这个纪念馆我参观过一次,我来的时候还在修排水管道,门口村委会那个地方还没有建起来。那么小岗村这30年的变化,究竟怎么变化呢,变化是快还是慢呢?这个问题要打一个问号。” “你认为小岗应该怎么办?” “国家有五年规划,为什么小岗村不能有五年计划呢?” “我们有三步走计划。产业调整,发展现代农业,从单一农作物……” “张书记我打断一下,你们这个三步走计划从哪一年开始?” “两年前开始的。” “30年了,你现在才开始。这就是刚才王书记说的速度问题。对不对?” 其实,记者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何尝不是小岗人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原来的小岗村有400多口人,1800亩耕地,人均4亩的耕地比全国农民人均耕地的一倍还要多。虽然大包干头几年脱离了贫困,但怎么把这些土地变成更多的财富,后来却始终困扰着小岗人。 当记者在小岗村采访时,正遇到村干部在村口招贴中粮集团收购陈黑豆的告示,村干部一边贴一边说:“2块钱一斤。” “为啥2块了?” 村干部回应道:“这是政策性收购;现在国家中粮集团已经是贴钱收购了。” 一位男村民在旁边嘀咕:“去年一收下来还卖3块呢。” “不够本嘛。”另一位村民随声附和道。 当记者走到村里严宏昌家的院子时,他正在打黑豆。 严宏昌,今年58岁,当年大包干的时候,他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在小岗村,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虽然30年前家家户户就已经分开单干了,但是严宏昌的五个子女至今都没有分家,全家20多口人都住在这座两层楼的房子里。前些年,听说种黑豆来钱快,他们家一口气种了十几亩,当时镇上的农科站负责收购,价格高的时候能卖到五六块钱一斤,家里确实也赚了一些钱。可是眼下行情变了,老两口看着这满院子新收的黑豆犯了愁。 严宏昌的老伴段永霞看起来愁眉苦脸:“那年卖5块钱一斤,觉得挺好;第二年才卖3块钱一斤,没人卖,大家都屯到家中,估计可能涨价,再卖到5块,结果才卖到2块钱一斤,掉价了;农民生产出来的这些粮食啊,它掉价容易,可是化肥啊、柴油啊,它们却是涨价容易掉价难。” 当时镇上来推广种植黑豆的时候,说黑豆是用来出口的,所以能卖大价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来收了,村民们也不知道黑豆到底有什么用途,既不能用来做豆腐,因为颜色黑,也不能用来发豆芽,因为芽太小,最后只好用来喂猪了。 “如果老是这样子,过年就不能再种黑豆了,可以种些别的,比如大豆子、黄豆什么的,它们好卖。”段永霞思考着未来种植的方向。 其实这些年来,这种尴尬始终伴随着小岗人。种地不怎么赚钱了,农药、化肥、种子都在涨价,唯独粮食,反倒是卖不了好价钱。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村民们开始尝试着种一些经济作物来贴补家用,但是到底种什么能赚钱,大伙谁也把握不准。 段永霞回忆说:“家里小麦一年能收四五万斤,可是卖不到钱,后来我们就不卖粮食了,种的粮食只供自己吃,我们搞养殖业,养鸭子、养鸡,像那年养鸭子收入还可以。” 后来,由于销路不畅,严宏昌家的养殖业勉强维持了几年,终究没能继续下去。其实,这个家庭关于致富的尝试,几十年来从未间断。严宏昌头脑灵,是个爱琢磨事的人,大包干之前,他就是小岗村有名的“八大匠”之一—泥瓦匠,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小包工头,这种特殊的经历让他的思维有别于一般的农民。 “1984年他就想办工厂,他说你看只凭种地发不了多大财;他一直提倡我们这一代人种田,下一代小孩一定要出去赚钱。”段永霞追忆起严宏昌当年的梦想。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所以我就寻思搞点工业。”严宏昌振振有词。 在农村,一般手头有钱了,大家首先想到的事情就是盖房子,但是这在严宏昌家是个特例,一直到1990年,当时村里许多人都已经住进瓦房了,严宏昌一家6口人还是挤在3间茅草屋里。严宏昌琢磨的事情是怎么能让手中的钱生出更多的钱。 段永霞说:“我闹着盖房子,他说不能把活钱变成死钱,要拿钱去赚钱,然后我们再盖房子,这样比较好,可我就不同意,跟他也生过气的。” 严宏昌认准了的事情,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1984年,严宏昌从妻子手中骗出了3000元钱,只身去了南方。这一举动,在大部分村民眼里,是一次奢侈的旅游,但是在严宏昌心里,这是为小岗打开了另一扇门。





第一章(4)


“他说要上山东买收割机,我就给了他3000元钱,过了有一星期了,他说没买收割机,是在骗我呢。”段永霞对当年的事情记忆犹新。 “我去了温州,由于大包干几年了,政策稳定不稳定,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想看看整个我们国家的农村形势,我往往从大的方向看看人家那个地方的农村究竟是怎么干的。”严宏昌回应道。 这一次温州之行,着实让严宏昌开了眼界。不仅让他看到了小岗与外面世界的巨大差距,也让他看到了小岗未来的出路,他要回家办工厂。 “温州家家都是工厂,和我们自己比比,虽然那时我们一家也能收一两万斤粮食,但是和人家的经济效益比,那比例真是太小了,所以我感到光指望种粮食,只能解决温饱,根本解决不了富裕问题。” 严宏昌选中的第一个项目,是塑料编织袋加工厂,在他看来,当时凤阳县许多化肥厂需要大量使用编织袋,而凤阳却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严宏昌认定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他说要拿盖房钱当活钱,等挣到钱再盖房子,我很生气;他说你看我们当年冒着风险分了地,中央领导也认可我们这样做是对的,解决了吃饭问题。既然中央认可我们小岗,这就像树了一面旗帜,我们不能使这面旗帜倒下去。”段永霞现在说起来依旧有些生气。 自己的妻子,发发牢骚也就过去了,但是要想在小岗村发展工业,严宏昌需要更多村里人的支持。这时候严宏昌发现,与当年大包干时的一呼百应比起来,大家的心气没有那么齐了,各有各的想法。 “他说你今天在家烧饭,没有菜呢就杀一只老母鸡;把村里面的干部都叫来吃顿饭,我们研究怎么搞,那时候不许私人搞。当时大家在这儿吃的,饭也吃过了,酒也喝了,吃着吃着吵了起来,怎么吵起来了,就是严俊昌跟他的思路不一样,觉得他成天就瞎点子多,农民只能种地,难不成还想当厂家,反正严俊昌不同意办厂。”段永霞说。 严宏昌家的鸡能集体飞到树上,这在全村是唯一的 “那最后我自己干,我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最后我借村民的钱,凑了三四万块钱,买了一个再生塑料机,制造再生的原料,产品造好了,我就拉回温州去卖,22天我就收回了全部投资,后来又干了两三个月,赚了有7万块钱吧,最后人们说我在搞资本主义,就不准我再干了。”严宏昌说得有些激动。 第一次创业,因为没有得到大伙的支持,就这样草草收场。后来,严宏昌在报纸上读到了邓小平南巡的消息。1993年1月9日,离过年还有14天,严宏昌把大儿子送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他希望儿子能在外面的世界,闯出一片天地。 “不光自己能挣到一点钱,重点是到那儿学一点一技之长。学好了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甚至以后可以回到小岗建设自己的家园。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思路送他走的。” 他有一个梦想 2008年,关友江又有了一个时髦的新头衔—小岗村农家乐旅游协会理事长,他家新修的小院子,自然也就成为村里农家乐的示范户。这些天来的客人特别多,一天有好几十人,他只能让老婆孩子齐上阵,一家人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接待的客人一直比较多,不算观摩的,在这儿吃饭的客人一天多的五六桌,少的两三桌,反正最起码也有1~2桌。特别是总书记来后,每天我几乎没有时间歇着,天天都在接待。”关友江乐道。 说起来,这农家乐也和新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有关。沈浩到小岗村的第一年,就带领大家忙活起来,又是修整路面,又是翻修牌楼,他还想办法筹措资金,在村口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按照沈书记的说法,这是要发展红色旅游,让小岗村这块金字招牌也能生出钱来。 到小岗村来参观的人,以干部、军人、学生居多,对于这些游客来说,小岗是一个既神秘又神圣的地方。在小岗人看来,只要明星村的光环依旧闪耀,农家乐的生意就会一直红火下去。 关友江有四个孩子,其他三个都在外面忙自己的事情,只有二儿子关正锦还留在老两口的身边。他每天除了忙活农家乐的事,还要到一家钢构厂去上班。这家钢构厂就位于小岗村口,很显眼,也很孤单。 关正锦说:“反正自己没有空余的时间去玩了,因为现在都想多赚点钱,填补一些家用,把生活过得更好一点。” 也许在别人眼里,留在农村种地是最没有出息的,但是在关友江眼里,就属他这个二儿子过得最滋润,每天家里、地里、厂里三头忙活,啥事都不耽误,钱还不少赚,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 “农民种地是有季节性的,因为只有收麦的时候忙,现在都是机械化收麦,三四天就全部收完了;只一个多月,农活就全部忙完了。现在也不用人工除草了,不像过去那样一天到晚在田里忙活。如今剩余的时间可以在工厂里干活,还可顾及家里的农家乐。”关正锦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也比较满意。 2008年,关正锦35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家里种着20亩地。早些年他也去南方打过一阵子工,但是很快就回来了,他放不下家里的老婆孩子。 “背井离乡毕竟感觉不一样,不出门时想不到,出门在外就感到,虽然挣钱多,但无法管小孩,也照顾不好老婆,光有这么多钱有什么意思呢,干脆不出去了。我曾经打工的工资也挺高的,如果我不回来,工资也有4000元了,可我后来还是回来了。”关正锦说道。 在小岗村,能称得上工业的,眼下也就是这家钢构厂了。这个厂子是2007年县城里的人投资办的,每年向村里交一些厂房租金,这构成了目前小岗村主要的工业收入。钢构厂平时按订单生产,有活的时候才让村民过来工作,多的时候,需要十几个人。尽管不是每天都有活干,但是粗粗算下来,关正锦一年的收入也很可观了。 “现在在这个工厂上班的收入只占我总收入的1/3;在农业上,正常来说,能挣两万块钱左右,在外面呢,打打工,一年也能拿9000块钱左右,占1/3。农家乐毕竟是我刚刚办起来的,我还没有算这方面的收入。”关正锦向记者如实讲述。 尽管这一天忙活下来非常辛苦,但是关正锦依然感到很满足,毕竟像这样的工作,也不是村里谁都能做的。 “进工厂的人还是寥寥无几的,毕竟我们小岗还是以农业为主,工业项目只有这个钢构厂,新建的工厂还没有办起来,而且工厂规模很小。” 在小岗村,差不多有80%的年轻人在外地打工。听村干部说,有许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听说家乡办企业,也想回家就近工作。但是显而易见,仅靠小岗村一家钢构厂,还不能让大部分小岗村民过上关正锦这样的舒坦日子。 村干部说,为了让小岗人尽快富裕起来,村里正在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最近,有一家日产600万吨的面粉厂—小岗面业,马上就要投产了。 小岗面业总经理张玉奇向记者介绍:“我们合作的方式是,我们自筹资金2300万元,村里面入股100万元。这个企业投产以后,每年我们上缴村里16万元,同时我们优先使用小岗村的村民。此外我们还和村里签订了一些农业订单,我们的粮食收购价高于市场价格每斤5分钱。” 对村民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好消息。只不过面粉厂不在小岗村,而是在距离小岗十几里以外的小溪河镇。





第一章(5)


在记者采访小岗村这段时间,严宏昌的精神特别好,因为他的大儿子回来了。这些年,严宏昌牵头办过很多企业,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食用油厂,等等,但大都中途夭折了。原因很复杂,其中,外来投资大多更看重小岗这块牌子,而无法兼顾多数村民的利益是个重要原因。 这些年,严宏昌年龄大了,也懒得再折腾了。如今,他的大儿子回来了,严宏昌又开始做起了曾经的建厂梦。 严宏昌的大儿子,1972年出生的严余山,如今已经接替父亲严宏昌,成了这个家庭的当家人。和父亲一样,严余山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小岗村办一家属于小岗人自己的企业。这些年,他辗转于深圳、合肥、杭州、上海等地,用多年打工的积蓄做起了建材和节能设备生意,积累了不少经验,也赚了一些钱。 严余山向记者介绍:“这就是节电设备,是我们专门用在电机上的电机节电器,这是我注册的小岗的商标。比如一家企业一个月的电费是100万元,那么用这种设备整体节能改造完毕后,它一个月只花80万元就够了;我们的收入通常就是客户节省下来的费用,我们会和他按比例分成。” 2006年,严余山回到了小岗村,想把节能设备放到小岗来生产。说起来,这已经是严余山第二次回小岗村了,2001年,严余山用打工积累的钱回到小岗办了一个防伪瓶盖厂,和父亲严宏昌当年第一次办厂的遭遇一样,企业红火不到半年,就被人不明不白地破坏了,原因至今没人说得清楚。 “因为小岗人当时还处在思想观念很陈旧的状态,如果大家和外界接触的比较多了呢,可能大家会形成公平竞争这种意识;但当时在农村,大家可能就不会这么想,如果你比他好一点,他可能会想方设法搞破坏,用农村的土话来说就是红眼病。”严余山说起当年的事情也有点无奈。 第二次回乡创业,严余山更看重的是小岗村的品牌。如今,小岗村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的困难依然很多。 “在小岗村做这个节电项目,现在所面临的比较实际的问题,一个就是生产场所,因为厂房一直都没建起来,二是流动资金,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销售模式,就是我们把设备做好之后,负责安装,安装完毕以后节省下来的电费我们按照比例提成,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压力非常大。” 办节能设备厂大约需要15亩土地,由于村里的厂房一直没有批下来,严余山也考虑过从农民手里租地,但是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如果我们自己跟农户一对一地交涉,这是不可行的,我必须和村委会签一个总的协议,或者和他们直接交涉,我以前也和老百姓交流过,租他的土地建厂房,人家是和你一年一年签合同,那我说的不好听,合同签完之后建厂房,一下子这么多钱投进去,明年他说种地了,不租给你了怎么办。”严余山考虑得还是比较多。 前一阵子,当地一家水泥企业答应愿意尝试一下严余山的节电设备,按照目前的销售模式,严余山需要垫资400万元,他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无奈之下,想到了民间融资。 “民间融资现在就涉及还要不要在小岗做,因为我接触了两个人,有一个人是广州的,还有一个人是温州的,他们要求到他们那里去做,等于我完全是以项目与技术和他合伙,变成打别人的品牌。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可能只好出去做。” 进退两难的现实,让严余山的建厂梦再次变成了未知数。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对于这些年来一心想在小岗办工业的严宏昌一家来说,农业,目前仍然是这个大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现代农业:东边日出西边雨 2008年的一天,小岗村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说起来,小岗村上得了台面的家当,大多和这个人有关系,这个人就是张家港市长江村原来的书记郁全和。 郁全和对小岗村有着很深的感触,“它带领农民改革开放,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使我们农村经济搞活起来了,那时他们不怕杀头嘛,这个精神我们是很敬佩的。” 郁全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后来被人们反复提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都不应忘记小岗村。”后来,他的话全部变成了行动。小岗村里一条名为“友谊大道”的水泥路,是1997年长江村与小岗村结为友好村的时候捐助100万元修建的;小岗村105户人家中的彩电,也是2002年长江村送的。 严俊昌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好像有点愧对长江村,愧对郁全和,我搞大包干得到党的认可,我没有搞好,是我的经济比不过你。可是人家无偿地来支持我,我心里有一点难过。” 作为当年大包干时的生产队长,严俊昌对长江村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2004年,沈浩刚到小岗村,就组织大包干带头人集中参观了中国四个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和南街村。走了一圈之后,严俊昌心里酸酸的,因为2003年全国农村平均收入水平是2600元,而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2100元。好日子谁都想过,但是对于怎么发展,严俊昌和一心搞工业的严宏昌观点不太一样,他觉得农民?应该踏踏实实种地。 严俊昌向记者表达了他的观点,“我是最爱土地的。它就像我的儿子,我一年在葡萄这一季收入了两三万块钱,你出去打工,怎么挣一两万块钱回来?你看家守事,老婆孩子都在家方便照顾,所以,我不主张儿子出去打工。” 种粮食不怎么赚钱,这个严俊昌也承认,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也有点疑惑。自从2001年长江村扶持资金200万元,在小岗村建了80亩的高科技葡萄示范园以后,严俊昌说话的底气又足了起来。 “农民在这儿有奔头,我们的葡萄一亩地好的话能收入4000块。出去打工两个人能挣多少钱呢?土地是长久的,农民心里就踏实,现在农民过的这个日子,以前哪想得到?过去还要缴国家税收,现在不但不缴税,还有补贴。农民都想不到能得到党这么一个温暖。”严俊昌对此还是挺满足的。 严俊昌说话底气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今这上百亩的葡萄园就是由他的四儿子严德友一个人承包的。 当时葡萄园的80亩地是长江村从村民手中以600元一亩的价格租来的,说起来,这实际上也是小岗村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只不过当时不这么叫罢了。后来,在长江村的带动下,小岗村大约70%的农户都种植了葡萄,总面积达到了450亩。2004年,小岗村葡萄喜获丰收,当年,全村人均增收1000多元。严德友当时就在父亲严俊昌的支持下,承包了这座葡萄园。严德友说,赶上好年景,一亩地种葡萄的收入是种粮食的10倍。 严德友站在葡萄园边上,很兴奋,“正常来讲,葡萄一亩的产值在5000块钱左右,像我这个葡萄园,一亩地付村民500块钱的地租,雇佣农民工一亩地700~800块钱的工时费,另外就是一些农药生产投资,也就是六七百块钱,一亩地的投入加起来是2000块钱,那5000块钱扣除2000块钱,还有3000块钱的收入。” 2007年,严德友又新租了120亩土地,葡萄园的规模扩大到了200亩。最近,严德友正在和村里商量,想办一个小型的葡萄酒加工厂,毕竟只种葡萄,风险还是很大的。 严德友对市场有自己的认识,“种葡萄不仅有市场风险,而且遇到自然灾害也是很正常的,比如气候干旱,葡萄的灌溉用水无法解决,就会直接影响到它的经济效益。再一个是市场销售渠道,如果市场不景气,葡萄就卖不出去。” 虽然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但是除了第一年亏了几万块钱之外,这些年,严德友的葡萄园一直都在赚钱。 办法,小岗人一直在想。沿着友谊大道一直往东走,与葡萄园正对着的,就是小岗村的蘑菇大棚示范区。同样是小岗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尝试,可是蘑菇大棚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负责蘑菇大棚的苗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去实习,也是到这样一块基地,当时是想在学校做的,后来知道小岗这边在寻求农业发展项目,我们就带着项目过来了,然后和县里面一些领导,包括村里面一些领导协商了一下,他们通过调查觉得这个项目比较可行。” 苗娟,毕业于安徽科技学院。和如今许多大学生的想法不太一样,她毕业后没有留在城市里找工作,而是选择到农村寻找机会。2006年,苗娟和几个同学到小岗村办起了双孢菇养殖,按照她的说法,只要踏踏实实做事,大学生在农村一样能有所作为。当然,最终打动他们的,还是小岗村对大学生到农村创业的极大热情。





第一章(6)


“我们也是被政策吸引过来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平台,比如一个大棚可以提供给我们1万块钱的贴息贷款,另外还有5000块钱的补助,我觉得这就解决了我们大部分的资金问题,其实像我们学生创业,我觉得资金问题是第一个难关。另外包括后期的水电路,全部基础设施都给我们安排好了,我们觉得这个平台还是不错的。”苗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前两年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一个棚一年大约能赚6000块钱。榜样的力量总是无穷的,和当年种葡萄一样,小岗村民又纷纷效仿种起了蘑菇,不到两年时间,小岗村双孢菇大棚就已经发展到近160个。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双孢菇的市场行情急转直下。 苗娟有些无奈,“第二年双孢菇的行情特别不好,与第一年相比基本上跌了一半。包括2007年出口也受到了限制。” 价格的突然下降让一些经营不善的农户亏了钱,苗娟的大棚也只是因为有国家的5000块钱补贴才基本维持不赔本。这样村里的闲话就多了起来,一些农户干脆不干了。这让苗娟和她的同学备感压力,有的同学支撑不下去已经走了。但是苗娟觉得,只要坚持下来就会有希望。前一阵子,她向村里写了计划书,建议在棚区建设双孢菇粗加工厂,以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 “这就是双孢菇粗加工厂,为了抵御市场风险,我们今年才建了一个加工厂。”苗娟指给记者看。 “这个加工厂能实现什么样的生产?” “就是说,如果出现2007年那种情况,那么在市场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自己进行简单的处理,把它储存起来,等市场价格高的时候再把它卖出去。这就抵御了一定的市场风险。” 现在,苗娟的父母怕她一个人压力太大,也来帮助苗娟料理大棚,他们期待着来年能有个好收成。 2008年10月10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天,沈浩组织召开大包干带头人会议,当年按手印的18户大包干带头人,如今健在的还有12位,在小岗村,他们的地位非比寻常。 沈浩给大家鼓劲:“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一个决定,基本经营制度不变,但是土地的经营方式,会鼓励引导大家创新……” 在小岗村,像这样的会议,几乎每个月就要召开一次,村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通常都会先和这些大包干带头人商量一下。 “20个自然村家庭占地现在正在测量,预估是1600亩。我们就800来户人家,1600多亩的土地东一块西一块,如果我们规划一块200亩的土地,这800多户就能够集中居住了。集中居住后,节约的土地干什么?节约的土地拿出来发展工业,我们的老百姓都有股份。”沈浩对小岗村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和以前相比,如今的小岗村,也许叫大岗村更为合适。2008年年初,按照县里的统一规划,小岗村与周边的石马、严岗两个村子合并成了一个大村,现在总人口已经达到了3000多人,光耕地就有一万多亩。按照原来的三步走发展规划,小岗村要先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业,然后再发展工业,如今,为了加快速度,村干部想把三步并作一步走。眼下,村里正忙着让合并过来的村民搬到新建的居民小区,通过这种方式置换出土地发展工业。 “我们都要走合作的路线。要种什么品种,我们统一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这样能减少劳动量的投入,降低农机具的价格,同时也减少了生产成本。不能像现在似的,这么一点儿地,你家里种玉米,我家里栽花生的。”沈浩给大家传递了一些现代的理念,“我一再强调,我说第三块收入,实际上意义最大。大在哪里?大在我们农民身份的转变。我们就不叫农民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变成现在农业的产业工人了。”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是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小岗村时,在关友江家的院子里亲口对乡亲们说的话。对于总书记这一席话,小岗村的干部们,提的更多的是后一句,而当年18户的老人们,似乎对前一句更情有独钟。 在会议上,严宏昌显得有些忧心,“总书记走了以后,我有一些担心,怎么办?” “咱关起门来什么都可以说。”沈浩表示。 “从最根本上说,老百姓不是不相信产业化,也不是不相信什么现代农业。你要说搞什么产业也好,搞规模种植也好,可是如果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拿老百姓做代价,搞实验,这我认为是不对的。”严宏昌思路清晰,“这个你干不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怎么叫群众能信任你们。”严俊昌插了一句。 “怎么信任呢?你怎么说?”沈浩平静应对。 “把土地交给你们。就凭这,我就不放心。200多亩地,你转给了老汤。”严俊昌接过了话。 “你就抓住这一点。” “老汤又转给你们,你们又不给我们钱。?么叫群众相信你?你就在骗我们。”严俊昌有点激动。 “那咱们现在还是一家一户这样单独经营,你家里种一点,我家里种一点,这样能富吗?”沈浩有些无奈。 “那也不行。我对你讲啊,因为总书记自从讲话后,可以说让全国人民都吃了一个定心丸。” 其实,大家争论的根源都是因为村口的养猪场。严金昌,今年63岁,也是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他身边两条形影不离的牧羊犬,标志着这位老人的不同之处,因为仅这一条狗的价格,就已经抵得上小岗村普通农户一年的收入了。 严金昌对这里充满了感情:“这儿的猪现在都我喂了。我舍不得让饲养员喂,怕他喂不好。” 提起他“打工打成养猪场场长”的故事,村子里几乎每个人都能说上一两句,这件事,还得从他位于村口的那块承包地说起。2004年,一家上海的公司打算到小岗村投资搞养殖业,看中了村口这块地,准备在这里建养猪场。严金昌本身就是村里的养猪能手,听说土地能换钱,自己还可以到养猪场里打工挣工资,没想太多就一口答应下来。 “当时是4000块钱一亩地,租20年,合同是这样定的;一共13亩8分地,我就占了七八亩地。”严金昌记得很清楚,“当时是按照高速公路用地给的价钱,说高速公路3500块一亩地。说我们多给你500块钱,4000块钱一亩,我们也不会估价,于是当时就同意了。” 养猪场建成投产之后,2006年这家公司打算继续扩大规模,在村里的协调下,又以一亩地每年500元的价格租了村民近200亩土地,其中严金昌家就有七八亩。没想到地租下来了,那家公司的资金链却出了问题,养猪场扩建的项目搁浅了,这样一来,老百姓租出去的那片地也就闲置在那里,有些地已经荒芜了。老板不来了,严金昌也就由打工的变成了养猪场场长。 严金昌低下头:“现在老板不要地了,转给村里了。可是村里一直没发土地钱,土地钱是按照一年一亩地500块钱发的,今年没发。” 沈浩对此的看法是:“就是说你这个土地荒芜着,你暂时不能够在这儿投资,后来我们就跟公司老板谈了,公司又写了一个东西,把它整个的管理权流转给我们村委会,村委会又给涉及流转土地的农民开了一个会,由村委会和人家合作来开发苗圃,成立一个苗圃公司,当时问愿不愿意,大家都说愿意。” 这件事情让村里人,尤其是一些大包干带头人大为光火,虽然2006~2007年的租金已经付给农户了,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些钱是由村委会支付的,村里的钱也是村民的钱,只不过是从左口袋拿到右口袋罢了。 “不是村里头付,是人家公司付,那是2006年的合同,你不是看了吗,那都是2006年秋天的合同,当时就发到2007年下半年了,2008年的还没有发。”沈浩向记者表示。 “2008年的钱谁发?”记者问道。 “是苗圃公司发。” “头两年是哪个发?” “公司发。” “就是大龙公司?” “对,大龙。”





第一章(7)


如今还荒着的地,有些已经被老百姓种上庄稼了。这些天村里已经核实完土地面积并张榜公示,准备发2008年的租金,已经种上庄稼的地就不能付租金了。和村民聊天时有人告诉我们,其实老百姓也没指望种上东西能有多少收益,只是觉得把地荒在那里怪可惜的,种上点儿东西觉得心里舒服一些。也许,老百姓只是在以这样的方式证明,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依然牢牢攥在手里。 在村口的大包干纪念馆内,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向记者展示了未来几年,小岗村新农村建设的蓝图。 按照规划,到2012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将达到1万元,集体收入将达到1000万元,而工农业总产值则将达到10亿元。 小岗村的未来,无疑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若要将这些美丽的数字和模型变成现实生活中可以触摸的图景,小岗人仍需要付出更多的勇气和智慧。 1978年,小岗人的一个决定,不仅解放了他们自己,也成为当代中国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2008年的小岗人,没有停止那种勇气和执著,依然在寻求新的突破。 农村改革关键要保障农民自主权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家,中国的现代转折,命中注定也是从农村起步。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对此做出了卓越贡献。1978年,他们私定契约决定将公社土地包干到户,开创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 回顾30年来农村、农业和农民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系,至少有两点启示在今天仍值得重视:一是农民同样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群体,他们的自主创新权利应该受到尊重;二是从长期看,农村和农业的前途深切关系着中国的长远发展,这一点今天已再次凸显。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后,农村和农业就基本被忽视,其改革创新在最近20年中一直停滞不前。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落后,在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新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今天要向全面工业化迈进,其依托仍如30年前一样在农村和农业上。与以往城镇工业发展要以农村向城镇转移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同,这一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经济的创新和复活。 显然,中国农业的现状仍远远不足以支撑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产率不高,现代化程度不够,产业化水平低。也就是说,中国农业仍然是传统的成分多,现代的成分少,只能解决温饱,而不能保证小康致富。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仍是土地问题,农民的土地权益尚未得到足够尊重。1979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普及,使原先吃不饱饭的农民,开始能够养活自己。但如果严格执行这一经营方式,不继续进行制度创新,农业经济就始终在小农经济的范畴,农业无法升级,农村也就没有前途。 中国农民其实是极富创造力的群体,只要政策条件允许,就可以焕发出改天换地的强大能量。当年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穷则思变搞起了承包制,就是最好的实例。小岗村近些年的艰难发展,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和创造性。 这一点,在对待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态度上表现最为明显。小岗村的农民们,近年来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200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三中全会,呼应农民的需求,做出了健全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业发展的决定。接下来,农民能不能分享到更多的改革开放成果,能不能通过盘活土地增进财富,还要看他们的土地权利及围绕土地所做的创新能不能得到实质性保障。尊重农民的自主创新权,至关重要。 记者手记 久违的小岗 时隔9个月之后,收拾起行囊,再次踏上去往小岗村的路。没有兴奋,也没有太多期待,毕竟不到一年,能有什么变化呢?说老实话,除了村头那块牌楼和仅存的茅草屋,小岗村不会给人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春节在小岗村待了一个礼拜,感受最深的就是寒冷的天气:大冬天吃饭门都不关,冷风飕飕地直往脖子里灌,热腾腾的饭菜不一会儿就凉透了。没有空调,没有暖气,也没有传说中热气腾腾的火炕,倒是老乡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到了一些暖意。 那里民风彪悍,这一点从他们的语言习惯上就可以感受得到:他们赚钱不说赚钱,叫“干”钱;他们喝酒不说喝酒,叫“搞”酒(当然也不是上海人所谓的“搞点小酒喝喝”);男女老少说话带点脏字当然就再正常不过了……他们喝酒要喝烈酒,而且碰杯就得喝光;他们都很喜欢抽烟,一根连着一根,嘴上几乎不能闲着。有位老人抽烟的样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中指和食指夹着一根,无名指和中指夹着一根,耳朵上还塞着一根,年轻人再给递烟的时候,他一样能应付自如,简直比电影里的“小马哥”还要酷。我平时是不抽烟的,但是到小岗村的第二天,我就入乡随俗了,因为我发现这里不论见到谁,只要是男的,都要给你递烟,如果你说不会抽烟,对方立马会露出一种很尴尬夹带着诧异的表情,好像在对你男人的身份表示质疑,我是受不了这个的,只能乖乖就范了。由此我得出结论:烟草是我国农村最大的刚性需求。当然这只是玩笑话,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对我也是好事,如果见到生人想打消尴尬气氛,无需太多话,只消递上一根烟,瞬间距离就拉近了,交流也会在吞云吐雾中顺畅许多。 有鉴于我对小岗的上述印象,更有鉴于此行有两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80后女同事,我玩弄了一个小策略:从上飞机开始,我就一路向她们诉苦,说小岗是如何破烂不堪,百姓是如何刁钻蛮横,为的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她们对小岗的心理期待,但是真正到了小岗我才发现,真是多此一举了,她们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反倒是我被震撼了。 从国道转弯进入通往小岗的水泥路就开始感到有些不一样了,一路每隔不远就能看见高耸的标牌,胡锦涛总书记说过的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基本在路上就能温习一遍,岔路口居然还装上了指示灯。到了村口就更不一样了,说老实话,如果仅从村口新建的文化广场来看,这里还真有点儿北京通州区的感觉,这还是我春节刚刚来过的小岗村吗?在我印象中过年的时候村口好像还是一片圈起来的荒地,如今已经是修整一新的广场了,以前的破鱼塘修成了观光人工湖,以前泥泞不堪的小道现在全都变成了宽敞的水泥路,以前的破砖房现在成为带有徽派建筑风格的三层小洋楼,也就是现在村委会的所在地……不仅如此,完备的环卫设施、整齐的园林绿植、颇有艺术感的广场雕塑、高高耸立的迎宾招牌,所有的一切都和我记忆中的小岗村大相径庭。 走进村委会办公楼,我的惊讶就更多了,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完备的无纸化办公设备,设施先进的会议室,就硬件来说,这里不比我们采访过的一些公司差多少。如果过去30年小岗一直以这种速度发展的话,小岗村现在至少也得是“纽约”的爷爷辈了—我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惊奇一个连着一个,也许对于第一次来小岗的人来说这都不算什么,甚至会觉得小岗还没有想象中的好,但是对于刚刚来过小岗的人来说,印象一定是颠覆性的。小岗村的茅草屋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一间了,过年的时候还住着人,今天过去,又是一惊。原来的住户搬走了,围绕着茅草屋出现了很多仿造的建筑,完整地再现了当时农家的院落。屋外是这样,屋内也是这样,从客厅到厨房,从卧室到粮仓,全都尽可能地再现了当时的原貌,从细节和布局来看,尽管还是有雕琢的痕迹,但是感觉的出来,这里是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和设计的。 到了大包干纪念馆,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过年去的时候我们曾经私下里议论,这座纪念馆几乎没有设计感可言,甚至有点寒酸,但是这次进去,我又被震撼了。这里从整体布局、行程设计到灯光色调和音响效果,包括讲解员的水准,都有了质的飞跃。 一瞬间我头脑中蹦出三个字:“新”、“农”、“村”。 耀眼的光环





第一章(8)


“光环闪耀的日子”,如果来小岗之前觉得这个名字还可以商榷的话,到了小岗就觉得非这个名字不足以表现小岗目前的炙热状态了。我们共同的感觉是光环太耀眼了,这光环不光是让小岗人闪亮,让我们这些近距离接触小岗村的外来人都感到有些眼晕。 整个小岗正在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从我们到达小岗村的那一刻起,这里的人流几乎就没有断过,不断有汽车驶进驶出,豪华轿车、警车、军车、大巴,川流不息,不断有人下车参观,合影留念,照相机、话筒、摄影机会经常性从你眼前闪过,我不禁问自己,小岗怎么了?我不禁想起了来小岗之前电话那头凤阳宣传部的声音:太忙了,记者太多了,我们实在是应付不过来,要不你们等过一阵子再来? 既来之,则安之,我这样安慰自己,没想到我又错了,刚下车还没来得及“安”呢,一位神色警惕的工作人员径直走了过来。“哪儿的?干嘛的?”我指了指机器:“电视台的。”“哪个电视台的?”机器上明明有台标,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瞬间感到有点颜面扫地。嗨,毕竟是人家的地盘,人家不客气,咱也不能失礼啊。“中央电视台,和你们宣传部联系过了,你可以打个电话问问。”一通电话过后,“哦,没事,我就问问。”刚下出租车,就来了个下马威,这真要骑马来,还不知道什么状况呢,想想有点后怕。后来人家解释了:最近好多境外媒体过来,尤其是日本媒体和一些小报记者的不实报道,对小岗甚至国家的形象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不得不谨慎一些,不过你们就不一样了,你们是中央电视台嘛,都是自家人,欢迎你们来报道宣传! 还是国家电视台好啊!小岗人民的信赖让我们心生无限暖意,感激涕零。放心是放心,但是村里人确实没什么时间管我们,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忙了。据村民说我们只是赶上了个尾巴,“十一”黄金周期间人更多,每天怎么也得有个三四百人吧。看着川流不息的人流和随处可见的记者,我不禁为自己的短视感到好笑—来小岗村之前我们还专门请凤阳方面帮助组织记者团到小岗来,现在看来是多此一举了。 有一车游客来了,看样子是中学生,来上“马政经”实践课的,他们一下车就忙着合影留念,一会儿到牌楼前,一会儿到村委会门口,一会儿到雕塑前,“还有哪里能拍照呢?”一个学生大喊:“前面有茅草屋,还有大包干纪念馆。”没过几分钟,学生不见了,全都上了大巴,向着纪念馆绝尘而去。又一车游客来了,这次全是老干部…… 我开始有一种感觉,要是我们在小岗村从过年一直待到现在,一定能拍出一部很牛的纪录片来,到了村委会副主任老关的家里,这种感觉更明显了。到老关家正赶上记者给他拍照,老关满脸笑着从屋里走出来,胸前捧着和胡锦涛总书记的合影,镁光灯频闪,老关如沐春风。我大概算了一下,从早晨十点以后开始,几乎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有人过来参观,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若是部队和武警官兵来了,更是前呼后拥一大队人马。我们本打算就地采访老关,这样看来只好作罢,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每天的生活节奏几乎都是如此,要他给出一段完整时间是不可能了,只能见缝插针地采访。事实证明,光关友江的采访我们四天才完成,中间至少被打断过八次。 明星村的光环,的确让我有些眩晕,不知道小岗人感觉如何? 关于小岗的“哲学”思维 来小岗之前曾读过一篇文章,内容记不清了,大意是大寨和小岗的区别就在于这一“大”一“小”上,这两个村的名字确实值得仔细玩味,所以这次到小岗,就特别注意观察小岗到底“小”在哪里? 来小岗,当年带头搞大包干的18户是一定要采访的,采访18户之前,和一位村干部聊天,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你要用哲学的思维来理解大包干……”啥意思?大意就是说如果他们团结就不需要分,那么分就是因为不团结;如果他们不团结就分不了,他们分成了,所以他们是团结的。那么他们到底是团结还是不团结呢?或许哲学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很难找到答案。 小岗到底小在哪里呢?首先能直观感受到的,就是地块小。村干部带着我们到村头的田里转了一圈,几乎全都是高低不平呈块状的,每块也就一两分地,种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有稻子,有黑豆,有地瓜。这种情况当然和这里的地理特征有关系,地处丘陵地带,本身就不平整,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人的原因。村干部介绍说,小岗大包干的时候分得最彻底,田地、生产工具就不用说了,就连田地边上的水塘也都分掉了,这在周边村里是没有的。至于为什么会分得这么彻底,大致和这个村子搞大包干的过程有关。最开始大包干不是直接包产到户的,先是包产到组,虽然这些组基本都是自家人,要么是自家兄弟,要么是爷俩一组,但是即便如此,大家矛盾依然很深,经常闹得不可开交,并没有真正起到提升劳动积极性的效果。最终一?到底,没的可争了,大家也就踏踏实实搞生产了。 单干就可以,合伙就不行,恐怕这就不仅仅是体制问题了。与大寨的“一大二公”比起来,“一小二私”或许是小岗的宿命。除了头上那一道红色的光环之外,小岗其实再普通不过,没有更多的优势。





第二章(1)


它是最含蓄的明星村, 它是曾被人叫做“光腚屯”的“亿元村”。 一场《暴风骤雨》, 吹来了中国农民的第一次解放; 改革潮起, 他们在致富的路上默默前行。 历史轮回, 沧桑巨变, 元宝村如何走过蒙昧? 走进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一起感受远离贫穷的日子…… 从“光腚屯”到“亿元村” 说起元宝村,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到走进新世纪,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一个扬名天下的村子。 20世纪60年代,根据作家周立波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暴风骤雨》被搬上了银幕,赵光腚、韩老六、郭全海这些经典角色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关于“土改”最强烈的记忆。而电影中那个因为穷而“扬名天下”的村子,就是这个元宝村。 元宝村,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张广才岭西麓尚志市境内,隶属元宝镇管辖。原名“元宝屯”,因屯北有一形似元宝状的小山得名,亦即文坛巨匠周立波名著《暴风骤雨》长篇小说中的“元茂屯”,在土地改革前是一个贫苦的山区小屯。然而,这个已经翻了身的村子,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但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收入不高,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村392户人家,大部分仍靠吃返销粮,基本没有解决温饱。改革开放后,尽管有了很大提高,可1984年该村还欠贷款27万元,仍然是个负债较多的“空壳”贫困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元宝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党支部书记张宝金从实践中认识到,要想致富奔小康,只有像南方发达地区那样走“兴工富农、工农并举”的发展道路。他的这种想法得到了其他村干部的认同。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元宝村集资3.7万元办起了小木农具加工厂,并采取承包经营的办法获得成功。为了扩大生产,张宝金根据“卫生筷子项目能赚钱”的信息,立即出去考察、论证和购置设备,筹办了卫生筷子工厂,1988年初正式投产,当年见效。接着又安装了一条生产线,使生产规模达到10万箱(每箱5000双),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1993年,全村工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人均收入达2534元,收入最低的少数几户也超过1500元。这个1700人的村子,一跃成为“无贫困户”的富裕村,开始跨入奔小康的行列。2004年,元宝村在俄罗斯创办了原料加工、产品销售“两头在外”的外向型企业,成为对日出口的主要生产基地。而在大连、大兴安岭创办的加工企业也十分红火,对外投资企业总计达到10家。2005年,村办企业创产值1.5亿元。 元宝村村民80%的收入来自于工业,而村办企业的联动效应还远远不止这些。村里、境外打工的村民土地转包,带动起一批种田大户。村民姜大平告诉记者,他转包了400多亩耕地,年收入数十万元。元宝村富了,村民的腰包鼓了,全村户均储蓄18万元,存款额百万元以上的就有18户,村民拥有家用轿车30辆。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元宝村的福利也越来越好。全村农户住房砖瓦化率、自来水、有线电视、程控电话入户率均达100%,连续20年免收镇统筹村提留,学生免费享受义务教育,元宝村累计向教育投入200多万元。 有了加工企业的产业优势,元宝村将发展的目光瞄向了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上,继续扩大国内外市场的份额。 在元宝村,村里的每件大事都要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商定。只有尊重村民意愿,好事才能办好。 2000年,村里谋划成立股份制元宝山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宝金聘请省内专家,吸收村民代表参加,对村办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成立了全省第一家村级股份制公司。此后,张宝金还组建了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新农村建什么、怎么建、由谁建,提交村民共同商议。 元宝镇西河口,是村民到村西种地的必经之路,枯水期群众趟过河水从事耕作,到了雨季只有绕远道才能下到田间。新农村建设,西河口建桥就成为村民们的“第一提案”。村民艾厚萍说,通过商议的村民关心修建通村公路、建立农业示范园区等8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被最先排上了《元宝村新农村建设规划》日程表。 在2006年的新农村建设中,省妇联负责帮建元宝村。如何帮元宝村办实事、解难题?省妇联符凤春主席来到元宝村实地调研,帮助元宝村制定发展规划,并对规划建设进行协调分工,对项目建设一包到底。符凤春主席包扶桥梁建设项目,亲自带领元宝镇、村两级领导来到省高路局,将村民关心的西河口桥梁建设列入当年规划。 在省妇联多方协调下,元宝村现已建设千亩饲草园区一个,拟建千亩浆果园区一个。省交通厅投入补贴资金80万元,修建通村公路3.7公里,省农科院将投资60万元,规划完成元宝村100亩农业示范园区建设。省体委将投入10万元兴建元宝村体育健身器材。项目建成后,将拉动元宝村农业、旅游产业加快发展。 元宝村被誉为“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旅游资源。在暴风骤雨纪念馆中,记者看到了元宝村旅游产业的发展规划。村民王焕连说,旅游回报十分丰厚,搞好了年收入可增加四五万元,一些村民盯上了餐饮、宾馆等服务项目。 2005年,暴风骤雨纪念馆接待游客2万人次,但游客多是短暂停留。针对这一问题,元宝村在2006年重点开发暴风骤雨影视城、生态植物园、工业园区等旅游资源,形成产业链条更为紧密的旅游项目。目前,村北新区已建成30栋别墅。在帮建单位的扶持下,元宝村红色旅游开发列入了2006~2008年扶持开发项目,利用3年时间,元宝村旅游产业迈上了新台阶。村支书张宝金欣喜地说,元宝村不仅要打造“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品牌,还要建设成为省内一流的生态村。通过旅游资源开发,生动反映出元宝村的巨大变迁,这也是收益之外的另一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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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2)


365个早晨 凌晨4:00,漆黑的楼道,亮灯,艾厚萍下楼,忙碌着开始为元宝铅笔厂的职工做早饭。艾厚萍几乎每天都要在这个时间起床干活。为了方便,她和丈夫就住在工厂提供给他们的宿舍里。 在《暴风骤雨》这部电影里,老孙头说:“那要说穷啊,可就数赵光腚了。”因为穷的没衣服穿,电影的主人公赵玉林得了个“赵光腚”的外号。后来这个村子被人叫做“光腚屯”。 那个时候的元宝村,半大小子天一热,几乎都光着腚,半大姑娘呢,因为没有像样的衣服,大多都不敢出门,有的妇女呀,也只能趁着天黑的时候才能到地里去摘菜,如果有外村的姑娘嫁到了元宝村,人们一定会叹气说,这姑娘命真苦。 艾厚萍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元宝人,却嫁进了赵家,成了赵光腚的孙媳妇。心酸的过去总让她唏嘘不已。“那时候我爸不同意,我俩处了两三年才结婚。俺家比他家强,我爸会拉大锯,我们家也不怎么挨饿,他家不行,他家挨饿,确实是穷。” 1946~1948年,经过3次分地,元宝村完成了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区里用斗地主斗来的5斤6两黄金给农民买了大牲畜,元宝人觉得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1976年,21岁的艾厚萍和丈夫赵清发结婚,这时《暴风骤雨》里的土改已整整过去了30年。然而许多人不明白,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先进代表,为什么还在挨饿?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元宝人似乎都深谙一个道理,认真干活不如不干活,勤劳致富不如懒汉二流子。 干多干少一个样,大伙比的都是谁家干得少拿得多。几年下来,元宝村生产队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少。艾厚萍一个月的工分,不仅再也换不回粮食,还要倒找五分钱,渐渐地,她也很少去地里了。在艾厚萍的记忆里,当时只有第四大队的人还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干活。 “人家大队年年有收入,一个工分收一块多钱或两块多钱。人家队长领着干得好,咱们没有一个好领导就完了。”艾厚萍感慨。 如今,艾厚萍和丈夫赵清发都在村里的铅笔厂上班,除了负责工人们的一日三餐,她还兼着村里妇女主任的工作,生活紧张而忙碌。 早晨5:00,工厂的职工陆续来吃饭,吃完了就上工。 铅笔厂是元宝村的主要工业支柱,如今村里大大小小的铅笔厂就有11家之多。迫于竞争压力,大多数铅笔厂都实行计件生产,工人们干得越多挣的就越多,因此他们都很早就来上工。 艾厚萍每天都面对这一幕,“他们上班的有时候5:20或5:40下来,吃那么一口(饭)就走了,6点就正式开始干活了”。 “他们厂里收入情况怎么样?”记者问道。 “1000多块吧。八九百块钱,那是正常的。”艾厚萍很清楚。 还有一些人是夜班下来的,匆匆赶来吃一口,又回去工作了。 早晨6:00,村党支部书记张宝金和村干部在村部开早会,人们认真开会、记录。 早会是元宝村的一个习俗,也可以说是村书记张宝金带大家养成的一个习惯。他要求村里干部不管官大官小,必须早上6:00到他这里报到。 当年,因为脑子活,胆子大,张宝金愣是让第四大队这个没人要的烂摊子的工分值增长了20多倍。如果说,在小小的生产队,张宝金可以凭借身先士卒的干劲带动大家。可面对全村百姓,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再是一个人能办得到的。截止到1978年,元宝村负债25万,“种地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成为元宝人当时最真实的写照。1978年,张宝金从关内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生死契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在全国推行。张宝金意识到,元宝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 “有些人啊,早盼着分开。因为分开呢,真正能做到多干多得。原来呢,不能体现到多劳多得这种合理性。只要完成这些任务,剩多剩少,都是个人的。你说他能不使劲吗?能没有积极性吗?大家伙儿都欢迎。”张宝金对这样的政策理解得很深。 张宝金回忆说,分地那天,村里就像过节一样,每个人脸上都乐开了花。勤快的人家,抢着挖阴沟里的泥粪往自家的田里运,还有的人甚至沿着刚刚钉了木桩的分界线挖起了分界沟。那一年的秋后,割地、扬场、交完公粮,元宝人意外地发现,手里除了有足够的口粮以外,竟然还有了现钱。那一年的春节,元宝人家家赶集,买回了久违的年货和新衣服。 张宝金在早会上发言:“昨天一天来,在工作中,有什么事儿,还有什么问题,大伙汇总汇总。或者是上头有什么新的精神啊,也在早会上简单地说一说,再就是布置布置今天怎么工作。” 从1987年开始,这个早会已经坚持了20多年。 “不但我们村里坚持这样,下边的各个厂子里,各个公司里,都在坚持这个早会,老百姓有这么一句俗话,‘要想过得好,一年起365个早’。”张宝金向记者表示。 早晨7:00,张宝金在看刊有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报纸,报纸上画满了标记,准备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因为身体原因,张宝金不能长时间阅读。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他就请自己的小孙女帮他朗读,听到有用的内容,就让小孙女用笔把重要部分画下来。之后有时间他再慢慢研读画线部分。 记者不禁问道:“她念到哪句,您当时觉得,嗯,这个特别好,你得赶快给我画下来。哪个政策?” 张宝金回应道:“你比方说现在的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句原先没有啊,不知道这个政策。这就是新的政策。你看看承包关系,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就是老百姓最想听的一句话。” 早晨8:00,会上一个党员朗读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大家一起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张宝金会上发言。“刚才我在楼下,田忠军还贷款来了。他说他是怎么搞的经营,他个人有30亩土地,承包的。可是他又转包别人的六七十亩。这样今年净收入多少钱?净收入十几万,他净剩7万多块钱,他们家就两口子加一个孩子。这事还很多。咱们这土地流转得太多了。这回上级提出,还得建立流转土地的市场,市场化。” 元宝村1986年靠干部集资创办第一家小木农具加工厂开始,走上了一条“以工富农”的发展道路。1991年,村里开始用工业利润支付乡统筹和村提留,2002年,农业税也开始由企业利润负担,农业负担减轻了,种地的收入也慢慢提高了,村民的观念悄然发生了改变。自己办企业、做小买卖的人多了起来,在村办企业上班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这些人忙得没时间伺候地,便把承包的地转包给愿意种地的人。这种转包,开始往往发生在亲戚或朋友之间。这个只有5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2007年仅工业总产值就达到了2.6个亿。全村518户农户中,80%多的村民从事企业和多种经营生产,亦工亦农亦商。最少时,纯耕地农户只有74户。这条工业兴农的道路,让老书记张宝金和村民们都实实在在地尝到了甜头。 作为元宝村来说,第一次土地改革,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有了自己的土地。第二次改革,就是联产承包到户。这30年来,家庭联产承包到户,使元宝村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章(3)


张宝金想起了当年村部买车的故事。1989年,张宝金想把村里的212吉普送给村里集体企业跑业务,自己买辆新车,却招来了领导的批评。 张宝金回忆起那段日子,市里派了一个办公秘书长来,老秘书长说:“不行啊,李书记说了,你村里有一个吉普就行了,别买了。”可是当我们1993年、1994年买奥迪的时候,市里领导的观念转变了。根据经济的发展,他说:“你不能买个孬车,你得买个奥迪,得买好车了。农民出去的时候,别叫人瞧不起,别叫人写合同的时候不放心啊。”后来张宝金就买了奥迪。元宝村现在有奔驰、宝马等名车,至于日本的进口车就更多了。 元宝村平面图 会议上,大家虽然都谈了自己对决议的看法,但大多轻描淡写,毕竟元宝村这个靠工业富起来的村子,如今种地的人不多了。反倒是会议快结束时,如今元宝最大的铅笔厂厂长王世元和元宝村最早的铅笔厂厂长于宪臣的发言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下半年出口基本上没有了国家补贴。因为金融危机,外面订单也减少了。最呢冰岛和其他国家的合同基本上是终止的。还有就是伊朗、伊拉克这些国家,价格已经下到很低了。对于我们搞企业来讲呢,也很害怕。”王世元说。 于宪臣也说了自己的一些观点:“6月份之前形势是很好,那是供不应求,自己生产出来不够用,还得买一部分。但是从7月份到现在是不行了,是逐步的下降,内销这块都存到库里去了,库里现在存的哪儿都是,都没地方放了。” 两个平时竞争关系更多一些的铅笔厂厂长,如今坐在了一起,一起向张宝金诉苦金融危机对铅笔厂生意的冲击,他们都想听听自己的致富带头人,村子里最值得信赖的张书记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有什么对策。 张宝金给了他们自己的建议:“世界上咱们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家,就中国的地区来讲,现在黑龙江咱们尚志的元宝铅笔厂,可以说,铅笔板的产量占国家总产量的的一半,咱们出产的铅笔占国家总产量的20%多,我认为咱们不能主宰市场,咱们呢,只要把铅笔的质量搞上去搞好,把成本降到最低位。” 会议结束,人们纷纷下楼开着各类名车四散离去。 忙碌的厂长们 抱怨归抱怨,两位厂长谁都不愿意在这次危机面前败下阵来。开完会回来,两个人立刻忙活了起来。王世元在铅笔厂各个车间穿梭,让人拿最好的铅笔、铅笔板给他。这些都是为了即将开始的广交会做准备,王厂长要到广交会上见见老客户、老朋友,看看这些产品在国际上是否有竞争力。 记者上前问道:“干吗拿这几样产品呢?” “这些产品是针对一些老客户的,是老客户需要的新产品,这里头别看样数少,可能代表性比较多,各有各家的需要。”王厂长脑子很清楚。 “是特别重要的客户吗?” “重要的客户有两个。德国的施德楼要的黑板,完了最后做出来洽谈业务。巴基斯坦这个地方要铅笔。” 王厂长很高兴,手里不停地摆弄着黑板,毕竟这个黑板在中国还不多见,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德国的施德楼很认可这个产品。这一次,王厂长准备和对方洽谈长期合作—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供应量,施德楼需要多少,就供应多少。目前的供应量估计是大概一个月一个柜。 就在记者和王厂长对话的时候,一位工人送来三色铅笔。 王厂长向记者展示,“这个就是销往巴基斯坦的。铅笔板针对的是欧洲,铅笔针对的是亚洲。这是我们的新产品,也是比较不错的产品。中东国家比较喜欢这种颜色。像巴基斯坦,还有伊朗,沙特就用这些产品。” 这次广交会是一个窗口,通过这样一个窗口,一些客户从异国他乡远道而来,汇聚到中国广州,其中文具行业的客户居多。2007年,王厂长没有参加广交会,但是,200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全球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2007年的好形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王厂长这次出发,要拜访些老客户,为的就是能多争取些订单,让厂子好过一些。 王世元整理拿回来的样品,给先行出发的业务员打电话。“喂,现在到哪里了?布展一定要布得好一点。主要就是咱们的德国客户,还有巴基斯坦客户,一定要招待得好一点……” 由于两家厂子特点不同,因此二人的战略措施不太一样。以铅笔成品生产和加工见长的于宪臣,打算利用这段时间把厂里的生产和产品质量搞上去,因此,今年他不亲自去广交会,而以铅笔板出口为优势的王世元更重视拓展新的客户,如今,他正积极和德国最古老的铅笔品牌施德楼接触,想成为国内唯一为它提供高档黑板的厂家。 中国的铅笔70%销往全球,如果中国的厂家总是提供档次很低的铅笔,以及不合格或不够档次的铅笔板,那么,中国厂家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就会下降。因此,只有提高质量,走出去发展,才能在国际上多争取点空间,使中国的铅笔市场发展起来。 为了跟施德楼建立长久关系,王世元广交会之前曾尝试着给德国发货,每次空运集装箱几千元的成本让王世元很心疼,但更让他头疼的并不是钱的问题。 “就担心不合格,就担心这个质量不行,钱怎么能收回来。”这个是王世元最大的担心。 几年前,王世元在一个客户都没有的情况下,只身去了德国法兰克福博览会。虽然没有谈成生意,但那次经历却让他终身难忘。 “我们把这个铅笔板摆上去了。摆上去之后,有一些名家的客商就去观看,也给我们提出不少问题,产品质量啊,各方面说了很多。欧洲的要求比我们亚洲要高一些。原来用一些化学方面的软化剂,对儿童有点刺激。”王世元想起当年,不免感慨。 回国后,王世元开始改进自己的产品,严格按照欧洲的认定标准生产自己的铅笔板。 “这个成本能增高到50%吧,基本上就是软化剂这方面,成本也增高了,但是我们现在的产品质量也改革了,技术呢也不断地发展,外观修整啊、操作啊各个方面都比原来成熟了。”王世元吸取了教训。 第二年,不服输的王世元再战法兰克福博览会,竟然一口气谈成了两笔生意,终于打开了国外市场。这一次面对施德楼的挑战,王世元说,不管欧洲标准、中国香港标准还是美国标准,他都要过关。 王世元认为,只要德国施德楼公司能够认可,其他国家的公司也会认可,毕竟施德楼是行业里的龙头。德国的市场现在基本上有三家公司,现在王厂长力图打破其中一家,并且积极与另外一家联系,这次广交会如果对方过来,王世元也计划和对方洽谈。 1995年,王世元靠村里的贷款和兄弟三家凑的10万元钱,办起了村里第一家私营铅笔厂,主要做铅笔板生意。然而那时,村里集体的铅笔厂已经颇具规模。 记者有一个疑问:“张宝金没有担心这个企业起来以后,与集体企业形成竞争?” “那时候他没有考虑这个事情,他现在对农村、对我们来说还是支持,我们胆子也挺大的,讲得也挺有魄力的,他们也支持。”王厂长说道。 张宝金也很开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我是这么想的,怎么适应,怎么适应发展,怎么发展得好,并不是说仅凭集体发展,集体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人才,还不如不做,个人有这个能力,愿意个人去发展了,就应该支持个人,只要是发展经济,咱们不拘泥这个形式。” 十多年过去了,王世元的铅笔厂已成为村里规模最大、产值最高的企业。每年都要去一次德国的他,现在有了新的想法。他想着利用好的资源进行深加工,做些高档品,毕竟德国的铅笔能够卖到人民币3.5~5元钱,而中国的产品仅能卖到几毛钱,这样的差距显而易见。想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深加工可以说是必由之路,再将这样的想法落实到品牌上,工厂就会进一步发展,王世元期待美好的明天。 在于宪臣的铅笔厂,记者看到一个业务员正在整理铅笔。对于即将召开的广交会,他觉得再发展两三个新客户,基本上就能让厂子达到饱和,发展太多、太快的话,厂子也忙不过来。 “能找到这些客户吗?”记者问。 “努力吧。”业务员说得很轻。 “做哪些准备了?” “反正客户就是到那边再去观察吧,实际上,就是看有一些新的样品是否能够打动一些新的客户。”业务员对实际情况把握得也不是很清楚。 “主要还是看产品?”





第二章(4)


“主要还是看产品,客户关注的就是产品和质量。” “这次您最有信心的一个产品,能否给我找一个?”记者想了解一下。 业务员拿出一款新产品,由于于宪臣铅笔厂里最好的产品都已发货,因此这款产品是新改良的产品,而这款产品的颜色在历届广交会上都未曾出现过。可见,只有依靠改良、设计,才能满足市场需求。 广交会是两个厂子每年笼络老客户、结交新客户的好机会。即使两位厂长都说,现在的情况,想在广交会谈成生意不现实,但两个人都不愿放弃任何机会。 于宪臣在厂子里巡视,突然发现一些铅笔不直,于是他立刻查看机器,发现问题,现场找人解决。 于厂长观察得很仔细,实际上这是操作工没有操作好,只要修理一下,问题就能解决。 “是什么原因你这么重视这套笔?”记者有点疑问。 “因为这是出口啊,全都出口。”于厂长说得有些急。 “出口就要特别严格要求吗?” “对,严格要求,但是操作工有时候失误,导致这铅笔有的不直,不直可不行,没法出口,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要赶紧解决。”于厂长很坚决。 张宝金在生产队当队长的时候,于宪臣就是他的副队长。后来村里发展工业,于宪臣跟着张宝金干过小木农具加工、筷子加工,一次一个亲戚来他家串门,对他提起了铅笔板。 当年,于宪臣根本不懂什么叫铅笔板,于是他就到其他生产铅笔板的厂子去观摩,结果,原本应该按顺序介绍每道流程的铅笔板厂家,却领着于宪臣倒着观摩,于宪臣想多看一眼都不行,厂家一直催,结果于宪臣根本没有看明白。 于宪臣不死心,又打听到一家铅笔板厂,学聪明了的于宪臣伪装了起来。 “跟他说,来客户了,天津的客户,买铅笔板来了。完了呢,他以为我是开车的呢,把车往那一放,我就往他车间转了一圈,一看我当时就懂了,这工序非常简单,回来那时候我就跟张书记说,我说这个买卖能干,非常简单。他说能行吗,我说能行。”于宪臣对当时自己的表现挺满意。 张宝金不放心,又让于宪臣考察了全国的销售市场。结果发现,铅笔板竟然是当时铅笔行业中最紧俏的产品。1992年,元宝村开始筹备第一家铅笔厂,于宪臣任厂长。然而问题接踵而至。 当时没有技术员,只是看到人家怎么干,然后凭着琢磨自己上马。结果3个月都没能生产出一件产品,产品怎么也不合格,那时大家都为此事犯愁。后面自然而然地,经过反复磨炼,工人的手法熟练起来,越做越好。从那以后,产品陆续面世。后来经过计算发现利润很可观,于是这件事马上就干起来了。 1994年,市里要求元宝村企业扩大规模,于宪臣因为之前走访过很多铅笔厂,看到了铅笔生产的效益与前景。提出干脆生产成品铅笔,张宝金同意了。 “我就在铅笔厂,从1994年一直干到现在。2003年那年,村里搞体制改革,企业都变卖给个人,后来,我们几个人搞了股份制,就归我们几个人了,一直干到现在。”于宪臣回忆起那段岁月。 张宝金当时给了于宪臣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我认为怎么有利,积极性怎么高,就怎么去干。我这个思想不拘泥形式,就是说在什么性质下,应该集体干好,我就集体干;如果个人干好,他能干得了,又很愿意个人干,就支持他个人干。” 张宝金说这番话是有他的原因的,股份制改造之前,元宝铅笔厂效益并不理想,还欠下了许多外债。 于宪臣当时对现代企业管理也不是特别在行,在实行股份制之前其经验也不足,虽说从1994年开始干,到股份制改造前,过去了9年,但在这9年当中,于宪臣干得并不太好,技术方面也不是特别精通。 然而改造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于宪臣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管理优势。率先在厂内推行了计件生产,并减少了管理人员的数量,千方百计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第一年他就填平了厂子的外债。铅笔厂活起来了。 通过实施股份制,明确计件工作,工人多干多挣,心情也高兴起来,通过实行计件制,工人手法快的,一个月能多挣点,手法慢的,少挣点,马虎工消失了,于宪臣的铅笔厂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在于宪臣的办公室里,他正在看监视器。 记者问道:“您这个监视器主要是用做什么?” 于厂长向记者介绍:“这个车间我们用它有什么好处呢,一,能看到人干活;二,因为我们有些工种,小孩都年轻一些,正干着活,放下活就玩去了,有了它之后他就不太敢,看这个东西,有时候一看,打个电话,一找,就不太敢了。” 突然间,于宪臣发现画面内有人旷工,立刻去厂里那个岗位上看,把旷工工人批评了一顿。 除了千方百计保证生产,于宪臣也在产品包装、打造元宝品牌上下足了工夫。 记者跟随于宪臣到了包装车间,他就自己在那里装笔。 “包装非常麻烦。”于厂长说了一句。 “咱们笔都这么外销吗?贴牌然后包装?” “对,卖的就是包装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包装很重要呢?” 于厂?对包装认识得很早,“从开始出口就意识到了,因为我们最早出了几批货,包装质量不好,客户很不满意,货接了之后,相当不满意,没办法,客户也跟我们讲,我们自己也意识到了,非得把这包装改变得好一点。” 为此,于宪臣成立了一个包装工厂,请来城里的大学生为他设计。现在,于宪臣的元宝铅笔厂每年的产值2000万元,成品铅笔产值可达1.5亿支,成品与半成品加工加起来能达到3亿支。 这时,遇到业务员来向于宪臣道别,业务员和于宪臣报告工作。 于厂长不断地向业务员叮嘱一定要挽留老客户,开发新客户,毕竟这次广交会,于厂长拿出了32个品种的样品,比以往多了四五个,可以说,对于业务的开发,于厂长满心期待。他把业务员送上车,看着业务员离去的背影,于宪臣长舒一口气,他觉得元宝铅笔厂一定能够渡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 张宝金最荣耀的地方 1983年6月10日,是元宝村发展中值得铭记的一年。早上7:00,村委会会议室坐满了党员干部,大家开始讨论,如何偿还债务和壮大集体经济的问题,在会上,张宝金同志沉重地说,咱们欠着银行27万,赖着不还,那不是咱元宝村的作风,可还咱们拿什么去还?以前还能斗斗地主,斗些财产来还账,现在咱们能斗什么去?只能靠自己,靠自己我们拿什么去还,让全部村民变卖了家当,把身上的衣服都脱光,光着个屁股也不够还27万。 那些年许多人不明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生活终于有了盼头,为什么日子还是没有好起来?土改后,元宝村和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村庄一样,贫穷落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196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到元宝村实地拍摄《暴风骤雨》,导演谢铁骊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老百姓的住房和穿戴与土改时相比变化不是很大。” 经历了合作化、人民公社,直到包产到户,元宝村的状况依然十分糟糕。吃饭靠返销,种地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活,让他们怎么也无法摆脱“光腚屯”这个令人苦恼的名字。 元宝村到底怎么能富起来?大家伙一致认为,光靠人均三亩来地,是富不起来的,种地种得好只能解决温饱;种不好,再赶上年景不好,温饱还是一个问题。 经过多次思索、讨论,人们终于坚定了兴办工业的信心,可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村里在银行欠的外债让他们根本没办法拿到贷款。没有资本怎么发展企业? 于是党员干部开会集资。虽然大家都同意开会集资,可是都没有钱。个别有钱的又担心:企业挣到钱固然好,可是如果挣不到钱,前期的投入不就都赔了吗?结果资金迟迟集不上来。张宝金觉得那段日子有些艰难,要说服大伙,不容易。





第二章(5)


最终,张宝金自己从家里要来了12 000元钱,这笔钱是当时他家的全部积蓄。 张宝金妻子也向记者表达了当时的想法,“我什么活都干。凡是挣钱我就干,挣一块我也挣,挣两块我也挣。完了攒那点钱,他要拿,我也是舍不得拿。我寻思拿出去,你要是挣了钱,能还我。要是赔进去,我还能咋的呢?那时候1万块钱挺贵重的,看他挺上火的,我说拿就拿出去吧。” 1985年正月初八一大早,张宝金坐上了南下取经的列车。这一次他一口气走完了湖南、广东、山东、天津几个省市内有名的村办企业。张宝金发现,大多数企业都在开办木制品加工。虽然它们要大费周章地从黑龙江运木材,但扣除高额的运费,企业的利润还是很丰厚。这让张宝金意识到,紧傍着几大林区的元宝村,如果能靠山吃山也开个加工厂,挣得一定比它们多。 在张宝金的感召之下,最后,全村干部共集资3.7万元,小木农具加工厂办起来了。 张宝金带着记者参观了小木农具加工厂。 “1985年才开始搞企业的时候,干啥都在这房间里……”张宝金指着这片旧址。 由于地方狭小,当年的农具加工厂只停留在产值不足3万元的手工作坊水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成为元宝村致富腾飞的起点。 张宝金对这里充满了感情,“没想到现在能发展到这样,也就是18年,我们利用当地的资源一步步发展起来,如今支持农村的政策越来越高,咱们把农村的企业搞起来了。像改革开放前,你想搞点儿企业,赚点儿钱,那叫不务正道。你看改革开放后,只要挣钱,只要按照政策,政府什么都支持你,所以这样我们才搞起来。” 小木农具加工厂的盈利,让村民看到了办企业的甜头。1987年3月,村里开始发展村民入股,短短10天,竟然筹集股金54万元。同年6月,一座年产10万箱卫生筷子的加工厂投产,当年就获利5万。 “当时卫生筷子厂挣钱啊。知道这么个信息,我准备干了。找市里,找哪里,又贷点款,又干啥的,办起筷子厂来了。那边又建了一个综合建材厂。把这个小木农具加工厂就改名了,叫综合建材。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吧,这就发展起来了。”张宝金越说越兴奋。 加工卫生筷子那几年,是元宝村迅速积累财富并不断壮大的几年。到1995年,元宝村不仅还清了27万元欠款,更迎来了发展的又一个关键点,他们把企业开到了大兴安岭。 在大兴安岭做了6年集体厂厂长的扈广斌,是张宝金的得力干将。这些年因为身体不好,张宝金支持他回元宝村开起了自己的厂子。 扈厂长向记者表示道,“我们刚去的时候,人家都是集体的。后来兑给咱们干,很多工人都不满意,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大锅饭,后来兑给我们张书记,张书记也很困难。人家都有些不太同意,哎呀,给我们住的那个地方非常冷。” 20世纪90年代,当地木材日益减少,元宝村各类企业生产的原材料呈现出紧张的局面。困境当中,张宝金开始为企业寻找新的出路。1995年,当他们听说大兴安岭多家木质型企业因经营不善导致瘫痪,就计划着把企业发展到大兴安岭那边去,利用那里丰富的资源,为元宝村寻求长久的发展。 张宝金当时就意识到问题所在。大兴安岭地区的企业是国有企业,其员工都是国有企业的职工,而非乡镇企业的员工,由于那时我国北方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和乡镇企业机制,因此发展不免落后。 张宝金的到来受到了当地企业的欢迎,但却没有得到工人们的理解,有人甚至扬言,要将元宝人打出大兴安岭。 扈厂长回忆道:“后来通过一干呢,看我们张书记起早贪黑,不像人家那边干部到点上班,星期天都起早贪黑干,一看我们这些人,都是这么干的精神,后来就不说什么了。通过干了一两年,工人都跟我们合作非常好。要听说我们不干了,工人都不干,我们木材跟不上,他们自己都找林业局去。工资他们一个月才几百,我们一开都1000多,效益很好。” 这次转战大兴安岭不只壮大了元宝村,更盘活了大兴安岭林区。元宝村向外输出的不再只是技术这么简单的东西。 由于当地人缺少乡镇企业机制,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没有发展起来。现在那个厂子的负责人是李董全,他学历高有知识,经过努力已经使那个厂子发展了起来。此外,当年元宝村在大兴安岭的那几个厂子,现在都是由当地人生产、管理。 在安乐村霍广彬家,张宝金去看望霍广彬,在房前屋后走动,顺便看看俄罗斯媳妇照片。 199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来到元宝村视察。在了解了村子的发展现状后,温家宝提出,乡镇企业在站稳国内市场后,应该尝试着走出国门,到国际市场上做生意。这让张宝金茅塞顿开。2000年,张宝金听说村里有几个厂子去俄罗斯做生意,却都失败而归。这让他很好奇,为什么俄罗斯有这么好的资源却合作不了?张宝金决定亲自去考察一下。 “他们在那个地方合资不成功的原因是,俄罗斯人出力差,就是不想出大力?他们一旦投资挣了钱,就休息了。”张宝金对俄罗斯的认识还是很清楚的。 前前后后去了7次俄罗斯,张宝金终于下定了决心。张宝金很快拿出了自己准备在俄罗斯立足的方案。 张宝金的方案很实在,2000年申请独资公司,由我方说了算。同时,聘请俄罗斯当地的律师、法律顾问,雇用中国和俄罗斯两地的会计。 张宝金还送去了60多个村民,在厂内实行两条生产线。一旦俄罗斯工人放假休息,元宝的工人可以继续保证生产。 “逐渐逐渐,他了解咱们这个厂子的实际情况了,咱说货是销往日本,日本要货他在国际上一个是质量的问题,一个是时间的问题。他知道了,他也是根据咱们公司的这个要求,也就不那样做了。” 霍广彬就是那60多个在俄罗斯打工的村民之一。这个曾经5年换了5个工作的农村青年,直到去了俄罗斯才稳定下来。 “就是想出去走一走。一是赚一些钱,二就是出外走一走,开开眼界。”霍广彬也没有太多别的意思。 2007年霍广彬从俄罗斯娶回了一个外国媳妇,一下子成为周围几个村里的名人。 霍广彬给记者们看婚礼录像,他媳妇在村里拍照很尴尬。 “下车这个时候,我爱人感到很惊讶,这个车前面现在看不见,对面那面录像背面这边100多人。”霍广彬说起这事的时候就兴奋。 “全是人?”记者问道。 “对。很多人,基本上可能是全村的人都来看。” “你看俄罗斯最漂亮的姑娘,嫁咱们中国人,我认为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如果是再早中国穷的时候,他那个地区打工的,你说那个时候他俄罗斯的姑娘他不可能就给咱,这就是说中国富了,中国强了,他对中国的印象好了,俄罗斯人,咱们到那儿当老板,咱们到那里找他的工人给咱们干活。”张宝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霍广彬虽然不是元宝人,但是非常敬重张宝金。他说,周围和他同村的青年人都知道元宝的故事,都想去元宝的厂子打工。 远东木制品公司的成立不但实现了元宝企业“两头在外”经营模式,还为元宝村下一步发展找到了更加丰富的资源。 “咱们在那里,砍伐一部分木材,木材呢伐他们的椴木,椴木是做铅笔的,椴木和杨木做铅笔。咱们元宝在中国是铅笔之乡,铅笔之乡所用的主要的木材就来自俄罗斯,咱们也发到绥芬河,从绥芬河发到国内各个厂子。这样就保证了铅笔的生产原料,这个不缺,所以说,元宝之所以能有这么多的铅笔,全靠有俄罗斯这个资源的后盾才保证了这个咱们铅笔板的制造和铅笔的制造。”张宝金凝视远方,不知道是不是又有了什么新想法。 希望的田野 张宝金在党员会上提到过种粮大户田忠军。因为有大机械,他家的十几垧地平时他和媳妇两个人就种的过来,但收割则不行,必须把亲戚朋友都叫来一起帮忙。2008年因为收成好,他还花了2000多块钱,把其中几块地包出去收。田忠军一家开着两辆拖拉机回来,车上拉着高高的玉米,玉米堆上坐着帮他收粮的男男女女。 田忠军向记者说道,“这不是十几垧地,没整完呢,大伙来帮忙了今天。还得两天时间才能把玉米都抢回来。” “你估计能收回来多少?”记者问。 “八九万斤吧。今年年头还算是挺好,雨水调和,从老百姓种地这块来说,今年的年头挺佳。” 田忠军下了车后风风火火的把玉米卸下来,家里的小院堆满金灿灿的玉米。 2003年就开始承包土地的田忠军经历过一段很艰苦的岁月,没钱包地、没钱种地、没钱买农机具,但他坚持着没有放弃。中国农村的发展,往往是实践先于理论,这些农民不懂经济理论,搞不懂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租赁权、买卖权,他们做事凭的是直觉,就像当年小岗村偷偷按下红手印的农民。最懂土地的,永远是离土地最近的人。





第二章(6)


“本身咱作为老百姓,咱在农村,以种地为本嘛。这一点一点咱就把钱挣来了,这交通工具咱都能置上了,这地咱可以大面积多包,咱能种过来,咱能收拾过来,能拉过来,这不就是咱条件好了嘛。再说国家政策也好,给了我们地钱,还给我们返钱,以前一年种地要少的话,还得往出拿钱,这个政策一变,咱就放心了,有力量多吃,多努力,多种地,咱就多收入。”田忠军很高兴。 田忠军告诉我们,他流转来的土地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包,一种叫买。根据承包的时间与价格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如果包地,一亩地200元或是150元,包一亩地能够收入1000元,扣除化肥,还能剩几百元。如果地多,一年能余下几万元。如果买地,就是一次性投入,最后土地归属买地人。 田忠军算了笔账,土地规模越大,效益就越好,因此每年他最希望的是买到一些好地。至于是不是有时间去村里的厂子打工,田忠军觉得那不一定适合自己。 “有不爱种地的,人家做买卖的,风吹不着,太阳晒不着,雨淋不着,人家挣多挣少比咱种地总而言之是强,但是呢,就是老百姓也有说发展企业,像我们村的企业也很多,就是头脑要够用,力量足,像我对种地这块呢挺有信心,这玩意儿稳当,无忧无虑,我就是早干晚干自己说了算,这个挺好。”田忠军对现在的一切挺满意。 田忠军2008年才36岁,没有经历过《暴风骤雨》时代的土改,也对地主没什么特殊的概念。但他们却像村子里所有人一样对穷很有印象。 “那个时候说家家都穿不上衣服,穿不上裤子。”田忠军老婆说道。 “真有那事?”田忠军多少有些诧异。 “我听我母亲说,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父亲要出门,把这条裤子给我父亲穿上,母亲要出门,这条裤子再给她穿上,补丁落补丁的,那时候我母亲说坐月子,土炕上都没有炕席,那时候就那么穷。”田忠军老婆回忆起当时的岁月。 “我上学的时候,穿的裤子都是补丁,至于那个鞋,踢足球时,我一脚把这鞋都踢开了,回来补一补缝一缝嘛,我记事的时候就三十四五年了,上小学前那时候还穷呢……大集体呢。”田忠军回忆。 “那时候可穷了,可困难了。”田忠军老婆补充了一句。 大部分时间,田忠军只关心着自己家里的十几垧地。但在他的印象里,好日子似乎是一下子到来的。 眼下,田中军的玉米销售还没有着落,他和村里大部分种粮食人一样,都希望收粮人能给个好价钱。田忠军吃完饭,带着亲戚们又上车下地去了。 在元宝村木耳菌培养房施工现场,张宝金去现场看施工情况,王广海接待了他。 张宝金每天开完早会,都要去村上的各个工程现场了解情况。现在他去的是村上“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正在建设中的木耳菌培养房。 “我一天最少两趟来看看。他有什么困难我帮他解决解决。你像他们这些木材啦,都是咱们厂子供应的。”张宝金向记者介绍。 张宝金凡事喜欢亲力亲为,这个小尺子他就天天踹在兜里,到各个现场随时都能派上用场。 张宝金还用尺子测量窗子的高矮尺寸。“因为食用菌培育需要充足的采光,这个窗子要够大……” 这两年,村里搞多种经营,专门拿出一块地研发木耳与树莓,还成立了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分管农业的副村长王广海就是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村上最早种木耳的带头人。 王广海介绍说,“比种地要翻成十番吧,一袋木耳就能纯剩1万块钱,今年我自己家就生产了12万袋木耳,纯收入就12万元。” “投入多少?”记者问道。 “投入10万,12万,等于投入12万,回的24万,等于翻一番。” 这个木耳菌种的培养房就是王广海牵头,由十几个社员出资建立的。有了这个菌种培育屋,村民不必再去外面买菌种,大大降低了种木耳的成本。 张宝金向记者介绍,每年冬天都培养食用菌,以往培养食用菌种,个人培养一部分,再购买一部分。结果个人培养的食用菌出产率高,菌的质量非常好。可是在外购的菌种就不行,产量低,质量不好。他们准备个人盖培养房,全部由个人培养菌。 “它那个呢1.2元卖给咱们质量还不好,还不如咱自己做得好。因为啥?咱有这个过程,咱就省0.5元多钱。”王广海对这个项目很有信心。 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张宝金给王广海下达的任务,就是要让村民们看到木耳种植的良好前景,带动他们发展多种经营,最终实现村民共同富裕。但最近,王广海也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我们的木耳在2007年达到30多块钱一斤,今年现在都达到十八九块钱一斤,前期那时候卖到一二十块钱,现在就不行了,从7月份往后,这个木耳市场逐渐掉价。”王广海向记者介绍了一下市场行情。 王广海有些忧心忡忡。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外经济状况不佳,国外的市场进一步影响国内市场,木耳市场自然也不可避免,在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国外和国内的木耳价格都在下跌。 在王广海家,王广海领着几个社员在家上网看木耳报价。 “1月份的时候咱们价格为啥这么贵,网上就在写,那时候就说这个木耳,还有出口,现在咱出口不了了。金融危机这一块现在给咱们木耳的市场行情也整得挺低。王叔你的木耳卖没卖。” 王广海问起王叔。 “没有。”王叔抽了一口烟。 “还没卖呢。在网上查查看看。”王广海建议。 “价格偏低。现在卖不挣钱。”王叔有点郁闷。 “现在要卖,能达到八九块钱,咱就能一斤挣个五六毛钱。是不是?若能达到20来块钱,就能挣个七块五毛钱。赶不到春天那时候卖。”王广海继续说着。 “春天卖,都等着春天那个价格,一直不敢出手。”旁边一位大叔插了一句。 王广海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识的带头人,他经常带着几个社员在自己家上网,看最新的木耳价格,商量出手时机。而他更愿意乐此不疲地向人讲述互联网给他带来的商机。 2007年秋季,他发现自己的木耳每斤能卖到30多元,觉得很不错,可是后来他上网一查,发现在南方大连的木耳能卖到40多元,后来王广海和大连的朋友联系,把木耳卖给了朋友,多挣了不少钱。 王广海很爱他的电脑,觉得那是他的福星。这台电脑的第二个主人是王广海的女儿。看到现在女儿的生活,王广海总想起自己穷苦的过去。 “我小的时候,穿的裤子都是补丁落补丁,家里头说好听的,从来没说兜里头揣个三分,二分钱,都没有。那时候家里非常穷,非常困难。现在,我家这孩子可好,家里头三四辆车,想开哪车开哪车,回来就玩电脑,家里条件现在比以前得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王广海对这些年的变化感到很欣慰。 除了木耳种植,王广海家还有一台大吊车。据说2007年吊车已经回本,现在每年能为王广海带来20万元的收入,而他家全年的人均收入也能达到30万元了。然而,虽然王广海承认发展多种经营与兴办工业,为元宝村人带来了许多致富的机会,但他仍愿意人们看到,农民对土地的深情厚谊。





第二章(7)


“每年有时候说老百姓土地闹纠纷的时候,就是说占半根垄,或者是占一根垄的时候,都非常生气,就像要打仗似的,因为啥呢,老百姓非常珍惜土地,这个土地就是他的生命,是他的本钱,我们农民拿着土地就是拿着钱。”王广海对土地的深厚情谊溢于言表,“通过十七届三中全会,国家给了我们农民一颗定心丸,土地可以长久的使用,可以转包,可以转让,可以转换,让农民安心。有的农民就啥呢,哎呀,种一年算一年吧,这回通过这一次国家的政策,让农民觉得什么呢,我敢往土地里投入了,我投入农家肥、有机肥了,我还想法能搞点多种经营,他敢投入了,以前不敢。十年八年的,10年、15年、30年,干几年,说不上是谁的呢。所以是这样的,国家的政策让我们农民能得到一个甜头,心里头能得到一个安稳。” 过了秋,天凉了,不少东北农民都挂了锄头,准备在家里猫儿冬了,但元宝后山却有一群人从一大清早就开始忙活,他们是种植树 莓的。 2002年,老朱家的6亩口粮地都退耕还林种了树。没了地的一家人先承包了离家20里的17亩地种玉米,路远加上家里劳力少,起早贪黑也没赚到钱。第二年,村委会帮他们找了条门路,开始能做果酱的树莓,一家人开始伺候起这少有的稀罕物。 几年前,一斤树莓在市场上只能卖一块多钱。现在已经涨到6块钱,翻了几番。另外,卖树莓苗子一年又能增加不少收入。朱奶奶觉得种树莓比种粮合算多了。 “比种豆子合适。您看这苗多好。”朱奶奶很高兴。 “这块地一年能收多少钱?”记者问道。 “一年连果带苗儿差不多能有十来万吧。” 现在,朱奶奶家已经在元宝村的村口盖起了小楼,但几年前,他们家还在闹饥荒。2002年,元宝村开始落实退耕还林的政策,村里15度以上的坡地都要种树,朱家的地正在这个范围内。不能种粮食,对于只靠种地为生的一家人来说,就像天塌了一样。 东北的气候决定了每年只能种一季田,一家老小的生活都依靠土地,纯粹是靠天吃饭。自从意外种上了树莓,老朱家算是遇上了地垄沟里捡豆包的好事情。然而这样赚钱的买卖村里很少有人做。不过朱家干劲十足,朱奶奶说,在农村,只要有地种,就有奔头。 两年开花三年结果,忙活了三年,一家人终于尝到了树莓的味道。只要肯吃苦就能赚到钱,庄稼院里的道理简单又朴实。不管日子好过还是难过都要精打细算地过,这似乎是中国人永远恪守的祖训,只有勤俭持家才能生财有道。 “您还有时间到厂子、企业里打工吗?” “哎呀,还打工呢,我家还雇打工的呢。” 从几年前的五六亩地发展到现在的十几亩,朱奶奶喜欢用发展来形容自家地里的变化。在她看来,只有全村一起发展了,日子才能越来越红火。 赵光腚的后代究竟过得好不好 在元宝村集市上,“排好队、排好队”的声音非常响亮。于宪臣的铅笔厂发工资,员工在于宪臣的办公室里排队领工资,两个打工女孩领完薪水,点钞票,在艾厚萍领薪水时约她明天一起去赶集。 现在的元宝村富裕得像一个小城镇,商场、超市一应俱全,但每月赶集的传统还是没有改变,每月逢十就是元宝村赶集的日子。 艾厚萍和两个女孩在赶集的路上,一路上都在交谈。 “准备买啥呀?”艾厚萍问道。 “钱不够,不是不买,开支的钱让我拿家去了。”一女孩说。 “开多少钱呢?” “开900多。” “我1000多。” “还是你开得多,姨,你干得也多?” “我干得也多。” 除了给铅笔厂的食堂做饭,作为妇女主任的艾厚萍在村委会还有一份收入,有空时她还会做点儿零活,拿好几份工钱,好多人都羡慕她真能干。 艾厚萍和两个女孩赶集,分别给两个孙子挑衣服,说两个孙子闹矛盾了。 “你看这些孙子来啦,哪个要啦,两块钱、三块钱你都得给,一个不给的,就来气啦,上个月我给我那二孙子买东西,俺家大孙子吧不乐意了。”艾厚萍的丈夫赵发清也来了。 艾厚萍的丈夫赵发清,就是小说《暴风骤雨》中那户最穷的老赵家的后代。 “哎呀,小时候,那时候还有名呢,赵光腚后代,原先我们家老穷啦。”赵发清回忆道。 1972年,18岁的赵发清开始到生产队里干活,他最先学会的不是干农活而是开车,在当时这可是不小的本事。后来村里有了铅笔厂,赵发清成了厂里的一名工人,但他的工作依然是开车。 1998年,赵发清还开着大解放,10年过去,大解放换成了小轿车,说起自己开的车,赵发清脸上透着掩饰不住的高兴。“和以前不一样了,那天那个开小车,大车肯定不一样,那时开大巴车和现在开小车的人的底数不一样,高兴。人住的和以前不一样啦。” 从手扶拖拉机到小轿车,赵发清的车一开就是30多年。现在大儿子也跟赵发清一样给铅笔厂开车,一家人都在同一个铅笔厂里打工。这些年村里开了各种各样的加工厂,个人开厂子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但赵发清却从来没想自己做企业。 赵发清和于宪臣从小就是朋友,现在一个是司机,一个是厂长,两个人陪着元宝山铅笔厂走了将近30年,一直都没变过。除了开车,赵发清还会修一修铅笔厂里的机器,有时还会跟老伴一起干点零活。 “你像我早上两三点钟我就起来,起来包装啦,装盒啦,一个月俺俩额外挣个五六百块钱,现在我们在厂子住,厂子现在经济效益好啦,我们老两口都搬厂子去啦。”赵发清觉得这一切很幸福。 赵发清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老两口每天干劲十足,对吃的住的并不太在意。平日里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几乎都花在了两个孙子身上,但现在孩子的想法却总让老两口摸不透。 艾厚萍与另外两人一起做午饭,一个是与艾厚萍年龄相当的中年妇女,另一个是早晨和艾厚萍一起去赶集的19岁女孩。艾厚萍教19岁女孩烧柴火,女孩对做饭的活不熟悉,把火烧到了灶台外面,艾厚萍一边教她,一边说现在的孩子和以前不一样,引起对当前生活方式的不理解,以及对过去苦日子的描述。对话一直在做饭过程中进行。 艾厚萍回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像她这么大,也就是十五六呗。那年可流行那个蓝的确良布的翠蓝布衫,完了人家都穿着了,我看人家穿都新鲜。我说妈给我买,那个时候才3块多钱,我妈说哪儿有钱啊,卖两个鸡蛋,攒点儿钱买。给我气的,就一个翠绿蓝布衫,卖两个鸡蛋买这么一个翠蓝布衫。花了3块多钱,不到4块钱,那个翠蓝布衫,那个布才2块多钱一尺。两毛多钱,两毛五。” “记得过年的时候,完了我们家条件比较不错,我爸爸妈妈都上班,给我做整个黄色的衣服,还做的那个什么的衣服。”女孩子说。 “真的那咱就觉得不错了。不像现在小孩穿都穿牌子的。就我们家小雨都是,平常的不穿,穿牌子。现在跟再早那简直是天翻地覆差距太大了。好像变一个地球似的。这一年到头,过一个年,花1000多块钱。我记得那个时候花40多块钱过一个年。”艾厚萍回忆。 吃了午饭,艾厚萍夫妇俩趁着手头没什么活儿,准备开车把大孙子接到家里来,因为上个月给小孙子小宝买了个书桌,大孙子小雨已经一个月不跟老两口说话了。 老两口带着小孙子接大孙子,途中到超市给孙子买食品。大孙子一路自顾选食品,艾厚萍一直在主动和孙子说话,但小孩子还是不理老两口,买完东西,回到铅笔厂。在夫妻俩的房间,大孙子一直吃东西不说话,艾厚萍堆着笑着不停问大孙子:“什么时候才跟我们说话呀?”大孙子不理,自顾吃东西看电视,老两口很尴尬,赵发清不断喝水。最终,艾厚萍答应给大孙子买一个MP4,矛盾解除了。 张宝金的心病





第二章(8)


现在带领元宝村农民变革的张宝金同志,已经66岁了,因当年积劳成疾,已患胸膜炎、心脑血管等众多疾病,但是仍然坚持着工作,2002年,村换届选举的时候,他就提出辞去职务,但是碍于村民的情意,继续留任,2007年换届选举,他再次提出想退休,却以百分之百的支持率再次当选。 村里人都知道,张宝金有两块心病,都关乎村子未来的发展。一个是接班人人选的问题,已经两届换届选举了,始终没有一个既让他满意又让村民放心的人选出现。用张宝金的话说,愿意干的群众信不过;觉得有能力的,人家都在企业挣大钱,不愿意来。 现在元宝村518户人家当中,竟拥有高档小轿车近100辆,客车大汽车各种农用车加在一起,已经达到了800多辆。 于宪臣说道,“那你现在来讲最起码,现在有这种人能保持元宝村现在这个势头,你不说太好,你得保持住现在的势头,最起码你还得有点头脑再往前发展。” 张宝金却想聘用一些大学生,看看村里毕业的大学生能不能通过锻炼接他的班。此外,现在村里的人,像王广海、施永平,张宝金认为他们也都可以干,只要他们能真正的团结、真心的团结,张宝金认为他们会干得很好。 张宝金坐在车里,去生态林园区。 记者问:“经济生态林是咱们村民自己建的吗?” 张宝金说:“自己建的,咱们号称万亩生态林,9400亩。” “咱们这个等于就是为了保护生态?” “生产、发展经济,生态、经济相结合的,树到了一定年头,它就采伐了,采伐就有钱了,现在生态起来了,这都是。你想我们村一左一右都是林子。适合种林子的地方,都种树,不然水土流失,这个种地呢,它又保持不住水土,种林子不但保护水土不流失,还有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 张宝金的另一块心病则是,村子多年依赖资源输出发展工业,怎样才能长久生存?这些年张宝金开始关注林业资源的保护,规划了大量村中土地大搞退耕还林。 在元宝村规划林区,张宝金在林区里整理枯枝,看树。 “我待不长时间就来看看,因为这片林子我非常关心,我对它吧,这心里感到有意义。所以来到这里就感到有精神。一到家里感到不高兴的时候了,就来看看。这里感到特别的敞亮。”张宝金对这里很有感情。 2001年,张宝金开始在全村倡导保护林业资源,鼓励承包土地种树。他现在还记得,当年他领着大家去山上种树时的情景。“我得领着种,亲自种。那时候在山上,别人说看到我卡两个跟头、三个跟头。因为不平啊,光看到前头了,顾不上脚底下,心里觉得还像年轻,实际上60多岁了,光卡就好几个。” 可是天公不作美,偏偏在那一年村里赶上了多年不遇的大旱,90%的新苗都旱死了。张宝金急得一股火就病倒了。“那就别提了,那股滋味,我在县里住了几天院,又到了哈尔滨市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后来看没办法了,大伙儿都劝我,这也过来了。结果第二年,究竟大伙儿商量栽不栽?这个树还能不能旱?” 不服输的张宝金领着大伙开了很多次会,最终大家决定种抗旱能力较强的小苗子再试试。而这些树苗花掉了他们47万元。 “这次靠老天爷的帮忙,99%以上都成活了。这老百姓也高兴了。所以说,我有这个有百折不挠的劲儿。”张宝金说起当时的情形非常高兴。 “现在村里面有村民因为私人种树致富的吗?”记者问道。 “你比方说咱这里,像我们老姜家,姜春青来讲,我们那时候植树,在啥时候植树富的呢?他靠在村边上,他栽的杨树,不到一亩地他就卖了几万块钱。”张宝金很清楚。 张宝金口中的姜春青,也是这片林地的主人,十几年前的他因为开着轿车去种地,成了元宝村致富的典型,是十里八乡人所共知的小村名人。如今车还是那辆车,但这辆带给他好名声的桑塔纳,前几天却让他没了面子。 开党员会一结束,来开会的村里人马上开着自己的新车名车一溜烟的开出了村部,可姜春青这辆老爷车却打不着火了,又急又气,姜春青开始考虑是该换辆车了。 姜春青心里挺不得劲的,他是村里最早开车的,但是后面很多人家的车都比他的好,刚才那种景象让他感觉气不过,这两天晚上,他都在查汽车的报价,发现一款16万元手动四驱的越野车很适合他。 一直没有换车,除了对这辆老车有感情,主要是姜春青一直想搞立体农业,农林牧副渔什么他都想试一试。这些年元宝村是靠建企业富了起来的,但姜春青的心思却还在那一亩三分地上。进工厂上班的人多了,想多承包点地在元宝村也不是什么难事,一门心思种地的姜春青夫妻俩在2002年承包了500亩地,开始在山上种起了树。 姜春青指着这片林地说,栽树时,付出了很多辛苦,无论早晨多冷,都要起早上山栽树。此外,姜春青还养了一些猪,据他讲,目前猪都由他媳妇打理。 这半山的树是姜春青夫妻俩花了6年的时间栽上的,除了种树,两口子还承包了池塘,垫平了山下的洼地,种上了木耳,甚至破天荒地把野猪养在了自家的猪圈里。 辛苦总有回报,如今野猪肉在市场上卖出了高价钱,姜春青的猪圈里也已经有了野猪的第三代,嗷嗷叫着的小野猪让上山检查的张宝金忍不住拿出手机给小家伙拍起了照。 山上的活不少,但姜春青夫妻只雇了一个人山上山下的忙活,虽然又苦又累,但挣钱似乎已经不是这一家人最大的奔头了。姜春青家里兄妹四个,除了他都在北京做生意,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家。 姜春青寻思,农村人到城市闯荡,成功了还好说,如果不成功可咋办?其实,现在只要不闲着,就能过得很好,兄妹们在外面闯荡不下去了,回来也能有房住,至少生活有保证。 每天养养猪、喂喂鱼,看着满院子的鸡鸭鹅成群地跑来跑去,对姜春青来说已经是一种享受。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有了地才有家,现在的姜春青不仅给全家人守着这片地,还养着一大群孩子。“我媳妇给伺候四个,我是我姊妹四个,我老大,我弟弟我大妹妹老妹妹都在北京,那个做买卖。孩子没有办法,孩子不能带着去,上学不方便,就在家里,基本这些孩子都是我媳妇伺候,小的才5岁。我们家孩子18岁了。我那个侄今年是15岁,大外甥女是13岁。都在这儿上学,今天是周五好像今天下午都回来,每个礼拜都回来。” 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发展,姜春青把四个孩子都送到县城里去上学,连5岁的小外甥女也要送到城里读幼儿园,每天接送。 周五的时候,姜春青家的四个孩子从城里放学回来。 姜春青的妻子一直站在大门口等待孩子们,四个孩子从大巴上下来,最小的女孩看见妈妈,挣脱哥哥的手向妈妈跑来。母亲抱着小女孩,拉着几个孩子进家门。 刚刚从地里回来的姜春青知道孩子回来了,兴冲冲地往屋里走,边走边喊孩子们的名字。 姜奶奶很高兴,“这不排上了嘛,四个孩子,两儿子,两姑娘,这是我二小的孩子,这是大姑娘的孩子,那是老姑娘的孩子,你看是不是像一家的。” “今儿个全回来了。”姜春青看着孩子们。 姜春青的儿子姜孝学今年上高二,这次回来主要想和父母商量高考的事情。姜孝学准备报考哈尔滨师范大学的舞蹈系,已经快和姜春青一样高的他一直很害怕父亲,这次要去哈尔滨学舞蹈,首先就得征得父亲的同意。 跟母亲说话的大儿子看见父亲回来有点拘束,姜春青进屋就对儿子板起了脸,儿子为了哄父亲跟父亲比身高,说笑。 姜春青从小就把儿子送到城里上学。现在儿子要考舞蹈专业,从没见过儿子跳舞的姜春青准备先让儿子先给家里人表演一下。





第二章(9)


姜孝学跳蒙古舞,家里人都在目不转睛地看,尤其是姜春青夫妇俩,姜春青的妻子看得非常高兴。看了儿子的表演,姜春青心里有了底。 每个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在农村,家长要实现这个理想的渠道就是让孩子考上大学,再也不当农民。 “支持他们,他走到市里不也挺好嘛,你家儿子也考上大学了,心里也挺美,不管走哪一步,毕竟是出去了,不在农村了,他喜欢这个。”姜春青很支持孩子。 “也不想让他们再挨这累。”姜春青的妻子接上话。 姜奶奶也明白道理,“现在你不能说在十字路口还前途渺茫的时候,你现在再不努力,就不赶趟了。那你就想一想回家咱种地,现在农村种地,地都没有。你说你干啥?你想养猪,你又嫌脏,又嫌臭,你又嫌农村埋汰。你要嫌臭,又嫌这个条件,你就自己努力,命运就在你自己手里,你要把握好。” 鼓励子女离开农村离开土地,但是老一辈人还是将自己的根与土地拴在了一起。 很多生活在农村的人开始走向城市,走出去的同时问题也就接踵而至。这里有老人对子女的期盼,还有孩子对父母的挂念。 “幸福的感觉是什么样的?给我们描述一下?”记者问道。 “和爸妈一起逛街。”女孩哭了。 亲情是人永远割舍不断的情感,而土地则是农民永远丢不掉的依恋,在姜家,这个有着北京户口一直在玩耍的小女孩,用最稚嫩的声音说着关于亲情和生活的故事。 元宝村迎来了2008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瑞雪兆丰年,大家无比高兴。 记者手记 2008年10月24日 晴 因为对这个元宝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决定第一天要用眼睛记录元宝,用心感受元宝,希望能够捕捉到元宝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像昨晚的感受,这里没有冒了烟的乡村土路,老百姓家的房子也都建得挺漂亮,亿元村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8:00多,我们到了村里的一个铅笔厂,根据上次踩点的报告,这里是村里众多铅笔厂中唯一的集体企业。艾厚萍就在这里上班,给厂里的工人做饭。艾厚萍,元宝村的妇女主任,《暴风骤雨》中赵光腚原型的孙媳妇。来元宝之前,我们和她通了不下十次电话,最后聊得她开始问我你们还来不来,老打电话也不是个事,快人快语,印象中是一个爽朗的东北女人,一直觉得她会和招待所的房东大姐有的一拼。但看到她本人时我迷惑了,这形象咋跟电话里那声音连不到一起呢,身材偏瘦,白净脸,嘴角上挂着微笑,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折腾事的农村妇女主任,寒暄之后发现,其实外表还是挺蒙人的,虽然不是事先想到的那种唔唔喳喳、破马张飞似的东北大婶,但也是健谈热情毫不含糊。 进了铅笔厂的车间,发现这里的设备都很陈旧,工人不少,女工居多,粘胶车间里人的手都被铅染成了黑色,问了她们,都笑笑说很容易洗,看着她们的笑脸发现大多数人都很年轻,虽然在那么陈旧吵杂的车间里干活,打扮还是相当时髦的。质检车间里噪音小了许多,干活的女孩们几乎每个人都戴着MP3在听音乐,配合着节奏像表演一样把质量不过关的铅笔挑出来,我们惊叹她们娴熟的技法,偶然拉住一个小姑娘问了问发现她只有17岁,打听之后才知道这一屋子的小女孩几乎没有几个超过20岁。 十七八岁的城市女孩都还在家里撒娇,是众人眼中的孩子,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徜徉在一派阳光雨露的年纪,而这里的女孩,每天早起就要埋头在日光灯下,一刻不停地在一捆捆铅笔中挑出残次品,挑出自己那份工钱。女孩子总是爱美的,黑漆漆的墙上,有人用胶布把一角残缺的镜子粘到了墙上,询问了她们说是一个叫赵红的女孩粘上去的,顺着她们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一个女孩戴着大大的耳环,大大的眼睛,向我们腼腆地笑着,她就是赵红,这一排女孩里年纪最大的女孩,19岁。 从工厂里出来,中午在镇政府我们见到了刚从大连赶回来的元宝村的村书记张宝金。没来之前,看过很多关于他的介绍,找了影像资料来看,也听人描述过,当这个人实实在在站到我们面前时,还是有些出乎意料,老人家个子不高,在一群东北人中讲着一口十分明显的山东话,意外又熟悉。 虽然说今天主要的任务是看村子,熟悉地形地貌,下午我们还是把机器带上了。东北的天变得快,尤其是冬天就更说不准了。上午还是微风拂面,下午就开始冷风肆虐了,虽然晴空万里,但风还是刮得人睁不开眼睛。出了村没多久就碰见一伙人在地里收稻子。几个被雇来的年轻人在等东家过来收粮,正靠着稻子垛背风,打扮还是一样的时髦,今年流行的蛤蟆镜、棒球帽都能在他们当中找到,但说起话来却有点愤青的味道,都说自己家里不富裕,这也让我们开始思考,这个村子到底是穷还是富,毕竟小岗的真实与虚假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太深的烙印。 2008年10月27日 晴转多云 在暴风骤雨纪念馆的二楼,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是惊喜,一台老式摄影机摆在那里,胶片盒上布满?灰尘,听着胶片一点点划过的声音,兴奋溢于言表。 此后我们和张书记聊了很多,第一天见到他时,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家都说谁谁领着一群……,张宝金领着一群贪污犯,我不怕别人这么说,只要大伙富了……”联想起昨天党员会上环绕在几个铅笔厂厂长中间那莫名其妙的气氛,第一天稻田里那几个年轻人不屑的眼神,似乎真的在告诉我们,这个村里似乎有点什么东西是不想被外人知道,但藏也藏不住的。记得第一次在于宪臣的铅笔厂看见墙上的私营照片时我们很疑惑,为什么一个大家都认为是集体的厂子实际上是私营的,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于宪臣到底是什么人?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老爷子什么都告诉了我们,很震惊,一个产值几百万元的厂子居然是以50万的价格卖给了于宪臣,而于宪臣则是当初和老爷子一起创业的人。当初在集体的体制里,大家往往消极怠工,当时的厂长于宪臣更是日上三竿还找不到人影,现今归了个人,早晨4:00,这位厂长就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老书记告诉我们,有些时候,为了整个村里的人,只能用一些不是办法的办法,村里人需要更多就业的机会,厂子要发展,村里要发展,在一个小村庄里平衡矛盾有时候是无奈的。 下午,办联欢会的三个主力女干部要骑着自行车去买奖品,我们说好一路同行。坐在副驾驶的摄像一直在找角度,总是无法达到他的要求,突然我们一不留神,他把大半个身子探出去,整个身子的重心都放到了车外,吓得我们喊了出来,心都蹦到了嗓子眼,说实话,当时想的是片子怎么样倒无所谓,人出事了可不行,没法交待了。在他回到车里那一刹那,我们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他还打趣说,为这几个大婶拼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镜头可以有很多方式可拍,但他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而选择了最危险的方式,他用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职业精神,什么才是电视人! 原以为晚上只等着拍摄歌手大赛的彩排,其实我们知道自打准备那天起,楼上就天天有人在练歌,整个村部总像个隔音不好的KTV,有几个大婶唱的一般,但精神可贵,只要有时间就会出现在楼上,想想她们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欢乐。下午4:00多,歌手大赛的主力之一突然把我叫了出去,脸色凝重,和下午去买奖品时判若两人。进到一间办公室,满满一屋子的人,张书记突然把几个人介绍到我面前,是这个村里小学的校长、副校长和音乐老师,原来书记觉得既然我们要拍摄,就得搞得像个样子,体现点水平,准备让这几个人彻底把晚会包装一下。校长一开口就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态度,对之前几个女干部的工作很不满意,还说要从尚志市找来个乐队,不让那些天天练歌的大婶上去唱了,影响效果,并且准备拉上学校里6年级的学生给做表演,在座的两个联欢会主力大姐脸色也越来越难看,突然间我们意识到,这不就是还在策划阶段我们预想的吗?此时不拍更待何时?片子需要故事,而矛盾是最好的手段。 小学校一批人一到活动室,以校长为首,对着很多人比比划划,大声地嚷着,颇有点虚张声势的味道,我一直想要诱导那几个原主力能在镜头面前说点什么,表达她们的情绪,我心里想着这样对她们是不好的,我是在给她们未来的相处制造矛盾。她们说了,同伴说拍到了,但回看片子,发现很多重要的表情和话语出现时,同伴关机了,并没有录下来,那一刻我不知是该生气还是该放心。 由此,我们也发现一个事实,拍片子意识很重要,默契更是关键,同伴们就此打趣,定了个拍摄基调:开机不关,边走边拍。





Table of Contents

第1章(1)

第1章(2)

第一章(3)

第一章(4)

第一章(5)

第一章(6)

第一章(7)

第一章(8)

第二章(1)

第二章(2)

第二章(3)

第二章(4)

第二章(5)

第二章(6)

第二章(7)

第二章(8)

第二章(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