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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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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2
Language:
chinese
ISBN 13:
9787508634258
ISBN:
2b5dc492-cd91-4a63-a7e0-510ff21f66d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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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ous emprise

Year:
2021
Language:
french
File:
EPUB, 210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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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美]保罗·克鲁格曼 著



刘波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美)克鲁格曼著;刘波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9

书名原文: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isbn 978–7–5086–3425–8

i. 一… ii. ① 克… ② 刘… iii. 经济-研究-美国 iV. f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5826号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by Paul Krugman

Copyright © 2007 by Paul Krug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著者:[美]保罗·克鲁格曼

译者:刘 波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0 字数:208千字

版次:2012年9月第2版 印次: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8–277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3425–8/f·2697

定价:68.00元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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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01 我们是如何走到当前这一步的

02 罗斯福新政之前

03 平等的社会是如何打造的

04 那个年代美国很平等

05 大繁荣的背后

06 保守主义的根基在哪里

07 收入不平等的根源

08 政治大阴谋

09 黑暗的选举

10 美国政治的新篇章

11 医疗问题为什么那么难

12 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13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致谢



克鲁格曼是经济学界的超级明星,他文笔犀利,看问题总能一针见血。



—《纽约时报》





序



美国已经准备好迎接全新的、进步主义政治议程,即一场“新新政”,我所坚持的这一判断是本书的核心观点。早在2007年夏本书初版付印时,这个判断就被许多证据所佐证。当时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选民已经在一些议题上持续左转,同时,民主党人在2006年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一举结束了似曾固若金汤的共和党多数局面。但在那个时候,人们仍然不能完全确信这个判断。甚至有人怀疑,2006年的选举结果其实只是反映了美国国民对伊拉克战争的不满,以及对小布什领导能力的失望,并不代表他们彻底摒弃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宰美国政坛的保守主义理念。

对“新新政”前景持怀疑态度的人还有一个具体论点:除非出现一场经济危机,否则美国国内政策不会发生剧烈变化。而在2007年夏,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还不错,至少在你只看那些被广为宣传的数字时,的确是不错的:失业率处在历史低位,道琼斯指数屡创新高。

在这种看似繁荣的表象深处,强烈的经济焦虑却暗流涌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工资增长速度几乎快要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虽然官方在2001年就宣布衰退已经结束,但时过六年,美国中等家庭的购买能力仍然低于2000年的水平。然而,公众的经济焦虑只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使国家发展方向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可以说当时人们的焦虑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

显然,自2007年夏以来,经济状况和政治局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像本书认为的那样,美国历史上的“镀金年代”其实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结束,后来又出现了“新镀金年代”,其特点是保守派主宰美国政治,贫富分化达到192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不过,正像当年的“镀金年代”一样,现在的“新镀金年代”也以一场大规模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而告终。同时,民主党人又一次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原因之一是公众认为保守派的经济政策是当前经济危机的诱因之一。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十分类似于罗斯福上台之时,即最初的“新政”起步时的环境。在本书初版时,“美国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场‘新新政’”的主张还被一些读者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幻想,而现在已基本上成为流行的看法。

但这一流行看法有多大的依据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考察一下从本书初版到现在再版之间,美国经济与政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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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大多数美国人根本没有从所谓的“布什景气”中找到什么繁荣的感觉。不过,在一段时间里,最富美国人的利润和收入确实增长得不错,手上的股票也节节升值,于是小布什政府便据此声称它取得了成功。2007年7月19日,道琼斯指数首次升到14 000点以上。两周之后,白宫便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书”,吹嘘在小布什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经济表现。该文件宣布:“由于总统实施的促进增长政策,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充满了灵活性和活力。”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那样的经济成功其实没有牢固的根基。我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地产泡沫拉动的,该泡沫最终必然会破裂,到那时经济将遭遇严重问题。其实早在2007年夏,房地产泡沫就已有破裂的迹象。但小布什政府的官员对这些风险轻描淡写:2007年8月1日,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说,房地产和次贷的问题“已基本得到控制”。

但事实并非如此。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冻结了旗下的三只基金。一般认为,这一事件是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标志。现在看来,这场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银行业崩溃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学家的基本共识是,正是那场崩溃使一场严峻的衰退演变为“大萧条”的浩劫。

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体系的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重创,现在也是这样。正常借贷渠道的中断已使美国跌入一场衰退。很明显,这场衰退将会很深重,或许还会延续很久。失业率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的最高点,几乎已成定局,而且还可能攀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不要忘记,大多数美国人的医疗保险是和就业挂钩的,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即将失业的人也将失去他们的医疗保险。而且,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将失去住房,许多人的大部分积蓄将化为乌有。

这场灾难的起因是什么?答案是,在过去的25年里,“新政”建立的金融保障体制不断遭到侵蚀。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银行业危机促使国会采取行动制定法律,构建了一张金融安全网:一方面,银行存款得到保险;另一方面,银行受到监管,不能从事风险过大的经营活动。将存款保险与监管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避免传染性的银行挤兑大潮再次爆发,那种挤兑潮在“新政”之前的美国频繁出现,并导致了1931~1932年的浩劫。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依赖许多人所说的“影子银行系统”。该体系中的金融机构事实上发挥银行的功能,但构造却与银行不同,因而可以规避监管。

“影子银行系统”的兴起本应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银行监管规则是经过慎重考虑建立起来的,而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影响日增,本该为我们敲响警钟,但是金融体系的这些变化正好发生在那些决意破坏“新政”遗产的人主宰美国政局的时代。这些人把监管限制与政府安全保障体系视为眼中钉,他们的任务就是竭尽所能地解除管制、推进私有化。从他们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金融领域脱离风险防范网是一件好事。显然,他们也没有半点儿兴趣扩大监管,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

并非偶然的是,金融市场解除监管使富人变得越来越富。可疑的财务操作使公司的资产价值虚涨,将股价不断推高。利用金融工具重新包装资产的做法也给华尔街带来滚滚利润。资产价格的升高促使人们更多借贷,进行更多的交易,收取更多的酬金,仿佛华尔街的财富要不断积累下去,直冲云霄了。

突然间,这段亢奋的乐章戛然而止。

房地产泡沫是由“次贷”支撑起来的:一些买房人并不具备通常的借款条件,但却得到了抵押贷款。在次贷膨胀期间,有些人已就其中的危险发出了警告,包括美联储的一些高官,例如已故的内德·格拉姆利克(Ned Gramlich),但格林斯潘等当政者没有理会他们的警告。后来,美国所有50个州的检察长准备调查次贷的发放过程,却遭到大银行与小布什政府的联合阻挠。他们援引1863年的《国民银行法》阻止各州采取行动,而该法通常是被束之高阁的。随后,房地产泡沫便破裂了,突然之间许多买房人无力按时偿还贷款。在此之前,大多数抵押贷款都已经被“证券化”,也就是被零切碎割成复杂的金融资产,再卖给投资者,而投资者基本上并不知道他们买这些东西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因此,买房人违约行为带来的损失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破坏了许多金融机构的资本基础,也使人们逐渐丧失信心。传统银行在年深日久的“新政”式风险防范网保护之下,成功抵挡住了冲击。但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基本灰飞烟灭了。

经济的动荡往往不利于美国的执政党。有时,虽然引发动荡的因素不是执政党所能控制的,它也会受到冲击。可以说,吉米·卡特就是个合适的例子。在他执政期间,中东发生的一些事件打断了全世界的石油供应,也使他的总统生涯遭到影响。但2008年的危机与上述情况不同,它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极好地证明了保守派经济哲学的偏执与荒悖。

共和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监管,因为他们信仰里根在第一任就职演讲中表达的信条:“我们的问题无法由政府解决,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但当危机袭来时,人们清楚地看到,里根说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说对了。罗斯福在1936年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发表的演讲中称:“我们一直都知道,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是坏的品行。现在我们知道,这还是坏的经济学。”这句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振聋发聩。



选举


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我们这些期盼“新新政”的美国人有时会感到担忧。首先,我们担心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是否真正信仰我们的议程:奥巴马最初的竞选纲领以“结束党派争斗”为主题,在追究美国出现问题的责任上,对左派和右派各打五十大板。而且,在民主党总统提名争夺战中,奥巴马不断从右方攻击其主要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他着重攻击的一点就是希拉里的医疗改革提议中包含了强制保险的内容。正如我在本书第11章所解释的,我们有一套实现全民医疗的最可行的策略,而强制保险是该策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在赢得提名之后,奥巴马一开始似乎不愿直言不讳地指责保守派的经济政策。

这些都让我们担心,奥巴马如果当选,究竟会不会着手实施进步主义政策。此外,在一些时候,人们真的怀疑他能否胜利:奥巴马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优势曾经显得牢不可破,但到2008年9月,这一优势已经消失,博彩市场的动向显示麦凯恩会赢。

虽然这只是暂时的落后,但在民主党享有天时地利的2008年,奥巴马怎么还会如此跌跌撞撞呢?奥巴马最初不愿理直气壮地呼吁经济政策改革也许是原因之一。我当时曾与一些民主党高层交谈,他们以绝望的口气抱怨说,奥巴马宁愿发表一些空谈“希望与改变”的演讲,也不愿在经济议题上强力出击,这等于是将民主党抨击共和党最有力的武器丢弃不用。

另一个原因是不可否认的种族问题。1980~2004年共和党连连胜选的秘密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南方白人开始为共和党投票。本书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共和党的“南方策略”正在逐渐失效。虽然种族议题的效力在减弱,但它并未彻底消失。不得不说,民主党当时提名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做总统候选人,的确是冒了很大风险。

的确,选举结果也清晰地展现了种族政治的脉络。整个美国从2004~2008年变得大大倾向于民主党了,但一些州的倾斜趋势很不明显,甚至方向相反,比如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等。大体可以这么猜测:奥巴马的非洲裔身份让民主党人在全国损失了两三个百分点,而且要不是民主党今年有如此好的形势,这个问题也许已经让他们输掉了大选。

但今年确实是民主党的大好时机,而且在选战的最后七周里,民主党人一切顺利。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形势急转直下,金融危机陡然恶化,随后,奥巴马便以高超的表现顺应了形势的转变。他成功地保持了镇静,又让人们觉得他对当时的形势洞若观火,而他的对手则剧烈地摇摆,一会儿宣称美国的基础经济依然完好无损,一会儿又呼吁暂时停止竞选活动,救经济之急。这么一来,两人高下立见。而且,由于危机的爆发,奥巴马在经济议题上表达的观点似乎也突然犀利了起来。他不再空谈“希望与改变”,而是发表坚定有力的演讲,指责一种“失败的哲学”造成的损失,从而赢得了进步人士的喝彩。

最终奥巴马轻松赢得了大选。民主党人也在2006年的胜利之后再接再厉,斩获了不少国会议席。可以说,2006年与2008年两次国会选举的综合结果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命运大逆转已经发生:曾被视为固若金汤的共和党多数地位变成了民主党压倒性的主宰局面。在众议院,民主党人从落后29席跃升到超出80多席;在参议院,他们从落后10席跃升为至少14席的优势(本序言写作时,有几场竞选似乎还胜负未分,不过看起来民主党人将至少再拿下一个参议院席位)。



一个中左的国家


在2008年选举尚未尘埃落定之时,许多评论家便警告民主党人说,不要以为民众将会授权他们推进重大的变革。《新闻周刊》的一篇封面文章宣称,美国是个“中右的国家”。为了提醒民主党人,他们还举了一个例子:在1993年和1994年,虽然民主党人在国会的多数席位接近于2008年选举后的多数,但比尔·克林顿推进医疗改革方案的努力依然失败了。

但是,只要严肃地考察一下民意调查反映的情况,所谓“选民拥护中右派”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确实,美国自称保守派的人比自称自由派的人多得多,但只看这两个称谓是会产生误解。美国最大的群体是自称温和派的人。如果就现实政策问题询问这些温和派的意见,你会发现他们与自称自由派的人基本抱有相同的看法。2008年选举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选民通常将奥巴马视为一个自由派,但仍然选他当总统,这就说明,美国不是一个以保守主义为主流的国家,美国是个中左的国家。

至于民主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单从数字上看,的确和1993年的席位类似,但二者的相同之处仅限于此。1993年的民主党多数地位不过反映了北方自由派与南方保守派之间貌合神离的联盟。但目前民主党多数派的进步主义色彩要强烈得多,主要原因是,虽然“南方民主党人”不见了,但民主党人依然赢得了多数。同时,共和党虽然赢得了美国南方,但把其他地方都输掉了,基本上退缩在南方一隅。本书第10章曾预言过这一变化。而且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猜测,当民主党采取行动时,国会中仅存的那些非南方共和党议员,尤其是参议员,为了能在下一次选举中再次当选,应当会更愿意配合民主党。巴拉克·奥巴马实现一项进步主义议程的前景,要比比尔·克林顿好得多。



议程


我在本书中指出,下届政府应当将医疗改革设为核心议程,正如社会保障制度是最初的“新政”的核心一样,全民医疗保险应当成为“新新政”的核心。医疗改革应当成为新的进步主义议程的核心议题,这一点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但是,即将上任的新政府还将面临另一项紧迫的任务—挽救经济。

平时,对抗衰退的任务主要由货币政策承担,而货币政策基本上由政治上相对独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执掌。但我们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到2008年年末为止,美联储已将它控制的利率削减到近乎为零,但经济急速坠落的趋势仍然不减。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大规模注资,也未能阻止经济的下滑。如此一来,我们就只有大规模财政刺激这一条路可走了。换言之,奥巴马政府将必须试着用扩大开支的方法拯救美国、摆脱萧条威胁。

应当以什么方式来支配这些开支呢?也许可以将公共建设工程、失业补助、给州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等措施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巨大的成本:独立经济学家的合理估测是,单单2009年一年的额外开支就应该有5 000亿美元,甚至更多(我的估计是6 000亿美元)。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挽救经济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还有机会实现医疗改革的长远议程吗?具体而言,在目前的情况下推进医疗改革是个好主意吗?没错,是的。

本书第11章列出了迅速推进医疗改革的政治理由,那些理由始终都很有力,而现在医疗改革更是迫在眉睫。这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党刚刚在选战中获胜,并以此为后盾,做起事来会更方便。应当迅速推进医疗改革的原因还在于,现在,随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失业,基于雇佣关系的医疗保险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了。罗斯福曾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动荡为依据,主张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势在必行;现在,继承罗斯福观点的人们能够以21世纪的经济动荡为依据,主张有保障的医疗保险势在必行。

不过,虽然民主党人应当尽快推动国会通过基本的医疗改革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动将会或者应当立即开始。事实上,这一直都不是预订的计划。民主党的所有改革计划都以一件事为前提,即到2010年年底小布什的减税措施将失效,到时政府将有资金向低收入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补助。因此,医疗改革法案在2009年就应该制定,但应等到大约两年后再生效。这就至少部分回答了我刚刚提出的问题,即美国如何能有那么多的资金,既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又推行重大的医疗改革。回答就是:如果一切顺利,到医疗改革起步之时,美国经济将已走上复苏之路,不再需要急救了。

我们真能完成这一切吗?我们能拯救经济、在美国实现全民医疗、让美国从根本上变得更民主吗?是的,我们能。现在,美国政策大大转向进步主义的前景之好,勇敢地重新树立自由派价值观的前景之好,甚至超出了本书初版时我的预料。“新新政”要开幕了!





01 我们是如何走到当前这一步的


不平等的美国让人瞠目结舌

保守主义一手遮天

我们需要自由主义的“新政”



我生于1953年。与同辈人一样,我把自己成长于斯的美国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应当的。事实上,如许多同辈人一样,我严词抨击美国社会种种甚为真切的不义现象,游行抗议对柬埔寨的轰炸,为自由派政治候选人挨家挨户地奔走。只是在后来的回想中,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所处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篇章。

战后的美国首先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工资水平大幅上涨,这使数千万美国人走出贫民窟或者离开乡村,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我父母就跻身其中。同时,富人的数量变得很少,而且相对于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也不是那么富裕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仍多于富裕人口,但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人们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平等感,显而易见,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相似的、体面的物质生活。

不仅经济发展平稳,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大冲突。在我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就对外政策以及许多国内政策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共和党人不再打算逆转“新政”的成果,他们中甚至还有不少人支持联邦医疗保险。而且两党合作确有一定意义,尽管在越南与种族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混乱,尽管出现了尼克松等人的丑闻,美国的政治进程基本上还是由两党共同执掌的,其成员在根本价值观上是一致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并非一向如此,我们曾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饱受政治派系攻讦倾轧之苦的国家。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来看,美国昔日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的党派争斗,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我们当时认为,美国已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着强大中产阶级的、相对平等的社会,平静的政局是这个国家的常态。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由中产阶层主导、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变化,这一事实越发明朗起来。经济学家开始论述迅速加剧的不平等,他们指出经济进步只惠及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政治学家也开始讨论不断加深的政治两极分化,即政治家在极左与极右两个方向移动,民主党人日益被归为“自由派”,共和党人则成为“保守派”。这些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当前的收入不均与20世纪20年代的不平等同样严重,而政治的两极分化也和那时差不多。

政治两极分化的加剧并不是说两党都在走向极端。一方面,很难说民主党出现了明显的左倾:在福利、税收等经济问题上,克林顿的政策比卡特,甚至比尼克松的政策都要偏右。另一方面,共和党的右倾更为严重了,这只需要比较一下小布什强硬的保守做派与福特的温和作风,便一目了然了。事实上,小布什的一些政策,比如取消房地产遗产税,已不只是要将美国拉回到“新政”之前,而是要把我们拉回到“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之前。

如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两党合作时代的开始与终结均反映了共和党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一些曾激烈反对“新政”的共和党人或是解甲归田,或是自知无力回天、主动认输,于是开启了一个两党合作的新时代。具体来说,1948年杜鲁门赢得了总统竞选,这令共和党人懊丧无比,此后,共和党领导层被迫承认,“新政”难以动摇。为求自保,他们不再试图逆时代而行。而当美国政界的一股新激进势力接管共和党之后,两党合作的时代便终结了,新一轮党派纷争接踵而至。这股势力就是保守主义运动,它将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角色。在2004年大选之后,两党之争达到高潮,获胜的小布什打算拆下“新政”体制皇冠上的明珠—社会保障制度。

因此,美国现代史上有两个巨弧。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之弧,从极端的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这两个弧是平行的:经济平等的黄金时代与政治上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大致吻合。正如政治学家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基思·普尔(Keith Poole)与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所指出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两极化总是如影随形。他们采用了一种复杂的统计方法来记录国会议员政治立场的变化轨迹,其数据显示,在不平等状况有所缓解时,共和党人表现为左倾、向民主党人靠近,这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党合作的成因,而之后共和党人右转,又造成今日两党攻讦倾轧的局面,与此同时不平等状况恶化。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种可能是,贫富不均是根源,换言之,是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这一观点,过去30年间的事情是这样的:科技革新、全球化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使美国的收入分配日趋不平等,上层的少数富人日益脱离大众。共和党选择迎合这一崛起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原因也许是,精英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能力也有意愿捐助大笔竞选资金,从而弥补了其人数缺憾。于是两党之间出现鸿沟,共和党逐渐代表那些从贫富差距的拉大中胜出的人,而民主党则代表落在后面的人。

在开始创作本书时,我多少是相信这种说法的,因为它明显是有些根据的。例如,细致观察废止房地产遗产税的运动便可发现,这一运动的资金大体来自于一小群有大地产需要保护的家族。40年前并没有多少大地产,而且在当时的美国,即便是极富阶层也没有富到有钱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故而在这个例子里,不平等的加剧推动共和党人向右偏移。

但我已越来越确信,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即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对于过去30年间的事情,我想提出另一种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那些执意要将“新政”成果逆转的右翼激进分子接管了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产生了鸿沟,而民主党人则成为真正的保守派,成为长期存在的平等制度的保卫者。极右派的掌权加剧了不平等状况:增强了商界的胆量,使其敢于向工会运动发起全面进攻,从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议价的力量;将企业的执行层从旧日对其薪酬的政治与社会约束中解放出来;急剧削减了针对高收入的所得税率,如此等等。



不平等的美国让人瞠目结舌


政治环境真能如此决定性地影响经济不平等吗?这听起来像是离经叛道的经济学说法,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印证了这一点。在此,我想强调四条证据。

第一,当经济学家对不平等的加剧深感震惊,从而开始回头探寻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究竟源自何处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从“镀金年代”的不平等到战后的相对平等,并非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产阶级社会其实是在短短数年里由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创造的,尤其是通过战时工资管制。经济史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与罗伯特·马戈(Robert Margo)最早记录了这一惊人的事实,并将其称之为“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这时人们也许会认为,一旦战时管制解除,不平等状况又会反弹到之前的水平。然而结果却是,罗斯福创造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持续了30多年。这有力地说明,与经济学教给人们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规范与政治环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许并没那么小,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的影响或许也没那么大。

第二,政治变化与经济变化的时间说明,是政治变化在先而非经济变化在先。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甚至到了1983年和1984年,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并未大幅加剧。当然,对于统计数字是否展现了清晰的变化趋势,仍有一些合理的质疑。但右翼接管共和党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而且这一接管的必要条件,即保守运动的体制,大体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的。故而,时间因素有力地说明了,造成两极分化的政治变化发生在先,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伴随其后。

第三,虽然经济学家大多曾认为,科技变革是美国贫富不均加剧的主因。据信,这一变革增加了对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的需求,减少了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需求,但当研究者对统计数字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时,这一正统见解就逐渐站不住脚了。也许最惊人的发现就是,即便教育程度高的美国人,大部分的工资收入也没有出现大幅上涨。大赢家是为数甚少的一群精英,他们仅占总人口的1%,甚至更少。因此,研究者越来越觉得,科技并非主要因素。相反,很多人开始认为,之前推动平等的社会规范与制度所受到的侵蚀,是加剧贫富不均的关键角色,而这一侵蚀归根到底是由美国政治的右转所驱动的。

第四,跨国比较提供了一种“受控试验”。美国政治的急剧右转在发达国家中是个特例,即便与其最接近的例子—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国,也远为不及。科技革新与全球化的力量对所有人都有影响,所以如果贫富不均的加剧有政治上的根源,那么美国的与众不同也就理所当然了;如果这种加剧的主因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贫富不均的变化趋势在整个发达世界里就应该是类似的。但事实是,美国贫富不均的加剧之势在发达世界里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收入不均状况迅速加剧,但仍无法与美国相比,而且在欧洲大陆和日本,不平等状况充其量也只有温和的增加。

因此,政治变化似乎是问题的核心。那么这场政治变化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保守主义一手遮天


要讨论为何是小布什与切尼最终执掌美国,还要追溯到半世纪之前的一段岁月,当时由年轻的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编辑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还在为美国南部有权阻止黑人投票进行辩护—“白人有这样的权利,因为就目前而言,白人是高等种族”,并把以教会与所有权的名义推翻民选政府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赞誉为“真正的民族英雄”。当时艾森豪威尔等共和党领袖决定不挑战罗斯福的遗业,这是引发这场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小规模运动的主要原因。

多年之后,这场小规模运动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者与反对者皆称之为“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由各种人员与机构组成,其网络覆盖面远远超越了通常观念里的政治生活:除共和党与共和党政治家外,保守主义运动还包括传媒机构、智库、出版社等。人们可以在这个网络里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而且有人的确是这么做的。他们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保持政治忠诚,便能得到回报。倘若一名自由主义者办砸了一场战争,然后又违反道德准则奖赏自己的情人,他也许会担忧自己的就业前景,但共和党人保罗·沃尔福威茨却没有这种忧虑,因为美国企业研究所早已放了一把交椅,等着他来坐。

曾有不少共和党政治家游离于保守主义运动之外,但现已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若有人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日子就会相当难过。林肯·查菲(Lincoln Chafee)就是个例子。他是罗德岛前参议员、一位温和派,在2006年的初选中遭遇了来自右翼的肮脏挑战,从而在普选中失利。虽说为了保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明显也很需要查菲,但为惩罚异己,他们在所不惜。

金钱是保守主义运动的黏合剂,而资金主要是由一小群超级富豪和一些大公司提供的。所有这些人都注定会从贫富不均的加剧、累进税制的废除与福利国家的倒退中获益,简言之,从“新政”的逆转中获益。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工作不外乎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反税活动分子、保守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格鲁夫·诺克斯特(Grover Norquist)曾透露说,他想把美国带回到“社会主义者夺权,即泰迪·罗斯福[1]上台前的美国。所得税、遗产税、管制,这一切统统取消”。

保守主义运动说到底是要逆转损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从根本上讲,它是反民主的。但不论当年这一运动的创始人对佛朗哥的行事方式有多么崇拜,在美国,毕竟要通过选举才能取得政治权力。如果潜在的捐款人依然认为,鼓吹可能拉大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是自寻死路—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于1964年大选中惨败后,他们有绝对的理由这么想—就绝不会有人投入这么多的钱。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能从美国政界的一个小配角变成主角,就是因为它已证明自己有能力赢得选举。

罗纳德·里根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在1964年开始政治生涯的演讲“抉择的时机”(A Time for Choosing),以及在1966年成功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过程中发表的一系列演讲,都预示了一些政治策略,在其后的40年间,这些策略将为他以及其他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员服务。后世为里根歌功颂德的人将他描绘成秉持保守主义高尚准则的模范,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里根早期政治成功的要诀是迎合人们在族群与性别上的焦虑感,拿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做文章,而且最重要的是,以隐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及其影响的逆反情绪,从中渔利。

本书要传达的主要信息之一是,在我生长于斯的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本质上都与种族有关—也许很多读者会对此感到不适。美国为何是唯一不向全体公民提供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原罪,即奴隶制的遗留影响。在发达国家中,为何只有美国存在一个想要逆转福利国家的主要政党?原因就在于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里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镇以一篇主张州权的演讲开始了他在1980年的竞选之路,而这里正是三位民权活动者遇害的地方;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之所以能完全掌控国会,就是因为发生了“南方大倒戈”,即南方白人从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转向压倒性地支持共和党。



我们需要自由主义的“新政”


在2004年大选后的几个月里,我承受着一些来自新闻界同行的压力。他们说,我不应再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批评小布什政府以及普通的保守派。“选举说明了一些事。”他们告诉我。但现在回头来看,2004年大选越来越像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最后一场狂欢。

共和党在2002年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靠的是竭尽所能地拿恐怖主义做文章。现在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小布什把我们拖入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想让战争心理一直笼罩在人们心头,同时他还希望,犹如探囊取物般地打一场胜仗,将有利于他的竞选连任。或许伊拉克战争的确为小布什赢得了2004年的大选,虽说当时的战局已有恶化之势。

此后,战局就真的恶化了,这并非意外。当小布什入主白宫时,保守主义运动最终发现自己掌握了一切权柄,同时也很快地证明了自己治国无能。这股运动将所有东西都政治化,又将政治忠诚置于其他所有考虑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任人唯亲、腐化堕落的风气,并弥漫到小布什政府的一举一动中—从伊拉克重建的一败涂地到应对卡特里娜飓风的糟糕表现。小布什政府的种种错误与失败很好理解,因为保守主义运动已控制了政府,这股运动一心要实施违背多数美国人利益的政策,而政府又必须竭力以欺骗、转移视线、向支持者滥发赏赐等方式来弥补这一内在缺陷。美国人日益鄙视小布什及其执政班子,这一情绪帮助民主党人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

一次选举也许并不代表潮流,但有一些更深层的力量在动摇自里根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以来保守主义运动便一直在使用的那些政治策略。说得直白点儿,关键在于美国选民的“白”度在日渐降低。共和党的策士想把在选举中分量越来越重的西班牙裔与亚洲裔选民同非洲裔美国人区别开来,但正如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所表明的,现代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即对民权运动不满的白人,并不准备进行这样的区分。一个不那么显著的因素是,美国人的态度正在转向进步主义。投票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选民在国内问题上明显左转,同时美国的种族主义倾向正在逐渐减弱,种族因素的影响也日渐式微。

保守主义运动在财力上仍具优势,但金钱从来都不是决定因素。2008年大选虽然仍没有结果,但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测,到2009年美国将拥有一位民主党总统,以及由民主党人牢牢控制的国会。假如出现这一新的多数派,与克林顿执政头两年里民主党的多数派相比,它在意识形态上将更为团结一致。当年的民主党多数派不过是北方自由派与南方保守派之间若即若离的联盟。

问题在于,新的多数派应当做些什么?我的回答是,为了美国,他们应当实施一项坚定的自由主义计划,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新政”。这一计划将是21世纪版的社会保障方案,它应以其他发达国家都已建立的实施全民医疗保险为出发点。不过,在我们探讨如何走向这个目标之前,也许可以对过去的经历好好审视一番。这番审视,即美国现代史之弧的故事,是以下八章的主题。

[1] 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昵称。—译者注





02 罗斯福新政之前


那个时代的不平等

共和党的前世今生

美国的政治裂痕

保守派的思想统治

罗斯福“新政”的根源



在小布什时代回望“新政”前的美国政经状况,就像是看着祖父的一张泛黄的黑白相片,恍然发现你和他颇为相像,其实与父亲相比,人们在有些地方更像自己的祖父。不幸的是,在你面孔上仿佛隔代重现的家族特征却并不怎么吸引人。

21世纪初的美国如同“前新政”(Pre-New Deal)时期的美国一样,是一个财富与权力分配很不平均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个有名无实的民主政治体制未能代表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当年导致一群富裕精英主宰政治生活的种种因素,在今天仍有清晰可辨的翻版:平民主义政治候选人掌握的财力极少;美国人沿种族、族群、宗教界线分裂为不同的经济利益群体;人们不加思辨地接受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警告说,试图帮助不幸者的任何举措都会引发经济灾难。

读者或许认为我在夸大其词,今天的美国并没有前“新政”时期的美国那样的不平等,但数据表明我所言非虚。如表2–1所示,今天收入在一小群精英手中的集中程度与20世纪20年代的集中度相当。

表2–1高收入人群占总收入的比例,资本收益除外

收入最高的10%人群

收入最高的1%人群



20世纪20年代平均值

43.6%

17.3%



2005年

44.3%

17.4%



资料来源: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no. 1 (Feb. 2003), 第1~39页,相关更新数据参见http://elsa.berkeley.edu/~saez/。

当然,“前新政”时期的美国政治具有寡头性质,而且政府往往以血腥的方式动用国家权力保护财产利益,今天的美国确实没有那样极端。同时,虽然现在的收入不均程度不相上下,但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在过去要严重得多,因为今天的各项社会计划为贫困者创造了一个保障体系,虽说有种种缺憾,却也聊胜于无,而过去是不存在这种计划的。尽管如此,旧时代的“家族遗传”仍是既令人震撼又令人担忧的。

我将继续谈论这一“遗传”特性。但在此之前,我要给我将探讨的这段时期取个更好的名字,“前新政”的说法只是种反向定义。史家常言,1900年左右“进步时代”取代了“镀金年代”,这不无道理。美国的文化与政治气氛在1900年左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前任们相比,1901年上台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亲近财阀的倾向较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于1906年成立;所得税在1913年被恢复,同时恢复的还有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最高法院不得再像过去那样宣布所得税政策违宪。不过,这些变化对于美国收入与财富不均的状况几乎毫无影响,而且在减轻不平等的影响方面,美国政府当时所能发挥的作用极小,这一情况也未因上述变化而改观。我们至多只能说,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比19世纪末富裕,但不平等的程度却大致相同,受一群富裕精英支配的局面也几乎没有改变。

所以,冒着惹恼历史学家的风险,我将把自19世纪70年代“重建”结束到20世纪30年代“新政”来临之间的整个时期称为“长镀金年代”(Long Gilded Age)。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是,高度的贫富不均贯穿始终,从未动摇。



那个时代的不平等


对于“长镀金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情况,我们并无详细的数据,不过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1900年左右的美国是个很不平等的社会,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也许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还显示,不平等程度在整个20世纪前20年几乎毫无变化。

这是个重要的信息。极度不平等局面在整个“爵士乐时代”(Jazz Age,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间的时期)的持续,是支撑本书一个中心论点的第一条论据。这个论点是:中产阶级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我们手上有关20世纪早期的数据没有一项显示说,美国是自然而然地演进为那个我所生长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的。那个社会的形成要靠罗斯福与“新政”。

有什么证据表明,就最关键的特征而言,“镀金年代”确实贯穿了20世纪20年代呢?不需要翔实的统计数据便能计算出的一个有用数字就是美国超级富豪的人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兼经济史学家J·布拉德福特·德龙(J. Bradford DeLong)曾计算过“亿万富翁”的人数,他对“亿万富翁”的定义是,财富超过2万名普通美国工人年总产值的人(在他给出这一衡量尺度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数字约为10亿美元,但今天已接近20亿美元)。根据德龙的计算,1900年美国有22名亿万富翁,到1925年达到32个。可见在整个“进步时代”,亿万富翁人数的增速与人口增速大致相当。只是在“新政”实施后,亿万富翁才大体退出人们的视野,在1957年降到16名,1968年降到13名(当今有约160名美国人符合德龙设定的标准)。

“镀金年代”的亿万富翁恰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那是一些以不义手段暴富的人,从铁路、制造业及石油、煤炭等开采业中大发横财的人。1915年洛克菲勒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两位钢铁大佬亨利·费利克与安德鲁·卡内基,然后是一群铁路修建商和金融家,以及亨利·福特。

亿万富翁数目的这项证据,与大地产规模等其余证据吻合,都说明20世纪20年代末财富集中于最富阶层的程度与1900年大体相当。之后,随着“新政”时代的到来,这一集中程度便迅速降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镀金年代”的种种不平等都成了远去的传说,所有人都相信那样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它现已归来。

与现今的严重不平等一样,“长镀金年代”的严重不平等部分反映了劳工谈判地位的弱势。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雇主可以根据就业市场的供需状况随心所欲地决定薪资与工作条件,几乎不用担心会遭遇有组织的抵制。罢工往往会被武力破坏,一般情况下是被雇主雇用的工贼破坏,但有时是州一级的民兵组织或联邦军队介入,如1892年的卡内基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与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1900年之后,工会的数量逐渐增多,其影响也渐趋强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达到一个高峰。但雇主的反攻迫使劳工再度后退,工会成员在1924年曾达到劳工总数的17%以上,到20世纪20年代末又降回到11%以下,这与当前的水平大致相当。

严重不平等的存在,并不是说工人未能享受任何进步的果实。不平等虽然严重,但其状况大体保持稳定,因此在“长镀金年代”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惠及了所有阶层:与19世纪70年代相比,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的生活大都大大改善了。也就是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美国工人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形在“长镀金年代”并未发生,尤其是城市工人,其生活质量在“长镀金年代”大大提高:饮食与医疗条件改善;即便是廉租公寓,也通常配备室内卫生管道与供电系统;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出现扩展了个人的视野。[2]

但是,我们不应被这些进步所误导,从而对长年累月真切的贫穷与匮乏视而不见。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美国工人仍然一贫如洗,少数人过着富裕奢华的生活,而那些不幸者(失业大军、受工伤的人或者没有子女的老人)却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因为在30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福利、贫民救济食品券之类的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根本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计划,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各级政府的规模都很小,除了极为富裕的人群之外,所有人的税负都非常低。例如,在20年代中期,1万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2万美元,而年收入1万美元者便位列收入分配体系中最高的1%—但他们缴的所得税不到其收入的1%,而今天处在同样位置的人要缴20%左右的收入,所以那个阶段是富人的美妙时光。另一方面,由于现在美国最穷的1/5人口的收入大都来自低收入补助计划,故而与今天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做穷人要艰辛得多。

这就引发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人们在“长镀金年代”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收入不均状况又很严重,并且在一个民主体制中,低薪工人的人数大大超过了税负极低的精英,为什么当时却没有人发出有影响的呼声,要求政府加大力度来“劫富济贫”呢?

当时已经有了累进税制与福利国家的观念,甚至在一些地方已实施了相关的政策,所以原因并不在于没有先例。在德国,俾斯麦于19世纪80年代引入了养老金、失业保险甚至国民医疗保险。俾斯麦此举并非源自同情心,而是出于政治算计。换句话说,他想要防患于未然,以免德皇的统治遭遇反对。但他这么做说明,政府其实是可以更有同情心的。在美国,南北战争后为退伍军人及烈士遗属建立的福利制度,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可谓社会保障制度的先声。1896年的人民党人呼吁实施累进所得税和公共建设工程项目,以在经济萧条时提供工作。将近40年之后,罗斯福最终实施的政策与之并没有多少质的分别。

美国当时也并不是一个穷得没钱实施这些计划的国家。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要比欧洲国家富得多,但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公共补助计划都有相当规模,比美国的大好几倍。实际上,1925年美国的富裕程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英国相当,而在那段时间里,英国建立了完善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国民医疗福利—该套福利体制在一些方面要比美国当前体制的覆盖范围更广。

那么为何当时无人提出有影响力的呼吁,借用休伊·朗(Huey Long)后来的说法—“剪点儿富人的毛,帮帮小伙计”呢?



共和党的前世今生


共和党起初代表自由劳工,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它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代表大公司和富人的政党。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之间的16次总统大选中,共和党赢了12次,它对参议院的掌控更加持久,在这段时期的32届国会中,只有5届是民主党人占多数。虽说众议院的争斗更激烈些,但那里通常也都是共和党的天下。

而且单在两党之间进行比较,会低估这段时期里保守派对政坛的主宰力量,因为民主党的一个重要支派与共和党人完全一样,支持维护富人利益,反对政府为穷人提供帮助。这就是所谓的“波旁民主党人”,其中既包括一些反对革新的南方人,也包括一些亲近商界的北方人。在某些问题上,“波旁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不同:他们信仰自由贸易,而非高保护性关税,并且谴责政界的腐败,所以并不能把“波旁派”归为共和党中的左派。在民主党人偶尔真正入主白宫的时候,通常都是一名“波旁派”:从南北战争到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赢得竞选,这段时间里唯一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就是个“波旁派”;而且那些有望问鼎总统宝座的民主党人通常也是“波旁派”,如1876年的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

在这样一个国家,单从人数上考虑,向富人征税、帮助穷人的要求本应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保守派长期主宰国家的局面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这些因素在今日的政界也都十分常见,不过在当时的表现更为夸张。

第一个因素是当时许多美国工人被有效地剥夺了投票权。在1910年,将近14%的成年男性是未归化的移民,所以不能投票,同时南方的黑人也因“吉姆·克劳法”而被有效地剥夺了投票权。除移民与黑人外,其余人口的约1/4(而且大体上是最穷的1/4)完全被隔离在政治进程之外。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将看到,由于大规模的非法移民与黑人中持续的低投票率,当今的美国又出现了投票权遭剥夺的问题。与此相对应的是系统性压制投票的做法,虽与“吉姆·克劳法”年代相比,其手法要隐晦得多,但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这种做法仍会主宰乾坤。

第二个因素是竞选资金。资金的作用在1896年大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次选举可谓是在南北战争与1932年之间,挑战统治美国的经济精英的人唯一一次真正有可能入主白宫。富人担心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上台后会采取不利于他们的举措,于是采取行动,不是将他钉死在金十字架上,而是用金钱的洪流冲垮他。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96年的竞选花了335万美元,几乎是1892年共和党竞选开支的2倍,比布赖恩手中的财力多4倍。而且别忘了,在1896年300万美元可是一大笔钱: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算,相当于今天的30多亿美元,是小布什2004年竞选开销的5倍。1896年两党如此悬殊的财力确属例外,但通常共和党人都拥有巨大的资金优势。从南北战争到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民主党人只有3次在财力上大体可与之匹敌,一次是1876年的大选,当时民主党人蒂尔登实际上赢得了普选(选举团投票的结果被窃取了,双方达成了一项交易,拉瑟福德·海斯入主白宫,交换条件是他承诺从南方撤出联邦军),另外两次就是格罗弗·克利夫兰在1884年和1892年的胜选。并非偶然的是,蒂尔登和克利夫兰都是“波旁民主党人”。民主党的提名人若不是“波旁派”,对方的竞选经费就总会压过他2倍左右。

第三个因素是无处不在的选举造假。两党都这么做,其方式多种多样。在“镀金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匿名投票的情形很少:选民大都使用两党自印的选票,所以从大小和颜色就能判断这些选票的种类。因此,贿选是方便可行的(很容易就能确定所投选票其实是买来的),也很普遍。1888年《纽约时报》得到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司库威廉·达德利(William Dudley)寄给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各县主席的一封信。该信部分内容如下:


贵委员会必从休斯顿主席处获取必要援助,以确保我方摇摆不定、犹疑不决之选民……将摇摆者分为五人一组,每组置一可信人士为其统领,辅以必需之资金,务必令其确保人人上阵,并投我方之选票。


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所写的,这封信是“直言不讳地怂恿犯罪……是指导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贿选者与贿赂团伙的正式手册”。这并不稀奇。其实有理由相信,“镀金年代”的高选民投票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上的诱惑。很明显,贿选现象在摇摆州最普遍:一项广为传述的估算认为,在“镀金年代”和“进步时代”,多达1/3的新泽西州选民(当时该州经常摇摆不定)常能一手投票、一手拿现金。

多报选票的情况也很普遍,而且不限于城市政治操控集团主宰的地区。不过多报选票者大都有羞耻心,不敢像威廉·马西·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那样直言不讳地宣称“选票不创造结果,计票员创造结果”。还有广泛的恐吓行为,以阻止对方党派选民投票。若用尽了所有办法还不行,根基深厚的政治团体有时还采取最后一招,就是将选民的意愿否决了事。例如,1897年印第安纳州立法机构就直截了当地将几位人民党人扫地出门,虽说它也承认,他们在各自的选区赢得了多数票。

和以往一样,两党都在搞这些勾当,不过共和党人的财力优势也许意味着,在当年两党你争我夺地投入政治腐败之时,他们往往能胜出。更宽泛地看,金钱与组织带来的优势可以通过选举造假得到强化:决定选举结果的因素往往并非谁的纲领更受欢迎,而是谁用来操纵选举结果的准备更充分。与此同时,真正反映多数人利益的纲领赢得选举的概率,因选举造假而大大降低了。

然而,如果认为“长镀金年代”是个冲突激烈、平民追求平等的冲动遭遇精英武力强行镇压的时代,那将是错误的。真实情况是,在该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个体系与生俱来地拒斥任何形式的平民主义,这一倾向十分强烈而明显,以至于政治家对经济秩序的种种不平等只能听之任之,连质疑一下都不会做。

讽刺的是,由于平民主义在“镀金年代”的美国极不盛行,反而使耍政治权术在一些方面变得轻松,不似今天那么复杂。在“长镀金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保守主义势力要取得胜利,并不需要像今日的保守主义运动那般纪律严明。在那时,要传播保守派的思想、奖励信徒、恐吓新闻界及任何反对者,根本不需要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如黑手党一般强调忠诚的特殊机构,也根本不需要与宗教主义者结盟,不需要拿道德与生活作风问题做文章,更不用扭曲对外政策,或看准时机投入海外战争来转移公众的视线。

轻松的寡头政治成为一种长久的模式,但1896年的大选却打破了这种模式。一时间,平民主义似乎确实对财阀统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平民主义失败了,其原因不单是当时的政治体制青睐那些资金雄厚、组织完备的人,也是因为平民主义的领导层缺乏一种将那些可从改变中获益的不同群体连接起来、弥合其分歧的能力。在种族与地域千差万别的浅水区航行时,平民主义这艘船搁浅了。



美国的政治裂痕


商业利益阶层与富人在1896年的恐惧并非反映过激:许多美国人对自身处境深感愤慨。农民受粮价下跌、债务缠身之苦,怨声载道,躁动不安。许多产业工人也是如此,他们或是丢失了工作,或是在1893年市场恐慌之后的经济衰退中被削减了薪资。虽说在那个年代,用武力对付工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尽管如此,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与普尔曼罢工遭遇的镇压之残暴也是骇人听闻的。

但最终,身为民主党人并获人民党提名的布赖恩依然失败。财力的缺乏与选举造假的泛滥是他失败的重要因素,但同样明显的是,布赖恩也未能将美国怨言满腹的各个群体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联盟。

这不足为怪。“镀金年代”经济秩序中的输家,也就是最终从“新政”中获益巨大的那些群体,是沿着三条断层分裂开来的。在1896年,这三条断层或许是无法弥合的,而且布赖恩这样的人肯定也不是能够弥合这三条断层的合适人选。

首要的一条便是城乡分割。虽然1896年的美国已是一个工业强国,但人们大多依然以土地为生。1890年,64%的美国人住在乡下,还有14%的人住在2.5万人以下的城镇。城市居民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即便晚至1930年,美国的大多数选民依然来自农村与小城镇。

然而,要组织一个有影响的革新联盟,就需要城市工人,因为单一的农村运动无力赢得白宫。但人民党人来自美国农村与小城镇,几乎无人知道如何去争取城市里的潜在盟友。布赖恩决定,几乎全盘以银币的自由铸造问题作为竞选主题,实际上是要求采取刺激通货膨胀的政策,以降低农民的债务负担,但此事与城市工人完全无关。

农民与城市工人无法协力并进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与土生土长者之间的文化与社会鸿沟。移民占人口的比例在1910年达到14.7%的高峰,他们大都住在城市地区,尤其集中在最大的城市里。那一年,41%的纽约居民是在外国出生的。本土的美国人的确将这些移民视为外国人。直到20世纪爱尔兰人还被看成寓居的外人:1928年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Al Smith)竞选时,就遭“三K党”人以燃烧的十字架对待。那时,爱尔兰人已经是美国种族混合体里年代久远、根基深厚的一部分,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主要移民人群,即意大利人、波兰人、犹太人等族裔还不如爱尔兰人的境遇。当时人们以同样的敌意对待这些移民,声称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眼下墨西哥移民所遭遇的最偏激的对待也具有相同的特点。

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民与移民的互不理解因为禁酒令而变得更加严重。现在很难理解那时的人们为何要将酒视为洪水猛兽,极度的恐惧甚至促发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我们需要时刻谨记,我们所认定的本应主宰昔日美国政治的重大议题,常常被一些事后看起来很荒诞的争议挤出公共视野)。而且农村抵制酿酒的地方往往也是禁酒运动如火如荼的地方:堪萨斯州既是平民主义的诞生地,也是禁酒令的故乡。有人也许会说,禁酒令就是最初拿“价值观”做文章的例子,它经过了天衣无缝的策划,目的是要在贫穷的新教农民与贫穷的城市工人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后者有许多来自天主教文化圈,将饮酒视为一种正常的、毫不奇怪的生活方式。但公允地说,当时的两党都因禁酒令而分裂。

贫穷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裂痕是最难以弥合的。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这只受到南方人民党人的关注,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黑人在南方之外的比例很小。但在南方,黑人占人口的1/3,绝大多数是穷困的农民。白人农民与另一肤色的农民有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会否与后者协力并进呢?

长远地看,答案是否定的。本书的主题之一将是,种族敌对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广泛、深入而且恶劣的影响,基本上是让保守派获益。但也可看看当初有可能走的另一条道路。南方人民党人的领袖、佐治亚州的汤姆·沃森(Tom Watson)在1892年不同凡响的《南方黑人问题》一文中呼吁两个种族结盟。


为何黑人受到的宣教总是:他的白人邻居恨他,而敲骨吸髓地对他征税的北方人爱他?我的佃户为何不能将我当成朋友,反而要把那剥削我们两人的制造商视为朋友?为什么我们要长期实施将黑人推向北方政治家怀抱的政策……20年来,南方原本每时每刻都可以将金钱势力弃如敝屣,耐心地教导黑人,倘若我们的体制不伤害他们,我们在其中也不会境遇悲凉;倘若我们的法律不能给他们带来福祉,那么在这样的法律之下,我们也不会繁盛兴隆……

因此在我看来,结论似乎是:南方的两个种族努力挣脱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他们会意识到,导致各自处境的原因相同,解救之道也相同;在废弃恶法、订立良法的努力中,他们应彼此互助,他们应结成政治盟友,一损俱损。伸张正义,对彼此都有利。而基于互利、互谅与互助的一般性准则采取行动,将使今日变为未来和平与繁荣的基石。


但沃森提议的联盟从未成形。在1896年赢得人民党与民主党的共同提名,使他可以同时代表两党参选,而当时沃森只在布赖恩的人民党候选名单上是副总统提名人。在民主党候选名单上,布赖恩选择了一位保守的南方人做竞选搭档。于是,组建一个跨越种族鸿沟的平民主义联盟的机会就失去了,这个机会直到几十年后才重现。沃森本人在晚年变成了一个粗暴的种族主义者,也是反天主教、反犹分子。

19世纪90年代重创平民主义的裂痕,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重创改革者,只需看看1924年和1928年的总统大选就一目了然。1924年,由于城乡之间的水火不容,民主党大会至少需投票103次才能选定一名候选人。纽约州州长、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代表了民主党的未来。但在大会上,他遭到了伍德罗·威尔逊之婿威廉·麦卡杜的反对。麦卡杜本是个公司法方面的律师,却改头换面成为一名文化平民主义分子—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很常见。正如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的,他“照着布赖恩的形象打扮自己……他迎合‘圣经地带’(指美国南部与中西部新教正统派流行的一些州。—译者注)的宗教狂热。他甚至小心地对‘三K党’不置可否”。在大会上曾有人提议将谴责“三K党”的内容写入会议纲领,却以一票之差遭到了否决。最后史密斯和麦卡杜均未获提名,胜出者是位折中派候选人、西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戴维斯。副总统提名人是布赖恩的弟弟。不用说,这个竞选组合最后一败涂地。

四年后,史密斯在第一轮投票中即轻松获得提名,但旧日冤仇很快再度露头。一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致信麦卡杜说,史密斯打算取悦以下人:“外国人,他们觉得‘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旧日美国令人憎恨,必须将其打倒在地、加以羞辱;北方黑人,他们渴望在社会上平起平坐,赢得种族优势;天主教徒,有人让他们相信,他们有资格入主白宫;犹太人,也将有人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感觉,即上帝的选民严惩旧日美国的时机已到。”在选战中,“三K党”一直在煽动反天主教情绪—在史密斯的车队驶过俄克拉何马州时,他能看到熊熊燃烧的十字架。那个年代南方一般是民主党的坚实地盘,但史密斯还是输掉了所有的边界州,以及旧邦联的五个州。

简言之,和今天的美国一样,在整个“长镀金年代”,经济利益相同的人群由于内部的文化与种族裂痕,无法对极端的贫富分化构成有影响力的政治挑战。今昔的区别在于,“长镀金年代”的裂痕比今天要大很多。在那时,即便在政界领袖里,眼界能超越这些裂痕的人也比较少。这就让我们看到“长镀金年代”的另一个特征:保守的反政府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的统治。



保守派的思想统治


1923年1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名为《国家税负日增,威胁国民福利》的专论。该文用了头号大标题,还有如下的大吹大擂:“世界各国增长率公布:美国人均联邦税为战前之6倍,公共开支剧增。”该文认为,之前10年的支出增长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并给出不祥的警告:“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时,公共开支规模依旧维持高位。其结果是,沉重的税负继续导致各国资源的大量流失。”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是作为新闻而非评论刊发的。它介绍了“全美工业会议”的一份研究成果,展示了过度征税的恶劣影响,但绝口不提该研究结论是否会遭人质疑。

而大标题掩盖的实际情况是,联邦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从战前的2%上升到战后的4.7%。这一增长基本与战争有关,即便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后,仍有战时债务要还,有退伍军人津贴要付。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的确上升了,但只是从战前占GNP的0.6%上升到战后的0.9%。而且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共和党重新主宰政坛10年之后,与战争无关的开支占GNP的比例又降回战前水平。

今天的自由派经常抱怨,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将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植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本书后面的几章将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但在“长镀金年代”,反政府意识形态要比现在严重得多,估计今天的保守派也要为之羡慕。在那个时代,正式的评论也都持以下的观点:征税会产生破坏性经济影响;缓解贫困与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是很不负责任的;如有人主张放任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应加以改善,那么他一定是个沾染了欧洲理念的危险激进分子。

我们不应忽视一点,当时确有不少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具体来说,在“长镀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们的人数尽管并不足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却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个阻碍改革的理由。1919年,一枚炸弹在首席检察官米切尔·帕尔默的家门口爆炸,美国政府随即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帕尔默搜捕”,逮捕了数千名疑似从事激进活动的人。和“9·11”事件后一度笼罩美国的谈虎色变的情绪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红色恐慌”也导致普通的自由主义者遭到怀疑和恐吓。普通自由派认为,可以使资本主义更为公正,而不至于将其废除。无论如何,当时这派的人数很少。

当时,这只是美国人的视觉盲点。早在1881年,俾斯麦便描述了一套我们今天称之为福利国家体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可用这套体制来安抚社会下层,巩固德皇的统治。他说,政府“也应在国民中为数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无产阶层里培育这一理念,即国家不只是个不得已而建的机构,还是个福利机构。必须通过明显而直接的利益来引导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即国家不是一个单为保护社会上层而构建的机构,也是一个为他们的需求与利益服务的机构”。以俾斯麦的德国为先驱,欧洲人早就开始实施类似“新政”的政策,而美国政界当时对此还毫无准备、毫无概念。具体而言,英国于1908年建立了一个有限的养老保险体系,1911年又建立了一个医疗保险体系。法国初步实施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福利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德法三国社会计划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便高于美国,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改变。

当时的美国仍是自由企业信条一统天下,其优势地位甚为明显,这成为不利于民主党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1928年的失败与他的顽固关系甚大,但民主党内的民粹分子对他感到灰心失望还有另一个重大理由:史密斯获提名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对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表忠心。他选择约翰·拉斯科布做竞选主管。此人是一位共和党人、工业家,与自由派唯一明显的共同立场就是都反对禁酒令。史密斯还任命另外4位百万富翁出任竞选班子的领导。事实上,史密斯在选战中将胡佛描绘成一个准备向商界强加政府管制的危险人物,希望以此博得商界的支持。本质上史密斯是作为一个“波旁民主党人”竞选的。同之前的“波旁派”一样,他有可堪匹敌的财力:民主党人花费了530万美元,共和党是630万美元。但史密斯的政纲毫无独特之处,终遭惨败。

随着时光的流逝,史密斯日益沉溺于保守主义的教条。在1932年的民主党提名战中,他为商界代言,反对变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自己的失败。门肯的评述最为一针见血:“结交富人明显动摇、改变了他。他已成为一个高尔夫球手。”



罗斯福“新政”的根源


1928年美国大选之后,似乎保守派已打遍天下无敌手,自由主义已无力回天,在一位现代的观察家看来,这样的政治气氛与不久前的记忆相仿:2004年大选之后,评论家迫不及待地宣布自由主义的死亡与共和党永掌多数局面的诞生。事实上,1928年的评论家似乎有更充足的理由:胡佛在普选中以58%对41%的优势打败史密斯。连纽约州都被胡佛夺走,仅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勉强赢得得克萨斯州州长选举,在220万张选票中以2.5万张的微弱优势险胜。似乎“长镀金年代”要千秋万代延续下去了。

扭转乾坤的当然是“大萧条”,否则“新政”绝无可能。但回首过往,我们也可看到,早在萧条爆发之前,就已有了一些促进社会平等化的温和举动,不过这些举动不是在联邦层面,而是在州层面。早在1901年,马里兰州就通过了一项劳工补偿法,规定雇主应交出一些资金,负工伤的工人有权从中获得补偿,但该法被宣布违宪。纽约州1910年的立法也被法院以同样的方式扫地出门。但1911~1913年,有13个州成功地建立了基本的劳工补偿体系,同期还有几个州为寡妇及其子女设立了基本的救助计划。

接着是养老福利。1923年蒙大拿、宾夕法尼亚和内华达三州通过了《养老金法》。但在后面两个州,该法很快便被法院扼杀。不过,到1928年已有11个州建立了一定形式的退休金计划,这可谓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某种先声。20世纪20年代末,当萧条的冲击来临时,失业保险得到推动,威斯康星州于1932年创立了最早的失业保险计划。这些计划资金不多,覆盖人数很少,但尽管如此,它们的确树立了社会保险的准则,也为“新政”积累了经验。

有些令人奇怪的是,联邦政府到“大萧条”爆发后许多年才着手采取类似的行动。胡佛以在欧洲的战后救济工作得享盛名,但面临举国性的危机,他却坚持不采取任何重大举动来提供国内救助。

最终,推动真正自由主义计划的政治意愿与领导力都具备了。布赖恩政治生涯中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在斯科普斯审判中痛斥进化论。要挑战“镀金年代”的美国,布赖恩是个错误的人选,而恰在他失败的地方,罗斯福成为生逢其时的正确人选。在他领导下,美国社会的性质大大改观。

[2] 比较一下纽约市下东区的移民公寓博物馆(Lower East Side Tenement Museum)里陈设的不同时期的公寓房间复原件,便可看出,纵使在贫民区,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03 平等的社会是如何打造的


中产阶级的画像

税收把富人压垮了

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人

让人匪夷所思的战时工资

谁在篡改历史



在1953年,《时代》杂志称:“唯有从鲜与记者谋面的民众那里,才能获得有关本国政治未来与经济方向的真实资讯。”在这样的口号下,《时代》派出一位特约编辑阿尔文·约瑟夫(Alvin Josephy)进行一次全国旅行,他的使命就是感受美国。

他描绘的画面与1929年的美国大相径庭。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少数人极为富有,而大众生活困苦;50年代的美国则焕然一新。《时代》报道的开头如下:“就算在最小的城镇、最偏远的地域,美国都穿着一套非常繁荣的、中产阶级的衣饰……人们并没有变得富裕,但能维持生计的人从未有如此之多。”2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政治两极对立的国家,占优势的右翼与做困兽之斗的左翼剧烈分化;50年代的美国是个政治中庸的国家,“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见解与政治思维惊人一致”。工会已成为上层建筑中的稳定机构。农民快活地告诉这位从《时代》杂志来的人,如果农业补贴是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就是社会主义者。

这位《时代》编辑的印象(美国已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奉行中庸之道的国家)并没有坚实的证据来支撑,但尽管如此,许多人都有这种类似的印象。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为其批判战后美国价值观的著作取名为《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固然是讥讽之言,但其出发点仍然是肯定美国人大都能维持生计。几年之后迈克尔·哈林顿创作了《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一书,以提醒人们,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中产阶级。但他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很大的原因就是,贫困已不再是多数人的处境,并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之势。

我们将要看到,有数据可以支撑这些观察家的观感。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个中产阶级社会,这一色彩比20年代的美国强烈得多,也比今天强烈得多。尽管社会不公正仍无处不在(南方仍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天下,而且在全国,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与歧视妇女是普遍现象),但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他们正在分享这个国家的繁荣成果,而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与前一代人相比,富人的富裕程度大大降低了。

经济史学家戈尔丁与马戈将20~50年代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大压缩”,这表现为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他们故意用这个提法,以与“大萧条”相呼应,这也是很合适的:与“大萧条”类似,这场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美国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使我们的社会与政治发生质变。然而,“大萧条”虽至今仍被我们铭记,“大压缩”却已基本被遗忘。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曾像是虚无缥缈的幻梦,但随后就被视为理所应当、不足为奇。

现在我们生活在第二个“镀金年代”,战后时代的中产阶级社会在快速消亡。传统观点认为,这虽不是好事,但却是由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带来的。然而,“大压缩”的经历却有力地反驳了这种宿命论的看法,它证明了政治改革能带来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并在此过程中为民主创造更健康的氛围。

让我就此再多言几句。在30年代,与今天一样,针对采取措施缓解不平等的呼声,保守派一条主要的反对论据是,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政策可以明显提高劳工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或者即便可以这么做,也势必会破坏经济。然而,罗斯福与杜鲁门却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从而使美国社会比之前要平等得多。并且经济不但没有因为这场再分配而遭到破坏,“大压缩”还奠定了一场延续一代人的经济大繁荣的基础。如果他们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也应该可以再现他们的成就。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稍后我将探讨几种可能的解释。现在,先让我们对“大压缩”之后,即1955年左右的美国景象进行一番更细致的审视。



中产阶级的画像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曾是“长镀金年代”的“北岸”富人区、共和党的金融枢纽,已然胜景不再。一些大厦或是早已被贱卖,或已被推平,为中产阶级的标准化住宅区腾出地盘,或已被改造,供各种机构使用(乡间俱乐部、疗养院、宗教静修所至今仍占据那里的很多大地产)。其他大厦已被送给非营利机构或政府,以免于缴纳房地产遗产税。

“那些传奇地产死于谁手?”长岛的报纸《纽约日报》在剩余建筑的指南手册中问道。该报的回答大体正确:“三个沉重打击:联邦所得税的出现;‘大萧条’的经济损失;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家仆工作的吸引力降低,而维持舒适的生活方式原本需要大量佣人。”

如果“黄金海岸”的大厦代表了“长镀金年代”的长岛,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代表长岛的,无疑是1947年动工的莱维特城(Levittown)这一典型的战后郊区。

以今天豪宅的标准看,威廉·莱维特当年修的房子都很小:最早的双卧室户型只有750平方英尺[3]的使用面积,没有地下室。但这些都是私人的、单栋的住房,配好了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对美国的劳工阶层而言,这些住房所提供的生活水准在过去是遥不可及的。而且这些房子建在郊区,说明普通家庭必定拥有私家车,虽然1929年未必如此,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莱维特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将战争期间用于修造兵营的建筑技术应用到民房上。但莱维特之所以认定他修的房子会有大众市场,就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重心急剧下移,而事实上,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富人在1929年拥有的购买力一去不返,普通工人的购买力却远胜于以往任何时期。

比较20世纪20年代与50年代的统计数字是有些靠不住的,因为在福利国家出现之前,美国政府觉得没有必要收集多少有关人们收入与开支状况的数据。当罗斯福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1/3的国民住房条件恶劣、衣衫褴褛、营养不良”时,他是在猜测,而不是宣读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上,美国一直没有对贫困给出正式的官方定义,更不用说对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数目进行官方估算了。直到1964年,美国才给出了一个定义,以帮助约翰逊总统确定“伟大社会”的目标。不过,尽管存在数据方面的局限,20~50年代,美国前所未有地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确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20~50年代,收入差异的剧烈缩小部分是由于平均化的缘故:50年代的富人要比20年代的富人穷得多。我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变穷:我们不是在谈论相对贫穷,即越来越跟不上收入增长的步伐,而是在谈论购买力的大幅绝对下滑。50年代中期,美国1%的最富者的实际税后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人之前的水平低20%~30%,而占总人口0.1%的极富者的实际收入要比20年代的水平低一半多。50年代中期1%最富者的实际税前收入约与1929年相同,而0.1%极富者的税前收入下降了约40%,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税率剧增。

与此同时,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自1929年以来大体上翻了一番,大多数家庭不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雇主提供各种新型的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战前只有极少数美国人享有医疗保险,但到1955年,60%以上的人至少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即偿付住院费用的保险。并且由于联邦政府为失业工人提供失业保险、为退休者提供社会保障等关键的福利措施,私人就业新获得的保障也增强了。

所以相比于20年代,50年代的美国劳动者的境况要好得多,但经济精英的境况却变差了,并且美国劳动者内部的经济差距也缩小了。现有的数据表明,到20世纪50年代,不熟练及半熟练工人(例如装配线上的工人)与机械师等较熟练工人的薪酬差距大大缩小。律师、工程师等受过正式教育的雇员相对于体力劳工的薪酬优势与20年代相比也大大降低了,比今天的情况也要低。

只有在解释人的生存状态时,经济统计数字才是有用的。这些统计数字也的确讲述了一个人性化的故事,即美国社会巨大的经济民主化。

一方面,大多数美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钱享受体面的生活。我知道“体面”这个词有些模棱两可,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在2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科技,这些科技创造出了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主要的舒适与便利。若把一位现代美国人带回到林肯的年代,他必定会对生活品质的粗劣感到惊骇,而且钱再多也无济于事。但若把一位现代美国人带回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如有足够高的收入,他会发现生活大体上是不错的。问题是,20年代的美国人大都过不上这种不错的生活。拿最基本的舒适条件来说:美国大多数的乡下人仍然没有室内卫生管道,而许多城市人不得不与别的家庭合用各种设施。洗衣机有了,但并非家家配备;私人汽车与私人电话也有了,但只有少数家庭拥有。1936年盖洛普机构预言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将大获全胜。盖洛普何以会犯下如此大错?它根据的是电话调查,而当时只有约1/3的美国住宅装有家庭电话,而没有电话的人倾向于支持罗斯福。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

但到了50年代,尽管仍有一些美国乡下人依赖户外茅厕,也有一些城市家庭住在盥洗室外置的廉价公寓里,但这明显是少数。到1955年,大多数美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而70%的住宅都安装了电话。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作家菲茨杰拉德说的富人“与你我不同”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虚言,而这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在50年代,美国很少有人过得起一种奢华的、足以与中产阶级形成强烈反差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房子也许比大多数人的大,但他们再也没有能力住在豪宅里,尤其是因为他们养不起打理这些深宅大院所必需的仆人。富人与其他人在服饰上的传统差异基本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普通工人已有钱购买(并清洗)好衣服;二是富人再也无法维持旧日的穿衣方式,那需要大群仆役来服侍他们上装与卸装。富人传统上在出行快捷方面享有优势,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高档店铺是开给“马车顾主”的,而在汽车普及之后,连这个优势也消失了。

如果说上述的一切都给美国人带来一种新的尊严感,我想这不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我们对“长镀金年代”的美国所知的一切都说明,尽管这个国家有民主的意识形态,但那是一个阶层观念很强的社会,当时富人自认为是高于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并愤恨)那些“老板”。但在战后的美国,上述阶层观念已大体无存。在这里,我可以根据我个人的记忆来发言,因为我是在这个社会里长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人们的言辞与记述中了解情况。战后的美国社会有穷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小。当时许多工人得到运作良好的工会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其工作之稳定可与技能高超的专业人员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往往与之接近。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不过就像凯迪拉克车与雪佛兰车的区别:一个人或许比另一个人过得奢侈,但人们在可以去哪里、做什么这些事上并没有大的差异。

那么这个民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税收把富人压垮了


西蒙·库兹涅茨是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经济统计学大体上是由他创立的,他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借助这一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数字体系,我们可以探究美国的收入状况。到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已将关注点从国民收入的总体规模转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虽有资料方面的限制,他仍能表明,战后美国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萧条”之前公平得多。但这一变化究竟是政治带来的,还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带来的呢?

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受所谓“看不见的手”如何重要的学说熏陶已久,对政府塑造经济的能力倾向于怀疑。因此,在收入分配发生巨大变化时,经济学家会先从市场力量方面找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人们常常将库兹涅茨的名字与这一观点联系起来(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已将这一自然周期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据认为,“库兹涅茨曲线”的原理如下:在发展的初期,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是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一个由富有的工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贫穷之中。换言之,像美国的“长镀金年代”这样贫富剧烈分化的时期是发展的自然产物。

但最终资本变得更为充裕,来自农村的劳工流逐渐减少,工资开始上升,利润趋向平稳,或者下降。普遍的繁荣将会出现,经济大体上也将中产化。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但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大都相信,这就是美国在19~20世纪经历的故事。他们觉得“长镀金年代”是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们相信后来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经济发展进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结局。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事情变化得很明显,这个故事并未结束,不平等再度加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也是市场力量的无情后果,例如科技革新使技术因素有了越来越大的额外优势。人们再次关注起贫富不均的情况,并进而回顾前一代人经历的平等化进程。结果令人吃惊:人们越仔细地审视这段平等化过程,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产生的渐进反应,而更像是一起突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政治均势的变化带来的。

要了解这起变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即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1%人口的收入。

我们对富人历史收入状况的了解,要多于对其他人的了解,因为自1913年以来,富人一直在支付所得税,从而向联邦政府提供了有关自身经济状况的信息。税收资料显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的时间,贫富不均毫无下滑之势:当罗斯福在1937年的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1/3的国民仍然贫困时,几乎毫无迹象表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富人的经济统治地位有些许下降。但短短10年之后,富人明显沦落了:我们已描述过20世纪50年代顶端人群收入的骤降,这早在1946年或1947年便发生了。经济精英的相对贫穷化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突然发生的。

富人财富的突然下滑,大体上可用一个字来解释:税。

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情形做如下的思考。在战前的美国,高收入的源头与现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体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们获赠的股票期权),而在20年代事情要简单得多: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能带来收益。由于资本收益大多流入一小群人手中,比如1929年1%的美国人得到了多达70%的股票红利,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划分大体上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划分。

既然如此,读者或许会想,富人占美国国民收入份额的剧降,必定反映了收入分配从资本向劳工的巨大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1955年公司部门获得的税前收入有69%流入劳工手中,31%为资方赚得,1929年这两项则分别是67%和33%,两个年份的差别不大。

虽然在20年代与50年代,资本与劳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在收入主要来自资本的人与主要依靠工资的人之间,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在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王朝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

在个人税提高的同时,作为其税基之一的资本收益却显著降低。这不是由于公司利润的下滑,而是由于公司可保留的利润变少了—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还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益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益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还多,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只有10%左右。

那么富人怎么了?一句话,“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也许是大部分收入。这就难怪罗斯福会被视为一个背叛了自身阶层的人。



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人


富人是“大压缩”最大的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压缩”之后的30年,即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体力劳工的黄金年代。

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只拥有高中学历的美国男性的收入依据通货膨胀因素折算后,与今日有相同资历的工人大体相当。但是,他们的相对地位显然要高得多:拥有极好工作的蓝领工人的收入常常与许多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员相当,甚至还要高于后者。

蓝领工人为何有了如此的好时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受惠于当时世界经济的状况:美国制造业公司之所以能支付高额工资,原因之一就是其遇到的国外竞争微乎其微。令他们受惠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工的短缺,这是因1924年《移民法案》设置的严格移民限制所造成的。

不过,50年代的蓝领工人的境况较20年代要好得多,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工会的崛起。

20年代末美国工会运动在退潮。劳工组织的重大努力都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是雇主成功地破坏了罢工,二是政府始终站在雇主一边出手干预,逮捕工会组织者,若他们生于外国(当时这很常见)便将其驱逐出境。工会参与率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涨,但之后剧降。到1930年,只有10%多一点儿的非农业工人参加了工会,与今天私人企业工人的工会参与率大致相当。在“大萧条”最初的数年间,工会参与率继续下滑,在1933年达到最低点。

但在“新政”之下,工会的成员大增,力量也持续上升。工会参与率从1933~1938年增长了2倍,到1947年又将近翻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3以上的非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而雇主也或明或暗地向许多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发放一定的工资,以与工会工资相匹敌,或者是为了让工人不受工会组织者的诱惑。

工会参与率为何大涨?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就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一种说法将工会参与率的大涨大体归功于(或归罪于,这取决于你的视角)“新政”。在“新政”之前,当雇主想要压制工会组织者或破坏已建立的工会时,联邦政府是他们的可靠盟友。但在罗斯福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却成为工人结社权的保护神。依据1935年的《公平劳工关系法》,美国建立了“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的声明至为明白:“本法规定了产业雇员为集体谈判目的而享有自主结社权,该权利为本国实体法的一部分。本法也设定多种方式,以供政府保障该项合法权利。”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史家认为,针对工会的公共政策的这一逆转,导致了工会的蓬勃兴起。

另一种说法则更强调工会运动的内部变化,而非政府政策的影响。哈佛大学杰出的劳工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指出,20世纪30年代工会缔结的增多与之前(即1910~1920年)的一段增长相映成趣,而且30年代其他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上升情况,这表明罗斯福和“新政”也许并未发挥关键作用。弗里曼认为,30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分为两个阶段的一个过程,大体上与政府的举动无关。首先是“大萧条”导致许多雇主降薪,由于愤怒的工人组织起来抵制减薪,使工会运动如虎添翼。然后,工会运动力量的渐增产生了自我强化作用,因为已加入工会的工人开始为想要组建工会的其他工人提供关键性的支持,如资金援助、提供纠察员。

我们不一定非要对这两种说法做出取舍。将工人动员起来的因素,也促成了一个政权的上台,而“新政”正需要这一政权来改变联邦政策。就算罗斯福并非单枪匹马地为强大的工会运动创造了条件,单就政府从老板代理人转变为工人保护神这一点,也无疑促进了工会的蓬勃发展。

不论政治、“大萧条”与组织状况各自在工会的兴起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所知的工会的一切都说明,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工会的新力量居功甚伟。许多学术研究表明,与“大压缩”有关的工会影响主要有两个。第一,工会提高了会员的平均工资,同时间接地、幅度较低地提高了非工会成员工人的工资,因为在未建立工会的公司里,雇主为了减少工会运动对其工人的吸引力,会主动加薪。所以,工会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与薪资较高的经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工会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内部的收入差距,因为工会可以为收入最低的会员谈判争取较高的工资增长,助其追赶收入最高的会员。反工会的雇主在努力抵挡工会组织者的影响时,也会带来类似的效果。换言之,工会对工资的上述影响恰好就是我们在“大压缩”期间看到的情形:与经理、专业人员相比,蓝领工人的工资上升,同时蓝领工人内部的工资差距缩小。

不过,单凭成立工会并不足以带来完全的“压缩”效果。彻底的转变还有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情形。



让人匪夷所思的战时工资


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情况下,政府至多只能影响工资,而不会直接设定工资。但在20世纪40年代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因战争之需,美国经济的命脉多少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运用其力量实现了重大的收入均衡化。

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NWLB)其实是在1918年由伍德罗·威尔逊建立的,其职权是仲裁劳资争议,以避免爆发罢工,破坏战时工作。该委员会在行事时偏向劳工利益,保护工人结社权与集体谈判权,推动制定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工会参与率在短期内近乎翻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劳工委员会遭撤销,联邦政府回归传统的亲雇主立场。如前所述,劳工被迫步步退让,战时的收获也付诸东流。

但珍珠港事件后一个多月,罗斯福便重设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而且这次职权更大。战争带来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促使政府对许多关键日用品采取价格管制。倘若战争需求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大涨,这些管制措施将难以维持,于是联邦政府也将许多关键性国民产业的工资置于控制之下。这些工资的任何增长均要经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批准。实际结果是,政府不仅开始仲裁纠纷,而且开始为私人部门指定工资率。

有鉴于罗斯福政府的价值观,毫不意外的是,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制定的规则倾向于使低薪工人工资的提高幅度大于高薪工人工资的提高。罗斯福颁发一道指令,规定低于正常标准的工资应加以提高,根据该指令,雇主可不经批准自行将任何人的工资提高到每小时40美分(相当于今天的每小时5美元),或在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地方办公室的批准下将其提高到每小时50美分,而继续提升就要经华盛顿批准。因此,这一体系本身就会使低薪工人的工资增长快于高薪工人。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还规定了每个职业的薪资上下限,而雇主可自行将任何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其所处职业的薪资下限。这一规定同样有利于低薪者的工资增长,而不利于高薪者的工资增长。最后,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规定,如加薪能消除不同工厂间的工资差距,则不加限制,这也促进了收入最低者工资的提升。

诚如戈尔丁与马戈所言:“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采用的加薪标准大都有助于缩小行业间及行业内部的工资差距。”因此,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时势允许美国政府或多或少地直接决定许多工人的工资,而它也恰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让美国社会更趋平等。奇妙的是,变化的确出现了。



谁在篡改历史


设想一下,假如现在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提议重拾当年带来“大压缩”的各项政策:对富人大幅度增税、支持工会势力的大举扩张、实施一段时间的工资管制以大幅度缩减薪资差异,如此等等。从惯常的思维看,这样的计划会带来哪些影响?

首先,人们会普遍怀疑,这些政策对贫富差距将收效甚微,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通常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挑战供需规律的做法一般行不通;就算政府果真利用战时权力强行建立了更平等的工资结构,一旦取消这些管制,工资差异也会自发回归旧时的水平。

其次,不只是极右派,许多人都断言,如此激进的平等化政策将破坏激励机制,令经济一蹶不振。高利润税将导致商业投资崩溃;对高收入者征收高所得税将导致创业精神委靡,个体创造力匮乏;强大的工会将提出过度的涨薪要求,导致大规模失业,抑制生产力的提高。上述观点可概括为:“大压缩”期间的美国政策变化就像是导致“欧洲硬化症”的政策的极端化。“欧洲硬化症”是指许多西欧国家就业率较低,经济增长较慢(后者不如前者严重)的情况,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一些政策导致的。

假设我们今天想复制“大压缩”,或许这些可怕的预言将会成真。但事实是,激进的收入平等化让人联想到的种种恶劣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实一个也没有发生。相反,“大压缩”使收入均衡保持了30多年之久。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的繁荣时代,一个我们无法重现的时代。

为理解“大压缩”之后美国的境况是何等顺利,我提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济史分为三个时期:1947~1973年的战后繁荣;1973~1980年的纷扰年代,当时石油危机与滞胀极大地破坏了美国经济;1980年至今,增长适度、贫富分化加剧的现代时期(为何从1947年开始?两个原因:一是“大压缩”到那时大体完成,二是精准的资料大都在当年才出现)。

在战后繁荣时期,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大致翻了一番,按今天的物价折算,是从约2.2万美元上升到4.4万美元,这相当于2.7%的年增长率。各收入群体大体也保持了相同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延续了“大压缩”带来的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

纷扰年代一度令平均收入的增长停止。在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后,增长开始恢复,但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就算是最好的时光,也始终难望战后繁荣时期的项背。1980年至今,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仅为每年0.7%左右。1982~1989年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清晨”与1993~2000年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经济繁荣,可谓是最好的时光,但就算在这两个较短的时期,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无法与“大压缩”之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相比。

和往常一样,这些不过是数字,至多是人们真实生活的一种表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感受到生活水准的飞升,普通美国劳工的境遇之优越也远不是其父辈所能想象的,对此,还有谁会质疑吗?我们对当前经济的感受却至多能用“不可妄断”来形容,当前美国人大都觉得生活与几十年前相比,在一些方面变好,但在另一些方面变差,这不是也很明显吗?

在一些人看来,“大压缩”之后美国经济兴旺发达这一事实非常令人困惑,与他们心目中的世界运行方式完全背离,结果他们竟然篡改历史,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一笔抹杀。每周一到周五晚在CNBC上宣扬供应学派信条的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就告诉我们,拜罗纳德·里根减税之赐,“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20世纪20年代短暂的柯立芝—梅隆时期除外),美国经济制度首度赢得举世羡慕”。我猜,那位《时代》编辑讲述的繁荣景象,甚至那么多现成的经济资料,都不过是幻象吧!

但那不是幻象,那兴旺的场面是真实的。“大压缩”不仅没有破坏美国的繁荣,而且首要的效果就是给经济注入活力。如果此事与教科书式的经济学推论相悖,那是教科书式经济学出了错。这将是后面一章的主题。

现在,且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认定,自由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功地使收入差距大大缩小,而且对整体经济几乎毫无负面影响。实现这一成就的男男女女为当今的自由派上了一堂示范课,说明了领导力会带来多大的改变。

但这些男男女女是何许人也?他们为何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又让这些变化屹立不倒?

[3] 约合69.7平方米。—编者注





04 那个年代美国很平等


罗斯福新政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选举权越来越普遍

南方是国中之国

强大的工会是如何形成的

平等年代的两党政治



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几乎无不熟悉一张照片:哈里·杜鲁门手举一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初版,笑容满面,报上的头版头条是《杜威击败杜鲁门》。不,杜威没有。1948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表明杜威几乎必获大胜,但最后却是杜鲁门获选,这实属美国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大逆转。

杜鲁门一鸣惊人式的胜利已成为永载美国政治史册的时刻,也应铭记的还有在竞选中杜鲁门的支持者如何高呼:“给他们地狱,哈里!”但我可以断言,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他们要杜鲁门把地狱给谁,地狱又是什么意思。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杜鲁门大体是一个外交家:他主持制订了“马歇尔计划”与遏制战略,在柏林和朝鲜与斯大林对峙,并将美国带上了最终赢得“冷战”的轨道。

但在1948年,外交政策并非总统竞选的关键议题,一是由于“冷战”尚未真正开始,二是由于共和党人在强烈的反共主义与传统的孤立主义之间首鼠两端,未能决定外交政策的立场。1948年选民最担心的事情是,共和党人或许会把罗斯福取得的国内成绩全盘推倒。

托马斯·杜威想在选战中用一些美国当时的著名棒球手约吉·贝拉(Yogi Berra)式的庸俗话来安抚选民,例如“诸君之未来仍在诸君之前方”。但杜鲁门集中火力攻击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从而将大选变成一场针对“新政”的全民公决。

1948年的国会在努力逆转罗斯福的“新政”。国会中共和党人事实上的领袖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被时人称为“共和党先生”的塔夫脱强烈反对被他视为“社会主义”的“新政”,这不单是在意识形态上表表姿态而已:1946年共和党人夺取国会之后,塔夫脱就促成了《塔夫脱—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大大逆转了1935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而该法是“新政”之下工会成员增多、力量大涨的关键因素之一。故而,在1948年,选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共和党获胜并控制白宫与国会两院,将导致之前促成“大压缩”的政策发生巨大逆转。

到1952年共和党人最终重夺白宫时,选民已经没有那么担忧了。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共和党领袖已经承认,“新政”建立的制度将成为美国社会的永久性特征。艾森豪威尔1954年写信给兄弟埃德加说:“若有任何政党试图取消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废止劳工法与农业计划,该党必从美国政治史上消失。固然有一小撮人认为能够如此行动,例如亨特、其他一些得克萨斯州石油富豪,以及其余领域偶见的政客或商人,但其数目微不足道,其人亦蠢笨可笑。”

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危险、激进的理念与计划,为什么会在50年代成为人们尊崇的精髓,只有“一小撮人”要求将其废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考察美国社会的变化如何改变了政治环境,也要探究各政党如何回应新的环境。



罗斯福新政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新政”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极端激进的,而“新政派”自己也愿意使用阶级战争式的言辞。读一下(或听一下更好,网上有录音)罗斯福在1936年大选前夕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你就会发现后世的自由主义已变得何等谨慎、羞怯与温良。今天那些想提高最低工资或对富人增税的人会不厌其烦地向公众保证,他们心中对财富毫无芥蒂,他们并不是在主张阶级斗争,而罗斯福抨击那些有钱有势的罪人丝毫不留情面。


我们必须与和平的夙敌作战—商业与金融垄断、投机、莽撞的银行行为、阶级敌视、地方主义、发战争财。

他们已开始将合众国政府仅仅视为其自身事务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有组织的财阀把持的政府与有组织的暴民团伙把持的政府同样危险。

在我国的历史上,这些势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合起来对付一名候选人。恨我,这是他们的一致之处,而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罗斯福说财阀恨他,这并非夸大其词,并且这种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正如我在第3章中所说的,“新政”使公司与富人负担起沉重的税负,促进了工会的壮大,并一举缩小了收入差距,使最富者的税后收入大大下降。

在麦迪逊花园广场演讲之后的20年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主要由于杜鲁门在1948年赢得了竞选,“新政”政策得以延续下来:工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依然强大,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公司与富人的税负甚至高于罗斯福时代。这些政策曾为“有组织的财阀”所痛恨—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中指出,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是尤其遭财阀非议的项目,但到了50年代中期,支持延续这些政策竟然成为反映政治温和的主要表征。

这一转变部分反映出,人口结构及其他因素发生了一些有利于福利国家延续的变化。我稍后将论及那些变化。但首先让我来简单谈谈美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一个长久特征,该特征使“新政”极难树立,但保卫起来却比较容易,那就是选民天生是且通常是理性的保守主义。这里的保守主义不是指右翼观点,而是说,除非政府的现行政策明显濒于失败,否则选民不愿支持巨大的政策变化。在现代,我们看到过,这种守成主义既曾使民主党的计划搁浅,也曾让共和党的图谋落空:克林顿试图改革医疗福利,小布什企图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他们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选民对不可知的前景感到恐惧。

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改革之所以无法推行,也有守成主义的原因。只要有人建议对富人增税、改善工人与穷人的福利、修改劳工法以便利工会的缔结,就会遭到攻击,指责这些试图改革的人不负责任、不明事理,如果他们的建议被采纳,经济将会遭遇灭顶之灾。就连罗斯福也有些受惑于这种流俗,当时有一本书先于凯恩斯提议实施赤字开支,以便在衰退时期支撑经济,罗斯福在该书上批注说:“哪有此等好事—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

不过一旦上台,罗斯福不仅开始认真对待一些激进的观点,而且亲身担负重任,劝说公众放弃传统见解、接受大刀阔斧的新政策。他之所以能战胜选民天生的守成主义,主要是拜历史的偶然事件之赐。首先,1929~1933年的经济浩劫使旧精英及其意识形态声名扫地,而1933年开始的复苏虽然限于局部,但仍然为“新政”的改革赢得了信誉。罗斯福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宣布:“我们一直都知道,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是不良的品行。现在我们知道,这还是不良的经济学。”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势之下,政府明显有必要大举干预经济,对激进措施的疑虑也被弃置一旁。因此,到艾森豪威尔给他兄弟写那封信时,“新政”体制已不再被视为激进的革新,而成为美国生活的常态。

无疑,如果“新政”之前的流俗是对的,如果对富人征税、提供社会保障与失业补贴、强化工人谈判权会破坏经济,事情的发展绝不会是这样的。事实上,在“大压缩”之后,发生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持续性经济繁荣。罗斯福的政绩也证明,反对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常见理由之一,即这势必导致同样大规模的腐败,与事实并不相符。回头来看,“新政”施行之清正廉明令人惊叹。在罗斯福主持下联邦开支大增,包括“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的开支,该署对这笔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新政”前被民众广泛视为腐败的公共救济活动,其形象在后来确实大大改观。

“新政”的清廉并非偶然。“新政”官员近乎偏执地检查自己的项目,使之免受腐败的沾染。罗斯福特地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进展调查部”,调查公共事业振兴署中被举报的不法行为。结果证明这个单位的工作确实高效,后来国会的一项调查也未发现任何被遗漏的严重违规行为。

如此尽心竭力地保持政府的诚信,与其说反映了罗斯福的个人品德,不如说反映了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罗斯福的执政使命就是要展示,政府积极行动会收到成效。为使人信服这一使命,他需要保持政绩的廉明,他也的确做到了。

还有一件事。虽说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为展示政府的效率而事先策划好的,但战时经历确实绝好地证明了政府的高效。美国政府证明自己既能打一场全球性战争,又能主持大局,大规模地动员国家资源。从此,保守派人士就很难再宣称政府什么事都办不好了。

到了1948年,政府应积极介入经济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在实践中,政府介入的一个结果是贫富差距大大缩小。传统观念认为,政府应当袖手旁观,罗斯福在1936年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中将此讥讽为“‘最冷漠的政府最好’原则”,在1948年,这种观点已沦落为奇谈怪论。

不过,若没有一个有效的政治联盟做支撑,单单赢得理念斗争的胜利是不够的。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政治重心向社会下层移动,那些受惠于“大压缩”、与延续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害关系的人获得了更大的力量。



选举权越来越普遍


在“长镀金年代”,代表美国劳工的有效政治联盟之所以难以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工人,尤其是低薪工人在法律上或实践上没有选举权。

在无选举权的劳工中,最大的群体是南方的非洲裔美国人,在“大压缩”之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没有选举权,甚至今天他们中还有部分人没有选举权。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虽说是个不好相处的成员,南方也一直位列支持经济平等的联盟之中,这一状况的原因我们稍后叙述。

还有一个群体在“长镀金年代”也没有选举权,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个群体便大体消失了,那就是未归化的移民。在1920年有20%的美国成年人生于国外,其中的一半没有公民身份。也就是说,当时只有约90%的美国成年居民是有法定选举权的公民。再算上南方无选举权的非洲裔美国人,在1920年只有约80%的美国成年居民有事实上的选举权。无选举权在政治上并不是中立的,没有选举权的人一般比普通人穷。我们稍后将看到,今天较穷的选民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尤其是支持将美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由此推测,20世纪20年代也应大抵如此。因此,一些人无选举权的状况削弱了政治谱系上的左翼,其结果是,与所有成年居民都有选举权的情形相比,美国政治重心向右偏移。

但在1924年美国实施了严格的移民限制之后,无选举权的成年人比例就逐步下降了。到1940年移民只占成年人口的13%,而其中的60%多都已入籍,也就是说,到1940年,约95%的美国成年居民都是公民。到1950年,移民比例降到10%,其中75%已入籍,也就是说,美国非公民的成年居民降到了成年人口的3%,已微不足道。

因而,从1924年到20世纪50年代,无公民身份的移民在美国已基本消失。结果是,美国绝大多数的白人蓝领工人都有了选举权。而且到了50年代,与20年代相比,相对较穷的白人利用选举权为自身谋利益的意愿大大提高,这是由于他们加入了工会,或者有亲友是工会成员,从而提升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与动力。所以,与1920年或今天的选民相比,当时的选民支持广义上的福利国家的倾向要强烈得多。



南方是国中之国


与美国的其他地方相比,如今的美国南方仍有不少独特之处。但在20世纪50年代南方绝对是个国中之国,那里有公开的种族隔离与歧视,法律与公共政策明文规定了黑人的低贱地位,并利用暴力来维持。直到1954年,最高法院才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判定,种族隔离的学校体制应当废弃。1955年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交车上拒绝坐到后排,而直到1956年年末,最高法院废止公共交通中种族隔离的判决才得到推行。黑人获得选举权的时间更晚,《选举权法》制定于1964年,那一年有三位民权活动分子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镇遇害,而后来罗纳德·里根选择在该镇以一篇有关州权的演讲开始其1980年的总统竞选活动。

南方的政治充满野蛮的种族主义,社会又在整体上比较落后,于是在许多方面成为一个极其保守的地区。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南方也是“新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选情地图说明了问题。在今天的选情地图上,南方属于坚定的红色阵营。除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外,200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在南北分界线以南未能赢得其他任何州。但在1948年,虽说确有几个南方州支持种族隔离主义候选人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但没有一个南方州倒入杜威一方。

南方当时为何支持民主党人?南方白人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民主党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耻原因。虽说当年民主党已打起经济平等的旗帜,但它却心照不宣地认可了“吉姆·克劳法”。直到后来民主党也打起种族平等的旗帜时,以反对奴隶制起家、后来却成为富人保卫者的共和党才逐渐赢得南方。我将在本书的后面详述这一换位,尤其是在探讨里根何以在1980年获胜的时候。

南方为何从一开始就支持民主党?南北战争遗留的积怨是原因之一。也许可以这么说,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南方的民主党人只要在竞选中反对亚伯拉罕·林肯,便能取胜。

但是,由于南方比美国其他地方穷得多,它也从“新政”中获得了额外多的好处。现在按全国平均水平计算,南方各州要稍微穷些,但在50年代南方算是穷困潦倒。直到1959年,密西西比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 000美元(以今天物价折算相当于5 000美元),这意味着其平均生活水平仅相当于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等富裕州的40%。而且,当时美国其他地方已城市化,南方却仍是一个乡村气息浓重的农耕地区。到1950年,除南方之外的美国各地,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数量的3倍,而南方的农村人依然多于城市人。

因此,“新政”对南方而言几乎是稳赚不赔。一方面,罗斯福对富人与公司征收的重税,对南方几乎不构成什么负担,因为那里富人极少,其公司也主要为北方人拥有。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乡村供电等“新政”举措对于低收入劳工尤为重要,而他们是南方人口的主体。就算在今天,南方对福利国家的极度依赖仍会偶尔影响美国的政治:2005年当小布什想要将社会保障私有化时,他的幕僚们发现,在2004年支持他的各个“红色州”,尤其是南方州,其反对情绪要比在其他地方更强烈。

可以这么说,尽管南方存在种族裂痕,其当地政治又保守反动,但由于贫困,该地区能从福利国家中获益良多,于是在全国的层面上,南方愿意有限度地支持北方的自由派。但是,南方白人支持的政策只严格局限于某些类型。当杜鲁门试图完成“新政”大业,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来建立类似于加拿大和西欧国家的完整的福利国家,即全民医疗保险时,这一点就至为明显了。

1946年杜鲁门提议建立一套全民医疗保险体系,采取类似今日加拿大制度的“单一支付者”模式。一开始他似乎有很好的机会推动该方案获得通过。的确,在20世纪40年代构建全民医疗保险,本应比在今天容易得多。1946年医疗方面的开支总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而现在则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6%。况且,在40年代,由于私人医疗保险仍是一个羽翼未丰的产业,保险公司并不像现在这样构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医药业游说团体还不是一股强大的势力,1946年的舆论也强烈支持建立政府保障的医疗保险。

但杜鲁门的努力失败了,美国医学会(AMA)要为这一失败负主要责任。它花了500万美元抵制杜鲁门的方案,按经济规模折算,这相当于今天的2亿美元。美国医学会肆无忌惮地滥用医患关系,为阻挠全民保险的实现,它招募家庭医生游说其病人。美国医学会排斥那些支持杜鲁门方案的医生,甚至要求取消他们的行医资格。美国医学会指导医生如何向其病人说教,宣讲“公费医疗”的邪恶,这些说辞在今天读来也令人震惊不已。

但美国医学会并非单凭一己之力就击败了杜鲁门的方案,南方民主党人对全民医疗保险的反对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虽说穷困的、许多人无力获得足够治疗的南方原本能从其中获得免费的经济利益,但南方的政客认为,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将迫使南方将其医院对各种族平等开放。他们或许是对的,1966年为老年人建立的联邦医疗保险制度在许多方面与杜鲁门想为所有人建立的制度一样,其结果之一就是医院的种族隔离在美国各地废止。在南方政客眼里,不让黑人进白人的医院要比帮助贫穷白人获得治疗更为重要。

杜鲁门医疗政策的失败预示了“新政”联盟的最终瓦解。南方白人对经济平等的支持一向半心半意,这一犹疑的情绪越来越强。常见的说法是,当民主党开始郑重其事地看待民权问题时,南方就从“新政”联盟中拔营而去。这当然是实情,但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是,随着南方整体上变得富裕,它能从福利国家政策中得到的好处变少,于是南方再无顾忌,可以放肆地发挥其反对革新的天性,正是黑人的无权状态导致了这一天性。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切还远未发生。



强大的工会是如何形成的


1935~1945年,参与工会的美国劳工比例从12%上升到35%,直到1970年还有27%的工人是工会成员。工会一般支持民主党人,虽说也有例外。在1948年大选中,在两大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员中,有约3/4投票支持杜鲁门。

仅工会成员倾向于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一点,还远不能说明工会在使民主党成为美国主导政党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想想威尔·罗杰斯那句有名的调侃:“我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政党。我是个民主党人。”以此来形容“新政”之前与现在的民主党,可谓公允,但在当年劳工组织势力强大的时候,这句话就不那么正确了。当时的工会为民主党准备了现成的组织架构,工会不仅是竞选资金的可靠来源,而且为民主党人提供了一队助选常备军,助选员们分发草坪标牌,向车身粘贴标记、传单,逐门逐户地拉票,并在选举日动员选民出门投票。在那个年代,电视竞选尚未成为主要的竞选方式,这些帮助就显得更加重要。

强大的工会运动还有一个较为微妙但也许同样重要的后果,即对美国中低收入者的政治觉悟与投票参与率的影响。那些密切关注政治的人对于大多数美国人的政治淡漠态度常常感到难以理解,当然这种淡漠是有原因的,虽说选举结果会大大影响人们的生活,但单个选民的决定却几乎无关大局。因此,忙着工作、养育子女的人基本没有什么动力紧密关注政界的角逐。这一理性的冷漠态度使政治进程产生了上行的阶层偏向:与中低收入的美国人相比,收入较高者关注政治的概率更高,投票概率更高。结果是,选民的收入一般比普通人高一些,也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政治家在设计政策时倾向于考虑较富人群的态度。

但工会有着削弱这一阶层偏向的效果,工会明确呼吁其成员投票。也许更重要的是,工会会议上的政治讨论、工会成员通信中的政治信息等都会提高工会成员的政治觉悟;当他们与配偶、朋友、家人等谈论时,还会提高后者的觉悟。由于人们喜欢与收入相当者交往,这就意味着低收入美国人政治参与度的提高。据近期的一项统计数字分析估算,假如2000年劳动力中的工会成员比例与1964年一样高,在收入较低的2/3成年人中,投票的人将会多出10%,而收入较高的1/3只会多出3%。所以,工会运动的力量让美国政治的经济重心下移,这让民主党人获益良多。

总之,与之前的“长镀金年代”相比,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初的美国政治经济态势大大有利于实施促进收入均等的经济政策。福利国家不再被视为激进举措,相反,那些想取消福利国家的人反而被当成怪物。无选举权的移民劳工再也不是一个大的阶层;南方有条件地暂时支持经济平等,只要这不转化为种族平等;强大的工会运动也将低收入选民动员了起来。



平等年代的两党政治


佐治亚州前州长埃利斯·G·阿诺(Ellis G. Arnal)在1948年10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民主党人能赢》,此文虽是唱反调,但结果证明其预言极其准确。他在文中强调了民主党联盟的潜力,该联盟“被其批评者描述为南方、工会、城市政治操控组织与左派知识分子的结合体。这一描述并非分毫不差,该联盟将发挥作用”。我已谈及南方与工会,现在让我们简短地探讨一下他列出的另外两个因素。

主要依靠移民支撑的城市政治操控组织早在罗斯福时代之前就有了。事实上,这些组织自19世纪以来曾一直是民主党重要的支持来源,而“新政”其实削弱了它们的势力。政治操控组织吸引城市选民的要诀在于,它们能为窘迫的家庭提供帮助,并能赐予人们工作。“新政”扩大了政府的社会保障网,“大压缩”带来工资的提升,都使上述服务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城市政治操控组织依然很有势力,它们的持续存在也帮助民主党人赢得选举。

“左派知识分子”又是什么?当然,知识分子的人数有限,他们对于任何政党而言,都从未构成一个重要的选民团体。但如果只是机械地看问题,就严重低估了信息与理念的重要性。在20世纪30年代,左派有一套行事方略,而右派除了宣讲“经济终将自愈”的论调之外,别无良方。罗斯福的成功令自由派知识分子声威大震,甚至在“新政”的力量已大体耗尽之后,这种声威还延续了很长时间,恰似在我们的时代,当右派的创新力早已彻底枯竭之时,一度还有人断言说,所有的新理念都是右派提出来的。1958年加尔布雷思揶揄地说,在自由派中,“宣布对新理念的需要,多少已替代了新理念本身”。但当时人们觉得左派能提出新主意,这仍是民主党的优势所在。

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在许多方面仍具有旧日的优势。在“大萧条”和“大压缩”之前,共和党有两个重大的政治优势,一是金钱,二是它给人留下了本领高强的印象。富裕精英的捐款常令共和党人在财力上大占上风,而民众也倾向于认定共和党代表商界,又拥有像胡佛这样“管事”的人,想必深通治国之道。

但“大压缩”使精英的财力大减;所谓商人最懂治国的信念,也因“大萧条”而完全破灭;胡佛亦成为无能之辈的典型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辉煌胜利与战后的大繁荣之后,谁还能理直气壮地宣称,民主党人不懂为政之道呢?

然而,共和党仍然活了下来,这正是因为它改变了立场,迎合了新的政治中心。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当选总统,一部分是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声望,另一部分也是由于公众厌倦了朝鲜战争。但也正因他倡导“温和”,将那些想逆转“新政”的人视为“愚蠢”,人们才觉得他可以接受。在数十年时间里,共和党真成了三教九流的汇聚之所,既有一些主张“小政府”的死硬保守派,也有诸如纽约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这样的人支持大笔开支、“大政府”。要了解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色彩已何等苍白,或许可以看看对国会投票行为所进行的一些定量研究。

这里介绍的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在第1章中已有提及,其作者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基思·普尔与拉塞尔·塞奇(Russell Sage)基金会的霍华德·罗森塔尔。他们研究出了一种系统性的方法,在一条左右向的谱系上定位国会议员(他们还界定了对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至关重要的另一政治维度—种族,但让我们先将此搁置一旁)。这一方法的原理大致如下。先从一些涉及经济议题的议案的唱名表决开始,首先,将这些议案预先沿一条左右向的政治谱系列好;其次,根据国会议员对这些议案的投票情况,将他们从左到右排列;再次,利用议员的排列次序进一步调整法案的左右排列,然后再从头重复这一过程。几轮之后,就能沿着那条左右向的谱系得出一个既包括议案又包括政治家的连贯排列顺序。普尔、罗森塔尔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诺兰·麦克卡蒂已用这一方法来考察19世纪以来的历届国会。他们的研究结论中最突出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差别非常小,但“新政”之前二者的差距却很大,今天则更大。

普尔与罗森塔尔用一个政治两极化指数来衡量两党间的鸿沟。这一指数内涵丰富,但很难以一种直观的方式来概括。为了我的目的,只用考察两个形象的指标就行了,其最终的效果与他们用的指数很相似。我把第一个指标称为“少数派重叠”,即共和党人控制国会时,在最左的共和党人右方的民主党人数目,或者民主党人控制国会时,在最右的民主党人左方的共和党人数目;把第二个指标称为“少数派交叉”,即少数派议员中其实站在本党政治界线对岸的人员数目—中间议员右方的民主党人,或在其左方的共和党人。在两个指标上,都是较多的重叠代表政治体系两极化较弱,如果没有重叠,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间派。

表4–1列出了三届国会里的这两项数字:1927~1929年的第70届国会,1957~1958年的第85届国会,2003~2004年的第108届国会。该表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国会中的党派对立远不如“新政”之前或今天激烈。在共和党人控制众议院的第70届国会中,几乎没有“少数派重叠”,只有2名民主党人在最左的共和党人右方;完全没有“少数派交叉”,所有的民主党人都在政治谱系正中间的左方。这一情况在同为共和党人控制众议院的第108届国会中更为极端,所有的民主党人都在最左的共和党人左方,而且不用说,也没有任何“交叉”。但在民主党掌控的第85届国会中,有许多共和党人在最右的民主党人左方(主要因为当时有一些非常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更惊人的是,的确有9名共和党众议员在政治谱系正中间的左方,也就是说,其投票态度比政治谱系正中间的议员左。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首先,假设一位21世纪的共和党人真诚地持左翼立场,他肯定过不了初选,因为保守主义运动必然会慷慨资助另一人做他的挑战者,而共和党的初选投票者大都强烈偏右,他们绝对会支持那位挑战者。但在50年代,要想赢得选举,共和党人就无法实施意识形态上的净化。因而,诸如纳尔逊·洛克菲勒与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这样的自由派分子,放在今天会被草草地逐出教门,而在当年他们却是地位尊崇的党员。

表4–1衡量两党共性的指标

少数派重叠

少数派交叉



1927~1929年的第70届国会

2

0



1957~1958年的第85届国会

112

9



2003~2004年的第108届国会

0

0



资料来源: www.library.unt.edu/govinfo/usfed/years.html

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立场差异微乎其微,这意味着公众的投票行为与今天迥然不同。在近年的选举中,党派色彩强烈的投票与收入有很大关系:选民收入越高,就越可能投共和党的票。这大概反映了选民的如下认识,即投票支持一位共和党人就相当于投票支持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与劳工阶层的经济政策。但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投票方式所反映的该党意识形态特性比较淡漠这一点,也反映在了公众的印象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时期,至少在总统大选中,选民从两党的经济政策中明显看不到多大的差别。表4–2在两栏里分别列出了收入水平不同的白人选民群体在1952~1972年大选中与1976~2004年大选中的平均投票模式。在后一段时间,较高的收入水平与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但在两党均接受福利国家的1952~1972年,收入水平与投票偏好之间几乎毫无联系。唯有在1964年的一次大选中,不同收入水平者出现了重大的投票差异。那一年是巴里·戈德华特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此人是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也代表着山雨欲来的前奏。其他调查显示,在五六十年代,选民收入与其从属的党派关系很小:收入最高的1/3人口的亲共和党色彩与处于中下层的两个群体相比,只是稍微强一点儿。

表4–2总统竞选中投民主党票的白人百分比,依收入群体划分

1952~1972年

投民主党票的比例

1976~2004年

投民主党票的比例



最穷的1/3

46

51



中间的1/3

47

44



最富的1/3

42

37



资料来源: Larry Bartels, “What’s the Matter with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p. 13 (photocopy,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5).

如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党不代表经济保守主义,那么他们代表什么?或许换种提问方式好一点儿:在当年投票支持共和党的选民看来,他们的投票是为了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为了传统的族群秩序而投票。20世纪50年代的共和党首先是个代表南方之外的新教徒WASP的政党,不过“盎格鲁—撒克逊”有时并非必要选项(艾森豪威尔属日耳曼血统,这似乎无关紧要)。在20世纪50年代,在自认为是共和党人的人群中,有51%是WASP,而WASP仅占选民总数的30%。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白人新教徒曾是占统治地位的族群,但“新政”的兴起削弱了这一统治地位。“新政”得到许多天主教工会会员的支持,犹太知识分子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当时美国不属于WASP的人仍对这一变化半信半疑。现在很难理解时人的那种心境,一直到1960年的大选,仍有不少美国人只因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便不投他的票。

还有许多美国人出于一个较高尚的理由投票支持共和党,这个理由就是制衡占优势的民主党联盟。20世纪30~70年代,民主党人掌控的登记选民比例远高于共和党人。虽说这并未转化为民主党人夺取白宫的优势(从1948年大选到里根当选,共和党人担任了四届总统,民主党人担任了三届),但这的确转化为1952年之后民主党对国会的持续控制。这一持续控制导致了权力的滥用(不是猖獗的腐败,基本上只是小规模的腐败),也许更严重的是志得意满,以及对公众关切的问题漠然置之。对于那些比较看重政府责任的人而言,共和党人成为另一个选项。具体而言,东北部的共和党人常常自我标榜为改革者,承诺要把现行体制打扫干净,而不是对其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总之,从1948年到20世纪70年代,两党都接受了“大压缩”期间发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新政”创造的政治环境维持了这一共识。高度的累进税制限制了上层的财富,而富人在政治上又过于弱势,无法抗议。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被奉为神明,最终联邦医疗保险也跻身其中。强大的工会也成为美国的常态景象。

这一平稳状态将在20世纪70年代坍塌。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因素就已经在酝酿,它们将最终摧毁促进平等的政治环境。在那十年里,经济一片大好,但美国的民主却似乎诸事不顺。





05 大繁荣的背后


民权与南方的变节

混乱的城市

福利大爆炸

性、毒品与摇滚乐

越南战争,谁是赢家

60年代发生了什么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就经济而言,20世纪60年代是实至名归的。在1968年出版的《泵房帮》(The Pump House Gang)一书中,汤姆·沃尔夫(Thom Wolfe)提到了一种可令所有事情不费气力的“魔幻经济”(magic economy)。不论以什么尺度衡量,60年代的美国经济就是这样的经济,尽管纷扰动荡,但却是美国史上最美好的经济时期。

当年的经济似乎令所有人都有事可做。不仅工作机会充裕,工资也达到空前水平,并且年年上涨。最底层工人的境况之好空前绝后:1966年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25美元,按价值计算相当于今天的8美元多,比当前5.15美元的最低工资高得多。到1966年,30多岁中年男性通常的收入已与今天的同辈人相当;到70年代初“大繁荣”结束时,男性的收入比现在高14%左右。家庭收入要比今天低些,因为当时工作的女性较少,且男女间的工资差距较大。由于收入比今天稍低,中产阶级家庭的房子较小,有两辆汽车的家庭较少,与今天的中产阶级相比,物质生活水平通常有所不及。但大多数美国人感觉到的生活水平是很高的,究其原因,一是生活比上一代人提高了很多,二是社会更加平等,不同阶层的差距感减少了。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弗兰克·列维(Frank Levy)与彼得·特明(Peter Temin)所指出的,收入广泛上升的后果是,蓝领机床工人的实际收入超过了一代人之前的大多数经理。结果是,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美国人的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峰。

经济保障也是史无前例的。到1966年,80%的美国人拥有医疗保险,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只有30%。到1970年,拥有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超过了85%,等同于今天的水平。失业率很低,即便真的失业,工人获得失业保险金的概率也要大大超过今天的失业工人,并且保险金所覆盖的工资损失比例也要超过今天。而正如列维与特明指出的,工资全面上涨意味着,就算失业工人找到了薪水不及以往的工作,几年之后他们仍能在不经意间恢复之前的生活水平。

假如克林顿的竞选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说得对,美国就应该是个政治一派祥和的国家。但是,1966年8月美联社与益普索的一次联合民意调查提出如下问题:“一般而言,你觉得本国的情况在朝正确的方向走,还是跌入了错误的轨道?”只有26%的人回答“正确的方向”,而71%的人则回答“错误的轨道”。

原因并不神秘。对于许多(甚至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纵然物质生活的日新月异或许令人满意,但一想到美国社会正在走向瓦解,那点儿满足感就荡然无存了。犯罪行为猛增,暴动令城市混乱不堪,特立独行的年轻人留长发、吸毒、婚前性行为,抗议者走上街头抨击越南战争。今天的史学家也许会回顾60年代的动荡,并发现它反映了一些互不相关的趋势:劫匪、激进的学生、嬉皮士、反战的中年人,都有各不相同的驱动力。但公众有真凭实据认定,社会爆发了混乱。

上述民意调查中出现的选民的沮丧情绪,在1966年的选举中得以展露,并使共和党人在国会收获颇丰。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位演员出身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当选州长。他的取胜之道就是在竞选中抨击福利骗子、城市暴乱分子、长发大学生以及该州的公平住房法。

不过,与我们今天熟悉的共和党相比,1966年的共和党要温和得多。保守主义运动已经出现,并在1964年使巴里·戈德华特成功获取提名,但尚未把共和党收入囊中。罗纳德·里根还没有开始狂热地主张减税,理查德·尼克松的许多施政其实是自由派的作风:他将社会保障金与通货膨胀挂钩,建立了“收入安全补助”机制(为残疾老人推出的重大举措),扩大了政府在工作场所安全与环境上的监管范围,甚至还试图实施全民医疗保险。

保守主义运动最终主宰政坛的结果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播下了种因,或者准确地说,是在1964~1972年。1964年,林登·约翰逊打败巴里·戈德华特,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以更大的优势战胜乔治·麦高文。

当然,那也正是越南战争升级、死伤惨重的年份,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撕裂美国的时代。越战自然是当时的主要议题,若没有越战,林登·约翰逊几乎必定会连任,抗议者与警察将不会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的门外激战,而尼克松也绝不可能赢得白宫。

不过,越战对美国政治的长远影响未必有人们印象中那么重大。普遍说法是,越南问题上的争斗使民主党伤筋动骨,永远留下了在国家安全方面软弱的形象。我们将在本章与后面几章中看到,这一俗见显然是夸大其词,越战几乎未损及民主党对国会的掌控。至于民主党人在国家安全方面软弱的形象,尼克松非常成功地让人认为,乔治·麦高文是个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无能之辈,但民主党整体似乎还要到很久之后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主党软弱的形象才真正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并由篡改的历史加以强化。

20世纪60年代的真相是,共和党人学会了如何利用族群怨恨与恐惧的上升来赢得选举。最重要的是,共和党人学会了如何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反应,以及这种反应的后果。这个秘诀最终将为保守主义运动入主白宫、夺取国会铺设道路。

那么让我们从长远影响最大的事件入手—林登·约翰逊决定倡导民权。



民权与南方的变节


作为一个深深扎根于南方土壤之中的人,我明白种族感是多么的痛苦难耐。我知道重塑我们的社会观念与结构是何等的困难。自黑人获得自由以来,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了。但今晚,黑人仍不是完全自由的。远在100多年以前,来自另一个政党的伟大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解放宣言》。但解放是宣言,不是事实。

自平等被许诺以来,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了,但黑人仍不平等。自许诺的那天起,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但许诺没有得到遵行。现在是实现正义的时候了。


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3月如是说,他同时宣布推动一项法案,即后来的《选举权法》。而在一周之前,警察还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与一些要求选举权的示威者发生了激烈对抗。

约翰逊决定结束非洲裔美国人事实上无选举权的状态,这标志着民主党内部一场将近20年的演变修成正果。这个过程始于1947年,当时杜鲁门成立了一个民权委员会,指导如何提出保护黑人免遭歧视的立法建议。政治上的善举往往别有用心,杜鲁门也不例外,他的举动也暗含了一定的小算盘:他相信,通过赢得南方城市的黑人选票,便能在1948年大选中获胜。结果正是如此,虽说民主党竞选纲领中加入了有关民权的内容,导致一些民主党代表愤而辞职,也催生了一个两党之外的总统候选人,即南卡罗来纳州主张种族隔离的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

抛开政治算计不论,树立“新政”的政党最终成为主张民权的政党,这是必然的事情。“新政”是一场平民主义运动,就像19世纪的平民主义运动一样,最终会向黑人伸出援助之手,而黑人是最能从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中获益的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快了这个过程:不仅黑人为美国而战,而且纳粹的劣迹也使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招人厌恶。在1948年的民主党大会之后,杜鲁门下令在军队中实施种族融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冷战”,在“冷战”中,杜鲁门和许多人都认为,要重夺道德制高点,美国就应结束长期的种族隔离与歧视。

今天,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敢公开质疑约翰逊在推行《选举权法》时表达的情感。不过,当然还有一些人在内心里别有意见,例如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在2002年赞颂斯特罗姆·瑟蒙德时就脱口而出说道,假如那位坚定的种族隔离论者在1948年当选,我们就不会有“所有这些麻烦”。4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自由骑士被奉为英雄,马丁·路德·金也成了一位民族偶像。但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美国白人对民权运动感到忧心忡忡,将其视为巨大的威胁。

原因之一是,当时仍有相当大比例的美国人是观念陈旧的种族隔离论者。1964~1978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所(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的一项调查曾要求民众在“结束种族隔离、严格种族隔离、折中”中选择其支持的一项,结果在1964年,整整23%的受访者选择“严格种族隔离”,而希望结束种族隔离的人是32%。

直言不讳的种族隔离论者大多是南方人,但即便在不怎么支持严格种族隔离的北方,对于当时民权运动所带来的变化,人们的担忧也是溢于言表的。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超过60%的选民认为“民权分子太急躁冒进了”。这一情绪部分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权运动得陇望蜀,目标越来越多。最开始只不过是废止“吉姆·克劳法”的问题,该法明目张胆地否定南方黑人的选举权,有时还以武力迫使他们安于低贱的地位。最终,“吉姆·克劳法”的粗暴野蛮使之成为一个相对轻松的改革目标:民权游行者赢得了美国人的同情,南方种族主义者负隅顽抗让整个国家义愤填膺。况且,废止“吉姆·克劳法”只要把官方的、政府维持的南方种族隔离制度宣布为非法即可。

但是,在南方的官方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后,在现实中,那里仍有官方色彩较淡的、事实上的种族歧视与隔离,与正式的种族隔离不同,这种非正式的种族隔离遍及全国。而当民权活动者准备对这一现实发起冲击时,这场对抗就发生了质变。在许多北方的白人看来,告诉校区不要公然为白人与黑人儿童设置单独的学校,这是一回事,但为结束事实上的种族隔离而重新划定校区边界、故意把黑人儿童塞入公交车,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类似的是,在许多北方白人看来,告诫州政府不得拒绝向黑人提供服务的法律是合理的,但如把私人地主或房主出售房屋时的种族歧视列为非法,这样的法律就是不合理的。民权倡导者的见解是对的,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与歧视对进步的阻碍,丝毫不低于“吉姆·克劳法”。尽管有人称这代表了自愿原则,但在现实中,这往往是凭借暴力胁迫来维持的。民权运动在试图补救这些不当行为时,不可避免地给自己招来了更多的敌人。

雄心勃勃的政客看到了时机。里根曾反对《民权法》与《选举权法》,并称后者是“对南方的侮辱”。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的承诺之一就是要废除该州的公平住房法。里根说:“如果一个人想在卖房或出租房屋时对黑人或其他人区别对待,他有权那么做。”

最重要的是,公众对民权运动的印象与不断加剧的城市混乱风潮纠结在了一起。抵制民权运动继续推进的势力,因公众的这一观感而变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强硬。



混乱的城市


1967年10月理查德·尼克松在《读者文摘》上发表了《美国发生了什么》一文。这篇现在已经非常有名的文章,实际是由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代笔的,尼克松与布坎南把美国的乱局归为一点,他们在文中宣称,自由主义的纵容放任是罪恶之源。

该文的开头说,“仅仅三年之前,本国种族共荣最伟大的十年似已接近圆满”,但现在的美国却是“各自由民族历史上最为法纪废弛、纷扰狂乱的国家之一”,城市暴乱是“迄今为止最恶性的病症,这反映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全国性混乱,那就是美国的政令与法治渐遭蔑视”。而这都是自由派的错。


今日美国生活中令人震惊的犯罪与纲纪废弛,其源头主要在于很多美国人的观念已发生了两个根本变化。第一,那些认同这一可疑事业的人,对违反法律与公共秩序的行为听之任之。第二,纵容犯罪的原因是同情那些人过去的冤情,但他们现已变成犯罪分子。我们的法官走得过头了,削弱了和平力量,强化了犯罪势力。我国引领风气之先的人把如下的准则过度拔高:在法律遭到违反时,应当指责的不是犯罪分子,而是社会。


尼克松与布坎南是有意这么说的。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开来的一句话是,一名保守派就是一名遭人“劫持”的自由派。现如今,犯罪早已不是什么政治议题: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下降,尤以纽约城的下降幅度最大—该城一度被视为美国社会弊病的集中地。但在20世纪60年代,“法律和秩序”是保守派最有效的动员口号。

美国人感到法纪废弛也确是实情。1957~1970年,犯罪率翻了3倍多,抢劫率翻了4倍多。“美国历史统计”定义的抢劫是“以强力、暴力或胁迫的方式,从一人的看管、保管或控制之下偷夺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换言之,就是“行凶抢劫”。

犯罪率为何剧增?简单的回答是,对于导致犯罪增减的原因,我们真的所知不多,例如专家也无法预测犯罪率的变化趋势。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的上升令人大吃一惊,自由派原本期待人们会以更好的行为来回报社会公正的提升,可事实让他们迷惑不解。90年代犯罪率的急剧下降也是这样,保守派原本认定,不重拾传统的社会价值观,犯罪状况就绝不会好转,但事实也让他们深感困惑。正如芝加哥大学的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所指出的,90年代“犯罪的减少是非常出人意料的,甚至在这一趋势开始之后很久,大家还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现象,或是假象”。

或许从人口学角度解释犯罪的大升大降是最令人信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数以百万计的黑人从南方乡村迁往北方城市,随行的还有一些美国白人,二者都儿女成群。当“婴儿潮”一代步入青春期时,年轻男性的人数大增,尤其是年轻的城市黑人男性。有犯罪倾向群体的人数增长的确远低于犯罪次数的实际增长,但也许由于人口结构的巨变令当时的社会控制力量猝不及防,发生了一种“乘数效应”。有犯罪倾向的年轻男性激增,带来了新的、危险的行为范式。但虽然易于犯罪的人变多了,逮捕他们的警官人数、关押他们的狱室数量却未相应增加。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虽然犯罪率大幅上升,但狱中囚犯的人数却大体保持平稳;这与90年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时犯罪率大降,但狱中囚犯的人数却仍在上升。

其他因素也有促进作用,内城工作机会的欠缺就是一个。数以百万计的南方黑人为寻找制造业工作而迁到了北方城市。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战时繁荣与战后和平时期的消费热潮,这样的工作机会很多。但到了60年代,北方城市开始变成经济陷阱。由于生产与运输科技的日新月异,制造业开始迁出拥挤的城市工业区,转向散布市郊的工厂。结果在黑人居住的内城区,工作开始稀缺。但由于种族隔离以及无钱买车,黑人被困在了内城里。结果是,在经济繁荣兴旺的同时,城市黑人大规模失业。

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有个著名的论断,即内城工作的缺乏也许催生了一种破坏性的文化。威尔逊还称,种族隔离的终结反而恶化了这个问题,因为黑人中产阶级抓住住房种族歧视缓解的时机逃离了贫民窟,而留下来的人则遭受阶层与种族的双重隔离。

不论20世纪60年代犯罪的增多是由于什么原因,人们看到的就是法治的日渐解体。许多人心甘情愿地效法尼克松,把罪责归咎于传说中的自由主义放任。没有证据表明,自由宽容是犯罪潮的重大因素,相反,监狱容量欠缺、黑人就业机会不够等问题都是有真凭实据的。但恰好在美国试图纠正过去的不公正时,公众遭遇了犯罪的日增,于是他们想当然地进行这样的联系。更何况,在公众的头脑中,对犯罪的担心与对大规模城市暴乱的恐惧纠结在一起无法拆解。

自1964年纽约市曼哈顿的哈勒姆暴乱开始的城市暴乱时代持续了4年。也就是说,虽然在1968年之后也有暴乱,如1992年警察殴打罗德尼·金(Rodney King)之后的洛杉矶暴乱,但感觉上再也不是全国性的浪潮。而在暴乱年代,美国的所有城市仿佛都烈焰腾腾。

城市暴乱潮涨潮落的原因,与犯罪涨落的原因同样模糊不清。也许大多数暴乱的起因是警察的暴行,例如,1964年哈勒姆暴乱的起因就是一名警官射杀了一名15岁的黑人少年。在暴乱中,警察经常滥开杀戒。但警方对黑人的暴行早已有之,为什么单在20世纪60年代的4年里激发了大规模的暴乱呢?

社会科学家已发现,最易于发生暴乱的城市是居住着大量黑人的北方城市。南方没有暴乱,也许反映了社会控制的严厉。或者说得直白一些,南方的黑人被吓得战战兢兢,不敢掀起暴乱。在北方城市,镇压没有那么猛烈,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迁移,到了60年代,许多北方城市都有庞大的黑人人口,其中从未在南方生活过的年轻黑人日渐增多。人口结构上的这些趋势(大体上与诱发犯罪率上升的人口趋势相同)加上城市贫民窟可怕的生活环境,可能为以暴力对抗警方暴行的做法创造了条件,若非这两个因素,人们也许会选择忍气吞声。

民权运动与城市暴乱有没有关系?通称“克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的“社会骚乱全国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在1968年的报告中认为有一些关系。该报告称:“白人种族主义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我国城市中不断积聚的爆炸性局面负主要责任。”报告虽把白人种族主义列为罪魁祸首,但也暗示说,暴乱的直接原因在于民权运动带给人们的期待。


民权运动取得的司法与立法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追求权利平等的恢弘斗争,都激起了人们的期待。当一些期待落空后,就残留了失望和沮丧。

一种默许甚至鼓励以暴力方式抗议的风气业已出现,其原因有:白人针对非暴力抗议的恐怖主义行为;拒绝废弃种族隔离的州与地方官员公然藐视法律与联邦权威;一些从事非暴力反抗的抗议组织转而放弃非暴力的方式,凌越受宪法保护的请愿权与自由集会权,诉诸暴力来强迫政府更改他们不满意的法律与政策。

无能为力的挫败感导致一些黑人相信,要挽救自己的不幸遭遇、“推动体制的转变”,除了暴力之外别无良方。这样的挫败感反映为,拒斥并敌视法律制度、政府机构以及控制他们的白人社会,追求反映在“黑人力量”口号中的种族意识与种族团结。

在黑人尤其是年轻黑人中兴起了一种新的情绪,自尊与强化了的种族自豪感正在取代对“体制”的冷淡与屈从。


林登·约翰逊对这份“克纳委员会”报告深感沮丧,他觉得这份报告正中保守派的下怀。将城市混乱归罪于白人种族主义,就算有再确凿的证据,也绝对无助于赢得白人选民。说减轻种族主义高压的种种举动可能会刺激暴力,无助于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反而会让那些原本就反对民权运动的人如虎添翼。当然这份报告帮了尼克松的忙。

然而,在白人选民的脑海里,犯罪和暴乱还与另一个被众人认为预示着美国崩溃的迹象连在了一起,这个迹象就是对福利依赖的日增。



福利大爆炸


2004年里根去世,此后他被赞颂为一位可爱慈祥的人物,为自由事业费心尽力,而他一生最大的业绩是赢得了“冷战”,也许还有坚持不渝地减税。但1966年当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里根却形象大异,他是对“福利懒汉”感到愤怒的白人选民的代表与工具。在自传中,里根如此描绘1966年促请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那些群体:


民众对挥霍浪费的政府项目与刮福利油水的人感到厌倦;更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是税收的日益繁重、政府管制的日益增多、傲慢的官僚,还有那些政府官员。他们觉得只要把纳税人的钱拿到自己手里,人类的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画面很清晰:刮福利油水的人在推高正派公民的税负。这根本就是罔顾事实,至少是绝大部分的事实,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福利”措施,不过是“障残儿童家庭补助”,而那并没有耗费多少政府开支,骗取福利从来都不是严重的问题(后来里根还一遍遍地讲到那个严重夸张的故事—一位芝加哥的“福利女王”开福利凯迪拉克)。事实是,福利领取人员的确在增多。到1966年,领取福利的美国人是10年前的2倍。这还只是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福利爆炸”时期,福利领取者再度增加1倍以上。而里根也无须指出,新增的福利领取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黑人。

福利爆炸的原因是什么?主流媒体认为是观念的转变,《时代》杂志在1970年写道:


在华盛顿,人们称此为“福利综合征”。主要由于全国福利权组织(NWRO)这类机构的工作—该组织的分部已遍及50个州,穷人不再觉得申请福利有任何名誉问题。对于“吃政府救济粮”,人们曾胆怯或者羞愧,但现在数以万计的人在敲响本地福利办公室的房门,索取他们自认为有权领取的收入。


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作家兼学者米基·考斯(Mickey Kaus)在30年之后直截了当地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福利爆炸’之前,有人制止或阻拦许多贫穷的黑人领取福利。”

所以福利爆炸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权运动的副产品。与犯罪的猖獗类似,其原因之一或许是制造业从城市中心向外转移,这使城市黑人几乎无法继续维持生计。很明显,不论是什么导致了福利领取者的增多,这只是助长了许多美国人日渐强烈的一种情绪,用里根的话来说,就是“傲慢的官僚”正在夺走他们来之不易的收入,将其转给一些不配得到这笔钱的人。里根也许是以品性来界定那些所谓的不劳而获的人—他们是“刮福利油水的人”,但毫无疑问,他的许多支持者是以肤色来界定那些人的。

虽说种族是首要的动因,但白人对民权运动的反应仅仅是因种族而起的吗?



性、毒品与摇滚乐


啊,爱的夏天!当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即“婴儿潮”一代回首青春时,或是回首他们渴望拥有的青春时,20世纪60年代闪耀着令人追忆的美好光辉。但在当时,美国人大多对反主流文化的兴起感到震惊与愤怒,而不是向往。

反主流文化为何会兴起?也没有人知道答案,但存在一些明显的因素。奇迹般的经济绝对是原因之一:既然维持生计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似乎也不高,因为总可以浪子回头,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事实上人们应当怀疑,对于嬉皮士运动的终结,1969~1971年尼克松任期内的经济衰退所起的作用,也许大过了加利福尼亚州阿尔塔蒙特演唱会上发生的暴乱。在那次衰退中,失业率从3.5%升到了6%。

同时,当人们对繁荣已经习以为常时,厌恶与藐视的情绪就可能滋长。年长一代的白人对于能过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感到满意、喜出望外,年轻一代则衣食无忧、随心所欲。在1967年的影片《毕业生》中,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本杰明在他父亲的朋友要他注意听话并告诉他“就四个字—整形外科”时,感到灰心丧气。本杰明在努力向父亲解释他的坏情绪时说,他希望自己的未来能“有所不同”。

与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类似,人口结构的变化肯定起了作用。反主流文化运动大约在1964年兴起,在那一年,“婴儿潮”一代的排头兵到了读大学的年龄。单凭庞大的人数,年轻人就能比较容易地与其长辈的文化习俗决裂。也有科技变革的因素,女用避孕药的发明使性尝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方便。另外,60年代的年轻人有了不同的价值观,其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是第一代看着电视长大的人。他们经受了大量画面(与广告)的轮番轰炸,其本意虽说在于推销产品,但也产生了削弱传统价值观的效果。

青年的叛逆令许多美国人震骇、怒气冲天,尤其是罗纳德·里根。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承诺“就遭人指控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里的共产主义与公然的不良性行为进行调查”。他谈到了“我实在难以说出口的极其邪恶的聚众淫乱”,有一次还宣称手上有证据表明,阿拉梅达的地方检察官已调查了一起演变为“放荡聚会”的学生舞会,学生们在一块大屏幕上展示了“裸体男女的画面,他们摆出挑逗的姿势、煽动情欲、相互爱抚”。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调查,和开凯迪拉克的“福利女王”一样,这场舞会演变成的放荡聚会只是里根头脑里的臆想。

这些事今天听起来都是很可笑的。共产主义与不良性行为代表了世上所有的恐惧!我们几乎总是要进行一些空想式的心理分析:这位未来的总统为何如此痴迷于研究伯克利的大学生在做什么?但对美国中产阶级而言,20世纪60年代社会规范的变迁带来了真实的焦虑。一方面美国人害怕遭到抢劫,因为在刚刚变得危险的城市,很多人的确有这样的遭遇;另一方面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会接受反主流文化、吸毒、辍学,而那也的确发生了。

但是,鉴于本书的主旨是探讨政治经济状况,问题就在于青年的文化叛逆是否造成了重大而持久的政治影响。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改变了许多选民的投票。大多数人不赞同那些孩子们的行为,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那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971年哈里斯民意调查问道:“你觉得嬉皮士对社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主要是戕害自身而不是损害社会?抑或你觉得他们对所有人都没有多大的害处?”只有22%的受访者说嬉皮士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同样比例的人说他们没多大害处,53%的人说他们主要是戕害自身。也许比民意调查更有说服力的是一些政治家的行动,他们可是很想利用公众对美国事态的沮丧彷徨来大做文章的。读一下尼克松及其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的演讲,就能发现令人深感震惊的事情:虽然有那么多的渲染与造势,但他们真正谈及文化焦虑的地方却是极少的。人们常称尼克松1969年有关“沉默大多数”的演讲令普通美国人与嬉皮士、反主流文化为敌,但就算是那篇演讲,其真正主题也并非一般性的文化冲突,而是集中于针对反越南战争的抗议。

但正如里根的例子所显示的,一些人对青年的反叛感到极度失望,而其中的原因他们不愿公开承认,甚至可能在内心中也不敢直面。偏执地关注他人的性生活已成为保守主义运动的一项长久特征。



越南战争,谁是赢家


林登·约翰逊本不愿卷入战争。他在1967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的语气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哀婉,没有什么大吹大擂。他宣称:“要形容我们目前的道路,最好的词句无过于伟大的托马斯·杰斐逊当年的话:‘有时不得不选择一个大恶,以防止一个更大罪恶的发生,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可悲法则。’我企盼能向诸位报告,战事已近结束。但我无法这么做。我们面临着更大的耗费、损失与创伤。因为战争尚未结束。”

美国当时深陷战争泥潭,约翰逊无暇他顾。那场战争令国民严重分裂、彼此敌对,这一情况近年来似乎再次上演。当时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有时遭遇暴力回应。一些美国青年变得非常偏激,甚至重新做起了暴力革命的迷梦。而尼克松则利用越南战争赢得了总统宝座,若不是受困于战争的约翰逊决定不竞选连任,尼克松本没有机会胜选。四年之后尼克松又完成了一件政治壮举,将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转为自己的优势,小布什在2004年的胜利与之遥相呼应。尽管绝大多数公众已转向反战,但尼克松成功地使麦高文从越南撤军的呼吁听起来仍然像是不负责任和软弱的。

但越南战争绝对改变了美国政治,读者想必会这么认为。不过,如果细致地考察有关证据,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所谓越战构成一个转折点的说法很难成立。如果反战运动、抵制反战的势力或者两者都崛起为美国政治中长盛不衰的力量,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仍继续主导国策与选举,才可以说越战是决定性的。然而,事实上这些都没有发生。

在征兵制于1973年废止、大部分美军撤出越南之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就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反战活动人士转向其他主题,极左派也从未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另外,尼克松也从未能成功利用抵制反战运动的势力,在国会取得重大胜利。有一个流传已久的神话是,越战“毁灭了民主党人”。但表5–1展示的战争期间的国会控制状况与这一神话截然相反,就算在尼克松打败麦高文的1972年,民主党人也轻松地维持了其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事实上还扩大了在参议院的领先优势。尼克松在1972年使用了一些下流手段来确保胜利,而这些手段最终造成了“水门”丑闻的爆发,使形势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也使民主党在选举中大发鸿运。

而且,从现有的证据根本看不出来,在越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公众普遍觉得民主党在国家安全方面软弱无能。在西贡陷落之后、伊朗人质危机之前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两党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形象大体相当,而不是传说中共和党有压倒性优势。例如,在洛普中心的iPOLL网上搜索1975~1979年的“共和党与军事”,可以找到1978年两份“哈里斯民意调查”和一份1979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调查”。在“哪个党在军事安全方面值得信赖”这个问题上,三份调查均未显示共和党有明显的优势。

表5–1民主党的持续多数

国会

年份

民主党参议院席位

民主党众议院席位



第90届

1967~1968

64

248



第91届

1969~1970

58

243



第92届

1971~1972

54

255



第93届

1973~1974

56

242



第94届

1975~1976

61

291



资料来源:www.library.unt.edu/govinfo/usfed/years.html。

民主党人最终的确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而在一段时间之后,共和党也将有效地利用“驻越美军被人背后插刀”这种说法,将民主党人描绘为国家安全方面的无能之辈。但这一切与越战的事实都没有多大关系。



60年代发生了什么


20世纪60年代是嬉皮士与激进学生的年代,是极右工人殴打长发青年的年代,也是战争与抗议的年代。要说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那是非常愚蠢的。但是,对于其后30年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这一切至多只发挥了微小的奠基作用。而它们的间接影响或许还要大一些:共和党人学会了如何利用文化反应大做文章,这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对保守主义运动帮助甚大,虽说引起反应的源头已逐渐不再是嬉皮士和犯罪,而是堕胎与同性恋。

其实,最具长远影响的事件是“新政”联盟因种族因素而分裂。在《民权法》通过后,约翰逊对时任总统助理的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说:“我觉得,在你我的有生之年,我们已将南方拱手送给共和党。”他说对了,民主党人在2006年国会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时,他们在东北部的领先优势是28个百分点,在西部是11个百分点,在中西部是5个百分点,但在南方却落后于共和党人6个百分点。

这一分裂为一种新型政治打开了大门。与种族有关的政治变化为保守主义运动的复苏提供了前提,这一运动的最终目标是逆转“新政”的成就,并赢得全国性的选举,虽说它支持的政策有利于一小群精英,不利于中低收入的美国人。

不过,在保守主义运动赢得选举之前,它得先建立一个制度根基,并取得共和党的控制权。那又是如何做到的?这便是下一章的主题。





06 保守主义的根基在哪里


从群众基础下手

打造商业基础

把知识阶层纳入麾下

如何评价尼克松



恰恰就在艾森豪威尔为放低调门的“现代”共和党主义宣扬美德的时候,一种新型的保守派正在崭露头角。麦金利式的保守派先后与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作战,他们传统、故步自封,而且最主要是年纪老迈。与老一辈不同,这些逐渐被称为“新保守派”的人年轻、咄咄逼人,而且深谙传媒之道。他们自认为是挑战传统社会的局外人,但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有雄厚的资金支持。

巴克利开其先河,他在1951年出的书《上帝和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中谴责耶鲁大学容留那些敌视或至少是怀疑基督教的教员,更不用说传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教员了,这使他成为举国知名的人物。1955年他创办了《国家评论》杂志。

想要了解一下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在学会规矩地讲话之前是什么腔调,早年的《国家评论》绝对值得一读。今天,美国右翼的头面人物都深通英国人所说的“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他们以某种方式说一些取悦特定群体的话,使之仅仅传入目标群体的耳中,从而使他们的极端立场在公众看来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将在本章稍后看到,里根有本事不发出任何公然的种族主义论调,便向人展示他对种族主义的同情;我们还将在本书稍后看到,小布什惯于发出一些言语,在大多数美国人听起来至多不过稍显矫揉造作,但对于最极端的、虔诚的宗教激进分子而言则是饱含深意。但在早年的《国家评论》里,其立场要明确得多。

1957年,该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公开颂扬参议院的一次表决。他们相信,该表决有助于南方继续否定黑人选举权。


浮出水面的核心问题不是一个依议会规则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查询生而“平等”的美国公民所享权利的总目便能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于,南方的白人是否有权在其不占人数优势的地区采取一定的必要措施,以保持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清醒的回答是“有权”,换言之,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权利,是因为就目前而言他们是先进的种族……

《国家评论》相信,南方的假定是正确的。如果多数人的意愿是一种社会学上的返祖,那么阻挠多数人虽是不民主的,但也许是文明的。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社会而言,宣示并遵守文明的准则,要比屈从于多数派的要求更为重要。有时,坚持少数派的意愿会变得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让步,而社会将退步;有时少数派只有依靠暴力才能维持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派必须进行抉择:维持其意志的支配地位,是否值得付出可怕的暴力代价。


该社论不屑一顾的“生而‘平等’的美国公民所享权利的总目”,按理应该就是人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那份文件。而该社论所提到的,有时为免使社会退步而值得付出的“可怕的暴力代价”指的是什么?在1957年年末,巴克利在其《西班牙来信》(Letter from Spain)一文中对此给予了说明:


佛朗哥将军是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人们普遍承认他有过人之处,天赋、毅力以及对自身事业的坚持不懈集于一身。一些幻想家、空谈家与虚无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要把一个极为怪诞的政权强加给西班牙,那个政权玷污了西班牙的灵魂,甚至磨灭了西班牙的历史特性。将西班牙从他们手中夺回来,需要佛朗哥的这些禀赋。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关键支援之下推翻的那个“极为怪诞的政权”,其实是西班牙的民选政府。佛朗哥用以保护西班牙“灵魂”的方法包括滥杀无辜,以及把政治反对者与任何疑为政治反对者的人投入集中营。而且,在巴克利赞颂那位独裁者时,这些都不是陈年旧事:正如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所说的,晚至20世纪70年代,反对佛朗哥的人“依然遭受警方的恐怖对待与处决”。

在这些文章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保守主义运动已学会了更加婉转地表达意思。现如今他们自称是奉扬自由与个人选择的标兵。但从一开始,这一运动就是极为不民主的,将保卫宗教与财产视为第一要务。《上帝和耶鲁人》的第1章谴责学校不“亲近基督教”,第2章的标题虽然是“耶鲁的个人主义”,但其内容却主要是攻击那些讲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累进税制与福利国家有所赞许的教授。在他们看来,如果民主不能创造一种环境,充分地保护宗教与财产,那还不如没有民主。

但实情是,美国从未出现过佛朗哥,指望将来涌现一位佛朗哥这样的人物也不切实际。要在这个国家获取权力,新的保守派必须控制一个政党,并赢得选举。



从群众基础下手


1964年,保守派活动分子组成的一个联盟主宰了共和党全国大会,并提名巴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不过,对于右派而言,这不过是个虚幻的黎明。羽翼未丰的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能提名戈德华特,唯一的原因是当时突生变故,共和党上层猝不及防。要赢得全国性选举,该运动仍然毫无良方,戈德华特终遭惨败。要实现既定目标,保守主义运动需要更宽广的根基。而为此指明出路的人,便是罗纳德·里根。

1964年10月27日,里根代表戈德华特后来失败的竞选班子做了一次电视演讲。嗣后两位记者戴维·布劳德(David Broder)与斯蒂芬·汉斯(Stephen Hess)评论其为:“自1896年威廉·布赖恩在民主党大会上以名为《黄金十字架》(Cross of Gold)的演说振奋全场以来,最为成功的全国性政治亮相。”里根演讲的正式题目是《抉择的时机》(A Time for Choosing),但后来它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里根的演讲”。

这不是林肯在库伯学院的那种演讲,用“痛骂”来形容里根的演讲已算是恭维了。里根痛骂大政府的邪恶,但论据却不合逻辑,都是些含混不清的统计数字与奇闻逸事。

我们把那些统计数字称为“误导”,把奇闻逸事当成“可疑”,已算是给里根面子了。里根宣称“联邦雇员有250万之众,本国1/6的劳动力受雇于联邦、州与地方政府”,这让人觉得存在着一个庞大而无用的官僚机构。如果人们事先知道那些所谓的无用官僚其实是在做什么,他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1964年将近2/3的联邦雇员在国防部与邮政部门工作,而州与地方的雇员大多是教师、警察或消防员。他讲了一个故事来抨击“障残儿童家庭补助”,说一位有七个孩子的妇女想离婚,因为她的福利收入将超过丈夫的工资,他称这故事是从洛杉矶一位不知姓名的法官那里听来的。

里根还表现得异常冷漠无情,他说:“四年前有人告诉我们,每晚有1 700万人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这指的是约翰·肯尼迪在竞选中的一个说法。“说不定确有此事,他们都在节食。”

演讲的结尾又甚为突兀地转向另一个话题,听起来似乎是呼吁在军事上对抗共产主义:


那些想用我们的自由来交换福利国家的饥民赈济处的人已告诉我们,他们有一项不战胜敌人便能实现和平的空想方案。他们把这称为“包容政策”。他们说,只要我们不与敌人做任何直接对抗,敌人就会忘记其邪恶之道,学会喜爱我们。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被指控为好战分子。


以任何正常的标准看,这都算不上一篇伟大的演讲。但布劳德与汉斯说对了:演讲影响巨大。《国家评论》那种居高临下的、坚定的托利党式的语调,只有一群持精英治国论的少数派能理解,他们数量极少又富裕、自恋。里根找到了一种方法,虽然倡导的政策大体相同,但在语言上却迎合普通人的认识和偏见。人们会被巴克利的冗长句法绕得晕头转向,不想了解、也不关心佛朗哥大元帅到底如何拯救了西班牙的灵魂,但他们却会对里根的演讲产生共鸣。里根找到了一条能为保守主义运动提供真正的群众基础的道路。

里根的方法之一就是大谈小政府的好处,从而不必发表公开的种族主义言论,便能善加利用抵制“新政”的白人。就算他并没有痛斥福利骗局,大家也都明白他指的是谁;他严厉抨击浪费纳税人金钱的官僚大军,显然也是说给一些选民听的,那些人觉得他们的钱正在被人夺走,花在一些不知姓名的张三李四身上。

不过,里根还利用了社会底层对共产主义的焦虑,那是一种真实的情绪。

乔治·克鲁尼在2005年拍摄了《晚安,好运》,把爱德华·莫罗对抗麦卡锡的行动搬上银幕,这绝非偶然。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来说,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但敌人的实情是迥然不同的: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确实威胁到了美国的存在,而伊斯兰恐怖分子却没有,并且与“邪恶轴心”不同,“华约”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心理上,对20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威胁的反应,却与今天对恐怖主义的态度颇为相似,而且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讽刺的是,身为超级大国也有一个固有的问题,就是很难向本国公民解释这种力量是有限度的。加拿大人就不会费心去想本国政府为何无力将其意志强加给世界,但美国人很容易就会相信,单凭武力就能消灭那些威胁美国的人,至于任何呼吁克制的人,说好听了是软弱,说不好听的话就是里通外国。

其实克制姿态是唯一理智的选择。和现代恐怖主义一样,五六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可以遏制但无法消灭的威胁。而且遏制战略(避免直接以武力来推翻共产主义政权、只打防御性的战争、以援助和外交制衡苏联的影响力)最终大获全胜: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而美国确定无疑地赢得了“冷战”。但在那些认为克制就是软弱、堕落的人看来,这一战略是怯懦的,呼吁理性应对恐怖主义的主张也是如此。里根把遏制战略讽刺为如下信念:“只要我们不与敌人做任何直接对抗,敌人就会忘记其邪恶之道,学会喜爱我们。”40年后的迪克·切尼与他遥相呼应:当约翰·克里说,最好把“反恐战争”看成一个打击犯罪的问题时,就遭到切尼的嘲讽。

里根认为那些主张遏制的人是软弱的愚人,鼓吹“一项不战胜敌人便能实现和平的空想方案”。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其他右翼人士认为那些人是叛徒,甚至在麦卡锡失势后还有许多人坚持这一看法:


如果不是这个政府里的高官合谋把我们带入灾祸,我们怎么能解释当前的处境?这一定是由一起大阴谋导致的,其规模之大足以让人类史上所有的类似冒险相形见绌。这个可耻的阴谋极其黑暗,当真相最终大白之时,其元凶将值得所有正直人士永远诅咒。


当时形势的另一个绝大的讽刺之处在于,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而在苏联解体之前,共产党一直是西欧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美国的反共情绪却要比西欧更胜,也更极端。当然,这不是说西欧的反共势力不强:在许多情况下,欧洲的右翼政党是以反共来界定自身的。欧洲的反共势力还得到一些美国人的崇拜,即便(或许可以说尤其)是在以牺牲民主为代价的时候。如前所述,保守主义运动最早的机关刊物《国家评论》就热烈地崇拜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不过,除西班牙外,欧洲的反共分子多是传统的保守派、现有民主秩序的捍卫者。但在美国,反共成了一股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运动,其目标是一些据说左右了美国政策的虚无缥缈的敌人。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他1964年的名文《美国政治中的偏执》(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中说的,现代美国右翼“有丧失家业之感:美国已大体被别人从他们及其同侪手中夺走,不过他们仍决意要将其取回,并防止最终发生颠覆事件,而使之灰飞烟灭。国际人士与知识分子已侵蚀了美国的古老美德;叛国的阴谋已摧毁了旧式的国家安全与独立,而这些阴谋最有力的执行人,与其说只是局外人和外国人,不如说正是身居美国权力中心的老奸巨猾的大政客”。

奇怪的是,这种丧失家业、受到伤害的感觉,却在美国迅速扩大的城市郊区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共鸣。最好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那里有迪士尼乐园,当年也是新美国梦的化身。当时一些人为彻底摆脱旧日的生活而从中西部向西迁往沿海地区,或从城市迁往城外的郊区,并买房安顿下来。似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特别担心有什么威胁把他们的新生活毁于一旦,一旦有人说存在什么针对其生活方式的黑暗阴谋,他们也很容易信以为真(奥兰治县是军工集团的核心要地,这也不影响阴谋论的效果:当地有许多防务承包商,对很多人而言,西方与苏联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意味着切实的经济利益)。近年来小布什政府精心煽起了“安全妈妈”的焦虑情绪,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郊区武士”的反叛是一场真正的草根运动,只要看到有政客似乎与自己有相同的担忧,便会投奔到其麾下。

不论保守主义运动创立者的论调是多么冠冕堂皇,在能趁着民众的恐慌而从中渔利时,他们几乎从不犹豫。在“新保守派”逐渐演变为保守主义运动的主体时,一些成员从中脱离出去,政治哲学家彼得·维里克(Peter Viereck)便是其中之一。在1962年《新共和》杂志的《新保守主义:其创立者之一询问出了什么差错》一文中,他指出新保守派的许多头面人物“未能通过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诱惑的严峻考验,就像亲共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通过共产主义诱惑的严峻考验一样”。其实正如维里克所指出的,戈德华特“至死都是麦卡锡暴政的热情捍卫者”。与里根一样,戈德华特本是个偏激而凶险的人物,后来却被世俗的历史描绘得大为平和温良。尽管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最终与约翰·伯奇(John Birch)协会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分道扬镳,但他们仍小心地不去谴责该协会及其信奉的阴谋论。

所以说,保守主义运动找到了办法来迎合两股民间情绪,即白人的逆反心理与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并以此建立了一个群众基础。有了这个群众基础,还尚不足以将20世纪50年代处在政治边缘的“新保守派”转变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与这个群众基础的兴起相配合,另一种基础也被建立起来了。这一基础无法带来选票,却能带来现金,即商界的热烈资助。



打造商业基础


现如今,对于商界大都坚定支持极右派这一点,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制药业希望其垄断权不受干扰,继续维持下去;保险业希望把全民医疗福利拒之门外;电力公司希望不受环保法规的干涉;所有产业都想要减免税收。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人们对“新政”的辉煌成果依然记忆犹新,大公司在政治上可谓小心谨慎。保守主义运动最初的商业根基主要在于较小的、往往是私人拥有的企业,工会是其首当其冲的对象。

现在很难理解工会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1998年《时代》杂志将华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评为20世纪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许令其读者微感诧异。鲁瑟从1946年开始担任“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直到1970年去世。到20世纪末,美国的工会主义早已大不如前,而鲁瑟已几乎被人遗忘。但鲁瑟曾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且还令一些人心惊胆战。1958年,戈德华特宣称“鲁瑟威胁比‘斯普特尼克’卫星还要危险,也超过了苏联可能对美国采取的任何行动”。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有组织的劳工发挥了强大而明显的作用。超过30%的非农业工人是工会成员,而今天只有不到12%。美国当时的工会参与率高于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与西德的差距也不是很大。除了经济影响外,工会还扮演着核心的政治角色,成为民主党在南方之外的中流砥柱与力量源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工会认定为不可改变的现实。

当时的情况也许让人觉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劳工运动的非凡胜利之后,工会已确定无疑地取得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合法地位。但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这些胜利是有缺憾的。第一,“新政”创造了一个福利国家,但与其他富裕国家取得的福利成就相比尚有差距,尤其在医疗福利方面。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工会被迫奋力争取私人部门提供福利。而当工会这么做时,回潮的抵制就扑面而来。第二,虽然工会参与率较高,但在地区间很不均衡:许多地方仍对工会抱有敌意,从而为反工会的政客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场所。

先谈有缺憾的福利国家。经历了“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辛之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出现了一定形式的福利国家,但这些福利国家的程度各异。在社会保障方面,美国对退休收入建立了相当慷慨的公共保障,与其他富裕国家不相上下,甚至更好;但在其他方面,美国的福利国家就远不如其他国家完整,尤其是有保障的医疗保险从未建立起来。

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确实有医疗保险,许多工人有残疾保险,相当数量的人享受慷慨的失业与退休津贴,不过这些都不是政府提供的,而是私人雇主提供的。正如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所指出的,美国战后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体制,如从社会福利开支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来衡量,几乎与西欧的福利国家体制有相同的规模。但在美国,福利开支大多来自于私人雇主,而不是国家。

私人雇主为何提供所有上述福利?原因之一是,那时提供保险是吸引雇员的好方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由于有工资管制,公司无法以提高工资来争夺稀缺的劳动力。另外,福利形式的报酬有不用交所得税的优点,所以对于领取者而言,以医疗福利形式发给雇员的一美元,要比直接作为薪水支付的一美元价值更大。但在战后,福利成为工会谈判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解释鲁瑟为何位列百人之中时,《时代》写道:


鲁瑟坚持不懈地争取新的、更好的福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会就赢得了在今天的雇员看来理所应当的东西。年复一年,工人获得了全面的医疗计划、学费返还计划、人寿保险、利润分成、解雇费、预付费法律服务计划、近亲属亡故休假、履行陪审义务补助,如此等等,同时其休假、节日与休息时间也有所改善。

汽车公司等雇员众多的公司并未因这些要求而不堪重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海外企业的大举竞争,因而公司可以将较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毕竟每家汽车制造商、每家钢铁公司都明白,其国内的竞争对手在谈判相同的劳资合同条款。


但在百货公司等中型企业的所有者看来,工会的要求就不是这么易于接受了。这样的企业也许不必应对国际竞争,但它面临着或许未建立工会的其他企业的竞争,包括极小的企业、夫妻零售店等,这些企业因为太小而不会成为工会的目标。中型企业的所有者对工会得陇望蜀的要求感到愤怒,甚至视之为威胁。

戈德华特的家族在凤凰城拥有一家百货公司。正如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在他的名著《风暴来临之前:巴里·戈德华特与美国共识的破灭》(Before the Storm: 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中所说的,戈德华特是位“商贩王子”—他所属的阶层最倾向于抵制工会运动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波斯坦因指出,中型家族经营企业的所有者是“马尼恩派”运动的中流砥柱,该派是保守主义运动的奠基力量之一—圣母大学法学院院长克莱伦斯·马尼恩(Clarence Manion)以直邮的方式声讨他认定盘踞在政府中的“国际主义者、全球一统论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马尼恩派”的先驱。

戈德华特来自亚利桑那州。该州宪法有关于“工作权”的规定,即禁止订立要求一个公司的工人必须是工会成员的合同。由此可见,“新政”时代的劳工胜利之所以未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牢靠地树立起工会的地位,还有另一个原因:虽然缔结工会的做法在美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已稳固地扎下根基,但在后来人称“阳光地带”的地区,工会远没有那么普遍、强大。在20世纪50年代,南方制造业工人参与工会的比例只有中西部工人的一半左右。当国家的工业基地与人口向南、向西迁移时,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阳光地带”既有权力结构中的大多数人,希望能把劳工运动甩在身后。

戈德华特尖锐的反工会主张令他举国闻名。在参议院调查被人指控的工会腐败案件时,他发表了所谓鲁瑟是莫大威胁的言论。但调查者用尽全力也未能发现鲁瑟有一丁点儿的不当行为:他很廉洁自律,就连在为工会事务出差时,衣物干洗的费用也是自己出的。要找真正的腐败,应该去看看吉米·霍法(Jimmy Hoffa)领导的“卡车司机工会”,那也是为数极少的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工会之一。尽管如此,戈德华特在调查中扮演的角色仍巩固了他的地位,使他更被视为共和党中崛起的右翼领导人。

反工会主义使保守主义运动在商界获得了第一块稳固阵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仇恨工会的企业主对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这一支持是有回报的。正如我将在第8章阐述的,在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的右转强化了商界的势力,使之可以对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工会运动,而这给工资不均状况与政治力量的平衡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把知识阶层纳入麾下


在保守主义运动取得群众基础并在商界扎下牢固根基的同时,它也在赢得一个可谓“党派知识分子”的阶层。当然,以巴克利与《国家评论》为代表的最早的“新保守派”就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样,在任何公共政策讨论中都不停地通过各种研究与文章敲锣打鼓,表面上似乎是严肃治学,其实却是始终不渝地拥护右派立场。直到“新保守派”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群体新保守主义者联手时,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才真正成形,而这两派人士都不断地从一个强大的基础制度架构中谋到职位。

新保守主义的源头大体可追溯到两个群体: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以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为首、与《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杂志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家。前者主导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击,后者则奋起反叛“伟大社会”。

在二者中,保守主义经济学知识阶层的兴起在先。其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本质使然,经济学家有滑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天然倾向。正如由亚当·斯密发现并经许多代经济学家阐发的,市场往往有办法令私利服务于公益。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会在他人需要一些商品时,生产出他们需要的商品。这是一个有力而正确的发现。就算是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有效性,也保持着清醒的敬意。

但市场有时会失灵,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明白这一点的是“大萧条”的惨痛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大萧条”依然记忆犹新,经济学家大多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正轨。主流经济学拒斥实施计划经济的主张,但它确实认可,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而且对于“政府在总体经济中的作用应逐渐增强”这一点,也予以认同。

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到20世纪40年代末,弗里德曼及其同事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就已经在痛斥租金管制的罪恶了(不过是有一定道理的)。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潮流声势增大,开始对一般性的政府干预与管制大加挞伐。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诚实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这件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不仅开始反对“新政”,而且还反对“进步时代”的改革,暗示说,连监督食品与药品安全一类的政府行为也是于理无据的。弗里德曼也主动与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走在一起。

社会学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归之后,但其色调更为灰暗。在一些事上,连弗里德曼一派都洋溢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而聚拢在克里斯托和创刊于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围的一群人,却持难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态度。他们对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牢骚满腹,视之为一项愚蠢的、必败的社会改造实验—虽说也有点儿道理。克里斯托后来写道:“‘对贫困开战’方案中蕴涵的左翼社会学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这是尤其令我们愤怒的一点。”

于是就有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批驳自由主义信仰,称黑人贫困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种族歧视,而是在于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增多。又有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批判“城市暴乱与种族主义有关”的说法,称暴乱者大都不是在抗议社会不公,而只是在劫掠财物。

在弗里德曼派与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他们是不为自由派团体所接纳的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股运动的后继者仍成功地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已有了自己的团体,得到了其自由派对手想都不敢想的资金支持。说得直接一点儿,跻身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之列已成为一种晋身之道。

非政府组织“美国人行为方式基金会”(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1996年的一篇报道《收买一场运动》(Buying a Movement)讲述了迪内希·德索萨(Dinesh d’Souza)的经历。此君因其1991年的畅销书《非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而声名大噪,该书攻击校园里提升弱势族群地位、禁止种族歧视言论的措施。本书的品性暂且不论,值得玩味的是德索萨的职业生涯与前一代保守派的不同之处。

现代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先驱都是自然的或后天转型的保守派学者。拿其中最出众的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来说,他首先是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在消费者行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