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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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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2
Language:
chinese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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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上闲思录

Language:
chines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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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

Year:
2011
Language:
chines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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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第一編 上古文化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中國史之開始虞夏時代】



第二章 黃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時代】



第三章 封建帝國之創興【西周興亡】



第二編 春秋戰國之部



第四章 霸政時期【春秋始末】



第五章 軍國鬥爭之新局面【戰國始末】



第六章 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先秦諸子】



第三編 秦漢之部



第七章 大一統政府之創建【秦代興亡與漢室初起】



第八章 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由漢武帝至王莽】



第九章 統一政府之墮落【東漢興亡】



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東漢門第之興起】



第十一章 統一政府之對外【秦漢國力與對外形勢】



第四編 魏晉南北朝之部



第十二章 長期分裂之開始【三國時代】



第十三章 統一政府之迴光返照【西晉興亡】



第十四章 長江流域之新園地【東晉南渡】



第十五章 北方之長期紛亂【五胡十六國】



第十六章 南方王朝之消沉【南朝宋齊梁陳】



第十七章 北方政權之新生命【北朝】



第十八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魏晉南北朝之門第】



第十九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上)【在西晉及南朝】



第二十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下)【在五胡及北朝】



第二十一章 宗敦思想之彌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第五編 隋唐五代部



第二十二章 統一盛運之再臨【隋室興亡及唐初】



第二十三章 新的統一盛運之下之政治機構【盛唐之政府組織】



第二十四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社會情態【盛唐之進士府兵與農民】



第二十五章 盛運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稅制度與兵役制度之廢弛】



第二十六章 盛運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與士人之腐化】



第二十七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對外姿態【唐初武功及中葉以後之外患】



第二十八章 大時代之沒落【唐中葉以後政治社會之各方面】



第二十九章 大時代之沒落(續)



第三十章 黑暗時代之大動搖【黃巢之亂以及五代十國】



第六編 兩宋之部



第三十一章 貧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



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慶曆熙寧之變法】



第三十三章 新舊黨爭與南北人才【元祐以下】



第三十四章 南北再分裂【宋遼金之和戰】



第七編 元明之部



第三十五章 暴風雨之來臨【蒙古入主】



第三十六章 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上)【明代興亡】



第三十七章 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下)



第三十八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上)【自唐至明之社會】



第三十九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中)



第四十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下)



第四十一章 社會自由講學之再興起【宋元明三代之學術】



第八編 清代之部



第四十二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上)【清代入主】



第四十三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下)



第四十四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下之士氣【清代乾嘉以前之學術】



第四十五章 狹義的部族政治下之民變【清中葉以下之變亂】



第四十六章 除舊與開新【清代覆亡與民國創建】





序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引 論

  一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

  一者“悠久”。

  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

  二者“無間斷”。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西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鑒托始,至民國紀; 元凡二三一四年。)

  三者“詳密”。

  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與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知識之國家。何言之?

  “歷史知識”與“歷史資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知識。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

  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鑒古而知今。

  至於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于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欲求歷史知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于“鑒於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為,求其實現,鹵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知識者,又不僅于鑒古而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任也。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為其所愛而奮鬥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覿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為上帝者,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

  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為世界最偉大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為父母,為所愛者。

  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鬥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

  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為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乎愛國。此其為愛,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彼豈複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脰決胸而不顧,以效死於前敵者,彼則尚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真誠之深愛;彼固以為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於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瞭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知識,其要在此。

  二

  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

  “傳統派”主於記誦,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

  其次曰“革新派”,則起于清之季世,為有志功業、急於革新之世所提倡。

  最後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同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

  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收,號客觀,既無意于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

  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雖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於求知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于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

  其綰合歷史與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知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岸。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知識者,知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也。

  三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變遷。約言之,亦可分為三期。

  其先當前清末葉。當時,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彼輩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於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彼輩對當前病症,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為明日之黃花矣。

  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於“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孔學所掩蓋。”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老學所麻醉”故或者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者歸罪於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於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積痗,莫如並廢文字,創為羅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為良弓之藏。

  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後面為‘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於‘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

  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于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為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為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為!”

  雖然,國人之所求於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瞭解,以相應於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于孔、老之為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訚曶而無知,何願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于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瓿,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

  四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

  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

  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為主,後人譏之為“相斫書”焉。

  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征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

  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

  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複生“通史”之新要求。於是而又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為以制度為骨幹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

  又繼而有通鑒,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鑒紀事本末,取材只限於通鑒,則貌變而實未變也。於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於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敘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

  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此因元、清兩代皆以異族人主,不願國人之治史。明廁其間,光輝乍辟,翳霾復興,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於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願為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

  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

  二者應能于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

  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侯,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瞭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流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

  五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系統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將效記誦、考訂派之所為乎?則必氾濫而無歸。其將效宣傳革新派之所為乎?又必空洞而無物。

  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學術思想,又次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幹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後,分主客取捨於其間乎?抑兼羅並包,平等而同視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今人若為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則必與為一音樂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即為一網球家作一小傳或年譜,則又必與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迥別矣。何以故?以音樂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與運動家不同故;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又與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國家亦然。寫國史者,必確切曉了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然反言之,亦惟於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如此則迴圈反復,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乃並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要之必於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則一也。

  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以其忽然投入於網球家之環境,而從事於網球之活動故。其他一切飲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無所異於人。若為網球家作年譜,而抄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則某年音樂大會,其人既無預;某年歌曲比賽,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樂史上絕無一面。不僅了不異人,抑且有不如無。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網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樂史之過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屢爭不舍、僅而後得之代表民意機關,如英倫之“大憲章”與“國會”之創新而無有也。又求一轟轟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國“人權大革命”之爆發,而更無有也。則無怪于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矣。

  以言思想,求一如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幟,以與羅馬教皇力抗,軒然興起全歐“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無有也。則無怪于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束縛於一家思想之下”矣。

  以言經濟,求一如葛馬、如哥倫布鑿空海外,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跡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歐、美社會之光怪陸離,窮富極華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則無怪于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沉眠於封建社會之下,長夜漫漫,永無旦日”矣。

  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驅,其心神之所嚮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睹亦在是。迷於彼而忘其我,拘於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誇道者,我乃一無有。於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彼方目眵神炫於網球場中四周之采聲,乃不知別有一管弦競奏、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

  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後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銜接,而劃分為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閼,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此一法也。

  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為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部分之“變”。于諸異中見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誇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

  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著眼於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為變。

  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著眼於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為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系。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

  故曰: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

  七

  今於國史,若細心留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戰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盪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

  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為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矣。然洪、楊數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

  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占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為文學家之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八

  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統一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辟一奇績。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複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

  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周,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周之征服。

  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于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

  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澹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如英、法諸邦,則領土雖廣,惟以武力貫徹,猶惴惴懼不終日。此皆羅馬之遺式,非中國之成規也。

  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遊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

  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製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

  綜觀國史,政體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一,一也。(此在秦、漢完成之。)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成之政府,漸變而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于東漢完成之。)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三也。(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幹。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搖,宰相(政府首領。)所不能動者。若於此等政治後面推尋其意義,此即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旨。

  就全國民眾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複於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再就其服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

  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覬,而秦、漢以下政制,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歷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

  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曆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中國政制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複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夥。

  凡於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於建設。所以國史常于和平中得進展,而於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以求適合於我國情,而為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複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九

  其次請言學術思想。談者率好以中國秦以後學術,擬之歐洲之“中古時期”。然其間有難相比並者。歐洲中古時期之思想,以“宗教”為主腦,而中國學術界,則早脫宗教之羈絆。

  姑以史學言,古者學術統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學術之全權。“史”者,乃宗廟職司之一員,故宗教、貴族、學術三者,常相合而不相離。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皆政治社會實事,不語怪力亂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學乃始與宗教、貴族二者脫離。

  然西漢司馬氏尚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此非憤辭,乃實語。漢代太史屬於太常,則為宗廟職司之一員。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與太史,同為太常屬下之六令丞。太樂之下,自有倡優。宗廟祭祠,太史與倡優同有其供奉之職。則史學仍統于皇帝、宗廟、鬼神之下。然司馬氏不以此自限,發憤為《史記》,自負以續孔子之《春秋》;即對當朝帝王卿相種種政制事態,質實而書,無所掩飾。司馬氏不以得罪。及東漢班氏,以非史官,為史下獄,然尋得釋,所草懸為國史。自此以往,中國史學,已完全由皇帝、宗廟下脫出,而為民間自由製作之一業焉。

  且王官之學,流而為百家,於是“史官”之外,複有“博士”。此二官者,同為當時政治組織下專掌學術之官吏。

  “史官”為古代王官學之傳統,而“博士官”則為後世新興百家學之代表。博士亦屬太常,是學術仍統於宗廟也。然太史僅與星曆卜祝為伍,而博士得預聞朝政,出席廷議而見諮詢,則社會新興百家學,已駕古代王官學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來,占夢、求仙之術,皆得為博士,猶在帝王所好。及漢武聽董仲舒議,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博士性質,大見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而純化為專治歷史與政治之學者,(所謂“通經致用”,即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政治下應用。)又同時肩負國家教育之責。而博士弟子,遂為入仕惟一正途。

  於是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並複於“政治”勢力下獨立。自此以往,學術地位,常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複常盡其指導政治之責任。而政治亦早與宗教分離,故當時中國人所希冀者,乃為地上之王國,而非空中之天國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穌降生480年。馬遷為《史記》,亦前耶穌降生100年。其時中國政治社會,正向一合理的方向進行,人生之倫理教育,即其“宗教”,無所仰於渺茫之靈界;而羅馬則于貴族與軍人之對外侵略與對內奢縱下覆滅。耶教之推行,正因當時歐人無力建造合理之新國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歸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特承續當時政治組織之空隙而起,同時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說大部分。)政治之任務。

  若必以中國史相擬,惟三國魏晉之際,統一政府覆亡,社會紛亂,佛教輸入,差為近之。然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之理論,仍沿兩漢而來。當時帝王卿相,誠心皈依佛教者,非無其人;要之,僧人與佛經,特為人生一旁趨,始終未能篡奪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之人生倫理教育而為代興。隋唐統一政府複建,其精神淵源,明為孔子、董仲舒一脈相傳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則無其指導之地位。

  西洋所謂“國家建築於宗教之上”之觀感,在中國則絕無其事。繼隋唐統一盛運而起者,有禪宗思想之盛行。禪宗教理,與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態度路徑,正有相似處。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長期殘酷的普遍相互屠殺,而中國則無之者,以中國佛教仍保其原來一種超世間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攬政治、經濟種種俗世權利於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牽連發生世態之擾動也。

  中國佛教雖盛極一時,而猶始終保全其原來超世間的本色者,則因中國政治社會一切世事,雖有漢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擾亂,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

  東晉南北朝以迄隋唐,仍從此源頭上演進,與西洋之自羅馬帝國解體以後,政治社會即陷入黑暗狀態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羅馬帝國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時期之慘運,而中國漢亡以後幸不然?則以羅馬建國,本與漢代精神不同。羅馬乃以貴族與軍人之向外征服立國,及貴族、軍人腐敗墮落,則其建國精神已根本不存在。

  北方蠻族,在先既受不到羅馬文化之薰陶,及其踏破羅馬以後,所得者乃歷史上一個羅馬帝國軀殼之虛影,至於如何創建新國家之新精神,則須在其自身另自產生。要之,北方蠻族之與羅馬帝國,乃屬兩個生命,前者已老死,後者未長成,故中間有此一段黑暗。

  至於漢代統一政府之創興,並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圍而起,乃由常時全中國之文化演進所醞釀、所締造而成此境界。換言之,秦、漢統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學術思想盛興後,伸展于現實所應有之現象;並不如西洋史上希臘文化已衰,羅馬民族崛起,仍是兩個生命,不相銜接也。

  漢代之覆亡,特一時王室與上層政府之腐敗;而所由締構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個民族與文化,則仍自有其生命與力量。故漢末變亂,特如江上風起,水面波興,而此滔滔江流,不為廢絕。

  且當時五胡諸蠻族,中國延之入內地者,自始即與以中國傳統文化之薰陶,故彼輩雖乘機騷動,而彼輩固已同飲此文化之洪流,以澆溉其生機,而浸潤其生命。彼輩之分起迭興,其事乃僅等於中國社會內部自身之一種波動。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國文化洪流中,究竟澆溉未透、浸潤未深而已。然隋唐統一盛運,仍襲北朝漢化之復興而起。如此言之,則淵源于晚周先秦,遷衍至於秦漢、隋唐,此一脈相沿之學術思想,不能與羅馬覆亡後西洋史上之所謂“中古時期”之教會思想相比,斷斷然矣。

  北宋學術之興起,一面承禪宗對於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晉以迄隋唐社會上世族門第之破壞,實為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活潑之一種新氣象也。若以此派學術與西洋中古時期之教會相比,更為不倫。元明以下,雖懸程朱經說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為當時之宗教。明代極多遵陸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訓詁考據而批駁程朱者。社會學術思想之自由,並未為政治所嚴格束縛,宗教則更不論矣。

  若謂中國學術,尚未演進于西洋現代科學之階段,故以興西洋中古時期相比論;此亦不然。中國文化演進,別有其自身之途轍,其政治組織乃受一種相應于中國之天然地理的學術思想之指導,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統之境界。此種和平的大一統,使中國民族得繼續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遞嬗。因此空中天國之宗教思想,在中國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國政制常偏重于於中央之凝合,而不重於四圍之吞併。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強;常偏於已有之完整,而略於未有之侵獲;對外則曰“昭文德以來之”,對內則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為學,常重於人事之協調,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學,正如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同樣無在中國自己產生之機緣。

  中國在已往政治失其統一,社會秩序崩潰,人民精神無可寄託之際,既可接受外來之“宗教”,(如魏、晉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國在今日列強紛爭,專仗富強以圖存之時代,何嘗不可接受外來之“科學”?惟科學植根應有一最低限度之條件,即政治稍上軌道,社會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寧是也。(此與宗教輸入之條件恰相反。)而我國自晚清以來,政治驟失常軌,社會秩序,人民心理,長在極度搖兀不安之動盪中。此時難謀科學之發達,而科學乃無發達餘地。論者又倒果為因,謂科學不發達,則政治、社會終無出路。又輕以中國自來之文化演進,妄比之於西洋之中古時期,乃謂非連根剷除中國以往學術之舊傳統,即無以萌現代科學之新芽。彼仍自居為“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實並不如此。此又不明國史真相,肆意破壞,輕言改革,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也。

  十

  請再言社會組織。近人率好言中國為“封建社會”,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以學術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學術流於民間,既不為貴族世家所獨擅,又不為宗教寺廟所專有。平民社會傳播學術之機會,既易且廣,而學業即為從政之階梯,白衣卿相,自秦以來即爾。既無特殊之貴族階級,是亦不足以言“封建”。

  若就經濟情況而論,中國雖稱以農立國,然工商業之發展,戰國、秦、漢以來,已有可觀。惟在上者不斷加以節制,不使有甚貧、甚富之判。又政府獎勵學術,重用士人,西漢之季,遂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語。於是前漢“貨殖”“遊俠”中人,後漢多走入“儒林”“獨行傳”中去。所以家庭溫飽,即從事學問,而一登仕宦,則束身禮義之中。厚積為富,其勢不長,然亦非有世襲之貴人也。

  井田制既廢,民間田畝得自由買賣,於是而有兼併。然即如前漢封君,亦僅於衣租食稅而止。其封邑與封戶之統治,仍由國家特派官吏。以國家法律而論,封君之興與封戶,實同為國家之公民。後世如佃戶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辦,則佃戶之賣田納租于田主,亦一種經濟契約之關係,不得目田主為貴族、為封君,目佃戶為農奴、為私屬。土地既非采邑,即難“封建”相擬。然若謂中國乃資本主義之社會,則又未是。以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即不許資本勢力之成長也。

  西洋史家有謂其歷史演變,乃自“封建貴族”之社會,轉而為“工商資本”之社會者。治中國史者,以為中國社會必居於此二之一,既不為“工商資本”之社會,是必“貴族封建”之社會無疑。此猶論政制者,謂國體有君主與民主,政體有專制與立憲。此特往時西國學者,自本其已往歷史演變言之。

  吾人反治國史,見中國有君主,無立憲,以謂是必“君主專制”,僅可有君主,無立憲,而非專制。中國已往社會,亦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適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洋學者此等分類之外?不知此等分類,在彼亦僅為一時流行之說而已。國人懶於尋國史之真,勇於據他人之說,別有存心藉為宣傳,可以勿論;若因而信之,謂國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十一

  然則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其進步何在?曰:亦在於經濟地域之逐漸擴大,文化傳播之逐次普及,與夫政治機會之逐次平等而已。其進程之遲速不論,而其朝此方向演進,則明白無可疑者。若謂其無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謂國史于和平中得進展,實與我先民立國規模相副相稱,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徵所在也。

  嘗謂世界群族,其文化演進,主要者不越兩型:

  一者環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倫、愛琴、波斯、希臘、羅馬以漸次波及于歐羅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

  一者沿黃河兩岸,以達于海濱,我華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來,漸次展擴以及于長江、遼河、珠江流域,並及於朝鮮、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羅諸境,此東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於地勢,東西各不相聞接。

  西方之一型,於破碎中為分立,為並存,故當務於“力”的戰爭,而競為四圍之戰。東方之一型,於整塊中為圍聚,為相協,故常務於“情”的融和,而專為中心之翕。一則務于國強為並包,一則務于謀安為系延。

  故西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在轉換,而東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則在擴大。轉換者,如後浪之覆前浪,波瀾層疊,後一波湧架於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歸消失。西洋史之演進,自埃及、巴比倫、波斯以逮希臘、羅馬,翻翻滾滾,其吞咽卷滅于洪濤駭浪、波瀾層疊之下者,已不知其幾國幾族矣。

  擴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湊,蜿蜒繚繞,此一帶山脈包裹於又一帶山脈之外,層層圍拱,層層簇聚,而諸峰映帶,共為一體。

  故中國史之演進,不僅自兩漢而隋、唐,兩宋、明,一脈相沿,繩繩不絕;即環我族而處者,或與我相融和而同化,如遼、金、蒙古、滿洲、西藏、新疆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與我終古相依,如梁甫之于泰山然,則朝鮮、日本、安南之類是也。(朝鮮、安南久屬中國而猶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國文化之賜。)

  將西洋史逐層分析,則見其莫非一種“力”的支撐,亦莫非一種“力”的轉換。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會遂為變形。其文於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國並立;東方則每每有即以一國當一世界之感。

  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為戰爭;而東方則惟求其力於內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種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與他種力量相衝突,而相率投入於更大之同情圈中,卒於溶解消散而不見其存在。我所謂國史于和平中見進展者在此。

  故西方史常表見為“力量”,而東方史則常表見為“情感”。西方史之頓挫,在其某種力量之解體;其發皇,則在某一種新力量之產生。中國史之隆汙升降,則常在其維繫國家社會內部的情感之麻木與覺醒。此等情感一且陷於麻木,則國家社會內部失所維繫,而大混亂隨之。

  中國史上之大混亂,亦與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為一種新力量與舊力量之衝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臺,社會亦隨之入一新階段。中國史上之混亂,則如江河絕堤,洪水氾濫。氾濫愈廣,力量愈薄,有破壞,無長進。必待複歸故槽,然後再有流力。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大體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進。迄于近世,社會各方平流緩進,流量日大,而流速日減。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覺我民族之潺緩無力者在此。

  然我民族國家精神命脈所系,固不在一種力之向外衝擊,而在一種情之內在融和也。蓋西方制為列國爭存之局,東方常為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隨於彼我角力爭勝之場;此已為東方之不得不見遜於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為國家社會內部一統情感融和者,方其時,又適值麻痹墮退之際,自清中葉後乾、嘉以來,川、楚、兩粵大亂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國社會本苦無力,又繼之以追隨西方角力爭勝之勢,既不足以對外,乃轉鋒而內向。終於“情”的融和,常此麻木,“力”的長成,遙遙無期。不斷絕堤放壩,使水流不斷氾濫,洪水遍於中國,而國人仍複有沉酣於憑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夢者。此又不明國史真相,應食惡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

  十二

  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生力者,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人類歷史之演進,常如曲線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向。若以兩民族兩國家之歷史相比並觀,則常見此時或彼升而我降,他時彼降而我升。只橫切一點論之,萬難得其真相。今日治國史者,適見我之驟落,並值彼之突進,意迷神惑,以為我有必落,彼有必進,並以一時之進落為彼、我全部歷史之評價,故雖一切毀我就人而不惜,惟求盡廢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萬一。不知所變者我,能變者亦我,變而成者依然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為我,耐病者亦我,脫病而複起者仍我也。一切可變,而“我”不可變。若已無我,認為變者?變而非我,亦何希於變?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謂。若醫者謂:“君病之起,起於君之有生,君當另換一無病之生”,此為何等醫耶!諱疾拒醫固不當,亦未有因人病而從頭絕其生命以為醫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態。生力自古以長存,病態隨時而忽起。今日之中國,顯為有病,病且殆矣,萬不容諱。然猶有所希冀者,其人雖病,尚有內部自身生力可以為抗。若如今人乃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絕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為“病原”之妄說也。

  “生原”者,見於全部潛在之本力,而“病原”則發于一時外感之事變。故求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生原者,貴能探其本而攬其全;而論當前之病態者,則必辨于近世而審其變。國史綿曆,既四、五千年於茲,其病象之見於各時期者,推原尋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僅起於當前者。

  要而言之,國史自隋唐以來,科舉制既興,士族門第之地位消融漸盡,而社會走上平鋪散漫之境,此中國晚近世一大變也。

  逆溯中國當前病象,推之最遠,至於中唐安史之亂以來而極。究生力必窮之最先,診病況必詳之最後。西人論史,盛誇起文明光昌,而淵源所自,必遠本之於希臘、羅馬。國人捧心效顰,方務於自譴責,而亦一一歸罪於古人,斷獄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學也。

  中唐以來之社會,既成一平鋪散漫之社會,而其政治,仍為一和平的大一統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會”與“政府”之間,堂階益遠,常易招致“王室”與“政府”之嬌縱與專擅,一也。

  社會無豪強巨富,雖日趨於平等之境,然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仰之於政府,而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二也。

  政府與民間之所以賴以溝通者,曰惟“科舉”,然科舉既懸仕宦為鵠的,則從事於投選者,往往忘其義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貴與溫飽,三也。此三者,厥為中唐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走入一新境後所易犯之病徵。

  宋儒講學,即針對此病態而發。然而宋之為病,尚不止於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為急劇之退轉,益與後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

  明祖崛起草澤,征元政廢弛,罷宰相,尊君權,不知善為藥療,而轉益其病。清人入關,盜憎主人,鉗束猜防,無所不用其極,仍襲明制而加厲。故中國政制之廢宰相,統“政府”於“王室”之下,真不免為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其事乃起於明而完成於清,則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

  明儒尚承兩宋遺緒,王室專制於上,而士大夫抗爭彌縫于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猶賴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間之學術氣節,尚足照耀光輝于前古。清人又嚴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書院民間自由講學之風遂熾。於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為訓詁、考據,自藏於故紙堆中以避禍,下之為八股、小楷,惟利祿是趨。

  於是政府與民間所賴以溝貫之橋樑遂腐斷,所賴以流通之血脈遂枯絕。中國之倖免於亂者,亦惟滿清諸豪酋猜防壓制、誘脅愚弄之力。此稍讀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運益敗壞於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時之安寧。此乃斬喪我民族永久之元氣,而以換造彼目前之榮華者也。逮滿族統治之力既衰,而中國政治、社會之百病,遂全部暴露。

  論者每謂自嘉、道以來,東西勢力相接觸,東方乃相形見拙;此似是而未盡之說也。縱使嘉、道以往,長得閉關自守,海道之局不開,滿洲之治權,仍必顛覆,中國仍必大亂。其病先已深中於自身之內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錯出。因使庸醫操峻劑,更奏迭前,茫昧而雜投,以互期於一逞,則幾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十三

  晚清之季,談者率自稱我民族國家曰“睡獅”,曰“病夫”,此又不知別白之說也。夫“睡”與“病”不同。睡者精力未虧,蹶然興起,猶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則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輕易所能拔除。異族統治垂三百年,其對我國家、社會、文化生機之束縛與損害,固已甚矣。然中國以二千年廣土眾民大一統之局,“王室”為其客觀之最高機關,歷史沿襲既久,則驟變為難。

  又況自明以來六百年,政府無宰相,“王室”久握獨裁之權,則激變又難。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複建,逼使中國不得不為一激劇之變動,以試驗一無準備、無基礎之新政體,而不能更於其間選擇一較緩進、較漸變之路,此為晚清革命之難局,一矣。(日本明治維新在此點較中國多獲便宜。天皇一統,于日本歷史及民眾觀念上,並無十分劇變,得漸次引上憲政軌轍。中國政制之劇變,雖幸得冒險渡過,然所嘗苦痛實深。洪憲之稱帝,宣統之復辟,幾許曲折,消損中國前進之精力與元氣者,良不少也。)

  且滿清政府,自鹹、同以後,其情況視前已大變。各省督、撫,擅權自專,中央無力駕馭,漸成分裂割據之局。又處五洲棣通形勢之下,政府雖腐敗,猶得憑藉其地位,借外債,買軍火,練新兵,整理交通,加強管轄。遂使腐敗之政權,黑暗之勢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顧忌,迄未得徹底澄清之機會。革命勢力之起,亦不得不與舊政府下之黑暗勢力相妥協,以順利其進行。革命之結果,僅為舊政權之潰爛解體而非其消滅。於是民國以來,武人弄權,地方割據,日轉增長。內亂層見疊出,斬喪社會之元氣,障礙國家之前進,其間莫非有外力焉為之呼應。此猶人身變病,未先驅解,早服補劑,病根纏綿不去,生機奄息不復。此又為民國以來締構中央統一政權之難局,二矣。

  尤難者,不在武人割據之不可鏟滅,而在政治中心勢力之不易產生。滿清末葉,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沒落。革命以還,所揭杆號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實際則去民主之階程尚遠。新中國建設之大業,一時難望於民眾之仔肩。獨裁王室既倒,而不幸當時之中層階級,始從二百餘年長期異族統制下抬頭,八股小楷之素養,升官發財之習氣,淘汰未淨。而革命黨人,則只挾外來“平等”、“自由”、“民權”諸新名詞,一旦于和平處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罅之點雪,名號猶是,實質遽化。其名猶曰政黨民權,其實則為結黨爭權。一時中層知識份子,無新無舊,分途依附于地方武人割據勢力之下而互為利用。此輩於前清末葉,既力阻開新之運,又于民國初年,加倍搗亂之功。此蓋滿清長期部族政權統治之智識階級,日愚日腐,而驟遇政治中心大動搖之後所應有之紛擾。然此特一時病態,不得謂此綿曆此數千年文化正統而為其最後之結晶。若果如是,則中國文化亦不能綿曆此數千年之久,而早當於過去歷史中煙消灰滅,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國以來,社會中堅勢力未能形成之難局,三也。(此一點,日本明治維新較中國又占幾許便宜。日本政權遷禪,自藩府還之天皇,既不如中國變動之劇。而日本在藩府統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節,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為順。中國士大夫立身處世之綱領節目,久已在長期部族統治之猜防壓制、誘協愚弄下變色。油滑、貪污、不負責任,久成滿清末年官場乃至儒林之風氣。一旦政體更革,名為“民主”實則全須士大夫從政者良心自負責任,而中國士大夫無此素養。既昧心禍國,又以“民權”之說委罪卸責。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獅之喻所能得擬也。)

  凡此皆晚近中國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無識。士大夫無識,乃不見其為病,急於強起急走以效人之所為。跳踉叫噪,踴躍憤興,而病乃日滋。於是轉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數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變故常以為快。不知今日中國所患,不在於變動之不劇,而在於暫安之難獲。必使國家有暫安之局,而後社會始可以有更生之變。所謂更生之變者,非從於外面為塗飾模擬、矯揉造作之謂,乃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之發舒與成長。而牖啟此種力量之發舒與成長者,“自覺”之精神,較之效法他人之誠摯為尤要。不幸此數十年來,國人士大夫,乃悍於求變,而忽于謀安;果於為率導,而怠於務研尋。又複摻以私心,鼓以戾氣,其趨勢至於最近,乃繼續有加益甚而靡已。藥不對病,乃又為最近百病纏縛之一種根本病也。

  十四

  雖然,無傷也。病則深矣重矣,抑病之漸起,遠者在百年、數百年之間,病之劇發,近者在數年、數十年之內。而我民族國家文化潛力之悠久淵深,則遠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機之軋塞鬱勃,終必有其發皇暢遂之一日。而果也,近者以敵國外患之深侵,而國內臻於統一。以一年半之艱苦抗戰,而國人遂漸知“自力更生”之為何事。蓋今日者,數十年乃至百年社會之積病,與夫數千年來民族文化之潛力,乃同時展開於我國人之眼前。值此創劇痛深之際,國人試一番我先民五千年來慘澹創建之史跡,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必有淵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奮然而起者。要之我國家民族之復興,必將有待於吾國人對我先民國史略有知。此則吾言可懸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員輿,芸芸眾生,我不知其已曆幾何世矣!抑有始終未躋于摶成“民族”之境者;有雖摶成為一民族,而未達創建“國家”之域者;有難摶成一民族,創建一國家,而俯仰已成陳跡,徒供後世史家為鉤稽憑弔之資者;則何與?曰:惟視其“文化”。

  民族之摶成,國家之創建,胥皆“文化”演進中之一階程也。故民族與國家者,皆人類文化之產物也。舉世民族、國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後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隨形,莫能違者。人類苟負有一種文化演進之使命,則必摶成一民族焉,創建一國家焉,夫而後其背後之文化,始得有所憑依而發揚光大。若其所負文化演進之使命既中輟,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故非國家、民族不永命之可慮,而其民族、國家所由產生之“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

  環顧斯世,我民族命運之悠久,我國家規模之偉大,可謂絕出寡儔,獨步於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負文化使命價值之真憑實據也。以數千年民族、國家悠久偉大之憑藉,至於今而始言建國焉,又必以抗戰而始可言建國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國人之不肖,文化之墮落故。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先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一民族文化之傳統,皆由其民族自身遷傳數世、數十世、數百世血液所澆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開此民族文化之花,結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竊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無亡國滅種之禍,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國,將充世。是既疑我先民久為幸生、偷存,而我當前之所為抗戰與建國,是不啻仍將效法我先民繼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其生機。我所謂必於我先民國史略有知者,即謂此。是則我言仍可懸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十五

  雖然,我之此書,抑不足以任此。昔有宋司馬光,以名世傑出之才,當神宗、王安石銳意變法之際,獨愀然以為未當,退而著史,既獲劉、范諸君子相從扶翼,又得政府之資助,晏居洛陽,設局從事,先後垂二十年而書成,以為可以“資治”,故名曰《資治通鑒》。其書衣缽沾溉於後世,至今不能廢。稍知從事於國史者,恣漁獵焉。

  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史建大業,推司馬氏,豈不偉與!今去司馬氏又千年,史料累積,又十、百倍于司馬氏之時,而世局之紛紜錯綜,則更非司馬氏當時所能相提並論。又加之以人不悅學,士方蔑古,競言“革新”者,謂可以絕無資於鑒往知古之勞;而治史者亦務為割裂穿鑿,以逃世笑。窮不自揆,避地來滇南,深慚偷生無補國難,獨奮私臆,窮教課之餘暇,閉居一室,妄自落筆,歷時一載,成此區區五十萬字。又複蔽帚燕石,妄自珍惜,謂散亡之無日,保藏之難周,朝脫稿,暮付印。欲於我先民以往五千年慘澹經營之史跡,幸有當于其萬分之一二。

  以視往者司馬氏之鄭重其事,古今人度量相越,豈不足以愧殺人耶!抑餘又懼世之鄙斥國史與夫為割裂穿鑿之業者,必將執吾書之瑕疵,以苛其指摘,嚴其申斥,則吾書反將以張譏國史、薄通業者之焰,而為國史前途之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斷斷無一國人之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天地之間者。亦未有專務於割裂穿鑿,而謂從此可以得我先民國史之大體者。

  繼自今,國運方新,天相我華,國史必有重光之日,以為我民族國家復興前途之所托命。則必有司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劉、范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賢有力者獎成之。而此書雖無當,終亦必有憫其意,悲其遇,知人論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許其心之所欲赴。有開必先,若使此書得為將來新國史之馬前一卒,擁慧而前驅,其為榮又何如耶!因不辭誚笑而卒布之,並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

  明國二十八年一月錢穆屬稿於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書 成 自 記

  明國二十二(西元1933年)年秋,余始于國立北京大學任“中國通史”講席。是課每週四小時,一年而畢。自念講通史,非委悉周備之難,而簡要明當之尤難也。若求委悉周備,則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棟塞屋者,其書具在,學者昕夕從事焉,斯委悉周備矣,然非一週四小時、一年之功所能赴也。

  欲求簡要明當,則於繁重之國史,先必有所取捨。又必先有一系統之觀點,以為其取捨之標準。必先立一“體”,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寬狹長短,一視與其“體”之相副相稱以為度。

  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謂專門名家之業也。否則左右採獲,牽引拼湊,可以至於無窮。於其牽引拼湊之中,而調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當,此僅似於一種狹義之類書,非史業也。大抵余於此課,以兩小時為一講,以一講畢一題,一年凡四十餘講。共畢四十餘題。欲求于此四十餘題中,敘述我先明國史大體,約略明備,則每講之標題,為尤所盡心焉。教授通史,最為不易。舍錢先生這樣的博學碩儒,誰能當此重任

  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學者苦於聽受,群要餘為講義。餘曰:通史大業,殊不敢輕率為之。無已,姑約余所講為綱要,聊備諸生筆記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講,必編一綱要,僅具倫脊,悉削遊辭,取便總攬。

  然又恐諸生久習於此,則事近策括,以謂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學首先應是史料之學。學史之人,須牢記“實事求事”四字,立論時不可有一字一句無出處。乃別選一參考材料以副之。凡與餘所講綱要相牽涉者,採摘前史陳文或昔人考訂論著為參考,以便學者之自相闡證。綱要編至東漢,自嫌太簡,遂未繼續。並謂講堂大義,學者自可筆記,乃獨發參考材料。

  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覺參考材料,雜碎零亂,無綱要以貫通之,則如散錢無串,學者得此,華離斑斕,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計,另編國史讀本,供學者課堂外之閱讀。並詔諸生,治通史必貴有“系統”,然系統必本諸“事實”。見仁見智,系統可以相異,而大本大原,事實終歸一致。不先通曉事實,驟求系統,如無錢而握空串,亦複失其為串之意。大學課重,即如司馬氏通鑒,學者已苦不能終卷,而中學教課,風氣所趨,亦競為條貫,不詳實事。

  至大學治通史,更不能反而專講一件件的事實。如是則學者所得惟系統、條貫,而無史實。卒之所謂系統、條貫者,皆空談,皆私見。空談私見可以萬異,而歷史事實只有一真。因再約通鑒及續通鑒、明通鑒諸書。提要鉤玄,編為讀本,以補學者進治通史之預備工夫。

  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讀本凡得百萬字。凡讀本所取裁,一以與課堂講述相副相應為主,其詳略輕重之間,視袁氏紀事本末諸書,有大相徑庭者。以謂學者于課堂外先治此書,不僅可藥高心空腹之病,並可由此啟途,進窺史籍之原本也。

  又越年,又嫌學者于本國文字素養太淺,讀本雖簡要,然皆摘錄史籍原文,學者驟睹,如入異國,轉不如其讀西書之怡悅相熟。其于文義真際,已難領悟,至於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實,種種茫然,更屬所苦。乃擬就讀本中擇其凡為史籍專名及義有旁及者,一一加以注釋。然注釋之事多涉考訂,又求與學者領悟之學力相應,其事乃大不易。課繁力絀,卒未有成。如是則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

  二十六年秋(西元1937年),蘆溝橋倭難猝發,學校南遷,余藏平日講通史筆記底稿數冊於衣箱內,挾以俱行。取道香港,轉長沙,至南嶽。又隨校遷滇,路出廣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學院暫設蒙自,至是輾轉流徙,稍得停蹤,則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萬里逃生,無所靖獻,複為諸生講國史,倍增感慨。

  學校于播遷流離之餘,圖書無多,諸生聽餘講述,頗有興發,而苦於課外無書可讀,僅憑口耳,為憾滋深。因複有意重續前三年之綱要,聊助課堂講述之需。

  是年五月間,乃自魏晉以下,絡續起稿,諸生有志者相與傳鈔。秋後,學校又遷回昆明,餘以是稿未畢,滯留蒙自,冀得清閒,可以構思。而九月間空襲之警報頻來,所居與航空學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曠野,逾午乃返,大以為苦。乃又轉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續竟我業。而學校開課之期已至。昆明塵囂居隘,不得已,乃往來兩地間。每週課畢,得來山中三日,籀繹其未竟之緒。既乏參考書籍,又僕僕道塗,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寧定。余嘗致書友人,謂:“此書難垂成,而非意所愜。何者?細針密縷,既苦書籍之未備,大刀闊斧,又恨精神之不屬。”蓋此書屬稿中之實況也。逮魏晉以下全稿粗具,還讀三年前東漢以前舊稿,又嫌體例、文氣、詳略之間,均有不類,乃重複改為。直至今年之六月,而全稿始竣,則先後亦十有三閱月矣。

  然此書雖草略,其所以為此書之意,則頗有當為國人告者,因別為引論一篇。辭繁不殺,讀者哀其意可也。至於引論所希,此書未必足副,讀者當分別觀之。

  此書一本所攜筆記,綴集而成,而筆記隨時摘錄,頗多疏忽。大率未注出處,忘記篇卷。此書因一律削之,不更標舉;偶載來歷,轉成例外。其時賢文字,近人新得,多所採獲,亦不備詳,義取一律,非敢掠美。

  書成倉促,相知惟湯君錫予,時時讀其一、二篇,有所商討。平生撰述,每不敢輕易發佈。自問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見,不如久久藏之,自待其意見之定。雖不足有所淑世,亦自寬其神明之內疚。

  至於此書,獨有不然。若自秘藏,雖待之十年終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襲相隨,又時時有焚如之慮,因率爾刊佈。讀此書者,無論大端小節,凡此書疏漏謬誤處,若蒙貽書相告,一字之與百章,皆吾師也。敢不虛衷拜嘉,謹誠心以禱祝之。

  明國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錢穆記於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第一編 上古文化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中国史之开始虞夏时代】 2

  一、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 2

  二、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5

  三、夏代帝王及年历 6

  四、虞夏大事 7

  第二章 黄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时代】 9

  一、殷代帝系及年历 10

  二、殷人居地之推测 12

  三、殷人文化之推测 13

  四、殷周关系 14

  第三章 封建帝国之创兴【西周兴亡】 15

  一、西周帝系及年历 16

  三、西周势力之继续东展 19

  四、幽王见杀与平王东迁 20





第一章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中國史之開始虞夏時代】



  上古史為全部歷史之起點,應須求一明瞭之知解,然人類歷史總可推溯到無人可說之一境,則上古探索,終不免于只成為一種比較近理之測想。

  一、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可分兩途述說:一、史前遺物之發掘。二、傳說神話之審訂。史前遺物發掘,可分三部分述之:

  (一)舊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

  此事始於民國九年(西元1920年),在甘肅慶陽為首次。此後陸續發現甚多。

  (1)早期舊石器時代

  民國十八年(西元1939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發現古代猿人之完整頭骨,考古學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約五十萬年,中華民族當為其直屬後裔,其時北京人已知用火,當早於歐洲人用火三十萬年以上。其它遺物,周口店發現亦甚豐。

  其後在陝西藍田陳家窩,發現藍田猿人,與北京人時期相同,又有山西芮城匼河與西侯度村等十三處。其中芮城兩址時代更早,後有廣東曲江馬壩村發現“馬壩人”,時代稍後於“北京人”與“藍田人”。則是在遠古時代,吾中華民族之祖先,殆已遍佈華南、北。

  (2)、中期舊石器時代

  在華北發現者,多在山西、陝、甘高原一帶。自汾水流域北至河套,南緣橫山山脈。甘肅慶陽發現,亦屬此期。華南有湖北長陽出土“長陽人”。

  (3)晚期舊石器時代

  此期據今約不過一萬年。遺址發現,遍及南北,惟黃河、長江下游各地,則尚未發現在此等遺址。

  (二)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

  (1)黃河中下游

  一為民國十年(西元1921年)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報發現,稱為“彩陶文化”。其分佈地區,以豫西、晉南及渭水中下游中心,西至渭水上游,東至豫中,南至漢水中上游,北達河套。遺址發現,多在河流兩岸之臺地,分佈極稠密,已發現者約達千處以上。其中如西安半坡最早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六千年。陝縣廟底溝早期遺址,距今亦逾五千年。其時已經原始鋤耕農業,兼事漁獵。

  二為龍山“黑灰陶文化”。分佈地區較“仰紹文化”為廣。西起陝西、東至海濱、東北至遼東半島,東南江蘇,發現遺址三百餘處。此一期文化,乃自仰紹文化發展進步而來。又可分為較早“形成期”與較晚“典型期”之兩期。如河南陝縣廟底溝,即在仰紹文化上層。安陽後岡則在殷墟之下層。此層皆屬“龍山文化”之較早形成期。如山東曆城龍山鎮城子崖及日照西城鎮諸地,是為龍山文化之較後典型期。此時期之文化,鋤耕農業已甚進步。陶器開始採用輪制,並以精造黑色光薄的蛋殼陶為其特色。並已有城堡建築,以牛、羊、豬之肩胛骨為蔔。

  (2)長江中下游

  有湖北京山縣屈家嶺之發現。其分佈範圍,為長江及武當山、桐柏山、大別山所環繞之江漢地區。其時期晚於仰韶、而早于龍山。其中如淅川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四千至五千年。此一地區之文化,已普種水稻、狩獵、紡織均相當發達,有豐富多彩的繪畫藝術。

  (3)其它

  如黃河上游、川、滇西南地區,東南沿海,塞北草原及東北地區、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處,皆有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在此不備及。

  由於此等發現,遂使國人之觀念,漸漸脫離了三皇五帝之舊傳說,轉移到有物可稽之研尋,此不可不謂是近六十年來吾國人古史知識上的一大進步。

  國人此六十年來之發掘考古工作,因于材料陸繼發現,遂使因之而起之的推論亦陸繼改變。如仰韶、在龍山兩期文化,以前認為其各自獨立發展,今已遭一致之否定。至西方學者早有中國民族與中華文化西來之臆測。民國十年發現仰韶彩陶上繪幾何花紋,西方學者仍認為其與中亞、南歐一帶有關係,但今亦無人置信。據最近考古學家一般之意見,綜合舊石器、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大體認為中國文化最早開始,應在山、陝一帶之黃土高原。東至太行山脈,南至秦嶺山脈,東南到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區。自此逐步向東南發展。及至新石器時代,當轉以渭水盆地及黃河大平原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東發展,形成龍山文化。向西傳播,乃至黃河上游以抵西北高原。在此六十年之發現中尚不見西北地方有舊石器時代之遺址,則中華文化西來之說,可以不攻自破。

  (三)殷墟之發現

  遠在清末,已有人在河南安陽發掘殷代所用龜甲占卜文字,而發現其地為古代之殷墟,此一遺址之年代,已遠在有文字記載之歷史以後。在此遺址所得器物,已遠後於石器時代,而代表了很進步的青銅時代。其間有一部分遺物,可證其直接因襲于龍山文化而來者,如蔔骨、如黑陶皆是。在殷墟之後岡,上層有白陶,今稱之為“小屯文化”。中層黑陶,即代表“龍山文化”。下層彩陶,乃代表“仰紹文化”。是其地乃不斷有陶文化。

  目前關於考古發掘之成績,大略可言者止此。

  傳說神話之審訂,近人為之尤力。【如顧頡剛等所編集之古史辨。】

  然中國民族為一歷史的民族,中國古史早已經古人不斷努力,有一番卓越謹嚴而合理的編訂。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與司馬遷之為《史記》。子不語怪力亂神,《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恒、晉文”,已為一部極謹嚴的編年史,歷史觀念至是已絕對超出“神話”之範圍而獨立。

  司馬遷為《史記》,謂:“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自負以《史記》繼《春秋》之後。五帝首黃帝,三皇傳說早未列入。至《史記》所載五帝帝系,後人亦多駁辨。【如三國時期秦宓、北宋時歐陽修等。】故三皇五帝之舊傳說,在中國歷來史學界,本未嚴格信守。

  今求創建的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亦應稍加修正。

  從一方面看,古史若經後人層累地造成;惟據另一方面看,則古史實經後人層累的遺失而淘汰。層累之造成之偽古史固應破壞,層累遺失的真古史,尤應探索。此其一。

  各民族最先歷史無不從追記起來,故其中斷難脫離“傳說”與帶有“神話”之部分。若嚴格排斥傳說,則古史即無從說起。【即後代史亦強半由傳說追記,未必皆出歷史事變時人當身之記載。】此其二。

  且神話有起於傳說之後者,【如先有關羽之傳說,而漸變成神話。】不能因神話而抹殺傳說。【如因看三國演義而懷疑及于陳壽三國志。】此其三。

  假造亦與傳說不同,如後起史書整段的記載與描寫,或可出於假造,【以成於一手也。如尚書之堯典、禹貢等。】其散見各書之零文短語,則多系往古傳說,非出後世一人或一派所偽造。【其以流傳普遍。如舜與禹其人等。】此其四。

  欲排斥某項傳說,應提出與此傳說相反之確據。否則此傳說即不能斷其必偽或必無有。亦有驟視若兩傳說確切相反,不能並立,【如謂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說則謂見其某日在南京。】而經一番新的編排與新的解釋,而得其新鮮之意義與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飛機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中國古代歷史傳說,極富理性,切近事實,與並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滿神話氣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時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時期,庖羲氏代表畜牧時期,神農氏代表耕稼時期。此等名號,本非古所本有,乃屬後人想像稱述,乃與人類文化演進階程,先後符合。此見我中華民族之先民,早于人文演進,有其清明之觀點與合理的想法。

  大體上研究古史,應有其相應之限度,凡及年曆、人物、制度、學術等等,過細推求,往往難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不夠按年逐月推求。後世如劉歆三統曆以下迄皇甫謐帝王世記、邵雍皇極世經等書,無論其推算不可信,即謂推算無誤,亦往往歷數十百年無一事可考,豈不于研治古史仍屬徒勞。

  二則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人物個性活動之事業尚少,若事從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則仍是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套舊觀念,不免多帶有神話與教訓之意味,亦不得古史之真相。

  三則古代文化之演進尚淺,並不如後代有種種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等之並起,若從此方面研尋古史,則不脫漢代學家“三代質文相禪”種種假想之範圍,所謂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並非不可講,從散見各古書的傳說中去找尋,仍可得一個古代中國民族活動情形之大概。此種活動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狀態與地理區域。

  凡古書傳說中某王某國起某地、都某城,與某國某君戰於某地,某氏族來自某方等,實為研尋古史地理之較有線索者;然亦有須經審細考訂處。如史記言黃帝:“東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後人遂疑其行蹤之超逴,近於神話。

  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莊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廣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與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荊山,【見唐書地理志。】與華潼為近,所謂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是也。

  黃帝又與神農“戰於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縣鹽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濁澤,一名涿澤,即涿鹿矣。然則黃帝故事,最先傳說只在河南、山西兩省,黃河西部一隈之圈子裡,與舜、禹故事相關不遠。

  司馬遷自以秦漢大一統以後之目光視之,遂若黃帝足跡遍天下耳。此就黃帝傳說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釋,而其神話之成分遂減少,較可信之意義遂增添。將來若能與各地域發掘之古器物相互間得一聯絡,從此推尋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動之大概,實為探索古史一較有把握之方向。

  二、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

  現在講比較可靠的古史,姑從虞、夏起。【尚書始于堯、舜,論語亦僅道古亦僅及堯、舜,史記乃上溯黃帝。此從孔子與六經,實不失為謹嚴之態度。】

  唐、虞時代的情形,決不能如尚書、堯典所記之美盛。

  堯典虞廷九宮,【上有百揆,即宰相。】禹為司空,【主治水而司內政。】棄後稷,【司農政。】契司徒,【司教化。】皋陶為士,【主司法與軍事。】垂共工,【司工務。】益掌虞,【司山澤。】伯夷為秩宗,【司郊廟祭祀。】夔典樂,【司詩歌音樂助祭。】龍納言,【司出納詔命,如周之內史、漢之尚書。】較之秦、漢九卿,意義深長遠矣。此正見為儒者之托古改制。否則唐、虞時中國政制已如此完美,何以二千年後至秦、漢之際,轉倒退乃爾。

  大抵堯、舜、禹之禪讓,只是古代一種君位推選制,經後人之傳述而理想化。

  唐、虞當為今山西南部之兩部落。

  陶唐氏殆為今山西南部【堯都平陽。】一精於燒窯的氏族,【“陶”、“唐”、“堯”皆指燒窯事業言。】有虞氏則為一山澤漁獵的氏族,【“虞人”掌山澤獵事。】而與陶唐氏居地略相近。【舜都蒲阪,相近有虞鄉縣。】

  而夏人則起於今河南省中部,正是所謂中原華夏之地。

  鯀與禹則又別為一族,其居地殆起于河南嵩山山脈中。曰“有崇伯鯀”崇即嵩也。山海經“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禪渚在河南陸渾。禹都陽城,【世本。】陽城在嵩山下。【又有言禹都陽翟者。陽城河南登封;陽翟,今禹縣,出入數百里間。遊牧之民習於移徒,古人都邑,同時有兩三處不足異。】華夏連稱者,嵩山山脈亦得華名。

  國語“前華後河,左洛右濟”,華在洛東,即今嵩山。又史記魏有華陽,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周禮職方豫州“其山鎮華”。皆其證。

  即舜之故事,亦先起于與夏氏族相近之地。世本“舜居媯汭”,在漢中西城縣。舜二女為湘神,湘即襄水,乃今漢水也。四岳、三塗齊稱,亦皆在嵩山山脈。夏氏族自此北向移動,河南、陝西、山西三省相交環黃河西部之一隈,【謂“西部”者,對此下稱“東部”者而言。】有幾許天然之渡口,殆為古代虞、夏氏族活動之區。史記虞夏皆顓頊後,明其血統相近。【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夏或如姬、薑。】

  當時尚未有國家之組織,各部落間互推一酋長為諸部落之共主。【即尚書所謂“岳牧鹹薦”也。】

  此如烏恒、鮮卑、契丹、蒙古,其君主皆由推選漸變而為世襲,唐、虞時代之禪讓,正可用此看法。

  禹之後有啟,蓋至是而始進於君位世襲之時代,則已儼然有國家之規模矣。【此猶契丹之有耶律阿保機。蒙古自成吉思汗後,大汗之位,雖非成吉思汗之子孫莫屬,然而忽必烈仍由合辭推戴,至仁宗始自建儲。】

  啟以後因君位世襲之制既定,遂有夏朝之建立。

  三、夏代帝王及年曆

  史記夏本紀紀載夏帝王名及系次,而無年數。【大戴禮記少閒篇:“禹,崩十七世,有末孫桀。”國語轅語:“孔甲亂夏,四世而隕。”皆與史記合。】

  大體夏代年曆在四百、五百年之間。

  夏代帝王系表:



  史記僅謂: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此見司馬氏成書之謹嚴。若非有據,此十七君、十四世之名字系次,何從憑空撰出?憑空撰出又何意義耶?】

  劉歆三統曆【見漢書律曆志引。】則謂夏四百三十二年。竹書紀年【史記集解引。】謂夏四百七十二年,今按:史記商本紀所載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為證,知其不虛。商本紀諸帝王可信,夏本紀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自湯以前商代先王先公,正與自禹以下年世相當。史記所載商先王公已有甲文為證,史記載夏事,自可不必證而信。】以三十年一世計許之,則十四世、十七君,四百七十餘年,亦略近似。孟子雲:“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於歲”是也。

  四、虞夏大事

  虞、夏大事最要者,厥為舜、禹與苗之鬥爭。

  舜、禹征三苗,屢見尚書、【堯典、皋陶謨、禹貢、呂刑皆言之。】戰國策、【秦策一見,魏策二見。】墨子、【二見。】荀子、【二見。】韓非子、賈子新書、准南子、【三見。】鹽鐵論、說苑諸書,必為古代一大事。

  舊說三苗為九黎蚩尤氏之後。【尚書呂刑及楚語。】又謂三苗、九黎皆顓頊之後。【山海經大荒北經。】若然,則三苗與虞夏同族相爭矣。史記謂:昌意取蜀山氏女而生顓頊。蜀山殆即涿鹿之山,涿鹿又即蚩尤故國,然則虞、夏與三苗這爭,正猶黃帝與蚩尤之爭,皆近在今河南西境北及山西兩省黃河中游之兩岸也。

  魏策吳起之言曰:“昔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後世誤渭在湖湘之間。惟洞庭、彭蠡地位即左右互易,又古衡山不指湖南,且不當在三苗北。古河域亦有名彭蠡者。【見呂氏春秋愛類、淮南人間訓。】江北漢水流域亦有名洞庭者。【楚辭所泳洞庭是也。】春秋河東有茅戎,又有陸渾蠻氏,亦稱戎蠻子。杜注雲:“在河南新城縣。”苗與茅、蠻同聲。古三苗疆域大率以此為度。正與虞、夏壤地雜處。舜、禹驅逼苗民,漸遷而西,所渭“竄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也。若三苗在湖湘間,不應驅至今甘肅境。舊說又謂:三苗,薑姓之別。尚書呂刑言及苗民制刑,呂國河南南陽,正古代四岳姜姓居地,本古昔苗土,故引以為誡耳。【範氏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薑姓之別,其國近南嶽。”漢人多指南陽衡山為南嶽也。】

  又有禹、啟與有扈之戰事。

  啟伐有扈,見尚書甘誓、呂覽先己諸篇。鄭玄以為在魏。大戰于甘,即左氏王子帶邑也。【見僖二十四年。】地在今洛陽東南。尚書甘誓,墨子引作禹誓,莊子人間世亦雲:“禹攻有扈。”呂氏召類雲:“禹攻曹魏、屈鷔、有扈以行其教。”是禹時勢力東侵已及于扈。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縣古有扈國。特以同音說之,恐不如鄭玄以為在東者為信。【高誘注:“有扈乃夏啟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則與墨子、莊子均不合,恐出後人臆說。】是舜、禹、啟以來,虞、夏氏族驅逐苗民以固西陲,又攻有扈以擴東土也。

  大抵夏人先起今河南嵩山山脈中,在伊、洛上游,其勢力逐次沿伊、洛向東北下游而移殖。一方自河南省西部北渡黃河而達今山西省之南部,東及太行山南端盡頭之迤西。

  故其地皆稱大夏。史記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又雲:“齊桓公伐大夏。”左傳祝佗曰:“唐叔封于夏墟。”昔人又謂禹都安邑,皆指山西南部中條山經南沿河一帶而言之。

  又一方面則沿河南岸東下,漸次達於今山東、河北境,遂與東方黃河下游諸民族勢力相接觸。

  此可以後羿、寒浞與少康中興之事說之。【此事見左傳襄公四年、哀西元年。】後羿本國在鋤,【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鋤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裡。”即今滑縣東十五裡之鋤城。】入為夏朝之卿士而遷有窮。【史記正義引晉地記:“河南有窮穀,本有窮氏所遷。”左傳定公七年:“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文選洛神賦注引華延洛陽記:“城南五十裡有通穀”,即其地,後人因“窮”名不美而易之。】因太康之畋於洛表,【水內為汭,外為表,洛表,洛之南。】拒太康而入居斟尋。【史記夏本紀正義引臣瓚漢書音義:“斟尋在河南。”竹出紀年:“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左傳(昭二十三年):“郊、尋潰”,杜注:“鞏縣西南有在名鄩中。”張儀列傳正義引括地志:“鞏縣西南五十八裡故鄩城。”】代夏為王,又為其臣寒浞所滅。寒國名,本在東方。【杜預雲:“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今山東濰縣東北五十裡。】浞即代羿,又滅夏之斟灌。【“斟灌”殆即“武觀”,夏後相(太康子)為羿所逼,出依斟灌,見吳世家集解,及左哀元年疏引賈逹說。灌臨河津,故亦曰“灌津”。為斟姓之墟,故曰“斟觀”。在今山東曹縣西故觀城。即春秋衛地。其時夏都蓋自斟尋東北退至斟灌。】使其二子澆處過,豷處弋。【“斟灌”或作“斟戈”,則戈即灌也。則“過”或即是:“鄩”。蓋寒浞滅此二邑而分使二子處之。】而夏後相之子少康出奔有虞,【在河南。左傳杜注:“梁國有虞縣。”】夏臣伯靡自有鬲氏【水經注:“大河瀆西流經西平原鬲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故有窮氏後羿國。”】殺寒浞。而少康自綸【漢書續志:“梁國虞有綸城,少康邑。”在今歸德。】複國。【少康滅澆於過,至其子杼。又滅豷于戈。寒氏遂亡。】此一事見夏代國家規模已頗擴大。有共主、屬邑、分國、敵國等關係,不得僅以遊牧民族看待。

  而其間自太康失國迄于少康復國,綿延數十年,戰爭蔓延及于大河南北兩岸,誠古代一大事也。【此事史記夏本紀失載,而旁見於吳世家。又楚辭離騷、天問亦言之。】又有夏人與東夷之交涉。【見後漢書東夷傳引竹書紀年。】夏之放武觀,【見竹書紀年及逸周書。】滅寒浞,逐東夷,皆見其勢力之逐步東伸。

  商民族亦在東方,初以服屬於夏人勢力之下,繼則起而革命,遂代夏為當時之王朝而稱商代。【古史已難詳論,然夏、商兩代就文化大體言之,似是一系相承,並無甚大顯著之不同,則夏、商殆我漢民族之兩支,而非兩民族也。惟嚴格言,中華民族之摶成,當在春秋乃至先秦。若言夏國、商國則此時政治組織尚未臻十分凝定。若言夏氏族、商氏族,或夏部族、商部族,則似含義又過狹小。姑以民族稱之,經指當時之兩種結集,如雲“夏人”、“殷人”,可勿以嚴正的異民族視之。(下言周民族亦然。)】

  若以虞夏時代為中國上古史之第一期,【以其始建君位世襲之王朝。】則殷商可謂中國上古史之第二期。【以其在近代已有直接史料發見,較虞、夏之純屬傳說追憶者更進一層。】





第二章 黃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時代】



  夏王朝建築在黃河上游,為高地居民所建之王朝,而商王朝則建築在黃河之下流,為低地居民所建之王朝。

  商王朝繼夏王朝而起,最近有關於該時代直接史料之發見,對於中國古代史之可信價值有甚大之貢獻。

  關於殷商一代新發現的直接史料,其主要者為殷墟甲骨文字。其發現在清光緒戊戌、己亥間,出於河南安陽西北之小屯。地在洹水南,洹水三面環之,正合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殷墟上”也。此等甲骨,大體乃殷帝代帝王【盤庚以後。】用以命蔔之辭,刻于龜甲及牛骨之上者。

  一、殷代帝系及年曆



  史記載殷帝王有名字世次,無年數,略如夏代。

  史記殷本紀:自契至湯,十四世,【國語周語:“玄五勤商,十四世而興。”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皆與史記合。】湯至紂三十一帝,【除太乙為三十帝。】十七世。【三代世表、古今人物均作十六世。】

  大體論之,殷商一代年曆,應在五百年左右。

  劉歆三統曆殷代六百二十九年,竹書紀年【史記殷本紀集解所引。】則謂湯滅夏至紂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今以三十年一世推之,商十七世,逾五百年,亦非大遠情實。【左宣三年,王孫滿言:“商祀六百年。”孟子謂:“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是也。】

  最要者,史記所記載,乃為最近新發見之殷墟甲骨文字所證實。

  首為此項工作者,為王國維氏之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見觀堂集林卷九。】其最要之發見如次:

  一、推證殷人出自帝嚳之說。據此則史記殷本紀、世本、山海經、左傳、魯語、皇甫諡帝王世紀種種傳說可以參證連貫,均因卜辭之發見而重新估定此等書籍在古代史料上之價值。【可見中國古代書籍記載,不僅如史記等見稱為謹嚴之史書者有其可信之價值,即素目為荒誕不經之書如山海經等,其中亦有可信之史料。而近人乃轉謂除直接發現之物證外,上古流傳文字記載,皆不可信,豈不顛倒之甚!】又據此知五帝之系統雖出於戰國後人之編造,而五帝之個別傳說,則各有淵源,決非後人所捏造。如殷帝之出帝嚳,即其一例。【虞、夏出顓頊,殷商出帝嚳,本屬東、西兩系統,此後中國漸趨統一,乃謂雙方皆出皇帝。古史之新系統,隨時代精神之新需要而轉變。今殷商出帝嚳之說,既有甲骨卜辭為之證實,則夏本紀謂夏人出自顓頊,司馬遷亦應有其根據,不得應吾儕未發現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

  二、發見卜辭有王亥,即史記中之振。【“振”乃“亥”字之訛。】據此則山海經、竹書紀年、呂氏春秋、楚辭、天問、世本、管子、漢書古今人表種種傳說記載,盡可參證連貫。

  三、又有王亥而發見王恒。【此為史記、世本、竹書紀年所不詳。】以卜辭證天問,可以補古史之缺。

  且所證者均在成湯之前,因此所載夏代古史,亦可同樣提高其可信之地位。

  史記自契至湯十四世,而夏代自禹至桀,亦十四世。桀與湯同時,則禹與亦可略同時。史記所載殷代湯以前事,即有甲骨文為之證明,則史記記載夏代桀以前事,雖此時尚無同樣直接之史料為之作證,而史記之非向壁虛造,則可不證自明矣。【尚書堯典說禹與契同在虞廷,史記五帝本紀說夏、商同出黃帝,此等說法可出後人偽造。然史記記載夏、殷曆世帝王名字、世次,乾燥無味,未必亦出後人之偽造。史記可以有漏說,有訛誤(例如前舉),而大體則可信。此即前節所辨,“傳說”有來歷,與憑空假造不同也。】

  至成湯以下之世系大略,史記與卜辭亦可相證。

  繼王氏研治殷墟甲文以證論古史者有郭沬若氏。郭氏疑王氏之考證不可信,其說有三:【見郭氏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一謂自盤庚遷殷至紂,殷本紀凡八世十二君,而竹書紀年言有七百七十三年,推算不合。

  二謂卜辭中有多數人名疑如帝王,如祖丙、祖戊、小丁、小癸等,均為殷本紀所無。

  三謂盤庚以下世系年數既可疑,以前更不敢遽信。此三點中最要在第一點。史記殷本紀集解引竹書紀年雲:“湯滅夏至受四百九十六年。”又惟一條又雲:“盤庚至紂七百七十二年。”此兩條自相矛盾,知其中必有誤字。【朱右曾竹書紀年存真,逕自改盤庚至受為“二百七十二年”,並無根據,而殊近情理。】郭氏據此一條【有誤字的。】而推翻王氏之論證,實嫌證據不充分。第二點則根據第一點而來,王氏於此已有解說。謂殷人王位兄終弟及,故諸兄弟雖早世未踐君位,而祭亦與君同祀,其推想殊近情理。第三點又根據第一、第二點而來,而前兩項既有解答,第三疑自難成立,據此史記記載殷代帝王世系實大致可信,即無從推翻夏代的,謂是全不可信也。【除非有相反的證據發見。】

  二、殷人居地之推測

  殷人居地,大率似在東方。自湯以前,大體皆在今河南省大河南岸商丘【所謂“宋”。】之附近。

  帝嚳居地毫【史記五帝本紀集引皇覽:“帝嚳塚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毫野中。”】與湯居之毫,【漢書地理志臣瓚注:“山陽郡薄縣,湯所都。”】均即宋地。契居蕃,【見世本。】即漢書地理志之魯國蕃縣。史記殷本紀謂“契封于商”,則宋國商邱。【邱,虛也。商邱,即商墟也。】相土居商丘,顓頊之虛,又謂帝丘,即春秋之衛。左傳【定公四年。】祝佗曰:“取於相土東都,以會王之東搜”是也。舊說湯以前八遷,大率皆東方地。【史記六國表謂“湯起毫,在西方”,後頗有主之者。緯書(商頌正義引雒予命,又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有“天乙(即湯)在毫,東觀於洛”之說。然緯書後起不可信。鄭玄雲:“契封商,在太華之陽。”即戰之商於地,今陝西商縣。)然古本竹書紀年謂:“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水經濁漳水引。)則陝西商地,其名後起。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東方宋地亦有莘。然則謂殷起於西方,惟史記一說,孤證難立。】

  至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乃至大河之北岸。

  亶甲城在安陽縣西北五裡洹水南岸,【帝王世紀。又呂覽音初篇:“殷整甲徒宅西河。”此西河在衛地,整甲即亶甲也。】自是殷人始北遷。耿【史記殷本紀作“刑”,即左宣六年及魏策之“刑丘”杜注:“河內平皋縣。”】亦在河北,今河南省溫縣東二十裡。【史言紂“廣沙丘苑台”,沙丘、刑丘,是自河亶甲、祖乙、盤庚至紂,其實皆在數百里間之地也。】

  至盤庚徒殷,【即漢書項羽傳所謂“洹河南殷墟”,今甲骨出土地也。此據竹書紀年。史記則謂,盤庚重遷河南,居毫,至武乙始遷殷。】至紂更不遷都。

  自湯至盤庚,十世十八帝。自盤庚至帝辛,七世十二帝,此一期大率當過二百年。故至商紂時,商邑日大,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此據竹書紀年。】聚眾百萬,左飲淇水喝,右飲洹水不流,【此據戰國策。】其盛況可想。

  古代黃河自河南東部即折而北向,經今之漳河流域而至今河北之滄州境入海。商民族則正居河南、山東、河北三省相交黃河下游一隈之四周,恰與夏民族之居於河南、陝西、山西三省相交黃河上游一隈之四圈者東西遙遙相對。【春秋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見夏商根據地之東西相對峙。】大抵下游低地,氣候土壤均較佳,生活文化較優,而居民較文弱,亦易陷於奢侈淫佚。上流高地,氣候土壤較惡,生活文化較低,而居民較強武,勝於軍事與政治方面之團結。夏人勢力逐次東移,漸漸往下,征服下游居民,而漸漸習染其驕侈淫佚之習氣,【如太康之遊畋忘歸,以及夏桀之荒淫皆是。】於是下游民族,乘機顛覆此統治者而別自建立新的王朝。【如後羿、寒浞與商湯皆是。夏、商既同為漢民族之兩支,則夏、商以前中國民族最先居地應何在,此亦難詳論。】殷人自商湯滅夏,漸漸形成規模較更像樣之國家,至周人則又起於西方,仍循夏人形勢,東侵征服殷人,而漸次移殖于大河下流一帶之平原。如此則黃河上下游相互綰結而造成中國古代更完備、更像樣之王國,是為周代。

  漢人傳說“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此論三代文化特點,雖屬想像之說,然以古人言古史,畢竟有幾分依據。大抵尚忠、尚文,全是就政治、社會實際事務方面言之,所謂“忠信為質而文之以禮樂”,周人之“文”,只就夏人之“忠”加上一些禮樂文飾,為歷史文化演進應有之步驟。其實西方兩民族皆是一種尚力行的民族,其風格精神頗相近似。商人尚“鬼”,則近於宗教玄想,與夏、周兩族之崇重實際者迥異。故虞書言禹為司空治水,棄後稷司稼穡,而契為司徒主教化。

  禹、稷皆象徵一種刻苦篤實力行的人物,而商人之祖先獨務于教育者,仍見其為東方平原一個文化優美耽於理想的民族之事業也。厥後至春秋、戰國時,宋人猶每有不顧事實騁於理想者。惟孔子以宋人而祖世居魯,一面抱有偉大高遠之理想,而一面又深愛周文化之陶冶,極慕周公以來之政制,切於實際,可見於行事,遂成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大成之聖人焉。【又按:中國古代文化孕育于北溫帶黃河兩岸之大平原,以農業為主要之生活,因此其文化特別具有“著實”與“團結”與“和平”之三要素,不如印度之耽於玄想,亦不如波斯、希臘、羅馬之趨於“流動”與“戰爭”與“分裂”。吾人若一游西安、洛陽、安陽、商丘以及濟南、曲阜諸平野,溯大河,曆廣土,茫茫乎,蒼蒼乎,徘徊俯仰之間,必能想像我民族先民偉大創基之精神於依稀仿佛中也。】

  三、殷人文化之推測

  根據殷墟甲骨文字,知商代耕稼、種植、牧畜、建造、關於人類生事各方面之文化程度,已頗像樣。

  關於耕稼方面甲文中有田、疇、禾、穡、黍、粟、來、麥等字,又有酒、鬯等字,祭鬯至百卣,見其時釀酒之盛。種樹方面,有圃、果、樹、桑、栗、絲、帛等字,知其時已有養蠶業。牧畜方面,有馬、牛、羊、犬、豕、豚、鶏、彘等,家畜、家禽之名稱極夥,知其時畜業亦甚盛。建造方面,有宮、室、宅、家、舟、車等字,知其時家屋建築與交通工具已相當進展。卜辭中行獵次數特多,此因蔔、獵本屬相關,同為屬於祭祀下之一種典禮。

  古代貴族以行獵為典禮,亦即以為娛樂此直到春秋乃至西漢仍然。不能據此謂其時“正從漁獵進展為農耕”。

  卜文小不及黍米,甲骨至堅,契刀必極鋒利,即其時煉金術必已經相當之演進,不能說商代“正從石器進至金器”。【至其時尚有用石器者,則自屬事實。鹽鐵論載漢武帝以後有“木耕手耨”之事,豈可據此以推論漢中葉之社會文化?】

  至謂商代方在一“母系中心的氏族社會”,【此據商代帝王“兄終弟及”之制度推論。然此最多可謂此種制度淵源與此種社會,不能便謂仍是此種社會也,且商代三十一帝十七世,直接傳子者亦十二、三,幾占半數。春秋時吳通上國,其王位繼承亦仍是兄終弟及,豈得謂其亦為母系中心時代?又如以卜辭有“諸父”、“諸母”之稱,而認其為群婚制,則此種稱呼至春秋猶然,豈可謂春秋亦群婚時代乎?】

  又謂其乃一“原始共產制的氏族社會”云云,更屬無據臆測。【此皆郭氏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語。只就商代所表現於政治規模之進步論之,即知此種說法之無稽也。】

  根據商代傳世鐘鼎之多與精,更可見其時文化程度之高。

  據殷文存一書所收殷器銘文在七百種以上,惟一因有周器濫入,二因有器、蓋不分,恐無此數。要之已甚為可觀。

  若以殷代文化與周初相較。則見其有一派相承之跡。

  周代銅器款識,與殷墟文字同出一原,一也。殷墟有骨笄,骨梳,知商人已有束髮之俗,二也。甲骨文及銅器中畫人坐形,則席地乃殷、周同俗,三也。尊、罍、觚、爵、鼎、鬲諸器,殷、周皆同其形制,四也。兵器戈、矛、弓、矢、刀等,甲文與銅器無殊。殷墟所得弓、矛亦與周器大同,五也。周代字,甲文作等,同有編簡之制,六也。殷、周同用貝為貨幣,“貝”字常見於甲文及銅器中,七也。

  蓋古代此黃河東、西兩隈之交通,早已殷繁,故于商人中亦時見舜、禹故事之流傳。夏、殷兩代文化已見交融,更何論于起之殷、周。

  四、殷周關係

  周人滅殷前,兩國在政治上早已發生關係,並非為不相聞問之兩民族。【謂殷周之先本無關係者,乃崔述豐鎬考信錄說。】

  據傳說,周王季曾命為殷牧師,【後漢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其後文丁殺季曆。【呂覽首時,晉書束皙傳、劉知幾史通疑古、雜說兩篇。】西伯與九侯、【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詩:“我征徂西,至於艽野。”“九”、“鬼”同聲。禮記明堂位作“鬼侯”。鬼方正在西方也。】鄂侯【史記晉世家集解引世本:“叔虞居鄂。”即大夏。左隱六年:“翼嘉父逆晉侯隨,納諸鄂。”此在晉南。三公皆在殷西。】又為紂三公,而西伯見囚于羑裡。【左傳襄二十一年、趙策、韓非子、尚書大傳、史記、褚先生補史記龜策列傳等書。】則殷周關係已夙有之。或武乙之暴雷震死於河、渭之間,殆如周昭王之南征而不復也。【據此殷之忌周已甚,而周之蓄志翦商亦已久矣。文王死未葬,武王奉文王木主以伐紂,蓋以乘紂之不備。及周從之得志,並其先世事皆諱之,若伐紂盡出弔民伐罪之公,並無一毫私存於其間。此猶滿清初以告天七大恨興師叛明,及入關後亦諱不復道也。】

  而且殷、周之關係,已顯如後代中央共主與四方侯國之關係。

  此證之周人自述。詩大雅:“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於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此見王季時與殷畿諸侯通婚姻也。尚書召誥【召公語。】稱“大國殷”,多士【周公語。】稱“天邑商”,大誥【成王語。】稱“小邦周”,顧命【康王語。】稱“大邦殷”。此皆周人已滅商之後之文告。可見以前殷、周國際上地位名分確有尊卑,決非敵體之國,為並世所共認,故周人亦不能自諱也。

  更據周人所稱述,知當時之殷、周,乃略如以前之夏、商,夏、商、周三代之觀念,起源甚早。

  召誥雲:“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相古先民有夏,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今時既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為茲二國命。”

  在夏時已有所謂中央共主與四方侯國之國際關係,【此種政治上名分成立與維持,為考論中國古代史文化演進一極端重要之問題,不可忽視。】及至殷未周初,此等共主與侯國之政治演進至少已有七、八百年以上之歷史。而且殷在安陽,周在豐鎬,相去千裡外,【若以安陽為中心,安陽至豐、鎬之距離為半徑,畫一圓周,約略可以想像殷王室政治勢力圈之大概。今殷墟發掘所得海濱居民之器物甚多,知殷人與東方海岸之關係,必甚密切。商亡有箕子避至朝鮮之傳說,或殷王室勢力本至及於朝鮮半島也。】政治上能有此名分上之維繫與分別,只據此點,即可推想當時一般文化之程度。【實則此層與上論史記列載夏、殷帝王名字世次一節,只是一事之兩面。自禹、啟以來,中國古史上已有中央共主傳世相承千年之久,雖王朝有夏、商之別,政治演進,則仍是一脈相沿。治古史者每忽略此點,好將中國文化壓低,好將中國古代猛進,不知其所從來之感。】





第三章 封建帝國之創興【西周興亡】



  周人起於西方。

  此所謂西方,亦比較而言。文王處岐,即在畢程岐周,當咸陽之東北數裏而遙。則所謂太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則安之下者,即文王之岐。後世又謂岐豐之地。【所謂周平王賜秦襄公以岐西之地者,此岐自決不在鳳翔。】竊疑邠在山西邠城,逾梁山乃西避,非東遷。周人祖先之活動區域,亦在大河西部一隈之四圈,稍後乃誤以鳳翔岐山說之。

  較之夏、商似為後起。

  史記言周文王以前世系,不如殷商之詳。惟周語太子晉謂:【自後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衛彪傒謂:【後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皆與史記合。今自文王上推十五世,僅與商湯略同時,則史記謂周先後稷子不窋適當夏後氏政衰者近是,謂後稷在陶唐、虞、夏之際則非矣。似周乃文化後起之族,而強上推其先世至虞代以與夏、商並比耳。【又據史記周本紀所引太誓及逸周書世俘解諸篇觀之,知其時殷王室已極奢靡淫佚,而周人則似文化初啟,尚不達邊鄙獷野剛果之風。】

  武王滅殷,把黃河東、西兩部更緊密的綰合起來,造成中國古史上更燦爛、更偉大的王朝,是為西周。

  一、西周帝系及年曆



  西周史有詩、書可征,史料較殷更備。然史記尚不詳其年曆,其帝王世次如左圖。

  西周十一世十二君,其年曆大約不出三百年。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起,迄幽王末共七十一年,以上周年無考。然魯世家載魯諸君年自伯禽以下迄共和前一年,共一百五十七年,惟缺伯禽一代。若以劉歆三統曆伯禽四十六年補之,共二百七十四年。自周開國至伯禽封魯尚有十許年,故知西周不出三百年也。

  二、周初之封建

  西周三百年歷史,最重要者為封建政體之創興。

  周人封建,亦由當時形勢之實際需要逐步逼桚而成,同時亦是周民族對於政治組織富於一種偉大氣魄之表見。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謂:【殷人兄終弟及,周人父子相傳,封建制從父子相傳制來。】引說頗嫌看史事太鬆馳,不見力量,只把天下依著家庭的私關係隨宜分割,無當于周初建國之嚴重局勢。只是一種隔絕史實之空想而已。且殷人自庚丁後已五世傳子,【殷本紀、三代世表、古今人表皆同。】未知何故。【亦可是五世單丁無兄弟,然亦可不傳弟而傳子。史文缺佚,已難詳論。惟史記殷本紀謂:【帝乙長子日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母為正後,得嗣。則其君位傳襲之法,已開問人先聲矣。】至周初君位,頗有立賢之跡象,或以便於爭強而然。如太王舍太伯、虞仲而立王季,為第一次立賢。文王長子伯邑考,次子發,【即武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為第二次立賢。【伯邑考果系先卒與否不可知。周人乃一種極長於實際政治上爭強之民族,大有舍長立賢之可能。】

  武王滅紂以後,並不能將殷人勢力徹底剷除,因此仍封紂子祿父【即武庚】于殷,【孟子謂:“殷自武丁以來,賢聖之君六、七作、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可見殷代政治勢力之韌固。盤庚至紂二百年,王朝系統相承,其政治成績必有可觀也。】周時則設立三監,【管叔、霍叔、蔡叔。】以監督武庚之近傍。

  武王行二,次管叔鮮,【行三。】次周公旦,【行四。】次蔡叔度,【行五。】又次霍叔處,【行八。】次康叔封。【行九。】武王封管、蔡而周公不預,以諸弟中周公最賢,武王引之助治國政,統籌大局,故不出封在外也。【史記魯世家:“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其他如魯、燕、齊諸國,始封皆在成周之南。

  今河南有魯山縣。詩閟宮:“居常與許,複周公之宇。”許、鄭密邇,亦在河南。“燕”字本作“郾”,今河南有郾縣,與召陵密邇,當是召公初封之地。齊為周之外戚,國語:“齊、許、申、呂由大姜”,許、申、呂三國皆在今河南境,則齊之初封,亦應與三國近。或本即是呂,故太公稱呂望,丁公稱呂伋,【顧命。】後乃分封於齊。

  此乃西周第一期之封建。

  大概周人勢力,逐步東侵,分為兩線,由豐向東南經營漢水上流,漸及淮域,此文王已開其基。【故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搗虛批亢。未能直犯殷幫,乃先南下。】由豐、鎬向東北,經管河、洛,及于殷商,則為武王之新猷。周初封建,即為此兩線展擴之初步成績也。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封禪書。又禮記文王世子雲:“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崩于文王崩後五年,豈文王十齡生武王耶?此決不可信。大抵武王年壽並不甚高。】此乃周初一個最嚴重的局面。不得已乃有周公之攝政。

  若傳子,則成王尚幼,不足支此危局。若傳弟,先應及管叔,周公知管叔亦不足膺此重任。若傳賢,自屬周公,【周書度邑:“武王謂周公日:‘乃今我兄弟相及。’”則武王固有意傳周公。】然周公居中主政,嫌於自取,不得已乃奉孺子王而攝政。【書大誥:“王若日”,鄭玄雲:“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為王。”】

  管叔不瞭解周公之苦心,武庚乘機煽惑,三監轉聯殷同畔。【此見當時王位繼承法尚未明定,管叔本非決不可立,疑周公奉成王而攝政,乃以排管叔而終謀自取之也】

  當時東方整個舊殷王朝的勢力,一時俱起。

  計有三監、殷、奄、【即以後之魯。】熊盈族、【凡十七國。】淮夷、【在淮北。】徐戎。【在魯東薛。】

  周公親自東征,殺管叔。定亂,乃重定封國。

  一、魯——周公子伯禽伐淮夷、徐戎,遂封於魯。【今山東之曲阜,得殷民六族。伯禽既能專師主討伐,知成王亦不甚幼弱。周公慮其不能應付當時危局,故乃毅然攝政。管叔亦因此疑周公而遂叛。】

  二、齊——封太公子丁公于齊。自有魯、齊之新封,周人勢力始越殷而東達海濱。

  三、衛——封康叔于衛,得殷民七族。自此殷朝自盤庚以來歷八世十二君垂三百年之河北根據地,始拱手而讓之周人之治下。

  四、宋——封微子啟于宋。周人尚不能完全宰製殷遺,乃封其王族之賢者於自湯以來之故土,仍表示周人之無意于滅殷族也。

  五、晉——封唐叔于夏墟,此為通周人自大河南岸直通墟【即新衛。】之要道。

  六、蔡——封蔡仲于蔡,此為周人經營南國之極東點。自此北繞而與魯、齊相呼應,以及於衛、晉,而宋人自在大包圍中。

  七、東都——周公又管洛邑為東都。置殷頑民焉。【殷遺民大部瓜分,即魯、衛、宋、洛邑是也。】天子常自臨駐,以鎮攝東方,而與新封諸邦相聯絡。

  此可謂周人的第二次封建。魯、齊諸國皆伸展東移,【其時燕亦移于河北,大約在齊、衛之間。】鎬京與魯曲阜,譬如一橢圓之兩極端,洛邑與宋則是其兩中心。周人從東北、東南張其兩長臂,抑殷宋於肘掖間,這是西周的一個立國形勢,而封建大業即於此完成。【夏、殷之際,雖已有共主、諸侯之名分,然尚不能有如此強有力的建國形勢,故曰封建制度起于周代,實乃中國古史上一重要之進展也。史記三代世表謂:“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亦因殷以前所謂諸侯,大體僅為部族,不能如周室封建各國之文化規模耳。】

  左僖二十四年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今河南鄭縣。】蔡、【今河南上蔡。後遷新蔡。又遷州來,今安徽壽縣。】、郕、【山東汶上縣。】霍、【山西霍縣。】魯、【山東曲阜。】衛、【河南淇縣。後遷楚邱,今河南滑縣。又遷帝丘,今河南濮陽。】毛、【河南宜陽。】聃、【湖北荊門。】、郜、【山東城武。】、雍、【河南修武】曹、【山東定陶。】滕、【山東滕縣。】、畢、【陜西咸陽。】原、【河南濟源】。酆、【陜西鄠縣】、郇,【山西臨晉。】文之昭也。邘、【河南懷慶。】晉、【山西翼城。後遷曲沃,今山西聞喜,又徒絳,今曲沃。】應、【河南寶豐。】韓、【陜西韓城。】武之穆也。凡、【河南輝縣。】、將、【河南固始。】邢、【河南邢臺。後遷夷儀,今山東聊城。】茅、【山東金鄉。】胙、【河南汲縣。】祭,【河南鄭縣。】周公之胤也。”

  又左昭二十八年載成鱄之言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一人。”荀子儒效則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左昭二十六年謂:“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 【又昭九年亦雲:“武王、成、康之建母弟。”】此周初封建發展之大勢,其詳則不可得而說矣。

  周公攝政七年,而始歸政於成王,【非成王至是始長,乃大局至是始定也。】於是周人傳子之制亦因而確定。【王氏謂因先有傳子之制而始封建,未窺周人政治上之偉大能力所在也。】

  三、西周勢力之繼續東展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種侵略性的武裝移民與軍事佔領,與後世統一政府只以封建制為一種政區與政權之分割者絕然不同。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後面,需要一種不斷的武力貫徹。【此種形勢,正如近代國家海外殖民,亦需有不斷的一種力量貫徹連擊其間也。若此種力量一旦消失,則全體瓦解矣。】周人立國,是一個坐西朝東的形勢。【任何一個國家,必有其立國之形勢。此種形勢須由國力來支撐。不斷用力支撐此種形勢,而求其強韌與擴大,即所謂“立國精神”與“立國理想”。相當於此種形勢之各項措施,即所謂“立國規模”。一個國家知有此形勢與規模而繼續不懈,此為國家之“自覺”。待此國家理想消失,精神懈靡,陷於不自覺之睡眠狀態,則規模漸壞,形勢日非,而國遂不國。】其國力的移動,大勢可分兩道。

  第一道由陜西出潼關,向河、洛,達東都,經營黃河下流。此武王伐殷、周公東征之一線。

  第二道由陜西出武關,向江、漢,經營南陽、南郡一帶,以及淮域。此文王化行南國之一線。

  昭王南征不復,是周人勢力東展在第二線上之挫折。

  穆王西征,是周人勢力東展在第一線上之擴大。

  穆王西征之傳說,據穆天子傳所載,系自洛邑渡漳水,絕太行,【研山,即井研。】循滹沱,北征犬戎,依然為第一線之繼續伸展。其循而西行,恐不出陜西西北部,至遠及於甘肅。【秦、漢以後,中國一統,立國形勢大變,以前之向外發展,至是變成只在腹裡活動,與當時人之想像不合,故說古史者無意間都將地理方向倒了。一說到穆王西征,則想像其直去西域新疆。雖與古史真相不合,亦見當時人自有其很深的國家理想與國家精神。】

  宣王中興,其力征經營者,依然是此兩路。

  詩江漢,召穆公平淮夷也。詩常武,尹吉甫征徐戎也。此乃宣王之南征,循上述第二線。詩出車,南仲城朔方,伐玁狁、西戎。詩六月,尹吉甫伐玁狁至太原。【朔方、太原,大體均在今山西省南部黃河北岸。“方”,疑即“舜陟方乃死”之方山,近安邑。太原者,春秋昭元年:“晉荀吳敗狄於太原。”公羊雲:“此大鹵也。”谷梁雲:“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正指今解縣鹽池,則方與太原近在一地。】詩采芑,方叔征蠻荊也。【此詩之蠻荊,疑即指玁狁,非後世楚地荊州之蠻。虢季子白盤記伐玁狁事,亦雲“用政蠻方”,禹貢“荊、岐既旅”,又曰“導汧及岐,至於荊山,逾於河”,此荊山在陜西不在湖北。方叔征蠻荊,亦當在陜西、山西,不在湖北也。】此乃宣王之北征,循上述第一線。

  周人勢力不斷向此兩路線展擴,而周人之封建事業亦遂不斷推進。

  詩江漢,召虎徹疆土,錫山土田;詩崧高,封申伯邑於謝;詩烝民,封仲山甫於東方。據此諸詩,見西周封建工作,至宣王時,尚不斷在進展中。蓋封建即是周人之一種建國工作,不斷向東方各重要地點武裝移民,武裝墾殖。而周代的國家亦不斷的擴大與充實。【相應於周人此種軍事政治之推進者,則尚有其“宗法制度”。必三者並觀,乃可以明瞭當時之所謂“封建”。】

  四、幽王見殺與平王東遷

  西周三百年來之力征經營,其面向常對東南,不對西北,【因其時周人之敵,多在東南,不在西北也。】幽王遭犬戎之難,見殺於驪山下,似犬戎居地亦在周之東南。【或偏近西南而非西北。】

  左傳昭公四年:“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此等戎狄正近在河南省西南太室山一帶,證一。

  犬戎由申侯召來,申在南陽宛縣,【漢書地理志。】今河南南陽【城北二十裡。】有申城故址。宣王時申遷於謝,在今南陽稍南。大率其國在周東南千數百里,如犬戎在周西北,相距遼遠,申侯何緣越周附戎,戎亦何緣越周合申,形勢不同,證二。

  據鄭語,當時申、西戎、繒相結。左傳【哀公四年。】:“楚人致方城之外於繒關。”則繒近方城,與申接壤,證三。

  幽王與申、繒、西戎之聯軍遇於驪山,【故驪戎國。證戎不在周之外而在內。此內外本是後人見解也。】其地在周鎬京與申、繒之間。證四。【鄭語,史伯之告鄭恒公日:“四方之國,非五母弟甥舅,則夷狄。”亦華戎雜處,幽王前已然之證。】

  幽王既死,周室遂分裂。

  竹書紀年:【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疏引。】“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於申,虢公翰立平王子余臣於攜。週二王並立。二十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此事史記失載。新唐書大衍暦義謂“豐、岐、驪、攜,皆鶉首之分,雍州之地”,是攜乃岐、豐相近之地名。虢公立攜王,實為主持正義。許與申為同姓,故助平王。又今本紀年,同立平王者尚有鄭。鄭桓公為周司徒,見周將亂,早謀東遷。鄭武公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薑,【即鄭莊公之母。】故鄭、申亦同謀。【鄭桓公死於驪山之難,而武公遂與申同護平王東遷也。】

  魯乃周室東方封建最親、最主要之國家,故申、許、鄭三國乃假託其名義。【觀於平王東遷後,魯國採取不理態度,知以前決不主張立平王也。】晉文侯凱覦黃河西岸之土地,乃起兵殺攜王,自為兼併。平王德其殺讎,而無力索還故土,立於申乃暫局,於是東遷洛邑。【史記不知其間曲析,謂平王避犬戎東遷。犬戎助平王殺父,乃友非敵,不必避也。又按:史公言幽王寵褒姒,褒似不好笑,幽王舉烽,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為之數舉烽。乃犬戎至,舉烽,諸侯救不至,遂殺幽王。此委巷小人之談。諸侯兵不能見烽同至,至而聞無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舉烽傳警,乃漢人備匈奴事耳。驪山之役,由幽王舉兵討申,更不需舉烽。史公對此番事變,大段不甚了了也。】鄭武公則藉此並虢自大,故日:“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左傳隱公六年。】秦人亦乘侵佔岐西地,與晉連壤通好。此乃西周東遷時西方一部分諸侯情勢之大概。

  及平王東遷,以弑父嫌疑,不為正義所歸隊,而周室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掃地以盡,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

  平王宣臼乃申侯甥,申侯為其甥爭王位。故聯犬戎殺幽王,凡擁護平王諸國,如許、申、鄭、晉、秦、犬戎等,皆別有野心,形成一非正義之集團,為東方諸侯所不齒。因此周室東遷後,政令亦驟然解體。





第二編 春秋戰國之部



  第四章 霸政时期【春秋始末】 2

  一、春秋年历及分期 2

  二、霸前时期之形势 3

  三、齐桓晋文之霸业 6

  四、霸政衰微后之大夫执政 10

  五、春秋时期之一般文化状态 11

  第五章 军国斗争之新局面【战国始末】 13

  一、战国年历及分期 13

  二、从宗法封建到新军国之种种变迁 17

  第六章 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 23

  一、春秋时代之贵族学 23

  二、儒墨两家之兴起 24

  三、学术路向之转变 28

  四、士气高张 29

  五、贵族养贤 30

  六、平民学者间之反动思想 31





第四章 霸政時期【春秋始末】



  西周未葉,中國已有明確可據的編年歷史記載。

  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今按:春秋托始魯隱西元年,實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史記三代世表則始于西周共和元年,相距百十有九年。史公既極稱孔子傳疑之慎,則史公記年自必有所本。故知中國古史紀年,至遲造始於西周末葉,必已明確可依據也。【惟不得據此謂西周共和以前必無明確年歲。如史記魯世家載伯禽以下諸君年數是也。豈有魯室已有諸君年歲之記載,而周天子王家顧無之?蓋因史文散佚,史公未之見。史公既師孔子之慎,故遂不之論耳。】

  孔子作春秋,則為中國第一部完整的編年史,後世即名此時期為“春秋時期”。

  一、春秋年曆及分期

  春秋時期可以說是東周史之第一段落。此段落約占三百年。

  春秋自魯隱西元年迄魯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左傳記載史事較春秋為明備,又下續至哀公二十七年終,凡二百五十五年。若自周平王東遷一併計入,共三百零三年。

  此三百年的歷史,可以稱為“霸政時期”的歷史,仍可本此分三段落:

  一、霸前時期——迄魯莊公八年,【翌年齊桓公立。】凡八十五年。

  二、霸政時期——自魯莊公九年【齊桓西元年。】起,迄魯襄公十五年,【晉悼公卒。】凡一百二十七年。

  三、霸政衰微時期【即大夫執政期。】——凡九十一年。

  附春秋時期周室帝系表:



  二、霸前時期之形勢

  周室東遷,引起的第一個現象,是共主衰微,王命不行。

  平王崩,魯不奔喪。桓公二十餘年,五聘魯。【魯為東方姬姓諸侯之宗國,平王之立,魯蓋不之擁戴,王室命令因此不行于東諸侯。故桓王繼位,乃竭意聯歡于魯也。】鄭莊公射桓王中肩。【平王之東,與晉、鄭諸國相狼狽,惟至平王晚年,似有轉親虢國之意。(殆惡鄭之專。)故左傳謂:“王貳于虢,鄭伯(莊公)怨王,王曰:‘無之。’周、鄭交質。”及平王卒,周人終用虢公,與陳、蔡、虢、衛伐鄭,為鄭所敗。蓋王室既東,亦漸有意轉變其往日之地位與關係,而卒於不能自拔也。虢于惠王二十二年為晉所滅,申則于莊王時為楚所滅,自是王室益不振。】

  王命不行下引起的第一個現象,則為列國內亂。

  魯為周室所封東方最親、最有地位之諸侯,【史記謂:“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有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禮記明堂位則謂:“成王以周公有動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其說信否不可知,要之魯在東諸侯中,實居首領之地位,則可斷言也。】惟周室之東,魯即表示不擁戴之態度。【此以平王得政之來歷言之,亦不可為非,惟魯、衛諸邦亦並不能封王室有所盡力匡正。】而不久魯亦內亂,桓公以弑兄【隱公。】自立,【鄭首先承認。】於是列國篡亂相乘。宋華督弑殤公,【桓二年。】晉曲沃伯殺哀侯,【三年。】陳公子佗殺太子免自立,【五年。】曲沃伯又弑小子侯,【七年。】鄭祭仲逐昭公立厲公,【十一年】複逐厲公納昭公,【十五年。】衛逐惠公,【十六年。】鄭高渠彌弑昭公,【十七年。】齊襄公殺魯桓公,【十八年。】前後十九年之內,禍變迭起有如此。

  王命不行下引起的第二個現象,則為諸侯兼併。

  見於春秋國數凡五十餘。【見公羊疏。】若並見左傳者計之,有百七十國。其中百三十九國知其所居,三十一國亡其處。【此據晉書地理志。】然舉其大者,不過十餘。【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為魯、衛、齊、晉、楚、宋、鄭、秦、陳、蔡、曹、燕、吳。(索隱:“篇言十二,實敘十三。”)據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所載,楚並國四十二、晉十八、齊十、魯九、宋六、其它不具舉。】

  又自列國內亂、諸侯兼併下引起一現象,則為戎狄橫行。

  當時中國本為一種華、夷雜處之局。

  舊說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各遠居四裔,而諸夏在中原;此觀念殊不可恃。當時蓋為一種華、夷雜處的局面。【如左文九年秋:“楚自東夷伐陳”,似東夷在陳、楚間。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則九夷在南陽。陸渾蠻在伊、洛上源,故晉荀吳欲滅陸渾,先有事于三塗。哀四年夏,楚謀北方,襲梁,圍蠻氏。隱二年春,“公會戎於潛”;(今山東曹縣境)秋,“公及戎盟于唐。”(今山東魚台縣)僖二十四年,王子帶以狄人伐王,上舉諸例皆可見。】

  而此局面自始即然,亦並非自周王室東遷,四裔異族乃始交侵而入中國。【此觀上篇論周人封建真相便知。】

  蠻、夷、戎、狄亦非四種絕不同的民族,故蠻夷可兼稱。【楚武王自謂“我蠻夷也”。】戎狄、【管仲雲:“戎狄豺狼。”魏絳雲:“戎狄薦居。”】夷狄、【燕策有“北夷”。】蠻戎,【春秋有“戎蠻子”。】皆可兼稱。

  諸夏與戎狄亦多種姓相同,如晉獻公娶大戎狐姬,【生重耳晉文公。】又娶驪戎女驪姬,則戎有姬姓。【時人謂“同姓相婚,其生不蕃”,遂以晉文公為異征。又齊靈公有戎姬。】又有子姓。姜戎自稱四嶽之後。【左傳襄公十四年。】國語富辰曰:“廬有荊媯”,【韋昭曰:“廬,媯姓國。荊媯,廬女,為荊夫人。” 】春秋稱廬戎,【楚滅之,為廬邑。漢置中廬縣,屬南郡。】是戎亦有媯姓。左傳子魚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則此諸族,當時亦目為夷,不與諸夏伍。

  華、夷通婚,尤為習見。【周襄王娶狄後。齊桓三夫人,曰王姬、徐贏、蔡姬。徐則當時目為夷者。晉獻公娶戎女。已見前。晉文公娶叔隗。以季隗嫁趙衰,生子盾,隗系北戎姓也。潞子嬰兒之夫人,乃晉景公姊。呂相謂:“白狄,我之婚姻。”越襄子姊為代(北狄)王夫人。狐犯為晉文公外舅,其子狐毛、狐偃、偃子射姑、即賈季,晉亂仍奔狄。】

  因此華、戎聯盟之事亦屢見。【肴之役,晉有薑戎。鄢陵之戰,楚有東夷。齊、衛、魯、鮮虞聯師伐晉,尤著者,則如申、繒、西戎聯師殺幽王。】

  所謂諸夏與戎狄,其實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種界線,乃耕稼城郭諸邦與遊牧部落之不同。

  當時華、戎分異,自生活上言,則如薑戎氏雲:【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是也。【左襄十四年。】自言語上言,則如薑戎氏又稱“言語不達”,史記由餘“其先晉人,亡入戎,能晉言”是也。自禮服上言,則如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發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也。自戰事上言,則如鄭人與北戎戰,曰:“彼徒我車”,是也。凡此諸別,言語一項似不重要。

  齊、楚南北方言即不同。至生活、禮服諸端,其重要關鍵,實在耕稼與遊牧之別。故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左莊二十八年。】又曰:“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左襄四年。國語謂“與之貨而易其土”。】

  惟其為耕稼的社會,故有城郭、官室、宗廟、社稷、衣冠、禮樂、車馬、貨賄,此則為諸夏。惟其為遊牧的社會,故無上述城郭、官室諸文物、而飲食、衣服種種與諸夏異,而成其為蠻夷戎狄。

  耕稼與遊牧,只是一種經濟上、文化上之區別,故曰:諸夏用夷禮則夷之,【如春秋僖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乃禹後也。】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如楚自稱“蠻夷”,其後與于中原諸侯之會盟,蓋不復有以蠻夷視楚者。】

  西周封建,本為一種耕稼民族之武裝拓殖。【此已祥前篇。又樂記謂:“武王既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後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蓋耕稼城郭之國,本已先周而有。周人不能盡滅之,以與周之諸侯並存;在而此諸邦亦力不敵周人,認為共主,以天子禮奉事之。】

  除卻錯落散處的幾十個【乃至百數十個。】城郭耕稼區域以外,同時還存有不少遊牧部族縱橫出沒,只不侵犯到城郭諸邦的封疆以內,雙方可以相安無事。現在則乘城郭諸侯之內外多事而來肆其侵擾。

  舉其著者,如隱九年,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是戎皆步卒。如舊說,北戎在無終,(今河北玉田西)不能遠侵及鄭;敗後亦將不獲仍返故居。】桓六年,北戎伐齊。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此戎東侵齊、魯、南侵鄭,居地蓋略可推。】三十年,山戎病燕。【此當為南燕,與宋、衛地相近,即在今黃河北岸。舊說謂在薊、(今河北北平)易、(今河北雄縣)亦非。】

  三十一年,齊伐山戎。【公羊傳:“齊侯來獻戎捷,旗獲而過我。”正義:“凡言‘過’,謂道所經過。”齊伐山戎過魯,則此山戎不在齊北。】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閔二年,狄入衛。【僖元年,邢遷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二年,諸侯城楚邱,封衛。】其時狄勢正盛,又滅溫、伐齊、伐魯、伐鄭、伐晉,並蹂躪王室。自今山西迄河北、河南、山東諸省,皆其所出沒。蓋閔、僖之世狄最盛。

  當時諸夏所最感威脅者,南方有抱帝國主義兼併政策之楚國。

  楚之先亦顓頊後,【史記楚世家。】始起在漢水流域丹、淅二水入漢處,曰丹陽。【依宋翔鳳過庭錄所考。】至楚武王始大,【武王立在周平王三十一年。】自謂:“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於是自號武王。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地方千里,最為當時強國。

  北方有抱掠奪主義的山中之北戎。

  此種戎狄,大部在黃河北岸太行山脈中,故曰山戎。其戰鬥皆徒步。又稱北戎者,據當時中原諸夏之稱呼。後人以見有“北”稱,遂謂必遠在北塞之外,此皆以後代眼光讀古史之誤也。

  故雲:“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語見公羊傳。】

  在此形勢下,產生齊桓、晉文之霸業。

  三、齊桓晉文之霸業

  霸者標義,大別有四。

  一、尊王——谷梁傳葵丘之盟,“壹明天子之禁”。當時霸者號令,即替代已衰之王權也。周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命“無下拜”,齊侯卒為下拜。【僖九年。】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禮饗之,仲辭,受下卿禮而還。”【僖十二年。】此皆當時齊桓、管仲竭力尊王之表示。

  二、攘夷

  三、禁抑篡弑——凡某國遇篡弑,同盟諸國互不承認,並出兵平亂,另立新君。葵丘盟辭:“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皆為此發。

  四、裁制兼併——凡在同盟,互不侵犯,有爭端,請於盟主,公斷。某國遇外寇,同盟諸國出兵相救。葵兵盟辭:“毋壅泉,毋遏糴”,皆為此發。

  正為針對上列時代病之特效藥。

  自周室東遷,西周封建一統之重心頓失,諸侯如網解紐,內【篡弑。】外【兼併掠奪。】多事,亟亟不可終日。自有霸政,而封建殘喘再得苟延。霸政可以說是變相的封建中心。其事創始于齊,【其霸業之大者,為伐山戎、救燕、存邢衛、伐楚、盟於召陵,定襄王之位。】贊助于宋,而完成于晉。【其霸業之大者,為納襄王、殺王子帶、(召狄攻周者。)救宋、敗楚城濮、召周天子盟于踐土。】

  齊桓會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預。其次為魯、鄭、陳三國,各得十次。又次為衛,得九次。又次為曹、許,各得七次。其間尤以齊、魯、衛、曹、鄭、宋六國,可謂諸夏之基本結合。此為諸夏結合之第一期,大率在東部與中部,乃黃河下流東部一帶及黃河中游南岸之結合也。

  晉自曲沃篡位,專務侵吞,【其實平王之東,晉已開始為兼併之野心企圖。曲沃篡位,正從晉人向外作非義之兼併所此起。】齊桓會盟,晉人不預。然晉國內部爭篡迭起,晉公子重耳逃亡在外,遍歷齊、宋、曹、衛、鄭諸國,南至楚,西至秦,而返國得位。其在外及見齊桓、宋襄,既熟知天下大勢,返國後乃一變晉國以前之態度,【晉滅同姓國極多,然皆在獻公前。】參加諸夏集團,而為齊、宋霸政之代興。自是霸業常在晉。【由襄、(禦秦、侵鄭,又敗狄。)】靈、成、景、(為楚敗於邲。)厲,(勝楚鄢陵。)而至悼,抗楚和戎,複霸。平公立,與楚平,弭兵。】此為諸夏結合之第二期,東部、中部之外,又加入中北部,即黃河中游之北岸也。

  齊在臨淄,【太公封營丘,六世徙薄姑,七世徙臨淄,地望皆近,即今山東臨淄縣也。】東負海,魚鹽蠶桑,已樹富強之基。惟西南適值魯、衛諸邦,為姬姓主要國家,文化既較高,與齊關係亦密,齊于道義及勢力兩方,皆無法併吞。【齊孝公伐魯,魯使展喜稿師,曰:“魯人何恃?”曰:“恃先生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恃此不恐。”齊竟回師。柯之盟,曹沫劫恒公反魯侵地,桓公亦卒聽管仲諫許之。周天子以南陽賜晉,陽樊不服,圍之,或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耶?”乃出其民。此可見當時諸夏間之關係。惟楚曰:“我蠻夷也”,坦白主兼併,到底因此失諸夏同情,不能心服,而楚之勢力亦終難北進。】

  齊桓既於國內篡弑紛亂中得國,故轉而創建霸業。宋為周室之賓,先朝勝國,其勢最孤,又處四戰之地,入春秋以來,內亂外患更迭相乘,無時或息,贊助齊桓,獨出誠意。齊桓亦屬其太子孝公焉。惟宋國四圍,無可發展,其勢本弱,故謀霸不成,為楚所敗。

  晉人自稱:“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鄰”,滅國既多,國力已強。然重耳出奔,狄人勢力已彌漫于晉之四周。【晉文公初居蒲,又從狄君田渭濱,是“奔狄”在晉西。在狄十二年,去狄,行過衛,是“去狄”在晉東。晉國不啻在狄之懷抱。】

  其所至如齊桓、宋襄,優禮有加者,皆有志搏結諸夏以成霸業者也。如衛、曹、鄭諸國,凡不禮於重耳者,皆目光短淺,惟力是從者也。楚既野心勃勃,秦亦刻意東伸。韓原之敗,秦始征晉河東。【左傳。】楚之圍宋,曹、衛、鄭諸國皆已折而入于楚矣。晉非圖霸,亦幾不能自全。【圖霸則可挾諸夏之力以抑楚、秦,而吞狄自廣也。】

  惟齊桓僅能阻止狄勢不侵入大河之南岸。【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髪左衽矣!”其時苟非諸夏之大團結,則狄患不可設想。管仲告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實為當時一最重要之觀念,可以使歷史命運為之轉變,故孔子稱管仲之仁。】

  北岸自邢、衛淪陷,諸夏勢力竟難復興,而晉、狄鬥爭,遂為當時一要事。

  僖二十七年,晉人作三行以禦狄。【此在勝城濮後,以狄皆步卒,便於山險,故晉亦編練步軍也。】三十三年,狄伐晉,晉侯【惠公。】獲白狄子。【此在文公死之翌年,晉雖幸勝,而元帥先軫死之。】宣十一年,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據此狄人雖各分部落,而亦戴共主,別成系統,故得興諸夏抗衡。此下狄勢遂衰。】十一、六年,晉景公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籲。】成三年,伐廧咎如。自是上党為晉有。襄四年,晉悼公和諸戎。【魏絳謂:“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可見其時狄尚是遊牧,而其勢猶強,故絳曰:“戎狄事晉,四鄰震動。”】是後有肥、鮮虞、鼓、中山,皆為晉所逐滅。【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人昔陽。滅肥。又十五年,伐鮮虞,圍鼓。二十二年,滅鼓。杜注:“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昔陽,鼓都。”“钜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今正定東。”】此諸狄包赤狄之北,【舊說謂是白狄,因前赤狄已滅,而推測言之。惟狄是否只分赤、白、殊無據。】在太行山東麓平地,且亦儼然趨於城郭耕稼化矣。晉既廓土于群狄,其勢力日漸東伸,遂與齊接壤,而以前邢、衛故土淪沒於戎者,至是乃重歸諸夏之統治。

  大體西自河、渭之間,東達太行山兩麓,黃河北岸,皆為頑強之群狄所出沒,其勢力又時時越大河而南。諸夏得齊桓、晉文之霸政而稍稍抑其兇焰,實為春秋時華、戎交鬥一極劇烈之戰陣。

  晉人所以能勝此廓清群狄之重任者,一則因久為諸夏盟主,【自文公至平公,凡八世。】多得貢賦,國力充盈。

  參加聯盟諸國,在內可保持政府之安寧,亂臣賊子有所顧忌,不敢輕行篡弑。在外可保國際之平衡,相互間不得輕啟釁端,有事付之仲裁,以和平為職志。是為聯盟國應得之權利。其義務則如國際間之服役,一國有寇患,各國在霸主領導下會師戍守,或助城築,及共同作戰。每逢盟主出師,例得向同盟國乞師。平時則需對盟主納相當之貢幣。

  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于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齊桓責楚:“爾貢包茅不入”,即責其貢周天子以方物也。】始見於僖七年齊桓寧母之盟。“黃人不歸楚貢,楚伐之。”【僖十一年。】其後諸夏亦以貢幣輸盟主。晉文、襄之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昭三年鄭子太叔語。】其後朝、聘彌數,故乃“歲一聘,間歲一朝,再朝一會,再會一盟。”【昭十三晉叔向語。】朝、聘既數,而幣亦日重。

  晉范宣子為政,於產寓書告以幣重。【襄八年。】平丘之會,子產爭貢賦多寡,自日中至於昏。【昭十三年。】魯之于晉,“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府無虛月。”【襄二十九年女叔侯語。】子產謂:“用幣必百輛,百輛必千人。”【昭十年。】此其大概也。

  一則晉自獻公以來,即不畜群公子。【獻公聽士薦說,盡誅群公子。在惠王八年。】故晉大夫多用異姓,得因材器使,較之魯、衛、齊、宋諸邦多用宗臣者為優。

  晉文公以下,諸卿位次屢有更易,故其臣各務於以事功顯。惟自厲公見弑以後,大夫漸強,【史記趙世家。】平公後益甚。韓、趙、魏、範、中行、知氏稱“六卿”,皆非公室也。

  一面北方的狄患逐次解除,一面南方的楚人亦逐漸覺悟,【亦可說是逐漸同化。】改變其以前極端的武力兼併主義,【即“我蠻夷也”的主義。】而漸次要求加入諸夏之集團。

  楚莊王滅陳縣之,以申叔時諫,乃複陳。既克鄭,亦退而與之平。既敗晉於邲,其圍宋,宋人告以【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之實況,亦退師與盟而反。其時楚人意態已與前不同。

  宋向戌提倡弭兵,晉、楚交權,城郭諸邦的和平聯盟益形擴大。

  此可謂諸夏結合之第三期,於東、中、北三部以外,又加入中南部,即南方之中部,江、漢流域之楚國也。自有此弭兵之會,【在襄二十七年。】而諸夏得一相當時期之和平。宋自襄十二年【楚公子貞侵宋。】至定十五年,【鄭罕達伐宋。】凡六十五年。魯自襄二十五年【齊崔杼伐北鄙。】至定七年,【齊國夏伐西鄙。】凡四十五年。衛自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至定七年,【齊侵衛。】凡四十七年。曹自襄十七年【衡石買伐曹】至定十二年,【衛公孟彄伐曹.。】凡五十九年。鄭自襄二十六年【楚子、蔡侯、衛侯伐鄭。】、至定六年,【魯定公侵鄭。】凡四十三年。均不被兵。

  總觀當時霸政,有二大要義:

  一則為諸夏耕稼民族之城市聯盟,以抵抗北方遊牧部落之侵略,因此得保持城市文化,使不致淪亡於遊牧之蠻族。

  二則諸夏和平結合以抵抗南方楚國【西方秦國。】帝國主義者之武力兼併,因此得保持封建文化,使不致即進為郡縣的國家。

  其大勢為文化先進諸國逐次結合,而為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征服。【如晉代齊,楚代晉,吳、越代楚,最後統一于秦。】

  同時文化後進諸國,雖逐次征服先進諸國,而亦逐次為先進諸國所同化。【此為第二種衝突之消解。】

  其文化落伍諸部族,則逐次消滅,或逐次驅斥。【此為第一種衝突之消解。】

  在此進展中,諸夏結合之團體亦遂逐次擴大,為中國逐次形成中央大一統郡縣國家之醞釀,而上古史亦逐次宣告結束。【第一、第二、第三期結合已於前言之,第四期則加入吳、越。吳、越本東南方小蠻夷,武力既勝,轉慕文事,亦爭為諸夏盟主,於東、中、南、北諸部外又加入東南部,即長江下流是也。自戰國秦孝公後,秦人又漸次加入諸夏團體,為第五期;又加入西中部,即河、渭流域是也。】

  四、霸政衰微後之大夫執政

  霸政衰微,變而為大夫執政。大夫執政,一方面可說為封建制度繼續推演所產出,一方面亦可說是封建制度卻因此崩倒。

  封建初期的國家,其先只限於一個城圈。

  此即所謂“國”。國有三訓:周禮:“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大曰邦,小曰國”,是也。

  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國指郊以內,鄙指郊以外,是也。又周禮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城中曰國,是也。此三義可會為一義,即一國只限於一城是也。【魯頌悶官:“錫之山川,上田附庸。”左定四年,衛祝佗謂:“分之土田陪敦。”召伯虎敦:“餘考止公,僕塘土田。”附庸、陪敦、僕墉,乃一事。然則西周初封,惟周、召大國始許有附墉,即一國可以不止一城圈】

  因此當時的中國,【其實大體只限於今豫、魯、晉、燕、陝、鄂、皖、吳諸省,而猶非其全部。】可以有近二百國。【春秋大事表並古國計,凡二百有九。】

  其時列國人口極少,【閔公二年:“衛為狄滅、遺民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諸侯為立戴公以廬于曹。”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秦取之。”梁君以擴城而無民以實之,梁民以訛言而遞潰,梁竟以亡,則梁之戶口可知。】曠地極多,【封疆郊關之外皆成棄地,此即戎,狄所由出沒,華,夷所由雜處也。左襄四年,魏絳稱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盡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此蓋於茂草之中,經啟九道以通往來,故周語單襄公謂周制“列樹以表道”,道路非列樹表明,即茫茫不可辨。“司空不視塗”,即道茀不可行,“膳宰不致餼,司裡不授館”。即行李有困乏之患。】故各國亦常見遷徙。

  如衛、晉、楚、【自丹陽遷郢、(江陵)遷鄢、(宜城)】蔡、許、【自許遷葉,遷夷,遷白羽,(內鄉)遷容城。(葉縣)】鄭、齊、吳、【自梅裡(無錫)遷姑蘇。(吳縣)】秦【(見後。)】諸國,不勝舉。亦有以外力強遷者,如齊師遷紀郱、鄑、郚;【莊元。】宋人遷宿;【莊十。】齊人遷陽;【閔二。】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僖二十二年。】之類。

  以後人口漸繁殖,國家規模日擴大,不僅對舊的有吞併,對新的也亦有城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見舊唐書禮義志。】“築”者增舊,“城”者新立。春秋書“築”八,書“城“二十三,而定哀之間凡八城邑,則國家規模之擴大,彌後而爾烈也。

  於是列國遂各自分封其大夫。

  春秋初,大夫尚無世爵,其後漸有賜氏。

  隱、桓時大夫賜氏者尚少,【國君之子為大夫者稱“公子”,公子之子為大夫者稱“公孫”,其次(公曾孫以下)只有稱名,如魯在隱、桓之間有無駭、柔挾是也。】無駭卒,羽父為之請族,公命以字為展氏。【公子展之孫。】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如舜居媯汭,姓媯氏。】胙之土而命之氏。”【古孝經緯:“古之所謂氏,即國也。”禹貢“錫土姓”,土即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可見世卿、采邑和氏族,乃相聯並起之事。】大夫有氏,即有世襲封邑如小國矣。【於是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卻氏、樂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遊氏,皆世卿也。】

  漸稱“子”。

  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為稱,【三桓如共仲、僖叔、成季。】雖貴不稱“子”。僖、文以後,晉、齊、魯、衛之執政皆稱“子”。鄭間稱之,餘則否。【魯惟三家稱“子”,餘亦否。】稱“子”則即為封君矣。【其後學者稱“子”,如孔子是也。又後學者之門人稱“子”,如有子、曾子、樂正子是也。】於是原先的侯國,儼然如一新中央,而大夫采邑則儼然成一小侯國,所以說是西周封建的繼續推進。

  又因當時聯盟各國,會聘頻仍,諸侯畏勞,常使卿大夫代行。

  會有三例:一曰“特會”,兩君相見也。初諸侯特會,【多在隱、桓以前。】次大夫特會諸侯,【多在文、宣以後。】又次大夫特會大夫。二曰“參會”,三以上為參。三曰“主會”,伯者主之。初諸侯主會,始自齊桓北杏之會。次大夫主諸侯之會,自鍾離之會始。【先有大夫特會,乃有大夫主會。】又次則大夫主大夫之會,而諸侯高拱不預矣。

  卿大夫既有外交,往往互相援結,漸漸形成大權旁落之勢,於是大夫篡位,造成此後戰國之新局面。

  魯大夫逐始于昭公。宣公時,季氏始專政。定公時,則家臣有囚大夫者。晉卿專政始襄公。【襄元在魯僖三十三年。】鄭卿自僖公之立,始見於傳。【僖元在魯襄三年。】

  五、春秋時期之一般文化狀態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個極混亂緊張的時期;但別一方面,則古代的貴族文化,實到春秋而發展到它的最高點。春秋時代常為後世所想慕與敬重。

  大體言之,當時的貴族,對古代相傳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種開明而合理的見解。【左傳所記天道、鬼神、災祥、蔔筮、夢等事蹟雖多,然當時一般見解,實已不見為十分迷信。所謂“天道遠,人道邇”、“鬼神不享非禮”等諸觀念,已普遍流行。】

  因此他們對於人生,亦有一個清晰而穩健的看法。

  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因此能造成國際間的和平團體,繼續曆有二百年之久,而當時的國際公法,亦極為高明可貴。】

  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顯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瞭解。【當時往往有賦一首詩,寫一封信,而解決了政治上之絕大糾紛問題者。左傳所載列國交涉辭令之妙,更為後世豔稱。】

  即在戰爭中,猶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讓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一披讀當時諸大戰役之記載,隨處可見。】道義禮信,在當時的地位。顯見超出于富強攻取之上。【此乃春秋史與戰國史絕然不同處。】左傳對於當時各國的國內政治,雖記載較少,【此指涉及一般平民社會者而言。】而各國貴族階級之私生活之記載,則流傳甚富。【一部左傳,盡于列國君卿大夫私生活之記載,以及其相互間之交涉。(即是內政與外交。)故可稱當時十足是一貴族社會也。】

  他們識解之淵博,【對於古代歷史文化的遺傳之認識與闡發。】人格之完備,【對於實際政治、人事問題之應付與理想。】嘉言懿行,可資後代敬慕者,到處可見。【亦複普遍於各國,幾乎稍有名的幾國,均有他們極可敬慕的人物。】

  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致的時代。

  貴族階級之必須崩潰,平民階級之必須崛興,實乃此種文化醞釀之下應有之後果。

  此下戰國興起,浮現在上層政治的,只是些殺伐戰爭,詭譎欺騙,粗糙暴戾,代表墮落的貴族;而下層民間社會所新興的學術思想,所謂中國之黃金時代者,其大體還是沿襲春秋時代貴族階級之一分舊生計。精神命脈,一氣相通。因此戰國新興的一派平民學,並不是由他們起來而推翻了古代的貴族學,他們其實只是古代貴族學之異樣翻新與遷地為良。

  此是中國文化一脈相承之淵深博大處。





第五章 軍國鬥爭之新局面【戰國始末】



  春秋以下,【自周貞定王二年,即魯悼西元年始。】迄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告成,其間共二百四十六年,後世目為“戰國時期”。

  一、戰國年曆及分期

  本時期的歷史記載,因秦廷焚書,全部毀滅。西漢中葉司馬遷為史記,已苦無憑。

  史記六國表自序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其後詩、書複見。【此以流布民間,故雖經秦火而未絕,春秋及左傳等皆倖存。】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此雲藏”周室者”,乃以偏概全之辭,當時各國史記各藏其國政府,而民間無流傳,故一火而滅也。】獨有秦記,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頗采者。余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按,史公本秦記表六國時事,本屬不得已。惟秦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中國諸侯以夷翟遇之。【此亦史記語。】其時秦與東方各國交涉既疏,故秦記載東方事必略而不免於多誤。今六國表于秦孝公前幾於無事可載者以此。至宋司馬光為通鑒,托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自左傳終至通鑒始,中間缺去六十四年,無詳確之編年史。又通鑒雖托始周威烈二十三年,而記載殊疏略,至周顯王三十五年【魏、齊會徐州相王之歲。】以下,記載始可得而詳。故顧炎武日知錄謂此一百三十三年,史文缺佚,考古者為之茫昧也。

  晉代【太康時。】于汲縣古塚【當時考知系魏襄王塚。】發見竹書,【共七十五車。】內有紀年十五篇,實為未經秦火以前東方僅存之編年史,惟後亦散失。【今世流傳之竹書紀年,乃宋後蒐輯之本,多有改亂。】

  因此本時期史事,較之上期,【春秋時代。】有些處轉有不清楚之感。【著者曾據紀年佚文,校定史記六國表,增改詳定不下一、二百處,因是戰國史事又大體可說。惟頗有與史記相異處。一切論證,誶所著先秦諸子系年一書。此下論戰國大勢,即據此書立論,故與舊說頗不同。讀者欲究其詳,當參讀該書也。】

  大略言之,本時期歷史,又可分為前、後兩期。

  第一期是周代宗法封建國家之衰滅。

  此承春秋晚期大夫專政之局面而來。晉分為三家,【魏、韓、趙。】齊篡于田氏,【田氏本陳公子,因亂奔齊,“田”、“陳”同音之轉。】魯則三桓強於國內,公室僅如小侯。衛勢日削,自貶其號曰侯。吳滅于越,陳、蔡滅于楚,鄭滅于韓、史記所譜春秋十二諸侯,能繼續保持其重要地位者惟楚、秦二國而已。【越、宋雖存,于戰國全時期不甚重要。】大抵春秋宗法封建國家之文化,最高者為魯、衛兩國,【魯得周室大量文物之分封,衛則承襲殷商舊都之流風餘韻。故詩經所收十五國風,以邶、鄘、衛為盛。河北之衛雖為狄破而遷河南,惟文化依然可觀。故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又曰:“衛多君子。”孔子出亡在外十四年,大半淹留在衛國。】其次為齊,【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弟子,魯、衛最多,次則齊人。】又其次為晉。【故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孔門弟子,晉籍甚少,孔子亦未過其境。】秦、楚則自始即以蠻夷見於諸夏。【春秋時期群目楚人為蠻夷,以楚主武力兼併最烈,與諸夏宗法封建勢力根本相衝突也。及戰國中期以後,群目秦人為夷翟,而再不見斥楚為蠻夷者,因其時抱兼併野心者乃秦,而楚人則久與東方諸國聯盟一體也。可見當時所指斥為夷翟者,並非就種族血統立說。】

  魯、衛以文化維持當時宗法封建國家之傳統尊嚴,齊、晉則以武力維持當時宗法封建國家之傳統地位。 楚、秦則代表相反對之一種勢力也。諸國中受封建傳統文化束縛愈深者,其改進愈難,故魯、衛遂至積弱不振。其受封建傳統文化束縛較淺者,其改進較易,故齊、晉相繼稱霸於春秋,亦不能如魯、衛之久保其君位之傳統,而見篡于大夫;而經君統篡弒以後,更得急速改變其國家之內部組織,自宗法封建國家激轉而為新軍國,秦、楚則以受封建傳統文化之薰陶更淺,故其國家可以不經內部君統篡易而亦追隨改進為新軍國焉。

  最要的是齊、晉兩國之君統篡易,維持春秋以來二百數十年封建文化之霸業,遂以中歇。【“諸夏親昵,尊王攘夷”之後面,有一姬、姜宗姓之觀念。及晉、齊篡奪後,此觀念遂不復有。】

  諸夏和平聯盟之鎖鏈已斷,各國遂爭趨於轉換成一個新軍國,俾可於列國鬥爭之新局面下自求生存。

  此一時期中,春秋城郭聯盟之舊國際形勢已破壞,以後軍國鬥爭之新形勢未完成,在中間成為一個過渡時期。即是春秋末以迄于魏武侯卒年,【周烈王五年。】凡共九十年。前一段亦可說是越國的稱霸期;【春秋末乃至戰國初之吳、越稱霸,即是“霸政時期”之尾聲,“軍國時期”之先兆,而為其間之過度也。】後一段則是三晉分立,魏國漸盛期。

  第二期是新軍國成立以後之相互鬥爭時期。

  此時期又可分為四期:第一期是梁惠王稱霸時期,【魏之全盛期,自惠王遷大樑,魏亦稱梁。】亦可說是梁、齊爭強時期。此期自梁惠王元年至齊、魏徐州相王,凡三十七年。

  魏承文侯、武侯長時期之國內建設,【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父子前後共七十六年,文侯自正式稱侯(在第二十二年。)以來,亦已五十四年。史記誤短二十二年。】任用李克、吳起諸人,成為戰國以後第一個簇新的新軍國。【其後吳起入楚、商鞅入秦,皆承襲魏國已成規模而變法。】地處中原,又為四戰衝要之區。【魏初居安邑,文侯都在鄴;武侯則都魏縣;惠王即位,遷大樑。】自謂承襲晉國,開始第一個起來圖覇;遷都大樑以爭形勢。【此在梁惠王早年,史記誤謂在梁惠土晚年,畏秦而避。其時舊的國際形態已變動,新的國際形態未完成,各國皆遷都以爭形勢。如趙則自晉陽遷中牟,(此中牟在河北。)又遷邯鄲,志滅中山以抗齊、燕。韓則自平遷陽瞿,又遷新鄭,意在包汝、穎以抑楚、魏。秦孝公自雍遷咸陽,以便東侵。宋亦自歸德遷彭城,以承越之衰而圖泗上諸小國,皆是也。】次謀統一三晉,恢復春秋時代晉國之全盛地位。不幸伐趙、伐韓、皆為齊乘其後。【粱惠王初起即攻趙,圍邯鄲三年,拔之。韓則懾于梁威而相從。齊乘其弊,敗魏桂陵,秦亦乘間取梁河西地。粱不得不仍歸趙邯鄲以和。此為梁國圖霸初次所受之挫折。其後韓亦不復服梁,梁遂伐韓,為再謀統一三晉之奮鬥。五戰五勝,韓幾不國,而齊又徐起乘其弊,敗粱馬陵。梁之霸業再挫。】梁既再敗于齊,乃于齊會徐州相王。【史記誤以為是襄王時。】平分霸業。【當時惟楚自春秋以來已稱王,梁亦先自稱王,至是乃與齊互稱,為國際相王之開端。自是各國相繼稱王,共凡九國,即梁、齊、楚、秦、宋、韓、趙、難、中山是也。】

  第二期是齊威、宣、湣三世繼梁稱霸期,【齊之全盛期。】亦可說是齊、秦爭強時期。此期自齊、魏相王下迄齊滅宋,凡四十八年。

  齊自田和纂位稱侯,【後魏文侯四十年。】傳兩世,【侯剡與桓公。史記漏田和以前悼子,及田和以後侯剡,凡兩世。故六國表齊年亦多誤。】至威王,兩敗梁國,【桂陵與馬陵。】遂繼梁惠而稱王。【史記誤以為在宣王世。】其子宣王繼之,國勢大盛。而其時秦亦漸強,【秦孝公用商鞅變法,至子惠王亦稱王,後齊、梁相王九年。】用張儀,專務離間梁、楚以孤齊。【時梁尚強,惠施為相,主與齊和,梁、齊聯和則可以弭兵息爭。惠王誤信張儀。折而入秦,欲減西顧之慮,東向報齊。又齊、楚方睦,張儀兩使楚,楚懷王亦誤信儀,絕齊入秦。此當時外交上形勢也。史記誤謂在張儀前有蘇秦合縱,並謂蘇秦合縱以趙為盟主。趙武靈王稱王最在後,其時為趙肅侯,尚未稱王,無為盟主資格。又其時大國有九,若東方合縱,應有八國,不應預先排除以後先亡之宋、中山二國。盂子僅言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以兩人更迭為秦、梁二國相,在國際形勢上足以引起變動也。蘇秦僅為燕往來奔走于齊,無牽動國際力量。】於是漸漸造成秦、齊勢力均衡之局面。【秦昭王約齊湣王稱東、西帝,其事未果,正猶梁約齊稱王,皆未果,不敢一國獨稱也。】而齊則志在北進侵燕,南侵宋以自廣。【齊為第一等強國,故積極的主侵略。齊宣王告盂子“有大欲,欲並諸侯一天下”是也。(齊宣王伐燕,史記誤以為齊滑王。)秦次於齊,故僅在外交上用手段孤削齊勢。其時若燕、趙欲合縱,當合縱對齊,用不著合縱對秦。至蘇秦時梁勢尚強于齊,故知蘇、張縱橫乃此後策士偽造,非常當時情實。】至齊湣王滅宋,國際均勢破裂,此下遂起大變局。

  第三期為秦昭王繼齊稱強期,【秦國全盛期。】亦可說是秦、趙爭強時期。此期自齊滅宋下至趙邯鄲圍解,凡二十九年。

  齊宣王滅燕,國際均勢動搖,各國環顧不安,宣王終於不敢吞燕而止。及齊湣王滅宋,國際均勢再度破壞,燕人崛起,乘機復仇,樂毅聯合秦、魏、韓、趙五國之師入齊。湣王走死,自是齊遂不振,而秦勢獨強。其時趙國經武靈王胡服騎射滅中山,【其事在齊滅宋之前十五年。趙、中山皆第二、第三等以下國,故兩國相並,對整個時局,不如齊滅燕、齊滅宋之足以惹人忌嫉。】國勢驟盛。【蘇秦說趙曰:“山東建國,莫如趙強。”移之此時,乃合實情。】其時東方有力抗秦者遂推趙,【六國(宋、中山已滅。)合縱抗秦,以燕為發動,以趙為盟主,必此時期中策士所偽造。】於是有長平之戰,【此為戰國二百年最大、最烈之戰事。】趙為秦敗,於是秦並天下之形勢遂成。

  第四期為秦滅六國期。此期自秦解邯鄲圍後迄秦始皇二十六年,凡三十六年。【按:史記載戰國事,於初期最晦,如越勾踐遷都,韓、魏、趙分晉,魏文、武兩世霸業之經營,皆未備。故于戰國中期事亦多昧于情勢,於當時各國國勢升降及雜合聚散之間,往往不能言。而梁惠之霸業,齊威、宣與梁爭衡,徐州會後各國稱王,與夫秦人之因利乘便以培植其東侵之基礎者,皆不能詳。獨于晚世策士偽造蘇、張縱橫之說,娓娓道之,去實遠矣。以上分期,庶稍近當時真相。讀者欲知其詳,當閱先秦諸子系年。】

  附戰國時期周帝系表



  二、從宗法封建到新軍國之種種變遷

  從春秋以前之宗法封建,轉移到戰國時代之新軍國,相應而起的,有政治、社會各方面激劇之變動。

  第一是郡縣制之推行,政府直轄下的郡縣,代替了貴族世襲的埰地。

  郡縣制已見於春秋。晉自曲沃篡統,獻公患桓、莊族逼,盡殺群公子;驪姬之亂,又詛“無畜群公子”,故晉無公族。而並地日大,於是,遂行縣制。【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僖三十三年,齊襄公“以先茅之縣賞胥臣”,皆其證。】及頃公時,六卿弱公室,又盡滅公族,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左昭五年,楚薳(wěi)啟疆言:“韓賦七邑,皆成縣。”又曰:“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則晉制一縣出兵車一百乘,大率萬戶方百里為一縣,則十戶而出長轂一乘也。】則晉之推行縣制已久,故三家分晉,即變成新的郡縣國家。【如吳起為西河守,西門豹為鄴令。】楚亦久行縣制,【宣十一年,“縣陳。”十二年,鄭伯出降,曰:“使改事君,夷於九縣。”】蓋內廢公族,外務兼併,為封建制破壞、郡縣制推行之兩因。郡則其先為邊方軍區,較縣為小。【周書作雒(luò):“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四郡蓋指百里之四邊也。故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及後邊郡日見大,腹縣日見小,【甘茂言于秦王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之曰縣,其實郡也。”】亦為軍國進展應有之現象。

  郡縣政令受制於中央,郡縣守令不世襲,視實際服務成績為任免進退,此為郡縣制與宗法封建性質絕不同之點。自此貴族特權階級分割性之封建,漸變而為官僚統治之政府。

  故相隨於郡縣制度而起者,第一即為貴族世卿與遊仕勢力之更迭。

  宗法封建時代,君權未能超出於宗族集圍之上。故君、卿、大夫之位,相去僅一間,【孟子:“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又上士、中士、下士,凡六等。”】君位廢立,常取決於卿、大夫之公意。【公羊隱元年:“諸大夫扳隱而立之。”左定元年:“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輿守龜在。”國語:“厲王虐,國人逐王。”左傳:“晉惠公虜于秦,國人卜立其太子圉。”盂子:“貴戚之卿,君有過,諫不聽,則易位。”周禮有“致萬民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此種改變,一在君位繼承法之漸趨確定,一在兼併與郡縣之日漸推行。】郡縣制的國家,則君權漸脫親屬關係之束縛,【並非以一宗族建國。】一面是君權之演進,而又一面則是遊仕之得勢。【戰國遊仕分析,一大學者及其弟子,如荀卿、李斯等。二庶孽公子及先世仕宦,如商鞅、樂毅等。三資產在中人以上,如吳起、呂不韋等。四貧士,如張儀、范睢、虞卿等。五賤臣下吏,如申不害、趙奢等。要之非親屬貴族。貴族地位降低,世臣消滅,君位轉尊,實為郡縣新國家一要征。】

  其次,則有軍民之漸趨分治。

  翟璜曰:“君【魏文侯。】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將軍與守臣之分職特派,此即軍民分治之見端。封建時代貴族即軍長,無此分別也。

  又有食祿之新制度。

  既不與采邑,則官吏必食祿。魏成子為文侯親弟,“食祿千鍾”,則亦無封土矣。史記趙奢傳:“奢,趙之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曰:‘縱君家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諸侯加兵,君安得有此富?’平原君賢之,言于王,使治國賦。”據此則戰國貴族縱有封邑,仍必向公家納租稅,與春秋封建采邑不同。【亦與漢代封邑制有別。】

  食祿者必受職,其有祿無職者,則惟當時之養賢制為然。

  此始于魏文侯之于子夏、田子方、段幹木之倫,而極盛于齊之稷下制度,為尚賢觀念代親親貴貴而起之徵象。

  第二是井田制之廢棄。

  古者方百里為大國,百里之地有城郭邑落、山澤林藪、封疆棄地,不能盡墾。即盡墾,亦不過萬井,九百萬畝。其間尚有君、卿、大夫、士等諸級,各有分地。則百里大侯,有田無多,亦如後世一業主。其民若今之佃戶。分田選受,並非難事。即如近世一墾牧公司,圈地招墾,亦必均派一家若干畝,不令隨便多少。故封建制度下之農民無兼併,無貧富。若已有兼併貧富,則封建制亦複失其存在矣。【欲明古代井田制度之真相,必先瞭解古代封建國家之規模。(已詳前篇。)井田乃是一種小方格塊內之劃分,周禮所言,則大整塊千萬頃耕土,已非封建時代之形態也。】

  分封貴族之埰地漸次取消,則直屬國家之耕土漸次擴大,於是以前貴族圈地分區小規模的井地,不得不解放為整塊的農田。

  商鞅廢井地而開阡陌封疆,“阡陌”即是大田岸,“封疆”猶如大圍牆,為古代貴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標幟。一方方的井地,相互隔絕在此種格子線之裡。現在政治上已由封建變為郡縣,自可打開格子線,剷除田岸圍牆,化成一片。此即李悝“盡地力”之教。

  大整塊農田之形成,即是封建井地之破毀也。【此外尚別有促成之原因。一、人口之繁殖。左襄十年:“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襄三十年:“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一年興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此必鄭國地狹民稠,故已漸破棄井田之格子線,乃至於田無封洫,廬井不伍,而子產為之整頓也。

  二、耕器之進步。孟子雲:“許子以鐵耕乎?”以鐵耕,則一夫之治田能力隨之增大。國策:“秦以牛田通水糧。”牛耕,春秋晚期已有,(如孔子弟子司馬耕,字牛)亦到戰國而漸盛。

  三、水利工程灌溉事業之發達。如魏有西門豹、(文侯時。)白圭、(惠王時。)史起。(襄王時。)秦有李冰、(孝文王時。)鄭國。(一始皇時。)周禮遂人所記遂、溝、洫、滄、川等制度,亦是井田制破棄以後,大規摸水利網之描寫也。其先所謂井田,“井”或乃灌溉單位,八家共一井,即是一井之灌溉量也。(公羊傳有此說。)】

  井田制度之破壞,另一原因,則在稅收方法之改變。

  大抵最先有一種公田制的“助”法。

  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所入歸公,私田所入歸私。 此制度之最要意義,厥為田畝所有權之全屬於貴族封君。所謂“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也。方方正正的一井九百畝,此為一種標準的敘述。【制度皆有活變,記載則不能盡詳。其實一井盡可為七百畝、八百畝或一千畝。】一井之內,主要者為公田。依理言之,正因助耕公田,始得享有其私田之收穫。【此乃為一種雇傭性質,如近代為富家看守墳墓而得耕食其墓地田也。】其時貴族特置農稷之官,頒曆明時,辨土壤,擇穀種,教稼恤農,巡野督耕。【如周官大司徒、司稼、草人、庶氏、剪氏、赤友氏、蟈氏、壺涿氏諸官,可覘其消息。呂氏春秋有任地、辨土、審時諸篇,即古代農稷之官之農學也。】蓋正因視四封之內皆其私物,故勤懇教督。而農民智昧力弱,失卻貴族之指導扶助,亦無以善其私田。【若叛離此封疆邱邑之外,則茫茫禹跡,夷狄禽獸,縱橫交徧,更非家人夫婦生活之區。】因此貴族、農民在此制度下相安于一時。

  其次,則為“履畝而稅”。

  履畝而稅者,廢公田,轉就私田徵稅,視其田畝之實收而抽收額定之比率。【周禮地官司稼所謂“巡野觀稼,以一年之上下出斂法也。”此相當於盂子所謂“徹”。至“貢”法,則只就數年中數立一稅額,較更簡單。論語:“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曷徹乎?’哀公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其時魯已用田賦,賦與稅為二。有若欲哀公因歲饑薄斂,故曰:“民不足,君孰與足?”孟子言貢、助、征三制,皆非憑空私造;惟附會之夏、商、周三代,則誤。】蓋貴族階級田畝日廣,則生活日奢淫,志行日懶惰,不肯再理農事。而農民階級則智慧日開,能力日強,於是各自盡力于私田,而公田收成轉惡。【此亦公羊說。】於是乃廢去公田,履畝而稅。如是則不必方裡而井,亦不必嚴格還受。雖便於大數量之徵收,而已為井田制度破棄之先聲矣。【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此即履畝而稅也?魯國如此,各國先後可推。雲“初”稅畝,則其先不然,故知應為公田而助矣。】

  履畝而稅,則可以只認田,不認人,於是民田得自由買賣,而土地所有權,無形中轉移,成為耕者所自有,而兼併亦隨之而起。【或謂:助法時期,公田外之土地,為村落所公有,及至履畝而稅,則田土盡歸公有。然履畝而稅,則耕者可以活動。八家共一井,則死徒不出鄉,同井相助,耕者無活動餘地。又公田為助之制度下,田裡不鬻,一家百畝。履畝而稅,則耕者各自獨力經營,可以超過百畝之上。故履畝而稅,確為自由私產形成之先聲也。】

  第三則為農民軍隊之興起。

  封建時代,貴族為采邑之大地主,同時亦即成一武裝集團。

  春秋時代軍隊之組織,即本族制。城濮之戰,晉有“中軍公族”;鄢陵之戰,楚有“中軍王族”。楚若敖氏有“六卒”,晉“樂、範以其族夾公行”,可見一軍隊即一宗族也。【“宗”指同一廟宇下祭祀,“族”指同一旗幟下作戰。】

  軍器製造,如車、如甲,及戰馬之養育等,皆為貴族保持地位之一種事業,平民無力參與。

  鄭莊公伐許,“授兵于太宮”。衛懿公禦狄,“使國人【即城圈子中人,皆貴族也。】受甲”。鄭子產“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子焉以伐隨”。【事在莊四年,為楚用兵車之始。考工記:“兵車弋、殳、戟、矛四等。”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此皆甲仗兵器不在民間之證。僖十五年,“晉作州兵”;昭四年,“鄭作邱賦”;成元年,“魯作邱甲”,皆是一種額外增賦,以造甲兵。然仍是貴族別使專匠造之,非民間自造也。

  農民耕田納稅,遇戰事征車、【非戰車。】牛,捉夫力,【非甲士。】謂之“賦”。農民只為軍隊中之附隨,並無正式編配入軍隊之權利與資格。

  隨武子雲:楚國“荊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為軍也。城濮之戰有“輿人”,左襄公三十年有“輿尉”,【淮南兵略訓雲:“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佰,明鼓旗,此尉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尉者,輿人之尉。【僅稱“尉”,則軍尉。】輿人即隨軍之輜重與夫力也。

  貴族階級漸次奢侈安逸,國際戰爭漸次擴大劇烈,農民軍隊之編制,遂成一種新需要。車戰漸進而為步戰,即為貴族軍隊與農民軍隊交替之一種表記。

  左傳所載諸大戰役,如秦、晉“韓”之戰,晉、楚“城濮”、“邲”、“鄢陵”之戰,晉、齊“鞍”之戰等,皆當時貴族式的戰爭,可說為一種藝術化的戰爭。【即商禮的戰爭,楚子玉告晉文公,謂:“請與君之士戲(hū),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預目焉。”交戰如遊戲,真可到處此中情況。】惟晉為禦狄,已有步兵。【僖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是也。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太原”,亦以步卒。“魏舒請毀車為行,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見車、徒有貴賤之分。】鄭亦步兵,【見隱四年、襄元年、昭十二年。】至戰國則全以農民步兵為主。【亦有騎兵,車戰遂變成不重要之地位。至是始有真賭生命之劇烈戰爭也。】

  三晉與田氏以大夫篡位,舊貴族失其地位,漸次設立以軍功得官之制度。

  左哀二年,趙簡子誓眾:“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遂者得進仕,免者去廝役,此即商鞅“尚首功”之先聲。【是役公孫龍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徒”即平民軍隊也。】蘇秦說齊:“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又荀子議兵篇:“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注:“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戰勝亦不賞。】是齊亦尚首功。五家之兵,疑猶秦之一甲首而隸五家。

  吳起在楚,商鞅在秦,亦嚴行以軍功代貴族之新法。

  起相楚,使封君三世,而收其爵祿,以撫養戰鬥之士。商頓相秦,所定二十級爵,即以代古者貴族五等封爵之制。此皆欲以戰士為新貴族也。

  以前是貴族任戰士 ,現在是戰士為貴族。農民軍隊之配練與井田制之廢棄,為新軍國圖謀富強之兩要端,而即以促進宗法封建費族之崩潰。

  第四是工商業大都市之發展。

  春秋時,工商皆世襲食于官,蓋為貴族御用,非民間之自由營業。

  左昭十六年,鄭子產告晉韓宣子:“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相保至今。”晉語:“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單子盟百工于平宮。百工叛,伐單氏之宮,敗焉。反伐之東圉。”杜注:“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圉鄉。”故知工商皆居國中,世襲,食於官,僅去貴族一等也。

  封建貴族漸漸崩漬,而自由經商者乃漸漸興起。

  子貢“不受命而貨殖”,即自由經商也。其後如范蠡、段幹木、白圭諸人,類皆賴藉政府上之地位,【惟非貴族。】而幹商販之新事業。

  舊貴族沒落,“商賈”與“軍人”二者代之而興。而商業大都市亦陸續興起。

  自春秋以迄戰國中期,歷時三、四百年,人口繁殖,耕地日辟,遊牧之戎狄漸次同化,或消滅,或避去,此疆彼界之封建,已變為壤地相連的幾個大國,此皆當時商業都市驟盛之原因也。舉其著者,如臨淄、邯鄲、大樑、郢、陶等。其間惟陶因交通關係,特殊發展,餘皆各國之首都。【是中國古代封建制度漸崩潰,而商業都市乃漸興起,非由商業都市興起而而封建制度崩潰乜。】

  大抵東方各國,漸從商業資本轉入文學遊仕,始終獎勵農戰的國家惟有秦。【秦以地勢關係,可以閉關不與東方通貿易。】

  因此竟以併吞東方。

  第五是山澤禁地之解放。

  與商業發展有相互關係者,尚有禁地解放一層,亦為當時一種極重要之變遷。

  封建時代之貴族采邑,除井地外,一應山林藪澤,大概全列為禁地,農民惟有耕稼為生。

  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又有跡人、圃人等。】皆掌山澤之守禁。齊語亦謂:“澤立三虞,”晏子春秋謂:“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此乃貴族封地之私產。孟子所稱“文王之政,澤梁無禁”,晏嬰謂“山林陂澤,不專其利”,則皆一種理論也。

  農民漸漸游離耕地,侵入禁地,尋求新生業,貴族不能禁阻。

  其先目之為盜賊,如鄭子大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是也。【昭二十年。】攻之不能止,乃不得已而加以一種徵收。故“征商”之征,即“征誅”之征,古人目工商業為奸利者由此。秦漢政府“大司農”與“少府”分職,大司農掌田租,為國家公入,少府掌山澤之稅,為王室私入,亦由此種禁地觀念演變而來。

  新生業之分化,與民間工業之進步,亦為自由商業促進之一因。

  如捕魚、煮鹽、燒炭、采鐵、鑄錢、伐木,種種新生產事業,皆由農民侵入禁地而始有。

  第六是貨幣之使用。

  因商業發展而貨幣之使用遂興,亦為一新形態。

  左傳所所記列國君臣相饋贈、賄遺、贖罪、納懼,大抵為車馬錦璧鐘鼎寶玩,乃至女妾樂師而止,絕無以黃金貨幣相投報者;有之,皆自戰國始。六國表秦惠文王二年“始行錢”,距春秋末已一百五十五年。蓋其時東方諸國已先有錢貨,【齊、燕刀幣,三晉布幣,楚鬼臉錢,近代出土極多。】

  總之春秋以至戰國,為中國史上一個變動最激劇的時期。政治方面,是由許多宗法封建的小國家,變成幾個中央政權統一的新軍國。社會方面,則自貴族御用工商及貴族私有的井田制下,變成後代農、工、商、兵的自由業。而更重要的,則為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





第六章 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先秦諸子】



  由春秋到戰國的一段巨變中,最要的,是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

  一、春秋時代之貴族學

  上古學術,其詳難言。據春秋而言,學術尚為貴族階級所特有。

  貴族封建,立基於宗法。國家即是家族之擴大。宗廟裡祭祀輩分之親疏,規定貴族間地位之高下。宗廟裡的譜牒,即是政治上之名分。

  大祭前有會獵,【即相傳之“巡狩”。】天子祭禮,諸侯畢至助祭。【“封禪”為祭天地之禮,惟天子始得祭天地,表示服從者亦畢來助祭,故巡狩、封禪為古帝王大禮也。】祭後有宴享,表示相互間的聯絡與名分。宗廟的“宰”,和掌禮的“相”,便是主持這些名分的人。臨祭有歌頌,有祈禱,有盟誓。頌詞、禱文、誓書的保存,便成後來之歷史。

  宗廟裡的祝史,還兼掌占星候氣,布曆明時,使民間得依時耕稼。【諸侯皆受共主所頒時曆,曰“奉正朔”,故以改曆表示易代與革命。】並記載著祖先相傳的災異及其說明。【如周廟所藏周公金騰,是其例。】

  大抵古代學術,只有一個“禮”。古代學者,只有一個“史”。【即廟祝。瞽史司天,祝史司鬼神,史巫司卜筮、司夢,皆廟祝也。故左傳載天道、鬼神、災祥、蔔筮、夢特多,由史官職掌如此。】

  史官隨著周天子之封建與王室之衰微,而逐漸分佈流散於列國,即為古代王家學術逐漸廣布之第一事。

  古者諸侯無私史,祝佗言成王賜魯“祝、宗、卜、史”,【定公四年。】此魯之史也。衛太史柳莊死,獻公告屍曰;“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檀弓】狄入衛,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閔公二年】此衛之史也。齊、晉各亦有史官,書曰“趙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明非史官之君。【故曰;“春秋天子之事。】史官其先皆自周室逐漸分佈於列國。司馬遷自稱先世;“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其時有子頹,叔帶之難。】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史記太史公自序】昭十五年,周景王謂晉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於是乎有董史。【杜詩;“辛有,周人,二子適晉,為太史。”】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春秋。】太史儋(dān)去周入秦,【見史記。】晉亂,太史屠黍以其圖法歸周。【見呂氏春秋。】此皆史官由中央流布列國之事也。【列國有史,先後不同,春秋凡諸侯書卒者,皆有國史以考其世次者也。其不書卒;或國滅,失其本史;或國雖在,而未有史,皆無所考其世次。其世次有入春秋即見者,有近後方有者,此皆史之所起有久近也。】

  禮本為祭儀,推廣而為古代貴族階層間許多種生活的方式與習慣。此種生活,皆帶有宗教的意味與政治的效用。宗教、政治、學術三者,還保著最親密的聯絡。

  祭禮的搖動,即表示著封建制度之崩潰。

  春秋時魯有郊禮,此天子之禮也。【魯人則謂成王所以賜周公。】季孫氏祭泰山,此諸侯之禮也。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

  一切非禮,逐漸從貴族之奢僭中產生。一方面貴族對禮文逐次鋪張,一方面他們對禮文又逐次不注意,於是貴族中間逐漸有“知禮”與“不知禮”之別,遂有所謂學者開始從貴族階級中間露眼。

  春秋時代貴族階級之逐步發展,其禮節儀文之考究,可以列國君卿間以賦詩相酬答之一事證之。見於左傳者,賦詩凡六十七次。始於僖公,【僖一次,文九次,成二次。】盛於襄、昭,【襄二十九次,昭二十五次。】,而衰歇於定、哀。【定一次,哀無。】子犯告晉文公曰;“我不如趙衰之文,請使衰從。”此後因列國間會聘頻繁,於是各國間遂產生一輩多文知禮之博學者,如晉有叔向,齊有晏嬰,鄭有子產,宋有向戌是也。

  在貴族階級逐漸墮落的進程中,往往知禮的有學問的比較在下位,而不知禮的無學問的卻高踞上層。

  於是王室之學漸漸流散到民間來,成為新興的百家。

  二、儒墨兩家之興起

  “王官”是貴族學,“百家”事民間學。【“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是公義,“家”是私義。所謂百家之言,只是民間私義而已,與後世所謂“成家”、“專家”不同。】

  百家的開先為儒家。

  說文:“儒,術士之稱。”禮記鄉飲酒義注;“術,猶藝也。”列子周穆王篇:“魯之君子多術藝。”術士猶謂藝士,由其嫻習六藝。周官保氏“教國子六藝、六儀”。六藝者,五禮、六樂、五射、五禦、六書、九數。大戴禮保傳篇:“王子年八歲,學小藝;束髮,學大藝。”保氏六藝兼通大小,殆為當時貴族子弟幾種必修之學科也。

  其擅習此種藝能以友教貴胄間者,則稱“藝士”,或“術士”,或“儒”,即以後儒家來源也。術士不僅可任友教,知書、數可謂塚宰,知禮、樂可為小相,習射、禦可為將士,亦士人進身之途轍。晉趙盾田於首山,見靈轍餓,曰:“宦三年矣。”【左宣二年。】杜注;“宦,學也。”曲禮;“宦學事師。”則二者俱是學,蓋宦、學俱是習為職事。【此如今之藝徒,即以學習為行業也。越語勾踐與範蠡“入宦于吳”,草注;“為臣隸。”為臣隸與友教,同需嫻習六藝。貴族家中之師傳、宰相,其先地位亦本相當於臣隸也。】既有宦學事師之人,必有為之師者。藝士於是又可以為求宦遊學者之師,而後藝士之生活,乃漸脫離貴族之豢養而獨立。

  儒家的創始為孔子。

  孔子宋人,其先亦貴族,避難至魯,其父叔梁紇,獲在魯國貴族之下層。

  孔子曾為委吏,【主倉積出納。】又為乘田,【主飼養牛羊。】常在貴族家裡當些賤職。【此即孔子之宦。】然而孔子卻由此習得當時貴族階級種種之禮文。

  孔子幼年既宦于貴族,故孔子自稱;“我少賤,多能鄙事。”孔子又自稱“好學”,其弟子稱其“學無常師”。郯子來魯,孔子即從之問古官制,是其一例。【事在魯昭公十七年,孔子年二十七。】周室東遷,豊,鎬舊物,散失無存。【昭王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其後子朝見殺,未聞取典籍以歸者;或亡于柏舉兵燹中矣,否則左傳成于吳起之徒,起相楚,或猶有見者。】東方諸國,猶得存周禮者惟魯。【衛遭狄禍,渡河而南,殷、周故事亦鮮有存者。】故仲孫湫謂魯“秉周禮”。【閔元年。】祝佗言伯禽封魯,“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定四年。】韓宣子至魯,始見易象與春秋,而有“周禮盡在魯”之歎。【哀三年,桓、僖二宮災,“命周人出禦書,宰人出禮書。”注;“周人;司周典籍之官。”孔子對魯哀公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中庸)又曰;“祀、宋文獻不足征。(論語)“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禮運)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孔子居文獻之邦,故得大成其學。【莊子天下篇;“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

  孔子不僅懂得當時現行的一切禮,【包括禮、樂、射、禦、書、數六藝。】孔子還注意到禮的沿革和其本源。【此包括古經典之研尋,所謂“詩、書、文學”。】孔子遂開始來批評當時貴族之一切非禮。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子曰:“是禮也?”蓋孔子非不知魯太廟中種種禮器與禮事,特謂此等事與器皆不應再魯太廟中,【如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之類。】故特問以發其意。【此如衛甯武子不答魯文公賦湛露、彤弓(文四年)魯穆叔不拜晉奏肆夏、歌文王(襄四年)之類。】魯昭公四年,楚靈王會諸侯于申,使問禮于宋向戌與鄭子產。向戌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子產、向戌皆當時所稱知禮者,然僅止于實際上之應而止。【此亦如術士僅以六藝進身貴族,藉為宦學友教而止,孔子所謂“小人儒”也。】孔子則對於當時貴族之禮,不僅知道,實別有一番理想,別有一番抱負,欲以改革世道也。【孔子勉子夏為“君子儒”者在此。儒道之不能產生于當時貴族階級中者亦在此。】

  孔子的批評,一面是歷史的觀念,根據文王、周公,從禮之本源處看。【故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一面是人道的【亦可說哲學的】觀念,根據天命、性、仁、孝、忠恕等等的觀點,從禮的意義上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禮之最重最大者惟祭,孔子推原祭之心理根源曰“報本反始”。此即原於人類之孝弟心。孝弟心之推廣曰“仁”,曰“忠恕”。【孔子以“忠”字積極的獎進人類之合作,以“恕”字消極的彌解人類之衛。故曰:“忠恕達到不遠”。】是為人與人相處最要原理,即所以維持人類社會于永久不弊者。孔子指出人類此等心理狀態,認為根於天性,如此則生死,群己、天人諸大問題,在孔子哲學中均已全部化成一片。

  驟觀孔子思想,似有偏於復古之傾向,【如孔子屢言“好古”。】又似有偏于維持宗法封建階級之傾向。【如孔子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其實孔子已指出人類社會種種結合之最高原理。【即仁】苟能明次,直古直今,無所謂復古,【孔子之好古,只是注重歷史與文化。】亦決不致為階級權力所僵化。【孔子之好禮,只是注重大群體之融結,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孔子雖不直斥鬼神,【如曰:“敬鬼神而遠之。”】或則疑孔子仍為宗法社會時代人之見解,【如孔子主三年之喪等】其實孔子對於人世與天國,【即性與命之問題所解答】現實界與永生界,【即孝與祭之問題所解答】並已有一種開明近情而合理之解答也。故孔子思想實綰合已往政治、歷史、宗教各方面而成,實切合於將來中國摶成一和平的大一統的國家,以延綿其悠久的文化之國民性。孔子思想亦即從此種國民性中所涵育蘊隆而出也。

  孔子在魯國做過司寇,主墮季孫、叔孫、孟孫三家的都城。【大夫執政,為孔子所反對。】然而孔子未獲竟其志。自此出遊衛、宋、陳、楚諸國,【其先曾已至齊。】十四年而返魯,孔子已老。

  孔子周遊,其抱負並不在為某一國、某一家,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孔子實已超出當時狹義的國家與民族觀念之上,而貢獻其理想於當時之所謂“天下”。【在今人視之,孔子只在中國境界內活動。則實為對整個人類之文化世界而服務也。】此種遊仕精神,為後起學者所仍襲,到底造就了一個大一統的中國。【當時則已為“天下”。】

  孔子一面在政治上活動,一面卻招收許多學生。

  孔子因抱改革天下之宏願,故政治活動之外更注重於教育,開中國史上民間自由講學之第一聲。

  孔子在未為魯司寇以前,已有許多弟子,如顏淵、子路、冉有、宰我,子貢之徒是也。孔子老年返魯以後,又有許多弟子,如子游、子夏、曾子、子張、有子之徒是也。大抵孔門前輩弟子,多頗有意政事實際的活動;後輩弟子,則多偏向於詩、書文學之研討。【孔門四科,惟“文學”一科屬後輩弟子,如“德行”、“言語”、(即今之外交)“政事”、(包括財政、軍事等)皆為孔門前輩弟子也。所謂“德行”,只是有才而肯不用的人,非不通政事、外交者。】而孔子卻喜歡其前輩弟子。【故曰:“如用之,則吾徒先進。”先進即前輩先及門之弟子。孔子殆以其有體有用。而尤重顏淵,則因其有才而肯不用。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貢已差一肩。冉有不肯藏,孔子曰:“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小子”即游、夏之輩,其時皆不過二十歲左右之青年也。孔子死後,他們的聲名都掩蓋在諸前輩之上。】